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導致金融危機的因素，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隨著經濟的全球化以及我國逐步開放金融業，我國的金融體系越來越成為世界金融體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紀以來頻繁發生的金融危機卻明白無誤地昭示著金融危機的危害性。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大國而言，金融危機在某種意義上可能就是一個災難性的結果。雖然我國迄今還未曾在發生金融危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國的經濟結構和金融體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歸結為我國先前所處的封閉狀態。事實上，國外近年來關于中國爆發金融危機的論調幾乎就不曾停止過。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發危機全面爆發的導火索（吳傳俯，2003）。更有《遠東經濟評論》2002年發表文章認為“中國金融系統在走向毀滅”。雖然這些觀點各有其出發點，但是中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金融開放已成為趨勢的當前，從其他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中汲取經驗，防范金融危機并且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就更顯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論綜述

關于金融危機，比較權威的定義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給出的，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其特征是基于預期資產價格下降而大量拋出不動產或長期金融資產，換成貨幣。金融危機可以分為貨幣危機、債務危機、銀行危機等類型。而近年來的金融危機越來越呈現出某種混合形式的危機。

（一）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

馬克思關于金融危機的理論是在批判李嘉圖的“比例”理論、薩伊的“市場均衡法則”的基礎上建立的。馬克思指出，貨幣的出現使商品的買賣在時間上和空間上出現分離的可能性，結果導致貨幣與商品的轉化過程出現不確定性，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職能在客觀上又會產生債務支付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導致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關鍵在于商品和貨幣各自不同的獨立運動價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貨幣存在，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并且會首先表現為金融危機。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而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可見，馬克思是將貨幣金融危機分為兩種類型：伴隨經濟危機發生的貨幣金融危機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伴隨經濟危機的金融危機主要是以市場競爭、資本積累以及信用發展等因素為現實條件，而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則是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同時馬克思特別強調了銀行信用在緩和和加劇金融危機中的作用。

總的來說，馬克思認為金融危機是以生產過剩和金融過剩為條件，表現為企業和銀行的流動性危機、債務支付危機，但是其本質上是貨幣危機。

（二）西方的金融危機理論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Fisher認為，在經濟擴張過程中，投資的增加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來實現。這會引起貨幣增加，從而物價上漲；而物價上漲又有利于債務人，因此信貸會進一步擴大，直到“過度負債”狀態，即流動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的債務，結果引起連鎖的債務－通貨緊縮過程，而這個過程則往往是以廣泛的破產而結束。在Fisher的理論基礎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穩定”理論，Tobin（1980）提出“銀行體系關鍵”理論，Kindleberger（1978）提出“過度交易”理論，M.H.Wolfson（1996）年提出“資產價格下降”理論，各自從不同方面發展了Fisher的債務－通貨緊縮理論。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從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金融危機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第二階段金融危機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強調金融危機由于預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質以及經濟基礎變量對于發生金融危機的重要作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危機理論發展至第三階段。許多學者跳出貨幣政策、匯率體制、財政政策、公共政策等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動性危機模型（J.Sachs，1998），側重于從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穩定性來解釋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孿生危機”(Kaminsky&Reinhart,1998)，從實證方面研究銀行業危機與貨幣危機之間固有的聯系。

二、金融危機的國際經驗與教訓

從歷史上看，早期比較典型的金融危機有荷蘭的“郁金香狂熱”、英格蘭的南海泡沫、法國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國1929年的大蕭條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回顧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發生的重大金融危機，并試圖從中找出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共同因素，以為我國預防金融危機提供借鑒。

（一）90年代一共發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機，根據時間順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歐洲貨幣危機

90年代初，兩德合并。為了發展東部地區經濟，德國于1992年6月16日將其貼現率提高至8.75％。結果馬克匯率開始上升，從而引發歐洲匯率機制長達1年的動蕩。金融風波接連爆發，英鎊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歐洲貨幣危機出現在歐洲經濟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從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國單獨提高貼現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層次原因是歐盟各成員國貨幣政策的不協調，從而從根本上違背了聯合浮動匯率制的要求，而宏觀經濟政策的不協調又與歐盟內部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異緊密相連。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對美元匯率的波動幅度將被擴大到15％，由于經濟中的長期積累矛盾，此舉觸發市場信心危機，結果人們紛紛拋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貶值30％。隨后股市也應聲下跌。比索大幅貶值又引起輸入的通貨膨脹，這樣，為了穩定貨幣，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結果國內需求減少，企業大量倒閉，失業劇增。在國際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機在1995年以后開始緩解。墨西哥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債務規模龐大，結構失調；第二、經常項目持續逆差，結果儲備資產不足，清償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匯率機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

亞洲金融危機是泰國貨幣急劇貶值在亞洲地區形成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次金融危機所波及的范圍之廣、持續時間之長、影響之大都為歷史罕見，不僅造成了東南亞國家的匯市、股市動蕩，大批金融機構倒閉，失業增加，經濟衰退，而且還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區，對全球經濟都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亞洲金融危機涉及到許多不同的國家，各國爆發危機的原因也有所區別。然而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決不是偶然的，不同國家存在著許多共同的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如宏觀經濟失衡，金融體系脆弱，資本市場開放與監控，貨幣可兌換與金融市場發育不協調等問題（李建軍、田光寧，1998）。

4.1998－1999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

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波及，俄羅斯金融市場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到1998年5月，終于爆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大震蕩，股市陷入危機，盧布遭受嚴重的貶值壓力。俄羅斯金融危機是俄羅斯政治、經濟、社會危機的綜合反映,被稱為“俄羅斯綜合癥”。從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世界石油價格下跌導致其國際收支惡化，財政稅收減少。但究其根本，國內政局動蕩，經濟長期不景氣，金融體系不健全，外債結構不合理則是深層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機

1999年1月7日，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宣布該州因財源枯竭，90天內無力償還欠聯邦政府的154億美元的債務。這導致當日巴西股市重挫6%左右，巴西政府債券價格也暴跌44%，雷亞爾持續走弱，央行行長在三周內兩度易人。雷亞爾對美元的匯價接連下挫，股市接連下跌。“桑巴旋風”迅即向亞洲、歐洲及北美吹開，直接沖擊了拉美國家，歐洲、亞洲等國家的資本市場。巴西金融危機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亞洲和俄羅斯金融危機影響導致國際貿易環境惡化，而其內部原因則是公共債務和公共赤字日益擴大，國際貿易長期逆差，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失誤等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

從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金融危機其實就如同達摩克利斯之劍，時時懸在各國頭上，只不過是在不同時候降落在不同國家頭上而已。可以說，在全球范圍內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幾乎年年都有。事實上，2001年再度爆發阿根廷金融危機，由此可見金融危機的頻繁性。

20世紀以來典型的金融危機有以下幾個特點：(1).傳染性；(2).突然性；(3).破壞性；(4).頻繁性。總的來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一個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從發展的趨向來看，金融體系內部越來越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觀經濟結構失調，僵硬的匯率制度，脆弱的金融體系，不合理的外債結構往往成為醞釀金融危機的土壤，也是導致這幾次金融危機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機的經驗與教訓

金融危機爆發頻率的增加為我國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和教訓。大致有以下幾點：

1.實施有彈性的匯率制度。對于一國經濟而言，大致可以選擇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和由央行干預的固定匯率。比較而言，固定匯率在微觀經濟效率方面具有比較優勢，但是央行明確承諾維持匯率穩定的義務卻使得央行必須犧牲貨幣政策的自，而浮動匯率則可使貨幣政策能夠對各種沖擊做出反應，從而引致較優的宏觀經濟績效。然而實施固定匯率制卻并非意味著絕對地固定名義匯率，而應當動態調整以反映經濟發展的趨勢。事實證明，匯率變動的壓力如果不能以主動的方式加以化解，則必然就以危機的方式釋放。以墨西哥與泰國為例，僵硬的匯率制度越來越不能反映真實匯率變動的趨勢，從而固定匯率的壓力越來越大，結果在投機者的沖擊下，外匯儲備就會下降并引發市場信心危機。

2.對于國際救援寧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貸款援助往往被認為是最有效的反危機措施之一。來自IMF等外部貸款救援有利于穩定幣值，恢復危機發生國的經濟增長，但是其組織結構決定了其職能的發揮需要以極少數國家的利益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機與亞洲金融危機中表現的差異就說明了這一點，而這其實又是兩次危機緩解時間巨大差異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貸款條件往往比較苛刻，甚至會以犧牲部分國家利益為代價，并且附帶著漫長的討價還價時間，這對處于危機中的國家是極為不利的。而這其實也就是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寧愿過貧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對于在金融危機以后的國際救援不應給予太多指望。

3.適當的外債規模和結構

雙缺口模型證明了發展中國家即使在較高儲蓄率時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資和外債。事實上，外資流入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債的規模與結構應當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尤其是對于巨額短期資金進出應當適度從嚴，以減少金融市場的動蕩。在上述的幾次金融危機中，短期資金幾乎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債應用于投資用途，而不應用于償還舊債，更不應當為特權階層所揮霍。

4.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

總結這幾次金融危機，可以看出宏觀經濟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機爆發的前提條件。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在“東亞奇跡”正為世人所矚目之際，因此，其中緣由更值得沉思。事實上，在高增長光環的掩蓋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帶動的亞洲經濟中早已出現了嚴重的結構問題。經濟結構沒有及時調整加劇了經濟失衡，成為金融危機爆發的基本條件。

三、中國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中國迄今為止沒有爆發過金融危機，主要可歸功于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良好的國際收支狀況、謹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資本帳戶下的不可自由兌換。然而，雖然沒有遭受到金融危機的直接沖擊，卻并不意味著我國目前的金融系統有多么安全。事實上，我國在漸進改革中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已經成為誘發金融危機的潛在因素。這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2．證券市場違規操作，過度投機現象；3．國有商業銀行改革問題。

