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美貿易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美國貿易立法的回顧

1、二戰以前美國的貿易政策和立法

美國貿易政策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貿易政策的法制化和程序化,這體現在美國國內眾多的貿易立法及其發展演變上。美國早期的貿易立法基本上是圍繞著關稅政策來制定的。本世紀30年代對于世界經濟和美國經濟來說是一個災難性的年代,遍及世界各國的經濟大蕭條和貿易戰成為那個時代的特征。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制定了美國歷史上最高的一般關稅水平,標志著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最高點。1934年美國出臺了《對等貿易協議法》,它成為美國貿易政策史上的轉折點。該法案旨在降低關稅稅率以及通過雙邊談判和協定來降低對美國產品的歧視,以此擴大美國產品的海外市場,通過出口的增加帶動美國經濟走出蕭條。該法案標志著通過協議進行關稅減讓的時代的開始。這種通過雙邊談判和簽署貿易協定來解決貿易爭端和推進貿易自由化的作法在1946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簽署之后擴展為多邊主義。除了規定有關關稅減讓談判的事宜,美國的貿易立法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減少貿易自由化對國內工業的嚴重沖擊和負面影響,依法對因進口而造成的損害提供某種形式的幫助。美國根據國際國內經貿形勢的不斷變化而不斷修改和補充其貿易法規。

2、二戰以來美國的貿易立法

(1)《1962年貿易擴大法案》

二戰后,特別是從50年代末60年代初起,來自國外的越來越強大的競爭沖擊了美國國內的部分工業。1962年,出于保護國內工業和減少競爭壓力的考慮,美國出臺了《貿易擴大法案》,推出“貿易調整援助計劃”(TradeAdjustmentAssistanceProgram簡稱TAA),為受到沖擊的行業的工人提供正常失業福利之外的的調整津貼、援助和再培訓機會,以幫助他們轉移至新興的、更具競爭力的行業,對受到外國競爭威脅的公司提供技術援助、貸款和貸款保證以及稅收優惠來減少產業調整中的損耗。TAA計劃還授權美國總統對外國在農產品貿易中的不公平作法采取行動,這也就是1974年貿易法核心思想的前身。1962年貿易法規定,只有那些遭受“重大損害”并且損害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國的關稅減讓而導致進口增加的行業才可以援引該立法得到補償。美國專門研究貿易政策的學者德爾塔在對反貼補和反傾銷案例進行統計分析之后得出結論說,由于1962年貿易法的授權條款和《貿易調整援助計劃》將受益的標準訂得很高,使受到沖擊的部門和公司很難獲準接受有關的補償。

(2)1974年貿易補救法案的201條款和301條款

70年代以來,美國國會一步步放松了進口補救的標準,更加滿足了受沖擊行業和公司的要求。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款是《關貿總協定》第XIX條款即保障條款的對應條款,它規定對美國廠商因關稅減讓和進口激增而遭受的損害進行補償,或者阻止這種損害的發生。該法案第一次授權私人企業可以就國外產業的非公平競爭行為直接向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提出上訴。如果達到預定的標準,ITC會向美國總統提出建議,總統則有權下令提供包括關稅、配額或其它進口限制在內的臨時性補償措施。1974年貿易法將1962年法案中規定的“嚴重損害”的標準降低為僅僅要求證明進口是“嚴重損害”的“重要原因”,或者是嚴重損害威脅的重要原因(而不是主要原因),而且,這種損害也不必源于美國的關稅減讓。此外,TAA計劃的標準也有所降低,這些法律規定的變化使得遭受進口沖擊的工人、公司和行業組織更容易獲得法定的調整援助。

301條款是美國向所謂“不公平貿易”進攻,迫使其它國家對美國開放國內市場的主要武器,1974年立法將301條款的有關權力由總統轉至美國貿易代表(USTR)。后者在接到私人部門的投訴后,負責進行調查并向總統提出建議以便總統采取行動(征收額外關稅或者實施其它進口限制),針對其它國家所謂“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作法進行反擊,以保證實現美國各項貿易協定項下的權利。這些由美國單方面定義的‘不公正’、‘不合理’或‘歧視性’的貿易作法以及美國提出的貿易報復和制裁措施常常會招至貿易對方的譴責和批評。

(3)1979年有關反貼補和反傾銷的貿易立法

東京回合之后,美國國會通過了1979年《貿易協議法》,將美國在多邊談判中的承諾法律化。東京回合上所通過的關于貼補和反貼補以及反傾銷的準則,要求對承諾遵守國家的產品反傾銷案例進行“嚴重性損害”的調查。然而,這些多邊的規定和標準在美國1979年的立法中得以放寬,比如該法案縮短了對所有的反貼補訴案的時間限制,并且將不公平貿易補償法的執行責任由財政部部長轉交給商業部部長。這些措施旨在加強反貼補及反傾銷立法的實施和執行,為申訴的美國企業和公司提供更加有效的幫助。貿易補償法標準的放松、規定調查時間的縮短和貿易執法機制的強化,導致70年代以來美國不公平貿易訴訟案件的數量迅速增加。相對于保障條款和貿易調整計劃而言,反傾銷和反貼補立法成為各個工業部門尋求進口保護的“通常”的“第一選擇”。

(4)80年代貿易立法及301條款的各種變形——超級301條款和特別301條款

進入80年代,美國進一步強化了貿易立法的301條款,以便更好地為美國的商業利益服務。1984年的《貿易和關稅法案》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每年提供一份《全國貿易評估報告》,對重要的國外貿易障礙及其對美國的影響進行量化分析。該法案還授權美國貿易代表可以主動發起301條款的調查,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加強對付貿易壁壘的打擊力度。1988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中的301條款要求美國貿易代表每年提交關于外國貿易壁壘的報告,列出所謂“重點國家”和“重點貿易作法”,并將此作為同其它國家進行貿易談判的主要目標。它強調了美國的所謂的公平貿易規則,加強了對國外“不公平貿易”的進攻和報復性,是強化了的301條款,因而被稱為“超級301條款”。

特別301條款作為301條款的另一發展,是用于加強美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利益,促進國外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該條款特別創立了“觀察國”、“重點觀察國”和“重點國家”名單,加強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國家的政策威懾,促進美國維護其知識產權領域的利益。中國曾幾次被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列為特別301條款的“重點觀察國”和“重點國家”,并以法定調查和貿易制裁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

(5)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案

1996年美國出臺的旨在制裁古巴、伊朗和利比亞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案,引起了國際社會的軒然大波,遭到世界其它國家的一致譴責和反對,就連美國的老朋友英國也站到了它的對立面。1996年6月4日,與古巴、伊朗和利比亞年貿易額為18億美元的歐盟,正式就赫—伯法向美國提出抗議,就連被美國認為最保險的第26屆美洲國家組織大會,也譴責美國“執行損害其它國家的法律”。10月16日,歐盟把這個問題提交到世界貿易組織。后者警告美國不要采取單方面的措施。1996年11月12日,聯合國大會以137票對3票通過了反赫—伯法的決議。赫—伯法一出臺就非議紛紛,結果克林頓政府不得不宣布推遲6個月生效,同年10月16日又決定將赫—伯法第三條推遲到1997年2月執行。美國還曾表示,達—馬托法的實施也可以考慮靈活地進行。

二、美國貿易立法與對外貿易政策的演變

戰后美國的貿易立法的演變過程集中體現了其貿易政策的發展變化,也是對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變化的適應和調整。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退和競爭者的興起是美國貿易政策的轉變的根本性原因。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不僅表現在其對外貿易在世界總額中的份額下降,也反映在美國同其主要貿易對手的人均收入差距和技術水平的縮小上。70年代世界經濟的“滯漲”嚴重打擊了美國的制造業,使得貿易問題異常突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和浮動匯率制的實施,更增大了美元匯率的波動和經濟活動的風險,美元從1981年到1985年期間升值了40%以上。美國同期商品貿易逆差由2.8億美元增至122.22億美元。美元突然大幅度的升值是當時美國貿易差額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它對美國貿易政策的變化起到了很重要的推波助瀾的作用,美國相對實力的衰落和歐洲、日本的興起推動了世界經濟向經濟多元化格局的演變,冷戰的結束更加速了這一趨勢。冷戰后的世界經濟是以各國為爭取在未來世界經濟中的份額而進行日益激烈的經濟和技術競爭為特征的。美日歐這三大經濟集團為了加強各自的經濟實力和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紛紛參與到地區經濟一體化和地區經濟貿易安排當中,廣大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崛起和地位的上升也加劇了世界經濟競爭的激烈程度。為了適應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維護美國經濟利益,美國不斷地調整其外貿政策和貿易立法。

1、貿易政策范圍的日益廣泛,與其它國內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增強

70年代以前,美國的貿易政策主要針對關稅和較為明顯的非關稅措施(如數量限制)。隨著關貿總協定主持的多邊貿易談判的成功進行,各國的關稅水平大大降低,美國的貿易政策也從單一考慮關稅措施逐漸擴展為包括政府采購、衛生和技術標準、政府補貼等相當廣泛的領域。從行業政策來看,美國的貿易政策在70年代以前主要是針對傳統的制造業如紡織業、鋼鐵工業和化學工業等。近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也開始更多地針對計算機、半導體和通訊等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中存在的貿易問題和爭端,加強政府部門的監督和管理。同時,貿易政策的觸角也從制造業開始伸向服務貿易、有貿易關聯性的知識產權問題和對外直接投資。1984年通過的綜合貿易法案號召不發達國家杜絕侵權和仿造行為,放寬對美國企業投資的限制,并將301條款的適用范圍由商品貿易擴大到服務貿易與投資問題,貿易政策范圍的擴展在1988年的《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案》中反映得更為充分,它涉及國際金融政策、外國賄賂作法、技術競爭力、教育以及培訓等諸多方面。這個法案的名稱使用“綜合”一詞,其原因顯而易見,加之該法案長達一千多頁的文本,其政策范圍的廣泛性可見一斑。

