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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基礎教育是培養創造性人才的奠基工程，是國家經濟發展、社會進步、人才培養的生命線，而這根生命線的給養質量與生命力又取決于是否具有一大批中小學名師(以下簡稱“名師”)。因此，在教育逐步走向現代化的新時期，社會呼喚教育，教育呼喚名師，學生渴望名師。

一、新時期名師的主要內涵

“名師”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概念，其含義隨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深化。傳統意義上認為，名師是指在教育界影響廣泛并擁有知名度和追隨者的杰出教師。通俗地說就是學生最喜愛、家長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會最敬重的教師。他們是師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學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隨著教育的改革與發展，在教育走向現代化的新時期，社會希望名師具有與時俱進的素養，諸如成為教育理論的建設者、教育事業的探索者、教育實踐的改革者和教師發展的引領者等。本文認為新時期名師有五種共性特質、五種個性特質及四個成長特點。

五種共性特質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經濟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質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養和科學素養為基本內涵的豐富知識；三是對教育原理進行實踐分析與應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斷力與信息整合力相結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五種個性特質主要包括：一是區域風貌(經濟、文化、自然風景)與教育教學的結合能力；二是對不同學生群體的個性化認知與親和能力；三是對教材等教學資源的個性化分析與應用能力；四是掌控課堂教學的個性化組織與交流能力；五是用獨特的人格氣質感染并影響學生的能力。

四個成長特點主要有：一是時空性，即名師個體素養的成長具有時間的延續性，既是“現在時”，也是“過去時”，還是“將來時”，其影響范圍具有空間的擴張性；二是競爭性，即在一定的時空領域，同一個層次和不同層次的名師是以一種競爭的狀態存在的，這種競爭性，既是名師成長與發展的常態，也是名師成長與發展的動因；三是遞進性，即不論是不同層級的名師，還是名師的精神力量、專業素養和教育藝術，在其成長與發展的歷程中，都是以遞進的方式生長的；四是差異性，即在名師的精神力量、專業素養和教育藝術方面，不僅同一層次的名師群體之間存在明顯的差異性，而且同學科、同層次名師之間的個性風格也有明顯差異，并使名師的成長與發展具有不斷完善的空間。

“名師”的素養是多元動態的，以上十種特質特別是個性特質不一定都具備，其發展狀態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種特質不是孤立割裂的，其發展層級處于動態變化之中。

二、新時期名師的重要品質

名師的品質眾說紛紜，涵蓋甚廣。本文經過研究與實踐認為，名師的主要品質有以下六種。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他是基于對教育事業的社會歷史價值的深刻感悟與認同，基于對教育事業的鐘情摯愛，基于在教育事業中個人成長及價值創造的幸福追求，并從這些方面生成、建構的一種生存情懷與靈魂振奮。名師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這種精神力量是名師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師職業道德更深地滲透、融通于教師的所有職業生活乃至生命歷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專業知識，包括廣博深厚的文化知識、全面準確的教育知識、系統精深的專業知識。新時期名師尤其要具有組織化、系統化的專業知識體系，對專業知識的學科架構、來龍去脈、前因后果、發展趨勢，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廣博而精深的知識體系是名師的堅強支撐。

三是扎實的教學功底，包括教師必備的技能性因素(可稱“硬功”，比如教學語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學因素(可稱“軟功”，比如教育機智、課堂的調控能力等)。“軟”“硬”之功是名師成長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時期名師的閃光點尤其表現于“軟功”，他是展現名師超群的教學藝術、創造性的教學能力、獨樹一幟的教學風格的匯聚點。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學與研究是成就名師的“雙翼”。“教”而不“研”則淺，“研”而不“教”則浮。教學是研究不竭的源頭活水，研究是教學富有生命與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時期名師要具有較高的學術素養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學中遇到的問題，及時科學地轉換為科研任務，通過教育科學研究，實現對教育問題及其規律的開拓性認識和探索，從而不斷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五是較強的引領能力。新時期名師要善于挖掘潛力、磨礪自身，通過帶教、帶學、帶研等方式來傳播先進的教學理念，傳授精良的教學經驗，指導其他教師不斷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為教師群體發展的“輻射源”和引領者。

六是強烈的合作意識。名師在博采眾長之中成長，應該不斷地汲取同行、專家的教育教學智慧，是為“合”。同時，名師所關注的已經不僅僅局限于本學科的教育功能，還要重視多學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與其他學科同行協作，共同關注學生的綜合素養與全面發展。

三、新時期名師的成長途徑

教師的成長途徑是指以教師個人為能動主體，以不斷強化主觀進取心為目的，有意識設計的、促進自身素養和能力不斷提升的學習與實踐的路徑、方向。筆者經過三年的探索實踐，初步總結出新時期名師成長的六條途徑。

(一)專業規劃——設計自我發展道路

教師的專業發展規劃，是對教師專業發展的各方面、各階段及其步驟的設想與規劃，是教師對自己專業成長進行研究、定位和推進的過程，是一種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許。例如，重慶市巴蜀幼兒園以“制定適宜的專業成長計劃”為突破口，幫助名師培養對象分析自己的專業優勢和不足，找準專業成長的定位，并用《名師成長手冊》具體呈現專業成長計劃，以“發展愿景與規劃”“專業學習與發展”“教育設計與實踐”“教育研究與總結”“自我總結與反思”等具體項目，規范教師的行動步驟，記錄教師的成長足跡，調控名師培養對象的發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師成長的專業規劃往往凸顯于一道道“關隘”的攻堅，特別是在創新學習、主題歸納、思想提煉、風格塑造等方面，因此還需要擬定并執行更為詳盡的計劃。

(二)專業學習——修煉深厚教育功底

新時期名師的專業學習主要包括“練功”、讀書和“閱人”三種方式。

其一是“練功”，包括“四練”，即練心、練腦、練口、練筆。“練心”，就是不斷錘煉對教育教學的情感體驗，保持責任心與幸福感，克服隨時會產生的倦怠之心；“練腦”，就是錘煉教育教學的創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學機智，使課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針對性；“練口”，就是錘煉自己的教育教學語言，使語言風格多樣化、蘊含豐富化；“練筆”，就是錘煉自己教育教學策劃設計、反思總結、提煉歸納的動筆能力，讓“動口”水平與“動筆”水平和諧發展。

其二是讀書。閱讀經典，與教育大家對話，是名師教育思想形成與發展的基礎。例如，重慶市沙坪壩區育英小學為了提高教師研讀名著的實踐效益，提出并踐行了“對話名師讀出思想點、讀懂文本找出設計點、量身訂做找準參與點、課后比較引出反思點、厚積薄發提煉創新點，從而再造‘我的課堂”’的研讀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師培養對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學特色。

其三是“閱人”，包括學習同行經驗和學習專家思維。學習同行經驗，指通過拜師、聽課、研討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與碰撞中學習他人的經驗，汲取他人的教訓，做到博采眾長，揚長避短。學習專家思維，指學習和領悟專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學態度等。例如，重慶市北碚區朝陽小學充分利用西南大學專家導師團隊的力量，通過“聆聽專家講座，領悟專家思想；參與專家課題，學會反思研究；實踐專家思維，現場診斷課堂”等措施，引領名師培養對象的教育思想向縱深發展。該校的名師培養對象陳維禮、張曉等就是在這樣的“閱人”過程中，分別成長為重慶名師、特級教師的。古人言：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而“閱人”則更進一步：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

(三)教育實踐——磨礪教育實踐智慧

教育實踐是名師生存與發展的沃土。名師教育觀念的樹立、教育精神的養成、教學方法的創立、教學風格的形成、教學個性的張揚、教學業績的彰顯等，都是在教育實踐中，尤其是在與學生的交流中、在與教師團隊的協作中完成的。例如，重慶市巴川中學構建了“三人六步”磨課法，即由同學科的三位名師培養對象擔任主角，通過六個步驟：一研——深入鉆研課標教材，設計教案；二議——分學科組集體評議教案的科學性、實效性；三試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講教師在精心準備的基礎上上課；四評——學科組評先行課的實效性和針對性；五比——由另兩名教師分別再上課，在比較中進步；六獻——在反復修改、完善的基礎上，主講教師給全校或全組成員獻匯報課。“三人六步”磨課法師法“三人行必有我師”的古訓，秉承“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的智慧，立足課堂教學這一教育實踐的主陣地，體現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協作共贏”的團隊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騰飛的翅膀

開展教育研究是名師強勁的“腿腳”。蘇霍姆林斯基曾經指出：教師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邏輯、哲學基礎和創造性質來說，本來就不可能不帶有研究因素。小學名師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課題或問題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敘事研究。例如，重慶市巴川中學立足課堂教學，以學期為研究周期，開展微型課題研究，并通過優秀課題的評選、交流、推廣，凝練名師培養對象的經驗，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長。近兩年來該校名師培養對象在公開刊物上19篇，論文獲國家級獎項38人次，碩果累累。該校的郭洪老師正是在這樣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長為重慶市特級教師的。實踐表明，沒有教育研究，名師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曇花一現。:

