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微觀經濟學發展史，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并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第一次論述了市場(價格)機制的有效性問題，即“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涉及的就是今天的微觀經濟學所說的資源配置效率問題。因此，我們可以把《國富論》看作是微觀經濟學的奠基之作。

 

從19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學家在價值論上的分野開始，到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在“價值由什么決定”的論爭中，微觀經濟學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到19世紀90年代，阿弗里德·馬歇爾把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系統的綜合和提升，使微觀經濟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我們可以把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1890年)看作是微觀經濟學的代表作。

 

微觀經濟學雖然在19世紀末就已經比較成型，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微觀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就已經完善了。隨著西方市場經濟自身的發展變化，隨著經濟研究的深入和新的分析工具的使用，微觀經濟學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獲得了許多發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這些發展及其成果大大豐富了微觀經濟學的內容。本文著重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概括微觀經濟學在20世紀的發展。

 

一、消費者行為理論的發展消費者行為理論也叫需求理論，主要是解釋單個家庭(消費者)在面臨一組約束條件時如何對商品組合進行選擇；它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試圖找出消費者實現效用最大化的條件，論述需求曲線為什么一般向右下方傾斜(需求規律)。解釋消費者行為的理論先后有基數效用論、序數效用論和顯示性偏好理論。基數效用論產生于19世紀，是需求理論中的古典理論。

 

雖然在19世紀末，一些經濟學家就觀察到效用的不可測性，提出了序數效用論的思想，如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安托內利(G．．Antonelli)、費雪(Iving Fisher)和帕累托(Vil—，埃奇沃思(1881年)和安托內利年)甚至在19世紀80年代就使用了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但是，序數效用論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則是得益于斯盧茨基、希克斯(John R．Hicks)和艾倫(Roy George Douglas AIlen)等人的貢獻。

 

斯盧茨基的貢獻是提出了后來被稱之為“斯盧茨基方程”的消費者行為理論。這位前蘇聯數學家、統計學家兼經濟學家在1915年7月的意大利《經濟學家雜志》上發表《關于消費者預算的理論》一文，第一次提出了商品價格的變化對需求量的影響可以分解成兩個部分：一個是實際收入不變，商品相對價格變動引起消費者用價格較低的商品的消費替代價格較高的商品的消費，從而引起對價格較低的商品的需求量增加，這被稱作“剩余可變性”，希克斯后來把它稱作“替代效應”；另一個是貨幣收入不變，商品價格下降引起消費者的實際收入增加，實際收入增加引起消費者對商品需求量的增加，這被稱為“收入效應”。斯盧茨基進一步認為，這兩個效應是獨立的和可疊加的，二者的代數和就是“價格效應”。即價格效應一替代效應+收入效應，這就是斯盧茨基方程，后來又稱之為“價值理論的基本方程式”。斯盧茨基還進一步認為，收入效應可以是正數——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量隨收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是負數——消費者對商品的需求量隨收入增加而減少，而替代效應則始終是負數。

 

斯盧茨基方程的意義是從理論和方法上完整地解釋了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為什么一般是向右下方傾斜的，即完整地證明了為什么存在需求規律。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斯盧茨基在1915年發表的這篇文章最終給出了序數效用函數的假設。[1](蹦∞希克斯在帕累托等人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和系統化了序數效用論，使之成為現代微觀經濟學的一個有機構成部分。

 

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第三篇主要是論述基數效用論(包括需求彈性理論)的，這種需求理論在希克斯的《價值與資本》(1939年)出版以前一直是最權威的理論而受人敬仰。還在20世紀年代前期，希克斯就對這種基數效用論提出質疑。

 

在《價值與資本》一書中，希克斯認為，馬歇爾的需求理論是從最大限度的總效用觀念出發，通過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達到所購買商品的邊際效用必定與其價格成比例的結論。希克斯就此提出疑問：這種被消費者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效用”是什么?什么是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的確切基礎?他認為馬歇爾對這些問題沒有進行透徹的論述，而帕累托對此做過有價值的討論。

 

希克斯從埃奇沃思和帕累托那里接過無差異曲線分析，用無差異曲線與消費者的預算線相切來確定消費者的均衡條件，用兩種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取代兩種商品的邊際效用之比，用邊際替代率遞減規律取代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并且討論了“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推導了“收入一消費曲線”和“價格一消費曲線”。

 

由于序數效用論不以效用數量的衡量為基礎，它用兩種商品的變化量之比來間接衡量兩種商品的邊際效用之比，這就克服了基數效用論“效用如何計量”的難題，從而使得序數效用論成為被普遍接受的需求理論。

 

無論是基數效用論還是序數效用論，都是研究消費者如何使其偏好或效用最大化。但是，消費者的偏好是觀測不到的，能夠觀測到的只是消費者做出的選擇。那么，有什么辦法說明觀測到的消費者需求行為是否是由于偏好關系或效用函數的極大化而產生的?有什么辦法能夠從消費者的實際選擇行為推論出他的無差異曲線而不是依靠他公開聲稱的偏好?保羅·薩繆爾森(1938年和1947年)發現的顯示性偏好理論就是用來回答上述問題的。

 

顯示性偏好理論的優點在于，研究者不必知道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圖，也無須知道每一種商品(或商品組合)的效用大小，只要知道消費者對有關商品組合的選擇行為就可以了。根據顯示性偏好理論，一個消費者之所以在兩種商品(或商品組合)A和B中選擇了A而不是B，只有兩個原因：要么他偏好A，要么A比B便宜。如果A不比B便宜而消費者仍然選擇A，我們就可以判定，這個消費者對A的偏好一定大于對B的偏好。為了給出顯示性偏好理論精確性的證明，薩繆爾森和于澤(H．Uzawa)等人又進一步提出了顯示性偏好的弱公理和強公理，這就是一致性公理和傳遞性(transitivity)公理。

 

序數效用論以無差異曲線已知為前提。如果無差異曲線未知或不確定，則無法確定消費者均衡。顯示性偏好理論可以用來確定消費者的無差異曲線和需求曲線。

 

顯示性偏好理論不但用來替代偏好理論作為消費者行為分析的基礎，而且還被用于證明競爭性均衡的存在性和穩定性，這種分析技術還在社會選擇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中得到進一步推廣應用。

 

二、廠商行為理論的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把單個廠商生產者)也看作是一個理性的行為者，其目標也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這樣，廠商的行為和消費者的行為一樣，都可以用一套最優化方法來進行分析。于是，廠商均衡條件(或生產要素最優組合條件，或利潤最大化條件)以及圍繞這個條件展開的產量理論、成本理論和收益理論，成為微觀經濟學中廠商行為理論的主要內容。

 

世紀廠商行為理論的發展主要有兩方面的成果：一是各種各樣的“廠商管理理論”(man—的提出。這些理論的共同點是認為廠商的目標(實際上是企業經理的目標)不一定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這些理論也可以稱作“非利潤最大化”的廠商行為理論。

 

二是對“理性人假說”的批評和修正。

 

“非利潤最大化”的廠商行為理論起始于世紀三四十年代一些西方學者對廠商決策行為的經驗研究。1939年霍爾和希契在對38家企業定價決策行為進行問卷調查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價格理論與企業行為》的研究報告。L31該報告得出的一個主要結論是：企業并不按照“MR—MC”

 

的原則來做出價格決策，也不一定根據市場需求圃來定價，因為企業很難獲得關于單個產品的需求曲線的信息；企業對其產品定價實際上使用的是“成本加成定價法”，即根據產品生產所耗費的平均成本再加上一定的利潤幅度，這個利潤幅度相當于一個行業內部的平均利潤或正常利潤。霍爾和希契認為，在“成本加成定價法”流行的情況下，利潤最大化只是一種偶然的結果，而不是企業經常追求的目標。1946年，萊斯特(Richard Les—通過對美國南部430家企業的調查研究后發現，企業的產量決策和用工決策一般并不考慮“邊際成本”或“邊際產品價值”變動，因為企業難以估計這兩個變量。這項經驗研究成果也證明企業并不按照利潤最大化原則行事。

 

貝利(A．A．Berle)和米恩斯(G．C．合著的《現代公司與私有財產》(1932年對廠商(企業)理論的發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這本書得出的一個重要認識是，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征是大公司在生產部門占據了統治地位，在這些大公司里，所有權和控制權分別掌握在股東和經理手里；由于存在不完全競爭的資本市場和非競爭的產品市場，企業經理將擁有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外目標的空間。

 

在貝利和米恩斯研究的基礎上，一些學者提出了各種各樣的“非利潤最大化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鮑莫爾的“銷售最大化模型”、彭羅斯等人的“企業成長理論”和威廉姆森的“管理斟酌決策權理論”。

 

鮑莫爾在1959年出版的《企業行為、價值與成長》一書中提出“銷售最大化假說”(sales maxi—。[41在這本書中，鮑莫爾把在某種利潤約束條件下追求銷售總收益最大化看作是寡頭壟斷者的典型目標。這里的利潤約束是指企業股東認可的最低利潤水平。鮑莫爾認為，企業之所以追求利潤約束下的銷售最大化，主要是因為銷售量與經理人員的薪酬存在正相關關系，其次是因為銷售量下降會使得企業喪失一部分客戶和分銷商，降低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能力。

 

“企業成長理論”

 

歸功于彭羅斯和馬里斯的開創性研究。

 

這種理論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看作是一種“公司經濟”(corporate economy)，也就是公司企業主導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公司管理者(經理)擁有斟酌選擇公司追求目標的權力，這就使得這種經濟成為一種有管理的經濟，而不是完全的市場調節的經濟。這種“企業成長理論”關注的是“企業擴展的時間路徑”

 

。在動態過程中，經理們通過把企業成長作為追求目標來滿足其權力、稱霸(domi—、威望(prestige)的本能，而諸如企業安全和職業成就的動機誘導經理們把“企業的評價率”

 

’s valuation ratio，它是企業股票市值聊與其資產賬面價值是的比率，即鉚／是)作為其追求的目標。資本市場通過兼并和接管機制對這種評價率的高低施加約束，如果評價率低于某一水平，企業將被購并。企業面臨的這種約束條件下的最優化問題可以形式化表述如下：

 

。一U。(g，口) ……．￡．u≥可 ……其中，U。是管理效用函數，即企業經理的目標函數，g是企業的成長率，可是對企業的評價率，可是資本市場約束，當u<面時，企業將被購并。給定一個成長一評價函數(即U。)，其中釘和一定水平以上的g負相關，經理們將面臨著圖所示的斟酌權衡：

 

礦’

 

／…一凇{i＼成長嚳圖1企業成長模型一評價曲線在A點以前，企業成長率g和評價率u正相關，在A點以后，g和曰負相關。企業經理對成長率和評價率組合的偏好可以用無差異曲線I來表示。如果沒有資本市場約束，最優點將是最高的無差異曲線I。與成長一評價曲線相切的切點B。

 

如果評價率不能滿足資本市場約束條件口≥百，那么，最優的成長率將由受約束的最大化解(百，蠆即C點給出。顯然，C點的成長率要高于B點的成長率。

 

“管理斟酌決策權”

 

理論是威廉姆森在1964年出版的《斟酌決策行為經濟學：廠商理論的管理目標》一書中提出來的。[7¨管理斟酌決策權”是指公司經理們追求他們自認為有利可圖的目標的能力或權力，而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的競爭程度將決定著這種斟酌決策行為的范圍。

 

威廉姆森認為，在兩權分離的現代大公司中，經理們有一種支出偏好(expense preference)，這種支出偏好通過某些企業支出如營銷支出、職工報酬支出來獲得滿足。這些支出會給經理們帶來正價值，因為通過擴大這些支出有助于實現經理們追求薪酬、威望和權力的目標。雖然這些目標對于企業來說是一些“非金錢目標”(non—pecunia—，但是這些目標決定著經理行為，從而影響著廠商行為。

 

理性人假說是關于廠商行為和消費者行為的一個基本假說，微觀經濟學的許多理論都是建立在這個假說基礎上的。自1947年開始，西蒙．Simon)在一系列論著中反復強調經濟當事人的理性是“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而不是理性人假說所暗含的完全理性。∽以完全理性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主觀效用論是建立在這樣三個前提條件之上的：(1)可供選擇的對象是給定的，而且是固定不變的；(2)每種選擇結果的概率分布是已知的(指主觀而言)；目的是為了使一個給定的效用函數的期望值達到最大化。西蒙認為，這些假設條件并不一定與我們想要知道的實際經濟選擇過程相一致；通過放松其中的一個或幾個假定可以得出“有限理性論”。

 

西蒙所說的“有限理性”是指那種把經濟當事人在認識方面的局限性考慮在內的理性選擇——包括知識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局限性。西蒙認為，雖然經濟當事人總是期望實現最優化，但是他們事實上做不到，因為經濟當事人的行為要受到獲得有關選擇機會的信息成本和對不確定性未來的無知的約束，他們實際上只能追求一種比較滿意的目標或滿足水平，只追求實質性與程序性的理性。有限理性理論假設可供選擇的對象不是一個固定的數集，而是存在一個產生各種方案的過程；假定不知道結果的概率分布，而把這些情況的估計程序納入分析結構；尋找那些應對不確定性的策略，這種不確定性假定人們不知道其概率分布；也可以不作效用函數最大化的假設，而只設想一個令人滿意的策略。有限理性理論是這樣一種選擇理論和決策理論：假定經濟當事人希望達到某種目標，并且為此竭盡他(或她)的心智，但是在描述決策過程時又把人們頭腦的實際智能考慮在內。西蒙強調，要把經濟學和管理學建立在一種關于現實的人的行為描述的基礎上，必須用“有限理性”來取代完全理性。

 

薩金特(Thomas J．Sargent)進一步把“有限理性”概念應用于宏觀經濟分析。[91他假定經濟行為人確切地知道行為的規律本身是不隨時間而發生變化的，他們努力尋找實現理性預期的方法，但是他們并不是完全理性的，因此，宏觀經濟模型不一定要建立在理性預期和最優化假設之上。薩金特認為，在有些情況下，基于理性預期假說的模型得出的預測很難與觀察到的實際結果相符，而有限理性理論可以修正理性預期模型得出的過于嚴格的預測。

 

三、對“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證明在市場經濟中，雖然每個人的目標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其結果卻會增進社會利益，即個人利益和社會(或公共)利益可以得到和諧協調。這就是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看不見的手”的原理所表達的思想。在斯密看來：“每個人都力圖利用好他的資本……使其產出有最大的價值。確實，一般說來，他既不打算促進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進的公共利益是多少。……他所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他在這樣做的時候，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引導，去實現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實現圃的目的。……通過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通常會促進社會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要促進的社會利益更大”。[10]㈣23¨‘看不見的手”的原理告訴我們，分散的市場經濟不但沒有造成混亂，反而導致經濟運行有秩序并且資源配置是最優(有效率)的狀態。

 

在亞當·斯密以后，西方主流經濟學都著力證明“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正確性。19世紀下半期，瓦爾拉斯(Leon Walras)在其《純粹經濟學要義》(1874—1877年)一書中提出了一般均衡理論。這個理論證明，在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下，總是存在一組價格(或價格向量)，使得經濟中所有市場的供給和需求都恰好相等，即存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一般均衡。瓦爾拉斯把這個結論稱作(一般)均衡價格決定定律，后來被稱作“瓦爾拉斯定律”(walras’s 1aw)。當一般均衡存在時，各類市場既不存在超額供給，也不存在超額需求，每一個市場都可以自動出清，所以，瓦爾拉斯定律又可以表示為：只要效用函數是連續的、嚴格遞增的并且嚴格擬凹的，經濟體系中所有市場上的超額需求的價值之和等于零。在一般均衡存在時，市場交易者都能獲得最大化滿足，即效用最大化。瓦爾拉斯寫道：“在自由競爭支配下的市場中進行多種商品互相交換是一種活動，通過這種活動，所有一種商品、多種商品或一切交換商品的持有者，都能獲得他們欲望的盡可能大的滿足。”[11]佃168’

 

但是，在對一般均衡理論的證明中，瓦爾拉斯是通過假定模型中的方程式(供給方程式和需求方程式)的數目等于未知數(待決定的商品市場的價格)的數目而得出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的。這個結論無法通過數學方法來驗證，因而不能使人信服。因為如果未知數的數目和方程式的數目相等，這個方程組可能無解。我們不能責怪瓦爾拉斯的數學水平不高。客觀的情況是，在他提出一般均衡理論時，解決一般均衡存在性問題的數學工具——集合論、博弈論、拓撲學等，還沒有出現或沒有運用到經濟學中來。

 

瓦爾拉斯之后的60年里，對一般均衡理論感興趣的經濟學家都力圖證明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這些經濟學家包括帕累托(Ⅵlfredo Pareto)、希克斯(John Hicks)、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麥肯齊(L．Mckenzie)、阿羅(Kenneth J．Arrow)和德布魯(Gerard Deberu)等人。尤其是麥肯齊的《論Gra—的世界貿易與其他競爭性體系模型的均衡》

 

年)一文、阿羅和德布魯合作發表的《競爭性經濟中均衡的存在性》(1954年)一文和德布魯的《價值理論：經濟均衡的公理分析》(1959年)一書，對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給出了形式化和公理化的證明。這些證明是簡潔的并且是有力的，從而確定了一般均衡分析的標準框架。此后，德布魯和其他人還證明，一般均衡雖然不是惟一的，但是均衡的數目是有限的并且必然是奇數的。

 

那么，當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存在時，經濟中的資源配置是否就是帕累托最優呢?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進一步對這個問題做出了回答。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如果存在競爭性的一般均衡，那么這種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的。

