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居民生活滿意度調研，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C8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01

一、調查對象基本情況

調查對象中，男性占82.4%，女性占17.6%；97.8%為已婚居民；年齡以41-50居多，占47.3%，文化程度以高中和初中居多，這兩項占84.6%；家庭年收入1-3萬的超過半數，以務農為主，占61.5%。

二、居民對生活滿意度的總體評價

1.農村居民對國家發展總體狀況、人際關系、農村政策及自身狀況比較滿意

（1）居民對目前國家經濟發展和支農惠農政策比較滿意。農村居民對國家總體發展狀況的打分最高，為4.12分，對國家農村政策、經濟發展狀況和農村改革措施的得分也都超過了3.5分。在問題“生活中的哪些事情讓你感到滿意？”的回答中，有60%的居民回答了國家支農惠農政策，其中包括聯產承包責任制、三農政策、農村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等。說明居民對目前國家經濟發展和支農惠農政策比較滿意。

（2）居民對人際關系的處理感到比較滿意。本問卷中涉及到的人際關系問題中，家庭中的人際關系得分為4.07分，親戚朋友關系4.05分，鄰里間的關系3.88分，無論是居民對家人關系的處理還是鄰里關系的處理都感到比較滿意。

（3）居民對自身當前的心態比較滿意。包括身體和心里狀況以及社會對自己的尊重。這三項的平均得分也都超過了3.5分。

2.居民對生活環境、基礎設施、基層管理等感到一般滿意

（1）居民對生活環境感到一般滿意。居民對目前自己的工作狀況、居住環境、文化生活狀況、工作條件、住房條件等問題的得分都介于3分-3.5分之間，即稍好于比較滿意。

（2）居民對基礎設施建設感到一般滿意。這個基礎設施建設包含醫療衛生狀況、公共設施建設（水、電、路等）、住房條件，得分也是介于3-3.5分之間。在問題“生活中哪些事情讓你感到不滿意？”的回答中，50%左右的居民回答基礎設施，包括交通（20%左右），公共衛生（20%）。

（3）居民對社會公平和當地政府行政管理狀況感到一般滿意。其中社會公平狀況的得分為3.19，當地政府行政管理狀況得分為3.14分。

3.居民對就業、物價、辦學等問題感到不太滿意

居民對就業、物價水平和辦學狀況的評價得分都低于3分，未達到一般滿意的程度。其中對目前社會的就業機會得分為2.98，對當地的物價水平得分為2.99，對當地的辦學狀況得分最低，為2.65。

在問題“生活中哪些事情讓你感到不滿意？”的回答中，有超過半數的居民回答中包含就業、物價和辦學情況。認為物價不穩定、就業難，學校合并后上學比較遠，需要接送，浪費人力物力。

4.居民認為生活滿意與否，身體健康最重要

在問題“您覺得生活滿意與否，什么是最重要的？”回答中，有42.3%的居民回答了身體健康最重要，回答保持良好心態、社會和諧和改善住房條件的分別為13.5%、13.5%和9.6%。

三、農村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分析

根據調查居民的基本情況，對影響安陽鄉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如下：

1.年齡越大，生活滿意程度越高

根據居民年齡進行分組，發現61歲以上居民對目前生活處境的滿意程度最高，平均得分為3.63分，接近于比較滿意。這和當前國家制定的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險政策密切相關。31-40歲居民生活滿意程度最低，平均得分為3.22分，接近于一般滿意，這和處于這一年齡段的居民生活各方面壓力較大有關。41-50歲居民、51-60歲居民得分分別為3.53和3.55分，比較接近。

2.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生活滿意度明顯高于其它文化程度居民

根據居民文化程度分組，發現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居民對目前生活處境的滿意程度最高，平均得分為4.33分，超過比較滿意界限0.33分，明顯高于其他文化程度居民。小學、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居民對目前生活處境的滿意程度的平均得分分別為3.45分、3.47分和3.44分，相差不大。這和目前農村中文化程度高的居民較少，這部分居民所處的地位更高，生活條件更好有關。