(五)總結反思——提高理論與實踐的融合度

篇2

2取得成績——贏得體育同行的認可

取得成績：就是體育教師在立足教學崗位的基礎上，積極參加體育教學競賽和體育運動競賽。(1)堅持參加教學競賽——爭取外出學習機會，積極參加教學競賽。職業學校的體育教師在做好教學工作的同時，積極參加體育教學競賽。培訓和競賽是教學業務提高的最佳手段，也只有參加培訓和競賽才可能促使自己研究教學業務。現在，職業學校體育骨干教師培訓的機會比較多，省、市、學校都會組織，特別是在教研組進行業務學習教研活動，是一個積累的過程。而教育部門舉辦的各種培訓更是業務提高的難得機會。如果職業學校的體育教師能夠參加教學競賽那更是磨煉自己的好機會。江蘇省教科院組織的“兩課”評比，全國中等職業學校體育與健康“創新杯”教師信息化教學設計和說課大賽，是體育教師展示自己教學水平的一個良好平臺。因為在參賽的過程中，體育教師必須要研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等，在提高自己的業務能力的同時，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2)堅持帶隊訓練——名體育教師不能夠帶好一支運動隊，不是一個“名”教師。體育教師教育工作的另外一個主要任務是：做好運動隊的訓練工作。職業學校的體育教師不愿意做運動隊的訓練工作，原因是運動隊訓練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精力，有時候，短時間內的訓練是出不了好成績的。他們恰恰犯了訓練學中的常識性錯誤，那就是訓練學中要求的系統性、不間斷性原則，對于職業學校的體育教師來講，做訓練工作確實是對他們考驗，而只有經受過這種考驗，才能夠積累豐富的訓練經驗，取得更好的體育運動競賽成績。江蘇省教育廳聯合省體育局每年定期舉辦省職業學校籃球、健美操、田徑等傳統比賽。在參賽的過程中，是對職業學校體育教師的一次全面的檢驗，取得優異成績的體育教師能夠獲得體育同行的認可和贊譽。贏得體育同行的認可：就是通過自己在教學競賽和體育運動競賽中脫穎而出，取得比體育同行更好地成績。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把自己的參賽經驗毫無保留的傳遞給自己的同行，并對體育同行的參賽起到指導作用，帶領大家共同進步。

3讀書寫作——贏得專家的認可

篇3

以學為中心，不是教師輕松放手，而是更需要教師精心預設，因為只有精心預設，才會有精彩的生成。雖然賁老師總是很謙和的說，我還沒有看學生的研究單，還沒想好如何上課，但課早在他心中進行了勾勒，課的大致環節，課的細節處理，課的核心環節等等內容早就有了思考。這是這樣精心的預設，才會讓我們充分感受到課堂的精彩。

以學為中心，不是沒有課堂結構安排，而是從學生的實際進行教學。以前的課堂教學，我們更多的是采用教師講授，學生練習的方式進行教學，現在更多的是關注學生的學，才能有效進行指導，根據學生的實際進行教學，課堂會調整一些教學環節，但更多的是找到了一種“使教師可以少教，學生多學”的方法，安排這樣的環節，更多的是有利于學生的學，支持學生的學，促進學生進行深度的思考和成長。

篇4

自孟綮《本事詩·高逸第三》以詩史之稱評價杜詩后，這一說法便成為后代詩論家考評杜詩的重要層面。觀孟綮所論，“畢陳”、“推見”、“殆無”表明敘事詳盡，而“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指明所敘事類，由此而論，詩史意應為杜詩詳盡地記述了自己的生活事實，接近似《史記》列傳體的詩。晚唐時，李肇的《唐國史補》，鄭處誨的《明皇雜錄》，康駢《劇談錄》等書多引杜詩以證史事，如《悲陳陶》、《悲青坂》、觀水漲》、《草堂》等。及至宋代，宋祁《新唐書·杜甫傳贊》云：“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陳巖肖《庚溪詩話》卷上云：“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依據，古號詩史。”以時事來申述孟綮語“祿山之難”“流離隴蜀”，已將杜甫個人的歷史置換為當時的社會歷史，依據是杜詩多處涉及當時事，且多首杜詩直敘時事，或敘議時事。而史繩祖在《學齋占畢》中云：“……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為其字字有證據，故以史名。”姚寬《西溪從語》云：“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此解釋方法發展到極致，便出現了史注杜詩。劉克莊《再跋陳禹錫杜詩補注》云：“蓋杜公歌不過唐事，他人引群書箋釋，多不詠著題。禹錫專以新舊唐書為按，詩史為斷，故自題其書日：‘史注杜詩’。”在他們的論述里，詩史的意義變為杜詩中語言的實際可考了。詩史中史義的變遷，可視為進一步闡明杜詩的必然結果，然時事與一人之史差別巨大，且以時事義詮釋詩史，值得商榷。

明人對宋元詩話，多作省悟、反駁。他們不拘泥于前代論述，多有發明。何景明《明月篇序》以詩“貴情思而輕事實”為理論基點，對杜詩提出了批評。他認為，“博涉世故”、多敘時事的杜詩，比、興少而賦體多，與《風》詩傳統相背，不合詩旨。王廷相亦有相近的看法。對“詩史”說辨證尤力的首推楊慎。他緊承二人路數，對詩史說作了更細致的駁斥。《升庵詩話》卷四《詩史》云：“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記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夫六經各有體，《易》以道陰陽，<書》以道政事，《詩》以道性情，《春秋》以道名分。后世之所謂史者，左記言，右記事，古之《尚書》《春秋》也。若詩者，其體其旨，與《易》、《書》、《春秋》判然矣。《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隋句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于直陳時事，類于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后人。如詩可兼史，則《尚書》《春秋》可以并省。”何謂詩史?“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史記言，紀事，詩多不紀時事，應各司其職，這是體例的區別要求；且詩以含蓄為旨，杜詩直陳時事，怎能含蓄?這兩點共同奠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基礎。雖然在實踐中，以韻語紀時事的詩已經存在，由于詩不可兼史，后世就不應用詩史之名來稱道和概括這樣的詩，此顯示著詩學理論的規范。然如胡應麟對楊慎此論指出的一樣，詩史不首出宋人，應以孟綮為先。據上分析，孟綮詩史中“史”并非指時事，應指杜甫一人之史，楊慎反駁了宋人之見，但沒有反駁孟綮詩史之義；且他沒有對杜甫詩史詩作細致分析，缺乏充分而實質的例證；以“韻語紀時事”概括詩史的意義，顯其淺陋。繼他之后的王世貞對此論述作了修正，《藝苑卮言》卷四云：“其言甚辨而核，然不知向所稱皆興比耳。《詩》固有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也。語荒而日‘周馀黎民，靡有孓遺’，勸樂而日‘宛其死矣，它人人室’，譏失儀而日‘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怨讒而日‘豺虎不受，投界有昊’，若使出少陵口，不知用修如何貶剝也。且‘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述情切事”與“韻語紀時事”或“直陳時事”區別顯明，且賦不以時事發之，以此來駁楊慎“詩不可兼史”不能成立。楊慎論含蓄，《詩史》云：“《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由“未嘗有……字也”、“未嘗有……句也”可知，楊慎的含蓄意義就是詩中所寓美刺褒貶不應用語言直接說出。這樣的觀點在評論杜詩中也有表現。《升庵詩話》卷八《不嫁惜娉婷》云：“杜子美詩‘不嫁惜娉婷’，此句有妙理，讀者忽之耳。陳后山衍之云：‘當年不嫁惜娉婷，傳粉施朱學后生。不惜卷廉通一顧，怕君著眼未分明。’深得其解矣。蓋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士不可輕與從仕，女不可輕與許人也”；又云：“‘錦城絲管紛紛，半人江風半人云。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花卿名敬定，……恃功驕恣，杜公此詩譏其僭用天子禮樂也。而含蓄不露，有風人言之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之旨”。含蓄要求詩意多采比興手法，以達到諷誡的詩教目的。王世貞認為“賦，以述情切事為快”，不盡含蓄，反駁楊慎由《三百篇》引出的“詩皆含蓄”的論斷，又得出了“詩不皆含蓄”的結論，還不能說明“以韻語紀時事”的詩便可以被稱為好詩，且進一步推論為詩可以兼史，詩史之名可以稱論杜詩。不能楊慎第一論點，便不能作如此的推論。他在末尾云：“‘慎莫近前丞相嗔’，樂府雅語，用修烏足知之”，能證明詩可以這樣寫，有歷史傳統可依，然與詩史無涉。他僅以單例(賦相對比興言，“語荒”等相對刺言)反駁楊慎，未能把握楊慎理論核心，故此論還不能為詩史提供深入而恰當的闡釋。

及至許學夷，其《詩源辯體》對杜詩詩史說的論述，為詩史說提供了新的闡釋意向。許氏云：“愚按：用修之論雖善，而未盡當。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即杜之《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哀王孫》、《哀江頭》等，雖若有意紀時事，而抑揚諷刺，悉合詩體，安得以史目之?至于含蓄蘊藉雖子美所長，而感傷亂離、耳目所及，以述情切事為快，是亦變雅之類耳，不足為子美累也。”閉詩與史體旨分辨明晰，詩不可兼史固然正確；杜甫詩史詩抑揚諷刺，雖紀時事，然不離詩體，不應將詩與史合稱贊頌杜詩；述情切事為快的杜詩，皆感傷亂離，耳目所及，非史家筆錄史實，為變雅體。他肯定了楊慎“詩不可兼史”的理論觀點，立論卻與其不同：楊慎認為史主紀事，詩不記事，故詩不可兼史；許氏認為詩能抑揚諷刺，史不能抑揚諷刺，故詩不可兼史。可見，許氏更關注杜詩詩的特征。他在《詩源辯體自序》中云：“漢魏六朝，體有未備，而境有未臻，于法宜廣；自唐而后，體無弗備，而境無弗臻，于法宜守。易昌：‘擬議以成其變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嗚呼，安得起元瑞于地下而證予言乎。夫體制、聲調，詩之矩也，日詞與意，貴作者自運焉。竊詞與意，斯謂之襲；法其體制，仿其聲調，未可謂之襲也。”他認為詩應分體與境或體制、聲調與詞意，在論述杜詩詩史說時，自然也將杜詩的體制和詞意區分開來論。“抑揚諷刺”不是詩體，是詩旨，杜甫詩史詩合詩旨，不能以史稱；紀時事詩，為詩人親身所歷又出于感傷亂離，不失《毛詩序》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此而出的詩體可視為變雅體，合詩體，不能以史稱，故杜甫這些詩不應以詩史之詞命名。許氏集中論述了杜詩本身的特征，從詩的角度完全肯定了楊慎所反對的“以韻語紀時事”的詩，說明它既合詩旨又合詩體，最終認為杜詩不應以詩史來稱，可謂與楊慎殊途而同歸。然而，此論還不能駁倒詩史之名的成立。許氏承認詩史之義應指杜詩紀時事，其合詩旨，合詩體，對這些詩因紀時事引起的爭論作了新的解釋。在杜詩評論上，他不囿于宋人觀點，對詩史名篇的藝術特征作了盡情的發揮。如“石壕、新安、新婚、垂老、無家等，敘情若訴，皆苦心精思，盡作者之能，非卒然信筆所能辦也”，“子美五言古，凡涉敘事，迂回轉折，生意不窮，雖間有詰屈之失，而無流易之病”，“子美五言古，如自秦州人蜀諸詩及新安、新婚、垂老、無家洎七言律聲調渾純者，為甚精細”，“如《哀王孫》、《哀江頭》等，雖稍人敘事，而氣象渾涵，更無有相類者”，“謝茂秦云：‘長篇最忌鋪敘，意不可盡，力不可竭，貴有變化之妙。’蘇子由云：‘老杜陷賊時有《哀江頭》詩，予愛其詞其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于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愚按：子由此論，妙絕千古，然子美歌行，此法甚多，不獨《哀江頭》也”。杜甫詩史詩多用敘事，涉及時事，但并未傷害詩意的表達，詩藝的創造，其原因一是杜詩皆作者苦心精思所為，非史實錄；二是杜詩皆迂回轉折，氣象渾涵，表現出作者個人高超的藝術技巧和獨特的個人風格。這些論述具體而充分地闡釋了杜甫詩史詩的詩學特征，此非史能比，亦非一般詩人能比。紀時事，“不足為子美累也”，不應構成杜詩闡釋的中心，杜甫個人的語言創作，杜詩的獨特風格才是闡釋的重心所在。許氏的這番論述巧妙地回應和深化了孟綮詩史說的本源意義，有關杜詩的具體闡釋也證實了“以韻語紀時事”的詩皆是“杜甫個人創造實踐”的結論，使杜詩詩史說的討論本然回歸到杜甫本人。然而，因時事人詩而引起的詩與史的辨證，以及詩與史能否合一問題的討論，許氏沒有作深入的闡釋。

