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產業規劃的方法論，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文章編號1008-5807（2011）02-083-01

一、 前言

交通產業法的研究方法問題在整個交通產業法體系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法學的研究方法是法學發展的助推器，甚至是法學流派分野的重要標志之一。交通產業法理論的完善和成熟，很大程度在于研究方法的構建和突破。分析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性質，從上位經濟法的研究方法以及其他學科研究方法借鑒的角度，尋求符合我國交通產業發展特色的研究方法，豐富交通產業法學理論。

二、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問題的提出

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落后制約其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拉倫茨在《法學方法論》中亦說“ 法學之成為科學就在于其能發展及應用其固有之方法”。交通產業法學在過去二十年中的興起和繁榮，反映了我國現代交通產業的發展規模和速度。縝密完善的理論無疑是交通產業持續發展的推動力。皮爾遜所言: “ 整個科學的統一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經濟法學中以往的成就、突破、紛爭和遺憾，都可在研究方法的得失上覓求原因。交通產業法學未來的發展，關鍵也在如何選擇和運用科學的研究方法，有了新穎的研究方法或原有研究方法的新組合，新觀點、新內容會滾滾而來，正所謂得“魚”不若得“漁”。交通產業法學欲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應重視、加強自身方法論的構建。

三、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學理分析

交通產業法學的深層理解關鍵在于對其研究方法的剖析。正如研究方法論的臺灣學者楊仁壽先生所言“法理學中最為主要者，厥為法學方法論及法目的學二者”。法學研究方法，作為前人學者研究的一種智力成果和文化積淀，具有的強大的影響力，它總在自覺不自覺地影響著后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維。要在碩儒皇皇巨著中得到啟迪，同時勾勒出屬于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一片天空殊非易事。選擇以法學研究方法為交通產業法學的切入視角，是開啟交通產業法學知識大廈的“鑰匙”。

（一）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與經濟法研究方法的關系

交通產業法是經濟法的組成部分已成定論，其研究方法自然屬于經濟法的研究方法之一。更深一步辨析，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與經濟法研究方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而是系統論意義上的部分與整體的關系，即“要素”和“系統”的關系。

（二）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特殊性分析

交通產業法自身性質決定了其有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交通產業法是在經濟法蓬勃發展中開出的一朵奇葩，體現著交通產業演進趨勢中出現的新特點，我們應該以變革的眼光看待交通產業法的發展。

1、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具有政策性

交通產業法是研究調整提供位移服務的社會關系的產業法，是國民經濟結構穩固與安全的支柱。國家是其中的主體，國家在交通資源的配置，交通投資方向的決定，交通發展布局的規劃等方面的主導作用無不表明交通產業法的國家政策導向性。

2、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具有技術性

交通產業法與其他法學相比，更具技術性。交通本身的作用是為克服人、貨物在距離上的困難，人們能夠克服空間位移的能力，有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技術越發達，交通產業就越發達，交通產業越發達，就有求于更完備的法學理論，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的技術性應運而生。

四、交通產業法學的研究方法的法學構想

交通產業法是一門具有實證精神的法，應具有不同視角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在堅持經濟法的一般研究方法上，用經濟學、社會學和工程學的研究方法描繪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的藍圖是切實可行的。

（一）經濟法一般分析方法的本土化

交通產業法學首當其沖應該適用經濟法的一般分析方法。經濟法的一般分析方法多為國外先進理論的引進，這是法律全球化的表現方式之一。現代的交通產業法研究方法不宜靠移植得以創立，應從我國本土資源中演化而來，注重對國情的研究。

（二）借鑒經濟學的分析方法

交通產業法的“產業”源自經濟學，應借鑒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交通產業法的立法理念多在于經濟學，直接吸收經濟學的概念、論斷不勝枚舉，如前所述交通產業法自身的學科特色也需要和經濟學的交叉、融合，形成此中有彼，比中有此的局面，注重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明智而正確的選擇。經濟學的大量分析方法直接適用于交通產業的研究方法，可以開辟交通產業研究方法的新領域。

五、 結語

交通產業法學的研究方法是認識交通產業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的基本性能、發展規律和社會功能的思維方式，在方興未艾的經濟法學界占有重要一席。了解已有的交通產業法學研究方法，尋智者之步伐，開己之半畝方塘，是每個交通產業法學者的光榮使命。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交通產業法的研究方法能得到突破和創新。

參考文獻：

[1]卡爾.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楊仁壽.法學方法論.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

[3]林立. 法學方法論與德沃金.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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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2）05-0103-02

1WSR方法論簡介

1.1 理解物理-事理-人理的內涵WSR系統方法論是“物理―事理―人理方法論”的簡稱，是由我國著名系統科學專家顧基發教授和朱志昌博士于1994年提出的[1]。其中融入了錢學森、許國志等老一輩科學家所提出的“物理”、“事理”，是我國學者將東方哲學的思辨融入到西歐系統工程方法論中的結晶[2]。

張彩江和孫東川在綜合分析多種對WSR方法論的不同理解后，給出了對物理、事理、人理的定義：“物理”是指涉及某項系統項目/問題處理過程中人們面對的客觀存在，是物質運動的規律總和；“事理”是指涉及某項系統項目/問題處理過程中人們面對客觀存在及其規律時介入的機理；“人理”是指涉及某項系統項目/問題處理過程中的所有人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變化過程[3]。

綜合來說對物理、事理、人理可以理解為：物理應是待解決系統所面臨的客觀規律，包括自然環境、法律，物質運動規律，技術應用的一般作用原理等；事理是由于人的作用力產生的一些事物，包括人認識事物的角度，在辦事過程中運用的一些方法、手段，組織體系；人理是復雜系統的參與者之間的關系，差異化特性的協調，利益關系、人際關系等。物理闡述的是“是什么”的問題，事理講述的是“怎么做”的問題，而人理則是“如何做得更好”的問題。

1.2 WSR系統方法論的一般過程WSR方法論一般工作過程為[4]：①理解領導意圖；②形成目標；③調查與分析；④創建模型；⑤提出建議；⑥協調關系；⑦實施。將上述7個步驟進行協調以后，如圖1所示。

圖1所示的7步驟中，將理解領導意圖擴展為理解意圖，因為意圖不僅包括領導的，還應包括內涵更廣泛的其他重要影響者的意圖。而其中的形成目標，調查分析，創建策略并不是依照嚴格的順序進行的，而協調關系應是貫穿于從理解意圖到實施的整個過程的。最后，實施的結果應與“意圖”進行對比，滿意則完成目標，不滿意則需修改。

2應用WSR方法論規范房地產企業管理

2.1 基于物理-事理-人理分解房地產企業管理WSR方法論是從物理、事理、人理三方面進行分解和實施的房地產企業的物理、事理、人理應理解為：

物理：房地產企業經營必須遵循的相關法律法規，例如土地管理相關法規、工程招投標管理相關法規、房地產銷售的相關法規、經濟法、合同法等；國家房地產經濟形勢，擬發展地區房地產業的土地政策，競爭企業的實力，市場的物業類型，客戶類型，消費實力，消費傾向等；企業的辦公條件，各工種作業的硬件設施和軟件設備；本企業負責決策、設計、成本、工程、銷售、財務等人員的專業技術條件； 從決策、獲取土地、規劃設計、施工到銷售、物業等必要的開發流程；

事理：組織的結構設計，規章制度，企業文化及愿景的構建；各開發環節如何實施，包括土地獲取的方式，聘請設計單位進行設計或自行設計，工程招投標工作如何開展，造價核算審計等工作如何開展，施工管理如何開展，是否聘請銷售機構等；制定決策、設計、成本、工程、銷售、財務等人員的工作方法，考核辦法；如何提高員工的工作技能及培訓工作；企業與設計單位、施工單位、材料供應單位、監理單位、相關咨詢機構、及土地、銀行、政府等相關機構的合作合同；向員工和部門下達的目標，并以此作為考核依據；

人理：員工對企業愿景的理解，員工意識與企業戰略的一致性；員工對企業的認同度，忠誠度；員工之間的人際關系協調；不同專業背景員工之間的溝通；企業與設計單位、施工單位、材料供應單位、監理單位、相關咨詢機構、及土地、銀行、政府等相關機構的關系維護等。

2.2 按照WSR方法論7步驟開展管理活動在充分認識房地產企業在WSR方法論下的物理―事理―人理三個維度之后，將WSR方法論的七個步驟應用到不同維度。

理解意圖，包括理解企業戰略意圖，在市場上希望占據什么樣的競爭地位。了解領導的要求，了解房地產產品的目標客戶的需求，甚至了解員工的意圖。

制定與已經達成一致的既定意圖相符合的目標。包括企業希望達到的行業地位、行業占有率、行業認同度名譽度等目標。進行產品市場定位，目標客戶定位，制定財務經濟效益目標。

為實現目標而開展的調查分析。調查既包括外部和內部調查。外部調查包括土地市場環境，銀行等資本市場環境，原材料供需環境，工程技術條件，目標客戶調查分析等。內部調查有企業所處的行業地位，資金實力，內部人員素質，充分進行項目可行性研究調研分析。