2、貿易政策基礎觀念由“自由貿易”轉向“自由和公平貿易”,更強調對等觀念

戰后的幾十年中,美國一直宣揚其追求“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的立場。然而,70年代以來,美國自由貿易的目標卻逐漸地被一種“自由和公平貿易”的論調所代替,1985年里根政府的“貿易政策行動計劃”標志著美國政府由主張自由的多邊貿易轉向主張“自由的”和“公平的”貿易,其重點則是所謂公平貿易。70年代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改變了美國人對自由貿易的看法及處理貿易關系的方法。美國人開始抱怨美國市場的開放程度遠遠高于其它國家,要求貿易對手國單方面進行貿易減讓以“擺平競爭基礎”的呼聲越來越高。由于美國對所謂的國外“不公平貿易作法”越來越難以容忍,貿易當局開始積極行動。他們更多地利用態度強硬的雙邊談判和單邊的貿易制裁和威脅以迫使談判對手作出讓步。例如,日本和東南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60年代以來經濟有了飛速發展,美國認為,這些國際市場上的新的競爭者一方面十分積極地為其出口擴展創造條件,他們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卻不愿意開放極其封閉的國內市場,亞洲國家不同于美國的商業做法和市場結構在美國看來更是無形的貿易障礙,嚴重阻礙了美國企業的進入。美國特別強調指出,這種所謂在其它國家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中“免費搭車”的做法使得美國的生產廠商在國際競爭中處于不利的地位。

“不公平貿易”論調同美國的對等觀念的轉變密切相關。最早的“對等”觀念(Re-ciprocity)出現在1934年的《對等貿易法案》中,它強調對等的關稅減讓即在雙邊貿易談判中等幅的關稅減讓,并鼓勵以經過談判協商的同等的步伐來推進貿易自由化。然而,近年來美國國內不公平貿易論調的興起扭曲了貿易對等原則。原來意指在具體貿易談判中各方減讓程度的對等性越來越多地被應用到整個市場狀況的均衡方面。這種新的對等觀念的產生將美國其國內的市場開放以及其程度完全建立在其它國家能否為美國的商品和服務提供令其滿意的市場準入的基礎上。而且美國通常把雙邊貿易是否平衡作為美國是否享受公平的市場準入的判斷尺碼。、貿易政策的重點由注重限制進口轉變為加強政府在出口拓展方面的作用

美國傳統的貿易管理是注重對進口貿易的管理,主要是通過對國外進口商品的實施關稅和非關稅措施來保護國內的產業部門。六七十年代以來,美國貿易政策的側重點開始由進口管理轉向加強對國外所謂不公平貿易作法的重視和對策研究,美國政府也開始更多地出面,更加積極地為美國公司的出口掃清障礙,打開封閉的國外市場。

六七十年代興起的“自愿出口限制計劃”在80年代以后逐漸喪失了存在的基礎,由“自愿進口擴展計劃”取而代之。很明顯,后者的進攻目標轉向打開對方緊閉的市場大門,美國這種貿易策略主要是用來對付外國所謂的“結構性貿易障礙”,抵消它們對美國出口的不利影響。它的1988年貿易法主要內容涉及放松出口管制貸款條件以幫助美國的高技術產業、促進政府行政部門更積極地為出口創造良好條件、擴大“不公平”貿易做法的定義范圍等等,克林頓上臺后,美國政府及外交官員對涉外合同予以大力支持,多次通過美國駐外使館建立的經援機構來為中小企業提供技術支持;他們還減少了對與安全有關的出口的控制,尤其是在高技術方面的出口管制。此外,美國政府機構還修改相應的財政規定,與進出口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一起為美國的出口提供優惠貸款。

4、美國貿易強硬化、法律保護主義和貿易立法治外法權主義

近年來,美國越來越多地依靠直接的行政手段來管理貿易事務,處理對外經貿關系,并且顯示出更強的主動性和進攻姿態,美國單方面定義所謂的不公平貿易做法,其中的許多做法在關貿總協定中都沒有明確規定。它還單方面決定貿易對手國是否存在不公平做法,在它認為必要時并不提交進行多邊仲裁,而是要求對方同美國的貿易代表直接進行談判來解決問題。這種做法被其貿易對手稱為“侵略性的單邊主義”(AggressiveUni-lateralism),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貿易法的301條款及其各種變形,它們是美國“侵略性的單邊主義”政策的核心所在,同時也是遭受國外抨擊和譴責的主要目標之一。超級和特別301條款的出臺與實施使80年代美國反貼補稅和反傾銷稅的征收迅速增加,嚴重損害了其它國家的貿易利益和出口產業。他們紛紛指責美國貿易政策和立法的變化,指出其實質是貿易保護主義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表現,是“過程保護主義”或者“法律保護主義”。

美國為了維護其經濟利益,以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為后盾,動輒抬出國內貿易立法,宣布對所謂國外不公平貿易做法進行單方面的報復和制裁,其實質是大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貿易領域里的典型表現,美國這種貿易法的治外法權主義不僅違反了國際法的有關準則,也是對多邊貿易體制基本原則的嚴重破壞。它惡化了國際貿易環境,增加了貿易環境中人為的不穩定因素,不利于多邊貿易體制取得進展,而且美國的單邊主義和301條款的濫用很容易激發各國之間的貿易大戰,不利于國際經濟的發展。作為美國“治外法權主義”典范的赫爾姆斯—伯頓法和達馬托法一出臺就遭到了包括歐盟在內的各國一致的強烈反應和抨擊。西方新聞機構評價說,美國可能是繼德國的“法西斯主義”、南非的“種族隔離”之后本世紀受譴責最多的國家。1996年,不僅聯合國、美洲國家組織、歐盟、里約集團、南方共同市場等國際組織對美國的貿易沙文主義加以公開抨擊,就連美國的主要貿易伙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另外兩個成員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也加入了指責美國貿易做法的行列。在冷戰之后的新經濟形勢下,各國都在努力發展民族經濟,加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美國越來越難以行使其個人意志。美國的這兩項法律只不過起到了一個稻草人的作用而已。

三、從美國貿易政策與立法的演變看中美貿易爭端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與美國的經貿關系得到了迅速發展,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美國也成為僅次于日本的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但是,由于中美兩國在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風土人情和價值觀念上都存在著重大差異,兩國經貿關系的發展也就不可避免地會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磨擦。近年來,兩國在諸如紡織品貿易、市場準入問題、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問題、對華最惠國待遇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等問題上都發生過糾紛。加深對美國貿易政策和立法的演變歷程及其經濟背景的理解,有助于正確認識中美貿易關系和糾紛,為改善兩國經貿關系、發展我國的對外貿易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1、正確看待中美貿易爭端

(1)中美市場準入爭端

市場準入問題是中美貿易的本質問題,也是中國加入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問題。美國經濟實力的相對衰落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是導致該問題出現的根本原因。近幾十年來,亞太地區特別是中國的經濟貿易飛速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和活力的地區之一。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有著巨大的潛在市場,這對美國拓展出口意義重大。因此,美國近年來把很大的精力放在打開中國市場,為美國公司占領中國市場創造良好的條件。美國多次指責中國對美國產品封閉市場,批評中國的貿易制度和貿易中存在的許多“障礙”和“壁壘”,如繁瑣和復雜的進口管理和許可證制度、進口限額管理的不公開、貿易管理和法規透明度不夠等。此外,美國還指責中國對服務行業過度保護,特別是在美國特別具有競爭力的金融、保險和會計師事務所、運輸等領域中國的開放度太低。美國在市場準入方面做文章,并頻繁地向中國施加壓力,充分體現了美國貿易政策及策略由追求競賽規則的公平合理轉為追求競賽結果的對等性,由單純限制進口轉變為限制進口與積極擴大出口相結合,通過增加出口,改善貿易狀況,帶動國內經濟的發展和解決失業問題。

(2)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與美國的阻撓

我國根據通行的國際標準和自己的國情,堅持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加入多邊貿易體制,這是我國的一個根本立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改革外貿管理體制和開放市場方面有了很大的進展,進口關稅水平大大降低。而美國無視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和已取得的成績,以成熟發達國家市場開放標準和經貿管理的做法來要求中國,要求中國承擔與自己的國力和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過高的義務和責任。美國還抬出其國內的貿易立法單方面給我國施加壓力,以貿易制裁和報復主義的措施相威脅,力求迫使中國作出更多的開放和自由化的減讓,擴大美國從中國發展中所獲取的份額。

(3)中美知識產權爭端

中美近年來在知識產權領域屢有爭端。早在1989年和1990年美國就根據美國特殊301條款,把中國列入“重點觀察國家”名單。1991年4月26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又以中國在保護知識產權方面沒有采取有效措施為由將中國列為特殊301條款“重點國家”之一,并以價值28億美元的貿易制裁和對中國某些出口產品征收高額進口關稅相威脅,要求中國與之簽訂旨在制止對計算機軟件和音響制品的盜版行為的貿易協定。此后,美國又于1994年和1996年多次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做文章,并以高額的貿易制裁相威脅。美國的做法其實質是將知識產權同貿易利益、經濟實力掛鉤,利用貿易問題和貿易手段外交手段將一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法規強加于其它國家,其實質是一種美國利益至上的帶有保護主義色彩的貿易政策。從表現上來看特殊301條款執行一套嚴格的程序,但是它的實際執行往往取決于美國當年的貿易狀況和對因貿易伙伴對知識產權保護不力而損害的美國利益進行的判斷。對此,美國貿易代表有較大的自由裁定權。

2、采取正確的策略對付美國的貿易政策和貿易立法

(1)堅持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增強我國的整體經濟實力和經濟技術競爭力,這是提高我國的政治經濟地位,加強同貿易對手談判和協商中的力量,以便更好地維護我國經濟利益。只有經濟強大了,外國才會以更加平等的態度來處理雙邊的經貿磨擦。

