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海外語文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層級分明的英國大綱

1988年，英國國務秘書在當時讀、寫、算基本能力教育的廣泛爭論的基礎上，按合法程序建立了英語工作小組，指定該小組將國家英語課程中對5—16歲年齡階段學生的教學內容作一介紹，該報告提出的各種要求都是法定的。英國還根據學生的差異，在制定語文教學大綱時，將聽說、閱讀與寫作三部分內容分別分為八個層級與一個“超常表現”。請看聽說達標層級的部分內容。

一級：學生談論直接感興趣的事情，聽別人講話并做出恰當的反應。他們向別人表達簡單的意思，講話別人能聽得到，并開始在表現觀點或講內容的時候增加一些細節。

二級：學生在聽說時表現出自信，尤其在感興趣的話題上，有時他們意識到聽話人需要他人們增加相關的細節，在解釋自己的想法時，講話清晰，用詞越來越多。他們通常認真聽別人講話，并做出越來越好的回答，他們開始意識到在一些場合正規的詞語和語調的作用。

(三級到七級從略)

八級：學生在各種各樣的情境中有目地地保持并發展他們的談話，他們組織語言，表達清晰，使用恰當的詞匯、正確的語調和強調，在討論中他們發言多，表現出他們在認真地聽，并十分清楚討論的進展，他們能夠在各種場合自信地使用標準英語，根據需要調整語言的使用。

超常表現：學生在各種情境下正確地選擇使用語言的結構和風格，根據不同的目的自信地改變詞匯和短語。他們主動展開討論，并通過各種各樣的發言使討論持續下去，在討論中起主導作用，同時專心聽別人說，并能理解不同的和復雜的講話內容。他們在各種場合和不同目的下都能夠自信和流利地使用標準英語。

三、階段明晰的法國大綱

法國教育部在1996年修訂了《初級中學語文教學大綱》，制定了初中四年(六、五、四、三年級)語言教學的性質、培養目標、教學大綱，用以指導教學。大綱主要由適應階段、核心階段、分流階段組成。適應階段：鞏固小學階段的學習任務，并逐步向中學教育過渡；該階段為六年級(初一年級)。核心階段：深化和拓展學生的知識與能力，可以組織不同的培育模式；該階段為五年級、四年級(初二、初三年級)。分流階段：充實學習內容，引導學生走向普通教育、中等技校或職業高中；該階段為三年級(初四年級)。法國在1998年頒布的高中語文教學大綱，對二年級與二年級分別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對一年級(高二年級)確定了“中學會考指導”與10門“畢業系列”的學科及其具體要求。

四、要求全面的日本大綱

篇2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匀?、俄兩國，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絲綢與生絲是蘇州絲織業的重要內容，也是當時出口商品的重要組成部分，前夕，由于西歐發展了近代絲綢業，中國絲綢逐漸被排擠出西歐市場。同時，又增加了對中國生絲的需求（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58頁。）。當時中國絲類出口主要"有白絲、白經絲、白繅絲、黃絲、黃經絲、黃繅絲、野蠶絲、野蠶繅絲、蠶繭、亂絲頭、爛繭殼之分"（注：《1916年3月21日在江蘇稅務處為出口絲繭價格致蘇總商會函》，《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788頁。）。蘇州地區的吳江縣是其重要的絲織業基地，震澤絲是吳江蠶絲業的支柱，長期以來，震澤只繅絲而不織綢，其繅絲純是以出售為目的的商品經濟，由于家庭繅絲業零星分散，生絲購銷極為不便，絲行行業應運而生，以溝通產銷渠道（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年：孔令奇：《清前期蘇州的手工業行會》，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經濟史》1996年1月。）。建于清道光咸豐年間的徐世興絲行是近代震澤鎮上有記載的最早的絲行（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0頁。）。

盛澤鎮作為絲綢生產中心，同時也是生絲聚集地。盛澤本地不產絲，其生絲主要來源于浙江的雙林、菱湖、新市、濮院等地。據《盛湖雜錄》記載，盛澤絲業在清"咸同間局面極闊在，外縣皆直接收買，用護照運銷各地，而以上海出口為大宗，名曰洋莊，歲銷額值銀千余萬"（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62頁。）。

同治以后，盛澤絲業經營范圍僅限于織造用絲的購銷，震澤絲經則始終保持出口。替代輯里湖絲而崛起的震澤輯里干經，出口外銷全盛期在19世紀下半葉至本世紀二十年代中期，清光緒6年（1880），僅震澤一地出口即達5500包（每包約60.48公斤），最多的年份是光緒33年（1907），達13100包，其后至民國8年（1919）均在萬包以上（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2-84頁。）。當時全國白絲經出口僅南潯和震澤兩地，震澤的白絲經出口約占總數的一半左右，出口地大半為歐洲市場。

民國初年絲織產品出口基本保持上升趨勢，本世紀20年代中期，出口開始下降，在出口商品價值比例上，生絲比重高于絲綢的比重。當時中國出口英國的商品中，主要是絲、茶兩類，其中絲在英國市場上的貿易量僅次于法國和英屬印度，在英國市場上尚有一席之地（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64-966頁。）。而絲綢在歐洲的市場貿易量則遠遠低于生絲。

蘇州絲織品的對外貿易主要以日、俄、朝、南洋等地為大宗，"清光緒間，運俄綢緞歲有巨額，以海參威為無稅口岸，運商皆由此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日本市場方面，清朝末年尚有蘇緞商"自往設莊營業，關稅值百抽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蘇、浙、閩商往長崎貿遷寄居者，絡繹不絕"（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朝鮮市場更是當時蘇州絲綢的主要出口地，其紗緞銷售高麗市場占30％（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1919年至1921年，我國駐朝鮮元山和仁川領事館的商務報告中，均有各類盛紡輸入的記載（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頁。）。"韓人夙愛祖國，故其全國所需要之禮服，向來悉用蘇州專造之高麗紗緞"（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其對外貿易較大者向有二種，一行銷高麗、安東等處者，名高麗紗緞，一行銷南洋群島各處者，各曰闊貨"（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到前，蘇州紗緞銷售到朝鮮的，有宮紗、亮紗、仿綢、素羅、板綾、庫緞等品種（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歲值一千五百萬以上，工商之賴以生活者甚眾（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7頁。）。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于日、意、法等國蠶絲生產銳減，給中國蠶絲出口一絕好的機會，輯里干經供不應求，絲價飛漲，每百兩自45元漲至100元左右（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5頁。）。盛澤綢在其行銷極盛時代，"遠及南洋群島、東方諸國，甚至北歐、南美、俄國，每年輸入國外及供給全國各地，統計生產約一千數百萬，故當年有一日萬綢之豪語"（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5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自日俄等國開始征收高額關稅之后，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到30年代后期，海外市場由于受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危機的影響，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