創建策略，在調查分析的基礎之上，擬定土地獲取策略、融資策略、設計管理策略、施工管理策略、成本管理策略、營銷策略、物業管理策略等。

提出解決方案，包括土地競拍方案，詳細的融資計劃，概念性及詳細規劃設計方案，施工圖設計，編制招標文件，制定施工管理方案及審查施工方提出的專項施工方案，制定銷售方案等。

實施方案，在實施方案過程中應該與既定意圖保持一致性，同時也可以根據實施過程中發現的問題適度的改變意圖，形成及時的反饋。

協調關系始終貫穿于整個過程，協調意圖、目標、現實、策略、方案、構想間的關系，協調系統實踐的投入、產出與成效的關系。

3結語

房地產企業作為資源整合型企業，其管理效率直接決定了企業效率，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顯得尤其重要。房地產開發企業管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應基于系統工程的方法進行分解，使之結構化、規范化，才能實現企業的持續健康發展。將WSR方法論運用到房地產企業管理中，運用“事理”解決“物理”，再運用“人理”進行全面協調，使組織的效率更高。這三者既是相互區別的，有各自的界定，也是相互聯系的，需要共同作用，才能使組織系統運作的更好。

參考文獻：

[1]榮玫，韓傳峰．基于WSR基礎設施系統管理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1，25（6）：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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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PLANNING METHODOLOGY OF TELECOM OPERATORS

Tian Peng Luo Bangcai Guizhou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Co.， Ltd.

Abstract：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pace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as faster and faster. Information planning has become the key to the success of the enterpris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nd the booster and engine of improving the economic benefit and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However， an effective information planning methodology will help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enterprise information and meet the needs of the enterpris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telecom operators as the main body in this paper， an framework of informatization planning process is proposed， the informatization planning，s basic principle is expounded， several common methods of planning are carried on the analyses， the value of informatization planning is summarized， providing an useful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other enterprises information planning.

Key words：Enterprise Informationization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Planning Process Framework Planning Methodology

一、引言

企業信息化規劃以整個企業的發展戰略目標為指導，結合先進信息技術發展趨勢以及企業業務的最佳實踐，提出企業信息化建設的戰略目標，制定企業未來信息化藍圖以及實施保障計劃，全面系統地指導企業信息化的進程。信息化規劃是信息化建設的基本綱領和總體指導，是企業進行信息化建設的依據[1]。

當下信息化浪潮正席卷全球，信息化建設已成為當今企業發展的大趨勢，信息化水平成為了衡量一個企業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現代化企業的核心內容之一[2]。對電信運營商而言，隨著中國加入WTO和電信市場的開放，競爭的焦點從網絡競爭、規模競爭向客戶競爭和管理競爭轉移，同時在電信企業內部進行了組織架構重組和業務流程重組，內外環境的變化對信息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針對環境、現狀、戰略、業務和市場，電信運營商應從企業信息化規劃入手，尋找一種有效的信息化規劃方法，提出適合企業3～5年長期發展戰略需要的信息化規劃，指導企業信息化建設的實施，支撐企業的發展戰略，強化和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二、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過程框架與原則

在國務院“兩化融合”思想的指引下，隨著電信運營商業務發展，快速成長的業務需求對信息化工作的發展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服務標準，信息化規劃面臨著巨大的挑戰，為使信息化建設能夠敏捷地支撐電信運營商業務、服務、運營、管理以及創新發展，提出了信息化規劃過程框架與基本原則。

2.1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過程框架

從電信運營商企業戰略及業務發展需求出發，根據工作內容和時間先后順序不同，可將整個信息化規劃過程，分為4個階段。第一階段對前期規劃回顧，第二階段進行現狀、需求及驅動力分析，第三階段制定信息化建設發展規劃，第四階段提出具體建設項目，進行項目投資估算與設計實施，如圖1所示。

在理解電信運營商發展戰略和核心業務的前提下，分析企業信息化現狀及前期規劃執行情況，找出信息化建設中存在的問題、差距與不足，評估上年度信息化建設為企業帶來的價值；分析電信行業發展環境，明確企業內部相關部門業務需求，利用關鍵成功因素法，對發展需求及驅動力進行深入分析，明確企業未來信息化改進方向；在全面調研，充分分析企業信息化現狀和發展需求的基礎上，制定規劃期總體目標和實施原則，從技術架構演進規劃、信息化組織和人員規劃及信息化服務規劃入手，勾畫企業信息化總體架構；結合企業規劃思路和方法，提出必要的建設項目，制定企業信息化建設計劃，分析項目投資預算，對項目投資進行權衡，確保規劃的有效實施。

2.2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基本原則

在電信運營商進行企業信息規劃過程中，如果沒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信息化規劃就難以有效指導信息化建設工作的順利推進。

堅持戰略驅動和業務導向。目標牽引力和業務驅動力是電信運營商信息化規劃的源頭，信息化規劃要結合企業自身的發展戰略制定信息化架構，推進企業的整體發展；同時，圍繞業務發展需求，制定出具有業務價值和業務促進力的規劃，提高規劃的可接受度。

堅持整體規劃和分步實施。電信運營商信息化規劃要整體規劃，分步驟、分重點實施。從建設邏輯上，要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先從IT基礎設施及底層數據建設，再發展核心業務系統，優先解決最緊迫、最重要的需求，并在所需的人、財、物的投入上有所傾斜[2]。

堅持循序漸進和注重實效。電信運營商信息化規劃是一個循序漸進并貫穿于企業生命周期的動態過程，要把握核心和重點，由急至緩，循序前進；基于成本去設計規劃，規劃不宜太大，規劃期不宜過長，一般3～5年為宜，同時要考慮規劃的擴展性和可用性，這樣更能提現規劃的實效與價值。

堅持全員參與和加強培訓。電信運營商信息化規劃涉及到企業的每一個人，必須要讓每位員工都清楚，每一個人都積極地做好準備；企業信息化建設，人才是根本，實行培訓與引進并舉，建立人才培訓基地和人才引進渠道，為企業提供信息化建設所需的適用人才。

三、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方法論探析

3.1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方法

自上世紀60年代以來，許多專家和企業界開始了對信息系統戰略規劃方法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了一些比較典型的信息系統戰略規劃方法，例如企業系統規劃法、關鍵成功因素法、價值鏈分析法等，經過對這些方法的學習和實踐，提出了幾種電信運營商常用的企業信息化規劃方法。

3.1.1 GMTD方法論

GMTD方法論具體指的是：Guideline，“一個指導思想”，即企業的總體規劃和發展戰略；Methodology，“一個分析方法”，即以關鍵成功因素法為主要分析方法；Time step，“三個時間步驟”，即以規劃回顧、需求及戰略分析、信息化建設發展規劃三大時間步驟為規劃流程；Dimension，“四個維度”，即以戰略、資源、產品、客戶四大競爭力的提升體現信息化建設帶來的企業價值提升。

GMTD方法論是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的總體思路，將企業信息化規劃分為“一思想、一方法、三步驟、四維度”四個方面，為電信運營商信息化建設提供了更加合理、科學的支撐，有效指導企業信息化建設，有利于提升企業信息化水平，是目前電信運營商比較常用的規劃方法。

3.1.2 問題追根溯源法

從電信運營商業務發展需求入手，聚焦客戶業務要求，分析技術人員抱怨的原因、用戶使用問題與客戶感知以及端到端的業務流程，通過橫向比較，找準企業管理、運營中存在的根本問題，以及業務需求與IT能力之間的矛盾。

對于業務部門來說，以業務為驅動，通過分析具體業務對應的具體IT功能實現，對IT規劃提出要求。對信息化部門而言，業務驅動作為信息化的重要輸入，信息化在能滿足具體功能的同時，更需關注滿足業務類及發展趨勢的信息化能力是否具足、結構是否合理、需要哪些構成要素、是否可良性持續發展等，通過點上的匯集、分析和關聯，進行自底向上、追根溯源，對問題進行深入挖掘，明確IT能力，制定科學的IT規劃，實現企業戰略目標。

3.1.3內涵變化分析法

電信運營商信息化建設面對的業務環境、戰略要求相對過去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電信業由“通信業”轉向“信息服務業”，企業發展已由過去的“利潤驅動”轉向“價值驅動”。

通過分析全業務環境下企業戰略和業務內涵，聚焦企業戰略轉型及信息化內涵的變化。從企業信息化角度來說，信息化以全流程為貫穿，針對業務發展策略和能力填充點，對新的變化和發展規律需要有進一步的深入認識，并對移動互聯網業務和商業模式下IT內涵變化進行重新審視。