論述詩史說，必須做到理論和實踐的吻合，這是許氏留給后人的闡釋方向。謝肇浙《小草齋詩話》云：“少陵以史為詩，以非風雅本色，然出于憂時憫俗，牢騷之聲猶不失三百篇遺意焉。至胡曾輩之詠史，直以史斷為詩矣。李西淮之樂府，直以史斷為樂矣。以史斷為詩，讀之不過嘔噦。以史斷為樂，何以合之管舷?野狐惡道，莫此為甚。”嗍“胡曾輩之詠史”中的史，相對胡曾輩，已經是過去的歷史，故據上下文可知，“以史為詩”中的史指過去的歷史；“憂時憫俗，牢騷之聲”指杜甫在詩中表現出來的當時的心境和情緒，前后史義顯然存在矛盾。謝氏的矛盾述說，透漏出了詩史說闡釋的一個非常核心的問題，即：“詩史”中史與《史記》、《漢書》、《三國志》、兩《唐書》等史書中史，同形而異義。依孟綮所言，詩史之名的核心是詩，在他的論述中，前半為詩之內容，后半為詩之效果。

詩中“推見至隱，殆無遺事”的正是“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之事，詩史中史的含義很明確，指“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的事，史字為此現象的符號標識。然而，這樣做在理論上很容易造成意義含混。宋人將詩史中史落實在時事上，使史脫離開詩；楊慎基于宋人論斷，完全將詩史分開來論，說明二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內涵和外延，作出“詩不可兼史”的駁論；這些均可視為詩史中史字帶來的負面效應。許學夷更關注詩史說名下杜詩自身的特征，多少回避了詩史概念本身存在的矛盾，僅論到“夫詩與史，其體、其旨，固不待辯而明矣”；謝肇浙依循許氏的視角(不注重詩史概念本身，只注重杜甫和杜詩的特征)，便將此視角存在的矛盾凸顯了出來。論述杜詩詩史說必須首先辨明詩史概念，否則便造成了詩史說與杜甫詩史詩的雙向背離：杜甫詩史詩在詩藝上闡釋越顯明，詩史之義越模糊，混亂。因為對二者的任何闡釋都只是為了闡明一個問題：以詩史之名指稱這些杜詩特征合適嗎?

宋代周輝《清波雜志》云：“叩于汝陰李遐年，李日：‘詩史猶國史也。《春秋》之法，褒貶于一字，則少陵一聯一語及梅，正《春秋》法也。”’詩寓諷諫，多褒貶當時，與《春秋》等史以史事紀錄來經世資鑒，雖方式不同，社會功能卻是相同的。這可為詩史之名的成立尋找到一定根據。此觀點在宋代還不昌明，至明代則甚多。如程敏政云《詩》美刺于《春秋》褒貶同一扶世立教之意，后世詞人遂有以詩詠世者。唐杜少陵之作妙絕古今，號詩史。第其，且多長篇，讀者未能遽了。”闈以詩詠世，求美刺，與史寓褒貶一樣，可達到匡正時政，教化子民的目的，這只能說明詩與史在此點上是相同的，不能就此斷定詩可以與史合一；以詩詠世，也并不能說明記錄時事的詩便可以稱為詩史；“所識者皆唐事”和“史記錄的唐事”存在本質差異。杜詩詩史說的內涵和詩史中史的內涵不應簡單地因詩與史在某點上有相同之處或不同之處就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結論。在這一點上，王文祿則另辟蹊徑，為詩史說的成立找到了更為可信的根據。他在《詩的》中云：“杜詩意在前，詩在后，故能感動人。今人詩在前，意在后，不能感動人。蓋杜遭亂，以詩遣興，所以敘事、點景、論心，各各皆真，誦之如見當時氣象，故稱詩史。”“當時氣象”指詩中事景情的接受性再現的景象；以詩遣興，合《毛詩序》“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之旨。興或意才是詩創造的唯一源泉，這樣，詩才能做到事景隋真實的表達。詩史中史由“詩應以意為先”、“作真實的表達”這一論斷衍出，應為詩中再現出來的過去事實。具體而生動的事景情并非一般的史能夠囊括，若用史字統攝它們，難以讓他人接受。然而，王文祿明確指出杜甫創作的基本原則，為“意在前，詩在后”、“各各皆真”，這為詩史說的闡釋提供了一個重要前提。杜甫意在前，詩在后，故能真實的再現出當時的客觀事實，他的詩也因此具有了史的價值，“如見當時氣象”。宋人胡宗愈《讀杜工部詩集序》所說“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阿是此論最好的延伸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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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對于每個人來說，都只有一次，人最寶貴的是生命。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關死人的信息，往往對人的思想、情感、心理、情緒等，沖擊刺激最大。在社會越來越關注民生的大背景下，有關死人的新聞也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其中一些新聞，對于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生死觀，確立尊重愛惜生命的意識，注重生活中的自我防護，建設和諧社會，具有積極意義；與此同時，一些價值不大，社會意義不強，過多展示恐怖、暴力、壓抑、心理不健康，有可能對某些人群特別是青少年具有暗示作用，容易引起他們心理障礙和心理疾病的有關死人的新聞，也頻頻出現在電視屏幕上。

在我們應對這些現象引起足夠重視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呼吁：電視人要有生命意識，電視新聞要報道好有關“死”的消息和它的價值所在。

生命意識，就是充分地尊重生命的意識。生命意識帶給新聞人的是在自己的傳播活動中自始至終保持對生命的尊重。電視新聞由于具有直觀的畫面，更應該從每一個畫面每一段文字細微之處著手，體現對生命的尊重，保持對人性的關懷。而在目前的電視新聞（主要是民生類新聞）中，恰恰就是由于生命意識的缺失，導致有關死人的新聞出現了過多過濫，畫面過于直露，文字過于輕率的不良傾向。

一、“死訊”過多過濫，“死訊”價值開掘不深，把握不準

雖說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自然規律，但是媒體傳播什么樣的“死訊”，如何傳播“死訊”，卻值得三思而行。在一些電視臺，現在隨便打開一檔民生類的電視新聞欄目，進入眼球的少不了由事故、兇殺、自殺、疾病等引發的，或者是還沒有查明原因的“死訊”，還有就是“驚現”一類的報道。幾乎到了死人即新聞，每檔民生類電視新聞必有“死訊”的地步，有的一檔節目里甚至多達幾條。（順便說一句，有的以“貼近”“人文關懷”的名義，把事故受點小傷，喝醉酒摔傷諸如此類的“傷訊”都當作新聞傳播，也有小題大做之嫌）

當然，關注生命是新聞人的天職，但是在關注生命的過程中一旦忽視生命意識，那么它的傳播也就變得毫無價值，甚至會帶來負面影響，“死訊”過多過濫的現象也就在所難免。因為充其量我們關注的僅僅是一個生命的終結與否的淺表象，說通俗一點，就是采訪報道一些沒有價值或者價值不大的“死訊”；更重要的，過多過濫的“死訊”，往往會談化或弱化對相關生命與個體尊嚴的新聞事件報道，或者無視新聞當事人及新聞受眾的感情和需求；在事關個人隱私或情感的報道中，不注重尊重和保護當事人，或由于敘述角度、語氣等的不當，造成對新聞當事人情感的傷害和隱私的侵犯；甚至，在文字解釋中將新聞娛樂化，以調侃的口吻對待一些本該嚴肅對待的“死訊”等等。

一個外地拾荒人，在拆遷工地被倒塌下來的房梁壓死了，畫面血淋淋，慘不忍睹。記者在報道這件事時，批評拾荒人“要錢不要命”。這件事曾在本地網上引起了熱議。網友們認為，記者批評嘲弄拾荒人是缺少人文關懷，與心何忍，更多的應該關注拾荒人為什么“要錢不要命”和拾荒人群體的生存狀態，以及拆遷工地的管理等等。事實上，在這新聞事件里，苦難不僅沒有被同情，反而成了被嘲弄指責的對象，自然，與拾荒人之死相關的深層次問題，也就難以得到發現或關注了。