海外貿易的發展推動了蘇州地區的絲織業，吳江縣則保持領先地位，據不完全統計，1913年江蘇省25縣桑田總面積為1023004畝，其中吳江縣200000畝，占總數的19.55％，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6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全省全年共產繭63081689斤（其中春蠶繭49366655斤，夏蠶繭13715034斤），吳江縣產繭5800000斤（其中春蠶繭5000000斤，夏蠶繭800000斤），位居第一（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3-44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1913年江蘇省21縣制絲人數達350417人，吳江縣945000人，僅次于溧陽縣（制絲人數134024人，占總數38.25％）；全縣全年共產絲2049486斤（其中人工揀制1715266斤，機器揀制334220斤），而吳江縣產絲1100000斤（全系人工揀制），占總數53.67％，高居首位（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

到1917年，蘇州吳江的盛澤鎮大約"共有8000臺織機，幾乎全部都在盛澤鎮周圍二十五華里以內，所產絲綢，大部分是輕量的，所有生絲再繅，牽經上機以及織綢全由婦女為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9頁。）。據估算，當時盛澤鎮各類絲綢每天正常產量為三千匹，按一年三百個工作日計，年產90萬匹。每匹平均重量以九兩計，共重506250斤（合303750公斤）。生產過程中生絲的損耗，當時蘇州為35％，而盛澤鎮已減至15％。因此，若再加上15％的重量，則全年共用生絲的總數為582187斤（合349312公斤）（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47頁。）。由于盛澤本地不產絲，這些絲絕大部分來自南潯、平望以及浙江省的嘉興、王店、濮院、新市等地，帶動了周邊地區商品經濟的發展。

三

市場需求的發展促進了蘇州絲織業發生了許多新的變化，首先是在生產技術方面的進步，民國時期的蘇州絲織業已開始注意現代新技術和機制工具的引進。1919年，由民間袁鐘瑞、沈鵬、張文蔚等集資創設經成絲織有限公司，購進提花鐵機24架，改用新法制造，"每年可出綢1650匹，每匹價值37元至40元，運銷上海、廣東、天津、北京及長江各埠"。其織出之綢，"新麗奪目，精美異常，尤推為綢業中之特色"（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這一行為榮獲當時農商部的獎勵（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2-33頁。）。1920年，蘇州從日本引進了第一臺電力絲織機，不久即發展到24臺（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到30年代中期的抗戰前夕，蘇州絲織業已擁有電力織機2100臺（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0頁。），生產工具發生了很大變化。

其次，產品的原料結構發生變化--改變了傳統的以純天然絲為原料的生產形式，一些人造絲與天然絲的混紡品也加入了絲織品的行列。產生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是隨著國外人造絲和人造絲織品的輸入，傳統的天然絲織產品受到沖擊（注：據海關貿易報告，我國1919年始有輸入人造絲的記錄，參見《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2-284頁的有關資料。）。

由于人造絲與棉紗的混合品較純蠶絲品價值低廉，很快為國內各個階層人們所喜愛，其"光澤之美麗逾于真絲，更以紡織學之精巧，與棉紗混合制造人造絲之織品價值既廉，用途尤廣"，"財力不能著綢緞者固所為唯一用品，即平昔衣綢緞者亦以其值廉與夫光澤美麗而購用之"，因而"服用人造絲織品者變漸增多"（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281-283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人造絲及外國機制產口的輸入給傳統的蘇州紗緞以極大的沖擊，"生機益形斷絕矣"（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這是世界市場經濟對蘇州絲織業的又一影響；由產品原料結構的變化帶來了蘇州絲織品銷售市場的變化--絲綢貿易開始傾向國內市場，到1933年，盛澤絲織品運銷總額五百余萬元，天然絲織品僅百余萬元，其銷路則"東北已絕跡，南洋亦甚微，大部在蘇浙閩及長江流域一帶"（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7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絲織品結構及銷售市場均發生了很大變化。

30年代中期，以蠟線和人造絲為原料的中山葛年銷額已占總銷售額的75.12％，其他人造絲織品如條子紡和天真紗，年銷近10萬元；而傳統的天然絲織品盛紡年銷僅6萬匹，加上印度紡，洋紡等品種，僅占總數的16.435（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0-182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銷售市場也主要轉向國內。

第三方面，絲織業的發展，帶來了蘇州地區市場機制及社會關系上的新變化。

19世紀下半葉，震澤業市由內向轉為外向，著名的輯里絲及絲經由湖絲船裝至上海轉口輸出，震澤絲市東延至滬，咸豐十年（1860），震澤、南潯兩地絲商為推動出口，在上海合力組織江浙絲經同業總公會，震澤各絲行，絲經行或單獨或聯合派員常駐上海絲棧，辦理收貨及成交和結算等業務，絲棧建有倉庫，絲貨入棧后，由通事（兼翻譯和跑街雙重角色）到各洋行接洽銷售，絲棧與絲行，絲經行之間建有相對固定的業務關系（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84頁。）。

本世紀20年代，震澤鎮上絲行共有二三十家，絲行按其經營性質，范圍主要分為三類：鄉絲行--收購土絲，略加整理后轉售于絲經行，綢絲行--收購土絲，大部分為肥絲，分檔后售于蘇州、丹陽、盛澤等地織造綢緞；吐絲行--收購繅絲及搖經過程中剔下的廢絲，整理賣出，大多用于制造絲線。

盛澤鎮的綢領頭，既要幫綢莊選辦貨物，又要代替機戶銷綢，成為介于綢莊與機戶之間的仲賣人，按綢價之高低收取傭金，機戶將綢送交綢領頭，即可向綢領頭支借現金約七八成，綢領頭負責將綢賣出，若有余則交給機戶，不足則向機戶追回前所支借現金的一部分，其特點為綢領頭必須替機戶將綢賣出，而何時賣出，則機戶不能過問（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這些絲行綢莊所反映出來的市場機制來看，這一時期江南市鎮內部管理流通的市場機制較以往相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已大不同于傳統封建制度下牙行、領投和生產者之間的關系，牙行內部和領投之間分工極細，它們向生產者傳遞商品市場信息，向商人傳遞產品生產信息--從而更接近于近代市場機制的運行功能（注：樊樹志：《江南市鎮的市場機制--吳江個案再分析》，《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月號。）。

另一方面，絲織業的發展也帶來了蘇州地區社會關系的許多新變化。"吾蘇紗緞一業，向為中國大宗貿易，每歲產額幾千萬元，工商之賴以生活者幾千萬人"（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1頁。），"蘇州紗緞業在盛時，共有木機9000余架，職工30000余人，連同摔花、機具工、掉經等男女人幾之賴以生活者，約十萬余，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僅盛澤一地，當時"以絲織為業者，殆不下萬戶，男女工作人數殆在五萬以上，所織之綢如綾、羅、縐、紗、紡等類，歲可出數十萬匹至一百萬匹，行銷各地，除本國各省外，其外洋如高麗、＠①羅、印度以及歐美各國，莫不有盛澤綢之銷路"（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眾多的人以絲織為業，不同程度地改變了傳統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格局。以蘇州地區的吳江縣為例，1935年2月，吳江縣各鄉鎮各類副業總收入為15015942元，其中機織品收入最高，達9580000元，占總收入的63.8％，加上絲、絲繭、綢收入，共10543400，占總收入的70.21％（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309-311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換言之，吳江地區的紡織業收入已大大超過農業收入，紡織業實際上已成為農民經濟生活的"主業"。

