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美經貿情況報告，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透露，8月中旬將在長春舉行“中國民營科技企業促進會年會暨世貿組織與企業競爭力高峰論壇”。來自全國各地約五百名民營科技企業家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將圍繞中國民營科技企業如何應對加人世貿組織的新形勢、創新與產業化、風險投資與融資等進行探討和交流，共商民營科技企業發展大計。

據稱，民營科技企業實現民營機制與科技優勢的有機結合，是中國科技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產物。其超常規發展，已成為推動中國科技進步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中國國民經濟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重要增長點。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向前十名攀升

中國人民大學競爭力評價與研究中心最新報告顯示，2002年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繼續上升，正從世界排名第14位，向前攀升。

該報告是以瑞士國際管理發展學院提供的，49個國家、地區的314個最新國際競爭力指標為依據，按照國際競爭力要素評價體系結構測算中國國際競爭力的。

報告表明，今年中國國際競爭力總體有所回升，已由去年的世界排名第33位提升到第31位。從要素來看：

2002年國家經濟實力競爭力繼續上升，主要表現在投資、儲蓄和適應性的競爭力有大幅度提高。但與此同時，最終消費競爭力有所下降。這一結果符合我國近兩年來由于需求不旺，儲蓄持續增加，在經濟增長壓力過大情況下，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政策導向。

2002年國際競爭力世界排名第31位，比去年上升了2位。其中匯率競爭力排名下降，但匯率政策的評分上升。國家保護的競爭力上升較大，與我國加入世貿組織，減弱對本國經濟、貿易保護有關。經常項目差額、證券投資、商品及服務出口與進口競爭力均有所上升。2002年金融體系的競爭力世界排名第44位，比去年下移1位。

2002年科學技術競爭力世界排名第33位，比去年上升2位。除知識產權保護外，國民在國內外獲專利數和增長率都有大幅提高。R&D支出水平競爭力三年來逐漸上升，2002年排名29位。R&D人員、技術管理、科學環境競爭力分別上升了3位、5位、2位，但尚未達到2000年的競爭力水平。

2002年國民素質競爭力世界排名第37位，比去年提高3位。人口特征與就業由于總量大，增長快，仍是有競爭力的要素。教育結構、生活質量、態度和價值觀的競爭力均有大幅提高，這與我國積極推進科教興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和以積極開放態度面對全球化有密切關系。中美貿易和投資高速增長

今年以來，美國經濟出現了復蘇跡象，雖然復蘇進程中仍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但對中國對美出口未造成明顯影響。同時，中國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增長。上半年中美雙邊貿易和投資都保持了高速增長的勢頭。

據中國海關統計，上半年中美雙邊貿易額達到419．7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11．7％，美國繼續是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上半年中國對美國出口298．7億美元，增長19．3％，美國保持了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的地位。中國自美國進口121億美元，下降3．3％。

中國對美出口的大宗產品有機電產品、家具、燈具、玩具、鞋類、紡織品、金屬制品和塑料制品等，從美國進口的商品主要有機電產品、光學儀器、醫療設備、化工產品、農產品(相關，行情)、塑料制品和飛機等。

另據外經貿部統計，上半年中國新批美國對華投資項舊1457個，增長18．74％，合同外資金額43．57億美元，增長17．38％；美商實際投資24．54億美元，增長19．71％。

目前美國500家大企業中已有300多家在中國投資。截至2002年6月底，美國在華投資項目累計已達35362個，合同美資724．8億美元，美方實際投入369．24億美元。美國已連續三年成為對華實際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在華直接投資已遍及機械、冶金、石油、電子、通訊、化工、紡織、輕工、食品、農業、醫藥、環保、金融、保險等國民經濟的主要行業。

中國在美國興辦的貿易型和非貿易型公司也呈增長趨勢。截至2001年底，經批準的中國在美企業共656家，協議投資總額約9．3億美元，中方投資總額約6．9億美元，涉及的行業有工業、科技、承包、服裝、農業、餐飲、食品、旅游、金融、保險、運輸等。

篇2

中圖分類號：F75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894(2007)02-0064-06

2005年引起世界廣泛關注的中美紡織品貿易硝煙剛剛散盡，經歷了短暫的平靜之后，由于美國商務部于2006年2月10日對外貿易統計報告的出爐，一石激起千重浪，又使剛剛平靜的中美貿易關系，泛起新的波瀾。按美方統計，2005年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為7 258億美元，其中，對華貿易赤字達到了創紀錄的2016億美元。僅就一個中國與其構成的貿易赤字就達到了逆差總額度的將近1／3。這一結果的推出，使得雙方剛剛舒展的神經重新緊繃了起來。美國貿易代表波特曼甚至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盡管美國對華出口連續3年保持了增長，但就目前來看，雙邊貿易關系為兩國提供的機會仍然‘不公平’，造成這種差異的部分原因是：中國未能信守某些承諾，包括知識產權執法不力，對國內某些產業政府提供了一定的保護和扶持，以及不履行某些開放市場的承諾等”。并進一步聲稱：“中國在與世界的接觸中獲得了收益，但是，為了保持經濟和政治上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中國必須為解決過去4年來，全球迅速增長過程中出現的全球不平衡承擔自己的責任”。

雖然波特曼的這一番話未必完全正確，但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美國高層對美中貿易逆差過大的極度焦慮。面對中美經貿快速發展，貿易摩擦有可能再度升溫的緊張局勢，進入2006年2月以來，兩國高層互訪頻繁，并就一些影響中美經貿關系的重大貿易問題基本上達成了共識：中美同意在商貿聯委會框架下成立中美高科技與戰略貿易工作組；啟動并加強了知識產權合作機制；簽署了《食品安全和動植物衛生諒解備忘錄》……。2006年4月11日隨訪的中國企業代表團就美國13個州、14個城市開展了多種形式的貿易投資促進活動，簽署采購合同或協議108項，總金額超過了162億美元。這一切都能顯示出中國政府為扭轉中美貿易失衡所表示的誠意。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兩國在自然資源、市場資金、技術以及市場等各方面都有著很強的互補性，致使20多年來中美貿易持續增長。目前，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地。中國是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2006年以來，中美貿易繼續保持了快速增長-的勢頭。據我海關資料顯示，僅1-5月份，中美貿易額已達到了973．7億美元，同比增長25．4％。其中中國對美出口738．2億美元，同比增長26．6％，進口235．5億美元，同比增長21．8％。中美順差達到了502億美元，同比增長29．O％。截至2006年5月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到了50 289個，合同內資金額共計l 163．2億美元。同時，中國在美國興辦的貿易型和非貿易型公司也呈增長趨勢，截至2006年3月底中國在美直接投資達7．92億美元。隨著兩國經貿合作的不斷深入，雙邊經貿關系中出現一些暫時的不和諧和摩擦也是難免的，甚至可以說是正常的。為開創中美經貿合作的新局面，雙方首先應本著互惠互利的原則，就當前雙方貿易不平衡產生的原因，客觀、公正地進行分析，以求共同推動中美經貿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造成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兩國統計方法上的差異，也有雙方貿易方式、貿易結構、貿易政策等方面的差異，此外還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導致新的國際分工出現等多種原因。

一、雙方統計標準不一致造成統計結果不一致

1．進出口產品統計數字對美貿易逆差的影響　自20世紀90年代美國對華貿易出現逆差以來，中美就雙邊對外貿易不平衡問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看法且爭論至今。按中國海關統計數字顯示，2005年中美貿易總額達到了2116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1629億美元，從美國進口487億美元。但是按照美方的統計數字卻顯示，2005年中美貿易總額為2853億美元，其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為2434億美元，自美國的進口為418億美元。再如中國海關統計，美國于1993年首次出現對華貿易逆差，金額為62．76億美元，到2005年達到了1142億美元，是1993年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的18倍。而美方統計，美國從1983年就開始出現了3億美元的逆差，到2004年猛增至1620億美元，到2005年又突破了2000億美元，達到了創紀錄的2016億美元。并且認為是首次出現貿易逆差的1983年的672倍。

以上兩組數據我們不難看出，中美雙方統計數字時所采用的標準不一致，其呈現的特點是：(1)美方統計的貿易總額大于中方統計的貿易總額；(2)美方統計的逆差數字大于中國海關統計的逆差數字；(3)美方統計的中方出口數字大于中方統計的出口數字，而美方統計的中方進口數字卻小于中方統計的進口數字。由于美方采用的統計標準與我方采用的統計標準不一致，從而使雙邊貿易的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實性、科學性和可比性(當然也不能排除其中有意被夸大的可能性)。

據我方了解的情況是：中國產品在出口時一般使用的是離岸價格(包括貨物的成本、路途運輸費和裝船費)，而美國的產品在出口時使用的卻是船邊交貨價格(只包括貨物的生產成本和路途運輸費，不包括裝船費)。按世界銀行的估計，同一批貨物，采用離岸價計算的出口價格要比采用船邊交貨價至少高出1個百分點。因此說，同一批貨物的出口用不同標準進行統計，肯定會得出不同的結果，有時得出的結果相差還會很大。這也就是說，在美國的統計結果中，應該將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所有產品的價格，減少相應的百分點；而從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所有產品的價格，加大相應的百分點。只有進行了這樣的較為科學的修正之后，對于來自(美中)兩個不同國家統計的結果才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2．經中國香港的轉口貿易對美貿易逆差的影響 每年經香港轉口至中美兩國的貨物很多，通常稱這類貿易為轉口貿易。經香港轉口的這類貿易，同樣也會由于兩國統計方法的不一致，導致統計結果不一致。

中國每年對外公布的進、出口商品的額度僅僅限于直接貿易：即中國生產并直接銷往美國國內的產品，對于由中國生產、但是經香港進出口商購買后再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并不統計在中國的出口產品額度中。這一點美國倒同我們取得了完全的一致；即由美國生產并直接銷往中國的產品計入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統計。美國生產，經香港進出口商購買后銷往中國大陸的產品也同樣不計入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但是，美國的進口數據則既包括直接貿易，同時也包括間接貿易：既包括由美國直接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同時也要包括經香港進出口商手中

進口的中國產品。這種統計結果顯然使美國從中國的進口數額無形中被增大了許多，最終導致美國統計的貿易逆差不合理地被放大。

3．經中國香港轉口產品的加價對美貿易逆差的影響 香港的進出口商對于產自美國和產自中國的產品增值加價的幅度也不一致。由于中國勞動力成本低，因此來自中國的產品價格普遍偏低。對于這些來自中國的產品當進入美國時，考慮到美國消費者的生活水平普遍較高，他們對于消費品的價格具有較高的承受力。因此，香港進出口商對于來自中國，并且即將進入美國消費市場的中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幅度一般較高。相反，對于產自美國的產品，由于美國勞動力成本高，因此美國產品價格普遍偏高。對于這些來自美國的產品當進入中國大陸時，由于考慮到中國消費者的承受力較低，因此香港進出口商對于這些即將進入中國市場的美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幅度一般不是很高。

有資料顯示，經香港出口到中國的美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平均幅度為9．6％；而經香港出口到美國的中國產品增值加價的平均幅度一般為27％。這種增值加價幅度的差異，也就不同程度地產生了對于美國貿易逆差的影響。無論是單純對于出口的產品，還是通過轉口貿易的產品，還是轉口貿易產品的不同增值加價的幅度差異，都對增大美中貿易逆差起到了直接的作用。

我們認為，中美采用的兩種不同的統計標準，不能科學地、嚴格地反映中美雙邊經貿關系的真實情況。大量的事實也說明，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如果沒有一種共同遵守的統計準則，雙邊貿易的平衡與不平衡，不能真實地反映兩國貿易的全貌。中美貿易有可能會隨著中美之間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由于統計方法的不一致，所造成的貿易不平衡也一定會越來越大。

二、中美兩國由于產業結構不同導致的貿易不平衡很難消除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和全球化產業結構的進一步調整，美國已經將支持美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逐步淘汰和轉移勞動密集型的一般制造業。從美國整體產業狀況來看，美國經濟現處于國際產業鏈的高端，可以說美國現在是世界上對外直接投資最多的國家，美國跨國公司已經滲透到各國和地區的幾乎所有產業領域和部門，他們正在以全球市場為舞臺進行資源、資本、人才和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由此判斷，美國是當前經濟全球化受益最大的國家。中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依據自身的優勢和能力，承接了其他國家和地區轉移來的一些中低端產品的制造業，尤其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相對美國來講，中國經濟處于國際產業鏈的低端。

中國從美國進口的產品主要是高附加值產品，而美國從中國進口的產品主要是物美價廉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據摩根士丹利公司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物美價廉的日常生活品，一年將能為美國消費者節省1000億美元的支出。 每年大批量日用生活必需品的進口，也是引起美國貿易逆差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s小貿易逆差，首先應減少該類產品的大批量進口。但事實上，美國生活必需品的90％美國本土早已不再生產，這意味著美國即使不從中國進口，也勢必會從其他國家進口。然而，中國產品的物美價廉早已深受美國廣大消費者的歡迎，這是消費者的選擇，而不能算作生產者的過錯。

三、中美貿易不平衡不能忽略服務貿易的存在

當談到中美貿易不平衡時，美國反復強調的是貨物貿易，而對于屬于美國出口強項而屬于中國出口弱項的服務貿易則往往不予提及。

隨著中國服務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具有極強實力和競爭優勢的美國服務貿易定會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據美國有關資料顯示，2004年美國服務貿易總出口增速在11％的情況下，對中國的增速竟達到了20％。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十大服務貿易出口市場。2004年美國對華服務貿易順差達到了16億美元，隨著中國入世承諾的逐漸兌現，我國服務市場將會在更大范圍內對外開放，如果能把美國服務貿易的貢獻一并加以考慮，美中貿易逆差應該減少。

四、貿易方式不同使得貿易不平衡現象加劇

美國是擁有世界級知名品牌、知識產權和高新技術產業量最多的國家。據美國《商業周刊》和國際品牌公司聯合公布的2004年“世界百強品牌價值排名”中，美國有58家公司榜上有名。而中國企業則無一家入選。在全球75個世界級名牌產品中，美國占據了42個。此外美國擁有著世界發明專利的50％以上。而中國的發明專利中，外國企業和外資企業占據了絕大多數。目前中國國內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僅有約不足萬分之三，也就是說99％的企業沒有自己的專利。