(2)進一步改革我國的貿易管理體制,積極向國際標準靠攏。改善進口管理體制,增強貿易政策的透明度,促進貿易自由化是國際貿易發展的大勢所趨。當前,我們應該加強對國際經貿管理和規則的學習,認真地分析和研究我國現行的貿易制度和貿易管理模式,對于那些已經過時的和不符合我國經濟發展的要求的做法要下決心進行改革和創新,對于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可以做到的我們應該有計劃、有步驟的逐步實現,然而,對于危害我國基本經濟利益和屬于原則性和立場性的要求和做法我們要堅決頂住壓力,維護我國基本的經濟利益。

篇2

（二）中美貿易持續增長，依賴加深中國在過去35年能實現令世界矚目的迅猛增長,很大程度上應該歸功于美國大量進口中國產品。中美兩國互為主要貿易伙伴，1981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僅為50億美元。2013年，中美雙邊貿易額5590億美元。在21世紀以來的13年中，中美貿易年均增長17.6%。即使在中美貿易摩擦持續加劇的情況下，中美貿易也不減反增，中國已經連續10余年是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在全球經濟持續低迷，國際貿易增長乏力的情況下，美國對華出口仍增長迅速，這為其創造出許多就業崗位，對降低失業率和經濟復蘇有著重要意義。

二、中美貿易摩擦成常態，合作互利是主旋律

（一）中國與美國差距依然巨大，美國在世界的優勢地位將繼續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最新的研究報告中預測，根據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2014年的GDP將達17.6萬億美元，超過美國的17.4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到2019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20%。但是，按人均計算，中美差距仍很大。按IMF數據，假設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人均GDP（購買力平價法）年均增長速度是6%，美國是3%，中國要趕上美國還需52年。美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主導地位已經持續了一百三十多年，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的產值占世界的份額一直在1/4左右。雖然受經濟危機沖擊，美國經濟增長乏力，但仍居世界強勢地位，遙遙領先于其他國家，其強大的經濟實力、軟實力、世界一流的科研創新能力，無以倫比。

（二）中美貿易摩擦將長期存在，呈常態化隨著中國在世界經濟和貿易上地位的不斷強大，以及中美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美國從維持自身全球霸主地位和全球戰略考慮，都將在各個領域打壓中國，阻礙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的增長，從這個意義上說，中美間的貿易摩擦將只會增而不會減，而且必將長期存在。縱觀歷史發展，經貿關系密切的國家產生摩擦是一種正常的經濟現象。美歐之間、美日之間等都曾有過貿易摩擦的經歷。

（三）與中國合作是解決美國經濟脆弱問題的出路歐盟具有雄厚的經濟實力，是世界經濟最重要的力量之一，與美國一直有良好的經濟關系。但是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使歐盟經歷了宏觀經濟的嚴冬，失業率一直高企，正處于6年來第三次衰退的邊緣，走向停滯和通縮。奧巴馬政府為復蘇美國經濟，提出大力振興國內制造業，推動出口大幅度增長的再工業化戰略，美國產品的出口只能倚重中國正在迅速擴大的市場和強大的購買力。據美國經濟分析局統計，2013年美國對華出口比2012年增長10.15%，美國對歐盟出口比2012年減少1.22%。“中國需求”能為美國經濟和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能實現經濟繁榮，創造眾多就業崗位，增加收入。中國正在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需要美國大量的服務產品、高技術、人才和經驗，是美國的重要機遇。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據美國商務部統計，2013年美國對中國出口1220.2億美元，增長10.4%，占美國出口總額的7.7%，提升0.6個百分點；美國自中國進口4404.3億美元，增長3.5%，占美國進口總額的19.4%，提升0.7個百分點。從投資領域看，截至2013年底，中美雙向投資累計已經超過1000億美元。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依賴程度達到10年來的最高水平，英特爾、百勝餐飲集團等37家標準普爾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約18%的營業收入來自中國。中國始終穩居美國最大債權國地位，持有美國國債約1.3萬億美元。中國是支持美國經濟穩定的重要力量。

篇3

2.數據來源說明與處理本文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世界能源統計年鑒2013》、UN-COMTRADE數據庫和世界銀行數據庫等，根據數據的可獲得性以及本文研究的目的，本文的數據年限為1994—2012年。①農產品出口貿易額———EXP。在本文中，農產品出口貿易額包括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額以及中美農產品出口總額，單位為億美元。由于碳排放對初級農產品的影響最大，所以本文研究的農產品主要為HS海關編碼商品分類中的第一類活動物、動物產品和第二類植物產品。②國內生產總值———GDP。由于出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產品潛在的供給能力，進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農產品潛在的需求。本文假定出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越大，供給能力越強，出口值就越大；進口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越大，需求能力越強，進口值就越大。本文采用的是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數據，單位為億美元。③人均收入差值的絕對值———SAG。SAG表示兩國之間人均收入差值的絕對值，反映出兩國要素稟賦之間的差異。SAG值越大，表示兩國間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越大，因此兩國之間更傾向于產業間貿易；SAG值越小，表示兩國間要素稟賦的相對差異越小，因此兩國之間更傾向于產業內貿易。本文SAG的單位用美元表示。④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D。本文假定貿易雙方之間的地理距離越大，貿易成本就越大，貿易量就會越小；反之，地理距離越小，貿易成本就越小，貿易量就越大。本文用中國北京到美國華盛頓的直線距離表示兩國之間的地理距離，單位為公里，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時間序列數據，所以距離D將不出現在模型里面。其中，C表示碳排放量，單位為萬噸；Si表示能源i的消耗量，單位為萬噸標準煤；Fi表示單位能源i的消耗所產生的碳排放量，該數據參考林伯強和劉希穎（2007）對原油、原煤、天然氣每單位消耗量產生的碳排放量的計算，三者的數據分別為0.5854萬噸碳/萬噸標準煤、0.7476萬噸碳/萬噸標準煤和0.4479萬噸碳/萬噸標準煤。

二、實證結果分析

本文構建了三個引力模型分別為影響中國對美國農產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影響美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引力模型和影響中美兩國農產品出口總額的引力模型，采用了1994-2012年的年度數據，進行OLS回歸分析。

篇4

1中美貿易現狀

自上世紀70年代中美建交以來，雙邊經貿合作不斷擴大。據中國官方統計自中美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增長86倍，年均增長17％。至2005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由1978年的10億美元增至2116億美元，中國已成為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場，美國也已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場。2007年兩國貿易額更是突破3020.8億美元。

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加強國內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升級，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我國的出口產品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產品以及以轉口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的高附加值產品，從而導致實際獲利小而兩國順差大的不平衡局面。我國應當優化國內產業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依靠科技創新和應用，以政府政策為依托，大力發展高技術、高附加值、低耗能、低污染企業；加快對相對滯后的醫療、教育、交通、環保、住房和金融服務等行業發展，并且適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健全資本市場和社會保障體制，以擴大內需，促進內向型經濟發展。

3.5完善人民幣匯率體制

在以一籃子貨幣為基礎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基礎上，增加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靈活性進；實施“微幅、雙向、穩中爬升”的調控；適當放大浮動區間；同時配合其他政策。通過市場機制實現匯率水平向均衡水平的調整。這樣不僅淡化給予美方在其國內定價過低的不良印象，也有利于我國對外購買力的提升，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局面。

參考文獻

[1]張燕.中美貿易逆差問題分析及對策[J].北方經貿，2007,(5).

篇5

在全球化的經濟背景下，中美貿易失衡是建立在世界經濟失衡的基礎之上的。在美國經常項目逆差近年來持續增長的同時，不止是中國，整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經常項目都出現大量順差，而且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對美貿易順差。因此從美國方面尋找原因來分析中美貿易失衡的原因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美國國內視角分析，我認為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即過度消費，儲蓄不足和出口設限。其實前兩點也可以合并成一點，因為過度消費必然導致儲蓄不足，這其中涉及到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問題，這里不作分析。

首先考慮的是美國過度消費。二戰后，美國已經從一個大生產的社會進入到主要以消費為核心的社會，并且主要是依靠消費拉動經濟增長的。特別是近年來，政府大規模減稅、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以及個人收入和資產價值的快速增長等都極大地刺激了個人消費增長；同時，公共開支也不斷擴大，聯邦政府財政也在2002財政年度由盈余變成赤字并且持續多年，而且在2004年度創下財政赤字高達4130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

美國過度消費問題的原因，其實除了文化層面的影響外，其完善的消費信貸機制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消費信貸是以刺激消費為目的，以未來收入為依據，以特定商品為對象，由金融機構向消費者提供的消費貸款。美國比較正規的消費信貸已有80多年的歷史，尤其是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一直呈現高速增長。80年代以來，消費信貸作為擴大消費，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一種有效方式，既促進了美國經濟的增長，又得到了美國政府的肯定與支持。

美國的消費信貸制度包括個人征信制度，消費者保護制度，稅收制度和貸款保證制度。正是這種有利的制度環境對消費者信貸的發展起到了保證與推動作用，更為美國的過度消費創造了條件，而儲蓄不足則成為消費的過度膨脹必然導致的一個結果。據美國《新聞周刊》披露，1984年，美國個人儲蓄率為10.08%，此后不斷下降。1995年為4.6%，2004年為1.8%，2005年降到0，到2006年11月份，美國的個人儲蓄率已經是連續第20個月處于負數。