從規劃層面來說，基于戰略內涵和業務需求，聚焦IT內涵變化和IT能力映射，采用MATRIX（矩陣）框架，梳理企業信息化能力建設同企業戰略與業務需求驅動、客戶體驗驅動、持續性發展驅動的關系，進行多角度二維分析，將信息化能力建設轉換為業務和服務能力，推進IT的技術、管控、服務體系方面的工作開展，創造IT價值。

3.1.4價值區間權衡法

對于電信運營商來說，傳統的通信業已經由單一的利潤驅動向多元的價值驅動轉變，而競爭焦點集中在企業掌握價值鏈過程中面向客戶的運營能力、應用提供與管理能力、服務聚合能力三個方面。電信運營商企業核心競爭力區間應由信息流的傳播者向能力提供的管理者、服務應用的集成者以及客戶渠道的聚合者改變，通過對產業鏈的引領與價值鏈掌控，最終成為標準與模式的引領者。

在深入推進轉型，加快轉變發展方式，持續提升企業價值的背景下，企業信息化的價值應圍繞企業運營價值、股東價值、產業鏈價值、員工價值、客戶價值和社會價值展開，構建一套相對具有客觀性、全面性的基于企業價值貢獻作用比重加權的二維模型來衡量信息化的作用和價值，全面提升整體化企業信息化能力，實現IT支撐和業務發展的“有機融合、創造價值”。

3.1.5企業戰略解碼法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電信運營商信息化工作應聚焦企業發展問題。電信運營商移動數據業務領域管道價值份額被進一步壓縮，傳統核心業務市場面臨價值分流，流量增長與價值提升難以同步增長，搶占用戶第一接觸界面的競爭日趨激烈。

聚焦移動互聯網的商業本質。移動互聯網業務與商業模式的本質是吸引用戶、聚合資源、價值鏈掌控，從上、下游客戶角度，聚焦管道、平臺、應用在商業模式中的作用，對IT內涵的進行重新審視，從新的角度去理解“新三者戰略”：智能管道、綜合平臺和應用。管道是橋梁，是基于客戶與電信、客戶與客戶之間發生關聯或關系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及產生的作用角度。平臺是容器，是基于面向內部運營與管理、面向外部合作接入與能力提供的實體系統和標準層面。應用是體驗，是基于客戶感知到的綜合內容與體驗層面。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除了IT支撐層面外，在其他方面應有更大的作為。

3.2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方法思考

電信運營商信息化規劃展現的首先是內容，作為一個面向未來能力建設的可閱讀物和傳達思路思想的載體，應根據電信運營商自身具體情況，適當的將內容的思維模式過程有所體現，這種“做什么”、“為什么”有上下文的方式將有利于把問題和思路傳達得更清晰和透徹。

規劃方法實際上是一種思維過程，這種思維模式過程的體現方法經過總結、歸納和提煉后形成可模式化的形式，可以認為就是一種方法論。

所有的方法都是以內容為基石的，需要的只是把要闡述的內容和觀點以合適的方式和邏輯結構展開，形式為內容服務，并成為內容重要的組成要素。方法論是基于內容的一種工具，可以選擇工具、應用工具或創造工具，但不必為了方法論而方法論，法無定法，因時、因人、因事而定，量體裁衣，尋求一種適宜電信運營商自身發展，具有實效的信息化規劃方法，將有助于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為企業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四、電信運營商企業信息化規劃價值體現

電信運營商信息化規劃是信息化工作的先導，對能力建設和工作重點起到價值導向的作用，滿足“二八法則”，即信息化規劃花費20%的投資將為企業貢獻80%的信息化成功率。

信息化規劃是一項重要機制和組織形式，將信息化工作與企業的發展戰略、業務、管理等緊密銜接起來，系統性的調動IT專業資源來協同解決問題、開展能力謀劃、明確工作思路。規劃不等同于工作計劃，規劃聚焦在企業級的戰略、業務、價值同IT的連接，由此使得IT各級人員明確在戰略地圖中的坐標定位、方向、路徑、內容及方法。

信息化規劃是下年度信息化工作開展的基礎和先導，是IT專業下一年度工作思路和工作計劃的重要來源，是企業發展戰略在信息化工作、信息化建設和信息化服務與支持等方面的細化，促使企業的管理人員和IT從業人員以全局化和大局觀的角度去看待、評估企業的信息化現狀和信息化工作的未來，對企業IT建設工作形成長期性指導體系，促進企業對現有問題和IT需求進行全方位的診斷與梳理，能夠針對當前問題和改進方向進行IT系統實施。

五、結束語

信息化是生產力，要高瞻遠矚，超前規劃，發揮出對企業創新變革、精確管理、高效運營的引領性作用。信息化規劃要結合電信運營商自身的發展戰略和業務發展需求，從整體上進行規劃，注重重點，循序漸進。然而信息化規劃方法很多，必須結合電信運營商自身特點分析，從多種適配方式中創建符合企業實際和未來要求的信息化規劃方法框架[3]，推進信息化規劃工作實施，全面系統地指導企業信息化建設的進行，滿足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

參 考 文 獻

[1] 范玉順，胡耀光. 企業信息化規劃的基本框架與方法[J]. 新材料新工藝， 2004（9）：2-7

[2] 蔣桂艷. 企業信息化規劃方法研究[J]. 微型電腦應用， 2012（10）

[3] 龔至暉，李. 企業信息化規劃方法探討[J]. 移動通信， 2012（11）：134-137

[4] Thomas H D. Putting the Enterprise Into the Enterprise Syste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August，199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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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城鄉統籌的現狀及問題

（一）我國城鄉統籌的現狀

我國經濟快速發張的過程中，城市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城鄉發展不協調。表現為，在農村農民的總體生活水平以及農村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明顯滯后于城鎮居民。工農之間、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還存在擴大的趨勢。因此，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差距不斷擴大成為我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一個嚴峻的挑戰，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我國城鄉統籌存在的問題

1.城鄉失衡比較突出，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擴大。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城市化和工業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人的平等地位并沒有得到真正的體現。自從20世紀50年代推出的以戶籍制度以來，中國一直通過戶籍來對城鄉居民采取不同就業、保障、醫療、住宅制度。人員、技術、資金等經濟要素主要是在城市中流動，到農村中投資的資金和資源很少，城鄉失衡比較突出。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擴大，1992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6∶1，2011年達到2.99∶1。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在1992年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小，2000以后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到了2011年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最大，而且還有不斷增大的趨勢。其別是沿海發達城市城鎮和農村居民的絕對收入差距已接近或突破萬元。

表1 1992～2011年城鄉收入水平對比

注：數據來源于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圖1 1992～2011居民城鄉收入水平對比

2.區域城鄉發展非均衡性嚴重，區域城鄉均衡發展難度大。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鎮化發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以平均每年1.35個百分點的速度發展，中西部地區近年來城鎮化發展速度較快，但與東部地區的差距仍然較大。至2011年底，城鎮人口比重超過50%的省份已達15個，湖北、山東、海南三省首次超過50%；繼上海市、北京市之后，天津市城鎮人口比重2011年首次超過80%。東部地區城鎮化水平較高，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省與省之間及省內地區之間差距很大，區域城鄉發展非均衡性嚴重，區域城鄉均衡發展難度大。

表2 2002～2011年全國城鎮化率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網

3.城鄉二元化體制的存在。在城鄉統籌發展中存在著諸多問題，其中最主要也是最關鍵的問題是存在城鄉二元體制。它包括城鄉二元戶籍制度、二元土地制度、二元勞動力就業制度、二元社會保障制度，這些二元體制的存在，與發展市場經濟和建立城鄉統一市場的大方向是相違背的，尤其對城鄉統籌發展形成嚴重的制約。戶籍制度的存在阻礙了農村的發展，阻礙了農業現代化進程。城鄉二元勞動力就業制度導致的城鄉收入分配不均，差距越來越大，這些城鄉二元體制引發了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社會沖突。

4.鄉村規劃覆蓋面比較小，規劃的科學性和執行力不強。在城鎮化快速推進的過程中，大多數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存在屢屢突破現存的發展規劃，大量占用土地使得城區面積不斷的外延，存在“攤大餅”和“空心城”現象。與之對比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鄉村規劃進展緩慢，相當數量的縣市，尤其是鄉鎮及村級規劃工作仍未完成，即使完成了規劃但是科學性和執行力都不強。尤其是在新農村建設中，農村一些地區存在明顯的村落空心化，大量舊房及宅基地閑置，鄉村土地利用、功能分區及公共建設規劃也難以有效實施。

5.目前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較少，資金投入不足。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需要，我國采取了先東部后中西部，先城市后農村的區域不均衡發展戰略。城市的大部分基礎設施建設已經成型，但是廣大農村地區電力、交通和水利等基礎設施等則十分落后，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瓶頸。有些地方城鄉人均基本建設投入差超過3倍，加上農村資金管理混亂，使本來就很有限的涉農資金使用非常分散，造成項目資金管理困難，投入效益不高，導致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很慢。盡管我國進行了村村通公路等一些基礎建設投資，但其發展仍舊不能滿足需要。隨著經濟發展，中央政策對“三農”的傾斜，目前國家對鄉村的投入力度加大，但實際用到解決“三農”問題方面的資金卻依舊很少。