在亞洲金融危機以后，IMF曾對金融危機的防范措施作了歸納，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1.鼓勵各國政府實行健康的宏觀經濟政策；2.由國際結算銀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標準，鼓勵新興市場遵守這些標準；3.在IMF建立自動生效的援助機制，當符合標準的國家在遇到金融危機時，自動給予援助；4.IMF積極鼓勵新興市場使用價格手段來限制那些不適當的、過多的短期資本流入；5.注意力從限制短期貸款的發放轉移到確實讓放貸者承擔更大的風險。而對于我們國家而言，除了IMF所歸納的這五點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決我國經濟中誘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并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1.加強審慎的監管體系。審慎監管體系的脆弱性是許多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監管，一國金融體系的運作就會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沒有一個強而有效的審慎監管體系，則由于明確或潛在的存款保險的存在以及不對稱信息的原因，銀行體系里將存在大量的道德風險。這樣，在發生危機時存款保險或政府會提供擔保的預期會誘使金融機構過度承擔風險，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發生的更高概率（LeFort，1989）。根據我國目前實施監管的現狀，應當重點從制度上完善監管體系，杜絕監管的漏洞，促使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分工協作高效運轉；培育金融監管體系運轉的微觀金融基礎；將金融系統內部控制與外部監管有效結合起來；改進和完善監管手段；監管監管者，平衡和制約監管者的權力和義務。

2.完善和穩定金融體系。傳統的經濟理論認為市場導向型的金融系統優于銀行為主導的金融系統，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兩種金融系統各具優勢和劣勢。對一國而言，選擇那一種模式更多地應當從其社會、歷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慮。然而大多數經濟學家達成的共識是一個“好的”金融系統應當具備有效的法律體系，良好的會計標準，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資本市場和規范的公司治理。實踐證明，健全的金融體系將對抵御金融危機起著極其關鍵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國有銀行體系。目前，國有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歷史壞帳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我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報告中指出，中國的銀行體系最值得擔心的倒不是類似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東南亞國家的銀行業所出現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閉風潮，最應當擔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體系一樣，因為遲遲不推出徹底的金融改革，不僅使得銀行體系一蹶不振，而且還嚴重制約了日本經濟的復蘇和增長潛力的發揮。此外，我國應當引入民營銀行，形成適度競爭的銀行體系。各國的實踐證明，市場化才是提高銀行體系運作效率的根本途徑。

4.謹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許多國家在麥金農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論指導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國家金融自由化的績效卻相差甚遠。許多國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當導致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對于我國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為現實的選擇，重要的是要為金融自由化創造有利的初始條件，謹慎地推進金融自由化進程。

5．建立金融危機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控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參考文獻：

[1]Demirg-Kunt,AsliandDetragiache,Enrica.“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Fragility”,1998.

[2]貝內特?T?麥克勒姆，國際貨幣經濟學[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

[3]李建軍、田光寧，九十年代三大國際金融危機比較研究[M]，中國經濟出版社，1998年

篇2

0 引言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

1 金融體系失衡

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2 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 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3 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 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 。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 FDI) 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篇3

一、引言

企業的資金主要通過兩個渠道獲得，一個是內部融資，也就是企業的自有資金；另一種就是外部融資，一般是通過證券市場或者金融中介，比如銀行貸款等方式進行融資。在一個經濟體系中，不同的融資方式會形成不同的融資結構，這個融資結構實際上就是金融體系結構。目前金融體系結構又可以分為以金融中介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結構，另一種就是以證券市場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結構。這兩種結構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會產生一些明顯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來源往往基于金融體系監管制度因素，導致金融體系結構的變化。本文主要通過分析金融危機前后金融體系結構產生的變化以及制度上的因素，進而為金融體系改革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二、金融危機前后的金融體系結構變化分析

（一）金融體系結構的短期逆轉

在金融危機爆發時，反應在股票市場會產生負向的影響，只是這種影響不會持續太長時間，所以這種影響又稱為短期逆轉。一般而言金融危機在爆發之后的兩年到三年之間，這一短期逆轉的趨勢就會減弱，逐步會回歸到金融危機發生前的狀態，在金融危機發生的五年左右的時間，股票市場的影響將會顯著提升，而影響程度也會比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影響程度還會更深。這表明了金融危機在爆發后的三到五年的時間里，股票市場和金融部門之間的關系開始呈現正向相關性兼容，并在五年左右時間恢復到危機前的狀態。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一般工業結構已經相對集中，上市公司的規模更大，數量較少，在這個背景下，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實體經濟損失所造成的影響，對銀行部門會產生更長遠的影響，所以導致了在五年左右時間才能夠逐步恢復到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

（二）股票市場變化和銀行部門之間的互動更為顯著

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結構在金融危機爆發期間會發生顯著的變化，特別是以金融市場為基礎的國家，股票市場的變化和銀行部門之間的互動會變得更加顯著。金融危機爆發前，反應股票市場的相關指標系數都為正數，而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這個指標就轉變成了負向指標，也就是說不夠顯著。但是在金融危機的第四年之后，這個指標又會漸漸轉向正向指標，且具有明顯的統計顯著性。如果是以銀行為基礎的金融體系結構國家，這個短期逆轉的時間會更長，一般要在第五年之后，才會逐漸轉變成正向影響。一般而言大部分新興的經濟體國家，股票市場的發展并不是很發達，而以金融市場為基礎的國家一般則擁有更好的金融部門，所以說，當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那些金融體系發展相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可以將融資在銀行和金融市場進行轉換，因此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因此金融體系結構相對平衡的國家，當金融危機爆發后也更容易迅速恢復。而那些新興的經濟體國家則會因為受到經濟衰退以及金融體系被破壞，而不得不承擔更高的成本，經濟恢復也需要更長的時間。

（三）宏觀因素和金融改革對金融體系結構的影響

當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之后，宏觀的經濟環境以及迫切需要的金融改革，也會對金融體系結構產生明顯的影響。比如GDP和CPI等反應國家宏觀經濟環境的指標，在金融危機發生之后，其負面的影響并不顯著。而金融改革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的二年到三年的時間內，對銀行信貸規模產生負向影響，雖然不夠顯著，但是在其他時間卻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這反映了國家在推進金融改革時，會對國家的金融體系的結構變化會產生積極的影響。

另外，當國家開始積極參與治理之后，金融體系結構在金融危機爆發的期間內，所發生的短期逆轉也沒有明顯變化，股票市場在金融危機的不同時間段內具有明顯的統計顯著特征。國家的反腐政策以及積極治理政策，以及加強監管金融制度的建設，對于金融體系結構都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而且影響的程度也更強。這反映了國家監管制度的完善和法治水平的提升，對于國家從金融危機制度中恢復具有非常明顯的作用，既有助于國家抵御金融危機對金融體系結構毀壞性影響，同時有助于恢復金融體系結構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迅速恢復。

三、總結

根據以上因素的綜合分析，當國家發生金融危機之后，新興的經濟體國家會隨著金融危機的爆發，而金融體系結構的破壞程度要比那些發達的國家，并擁有相對完善的金融體系結構的國家要深得多，金融體系恢復起來也要漫長的多，所花費的成本也會高很多。但是如果國家積極完善金融監管制度，加強政府引導和管理，促進金融制度的改革，這對于促進金融危機爆發后的金融體系結構的恢復也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另外，金融危機的發生并不會隨著金融危機的改革和創新而徹底杜絕，這已經成為一種客觀性的問題。所以對于國家而言，注重防范金融危機風險，完善并健全監管制度和金融體系結構極為關鍵，這才是正確的金融改革之道，既能有效防止一切有可能引發金融危機產生的因素，也是使經濟水平得以提高的有效保障。（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

參考文獻

篇4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機不再局限在危機發生國內部,而是對其他國家造成沖擊和影響。那么,金融危機是如何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的呢?筆者將從貿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預期渠道三方面對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進行解釋。

一、貿易渠道的危機傳導機制

貿易渠道的金融危機傳導是指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導致與其存在貿易聯系國家的貿易量(進口量和出口量)發生變化,從而使危機傳導到另一個國家。貿易渠道的危機傳導機制包括收入機制、價格機制、資產負債表效應機制、貿易融資機制和支付方式機制。

(一)收入機制和價格機制

收入機制和價格機制是解釋金融危機國際傳導的傳統機制,收入機制是指一國發生危機導致該國收入下降,進而導致包括進口品在內的需求下降,是封閉經濟條件下需求收入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延伸;價格機制是指一國發生危機導致其匯率發生變化,影響其貿易伙伴國或者貿易競爭國產品相對價格,從而導致危機輸入國貿易量的變動,是封閉經濟條件下需求價格理論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延伸。

(二)資產負債表效應機制

“資產負債表效應”傳導機制是指在微觀主體的資產或者負債存在外幣敞口的條件下,貨幣貶值改變了其資產負債表的情況,影響其融資規模和融資成本,進而影響出口企業的出口量。“資產負債表效應”傳導機制的前提是經濟主體存在沒有套期保值的凈外幣資產或負債敞口,核心是匯率變動導致經濟主體凈值的變動以及融資成本的變動。當一國企業存在凈外幣債務的條件下,本幣貶值導致凈外幣債務的本幣價值增加,企業凈值減少,資產負債表惡化;當存在外源融資約束時,凈值減少導致風險升水以及外源融資成本的上升,外源融資數量的減少,進而導致投資和產出的下降(Gertler,2001)。對于出口企業而言,這會導致出口量的減少以及與其在第三方共同市場上競爭的其他國家出口份額的增加。

(三)貿易融資機制和支付方式機制

貿易融資機制是指金融危機的爆發改變了危機輸入國原有的貿易融資模式,進而影響危機輸入國的出口量。貿易融資包括兩種模式,企業之間的貿易融資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對進出口企業的貿易融資。從企業貿易融資看,危機的爆發通常會減少企業貿易融資的數量,提高企業貿易融資的價格,并且可能會導致依賴這種融資的發展中經濟體陷入運營資本短缺的困境。從銀行貿易融資看,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金融機構失去原有的金融功能,導致包括貿易融資在內的所有資產數量減少。根據IMF統計,2001年金融危機時阿根廷和巴西的銀行貿易融資下降了30%―50%;而且,金融危機時期流動性短缺,包括銀行貿易融資在內的所有貸款利率都將上升,根據ICC報告顯示,21世紀初全球金融危機時期,貿易融資利率和貼水率大幅上升。