3.家庭年收入3-5萬元家庭生活滿意度最高

根據家庭年收入分組，收入范圍在3-5萬元的家庭居民生活滿意程度最高，平均得分為4.13分，超過比較滿意界限0.13分，也明顯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居民。這部分居民家庭年收入在當地處于中上水平，生活條件較好，對目前生活比較滿足。年收入在5萬元以上的家庭平均得分為3.5分，雖然收入最高，但考慮問題可能更多，對自身生活滿意程度并不是最高。年收入1萬元以下和年收入1-3萬元的家庭平均得分分別為3.14分和3.43分，收入較低可能導致各種問題，使得滿意程度不高。

4.村、鄉干部生活滿意度略高

根據居民目前從事的主要工作分組，村干部或鄉干部生活滿意度要略高于其他居民，平均得分為3.59分；務農為主的居民生活滿意度次之，平均得分為3.54分；商人平均得分為3.4分，外出打工者得分最低，為2.75分，對目前生活處境不是很滿意。

四、對策建議

1.強化政府職能，使經濟發展更多惠及民生工程

一是堅持經濟社會協調、可持續發展。使農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方面得到滿足外，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二是加快建立各種類型的服務設施，完善各種服務設施的服務制度，為農村居民生存發展提供各種軟硬件基礎。三是繼續做好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工作。興修水利、完善交通網絡，方便居民出行。四是加強農村環境的整治。加強宣傳，營造干凈、清爽的農村環境，提高居民對環境的認可程度。

2.繼續做好農村合作醫療、養老保險等政策的推廣工作

篇2

關鍵詞： 主觀生活質量；在城農民工；代際差異；生活滿意度

一、引言與文獻回顧

主觀生活質量（Subjective Quality of Life，簡稱SQL）也稱做生活滿意度，是綜合反映人們生活舒適程度、便利程度的主觀感受，是人們對生活環境的滿意度和對生活的全面評價，也是人們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上對自身及其所處的各種環境的感受的評價。隨著國家現代化建設步伐的加快，新型城鎮化的持續推進，更多的農民工將逐步“市民化”，在這個過程中，伴隨著他們在城市的收入、身份、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的提升，他們在城市生活的要求和生活滿意度也將發生變化。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全面了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分析影響其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了解農民工城市生活的心理需求和思想狀態，不僅能夠使農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而且對新型城鎮化建設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新型城鎮化建設是人的“建設”，設法提高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是人“建設”的基礎，也是新型城鎮化建設下一步的目標之一。同時，隨著新生代農民工的涌現，代際視角下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研究極具意義。

國內外學者對居民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已經有了較為完善的理論框架，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研究有著很好的借鑒作用。國外學者W?W?Rostow（1971）較早研究了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認為生活環境的美化、社會教育、衛生保健、交通、生活服務、社會治安等條件的改善能夠有效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之后，Day（1980）認為家庭關系、健康狀況、娛樂休閑、精神狀態、自我評價、社會生活、與工作有關的生活、經濟狀況、政府的政策措施等對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均存在一定影響。Diener（1984）在幸福感研究進展的基礎上，將影響生活質量的因素歸類為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之后漸漸形成生活質量客觀因素和個人人格特質因素兩個方向。如Veenhove（1995）從經濟狀況因素、Cui and Vainant（1996）從生活事件因素等對生活質量客觀因素的研究，Larson（1978）和Bowling（1991）從健康狀況因素、Mastekaasa（1995）和Diener and Suh（1998）等從婚姻狀況因素等個人人格特質因素對生活質量客觀因素的研究。

之后，國內學者也開始從不同角度對居民生活滿意度進行了研究，如曹大宇（2009）通過研究國際上權威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 Survey，簡稱WVS）第四波的調查數據，發現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最低收入人群與最高收人人群的平均生活滿意度相差近50%，在此基礎上，曹大宇（2011）又通過研究居民生活滿意度與空氣環境質量之間的關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但是空氣質量下降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低收入階層居民的影響上，對高收入階層的居民沒有顯著影響。馮云（2011）認為個人生活滿意度與諸多社會心理因素有直接關聯。李想（2009）認為性別的差異、婚姻狀況、教育水平均對生活滿意度造成很大的影響。王培剛（2008）著重從代際視角驗證了健康狀況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影響。