中國經濟要發展、要前進，需要大量的先進技術和專利，但是，在短時期內僅憑中國自己的力量確實還不夠。還需要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大力支持與援助。美國的很多高技術專利產品都是中國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是美國長期實行的高技術產品出口的對華限制政策迫使中國只能從其他國家進口，這也是導致美國對中國出口總值不能大幅度提高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中國每年的出口量雖然很大，但從整體上來看，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方式仍屬于粗放型增長模式，這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中國出口總額中55％以上的產品來自于加工貿易。而在加工貿易中，85％屬于外商投資企業所有；二是在中國出口的商品中，90％的出口產品屬于貼牌生產；三是在高新技術出口中外商投資企業占到了85％以上。相比之下，中國企業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因此每年不得不將出口產品價格中的很大一部分繳于專利所有者或核心技術所有者。如中國是DVD生產大國，由于缺乏自主知識產權和核心技術，因此對于每臺售價32美元的DVD，其中專利費18美元，生產成本13美元，中國所能得到的利潤僅僅為1美元。正如美國《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國好像從貿易中獲得了很大的回報，但實際上最大的贏家是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

五、全球化產業結構調整和轉移與美國的貿易逆差

中國改革開放27年來，亞洲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一直占中國引進外商投資的60％左右，中國已經成為亞洲的“加工中心”。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和地區將大量零部件運到中國加工，組裝后再對美歐出口。所以中國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貿易都是逆差，而對于歐美國家的大量貿易則構成了順差。中美之間貿易順差的很大一部分是亞洲經濟體共同作用的結果。

與此同時，在中國大量引進外資的政策感召下，美國的世界五百強的絕大部分企業也已登陸中國，他們同樣看好的是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擁有13億人口的廣大市場以及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穩定發展。中美兩國經濟結構的不同，也使得兩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了極強的互補性。美國通過跨國公司把部分產業(夕陽產業)轉移到了中國，對美國國內的產業結構升級換代。通過這種方式中國承接了美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為美國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騰出了空間。這也就使得過去美國通過貨物貿易直接向中國出口產品，現在則越來越多

地轉變為利用在華的投資企業生產并在中國本土上直接銷售，這種貿易方式的轉變不僅提高了美國公司產品在中國市場上的所占份額，相對也大大減少了美國對華的直接出口。但遺憾的是，這一貿易方式的變化，并未在雙方的對外貿易統計數字上得以體現，既無法增加美國統計數字中的出口總值，也未增加中國統計數字中的進口總值，從貿易收支平衡上考慮，得益的顯然不是中國，而是美國。

30多年來，美中貿易逆差是經濟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國際產業調整的結果，也是大規模、廣泛地進行新的國際分工合作的必然產物，美中貿易逆差不會損害美國的經濟。美國每年從中國進口大量的物美價廉的日用消費品是美國市場的需求所致，有利于美國廣大的消費者，也是美國經濟發展和其產業結構調整的必要補充。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費里德曼對美國的這種貿易逆差具有切實的了解，他認為，美國貿易的逆差從根本上來講，并不是赤字，而是盈余。法國經濟學家雅克呂夫也說，美國可以任憑貿易赤字居高不下而安然無恙，美國的貿易赤字可稱之為“無淚的赤字”。

六、加強相互理解共同推動中美經貿合作健康發展

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由于外資企業是出口的主體，這種出口是外國資本、技術、標準、品牌、銷售網絡等與中國勞動力相結合的產物。除了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出口更多地體現的是廣義外國生產要素的競爭力，而不是中國的競爭力。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基本上是外國生產要素與中國廉價勞動力的結合而采用了“中國出口”的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增大了中國出口的絕對數值。產品優勢與銷售渠道作為國家國際競爭力的兩大核心因素都屬于外資企業所有。在這種貿易方式下的“中國出口”僅僅是只有中國國家的地理意義。

關于美中貿易逆差問題，必須承認跨國公司的作用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影響，要具體分析貿易總額和貿易不平衡背后的實際財富和利益分配問題。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中美之間的貿易中，美國的貿易逆差較大，但美國受益始終大于中國卻是鐵定的事實。由于中美經貿關系中兩國之間的互補性大于競爭性，雙邊擴大經貿交往是互惠互利的。經濟全球化帶來的這種貿易方式的改變，是美國通過他們的腦力勞動，而中國依靠自己的體力勞動的新的國際分工的具體體現。直接投資的貿易方式，使得美國比中國獲得了更多的財富積累，雖然中國通過這種引進外資的方式，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但這種發展是在與美國差距日益拉大的前提下實現的。

客觀地來講，作為一個生產能力龐大的國家，中國也不能過分地依賴國際市場，畢竟國際市場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中國巨大的生產力對任何一個國家造成的沖擊都可能是巨大的，極易引發不滿和摩擦。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均衡是很重要的，中國需要在投資和消費方面尋找新的出路。當前我國迫切需要采取制度創新，自主技術創新培育國際化品牌，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推動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要及時調整我國對外貿易政策，適度加大進口和重視內需的作用。同時，也要鼓勵企業走出去，這樣不僅可以緩解貿易不平衡，同時還可以利用國外的資源和市場，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經貿往來。一旦在經濟交往中出現摩擦，雙方一定要冷靜、理智地從貿易大局出發，通過有理、有利、有節的友好磋商談判以達到解決。我國對外開放發展到今天，不能僅僅滿足于擺脫貧困和造就一個經濟大國，要以盡早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建設經濟強國為最終目標。

篇3

雖然從理論上分析,美國的一系列經濟發展數據已難以支撐持續的巨額貿易逆差,但中美貿易不平衡的發展趨勢卻沒有任何改變的跡象。在中國入世后的第二年(2003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達到了有史以來的最高值586.1億美元(中方統計)/1239.61億美元(美方統計)(見圖1)。對于造成雙邊貿易不平衡的原因,中美兩國自20世紀90年代起爭論就沒有停止過。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爭議不斷,主要在于它涉及到兩國應當采取的解決方式以及應當承擔的主要責任。美方認為兩國貿易不平衡是由以下幾方面的原因引起的:(1)美國產品遭遇中國貿易壁壘、缺乏市場準入;(2)中國缺乏政策的透明度;(3)“中國對人權、勞工權以及環保的濫用,以及拒絕遵守這些領域的國際標準使其獲得不公平的增大美國貿易赤字的貿易優勢?！雹?4)未來的不可預見性;②(5)中國有意壓低工人工資,有意操縱人民幣匯率,壓低人民幣值,以促進出口。對于此問題的解決,美方善于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增加進口配額、限制自華進口;加大反傾銷調查力度、阻止中國產品的進口;貿易制裁等。

中方則認為兩國貿易不平衡主要是由于美國因素造成的:(1)美國的統計夸大了中國的對美出口;(2)美國使用的原產地規則難以全面衡量中美貿易平衡的狀況;(3)美國對華出口管制是造成雙邊貿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中國使用的政策工具有:合理解釋貿易不平衡的原因;改善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以防美國可能使用的貿易制裁;貿易報復等。

二、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深層次分析

中美兩國作為目前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兩國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是由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本身經濟的發展特點決定、也是由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所決定的。由于國際貿易是國際分工的外在表現,是各國資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重新配置方式,所以必須結合中美兩國各自的整體經濟狀況以及在國際分工格局中地位的動態變化來考察這種東向貿易和西向貿易所導致的不平衡關系。

1.從中國對外貿易自身的特點來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十分豐富。根據國際貿易的比較優勢理論,中國在紡織、服裝、玩具、皮靴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出口方面具有比較大的國際競爭優勢,所以中國對美出口的產品中70%以上屬于“兩頭在外”的來料加工出口和進料加工裝配出口,即所謂的加工貿易出口。也就是說,我國目前的出口商品中包括了相當一部分為出口而進口的商品,從理論上說,加工貿易必然會使處在加工環節的國家出現加工貿易順差。因為作為從事加工貿易的國家,總是要通過對為了出口而進口的原材料進行加工,賺取加工

費用,然后再以更高的價格出口。

根據中國海關的統計顯示,中國加工貿易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主要來自周邊國家和地區,出口主要市場則為美、日、歐國家。2002年,我國加工貿易進口來源地依次為:日本、中國的臺灣省、東盟和韓國,占加工貿易進口總值的65%。同期,我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分別對美國、日本和歐盟出口468億美元、281.5億美元和261.4億美元,對美、日、歐三個市場的出口合計占到加工貿易出口總值的56.2%。表面上看,中國從對美加工貿易出口中獲取了較大的順差,但實際上中國僅賺取很少一部分加工費而已。另外,由于近年來外商投資企業成為中國加工貿易出口的主要增長點,中國賺取的少量加工費也被外商所分享,中國實際獲取的利潤進一步減少。因此,所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背后卻隱藏了美國企業的巨額隱性收益。

中美貿易中的香港轉口因素是雙邊貿易關系的另外一個顯著特點。無論是中國對美國的東向貿易還是美國對中國的西向貿易,其中有相當一部分都是通過香港轉口進行的。因此,如何處理和統計兩國貿易中的香港轉口份額成為中美貿易不平衡規模之爭的關鍵。一方面,美國把經香港轉口的中國產品價值全部算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實際上,就把貨物在香港的附加值也歸為了中國的出口收入;與此同時,美國又把經香港轉口到中國大陸的美國產品排除在對華出口之外,這樣就使得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統計夸大了。另一方面,中國也把美國經香港轉口產品的全部價值都算成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中國報告的美國貿易逆差數字就低估了。如何修正通過香港轉口貿易帶來的雙邊貿易不平衡規模,中美商貿聯委會貿易統計小組分析的結論是,中國出口貨物經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平均增值率高達40.7%,遠高于一般情況下的轉口增值率;一些主要轉口貨物,如玩具和針織服裝等,增值率甚至超過100%。但不管如何,中國對美國貿易存在順差,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是這種貿易順差沒有美方統計的那么大,這也是一個事實。隨著中國對外貿易中香港轉口份額的下降,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規模能否會走向客觀化,對未來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影響將十分巨大。

2.從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分工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經濟全球化除了商品、服務、生產要素與信息的跨國界流動外,還包括通過國際分工,在世界范圍內組織生產與銷售,也就是說,生產的全球化對國際分工的內容、形式和作用機制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傳統的國際收支統計已難以準確、客觀地反映國際分工利益的分配關系。只有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才能把握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實質。

從近年中美貿易的主要商品結構來看,雙邊貿易不平衡基本屬于中國與美國之間合理的國際分工,并由中國發揮兩個比較優勢———產業之間的比較優勢與產業內部的比較優勢所導致的結果。③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2002年中國對美出口排在前五項的商品分別是雜項制品(18.44%)、辦公用機械及自動數據處理設備(11.7%)、電信及聲音的錄制及重放裝置設備(10.74%)、鞋靴(8.7%)、電力機械氣具(8.09%)。單從以上數據來看,中國近年來對美出口以紡織服裝為主的經貿格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計算機通訊類產品的出口份額在上升。根據中國海關統計,2003年上半年中國高新技術產品進出口總額達948.95億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0.67%,高出全國外貿進出口增幅11個百分點,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主流仍然是加工貿易方式,具體說加工貿易方式出口額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總額的89.65%,因此中國對美出口實質上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根據美中商務中心的統計,1997~2001年美國對華出口的20種主要產品中,出口額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飛機、通訊設備、顯像管、含油種、以及自動數據處理機器。美對華產品出口明顯屬于高技術設計與營銷為主的技術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品發及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農產品。中美兩國貿易產品的各自優勢,充分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的內部分工,中美兩國之間并不是在同一個水平上的競爭關系,而是優勢互補的分工合作關系。但是由于美國一直對華實行嚴厲的高技術出口管制,使美國對華比較優勢難以發揮,雙方產品的優勢互補也難以補充地體現出來,這是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最根本原因。

3.從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及邊際產業的轉移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在國內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歐美出口摩擦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工序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因此,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使中國成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主要生產基地,這些國家在向中國轉移產業的同時,也將其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貿易順差轉移給了中國。可以說,中美貿易問題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在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延續,體現出中國在國際分工格局中的地位。

對于亞太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給中美貿易不平衡帶來的影響,美國許多專家學者給予了客觀的理解與分析。華盛頓策略和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國際商業部主任凱茲指出“在看貿易赤字問題時不應該只看美中之間的貿易,還應該看一看其它亞洲國家的情況,因為中國正在從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搶生意。本來在那些國家生產的一些產品現在轉移到中國去制造了。美國的貿易赤字正在轉移,從對這些國家的貿易赤字轉移到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因為中國更具有相對優勢?！泵绹鴩H經濟研究所也通過研究證明,90%的美國自華進口只是替代了來自東亞和東南亞低工資經濟體的進口大部分是低技術含量的電子機械、玩具、皮靴和服裝,只是10%的自華進口直接與美國的產品形成競爭。④所以說,對美中貿易赤字的爭論,總的看來感情的色彩多于理智的成分。

4.從美國經濟自身結構看中美貿易不平衡

美國出現巨額外貿逆差的原因之一是由其基本經濟和制度因素的作用決定的。一方面,戰后世界科技革命的蓬勃發展,引發了世界產業發展史中第三次大規模的產業轉移。美國跨國公司利用其擁有的多種壟斷優勢,在發展中國家大量投資,將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行業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行業和工序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使美國與發展中國家在原有的垂直分工體系外日益建立起水平分工體系。這種分工體系反映在商品結構的變化中就是礦物燃料和制成品(包括服裝、鞋類、玩具等輕工類產品及電動機械、金屬加工等機電類產品)出現大量逆差。另一方面,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進一步利用其科技優勢、生產優勢等塑造出對美國最有利的國際分工格局,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以及與國外的產業內貿易成為美國貿易赤字劇增的主要原因。

此外,美國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有大量子公司,把原本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外貿逆差”。這樣簡單的進出口統計,就把真實的經濟關系掩蓋了,歪曲了。在中美經貿關系中,近年來美國跨國公司對中國的投資日益增加正在成為雙邊貿易不平衡加劇的重要因素。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截止2002年底,美對華投資項目累計達37212個,涉及合同外資762.53億美元,美方實際投入403.79億美元,“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越來越多的美國跨國公司正把中國作為它們的出口平臺”。⑤因此,隨著美國對華市場投資的不斷向縱深發展,通過在華子公司的出口而不是由美國直接對華出口將會造成美國對華出口數額的進一步減少,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規模有可能再次擴大,短期內單邊倒的趨勢難以真正改善。