儲蓄率下降說明花的錢越來越多，存的錢越來越少。而當儲蓄率降為負數時，則說明消費者不僅將全部可支配收入用于開支，還動用了儲蓄，或進行貸款消費。根據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2005年公布的統計數據，美國消費者未償還的貸款總數超過2萬億美元。在未償還的消費貸款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汽車，住房，教育及旅游方面的借貸，越來越多的美國人使用信用卡消費后無力償還借款，使大量信用卡透支后形成逾期，其中有許多已經形成呆滯借款。近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即由此而來，而且已經對全球經濟的穩定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其次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設限，即設置出口貿易壁壘。在國際經濟學中我們學過經濟全球化促使生產要素跨國流動，國際分工呈現新格局：勞動密集型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國家，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生產則集中在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各有優勢，互為補充。但美國在大量進口消費品以滿足需求巨大的本國市場的同時，卻對出口設置各種障礙，阻止本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發展中國家。這是導致美國出現巨額商品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而中國就一直是美國出口管制的對象之一。1989年后美國將禁止向中國出口的高科技產品項目由30項增加到43項。1991年6月美國政府宣布對華實施3項措施：暫停向中國出口衛星和衛星部件；限制向中國出口高速計算機；禁止向中國出口與導彈有關的產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措施，允許向中國出售超級電子計算機、光纖傳送技術、電訊設備、商業衛星和通信衛星等，但是這種勢頭后來受到了抑制，原因是美國一些人冷戰思維根深蒂固，以“中國”設置出口壁壘。

經過以上分析，我認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失衡問題，美國應該相應的從三個方面進行改善，即提高國內儲蓄率，降低財政赤字以及消除貿易壁壘。

首先，居民個人過度消費和儲蓄不足的問題是美國經常項目出現巨額逆差的根本原因，這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文化環境的影響，比較難以改善，但是如果能夠加以規劃控制，對改善美國的外貿失衡現狀是極其有利的。

其次，從國民收入恒等式看，國內支出大于國內收入必然會出現貿易逆差。國內需求過剩，表現為國內投資大于儲蓄的內部失衡，結果是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為特征的外部失衡。因此，聯邦政府可以通過減少公共支出以及軍費開支來降低財政赤字，進而控制其國內的有效需求，減少貿易逆差。

最后是消除貿易壁壘，這是美國解決貿易逆差最有效的途徑。近年來美國對中國一直存在巨額的貿易逆差，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無疑加劇了這種逆差。如果美國放松對中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管制，不僅可以增加美國相關企業的出口，還可以促進中國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出口結構，從而使中美貿易更加健康的發展。

當然，中美貿易失衡并不是美國單方面造成的，中國也應該承擔一定的責任。但是由于美國的經濟規模約為中國的6倍，按照博弈論中斯塔克-博格模型的分析,小廠商的均衡路徑是依據大廠商的選擇而給定的,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博弈也正是如此。只有以美國為主進行調整，再加上中國積極的配合，才能從根本上控制貿易失衡加劇的趨勢，使中美貿易朝著更加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邱愛軍:《美國消費信貸制度環境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篇6

引言 1999年中美貨物貿易為610.5億美元，2005年增長到2119.2億美元，美國連續多年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國。2005年中國對美出門貨物價值達1631.8億美元，占當年中國出口總額的27.5%;若按美方統計計算，2005年美國從中國進口貨物高達2598.3億美元，占當年美國總進口的15%。隨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的逐年增加(2005年達1141.97億美元)，導致廠對中國不斷增多的反傾銷訴訟和技術性貿易壁壘，但這不能真正反映中美貿易的本質，即中美貿易的互補性。本文試圖從一個較長的時間序列(1999-2005年)來觀察分析中美兩國間貿易互補性，證明兩國貿易的相互依存。

數據來源及分析方法 為保持數據的-致性，本文所用數據全部來自WTO 2000-2006年度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WTO每年的年度《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中的貿易商品是在SITC分類基礎上重新分為四大類給出統計數據的，并且每一大類項下的部分子類商品也給出了具體的統計數據。因此本文在分析中美兩國間比較優勢-與貿易互補性時也是以這四大類及其子類商品為比較對象進行的。 本文將從貿易結合度、顯示性比較優勢和出口產品相似度等三個方面比較分析中美貿易的相關及互補性。 中美貿易互補性分析 1.中美貿易結合度 貿易結合度指數是一國對某一國的出門占該國出口總額的比重與該國的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之比，其常用來衡量貿易聯系的緊密程度，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CDab表示a國對b國的貿易結合度，Xab表示a國對b國的出口額，Xa表示a國出口總額，Wb表示b國進口總額，Mw表示世界進口總額。如果TCDab數值小于1，表明兩國在貿易方面聯系松散;如果等于1，則為平均水平;如果大于1，則貿易聯系緊密。

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指數很高，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與中國對美國的貿易結合度有著相似的變動趨勢。1999-2001年中國對美國貿易結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同期美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比重下降，1999年為17.56%，2001年降為13.77%，而同期中國對美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維持在40%左右;這期間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占美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上升，由1999年的28.01%上升到2001年的35.96%。2001-2005年中國對美貿易結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占中國總出口額的比重持續下降，2001-2005年分別為38.43%、38.45%、34.77%、33.13%和31.95%;同期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額占美國總出口額的比重增長的速度小于中國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比重增長的速度。數據表明，中美兩國的貿易結合度很大，美國消費市場對中國的商品需求旺盛，而美國對中國的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小，則說明中國對美國的商品需求相對較小，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國限制對中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盡管如此，兩國在貿易方面的聯系還是非常緊密的。

2.中美比較優勢(Reve 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和貿易互補性指數 RCA指數表達了一國總出口中某類商品的出U所占的比例相對于世界貿易總額中該商品貿易所占比例的大小，計算公式為： 其中，RCAxik代表i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優勢，Xik為i國k類商品的出口額，Xi表示所有商品的出口總額，W表示所有商品的世界出門總額。如果RCAxik大于1，表明i國在k類商品的出口上相對集中，由此可推斷該國在這類產品上具有一定的比較優勢;當RCAxik小于1時，表明i國在眾類產品的生產上不具比較優勢。

作者就此在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的基礎上參考了于津平(2003)提出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并進一步測量了中美在不同貿易品上的互補性指數和加權平均后得到中美間貿易互補性指數，以便從實證方面分析中美間貿易的互補性，計算公式有： 式中RCAmik代表j國在k類商品上的顯性比較劣勢，其數值越大，表明劣勢越明顯。Mjk表示j國k類產品的進口額，Mj表示該國所有產品的進口額。Cijk代表i國與j國在k類產品上的貿易互補性指數，Cij代表i國與j國的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它是所有產品的貿易互補性指數的加權平均值，加權系數為世界貿易中各類產品的貿易比重。參考于津平的定義，貿易互補性指數越大，說明i國與j國出口產品與進口產品之間的吻合度越大，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越強。根據作者計算，表2和表3分別給出了中國出口和美國進口以及美國進口和中國出口的四大類共28項分類產品1999-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比較劣勢指數值、貿易互補性指數以及綜合貿易互補指數，其中部分僅給出了2004-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值。

中美貿易顯示出以下特點： (1)中美貿易的比較優勢指數。①從大類上看，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制成品，1999--2005年的RCA均大于1。美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是農產品和制成品，其中制成品BCA數值1999-2005年也均大于1，農產品RCA2000年前小于1，2001-2005年大于1，表明中國“入世”后美國加大對中國農產品出口，2001年后才顯現比較優勢。②從子類產品看，盡管中國的農產品總體上不具比較優勢，但魚類產品卻具有比較優勢，2004和2005年比較優勢數值分別高達1.42和1.34。③1999-2005年中國在化工產品上的BCA均小于1，而同期美國化工產品RCA數值大于1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1.22。屬于化工產品類中的醫藥產品的中國的BCA值更是很低，而美國的醫藥產品RCA遠高于中國，2011年和2005年分別為1.06和0.95。④在其他半制成品類上，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美國不具有比較優勢：⑤在機械運輸設備上中國也只在2002年后才具比較優勢，美國的RCA值一直在1.24左右波動。⑥在辦公和通訊設備上，兩國的RCA均大于1，但在子類商品通訊設備、集成電路和電子元件類產品上，則具有明顯的互補性。⑦在汽車類產品上，盡管兩國的RCA均小于1，但中國的RCA非常小，而美國的RCA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1.06，已表現出比較優勢。⑧在紡織品和成衣類產品上，中國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

在對制成品子類分析的基礎廠，盡 管兩國在制成品上均表現出比較優勢，但具體體現比較優勢的較為明細的分類產品是互補的，因此中美在制成品類上仍具有互補性，我們認為這是中美兩國資源狀況和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美國勞動力價格遠高于中國，因此很多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設廠以降低成本，使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具有很大的競爭優勢，導致了中國出口的大幅增加，因此這些產品用量化的RCA體現的指數值就大于1。

由于企業生產基地向中國轉移，美國國內生產減少，需要進口，因此在這些產品上用量化的RCA體現的指數值就小于1，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大多數中國制成品分類產品RCA大于1，而美國的小于1的原因。但是由于有些制成品的生產本身技術要求很高，對勞動者的素質和技能要求也很高，同時由于美國國內技術管制和貿易的限制，這些產品只能在美國生產，中國對該類產品的需求只能靠進口，因此美國在這些產品上的RCA值大于1B寸，中國在該類產品上的RCA值小于1。 需要說明的是，分析中強調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并不否認中美貿易的競爭性，這在表中制成品部分子類產品上有所體現，如電子數據處理和辦公設備，2004-2005年RCA均大于1，表明在該類產品上中美兩國均具優勢，并且中美貿易互補性大于競爭性。 根據分類產品1999-2005年的比較優勢指數，進一步觀察發現部分分類產品的RCA值處于較為穩定的變動趨勢范圍內，這預示中美兩國在部分分類產品上的比較優勢也在變動中。