在傳統的中國農業經濟中，農村副業無處不在，農副業緊密結合所表現出來的小農經濟的堅韌性，是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重要特征，但是，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卻導致了傳統農業結構中"副業"一詞內涵的變化。以盛澤為例，盛澤的織綢并沒有大規模的工廠，"盛澤紡綢，為一種農民副業，無所謂綢廠，農家織綢，賣于綢莊，農民為生產者，綢莊為銷售機關"（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換言之，盛澤的絲織品"皆系零散機戶，散處鄉間，工人即系本地之鄉人，純為家庭工業，……蓋鄉人之居室即為織造之工場。凡機戶家庭中人口多者，便有織機三、四具，人口少者，只有一、二機，且機戶中亦有時織時止者"（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90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些機戶都是地地道道的本地農民，盛澤的紡織業，也確是農村副業的一種。但是，仔細探究其內部的關系，就會發現，盛澤的紡織業做為副業，和普通地區的副業大不相同，我們通常所講的副業，主要指農民在不影響農業生產的情況下，于農閑時從事的從屬于農業的一種職業，農民的主要收入當然還是以農業為主，而盛澤的情形則不然，"該地農家多以紡綢所得為主要收入，農田收獲，反漠視之，大約農戶依此為生者，約2萬余人"（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從事紡綢業的農民，固然都有土地，而大部都是自耕農，可是對于農業并不重視。他們的重要經濟來源是在于紡綢，這一年紡綢業如興盛，他們竟至可讓土地去荒蕪。所以，年歲的豐歉，他們視之漠然，而紡綢業的盛衰，卻是他們全部的生活所系"（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7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在這里，傳統意義上的副業實際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主業"。這一變化在當時的全國范圍內或屬鳳毛鱗角，但在經濟相對發達的江南地區卻是不爭的事實，正是這一"主、副業"的顛倒，帶來了江南地區土地關系的新變化。

自清代道咸以來，上海地區農村土地分散化已呈明朗趨勢，其主要原因是，伴隨近代化的步伐及新興工商業城市的發展，出現了各種農業外的投資機會。與工商業利潤相比，傳統的地租就顯得微不足道，最富有者對購買土地已不感興趣，他們逐漸放棄了傳統的雇工經營方式，全部出租土地，攜帶著從土地上積累起來的財富，遷往新興的工商業市鎮，把它們變成新式的工商業資本。因此，不可避免地帶來地權的分散化（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地權分散化的直接體現是以中農為主體的自耕農經濟比重增大，并出現了"一田二主"、"田底權與田面權分離的"現象（注：樊樹志：《上海農村土地關系述評》，《上海研究論叢》第八輯。曹幸穗：《論舊中國蘇南經式農業的消長及其經濟背景》，《中國農史》1990年第3期。）。像上面提到的盛澤鎮從事紡織的農民，他們固然都有土地，且大部分都是自耕農，可他們對于農業并不重視，"農家織綢賣于綢莊為該地農家之主要收入，農國收入反漠視之"（注：《吳江蠶絲業檔案資料匯編》，第188頁。江蘇省吳江縣檔案館，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史課題組編，河海大學出版社，1989年。）。他們還常常把土地轉租給來此地打工的紹興、溫州等外鄉人，傳統的封建土地關系實際上已被打破。

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紡織業的發展及由此帶來的土地關系的變化確實值得注意。從明清到民國，江南地區經濟發展的總體生產力基礎并沒有發生質的變化。從歷史"長時段"的發展角度來看，民國初年的蘇州經濟實際上是明清以來江南經濟發展延伸的縮影。在農村，像盛澤及其周圍地區的經濟仍是以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但由其紡織業的發展而帶來的土地關系上不同于其他地區的新變化，則為我們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小農經濟逐步解體的一種途徑，也是傳統農村經濟發展前景的一個縮影；在城鎮，隨著大量的專業經濟市鎮的崛起及原有的中心城市經濟功能的增強，吸引了大量的農村地主投資。以蘇州而言，從20世紀開始建立的近代手工工場及機制工廠，開辟了近代機械工業的先河，預示著傳統手工業經濟向近代工業經濟過渡的必然趨勢。

四

本世紀20年代后期始，蘇州絲織品的國際市場呈萎縮態勢。其原因，除傳統產品自身的缺陷--式樣老化，不規范，生產工藝落后，難以適應歐洲新潮多變的市場需求以及消費觀念的局限、管理方式的滯后等因素外（注：據有關史料，生產工藝的落后，制約了蘇州絲織業海外市場的進一步拓展，市場信息的閉塞，消費觀念的局限使絲織品生產者不能主動調整產品結構，也缺少主動適應市場變化的意識。）。帝國主義的關稅壁壘和本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則是導致其絲織品海外貿易下降的直接原因。

民國初年，日俄等國為排斥中國絲織品開始征收高額關稅，蘇州絲織品銷路銳減。1928年，蘇州紗緞業海外貿易中，僅南洋群島尚有運輸之貨。為此特設蘇州出口闊緞檢查所以管理運銷南洋的絲織品（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22頁。）。1932年盛澤各類紡綢的28個品種中，外銷產品只有8個，主要銷往香港、＠①羅、新加坡等地，其余均銷國內（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到30年代后期，盛澤綢的銷售急劇下跌，"已不及以前三分之一"（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285頁。）。具體地說：

朝鮮市場：后，日本吞并朝鮮，并把持入朝商品關稅。1920年以前尚未加稅，其最高稅率為百分之三十，最低稅率為百分之十五（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頁。）。1920年始征高額奢侈關稅，值百抽百"以拒華綢"（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35-937頁。）。到1931年，日本人造絲大量傾銷朝鮮，并趁杜絕中國絲織品進入朝鮮市場之際，"仿造我國同樣絲織品及人造絲織品，以廉價競賣給朝鮮人所用"，至此，中國絲綢在朝鮮完全絕跡（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3-895頁。）。

日本市場：自1924年7月開始征收奢侈品稅，值百抽百，"遂無運往者"（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890頁。）。