 

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如果存在完全競爭，并且個人的無差異曲線和生產函數都是凸的，那么通過初始資源稟賦在個人之間的再分配(再配置)，每一種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瓦爾拉斯的競爭性均衡來實現。

 

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說明，如果經濟是完全競爭性的，分散的市場經濟可以達到瓦爾拉斯一般均衡，這種均衡一定是帕累托最優的。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說明，在完全競爭的經濟中，每一種帕累托最優的資源配置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的自動調節來實現。個人要做的只是通過市場交易或通過政府進行某些初始資源總量的再分配(再配置)。第一定理是實證的或描述性的，它說明了完全競爭的分散的市場經濟的結果如何。第二定理是規范性的，它說明了要實現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應當具備什么樣的條件。

 

德布魯、舒比克(Martin Shubik)和斯卡夫．Scarf)等人后來進一步證明，如果把市場經濟中的均衡點的集合稱作“核”(core)的話，那么，競爭性均衡必然位于核中；尤其是，隨著經濟的增長，資源的核配置的集合將收斂到競爭性均衡配置；如果經濟是一個足夠大的經濟，核和競爭性均衡在極限上是一致的。

 

四、市場結構理論的發展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西方經濟學中流行的市場結構理論是完全競爭的市場理論。早在年，埃奇沃思(F．Y．Edgeworth)就試圖對完全競爭下一個系統而嚴格的定義；[12]到年，完全競爭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已經全部確定，并成為此后經濟分析的標準模式。

 

根據完全競爭理論，由于一個市場上存在大量的供給者和需求者，買賣雙方都擁有完全信息，每一個廠商向市場提供的產品都是同質的，廠商進出一個市場是自由的并且是無成本的，所以在這種市場上，單個廠商面臨的需求曲線是一條水平線，并且需求曲線和邊際收益曲線、平均收益曲線重疊。這意味著在完全競爭市場上，單個廠商和單個消費者完全不能控制價格，價格由這個市場上的供求均衡來決定，他們只能是價格的接受者。當完全競爭市場處于長期均衡時，產品的價格等于最低的長期平均成本，廠商實現了利潤最大化，市場是完全出清的，不存在供給過剩或短缺。因此，完全競爭市場是一種理想的市場類型，它可以保證資源得到有效率的配置。

 

年，美國經濟學家張伯侖和英國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分別對完全競爭理論提出挑戰，提出不完全競爭理論或壟斷競爭理論。[13][143張伯侖指出，現實中的市場并不是完全競爭型的，許多廠商出售的是有差別的產品而并非是無差別的產品，這就使得有差別產品的生產者就是這種產品的部分壟斷者，這種生產者面臨的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這說明單個廠商可以在一定范圍內通過擴大或減少產品產量來改變其價格，他對產品價格有一定的壟斷權。在長期均衡狀態下，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存在生產能力過剩；與完全競爭市場不同，不完全競爭市場上存在浪費性競爭。

 

以1982年鮑莫爾等人出版《可競爭市場與產業結構理論》一書為標志，[15]西方經濟學家們又提出了可競爭市場理論。這種理論可以看作是對完全競爭理論的發展。可競爭市場(contestable market)是指來自潛在競爭者的競爭壓力，對正在市場上的供給者“在位廠商”)的行為施加了很強的約束的那一類市場。一種市場要成為可競爭市場，必須滿足以下條件：進入自由，退出無成本，市場在均衡狀態下無超額利潤，在位廠商之間的定價和資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論市場上是僅有一個壟斷者還是有許多競爭者，可競爭市場總是具有這些特性；來自潛在進入者的潛在競爭，而不是在位廠商之間的競爭，對在位廠商的均衡行為產生有效的約束。

 

完全競爭理論強調的是一個市場上在位廠商之間的現實競爭。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競爭的程度取決于在位廠商的數目；在位廠商的數目越少，這個市場的競爭程度就越低或壟斷程度就越高。

 

與完全競爭理論不同，可競爭市場理論強調的是潛在進入者的潛在競爭壓力對在位廠商的行為從而對市場競爭程度的作用，競爭的程度取決于進入這個市場的障礙的大小。

 

可競爭市場理論假定潛在進入者具有這樣的特性：(1)與在位廠商一樣，潛在進入者可以不受限制地獲得相同的生產技術，為同一個市場提供生產。(2)潛在進入者進入一個市場無需負擔額外的成本，也就是不存在斯蒂格勒意義上的進入障礙。(3)在進入一個市場之前，潛在進入者可以暫時把在位廠商的價格看作是不變的，并用這個價格來計算其進入利潤。

 

可競爭市場理論認為，只要市場是可以自由進入和退出的，不論一個市場上在位廠商的數目是多少，來自潛在進入者的競爭壓力同樣可以約束在位廠商的行為，從而保證市場在配置資源方面是有效率的。當市場上有兩家或兩家以上的廠商時，潛在競爭的約束使得在位廠商按照邊際成本定價；當技術經濟特征要求一個市場由一家廠商來進行生產(自然壟斷)時，在位廠商將按照財務可行性的原則實行按平均成本定價。潛在進入者的競爭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作用呢?可競爭市場理論的解釋是，在可競爭市場上，潛在進入者可以采用“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既不存在進入和退出市場的障礙，也不存在生產技術上的劣勢或歧視，如果在位廠商囡的定價行為提供了一個(超額)利潤機會(這時價格高于邊際成本或平均成本)，潛在進入者就會迅速進入這個市場，并在在位廠商做出反應(例如降價)時毫發無損地退出這個市場。因此，潛在競爭是懸在在位廠商頭上的一把達摩劍。在潛在競爭壓力下，為了防止進入真的發生，在位廠商——無論是寡頭壟斷廠商還是完全壟斷廠商，就必須制定一種正好收支相抵的“可持續價格”(sustain—。因此，在可競爭市場上，一個可持續的市場結構或均衡的產業結構與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有相同的經濟績效。

 

可競爭市場理論得出的一個重要推論是，壟斷不一定會減少社會福利；在一定的條件下，在位廠商定價的“可持續性”和拉姆齊最優性是一致的，所以，在可競爭市場的壟斷均衡中，總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都能夠實現最大化。

 

篇2

二、主要內容：該階段主要抓好制定整改落實方案、集中解決突出問題、完善體制機制、做好測評總結四個主要環節，明確目標，落實責任，扎實推進。

（一）制定整改落實方案。具體時間：7月20日-7月28日。整改落實方案以《市經委（國資委）領導班子貫徹落實科學發展情況分析檢查報告》、委黨組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會前征求到的六個方面28條意見與建議為依據，圍繞科學發展、工業強市，對查擺出來的突出問題和需要完善的制度，按輕重緩急和難易程度，切實做到“四明確一承諾”（即明確整改落實的項目，明確目標和時限，明確整改落實措施，明確責任領導和科室，向群眾做出公開承諾），整改措施做到“三有”（有量化指標、有硬性手段、有時限要求），要把任務分解細化，把責任落實到人，使整改落實工作有章可循。整改落實方案制定后，采取適當方式向黨員、群眾公布，接受群眾監督。委機關、直屬單位廣大黨員要圍繞制定、落實整改落實方案，積極建言獻策，努力轉變作風、改進工作。

（二）集中解決突出問題。具體時間：7月20日-8月15日。委機關要進一步明確在加快推進工業強市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工作思路、工作方向和工作方法，切實解決查找出來的、通過努力能夠解決的突出問題。要圍繞服務基層企業和促進科學發展，按照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要求，側重解決當前工業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對2009年市政府下達我委的各項工作任務提出具體措施，抓好工作落實。對涉及多個部門和單位的問題，要積極探索上下互動、左右聯動解決問題的有效方式，促進工業發展。

（三）完善體制機制工作。具體時間：8月10日-20日。委機關要從促進科學發展、工業強市、服務企業的需要出發，積極穩妥地推進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建設，努力解決制度缺失和體制障礙等突出問題，逐步形成在加快推進工業強市保障和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體系。認真清理現有的規章制度，切實做好廢、改、立工作，建立完善委機關各項制度規定，推動經濟工作健康發展。

（四）做好測評總結工作。具體時間：8月20日-28日。委機關學習實踐活動基本完成時，要認真做好學習實踐活動的總結工作，并采取適當方式向黨員、群眾通報。委機關要召開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總結大會，對學習實踐活動進行滿意度測評，測評結果要以適當方式向群眾公布。根據測評情況，進一步完善整改落實措施，確保學習實踐活動中尚未解決的突出問題繼續得到有效解決。要通過求真務實地抓整改、辦實事、解難題、促發展，使學習實踐活動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

三、具體要求

整改落實階段是整個學習實踐活動出成果的階段，既是對調研學習、分析檢查階段工作效果的檢驗，更是整個學習實踐活動的創新與成效所在。委機關各科室要認真按照委黨組制定的工作方案，把工作抓實抓好，抓出成效。

篇3

2.電視劇特色化。衛視全國競爭的戰略，需要充分地利用各種資源和對特色內容的持續性掌控。在各個頻道自辦活動、欄目特色化的基礎上，特色電視劇成為領先省級衛視“溫飽”以后的新追求、新亮點。2007年很多省級衛視不再盲目攀比劇目播出數量，而是充分結合自身品牌特點進行電視劇優選，不少頻道開始了從充分利用多輪劇，然后搶占首播劇，再進一步用獨播劇展開特色品牌建設的新征程，特色電視劇成為實現頻道特色的最重要的新武器。天津加大投資定制“陽光系列”生活喜劇，江蘇深化“情感”主題類電視劇，安徽力推“愛”的主題類電視劇等等，電視劇特色化逐步從量到質，為優秀衛視建立了更加牢固的收視壁壘。

3.戰略競爭深入化。科學發展觀強調的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省級衛視的競爭不僅僅是定位之爭，更是全面協調持續的到位之戰。省級衛視由定位到到位，優秀衛視對戰略競爭的理解不斷深入，戰略執行推進到了更大的范圍和更深的層次。從體制到機制，從扁平組織到績效文化，從收視、覆蓋到廣告收入全面發力。這種持續進步態勢可以說是近年來最好的。優秀省級衛視戰略競爭的深入化、立體化，為其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4.堅定不移全國化。伴隨十七大提出的文化大繁榮和大發展的要求，越來越多省級衛視更加重視走出去的力度，將全國的收視表現、全國的影響和全國的覆蓋效果作為惟一考核指標。衛視的全國化不僅有力地支持了本地黨委和政府的對外宣傳工作，也大大提升了省級衛視自身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中的公益價值和文化發展中的產業價值。省級衛視持續不斷地加強全國城鄉落地的推廣力度，使得本地以外的全國收視不斷提升。全國性競爭拓展了省級媒體的發展視野，提高了戰略競爭能力和市場化生存能力，也領漲了各級電視媒體收視效果。在全國化競爭加劇的形勢下，陸續顯現出整合全球資源的特點，從節目模式到制作團隊引進，越來越多的先進做法出現在中國的媒體內部和展現在熒屏之上，優秀衛視全球競爭的能力開始萌芽。

5.外腦使用普遍化。省級衛視借力外腦，實現超常規突破式發展，已經成為一個普遍的趨勢。省級衛視更為看重外部專家顧問的更廣泛視野，看重他們的豐富經驗與成功模式。省級衛視內部銳意進取的內因加上外腦的作用，的確可以取得最大效果。今年全國排名上升最快的5家省級衛視，不約而同地采用了與外腦顧問合作的成功模式，合作使得衛視承載的政治、社會、文化、產業四大功能得到有機的統一和更好的發揮。

在具體的收視表現上，我們看到四大特點：

一、省級衛視不同陣營全面普漲

全國衛視頻道組收視率漲幅

根據CSM媒介研究提供的全國35個中心城市收視調查數據顯示，2007年的中國電視市場并不樂觀。所有電視頻道的整體收視率出現小幅下降。惟有31個省級衛視保持了強勁上升勢頭，以絕對的優勢領漲全國電視媒體。年度同比漲幅高達9.4%，連續兩年保持一成左右升勢。

更為令人可喜的是，31個省級衛視群體，不論各自排名如何，2007年竟然出現了普漲的現象。前5名的省級衛視步伐稍有放緩，但收視率仍有5.6%的提升。前十名的省級衛視收視率漲幅也在平均水平之上。尤其是省級衛視后15名不再甘于沉寂，奮起直追之勢勢不可擋，落后陣營的收視率漲幅遠遠高于省級衛視整體水平，這也代表著省級衛視之中又將涌現出新的黑馬。

二、省級衛視三個陣營日趨明顯

從全國收視份額的分配角度來看，省級衛視三個陣營日益明顯。能夠進入省級衛視排名前列，的確更具全國性政治宣傳和廣告營銷的意義。省級衛視第一陣營頻道，基本上都提出了戰略建設的明確目標。

根據CSM媒介研究的統計，2007年有七個頻道收視份額過1。這既是一個普遍認可的全國性強勢媒體標志，也構成了當前省級衛視第一陣營。第一陣營衛視總體收視份額大幅增加，而且數量從2006年的3家快速增加到7家。總量穩定下的結構分化格局還會隨之更加清晰，第一陣營占據了省級衛視全國總體收視份額中的半壁江山，幾乎是第二和第三陣營的總和。第二陣營由11家減少到了8家，第三陣營由17家減少到了16家，第二第三陣營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三、天津、河北成為年度黑馬

天津衛視進步居首

天津衛視無疑是2007年省級衛視的最大亮點，憑借近乎翻番的收視率一舉上升7名。從前年同期的14名，成為十強中的新貴。作為環渤海地區的龍頭衛視，天津衛視成功崛起，首先決定于決策者以衛視為集團發展重點的戰略思維和改革創新意識的到位：衛視頻道制的確定和實施，堅定不移的績效目標，原有版面果斷調整，“訂制劇”營銷模式的優勢強化放大，“大劇獨播”概念持續實施，黃金劇場和后黃金劇場相互拉動等等。晚間原有品牌欄目也都全部實行全國收視標準上的優勝劣汰，白天編排整體改進。所以在直轄市衛視中天津衛視一躍取代東方衛視，成為十強新貴。

河北衛視脫穎而出

在2007年度名次進步跨度最大的省級衛視中，河北衛視尤為值得關注。該頻道長期以來徘徊在全國25名以外，這與河北省委省政府的要求極不相稱。之前雖經歷多次改版，但一直未能大步走向全國。年中通過大膽突破與銳意創新，以科學的數據分析論證發展策略，推出“快樂家庭”的清晰定位，在全國范圍內尋找優秀創意，集中臺內外優秀力量推出《奧運小冠軍》等一系列全新節目，并盤活一系列與青少年、家庭相關的優秀劇目資源，在收視迅速提升的同時逐漸形成自己的特色，正成為北方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其他表現突出的省級衛視還有銳意進取的江蘇衛視、穩中有升的四川衛視、首次進入前十的河南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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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812 文獻標識碼：A

Guided by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ANG Derong[1], YI Fenglan[2]

([1]Yichang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000;

[2]Yiling District, Youth Sports School, Yichang, Hubei 443100)

AbstractThis paper mainly comprehensively analyses how to develop aspects of Yichang 's competitive sports, and with the guide by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to Realize Yichang 's athletic sports comprehensive,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Key wordsathletic; development; backup talents

1 體育事業的全面發展，是建設體育強市的劑

創業富民，體育強市。建設體育強市要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堅持“以競技體育為龍頭、以群眾體育為基礎、以體育產業為后盾”的指導思想，遵循群眾體育的全面普及規律、競技體育的超越制勝規律、體育產業的市場運作規律，在全民健身、訓練競賽、體育產業、體育場館設施建設等各個領域實現重大突破。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然要求我們體育工作者在新的更高的起點上進一步拓寬發展思路，改進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

一是群眾日益增長的體育需求的必然要求。人們生活的不斷改善，精神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加快了人們思想體育意識的凝聚，人們對體育的需求日益增強，為體育發展帶來了市場和契機，也促使體育要進行整合，強化其服務平臺的功能，充分發揮先進文化的引領作用。

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既然體育是社會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引領了體育事業的快速發展。體育應積極地探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現代體育發展規律，進行體育體制改革和運行機制創新，確保與社會進步、經濟發展同步協調發展。

三是體育自身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體育事業的快速發展，既是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內在要求，也是體育自身發展變革完善的迫切要求。從體育自身發展的要求來看，群眾體育、競技體育、體育產業、體育場地設施建設要同步協調發展。

目前，發展宜昌競技體育，要切實解決競技體育發展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主要矛盾。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體校學生的文化教育問題，讀訓矛盾十分突出。二是體校教練員的培訓問題，教練員隊伍的整體素質急待提高。三是競技體育后備人才的培養問題，缺乏高水平后備人才。四是訓練項目規劃布局問題，突出重點，分類布局。五是賽風賽紀問題，弄虛作假仍然存在。六是經費短缺已成為制約競技體育發展的突出矛盾，盡管每年對競技體育的經費投入均有所增加，但與實際需要相差甚遠。七是競技水平中的科技含量亟需大幅提高。要更好的解決這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必須全面貫徹落實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觀念，創新發展模式，提高發展質量，堅持用發展和改革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以改革創新的精神，走出一條符合宜昌競技體育發展的新路子。

2 競技體育的協調發展是宜昌經濟建設的助推器

經濟建設與體育發展雙贏。體育對地方經濟建設的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體育自身的可持續發展也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社會的發展。要加強競技體育的資源整合。

（1）進一步發展和完善競技體育人才保障體系。加強政策方面的引導，吸引更多的青少年參與競技體育訓練。應發揮市場的作用，積極推進競技體育產業的發展，形成多元化辦競技體育的格局和管理模式。