中國在RCA上有上升趨勢的有制成品、機械和運輸設備、子類辦公和通訊設備、汽車類、其他類機械和運輸設備、紡織品和其他消費品，中國的汽車類產品RCA盡管很低但在不斷的上升之中;RCA有下降趨勢的有農產品、食物類、礦石和其他礦物質產品、染料、有色金屬、鋼鐵類產品、化工產品、成衣和其他消費品，農產品因不具比較優勢，其RCA一直處于下降中，這表明中國的農產品整體上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且有惡化的趨勢;礦產品的RCA很低且有下降趨勢是與中國實際相符的，中國本身就是能源與礦產需求和進口大國，大量的不斷增加的進口使RCA低且不斷下降。而美國，僅有辦公和通訊設備和成衣的RCA下降，其他類產品無論RCA是否大于1均呈上升趨勢，這表明未來美國不僅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更具優勢，而且越來越多的產品也會表現出比較優勢。

(2)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從中國出口美國進口看，中美貿易商品的綜合互補性指數平均值為2.48，且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高達2.51，高于平均值。從美國出口中國進口看，中美貿易商品的綜合互補性指數平均值高達2.79，也一直呈上升趨勢，2005年最高達3.11。比較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如楊希燕(2005)測算的2003年中國出口俄國進口的中俄綜合貿易互補性指數為1.04，俄國出口中國進口時僅為0.90;于津平(2003)測算的無論是中國出口還是進口，中國與東亞國家的貿易互補性指數很低，其測算的中國出口時中口貿易互補性指數最高值為1985年的1.37，1997年又降到1.08，相對于筆者計算的中美貿易互補性指數都很小。

因此，無論是從中國出口美國進口還是美國出口中國進口分析，1999-2005年中美貿易商品的互補性指數很高，充分說明了中美貿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于津平在構造貿易互補性指數時指出，如果兩國間的貿易以產業間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大;如果以產業內貿易為主，該互補性指數就小。因此我們認為，從總體上看，中美兩國間主要是以產業間貿易為主。

3.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Similitude Index) 為更深入揭示中美貿易的互補性，可使用出口產品相似度(Finger and Kreinin，1979)來衡量中國和美國在世界市場上出口產品的相似性程度，其計算公式為： 式中：SI(ab，n)表示a國和b國出口到n市場(可以是第三國或世界市場)的產品相似度指數，代表a國出口到n市場中第k種商品所占的份額，則代表b國出口到 n市場中的第k種商品所占的份額。

該指數的變動范圍在0-100之間。如果a國和b國出口到第三市場的商品分布完全相同，則該指數為100，即對于每一種商品，都有若完全不相似，則該指數為0，即對于每一種商品k，部滿足：若，則必有或者，則必有。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該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上升，則表明兩國的出口結構趨于收斂，同時也意味著這兩個國家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會更加激烈;相反，如果該指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則意味著兩國在第三市場上的專業分工程度正在上升，兩個國家的貿易關系是互補的。 根據產品相似度指數計算公式，利用2000-2006年WTO的《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數據，計算得出表4中美1999-2005年各類產品相似度指數值。

中美間的出口產品相似度指數值較高，都在60以上，表明中美向世界市場出口的商品分布的確存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筆者認為這并不表明中美在出口產品上就一定存在很強的競爭性。正如前文分析，由于中國廉價勞動力使很多跨國公司將生產基地轉移中國生產，轉移到中國生產的這些產品往往是轉出國國內不生產的，即使生產也是具有異質性的高端產品，因此盡管在國際貿易商品分類上歸于一類，但實際上具有很大的互補性。現在很多產品生產過程中的環節已被標準化和程序化，而在中國的生產只是對零部件的組裝或簡單的加工后又出口，實質上處于一個產業鏈的底端。基于這樣的分析，我們認為，中國與美國出口產品盡管相似度高，但競爭性不強。

中美兩國產品相似度經歷了一個先升后降的過程，對于這個變動的原因，我們認為有兩個解釋：1999-2000年間，由于中國尚未“入世”，較高的關稅抬高了中國出口商品的世界市場價格，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國勞動力的優勢，得益于此，美國不具有勞動力優勢的產品仍能在國內生產并在世界市場上同中國競爭，因此這個時期的中美出口產品相似度會升高。2001年中國“入世”后，關稅的不斷降低和出口管制及配額的取消，中國出口產品的勞動力優勢徹底“顯現”，與此同時，“入世”為眾多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生產提供便利的機會，那些未轉移到中國進行生產的企業實際上生產的不是依靠勞動力優勢為目的的產品，其本身和需要依靠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的產品就具有很高的異質性和滿足不同消費需求的互補性，這自然使得中美兩國出口產品相似度降低。基于這樣的分析，我們預測，未來中美兩國出口產品的相似度仍會走低，而出口產品相似度隨時間的推移降低，本身就意味著兩國在第三市場上的專業分工程度正在上升，兩個國家的貿易關系是互補的。 結論和啟示 基于對中美貿易結合度、貿易產品比較優勢、貿易互補性指數和出口產品相似度的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中美有很強的貿易互補性。通過對各種測度指數時間變動趨勢的進一步觀察，發現中美兩國間的貿易互補性還將加強，表現為：其一，中國對美國貿易結合度穩中有升，盡管由于統計口徑不同會導致美國對中國貿易結合度下降，但其數值仍大于1，且只在一定范圍內浮動但未見下降趨勢;其二，中美具有顯性比較優勢的商品雷同性很小，且具體商品的比較優勢指數或比較劣勢指數在時間變動趨勢上具有異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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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際貿易額增長及貿易手段創新。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貿易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作用在不斷加強，國際貿易增長率大大高于世界經濟增長率。1950年全球總貿易額為1130億美元，1997年已達11萬億美元，增長了97倍，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貿易額已達GDP的35%。另外，國際貿易的手段也在不斷創新，主要表現為:電子化貿易手段。電子數據交換(EDI)已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他如電子商務(EC)。電子資金轉賬(ETF)等也已在許多國家開始應用。

2.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加快發展。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各國為了獲得更多的優惠和更大的發展空間積極地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熏在WTO的144個成員國中，近90%隸屬于不同程度的區域經濟組織。目前，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區域經濟組織主要有:歐盟(EU)。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東盟(ASEAN)。亞太經合組織(APEC)等。

3.跨國公司蓬勃發展。1996年，世界上的跨國公司已達到44508家，在全球的附屬企業已達到276659家。跨國公司的貿易量已經占了全球貿易總額的40%以上，在國際經濟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到2001年，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銷售額已達19萬億美元，總產值占世界GDP的11%，出口額占世界出口額的1/3，雇傭人數達5400萬。

4.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與互動加強。經濟全球化使得各國經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各國經濟相互傳遞的障礙減少互動性加強。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外貿易與投資逐漸變成雙向傳遞渠道，發達國家把經濟發展和衰退通過對外貿易與投資傳遞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波動也影響到發達國家。1997年發生的亞洲金融危機，發達國家未能幸免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5.對國家之間經貿權益的傳統概念和統計方法提出了挑戰。這主要表現在傳統的對外貿易差額概念未能反映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國家之間實際的貨物利益，在產業內貿易和跨國公司內部貿易大量增加的情況下，按總貿易和專門貿易劃分的國家之間的進出口掩蓋了國家之間在產品價值上的實際所得。另外，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際貿易統計滯后于經濟全球化的現實，使統計出現嚴重的誤差。

二、經濟全球化對中美貿易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世界經濟貿易產生了如此重大的影響，中美貿易作為世界貿易中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受到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這主要體現在貿易額的迅速增長和貿易不平衡的進一步擴大。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美貿易也在快速發展。根據中國海關統計，1995—2004年中美貿易年均增長17.2%。其中，2001年中國對美國全年進出口總額為804.8億美元;2002年比上年增長了20.8%，達到971.8億美元;2003年則增長了30個百分點，達到破紀錄的1263.3億美元;2004年又增長了34.3%，全年進出口總額達到1696億美元。這使中國成為繼加拿大。墨西哥之后美國的第三大貿易伙伴，而美國則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對象。2005年中美貿易仍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全年雙邊貿易額達到2116.3億美元，比上年增長24.8%(數據來源:中國海關)。

與此同時，隨著貿易額的大幅增長，中美貿易不平衡也在加劇。2001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為280.8億美元，2002年達到427億美元，2003年增加至586億美元，2004年這一數字為802.7億美元，2005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則為1141.7億美元(見圖)。

另外，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也使得美國的跨國公司大量來華投資。截至1999年7月底，美國公司在華獲得批準的直接投資項目已達27814個，協議金額498億美元，實際投入金額236.7億美元。按投資額排名，在中國投資最多的前20家各國公司中有11家是美國公司，其中包括通用電氣。可口可樂。摩托羅拉等大型跨國公司。

三、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產生的原因

中美貿易不平衡趨勢不斷擴大有其內在的統計誤差。政策限制等原因，但經濟全球化所產生的國際分工。跨國公司。區域經濟集團組織等外在因素則是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加劇的重要原因。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分工

從近年來中美貿易的主要商品結構來看，中國對美出口以紡織品服裝為主的貿易格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計算機通訊類產品的出口份額在上升。但實質上，中國對美國出口仍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而根據美中商務中心的統計，1997—2001年美國對華出口的20種主要產品中，出口額排在前5位的分別是:飛機。通訊設備。顯像管。含油種以及自動數據處理器。可見，美對華產品出口明顯屬于高技術設計與營銷為主的技術密集型產品。

中美兩國貿易產品的各自優勢，充分體現了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產業鏈的內部分工，中美兩國之間并不是在同一個水平上的競爭關系，而是優勢互補的分工合作關系。美國一直對華實行嚴厲的高技術出口管制，抑制了美國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雙方產品的優勢互補也難以體現出來，無法實現優勢互補的國際分工合作，由此導致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二)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