6.城鄉社會保障方面發展不協調。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村可用土地數量越來越少，土地的保障功能持續下滑。農村大部分的青壯年外出打工，留守農村的大部分是老人，人口老齡化的程度非常嚴重，以家庭為單位農民投入收入減少，農村家庭的保障功能也日趨降低。雖然目前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向農村傾斜的政策，同時建立了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有了一定發展，但是農村的優撫救濟、養老、醫療保險、福利等社會保障覆蓋率與投入金額與城市存在著巨大差距，城鄉社會保障方面發展不協調。

二、用馬克思方法論看待城鄉分離與對立

馬克思的城鄉關系理論與思想是歷史唯物主義原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認為城鄉分離與對立的根源是人類社會分工導致的，城鄉差別是伴隨著人類社會分工、城市產生和城鄉分離而產生的歷史現象。

唯物史觀認為城鄉分離與對立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生產力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矛盾統一體所形成的生產方式的更替，代表著社會文明形態依次演進的基本形態。我們可以看到，在社會發展一定歷史階段上產生的城鄉分離乃至利益對抗，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產物；城鄉關系的這種分離和對抗正是適應并促進了生產力發展的根本要求和前進方向。首先，城市的出現、城鄉關系的分離，根源于生產力“有所發展但又發展不足”的必然結果和客觀要求，具有歷史的必然性。生產力“有所發展”，是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已經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農業勞動者所必需的產品，從而為城鄉和工農之間的分離提供了可能。農業勞動生產率制約著農業和工業之間社會分工的發展程度，決定著農業人口向城市和非農產業轉移的速度和規模。“生產力發展不足”，是指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尚不足以避免或杜絕城鄉之間發展的不均衡所引起的利益分化、沖突乃至對抗。城市是生產要素的集中地，是生產與貿易的結合地，是工業人口的聚集地。在這種情況下，城鄉之間的這種分化和對立恰恰適應并推動了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客觀要求。其次，城鄉之間的分離促進了社會生產關系的變革，體現著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超越。城市起源并伴生于近代的整個工業化過程，而工業化發展史也就是城市迅速擴張的歷史，是城市不斷發展壯大、并最終戰勝鄉村的歷史，同時也是傳統落后的鄉村社會向現代先進的城市社會轉型的歷史。雖然伴隨著農民利益被犧牲的苦難歷程，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鄉村生活的愚昧狀態，具有合理性。分工使生產力進步，私有制產生，從而有了“代表城市”的利益與“代表鄉村”的利益的分裂，這致使城鄉走向分裂與對立；近現代城市分工的結果——大工業的出現使城市戰勝了農村；當代分工的逐漸均衡即分工向農業部門發展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從而又使城鄉差距逐漸縮小；最終隨著分工的消除，城鄉對立消失，城鄉走向融合，因此城鄉觀對城鄉統籌有著重大的理論啟發意義。

三、方法論：解決我國城鄉統籌的途徑

（一）推進我國城鄉統籌需要堅持方法論

要運用馬克思哲學整體與部分的關系推進我國城鄉統籌，摒除我國城鄉分離與對立。整體居于主導地位，決定著部分；整體具有部分沒有的功能；當各部分以合理的結構形成整體時，整體就具有全新的功能，整體的功能就會大于各個部分功能之和；當部分以欠佳的結構形成整體時，就會損害整體功能的發揮。二者不可分割，整體有部分組成，部分是整體的部分；二者相互影響，整體的性能狀態及其變化會影響到部分的性能狀態及其變化，反之，部分也制約著整體，甚至在一定條件下，關鍵部分的性能會對整體的性能狀態起決定作用；整體和部分的地位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轉化的。要推進城鄉統籌，必須要處理好整體和部分的關系，把城鄉作為一個有機總體，實現不斷向整體生成和發展的過程。因此應該要樹立全局觀念，辦事情要從整體著眼，尋求最優目標；搞好局部，使整體功能得到最大發揮。同時要借鑒馬克思關于同一——對立——融合的歷史辯證法，摒除城鄉之間的分離和對立，當分工逐漸均衡即分工向農業部門發展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從而又使城鄉差距逐漸縮小時，分工最終會消除，城鄉對立會消失，城鄉走向融合。

（二）方法論解決城鄉統籌問題

1.注重整體和部分的關系，發展城鄉統籌從全局出發。在解決城鄉統籌問題時，應該注意到經濟因素只是整個社會系統的一個部分。在實現城鄉統籌的過程中，片面強調GDP忽視整體性協調發展的理念會導致城市更加發達，農村更加落后，最終只會離城鄉統籌越來越遠。必須把經濟發展、政治發展、文化發展都放入社會整體發展的視野中，讓其他各個部分的才有所發展，才不會導致任何部分的片面發展；必須將中國視為一個總體，只有通過推動東中西部的城鄉協調發展，才能最終實現其整體推進。城鄉統籌在推進過程中，面臨的最嚴重的難題之一就是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們要從整體性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要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就必須大幅提高城鎮化率，實現農村人口向城鎮人口的轉變。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設，從思想意識上實現這一角色的轉變，才能使人們消除對城里人與農村人的身份劃分的偏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城鄉和諧發展。

2.充分發揮中心城市輻射擴散功能。要意識學會從同一——對立——融合的辯證方法實現城鄉統籌，看待實現城鄉融合，絕不是要毀滅城市、中斷城市文明以至強制拉平城鄉區別、達到城鄉之間無差別的絕對同一，而是在“揚棄”的基礎上實現城鄉之間的更高級的綜合。因為城鄉對立的消除，同肯定城市的歷史作用和“農村城市化”的過程并不矛盾。由于城市是現代工業、商業、航運和貿易的中心，是生產基本條件包括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空間集結體，是特定區域內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聚集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根本上確立了城市經濟的統治地位，使得城市化和工業化成為現代化社會的一體兩面。城市文明相對于鄉村生產關系而言，是一種社會進步，具有較高的文化勢能，而消滅城鄉對立意味著要擺脫和改變傳統農業社會中形成的農村愚昧和孤立分散狀態。因此，走向城市化是城鄉關系變革的路徑選擇，城市在這里應該起著引領和示范的作用。它在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擺脫鄉村的愚昧落后狀態、促進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等方面都具有積極的帶動作用和反哺作用。

3.合理布局城鄉生產力和產業結構，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使農業逐步工業化，實行城鄉產業一體化，才能使城鄉差別逐步消滅，實現城鄉融合。要實現農業逐步工業化、產業一體化就要合理布局城鄉生產力和產業結構，因地制宜的發展主導產業，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主導產業具有發展潛力和需求高、技術進步快、產業關聯強等特點，它的發展能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從而帶動需求上漲。政府在這過程中要做到以下兩點：一是明確主導產業，帶動城鄉統籌發展；二是打造產業集群，建立與城鄉一體化發展定位相適應的現代產業體系。交通工具會隨著由此而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使城鄉之間的文化和生活條件日益接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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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太極股份作為國有控股的上市企業以及國內優秀的IT服務供應商，依托全面整合的資源，憑借不斷創新的理念，依靠雄厚的綜合實力和精湛的專家隊伍，一直引領著數據中心建設的發展方向，并且獲得了廣大客戶的高度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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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參加各類城市規劃項目50余項，科研課題20余項，獲部優一等獎1項，部優二等獎2項，國際競賽第一名4項，獲教授級高級城市規劃師職稱，2007年被評為“中央國家機關優秀青年”……這一連串業績、一連串榮譽，是對一個規劃設計師的肯定和褒獎――他就是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城鄉規劃研究室副主任董珂。從這些獎項和榮譽中，我們便可一窺其在專業領域的真功夫。

在低碳生態城市規劃領域，董珂獨創性地探究了生態城市的哲學內涵，總結了唯物性、辯證性、人本性、實踐性四大屬性。由此強調了“復合生態系統”的哲學意義，并與城市規劃理論相結合，形成了獨創的復合生態城市規劃理論，提出“自然、社會、經濟三位一體”、“空間內外、時間先后統籌協調”的系統目標。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復合生態城市規劃方法論”，提出在規劃編制的6個階段分別采用相應的生態規劃技術方法，實現生態理念與城市用地布局的“耦合”。

在理論的基礎之上，他負責編制了《中新天津生態城總體規劃》，提出在“指標體系、產業選擇、生態適宜性分析、自然生態格局、用地布局模式、綠色交通、生態社區、文化保護、水資源和能源節約高效利用”等十個技術領域落實生態理念和原則，獲部優一等獎，得到中新兩國政府和業內專家的高度評價。此后受建設部委托編制了《生態城市規劃導則》，并在中國城市規劃年會、中國城市發展論壇、城市發展與規劃大會、低碳生態城市規劃建設論壇上多次宣講有關低碳生態城市規劃理論與實踐的主題報告。