美國市場：美國人"好著光彩多目之綢"，而"華綢門面太狹，裁西服頗不合算"，且"貨物之光彩"不及他國機織產品，絲綢被擠出美國市場（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4頁。）。生絲方面，由于中國繅絲方式陳舊，絲條不均，不能應付美國綢機之用，因此曾一度風靡美國的輯里絲也逐漸退出美國市場，1923年，中國生絲出口美國僅占其市場的6％（日本占80％強）（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59頁。）；1928年9月，紐約組織生絲交易所以推動日益發展的美國絲業，但交易所明確聲明，"惟將來交易以日本絲為限"，以"華絲價格過高，行銷不廣"，不能迎合美國之標準為理由，拒絕華絲進口（注：《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961頁。），中國生絲在美國竟無立足之地。

另外，在越南、加拿大、英國、意大利及澳洲等地，中國絲織品銷售市場均出現萎縮（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

絲織品作為消費層次較高的商品，售價也較高，沒有棉布的消費層次廣，"吾鄉綾一匹，平價銀2兩以上，織文極細，……弘治間，綾匹官給銀一兩，……近時乃有銀10兩，買綾四十匹，布二佰者，率計綾匹銀一錢，布匹銀三分而已"（注：光緒《歸安縣志》，卷13。）。換言之，一般性的絲織品，其價格要貴于棉布三倍左右，這就使它失去了人數最多的廣大的國內下層消費者，就清代蘇州地區絲織品市場變化看，雖然其在國外市場銷售中仍然保持優勢地位，沒有像棉布那樣受到其它地區產品的嚴峻挑戰，且受江南民俗奢靡之風的影響，消費層次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國內市場有所擴大，但總體上看，絲織品的市場貿易沒有棉布市場貿易廣泛，其產品市場貿易的觸角雖很遙遠，但經濟意義則遜于棉布（注：張海英：《明清江南地區棉布市場分析》，《華東師范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就市場購買潛力而言，江南絲織品的真正出路還應該是海外市場。

篇3

2004年6月24日，平安集團在香港聯交所成功上市，融資143.37億港元，平安的發展邁出了關鍵的一步。時至今日，回顧平安上市兩年來的發展情況，可見上市對平安的經營管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帶來了顯著的變化。

在這些變化的背后，是一系列的經營管理舉措，這些舉措推動著上市后的平安闊步向前，可供其他險企借鑒。

一、公司治理結構更趨完善，決策機制更加健全

應當說，平安在公司治理結構方面得天獨厚，有其他公司不能比擬的優勢。員工持股基金的建立，海外戰略投資者的引進，國有股的逐漸淡出，海外上市引入H股，平安的股權結構步步優化，使平安的經營更加理性和富有生機。

此番上市，平安在全球發行13.8789億股H股，約占公司股份總數的22.4%，平安的股權進一步分散。2005年，匯豐收購了高盛和摩根斯坦利持有的平安10%的股份，股份總數上升到19.9%的上限，成為平安的第一大股東。2005年8月25日，匯豐派駐平安的董事AnthonyPhilipHOPE被任命為副董事長。

由于接受了外資股東及海外公眾投資者的監督，平安的管理效率大大提高，決策機制更趨完善。目前，平安集團董事會下設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常委由集團CEO、VCEO、CFO、CHRO、CIO等核心管理層擔任，集團內戰略、投資、人力資源、稽核及主要業務線執行官皆由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擔任，這些高管大多都有海外工作經歷，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享有較高的聲譽。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平安決策體系的完善和科學。

二、經營目標明確，利潤導向更加旗幟鮮明

上市后，來自投資者和股價的壓力，迫使平安的管理層更加關注公司的盈利能力，公司在戰略決策和KPI考核上更強調盈利性。公司繼續強調“品質優先”和“利潤導向”，并以利潤的達成情況作為后線管理人員獎勵的依據。

為確保集團整體利潤目標的達成，集團人力資源部會同企劃部等相關部門力推“問責制”，將集團的經營目標逐級、層層向下分解，并納入各級管理干部的考核，跟薪酬及獎金直接掛鉤。針對指標的達成情況，上級問責下級，形成自上而下的經營壓力和動力。

此外，在每月的經營報告會上，利潤指標成為分析的重點，對虧損的產品、機構、渠道，子公司管理層需要向集團管理層解釋原因并提出改進措施，并由專人負責跟蹤落實。

通過這些舉措，使得利潤和每一個員工的利益都密切相關，追求盈利的觀念深入人心，并轉化為動力和執行力。

三、追求長期經營目標，關注價值增長

當公司進入資本市場后，業務經營的決策原則從根本上講還是沒變，但公司的管理活動復雜多了，因為公司管理者還得同時應付資本市場，要管理投資者預期，以期實現股價的穩定上漲。

公司上市后，投資者和投機者之間的交易活動確定了股價。股價是基于投資者對股票價值的看法決定的。股票的價值等于其內在價值，內在價值以市場對公司未來業績的期望為基礎，取決于公司未來的現金流量和收益能力，期望的變化對股價的決定作用，超過了公司的實際業績所起的作用。從實質上講，投資者購買的是公司未來可能取得的業績，而不是過去的成果。

作為公司管理者，其任務就是要使公司的內在價值最大化。上市后的平安集團就特別注意這一點，其對下屬壽險子公司的考核尤其強調內含價值（EmbededValue）和新業務內含價值（NewBusinessEmbededValue）的增長，從而有效管理市場預期。

四、關注法律法規，經營管理更加透明

上市后，公司需接受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機構和公眾投資者、中介機構的監督，要定期公布業績和隨時披露重大事項，這些都對公司的法律合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順應上市的需要，平安集團先后成立了法律合規部和戰略拓展部，前者專門負責集團法律事務，后者專門負責投資者關系管理。集團的所有對外信息，都要嚴格審核，，保證數據的一致性和準確性。同時與分析師保持密切聯系，分析和模擬市場反應，為保證分支機構的合法、合規經營，集團改革了稽核體系，成立東、南、北三個稽核分部，各分部配備大批審計、財務和業務專才，保證對轄區內各分支機構的常規、專項、離任及案件稽核，省級機構每年至少開展一次常規稽核。與此同時，為配合總公司制度化建設，在各級機構開展制度審計，以保證經營管理制度的標準化。

通過對法律事務的集中處理，對信息披露的管理，以及對分支機構高覆蓋率的稽核，平安增強了守法經營的觀念，提高了經營的透明度，管理更上一個平臺。

2004年初，原平安集團財務企劃部和總精算師辦公室合并，成立平安集團企劃精算部，協同集團戰略發展中心負責集團的戰略規劃，同時專司資源配置及價值管理。上市后，憑借企劃精算部強大的企劃能力，平安完善了滾動三年規劃機制，并著手編制集團“十一五”規劃。

為追求股東價值的不斷提升，上市后的平安開始拓展業務發展領域，積極尋找新的業務增長機會，先后涉足信用卡、電話銷售、企業年金、專業健康險、資產管理、小額消費信貸、銀行收購等業務領域。