（2）揚長避短，鞏固優勢，擴大優勢。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因素，結合我市的特點和優勢，用發展的眼光來制定我市體育發展目標和戰略。要繼續鞏固傳統優勢項目，進一步挖掘優勢大項中的非優勢小項和基礎項目中有潛力的小項。

（3）大力培育競技體育人才。確立人才流動的近期、中期、長期目標，分段制定不同政策，切實搞好體育人才流動的宏觀控制和微觀調節。加強對各專項運動員人才交流的科學管理，統一協調全市專項競技體育人才合理流動，進一步擴大競技體育人才的發展領域。

（4）全面提高教練員隊伍的科學訓練和管理水平，完善教練員選拔、任用、考核制度。抓好各項目、各年齡段的后備人才培養，制定后備人才培養方案，重點加強優勢項目和潛優勢項目的后備人才培養，抓好與奧運周期人才年齡和水平相銜接的教練員隊伍建設。

（5）充分發揮科技興體的作用。實施奧運科技行動計劃，加大科技對運動訓練的指導和支持力度。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體育科技工作，逐步形成跨學科的體育科技體系。要充分發揮各科研機構，構建信息量大、準確性高、傳遞速度快的現代化競技體育信息網絡，為訓練服務，為備戰服務。加強科技成果向競技體育實踐領域的轉化。

（6）發揮競賽的杠桿和優化資源配置的作用。建立權責明晰、科學管理、依法治賽、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宏觀競賽調控體系。根據不同層次隊伍的需要安排好競賽，建立起一套符合我市市情、適應競賽市場要求、有利于服從高水平訓練需要的競賽管理體制。

（7）進一步擴大競技體育的社會影響。抓住我國競技體育社會化、職業化發展的大好時機，通過廣泛的宣傳和政策調動，充分利用電視、廣播、報刊、網絡等媒體大力宣傳競技體育。要不斷引導民眾對競技體育的正確認識，發揮競技體育的宣傳鼓舞導向的作用。

3 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是競技體育可持續發展的催化劑

進一步提高體育后備人才的成才率和輸送率，將以體育運動學校為主體的現行辦學模式擴展延伸與教育行政部門、高等學校、普通中小學尋求更深的層次和更廣闊領域的聯合，擴大選材面，多渠道培養體育后備人才。實行體教結合的模式是提高競技體育運動水平必然趨勢，也是適應國際體育競爭的必然需要。目前我市的競技體育重點要抓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建好一個基地。按照“國家高水平體育后備人才基地”的評估認定標準，重點建設好宜昌市體育運動學校，要在大力改善辦學條件，提高辦學水平，拓寬體校學生的培養輸送渠道上下功夫，推動我市體育后備人才培養。

（2）突出二個重點。以“訓練出人才、比賽出成績”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全面調整和進一步完善體校的培養模式和方向。

（3）完善三級訓練網絡。科學合理布局全市青少年體育訓練項目，把項目建設作為重要抓手，把調整項目結構作為關鍵措施。形成以青少年體育俱樂部、體育傳統項目學校、縣市區少年兒童體育學校、市體育運動學校為一體，層層銜接的體育后備人才培養網絡。體教結合是競技體育擴大選材范圍，形成后備人才培養長效機制的有效途徑，必須從落實九年義務教育入手，實現體育和教育的優勢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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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要求，我委召開了學習實踐活動動員大會，組織全體黨員開展了學習討論，深入園區、企業進行了調研，并廣泛征求意見，深入查找問題，深刻進行剖析，委領導班子進一步統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識，準確把握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與實質，明確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省委、市委重大戰略部署的具體要求。

（一）深化了對發展作為第一要義的認識，明確了加快工業經濟發展的要求

委領導班子深刻認識到，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必須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把發展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我市作為欠發達地區，面對前所未有的大地震的嚴重影響和國際金融危機的嚴峻挑戰，“加快發展”是當前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最現實最迫切的要求，是破解當前一切困難和難題的關鍵。工業經濟是推動“加快發展”的火車頭，要更加旗幟鮮明的突出“快”字發展理念和主題，樹立不進則退、慢進也是退的思想，在“快”上做文章、下力氣、花功夫，快馬加鞭、只爭朝夕、超常工作，抓住災后重建和擴大內需機遇，推動工業跨越式發展，為全市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做出更大貢獻。

（二）深化了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這一基本要求的認識，明確了實施資源轉化戰略，推進新型工業化的要求

委領導班子深刻認識到，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必須著力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努力實現速度、質量、效益相統一，經濟發展和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不斷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實施資源轉化戰略，有效防止資源濫采賤賣，推動精深加工和集約生產，充分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了同新型工業化的高度統一。工業領域是實施資源轉化戰略的重要突破口，要以能源、金屬、農副產品、建材、電子機械五大工業板塊為重點，以工業園區為載體，以龍頭企業為依托，以大項目為支撐，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推進工業化與城鎮化加速聯動，切實轉變工業發展方式，努力走上一條緊緊依靠技術進步、加強管理和提高效率、環境良好的可持續發展新路，使全市工業始終沿著快速健康的軌道發展。

（三）深化了對以人為本這一核心的認識，明確了保民生促穩定的要求

委領導班子深刻認識到，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謀發展、促發展，自覺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來檢驗自己的工作和政績，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當前，我市經濟發展正處于發展的爬坡階段，經濟社會還面臨不少矛盾和困難，保民生、保穩定的任務繁重。我委在保民生、促穩定中擔負著重要責任。一方面要明確工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是財政增收的重要來源，是提供就業崗位的重要渠道，是統籌城鄉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必須以工業的大發展成果來為保民生保穩定提供堅強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要明確在企業改革中處理涉及職工切身利益具體問題時，堅持群眾利益無小事，時刻將群眾的冷暖放在心上，在政策允許范圍內最大程度保障職工利益，并做好深入細致的思想工作，充分體現黨委政府對弱勢群體的真正關心。

（四）深化了對突出實踐特色這一本質要求的認識，明確了加快工業科學發展的切入點

委領導班子深刻認識到，學習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根本目的在于解決問題，推動發展。在開展學習實踐活動的各個環節，都要注重把學習實踐活動與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和省委、市委的重大工作部署結合起來，與推動市經委的全面工作結合起來，找準切入點，突出實踐特色。作為負責全市工業經濟的綜合職能部門，市經委肩負著實施資源轉化戰略，加快工業發展的重大使命，因此，在工業領域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就必須圍繞構建充滿活力、更加開放、有利于*工業科學發展的機制體制，在重點查找并解決影響制約全市工業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和全局性問題上找準切入點和著力點，出新思路、添新措施、求新突破，全力破解大企業培育不夠、產業發展不充分、科技成果轉化難、投融資體制不健全等難題，推動全市工業經濟跨越發展。

二、認真總結，深入分析，查找影響全市工業科學發展的深層次問題

(一)近年來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取得的初步成效

近年來，我委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資源轉化戰略，加快新型工業化進程，奮力推動全市工業經濟“提速加快、又好又快”發展，實現了“工業超農業、二產超一產”的兩大突破，工業經濟進入了最好最快的發展時期。

一是工業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主導作用日益顯現。近年來，全市對工業強市形成共識，抓工業經濟的思路更加積極主動，更加注重發揮工業主導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作用，全市工業經濟進入了全面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取得了顯著成效。2005年至2007年，全市工業增加值連續保持20%以上的高位增長，連年上新臺階。2007年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達到38.4%，成為帶動全市經濟社會發展的火車頭和核心引擎。2008年，在特大地震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沖出下，工業經濟仍保持了9.8%的增速。今年前5個月，工業“止滑提速取”得了明顯成效，呈現出逐月恢復性增長的強勁態勢，現基本恢復正常水平。

二是注重轉變增長方式，發展成效日益明顯。近年來，工業戰線深刻把握市委、市政府對工業發展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堅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通過積極主動承接產業轉移,著力推進優勢產業發展，加強大企業大集團培育，狠抓節能降耗、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推動園區建設，加強經濟運行綜合協調，深入推進工業品牌戰略，大力推進工業招商，加強投融資環境建設，不斷優化全市工業結構，提升工業經濟集約集群發展水平，提高了工業企業競爭力，促進了全市工業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2007年，全市工業實現利潤2.7億元，同比增長47.4%，居全省第六位。2006?2008年,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單位增加值能耗完成了下降4%的目標任務。

三是抓好重大項目建設，發展后勁顯著增強。2008年，全市完成工業投資49.8億元，技術改造投資31.6億元，工業園區共完成基礎設施建設投入4.9億元，新入園項目91個，新開發園區土地面積5.7平方公里；今年1?4月，全市災后開工建設億元23個，完成投資14.5億元。新銳一期、旺蒼金頂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等一批重大項目實現竣工投產；攀成鋼旺蒼60萬噸機焦、達鋼20萬噸球墨鑄鐵管、升達22萬立方米林中高密度纖維板一批重大項目正在加快推進建設。

四是加強干部隊伍建設，領導發展的能力不斷提高。市經委組建后，認真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在謀劃工業經濟跨越發展的歷程中，注重以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以科學的人才觀和發展理念抓好干部隊伍建設，通過在干部隊伍建設上不斷求新求變，著力建設崇尚實干、善打硬仗的高素質干部隊伍。委機關連年在市委、市政府目標考核中榮獲一等獎，領導班子多次被評為“四好班子”。

(二)影響制約發展的關鍵問題和原因

1.存在主要問題

（1）領導班子建設方面。一是對科學發展觀學習還不夠透徹，把握內涵實質還不夠準確，還不能很好的把科學發展觀的豐富內涵融會貫通地靈活運用。二是對工業工作中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缺乏從理論層面上進行深入研究思考，反映到實際工作中來看問題、做事情眼光不遠、視野不寬。三是班子成員之間及成員與群眾談心溝通思想不夠，班子成員主動與班長通氣、通報情況不夠；四是加強班子成員理論聯系實際經驗的總結不夠，沒有形成高質量的理論文章。

（2）工業和產業發展方面。一是按照學習科學發展觀要求，切實統籌考慮工業可持續發展不夠；二是積極爭取更多的災后恢復重建的優惠政策，推動產業重建工作需進一步努力；三是進一步增強服務意識，多為企業辦事實，與災后重建的要求有差距。

（3）機關建設方面。一是干部隊伍建設上還沒有建立有效地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長效機制。二是在關心職工、愛護職工，充分調動每個職工的積極性上做的不是很好，如妥善解決好產業辦人員公務員登記、推薦干部輪崗交流等方面還需要加大力度。三是對機關車輛的管理，科學調度，杜絕浪費進一步加大力度；四是經常性的組織職工開展聯誼及體育活動不夠。

2.產生問題的主要原因

上述存在的問題是發展中的問題，產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觀上有我市工業基礎薄弱、政府投入不足等現實條件和環境制約的結果，但歸根結底，還是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和把握不夠，推動科學發展的能力有限等主觀方面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系統學習理論不夠，在思想認識上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近幾年，工業經濟改革發展的任務越來越重，各種矛盾和問題較多，班子成員過多精力陷于處理事務性工作，理論學習系統性不夠，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論體系理解不夠深，沒能很好地按照與時俱進的要求，及時掌握新理論、新知識，影響了視界的進一步開闊，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宏觀決策方面的局限性。系統學習理論不夠還直接導致了對全市工業統籌發展的思考不夠，角度不廣，缺乏戰略思想和超前意識。學習中注重聯系工作實際不夠，存在著學習與工作脫節的傾向，導致了學習實效不夠凸顯。

二是深入調研與批評和自我批評不夠，在工作作風上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班子成員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時間不多，對一線的情況缺乏實地了解，第一手資料掌握不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決策的科學性。領導班子成員主動聽取群眾意見和接受的批評不多，自我批評堅持不夠，班子成員自我批評不經常、不深刻。同時，對一些重大決策雖然嚴格落實民主集中制，按規定走了應有的程序，但還未能完全適應現代化管理和民主法制建設的要求，主動進行聽證、專家咨詢，更加廣泛地聽取民眾意見。

三是開拓進取精神不夠，在用科學發展觀的破解難題還有一定的距離。在謀劃工業經濟的各項工作中，較滿足于個別指標縱比的較快增長，沒有很好的認清我市工業經濟在全省橫比的差距，在思想上形成一種禁錮和束縛。沒有真正樹立起不進則退、慢進是退、原地不動更是倒退的緊迫感、危機感和憂患意識。開拓創新意識不強、思想束縛過多，敢闖、敢干、敢與強比的膽識不夠。我們在一些事關工業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上缺乏率先嘗試、率先發展的膽識和魄力，習慣用用老觀念、老辦法對待新任務，沒能從一般性、事務性的工作中解脫出來，從影響制約我市工業經濟實現突破發展的關鍵性、深層次的問題入手，作一些長遠的前瞻性思考。配套政策措施研究不夠，政策優勢的吸引力還不突出，服務企業的措施還不夠完善，在破解制約我市工業發展的融資等難題上具體舉措上缺乏新意和突破。

四是對干部隊伍的培養教育不夠，在隊伍素質上與科學發展觀的要求還有一定的距離。委機關辦公分散，很多科室的工作任務重，平時對干部職工的集中培訓學習抓得不夠緊，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干部隊伍素質的提高特別是青年干部的成長。同是，以為近幾年縣區和企業對機關干部反映還比較好，對干部的教育有時有所放松，對有的干部身上存在的缺點和小節問題，及時指出或嚴肅批評不夠。

三、明確思路，強化舉措，奮力推動工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我委需要全力抓好全市工業企業恢復重建和加快發展，以實際行動推動工業跨越發展，為全市經濟提速加快、又好又快提供支撐。

（一）強化理念，突出我市工業經濟發展的主基調。客觀審視*工業的實際，要實現我市工業跨越發展，關鍵要突出一個“快”字，因為沒有快，就沒有發展；沒有快速發展，就談不上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汶川大地震后，加快發展的迫切要求和呼聲尤為明顯。因此，*工業的問題關鍵是要在“快”字上來突破思想的束縛和禁錮。同時，通過優化結構、提高質量、節能降耗、增強效益等有效措施，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快”中有“好”，在“快”中求“好”，真正實現我市工業加快發展、科學發展、又好又快發展的要求。

（二）實施資源轉化戰略，推動五大板塊快速發展。五大板塊是我市工業發展的重點，也是市委、市政府大力實施資源轉化戰略的有效突破口。圍繞優勢明顯的資源稟賦，堅持就地轉化、精深加工的原則，加快優勢產業發展，積極爭取將五大工業板塊納入國家相關產業振興規劃和四川省工業“7＋3”產業發展規劃綱要，抓住全國產業轉移加快的趨勢和省市對口援助這一機遇，列出產業配套“清單”，積極主動承接產業轉移，積極引進產業關聯性強、帶動性強的轉移企業和轉移項目，切實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一要著力抓好錳、釩鈦等資源開發和綜合利用，開拓性發展金屬板塊；二要全力抓好天然氣、煤炭資源就地轉化，突破性發展能源板塊；三要以災后重建需求為向導，快速發展建材板塊；四要繼續抓好農副產品資源的深度轉化，穩定發展農副產品板塊；五要依托*國家先進電子及配套材料產業化基地和081、新銳等企業，創新推進電子機械板塊發展。

（三）搶抓機遇，強力推進項目建設。項目是工業發展的載體，是搶抓機遇，應對危機的最有效的抓手，抓工業歸根結底要落實到項目投入上。一要加強在建項目的協調服務，加快推進朝天海螺、攀成鋼旺蒼機焦、元壩升達林板一期、領航科技20萬噸離心球墨鑄鐵管等一批億元項目早日竣工投產。二要繼續跟蹤如中鋁821電解鋁異地技改、旺蒼低熱值煤坑口電廠等一批重點潛在的項目早日落地開工。三要抓好新項目的引進，抓住浙江、黑龍江產業援建和產業大轉移的難得機遇，精心策劃包裝一批項目，加大重點項目的招引力度。四是要深入研究國務院和省政府制定的災后重建和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引導企業抓住地震災后政策支持機遇和巨大的市場機遇，堅定不移推進工業項目建設。

（四）優化產業布局，發展工業循環經濟。依托重點優勢企業，加強科技攻關，加強產業承接，形成關聯度高、價值鏈長、支撐力強的板塊循環經濟，推動產業集聚集群發展。要圍繞可持續發展提高資源綜合效益，堅持生態環保導向，依靠現代科技大力提升資源和排放物的綜合利用水平，走新型工業化之路。要抓住國務院《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總體規劃》有關新設立*循環經濟產業集聚區的機遇，規劃發展國家級的*循環經濟產業園區，通過改造提升現有園區和新建園區相結合，形成“一園五區”布局，即以“補鏈”為重點，改造提升鋁循環經濟區；以產業連接為重點，改造提升煤電冶建（化）循環經濟區；以產業鏈延伸為重點，改造提升農副產品循環經濟區；新規劃建設天然氣綜合利用循環經濟區和醫藥工業循環經濟區。