美國跨國公司近年來對中國的投資日益增加也成為加劇中美貿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美國的跨國公司通過在華投資繞開了關稅壁壘以及其他一些關稅措施，獲得了更多利潤。這些跨國公司以高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為他們在華的企業輸送境外關聯企業提供的零部件，再以低于國際市場的平均價格將制成品輸送給其在消費國的批零企業，從中獲取高額利潤，而中國得到的只是少量的加工費。美國跨國公司把原來由本國生產或出口的大量商品及服務轉化為海外子公司的巨額生產與出口，并相應地增加美國公司從其海外子公司對美國的進口，從而擴大了美國的“貿易逆差”。于是，簡單的進出口統計，掩蓋了真實的經濟關系，從而加劇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另外，美國的貿易統計報告沒有計算跨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投資利益，也加大了中美貿易的差額。據中美商會公布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長達4年的調查期內，參加調查的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美國公司中75%的公司實現盈利，10%的公司利潤非常豐厚，還有44%的公司2002年收入大幅增長，但這些美國公司匯回美國國內的利潤并未被統計在內，這就更加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產業轉移

經濟全球化可以使各國的生產跨越國界，這就使各國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契機對本國的產業進行調整。在進行產業調整的過程中，中國由于政局的穩定，利用外資的優惠政策，加上低廉的勞動力等因素，成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和日本。美國。歐洲的跨國公司轉移制造業的對象，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貿易差額的轉移。對中國進行產業轉移，導致中美貿易不平衡加劇的因素主要源自兩個方面:

1.東亞地區對中國實行產業轉移。中國對美國貿易差額的增加，主要是東亞地區相關國家對美貿易順差向中國轉移的結果，即東亞一些國家對中國實行了產業轉移，使原來東亞各國對美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過去一直是美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主要提供者，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經歷了工業化的繁榮發展之后，勞動力成本開始大幅上升，并因此逐漸喪失了生產及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優勢。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和提升產品出口的競爭力，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這些國家和地區不斷把勞動密集型產品轉移到中國內地來生產，再返銷國內和出口到世界市場，中國制造的產品因此繼承了上述國家和地區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份額，也繼承了他們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通過對1989—1995年間美國與中國和亞洲“四小龍”的貿易逆差的分析，可以明顯地看出這一點(見下頁表)。

2.美國本土企業將生產轉移到中國。美國一些企業原來在國內生產。國內消費，現在則將生產轉移到了中國，生產出的產品再對母國“返銷”出口。有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一半以上是由美國在中國的獨資和合資企業生產的。以紡織品貿易為例，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紡織品最具價值的外包基地，中國出口到美國市場的紡織品中，很大一部分是美國服裝采購商的訂貨或美國本地服裝企業在中國生產的返銷產品，中方除了賺取小部分加工費用外，大部分利潤都流入了美國。與此同時，也通過產業轉移加大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

(四)全球化導致的原產地統計誤差

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是在20世紀上半葉為國際社會所確定的。當時，這種以國家境域為統計著眼點所形成的外貿統計，即貨物跨境流動統計是與國家參與對外貿易所獲得的利益是一致的。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各國的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間的貿易關系。

由于原產地規則，使中美兩國在貿易額的統計上產生很大的偏差，也使中美貿易不平衡被進一步夸大。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但美國海關按原產地規則卻將這類商品的全部價值計入進口額，這無疑夸大了中國對美國的實際順差。另外，美國跨國公司在華投資生產的產品，按原產地規則也被計入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之中，這也擴大了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四、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相關建議

(一)利用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努力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

目前，我國對美國的貿易依存度很高，美國是我國的第一大出口對象，這就使我國對外貿易很容易受到美國的影響，且風險也較高。因此，我國應鼓勵企業實現出口市場的多元化，不要只盯住美國市場。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已參與許多區域經濟合作，如:10+1。10+3。東北亞區域經濟合作等，參與這些區域經濟組織可使我國享受關稅優惠等貿易優惠政策，這無疑為我國企業開拓新的出口市場提供了良好的機遇。比如，2005年7月，隨著《中國-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貨物貿易協議》的實施，雙方已就7000多種商品進行關稅削減，而東盟一些國家對中國商品的需求量很高，我國企業正可以抓住這一商機拓展出口市場，而不是只注重向競爭已很激烈的美國市場低價出口，從而也可以起到適當緩解中美貿易不平衡的作用。

(二)樹立全球化發展戰略，推動我國企業跨國經營

我國政府應加大力度扶持企業尤其是工業生產性企業對美國的直接投資，同時為企業做好咨詢與信息提供的宏觀指導工作。這樣不僅可以避開貿易壁壘，緩解貿易不平衡，而且還可以通過投資設廠更有效地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我國企業的綜合國際競爭力。另外，在政府引導和扶持下組建的大型跨國公司通過其國外直接投資行為，可以分享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分工專業化。精細化所帶來的更高效率。

(三)逐步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加入WTO也要求服務業逐步開放，因此中國可以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借機彌補中美貿易的不平衡，但前提必須是美方對服務貿易進行充分的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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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隨著雙邊貿易規模的不斷擴大，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也日漸凸顯。近年來，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為逆差。此后美國對華貿易開始呈現逆差，并持續增長。據中國海關統計，1993年中方順差為63億美元，2000年中方順差297.4億美元，2001年則為281億美元，2004年為873億美元。2005年為1141.75億美元，2006年和2007年分別達到1442.6億美元和1633.2億美元。而據美方統計，1979年至1982年美國為順差，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1993年美方逆差為3億美元，2000年為838億美元，2001年美方有831億美元的逆差，2004年美中貿易逆差高達1620億美元。2005年則突破2000億美元，2006年達到2325億美元。2007年1至11月，對華貿易逆差也已達2375億美元

隨著中美貿易順差的不斷拉大，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問題也日趨增多。自1980年美國對中國的薄荷醇進行首次反傾銷調查開始，迄今美國已對中國產品實施了100多項反傾銷措施，其涉及的中國產品范圍非常廣泛，包括紡織品、自行車等多種產品。并且中美貿易摩擦正從初級產品向工業制成品、高技術產品轉移，從商品貿易向服務貿易轉移。貿易摩擦的對象由原來的初級產品轉向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帽等又轉向資本密集型產品，如化工、輕工、鋼鐵、汽車等，更進一步向高技術產品轉移。美國已成為世界上對我國產品提起反傾銷訴訟最多、力度最大的國家。

2中美貿易失衡主要成因

2.1雙方統計方法和口徑不同導致雙方統計數據差異

(1)統計方法不同。中美雙方統計采用不同的貿易統計標準進行衡量。美方采用總貿易制，以國境作為統計界限，對進入美國境內存入自由貿易區和保稅倉庫的貨物均列入統計；而中方采取專門貿易制，以關境作為統計界限，存入保稅倉庫的貨物不作為統計，因此造成美方統計范圍略大于我方，使美方“逆差”加劇。美方因忽視轉口和轉口增加值而高估了從中國的進口。中美兩國貿易的很大一部分是經我國香港轉口的。據中方統計，中國對美出口的60％以上是經過以香港地區為主的第三方轉口的，而轉口到美國的商品額中的29％是在我國香港增值的。貨物離開中國后在第三方增加的價值，顯然不應計算為中國的出口。而美方的出口統計因忽視轉口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此外，美國還因出口統計不完全而低估了對中國的出口值。

(2)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導致雙方統計上的差異。美國確定貨物原產地所采用的方法是：對一般的進口貨物，通常是根據進口商的申報來判定原產地，被判定原產地為中國的貨物被記錄為來自中國的進口而不考慮是否實際上由中間方出口或者貨物在中間方是否有增加值，因而某些被美國記錄成自中國的進口很有可能是應該記錄為自其他中間方進口的。

2.2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不同

2004年我國GDP普查數據顯示三大產業的GDP比重分別為l3.1％、46.2％、40.7％。顯然我國經濟是以制造業為主的國家。而2005年美國三大產業占GDP的比率分別為2.8％、23.4％和73.8％，到2005年則分別為23％，22％和75.7％。顯然美國經濟結構已經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而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具有本地化生產的特征，內需傾向突出，制成品的進口對本國生產、消費結構形成補充，因而進口需求旺盛，加之美國由于是過度消費國家，儲蓄率極低，從而導致國內投資和產出或者說供給不足，需要大量進口，而中國又因為自己的資源和勞動力成本優勢承接了大量由美國以及其他發達國家地區在產業升級過程中淘汰轉移的制造業，并且質量又明顯優于墨西哥以及南美等國家和地區，因此美國必然大量進口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中國以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家庭最終消費結構難以與之匹配，且居民收入水平較低，導致國內有效需求不足，進口需求也相對不旺盛。所以由此兩方面原因，所導致的兩國對貿易產品需求的不對稱是造成美對華貿易逆差的長期因素。

2.3世界產業結構調整

2.3.1東南亞國家對華的產業轉移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進行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把其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由此形成了中國從這些國家和地區進口原材料及零配件等，在國內進行加工組裝，然后出口到美國和歐洲國家的加工貿易格局。

這些國家在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把他們在美國的一部分市場和對美國的貿易順差轉移到了中國，形成中國與歐美發生貿易順差，而與亞洲周邊國家發生逆差的貿易格局。

2.3.2美國對華直接投資

美國及西歐一些發達國家在其產業結構升級調整過程中也逐漸將國內喪失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中國，其中美國跨國公司在華直接銷售和向母國返銷占據很大份額。有數據顯示，中國大量商品的出口是美國跨國公司向母國進行返銷，中國對美出口70％以上是加工貿易，產品加工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包裝物件基本上是美國或其他國家提供的，加上其他運輸和管理成本，約占到該產品的85％左右，而中國獲得的加工費為數甚微，僅占15％左右。據中國商務部統計，中國出口商品80％以上來自外資企業以及跨國公司。

而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各國經濟國界日漸模糊，尤其是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布局，使得國際貿易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以國界劃分的模式，以往的原產地統計標準已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國家問的貿易關系的背景下，美方仍采用以原產地規則為核心的國家貿易統計制度，中美兩國在雙邊貿易統計數據上的巨大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2.4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造成中美貿易結構扭曲，加劇中美貿易失衡

1949年，出于冷戰的需要，美國制定了“出口管制條例”，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商務部將中國列入全面禁運的國家名單。隨著1979年中美建交，美國雖然逐步放松了對華出口管制，但在政策規定和執行過程中，仍保留有許多歧視性規定。20世紀90年代以后，美國國會在美對華出口管制問題上的壓力加大，2001年布什政府上臺后，進一步惡意地實施對中國的技術出口限制。諸如通過制定相應的出口管制法律法規、頒布出口管制目錄(如商業管制目錄CCL、美國軍用品管制目錄USML和核管理委員會管制目錄NRCC)、執行許可證審議程序、強化執行機制與懲處力度等手段來管理和控制軍民兩用物品和技術的出口.