三、中美貿易不平衡對兩國及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

中美貿易不平衡不僅對兩國各自經濟的發展有重要影響,而且也對兩國經貿關系有著重要影響,這兩種影響相互作用、相互推動。當兩國都認為它對自身經濟發展有好處時,才會促進雙邊經貿關系的發展,否則就會成為雙邊經貿關系發展的阻礙。

1.對美國的影響

美對華貿易逆差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大量廉價的中國產品進入美國市場使得美國消費者可以在保持原有福利的情況下節省大筆的開支,彌補了其國內相關產業的不足,提高了國內的總有效供給,彌補了消費缺口,抑制了通貨膨脹發生,為實現低通貨膨脹下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寬松的經濟環境。二是由進出口商品結構的調整而帶來的美對華貿易逆差,優化了美國資源的配置,實現了產業的高級化,使其能夠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全球化和國際分工的好處。但由于巨額貿易逆差需要巨大的資本流入才能彌補,所以一旦國際資本流動出現變化,美元的強勢或者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這也正是經濟學家們認為美國貿易逆差難以持續的根本原因所在。當然,美國也有不少人士認為對華巨額貿易逆差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面作用,他們認為“美國對華貿易政策不是貿易,是對中國的外國援助?！雹蕖斑@樣一種不平衡的關系對美國的工資和就業以及美國制造業的健康發展帶來了令人憂慮的影響”等等。⑦

2.對中國的影響

由于中國對美出口的快速增長,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為中國實現整體外貿順差奠定了基礎,這對于增加中國的外匯儲備,改善我國外匯資源短缺的狀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和宏觀調控能力,增強了海內外對中國經濟和貨幣的信心,夯實我國加快改革開放和抵御外部沖擊的物質基礎。同時,中國對美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有利于解決中國龐大的就業問題,對中國轉化剩余勞動力提供了有利條件。但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也給中國帶來了不容忽視的問題:一方面,我國外匯儲備約1/3用于購買美國國庫券,實際上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陷入“斯蒂格利茨陷阱”之中,中國以巨額出口退稅補貼美國消費者,大量中國對美貿易盈余的好處重新流回美國,等于支持了美國經濟的發展,對中國的GDP增長也是一種巨大損失。例如,一個玩具離開中國工廠時值2美元,到達美國時加上成本值3美元。而美國消費者將以10美元購買這個玩具,由于進口花費為3美元,那么這個玩具的銷售增加了美國7美元的GDP。由于向美國出口商品價值的利潤為美國的進口商和中國的外資投資商所進一步擠壓,那么出口盈利率事實上可能是負值。中國2002年427億美元的對美出口直接導致中國854億美元的GDP損失(如果這些產品在中國國內消費的話)。如果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GDP損失將更大,約為出口價值的4倍。因此,中國對美出口盈余越大,意味著商品和服務的進與出之間的缺口越大,從而對中國GDP的負面影響越大。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導致中國對美經濟依存度遠遠高于美國對華經濟依存度,這種不對稱的經濟依存關系極大地限制了中國對美外交的主動權,使中國在處理與美摩擦時總是處于被動地位。

3.對雙邊經貿關系的影響

目前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已經上升為一個極大的經濟和政治問題,更有甚者認為“貿易不平衡是當前中美經貿關系的唯一問題”,⑧因此能否處理好、何時處理好這一問題對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至關重要。根據以往的經驗,巨額貿易逆差已經成為美國發動貿易戰以獲取全球化利益的強大“武器”,在其他國家一再鼓勵出口,甚至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出口的情況下,美國就會以“公平貿易”為幌子,頻頻挑起貿易戰,20世紀80年代美日經濟摩擦、90年代以來的美中經貿摩擦就是典型的例證。具體來講,如果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趨勢持續下去,美國政府重點會在以下三個方面對華施壓:(1)在人民幣匯率方面,中美貿易逆差已經成為美國對中國的匯率政策進行攻擊的主要依據,因此美國會不時要求人民幣升值,以減少美國對華貿易赤字,這一問題在當前正愈演愈烈。(2)在反傾銷方面,基于中國產品對美國市場的沖擊,美國會判定更多的中國企業產品對美構成傾銷,從而加大對中國企業的反傾銷調查力度,2002年上半年美國對華反傾銷調查立案就達到十幾起。(3)在出口補貼方面,美國會要求中國減少對其出口美國產品的補貼,削減出口退稅力度,以削弱中國產品在美國的競爭力?？傊?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將越來越會成為阻礙雙邊經貿關系順利發展的障礙,增大雙邊經貿摩擦的頻率,對雙邊經貿關系的總體影響是負面的、消極的。正因為如此,中美雙方都應該重視這個問題,采取切實有效措施,盡可能使雙邊貿易朝平衡方面發展。

四、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未來走勢與展望

任何一國在對外貿易中不可能永遠處于順差地位,也不可能永遠處于逆差地位。因此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最終趨勢應該是走向雙邊平衡。然而就短期來看,對決定中美貿易狀況的幾種因素進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他們當中既有改善雙邊貿易不平衡的有利因素,也有惡化雙邊貿易不平衡的不利因素。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未來趨勢究竟往哪個方向發展,取決于這幾種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之間的相互博奕。

因素一,以加工貿易為主體的中國對外貿易整體順差決定了中美貿易不平衡短期內難以改變。我國的加工貿易從1989年以來一直是順差,而且順差額持續穩定增長,從1989年的26億美元迅速增加到2002年的577億美元。目前,我國加工貿易所占中國對外貿易比重超過了55%,這就決定了我國現階段對外貿易順差的這種勢頭應該還會延續,也就是說我國對外貿易的基本特征是順差而不是逆差。由于美國是中國加工貿易產品出口的最大市場,特別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加工貿易產品出口正在由勞動密集型產品擴大到高技術產品出口,因此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短期內可能會繼續加大。

篇4

一、輪胎特保案

美國總統在2009年9月12日決定，對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小轎車和輕型卡車輪胎實施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帶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輪胎特保案為美對華實施的首例特保，該案將不僅影響到中國近20億美元的出口和10萬人就業，還可能被美其他行業與其他WTO成員國效仿，產生連鎖反應，對于恢復中的世界經濟也是極為不利的。隨即，中國商務部公布對原產于美國的部分進口汽車產品和肉雞產品啟動反傾銷和反補貼立案審查程序，與輪胎特保案涉案金額大體相當，顯然中美貿易戰一觸即發。

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美經濟對話，已從以往主要由美國對中國匯率政策指手畫腳，要求中國加快開放金融市場，轉變為中國對在美投資安全和日益盛行的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這場以“特保案”為開端的貿易糾紛并沒有因中國的忍讓和被迫反制就此止步，反而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態勢。經濟危機下，中美貿易爭端必然將到達新的，這種背景下的中美貿易關系也應引起重視。

二、中美貿易關系現狀

中美建交30年來，雙邊的貿易關系得到了迅猛的發展，自1993年以來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且從2002年以后順差大幅度猛增，中美貿易一直處于不平衡狀態。2009年前6個月，盡管受到經濟危機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嚴重沖擊，中國仍然是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進口來源地。中美貿易差額的連年上升也導致了中美貿易摩擦加劇，主要集中在反傾銷、知識產權、人民幣升值和反補貼領域。

1.中美貿易不平衡原因

中美作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規模最大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兩國貿易發展出現不平衡具有某種程度上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既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本身經濟的發展特點決定的，也是由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分工決定的，甚至這也包括現行貿易統計體系一定程度上夸大了中美貿易差額。

(1)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分工

中美貿易差額的不平衡，實質是國際分工所處位置高低不同導致的利益分配鏈條上的層級關系，美國處于國際分工的高端，而我國處于低端，現行的貿易統計體系不能很好的反映國際商務活動的實際情況，從而夸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大力倡導推進經濟全球化戰略，發達國家將許多制造業的生產轉移到亞洲發展中國家，于是才出現了大量物資產品在亞洲生產并向西方國家出口的新局面。

目前我國經濟活動人口達7.8億，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明顯，這也正是中國制造的產品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主要原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吸引了大量的美國投資，而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中85％左右來自在華投資的外資企業，其中大部份又是美國企業。從本質上講，這種貿易加工型產品的出口并不真正意味著中國出口能力的增強，對美貿易順差的大部分利潤還是流向了外資企業。

(2)美國對華出口管制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猛發展和全球產業結構的調整，美國轉向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性產業，勞動密集型、資源和能源消耗型及污染大的企業和附加值低的加工行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美國需要進口大量的工業制成品，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需要美國的高新技術產品。但中國作為美國出口管制政策控制的國家之一，中國無法從美國進口到大量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因此對于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美國政府難辭其咎。

(3)亞太地區產業結構調整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中國加大外資BI進力度和廉價的勞動力成本，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產業調整和升級，把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對西方出口摩擦比較大的商品的加工組裝基地轉移到中國，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和配件，在中國進行加工組裝，繼而出口到歐美的加工貿易格局。因此中國也成為了世界上主要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基地，這些國家向中國轉移產業的同時，也將其在美國的市場和貿易順差轉嫁給了中國?？梢哉f，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作為一個整體與美國貿易關系在世界經濟全球化中的延續，體現著中國獨有的在國際產業分工中的地位。

(4)中美貿易差額的統計原則

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教授K.C.Fung和斯坦福大學經濟系教授Lawrence J.Lau認為，夸大的中美貿易不平衡是由于進出口統計的產銷國原則、進出口計價因素、香港轉口貿易因素、服務貿易因素所導致的。中美貿易差額統計應作四項調整：第一，船邊交貨記錄原則轉化為船上交貨記錄原則及成本保險費加運費調整；第二，通過香港或其他地方轉口貿易扣除；第三，轉口貿易加價；第四，服務貿易調整。

2.摩擦原因

隨著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快速增加，美國為減小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不斷對中美貿易進行干預，設置貿易壁壘，中國出口產品在美國市場上屢屢受阻，包括技術壁壘、知識產權和貿易救濟等。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增多，涉及金額越來越大，涉及商品種類也越來越多，不僅包括紡織品、農產品、輕工產品，更涉及到機電產品和一些高科技產品。美國對華貿易救濟調查形式也由入世前的反傾銷和保障措施兩種擴展為了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別保障措施四種。

(1)美國國內政治因素

自冷戰結束以來歷次總統選舉中，對華政策總是兩黨候選人相互攻擊的重要議題，這也是贏得選舉最方便的武器之一。每逢大選臨近，兩黨總統候選人就會對中美貿易摩擦的各種問題顯示強硬立場，發表頗具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言論。

針對此次的輪胎特保案，關鍵也是政治因素作怪，政府向來與工會組織關系密切，維護工會組織的利益，是該黨的政治意識形態?？疾鞀W巴馬總統白宮之路，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始終充當了堅定地支持者。為感恩，當選總統的奧巴馬自然要給予美國鋼鐵工人聯合會相應的利益表達權。就此而言，奧巴馬通過輪胎特保案一點都不為怪。

(2)不斷擴大的中美貿易逆差

統計數據表明，經濟危機下，美國出口貿易額下滑嚴重，2009年前六個月，其中，美國對中國出口303.9億美元，下降了14.8％。自中國進口1334.4億美元，美方貿易逆差1030.5億美元，為保護本國產業，美國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蠢蠢欲動，設置壁壘，挑起中美貿易糾紛。

(3)儒家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沖突

亨廷頓認為，美國與中國的摩擦并非只是簡單的經濟摩擦，

而本質是“文明的沖突”，即儒家文明與西方文化的沖突。人類最大分歧和沖突的主導因素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沖突將主宰政治，文明的差異將成為未來的戰線。亨廷頓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對美國的安全會構成威脅。形形的“中國”在西方及亞太地區甚囂塵上，尤以美國為甚。顯然，中國與美國頻發的貿易摩擦是現有的經濟格局不能適應一個新興國家和平崛起的真實寫照。

三、中美貿易關系前景

雖然在現階段全球經濟危機下，中美貿易糾紛不斷升級，但中國對美國的反擊還是有所節制的，為對方留有余地的，中美貿易關系注定在合作博弈中不斷發展，兩國間貿易機會不斷改善和增加。一家德國貿易公司今年8月報告表示，中國將取代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出口國，尤其是在目前美國經濟開始反彈的情況下。至2008年底，約有1200家來自中國內地的公司在美國開設分部，為當地創造了7300多個就業崗位，去年，中國對美國貿易投資金額達到4.62億美元。中美經貿關系發展中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困難與挑戰，但兩國的經貿關系始終是不斷擴大，不斷發展。因為發展的基礎是中美兩國人民從中美貿易發展中得到了切實的利益，中美經貿發展前景是樂觀的。

最大的發達國家與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注定會是非常復雜的，互利雙贏是中美經貿合作的顯著特征，中美的貿易合作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做出巨大貢獻。

總之，中美兩國貿易關系的發展是在曲折中前進，既存在貿易摩擦，也有經貿合作。雙邊經貿關系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不僅符合兩國人民和企業的共同利益，而且也有利于整個世界經濟和貿易關系的恢復與發展。只要中美兩國，高瞻遠矚，以建設性的態度冷靜處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堅持平等、發展、互利，中美兩國的貿易關系必定迎來新的。

四、中國政府，企業對策

1.早日爭取“市場經濟國家”地位

對于中美雙方來說，“非市場經濟地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政治問題。涉及中國的反傾銷案件包含的一個復雜因素便是美國政府繼續認定中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即母國市場銷售價格不得作為衡量該產品在美國是否不公平低價銷售的標準。

中國企業要想成功應訴反傾銷案件十分困難的局面仍然難以改變，如果中國企業說服美國政府承認中國市場經濟，那么中國企業贏得反傾銷案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2.加強產業內企業的交流合作

國內產業重復生產，惡性競爭，導致竟相降價，是導致反傾銷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在利潤有限，競爭無限的狀況下，產業內同行業企業應進行一定的合作。任何一個企業企圖獨占一個市場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階段市場以競爭為特征，同行業企業，一定要加強合作，細分市場，避免在某個市場競爭過度，而在另一處市場處于真空狀態。