此外,金融危機也會導致國際貿易支付方式轉變。在金融危機時期,違約風險大幅上升使賒銷不再是國際貿易之間通常的資金支付方式,貿易企業紛紛選擇以銀行信用為基礎的信用等級更高的支付方式;并且在銀行信用支付方式中,由信用等級較低的支付工具向信用等級較高的支付工具轉變。對以銀行信用為基礎間接支付方式需求的增加和金融危機時期風險增加共同導致了間接支付方式成本的上升。

二、金融渠道的危機傳導機制

在貿易渠道之外,金融渠道的危機傳導也是金融危機國際傳導的重要內容。金融渠道傳導是指存在金融聯系的國家(直接的和間接的)之間一國發生危機導致其他國家國際凈資產或者資本流動的變化,從而使危機傳導到其他國家。

首先,當一國與危機國存在直接的債權債務關系、股權股利關系的情況下,危機的爆發會通過債權和股權價值的減少影響該國的國際金融頭寸,形成金融渠道的直接傳導。

其次,當代經濟金融環境使不同國家的金融機構處于復雜的國際債權債務、股利鏈條中,會通過“多米諾骨牌”效應對鏈條中的處于“高杠桿”經營狀態的經濟主體形成間接沖擊。

再次,在國際金融市場上存在許多共同債權人或者共同投資者,包括國際銀行、對沖基金、機構投資者等等。當危機爆發對共同債權人造成嚴重沖擊時,共同債權人資產配置的變化也會造成危機傳導。以共同銀行債權人為例,在某一商業銀行對多個國家進行貸款的條件下,一個借款國發生金融危機導致該銀行調整貸款組合引起對其他借款國的貸款削減,從而導致金融危機通過銀行――這一共同債權人傳導到其他國家。從債權人的角度看,共同債權人的效應的發揮取決于銀行調整資產組合的必要性、調整資產組合的能力、調整資產組合的方式;從債務人角度看,共同債權人的效應的發揮取決于國際貸款的減少幅度、對國際貸款的依賴性、借款國是否存在其他可替代資金來源等因素。

三、預期渠道的危機傳導機制

當經濟體之間基本上不存在金融聯系時,金融危機發生也會導致國際資本異常流動嗎?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基于市場參與者預期變化的金融危機傳導。

李小牧(2000)認為投資者對其他類似國家心理預期變化和投資者信心危機造成的投資者情緒改變是基于預期渠道危機傳導的主要機制。在這種類型的傳導過程中,“真實信息”和“虛假信息”都發揮重要的作用。

在“真實信息”的條件下,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市場參與者認識到其他國家已經存在的某些問題,重新評估該國資產的風險和收益,從而引起國際資本流動和危機傳導,是實現帕累托改進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參與者發現了其他國家與危機發生國的某些相似性,或者同樣實行了擴張性的經濟政策,或者同樣存在巨額的經常賬戶赤字和財政赤字,或者同樣擁有大量短期外債,或者具有相似的文化氣質等等。這些因素導致市場參與者預期這類國家有可能也會發生危機,所以其最優選擇就是在危機發生之前快速轉移資本,當大量市場參與者的觀點一致時,“自我實現”的危機就形成了。

在信息不完全條件下,市場參與者無法準確地掌握有關信息,或者信息搜集成本高昂使市場參與者沒有完全掌握有關信息,致使其根據“虛假信息”或者“認為正確的信息”形成預期,進行決策,這種調整不是帕累托改進的過程,是信息扭曲的結果,是在信息完全條件下本不會發生的卻在信息不完全條件下發生的危機傳導。它包括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如果市場參與者錯誤地估計了危機國與另一個國家經濟金融相互依賴的程度,或者將危機國發生危機的特定原因錯誤地認為是一些國家容易發生危機的共同原因,那么造成由于無法準確了解危機國與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系而導致市場參與者的負面預期,進而形成預期變化導致的金融危機傳導。

第二,如果其他市場參與者將某個市場參與者由于自身原因(內部政策調整、市場投資變化等等)而導致的資本轉移看成是由于得知某些特定信息而導致的資本轉移,或者市場參與者無法區分其他市場參與者的資本轉移行為是基于“真實信息”的選擇還是基于“虛假信息”的選擇,或者市場參與者無法了解其他市場參與者撤資后的真實結果。那么,強大的從眾心理會導致“羊群效應“的產生,致使大量資本轉移發生,從而導致資本流出國發生危機。

第三,金融危機發生導致市場參與者對一國金融市場(機構)或者國際金融市場(機構)的恐慌,形成精神傳染。受到危機刺激的市場參與者通常表現出一種“動物情緒”(Animal Spirit),在排隊取款和“先到先得”的前提下,“太陽黑子”因素導致市場參與者形成危機預期,從而導致“危機均衡”發生。

值得說明的是,基于“真實信息”的預期和基于“虛假信息”的預期往往會發生轉化。例如,某個實力雄厚的投資者依據“虛假信息”預期另一國的經濟金融情況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其對該國的撤資;這種撤資行為會惡化另一國真實經濟金融情況,導致其他投資者根據經濟金融情況惡化后的“真實信息”作出撤資的決策,引起資本流出另一個國家。

另外,其他因素也會導致市場參與者預期變化進而形成危機傳導。例如,危機發生導致市場參與者修正其信息搜集技術準確性,如果投資者沒有預期到危機的發生,那么他會懷疑其信息搜集技術的準確性并且進行調整,增加在類似情況下危機發生的概率,進而導致危機傳導(Kannan& Köhler-Geib,2009);金融危機的爆發以及蔓延往往會引起市場參與者對政府救助預期的改變,如果投資者發現政府救助的力度小于投資者預期的力度,那么投資者往往會根據新的預期轉移資本,形成資本大量流出等等。

此外,基于預期渠道的危機傳導往往不會單獨發生,而是與基于金融渠道的危機傳導密切聯系,相互作用。一方面,當危機發生國與危機輸入國存在金融聯系的條件下,金融渠道的存在導致危機傳導的發生,而預期渠道的存在往往導致危機傳導的加深;另一方面,當危機發生國與危機輸入國不存在金融聯系的條件下,基于預期渠道的金融危機傳導對危機輸入國產生嚴重沖擊,這又會影響與危機輸入國存在金融聯系的其他國家,形成基于金融渠道的危機傳導。

四、結語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金融危機通過貿易渠道、金融渠道和預期渠道進行傳導。從貿易渠道看,危機通過收入機制、價格機制、資產負債表效應機制、貿易融資機制和支付方式機制進行傳導;從金融渠道看,危機通過直接和間接的國際債權債務聯系、股權股利聯系以及國際共同債權人進行傳導;從預期渠道看,危機通過市場參與者心理預期變化進行傳導。

參考文獻:

[1]Gertler,M.,Gilchrist, S.&Natalucci.F.M.External Constraints on Monetary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EB/OL],2001;02

篇5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篇6

金融危機是由外部因素還是由內部因素造成的,歷來學術界有兩種比較對立的觀點:陰謀論和規律論。陰謀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遭受有預謀和有計劃攻擊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別是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這種觀點較為流行。規律論認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的自身規律,是內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機理論①基本上是承認規律論。隨著金融監管技術提高,一個國家因監管或管制出現問題而導致金融危機的可能性變小;而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現代的金融危機基本上表現為在國際經濟失衡的條件下,國際資本在利益驅動下利用扭曲的國家貨幣體系導致區域性金融危機爆發,因而從本質上說,金融危機的性質和成因都發生了變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從國際經濟的視角具體解析金融危機的形成原因。

一、國際經濟失衡

黃曉龍(2007)[1]認為國際收支失衡導致國際貨幣體系失衡,虛擬經濟導致流動性過剩,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失衡和金融危機。黃曉龍是國內較完備地從外部因素來研究金融危機的,然而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應該是實體經濟的失衡,國際收支失衡只是實體經濟失衡的表象,實體經濟失衡導致貨幣資本的國際流動,國際資本流動導致虛擬經濟膨脹和蕭條,由此形成流動性短缺,最終能夠導致金融危機。因而全球實體經濟的失衡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必要條件,而虛擬經濟導致的流動性短缺是金融危機的充分條件。

縱觀金融危機史,金融危機總是與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發金融危機之前,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漸向美國和歐洲傾斜,特別是美國經濟快速增長呈現出取代英國霸主地位的趨勢,這次國際經濟失衡為此后的金融危機埋下了禍根。20世紀末期,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要快于經濟全球化趨勢,拉美國家與美國之間的經濟關聯度使得拉美國家對美國經濟的“蝴蝶效應”要比其他國家更為強烈。20世紀末的20年里,當拉美地區的經濟結構失衡時,往往以拉美國家的金融危機表現出來。歐、美、日經濟結構失衡同樣是導致歐、美、日等國金融危機爆發的根源。當區域的或全球的穩定經濟結構被打破時,新的經濟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機為推動力。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源于德國統一后德國經濟快速發展,打破了德國與美國以及德國與歐洲其他國家間的經濟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為美日之間的經濟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機的作用下,才實現新的經濟均衡。

區域或全球經濟失衡將導致國際資本在一定范圍內的重新配置。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個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力可能是區域的或全球性的。從短期來看,在某個時點國際經濟是相對平衡的,全球資本總量和需求總量是一定的,而當一國經濟發生變化,會引起國際資本和國際需求在不同國家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是小國經濟,它的影響只是區域性的,如果是大國則它的影響是全球的。當一個大國經濟趨強,則會吸引國際資本向該國流入,產生的結果是另外一些國家的資本流出,當資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時,會發生流動性短缺,金融危機就從可能性向必然性轉變。這種轉變的信號是大國高利率政策,或大國強勢貨幣政策。而對小國經濟而言,經濟趨強后,則會吸引國際資本的流入,當國際資本流入數量較多時,該國的實體經濟吸收國際資本飽和后,國際資本會與該國的虛擬經濟融合,推動經濟的泡沫化,當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時,國際資本很快撤退,導致小國由流動性過剩轉入流動性緊縮,結果導致金融危機爆發。