（五）加大園區建設力度，增強工業聚集發展水平。認真落實《*市工業園區產業布局規劃指導意見》，加快園區的整合發展力度，不斷明確園區功能定位和優化產業布局，促進工業園區集約化發展水平不斷提升。創新園區投入機制，繼續推行基礎建設采用招商比選、BOT模式融資投入機制，籌措建設資金，加快水、電路、管網、標準廠房等配套設施的建設步伐，特別應加強與省、市供電部門的協調，加快園區電網建設進度，積極探索創新民間投融資機制，大力引導民間資本投資園區開發與基礎設施建設，緩解投入不足的問題。加強政策扶持，認真落實省、市已出臺的支持工業園區建設的各項政策，在資金、土地、稅收、人才、要素等方面給予更大支持。當前，要抓住災后重建機遇，積極爭取災后重建資金對工業園區基礎建設的投入，切實做好土地規劃調整，為未來5-10年工業項目用地預留空間。加快川浙合作產業園、川黑合作產業園、醫藥產業園、塔山灣軍民結合產業園等園區的建設進度，加快打造承接產業轉移優勢載體。堅持項目入園與園區和互動，加快推進企業、項目、資金、技術、人才向園區集中，促進產業集中集聚發展。

（六）大力扶持企業發展，切實解決發展難題。企業是市場的主體，保企業就是保增長、保發展，服務企業就是服務發展、服務大局。利用災后恢復重建契機，積極引導支持企業加強技改、戰略重組、轉型升級，增強市場競爭力。要培育壯大骨干龍頭企業，把重點企業、龍頭企業作為工業發展的重要支撐點，大力支持并引導各類資源向行業龍頭企業傾斜、集聚，通過引資嫁接、上市融資、資產重組、股份改造等方式，做大做強一批骨干企業。要千方百計為企業發展服好務。進一步爭取和落實好有關扶持政策，強化企業煤、電、油、運、氣等要素協調保障，加強與銀企政的合作，加快擔保公司的組建步伐，解決好企業發展的資金缺乏問題。

（七）推動技術進步，提升工業企業核心競爭力。要繼續大力實施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加快結構升級。要積極爭取省技術改造資金，集中力量支持一批見效快、帶動強、前景好的重點項目，提高質量、增加品種、降低能耗，提高產業規模經濟效應和適銷對路產品的市場占有率。引導企業實施技術創新，加快技術轉化，放大創新成果，實現創新技術產業化，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和生產能力。要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充分依托*國家先進電子產品及配套材料產業化基地，利用長虹、081的科技和產業基礎優勢，大力發展軍民結合的先進電子信息產業，著力形成關聯度高、價值鏈長、效益好的產業發展新格局，提升產業整體規模與綜合競爭力。

（八）強化要素保障，確保企業正常生產。工業領域必須著眼于新的形勢要求，強化科學調度，充分發揮市場“無形的手”和政府“有形的手”的作用,為全市工業經濟健康運行提供有力的生產要素保障。要擴產能、挖潛能，千方百計擴大要素供給；要充分利用市場機制，推動生產要素向重點地區、重點行業、重點企業傾斜；要加強政府監管力度，確保重要生產物資價格平穩、供給充足。要積極爭取直供電政策，同時調整思路，加強需求側管理；要千方百計加強與天然氣供應部門的協調，增大供應；加強流動資金協調，當前特別要針對中小企業“融資難、成本攀升”的突出難題，指導和幫助企業積極應對困難，切實開展好融資工作。

四、切實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切實增強領導發展的能力

抓好全市工業經濟的恢復重建和加快發展，著力加強委領導班子建設是關鍵。我委領導班子在今后的工作中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整改，切實使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取得實效。

（一）加強理論學習，提升領導班子政策理論水平

一是明確學習重點，健全學習制度。要繼續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省委九屆五次全會、市委五屆九次全會精神，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的指導，緊緊圍繞資源轉化戰略，不斷提高班子駕馭全市工業發展的能力。要進一步堅持中心組集中學習制度、黨支部組織生活學習、定期召開委務會等學習制度，促進干部職工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二是創新學習方法，完善學習機制。采取集中學習與分散學習、邀請專家教授作專題輔導報告、開展干部調訓等形式，鼓勵領導班子學習深造，不斷完善激勵機制，在全委形成濃厚的學習氛圍。三是加強調查研究，強調學研結合。圍繞破解*工業發展難題，找準推進工業經濟發展的著力點，進一步加大對發展工業產業、確保經濟良好運行措施的調研力度。加強工業五大板塊、重大項目推進、循環經濟聚集區建設、大企業培育等重點工作進行深入調研，積極探索工業經濟發展規律，找準困難問題，明確應對措施，為促進工業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

（二）加強團結，提升領導班子戰斗力

一是堅持民主集中制，注重班子和諧，不斷增強黨組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認真貫徹經委黨組議事規則，重大決策、重要項目安排和大額資金使用堅持集體研究決定。嚴格組織人事制度，認真貫徹落實《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堅持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相結合，定期召開黨組會議，充分聽取其他成員意見建議，堅持班子成員民主生活會制度，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二是強化溝通協調，狠抓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調動廣大黨員干部的積極性。通過設立意見箱，接受各方意見，確保民主交流渠道的暢通；注意解決好干部職工工作生活中的實際困難，抓好理想信念教育和宗旨意識教育，為形成推動全市工業經濟跨越發展的合力創造條件；加強工業經濟發展的機遇和形勢分析，以宏偉的目標統一全委干部職工的思想，積聚人心，鼓舞士氣。三是積極探尋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式和新方法，增強思想政治工作的感染力和號召力，努力創造安定、和諧的工作環境。

（三）勤政務實，開創工業經濟發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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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8）01-0041-01

1 營銷的4P理論

營銷理論是一門應用學科，其理論基礎是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其基本的營銷觀念受經濟學基本理論的指導和規定。美國營銷理論家菲利普•科特勒在其第九版《營銷管理》中認為:“營銷是個人和集體通過創造，提供出售，并同別人交換產品和價值，以獲得其所需所欲之物的一種社會和管理過程。這一定義包含下列一些核心概念:需要、欲望和需求;產品(商品、服務與創意);價值、成本和滿意;交換和交易;關系和網絡;市場;營銷者和預期服務。”這里不難看出這些核心概念也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概念。

從時間上看，在1890年左右，美國經濟學家馬歇爾以單個消費者、單個廠商和單個行業作為分析對象，構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供求理論是其理論的基石。“準確地說，4P存續于1875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這一時間上的巧合性，不是偶然的，正是經濟學理論對營銷觀的影響和啟迪的結果。而從經濟形態來看，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從19世紀后期到1929年全球經濟過剩危機這一時期內，世界經濟的主流是短缺經濟。4P代表了銷售者即生產者的觀點，即賣方用于影響買方的有用的營銷工具。4P理論的出發點是以生產者為中心，4P理論的時代背景是賣方市場，是短缺經濟時代下的產物。4P理論的目的是以企業或生產者的利潤為目標。

2 營銷的4C理論

隨著經濟的發展，市場營銷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消費個性化、人文化、多樣化特征日益突出，傳統的4P理論已不適應新的情況。 以美國西北大學教授舒爾茨和勞特明教授為代表的營銷專家認為:企業從事營銷必須以消費者為中心，為此他們提出了營銷組合的4C理論，即消費者(Consumer)，成本( Cost)，溝通(Communication)和便利性(Con-venience)。4C理論的提出對傳統4P理論沖擊很大，傳統4P理論是一種企業導向而不是真正的顧客導向，以4P為核心的傳統營銷是一種由內向外的經營思維，本身帶有銷售觀念和以生產為中心的痕跡，而4C理論的經營理念則剛好相反，它是一種由外向內的經營思維，是市場觀念的具體體現。

4P到4C是營銷觀念的變革。傳統營銷理論強調產品(product)、價格(price)，渠道(place)、促銷(promotion)四要素。這種4P理論認為，企業只要圍繞4P制定靈活的營銷組合，產品銷售就有了保證。

3 營銷的4W理論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微觀經濟學是企業經營管理的基礎，既是后者的理論基礎，又是后者的方法論基礎，營銷理論無論是4P和4C理論都是建立在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之上的，雖然在4Ps和4C之后，人們提出諸多營銷新理論，來刻畫知識經濟時代的營銷理論創新，如社會營銷、關系營銷、生態營銷、網絡營銷、整合營銷等，但筆者認為這些觀點確實有創新，但它只反映了知識經濟時代營銷理論創新的某一特征，具有啟發性但也具有片面性，因為它們均是對實際營銷現象的經驗總結，缺乏相應的經濟學理論的支撐。近年來，隨著人類社會邁入知識經濟時代，經濟學理論也不斷發展，一些學者通過分析新古典經濟學的純生產者與純消費者的兩分法的局限性，提出了生產――消費者全新的分析單元，提出了4W理論，有的學者甚至認為4P是第一代營銷理論，4C是第二代營銷理論，而4W是第三代營銷理論，4W是4P和4C理論內在邏輯發展的結果。

筆者認為，如果從營銷學的主要理論基礎經濟學的理論發展來看，或者從4P和4C的基本理論方法與實務來分析的話，4P和4C理論在本質上是屬于同一邏輯結構中的同一論，即4P和4C的理論基礎都是新古典經濟學。4P和4C理論兩者最大的共同點，都是以一個獨立的觀察者來觀察市場營銷，4P以生產者的角度來演繹出一套營銷理論，4C以消費者為出發點來發展出一套營銷理論。這也是4Ps的營銷近視癥和4C理論的營銷遠視癥局限性存在的原因，這一原因的存在可以追溯到經濟學的理論，新古典經濟學的致命缺限是4P和4C理論局限性存在的根本原因，也是4P和4C存在的理論基礎。

眾所周知，目前流行的微觀經濟學著作或教科書的流行寫法，是以馬歇爾對需求和供求的狹義解釋為基礎。新古典學派創始人馬歇爾在1890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中，利用供求、邊際分析和局部均衡方法對古典經濟學加以形式化，形成新古典微觀經濟學框架。該框架有三個基本的假設:第一是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第二是馬歇爾對需求和供給這兩個概念的狹義解釋以及他對這兩個概念在經濟分析中的核心地位的強調;第三他用規模經濟概念替換了專業化經濟概念。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兩分法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奠基石，它使得“邊際學派”得以興旺，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在理論與方法上構建了較為厚實的基礎。兩分法是分解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體現與應用，被當作微觀經濟學分析柜架的標準構件，新古典經濟學及其現代形式成就卓著，但由于其純消費者與純生產者之兩分這一致命缺陷，從而導致4P和4C理論存在相應的理論局限性。如果我們采用一種接近現實的框架，用消費――生產者代替純消費者和純生產者，其中每個人既是消費者又是生產者，則每個人都可以選擇一種職業，這就決定了他買和賣什么。在這種框架里，在選擇不同職業的個人之間，消費者-生產者的地位是對稱的，因此，不存在純消費者地位與純生產者地位之間的不對稱。

從經濟學的理論發展的邏輯來思考市場營銷理論的發展，筆者認為第一代營銷理論(包括4P和4C)應被稱為新古典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單贏營銷理論或優化營銷理論，第二代營銷理論(4W)稱為新興古典微觀經濟學的營銷理論，或稱為共贏營銷理論或博弈營銷理論。筆者將之概括為4W營銷。4W并不否定4P、和4C，而是在4P和4C基礎上的總結和擴展，4C比4P進步的觀點有二:一是觀察市場營銷的角度從生產者轉到消費者，這意味著“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地滿足顧客需要，同時和顧客保持有效的溝通”，與4C相比，4W是從生產者――消費者、生產者――政府、生產者――供應商、生產者――環境四個范疇來全而審視市場營銷，4W認為獲勝的公司必將是可以方便經濟地滿足生產者、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的需要，同時形成生產者和消費者、政府、環境、供應商雙贏的結果。總之，4W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產物，知識經濟與工業經濟時代相比，它關注和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磋商、共贏、合作、參與、學習、分散、柔性。4W是一種新的市場營銷理念，其與4P與和4C相比，它更符合建立在市場規則，公共利益認同之上的合作這一新經濟觀。

綜上所述，4P，4C，4W營銷組合理論它們之間的關系應當這樣理解:它們不是取代的關系而是完善和發展的關系，它們都有深刻的微觀經濟學的淵源。由于企業層次不同，情況千差萬別，市場及企業營銷還處于發展之中，因此企業在了解、學習和掌握這些理論的同時，根據企業的實際，把三者結合起來指導營銷實踐，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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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程)是目前我國高校財經類、管理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其他應用經濟學科的基礎課程。該課程具有理論性強、學派林立、內容抽象、偏重數學推理等特點,學生學習起來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大,對老師的理論水平和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文章擬就筆者在這些年教學中的體驗,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運用和改進進行探討。

一、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

在講授每門課程的初期,應該從整體上將該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把握主線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個個的具體原理和圖表之中。本文將簡要地對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進行探討。

微觀經濟學是通過對個體經濟單位的研究來說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的。如圖1所示,微觀經濟學以需求、供給和均衡價格為出發點,通過效用論研究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進而推導出市場需求曲線。生產論、成本論和市場論主要研究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生產者的供給曲線,進而得到市場的供給曲線。結合市場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就可以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并進一步理解在所有的個體經濟單位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一個經濟社會如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經濟資源的配置,進而結合具體的市場形式(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壟斷市場)分析每一類市場的價格、產量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對圖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關于產品市場的研究。從圖1的下半部分來看,市場論進而將考察的范圍從產品市場擴展至生產要素市場。從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從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供給曲線。據此,進一步說明生產要素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

在以上討論了單個市場均衡價格決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從一般均衡的角度討論了所有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問題,證明了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一組價格(P1,P2,…,Pn),使得經濟中所有的n個市場同時實現均衡。這樣,微觀經濟學便完成了對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見的手”原理的證明,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在以上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微觀經濟學又進入了規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經濟學的內容,證明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進一步肯定了完全競爭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討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后,微觀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在某種特定情形下(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并針對市場失靈探討了相應的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如圖2所示,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圍繞著國民收入如何決定這條主線,包括一個總量(GDP),兩大主題(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其中又將四大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國際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和兩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分析串聯起來,構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嚴密的邏輯體系。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如圖2所示,短期國民收入的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三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總供給曲線則是把總量生產函數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的。而需求沖擊與供給沖擊都可能導致短期的經濟波動。在長期中,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真實GDP的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探討儲蓄、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則包含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在不同的價格行為的假定前提下(價格是粘性的還是自由伸縮的),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也就形成主張自由經營還是國家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要注重比較分析不同理論學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淵源、政策主張等方面的差異及其相互融合的趨向。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把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反復給學生講清楚,在教學中途還可以反復提示,讓學生知道每一節課所講的理論知識在學科體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對每一具體知識點的理解,將全局與局部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

二、通過學科之間及同一學科內不同理論部分之間的比較教學來增強教學效果

比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活動中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認識對象放在一起對照比較,從而確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優劣、問題的難易或認識的正誤深淺,以達到辨識、了解和把握認識對象之目的的一種方法。它可以引導學生把彼此相聯系的知識加以對照,從相似中找差異,差異中找共性,從而找出其規律性和本質特征。

(一)通過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來增強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就開設政治經濟學,接著在第二學期和大學二年級第一學期分別開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就要求,教師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要適時與政治經濟學對比,理順兩門課程的關系,分析兩門課程在價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價格決定理論、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經濟危機理論等方面的差異,在比較中同時增強學生對兩門課程理論體系與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給學生指出,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是以要素價值論為基礎的,從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入手,分析了生產要素的需求,并根據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論研究了要素供給,是用效用和稀缺性來說明商品的價值的。在此基礎上,兩大經濟學體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獨特的基本范疇,如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這些范疇所反映的經濟關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經濟學將其看作是剩余價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則將它們看作是要素報酬的形式。又如,在價格決定理論上,政治經濟學是以價值說明價格,將其界定為價值的貨幣表現,而西方經濟學則是供求決定論,即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其價格。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而西方經濟學則強調帕累托最優,即對于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政治經濟學將經濟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無法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并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而西方經濟學則從未將經濟周期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產物,認為經濟周期是分工、專業化、市場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當然,在對兩門課程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我們要引導學生認識到,這兩門課程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代表了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的利益。階級屬性使得兩門課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應該采取辯證的態度,對西方經濟學進行科學分析,分清哪些是屬于具有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場經濟運行共性規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過去對西方經濟學簡單否定、批判的態度,現在對其盲目推崇、全盤接受的態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及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來增強教學效果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與區別,在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之間也同樣如此,許多外形相似實質相異的原理和模型極易混淆,不同經濟學流派的理論思想與政策主張存在爭論,需要在教學中適時分辨,在比較教學中幫助學生深化理解。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討論的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應該是在講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時就要給學生講清楚的,上述關于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已經講的很清楚,不再贅述。例如,微觀經濟學的供求模型與宏觀經濟學的AS-AD模型在圖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時確定最佳的產量和價格水平,但在內涵上卻有很大差別:微觀部分所講的需求與供給是從經濟的微觀層次針對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觀部分的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從經濟的宏觀層次針對整個經濟而言的;兩個模型中坐標軸上的變量內涵不同,微觀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某一商品的價格與產量,宏觀層次的AS-AD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整個經濟的一般價格水平和總產量。在教學時,應給學生把這些區別交待清楚。

還有更多的是要經常進行同一課程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例如,在學習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與IS-LM模型的時候,要在比較教學中將兩大模型的聯系與區別講清楚。告訴學生,這兩大模型都是在短期價格既定(水平的總供給曲線)的前提下用總需求分析方法探討國民收入的決定,都是凱恩斯總需求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IS曲線還是用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導出來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和利率,投資是外生變量,只考慮產品市場均衡時國民收入的決定。而IS-LM模型將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聯系起來分析兩個市場的同時均衡,將利率引入而投資取決于利率,這時自主性支出的乘數效應比只考慮產品市場時下降,兩個市場在相互作用中同時實現均衡。而且,IS-LM模型還是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講完凱恩斯理論體系后,可以上一堂總結課,將凱恩斯理論的基本框架用圖表和數學模型分別加以概括,并將其與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綜合比較,指出古典理論假設價格是自由伸縮的,認為國民經濟由供給決定及貨幣中性,主張自由經營,而凱恩斯理論假設價格是剛性(粘性)的,認為國民經濟由需求決定及貨幣非中性,主張政府實施總需求管理政策以穩定經濟。