在城市總體規劃理論領域，董珂進行了有關規劃系統論思想、城市空間格局的社會物理學方法解析、城市規劃多方利益博弈機制、城市規劃評估反饋機制、市場機制背景下規劃改革與創新方向等多方面的研究。并負責了《城市總體規劃實施評估辦法》、《城市總體規劃編制辦法細則》、《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審查辦法改革與創新》、《城市總體規劃編制審批辦法（新版）》、《城鄉規劃制圖標準（新版）》（國標）等一系列部級重要法規、標準、課題的制定。

在城市總體規劃實踐領域，董珂先后負責編制了重慶市萬州區、蘇州市、深圳市、大連市等國內重大城市的總體規劃。過去十多年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城市發展積累了較多的問題。強烈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促使董珂在規劃中倡導城市發展模式的轉型，早在2003年就已明確提出應當促進經濟發展模式從外延式、資源消耗型模式轉變為追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內涵式、技術提升型模式；促進空間布局由均質走向重點，由分散走向緊湊，由粗獷走向集約，發揮自身優勢，錯位發展。在方法論層面，他總結并創新性地提出了“先底后圖”（以資源底限為前提）、“自上而下”（通過區域分析確定城市發展策略）、“自下而上”（通過模式分析歸納特色空間形態）、“從二維到三維”（與城市設計相結合）的城市總體規劃四大技術路線。多次在國內外重要學術論壇進行城市總體規劃理論與實踐的演講；在全國市長研修學院授課近30次，并被聘為客座教授；2013年又被清華大學建筑學院聘為客座教授；還參與了安哥拉城市規劃培訓班、丹麥城市規劃培訓班、中美可持續城市規劃培訓班等涉外專業領域交流的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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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0751（2013）11—0086—05

2009年7月22日，我國第一部文化產業專項規劃——《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由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這是繼鋼鐵、汽車、紡織等十大產業振興規劃后出臺的又一個重要的產業振興規劃，標志著文化產業已經上升為國家的戰略性產業。作為提升軟實力的國家戰略，隨著市場經濟下的工業生產正在經歷從“物質匱乏型”到“精神匱乏型”的轉變，振興文化產業凸顯出必要性和緊迫性。所謂振興，就是要實現文化產業發展從自發到自覺、從粗放向集約的轉變。我國現在的文化產業標準是國家統計局的《文化及其相關產業分類》，其中包括了新聞、影視、廣告、動漫、網絡游戲、文藝演出、主題公園等諸多領域。以往針對以上這些文化產業領域基本上采取分類研究，新聞、影視、廣告屬于傳播學，動漫、網絡游戲屬于計算機應用與信息科學，文藝演出、主題公園屬于策劃學、營銷學，等等，而且還有其他相近的人文社會科學，比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也紛紛浸入這些研究領域。

文化資源是文化產業的生產資料，通過相應的生產方法，最終生產出以媒介為載體的文化產品。生產方法——學術研究稱之為方法論——要實現文化資源從原始形態向媒介形態的過渡，才能最終實現從文化資源到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資源必須轉化為一種文本，才能合理、有效地進行闡釋和定位，讓文化產品的消費者主動地解釋并接受。因此，文化資源的開發要求方法論必須完成“原始形態（過程Ⅰ）——文本形態（過程Ⅱ）——媒介形態”的過程（模式）。

作為一種特殊的歷史存在，以往文化資源的自發性生產，注重歷史事實的還原性和歷史邏輯的連貫性，缺乏對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解釋，很難進行創造性的生產。當前文化產業的研究方法大多是跨學科的、交叉性的，至今沒有形成一套針對文化資源開發的系統的方法論。在國家政策和市場經濟的雙重作用下，國內文化產業正逐漸形成一個獨立的研究范疇，在已有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開發具有創意的文化產品，必須擁有一套屬于自身范疇的合理、有效的方法論。因此，建構出適合文化資源開發的方法論并開發出結合實際生產的應用模式，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

一、為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引入現象學方法

在自發的生產方法中，從文化資源的原始形態過渡到媒介形態這兩個過程是分割、獨立進行的。前者屬于歷史研究者的工作，力求挖掘出文化資源的歷史本質；后者屬于傳播研究者的工作，生產出能夠被當下消費者接收并解釋的媒介現象。自發的生產方法通常采用實證與批判兩種研究方法。實證的方法主要利用歸納法保證獲得材料是全面的并能夠相互證明，比如當前很多文化產品生產之前都會進行市場調查；批判的方法主要利用演繹法保證生成過程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比如生產者都會根據市場調查的消費者分析結果制定相應的產品定位。但是，實證研究在實際操作當中不可能保證完全歸納，而且在將大多數上升為一般性的同時，容易忽略少數的偶然性作用；批判研究設置先驗起點的形而上學方法，在保證過程真理的同時，難以對先驗假設進行有效性論證。同時，作為由來已久的經驗論與唯理論哲學傳統分歧的當代繼承，實證與批判兩種研究方法彼此對立，很難統一起來。自覺的生產方法不僅要統合業已割裂的生產過程，還要力求避免經驗論與唯理論的缺陷與互斥，現象學在某種意義上可以實現對經驗方法和批判方法的超越。

現象學作為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哲學思潮之一，向來以其獨到的方法論著稱。該學派創始人胡塞爾指出：“現象學：它標志著一門科學，一種諸科學學科之間的聯系；但現象學同時并且首先標志著一種方法和態度：典型哲學的思維態度和典型哲學的方法。”①胡塞爾的畢生心愿就是將哲學建設成為一門“嚴格的科學”（胡塞爾稱之為“現象學”），并為各種具體科學奠定絕對可靠的認識論基礎。在胡塞爾看來，哲學家首先需要追問的是認識如何成為可能的，而這一追問的關鍵即在于確認思維具有無可懷疑的絕對的被給予性，或曰不證自明性。在此之前，康德提出的“先天綜合判斷”以及笛卡兒提出的“我思故我在”都意在說明：人類認識需要有第一起點——康德稱之為先驗理性，并通過這種先驗的能力認識世界并形成經驗，最終由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這種西方理性主義傳統下認識世界的方法為西方帶來了科學技術與自由民主，但是其中存有的明顯的缺陷也使得西方遭遇了重重危機。胡塞爾一針見血地指出：以經驗論或實證主義為代表的“自然主義是對自然之發現的結果現象，自然在這里指的是一個按照精確的自然規律而在空間、時間存在的統一之意義上的自然”②，不僅將物理世界自然化，而且還將一切理想和規范都自然化了，忽視了作為個體存在的主體性；歷史主義與世界觀哲學同樣不可取，前者“將自己定位于經驗的精神生活的事實領域”③，后者企圖系統地考察關于世界的智慧并賦予它理論的形式，兩者都過于依賴以“事實”為基礎的東西。為了解決近代歐洲的科學危機，胡塞爾創建了現象學這種獨特的方法論，主要體現為現象學的還原法、描述法和意向性三個概念。

文化資源主要表現為符號化的文本形式，在物理媒介的載體上附加了諸多人類文化的“交互主體性”意義。文化資源開發雖然需要從文本形態準確還原到原始形態，找到文化資源存在的歷史本質，但是這種還原的關鍵不在于對文化資源進行“本質的還原”④，而重點在于對文化資源進行狹義的“現象學的還原”⑤。換言之，“本質的還原”追求的是文化資源的必然規定性與邏輯連貫性，“現象學的還原”追求的是主體認識的內在性與純粹性。前者認識的結果是一般性的，而后者認識的結果是創造性的。由于文化資源的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還原的最終目的，是要使得重新認識的文本形態轉化為富含創造性的媒介形態。只有創造性的認識才能為文化產品賦予具有創意的文化附加值，并且只有富含創意的文化附加值的媒介產品才會激發消費者的興趣。因此，我們必須重視“現象學的還原”的作用，并將其作為文化資源開發的一種重要方法。

在進行了現象學的還原之后，文化資源實現了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的追根溯源，在進行創造性的認識之后需要實現一種創造性的解釋，并最終以能夠被人類理解和市場接受的媒介形態展現給消費者。因此，我們需要借助“意向性”的概念進行“現象學的描述”，使得重新認識的創造性的文本形態轉化為創造性的媒介形態。所謂“意向性”，是指意識活動必然具有的意指功能⑥。在胡塞爾看來，一切意識活動均可被視為意向性活動，其所指向的就是意向對象，它產生于意向活動對感覺材料的“激活”和“統握”。文化資源最終呈現的媒介形態就是消費者的意向對象，后者必將根據自身的主體性特征去直觀把握前者，這種意向性必將產生離散性的、選擇性的、創造性的解釋。在此基礎上進行現象學的描述，只能是一種有選擇的描述，或是一種在確定的廣闊視域中的創造性描述。因為要想窮盡意向對象的全部特征，尤其是關聯性特征，幾乎是不可能的，同時也是沒有必要的。