3.擴大內需，改善中美相互依賴關系的不對稱性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美兩國貿易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程度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是不對稱的。從長遠發展戰略來看，從現階段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來看，我國應將經濟調控的重點放在拉動內需上，最龐大的人口數量，造就了廣闊的市場，而且經濟處于快速發展時期，潛在的市場需求是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

4.構建基于所有權的貿易統計指標體系

篇5

貿易戰規模有限

記者：中美經貿近來摩擦頻頻，尤以“輪胎特保案”最受關注。傅絲德女士，作為上海美國商會的主席，您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傅絲德(上海美國商會主席)：美中經貿合作和投資將有助于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上海美國商會一向致力于拓展美中兩國市場，并且希望這種市場是公平開放的。奧巴馬政府對進口中國輪胎一事中做出了自己的裁決。但我們會繼續代表在華美國企業界與中美兩國政府溝通協作，推動美中商貿的平衡發展。

我們呼吁美中兩國不要讓這一摩擦影響兩國經貿關系；經貿合作對兩國就業和經濟增長都是至關重要的。

記者：有許多人擔心“輪胎特保案”會對中美經貿關系造成負面影響。甚至有人擔心，中美兩國之間會因此爆發貿易大戰。

陳永嵐(瑞典政府投資促進署駐華首席代表)：從進口輪胎的領域下手，對中國展開反傾銷的行動，一方面可能是考慮到中國輪胎的價格競爭因素，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每年進口數量確實較大。提出這么一個方案，有從貿易角度出發的考慮。但更多地體現了一個時機的問題一當前，美國本土經濟處于衰退，全球仍然處于經濟危機中。這樣看來，美國的做法其實并不奇怪。

反過來看，中國政府迅速作出了回應。從各個方面來看，其做法都是符合國際貿易過程中的游戲規則的。所以從目前看來，我個人認為這個事件還處于技術階段。不至于進一步激化，上升至所謂的貿易戰階段。

周茂榮(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我同意。美國經濟衰退雖然已經見底。但其國的失業問題并未得到緩解。加上奧巴馬政府在國內推行醫療改革、新能源等政策。難免遇到種種壓力，因此有可能使他屈服于美國國內某些壓力而采取一定的貿易保護措施，為中美經濟貿易關系蒙上陰影。但是，也許在某些領域、某些產品上會有一些摩擦，但總體上看，中美兩國之間的經貿關系是相互依存的，不會爆發大的貿易戰。

歐、美絕非利益一體

記者：安博先生，作為歐盟駐華大使，您對目前中國與歐盟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有何評價?

賽日?安博(歐盟駐華大使)：在過去的20年間，歐盟與中國迅速發展成為日趨緊密的合作伙伴關系。自1975年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系以來。尤其是從1985年與中國簽署經濟貿易合作協議以來，歐盟與中國的合作關系逐步向著更廣泛、更深層次的領域發展。

同時，我們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歐盟和中國必須積極地協調和處理雙方之間的關系。在任何政治和經濟的轉捩點，保護主義依然是一個危險的誘惑。但直到今天，盡管對中國的赤字不斷增長。并在眾多領域喪失工作機會。歐盟依然旗幟鮮明地反對保護主義。

記者：據報道，今年上半年，全球75％的新增貿易調查都是針對中國的，其中部分也來自歐盟。10月6日，歐盟部長理事會表決通過了歐盟委員會(下稱歐委會)于9月24日提出的對中國無縫鋼管征收為期五年反傾銷稅的建議，其他國家也紛紛效仿，對中國出口商品采取反傾銷手段。為何中國會成為“眾矢之的”?

賽日?安博：事實上，此案并不像人們認為的那樣。是一個純政治性的決定。整個程序經過了歐盟的兩個機構：歐委會和歐盟部長理事會。歐委會裁決的部分是法律性和技術性地判斷是否為傾銷行為，是完全不涉及政治的；而隨后理事會的投票部分則裁定是否展開措施，這一部分可能是政治性的，會受到各國利益因素的影響。但是，歐盟兩個權力機構的裁定不會彼此影響。歐盟理事會并非就是否存在傾銷進行投票，而僅僅投票表決是否對傾銷采取行動。

周茂榮：中國遭遇外貿圍堵的情況并不奇怪。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依靠大量勞動力，生產許多廉價產品。這些產品如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地，必然會對其他國家的相關行業造成一定的沖擊。當這種沖擊過快過大，超出某些行業的承受能力時，他們就向其政府尋求幫助。采取一定的保護措施，例如此次的“輪胎特保案”。

陳永嵐：中國經濟發展良好，國力強大。世界影響力也得到逐步擴大，這使中國得到前所未有的聚焦與關注。然而，這種關注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負面的。去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對西方發達國家造成了巨大的打擊，而中國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國家之間利用經濟杠桿、貿易的作用，進行反傾銷、貿易調查、貿易保護等措施。都是游戲規則的一部分。

中國須減少外需依賴

記者：我們注意到，歐盟與美國之間也屢屢發生貿易糾紛，其中美國波音公司和法國空客之間的補貼爭端案還成為眾多高校商學院教材中的經典案例。在處理國際貿易糾紛時，歐盟有哪些經驗可供中國參考?

陳永嵐：從歐盟和美國之間貿易糾紛的處理情況來看，有些處理得比較好。有些處理得也不夠好。比如歐盟拒絕進口美國的家禽肉，多年來也未得到合理解決。但是總體來看，歐盟的一個合理經驗是。始終把貿易糾紛放在經濟技術的層面上來看，通過不斷的協商以找到解決之道。也就是說，要在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同時，有堅持，也有一定的讓步。

此外，歐盟和美國都針對貿易設有專業機構主動關注、協調貿易方面產生的糾紛，比如美國有貿易代表辦公室，歐盟也有貿易委員會。這些專業機構中。有許多非常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專門解決本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爭端，對于國際貿易的游戲規則爛熟于心。這種做法是非常有前瞻性的、有系統性的，是機制成熟的表現，值得借鑒。

記者：中國正式加入WTO已有八年時間。八年間，中國政府在處理貿易爭端方面的方式和態度有哪些變化?

陳永嵐：我認為，加入WTO的這八年來，中國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中國政府從一開始采取較為妥協的讓步姿態，到現在主動參與訴訟，說明中國在對相關事務的處理中逐漸成熟起來。國際貿易從來就是有來有往、有進有退的。WTO提供了一個讓世界各國進行經濟交往的平臺，中國在其中漸漸由被動變為主動，現在已能夠利用國際的游戲規則來“為我所用”，進行有效的應對。中國現在已經積極參與到WTO的各項“游戲”中，并認識到游戲規則的影響力，下一步，中國也許會爭取成為游戲規則的制定者和修訂者。我相信再過幾年，中國的企業能更成熟地利用好這些游戲規則來保護自己、幫助自己。

周茂榮：最近美國發表的一份報告也對中國履行入世承諾的情況予以肯定。但是，要求中國完全按照國外的要求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需要在維護和遵守國際游戲規則的前提下。根據自身國情，看清形勢，有理、有利、有節地處理面臨的各種經貿摩擦問題。

篇6

國家商務部的《全球貿易摩擦研究報告》（2011）指出，美國對華的貿易調查自金融危機以來，從無間斷，雙方在知識產權、技術壁壘、綠色貿易壁壘等范疇上出現的摩擦尤為頻繁。

美國參議院于今年3月5日通過了一項修訂《1930年關稅法》的法案，保留了美國商務部對中國、越南等“非市場經濟”國家獲得補貼商品關稅的權力。

而在2月2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國情咨文中，已宣報啟動美國跨部門的貿易稽查中心，以協同美國多個部門應對世界各地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此舉亦有助奧巴馬實現從2009年到2015年“出口倍增計劃”的目標。

大選年加劇經貿摩擦環境

表面上，這些舉措旨在保證擴大出口和增加就業，但適逢今年是美國大選年，奧巴馬要向選民表現出捍衛公眾利益的形象，相信其實更多是出于政治的考慮?？偨y大選本身不會引致經貿摩擦，但它會營造產生摩擦的政治環境。一般情況下，大選年中美經貿摩擦跳不出以下的過程：聲稱自己利益在中美經貿往來中受損，或提出非經濟理由來遏制或制裁中國，以為那些針對中國某類產業或某項政策的措施開路，并援引美國國內貿易法要求聯邦行政機構，主要是美國商務部、財政部、國務院、勞工部、貿易代表辦公室等開展相關調查，甚至直接實施對華貿易制裁。又或通過州的國會參、眾議員提出法案，同時在媒體大肆炒作。

由于在美國國內政治環境中，采取對華強硬的態度幾乎全無政治成本，因此只要主張不是極端到損害美國利益，兩黨候選人為了爭取選民，都會表示支持。而最普遍利用大選年政治氣候挑起對華貿易爭端的美國利益集團主要有兩類：一是中小型制造業企業及其行業協會，另一類是工會組織。

很多時侯，美國政府會打著自由貿易的旗號，掃除美國企業的出口障礙，譬如頻頻向貿易對象的政府施壓，迫使對方按美方要求改革貿易體制、開放市場，為美國企業出口提供更多機會、更多便利。

以美國的“出口倍增計劃”為例，政府絕非只是企業的出口促銷員，而會動用各種政府資源，為企業擴大出口鋪路搭橋和保駕護航。出口路徑和渠道的開拓殊非簡單，而是必然要觸及到雙方的貿易規則、法律規范、交易習慣等制度性的深層次問題。

可想而知，今后美國政府實施“出口倍增計劃”之后，必然會將其經濟強勢的地位和在貿易規則制定中的主導地位發揮得淋漓盡致，使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在今年內加劇，對我國政府和企業造成前所未有的壓力。

目前，美國的失業率居高不下、國內消費信心還未完全回復，在這種狀態下，經濟可說仍然相當脆弱，因此美國要通過各種手段快速恢復國內經濟。

可是，美國政府既希望發展對華貿易，但又要保護國內的利益集團；既希望擴大對華出口，但又要限制中國的發展。開放貿易整體而言對美國有利，但貿易收入的分配，對美國不同階層或行業的人是利是弊，卻有很大差異。加上高失業率會引起民眾的不良情緒，使美國在推行開放貿易的同時，也同時擴張貿易保護主義。有關利益集團要保護自身利益，只好迫切要求在對外經濟和外交政策上發聲，大大增加了中美經貿問題的復雜性。所以，貿易保護勢力越增強，中美貿易摩擦也會因此而加劇。

如無中國，美國的出口會更疲弱

對于中美貿易摩擦，我們要有幾點認識。近年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逐年上升，美一直處于逆差局面，但相比起中美貿易逆差的增長，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增長更為迅速，近年來，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總量中，中美貿易所占部分縮減了約20％。此外，美國從中國的進口并沒有增加美國進口總量，雖然自1990年以來，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商品份額增加，但從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進口的商品總份額已經下降。

而自2000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出口增長迅速，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出口相對下降。如果沒有中國，美國的出口定會更加疲弱。從各種研究已清楚說明，貿易逆差為美國帶來的利處是顯而易見：不單抑制了美國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可以利用勞動力優勢節約生產成本，同時為美國的消費者帶來消費剩余，獲得更價廉質優的產品。

其實很難看到中美貿易導致美國制造業就業人口下降，比起貿易逆差，美國就業率的下降與國內投資的減少和出口下降應該更有關聯。

美國貿易逆差形成自有原因，而中國過去由于勞動力的優勢，在對華直接投資的帶動下，轉移了很多原有亞洲國家對美的貿易順差。目前40%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貨物是由美國公司下訂單，這些貿易額計算入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但貿易利潤本身卻會被匯到美國本土，可見說盡管對美貿易有順差，但并不等于中國因而享受到當中的實際利潤。

《華爾街日報》2010年底刊登的《并非真正的“中國制造”》一文嘗試揭開中美貿易逆差的謎底。兩名專家在文中通過對蘋果手機的全球貿易鏈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只是承接了iPhone的最終組裝工序，但貿易額卻全部算在了中國頭上，增加了中國的出口和貿易順差。我們手上拿著的美國高科技產品，通過全球貿易鏈之后竟然成為100%中國出口的商品。所以，其實包括美國在內的外資企業才是中美貿易體系的主要受益者。

換另一個角度來看，美國對華貿易近幾年出現較大逆差，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在對中國的出口中，存在著諸多的政策壁壘和歧視，如對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計算機、數控機床、集成電路、衛星傳感技術等中方需要的產品與技術，實施種種限制。

這種對華出口的嚴格管制，在中美貿易中大大制約了美方充分發揮其產業比較優勢。出口管制削弱美國很多本來具有優勢的產品的競爭力，還間接培養了其他競爭者的實力，因而令受到管制的產品，需求往往大幅減少，同時，一些本有優勢的產品則會在不利的環境下漸變劣勢產品。

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的不斷升級，而我國又處于被動，更應積極應對，從被動變主動，力求減少所受影響。

我國出口行業中，仍有一大批技術含量較低的企業，因此，政府應積極鼓勵出口企業完成產業升級，建立產品個性化競爭優勢。而對于那些綜合實力較強的企業，可以考慮直接在海外設立公司，使企業實現跨國經營，并有效規避貿易壁壘的阻礙。

當下美國國內需求并無大增，而美國實施“再產業化”和“出口倍增計劃”則可能會導致產能在較短時期內急升，過剩產能就只好通過國際市場消化，即必須擴大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國內實體經濟的不斷充實和產業鏈的完善，對部分進口產品的需求和依賴降低。

因此，在美國出口和進口此增彼減的雙重壓力下，中美貿易摩擦會進一步升級。我國必須改變對外貿易格局，扭轉過度集中在對美出口的局面，開拓更為廣闊的新興市場和非傳統市場，走出口多元化的道路，避免在中美貿易出現爭端時再陷于被動。

中美貿易關系極不平等

從中美貿易關系來看，“非市場經濟國家”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其中摻雜著很多政治因素，使中美貿易關系極不平等。美國政府在處理對華貿易關系時，往往為迎合國內政治需要而對我國采取反傾銷措施，并就人民幣升值不斷施壓，成為限制高科技產品對華出口的有利借口。