可以說，“死訊”的傳播實際上對活著的人是一種潛移默化的生命教育。毫無疑問，過多過濫，少有新聞價值的特別是把握不準的“死訊”，將有可能影響到人們的感情情緒、生活工作和生死觀人生觀的正確培養，甚至對社會主流的判斷，更令人擔心的是會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產生不良影響。（如青少年自殺的消息。青少年生命教育的重要內容就是生命信仰的教育。一旦引導不當，極易產生偏差。而電視媒體對青少年人生價值觀形成的影響力是不容置疑的）二、“死訊”畫面過于直露，畫面屢有鮮血和恐怖的現場。

有這樣一條新聞片：某年夏天，一個小女孩不慎溺水身亡。記者在趕往事發地拍攝時，女孩的遺體已經放進了殯儀館的冷柜里。大概記者為了強調女孩落水身亡的真實性，竟然請工作人員把女孩的遺體拉出來又拍攝了一通。還有一條片子，把人們打撈一個溺水身亡者的全過程，用長鏡頭裸的展示出來。而大量車禍中的血淋淋場面就更多了。這種冠以“記實手法”的自然主義表現手法，且不說缺少對死者和死者家屬起碼的人格尊重，和對他們的情感傷害及隱私侵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這樣的畫面也缺乏對受眾的情感尊重，給人以厭惡、恐怖的心理感覺。因此，拍下真實的死亡畫面固然不違背新聞人道的倫理要求，但選取這樣的畫面放到新聞中播出，則理應首先考慮對死難者及其家人的尊重，以及是否存在過度渲染死亡的濫用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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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向功能:引導大學生正確地認識生態問題，使其樹立可持續發展觀念

生態文明影視作品作為影視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通過對大自然美好風景的展示和對破壞生態平衡后果的描述充分反映了生態保護問題的重要性與迫切性，大學生在觀看生態文明影視作品時會受到精神上的啟迪，這樣不僅加強了對社會主義優秀意識形態的宣傳，同時，也對建設全面發展的和諧社會具有重要的意義。影視文化根據大眾的心理需求創作一些反映社會正確價值觀的作品來對觀看者進行視覺和心理的刺激，從而激發其內心對美好事物的追求，這種影視文化的機制對于形成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觀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在天安門廣場上播放的宣傳片———《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是對祖國現階段所面臨的空氣質量問題以及環境保護相關問題所提出的最新戰略部署，突出了大力弘揚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像這樣通過對以生態文明保護為題材的宣傳片的播放，將其中的正面價值觀日漸融入大學生的民族氣質里，使每位大學生在觀看此類影片后都能對生態問題產生正確的認識，并體會到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重要意義。

(二)激勵功能:激發大學生的生態保護責任意識，使其形成生態道德觀

生態文明影視作品影響著大學生思想政治、道德品質的形成，簡單來說，就是通過生態文明影視作品中所展示的生態觀來激發學生對生態文明保護的責任意識，從而使其形成正確的生態道德觀。例如:影片《鄱湖浪》描述的關于鄱陽湖退田還湖以及建設生態經濟開發區的曲折過程，講述了潘陽湖近半個世紀的生態文明建設的故事，展示了人們對生態文明保護觀念的認同與保護生態文明的努力實踐。

(三)實踐指導功能:幫助大學生養成良好的生態行為習慣，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實質就是對學生進行思想層面、價值觀層面的教育。運用生態文明影視作品對大學生進行生態文明教育，從而指導學生的實際行為活動并使其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這對促進社會全面發展、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例如:紀錄片《守望》就充分地體現了生態文明影視作品對社會實踐的指導作用。該片細致地描述了福建人怎樣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保護大自然的平衡發展以及與大自然和平相守的感人故事，也提出了今后我國環境將面臨的生態難題，以此來警示眾人。通過此類生態文明影視作品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其最終目的就是要使受教育的大學生將其所接受的思想認識、道德內容自覺地轉化為自身穩定的心理素質和人格品質，繼而將這種優秀的品質轉化為現實行動和行為習慣。

二、生態文明影視作品的發展方向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優秀的作品鼓舞人”，這是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要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各種思想文化相互碰撞，影視作品的制作方必須積極配合高校做好對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宣傳活動，充分利用高校思想政治課的平臺，將影視作品引入到高校思想政治課中去，這是豐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增強生態文明影視作品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響的現實需要。

(一)倡導主旋律，弘揚社會主義生態價值觀

大學生是當今社會弘揚生態價值觀的主要力量，通過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徑來提高學生的生態文明素質，對于將我國建設成為美麗、文明、和諧、無污染的現代化國家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高校作為培養現代人才的搖籃，應該將弘揚社會主義生態價值觀這一主題貫穿于大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學生成為社會主義生態價值觀的傳播者和踐行者。對當代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如果一味地采用傳統的、單一的書本式教學，非但不能滿足大學生的心理需求，反而會導致大學生產生抵觸心理。因此，在創作影視作品時，要想達到完美的教學效果，就必須倡導生態文明的主旋律，積極弘揚社會主義生態價值觀念，促使學生主動關心生態問題，主動參與生態文明活動，充分發揮影視作品在大學生思想政治教學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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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現場布置圖必須根據場地實際合理地進行布置，設施設備按現場布置圖規定設置堆放，并隨施工基礎、結構、裝飾等不同階段進行場地布置和調整。

1.1.2道路與場地道路暢通、平坦、整潔，用混凝土澆搗，不亂堆亂放，無散落物；建筑物周圍應澆搗散水坡，四周保持清潔；場地平整不積水，無散落的雜物及散物；場地排水成系統，并暢通不堵。建筑垃圾必須集中堆放，及時處理。凡市區沿道路的建筑工地周圍，應設置不低于2.5m的圍墻，圍墻兩面刷白。外面涂上建筑物名稱、建設單位、施工單位、設計單位、監理單位等內容。

1.1.3班組落手清班組必須做好操作落手清，隨作隨清，物盡其用。在施工作業時，應有防止塵土飛揚、泥漿灑漏、污水外流、車輛沾帶泥土運行等措施。有考核制度，定期檢查評分考核，成績上牌公布。

1.1.4大堆材料砂石分類、集成堆放成方，底腳邊用邊清。砌體料歸類成垛，堆放整齊，碎磚料隨用隨清，無底腳散料。灰池砌筑符合標準，布局合理、安全、整潔，灰不外溢，渣不亂倒。

1.1.5周轉設備施工設施設備、大模、磚央等，集中堆放整齊。大模板成對放穩，角度正確。鋼模板及零配件、腳手扣件分類分規格，集中存放。竹木雜料，分類堆放、規則成方，不散不亂，不作它用。

1.1.6水泥庫袋裝、散裝不混放，分清標號，堆放整齊，目能成數。有制度，有規定，專人管理，限額發放，分類插標掛牌，記載齊全而正確，牌物賬相符。庫容整潔，無“上漏下滲”。

1.1.7構配件及特殊材料統一堆放混凝土構件分類、分型、分規格堆放整齊，楞木墊頭上下對齊穩定，堆放不超高（多孔板不得超過12塊）。鋼材、成型鋼筋，分類集中堆放，整齊成線。鋼木門窗框扇、木制品分別按規格堆放整齊，木制品防雨、防潮、防火，埋件鐵件分類集中，分格不亂，堆放整齊。特殊材料（包括安裝、裝演、裝飾、保溫及甲供、自購）均要按保管要求，加強管理，分門別類，堆放整齊。

1.2生活衛生:①生活衛生應納人工地總體規劃，落實衛生專（兼）職管理人員和保潔人員，落實責任制。②施工現場須設有茶水亭和茶水桶，做到有蓋加配杯子，有消毒設備。②工地有男女廁所，有便溺設施，落實專人管理，保持清潔無害。④工地有男女更衣室，有防竊措施，保持室內清潔。⑤工地設簡易浴室，保證供水，保持清潔。⑥現場落實消滅蚊蠅孿生承包措施，與承包單位簽訂檢查監督約定，保證措施落實。⑦生活垃圾必須隨時處理或集中加以遮擋，妥善處理，保持場容整潔。

2文明施工檢查措施

2.1檢查時間項目文明施工管理組每周對施工現場作一次全面的文明施工檢查。公司生產技術部門牽頭組織公司各職能部門（質安部門、勞資部門、材料部門、動力部門等）每月對項目進行一次大檢查。

2.2檢查內容施工現場的文明施工執行情況。

2.3檢查依據前面所述“文明施工管理細則”。

2.4檢查方法項目文明施工管理組及公司文明施工檢查團應定期對項目進行檢查。除此之外，還應不定期地進行抽查。每次抽查，應針對上一次檢查出的不足之處作重點檢查，檢查是否認真地作了相應的整流改。對于屢次整改不合格的，應當進行相應的懲戒。檢查采用評分的方法，實行百分制記分。每次檢查應認真作好記錄，指出其不足之處，并限其責任人整改合格，項目文明施工管理組及公司文明施工檢查團應落實整改的情況。

2.5獎懲措施為了鼓勵先進，鞭策后進，應當對每次檢查中做得好的進行獎勵，做得差的應當進行懲罰，并敦促其改進。由于項目文明施工管理采用的是分區、分段包干制度，應當將責任落實到每個責任人身上，明確其責、權、利，實行責、權、利三者掛鉤。獎懲措施由項目根據前面所述自行制定。

3結束語

文明施工已經提到了企業是否能夠生存的高度，我們所有的管理人員只有深刻的認識到文明施工的重要性，人人重視文明施工、人人關注文明施工、人人參與文明施工管理，讓文明施工成為一種自覺行為，才能使我們的文明施工管理上一個新臺階，從而切實改善施工環境、施工秩序，提高企業的綜合實力，讓企業可持續發展有一個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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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作為一個影響力逐漸擴大的而且是全世界觀眾都喜聞樂見的一種藝術表達形式，對全世界各國人民而言都是一種非常重要的了解各種不同的文化的途徑。一部優秀的電影要想在全世界范圍內尤其是在異國他鄉取得成功，電影片名的作用舉足輕重。為了更好地突出電影片名上述的作用，譯者往往費盡心思，在兩種語言及文化中尋求一個交點，或者是平衡點，使二者可以合理轉化并被廣大觀眾所接受。