農民工作為我國特有的群體，受到國內學者廣泛的關注，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進入他們的視野，郭乙輝（2008）對進城農民工生活滿意度進行研究，獲得性別與工作狀況對在城農民工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評價均有顯著影響，受教育程度、家庭關系及家庭經濟對農民工的物質生活滿意度有明顯的拉動效果，年齡、婚姻狀況、社會保障及社會環境與農民工的精神生活滿意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響等結論。

回顧近些年文獻發現，國內對居民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數不勝數，不同學者從不同角度進行了研究，然而針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的研究并不多，從代際視角探討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的研究更是寥寥無幾。基于此，本研究在代際視角下，以江西調查樣本為依據，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生活滿意度）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最終能夠有效地發現代際視角下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的差異，為提出有效性、針對性的政策建議提供有效依據。

二、數據來源

本研究采用樣本數據來自江西農業大學和江西統計局在2011年6月到12月開展的“改革開放以來勞務輸出大省農村勞動力流向變動抽樣調查”，本次調查運用隨機抽樣的方法對江西省34縣區102個行政村的農村勞動力進行抽樣調查，調查內容涉及調查對象所在村特征、所在戶特征、個人特征、外出務工基本情況、務工感受及返鄉創業就業等六大方面。直到2011年12月，經過調查員深入農村與農村勞動力面對面的調研訪談，共完成有效問卷1019份，根據本文研究對象要求，剔除農村非外出務工勞動力及未進行城市生活質量調查的問卷97份，最終獲得本研究有效問卷922份。依據研究目的，將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農民工定義為新生代農民工，將1980年前出生的農民工定義為老一代農民工，其中，在本研究922份有效問卷中新生代農民工有效問卷352，老一代農民工有效問卷570。其中，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域分布情況如表1所示。

表1 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域分布情況三、變量選取、定義及描述

（一）被解釋變量

生活滿意度包括了總體生活滿意度和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的綜合即可認為是總體生活滿意度。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同樣包含了多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主要可以歸納為家庭、工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服務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基本情況進行研究，滿意程度包括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基本滿意、很滿意，調查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

本文主要研究農民工城市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即總體生活滿意度），因此需要對農民工十個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夠有效地對農民工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以構建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主要方法為：將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分別定義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達式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個公因子在第i個樣本上的數值，λi表示第i個樣本的觀測值，ωp表示第p個公因子得分。那么，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Y表達式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貢獻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釋變量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歸納為家庭生活、職業狀況和生活環境等三類，同時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影響農民工城市生活質量的因素分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環境與工作、保障情況四類。具體為：

（1）自身特征。性別差異對生活滿意度存在很大的影響，性別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可能存在影響；對于婚姻狀況，未婚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會略低于已婚農民工；不同文化水平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存在差異；健康狀況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好的農民工可能主觀生活質量會更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婚姻狀況、文化水平、健康狀況等四個變量驗證農民工自身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2）家庭特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個人收入與其主觀生活質量也呈正相關關系，高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負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選取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負擔、務工收入三個變量驗證農民工家庭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3）環境與工作。空氣質量、社會治安、公共服務、交通狀況等多個方面對居民生活滿意度存在影響，職業狀況對農民工生活質量也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驗證環境、社會與工作情況等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4）保障情況。社會保險問題是引致農民工生活不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工的保障狀況也有可能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繳納養老保險、是否繳納失業保險、是否繳納醫療保險、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四個變量驗證保障狀況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變量的定義與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 注：①社會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法制狀況、政府效率、生存和發展機會、經濟狀況、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十個變量的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②工作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工作地點、與同事關系、工作興趣、與領導關系、晉升機會、勞動保護、勞動強度、技術培訓等十項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運用Stata12對模型進行估計，標準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別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主觀生活質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面臨著高于女性農民工的壓力；老一代農民工各方面趨于穩定，因此，不同性別的老一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沒有顯著差異。

表4 模型估計結果（標準化） 注：***、**、*分別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婚姻狀況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大，而對老一代農民工存在負向影響，即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未婚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高于已婚農民工。這與蔣青（2004）關于城鎮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異。一般而言城鎮居民結婚以后將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影響其生活質量，然而對于已婚的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侶可能并不在身邊一起生活，因此，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其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反而存在負向影響。

文化水平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無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農民工很難體現出主觀生活質量的差異。