2005年11月，來自花旗銀行的RichardJackson出任平安集團首席金融業務執行官。2006年3月，平安人壽董事長梁家駒被任命為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加之負責平安投資業務的平安證券董事長葉黎成，平安集團的保險、金融和投資三大業務線的管理輪廓已經非常清晰，一個現代綜合金融服務集團的模型已經展現在世人面前。

六、倡導節約，強化成本控制

美國著名管理專家邁克爾·波特分析，企業經營中存在兩種基本類型的競爭優勢：成本領先和別具一格。通俗地講，成本控制和差異化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就保險行業來講，由于產品和渠道的高度同質化，差異化無非體現在服務和管理上。在日趨激烈的競爭環境里，由于服務方式的可復制性，服務方面的差異化不能夠建立長期的競爭優勢，剩下的就只有管理。而管理的差異化最終要通過靈活高效的運營流程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所以對于保險企業來講，核心競爭力歸根結底只有一個:通過控制成本建立成本領先優勢。

平安一直以來倡導節約，上市之后更是如此。上市后的平安，開展成本節約工程,發動廣大員工,廣開言路,征集成本節約方案和建議,在進行可行性分析后立即付諸實施,迅速轉化為成本優勢。

成本控制不僅基于股東回報的要求，更基于公司戰略發展的考慮。上市后的平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視戰略規劃和計劃預算，這是平安精打細算、未雨綢繆的戰略方針。從長期來看，平安對發展戰略的重視和規劃，將使成本的投入符合業務發展的節奏,并滿足利潤目標的實現,從而少走彎路,這是最大的成本節約。而通過嚴格、制式、高效的費用控制和成本管理，平安將在內生變量上建立競爭對手無法復制、短期內無法超越的競爭優勢。

七、不折不扣，深入貫徹“執行”觀念

平安上市后，作為公眾公司，政令的暢通，行動的統一，對于維護公司品牌，提高運轉效率至關重要，這當中最根本的就是企業的執行力。

上市前后，平安內部旋起了“執行熱”，從CEO到普通員工，從集團總部到最基層的營業部，都在講“執行”，管理人員幾乎人手一本《沒有任何借口》和《致加西亞的一封信》。

篇4

目前，全國工商注冊登記的中小企業超過1000萬戶，約占企業總數的99％，工業產值、實現利潤和出口總額為60％、40％和60％，提供了．75％的城鎮就業機會。1978年至1996年間．從農村轉移出的2.3億勞動力絕大多數在中小企業就業．1998年中小企業吸納國企下崗職工約460萬人。非國有中小企業已成為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力，尤其是在接納安置國有企業下崗分流人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同時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滿足社會多樣化的需求等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明顯。值得注意的是一批中小企業在國內發揮重要作用的同時，又進軍國際市場進行海外經營，有的中小企業開始在境外設廠布點，更直接參與國際競爭．使自己在國外有了很好的發展。

一、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現狀

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主要體現于民營企業的商品出口、海外經營上。自1978年以來，中小企業中民營企業開始有少量直接出口，90年代隨著三資企業自營出口的增長，到1998年民營企業的直接出口比重已上升到47．3％．成為我國出口增長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全國大約有150家上規模的民營企業被賦予自營進出口權，而且涉及的行業也相當廣泛，且有一批民營企業開始走出國門，在境外設廠辦點．如江蘇三星繡品集團，先后派出個體和私營業主120多人次．在lO多個國家創辦了3O多家境外私營企業;北京時代集團公司在歐洲收購了一家老牌的外國儀器公司，使自己的產品占領了很大一部分歐美市場。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小企業或通過外貿出口或通過出口商品生產等形式，參與國際竟爭。綜觀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狀況有如下特點:

(一)規模偏小。海外市場狹窄，市場過分集中.占領的市場大多是亞洲市場我國中小企業海外市場多半集中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地區、歐美的則很少，其產品覆蓋面也十分狹窄。盡管有外向型經濟活動，但普遍沒有形成規模。我國浙江一帶中小企業走出國門的多些，但內地邊遠地區走出去的企業則較少;走出去的企業中。注冊資本在500萬元以上的中小企業則更少.

(二)中小企業產品檔次不離，外向型發展仍處于相對幼稚水平中小企業產品檔次不高，質量普遍低下。形式單一、老化，出口產品也沒有自己的品牌、附加值、科技含量低。從商品結構看.出口的產品中多是服裝、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高新技術產品或機電、成套設備出口極少。

(三)中小企業人才缺乏．特別是懂得海外經營的人才更少，使其管理水平低下目前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中人才缺乏，且人員素質低下，國內從業人員多半是城鎮新增勞動力、下崗職工、民工、文化水平低的人。加上中小企業主對海外經營培訓不重視，使得海外經營人才更加缺乏。根據對四川省200個私營企業的調查表明，受過大專以上教育的私營企業主占總數比例僅為14％中小企業用人制度上采用“任人唯親”的家族管理方式，與國際上通行的現代化管理制度大相徑庭．這勢必影響中小企業的海外拓展。

(四)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中．利用國外的生產要素少如：先進技術、設備的企業少．即在國外建立的合資企業較少，弱化了中小企業海外競爭的能力和進行研究開發的勢頭，國際營銷網絡面狹．不成體系。

(五)中小企業海外進行直接投資的行業多半為勞動密集行業盡管有其優勢，但隨著高科技的發展，這些行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處于劣勢地位。

二、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面臨的問題

我國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體制不順．多頭管理．致使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機會減少、成本增加目前．我國中小企業依然按照所有制部門及區域，分由經貿委、科委、鄉鎮局、工商局和工商聯等部門管理。由于政出多門、職能交叉、多頭管理。致使口徑不一，管理分散，地方企業無所適從在項目審批、產品鑒定等方面職權不清，多方插手、重復收費，“三亂”現象極為突出。加之社會中介服務體系尚不健全，造成中小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在產品開發、市場定位、資金投向等方面存在較大的盲目性。辦理商務出國的費用高、環節多、效率低，往往使中小企業坐失商機。

(二)融資困難，告貸無門．致使中小企業海外經營后勁不足資本經營是中小企業海外經營乃至生存的最關鍵一環，然而由于我國大銀行對中小企業惜貸，政府對民間金融機掏采取抑制發展政策，致使中小企業融資困難。出現：1．資金供應不足。目前我國尚無專門為中小企業貸款的金融機構，加之商業銀行體制改革后權利上收，而以中小企業為放貸對象的基層銀行則是有責無權，有心無力；實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后，逐級下達“存貸比例”，使本米就少的貸款數量就更為可憐，貸款供應嚴重不足。2．中小企業尋保難。因為中小企業多為租賃經營，無不動產作抵押．因而為中小企業擔保的機構就少．擔保的品種也就單一。此外，中小企業借貸成本高，放貸的責任大，直接融資無渠道等，也影響了其融資能力如：福建省中小企業約52％無力從銀行獲得貸款，致使21．6％的中小企業開工率低于50％；73％的小型企業開工率低于80％。3．扶持不足。8O年代國家對以中小企業為主的鄉鎮企業發展給予了許多優惠政策隨著改革的推進，這些政策逐步取消了。在新形勢下，中小企業不但很少得到優惠，反而由于各級政府熱衷于大企業、大集團的建設而遭冷落和不公。