故此，中國應該加快經濟體系改革步伐，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加快知識產權的保護、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立法，改善其他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場制度，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使美國早日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

同時，應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企業組織和其他民間組織的作用，盡可能以相關行業協會和企業去響應美方挑起的貿易爭端。這樣不僅能培育我國行業協會和企業開拓國際市場的能力，減少行政成本，也能為政府留下必要的回旋余地。

美國國會修改《1930年關稅法》的法案，另一更嚴重的隱憂是國際自由貿易正由WTO主導轉向FTA（自由貿易協定）式雙邊或區域貿易下的“自由貿易”，令國際貿易步入“沖突/博弈”的新階段，使WTO規則面臨被邊緣化之風險。

中國若未能把握機會積極參與各種FTA博弈，那么在沖突日增的國際貿易上則更為不利，使中國貿易條件惡化，阻礙中國從貿易大國跨越到貿易強國，這比美歐等不時在WTO框架下向中國挑起的貿易爭端危害

更甚。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很多重要資源的供應上仍然要依賴外國，廉價勞動力的“人口紅利”又在人口老齡化下逐漸消失，歐美制造業持續回流的趨勢更是不可避免，可以說中國在未加入雙邊或區域FTA下吸引實質外資的難度增加，而中國在WTO框架下多年爭取的國際市場份額也將受到擠壓。

若歐美主導的FTA迅速成長并逐漸取代WTO，那么國際貿易結構的調整將加劇，如FDI主導下的國際分工會和國際資源的布局，將優先在FTA協議國布局。而FDI和國際貿易帶來的技術外溢等，恰是支撐中國生產力提高的重要支柱，一旦國際技術減少外溢，國內企業自主創新將難以突破，須密切留意。

篇7

[關鍵詞] 大國興起 興起的中國 中美貿易摩擦

中圖分類號:F7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1369(2009)6-0042-06

目前國際關系理論中關于大國興起與大國沖突的分析基本上都集中在大國興起的影響以及大 國興起與戰爭之間的關系上。但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經濟和技術的發展是世界變化的主要 原動力,它影響到社會結構、政治制度、軍事力量以及各個國家的地位。由于世界各 國的經濟增長速度不盡一致,因此當前大國間的沖突更多的表現為大國間的經濟沖突,日美 經濟戰和中美經貿摩擦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概言之,新興大國在發展的過程中,特別是 當成為貿易大國時,必然會引起國際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這就致使新興大 國往往同現有國際體系和現有大國在經貿領域發生沖突,從而導致既得利益國家與新興大國 之間的博弈,因此當大國興起時,戰略性貿易摩擦的出現就具有了一定的客觀必然性。

目前,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盡管從表面上看,大國之間的戰略 性貿 易摩擦源于某些經貿因素,如產業結構、經濟政策、交易慣例的差異等,但究其實質是大國 之間對于國際地位和戰略利益的角逐,所以貿易失衡并 不是中美經濟摩擦的關鍵,美國對中國耿耿于懷的核心在于對其優勢旁落的憂慮等其他原因 。 因此有必要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學科視角,從大國關系的戰略高度來分析和總結中美貿 易摩擦的演變過程和規律性內涵。

大國興起與國際摩擦相關理論

(1)霸權周期論。該理論指出任何霸權國家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權的衰退和瓦解,但 是古往今來,卻沒有一個國家愿意主動放棄它在霸權體系中所占據的優勢和特權?？ㄙ澦固?[1](Katzenstein)的研究表明,在國際政治經濟霸權的周期變化中,往往會帶來 頻繁的經 濟摩擦。無論是19世紀40年代英國霸權的上升時期還是20世紀40年代美國霸權的崛起,抑或 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英國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霸權地位的衰退,再或20世紀70年代 日本、德國經濟的崛起,國際經濟領域的摩擦都有極為顯著的變化。金德爾伯格[2] (Kind leberger)甚至認為,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部分地是英國作為霸權國家角色的接力棒交給 尚未完全形成霸權國家的美國而不幸落地的結果。拿這一理論來檢驗戰后的貿易政策,可以 發現,美國作為霸權國家期間,它構筑起自由貿易體制并竭力維持;一旦其霸權地位下降, 便逐步從自由貿易的立場后退,轉向貿易保護主義,導致貿易爭端不斷。

(2)世界體系論。世界體系論認同世界政治存在霸權周期, 世界體系論以資本主義世界 經濟體為基本的研究框架,深入地剖析了霸權興衰的經濟根源。這就是一國在獲得霸權地位 后,即開始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在維護霸權利益的同時,自由主義也孕育了霸權衰落的種 子,因為自由貿易難以阻礙技術知識在國家間的傳播。在此情況下,其他國家將有可能依托 最先進的技術和裝備躋身于最有利潤的市場,以此蠶食霸權國家生產率優勢的物質基礎,進 而再度引發各國間的激烈爭奪,導致霸權國家走向衰落和國家間關系的重組,進而爆發一系 列的經濟摩擦。吉爾平提出當世界體系的邊緣地區經濟充分發展,足以脫離對核心區的依附 并使投資條件有利于邊緣地區時,核心國家就會采取保護主義的經濟策略,而這種策略有利 于本國經濟發展。與此同時,隨著核心區經濟的衰退以及邊緣地區經濟的起飛,老的核心區 與新的核心區就會在市場、原材料以及投資方面不斷發生沖突,而沖突的具體表現形式就是 各種經濟摩擦,這種經濟摩擦會一直持續到新的核心國的完全崛起之后。

(3)文明沖突論。文明沖突論由美國著名政治學大師塞繆爾•亨廷頓[3](Samuel

P.Huntington)提出。他指出冷戰后“文明”已代替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經濟因素等而 成為今后 觀察、討論、判斷一切國際紛爭的“范式”。主要的全球性政治沖突將發生在具有不同文明 背景的國家和集團之間,人類的最大分歧和沖突的主導因素將是文化方面的差異,文明的沖 突將主宰政治,文明的差異將成為未來的戰線。美國“9•11”恐怖事件的發生,不僅震撼了 全球,似乎也驗證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預見性,即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基督教文明) 兩大文明的沖突造就了“9•11”事件。亨廷頓對中國的興起表示了擔擾,他認為,中國的 歷史 、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一個統一的 、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因此亨廷頓認為, 美國與中國的摩擦 并非只是簡單的經濟摩擦,而本質是“文明的沖突”,即儒家文明對西方文化的沖突。

(4)國家生命周期論。國家生命周期理論是胡鞍鋼[4]教授借鑒產品生命周期理論 提出的 。它實際上是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家競爭的結果。國家就像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其經濟發展 的歷史軌跡存在一個生命周期。作為認識中國興起的歷史背景和分析背景,胡鞍鋼教授認為 中國經歷并將經歷的不同四大發展時期是:經濟強國和世界經濟的中心期(1400―1800年) 、 現代化落伍者與經濟大國的衰落期(1820―1950年)、經濟追趕期(1951―2020年)與經濟 強國期(2020―2050年),其構成了中國興起的軌跡與效應。其中1950―1980年可視為中國 的國家成長期,1980―2020年可視為中國進入迅速發展期。顯然通過以上分析,當一個國家 進入迅速發展期時,由于一國的興起,不可避免地要對他國產生挑戰。興起的大國意味著該 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上升,意味著它要與原先在國際體系中占主導地位的國家分享在國際 事務中的主導權,因此必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沖突,可想而知,在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 的今天,經濟摩擦首當其沖。

應該說上述理論更多地從國際政治的角度解析了大國興起過程中的國際摩擦現象。本文 更加關注中國的興起過程中中美貿易摩擦狀況。

大國興起與國際經濟摩擦的必然性

1.大國興起與貿易利益沖突

在約翰•?？怂?John Hicks)1953年以來著名的演講之后,國際貿易專家開始認識到,一 個落后經濟的生產率增長有時候可以降低技術更加先進的貿易伙伴國的整體福利,?？怂菇o 出一個直觀的李嘉圖模型,用以說明一個國家的生產率的增長對它自己以及其貿易伙伴的福 利影響。他得出的結論為:一個貿易伙伴生產率的無偏向增長將使兩國受益,當增長集中在 出口產業時,同樣對兩國都有利,但是當一國的貿易伙伴的進步集中在進口產業時,該國的 境況就會惡化。多恩布什、費希爾和薩繆爾森(Dornbush、Fischer and Samuelson,1977 )在李嘉圖模型中再度運用了?？怂沟乃枷?給出了一個創造性的圖形分析法,他們的結論 與?？怂挂粯?認為落后國家無偏向的技術變化對兩國而言都是有益的,但同時也指出技術 從一個高工資國家向一個不太先進的低工資國家的轉移可能損害轉移國家的福利。隨后克 魯格曼(krugman,1985)提出了一個技術先進國家和相對落后的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問題 , 他發現先進國家的發展總是對貿易雙方都有利, 而相對落后的國家的發展盡管總是對它 本身有益, 但是對于先進國家是有害還是有利則取決于不同的情況。上個世紀末,斯塔福 德和海曼斯(Stafford and Hymans,1998)對一國某產業進步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得出的 結論是:一國生產率的進步總是對它本身有利,但是對其貿易伙伴的影響則取決于對進口產 業的有害影響以及對出口產業的有利影響之間的平衡。

近期拉爾夫•戈莫里與威廉•鮑莫爾[5](Ralph E.Gomory and William J.Baum ol,2000) 對傳統貿易模型提出了修正,他們從生產力發展變化的角度“不經意”間闡釋了貿易摩擦的 成 因。他們的分析表明:目前,世界經濟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衛•李嘉圖時代科技 發展緩慢,工商業不發達的農業社會已讓位于一個制造品、日新月異的技術變化以及從規 模經濟中獲益的大型企業占主導地位的社會?，F在不存在一個單純基于國家自然優勢來實現 全球利益最大化的最佳經濟結果,取而代之的是由于產業進入困難(高啟動成本)與一國生 產能力的變化導致的許多可能的穩定結果。在眾多結果中,實際情況通常是對一國來說最佳 的結果往往對它的貿易伙伴國不利。他們的結論是:一個工業化國家將從其非常落后的貿易 伙伴發展新產業從而使生產率獲得普遍提高中受益,但是,該貿易伙伴的進步一旦超過了某 一發展狀態,就會引起貿易雙方利益的沖突。也就是說在現代世界經濟中,一國生產能力的 提高通常會損害他國的整體福利,這意味著一國生產能力的提高往往以犧牲他國的總體福利 為代價,國際貿易可能導致各貿易國之間的重大利益沖突,而非全面提升各貿易國的福利。 顯然,在貿易雙方利益沖突的過程中,貿易摩擦是其主要表現。

2.大國興起決定中國已進入國際經濟摩擦時代

大國的興衰是人類歷史前進的基本邏輯,國家的興盛與衰敗是人類社會發展永恒的主題?！?興起”是一個大國從落后轉向興盛的過程,它必然經歷一個“迅速發展的階段”。一個大國 的興起,尤其是當其成為貿易大國時必然引起國際分工格局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變化,從 而導致既得利益集團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博弈?，F代中國迅速發展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 勢,也引起全球各國的極大關注。

應該說,興起的大國無法避免對他國的挑戰。相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的非零和關系,國家興 起卻具有一定的零和性質。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并不必然影響其他國家的生存和 發展,所以各國可以和平相處。而一國的興起意味著該國國際地位的迅速上升,意味著它 要分享在國際事務中的主導權,這必將對霸權國家構成挑戰。國際社會作為一個無序的社會 體系,國與國之間國際主導權的更替只有一種方式,即競爭的方式(并不必然是武力競爭) 。在通過實力較量進行領導權更迭的國際社會中,新興大國對領導權國家的挑戰不可避免。 這種國際領導權的競爭起初多是通過武力競爭實現的,但隨著國際環境的巨大演變,競爭的 方式也已逐步演變為經濟和政治等多維度和多層面的競爭。也就是說,國際摩擦除了軍事形 式的摩擦之外,還包括經濟、外交、輿論等其他形式的摩擦,各種形式的摩擦之間可以相互 催生和轉化。由于當代國際社會經濟全球化浪潮風起云涌,經濟和技術已經成為國家競爭的 主要方面,經濟實力構成了一國綜合國力的主體,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其在國際社會中的地 位 ,國際經濟摩擦在近現代歷史中出現的頻率逐步上升。近一個世紀以來,國際經濟摩擦已經 成為國際摩擦的主題。統計顯示,從1914年到1990年間,國際經濟領域中的摩擦占到了國際 摩擦的53%[1]。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大國之間的摩擦中,經濟摩擦更是占到了絕 大部分。

從世界歷史來看,任何一個大國的興起必然對現存國際關系產生巨大的沖擊,國際摩擦呈現一 條“倒U”曲線。興起之前,國際交往較少,利益沖突不多;興起時期,由于要打破以往的國家 政治經濟格局,國際摩擦大幅度上升;待興起成為既成事實,被世界廣泛認可后, 摩擦就會減 少(見圖1)。

同樣,趙曉教授分析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興起與西方主要國家的經濟摩擦情況,得出了相似 的結論。他指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將經歷三個重要歷史階段,最終成就中國大國興 起的完美樂章。第一時期: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準備期,國際經濟摩擦處 于隱性階段;第二時期:中國作為大國快速崛起、國際經濟摩擦日益顯性的時期,大概也將 經歷20余年的時間,目前我國正處于這一階段;第三時期: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接納、達致 新的國際均衡的時期,這將是20余年后的事情。很顯然目前我國正處于第二時期。

興起的中國與中美貿易摩擦

1.中國的興起及其影響

現代中國的興起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趨勢。從近代大國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經濟實力 是國家實力的基礎,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總量占世界總量的份額,是引起大國力量對比的變 化、導致大國興衰的重要因素。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持續較高的增長,按20 05年修訂后的GDP數據計算,1979年至2004年中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6%;2005―2007年, 中國GDP年均 增長率更是超過10%。根據IMF的估計,從1980年到2005年,中國以購買力衡量的國內生產總 值增長了近18倍,占全球GDP總量的份額從3.22%上升到13.47%。中國目前是世界制造業大 國 、世界最具潛力的市場大國,中國成功地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前兩步戰略目標,實現了由貧 困到溫飽、又到小康的兩個歷史性跨越。目前中國已成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的兩大發動機之 一。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2003年至2005年,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增長的平均貢獻 率高達13.8%,僅次于美國的29.8%,排名世界第二[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于2007年7月 25日了新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報告中稱“中國的經濟,受到國內經濟建設和商業發展 的推動,將首次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據悉,2007年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經 濟的貢獻將占到1/4左右”。