健康狀況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達到顯著（均為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狀況越好，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越高。這與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表1 新老兩代農民工主要務工區域分布情況三、變量選取、定義及描述

（一）被解釋變量

生活滿意度包括了總體生活滿意度和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不同領域生活滿意度的綜合即可認為是總體生活滿意度。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同樣包含了多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主要可以歸納為家庭、工作、社會保障以及其他服務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選取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對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基本情況進行研究，滿意程度包括很不滿意、不太滿意、一般、基本滿意、很滿意，調查樣本中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如表2所示。

表2 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生活滿意度具體情況

本文主要研究農民工城市總體的主觀生活質量（即總體生活滿意度），因此需要對農民工十個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利用因子分析能夠有效地對農民工生活不同領域滿意度進行綜合，以構建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主要方法為：將農民工對收入、住房、家用電器、垃圾清理、社區服務、室外環境、水電、購物、郵電、看病等十個不同領域的滿意度分別定義為λ1、λ2、…、λ10，那么，因子分析表達式為：

χpi=ωp1λ1i+ωp2λ2i+…+ωp10λ10i

其中，χpi表示第p個公因子在第i個樣本上的數值，λi表示第i個樣本的觀測值，ωp表示第p個公因子得分。那么，農民工城市總體生活滿意度Y表達式為：

Yi=α1χ1i+α2χ2i+…+αpχpi

其中，α1、α2、…、αp表示方差貢獻率，χ1i、χ2i、…、χpi表示公因子。

（二）解釋變量

影響居民生活質量的因素有很多，但可歸納為家庭生活、職業狀況和生活環境等三類，同時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本研究將影響農民工城市生活質量的因素分為自身特征、家庭特征、環境與工作、保障情況四類。具體為：

（1）自身特征。性別差異對生活滿意度存在很大的影響，性別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也可能存在影響；對于婚姻狀況，未婚農民工的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會略低于已婚農民工；不同文化水平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可能存在差異；健康狀況影響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健康狀況好的農民工可能主觀生活質量會更高。因此，本研究選取性別、婚姻狀況、文化水平、健康狀況等四個變量驗證農民工自身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2）家庭特征。人們的生活滿意度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而逐步上升，個人收入與其主觀生活質量也呈正相關關系，高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正向情感，而低收入者體驗到較多的負向情感。因此，本研究選取家庭經濟狀況、家庭負擔、務工收入三個變量驗證農民工家庭特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3）環境與工作。空氣質量、社會治安、公共服務、交通狀況等多個方面對居民生活滿意度存在影響，職業狀況對農民工生活質量也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三個變量驗證環境、社會與工作情況等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

（4）保障情況。社會保險問題是引致農民工生活不滿意的重要因素之一，農民工的保障狀況也有可能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影響。因此，本研究選取是否繳納養老保險、是否繳納失業保險、是否繳納醫療保險、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四個變量驗證保障狀況對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變量的定義與描述如表3所示。

表3 變量的定義與描述 注：①社會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社會秩序、社會風氣、法制狀況、政府效率、生存和發展機會、經濟狀況、政府透明度、打工政策、公共基礎設施十個變量的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②工作滿意度變量由農民工對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工作地點、與同事關系、工作興趣、與領導關系、晉升機會、勞動保護、勞動強度、技術培訓等十項滿意度利用因子分析計算獲得，其中，很不滿意=1，不太滿意=2，一般=3，基本滿意=4，很滿意=5。

四、實證研究

本研究構建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運用Stata12對模型進行估計，標準化模型估計結果如表4所示。

（一）自身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自身特征因素中性別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并沒有達到顯著性水平。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男性主觀生活質量低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新生代男性農民工面臨著高于女性農民工的壓力；老一代農民工各方面趨于穩定，因此，不同性別的老一代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沒有顯著差異。

表4 模型估計結果（標準化） 注：***、**、*分別表示z值在1%、5%、10%的水平下顯著。

婚姻狀況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不大，而對老一代農民工存在負向影響，即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未婚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高于已婚農民工。這與蔣青（2004）關于城鎮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結論存在差異。可能的原因在于農民工和城鎮居民在城市身份的差異。一般而言城鎮居民結婚以后將是夫妻同居，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正向影響其生活質量，然而對于已婚的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大部分伴侶可能并不在身邊一起生活，因此，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其婚姻狀況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反而存在負向影響。