一、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影響下的電影片名的特征

現在越來越多的優秀的外語電影，其中以英語電影居多，進入中國市場并且廣受歡迎，這其中一個好的片名翻譯功不可沒。不同語言影響下的電影片名的特征也不盡相同，現簡要論述。

（一）以英文為主的西方電影片名的特征

1.是以英語為主的西方文化和思維方式的表現

西方國家的歷史相對較短，而且由于西方國家近代以前很少形成較大的統一的國家，沒有一個被廣大人民接受為主流的文化思想以及思維方式，所以西方國家的文化相對來說比較分散，而且各成一派。由于各個方面的研究歷史不長，所以思維方式比較注重表象特征及其規律。這樣的文化和思維方式表現在電影片名上就是比較簡明扼要，也相對比較隨意。傅雷認為“西人重分析,細微,曲折,挖掘唯恐不盡,描寫唯恐不周”［1］。西方文化更加傾向于強調細節，看重局部要素的精度和細度，從分析局部進而擴展到全部，重分析、重局部的思維方式表現得淋漓盡致。這種文化導向反映在片名上就是經常采用人名這個極具個人主義特色的線索作為電影發展主線。個人主義在英文電影中得到了極大的反映，例如SUPERMAN（超人）、SPIDERMAN（蜘蛛俠）、BATMAN（蝙蝠俠）和007等各種一個人拯救世界的個人英雄主義在西方國家經久不衰，整個故事甚至可以說是完全為了主角而編寫，除了男女主角和主要的配角外，很多其他配角基本難以在電影中表現自身性格和特點，無法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2.英文片名結構相對隨意

英文電影的片名相對比較隨意，短則一個單詞（如Avatar），長則一句話（如The Englishman Who Went up a Hill but Came Down a Mountain），而且很多電影以人名命名，如果觀眾在看電影之前并不知道這個人的故事，那么就會有很多疑惑，直到看完電影才知道電影所講內容。

（二）以中文為主的東方電影片名的特征

漢語經過了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有其深厚的歷史積淀，往往透過所謂表象深入本質，更加注重意合。因此，中文電影的片名形式多種多樣，并不拘泥某種形式。漢語電影片名有時喜用動詞詞組，使之更具有動感和氣勢，像曾經獲得奧斯卡獎的《臥虎藏龍》和最近大熱并且票房很高的《讓子彈飛》。同時，中文電影的片名有時喜用類似于成語的短語，形象生動并且深入人心，便于記憶，朗朗上口，卻具有很大的靈活性，可以表達莊重、喜感等不同的情感，如《霸王別姬》《河東獅吼》等。所以，在我國近些年來比較成功的電影案例中，除了極個別情況，如《葉問》，以人名命名的很少。

二、在英文電影片名翻譯過程中

需要著重考慮的影響因素電影是一種特別的藝術表達形式。如果過分注重其藝術性，就會忽視其商業性，進而無法保證票房，這不利于電影的可持續發展，同時也無法保證其內在的藝術性在觀眾之中的傳播和影響。但是如果反之，過分注重其商業票房，就會容易形成膚淺的電影業的風氣，只看重票房，忽略了電影業應盡到的社會責任。因此，要二者兼顧。這樣的情況下，電影片名的翻譯就要考慮較多的影響因素。

（一）不同文化之間的語言習慣和思維方式的差異

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兩種不同的文化體系，在其形成過程中，受歷史、地理、自然和社會等因素多方影響。東方注重內涵，西方注重表象；東方注重綜合，西方注重分析；中國人重感覺，西方人重實證。［2］在電影片名翻譯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碰到這兩種文化的差異影響。中國人對題目的要求是概括，對影片的主題有提煉和點睛的作用，同時兼顧藝術性，如《非誠勿擾》《倩女幽魂》等。歐美人更加傾向于強調細節，看重局部要素的精度和細度，從分析局部進而擴展到全部，崇尚簡潔、隨意，喜歡以主角或者主要事件等為片名。如Forrest Gump、 Mr.and Mrs.Smith、Avatar等。

（二）不同文化之間的審美觀念中的側重點差異

語言既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民族審美觀念的載體，審美觀念對民族語言活動具有導向作用。［3］中國傳統美學中不可忽略的一種表現即為對稱，這種表達手法在我國的建筑業、書法文化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受我國詩詞等古代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喜歡用對偶這種表達形式，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這種文化形式在電影中的表現也很多，如《東邪西毒》。東方以意合為美，西方以形合為美。所以，在英文電影片名翻譯的過程中就要考察不同的文化中的不同美學側重點。例如，英文電影Youve Got Mail、 The Bridge of Madison County、 Speed等分別翻譯成《網絡情緣》《廊橋遺夢》《生死時速》,堪稱英文電影片名翻譯的經典之作。

（三）電影本身的特點

電影要想吸引觀眾來看，創造高票房，片名的重要性有時會大于其他各種宣傳手段。這是受電影本身的特點即商業性制約的。因此，電影片名的翻譯要適當地考慮其商業特性，不能一味地忠于原文，要學會融會貫通，使之可以實現其宣傳的作用。這種特性就要求譯者在原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能力，譯出合適的片名。英文電影Hilary and Jackie譯成《她比煙花寂寞》就被廣大觀眾大呼貼切、到位。題目非常具備吸引力，又因為和著名作家亦舒的作品同名，具有強烈的中文特色，最大限度地吸引了中國觀眾。

三、英文電影片名翻譯過程中使用的主要策略

現在對英文電影片名翻譯的策略主要有兩種，即歸化法和異化法。韋努蒂認為,歸化法是“采取民族中心主義的態度,使外語文本符合譯入語的文化價值觀,把原作者帶進譯入語文化”［4］。也就是說,以讀者的角度為主要側重點。而異化法是“對這些文化價值觀的一種民族偏離主義的壓力,接受外語文本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把讀者帶入外國情景”［4］。即譯者更加傾向于從電影原本語言的角度。

（一）歸化策略及其在電影片名翻譯中的應用

歸化法主要使用意譯、補譯和創譯等方法，在英文電影片名翻譯的過程中，從中國觀眾和漢語習慣的角度出發，立足于東方文化、審美和思維方式，從而使電影片名更加貼近觀眾的生活和心理，盡最大的可能縮小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并且以此為基礎提高電影的吸引力。

歸化策略的應用可以將影片的內容最大限度地介紹給觀眾,并留下一定的想象空間,讓觀眾迅速記住并回味長久。［5］下面簡要列舉一下用歸化策略翻譯的并且傳播較廣的英文電影，Waterloo Bridge譯為《魂斷藍橋》、Die Hard譯為《虎膽龍威》、Gone with the Wind譯為《亂世佳人》,具有很強的東方味道。另外，除了簡單的四字短語，還有部分歸化法翻譯的電影片名是使用的非四字短語，例如Mission Impossible譯為《碟中諜》、Ghost譯為《人鬼情未了》。

（二）異化策略及其在電影片名翻譯中的應用

在英文電影的翻譯過程中，異化法就是保留原有的英文的語言習慣和表述特點，在此基礎上產生的陌生感可以給觀眾一種“洋氣”的特殊體驗，因為它主要采用的翻譯方法是直譯、音譯等方法。

異化策略在英文電影片名翻譯過程中也不乏經典之作，例如，RainMan和《雨人》、God Father和《教父》、The First Blood和《第一滴血》、The Lord of Rings和《指環王》、Chicago和《芝加哥》、Gladiator和《角斗士》、Crash和《撞車》、Da Vinci Code和《達•芬奇密碼》、Pirates of the Caribbean 和《加勒比海盜》，等等。

（三）兩種策略的相互關系

歸化策略和異化策略兩種方法具有辯證統一的相互關系，在翻譯過程中具體使用哪種方法取決于觀眾的文化和審美需求。歸化策略翻譯的英文電影相對比較深入人心，因為中國觀眾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例如看過《埃及艷后》的中國觀眾，通過對漢、英版的電影片名的理解，這部電影講的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末代女王Cleopatra的故事。

異化策略則更加側重于西方文化和語言的表達。異化策略可以直接性地向中國觀眾呈現西方文化和語言特色，提高其領悟能力。例如經典電影The SevenYear Itch的內容是一對夫婦在結婚7年后的婚姻危機，被譯為《七年之癢》。后來中國觀眾總是使用“七年之癢”這個詞來形容婚姻危機，源自于此。所以不得不說，從某種角度來看，異化策略除了讓漢語披上了“洋氣”的外衣之外，也增加了部分原來漢語沒有的內容。

文化是全球性的，是不斷傳播的，在流動的過程中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翻譯也沒有嚴格的答案，在兩種文化的碰撞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不同的改變。所以在兩種策略的選擇上，需要兼顧電影的藝術價值和商業價值，不能過度重視商業價值，為了吸引觀眾而隨意亂譯，但是也不能直接異化，不考慮中國觀眾的接受和理解能力。

四、結 語

英文電影片名翻譯是一種傳承和創新相結合的工作，難度很大。翻譯工作者要充分考慮到各個方面的影響因素，不要僅僅拘泥于方法的選擇之上。每種方法都有其可取之處。異化翻譯就要給觀眾充分展現異域文化，歸化翻譯就要注重傳達影片的內涵和文化。譯者還要做到盡量與其他電影工作人員尤其是編劇的心態和理念相近，并且結合本民族的文化內涵進行再創新，從而翻譯出廣受好評的經典之作。相信隨著文化全球性的進程和我國電影片名翻譯的水平不斷提高，東西方的文化交流一定會更加頻繁，世界性的文化背景會逐步形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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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錢冠連.美學語言學――語言美和言語美［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篇9