二、如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引入現象學方法

文化產品是文化資源的媒介形態，最終需要被消費者理解并接受，也就是使得生產者的意義與消費者的意義形成一定的“交互主體性”。是否能夠更好地建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交互主體性”，是文化產品是否具有市場價值的關鍵，也是文化資源開發的第一要義。所謂交互主體性，體現為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認知關系；再關照意向性的概念，生產者對作為意向對象的文化產品的認知，以及消費者對作為意向對象的文化產品的認知，都屬于意向性的過程；其中前者貫穿于“過程Ⅰ”，后者貫穿于“過程Ⅱ”。換句話說，調和生產者的意向性與消費者的意向性是建構交互主體性的主要工作。

1.生產者與消費者的意向性

我們首先考察生產者意向。生產者一般將文化產品置于市場化的直觀視域下，受到經濟價值因素的影響。生產者的工作不同于歷史研究者，也不同于傳播研究者，但更傾向于后者。生產者不太關心文化資源的原始形態，總是從已有普遍接受的、一般性的文本形態出發，直接到達媒介形態。因此，很多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雖然有相關的歷史顧問參與，但仍招致很多基于“過程Ⅰ”不足的各種批評。媒介形態過分遷就于現代的生活世界，極大地扭曲了文本的原始形態。不過，從生產者角度來看，生產者以追求經濟價值為最終目的，文化產品只要在消費者那里獲得價值實現就是成功。當下很多經典題材的不斷翻拍——以四大名著為典型代表，雖然有很多來自“過程Ⅰ”的批評，但是偏向于現代生活世界的市場化生產依舊帶來了更多的票房與更高的收視率。

我們再來考察消費者意向。生產者一般將文化產品置于“生活世界”的直觀視域下，受到興趣價值因素的制約。胡塞爾將“生活世界”解釋為自然態度中的世界，是每個個體或每個團體生活于其中的現實而又具體的環境。因此，生活世界是一個日常的、觸手可及的、非抽象的直觀世界，隨著個體自我主觀視域的運動而發生變化。當然，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是理想型的。消費者對文化產品的意向性不是純粹直觀的，而是基于興趣的。這種興趣只有通過人與人、自我與自我的意義交換才能進行價值實現。生活世界里興趣價值的意義交換受到教育程度、地域文化、民族習慣、群體性格等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尤以意識形態為最重要和最主要。比如像電影《赤壁》這種幾乎完全顛覆文本原始形態的文化產品，雖然少數歷史素養較高的觀眾難以接受，但是當下這種“娛樂至死”儼然成為媒介形態的意識形態。正是由于此，以普遍性與一般性為代表的生產者意向才能有效地統一消費者意向，使得文化產品可以在兩者之間進行價值實現。

文化產業競爭就是文化創意競爭，創意的生產總是體現較多的特殊性與差異性，這既是文化產業發達國家已有的成功經驗，更是在邏輯上不證自明的。反觀國內當下的文化產品市場，幾乎是集體趨向于市場化生產，主要表現為題材單一化，內容同質化。市場與創意是辯證的統一，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文化產業尚處于國家保護階段，過于注重市場的同質化競爭在短期內還能維持，但是創意的缺失已經危機四伏。電影市場是中國文化產品市場中最為開放的領域，但一部《阿凡達》的票房抵得上當年全部國產電影的總收入。消費者的意向性對象是市場化生產的文化產品，難免受到意識形態的主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個體生活世界具有歷史性，僅靠市場化生產的方法難以長期獲益。或者說，“過程Ⅱ”的不合理性就是由于“過程Ⅰ”的缺失，這種缺失就是文化資源開發的缺失，可以通過現象學的基本方法加以解決。我們可以用現象學還原的方法彌補“過程Ⅰ”，用現象學描述的方法彌補“過程Ⅱ”。

2.現象學還原與現象學描述

生活世界的歷史性決定了消費者對文化產品的理解具有歷史性，主要是指理解主體（消費者）所處的不同于理解對象（文化產品）的特定歷史環境、歷史條件和歷史地位決定著理解者對文本的理解。伽達默爾解釋學中有關“有效歷史”的概念告訴我們：只有被主觀個體理解了的歷史才是對其有效的歷史，不存在“集體的歷史”，因為理解是個人行為；只存在當下的歷史，因為過去的歷史總要放在當下來理解。在進行現象學還原與現象學描述時，要注重消費者對文化產品認識的“意向性”的特殊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文化資源已經脫離了原始形態的必然規定性與邏輯連貫性，以媒介形態展現在消費者面前的、添加了創造性意義的文化產品是加工過的文化資源。這種加工經過了“過程Ⅰ”與“過程Ⅱ”兩個階段，我們要求加工后的文化產品實現文化資源的歷史本質與文化產品的媒介現象的有效統一。

“過程Ⅰ”是將文化資源進行現象學還原的過程。胡塞爾曾這樣描述現象學的基本態度：我們的“出發點先于所有的立場，即：以直觀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論思維的自身被給予之物為出發點，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東西為出發點”⑦。例如“中原文化”是河南具有絕對代表性的文化資源的文本形態，如果問及什么是中原文化，很多人都會馬上想到“武術”、“黃帝”、“少林寺”、“龍門石窟”，等等，這些直觀到的現象都是構成“中原文化”的各種類型的存在，這是一種常見的將文化資源從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的還原。但這種非現象學的還原是有局限性的、不徹底的，或者說是含有科學主義和歷史主義殘余的。能夠代表中原文化的文本形態遠不止上述的這些存在，我們只是選出了具有“代表性”的中原文化，而賦予我們思維定勢的這種“代表性”是長期經驗的結果。這種長期經驗源自歷史發展進程中文化中心主義的干擾、市場經濟的自然選擇等，結果是大大縮減了將文化資源從文本形態向原始形態還原的可能性區間。“武術”、“少林寺”等顯性的存在與“燴面”、“河南話”等隱形的存在之間沒有先驗的因果性與優先級，為前者貼上權威與中心標簽的是具有科學主義危機的經驗主義。因此，純粹的現象學的還原應該盡量拋開經驗主義的束縛，這必將大大增加文化資源的開發視域，并拓展文化產業的發展空間。

“過程Ⅱ”是將文化資源進行現象學描述的過程。文本形態如果僅僅停留在概念或者實體層面，是難以被一般消費者接受的，必須將其轉化為某種媒介形態才能變成文化產品。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采用什么樣的媒介形態，亦即文化資源的媒介形態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形式和什么樣的內容。我們還以“中原文化”為例，在進行了現象學的還原之后，我們擴大了開發視域，下一步應該選擇哪些存在來描述中原文化以及怎樣描述呢？胡塞爾指出，一定要在“意向性”的基礎上進行現象學的描述，“達到對內在心理學的、然后是現象學的被給予性的真正意義的把握，并最后達到所有那些本質關聯”⑧。文化產品的“交互主體性”由生產者與消費者共同決定，偏重于前者將導致“叫好不叫座”，偏重于后者將導致“叫座不叫好”。生產者往往站在專業化角度從文本形態轉化媒介形態，而消費者往往站在市場化角度從媒介形態解釋文本形態，平衡兩者的最好方法是寓“生產者意義”于“消費者意義”之中。“中原文化”在歷史上的權威意義與中心價值應該與一般大眾的“生活世界”⑨相互結合，意向對象（文化資源）要依存于意向主體（消費者）而存在。《禪宗少林》與《少林寺傳奇》采用的就是這種方法，但是前者的描述形式與后者的描述內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不利于文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這種向大眾市場投降的方法只是暫時的，純粹的現象學的描述應該通過“意向性”去培養消費者的認知能力和審美情趣，努力培育并提升大眾市場。

三、文化資源開發中現象學未來可能的研究領域

當前，我國文化產業發展中對現象學方法的運用尚處于嘗試階段，還有巨大的拓展空間，未來可能的研究領域主要有：1.直觀與意向性的概念應該如何在文化產業的語境中理解，又應該如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應用？2.還原與描述的方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操作性？3.當前消費者的生活世界如何定義，文化產業如何應對消費者的生活世界？在今后的研究當中，我們將嘗試一一回答這些問題。

具體來說，研究領域1和研究領域2同屬于經典概念的現實性與可行性改造：直觀、意向性、還原、描述，是胡塞爾現象學的關鍵概念，但是此概念是基于哲學范疇的一般性定義，具有較多形而上的意義；而文化資源是一種特殊的存在，具有較多形而下的要素。因此，文化資源開發中運用現象學的方法，需要充分結合文化產業的特殊屬性。就像法蘭克福學派一樣，從經典理論入手，深入考察了當時西方發達國家的媒介現狀，進行了富有現實性的合理、有效的文化工業批判；后來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產業快速發展并成熟，正是從批判中汲取了文化產品生產的可行性方法。研究領域3同樣重要，涉及了統一市場與創意的關鍵要素——消費者對文化產品意向性所處的生活世界。可以預設，正是生活世界的歷史性才使得消費者的意向性具有了流變性，使得文化產品的創意性具有了必要性。如何準確描述并定義當前國內消費者的生活世界，成為研究領域1的必須，以及研究領域2的前提。