文化水平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農民工文化水平普遍集中在小學和初中，無論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不同文化水平的農民工很難體現出主觀生活質量的差異。

健康狀況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達到顯著（均為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健康狀況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健康狀況越好，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越高。這與Larson（1978）和Bowling（1991）等人的研究是一致的。

（二）家庭特征

由表4可以看出家庭特征因素中家庭經濟狀況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家庭負擔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沒有達到顯著水平。這表明，家庭經濟狀況對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是相對的，家庭經濟狀況差或者家庭負擔重的農民工家庭可能幸福感較高，主觀生活質量也較高，有些家庭經濟狀況好的農民工家庭對各方面的需求更高，反而主觀生活質量會降低。

務工收入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模型中均達到顯著水平（新生代模型中10%的顯著水平，老一代模型中5%的顯著水平，且符號均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其務工收入都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且務工收入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與郭乙輝（2008）研究結論一致。

（三）環境與工作

由表4可以看出環境與工作因素中空氣質量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務工城市的空氣質量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空氣質量越好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社會滿意度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務工城市社會的滿意度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社會滿意度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工作滿意度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1%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他們對工作的滿意度是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主要因素之一，并且工作滿意度越高農民工主觀生活質量越高。

（四）保障情況

由表4可以看出是否繳納養老保險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并不顯著，在老一代模型中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正）。說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是否繳納養老保險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影響并不大，而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是否繳納養老保險對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存在正向影響。是否繳納失業保險、是否繳納醫療保險變量在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模型中均沒有顯著。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農民工保障意識仍比較薄弱，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而言覺得有無養老保險對自己以后的影響不大；另一方面農民工保障機制還不夠完善，大多數農民工會產生一種沒有社會保障是應該的錯覺。是否繳納工傷保險變量在新生代模型中達到顯著（10%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在老一代模型中也達到顯著（5%的顯著性水平下顯著，且符號為負）。說明無論是新生代農民工還是老一代農民工，是否繳納工傷保險都會影響他們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五、結論與政策含義

本研究依據農民工的年齡特征，將其分為新生代農民工、老一代農民工，以江西調查樣本數據為依據，選取影響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四類十四項，運用多元線性回歸的方法構建了新生代農民工模型和老一代農民工模型，分別對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影響因素進行實證研究。最終發現：（1）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健康狀況、性別、空氣質量、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務工收入等，而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有社會滿意度、空氣質量、工作滿意度、婚姻狀況、是否繳納工傷保險、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等。（2）健康狀況、務工收入、空氣質量、社會滿意度、工作滿意度等因素同時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3）除共同影響新老兩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因素外，性別因素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婚姻狀況、是否繳納養老保險因素影響老一代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以上研究結論的政策含義在于：

（1）改善農民工工作狀況，提高農民工工作滿意度。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工作滿意度影響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說明不管是新生代還是老一代農民工，改善他們的工作狀況，提升農民工工作滿意度是提升農民工城市主觀生活質量的途徑之一。

（2）加強農民工權益保障。研究過程中發現，企業對農村外出勞動力權益的保障仍不夠重視，權益保障意識普遍不高。尤其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完善農民工養老保障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3）改善農民工生活環境。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社會環境滿意度和城市空氣質量影響其城市主觀生活質量，包括完善農民工城市生活公共基礎設施、穩定社會秩序、穩固社會風氣、完善法制狀況、提升政府效率等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城市主觀生活質量。