三、大量運用案例教學法來活躍課堂氣氛并增強學生的經濟分析和應用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在學生掌握了有關基本知識和分析技術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要求,在教師的精心策劃和指導下,將學生帶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或集體協作,進一步提高其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概括出來的,其內容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應用性,是學以致用之學。在教學中,通過大量的經濟實例來與課本的原理相對應,既可以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強學生運用基本原理解釋和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還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加強師生交流,是一種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針對各種案例的不同特點可以實施不同的案例教學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經濟學案例與某一具體的原理或知識點相對應,可以將其穿插在理論講解中進行分析。例如,在講授稅收分擔原理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對二手房交易征收5.5%營業稅的例子進行分析;在介紹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之后,馬上可以給學生講“吃包子”的故事;講納什均衡與囚徒困境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地方保護主義與地區封鎖的例子;講GDP核算時可以舉男主人與女保姆的故事;講費雪方程式時可以舉我國近年出現的銀行存款負利率的事實;講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以當前的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為例;講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時可以分析我國近年來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熱和“流動性泛濫”時的政策失效,等等。當然,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有一些經典的經濟學案例或故事是必須要講給學生聽的,講科斯定理必然要講“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講外部性原理時可以通過米德的“蜜蜂與果園”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車與飛鳥”的故事來闡述;講公共物品時則可以通過“燈塔”的故事來闡述。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或綜合性的案例,適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幾章講完之后組織學生專門來分析討論。例如,在講完壟斷理論后,可以給學生介紹微軟壟斷案的基本材料,讓學生討論壟斷的社會成本及反壟斷社會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在講完財政政策與擠出效應后,可以介紹我國1998-2002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情況,分析和討論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具體措施和實施的效果評價等問題;在講完宏觀經濟學國際部分后,可以介紹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分析和討論此次金融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的不同,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的影響,給我國的啟示和教訓,以及我國的應對之策,等等。

四、在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對學生數學分析能力的培養和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教師在教學中往往側重定性的理論分析和思想陳述,而忽視對學生數學方法和數學推理的訓練,學生也往往只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經濟學的思想邏輯、經典案例、理論聯系實際的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一旦涉及數學推導、證明和數學的規范分析,則有畏難情緒,不習慣接受。誠然,對于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不可否定的是,數學對于推動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經濟學不使用數學方法,經濟學就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而學好數學已經成為真正學好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條件。田國強(2005)指出,數學在理論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語言更加精確和精練,假設前提條件的陳述更加清楚,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由于定義不清所造成的爭議;第二,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并且清楚地闡明了一個經濟結論成立的邊界和適用范圍;第三,利用數學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觀就得到的結果;第四,數學可改進或推廣已有的經濟理論。我們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要把數學工具與理論分析、思想闡述很好地結合,盡可能訓練學生用數學來界定經濟學的概念,用數學語言來表達關于經濟環境和個人行為方式的假設,用數學表達式來表示每個經濟變量和經濟規則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問題,并且按照數學的語言邏輯地推導結論。老師要向學生強調數學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師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學涵養,以適應現代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發展趨勢。當然,我們強調數學方法的應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時重視經濟學思想方法和理論邏輯的訓練,培養學生對于現實經濟環境、經濟問題良好的直覺和洞察力,盡可能弄懂數學形式下的經濟學思想內涵,以避免學生迷失在各種數學公式和符號之中。

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教師在教學中習慣于按部就班地向學生講解傳授各章節知識,而往往忽視對學生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即老師在教學中一味地傳授理論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忽視了對學生建立邏輯能力的鍛煉。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精髓在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我們在經濟學的教學中,要讓學生盡可能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語境和經濟學流派的學術紛爭中理解現有理論的內涵,要盡可能讓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及其重要意義,讓學生懂得“給定假定,簡化關系;放松假定,逼近現實”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體現,讓學生熟悉和掌握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法,均衡與非均衡分析法、歸納與演繹法、短期與長期分析法、定性與定量分析法等豐富的方法體系,讓學生不僅掌握理論知識本身,更知曉理論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增加學生經濟學理論素養的深度與厚度。

參考文獻:

1、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田國強.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J].經濟研究,2005(2).

3、顧驊珊.如何正確處理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教學內容的矛盾[J].嘉興學院學報,2007(3).

4、張繼鵬,張家來.比較教學法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的運用[J].統計教育,2008(5).

篇8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三農”工作的不斷重視和科技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在農業科研上的投入持續加大，農業科研項目經費占農業科研單位收入的比重也逐年提高，科研經費也從過去那種“沒錢花”、“不夠花”，變成現在的“沒處花”、“花不完”。如何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科學、規范、合理地管理科研項目經費，提高其使用效率和效果，已成為擺在單位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科學發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實踐同樣證明，在客觀環境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人”是影響科研經費使用好壞的核心因素。筆者試圖從人的影響因素方面探討基層農業科研單位科研項目經費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并針對性地提出了相應措施。

一、科學發展觀視角下基層農業科研單位科研項目相關人員在經費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科研人員在科研項目經費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科研人員存在“重立項，輕預算”的思想偏見。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項目預算編制的科學與否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項目預算執行的質量。科研人員片面地認為科研項目的預算編制完全是自己的事，喜歡“單兵作戰”，極少會讓財務人員參與進來。在他們看來，有關對財務部門簽字蓋章的要求，更多的只是一個象征性的形式。他們更多關注如何在激烈的競爭中取得項目立項、獲取盡可能多的經費支持。為了增加項目立項的競爭力，科研人員往往憑借自己的過往經驗或者主觀判斷做預算，造成項目預算編制的完整性差、透明度低、隨意性強、可操作性差，只是將預算當成了“要錢預算”，給將來的項目執行埋下隱患。

（2）科研人員主觀地認為科研項目經費是靠自己個人的能力爭取來的，在一定程度上相當于“自己的錢”。因此經費使用也是自己的事，我的項目我做主，其他人員無權過問。科研人員專注的是怎么出成果，如何爭取到經費，在他們的理解中，預算是做給立項階段評審看的，不是用來約束自己執行的。但事實上，因為科研人員是科研專家而非財務專家，他們往往缺乏經費管理的經驗，容易造成經費使用中諸多違規現象。

（3）科研人員片面地認為科研項目審計驗收是財務人員的事，在驗收時自己只管發表的論文夠數、能夠培育出合乎要求的農作物新品種及新品種推廣的經濟和社會效益達到規定要求即可。這種狹隘的思想觀念使科研人員在平時使用經費時缺乏計劃性，取得的票據缺乏規范性，經常出現已經接到上級通知要驗收時，還有大量經費資金滯留在單位銀行賬戶上沒有使用，才想起來還有大量的票據沒有取得，出現所謂的經費“花不完”；經費預算與實際需求差別較大，科研項目實際需要支出的在預算中沒有批復，預算批復中的部分計劃支出在實際工作中又不需要，造成所謂的經費“沒處花”。

2.財務人員在科研項目經費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財務人員認為科研項目爭取到的經費只有科研人員才有使用權，因此其項目申報、預算編制也是科研人員自己的事。這種思想造成財務人員在科研項目預算編制環節參與度不夠，專業優勢發揮不出來，加上缺乏對科研項目的認識和了解，無法對項目經費預算的科學性、合理性做出正確判斷，導致項目預算編制不規范，適用性、可預見性、準確性差。

（2）財務人員沒有做好有關經費規范使用宣傳工作，并且對科研項目經費也主要是事后管理，工作往往處于被動局面。當科研人員已將科研工作實施完畢、拿相關票據來報賬時，對財務人員拒絕不合理、不正當的經費開支行為，科研人員就會認為是故意刁難、找碴，責怪財務人員沒有事先提醒，引起對財務人員的不滿甚至沖突，人為造成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不和諧。同時，財務人員不熟悉科研過程，也很難通過核算管理對經費預算的實際執行過程形成有效地監督和約束，結果造成核算管理與經費預算脫節、經費使用與項目實施不同步，嚴重影響科研經費的使用效率。

（3）財務人員應對科研項目審計驗收的執業風險大。如同科研項目的申報需要編制預算一樣，科研項目的審計驗收需要項目承擔單位財務部門出具科研項目經費決算表，以反映科研項目經費的收支情況。但現實是，項目經費預算和執行的嚴重脫節使得科經費財務管理很難“直面”審計驗收，財務人員的執業風險大。

（4）財務人員對項目預算執行結果的財務評價和利用缺失。認定科研項目實施成功與否，一方面要看農業科學研究是不是達到了預期目的、是否取得了預期成效，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視經費預算執行的財務評價和利用，它是整個科研項目實施過程中最直觀也是最可靠的數字反映。但在實際工作中，部分財務人員片面地認為項目審計驗收完畢就算萬事大吉，造成了很少進行項目財務評價。即使上級要求時進行績效評價，往往也是草草填表，應付了事。

（5）財務人員任務艱巨，財務隊伍力量薄弱，處于“廟小、力弱、點多、面廣”的尷尬局面。一是科研項目多，單項金額少。以江蘇省農區所為例，2009年平均新上科研項目72.4項，2010年平均新上科研項目79.5項，數量較多，但是絕大多數都是50萬元以下的小項目，管理起來千頭萬緒。即使有少數國家級大型科研項目，但要求更加嚴格，財務管理的難度也更大。二是科研項目經費來源多元化，既有國家、省級、上級主管部門項目，也有地市級、基金會、社會其他組織甚至國外農業機構資助項目，由于縱橫交錯的各種科研經費使用要求不盡相同，造成了經費核算的多面性和復雜性。三是每個農區所擁有下屬科技型企業2-5個不等，也是由農區所財務人員兼管財務核算，工作量超大。四是財務人員要經常應付財政、工商、稅務、社保、統計、中介等不同部門或機構的檢查、審計、統計、驗收，也占用了財務人員相當多的精力。而各個農區所一般只有5-6名財務人員，他們要統管所事業收支賬、科研項目賬及下屬實體賬，要有6-10個帳套的會計核算及財務管理任務，讓財務人員全程參與每個科研項目經費預算的編制可謂是天方夜譚。

（6）由于缺乏必要的獎勵措施，財務人員主動參與科研項目的積極性不高。我國基層農業科研院所也是全額撥款事業單位，而財務人員作為單位的后勤服務人員，“干好干壞一個樣，大家都拿平均獎”的薪酬制度無法調動他們參與科研項目管理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7）財務人員綜合素質偏低。由于沒有及時引進人才，而現有財務人員學歷層次相對較低，也沒有時間和機會參加高層次專業教育和后續培訓，專業知識不能及時更新，造成知識老化，素質得不到得高。加上日常工作量巨大，也沒有精力了解科研項目相關知識，不能適應新時期工作特別是不能適應重大科研項目財務管理的需要。

3.科研管理人員忽視了財務人員與科研人員之間關系的協調工作。他們認為科學研究、項目管理和財務核算有明確分工，各自“掃好門前雪”就算工作盡職盡責，容易形成“好事搶著做，責任相互推”的現象。造成在科研項目經費管理中，三方各行其事，缺少溝通、交流與協作，容易產生矛盾和隔閡，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各自的優勢，難以形成合力。

4.單位領導在科研經費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1）單位領導認為自己日常報賬審批的重點是農業事業經費，對科研項目經費而言，只提取少量管理費就算完事。為了鼓勵科研人員爭取科研項目的積極性，剩下的科研經費日常報賬全部歸科研人員支配，自己無須過多過問，只是履行一下手續而已。于是出現科研人員只管“要錢、花錢”，財務人員只管“收錢、付錢”，科研管理人員則不問錢的現象。致使科研經費使用缺乏計劃、規范和必要的約束、監督，支出存在無序性和隨意性，如白條抵用、超預算列支費用、票據內容與實際支出不符、虛開票據私設“小金庫”、一票多用、大額現金支付工程款項或固定資產購置費等違法違紀行為的發生。

（2）單位領導片面地強調科研經費的爭取而沒有重視財務人員在科研經費管理中的作用。單位領導將科研工作作為重中之重本無可厚非，畢竟作為農業科研單位，出新品種、新成果才是主要任務。但是片面地強調科研項目承攬的數量和級別、科研經費的規模和額度，卻忽視了財務人員在科研經費管理中的作用。為了單位利益和個人前途，在單位領導的協調下，違背職業道德、承擔執行風險，多數情況下財務人員只能選擇妥協，東拼西湊拿已報過賬的票據抵用，甚至用虛假發票代替白條，盡量做出符合有關規定要求的賬來。驗收時要看幾年前的賬，而拿出來的憑證賬冊卻是筆墨如新，甚至連粘貼票據的膠水還未干透，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些賬是“趕制”出來，為科研項目通過財務審計驗收埋下隱患。

二、規范基層農業科研單位科研項目經費管理的應對措施

1.單位領導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一支數量上有保證、質量上過得硬的財務隊伍，是做好當前及未來科研項目經費財務核算的重要保證。單位領導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思想觀念，高度重視財務隊伍的建設。一是要有長期的財會人才引進計劃，為財務隊伍增加新鮮血液和活力。二是要加大對工作突出財務人員物質和精神上的獎勵，提高他們參與科研經費管理的主觀能動性。三是要以強制培訓和終身制教育思想為指導，積極創造條件，在工作上提供便利、時間上提供保障，給財務人員提供充分地繼續教育和后續培訓的機會，從而更新知識結構，提高業務水平，更好地做好科研項目經費的財務管理工作。

（2）單位領導要嚴把科研項目資金審批關。要建立和完善科研項目資金審批制度，明確科研經費的開支范圍、開支標準、開支內容、審批權限等。按審批制度中的使用要求，以項目預算批復為基準，嚴格審批相關票據，嚴禁超預算開支和未經批準擅自改變經費用途。特別要尊重財務人員的意見，對財務人員認為不符合規定要求的支出項目，堅決不予批準，為以后順利通過項目驗收打下良好的基礎。

（3）單位領導要統籌兼顧，科學地協調科研人員、財務人員和科研管理人員之間的關系，為科研項目經費管理創造一個良性循環與和諧的環境。單位領導要明確三者之間的權利和義務，避免工作中的重復勞動和推諉現象。通過定期或不定期地召開科研項目碰頭會，使他們在思想上達成共識，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促進科研經費的預算、執行、驗收、評價都能按相關制度規定落實、執行，保證農業科研事業全面、健康、可持續發展。

2.科研管理人員要以科學發展觀為著眼點，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加強農業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建設，強化經費管理。加強管理，制度先行。要根據政府部門對農業科研經費相關制度的管理要求，遵循靈活性和規范性的原則，在單位領導的指導下，結合本單位科研項目實際需要，主要從項目申報、立項管理、可行性評價、項目預算、資金管理、項目實施、監督檢查、審計驗收、績效評價等環節入手，和財務人員、科研人員一起，制訂出一系列既不呆板僵化又不放任自流的科研經費管理辦法，明確各相關部門和人員的職責權限、工作標準、操作程序和紀律要求，建立健全科研經費管理責任制。使相關人員共同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相互協調、相互制約，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做到事前把關、事中審核、事后檢查，從而提高經費使用效益。

（2）科研管理人員要通過各種形式加強工作的協調力度，做好科研人員和財務人員的日常聯系與溝通。科研管理人員可以說是聯系財務人員和科研人員的紐帶。通過工作協調，使科研人員在注重立項申報的同時關注經費使用，而財務部門在做好財務核算的同時加強科研全過程的介入，從而將經費使用和科研工作有機結合，實現優勢互補。在自己無法做好銜接工作、遇到無法處理的問題時，要及時通知單位領導，由領導及時協調處理，將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

3.財務人員要通過學習科學發展觀，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

（1）隨著科研項目預算科目設置和內容的不斷細化，預算編制的專業要求不斷提高，而科研人員非財務出身，獨立編制高質量的經費預算越來越困難，財務人員主動將對科研項目經費的財務管理延伸到項目申報環節、參與項目預算編制勢在必行，這就對財務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財務人員要轉變觀念，不但要提高財務專業水平，還應加強相關農業科研知識的學習，熟悉科研方面的基本常識，了解科研過程，把握科研規律，化被動為主動，通過嚴格的管理、科學的核算和優質的服務贏得科研人員信任、尊重與支持。促使科研人員合理地申報科研項目，科學地編制項目預算，謹慎地使用科研資金，增強資金的使用效果。同時，加強對科研項目預算編制的思考與研究，摸索一些較為通用的預算編制方法滿足小型科研項目的申報需要。針對重大項目，則集中優勢力量，全程參與項目預算編制，提高預算的前瞻性、準確性、真實性，增加申報成功率。

（2）要建立科研項目財務評價和利用體系。科研項目驗收對科研來講是一項科研活動的結束，但對財務來講，更應將其看作是財務活動結果評價與利用的開始。財務人員要對在驗收過程中出現的相關問題進行及時分析總結，通過財務活動結果的獨立、客觀、公正地評價，分析預算編制是否科學可行，預算執行是否規范合理，財務審計驗收專家提出了哪些意見和建議，有哪些數據可以作為經驗化的指標在今后的科研項目管理中能夠利用。通過這樣的長期總結、提升，才能不斷豐富科研項目經費的財務管理，降低財務執業風險。