四、對《大長今》和《盜夢空間》的現象學分析

我們可以2004年在國內熱播的韓國電視劇《大長今》和2010年在國內一上映即火爆的美國大片《盜夢空間》為例，來簡單分析一下現象學方法在文化資源開發中的基本研究思路。

韓國與美國的文化產業有一個共同點，都是文化資源貧乏但是又善于文化資源開發；不同點在于韓國立足于本國文化資源，美國的文化資源開發則放眼全球。《大長今》以一段韓國的真實歷史為基礎，圍繞傳奇人物徐長今的經歷，結合當前女性地位逐漸提高、大量觀眾對宮廷故事十分感興趣的現狀，在故事中著重表現了韓國傳統的醫術、泡菜、禮儀等，使得“韓醫”、“韓餐”、“韓服”迅速風靡。《盜夢空間》幾乎沒有文化資源基礎，僅從弗洛伊德“夢的解析”的基本原理出發，進行了大膽的想象和創造，其中靈活組織了大量的好萊塢元素，使得觀眾看起來既熟悉又驚嘆。

這兩個例子都折射出現象學方法的應用，前者將歷史人物徐長今進行了創造性的現象學的還原，從復雜的原始形態中著重體現其聰明、果敢、自強不息的文本形態，這些正契合了當前生活世界消費者認知的“意向性”；后者對弗洛伊德艱澀的精神分析理論做出完全開放式的演繹，在消費者厭倦了僅僅立足于一般事實的經驗邏輯的大場面、大明星、大制作的好萊塢快餐電影的時候，有關夢的荒誕又新奇的現象學的描述必將引起觀眾的嘆服。兩者都“試圖揭示性地和理解性地去接近無意識的生活體驗，從自己的信念中，從許多人甚至所有人的共同信念中剖析出尚未把握的東西”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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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京津冀協同發展中“重點領域率先突破”的共識，有望在 “交通先行”的頂層設計上落實。

“協同”方法論

回顧20多年來京津冀地區的發展歷史，區域協作的思路被多次提出，且京津冀三地也屢有具體合作協議簽署，但在區域協同發展的大方向上，推進力度卻明顯不夠，“協同”規劃始終難以落實。

在諸多長期關注京津冀發展的專家看來，該區域長期缺乏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市場自發協調的模式又難以壯大，導致京津冀三地往往競爭大于合作。

如何走出“競而不合”的歷史怪圈、開創區域合作的新局面？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迫切需要創新“改革方法論”。

9月4日在北京召開的京津冀協同發展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承擔了這一歷史重任。會議明確提出，要把交通、生態和產業作為三個“重點領域”，力求在探索區域協同道路上“率先突破”。這次會議還審議了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保護、產業協同發展三個率先突破的工作方案。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從接近領導小組的知情人士處獲悉，目前關于“京津冀產業協同發展目標和措施（2014-2017）”的相關文件已經草擬完畢。這將對下一步京津冀地區產業協同的“率先突破”形成指導意見。

記者在調研中還了解到，京津冀三地已就相關重點領域“率先突破”制定實施計劃，一些有代表性的“先行先試”項目已陸續上馬。例如今年7月底，京冀兩地簽署了七大合作協議，包括共同打造曹妃甸協同發展示范區、共建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合作區和共建推進中關村與河北科技園區等。

業內觀察人士分析，三個重點領域的“率先突破”僅僅是開始。決策層將從區域總體規劃定位、重點領域率先突破方案和促進區域協同的體制機制創新三個層面來推進京津冀的協同發展。

這一推進區域協同的方法論，顯然比之以往更為系統，也更加務實。分析人士認為，在交通基礎設施“經脈”被打通之后，深層次的財稅、金融等體制機制協同改革也將會觸及。

現實障礙

盡管各界尚在期盼京津冀區域協同總體規劃方案出臺，但三地在交通、生態和產業領域先行先試的“點”式探索已相繼鋪開，正由點及面對京津冀一體化大棋局構成“合圍”態勢。

在10月25日召開的交通運輸部部務會議上，楊傳堂強調，“交通一體化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骨骼系統，是京津冀協同發展的優先領域”，要“確保交通一體化率先突破走在前面”。

早在今年2月，在京津冀三地調研時就曾專門提出，要把交通一體化作為先行領域，加快構建快速、便捷、高效、安全、大容量、低成本的互聯互通綜合交通網絡。

隨后，交通運輸部還確立了京津冀交通一體化的總體發展目標，即規劃同圖、建設同步、運輸一體、管理協同。

決策層為什么會選擇交通、生態和產業三個領域作為推動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突破口？在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看來，這是“最具現實意義的選擇”。

“交通是制約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大瓶頸，突出體現在北京與河北之間的眾多斷頭路;生態問題則更為急迫，京津冀地區霧霾大面積爆發的主要原因，就是北京的城市功能過于集中以及河北的重化工業高排放、不合理;產業更是重中之重，北京的產業需要向河北轉移，天津的產業鏈也需要向河北延長。”肖金成認為，這三個突破口，均抓住了長期以來阻礙京津冀區域協同發展的“最大制約因素”。

但這三個率先突破的領域也并非一路坦途。以交通為例，《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在調研中了解到，由于一些認識上的分歧和工作機制的缺失，京津冀三地要形成交通一體化格局還需要克服諸多阻礙。

比如對于京津冀協同發展中的交通定位，地方觀點并未統一。有觀點建議“先疏解、后修路”，因為在京津冀公共服務差距尚未填平、首都功能疏解和三地產業轉移尚無明確指向的情況下，過早實現交通一體化，只會刺激更多津冀人口單向涌入北京。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京津冀協同發展必須交通先行：交通一體化是縮小三地公共服務差距的手段和內容，是實現首都非核心功能平穩有序轉移以及引導京津冀經濟產業梯次分布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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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有人會問，究竟是什么信念在支撐著太子龍集團去贏創一次又一次的行業洗牌？又是什么在引領和指導著我們從最初的一個門外漢，到今天不斷地向中國服裝行業提出前瞻科學的品牌觀與先進專業的方法論呢？那就是構成企業文化的兩要素――正確的價值觀和科學的方法論，也就是太子龍集團科學的責任文化體系。

如何實現太子龍集團“百年企業，百年品牌”的戰略愿景，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用“可持續化發展”的企業理念來引領我們不斷地發展。太子龍集團獨特的責任文化鏈：百年品牌愿景目標――可持續的企業文化――普世的品牌文化――責任文化――科學的理論體系――價值觀，方法論，實踐載體。

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下，要想做百年企業必須先做百年品牌，因為離開百年品牌的百年企業，就如同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以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一樣。而要想做百年品牌，就必須要先做好百年的品牌思想；要想做好百年的品牌思想，就必須做可持續化的品牌理念；要做可持續化的品牌理念，就必須做普世的品牌理念；要做普世的品牌理念，就必須實施責任文化；要做責任文化就必須是三位一體的行為科學體系，那就是價值觀+方法論+實踐載體的一體化。

修煉責任文化體系

太子龍集團首創的《科學品牌發展觀》《國家品牌生產力》《中國品牌運營商》三位一體的民族品牌文化新體系和《卓絕領航的三位一體國際品牌文化框架新體系》，這個體系它系統客觀地解決了民族品牌的國際化和中國企業轉型升級這兩大核心任務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問題。一位看過太子龍集團文化的資深專家曾經說過，這是他看到的當今中國首個品牌文化的航空母艦。

因為，按中國前沿專家的話來說，無論是從價值觀到方法論，再到實踐載體的“中國品牌三部曲”，還是從集團理念到企業內部管控，再到品牌對外傳播之《卓絕領航的三位一體國際品牌文化框架新體系》，都是當今中國乃至國際首創的，前沿的科學理念和思想體系。因為，它從三維戰略到六大目標體系已經全方位覆蓋了現代企業集團科學發展的方方面面，是全球第一個從宏觀的民族愿景到中觀的國家戰略目標，再到微觀的企業操作的一體化。太子龍的兩大三位一體理論體系：

首先，《科學品牌發展觀》《國家品牌生產力》《中國品牌運營商》是太子龍集團獨家創研的中華民族品牌三部曲戰略理論組合。今天大家看到的《國家品牌生產力》它是打造科學品牌的方法論，由人民出版社于本月初才剛剛出版的。它的使命目的是上承《科學品牌發展觀》（也就是打造科學品牌的價值觀），啟下《中國品牌運營商》（也就是打造科學品牌的實踐載體）。太子龍集團之所以要從價值觀到方法論，再到實踐載體來一體化地研究民族品牌的科學發展，主要是基于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企業和民族品牌轉型升級已經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論障礙和運行桎梏這個事實。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事關民族品牌科學發展的理論體系得不到系統化和科學化地解決和突破，那么民族品牌要想順利實現國際化就真的是一個白日夢。