（4）提升農民工收入。研究結果表明農民工務工收入影響其主觀生活滿意度，農民工的務工收入越高，其主觀生活滿意度也會越高。

參考文獻：

[1] 曹大宇，2009：《經濟發展水平與居民生活滿意度關系的考察及其政策啟示》，《改革與戰略》第4期。

[2] 曹大宇，2011：《環境質量與居民生活滿意度的實證分析》，《統計觀察》第21期。

[3] 馮云，2011：《創建生態宜居城市需努力改善民生――對大連市居民生活滿意度的抽樣調查及思考》，《城市管理》第3期。

[4] 高、姚炬洋，2013：《居民生活滿意度研究述評》，《北方經貿》第10期。

篇3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11)06-0067-06

1　研究背景

近年來，杭州大力發展休閑旅游，保護和重修歷史街區，尤其是運河沿岸，政府投入巨資改造濱水歷史街區，使之成為運河沿岸休閑產業發展的文化符號。杭州休閑產業取得了很多成就，并于2010年11月獲得了“最美休閑城市”稱號，然而，休閑產業的打造并非一日之功，休閑氛圍的培育也需要長期的努力，以小河直街為例，應將休閑產業發展和原住民的休閑生活需求緊密聯系起來。對居民休閑滿意度的個案研究，旨在探討居民社區休閑滿意度的影響因素，進而有針對性地提高居民休閑滿意度，更好地營造社區的休閑氛圍，促進杭州休閑旅游發展。

目前，已有學者做了前期的相關研究。首先是對相關概念的定義。較有代表性的有：馬惠娣認為休閑是在具體環境中構造出來的，具有多層次性和多樣性，休閑不等同于休息，有恢復體能的功能，其本質在于思想的純潔與寧靜。李九全、張中華對于社區休閑的定義是，社區居民在閑暇時間內，運用社區的景觀及環境設施，用自己喜歡的方式去放松身心、追求精神上的愉悅與充實，從事具有娛樂性、健康性、自發性而不是競技性、營利性目的的社區活動總稱。關于休閑滿意度的定義，伯德和瑞赫博(Beard&Ragheb)認為是個體在參與或選擇休閑活動時所形成、引發、獲得的一種正向感受結果，是個體對一般休閑經驗或情境感覺到滿足的程度。

除了進行概念探討外，還有很多關于休閑滿意度與其他因素關系的探討，主要有兩類視角。一類視角是探討休閑滿意度對居民生活滿意度、休閑參與度等方面的影響。如基恩(Guinn)指出休閑滿意是生活滿意的重要相關變量，休閑參與積極性與高生活滿意度顯著相關。瑞赫博認為，休閑滿意對休閑參與的影響力要明顯高于休閑態度、收入、年齡、就業模式、婚姻時長等變量。受教育年限和性別對休閑參與程度有特別影響力。休閑滿意是影響休閑態度的唯一變量。瑞赫博和格里菲(Ragheb＆Griffith)指出休閑滿意對生活滿意起著重大影響。休閑參與越多，休閑滿意度越高，生活滿意度越高。休閑滿意度的六大變量與生活滿意度全部正相關。《休閑與生活滿意度》的第一章提出，休閑能夠促進生活滿意度的提高，且是預測社會滿意度的一項重要指標。另一類視角是關于休閑滿意度影響因素的探討。如瑞赫博發現，休閑參與越多，休閑滿意越高。影響休閑滿意度的因素，按強弱分別為興趣愛好、文化背景、體育行為、社交行為、大眾媒體行為。弗蘭肯和瑞吉(Francken＆Raaij)認為，低收入群體更多屬于低滿意度群體，中產階層也有很低的休閑滿意度，而高社會地位的人群有著最高的休閑滿意度。本文將在調研中部分驗證這些理論，并提出新的休閑滿意度的影響變量。

此外，本文根據現實情況，有選擇性地采用伯德和瑞赫博制訂的“休閑滿意度量表”，以分析居民休閑滿意度的動機因素。此量表是目前休閑滿意度研究者最常使用的量表，全表按因素分析法分為6個層面59個子問題，分別為：教育層面(educationalcomponent)，指心智的刺激及自我了解與成長；心理層面(psychological component)，指自由選擇與體驗；社交層面(social component)，指與人共享與發展友誼；放松層面(relaxation component)，指壓力與緊張的松弛與解除；生理層面(physiological component)，指身體健康的獲得與保持；美學層面(aestheticcomponent)，指美的欣賞、觀感與提升。

2　研究對象介紹

小河直街歷史文化街區位于杭州市北部，地處小河、余杭塘河和京杭大運河三河交匯處，占地面積約12.9萬平方米，建筑面積約4.15萬平方米，包括重點保護區、風貌協調區和商貿旅游區3個區域。調研范圍是重點保護區，包括小河直街和小河東河下，由管委會管轄，但小河直街屬于小河社區，小河東河下屬于拱宸橋社區。