（3）加強對科研項目經費管理要求的宣傳。通過科研項目預算的編制、執行、控制、考核、評價各階段正反兩方面的案例，來教育、感染科研人員，從而使科研人員充分重視科研項目經費預算編制的科學性、規范性和使用的合理性、合法性，有利于今后科研經費財務管理工作的順利開展。

（4）要用發展的眼光來創新科研項目經費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農業科研的快速發展對財務隊伍的人員素質和業務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財務人員不能僅僅滿足于記賬、算賬和報賬，而要將視野擴展到科研項目管理活動的廣闊領域。財務人員要與時俱進，積極探索在新形勢下，如何將網絡技術與財務管理有機結合，創新科研項目管理運行機制和模式。通過建立科研項目財務管理信息網絡平臺，即科研經費預算核算與控制平臺、科研項目經費使用與查詢平臺，在單位領導、科研人員、財務人員和科研管理人員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對科研項目進行聯動監督和跟蹤管理，實現科研項目在相關人員之間數據共享、實時查詢、動態管理和相互監督，減少不必要的重復勞動，實現各項科研項目管理工作的有效銜接，促使科研經費管理工作全面走向科學化、動態化、信息化、透明化和高效化。

（5）要加強對科研經費日常使用規范的財務管理，實行專戶儲存、專賬核算、專款專用、專人負責，保障資金安全，規避財務風險。在科研項目報賬時，要強化項目預算的約束力。拋棄只“核”不“審”的陳舊觀念，嚴格按項目開支范圍、開支標準、開支內容和審批權限核銷票據，做到手續完備、賬目清楚、核算準確、監督有力。對不符合財務要求的票據和不在經費業務范圍內的開支堅決不予報銷，使支出規范、高效、節約，確保資金安全和合理地使用，防止截留、挪用、擠占科研經費等違反財經紀律的行為。

4.科研人員要正確認識科學發展觀，強化自己在科研項目管理中的規范意識。

科研人員要像認識科研活動一樣來認識科研經費的管理，從項目申報時就提高對項目預算的認識，堅持實事求是、精打細算的原則，根據農業科研的實際需要，在與財務人員、科研管理人員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合理、認真、細致地編制項目預算，剔除水分，減少隨意性，確保預算的科學、明確、合理、規范。在項目實施中，要拋棄以往那種自己爭取到的科研經費是“個人私房錢”的傳統觀念，嚴格按照預算批復的要求使用科研經費，不再寄希望于審計驗收的走過場，以科研預算保質保量地完成和經費資金規范地使用坦然直面驗收。

總之，只有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科研項目經費的管理工作，單位領導堅持做科研經費管理的堅強后盾，科研管理人員加強農業科研經費管理制度建設并且扮演好協調人的角色，科研人員按既定的目標任務踏踏實實搞好項目實施和科學研究，財務人員根據項目預算和財經法規認認真真地抓好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最終形成實實在在的科研成果、真實可靠的項目決算，才能真正達到發揮科研經費的作用和爭取到更多的科研經費，從而形成良性循環，推動基層農業科研工作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科技興所、科技興農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李淑俠.淺談科研院所科研經費管理的問題與對策[J].農業科技管理，2010，（3）: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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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7-272-01

黃仁宇先生因大歷史觀聲名鵲起，“大歷史觀”（英文為macro-history）也因黃先生的幾本著作而漸入人心。雖然黃先生稱“這名詞該下由我創用”，但究其學術根源，不可不謂之廣矣。黃先生自己也說：“這名詞縱是新穎，已乏創意”，從宏觀微觀之說“改稱大小，轉用于歷史，顯系模仿而非發明”。 文章非是高屋建瓴，而為管中窺豹，從小處著眼，嘗試一探所謂大歷史觀的前世今生。

所謂大歷史觀，黃先生一貫堅持的事，由小見大，從事件看發展由社會經濟結構看歷史發展脈絡，從文化、理念的更替，見時事的發展。簡而言之，一切歷史事件的發展，不以任何人物的出現而改變，而是人物順勢而為、因時而動，從偶爾到必然的轉換。這種觀念其實在各個領域，各個時間段，甚至在本身歷史研究方面其實并不新穎。

一、宏觀經濟學

“大歷史觀”之得名，因襲于宏觀經濟學（macroeconomics）。從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的分野，黃先生悟出其間“亦不過放寬視界與計及精微之不同”，于是“改稱大小，轉用于歷史”。一方面借鑒了概念，一方面參考了方法。加之黃先生對歷史的認知多從經濟（食貨）角度入手，可以說受益于宏觀經濟學良多。黃仁宇解釋說：“這大歷史有如宏觀經濟（macro—economic）。宏觀經濟不能統計失業就業的人數，不能分析物價，不能講解物價指數。較詳細分析仍待微觀的工作。……我只希望治史者不要忘記后面一個大前提，不要忽略我們所處的一個非常時代罷了。”

二、宏觀哲學

黃先生并不是一個者，但他的自由立場使得他并不排斥接受一些的方法論。“大歷史觀”中運動的、聯系的、周期性的、符合治亂興衰規律的、依存于經濟狀況的認識，也在相當程度上與理論中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經濟決定論等暗合。其長時間寬視野階段性的歷史認知，同社會發展史的分期分步地劃定歷史暗合。其從財稅與經濟的基點上審視歷史的旨趣，則無不匹配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在一些文字表述中，黃仁宇也多次提到馬克思的名字。黃仁宇自己也承認受馬克思影響，“刻下將歷史視作冗長、互相繼續而作梯度前進的觀察時尤然”。

三、湯因比的大歷史

在黃仁宇的閱讀和交往過程中，一些既定存在并適合他的分析工具對他的大歷史觀的形成起到了良好的架構作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及劍橋哈佛的相關理念都給了他有益的滋養。

黃仁宇先生亦自稱信奉大歷史觀，試圖“將宏觀及放寬視野這一觀念導引到中國歷史研究里去”，從而高瞻遠矚地考察中國歷史，這些特點，尤其在《中國大歷史》、《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等著作中，得到了體現。然而治大歷史必要有扎實之史學功底，穿透時空隔閡之強勁穿透力，和敏銳把握歷史命脈之深刻之透視力：而要把此三者用到純熟精煉之地步，殊為不易，即便博學宏視如湯因比，也不能說是成功。黃仁宇更因受后天限制，治大歷史自然難免要力不從心。因此，雖然先生其志可欽，其情可嘆，這后兩部著作，卻明顯現出力度不足，我以為他的努力基本可歸為失敗。

四、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

法國新史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羅代爾，在其《歷史與社會科學：長時段》一書中確立了他的歷史觀：長時段理論。他認為只有在長時段中才可能把握和解釋歷史現象，而短時段并不能幫助我們深刻地理解歷史。長時段的歷史可以說是一種“幾乎不變的歷史”，是各種“結構”起作用的歷史。

做為黃仁宇的那個時代的學術強音，他既可以了解到布羅代爾的資本義理論并受到其影響，也會自然而然地從他那里借鑒到“長時段”。而黃先生的“大歷史”，也確實在理念上與此相通并靈活地運用到了對中國歷史的“描述”中。

五、個人經驗

黃仁宇的大歷史觀的形成，其最初的原由是因教學上的需要。面對美國學生這樣并不希求對中國歷史有詳細的把握的受眾，在四個課時內要講述整個的中國歷史，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要“五十分鐘內涵蓋二百多年的中國歷史”，不能不尋求一種簡約、干練、明快、提綱挈領、居高臨下的法門。大歷史觀便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醞釀。

把握黃先生的“大歷史觀”的學術和現實淵源，足以讓我們豐滿對其人其學的認識，既便于保持“價值中立”，也方便保持“了解之同情”。

參考文獻：

[1]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J].時報，1989.

[2]黃仁宇.中國大歷史[J].聯經，1993.

篇10

制造業在長江三角洲的興起是通過小農家庭多元化，以紡、織來彌補維持生存的糧食生產中的短缺。與此相反，在英格蘭它是與谷物生產的日益高度專業化及對家庭制造業更徹底的放棄相伴隨并受其促進。在同一現象的另一面，制造業在英格蘭典型的不是由農民著手以求糊口，而是由依賴于市場的商業性牧人或奶農作為副業、或是資本主義制造商利用中部適于耕種的地區相對較寬松的勞工市場來進行。與長江三角洲小農及他們中世紀的前輩不同，英國制造業者于是傾向于與直接占有生存資料的途徑相隔分開，因此依賴市場并受競爭的制約。結果，英格蘭農村的耕種工業單位被迫通過其生產活動之總和以追求利潤最大化，后果是制造業為應對市場需求與比較成本的增長與變化而擴展、變化，而不是如長江三角洲那樣是為了應對小農盡管回報率日益下降仍需生產棉布并將其售往市場以彌補其糧食短缺以確保生存。

最初，工業生產主要集中在英格蘭西部與東英吉利、以及北部的約克郡，其成長與這些地區的養羊業與奶業密切相連。相應地它不見于(雖非完全)中部糧倉地區。但因為農業勞動的地區分工由新作物與技術引進帶來的比較優勢而倒轉，也即過去的牧區與墾區交換工業的地點也相應地發生轉移。工業生產現在與牲畜飼養和奶業一道移往中部與北部，而離開東英吉利和西部谷物生產日益專業化及對勞力使用與之相應的農業區(Jones, 1968)。

從十七世紀前期某一時間開始且持續到十八世紀中葉，農業生產力的增長與人口增長速度減緩相結合最終導致了谷物價格的相對下降，交換率向有利于工業品而非食品的方向移動，以及最終導致實際工資的上升 (Coleman, 1977: 102-3, 表8與9; John, 1965)。消費者于是發現他們的收入中花在食品上的部分日漸減少，并因此能夠分配更多的收入在可任意支配的開銷上。因此而發生的制造業需求的增長將其相對于農業產出的回報率提得更高，最初工業與牧業或奶業相結合的地區不斷放棄農業而完全專注于制造業生產 (Pollard, 1981: 5-12)。因此可以看到??特別是從十七世紀下半葉開始??不僅有越來越大且復雜的工業區，通常采取按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所謂的與某一特定工業相聯系的多種互為補充行業的專業化模式。而且出現了發育完全而繁榮的主要制造業城市。在適當的時候，這些城市??伯明翰、曼徹斯特、謝菲爾德、里茲??將成為工業革命的基地。

綜合而言，英國農業勞動力在1500年僅只養活占總人口5.5％的居住于人口萬人以上的城市勞力以及可能總共18.5%的城鄉非農業人口。至1600年，城市人口仍只占6％且非農業人口僅只30％。然而到了1750年，作為農業長期轉化的體現及由于農業生產率不可阻擋的上升，17.5％的人口生活在萬人以上的城鎮里，而且55％的人口生活在農業以外。1800年時這些數據分別達到24％和64％ (Wrigley, 1985: 698-705)，英格蘭從真正意義上說已不再是農業國。

經濟演化結果

彭慕蘭相信直到約1800年時長江三角洲與英國經濟追求的發展軌跡基本相似。然而事實上長江三角洲的馬爾薩斯式路徑導致的是衰退與危機，而同期英格蘭經濟則遵循了亞當斯密式軌跡。

長江三角洲

很遺憾我們不能贊同彭慕蘭的觀點。長江三角洲經濟演化在十八世紀已經表現為日益增加的馬爾薩斯危機癥狀。如果不是十七世紀內朝代更替的戰爭消除了七十年的人口膨脹而使長江三角洲的人口在 1690年與其在1620年時相同，這很可能會發生得早得多。彭慕蘭忽視了這一巨大的對人口增長的“外生性”抑制及其對長江三角洲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于是得以從更有利的角度描繪十八世紀的經濟。但此抑制顯然賦予經濟以本來不會有的空間；也因此有一個在勞動生產率日益下降中由人口驅動下的膨脹過程，在時間上延長至不可能達到的程度(見Ho, 1959; Hartwell, 1982; Skinner, 1985）。事實是，在整個十八世紀，盡管在土壤上施用更多的肥料并增加一茬冬小麥，長江三角洲人均糧食產出下降了四分之一或更多（見表三; 亦見張仲民, 1988: 163, 表4.3）。農業確實馬上就會陷入困境，無論如何追加的勞動力也無法再提高產量，表明人口已達到或接近頂點。人口增長在長江三角洲于約1750年時接近停止(Pomeranz, 2000: 328)，這是一個經由溺嬰、向外移民及預期壽命不斷下降所帶來的趨勢。這些力量一起把人口增長率壓低了大約75％，從1690年至1750年間的每年0.68％到1750年至1850年間的每年0.18％（見表二）。

在這種情況下，被迫越來越依賴市場而從事家庭制造業以勉強維持生存的長江三角洲農民別無選擇，只得在更大程度上依賴出口棉制品以支持由區域外邊緣地區運來的糧食。這樣邊緣地區有一個受人口增加推動的集約增長過程，與在核心地區經由人口驅動的勞動集約形成的集約增長型式相平行。通過提供新土地，而且更多的出口糧食，這在長期內有助于在長江三角洲減緩人口壓力。然而由于這些邊緣地區的經濟演化大致追隨人口增長、與長江三角洲核心地區相同的軌跡，即人口增長和勞動生產率下降，他們滿足谷物需求的能力只能是不斷下降。

自明中葉起，中國農民開發了長江中上游地區、西南（云貴）、西北、東北（滿洲）、臺灣島、以及包括長江三角洲自身在內的各處閑置的山坡、丘陵（郭松義, 1990）。在開發并占有大塊土地之初，他們即有大量的剩余糧食出售并能以較有利的條件提供糧食以交換長江三角洲的棉布。但是隨著時間推移，他們和長江三角洲一樣也經歷了田產規模與單位勞力投入糧食產出無可阻擋的下降，并最終象長江三角洲一樣需要轉入原始工業生產。從十八世紀開始，這些趨勢因人口增長加快及殖民步伐達到空前高峰而加劇。到了該世紀最后四分之一時間，曾是長江三角洲主要糧食來源、占其總量高達三分之一的長江中游省份湖南其出口能力急劇削弱，而這正是長江三角洲陷入馬爾薩斯危機之時(Perdue, 1987: 19-20, 82, 87-88, 93-94, 134-35, 233, 236)。類似的發展也可見于長江中游的兩湖地區，當地糧食剩余下降了多達一半（潭天星 1987, 36, 表3; 張國雄1993，45，表; 蔣建平1992, 55-56）。的確，把全國作為整體來看，每人糧食總產從明到清前期看起來是下降的。按史志宏的研究，清代前期每人糧食總產只及明代的三分之二。該數字繼續下降至19世紀，亦即長江三角洲陷入馬爾薩斯危機的同一時間（史志宏 1994，201－203，郭松義 1994，47）。

長江三角洲由人口增長導致勞力集約的發展途徑達到極限的表征為其主要出口物棉布的交換條件急劇惡化，與之相伴的似乎是邊緣地區糧食出口的枯竭(Pomeranz, 2000: 290; 郭松義,1994:47; Will,1990:177,209-10)。由于以棉布易糧食的成本越來越高，長江三角洲小農盡其所能來增加棉布產量。但所導致的棉布供應增加只使得以布易糧的價格下降得更低。長江三角洲明顯已進入彭慕蘭非常恰當地指稱的“原始工業的困境”。

彭慕蘭認為長江中游家庭安排婦女勞動力到家庭原始工業上是繁榮增長的象征，對他而言這表明家庭有愿意通過接受婦女勞動力的低回報而取得支持“男耕女織”社會模式的能力；我們則認為，農民對因土地資源遞減而導致生活水平不斷下降及因此直接生產所需食品能力下降的不可避免的反應。彭慕蘭聲稱“雖然參與任何一種出口品的勞動的物質回報不斷下降，原產品價格肯定能上升到足夠使繼續專業化比多樣化報酬高”（2000：246）。但“因‘男耕女織’勞動分工是一種有時會被現實的理想，甚至可以想見它是一種令人渴望的生活方式。當長江中游在十八世紀后期變得更富庶時更多的家庭會愿意采用。（很有點象在某些西歐國家有些時期當男人掙的錢足夠可以把婦女限制于只做家務那樣)”（2000：249）。很難相信長江中游地區的婦女會比長江三角洲地區的婦女更能接受家庭制造業相對于稻作的低回報。除非在人口壓力下分田產及隨之而來的農業對家庭勞力需求降低、同時為勉強維持生存而需增加制造業中家庭勞力需求的情況下被迫如此去做。這樣，整個十八世紀兩湖地區農民將大部分精力投入糧食生產，而在手工業及其它非農生產上只花極少時間或根本不花時間（張建民1987，58; 蔣建平1992，56），湖南農民則似乎直到十九世紀還沒有大量從事棉紡織業（Perdue 1987，36，246－47）。很遺憾我們不能贊同彭慕蘭的觀點，可是當這種轉移的確發生時，它所表現的不是奢侈或有意識選擇，而是生活水平下降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結果。

英格蘭

當長江三角洲以農民為基礎的經濟陷入馬爾薩斯式危機時，英格蘭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步入自我持續的增長。在前近代時期，曾嚴重困擾中世紀經濟并在早期近代時期歐洲大部地區繼續產生作用的生存危機被拋在后面。同時，結婚年齡提高與獨身率提高的結果是生育率增長減慢，有助于資本積累與消費的增加。