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迄今仍顯得比較神秘和朦朧，它的隸屬關系、設置地點、內部結構和機關性質等，都沒有集中而系統的記載。筆者將對這些問題逐一考訂。

第一，明代史館既隸屬于翰林院，又受制于內閣，翰林院對史館有具體的管理權，但無決策權。

明代史館隸屬于翰林院，但翰林院內并無史館，加上內閣對史館的影響，使得它與翰林院的關系變得比較微妙。翰林院與史館本是兩個不同性質的機構，翰林院是起草詔書、文學顧問和藝術供奉機構，史館是修史和著述機構，至元代則將二者合而為一。明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至洪武十四年，“更定官制，罷國史院”，但仍“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為史官，隸翰林院”（注：陸容：《菽園雜記》，卷十四。）。建文改制，曾于翰林院下設文翰、文史二館。太宗立，廢之，復洪武之制。明初翰林院內的機構和職官設置雖屢有變動，但翰林院下設史官并負責修史的制度卻并無改變。據《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記載，翰林“學士掌制誥、史冊、文翰之事”，表明修史是翰林院的主要職責之一，其下設的修撰、編修和檢討是法定的史官，“史官掌修國史。凡天文、地理、宗潢、禮樂、兵刑諸大政，及詔敕、書檄、批答王言，皆籍而記之，以備實錄。國家有纂修著作之書，則分掌考輯撰述之事。……凡記注起居，編纂六曹章奏，謄黃冊封等咸充之”。明代史學史也向我們證明了翰林院的確負有修史之責。如洪熙元年閏七月修《仁宗實錄》時，宣宗皇帝于乙巳日下的詔書是要求“禮部悉恭依修皇祖《太宗文皇帝實錄》事例，通行中外采輯（史實），送翰林院編纂《實錄》”（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乙巳。）。這一制度直到明朝后期都沒有改變。

那么，翰林院具體承擔史書纂修的機構是什么呢？當然是史館。太宗雖然廢除了文翰、文史二館的格局，但事實上保留了修史的機構——史館。明代史館是歷史的存在，各種文獻均能加以證明。如文震孟《孝思無窮疏》指責改修本《光宗實錄》有五條“尤悖謬者”，要求崇禎皇帝“即敕史館逐一改正”。再如《孝宗實錄》卷五十四載：進呈《憲宗實錄》前一日，“設寶輿、香亭于史館”。明代史館無疑隸屬翰林院。我們仍以修纂《仁宗實錄》為例，宣宗在乙巳日的敕令中，要求禮部采輯史料“送翰林院編纂”，一周后（即壬子日），“行在禮部以纂修《仁宗昭皇帝實錄》移文南北二京各衙門，及遣進士陸征等分往各布政司暨郡縣，采求事跡，類編文冊，悉送史館，以備登載”（注：《宣宗實錄》卷五，洪熙元年閏七月壬子。）。這兩處對應的史料說明，翰林院具體修纂史書的機構是它的史館。由于翰林院負有修史之職，下面又設有史館機構，因此使明代的整個翰林院也有了“史館”和“史局”的別稱。如朱瞻基在《幸史館》詩中道：“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注：朱瞻基：《宣宗皇帝御制詩》，《國朝典故》卷之二十七，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這里的史館顯然是以備咨詢和顧問的翰林院。再如霍兀崖曾上疏倡言“謂翰林不當拘定內轉，宜上自內閣以下，而史局俱出補外；其外寮不論舉貢，亦當入為史官”（注：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十，《詞林》。）這里的史局，便泛指翰林院。這則史料還表明，由于史館與翰林院的密切關系，致使翰林院的所有官員也有了“史官”的別稱。

然而，史館在行政上又常常受制于內閣。內閣本是翰林院設在禁中文淵閣備皇帝顧問和為皇帝起草詔敕的機構，由于“預機務”并接近皇帝，所以地位日漸升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反過來凌駕于翰林院之上。加之史館與翰林院相隔懸遠，而與內閣相毗鄰，因此史館的修纂活動常常受到內閣的左右。其一，史館修纂與否，都由內閣決定，據《寓圃雜記》卷六載，成化初，內閣大學士彭時、商輅、陳鑒等“會飲于王廷尉概家”，論及前史，認為《新唐書》體例不一，遂決定重修。只因為在所舉的總裁人選上有分歧，事才告吹。明代史館修纂的主要史書《實錄》，便是由內閣大學士作出修纂決策的。如英宗時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等人便上疏請修《宣宗實錄》。神宗時，“大學士張居正等請纂修《穆宗莊皇帝實錄》”（注：《神宗實錄》卷五，隆慶六年九月乙巳。）。其二，重大修史活動如《實錄》修纂，均由內閣首輔為總裁，翰林院掌院學士最多只能當副總裁。其三，修史的史料按規定由禮部采輯后徑“送翰林院纂修”，但內閣常常插手，要求經由內閣轉發史館，如張居正在其《議處史職疏》中曾提議，內閣所藏的文件，由“閣臣令兩房官錄送史館”，同時各衙門章奏，“全抄一通送閣轉發史館”。這就越過了翰林院。然而，內閣對外沒有獨立的印鈐，它的文移關防，又是用的翰林院印。這樣，史館從名義上來說，仍然屬于翰林院管轄。史館與內閣的這種暖昧關系，使史館在隸屬關系上呈現出復雜性和模糊性特征。

第二，史館設置的地點不在它所隸屬的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順門內的內閣及其誥敕房東閣附近。

明清各種關于明代制度的史書都記載了翰林院的情況，卻很少提及史館。因為明代的翰林院與史館并不在同一個地方。明代的翰林院職責比較冗雜，制誥、史冊、文翰等事均屬其職掌，因此，翰林官員工作的地點和機構不可能都在翰林院內，有的與翰林院在一起，有的則遠離翰林院，“蓋翰林院乃朝廷司筆札文翰之臣，分局供職，講讀有講讀廳，修撰、編修在史館，檢討有檢討廳”（注：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之十二，《史八》。）。根據趙洛所繪的明清翰林院的平面圖，可知翰林院中有署堂、編檢廳（即上述之檢討廳）、講讀廳、待詔廳和典籍廳，但無史館（注：趙洛：《明清玉堂之署——翰林院》，《文史知識》，1982年第6期。），說明史館是單獨開設，與翰林院公署不在一處。另據清代永瑢《歷代職官表》卷二三的案語稱：從明代起，由于“圖籍文史移之翰林院，于是翰林始有館閣之目”，但是明代翰林院中并無館的建置，所以明代“雖有此稱，而并無其地，于名實仍不相副”（注：黃本驥：《歷代職官表》卷二十三，永瑢案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但是，這并不是說史館就不存在，只能說史館與翰林院不在一處。

明翰林院的位置與清朝一樣，在北京承天門（清稱天安門）以東的東長安門（清稱長安左門）外、御（玉）河橋西南。據明代對翰林院十分熟悉的孫承澤稱：“翰林院在東長安門外，北向，其西則鑾駕庫，東則玉河僑，元之鴻臚署也。正統七年始建為院。”（注：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三十二，《翰林院》。）從翰林院的位置來看，它顯然處于午門外的外朝之地（注：翰林院原是萃集文土、畫家、御醫詩人以為皇帝供奉顧問的內朝機關、到明清時才逐漸轉為外朝官，處理國家之事。陳茂同《歷代職官沿革史》《詞目》中有關“翰林院”的解釋云：“明代始將修史、著作、圖書等事務并歸翰林院，正式成為外朝官署。”《歷代職官沿革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8年3月。）。然而，翰林院下屬的史館卻設在午門內的皇宮中。確切地說，明代史館距翰林院的內署機構——內閣相距不遠。關于史館的位置，明代未見有專門而集中的介紹，但從很多零散的史料中，我們可以考證出史館的大致方位。從午門進入皇宮，迎面相對的是奉天門，奉天門后面便是明代最主要的朝堂奉天殿（嘉靖后改為皇極殿），午門—奉天門—奉天殿這一南北軸線的東面，有一排平行的廡房，廡房的正中有一門，坐東朝西、這便是左順門，它與午門及奉天門相垂直。進入左順門后的東南處，便是內閣的辦公地點文淵閣，據明代內閣大學士彭時稱“文淵閣在午門之內之東，文華殿南面”，“凡十間，皆覆以黃瓦。”（注：彭時：《彭文憲公筆記》，《國朝典故》卷之七十二，第1586—158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又黃佐：《翰林記》卷二同。關于內閣的方位，還見于黃瑜：《雙槐歲抄》卷四，宜廟御制文淵閣銘序；楊士奇：《楊文貞公文集》卷一，“御書閣頌”；太監劉若愚：《酌中志》卷十七，“宮殿規制”；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十七，“明內閣有象牙棋”。）。具有“內閣私門”之稱的東閣，則是內閣的誥敕房。焦竑指出：“東閣在六館之下，……以翰林學士年深者居之，專管文官誥敕事。”（注：焦竑：《玉堂叢語》，卷之六，《事例》。）。而修纂了實錄等眾多史書的史館，便與東閣相連。《明會要》載：“東閣在左順門，廊接史館。雖有大學士官，其職在文淵閣，而司誥敕官多坐東閣。”（注：龍文彬：《明會要》卷三十，《職官二·宰輔雜錄》引王圻《通考》。）據曾為史官的尹直講，景泰間某日，帝駕從對面的右順門過，正在史館修史的“左順門諸公（史官）多踦東閣門爭睹之”（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足證史館在禁中的左順門附近，距東閣不遠。更有說明力的是，黃佐在《翰林記·史館》中明謂“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由于史館緊鄰東閣，所以史官若曠工，史館的負責人便會“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上”。史館總裁陳循曾為此寫了一幅對聯：“朝參未到，荷圣朝恩有覃時；纂述不來，奈史館書無成日”（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明實錄》的修纂就是在史館中進行的，據其進呈程序，也可以發現史館的確切方位。《宣宗實錄》卷六十一載：“（宣德五年正月）壬戌，進兩朝《實錄》。前一日，設實錄案、表案于丹陛之東……設寶輿及香亭于史館。是日早，監修官英國公張輔等率總裁、纂修官皆朝服，捧《實錄》置輿中……鴻臚寺官朝服引《實錄》輿……從左順門東廊出，由金水橋中道行、監修等官皆后隨至奉天門下。監修、總裁、纂修等官捧《實錄》置于案。”送《實錄》的寶輿設在史館，說明《實錄》是在史館修纂的；史官迎《實錄》的路線，正是從左順門東廊經過，然后到奉天門進呈，說明史館的方位就在左順門附近的內閣及東閣一帶。