自20世紀80年代起,中國經濟在迅猛增長的同時,也在悄然改變著國際經濟格局。隨著中國 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國際地位的不斷上升和國際影響力的逐漸擴大,中國的迅速發展引起 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震動。歷史經驗證明,任何一個強國的興起絕不會是寂靜無聲的, 它必然影響并改變原有的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利益分配格局。正如有關專家所言,目前我國 已進入國際貿易摩擦多發期,中國的“和平崛起”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一個熱門話題,引起 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同時,“中國”及所謂“中國擴張論”、“中國崩潰論”、“ 中國發展摻水論”等形形的“中國”的變種在美國、歐洲、日本乃至亞太地區也 甚囂塵上,不絕于耳,尤以美國為甚。顯然中國與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之間頻頻發生的 貿易摩擦就是現有國際經濟格局不能適應一個新興強國的崛起的表現。

2.中國興起過程中的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問題是近幾年中國興起過程中面臨的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具體表現為: 中美間的貿易失衡問題、反傾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貿易問題以及知識產權問題 等?？梢哉f在中國興起的過程中,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增加、工作的流失、先進技術產品凈流 出等在美國國內已經聚合成一股強烈的排華貿易的情緒。由此,兩國間貿易摩擦持 續發生,制裁與反制裁、限制與反限制等的貿易交鋒此起彼伏。

首先,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趨使美對華制裁立場日益強硬。

從美國對華的貿易逆差總額來看,按美方數據計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從2001年的830.5億 美元擴大到2007年的2562.7億美元。另一方面,以反映貿易狀況優劣勢的進出口 比率來看,在美國進出口貿易主要伙伴中,美國對華的進出口比率是最高的。即使按中方數 據計算,美國對中國的進出口比率也由2001年的2.07倍上升為2004年的3.34倍,在美國的 主要貿易伙伴中也是居第一位的[8] 。過高的進出口比率對雙邊貿易是不具有雙贏特征的,也是不可持續的,在中美之間頻發貿 易摩擦就不可避免了。

白宮政府智囊、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博格斯頓(Bergsten)于2005年9月在《金融時報 》發表題為《巨人之間的碰撞將使所有人受損》的文章,稱種種情況表明,中美之間貿易戰 已經一觸即發。貿易戰一旦打響,帶給世界經濟和中美兩國自身的打擊將是嚴重的、極具破 壞性的。他援引美方統計數字稱,美中兩國是世界上規模最大、增長最快的兩大經濟體,又 是世界第一、第三貿易大國。但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順差國,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 逆差國。中國2005 年度對美國約有20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中國出口到美國的商 品是從美國進口商品 的6倍。如此巨額的不平衡,將使美國政府即使很愿意與中國在朝核等問題上合作,也只能 在制裁中國的問題上采取強硬立場?？梢灶A料,在我國今后經濟發展、產業進步的發展進程 中,中美之間的經貿摩擦必將長期存在。

其次,反傾銷成為中美貿易摩擦焦點,對華保護貿易手段層出不窮。

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100多 項反傾銷措施,是世界上對華反傾銷最多的國家。根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從2001年到 2005年,美國反傾銷立案指控的中國產品涉及范圍非常廣泛,包括滌棉印花布、氯化鈷、搪 瓷廚具、電風扇、鉛筆、大蒜、一次性打火機、濃縮蘋果汁等近百種產品,在已經結案的產 品種類中有80%左右被美國加征反傾銷稅。一直以來,反傾銷、技術壁壘等手段是引發中美 貿易摩擦的主要手段。“入世”以后,美國開始轉向利用“非市場經濟條款”、“特保條款 ”及保障措施來限制中國的出口。在2005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后,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大 幅增加,美國早已開始揮舞這一特保大棒,同時“非市場經濟條款”、“特保條款”已成為 美國貿易保護的重要手段,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也將持續增加。

第三,“”與“責任論”:美國對華貿易政策遏制中國發展。

2005年1月12日,中美經濟安全評估委員會向美國國會提交的報告重提“中國” , 稱中國出口的電器、電腦、通訊設備以及其他需要高技能、高技術的產品的增長大大高于其 低價值、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一些人看來,中國在全球經濟舞臺上的迅速崛起,尤其是它 對美國日益增長的貿易順差,對美國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是一個潛在的“威脅”。由于美國逆 差 中越來越多的部分是高技術產品,而不僅僅是服裝、鞋和玩具,一些人認為中國侵蝕了美國 在技術創新方面的領導地位以及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數據顯示,2000―2004年 ,中 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出口產品層次提高,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比重 迅速上升,信息技術設備、辦公自動化設備和電子聲像設備位居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前三位。 其中出口到美國的數據自動加工機器,中國產品出口份額從2000年的11.3%上升到2005年47 .1%,增加了4倍;電訊設備出口份額同期從10.3%增加到28.9%,增加了將近3倍;電子產 品同 期增加了兩倍,從11.9%到22.1%[9]。中國出口的電器、電腦、通訊設備以及其 他需要高技 能、高技術的產品的增長大大高于其低價值、勞動力密集型產品,中國在其他高科技的工業 (如汽車和航空工業)領域的競爭力正在迅速獲得優勢。不斷增加的中美貿易逆差已經開始 影響到美國高科技工業,如今的美國制造業領域,無論是先進技術領域,還是勞動密集型 的制造業領域都大舉外遷,其最主要的目的地就是中國,當跨國公司將大量的先進技術產品 生產線轉向中國時,它也將進一步減少對美國高技術工作者和熟練專業人員的需求。可以想 象到,這是對美國巨大的挑戰,意味著對美國的比較優勢的挑戰。一些美國專家認為,這將 對美國的先進技術產業形成摧毀性的打擊,是“致命性的”。

與“”相比,美國政府在調整對華貿易政策以適應中美貿易關系“新階段”的報告中 ,字里行間雖然沒有“”的格調,但是在評估中國的經濟能力與中國的國際貿易地位 時,卻突出地強調了中國作為一個“成熟”的WTO成員和一個貿易強國的前提,要求中國應 該像美國、歐盟和日本一樣承擔發達國家的責任。相對溫和的陳詞同樣強調了中國對美國貨物與服務提供者的市場準入壁壘、中國不按規則辦 事、中國的出口補貼與激勵等問題,以此來要求中國按發達國家的標準承擔義務的“責任論 ”奠定基礎。“責任論”與“”同樣會影響美國對 華貿易政策,意識形態差異、安全借口、經濟霸主地位的獨尊性會為美國對華采取貿易歧視 性政策煽風點火,“”在短期內會起更大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從兩者的共性看, 建 立在“”與“責任論”基礎上的對華貿易政策都會遏制中國經濟的增長與發展。前者 在抬 高中國經濟的產業結構上、后者在抬高中國經濟的宏觀承受能力上把中國推到矛盾的焦點, 使中國成為美國甚至世界經濟與貿易失衡的“罪魁禍首”。

注釋:

[1]趙曉.再論中國崛起之“國際經濟摩擦時代”.國際經濟評論,2005(3-4):6

[2]嚴建苗.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經濟學動態,2002(5):66

[3]蘇國勛.從社會學視角看”文明沖突論”.社會觀察, 2004(8):27

[4]胡鞍鋼.國家生命周期與中國崛起.中關村,2006(7):54-61

[5]Gomory R E, Baumol W J. Global Trade and Conflicting Nation al Interest. MIT Press,2000

[6]周立.中國崛起的外部性與經濟安全.管理評論,2006(6):61

篇8

在2001年11月11日簽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中，中國向談判方作出的承諾是：對“無固定地點的批發或零售服務”，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三年內，取消“市場準入限制”和“國民待遇限制”；中國將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進行磋商并制定符合中國具體承諾以及中國在服務貿易總協定項下義務的、關于無固定地點銷售的法規。

但據記者獲悉，目前這部法規尚在立法前的調研階段，法規進入起草階段最早也會在今年6月份之后。

據侯力威透露，中國商務部已經定于本月內組團赴美進行美國直銷立法方面的考察，為中國的直銷立法進行準備。鄧湛表示，會把設想中的法規的一些具體內容告訴美國公司，希望聽取他們對于中國直銷立法的一些意見。

而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第一副會長薛榮久先生2月11日在電話里告訴記者，他在幾天前剛剛接受商務部交給他的關于直銷業立法的課題項目，要他就直銷業在國外的發展狀況、外商直銷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發展狀況、中國本土直銷業的發展狀況，以及在中國發展直銷業的意義等幾大部分內容做一份報告，最晚于今年6月提交商務部。

據記者了解，這部法規將以中國政府部門規章的形式。鄧透露，根據初步的考慮，法規將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外商投資直銷公司的審批程序和審批標準，雇傭推銷員的情況，外商投資直銷公司應履行的義務和被禁止的行為，推銷員的資質，業務檢查等方面。

薛榮久表示，雖然明確了原則和目標，“但要真正從法律條文上嚴格地區分和規范這個行業的發展，還需要做深入的調研。我國直銷、傳銷行業的發展狀況非常復雜、非常難辦，怎么起草這部法，現在還沒有大體框架?！?/p>

鄧湛副司長在有雅芳、安利、玫琳凱等公司的高層人士參加的中美經貿座談會上表示，在頒布相關法規時，會與現在已經頒布的外商投資直銷業的規定相適應，政策上注重于已有規章的延續。

目前關于直銷行業的法規包括1998年的455號文，以及2002年的31號文等。1998年以前，中國政府鼓勵一些外商投資直銷企業的發展，審批了一些外商投資的直銷企業。但1998年4月，國務院下發了《關于禁止傳銷經營活動的通知》，全面禁止了傳銷。鄧說，這主要是由于當時中國的市場發育程度比較低，群眾的消費心理不是很成熟，制約了直銷企業在中國的發展，而直銷企業本身存在一些缺陷，亦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從事大規模、集團性質的詐騙等等危害社會穩定的違法活動。

但隨后，原國家外經貿委、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與國內貿易局聯合的《關于外商投資傳銷企業轉變銷售方式有關問題的通知》第455號文，批準投資總額在1000萬美元以上的10家外資企業以店鋪加推銷員的方式開展直銷業務。

鄧湛解釋說，這些外資企業轉型的特點是：一，其雇傭的推銷員只能將產品推銷給產品最終的消費者；二，推銷員只能按其推銷給最終消費者的產品金額提取報酬；三，必須在公司所在地和轄區內設店鋪才可雇傭推銷員；四，每個推銷員只能在店鋪所在地從事推銷活動；五，推銷人員不得從事培訓活動。

鄧湛同時表示，中國的直銷立法會引進國際上通行的管理直銷公司的做法，比如保證金制度、退貨和退出制度等等，把國內已有的做法與國際經驗相結合。

但在出臺這部法規之前，中國的政策制定者仍然面對幾個無法回避又非常棘手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區分合法的直銷模式與“金字塔型銷售、老鼠會”等等的欺詐行為。

鄧湛說，直銷作為無店鋪銷售的方式被承認，但是金字塔型的詐騙行為，雖然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稱呼，但都是被禁止的。在我國，這種方式很多是以傳銷和變相傳銷方式存在的。在直銷行業治理機制沒有形成和完善的情況下，一定要嚴格區分合法的直銷和金字塔、老鼠會的詐騙性質的傳銷，這些將在法律中有明確的體現，對此也將規定相應的處罰條款。

薛榮久先生解釋說，中國的這種傳銷活動與西方社會合法的直銷模式其實是有明顯區別與嚴格界限的，主要看其有否認購高額產品或者交納高額資金作為“入會費”的要求，以及薪酬的獲取方式是怎樣的。“這種不以產品的銷售數量為憑據，而主要甚至單純以其發展的‘傳銷商’的數量為薪酬來源的銷售模式，就是國外所謂的‘金字塔銷售’和‘老鼠會’，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直銷，而是借多層次營銷為名、行暴斂錢財之實的騙局。”

一位外資直銷公司的高級經理告訴記者，在1998年455號文的10家企業獲批轉型之后，當時“沒有被批準轉型的外商和國內傳銷企業，有的結束經營，有的則轉入地下非法經營了。”

這位經理說，目前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家公司在中國從事這類活動，中國的工商部門可能也并未掌握全部的情況。工商總局一位官員曾說，“盡管外資目前行為大部分是合乎規范的，但也還存在違規行為?！?002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原外經貿委與經貿委共同出臺的31號文，就是對10家轉型企業的銷售行為進行更為詳盡的規范。比如，集會的規模模式、銷售員的培訓方式、身份限制等等。據媒體報道，當時某些企業極具煽動性的銷售培訓集會，被國家公平貿易局嚴厲批評。據安利中國一位高層領導說，“2003年安利處罰銷售隊伍中違規銷售的人員有2000余名。”

篇9

中圖分類號：D8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23X（2013）04-0034-06

2010年11月，歐盟委員會了名為《貿易、增長和世界事務》的戰略文件，描繪了未來幾年歐盟的貿易政策框架。與上一份歐盟貿易戰略相比，新貿易戰略在迫使貿易伙伴開放市場和維護歐盟企業利益方面表現出更強硬的姿態，被眾多媒體認為更具有攻擊性。該報告提出，中國既是歐盟的主要挑戰，也是主要機遇所在。在《里斯本條約》生效后，歐盟的政治一體化上升到一個新水平。這份戰略文件的出臺預示歐盟貿易政策總體上會趨于強硬，而中歐貿易本就摩擦不斷，認真分析并積極應對這一新的變化，對于促進中歐經貿合作健康發展，為中國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現狀

（一）貿易方面

中歐互為對方重要的出口市場。根據歐盟統計，2009年，歐盟是中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占中國出口的204%；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占中國貿易總額的173%。中國（不含中國香港）是歐盟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占歐盟出口的75%；是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占歐盟貿易總額的129%。