彭慕蘭懷疑有機經濟“同時繼續擴展人口、提高人均消費、和增加一地工業的專業化程度”的能力（2000：211）。但在1600年至1750年的一個半世紀里，英國經濟所達到的成就正是如此。人口增加40％ (Wrigley和Schofield, 1981: 208-9, 表7.8)，農業外勞動力增加80％（Wrigley, 1985: 700-1, 表4），實際工資增加約35－40％（Coleman, 1977: 102, 表9）。這是一個同期歐洲任何其它地方（除聯省部分地區外）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成績，并且為更大的發展作了準備。下面將會看到，1750－1850年間雖然人口增加了三倍、且工業與服務業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還會持續增加，生活標準及人均收入將更為提高。

古典工業革命時代（1750－1850）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的經濟

1750年后一個世紀內，也即大致為古典工業革命時代，英格蘭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演化必須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理解為是它們此前發展道路的延續。與彭慕蘭所聲稱的正好相反，長江三角洲在此期陷入更嚴重的馬爾薩斯式危機表明了其在整個十八世紀業已顯示的衰落趨勢已達到頂點。同時，盡管彭慕蘭試圖縮小此期內英格蘭農工業的進步，英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的確是革命性的。

工業革命時代相反的經濟軌跡

長江三角洲：馬爾薩斯式危機與生態危機

古典工業革命時代長江三角洲的發展型式是十八世紀期間業已顯示之趨勢的延長及其達于頂點??即農業生產率衰退、農業中由勞力集約提高產量從而彌補低生產率的能力下降、及制造業中勞動集約以彌補農業報酬迅速遞減的能力下降。約在1800年或更早，長江三角洲似乎已達到了追加勞動投入不再能夠增加農業產出的臨界點。正如白馥蘭在談到整個中國時所說，“所有可耕地到那時都已開墾，靠傳統生產方法已不可能取得土地生產力的任何明顯增長”（1984：12，亦見Duchesne, 2001-2: 451）。帕金斯 (1969: 27) 甚至認為1780年以后，中國農業產量從整體上開始下降（亦見Elvin, 1988: 105; Chao, 1986: 216-17, 引Duchesne, 2001-2: 451）。結果是經濟急速陷入馬爾薩斯式危機。其標志是制造業產品相對糧食的交換價格下降及隨之而來作為農民維持生存策略的家庭制造業發生危機；那些截至當時向長江三角洲提供糧食的新近開墾的較邊緣地區的土地陷入生態衰退；預期壽命的持續下降；以及地主和佃農之間為土地和剩余的爭端劇烈化。

長江三角洲的馬爾薩斯－李嘉圖式擴展途徑接近最終極限在該地區的主要輸出物棉布交換條件的急劇惡化上表現出來（張仲民, 1988：206）。彭慕蘭承認長江三角洲棉布制造者的糧食購買力在1750年至1800年間下降了25－40％（2000：290，323－26）。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更是下降60％之多（徐新吾, 1990）。 [1] 從實際上講，這意謂著到1800年三角洲一般農家為維持相同的糧食消費水準不得不比1750年多工作45％的時間，一個世紀以后更是不得不多花60％的工作時間。可以斷言，因為幾乎別無選擇，原始工業家庭勒緊腰帶、延長了工作時間、并試圖最大限度提高棉布產量。棉作帶的農民被迫更深地卷入棉紡織，被迫通過提高棉布產量來彌補其相對價格的下降，而這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來達到，直至棉布成為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這一行為過程只不過是加劇棉布的過剩并增加價格下降的壓力，直到有時（如1820年）甚至接近于原材料成本的水平（張仲民, 1988：215）。

由于被迫降低成本，某些農民開始生產劣質紡織品以通過欺騙商人而增加其邊際利潤 (Bray, 1997: 224)。在另外一些情況下，農民開始生產能得到較高價格的精致棉布，但這要求比一般標準大得多的勞動投入。男人也轉入織布、接管織機、并只讓婦女紡紗 (Bray, 1997: 225)。通過從外地購買較貴的原棉從而進一步降低其邊際利潤，或通過減少糧食種植面積并接受更低的綜合勞動報酬，松江農家得以獲得足夠的原棉去延長其棉紡織的時間以維持生存。在某些罕見的情況下，小農甚至開始采用更有效的三錠紡車來尋求提高總產，因這一方法縮短了紡紗時間而使更多勞動力可被用于織布 (徐新吾, 1992: 50-52; 李伯重, 2000: 41-42, 46-50, 83-84; Huang, 2002: 516注23)。隨著婦女用新錠紡紗、男人接管織機、以及購買來自華北已軋的棉花，一個家庭有望增加一年之內所織之布的總匹數并因此確保生存。但為了繼續用這種方式維持生存，農民在棉花產品交換價值惡化的壓力下被迫減少高價大米的消費，而日益大量地以來自該區之外的粗糧為生。與明代全部食用大米相對照，到十八世紀末粗糧在一般長江三角洲農家糧食消費中占達百分之四十的比例。很清楚，長江三角洲已陷入了它自身的馬爾薩斯式危機。

當十八世紀接近尾聲、農業與工業中的勞動集約所產生的回報均趨于消失時，長江三角洲隱然更加依賴于從邊緣地區的輸入。但不僅是通過勞動集約和農業向新土地主要是長江中游地區拓展以確保進一步輸入的可能性在迅速趨向終止，而且那些已有的收獲也不斷顯示是以地區生態穩定性為代價取得的。十八世紀中期邊緣地區低地被填充意謂著越來越多的農民在此后轉向丘陵與高地。農民們首先用盡脆弱的山坡上的木材，一旦林木被清除，他們即在其土地上種植玉米、土豆及藍靛，由于這些作物迅速耗盡土壤肥力，農民們除了放棄已有土地另行開荒外別無選擇，可預見的空前程度的森林破壞隨之而來。隨著森林覆蓋層的消失，粗放耕作方法的采用加快了表土層消蝕的速度，引起下游河道與灌溉系統不可避免的淤塞，這又開始導致下游水稻產量的下降 (Elvin, 1998: 20; Osborne, 1998: 204; Leong, 1997: 156-57; Li, 1998: 66; Vermeer, 1998: 278; 趙岡等, 1995: 136-42)。生態破壞在十九世紀初期長江中游地區顯得最為嚴重，也擴展到長江下游與三角洲地區，損及浙北及長江三角洲西南部，而其中湖州的情況尤其嚴重 (Osborne, 1998: 216-21; Shiba, 1998: 164; Li, 1998: 66)。 [2] 總之，十九世紀完全體現出來的生態危機不僅有其十八世紀的根源，而且應被視為是該地區經濟的集約與廣泛性增長的整個過程或多或少不可避免的累積產物 (Elvin, 1998: 11, 21; Osborne, 1998: 203-6, 216-22)。

可以預見，始于1690年而長達一個世紀的人均糧食產量下降、1750年以后對原始工業生產者而言不斷惡化的交換條件、以及截至當時為止長江三角洲主要糧食來源的地區陷入生態危機，都造成長江三角洲的農村人口損失。這種趨勢導致農民逐漸放棄價格上漲的米類而依賴于粗糧。明代，江南農民的主食主要依賴于米飯，至十八世紀中期，1/3主食被粗糧及薯類所代替(洪煥椿，1989：316；方行，1996:96)。

第一個跡象是1750年后接近停頓的人口，它看來部分可以解釋為溺殺女嬰的增加，及農民迫于在日益惡劣的環境下維持糧食消費水平之需而采取的限制生育機制。由于進一步分產明顯是越來越不現實，農民終于不得不開始嚴格控制其家庭規模。權衡確保家庭生計的當務之急與養老的長期需要，農民夫婦必須要做出不愉快然而是必要的選擇，以減少分家??即把兒子趕出去及／或控制出生成活的子女數量以求減少分家。長江三角洲的溺嬰與生育控制并不是如彭慕蘭暗示的代表了為支持經濟專業化與擴展而行的“最優化抉擇”，而只是在長期的人口膨脹過程達到頂點時出現的對日益惡化的生活水準的反應。

最具有表癥意義的是，十八世紀下半葉（也許更早）時預期壽命下降。在長江三角洲各處，十五歲男性的平均壽命從世紀中葉之后下降了22.3－29.6％（劉翠溶, 1992：表5.3, 182－89??她沒有試圖估計從出生開始的平均壽命）。 [3] 在邊緣區安徽，男性預期壽命自十八世紀中期至十九世紀前三分之一期間下降了21.5% (Telford, 1990: 133; Pomeranz, 2000: 37)。 [4] 死亡率在浙江最北部，一個毗鄰長江三角洲的類似的“繁榮”區，相應地從十七世紀后半期的每年千分之13－17上升到十八世紀上半期的千分之23－24、及十八世紀下半期的千分之24－25。大災難期間死亡率上升到每年千分之53－38（Harrell, 1995: 9, 表1.2）。Ted Telford總結說，“我們可以將男性平均壽命的持續惡化視為很大程度上歸因于清代中后期兒童與嬰兒死亡率的持續上升……平均壽命下降與嬰孩死亡率上升（因而）看來在太平浩劫推動死亡率上升至空前高水平之前很長時間就已經形成”（1990: 133; 亦見Liu, 1995a：120）。

最后，隨著地價與糧價在十八世紀后半期的急劇上升及平均田產規模下降至維生水平以下，長江三角洲的地主與中國許多其他核心區一樣尋求“重新談判”租佃條件，他們在削弱佃農土地安全性的斗爭中尋求政府的支持以便從谷價上漲及農民對土地需求增長中攫取更多的收益。從十八世紀中后期的某一時間開始，長江三角洲太湖地區的地主特別成功地削弱了??盡管從沒有廢除??佃農對田面權的擁有權利。雖然地主從未確保隨意辭佃的法律權力或能力，他們成功地減少了田面權擁有者將其出賣的權利、抓住了此前歸田面權擁有者與售出者的賣田費、并強化了他們自己在驅逐欠租佃農方面的地位。某些地主甚至能從佃農攫取更高的地租和押租(Shih, 1992: 164-65)。某些地主因而基本上通過壓榨那些因田產縮小到低于生存的水準而愿以比以前更多的勞力去支付較高地租的小農，而得以獲取更多的農業剩余。事實是這些所得存在時間很短，因為在1860年對江蘇的完全控制從根本上毀滅了新出現的狀況，并留給佃農比以前更大的土地安全性 (Berhnardt, 1992: 159-60, 227)。

英格蘭：工業革命

彭慕蘭主張，如果英格蘭不是免于用自己的土地去生產由美洲殖民地提供的大量谷物、糖、棉花與木材，而且如果其國內沒有煤資源則英格蘭也會不可避免地遭遇與拖跨長江三角洲相似的勞動集約、勞動生產率下降、原材料短缺及生態危機。但他的論點無法令人信服。這是因為，首先，與彭慕蘭所說相反，所有證據都指出在1750年之后的一個世紀里，事實上英國農業繼續保持有活力，其在此期內得以供養農業外和工業勞動力／人口的比例之高為任何（至少規模與英格蘭相當）其他地區無法比擬、其人口增長率可能也是史無前例的。其次是因為，不存在生態危機的證據。因為英格蘭并沒有潛在地陷入困境??而且不同于彭慕蘭所說，它可以從歐洲內部通過貿易獲得足夠的基本原料供應??因此無法將其視為需要美洲原料的挽救。

英國農業的成就

彭慕蘭關于英國經濟在十八世紀瀕臨轉向勞動集約生產之論點的中心是他認為英國農業“很少……繼續開拓的余地”（2000：212），而且“英國農業生產率看起來在1750年至1850年間沒有太大變化”(2000: 216)，結果“英國自己的糧食與肉類總產變得不足”（2000：217-18）。但這種斷言毫無根據。事實上，英國農業支持整個此一世紀英國狂熱的工業化過程的能力??包括總人口與其中非農業人口比例均有巨大增長??或許是工業革命第一階段也即經典階段的標志性成績。

1750年至1850年時期對英國農業的要求之大是無以倫比的。英國人口以非凡的速度增長，此期內增加三倍。其所意味的人口膨脹速率的巨大提高于是代表了從控制前近代時期的低密度人口體制到一個全新的高密度人口體制的歷史性突破。 [5] 它由在十八至十九世紀初變得普遍的較低的結婚年齡與更強的結婚傾向引起，主要是由于此期內能靠常規工資雇傭過活的人口比例迅速增長，這一現象本身則是雇傭工作總額中工業和服務業比例上升的結果。在日益易于由工業與服務業的工資勞動而獲得撫養家庭的手段的背景下，自十八世紀最初十年至十九世紀最初十年之間，女性結婚年齡從約26歲下降到23.5歲，而獨身率（不結婚的比例）則從約25％下降到6.5％ (Levine, 1976, 1977; Wrigley和Schofield, 1997: 134, 表5.3; 1981: 260, 表7.28)。同時，在1750年至1840年間，農業外人口／勞力占總人口比例從約55％增加到75％。最后，盡管有由人口增長與非農就業增加所含的勞力過剩的巨大趨勢、以及由歉收、爆發戰爭、及歐洲范圍的人口增長（特別是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到1815年期間）所造成的糧食價格上漲的龐大壓力，名義工資仍能在此期間保持與生活費用同步增長。而在1815年至1850年代中期實際工資增加約30％ (Feinstein, 1998: 642-43; Mokyr, 1999)。使所有這一切成為可能的原因非常清楚：那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持續上升。1750年至1850年間，當長江三角洲農業陷入危機時，英國農業中每工人平均產出增長了60％，而單位土地總產出（單產）則至少增長了40－50％ (Overton, 1996: 84-88, 表3.11)。結果，至1850年，英國勞動生產率水平據估計已經是歐洲大陸各國勞動生產率的兩倍或更多（Clark, 1999: 211, 表4.2，亦見表5下）。

表五 1750年與1851年間歐洲農業生產率水平比較

國家|1750|1851

英格蘭|100|100

法國|52|44

德國|36|42

荷蘭|96|54

比利時|79|37

資料來源：1750年的指數來自Allen, 2000：20，表8；1851年指數來自Clark, 1999：211，表4.2。England ＝100。

直到1820年初期，盡管自1750年以來人口增長了一倍且非農人口比例從55％增加到約65％，進口到英格蘭的小麥量仍少至可忽略不計。即使到了1837－46年間，進口小麥也只占總消費量的12％。而且這一進口量中約三分之一來自愛爾蘭、三分之二來自俄國與普魯士，基本上沒有從英屬美洲進口小麥。換句話說，在英國成為完全現代農－工業經濟的工業革命經典時期，沒有統計數字基礎來支持彭慕蘭的如下中心論題：一、英國農業有不足之處；二、由于農民生產者為生存的生產導向以及其農業更趨向國內市場，“歐洲大陸沒有不斷增加的剩余出售給英格蘭”（2000：217）。事實上，一直到1860年，普魯士與俄國的農民雖然無疑比美洲奴隸處境略好，可能而且確實被迫生產了幾乎英國所有的進口糧食 (Schofield, 64, 表4.1; Thomas, 1985: 744, 表3; Mitchell, 1988: 229, 表18; Davis, 1979: 40-42, 62-63)。彭慕蘭把十九世紀下半葉英國經歷了日漸嚴重的食品短缺這看一事實看得很重。實際上，隨著谷物法在1846年被廢除，英國經濟鼓勵糧食進口以便更好地利用其在制造業中的競爭優勢。其有能力借助增加其高度競爭性的工業出口以支持更多的糧食進口畢竟是其經濟強大而非弱小的象征。 [6]

最后，顯然如彭慕蘭所強調的那樣，英國不能與美洲以外的任何其它地方進行糖貿易。幾乎所有英格蘭的糖消費都依賴于從西印度群島的進口，而且極少有其他地方能代替美洲成為糖的供應地。但正如彭慕蘭自己指出的那樣，糖只占英國食品總消費中的一小部分，在1800年只占其總卡路里量的4% (2000，275)。也許要附加說明的是糖是一種可能有負營養價值的消費品。假如糖的供給被斷絕，英國人毫無疑問會失去一項其極為喜愛的食品。但英國通過結合國內生產與海外進口（不包括北美洲）以供養自己的能力不會受到絲毫影響，因為從面包確保供應一定數量的卡路里的成本比糖要低得多。在1800－19年，足以保證供應1000卡熱量的面包價值為1.32克白銀，而用以保證供應同樣熱量的糖價值為其兩倍以上，達3.0克白銀(Robert Allen, 2002年4月5號給羅伯特·布倫納的個人通信; 參Allen, 2001: 431, 表7)。

資本積累與技術變遷

除英國工業源自海外殖民地或國內煤供應所得優勢之外（見后），彭慕蘭 (2000: 44-67)主要通過極度縮小英格蘭對中國的純技術領先，來試圖貶低英國工業在約1800年之前相對于長江三角洲工業可能擁有的任何優勢與其重要性。于是他否認已發生的突破（如在棉紡織業中）的廣泛意義，聲稱其中含有大量幸運因素，并堅持如果仔細觀察就會發現使英國領先于中國工業的發明所代表的只是略微的技術優勢。但這種爭論方法沒有抓住要點。使英格蘭工業比長江三角洲工業及歐洲工業具有優勢的并不是它的技術創造性，雖然這在事實上相當豐富，而是它在技術進步發生后有能力去實行。

英格蘭對長江三角洲及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優勢因此首先是表現在其工業的敏捷反應、及其快速連續采用來自任何地方的發明的能力。在長江三角洲，棉業擴展主要出自農民在小塊田產上直接以農業生產維持生存能力的不斷下降，及隨后盡管其相對于農業的回報低仍必需進入家庭制造業的推動。在這一情況下，由于整個經濟日趨貧困，工業單位無法超越棉業，且很少有進行投資的資源。他們因此在生產日益過剩的背景下只能以增加勞動接受更低生活標準為基礎而承受更低的回報以求生存。這是一種對新近發展的技術吸收能力最為有限的環境。