(三)政策不公。市場無序。增加了中小企業經營成本長期以來在人們的頭腦中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只有大企業才代表工業發展的未來，才能為國家工業化作出貢獻。雖然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的發展極大繁榮了我國經濟．但一種很有影響的觀點卻認為．它們與大企業爭資源、爭市場，大量生產偽劣產品，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許多人有意無意地將加強大企業同發展中小企業對立起米。這種觀念也影響政府部門所制定的政策，使我國出臺的對中小企業的政策呈現出一是短期性，二是不公平性，致使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成本高，利潤低。近年來出臺的政策多是按照企業規模和所有制設計操作的，對大企業優待多，對中小企業考慮少；對公有制企業優待多，對私有制企業考慮少政策適用上也存在著不公平性。具體表現在：

1在稅收政策上，國有企業可先繳后提，非國有企業無此待遇；中小企業特別是個私企業往往是小額納稅人，增值稅發票難以抵扣，實際稅負增加；個私企業存在雙重納稅的現象等。2在土地政策上，我國中小企業不能享受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增稅減免等政策。3．在銀行呆壞賬準備金核銷上，大企業可列入國家計劃及時優化資產負憤結構，中小企業無此厚遇4．在行業準入上，中小企業尤其是個私企業還受到諸多限制。此外+市場交易規則缺乏，市場秩序混亂。加之一些部門執法不力，使中小企業正常經營困難重重。

(四)加入WTO后。中小企業海外市場拓展競爭將更加劇烈加入WTO后。一方面給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提供了難得機遇+使其進行海外經營面臨著許多有利條件，但不乏挑戰因素的存在。我國中小企業海外擴展面臨的突出問題有：1．加入WTO后我國中小企業將面臨國外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的嚴重打擊；國外高精尖產品一方面沖擊我國內市場，另一方面也占據了許多海外市場，使我國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有較大難處；2．加入WTO以后+我國中小企業將受到已加入WTO的發展中國家同類企業的競爭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產品如印度等國的產品也在國際市場上與我國中小企業分爭海外市場。這兩方面將會影響到我國中小企業海外市場所占的份額大小。

(五)自身因素制約其發展，致使其海外經營步履放慢除上述企業的外部問題外，就中小企業自身而言，主要有企業體制和組織制度不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企業管理水平和人員素質有差別、企業技術含量不高、開發能力不強、盲目投資及低水平重復建設嚴重等問題使企業產品檔次低、中小企業的海外拓展的步伐要比其所預想的緩慢。

三、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的優勢

盡管中小企業存在著一些問題．但是不能就此否定中小企業有走出家門跨人海外市場的能力，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仍然存在著優勢．既存在著外部環境提供的機遇，也有自身積累的勃發力。

(一)WTO與經濟全球化給中小企業海外發展的影響提供了難得機遇我國中小企業實現二次創業，走出國門，融人世界，這是中小企業經濟發展的一種趨勢。隨著我國加入WTO步伐的加快，將使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緊密相連，小企業也將獲得一個多邊、穩定可預見的公平競爭環境，使我國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經營有著良好的機遇：1．WTO要求實現多邊、無條件、穩定的國民待遇原則，將使中小企業在產業準入等方面，與國有大型企業和外資企業享有同等權利．有利于中小企業開拓國際市場；2．WTO要求放開資本市場，允許外資銀行進入，將使中小企業更多的渠道和方式獲得間接融資與直接融資機會；3．WTO將加快信息技術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地域不再成為制約中小企業發展的一個因素，它將具備與大企業競爭的能力；4．WTO將推動全球產業結構調整，使更多的中小企業將成為跨國公司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更加便利海外擴展。

(二)中小企業經過20年的發展．已具備海外擴張的能力中小企業已積累了一定的資本，擁有了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加之有一部分中小企業已走向國際市場，積累了一些海外經營的經驗。這為海外擴張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國的中小企業大多為鄉鎮企業，其產品鄉韻氣味濃厚，可以彌補海外行空穴，擴張我國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加之中小企業靈活性，應變市場能力強+能夠適應海外市場的風險，較容易利用跟進原理占據海外經營市場。

四、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發展的對策

自9O年代來+中小企業規?；?、集團化的發展趨勢席卷全球，中小企業走向世界進行海外經營不僅是中小企業一種明智選擇，而且已經成為一種潮流。中小企業走出去，實現第二次創新+對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對當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深化國企改革，具有重大意義。目前，我國已有13萬多家鄉鎮企業的產品走到國際市場，有6300多家的鄉鎮企業辦了跨國公司。為了進一步發展中小企業，迅速提高中小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趕上和超過發達國家的中小企業，使之成為拉動整個企業發展、地方經濟、國民經濟的火車頭。政府應為中小企業海外經營創造良好的環境，減少中小企業海外經營的成本，解除其經營的后顧之憂。具體對策如下：

(一)政府應在理念上扶持．為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提供良好的環境中小企業雖然是民營企業，但在理念上、觀念上必須從計劃經濟的體系中解脫出來，建立起與國有經濟一視同仁，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經濟理念．不應該考慮企業的姓公與姓私而采取不同的政策標準來對待。要按照“三個有利于”、“發展是硬道理”的客觀標準做好中小企業的扶持工作，“加長”政府“有形的手”為各類中小企業發展提供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這樣才能使中小企業輕裝上陣，為其海外經營減壓減負。

(二)開辟更多的融資渠道．改善中小企業融資環境．保證中小企業有能力參與國際競爭中小企業要進行跨國經營，必須有足夠的資金企業的運動過程實際上也是資金的運動過程，如果中小企業的發展資金需求得不到保證，企業就很難順利地開展自己的業務。為此要做到：1．變間接融資為直接融資。應盡快開通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有選擇地開展“創業板”試點，改變中小企業過分依賴間接融資單一渠道狀況；2．扶持建立和重點發展適合中小企業特點的中央、地方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并對中小企業進行分類排隊，按照“優先支援企業”、“有條件支援企業”、“其它企業”的順序，在數量上保證供應，同時，采用多種形式．如我國經濟學家董輔{n所提倡的大力發展民間擔保公司，利用民間資金建立中小企業信用和監管制度，搞好中小企業資信檔案，銀企聯手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保證我國中小企業在參與國際經濟大競爭中有足夠的資金支持