從我國的統計看，2010年，我國與歐盟的貿易是2001年（全年）的57倍。其中，我國對歐盟出口是2001年的69倍，進口是2001年的42倍（見表1）。

表1 中國對歐盟貿易統計（億美元、%）

年度 進出口額 同比增長 出口額 同比增長 進口額 同比增長 順差

2001（15） 7663 110 4091 71 3572 158 519

2002（15） 8675 132 4821 179 3854 79 967

2003（15） 12522 444 7216 497 5306 377 1910

2004（25） 17729 334 10716 367 7013 287 3703

2005（25） 21731 226 14371 341 7360 49 7011

2006（25） 27230 253 18198 266 9032 227 9166

2007（27） 35615 308 24519 347 11096 229 13423

2008（27） 42558 195 29288 195 13270 196 16018

2009（27） 36409 -145 23628 -194 12780 -36 10848

2010（27） 43388 331 28231 333 15157 326 13074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總署、商務部網站。

從增量看，中國是歐盟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據歐盟統計，2005—2009年，歐盟27國對外出口增加420億歐元，其中，對美國和日本的出口均下降，而對中國的出口增加了266億歐元，占歐盟出口增量的633%。這也是歐盟認為中國是其重要出口機遇的主要原因。

（二） 投資方面

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10年1—10月，全國新批設立外商投資企業21181家，同比增長1662%；實際使用外資金額82003億美元，同比增長1571%。其中，歐盟二十七國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1322家，同比增長492%；實際投入外資金額5451億美元，同比增長105%。

從歐盟的統計看，2008年歐盟對華投資流量47億歐元，僅占其對外投資流量的14%，位居歐盟對外投資的第14位，排在美國、離岸金融中心、瑞士、俄羅斯、新加坡、澳大利亞、埃及、加拿大、土耳其、中國香港、日本、烏克蘭之后。中國對歐盟投資流量則非常少，2005年、2008年甚至出現負值。歐盟對華投資存量占比和排名同樣靠后。

（三） 技術方面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歐盟一直是中國累計最大的技術和設備供應方。截至2009年，我國累計從歐盟引進技術32401項，累計合同金額12705億美元。與美、日等國家的企業相比，歐洲企業更愿意轉讓較為敏感的技術。

二、中國歐盟經貿關系特點

（一） 不平衡

貿易總量不平衡：根據我國的統計（見表1），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從2001年開始大幅增加，2008年達到16018億美元，2009年由于金融危機影響，順差回落到10848億美元，但2010年又迅速上升到13074億美元。

根據歐盟統計，歐盟貿易逆差主要是因為對中國貿易逆差（見表2）。2008年，歐盟對中國貿易逆差占歐盟貿易逆差比重最低，但也達到67%，高的年份甚至超過100%。

表2 EU27 對中國貿易逆差/EU27 逆差（十億歐元）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歐盟貿易余額 -746 -1268 -1927 -1925 -2585 1051

歐盟對中國

逆差占比（%） 108 86 68 83 67 127

資料來源：Eurostat（歐盟統計局）。

除總量不平衡外，貿易結構、國別結構存在不平衡。我國對歐盟雖然總體貿易存在大量順差，但我國對歐盟的服務貿易存在逆差，2009年逆差達到50億歐元（見表3）。從國別看，我國對歐盟的出口、進口、順差主要集中在德國、荷蘭、英國、意大利和法國，這五個國家占我國對歐盟貿易的70%左右。其中，我國對德國存在貿易逆差。

表3 服務貿易（十億歐元）

2007 2008 2009

出口 進口 余額 出口 進口 余額 出口 進口 余額

中國與世界 888 943 -55 996 1074 -79 923 1129 -206

歐盟對中國 140 180 40 150 199 49 131 180 50

資料來源：Eurostat（歐盟統計局）（服務貿易不含政府服務）。

（二） 不對稱

貿易增速不對稱：中國對歐盟的出口增速快于中國對世界的出口增速，中國從歐盟進口的增速慢于中國從世界進口的增速。2010年1—11月，我國對世界的出口是2001年的53 倍，進口是2001的51倍；同期，我國對歐盟的出口是2001年的69倍，進口是2001年的42倍。

依賴程度不對稱：盡管中國、歐盟統計數據存在差異，但兩者統計數據都表明，中國對歐盟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20%左右，而歐盟對中國的出口只占其出口總額75%。從貿易余額看，雖然中國對歐盟的貿易順差只占中國貿易順差總額的30%，但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卻占其貿易逆差的67%～127%。

貿易投資不對稱。中國、歐盟貿易相互占比大，但投資流量、存量占比都較小，對比鮮明。

（三）不同步

根據歐盟統計看中國、歐盟貿易產品結構，2009年歐盟對華貿易逆差主要體現在辦公及通訊設備（歐盟逆差629億歐元）、服裝紡織（歐盟逆差306億歐元），合計占歐盟對華逆差的70%。從時點來看，服裝紡織屬于勞動密集型行業，中國具有比較優勢；辦公及通訊設備則是加工貿易的結果。但從發達國家的歷史演變看，這種逆差主要是由不同國家/地區發展階段不同步引起的。

從人均GDP指標看，美國人均GDP46021美元，歐盟32986美元，中國僅為3760美元，發展階段明顯不同步（見表4）。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其創業動力和壓力、工資水平等因素不同。這些不同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中國第二產業的比重較高，而發達國家卻不同程度地出現產業空心化。

表4 中國、歐盟、美國GDP指標比較

中國 EU27 美國

2009 2007 2009 2007 2009 2007

人均GDP（美元） 3760 2680 32986 34282 46021 46670

GDP 增速（%） 91 142 -42 29 -26 19

人口（億） 1305 1297 498 495 307 301

資料來源：EIU（經濟學家信息中心）。

但是，中國、歐盟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步，并不僅僅意味著雙邊貿易的互補性，實際上，雙邊貿易存在競爭性。根據Eurostat Statistics in focus 25/2009，中國在2006年超過歐盟，成為最大的高科技產品出口國。

三、中國歐盟各自利益訴求

（一）歐盟的利益訴求

1政府采購

歐盟認為，政府采購市場是對歐盟企業最封閉的一塊國外市場（見表13），而歐盟企業在公共交通、醫療器械、藥品和綠色技術等領域非常有競爭力。歐盟明確提出在政府采購市場要對等，為此，將采取立法手段促使國外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反對國外的歧視性做法，并將敦促中國早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確保歐盟企業獲得公共資金項目的市場準入。

2原材料出口限制

歐盟宣稱，可持續的、沒被扭曲的原材料供應對歐盟的競爭力具有戰略意義，歐盟將在雙邊或多邊的基礎上就出口限制、造成供給瓶頸和其他扭曲行為的產業政策進行談判。

3產業政策措施

歐盟指出，為確保國內外生產商基于真正的比較優勢進行公平競爭，其將按照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以下扭曲、破壞貿易的行為采取貿易防御措施：戰略性產業補貼、進口替代產業政策、購買國貨政策、強制的技術轉移。

4知識產權保護

歐盟企業普遍認為，盡管中國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取得了顯著進步，但法律執行差，仿造、盜版使他們的利益受到了侵犯。根據歐盟提供的數據，中國的造假企業一般在一個星期就可以制造出樣機，25%的中國造假企業有能力在最短的時間內復制出市場需求的產品，50%的侵權企業收入為暴利。歐盟將在雙邊自由貿易協議談判中使知識產權條款盡可能保護知識產權，而多邊的《反盜版貿易協定》將提供新的知識產權保護。

5其他問題

歐盟認為，監管壁壘嚴重損害了其與主要貿易伙伴的商品貿易、服務貿易和投資。歐盟將通過要求第三國匹配其提供給該第三國的內部市場來獲取更大的市場開放。如在銀行、電信等核心服務領域取消歐盟投資者在所有權、設立企業和經營方面的限制；改善認證、檢驗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檢驗、認證做法以及規則、標準方面的融合與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業成本。

除知識產權、原材料出口限制、產業補貼、監管壁壘外，歐盟還認為，勞工標準、環境保護的不同會造成不公平競爭，歐盟將考慮改革“普惠制”，使之與國際勞工標準、人權、環境保護、政府治理等掛鉤。

（二）中國的利益訴求

1外部發展機遇

自由貿易由發達國家提倡，但隨著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以及金融危機對國際經濟格局的加速轉變，歐美日益突破自由貿易的范疇，強調公平、開放（公平主要指公平競爭、公平貿易，開放主要指市場準入），并以公平、開放名義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責任。作為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的受益者，如何維護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反對不合規則的貿易保護，繼續為我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發展機遇，相應成為我國的核心利益。

2市場經濟地位

由于歐盟不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因此，歐盟在判定中國產品是否以低于成本價在其境內傾銷時，不是以該類產品在中國國內的價格為參照，而是以其他國家的同類產品價格為參照。由于選取的“第三國”與中國不存在可比性，而且歐盟選擇的“第三國”的價格水平往往遠高于中國，導致中國企業在應對反傾銷時遭受不利結果。這實際上與歐盟提出的公平、開放原則相違背，對中國企業構成最大的不公平、不開放。

3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不但可獲取鑄幣稅，更重要的是關系到國家經濟、政治安全。目前，我國正在推行人民幣跨境結算試點，需要進一步擴大人民幣結算范圍、最終使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歐、美是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歐、美高舉公平、開放的國際貿易大旗對我國進行施壓，我國完全可以公平、開放原則要求歐、美支持人民幣跨境結算。

四、中歐經貿合作的基礎較強

中歐經貿關系存在多重分歧，如果歐盟按照新的貿易政策采取更加強硬的態度，中歐貿易摩擦勢必增加。但總體上看，這些分歧主要基于各自經濟利益，多屬于技術層面。與中美經貿關系相比，中歐雙方在戰略上的沖突要弱一些，政治因素相對少一些，在經濟和發展戰略方面還有不少一致性。

中歐貿易與中美貿易存在不同。中美貿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在本次金融危機前，美國經濟持續增長，通脹率處于低位，就業狀況良好，其本身是國際貿易和經濟全球化的一個受益者。美國對華貿易存在逆差，但根本原因是美國國內經濟結構失衡，只要其內部結構不調整，無論是壓人民幣升值，還是對中國產品征稅，都無法改變美國巨額逆差的現實。而且，美國經濟結構兩極分化，對華出口商品結構過于單一，在控制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情況下，中美貿易很難實現平衡。因此中美貿易摩擦與其說是經濟問題，不如說是政治問題，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等，都更像是政治工具，很難僅僅通過貿易談判來解決。

中歐雙方發展經貿關系的根本目標比較一致。與中美貿易摩擦相比，中歐貿易摩擦中雖然摻雜一些政治因素，但經濟成分更多。歐盟新貿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促進經濟增長和就業?！顿Q易、增長和世界事務》報告中明確提出，歐盟推動對外貿易是要取得三方面的利益，即經濟增長、就業和更多更廉價的商品，這一提法不僅僅是口號上的。與美國相比，歐盟經濟面臨更多困難，近20年來，歐盟的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上低于美國，而失業率高于美國。歐盟在2010年10月份開展的一項調查也顯示，61%的被調查者認為歐盟貿易政策應首先關注創造就業。而且，與美國不同的是，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并沒有巨大逆差。歐盟成員國眾多，經濟體系完備，有能力推動對外貿易，包括對中國的出口，并從中獲取經濟利益。在這種情況下，中歐雙方都有較強的愿望通過經貿合作促進彼此的經濟發展。即使出現貿易摩擦，也應該更易于在貿易談判的框架下來協商和解決。

中歐經濟發展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歐面臨的問題各有不同。歐盟的經濟、技術相對發達，但在外部全球化和內部一體化背景下，歐盟也面臨一系列棘手的問題：外部競爭力下降，財政、債務存在巨大不平衡，內部各國發展不平衡、競爭力不平衡，其邊緣國家融資困難；這些問題的存在甚至威脅到了歐元的生存。中國雖然相對歐盟處于后發階段，并面臨一系列問題，如外部發展機遇發生變化，內部存在資源、環境壓力和結構調整壓力，但與歐盟不同的是，中國GDP長期快速增長，GDP在世界中的比重越來越大，中國的經濟、貿易、投資、財政地位為中國創造了更有利的調整空間。中歐各自的優劣為相互合作發展經濟提供了機遇。如歐盟的技術有助于中國解決資源、環境瓶頸；中國良好的財政和外匯儲備有助于歐元的穩定。

從貿易的結構和價值增值看，造成歐盟逆差的主要產品是辦公及通訊設備、服裝紡織。辦公及通訊設備主要是加工貿易，中國表面上得到了順差，但歐盟企業獲取了價值增值，利潤由歐盟企業而非中國企業得到；服裝紡織中國有比較優勢，在產業結構上與歐盟形成互補，同樣對歐盟有利。從貿易增速看，盡管中國對歐出口快于中國從歐進口，但歐盟對華出口增速快于歐盟對世界、對美國、對瑞士的出口增速，事實上，歐盟對美國的出口近年來還呈下降趨勢。因此，歐盟對中國市場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通過擴大對中國出口獲益。另一方面，中國對歐盟的出口雖然較大，但中國商品的物美價廉同樣使得歐洲消費者獲益。根據歐盟2010年10月的調查，39%的被調查者認為歐盟貿易政策應幫助消費者獲得更多更廉價的商品，其重要性僅次于促進就業?？傮w看，中歐各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但中歐戰略選擇在經濟跑道上的共性夯實了雙方談判的基礎，貿易的互惠互利和經濟發展的相互依賴則確保了談判地位的平等（甚或中國稍占主動），為通過談判實現共贏構筑了前提。

五、對歐經貿關系政策建議

（一） 完善對外經貿戰略

隨著中國等新興國家在經濟、貿易、投資、消費、技術等領域的地位上升，國際經濟格局發生變化，歐盟對華關系定位也發生變化，從自由貿易等傳統領域轉變到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強調貿易、投資領域的開放、公平，客觀上對中國維護內外部發展機遇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國目前正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貿易增長方式，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國內外的要求有一定的一致性。根據這一新的形勢，中國有必要調整對外經貿戰略，促進對外貿易的平衡發展。這種戰略轉變要求國內政策、措施、步驟等相應調整，通過維護全球化來確保中國中長期內的戰略發展機遇。當然，維護全球化并不意味著中國需要做出不必要的讓步。