因為，我們發現僅僅從《科學品牌發展觀》這個價值觀層面來談論民族品牌的科學發展是遠遠落不了地的，必須得有與價值觀理論相協調的方法論和實踐載體的一體化來協同支持，方能實現這個夙愿和目標。只有把前沿科學的品牌觀和實施操作的技術方法緊密地聯系起來，并通過有效的承載體――企業實體一起才能最終轉化為實務的生產力，所以《國家品牌生產力》課題也是民族品牌三部曲中最關鍵的理論環節，目的在于科學地探索和系統揭示出民族品牌國際化最科學的發展路徑，并以此來推動國家的可持續化發展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其次，太子龍集團的《卓絕領航的三位一體國際品牌文化框架新體系》它既是對太子龍集團“文化立企，品牌立國”經營戰略的使命承載，又是對中國民企的集團公司出理念，分子公司抓管理和品牌對外搞傳播核心經營要點的系統規劃與三大管理問題的科學規制。其中，集團理念框架中提出了太子龍品牌文化的三維框架和六大理論體系，這個是實現戰略目標的指導思想和總體引領；分子公司的內部管理框架包括指導思想――管理制度――流程規范一體化的執行體系，它既是指導企業六大管理職能的思想綱領，又是具體的行為規范和戰略實踐的內部驅動力；品牌對外傳播框架從消費者定位到品牌理念與整合傳播，全方位地展現了太子龍旗下諸多品牌的傳播思路和策略，也是集團戰略實踐的外部路徑。

責任文化的背后

究竟如何從企業的內部和外部去實現企業文化和品牌文化戰略，這才是一個擺在太子龍集團面前需要面對和解決的實實在在的問題。簡單地總結起來也就四句話，共16個字：系統創新，文化領先，戰略導航，戰術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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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42.0 ?搖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3）32-0064-03

一、引言

低碳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對企業生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這種新的經濟環境下，工業工程的發展與其人才培養也面臨著新的轉變。低碳經濟，是指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制度創新、產業轉型、新能源開發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雙贏的一種經濟發展形態。工業生產由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方式，向高技術含量、低能源消耗、低廢物產出、低廢氣排放、高產品附加值的新型低碳工業轉變。面對工業低碳發展的國家發展戰略要求，高校應肩負起人才培養的重任，創新工業工程人才培養模式、課程體系和教學方法，貼合低碳經濟發展需求，培養面向低碳經濟的工業工程人才。

二、面向低碳經濟的工業工程專業人才培養模式

面向低碳經濟的工業工程專業是通過工業工程專業系統化、專業化和科學化的工程技術以及管理技術的創新、制度創新和重組改善等方法減少能源消耗，實現產業生產成本的降低和生產率的最大化，尋求經濟與環境最大綜合效益。工業工程人才培養的新模式必須以低碳經濟為理念，建立培養適應低碳經濟發展要求的新型工業工程人才。

（一）培養目標

以“廣闊的基礎知識、多維的問題處理方法、現代的低能高效理念、有針對性的實踐”為人才培養理念，以“基礎技能+專業技能+特色技能”為人才培養目標，從跨學科、多元化角度推動工業工程專業教育發展。“基礎技能”要求學生有扎實深厚的理工科基礎與寬廣的經營管理知識，具有良好的外語和計算機能力；“專業技能”要求學生掌握傳統工業工程專業所要求的基礎IE技能，能夠對復雜生產系統和服務系統進行規劃、分析、評價、改善和控制；“特色技能”要求學生掌握工業代謝分析、投入產出分析、生命周期評價、生態工業系統集成分析、生態效率評價等方法和改善優化工具，使之應用于低碳經濟領域，促進企業節能減排目標的實現。

（二）培養模式

1.大類招生，分級培養。大類招生，可以強化人才的綜合素質和做事的專業能力，突破單一學科設置模式的弊端，實行按大類專業招生，小專業施教，設置柔性專業方向。在培養上采取分級培養的模式。第一級為本科技能培養，培養學制為4年，采取“2+1+1”的培養模式。其中，前兩年用于學習公共基礎課和管理大類基礎課，第一個“1”用于傳統工業工程和現代工業工程課程的學習，第二個“1”以實踐類課程為主，與企業對接，將所學理論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第二級為研究生培養，依托高校豐富教育資源，設立本碩連讀班，培養學制為6年，采取“2+2+2”的培養模式。第一個“2”用于學習公共基礎課和管理類基礎課，第二個“2”用于傳統工業工程課程和現代工業工程課程的學習，第三個“2”深入學習面向低碳的工業工程領域的系統研究方法，并在所學領域進行深入研究。

2.建立與學制模式相對應的“1+X”課程體系。面向低碳經濟的工業工程的課程模式，應將基礎和通用的知識構成通用課程平臺，組成不同的專門化的教學模塊。“1”傳統工業工程專業人才必備的課程，“X”指低碳經濟需要的工業工程特色課程。形成一種“1+X”的課程模式，在人才培養過程中，能夠兼顧共性與個性，兼顧方法與實踐，使人才具有扎實的管理類基礎知識和實用的低碳領域方法。

3.教學過程中實施全程管理。針對學生在學習期間不同階段可能遇到的問題，隨時調整教學方法，并為學生建立學習檔案，便于管理和激勵。將教學管理過程分為五個階段：入學水平測試、學習計劃制定、學習計劃實施、成績的考核與評定、教學評價與改進。通過量化的指標，便于指導教師觀察指導學生的學習活動。

三、以低碳經濟為導向的工業工程教學體系建設

工業工程是一門具有交叉性質的綜合性應用學科，必須打破課程設置上的界限，突出實用性和方法論，培養學生的綜合實踐能力。實踐環節的教學不局限于課內和實驗室，而是真正的“走出去”，延伸到直接接觸低碳經濟的前沿研究和應用工業工程技術的企業中。

響應“基礎技能+專業技能+特色技能”的人才培養目標，將課程體系分解為“公共基礎、專業傳統方法論、跨專業云選課、實踐”四個模塊，其中實踐模塊貫穿整個體系，其他三個模塊依據教學規律循序漸進，形成嚴密的體系結構。

（一）公共基礎課程模塊

基礎課是整體教學的基底，科學合理的知識體系，扎實的基礎課程是教學效果和教學成果的保證。增加綜合性課程，注重人文素質教育，強化對作為工具類技能的信息科學技術和語言的學習；提高基礎課和專業基礎課的課程起點；選用優秀教材，更新教學內容，豐富教學形式，確保教學質量。

（二）專業傳統方法論模塊

對應課程模式中的“1”，專業傳統方法論模塊主要學習工業工程方面的基本理論和基本知識，使學生具備應用工業工程理論與方法分析解決實際問題的基本能力。課程著眼于生產過程，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保證質量和降低成本為目標，注重研究人的因素，充分發揮投入資源的作用。

（三）跨專業“云選課”模塊

課程模式中的“X”代表課程復合的多元性和特色化，利用校內與校際資源建立“云選課”機制。“云選課”是基于相關課程的教育資源的共享和優勢資源的互補，實行互認學分制度，以便適應綜合性復合型人才的培養模式，這意味著各學院甚至是學校間的學科交流和滲透，可以是軟實力的授課指導，也可以是硬件的共享與學習。

（四）實踐模塊

1.以面向低碳經濟的仿真實驗室為載體的教學實踐。面向低碳的工業工程實驗室主要功能是圍繞并服務于專業建設，強化學生應用所學工具和方法的能力，提高學生從事該領域工作所需的系統規劃、設計、優化、運作的創新能力和素養。旨在培養適應低碳經濟發展，具備工程學和管理科學的基本知識，掌握可持續發展理念下低碳經濟發展的專業知識與相關技能，能夠把握環保低碳及工業工程相關行業發展方向，運用國內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理念從事面向低碳的工業工程的跨學科復合人才。

2.低碳產業“零距離”對接的教學實踐。工業工程的教學環節不應局限于課內，應該延展到學生的課外活動中。可以在生態產業園建立校企合作的“人才孵化器”，將“產學研”與“人才孵化器”有機結合，實現教學與企業及產業“零距離”對接。

組織方式可以是建立“統一組織、混合編隊、分散實習、頂崗實踐、雙向管理”的運行機制，將學生分散開來，按崗位編制成實習小分隊，使學生在實際生產崗位上全程跟蹤生產過程；也可以是假期社會實踐方式，即學生利用假期在企業進行較長時間的實習實踐。

四、結束語

面向低碳經濟的工業工程專業人才的培養，應依據低碳經濟環境下對工業工程專業學生的新技能、新知識的需求來確定專業建設定位，構建正確的、適合社會發展的人才培養模式。要注重保證扎實的工業工程專業基礎知識，同時又要特別注重培養人才的工業工程與低碳經濟相結合的理念。高校在專業教育中應抓住發展脈絡，立足自身教學與科研優勢，合理確定教學內容，協調各個實踐環節，面向低碳經濟建設工業工程學科，培養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工業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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