(三)進一步理順中小企業管理體制，改革外貿體制．建立公平的市場環境。為中小企業海外經營掃清障礙．鋪路架橋中小企業管理應按照國家經貿委《關于鼓勵和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若干政策意見》的要求，結合當地機構改革的實際，進一步理順中小企業管理體制，盡快明確中小企業管理機構以形成全國縱橫貫通、上下聯動的中小企業工作網絡我國中小企業參與國際經營，工商登記手續十分繁雜，曾存在著多頭審批的現象使中小企業進行跨國經營面臨著許多不便今后，要進一步改革外貿體制，由原來的審批制改為登記制，簡化審批手續，節省審批時間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一個公平合理的市場環境，為中小企業跨國經營提供發展空間。

{四)強化政府在中小企業走出去的服務功能政府在中小企業提供全程服務工作，主要有：1主動與相關國家簽定雙邊協定，為中小企業提供雙邊的法律保障。2提供信息咨詢服務，有針對性地搜集中小企業所需要的市場信息、技術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等經過必要的分析和加工后，為中小企業提供信息咨詢服務，以保證中小企業作出準確的判斷、決策；3提供中介服務，為企業與科研機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開展經濟協作以及企業的產品出口等牽線搭橋；4．加強培訓服務，政府應舉辦各種跨國經營跨國管理培訓班，使中小企業經營者經過培訓獲得相應學歷，并鼓勵他們出國考察，掌握新知識．幫助中小企業經營者提高素質、改善經營管理，為他們開拓國際市場創造條件；5．為中小企業提供企業診斷和經營指導服務并借鑒國際上幫助中小企業發展的經驗，按照產業政策的要求，重點扶持一批優秀中小企業。6為中小企業提供海外投資保險，中小企業到海外辦廠遇到的風險比國內大，除中小企業自身采取一些防范措施外，我國應借鑒其他發達國家的經驗成立全國性的海外投資保險機構，專門負責為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政治、經濟類保險。

(五)搞好技術創新．促進特色經營創新是企業發展的動力和源泉，世界上產品的競爭，實質是科技的競爭。中小企業在市場中拼搏如果不及時更新設備，開發新產品，使之潮流化、個性化．則很難保持原有市場，開拓新市場，我國中小企業普遍生產水平低、設備陳舊落后，企業和產品的市場競爭能力較弱。因此必須加快我國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步伐，圍繞現有企業母體加大投人，提高技術裝備水平，實現產品的升級和技術創新，從而把中小企業從依靠簡單量的擴張、生產一些檔次不高、重復建設的產品，轉變為依靠科技，搞深加工，生產適應市場需求、競爭能力強的產品。并積極走專業化生產和特色經營的發展路子，重新調整產品的市場定位，找準切A點，在產品、工藝等方面積極為大企業提供配套服務，努力建立長期穩定的協作關系，實現市場的聯結。同時，還要加強中小企業之間的協作關系，共同加強新產品、新技術、新市場的開發。處于產業上、下游的企業要加強配套，形成合作群體。

(六)中小企業要重視培育高素質人才提高管理水平．增強海外經營的能力企業要跟上時代的步伐，歸根到底取決于人才素質，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的決策力、組織力、觀察力、協調力等綜合素質，我國中小企業高級經管管理人員，一部分是受計劃經濟教育過來的，另一部分是新起的私營企業家，他們對科學、嚴格、系統、規范、動態的現代經濟管理認識不足，有的甚至沒有入門。人才競爭是一切競爭的基礎，中小企業要走向國際市場和開展海外投資活動，就必須有一批熟悉國際貿易規劃與慣例和企業經營管理的外經貿、金融、營銷、企管、財務、技術等方面的專業人才。為此中小企業應采取各種措施，調動高校力量，開辦各種培訓班．建立有效機制，培養海外經營人才使其具有跨國經營、管理知識，提高其馳騁市場的理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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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什么要培養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

華文教育的對象大部分是出生在海外的華裔青少年。雖然這些土生華裔對中文有著本能且樸素的心理認同，但是由于中文學習在旅居國屬于非主流教育，而且缺少相應的語言和社會環境，使得他們的中文學習動力明顯不足。而傳統音樂和民族歌謠的傳唱，不僅能營造輕松的學習環境，加速完成語言的識記，還能多途徑地提示文字的再現，在提升華裔青少年對民族文化的“學習興趣”方面，中國音樂海外教育無疑顯得更有親和力。而目前海外華樂教師后繼乏人，致使許多華校無法正常開展音樂教學，培養專業的海外音樂教育人才是對華教師資必要且有效的補充，更是對海外華文教育最實質的支持。

音樂具有教化、認知、審美及娛樂的功能。穿越時空，古今中外，無論是中世紀哲學家，還是現代教育者，都不約而同地認識到音樂教化人心，引導價值歸屬的強大力量。一些海外華裔青少年仍存有“民族認同疲憊”和“不愿作華人”的思想，他們也常因為不能徹底融入旅居國社會而困擾，在完整他們的精神寄托與身份認同方面，華文教育被視為民族文化的“留根工程”和民族意識的“希望工程”①。音樂語言往往帶著本民族的文化烙印，各異的音調訴說著不同民族的性格，中國音樂海外教育能更加清晰地引導受眾找到文化的歸屬和民族的認同。海外華社僑團肯定來自民族母體的培養和輸出的渠道，信賴這樣的華樂教師能堅持民族品牌和質量保證，中國大陸也必須培養出熟稔本民族文化的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這不僅僅是對海外華人尋根的承諾，更是不可推卸的民族音樂傳播義務。

二、培養什么樣的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

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是開展海外國樂傳播和民族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擔者。從培養目標來說，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應該有兩個層次，基礎層次是海外華樂教師，他們可能在海外各類專業或普通院校從事教育工作；更高層次是華樂海外傳播的組織者，他們可能進入社會文藝團體、文化機構負責研究、評論或組織、管理等方面工作。

在培養目標和培養模式上，與藝術院校音樂教育專業有一定的共性，其核心是支撐音樂教育教學所應具備的能力因素：要有較強的聲樂、器樂表演能力和音樂鑒賞及辨別能力，掌握音樂作品的分析方法、具備一定的音樂創編能力；具有較強的組織音樂教育教學活動、文藝活動和競賽工作的能力；具備一定的音樂教育科研能力等。

但是，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的培養又有其鮮明的特色：首先是需要具備一定的華文教育能力，熟悉中華傳統習俗和文化常識，掌握漢語言基礎教學技能，具有相應的基本理論素養，熟悉祖國僑務政策，對海外華社僑團有一定的了解，能針對他們的需求，結合實際因地制宜組織教學活動，開展教育工作；其次是對教學組織能力的要求更高，需要能結合當地華教程度和政治氛圍實際，在教學過程中突出包容性和靈活性，能緊密聯系本土因素，及時調控教學目標，在教學內容的選擇上要能突出傳統型和民族性，以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為己任；第三，更加重視各種實踐環節的鍛煉和體驗，除了藝術實踐和采風觀摩外，一般還要求在大學一、二年級就能介入中學音樂教育，畢業實習環節能根據華校僑團實際獨立開展音樂教學或海外社團活動組織。