對歐經貿政策應與對美經貿政策有所不同。歐盟的貿易政策目標比美國單一，其核心是擴大對中國出口。中國的巨大市場潛力對歐盟國家有著極強的吸引力。而歐盟各成員國經濟差別較大，利益訴求也有差異，并非鐵板一塊。在對歐經貿關系中，中國不處于弱勢，甚至還有一定優勢。貿易問題更容易通過貿易談判來解決。為此，在對歐經貿關系中，宜采取與對美國不同的策略。可以建立多方面多層次的溝通機制，就貿易談貿易，在討價還價中，讓渡部分國內市場，爭取對我有利的條件，取得雙贏，不斷完善和推進中歐經貿關系，同時，可以以經促政，并以此向美國施壓。

（二）駕馭國際貿易規則

戰略轉型要求中國的政策、法律、操作技巧符合國際貿易規則，通過掌握、制定、遵守國際游戲規則來恰當地維護國家利益。

政府采購方面，歐盟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主要貿易伙伴提供對等開放的市場。從實際情況看，雖然歐盟表面上開放了政府采購市場，但其政府采購協議標準以上的政府采購也僅占其政府采購總額的18%（見表13），并且中國企業很難進入，客觀上存在市場準入壁壘。中國目前沒有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但可以按歐盟對等開放的要求進行讓步，在對歐盟開放政府采購市場的同時，充分利用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議》的有關規定進行合理保護。如可以根據《政府采購協議》第5條“發展中國家的特殊和差別待遇”、第23條“允許一國政府在協議中選定某些排除其適用范圍的要求，涉及公共秩序、安全、生命與健康、知識產權、慈善、勞教和服務采購等均可有保護措施”的例外原則、在實際操作中的技術性處理等進行合理保護。

原材料出口限制方面，《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20條g款規定，締約方可以實施“與保護可用盡的自然資源有關的措施，如此類措施與限制國內生產或消費一同實施”。也就是說，世界貿易組織允許締約方為保護可用盡的自然資源采取適當的出口限制，但這種出口限制不能造成國內外的不公平競爭（案例研究表明，對原材料出口限制時，一同實施的國內生產或消費限制不要求待遇完全相同，也不要求效果相同）。因此，只要措施適當，中國的原材料出口限制是無可厚非的。

戰略性產業補貼方面，世界貿易組織《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將補貼分類為禁止性補貼、可訴訟補貼和不可訴補貼。中國可以充分利用關于研究援助、地區援助、環境援助等不可訴補貼規定，以及微量補貼等規定，對戰略性產業進行補貼。

知識產權保護方面，鑒于不但歐盟需要保護知識產權，隨著中國的發展，中國也需要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建議在中國市場上加大對歐盟廠商的知識產權保護，同時要求歐盟也加強中國廠商在歐盟市場的保護，但對超過國際標準的保護要求，則應堅決抵制。

（三）深化中歐經貿合作

在中歐經貿關系上，中國的市場是開放的，比如我們現在會議室使用的麥克風大多是飛利浦或德國的產品，歐盟不能只看有些規定，實際做法上，中國要靈活得多。投資方面，中國購買歐盟國家的債券是對歐元的巨大支持，也是對歐洲統一貨幣的支持；中國對歐投資并購也是對歐洲的支持。因此，歐盟應放開中國對歐投資的限制。中國在可貿易商品領域的優勢難以撼動，歐盟只能在高技術領域放開限制才能平衡這種優勢，否則中歐貿易之間的不平衡無法解決。因此，解決中歐貿易不平衡，需要中歐深化合作。

一是加大中歐之間貿易、投資、技術合作力度。要求歐盟自己做到開放、公平，盡快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進一步放開技術出口限制，減少歐盟設置的中國對歐貿易投資壁壘，增加中國從歐盟的技術進口，擴大中國對歐盟以技術為目的的收購，從而減少歐盟對中國的逆差，促進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環境保護。中國則可以在符合本國發展階段的情況下，進一步放寬有關市場準入壁壘，如歐盟愿意對其綠色技術出口到中國提供融資支持時，中國可以放寬外債指標限制。

二是對歐經貿合作不要僅限于歐盟和中國市場，還可以擴大到在第三國的合作。例如，非洲是歐盟的傳統市場，非洲國家的礦權大都在歐盟國家手里，中國和歐盟可以在非洲等第三國開展貿易、投資、融資合作。這不但需要在拓寬合作的地理范圍和合作領域方面轉變觀念，而且需要改變一些具體的做法。例如，在融資領域，政府部門一般要求中國進出口銀行在融資支持時考慮中國成分，對歐盟內部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提供商業條件的融資；不太支持外資在華企業的出口及其對外投資的融資需求，但實際上對第三國的出口和投資有利于中歐經貿平衡，有利于市場多元化，有利于確保外部市場對中國的供應。

（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除開放、公平外，在貿易便利化方面，歐盟提出改善認證、檢驗等方面的合作，提高檢驗、認證做法以及規則、標準方面的融合與等同，降低不必要的商業成本。中國則可以要求歐盟支持人民幣跨境結算，在貨幣領域實現開放、公平，從金融領域降低商業成本，實現貿易便利化。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以區域經濟合作為平臺，強調各有關國家“共贏”、“平等”、“公平”、“共存”，是相互依存的現實要求。在共同利益的驅動下，加強交流和合作，形成一種合作機制和平臺，使各有關國家之間形成一個緊密的利益共同體，從而使各國從中獲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市場。

伴隨中國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進程，我國外貿發展環境日趨緊張化，研究突破貿易壁壘的對策機制，不能以傳統“見招拆招”的被動方式進行，更需要主動參與，以創新思維進行思考，需要突破以單個國家為出發點思考對策機制的限制，將對策機制融入到集團化和區域化合作中，避免以“壁壘”對“壁壘”，以求順應大勢，獲得發展。

[參考文獻][1]任麗華. 中歐貿易摩擦的深層次原因分析[J].中國集體經濟，2009（28）：61-65.

[2]鄧宗豪.后金融危機時代中歐經貿關系的發展 [J].前沿，2011，（19）.

[3]陳德銘.中國與歐盟經貿關系平衡健康[EB/OL].2010-12-21.

[4]劉曉燕.中歐經貿關系2010年穩步推進[EB/OL].新華網，2010-12-27.

[5]Eurostat：Euro area external trade surplus 5.2 bn euro，198/2010—17 December 2010.

[6]John W Miller，EU Seeks to Trim List of Tariff Beneficiaries，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y 10，2011.

[7]European Commiss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Barriers Report 201l，COM（2011）114.

[8]Robert B Zoellick，“After the Crisis？”，Development Outreach，World Bank Institute—December 2009.

[9]Bates Gill，et al.，China′s Rise：Diverging U.S.-EU Perceptions and Approaches，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p5，2005，Berlin.

The Development Trend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China-EU Trade Relations

WANG Li

篇10

中美知識產權沖突回顧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與美國的貿易快速增長，于1991年被美國列入301條款的重點國家。在這次沖突中，美國限期要求中國改變知識產權保護現狀：美國要求中國修改著作權法，對外國人境外發表的作品給與保護；敦促中國參加尼泊爾公約和世界版權公約；對軟件按文字作品實行保護；加快對商業秘密保護的立法；對于中國要求專利人在三年內必須實施的強制規定，美國認為產品從外國進口到中國境內的“進口”行為本身就是實施，因此不能再實行強制實施。這次沖突的談判結果是達成諒解備忘錄。美國最終放棄了對中國的無理要求，承諾支持中國加入關貿總協定并繼續保留中國的最惠國待遇。中國也根據諒解備忘錄的承諾，修改了《商標法》和《專利法》，制定《反不正當競爭法》和中國加入著作權國際公約的條例。

第二次沖突發生在1994年。美國提出的理由是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力，使侵權行為變得失控。具體受到關注的事件之一是美國軟件同盟狀告中國中關村的幾個科技企業侵犯美國軟件版權。經過美國的調查取證，作為被告的企業由兩三家擴大到越來越多，以至于《紐約日報》報道說中關村究竟是科技一條街還是盜版一條街；事件之二是在廣東，有20多家專門復制盜版VCD的地下加工廠。這些工廠讓花費幾年時間和上億資金的好萊塢大片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內在廣東就可以作出復制品。這些復制品不僅在國內銷售而且出口到港澳臺和東南亞國家。這些事件讓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近年來中國政府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投入的人力和物力都前所未有。整治一年比一年好，僅去年一年中國就開展了7大專項行動，全國公安機關立案800多件，批捕988人，法院審結相關案件6400多件。2005年1月，國家知識產權戰略制定工作領導小組組織了20多個部門和單位及有關專家學者，開始制定《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年內將正式公布實施。在出版物市場準入方面，中美雙方也一直進行著良好的溝通和磋商。在此情況下，美國對中國的知識產權問題提出申訴，有悖于兩國大力發展雙邊經貿關系、妥善處理經貿問題的共識，此舉將嚴重損害雙方在此方面業已建立的合作關系并將對雙邊經貿關系帶來不利影響。

美國對中國提起申訴的原因分析

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美國的態度一直十分強硬。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以下稱USTR）于2月發表的中美貿易關系審議報告中指出，去年中美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激發了美國內部對于中國貿易政策的不滿。USTR并為此實施空前之舉，專門設立一個對華執行機構。同時美方又措辭激烈地在《美中貿易關系： 進入更大責任和執法新階段》這一特殊報告中稱中國在全球貿易體系中的“學徒期”已經結束，美國將讓中國為不平等的貿易做法負責。

知識產權產業是美國的主要經濟來源

美國之所以一直以來如此關注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問題，重要原因之一是知識產權產業是美國的主要經濟來源。美國出口額的一半以上來自知識產權產業，經濟增長的40%來源于知識產權產業，180萬美國人從事知識產權產業，美國的知識產權價值5萬億美元約占其GDP的一半。

美國“2006特殊301報告”共47頁，有關中國的篇幅就占了10頁，稱“中國沒有對美國的版權、發明、品牌和商業秘密給予應有的保護”。顯然，在知識產權問題上，中國已經成為美國頭號關注的國家。 但同時我們也應該注意到: 2006年中國盜版對美國產業造成了22億美元左右的可能利益損失，相比同期2325億的美中貿易逆差不過百分之一。而且盜版作為中國的軟肋問題存在已久，美國政府一改往日協商合作的溫柔態度，突然向WTO提出申訴，讓放松警惕的中國政府措手不及，顯然是有其他更深層理由和戰略目的的。

實現相對利益最大化

美國在2007年4月1日多哈最后回旋中明目張膽地與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的 “自由貿易”公然為敵。然而4月2日美國又與韓國達成自由貿易協議。韓國是美國的第七大貿易伙伴，韓美政策交好可能會讓雙邊貿易從現在的740億美元飆升至3年后的1000億美元左右，并給美國與亞洲貿易伙伴的關系維持和增進提供幫助。

在此背景下，美國將中國盜版問題訴諸于眾，可見美國本次對中國知識產權保護問題發難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重要體現。

美國看似撲朔迷離、表面口徑不一的貿易政策顯現出了清晰的國別差異：一方面對哥斯達黎加、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拉美經濟小國，以及最新的韓國大展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對日本、歐盟、中國等經濟大國和主要經濟對手大行保護主義，最大限度地實現了“相對利益最大化”戰略意圖。美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對主要競爭對手實施貿易保護政策，對次要競爭對手實施自由貿易政策。美國采取“殺敵三千自損八百”的霸權主義戰略是致力于保證美國經濟的比較優勢，鞏固其世界經濟的地位的。

保守勢力的政治力量

抓住美國貿易政策轉變的主要原因，首先要聚焦于美國經濟的“政治周期”。從根本上看，美國近來對中國貿易的突然反目，很大程度上與美國國會中保守勢力的驟然增強大有關系。幾個月前的中期選舉讓人在國會座位之爭中占了上風，而這些人大多對雙赤字結構深惡痛絕，進而遷怒于美國貿易政策近年來的軟弱無力，希望通過強硬手段減緩并阻止貿易伙伴借國際貿易對美國利益的“搶灘登陸”。對中國提起知識產權申訴，與之前將“反補貼”強加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中國、對日元和人民幣施壓加力、對貿易壁壘的重新修繕等舉措一樣，都是美國國會保守勢力實施本土保衛戰的系列措施。之所以美國在4月2日好像發生態度轉折一般與韓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是由于任期將滿的布什不想最終背上“自由貿易終結者”的終身罵名。布什政府選擇在此時與韓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兩股政治勢力的碰撞意味著短期內美國貿易政策還將有所搖擺，而從長期來看，中美國貿易關系已向保護策略傾斜。

知識產權案對中美雙方的影響

美國加強針對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

近幾年，知識產權上升為中美經貿關系中日益突出的重大爭議問題之一。隨著中國對美國出口產品技術含量上升，美國企業不斷利用 337條款作為市場的技術壁壘手段打擊中國競爭者。根據美國《關稅法》 337條款規定：對于任何進口行為中存在的不公平行為，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都可以應美國國內企業的申請進行調查。ITC一旦認定某項進口產品侵犯美國企業的知識產權，就可以頒布禁令，禁止侵權產品在該項專利有效期間進入美國市場。

從1996年美國發起第一起針對中國企業的337調查開始，到2006年6月，在美國的企業共對中國提起了53起337調查。其中，中國加入WTO后的2002年至2005年，共遭受美國337調查34起，占同期美國337調查總數的41.5%。中國已經成為遭受美國337調查最多的國家。隨著中國出口貿易額持續增長，這種局面將會繼續。據統計，加入WTO以來中國企業因知識產權問題而付出的賠償金已經超過10億美元，這些知識產權案所涉及的主要領域有手機、MP3、彩電、DVD等。此次美國向WTO提起申訴將成為一個導火線,激發更多美國企業運用 337調查設置技術壁壘。

同時，美國等外商公司已經加快在中國大量注冊商標和申請專利。中國企業對自身的知識產權尚缺乏保護意識，不少知名企業進入國際市場時才發覺自己的知識產權成果已經被他人搶先注冊或申請。今后美國企業會更加注重在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策略。這對我國企業對自己知識產權的保護進程提出更大的挑戰。

加速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步伐

保護知識產權是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必然選擇。保護知識產權不力也令中國遭受著巨大損失。以盜版為例，如果中國能將盜版率從90%降低到80%，中國政府將增加65億美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