與此成為鮮明對照的是，英國工業在十七和十八世紀是對因可支配開支額上升而增長的需求作出反應而擴展。這使得工業回報率特別是與至當時為止一直與之相結合的農業生產相比上升（見前述）。由于其開始即依賴于市場，工業單位于是僅憑其在競爭壓力下確保獲得滿意利潤的能力得以繼續生存：通過從一個行業換至另一個行業以取得最佳回報、將剩余再投資、提高技巧、以及吸收最新的最具生產效力的技術。結果是高度多樣化的工業部分，其特點不僅表現為非常高水平的技藝，而且表現為可能是史無前例的資本積累率與技術變化速度。來自國民收入的投資率由1760年的6.8%上升為1800年的8.5%、1840年的10.8％（Crafts, 1994: 45, 表3.1）。與此同時，與彭慕蘭暗示的相反，重要變革完全不是局限在幾個行業內，而是橫跨廣闊的范圍，常常是經由采用首先在歐洲大陸形成的發明??不僅發生在棉花、鋼鐵以及能源技術行業，而且在機械工具制造、制陶業、玻璃制造業、造紙業、及一系列化學品制造業領域 (Mokyr, 1990: 81-112)。

不存在生態危機

正如1750年后一個世紀內英國食品供應沒有出現潛在問題一樣，那里也沒有由開始出現的短缺所引起的早期的生態危機。這里彭慕蘭完全錯誤領會了瓦格利的觀點。與古經典經濟學家相同、瓦格利認為作為一個理論概念，人口增長所加在土地上的壓力遲早會將英格蘭的無機經濟帶進停滯的狀態。換一種方式說，瓦格利認為如果沒有向無機經濟（煤、蒸汽等等）的轉變，英格蘭不可能既消化了那樣的人口增長又取得其在整個十九世紀所達到的人均總產增長。瓦格利沒有試圖證明的是，因為沒有證據來支持，??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英格蘭處在原材料短缺的邊緣，如果沒有斷斷續續增加煤的使用，這一短缺原本將會迫使英國走上勞動集約的途徑。彭慕蘭完全曲解了瓦格利反事實的假設??即如果沒有煤，英格蘭就不會有它確實經歷了的向無機經濟的轉變??而將其變為他自己的論點，即是英格蘭在十九世紀前期急劇增加對煤的使用將其從經濟內卷或生態危機中挽救出來 (2000: 218-19, 263, 276)。與彭慕蘭之說相反，1800年英格蘭遠未“瀕臨[與長江三角洲]同樣的懸崖”（2000：12）。

當然，無可否認，煤確實如實際上發生的那樣在英國工業革命中發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正如彭慕蘭也不得不承認的那樣，煤在整個前近代時期的英國經濟中已經起了很大的作用，確實比在其它任何經濟中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因此合乎邏輯的結論剛好與彭慕蘭的相反：英格蘭利用煤達到向無機經濟的轉換不是代表一個使其免于向更高的勞動集約度與內卷轉化的非連續性發展，而實際上它本身表現的是英格蘭基于此前幾個世紀的、穩定增長的工業能力。這不僅體現在日益增長的技術力量使它擁有更好且更廉價的獲取煤的手段，到Newcomen蒸汽機的出現（至十八世紀早期英國幾乎所有的大煤礦中都已在使用）(Landes, 1969: 101)；而且表現在對煤日益增大的需求及由廣泛的工業行業產生的對煤成本的負擔能力。瓦格利自已認識到了此點，他承認向無機經濟的轉換并未等待工業革命而是始于他稱為“有機經濟的高級價段”亦即英國經濟獨一無二、迅速發展的十七和十八世紀（1998：34－57，特別是54－56）。人們只要留意長江三角洲可資利用的巨大的煤礦資源直到十九世紀晚期尚未得到認真的開發就可以對這一點有極徹底的理解。 [7]

無論如何，不管對瓦格利關于煤及其他的作用的觀點作如何解釋與評價，都很難看出它能夠支持彭慕蘭獨特的關于美洲作用的論點。彭慕蘭斷言英格蘭“利用源自礦物能源而來的新世界的能力……要求各種新大陸資源的流入”（207）。但他從未解釋通過什么方式或為什么會是這樣，更不用說提供證據了。事實上的確難以看出怎么可能會是這樣。

人均GDP的上升

最基本的事實是，1750年至1850年間，英國經濟成功地沿著十七世紀較早時就開始的途徑前進，從根本上加大了其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距離。當長江三角洲的經濟在馬爾薩斯式危機與生態危機中陷得越來越深、并且人口膨脹結束時，英國經濟繼續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提高其人均GDP，盡管急劇加速的人口增長對其構成巨大的抵銷因素。至1850年，人口已比1760年幾乎高三倍，GDP則可能增長約三分之一（Harley, 1999: 178, 表3.4）。

相反的結果：生活標準問題

考慮到英國與長江三角洲經濟的歷程在如此之長的時間內極為不同，如果它們在生活標準方面沒有歧異的結果則反倒真會令人驚奇。

消費的商品

彭慕蘭其實作了許多努力，以明確或暗示的方式承認了英格蘭生活水平較高，盡管他最后卻斷然予以否定。他同意英格蘭對肉和奶制品的消費高得多。畢竟，中國農業中幾乎沒有畜牧業，而這也反映在中國全為谷豆的繕食結構中（在二十世紀早期的長江三角洲，96％的卡路里攝入量來自非肉及非奶資源 [Buck, 1937: 419, 表7]）。彭慕蘭也承認英國以及整個歐洲的住房質量比長江三角洲或實際上全中國要好（2000：42）。他仿佛是要爭辯說中國的水質量較好，但結果他的證據好象是日本（引Susan Hanley 1997年對明治日本水質的描述）及某種程度上的東南亞 (2000: 36)，根本不是中國或長江三角洲。 [8]

彭慕蘭的確號稱在一系列他所謂的“日用奢侈品”如糖、茶、家具、以及基本商品如布的消費上在兩地水平相當。但他自己的證據反駁他的觀點。據彭慕蘭自己承認，1750年英國人均消費的糖是同時代中國人的二到三倍。到1800年，英國人均茶消費量已比1840年代中國人均消費量多五分之二，而到1840年英國人消費的茶比中國人多一倍（2000：117－18, 121）。如果我們用何炳棣（1959）的1840年人口數字而非彭慕蘭所引施堅雅的比何氏低15%的數字，比較之下英國人均茶消費量更大。事實是，1800年英國人人均茶的消費比中國人在1980年代末還要大（Note？）。茶與糖在十八世紀的英格蘭已完全不再是奢侈品 (McKendrick 等, 1982: 28-29)。至于家具，彭慕蘭承認荷蘭在十七世紀可能就有比中國1930年代還精致的家具，而英國在約十八世紀后半期就已超過荷蘭的生活水準 (2000: 145-46; de Vries, 2000: 448-49)。

至于布，彭慕蘭提出英格蘭的人均布產量 (1800年12.9磅, 引Deane與 Cole 1962) 與長江三角洲的人均布產量相當，并暗示這可能轉化為相同的消費水平（2000：138）。然而，為了使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的人均消費水平相似，彭慕蘭必須得出長江三角洲棉布總產達到（3億匹）的結論，這一數字要比此問題上的權威學者徐新吾(1992)得出并被李伯重(1988)所采用的 1億匹的數量估算高三倍，而他們的估算已經比范金民所得出的數字7.8千萬匹（1998，30）要多出2.2千萬匹。要達到彭慕蘭所估計的數字，江南所有年齡介于10歲與50歲的婦女每年要紡織210天(2000:331)。但在松江、太倉、蘇州北部之外棉紡織業并沒有達到彭慕蘭所說的這樣普及。即使江南紡織中心，遲至十八世紀末，棉紡織業才達到如此繁榮水平(張仲民,1988)。彭慕蘭自己對人均消費的估計甚至假設所有三角洲所產棉布都就地消費了，盡管眾所周知的事實是該地不得不大量輸出所織之布以換糧食維持生計(2000: 138; Huang, 2002; Li, 1998: 范金民, 1998)。彭慕蘭承認，如果將棉布輸出考慮進去，江南的消費水平將非常可能會比英格蘭的消費水平低。而長江三角洲的棉布消費的確是低于英格蘭。彭慕蘭還大大低估了長江三角洲用于種植糧食的耕地面積，因此很大程度上高估了可以用于種棉花的耕地面積，因此也過高估計了可用于紡織的原棉數量。在水稻栽培面積的計算中，彭慕蘭未能將糧食生產中用于交租部分的土地考慮進去，而這一部分可能占水稻收成的20％－25%、同時他的估算也未包括用于支付種子、肥料、牲畜等項的部分。總和起來，地租和生產成本將使用于糧食生產的土地面積有相當大的增加，并相應地降低他對長江三角洲地區人均棉布產量和消費的估測而使其更為低于英格蘭的水平。

最后，彭慕蘭只選擇了極少數的消費品進行比較。1770年英國的制造業經濟為工農業中的消費者生產了種類繁多的商品??餐具、金屬制品、陶瓷器、鏡子、蠟燭、鞋、鈕扣、帶扣等等，中國農民根本不可能得到相當數量的這類商品。雖然彭慕蘭提出歐洲的消費激增直到十九世紀中期還限于狹窄的領域，他不能也沒有對1650年至1800年的英格蘭用同樣的觀點。工業革命前（1625－1725年間）的英國工資勞工與小農場主已經極常規性地擁有桌子、壺與鍋、白蠟器皿及陶器，以及較少常規地擁有書、鐘、圖畫、梳妝鏡、餐巾桌布、窗簾、瓷器、甚至銀器。自耕農更經常擁有所有上述商品并且還加上圖畫、刀叉及喝茶之類熱飲料所用的器具 (Weatherill, 1984: 168, 表8.1)。到1800年，對這些及許多其它物品的擁有在英格蘭變得更加普遍，它們已深深地進入人們的生活中 (McKendrick 等, 1982)。十八世紀在煙草、肥皂、蠟燭、印花織品、烈酒、廉價布、鈕扣、陶器、帶扣、燭臺、釘子、刀叉、帽子、手套、皮帶、假發、鞋、衣服、燉鍋、青銅與黃銅廚具、椅子、桌子與桌布、門把手及門環等方面消費興旺 (McKendrick 等, 1982: 23, 26-27)。這一“消費革命”的基礎??正如我們所提出的??是可自由支配開支的上升。而后者最終是建立在食品價格不斷下降與實際工資持續上升的基礎之上，這些又有賴于農業生產率的長期增長。

預期壽命

最后，彭慕蘭被迫將其十八世紀長江三角洲與英格蘭生活水平相當的論點幾乎完全建立集中在平均壽命的基礎上。他爭辯說，任何英國在消費上超過長江三角洲的明顯優勢都只是它真正能使英國人“更健康、長壽、和精力充沛”（2000：36）的情況下才能被接受為真正的優勢。在彭慕蘭看來，情況并非如此，因為中國人的壽命跟英國人一樣長。

彭慕蘭引用的研究顯示中國人預期壽命在安徽從39.6歲降到34.9歲 (Ted Telford)、在東北是男子35.7歲與女子29歲（李中清、康文林）、及皇室成員的40歲（李中清）(Pomeranz, 2000: 38-39)。但有必要對這其中的一些數字的意義作限定，因為它們只包括至少存活了六個月（滿洲人口）或一年（皇族）的人口，因此無論如何，除了皇族外，作為其基礎的人口記錄是相當不完全的，即沒有包括那些夭折的嬰孩。二十世紀有關預期壽命的數據更為可靠，而所得出的數字明顯較低。

Barclay-Coale (1976) 研究發現在華南40％的嬰兒與幼孩在滿五歲之前死亡，50％的嬰兒與兒童在滿十歲前死亡，并且總出生人口中有55％以上在十五歲之前死亡（620，表12）。1906年臺灣更好的數據顯示十歲以內的死亡率為40％（Barclay, 1954：172，附錄）。 [9] 這些高嬰幼孩死亡率轉化為很低的預期壽命。Barclay和Coale（1976）對1929－30年中國農村人口的研究得出自出生算起的男性預期壽命為24.6歲，在華南為21.5歲（620，表12），而當時長江三角洲的農民擁有比十九世紀時更多的土地。就臺灣來說，Barclay發現甚至在日本統治之下十一年后男性預期壽命在1906年還是27.7歲。 [10] 日占以前的預期壽命當然要低于27.7歲，因為到1906年它已經上升相當快，1909－11年達到32.4歲、1921－30年達到34.5歲。只有在日本殖民當局大規模介入衛生與學校教育——消除流行病、讓大量的孩童登記入學——及持續經濟增長——1910年至1940年間總產增長三倍而同期人口只增一倍——的情況下臺灣的預期壽命才出現急劇上升（Barclay, 1954：133－72，表37）。當然，用這一時期的數字去說明十八世紀的情況會有一些問題，但考慮到1920年代臺灣肯定較好并不斷提高的生活水準，很難想象十八世紀的長江三角洲怎么可能會有相同或更高的預期壽命。

總之，很難看出十八世紀后期長江三角洲自出生時計算的預期壽命能夠大大高于30歲，而1800年至1810年間英格蘭自出生時計算的預期壽命是44.8歲（Wrigley和Schofield, 1997：295，表6.21）。 [11]

注釋

[1] 徐新吾1990年的研究指出在十九世紀中葉棉價太低以致一個長江三角洲婦女70天紡織所得僅夠買一石米（見Huang, 2002）。這暗示自1750年起購買力全面下降了約60％（參Pomeranz, 2000：319）。

[2] 李伯重提過長江三角洲西南部浙西山區的墾殖：“至清中期，除安吉外湖州西部的所有縣份均依賴糧食進口。為增加當地糧食供應，某些移民或 ‘棚民’ 開墾山地種上紅薯與玉米，但開墾山地造成水分損失與土壤侵蝕，并因此常被政府與當地人禁止”（1998：66）。

[3] 在劉翠溶有資料的九個地區（總共49個家族）中的每一個地區，在整個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早期預期壽命均下降 (劉翠溶, 1992; 亦見Heidjra, 1998: 437)。在長江三角洲的江蘇部分，15歲男性的預期壽命在1600年至1800年間從54歲下降到38歲； 在長江三角洲的浙江部分，15歲男性的預期壽命則在1700年至1825年間從46歲降到31歲（劉翠溶, 1992: 表5.3，182－89）。Harrell與Pullum在浙江北部靠近長江三角洲的地區（紹興府）發現了類似的下降（Harrell與Pullum, 1995：148）。彭慕蘭不接受這些發現主要是因為技術問題，家譜記錄中漏掉了的資料由模式生命表填補 (2000: 37)。這樣家譜中前幾代預期壽命當然會有偏于上升的趨勢，但五代左右之后這種偏向看起來就消失了，暗示1750年后的結果是相當合理的 (Zhao, 2001: 190)。

[4] 在他的研究中，彭慕蘭理解由Ted Telford 表現出來的預期壽命下降的完全程度。彭慕蘭注意到預期壽命從1750－69年的39.6下降到1800－19年的34.9 (37)，但他未能指出它在1820－39年時下降得更厲害、降至31.1，亦即總數的21.5％ (Telford, 1990: 133)。

[5] 然而從這里爭辯的觀點出發，則英格蘭在（大致的）中世紀、早期近代、工業革命時代分別成功地從農民占主導轉換到依賴市場生產者為主導、到工資勞工為主導地位的人口體制。

[6] 英國的情況當然與長江三角洲通行的情況完全相反，長江三角洲類似的以越來越不利的比率用布交換邊緣地區的糧食，因為它要在棉布上投入越來越多的農民勞力以購買任何既定數量的糧食。

[7] 美洲當然提供了工業革命在棉花生產上所需的原棉。但在這樣做時，它并沒有滿足任何嚴重的、且曾拖英國經濟后腿的纖維短缺；因此難以看到它與彭慕蘭觀點的相關性，彭認為美洲在讓英格蘭克服“土地制約”方面不可或缺。此外，彭慕蘭似乎把美洲提供了幾乎所有英格蘭的原棉之需的事實當作英國市場沒有替代品的象征。但英國棉市場對美洲的準壟斷完全表明沒有其它地方能象美國南部一樣如此有效或廉價地生產原棉；它并不表明沒有其它地方能夠提供原棉。毫無疑問生產成本會高些，價格因而也會高些。但考慮到棉花制造業中成本真正革命性的降低??這種降低經由工業革命的技術變遷得以保證，難以相信市場沒有能夠吸收終極產品可以得到的高一些的價格。例如紡棉的價格在1780年代至1830年代之間下降了90％，反映出紡棉所需操作時間的減少：紡一百磅棉花的時間從用印度手紡車所需的50,000小時（十八世紀）到Crompton精紡車所需的2,000小時（1780年）、到動力驅動精紡車所需的300小時（約1795年）、到羅伯特自動精紡機所需的135小時（約1825年） (Chapman, 1972, 表2)。正如彭慕蘭自己指出的那樣，在1861年，隨著美國內戰開始，盡管美國棉花仍能有辦法到達英國市場且仍占該市場的65％，印度棉花能利用其在價格上（仍有限）的增長（超過1860年價格），突然向英格蘭出口接近美國出口量的一半，一年之內其占有率增加到80％，多數基本上是通過把“已經存在”的、否則會銷往其它市場的棉花轉運到英國市場（2000：277；Farnie, 1979：142）。

[8] 即使東南亞的情形也不是決定性的，證據表明在人口湊密的地區水質量很差，只有煮開后才能喝（Reid, 198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