第三，明代史館共分為十館，其中東面四館主編纂史料，西面六館主修纂史書。

明代史館的內部結構，據前引黃佐之說，分為十所（十館）。我們還可以舉出更多的證據。尹直曾稱，成化間編纂《宋元通鑒綱目》時，是“各館分修”而“通行校正”的（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三。）。這表明史館內部并非只設一館。對此，查繼佐《罪惟錄·藝文志》有進一步的記載：“（成化九年）十一月，命纂輯《宋元續綱目通鑒》，亦親為序。時紀事紀言之制不復，凡修史取諸司奏牘，分六部即十館成之，總裁主刪潤……”這里明謂史館分為十館。關于這點，費宏的《進武宗實錄表》也可以證實：“臣宏等發金匱之秘藏，萃皇華之咨度，義例準乎前史，筆札給于尚方。十館星分，禮樂政刑之不紊。”十館星分，既證明了史館下設十館，也說明十館不全在一棟房子里面。張居正的《議處史職疏》向我們提供了更詳細、更有說服力的史料，他說：“照得東西十館原系史臣編校之所，密邇朝堂，紀述為便，今合用東館近上四所，令史臣分直其中：一起居，二吏戶，三禮兵，四刑工。”（注：《張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又《明實錄·神宗實錄》卷三十五。）張居正明確指出史館共有東西十館，是史臣編纂校正的場所，離朝堂奉天殿很近，這種描述，與我們上面考證的方位大體一致。十館分為東面四館與西面六館，二者在職能上有所區別：西面六館一般是修纂史書的場所，如修《武宗實錄》時，檢討陳寰曾提到過“邇者采尚書故實，上六館”（注：焦竑：《玉堂叢語》，卷之四，《纂修》。）。上六館，意思是將政府六部的公文檔冊交史館中的西面六館編纂。六棺與東閣相連，所以才有“東閣在六館之下，廊接史館”的記載；至于東面四館，則可能曾經用來編纂和整理史料，所以張居正才建議將此四館用作起居注和六曹章奏的編校場所。

第四，明代史館是虛體和實體相兼的修史機構。

所謂“實”是指它有固定的場館，并有相應的設施，如圖書資料等；“虛”是指它沒有固定的官員，平常關閉，依靠項目才維持運轉。正如黃佐所說：“今史館凡十所，在東閣之右，藏列圣《實錄》、古今書史，每被命修書，則本院官日聚集焉。常時公會后，恒扃鑰之，無復載筆于其間者。”（注：黃佐：《翰林記》卷一，“史館”。）可見，明代史館雖是常設機構，但并非常開，而是根據修史任務來決定開館與否。我們知道，清代的修纂機構書館分為常開、例開和特開三種，“由于清廷修書任務日益增多，常設書館不能滿足需要，往往是每修一書，經奏準特別開設書館、書一告成，即行停館”，結果所設書館名目繁多，如實錄館、圣訓館、上諭館、明史館、通鑒綱目館、會典館、古今圖書集成館、四庫全書館等等，遍及紫禁城中，甚至延及禁城之外（注：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清代宮史探微》，第299頁，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7月。）。明代情形有所不同。明代例修的史書主要是《實錄》、《寶訓》和《玉牒》，其他如《會典》和《永樂大典》、《宋元續通鑒綱目》等都是特開，修史任務沒有清代那么繁重，僅只史館已能應付，所以明代沒有像清代那樣遍地設館修書，明代也從沒有“實錄館”、“會典館”、“續通鑒綱目館”等名目。據史載，上述明代著作均是在左順門附近東閣旁的史館修纂的。由于史館比較單一和固定，所以明代修史往往要按先后順序排隊進行，據《謇齋瑣綴錄》載：景泰間，朝廷打算修《續通鑒綱目》，但當時正在修纂《寰宇通志》，所以只能“佇俟志書完日開館”（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另據前引《寓圃雜記》的記載，彭時、商輅等內閣大臣，鑒于“今館閣無事”，才決定將《新唐書》重修的。說明只有當史館沒有纂修項目時，才會想到修纂其他史書。當然，也有一些史書是同時修撰的。如萬歷初年修世宗、穆宗《實錄》，本來打算“俟《實錄》完日”（注：《穆宗實錄》卷二十一，隆慶二年六月庚子。）修纂《會典》的，但因故提前，與實錄同時修纂。不過，會典與實錄的修纂人員多相互兼任，如張居正、汪鏜等既是《世宗實錄》和《穆宗實錄》的正副總裁，又同時擔任《大明會典》的正副總裁，“時馬自強等方纂修《世宗實錄》，詔不妨以原務兼修（《大明會典》）”（注：《神宗實錄》卷五十一，萬歷四年六月乙酉。），這表明它們仍可能是在同一史館中修纂。因此，明代修史的機構基本上就是史館一家。

二、史館管理制度

明代史館隸屬翰林院，因此修史雖然是各衙協作，具體管理仍由翰林院實施。據黃佐《翰林記·修書升賞》載，每次史書修成后的獎勵和升擢，都是吏部根據翰林院開報的名單“具題請旨”的，反映了翰林院在史館修史中具體組織的地位。翰林院學士常兼副總裁，凡“纂修實錄、玉牒、史志諸書，編纂六曹章奏，皆奉敕而統承之”，同時負責史館平時的日常管理工作。史館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供給、門禁、考勤，修纂和獎懲等等。

第一，人事制度。明代史館的人事制度是一種松散而臨時的制度。它依據開館修纂的需要而組織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史書修竣，修纂集體便告解散。史館自身沒有人事權，監修、正副總裁等由皇帝欽命，纂修官以下的史官，有時出自欽命，但一般是由內閣提出人選。據《大明會典·翰林院》載：“凡修實錄、史志等書，內閣官充總裁，本院（翰林院）學士等充副總裁，皆出欽命。纂修從內閣于本院及詹事府、春坊、司經局官內具名題請，謄錄、催纂，制敕誥敕房官皆預。”入居史館的史官，分三個層次，第一層次以翰林院的修撰、編修和檢討等法定史官為核心，擴及翰林院內的所有官員。事實上，翰林院內部雖有一定的分工，但分工并不明確，正如陸容《菽園雜記》所說的那樣，翰林院“官名雖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那些作為法定史官的修撰、編修和檢討，常兼司他職，如“經筵充展卷官，鄉試充考試官，會試充同考官，殿試充收卷官”等等（注：《明史》卷七十三，《職官志二·翰林院》。）；而那些并非史職的翰林院學士、侍講學士、侍讀學士、侍講、侍讀等，一旦史館運轉，也責無旁貸地加入史書的修撰之中。第二個層次是與翰林院相關的在京政府機構的官員，如詹事府、春坊、國子監、司經局、光祿寺、太常寺、大理寺等各衙門的官員，每臨修史，也常被征調入館。第三個層次是外地官員，如知州、知縣、王府官員等，也曾于開館時被征入館中。這一層次的史官不穩定，早期較多，后期較少。正如焦竑在《修史四事》所說的那樣，“國初修書，多招四方文學之士，不拘一途”。雖然史館實際上的負責人是擔任副總裁的翰林院學士，但人事權卻在內閣。內閣輔臣掛名總裁，較少直接處理史館事務，但史館的人動卻一直由他們掌握。一般而言，參與史書尤其是實錄修纂的人員，在書成之后，都會得到升擢和賞賜，因此，史館修纂人員的調入，常常成為內閣大臣扶植親信的機會。他們“各薦所知”，不顧才質，結果有時舉薦的史官非老即病，或入館“經宿而死”，被人譏為：“生老病死苦，史館備矣。”（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史館人員，除監修、正副總裁以原職兼任外，其他人員自到館之日起，即由原衙開缺，以原品級在史館供職，由史館分配修史任務。史館雖無權升降在館人員的官職，但可以向其所屬衙署提供考勤、考績情況和參考意見，以間接影響其地位的升沉。

由于史館沒有人事調動及升降權，因此造成了一些運作弊端。根據史館操作的實際步驟，一些史官可以在修纂后期再征召入館，以避免人員浪費，但由于入館人員事先已由內閣決定，史館對此無可奈何。焦竑曾針對這一現象指出：“至史館兩房中書，本供繕寫。今始事之日，方翻閱遺文，搜討故實。下筆之期，茫無影響，謄錄之官，安所用之？似當暫為停止，俟他日脫稿之后，經總裁改定，方可取用，量為資給，不但冗費可裁，而亦僥倖少抑。”（注：焦竑：《修史四事》，《春明夢余錄》卷三十二，《翰林院》。）更為可笑的是，有的謄錄官征入史館后未及譽寫，即遇丁憂服闋，至服滿回京，書已修成，“未舉一筆”，仍照常獲得升賞，“曾無一人舉覺”（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一。）。

第二，供給制度。史館并沒有獨立的財務權，所需辦公用品都實行供給制。史館的供應包括酒飯、筆墨、木炭、桌、凳、硯、爐、象牙書圈、紙札等。《神宗實錄》卷五十二載：“（萬歷四年七月）丁未，大學士張居正等以重修《會典》，請日給副總裁、纂修等官及各員役供事者酒飯、筆墨、木炭等項，照舊開支。其桌、凳、硯、爐、大小象牙書圈，內監照數送用。刑部、都察院按月支送紙札”。此外，史館還由政府提供校尉、辦事吏、裱褙匠等員工，以解除修纂史官的后顧之憂。重修《會典》時，張居正還建議“外用辦事吏二十名，分送各館管理冊籍，啟閉館門，匠役并校尉照舊應用”。史館官員的酒飯，例由光祿寺負責供給，“凡翰林官內府供職，日給光祿黃封，內膳有常制。景泰中，以水旱故，省三之一，以后漸省過半。然有承命內館教書者，則兩給之。或兼纂修時，又倍焉”（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四。）。說明明代對史官擔任纂修任務期間的酒飯供給，是比較豐厚的，超過了在內府教書和入值的翰林官員。