如果說，處于基礎層面的海外華樂教師可以看做是針對性強的音樂教育和對外漢語教育的合集，那么，作為高層次華樂海外傳播的組織者，就需要更進一步掌握黨和國家的文藝方針，對國內國際形勢有一定的解說和宣傳能力，熟悉海外僑務政策和法規，具備一定的組織管理能力、溝通協調能力及海外創業能力。

三、怎樣培養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

華僑大學隸屬國務院僑辦，以“為僑服務，傳播中華文化”為辦學宗旨，該校音樂舞蹈學院各專業皆以海外教育為培養方向。以該校為例，可窺一斑，探索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培養之路。

在核心課程開設上，更加傾向華文教育。該校音樂學海外教育專業除了樂理、視唱練耳、聲樂、器樂、和聲基礎、音樂欣賞、合唱指揮、歌曲寫作、曲式分析、藝術概論、舞臺表演、舞蹈、音樂教育導論、音樂教育哲學、教育學、心理學、音樂教學研究、現代教育技術等，還凸顯海外教育方向的特色，強調民族音樂的重要性，開設了中國民族音樂概論（大一）、中國音樂史（大二）、中國傳統器樂（大三）、中國戲曲（大三）；大一、大二學生必須選修中國樂器，作曲理論課程設置中插入民族和聲、民族曲式結構理論的學習；開設了華文教育概論和現代漢語、漢語言教學、中國文化基礎知識等課程，支持高年級學生參加教師資格證和對外漢語教師資格證考試，鼓勵他們參加普通話一級乙等水平測試，以便能同時承擔對外漢語教學任務，提升了學生在海外華校的就業競爭力。

在主要實踐環節上，更加傾向切合僑情。除了畢業實習、音樂調研與采風觀摩、就業指導、畢業設計等，還針對華校和僑團對合唱、民樂的需求，組織主題藝術實踐：合唱是一種廣受海外華僑喜愛且便于組織的藝術形式，指揮合唱是海外華樂教師最基本的技能，低年級強調合唱與指揮的重要性；高年級則以組建民族樂團、排練民族器樂曲為重要組成。藝術實踐成績作為選拔參加海外實習的重要指標之一。

在師資建設上，更加傾向民族特色。目前學院擁有多名古琴、古箏、琵琶、二胡、竹笛、簫、笙、嗩哪等民族器樂教師和民族演唱風格的聲樂教師，還聘請了中央音樂學院陳自明教授為學生講授民族音樂文化課程，引進廈門大學和集美大學的民族器樂教師作為補充，邀請臺灣音樂藝術指導林水永參與民族打擊樂教學。

在辦學調控上，更加傾向海外需求。學院不定期地派團隊到東南亞各地調研學習，了解當地華文教育現狀和華校僑團的需求。筆者曾經在2010年隨團赴馬來西亞聯系海外實習學校。馬來西亞華文教育歷經艱難險阻延續了190多年，創造了華文教育史上的奇跡②。但是，馬來西亞全國61所華文獨立中學幾乎沒有一所單獨擁有自己的華樂教師，大部分沒有正常開設音樂課程，沒有統一的音樂教材，各校華樂團的組建規格和訓練水平差別較大，多數是為每隔兩年的全國華樂團賽事艱難維度。獨中和中華小學期待來自中國大陸的音樂學海外教育實習生，有的學校甚至愿意以正式華教師資的薪酬聘請，市場需求極大。學院結合學生培養目標，有針對性地調整教學安排和課程設置，以便滿足海外需求。

在素質培養規劃上，落實海外教育五項技能訓練。在落實人才培養目標、核心課程設置、提高教學質量的基礎上，學院還構筑了由文化、涉外、教育、領導和專業等五個系列技能組成的“海外教育”技能培養平臺。文化技能是針對藝術類學生文化基礎較弱的實際情況而設置，由中華經典吟誦、書法國畫、現代漢語應用和民風民俗賞析等組成。為提高教學質量，還邀請音樂大家共同打造文化基礎課，中央民族樂團吳少雄曾評講由其作曲的芭蕾舞劇《鵲橋》，古琴家丁承運來校與師生品味古琴操縵文化……落實文化基礎課有助于提高學生的文化藝術修養，熟知中國音樂的文化背景，讓他們在海外教育工作中更加得心應手。涉外技能以華文教育素質要求為參照體系，從大一到大四，分別進行英文應用能力、外交禮儀培訓、僑情介紹和華文教育實習等四個層次的培養，英文經典片段誦讀賽和周末英語角已經成為品牌活動，由“新加坡華人歷史研究備忘錄”、“馬來西亞華文教育與我們”等組成的僑情系列講座也受到學生的歡迎，從學生海外實習的反饋來看，涉外技能的系列訓練的確提高了他們在海外工作的溝通交流和環境適應能力。教育技能系列圍繞師范生基本素質，從說課設計、課件制作到教師資格證書模擬考試和教育實習，緊密配合音樂學專業需求和海外教育課程設置，培養學生的課堂教學組織能力，為海外華樂教學質量提供相應保證。領導技能系列主要由施政演講、團隊執行、主持引領等板塊構成，旨在培養學生的執行能力、思維能力和人際關系等技能；而音樂專業技能則由聲樂、器樂、即興伴奏和作曲等四個實用板塊組成。專業技能和領導能力的結合訓練將促進學生更加關注細節，提高執行力。在海外華社僑團，凝聚人心和認同意識和組織各類喜聞樂見的藝術活動是分不開的，而且，贏得僑團支持，爭取展示機會才能獲得載體不斷強化主流價值理念和民族歸屬感。學院希望每一名中國音樂海外教育者不僅能勝任海外華樂教師的崗位，還能成為彰顯文化軟實力的踐行者，成為民族文化的傳播大使。

2011年該校送出的第一屆畢業生中超過50％的學生曾應邀赴馬來西亞的10所獨立中學或澳門的5所中學參與教學實習，期間還參加了當地鄉親社團的系列活動，舉辦了實習匯報演出，得到了各中學及當地社團的肯定。有10名應屆畢業生報名國家漢辦的志愿者選拔，在國家漢辦的選派或海外僑團的支持下，他們前往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地從事華樂推廣：馬騁在泰國曼谷的吉拉達學?？鬃诱n堂從事音樂教學，參加工作第三個月就得到泰皇室的召見，被當地華社視為教學骨干送到中國北京集訓，還受邀到普吉等地參加教學采風活動；曹子靖到菲律賓描東岸及時小學任教，除了本校的音樂教學之外，也常參加本州附近大學的系列活動，包括在馬來西亞獨中任教的其他校友，都得到了當地華校和僑團的歡迎和好評。

華僑大學音樂舞蹈學院通過對海外教育專業學生開展通識教育，拓展五項技能，主動融入華文教育范疇，打造學生的國際視野，增強他們對海外教育的感性認識，提升他們的海外就業競爭力，正是為培育合格的中國音樂海外教育人才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