從國際經濟失衡導致金融危機的形成路徑可以看出,國際經濟失衡通過國際收支表現出來,國際收支失衡的調整又通過國際貨幣體系來進行,如果具備了完善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國際經濟強制性和破壞性調整,也就是說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發生,然而現實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受到大國操縱的,因而國際經濟失衡會被進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國際貨幣體系扭曲

徐明祺是國內學術界較早把發展中國家金融危機的原因歸結為國際貨幣體系內在缺陷的學者。徐明祺(1999)[2]認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維持現狀間徘徊的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是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貿易、投資和債務方面的弱勢地位;處于雙重制約下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機的苦果,因而現存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難逃其咎。也就是說國際貨幣體系在調解國際收支不平衡時遵循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原則和理念,而各國在制定貨幣政策協調國際經濟失衡時卻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紀律性,因而現在的國際經濟的失衡被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放大了,加劇了。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松散的國際貨幣體系,盡管歐元和日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作用逐漸增強,但是,儲備貨幣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決“特里芬難題”,只是將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說儲備貨幣既是國家貨幣也是國際貨幣的身份不變。充當儲備貨幣的國家依據國內宏觀經濟狀況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勢必會與世界經濟或區域經濟要求相矛盾,因而會導致外匯市場不穩定和金融市場的動蕩。實行與某種儲備貨幣掛鉤或盯住某種貨幣的國家,既要受該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多個國家之間貨幣政策交叉的影響。儲備貨幣之間匯率和利率的變動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大為增強,使得外匯市場更加不穩和動蕩,這種影響可以分為區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鑒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國經濟政策變動影響既可能是區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為例,美元的價值調整是通過美元利率的調整實現的。美聯儲在制定美元利率時,不可能顧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為儲備的國家(地區)宏觀經濟狀況,因而當美元利率調整時,往往會對其他經濟體,特別是和美國經濟聯系比較密切或者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和地區造成沖擊[3]。首先,以美元為支柱的不完善國際貨幣體系,不論采取浮動匯率政策還是固定匯率政策,美國的經濟影響著所有與其經濟密切相關的國家及這些國家的貨幣價值變化。如果浮動匯率政策能夠遵守貨幣體系下的貨幣政策制訂的紀律約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場上就不會出現不穩定的投機性攻擊,也不會出現由此造成的貨幣市場動蕩乃至金融危機。由于制定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和經濟全球化相關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貨幣體系不能夠保證美元在浮動匯率的前提下的紀律性,因而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將會導致經濟相關國家的貨幣市場動蕩,在投機資本催化下爆發金融危機。就目前現狀來看,雖然布雷頓森林體系已經崩潰,但是相對于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美元不論是升值還是貶值,依然會造成這些國家經濟的強烈波動。美國經濟繁榮時,美元升值會導致資本的流出;當美國經濟蕭條時,美元貶值會導致這些國家的通貨膨脹。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現在的國際貨幣體系保留了原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理念和原則,但卻失去了原來的秩序和紀律,強勢經濟體可以利用這樣的體系轉嫁金融危機和獲取更多利潤,而不需要承擔過多的責任。

三、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5]。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

根據IMF對國際游資的統計,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際短期資本為3萬億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萬億美元,相當于當年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20%。2006年末,僅全球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總額就達1.43萬億美元,比1996年末增長約6倍。對沖基金的投資策略也不斷豐富,從最初的“賣空+杠桿”策略(市場中性基金),發展成為單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驅動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興市場型、并購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種投資策略。其風險特征也呈現多樣化趨勢,既有高風險、高收益的宏觀對沖基金,也有低風險但收益相對穩定的市場中性基金。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國際資本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國際間的過剩資本流動造成了國家、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巨額的國際貨幣資本必然要在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獵取利潤。

國際游資為什么能夠摧毀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眾所周知,國際游資規模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響和縮短被攻擊國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個國家金融市場由繁榮到蕭條的自然過程。當國際游資進入被攻擊國家,它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利率和匯率變化,從而加快金融市場由理性發展向非理性繁榮轉變[6]。按照金融市場的心理預期自我實現原理分析,當大量國際游資進入一個國家時,即使這個國家經濟發展表現一般,在大量資本進入的情況下,也會帶動金融經濟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在國際金融家掌握話語霸權的情況下,他們通過有意識地夸大被攻擊國家發展中的成績或存在的問題,以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心理預期。從拉美國家和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來看,一般先用“經濟奇跡”、“新的發展模式”來吹捧經濟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續”、“面臨崩潰”來夸大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在整個過程中,國際游資有預謀進入和撤退,就會導致金融市場的崩潰。國際游資嫻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榮時期賺取高額利潤,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機賺取高額利潤或者收購危機國家的優質資本,進而控制被攻擊國家的經濟命脈。這就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后,國際直接投資(FDI)為什么會低價收購危機國的優質資產,形成新的經濟殖民主義的根本原因。

四、中國預防攻擊性金融危機之策

在中國股市由狂飆到暴跌和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火爆到等待觀望以后,中國的經濟是不是進入由繁榮向危機過渡的轉折點?中國會不會爆發金融危機?從經濟表象來看,在我國經濟運行中依然表現為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等等;從經濟本質來看,我國經濟運行中存在著產業結構調整滯后、技術自主創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場不完善等問題。出現這些現象和問題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內部因素的作用。

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特征較為明顯,首先美國經濟進入蕭條時期,次級債危機使得美國經濟雪上加霜,而歐盟、日本、中國和俄羅斯經濟持續增長。其次,美元的發行泛濫導致美元對歐元和人民幣持續貶值,致使其他國家面臨通貨膨脹的壓力。再次,國際游資在世界范圍內流動的規模越來越大。美國為了振興經濟采取降低利息的貨幣政策,美元對其他貨幣也在快速貶值。

中國從2005年開始出現人民幣對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達到3%,境外資本流入后往往會兌換成人民幣再放貸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貸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準貸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幣升值預期是5%的話,那么國際游資的回報就接近13%。如果國際游資不是采取放貸形式,而是直接投資中國房地產或股票,其收益率會更高,2007年投資中國房地產的利潤不低于30%,該年度上證指數上漲了96.7%。

人民幣升值預期和國外游資在中國投資的高額回報吸引了大量外資通過各種渠道進入中國。2007年究竟有多少國際游資進入我國,國內學者有不同的計算。采用簡單的計算,以外匯儲備的增加值減去外貿順差和外國直接投資,2007年通過各種渠道進入我國的國際游資近800億美元。800億美元國際游資流入完全可以解釋流動性過剩、房市與股市的泡沫和我國目前通貨膨脹的壓力等現象。只要人民幣升值預期存在,國際游資就不會抽走。人民幣升值預期還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國實體經濟還在持續增長,表現為我國國際貿易順差還存在,我國非貿易品的價格還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國際游資現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繼續抬高我國的非貿易品價格,并在適當時機抽逃,在羊群效應下引爆中國金融危機,之后國際資本再回來收購中國優質資本。

中國要能夠有效地預防上述攻擊性金融危機,首先必須嚴格控制虛擬經濟的非理性發展,快速壓縮樓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國際游資刺激實體經濟的增長。套住國際游資有兩種思路:一是由國際游資短期內獲得暴利向長期內正常利潤轉變,降低使用外資的成本,讓外資為我國經濟建設服務。二是構建長期的心理預期,使外資留在中國;其中,很重要一點是保持中國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其三是有計劃地減持我國的外匯儲備,特別減少以國債形式存在的外匯儲備,把外匯儲備轉化為有形資產,實現外匯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匯儲備調控國際經濟,使之有利于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后,加強跨境資本的管制,積極干預和監管短期國際游資的流入。

參考文獻:

[1]黃曉龍.全球失衡、流動性過剩與貨幣危機—基于非均衡國際貨幣體系的分析視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國際貨幣體系缺陷與國際金融危機[J].國際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陳道富.國際貨幣體系失衡下的中國匯率政策[J].經濟研究,2006,(2).

篇7

    一、四種基本均衡與四大金融危機

    所謂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種全局體系的風險因素,相對于的是一種局部性風險。系統性金融風險是一種危害性較大的金融風險,其破壞性極強,極易導致金融危機的發生,是一種威脅國家經濟安全的關鍵因素。一般來說,金融體系的穩定是建立在一定均衡的基礎上。這種均衡體現在四個方面:貨幣供求方面的均衡、資金借貸方面的均衡、資本市場方面的均衡和國際收支方面的均衡。其中貨幣供求方面的均衡體現在幣值穩定上;資金借貸方面的均衡體現在信用關系的穩定上;資本市場方面的均衡體現在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上;而國際收支方面的均衡體現在匯價和國際資金流動的穩定上。如果這四種均衡被破壞,就會導致不同規模、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

    金融危機根據其表現形式不同也可以分為四種:貨幣型金融危機、銀行型金融危機、資本市場型金融危機、債務型金融危機。貨幣型金融危機是由貨幣貶值引發的金融危機,由于貨幣的貶值,導致外匯儲備短缺,金融資本向國外轉移,固定匯率體制被破壞,發生通貨膨脹。銀行型金融危機是由銀行業自身出現虧損引發的金融危機,在銀行體系中出現10%以上壞賬,導致部分銀行瀕臨破產開始倒閉,從而影響到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資本市場型金融危機是由于資本市場的崩潰所導致的金融危機,例如股市或樓市出現價格的暴跌。債務型金融危機是由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發的金融危機。