高技術本是美國最重要的比較優勢之一，但這一優勢并未在中美貿易中體現出來。在高技術領域，美國一直保持生命科學、電子電機、柔性制造以及航空技術貿易上對華貿易順差,且在電子電機和航空技術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順差相對較大。然而在生物技術、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高新材料、武器以及核技術貿易上，美國卻一直存在著對華貿易逆差。特別是在信息與通訊貿易上，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巨大且呈上升趨勢，2005年達了521億美元，這些舉措不僅未消除美中兩國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反而更進一步加劇了中美貿易順差。

3應對策略建議

3.1加快開放我國服務業，擴大美國對華服務貿易

由于美國在服務產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并且對中國的服務業市場一直比較感興趣，而中國服務業根據WTO要求也應逐步開放，因此中國逐步開放服務業，不但可以引入競爭機制和先進的管理經驗促進國內服務業市場的發展，還可以減小中美貿易的不平衡。

3.2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

目前亞洲、北美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主要出口市場，而歐洲，以及拉丁美洲、中東地區、非洲在我國出口地區結構中所占比例甚小，這使得我國外貿與北美、亞洲市場的依賴度過高。尤其是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占出口總額一直保持在21％左右，對美國市場的過分依賴也導致了貿易風險的加大，美國國內經濟狀況直接影響了中國出口貿易的增長。而且由于貿易不平衡和貿易摩擦問題，中國往往處于被動地位。因此，為改變這一局面，政府必須積極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發展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系。

3.3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積極的調整

如上分析，中美貿易不平衡很大部分是由于加工、轉口貿易以及在中國境內的外資公司或跨國公司。外資的進入雖然有利于國內的勞動力和資源優勢的有效利用和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那些集中在附加值低、勞動力密集型行業的重復投資，不僅不利于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還給生態環境帶來了壓力和破壞。對外商投資產業進行及時的引導和調整，不僅有助于緩解中美貿易之間的不平衡局面，也有利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3.4推動經濟結構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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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量選取和數據說明1.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數。由于中國的投入產出表每五年編制一次，逢0、5年編制投入產出延長表，因此本文使用統計年鑒中2007年和2010年中國投入產出表計算直接及完全消耗系數，2007年前的使用2007年投入產出表數據，之后年度使用更新的2010年投入產出表。2.中美貿易數據。來自《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按章分類，共22類、98章的貿易數據。3.能源統計數據。各行業能源消費總量和能源消費結構數據以及各行業的各年度產值數據，均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能源統計年鑒。4.二氧化碳排放系數。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根據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onCli-mateChange﹚提供的方法通過以下公式計算。NCV為《2013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附錄4中提供的一次能源的平均低位發熱量；CEF為IPCC提供的碳排放系數；COF是碳氧化因子﹙此處取缺省值1﹚；44和12分別是二氧化碳和碳的分子量。對于大部分商品來說，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主要來自于各種化石燃料的燃燒，因此本文選取主要的八種能源，得到各種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數，計算結果見表1。表2的結果顯示，自2002年以來中國對美出口商品的隱含碳排放總量逐年遞增，且各個行業的隱含碳排放量也呈增長趨勢，這與商品出口額的增長是密不可分的。2008年及2009年隱含碳排放量有所下降，原因是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使中國出口行業遭受重創，出口額下降，因而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量隨之下降。從結構上看，隱含碳排放量平均值居于前十位的行業依次是：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金屬產品制造業，煉焦燃氣及石油加工業，采礦業，化學工業，運輸倉儲郵政、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非金屬礦物產品制品業，其他制造業，機械設備制造業，紡織、服裝及皮革產品制造業。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根據中國貿易外經統計年鑒整理的98章進出口貿易數據中，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的出口額為零，但是其他行業在生產最終產品時必不可少地需要消耗電力、熱力及水資源，在投入產出表中以完全消耗系數表示了對此直接及間接消耗的要素數量，因此不難理解為何電力熱力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隱含碳排放量一直居高不下。而房地產業、租賃和商務服務業及金融業的隱含碳排放量之所以為零，是因為在能源消費數據中，這兩個行業并不存在對化石燃料的消耗。由于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重點針對高排放工業制成品征收碳關稅﹙欒昊、楊軍，2014﹚［12］，因此本文在行業選擇上排除資源類及服務類相關產品。根據計算結果，隱含碳排放量高的五個工業制成品行業依次是：金屬產品制造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其他制造業及機械設備制造業，后文將據此進行情景模擬。

二、運用GTAP模型對美國征收碳關稅的情景模擬

﹙一﹚數據處理及模擬方案設定GTAP模型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設計的多國多部門應用一般均衡模型，在此模型架構中進行政策情景模擬時，可以同時探討政策調整對各國各部門生產、進出口、GDP、貿易平衡、貿易條件及社會福利水平的變化。因此本文采用最新的GTAPVersion8.1數據庫及RUNGTAP3.62軟件對美國向中國征收碳關稅進行情景模擬。1.區域及行業劃分由于GTAP模型要使用上述隱含碳排放量分析結果，本文首先對GTAPVersion8.1數據庫中包含的134個地區和57個行業部門進行分類匯總。對地區的分類主要依據地緣政治及其與中國貿易關系的密切程度進行劃分，對行業部門的劃分與上述隱含碳計算的行業劃分保持一致。根據模擬需要，運用GTAPAgg8軟件將上述國家和行業部門分別劃分為9個區域、17個行業部門。具體分類情況見表3和表4。2.模擬方案設定雖然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提出將對未達到碳排放標準的外國產品征收懲罰性關稅，但具體的關稅稅率并未明確規定。現有的研究基本假設計稅標準為每噸碳10−70美元之間，因此本文選取三檔征收標準———20、40、60美元/噸，即模擬征收低/中/高額碳關稅的政策影響。關于稅率計算采取目前普遍認同的方法，由于GTAP模型中，關稅的沖擊以百分比來表示，故稅率計算結果也采取百分制形式。

﹙二﹚實證模擬結果及分析利用RUNGTAP3.62軟件分別對上述三個碳關稅征收方案進行情景模擬，并選取Gragg求解方法來提高模擬結果的精確度。在模擬結果的眾多變量中，本文主要關注美國對中國征收碳關稅后，分別對兩國的商品銷售價格、國內產出、GDP、社會福利、貿易平衡、貿易條件的變化，以及中國對美國和其他貿易伙伴出口量的變化，以此得出對各自經濟效應的影響。表6列出了不同碳關稅征收方案下，中美兩國國內商品銷售價格及各行業產出的變化率。與對一般商品課稅效果相同，在美國對中國高碳排放工業制成品征收碳關稅之后，這些部門對美出口會受到限制，導致國內產出量下降，部分產品不得已轉為內銷，直接造成中國國內市場供給增加，均衡價格下降，范圍在0.19%−0.48%之間，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國內市場價格下降幅度更大。與中國情況相反，美國由于碳關稅的征收導致其國內征稅產品均衡價格的上漲，而由于價格上漲帶來的超額利潤使得其國內廠商生產更多產品用于國內銷售。碳關稅作為一種附加的額外成本，直接帶來出口價格的上漲，不可避免地導致中國產品國際競爭力下降，貿易條件惡化，相應地對貿易平衡產生負面的影響，使中國出口企業利潤被美國瓜分。通過征稅，美國貿易條件得到改善，貿易平衡相應增加，通過碳關稅的征收使本國從中獲利。但與其他行業不同的是，即使被征收碳關稅，機械設備制造業的國內產出依舊小幅增長，原因正如前文分析中美貿易現狀時所述，由于該行業占中國對美出口額的46%以上，短期內中國為滿足其進口的強依賴性，國內產出因此并未下降。表8顯示了美國征收碳關稅后對中國GDP及社會福利的影響。顯而易見，碳關稅的征收對兩者均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負面沖擊，國內GDP下降0.30%−0.61%不等，而社會福利也因此減少31.80億−64.73億美元。而美國雖然由于國內生產增加等因素的影響，GDP有所增長，但增長幅度十分有限，最高也只有0.07%。但隨著碳關稅稅率的提高，對其社會福利也會造成不利的影響，高額碳關稅政策也會導致其國內福利惡化。因此，由模擬結果可見，高額碳關稅政策均會造成兩國福利的凈損失。最后，分析在不同碳關稅征收模擬方案下對中國出口量的影響。如表9所示，中國被征收碳關稅的行業，出口變化率普遍為負數，即對美出口量下降，且隨著稅率的提高，出口量下降比例遞增，受影響最大的三個行業是化學工業、非金屬產品制造業以及其他制造業，下降百分比均維持在兩位數。未受明顯沖擊且保持小幅增長的依然是機械設備制造業，原因此處不再贅述。可見，隨著對最大貿易伙伴出口量的下降，中國相關行業無疑會受到極大的沖擊，由此會導致貿易轉移的出現，正如模擬結果所顯示，中國對其他貿易伙伴，如歐盟、東盟、亞洲發達地區的出口量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上漲。