第三，門衛制度。由于史館是機密單位，常常修纂《實錄》這樣事涉宮闈的秘典，所以一般是不準閑雜人員隨便出入的。萬歷間史館總裁張居正要求“除典守謄錄人役隨同共事外，一應閑雜人等，不許擅入！”（注：張居正：《議處史職疏》，《張太岳全集》卷三十九。）太宗時曾與修《太祖實錄》的史官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即著便服）入史館供職，閽人誰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徒役，乃自稱‘修史人’”（注：焦竑：《玉堂叢語》，卷之八，《諧謔》。）。這則記載說明明代史館的門衛——“閽人”是比較負責的。此外，史館還設有校尉負責守衛。修《大明會典》時，就有“校尉照舊應用”。

第四，考勤制度。凡是在史館修史的史官，每天上班必須簽到，倘若遲到或曠工，則進行登錄，并將其名字公布出來以通報批評。景泰間，史館纂修《環宇通志》，“館中諸公日多不至”，史館令“門吏每晨會后具報到否，揭不至者職名于東閣上”（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

第五，纂修制度。它是史館的業務管理制度。明代史館依據修纂項目的需要，設立監修，以勛戚充任，對史館進行政治監督；業務上設立正副總裁，由內閣輔臣和翰林院學士充任，進行業務領導和規劃，由纂修官具體編纂，同時設立催纂加以督促，此后又有校正官進行文字校正和史實核訂，最后由謄錄官進行繕寫。在史官進行修纂的同時，還設有收掌典籍官，負責檔案邸報奏疏等史料的管理。可以說基本上做到分工合作，行之有效。史書修完，還要進行統一體例的工作，廖道南指出：纂修國史，每分為十館，……十館所修不能統一，則擇人總勘。”（注：廖道南：《殿閣詞林記》卷十七，“開局”。）然而，纂修管理上也存在一些積弊，使得史籍的修纂久拖不成。萬歷時，首輔大學士兼總裁張居正鑒于《世宗實錄》遲遲未能修完的局面，提出了實行正副總裁責任制，專任責成，定期完成的目標管理制度：“事必專任乃可以圖成，工必立程而后能責效。……蓋編撰之事，草創、修飾、討論、潤色，必工夫接續不斷乃能成書，而職責要緊又在副總裁官。吏部右侍郎諸大綬、禮部右侍郎王希烈原系《世宗皇帝實錄》副總裁，今各館草稿未經修飾，宜責二臣專管……立為程限，每月各館纂修官務要編成一年之事，送副總裁看詳；副總裁務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等刪潤。每年五月間、十月間，臣等將纂完稿本各進呈一次。大約終月可完一年之事，終季可完三年之事，從此漸次積累，然后后功可期。”（注：《神宗實錄》卷五，隆慶六年九月辛亥。）這種修纂制度上的改革，使卷帙浩繁的《世宗實錄》得以順利完成。

第六，獎勵制度。史館每完成一部史書都要實行獎勵，其形式是賞賜和升擢。以纂修實錄為例，監修和總裁在明代前期各賞賜白金一百兩、彩幣六表里，織金羅衣一襲，馬一疋并鞍一副；纂修官各賞四十兩白金，后期略少。賞賜對象是所有參加實錄修纂的史館工作人員，甚至裱背、軍校、匠役、吏員等。除了病故或受處分的外，可謂人人有份。賞賜錢物外，明朝政府還要對實錄修纂人員進行升擢。升擢一般都是晉升一級官職或升俸一級，且都為京官而不外升。那些位極人臣的監修、總裁官已極品，無法再遷，便加授榮譽職銜如少師、太保、太傅、柱國、光祿大夫等。那些位低職卑的官員，實錄修成后并不升其職，而是升俸一級。史館的獎勵制度對史館修纂活動的正常進行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但是，史館并非完全的實體機構，沒有人事權，對來自各衙門的史官難有有效的管理和約束，所以有時候史館管理的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史官常常散漫無紀：他們隨便請假不來上班，在外面租私寓“逍遙宴飲”（注：《熹宗實錄》卷五十五，天啟五年正月癸酉。），他們天熱時不顧體面，竟在史館“多褻服執筆”，以致于景泰帝看見后，還以為是收拾筆墨并負責鎖門的匠人（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他們甚至在史館中吵鬧對罵，斯文掃地。景泰間修《寰宇通志》，史官丁＠①與宋懷“忿怒失色，詈言于館中”，有人寫詩諷刺道：“參議丁公性太剛，宋卿凌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傖言污玉堂。……”（注：尹直：《謇齋瑣綴錄》卷二。）這些管理上的缺陷，使史館的修書活動常常出現懈怠弛廢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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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明市農業產業結構優化分析

（一）結構相似系數分析

判斷兩地區產業結構是否具有相似性，可利用兩個地區的各產業占比。下式中，Xmk和Ynk表示產業k在地區m和n的總產業結構中的比重，Smn表示兩個地區產業結構的相似度。本研究中，將三明市和福建省的農業產業結構進行對比，按照上述公式計算相似系數，探討三明市農業產業結構同構的現狀與變化。Smn＝∑nk＝1XmkYnk∑nk＝1X2（mk）∑nk＝1Y2（）槡nk依據《福建省統計年鑒2013》及《三明市統計年鑒2013》的相關數據，計算出農業產業結構相似系數。相似系數值的大小，說明兩個地區的產業結構相似程度。數值越大，說明相似度越高。在本文研究年份中，兩者的相似系數都在0．85左右，說明二者產業結構有一定相似性。另一方面，二者相似系數呈現總體減小的態勢，表明三明市與福建省農業產業結構調整還是存在一定差異。表1的絕對離差顯示，2009—2012年，三明市農業和林業的調整幅度高于福建省整體水平，其他如牧業、漁業等調整幅度則低于均值。

（二）農業產業結構的灰色關聯動態分析

利用三明市各產業以及農業總產值的相關數據，運用灰色關聯度動態模型，對三明市各產業和農業之間的關聯性進行分析。研究中，將農業總產值設為參考序列，其他指標構作為比較序列，計算結果見表3。從表中數據可知，在農業各產業結構中，對農業總產值影響大小依次為農業、林業、漁業、服務業和牧業，其中農業和林業值關聯系數相對較大，關聯程度較高，而其他三個產業的關聯系數相對較小，且相差不大，表明漁業、服務業和牧業對農業總產值的影響較小，相對農業和林業來說，上述三個產業的發展也較為滯后。表中X1、X2、X3、X4、X5分別表示農業、林業、漁業、服務業和牧業。

三、三明市農業產業結構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提高政府的職能效能

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中，應該堅持市場的調節作用，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和指導作用，以及政府在市場監測與調控的主導作用，強化農民在農業各產業結構調整中的主人翁作用。提高政府的引導職能，及時提供更多各產業結構的相關市場信息與咨詢，給予農民在知識教育、技術指導、市場等方面的幫助與引導，有效引導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尊重農民在農業生產中的自和決策權，使農民根據市場需要自發調整農業產業結構，改變以往決定權由政府一手抓的局面，在有效調控市場的基礎上提高政府在農業產業結構調整上的職能效能。

（二）加大對農業產業內部的調整

農業產業結構的不合理制約和阻礙了三明市農業經濟的發展，如何開展農業產業的內部結構調整是三明市農業產業調整的一個重大課題。在內部結構的調整過程中，要以提高產品質量、保證產品品種為重點。在減少糧食耕種面積的基礎上，改進種植條件，擴大品種生產，大力調整農業產業結構。發展特色農業，做到品種多、新、奇，質量優質，為農民設更寬更長的經濟道路。要以科學技術為基礎，促進農業科技成果創新，不斷完善農業基礎條件建設，生產出更加優質，用途更廣的產品，滿足消費者需求。

（三）調整農業主導產業項目

根據主導產業選擇理論，任何產業在不同的時期都有不同的主導產業，而主導產業對經濟水平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充分結合三明市的資源優勢，不斷擴大和調整三明市的主導產業，對于三明市的農業經濟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根據三明市生產力發展現狀選擇產業經營模式，根據自身有利條件和有利優勢，選擇適合并富有特色的主導產業。從三明市農產品的品種來看，水果、蔬菜、茶葉、烤煙和部分畜牧產品等相對于福建省其他地區都具有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搞好農產品加工業的開發，在“深”“精”“優”字上做文章，爭取多出優質名牌產品，可以考慮將其培育為三明市的主導產業。

（四）正確處理農業各產業的關系

從農業來看，當前三明市農業產品結構不合理，且糧食加工率低；從林業來看，三明市的杉木和松木占比接近90％；從畜牧業來看，2012年，三明市的全市畜禽產品總產量25．77萬t，同比增長10．16％，羊、家禽和兔的出欄量同比均有一定增長，但牛羊等養殖受到自然條件限制而影響飼料供應；從漁業來看，2012年鰻魚產量4　779t，養殖面積225hm2，漁業產值3億多元，約占全市漁業總產值30％，相比三明的淡水資源和淡水魚產量，產量很低，淡水養殖有很大的提高空間。因此，要進一步利用三明市空氣、水源、土壤無或少污染的特點，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旅游農業，增加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調整農業產品結構，優化農業產品品種，發展優質品質，縮小普通品種，對農產品進行深加工，不斷提高農產品的質量和競爭力；調整森林資源結構，優化各木種之間的比例和品種，著力推進生態保護，加快林業產業發展；優化畜禽品和魚產品種結構，在具有比較優勢的品種上進行深加工，提供更加優質的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