    二、中國金融體系脆弱性主要表現

    筆者上面分析了四類金融危機,那么我國現在的經濟體制下,能否引發金融危機的發生?下面就分析一下我國潛在的金融危機。

    (一)我國潛在貨幣危機

    從我國現今的實際匯率上看,人民幣一直存在一定空間的升值壓力。而且通過與美國的對比,發現我國現今的通貨膨脹率還處于一個較低的水平。從經常賬戶上看,我國一直維持貿易順差,因此經常賬戶保持盈余,說明國家具有一定抵抗風險的能力。從資本和金融賬戶上看,因為從2005年開始我國放緩了對外國投資資金的吸收速度,因此外債資本流入中短期外債比重不斷攀升,所以應該引起對這一方面的高度重視,以防引發短期投機資金帶來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從外匯儲備上看,我國外匯儲備很充裕,是現今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大的國家,這是我國一種金融保險的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不會爆發貨幣危機。

    (二)我國潛在資本市場危機

    在資本市場發生危機的關鍵原因是投資者的投資信心,隨著我國證券市場逐漸的規范化,上市公司的質量也得到了保證,證券市場投資環境不斷完善,投資者的信心在不斷提高。因此,我國證券市場應該在不斷上升中,向“牛市”進發。由此可以看出我國現階段也不會爆發資本市場危機。

    (三)我國潛在債務危機

    我國現在的對外債務一直保持在安全的狀態下,連續7年我國外債負擔率、外債償債率和外債債務率均低于國際警戒線。但近幾年,我國對外債務的結構也在不斷的變化,短期外債比例從2003年開始超出25%的國際警戒線。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要,但我國現今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性也很小。

    (四)我國潛在銀行危機

    我國現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中最不安全的因素在銀行業,是最需要關注和預防的。第一,我國現在銀行體系中的不良資產率仍有可能反彈。雖然政府一直在干預銀行的不良貸款情況,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每年降低不良貸款2-3個百分點,,到2005年不良貸款率降到8.6%。但是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隨著貸款力度的加大,不良貸款也會隨之加大,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宏觀調控下,會出現銀行不良資產的新的高峰。第二,我國銀行業的資本缺口仍舊巨大。雖然銀行業股份制改革解決了一定程度上的資本充足問題,但資本不足一直是我國銀行業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據有關估計,國內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要達標的話需要補充1·7萬億元。第三,我國銀行業整體盈利能力依然偏弱。銀行的盈利主要來源于存貸款利率之間的差額,我國商業銀行的利潤80%以上來源于此,其他收入只占19%左右。而在國外銀行的盈余中其他收入占到35%以上。第四,政府解決銀行危機的成本較高。從近幾年國家解決銀行危機的方式上看,基本上就是國家出資解決問題,政府掏腰包買單,可以輸國家為解決銀行業的金融危機承擔了高額的成本。

    三、我國系統性金融風險全面管理對策

    (一)加強金融監管

    從世界各國發展態勢上看,金融監管正在發生質的變化,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發展,從機構監管向功能監管發展。因此,我國應該設立專門的監管機構進行金融業的全面監管。我國可以考慮參照美國聯邦金融機構檢查委員會模式,成立一個專門的領導機構———國家金融協調發展與風險管理委員會,協調金融行業的風險管理,彌補現有金融監管的不足與缺陷。

    (二)中央銀行的最后貸款人職能

    現在世界各國的普遍做法是把中央銀行作為最后的貸款人來維護金融穩定,我國一般是由中央銀行通過提供再貸款的方式,救助陷入流動性危機的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我國的中央銀行,在救助危機銀行機構時,先后多次履行了最后貸款人職責。

    (三)建立與健全投資者保護制度

    通過國際上先進經驗可以看出,建立一些相關的投資人保護制度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可以起到很好的預防作用。一般來說可以建立存款保險制度、完善證券投資者風險補償制度、建立壽險投保者風險補償制度等等,來有效的預防投資者的投資風險,從而催動投資者的投資信心。

    參考文獻:

    1.蘇銳.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思考[J].現代經濟2008.(8):25-27.

篇8

中圖分類號:F830.9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3544(2009)04-0032-03

一、引言

隨著金融全球化與自由化的不斷發展,金融危機頻頻爆發并表現出極強的國際傳遞性。IMF研究顯示, 僅1975～1997年,53個被研究的國家就經歷了158次貨幣危機和54次銀行業危機 [1] 。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的大背景下,近20年來發生的金融危機都很快從爆發危機的國家和地區蔓延到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表現出極強的國際傳遞性,而且目前金融危機的跨國傳遞性要強于20世紀90年代(Didier,2008)。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1994～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 2007年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這些危機都在區域或全球迅速傳遞,影響到全球金融市場。 金融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聯系更加緊密,同時金融創新和信息技術使金融風險通過杠桿操作放大并迅速波及全球金融市場。

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簡單說就是金融危機在國際間的傳遞和影響,由于經濟全球化導致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金融市場聯系越來越緊密,使得一國發生金融危機會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產生影響, 引起他國和地區金融市場不穩定乃至危機。金融全球化使危機國際傳遞路徑相互交織在一起并且界限越來越模糊,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機制越來越復雜。研究金融危機傳遞路徑有助于危機的防范和治理,對于一國在對外開放中保持金融穩定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基本面決定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基本面決定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是由于實體經濟和金融聯系導致的危機傳遞,強調國家之間的經濟基本面相互依賴,主要包括共同沖擊、貿易聯系和競爭性貶值、金融聯系渠道等。

(一)季風效應――共同沖擊

如果存在同一種外部原因(或許是不知道的原因)沖擊導致幾個國家和地區同時或相繼遭受投機性沖擊壓力,這種由于共同沖擊產生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被稱為“季風效應”(Monsoonal Effects) [2] 。共同沖擊主要是通過引起相關國家資產價格和資本流動的共同協動, 從而使危機傳遞。 如:1992～1993年歐洲貨幣體系危機與德國利率的上升有很大關系;1994～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機時美國利率變動對拉美國家資本流動有很大影響;1995～1996年美元的堅挺(日元對美元的持續貶值) 削弱了東亞國家的出口;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對全球主要金融市場產生了很大影響。

(二)貿易溢出效應和競爭性貶值

貿易溢出效應是指一國發生的金融危機惡化了與其有直接或間接貿易聯系國家的基本面,從而這些國家更易遭受金融沖擊,以致發生金融危機。貿易溢出效應是通過“價格效應”和“收入效應”來實現危機傳遞的。價格效應是指危機發源國的貨幣貶值, 將會提高該國出口商品的價格競爭力,該國在貿易伙伴關系國家的出口量會增加, 進口量會減少,同時會影響在第三國市場的貿易競爭對手的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導致這些國家出口量下降,常引致貨幣貶值,易遭受投機沖擊而發生貨幣危機,也會導致“競爭性貶值”。金融危機被傳遞國家,出于自身經濟利益考慮,做出的政策選擇大多是選擇本幣貶值,緩解危機對本國的直接沖擊,并盡可能地以貶值手段把危機破壞作用轉嫁出去。這種貶值具有內在的自我實現機制,危機導致一國又一國貨幣貶值,并隨之傳遞。收入效應是指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經濟金融市場動蕩,國民收入下降,其進口減少,貿易伙伴國收入也隨之下降,引致該國對危機發源國和其貿易伙伴國的進口減少,通過進口下降傳遞,各國收入下降,再次體現為進口縮減,這樣金融危機就不斷在國際間傳遞和強化。

國際貿易對金融危機傳遞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一國發生危機,其各貿易國采取的理性策略就是相繼實施貨幣貶值,再加上國際投資者對這一貶值趨勢的理性預期而采取投機攻擊, 金融危機就從發源國傳遞到各國。 危機發源國與傳遞國貿易關系越緊密,危機傳遞的可能性越大。

(三)金融關聯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達,全球性資本流動金額已經遠遠超過商品貿易額,使各類金融交易的供求和價格的波動性增強,金融關聯成為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主要渠道。

1.金融溢出效應。金融溢出效應是指一個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造成其市場流動性不足,迫使金融中介清算其在其他國家市場上的金融資產,從而通過直接投資、銀行貸款或資本市場渠道導致與其有密切金融關聯的市場流動性不足。流動性的共同運動最能夠深入反映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3] 。一國發生金融危機,金融溢出效應會使金融機構紛紛出售高風險資產以維持流動性, 一次小的沖擊就可能導致流動性危機(如Sakho,2006[4] ,Allen&Gale,2004[5] ,Diamond&Rajan,2005)。一國出現金融危機時,在此國有投資頭寸的國際投資者通常會根據資產組合理論調整投資組合以降低風險,賣出那些與危機發源國資產有關聯的資產,導致相關國家資本外逃和流動性不足。金融機構出售資產保證流動性,會導致資產價格下降, 這又使金融機構按市價計算的資產價值下降,為了平衡資產負債只能出售更多的資產,這又會帶來進一步的降價和資產賣出,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機構經營全球化背景下,一個國家發生危機,就會因為一次小的流動性沖擊而導致大范圍的流動性危機國際傳遞,從而使金融危機發生國際傳遞。

2.共同貸款者效應。共同貸款者,是指向各國提供資金的同一個資金供給國家或跨國銀行。 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與“共同貸款者”緊密相關(Kaminsky&Reinhart,1998 [6] )。假設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共同貸款者就會通過收縮對其他國家的貸款以降低風險,調整資產組合以達到資本金充足率和保證金要求,如果被收縮貸款國缺乏足夠的國際儲備,則很難應付國際資本大規模外流所造成的沖擊。研究表明,在20世紀90年生的墨西哥危機、亞洲危機和俄羅斯危機中,“共同貸款者效應”是解釋金融危機國際傳遞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Rijckeghem&Weder,1999 [7] )。最近Arvai(2009) [8] 等以“共同貸款者” 理論解釋了次貸危機后危機向新興歐洲國家的傳遞,認為新興歐洲國家對共同貸款者依賴越大,危機就越容易在區域內傳遞。