三、結論及政策啟示

綜上所述，本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碳關稅政策將導致中國高碳排放行業產品的國際均衡市場價格上升，對美出口量下降；同時，該類產品國內供給量增加，銷售價格下降。對中國貿易平衡造成顯著的負面沖擊，貿易條件隨之惡化，中國出口商品國際競爭力減弱，GDP減少，社會福利存在凈損失。就美國而言，碳關稅直接造成其國內銷售價格上升，進口量減少，國內生產增加。貿易平衡增加，貿易條件改善但幅度有限，并且隨著碳關稅稅率的逐步提高，也將造成社會福利的凈損失。由此可見，碳關稅作為一種試圖用貿易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的政策，總體來說弊大于利。因此，我們必須未雨綢繆，爭取先動優勢，從以下兩個方面規避被實施碳關稅政策后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

篇10

根據WTO分類，服務貿易包括過境交付、消費者移動、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四種方式，即服務貿易競爭力應指一國服務業出口和對外投資能力。因此，通過運用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計算服務貿易國際市場占有率、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等來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至少忽略占很大比例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因此，較全面評價一國服務貿易競爭力還應考慮服務業對外投資及由此引發的商業存在模式的服務貿易。本文旨在通過比較中美跨境和商業存在模式(某國跨國公司海外子公司對外國公民的服務銷售模式)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以期為中國鼓勵服務業對外投資而提升服務貿易競爭力提出建議。

中美總體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

為全面比較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對兩國跨境模式（BOP模式）和商業存在（附屬機構模式-ForeignAffiliatesTrade）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進行比較（見表1）。

表1顯示，1996年，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1.3倍；2002年，順差額首超BOP模式，2005年是后者的2倍多。中國BOP模式服務貿易總額遠低于美國，且處于逆差地位，即中國跨境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遠弱于美國。

因中國整體對外直接投資嚴重滯后，所以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及FAT模式服務出口也很滯后、競爭力極其薄弱；FAT模式服務進口方面，即在中國境內的非金融類服務業外國附屬機構境內銷售收入，2005年總計739.74億美元，2006總計913.2億美元，遠遠低于美國水平。總體而言，中國在FAT模式服務貿易方面處于明顯競爭劣勢。

中美雙邊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及服務業FDI比較分析

為深入分析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筆者分析中美雙邊服務貿易(見表2)。表2顯示，無論是BOP還是附屬機構模式的雙邊服務貿易，中國競爭力均遠遠落后于美國，特別是附屬機構貿易模式，中國更顯薄弱，2005年逆差額2倍多于BOP模式。

無論是總體還是雙邊服務貿易額，美國兩種模式均處于競爭優勢，且FAT模式強于BOP模式；中國兩者均處于劣勢，且FAT更劣于BOP模式。鑒于FAT模式已成為國際服務貿易的主要形式和趨勢，所以需對FTA模式的來源——服務業FDI進行比較（見表3、4、5）。

表3、4、5顯示，無論是服務業FDI總額，還是雙邊服務業FDI額，美國都遠高于中國，使得美國FAT模式服務貿易發達于中國。美國服務業FDI處于凈流出地位，而中國處于凈流入地位，故美國FAT模式服務業處于競爭優勢，而中國處于競爭劣勢。

美國鼓勵服務業FDI的政策

中美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比較表明，某國服務業FDI對其服務貿易競爭力，特別是對占主導地位的FAT模式的服務貿易競爭力具有顯著正向作用。因此，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薄弱的中國應借鑒美國經驗，通過促進服務業FDI來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一）重視國內服務產業發展，并重點進行產業培育

美國服務貿易和對外投資之所以發展迅速，與其國內發達的服務業分不開。服務業已是美國經濟中最龐大、發展最快的部門。美國支持服務業發展的措施很多，較有特點的是：

主要通過宣傳、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體系和管理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為使國內服務產業發展服從服務貿易全球戰略發展的需要，適度放松反壟斷限制。注重國防工業，特別是軍民共用技術對國內相關服務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保持其競爭優勢。經過二十余年的發展，特別是自實施“國家出口戰略”和“服務先行策略”以來，其服務貿易和投資的產業發展重點愈益清晰，即將促進重點放在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旅游、商務與專業技術服務(包括環保、能源等)、交通運輸、金融保險、教育服務、影視娛樂、電信服務等領域，并由商務部分別與能源部、環境保護署、衛生部、教育部等相關機構及行業協會組成專門小組，采取針對性促進措施。

（二）加大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創造并保持服務業競爭優勢

隨著現代服務業的發展，人力資本/技術密集型已成為服務產業的主要屬性，人力資本/技術對保持服務貿易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

長期高水平的教育投入和人才的引進，為美國帶來豐裕的人力資本，美國已擁有世界上人數最多、最具優勢的科技人才隊伍，促使為美國服務貿易提供競爭優勢的產業基礎持續得到發展，發達的服務業又反過來促進和擴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形成互相促進的良性循環，使得美國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保持優勢地位。

為爭奪國際市場，使美國跨國公司在與國外公司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美國政府充當為其跨國公司在研發方面保駕護航的角色，如制訂出一定的科研計劃，采取各種措施推動跨國公司科研與開發的發展；通過延長跨國公司研究與實驗機構的課稅減免，來鼓勵跨國公司進行科學研究，推動新型科技產品的開發，以便使美國的跨國公司能夠在技術上領先別國，從而為跨國公司提供創造和發揮比較優勢的機會和手段，增強美國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

（三）提供資金扶持與援助，為跨國公司提供“基礎支持”

利用各種渠道和機構對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扶持和援助是美國政府的一貫政策。

金融支持。美國進出口銀行的對外貨款業務中，有兩項貸款是專門支持跨國公司向外直接投資的：開發資源貸款和私人對外直接投資貸款，即對跨國公司給予貸款，幫助擴展業務，提高在國外的競爭力。1971年成立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主要有兩項業務：為海外投資企業提供投資保險和對私人投資者提供融資活動。

因中小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面臨更多風險，所以應更重視對其開展海外投資的鼓勵和保護。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政府就日益重視中小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如建立小企業發展中心，對高科技小企業提供資金援助及實行小企業技術轉讓計劃等。

稅收支持。稅收政策是政府調節經濟的重要杠桿，而提供稅收優惠則成為政府鼓勵私人資本進行跨國投資和經營的重要手段，也是美國政府鼓勵和支持公司向國外擴大投資的重要工具，如除與許多國家在雙邊協議避免雙重征稅外，還通過分類的綜合限額稅收抵免、延遲納稅制度、在稅收協定中不列入稅收饒讓條款、經營性虧損結轉制度、在進口關稅減免制度、國外投資收入優惠稅率等方式鼓勵和促進企業開展海外直接投資。

設立扶持企業海外投資的政府性基金。如“TDA基金”作為政府資助私人海外直接投資的方式之一，其主要職能是通過資助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定向考察、特許培訓、商業研討及其他各種形式的技術輔助等，增強美國公司的對外競爭力，幫助美國公司獲得海外商機。其中，資助項目可行性研究的費用約占美國貿易發展署整個預算的77%。

（四）建立海外投資保障制度，保障跨國公司對外投資

美國于1948年首創官方海外投資保證制度；1969年，美國再次修訂《對外援助法》，規定設立直屬國務院的海外私人投資公司（OPIC）。1971年1月，海外私人投資公司正式開業，從此確立沿襲至今的由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管理海外投資保證業務的體制，即海外投資保證制度，對美國的私人對外直接投資承擔特別風險和綜合風險保險，如禁兌風險、征用風險、政治暴力風險，大大減少企業海外投資風險，促進跨國投資事業的發展。

（五）為海外投資者提供系統、完善、可靠的信息服務，以降低投資風險

美國政府主要通過國家行政機關或國內特別機關駐外使領館所設的經濟與商業情報中心、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海外私人投資公司等機構形成的信息網絡為企業提供從項目考察設計、論證到組織實施全過程的信息咨詢服務等來實現對投資者的情報服務。

（六）與企業密切合作，注重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

美國商務部等主要貿易促進機構除注重通過立法、設立專門機構等手段，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服務貿易法律法規體系和促進機制，為服務業和服務貿易的健康、迅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外，特別注重與企業間密切合作，更多地應用深受服務出口和投資企業歡迎的務實性、技術性促進措施：如大量通過派出政府與企業聯合商務團組，包括利用類似于召開美中商貿聯委會等雙邊貿易協商方式開展游說與促進工作，以及舉辦各種商務對接、商務會議、展覽等商務促進活動，幫助企業尋找商機；針對服務出口和投資不同于商品的不同特點，舉辦大量技術性、務實性很強的專業培訓活動，幫助分析出口和投資目的地國家的市場和投資做法、消費趨勢及習慣等，以幫助中小服務企業提高服務出口和投資技能等。

（七）改進跨部門合作及與各州的合作，提高促進與服務效率

1994年后，美國貿易促進協調委員會專門組成由各部門專家組成的服務業出口工作小組，主要集中進行跨部門合作與協調：數據采集與分析；共同確定為推動促進工作所必須的各服務行業的專業技術與專家人選；研究建立與民間企業最為有效的聯系與溝通辦法；共同制定在傳統市場和新興市場的出口促進活動計劃與方案。由于服務貿易涉及面很廣，有許多州的法律在服務貿易市場準入等方面的規定與雙邊談判或多邊談判存在矛盾，因此，“國家出口戰略”還要求聯邦政府與各州及地方政府官員建立合作伙伴關系。

結論

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中國無論是在BOP模式還是FAT模式服務貿易上均處于劣勢地位，且后者的劣勢更為明顯；而美國服務業對外投資發達對其服務貿易，特別是FAT模式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優勢具有重要意義。鑒于此，中國應把握服務貿易發展趨勢，特別是服務產業國際轉移和FAT模式服務貿易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通過大力發展國內服務產業、豐裕人力資本和科學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確定重點服務產業并實施戰略性產業政策、建立和完善企業海外投資綜合服務網絡、建構各級政府、行業、企業充分合作、協調互促的服務產業出口和海外投資促進體系等，以推動中國服務產業海外投資，提升服務貿易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郭根龍，服務貿易自由化和競爭力[M].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

2.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6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7

3.中國商務部服貿司.2007年中國服務貿易發展報告[M].中國商務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