小河直街歷史文化街區保護工程完成后，在自主選擇的基礎上，原住民共回遷了113戶。筆者隨機走訪了其中55戶原住民，共77人，對他們進行了面對面訪談和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居民的個人基本情況、休閑活動、休閑意愿、休閑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同時走訪了社區所在的管委會和居委會，考察了社區周邊的休閑場所。

筆者對小河直街歷史街區進行過兩次隨機調研，分別是2010年1月和2010年11月，兩次走訪得到了類似的人口特征數據。首先，居民多為中老年人，且居住時間長。被調查的77位居民中，年齡在45歲以上的居民共有45位，占58.44％，24歲以下的居民占12.99％。這些原住民在當地的居住時間達20年以上的占79.22％。其次，文化程度偏低，工作簡單，收入低。初中及以下學歷者占70.13％，大學以上學歷者占11.69％。目前無工作者較多，離退休、下崗及家庭主婦占46.75％。工人和服務人員占27.27％。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

3　小河直街社區居民的休閑滿意度分析

3.1居民休閑滿意度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社區居民對目前休閑生活感到比較滿意或非常滿意的，占56.36％；覺得一般的，占30.91％；認為比較不滿意或很不滿意的，占12.73％。究其原因，有如下影響因素：

(1)分割的行政區劃導致居民休閑滿意度下降

調研顯示：小河直街居民對休閑生活的滿意度明顯高于小河東河下的居民。小河直街居民對休閑生活現狀表示比較不滿意的，占6.45％；認為一般的，占22.58％；感到比較滿意或很滿意的，占70.97％。但小河東河下的居民，表示很不滿意的，占17.39％；認為一般的，占43.48％；感到比較滿意或很滿意的，只有39.13％。其原因與分割的行政區劃有關。小河東河下屬于拱宸橋社區，小河社區的活動并不通知他們，這使他們有較為強烈的被拋棄感，從而產生不滿意情緒。

(2)休閑活動參與度高的居民有較高的休閑滿意度

調研顯示：住在小河直街主街上的居民滿意度明顯高于其他居民。住在主街上的居民對休閑生活感到比較滿意或非常滿意的比例高達90％，遠高于普遍的滿意度水平70.97％。這可能與他們對社區活動的信息捕捉更為靈敏、參與度更高有關。一般社區活動如果是小范圍參加，多以電話通知，如果是大范圍，多在小河直街上以公告欄的形式告知，所以，主街上的居民更容易獲得這些信息。參與較多的居民，對小河直街社區會有更強的認同感，也會有更高的滿意度。這也驗證了瑞赫博和格里菲的觀點，即休閑參與越多，休閑滿意度越高。

(3)收入對居民休閑滿意度有部分的正面影響

首先，低收入并不一定帶來低休閑滿意度，但是高收入可能帶來高休閑滿意度。弗蘭肯和瑞吉認為，低收入群體更多屬于低滿意度群體，中產階層也有很低的休閑滿意度，而高社會地位的人群有著最高的休閑滿意度。此次調研部分證實了該論點，略有分歧。本研究以月收入1000元和2000元為界，劃分居民收入區間。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居民多為待業者，沒有收入或靠低保生活。該區間沒有休閑滿意度很高的居民，休閑滿意度較高的居民在該群體中的比例為58.33％。這些居民較低的收入使他們的休閑生活相對單調，這導致他們沒有很高的休閑滿意度。但由于生活仍然較有保障，休閑滿意度總體上偏高。月收入在1000～2000元之間的居民，休閑滿意度比例為51.72％。這個收入區間的居民包括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在職工人，一部分是退休工人。大部分居民的退休工資為每月1800元左右，沒有達到2000元。這兩類居民的休閑滿意度存在差異，下文有詳細分析。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居民，休閑滿意度比例為61.54％。總的來說，收入對休閑滿意度的影響是正面的。