3. 金融機構關聯。 經濟全球化使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資產和存款,它們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存的關系。經濟運行正常時,金融機構流動性都很充足,危機發生時,一些機構會由于各種原因而面臨流動性不足,如果整個市場的超額流動性供給與超額流動性需求的缺口較大,會通過“溢出效應”引發各個金融機構追求流動性, 導致整個市場的短期流動性不足并加速危機蔓延。金融機構間少量關鍵的關聯會比大量的不重要的關聯更容易產生金融危機國際傳遞,Pritsker(2000) [9] 認為金融危機通過銀行關聯傳遞的程度與不同國家間銀行的連接方式有關。假定國際金融市場上有多個跨國銀行, 分別位于不同的國家, 它們之間有兩種連接方式:一種是每家跨國銀行都只在另一家銀行存款,另一種是在所有其他跨國銀行分散存款,兩種方式中每家銀行的總存款量相同。第一種連接方式與第二種相比,它使得金融體系更脆弱,更易遭受危機國際傳遞,一家銀行的倒閉會引發金融機構間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導致危機的國際傳遞。

三、 非基本面原因導致的危機國際傳遞路徑

非基本面導致的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是指危機傳遞與觀察到的宏觀基本面變化無關,而是因為投資者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行為,主要涵蓋不可用基礎因素變化解釋危機傳遞的其他原因:凈傳染、信息不對稱、投資組合變化等。

(一)凈傳染效應

“凈傳染(pure contagion)”是指一國金融危機造成另一國經濟基礎之外的其他因素如預期和信心等的改變,而導致另一國發生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增加(Masson,1998)。一國金融危機并沒有惡化另一國的經濟基礎,而是危機發生后投資者對其他類似國家的心理預期變化,以及投資者信心及情緒的變化導致危機國際傳遞,誘因是金融恐慌、羊群效應、信心危機等,危機國際傳遞與實體經濟無直接聯系。金融工具的創新和通信技術的發達以及全球化使國際金融市場高度相關,目前金融危機越來越多的是以“凈傳染”形式在國際間傳遞。

1. 相似性導致預期改變。 由于認為一些國家存在宏觀經濟基礎、政治經濟政策和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一國發生危機會導致投資者心理預期和信心改變,導致危機向與其有各種相似性的國家傳遞。 投資者一旦改變對相似國家的預期,會拋出這些國家的貨幣、證券,或者退出這些市場,產生“凈傳染”,導致危機的擴散。正如Kindleberger(1978)所說,“金融市場之間的心理關聯程度要比套利、貨幣沖動和中央銀行之間的合作更強烈”。

2. 羊群效應。金融創新和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資本可以在國際間瞬間轉移。市場一旦出現利空消息,立即就會產生心理恐慌,使得投資者對所有市場重新評估,極易產生“羊群效應”,出現資本盲動。心理預期發生改變時,個體會模仿其他行為主體的行為, 依靠公共信息而放棄個人信息,產生從眾行為的集體無意識。Borensztein&Gelos(2003) [10] 認為,投資者特別是基金經理的聲譽取決于其資產組合與市場資產組合平均回報的相對比較,如果模仿其他投資者,追隨大眾是個體理性的,結果個體理性產生“羊群行為”的集體不理性,導致金融波動和傳遞。

(二)信息不對稱

導致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信息不對稱和不完備(Castiglionesi,2007 [11] ),信息不對稱導致危機的蔓延和羊群效應(Calvo&Mendoza,2000 [12] )。受到信息不對稱及信息加工能力的限制,投資者很難區分有著某些相似性國家的不同。在搜集信息成本較高或缺乏信息的情況下,一個國家遭受沖擊或金融危機,會使投資者對其他相似國家產生相同的預期。對于投資者而言,當他得知某一國家正遭受金融沖擊或危機的時候,會立即抽走他在其他那些有著相同特點的國家的資金。即使某一投資者正確地認識到這兩個國家的不同情況,但在其他投資者都抽走資金時,其理性的做法仍然只能是盡快地抽走自己的資金。這樣信息不對稱可能會造成危機的自我實現。

(三)投資組合變化

投資組合在不同的國家間被分散化和杠桿操作,影響不同市場的資產價格, 通過跨市場再平衡造成波動的傳遞。即使國家之間沒有直接相似的共同宏觀經濟風險,投資者通過調整他們的投資組合均攤宏觀經濟風險,仍會把沖擊從一個市場傳遞到另一個市場。 當一次不利的沖擊其實只影響一種資產時,在資產組合多樣化和杠桿操作條件下,一個投資者最佳的辦法是減少所有的風險資產倉位, 這就會帶來資產價格的普遍下跌。因此,危機時期危機國與被危機傳遞影響國家之間資產價格相關性都明顯提高(Calvo&Reinhart,1996 [13] ;Baig&Goldfajn,1998 [14] )。經驗數據表明,共同基金收益差額更多來自于投資地區差別而非投資證券種類差別。既定收益下減少分散投資風險, 就要降低資產之間的相關度,而投資的區域差別比證券種類差別更能分散風險。以跨地區原則分散投資時, 投資者會把與某個爆發危機國經濟基礎、經濟政策、文明和政治體制等相似的國家歸為一類,形成這些國家也發生金融危機的預期,這樣投資者就會減持這些國家的資產,把資金轉移到母國或其他國家,使原本與危機發生國本無直接經濟聯系、也沒有金融風險的國家,產生動蕩和金融不穩定。一國發生危機,使資產“擇優而棲”逃避風險,促使其他國家金融資產價格的急劇下跌,金融市場趨于崩潰,金融危機相繼爆發(Pericoli&Sbracia,2001 [15] )。

四、結束語

由于金融創新不斷產生新的金融衍生工具,同時世界金融市場聯系愈來愈緊密,幾種金融危機國際傳遞路徑會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發揮作用, 使危機國際傳遞機制越來越復雜,界限越來越模糊,多種路徑都相互影響和促進,而且與基本面無關的原因的重要性不斷提升。總結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路徑變化規律, 一是金融關聯相對于貿易關聯越來越重要,二是非接觸性傳遞特征越來越明顯,金融危機國際傳遞更多是因為非基本面的因素引發的, 比如投資者預期改變、 信息動搖、羊群效應等。在金融危機國際傳遞過程中,一國金融危機傳遞到另一國往往發生在一夜之間,金融危機在國際間傳遞越來越迅速。同時,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國際傳遞影響的范圍也越來越廣泛。

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是一柄雙刃劍,頻繁爆發和快速國際傳遞的金融危機就是其不利影響之一。金融危機國際傳遞問題,不但關乎全球的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更關乎一國的金融安全和金融穩定。因此在金融創新、加快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急需對金融危機國際傳遞的深入研究,以減少其負面影響,維持金融穩定。

參考文獻:

[1]World Economic Outlook. Financial Crises: Causes and Indicators. May 1998,chapter 4,3-4.

[2]Paul Masson. Contagion:Monsoonal Effects,Spillovers,and Jumps Between Multiple Equilibria. IMF Working Paper,1998.

[3]Rudiger Dornbusch, Yung Chul Park,Stijn Claessens. Contagion:How it spreads and How it can be stopped[J]. Forthcoming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May 19,2000.

[4]Sakho,S. Contagion and firms’ internation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World Bank Plo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4076,2006.

[5]Allen,F&Gale,D. Financial fragility,liquidity and asset prices[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2(6),2004.

[6]Kaminsky&Reinhart. On Crisis,Contagion,and Confusion. Paper for conference“Globalization,Capital Market Crsis and Economic Reform”,November 1998.

[7]Caroline Van Rijckeghem&Beatrice Weder. Financial Contagion:Spillovers Through Banking Centers.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1999.

[8]Zsófia Arvai,Karl Driessen,Inci Otker-Robe. Regional Financial Interlinkages and Financial Contagion Within Europe. IMF Working Paper,WP/09/6,2009.

[9]Matt Pritsker. The Channels for Financial Contagion. World Bank working paper,2000,August.

[10]Borensztein,E&R. Gelos. A panic-prone pack?The behavior of emerging market mutual funds. IMF staff papers(2003).

[11]Castiglionesi,F. Financial contagion and the role of the central bank[J]. Journal of Bnaking and Finance,31(1),2007.

[12]Calvo,G&E,Mendoza. Rational contag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ecurities marke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1(1),2000.

篇9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世界金融風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續惡化。金融創新的過度、信用監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風險的蔓延進一步加劇了美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及不穩定性,是導致此次金融危機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論回顧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結構出現非均衡導致風險積聚,金融體系喪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狀態(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論認為金融體系本身是不穩定的,具有內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風險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機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較有影響的金融危機理論有費雪(1933)的債務一通貨緊縮理論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體系不穩定性假說。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與債務的清償緊密相關的,實體經濟部門的過度負債和經濟下滑引起債務的清償。而債務的清償會導致貨幣的收縮和周轉率的下降。這些變化又會引起價格的下降、產出的減少、市場信心的減弱、銀行破產數和失業率的上升。因此,費雪認為金融體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經濟基本因素的惡化。明斯基對于金融體系不穩定性的分析基于資本主義繁榮與蕭條的長波理論基礎之上。他指出,正是經濟的繁榮埋下了金融動蕩的種子。他的基本觀點是,實體經濟中存在著三種籌資,即抵補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人大于償債的現金流出)、投機性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大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和“龐齊”籌資(投資項目收益率小于貸款利率,項目現金流入也小于償債的現金流出)。這三種籌資在經濟周期的不同時期所占比重不同:經濟繁榮時期,后兩種籌資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風險增大。伴隨著借款需求擴大,市場利率上升,企業利潤下降,市場情緒由樂觀向憂慮轉變并進一步向恐慌蔓延,企業倒閉,銀行借款急劇收縮,從而導致資產價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機的爆發。因而金融體系具有內在的不穩定性,經濟發展周期和經濟危機不是由外來沖擊或是失敗性宏觀經濟政策導致的,而是經濟自身發展必經之路。

20世紀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機爆發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常常以獨立于實際經濟危機的形式而產生。在此基礎上,金融危機理論也逐漸趨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較成熟的貨幣危機理論。第一論由保羅·克魯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羅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發展,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和匯率制度之間的不協調以及一國國內信貸的無限制擴張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第二論以茅里斯·奧波斯特菲爾得(M.Obsffeld,1994)為代表,主要引入預期因素,對政府與私人之間進行動態博弈分析,認為政府對于私人部門預期所做出的反應成為危機爆發的關鍵因素。第三論形成于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后。許多學者跳出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范圍,開始從金融中介、不對稱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機。代表性人物是麥金農和克魯格曼等人。其中克魯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風險模型,強調金融中介的道德風險在導致過度風險投資既而形成資產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風險起初導致過度冒險,最后導致金融體系的崩潰。

二、對美國金融危機演變特征與金融體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機理論從不同側面揭示了各類金融危機形成的機理,也為我們認識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論依據。但由于金融危機的復雜性,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也使這次金融危機呈現出新的特點。

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首先由次貸危機引起。次貸危機即指由于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借款人違約增加,進而影響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導致的全球金融市場的動蕩和流動性危機。從產生根源上看,實際上它是由金融系統的內在不穩定性特別是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信用和監管缺失等所導致的一場貨幣危機、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而通過危機的擴散,目前已演變為一場系統性金融危機(即由于金融市場已經不能再有效發揮其功能,因而趨于瓦解并對實體經濟可能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的狀態)和全球金融危機。

(一)次貸危機本質上是信用危機和道德危機

根據上述金融危機理論,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金融結構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統內部紊亂的結果。Minsky(1982)認為,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特征,它與這一制度下資本主義經濟周期有關。由于金融體系的內在不穩定性,從而導致金融危機周而復始地出現。周期性出現的新的獲利機會總會導致人們的樂觀預期,并促使信貸過度擴張。另一方面,由于競爭壓力,為了保住客戶和市場,銀行常常會做出不謹慎的貸款決策。Krugman(1998)認為,由于政府對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隱性擔保以及監管不力,使得銀行和金融機構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問題。根據馬克思的分析,虛擬資本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即金融系統超常發展,就是獨立的貨幣金融危機發生的基礎和條件。上述理論正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最好映照,對本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適用性。

從本質上看,美國次貸危機是投資者擔心資產價格泡沫風險所產生出來的信用危機,它源于次貸風險,并借助金融衍生產品的渠道進行擴散。美國次貸危機正是源于對金融衍生工具的過度使用從而導致房貸市場的過度膨脹和銀行信貸的過度增長而產生。作為主要面向信用記錄欠佳、收人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客戶提供的高風險、高收益的貸款,次貸市場近年來迅速擴張,市場規模在短期內迅速膨脹。但是,隨著美聯儲不斷提高基準利率,房地產價格出現下跌趨向,次級按揭貸款人心理預期與償付能力下降出現大量違約,而其違約風險通過次貸衍生產品迅速放大,動搖了市場信心,銀行紛紛收緊融資條件,借貸機構、基金公司等資金鏈開始斷裂,導致脆弱的金融市場失控,危機最終爆發。

而更讓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場完善、運作規范和信用優良而著稱的美國金融市場,恰恰在監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問題,整個住房市場和房貸市場各個環節充滿了欺詐和貪婪，銀行和金融機構喪失了基本的客觀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比特納，2008)。從貸款經紀商到貸款公司，從投資銀行到信用評級機構，從建筑商到房地產中介偽造簽名、隱瞞信息、操縱和修改貸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評估摻水等無序運作，亂象叢生；降低貸款審批標準、貪婪地運用金融創新能力和過剩的流動性，瘋狂的市場擴張，事后相互推卸責任、轉嫁風險等，這一切更加劇了金融系統內部的紊亂，從而使整個華爾街陷入了一場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機和道德風險之中。

(二)金融危機的傳染具有快速性、整體性和全球性

關于危機中“傳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機理論關注的問題，有人甚至認為，危機就是“傳染”引起的，沒有其他原因盡管這一觀點沒有得到多數學者的認同，但人們對于“傳染”在加劇危機形成中的作用卻大多沒有懷疑。綜合來看危機形成中，“傳染”主要通過以下渠道發揮其作用：貿易渠道、金融聯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應。

以金融聯系渠道為例。由于參與美國房貸市場的機構和投資者為數眾多，結構復雜，利益勾聯，相互銜接，從而形成了一條長長的住房抵押貸款“食物鏈條”和龐大的交易網。在缺乏應有的風險控制的條件下，一旦某個環節出了問題，便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起多米諾骨牌效應。我們看到在這一危機中，高度市場化的金融系統相互銜接形成了一條特殊的風險傳導路徑：即低利率環境下的快速信貸擴張一寬松的住房貸款審批標準一房價下跌、持續加息一出現償付危機；按揭貸款的證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發展，尤其是對沖基金高比例的杠桿效應，加大了與次貸有關的金融資產價格下跌風險的傳染性與沖擊力，放大了次級住房抵押貸款風險。而金融市場國際一體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動蕩從一國向另一國傳遞的速度。這種遠離實體經濟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濫及虛假繁榮，終于導致次貸危機的爆發并最終演變成了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風暴：從次貸領域到優貸領域，從房貸市場到整個金融市場，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美國金融到全球金融等，無一不在經受著這次金融海嘯的洗禮與考驗。而半年來，曾經不可一世的華爾街金融巨頭們一個接著一個倒下，其速度之快，損失之慘，更是令人震驚。

與傳統金融危機不同的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傳染還表現出顯著的“蝴蝶效應”(即地理位置遙遠的國家皆能受到金融動蕩的影響)和“板塊聯動效應”(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問的傳遞)。除了美國、歐洲、日本等，拉美、亞洲等區域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甚至有的國家面臨國家破產的危險。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機的整體性特征越來越顯著，也使這場次貸危機逐漸演變成為一場波及全球的系統性金融危機。

(三)金融危機的處理具有政府主導性和協調一致性

此次危機中，全球范圍內各國強化金融領域的管制和干預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它是抵御自由市場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機具有波及范圍廣、影響程度深、持續時間長等特點，為了維護世界金融市場和全球經濟的穩定，美國政府及世界各國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規模救助計劃和措施：接管“兩房”、向AIG提供巨額貸款、改組投行、回購證券、直接注資、政府擔保、聯合降息、甚至國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樣，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聯手，共同行動，也是史無前例。

全球金融動蕩下各國強化政府干預的情況，充分顯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機中的主導作用和協調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國際金融體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正是這些國家為降低國際金融體系不完善帶來的沖擊所做的必然選擇。

三、穩定我國金融市場體系，防范金融危機的現實思考

無疑，美國這次金融危機帶有向全球轉嫁的性質，給各國經濟帶來巨大沖擊和挑戰。由于我國仍然實行較為嚴格的資本管制，次貸危機通過金融渠道對中國經濟的直接沖擊和短期影響比較有限。但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我國與美國和世界經濟之問的聯系日益密切，因此，從長期來看，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造成的沖擊不可低估，從目前情況看來，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和金融的影響正逐漸顯現。

但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金融危機并不全是壞事，它只是對行將崩潰的金融體系及其債權債務關系進行一次必要的清理，將多余的金融泡沫擠壓掉，并促使宏觀經濟與金融重新走向穩定。這意味著，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種較為激烈的調整方式，它是在所有的政策和體制均難以解決現實問題的情況下，用近乎破壞性的方法對金融體系中不合理現象進行一定程度的糾偏，盡管這種糾偏是被動的。可以說，如果沒有金融危機，現有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缺陷還不至于這樣明顯和充分地暴露出來。

金融危機為我們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是對發展中國家一次生動的金融風險和金融“游戲規則”教育，具有深刻的警示作用。金融危機的爆發讓我們深刻認識到，即使像歐美這樣發達的金融市場，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市場失靈，同樣可能發生嚴重的信用危機、貨幣危機。雖然我國尚未發生金融危機，但是我國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許多誘發金融危機的因素卻是不爭的事實。金融危機，不得不使我們對現有的金融結構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創新、資本市場的發展以及貿易戰略的調整等方面進行認真反思。

馬克思的金融危機理論表明，金融危機雖然直接涉及金融貨幣問題，但并不僅限于此，而是經濟系統內部與外部多方位、深層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防范金融危機需要系統化的措施和政策。這里僅就我國最重要的金融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建設提幾點思考。

(一)加強創新與完善監管相匹配，提高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和抗風險能力

美國次貸危機的發生，一方面是對金融創新工具的濫用，另一方面是風險控制的缺失。雖然金融創新一方面通過廣泛的證券化分散了美國房地產融資市場上的風險，另一方面也加劇了金融風險的傳染性和沖擊力，造成了難以計量的損失。因此，我國在進行金融創新的同時，必須建立和完善對金融創新的監管，使創新和風險控制相匹配。從預防金融危機出發，中國在推行金融改革與創新的進程中必須對風險保持高度警惕，對金融機構乃至整個社會誠信體系的構建予以高度的重視，需要構建健全的金融體系和有效的監管體系，這是增強自身抵御金融危機能力的關鍵。

第一，政府監管部門要搞好相關政策法規的配套，加強對金融創新產品尤其是金融衍生產品的監管，從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制度建設的角度注意控制金融衍生工具的風險，加強并完善對場外交易的監控，強化對金融機構的風險提示，建立完善信息披露機制，減少信息不對稱對借款人權益的損害等，不斷提升監管水平。

第二，作為經營風險的金融機構，永遠要將險控制放在第一位，強化資本充足性管理和風險管理，防止某些金融機構因資本充足率過低，抗風險能力薄弱，在意外事件影響下倒閉破產，沖擊金融體系。

第三，正確認識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發展。盡管相對于美國及全球金融市場而言，次級債規模并不大，但金融衍生品放大了這一風險。因此，對于金融創新，不僅應看到其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還應看到其潛在的風險。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是一把雙刃劍，其產品雖然可以對沖和分散風險，但不能消除風險甚至會加大風險。

第四，建立金融危機監測和預警系統。金融危機往往是金融風險積累的結果，因而事先監測和控制金融風險，將金融危機化解于未然就極為重要。對于金融體系中的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金融危機產生的潛在因素，如通貨膨脹、匯率、外資流動、銀行體系風險、債務風險都應當納入金融危機的預警系統。

第五，加強對資本市場的有效監管。存融危機中，股市的大幅波動甚至崩潰對宏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影響是巨大的。股市風險的影響與表現力往往要比銀行等金融機構的體系性風險更為顯著，這可從本次金融危機中全球股市的連續重挫看出一斑。我國也不例外，政府應高度重視近期我國股市的劇烈波動和持續低迷狀況，通過積極的利率政策、稅收政策和完善的制度建設以及有效的監管等措施，來重振投資者信心，以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長期穩定與健康發展。

(二)嚴格房地產金融市場管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導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除了貪婪逐利的美國金融機構風險管理失控和政府的政策運用不慎之外，還有就是美國的透支消費文化使許多不具償還能力的人加入買房隊伍。而今天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與上述情況有不少相似之處：其一，我國有高達90％的購房者是通過銀行貸款購房的，房地產貸款余額已高達2．25萬億元人民幣(蘇銳，2008)，總額接近美國，而且這些貸款人基本都是中低收人者。其二，金融機構和房地產開發企業同樣逐利貪婪而不惜冒風險。銀行不斷放大房貸在貸款總盤子中的比例，同時又降低放貸門檻。這種行為實際上是將資金風險轉嫁給銀行，也將本不具備買房能力的消費者拉入買房行列，給買家和銀行都帶來風險。為避免危機的出現，必須吸取美國次貸危機的教訓，嚴防同類事件在我國發生。超級秘書網

篇10

一、金融危機涵義

在《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對金融危機的定義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短期利率、資產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它表現為一國貨幣短期內大幅貶值，該國金融市場上價格的猛烈波動，大批的銀行經營困難乃至破產，整個金融體系急劇動蕩。其顯著的特點是整個金融體系急劇變動，具體表現有：一是外匯匯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劇下挫，三是大批銀行經營困難甚至走向破產。金融危機與貨幣危機、經濟危機有密切地關系，既有區別又有聯系。貨幣危機主要是指實行某種形式固定匯率制的國家，在國內外不利因素的影響下，外匯市場參與者對該國維持固定匯率的能力喪失信心，從而進行大規模的本外幣資本置換，導致該國貨幣大幅貶值，固定匯率制崩潰，外匯市場持續動蕩的事件。就經濟危機而言，一個通俗的解釋是生產過剩找不到需求，引發社會經濟大混亂。通過上面的分析不難發現：貨幣危機主要局限于外匯市場，金融危機的范圍擴大到了金融領域，而經濟危機影響范圍更廣，表現為實物經濟的嚴重衰退和國民經濟運行體系的巨大破壞。貨幣危機可能誘發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如果不能及時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因此，我們通常所說的金融危機就成了經濟危機的代名詞。

二、金融危機理論

自從“郁金香泡沫”破滅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逐漸增多，特別是工業革命以來。對此對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經濟理論界重視。比較系統的研究金融危機理論是從20世界70年代末開始的，主要理論有如下幾種：

（1）宏觀經濟基礎理論模型

1979年克魯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機理論模型，該模型認為政府對財政、貨幣政策的過度擴張會導致經濟基礎惡化、引發對固定匯率的投機攻擊并最終導致金融危機。這個理論的產生背景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當時美國發生了二戰后的第五次經濟危機，美國經濟和國際收支進一步惡化，國際金融市場拋售美元的風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停止美元與黃金兌換的掛鉤，因此引發更大規模的拋售美元，西方主要工業國家先后放棄了本國貨幣與美元保持平價的掛鉤，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以固定匯率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動匯率制為主，多種匯率制度并存的國際匯率制度。用克魯格曼的理論來解釋金融危機我們假設一國貨幣需求非常穩定，如果政府在這種情況下實行過度擴張的財政貨幣政策，會導致國內信貸擴張、居民向外國購買商品、勞務、金融資產等來轉移風險，而居民和投資者在這種情況下會選擇持有另一國貨幣即是用本幣購買外幣是符合心理預期的。當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不斷減少，中央銀行就要通過不斷購買外匯來維持平衡，一旦外匯儲備耗盡，固定匯率機制自然崩潰，金融危機發生。用這種理論我們能夠較好的解釋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機，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機。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過于機械，只是一味的擴大貨幣發行，而政府可選擇的政策可以有多種。

（2）預期理論模型

預期理論模型提出一個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認為：投機者對一國的貨幣發起攻擊的原因并不是其經濟基礎的惡化，主要由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所導致的。當投機者對一國的貨幣發起攻擊時，政府為捍衛固定匯率就會提高利率吸引外資儲備來維持匯率穩定，如果提高利率維持匯價的成本大大高于維持匯價所能獲得的好處，政府就會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反之，投機者是否繼續攻擊也要取決于攻擊帶來的成本收益。從歷史統計數據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來克服“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危機的對策，其效果不一定明顯。所以綜合考慮，用調整利率的方法來抵御危機時，一旦投機者能夠成功沖擊貨幣，其獲得的回報會高于成本，僅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機者的攻擊。另外市場參與者在其投資決策時會把預期因素考慮進去，這種因素使政府捍衛固定匯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風險理論

道德風險論認為：當事人（金融機構）的權利和義務不相匹配可能導致他人的資產或權益受到損失。在金融危機中，道德風險表現為政府的某種“隱含擔保”使金融機構進行風險很高的投資行為，造成巨額的呆壞賬，金融機構的支付危機引起公眾的信心危機，最終導致金融危機。因為政府提供的“隱含擔保”缺乏確鑿的法規依據、信息不對稱，這樣使道德風險的危害后果更為嚴重。以東亞金融危機為例，由于東亞國家中存在政府與金融機構之間錯綜復雜的資金、業務和人事關系，另外加上一些傳媒的暗示，使得社會公眾產生這樣一種錯覺：金融機構一旦發生危機，政府一定會加以保護。一般來說，各國政府普遍存在對金融機構尤其是銀行或明或暗的擔保，即便是大銀行出現危機，政府從多方面考慮往往會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閉，這就為銀行提供了“隱含擔保”。其結果是產生兩方面的效應：一方面，由于銀行得到了政府的“隱含擔保”，所以國內外的投資者或債權人會認為貸款給這些銀行是很安全的，即使這些銀行出現一些困難，政府也會出面援助，投資者或債權人便不再對銀行的資信從財務上進行嚴格的審查，使得這些有問題的銀行得以大量融資；另一方面，政府“隱含擔保”，加上存款人與銀行的信息不對稱、監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銀行將大量資金投資或貸放給高風險、高收益項目，這些項目失敗就會使銀行陷入困境。事實上，當金融機構的狀況己經岌岌可危時，人們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沒有出現，破滅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資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場的動蕩，金融機構的償付力等問題也會很快蔓延開來。

（4）金融恐慌理論

“金融恐慌”理論認為：由于某種外在的因素，短期資金的債權人突然大規模的從尚具有償債能力的債務人那里撤回資金，是一種集體行為。發生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夕大多經歷了一個資金迅速流入的過程，但是外資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極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響而發生逆轉，一旦發生大規模逆轉，危機就會發生。以20世紀80年代初大多數東亞國家為例，它們都以高速增長的經濟潛力吸引了大量外資，進入了生產性較強的實物經濟領域，促進了經濟發展，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90年代，東亞金融市場開始成熟，投機需求不斷增加，加上人們對經濟前景充滿了信心，外資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資金投向風險性較強的高利潤行業，而這種資金非常容易發生逆轉。客觀來說，“金融恐慌”是危機心理預期的一個補充。

（5）危機傳染理論

危機傳染論認為一個國家的貨幣金融危機導致另一個國家發生貨幣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它產生于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之后。它強調了金融危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一個國家發生金融危機的原因，就是另一個國家的金融危機。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機的傳染方式主要有三種：（1）溢出效應，即在全球化的推動下各國經濟間形成密切的聯系，一國貨幣危機會傳導到同一經濟區內具有相似經濟結構或經濟問題的另一國。溢出效應按溢出渠道分為貿易溢出效應和金融溢出效應；（2）季風效應，即某一經濟區外部某個國家的貨幣危機對該經濟區內所有國家的經濟與貨幣穩定產生影響，尤其是以發達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3）羊群效應，即一國的貨幣危機通過對投資者心理預期產生作用，誘導公眾對同一經濟區內經濟健全的另一國發動貨幣攻擊。

三、金融危機理論對美國金融危機成因的解釋

美國由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有著復雜的背景，從金融危機理論出發，我認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從宏觀經濟基礎理論看，美國超寬松的經濟刺激環境為危機埋下了隱患。在新經濟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為避免經濟衰退，刺激經濟發展，美國政府采取壓低銀行利率的措施鼓勵投資和消費。利率降到極點，貸款買房無需擔保、無需首付，因此房價一路盤升，房地產市場日益活躍，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時代晚期的經濟繁榮；同時也為房地產泡沫提供了溫床。布什政府為每一個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擴大了沒有購買能力的人買房，因而導致發放次級貸款的金融機構風險加大。

2.從道德風險理論看，房屋貸款金融機構以房產作抵押發放貸款，在經濟景氣時不會受到影響，因為抵押品價格保持增值，但當經濟下滑時，這些沒有購買能力的人不能足額還款的風險加大。而這些房貸機構本身資金實力并不雄厚，為了不斷的利用有限的資金，通過金融創新，把次貸資產打包證券化，從中收取資金又分散了風險。但是，如果其中某一個環節出現差錯，整個鏈條就會斷裂，從而波及所有的人。從2005年到2006年，為防止市場消費過熱，美聯儲先后加息17次，利率從1%提高到5.25%，市場利率進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傳導到市場往往滯后一些，2006年美國次貸仍有上升。但加息效應逐漸顯現，房地產泡沫開始破滅。

3.從危機傳染理論看，美國次貸危機能夠擴張為全球金融危機是因為在全球一體化下，各國貿易依賴程度加深，各國資本市場緊密相連，美國資本市場的波動必然會波及全球資本市場。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