其次，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較高的休閑滿意度，這取決于收入與支出的平衡。如果將小河直街居民的收入放在杭州市社會大背景下考慮，由于大量退休職工及低學歷勞動力的存在，當地居民的收入普遍不高，月收入2000元以下的占75.00％，但低收入者也可以有較高的休閑滿意度，這取決于收入與支出的平衡。小河直街居民總體收入偏低，但休閑滿意度相對較高，其重要原因是：居民的休閑支出在其收入承受范圍內，因而，休閑消費金額對休閑滿意度影響不大。以數據為證：每月休閑消費在50元以下的居民中，休閑滿意度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該群體中的比例為56.25％；每月休閑消費在50～100元之間的居民中，休閑滿意度比例為53.33％；每月休閑消費在100～300元之間的居民中，休閑滿意度比例為60％；每月休閑消費在300元以上的居民中，休閑滿意度比例為57.14％。可見，居民的休閑支出水平不同，卻有類似且偏高的休閑滿意度。有如下幾點原因：

原因一，居民偏好相對簡單舒緩的休閑活動。由于居民多為中老年人，所以，他們日常休閑以在家看電視為主(占67.53％)，或者在家喝茶打牌(占68.83％)，或者串門聊天(占33.77％)，這些活動幾乎不需要任何花費。

原因二，居民大多有節儉的習慣，傾向于不需要花費或者少花費的休閑活動。問卷顯示，居民每月的休閑消費普遍較低。每月休閑消費在100元以下的居民占51.95％，其中還有6.49％的居民每月的休閑消費為零。每月休閑消費在100～300元之間的居民占20.78％，超過500元的僅占9.09％。居民較常去的休閑消費場所為街道、商場、超市或夜市，占32.89％，尤其是去菜市場，這是相對廉價的日用購物場所。近在咫尺的商貿旅游區正在吸引越來越多的休閑消費群體，而當地居民的反應普遍一致，即基本不去茶館和咖啡館、接待客人時去餐飲場所。據調研，餐飲場所中最受歡迎的是新騰飛，人均消費約40元(據大眾點評網，2011年1月)，其次是河上軒，人均消費31元(據杭州口碑網，2011年1月)，但總體上居民的消費頻率不高。居民消費頻率較高的是兩家面館：長愛面館和老橋頭面館。這兩家面館都遵循價廉物美原則。長愛面館早餐提供3元／份的面條，其他時間面條價位在5～22元間。老橋頭面館消費最低5元，最貴12元。

原因三，居民的生活環境優美，不需要任何花費就可以享受別人需要付費的休閑生活。居民在家里或家門口喝茶可以享受到同樣優美的環境，這也是居民不愿意去商貿區茶館喝茶的重要原因。當然，他們也希望居委會可以為他們提供一個非常便宜的喝茶、打牌、下棋、搓麻將的公共社交場所。政府提供的大量免費的公共休閑場所也減少了他們的休閑消費支出。調研顯示，有40.79％的居民會去公園、廣場綠地等，這些場所在杭州都是免費的。

(4)居民的職業會影響休閑滿意度

小河直街歷史街區的原住民中，比例最大的兩個群體是工人和離退休職工。對兩個群體的分析可以看出，居民的休閑滿意度受到職業的影響。

工人的休閑滿意度相對較低。休閑滿意度較高或很高的居民在該群體中的比例僅為41.67％，比總體的比例水平少29.30％。這可能與這部分居民生活壓力大、休閑時間少有關。這些居民處于中青年階段，家庭負擔重，但收入低(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居民占該群體的91.67％)。在這部分居民中，沒有人認為自己的休閑時間很多，只有16.67％的居民認為自己的休閑時間較多，遠低于總體的比例水平41.56％。66.67％的居民認為自己的休閑時間一般。

離退休居民的休閑滿意度相對較高。自認為休閑滿意度較高或很高的居民占所在群體的79.95％，略高于整體水平。休閑滿意度較高的原因是：絕大多數居民有退休工資，大多接近每月2000元，生活比較有保障，生活壓力較小，休閑時間充裕。他們中認為自己休閑時間較多或很多的占73.3％。

職業影響居民休閑滿意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的職業狀態會帶來不同的休閑時間分配以及不同的生活壓力。充裕的休閑時間有助于提升休閑滿意度。適度的生活壓力可以帶來相對舒適的生活狀態，以及相對較高的生活滿意度，進而提升休閑滿意度。

(5)居民的休閑滿意度受生活滿意度的影響較大

基恩認為休閑滿意是生活滿意的重要相關變量，相應地，生活滿意也是休閑滿意的重要變量。調研顯示，居民對自身生活狀況比較滿意的，休閑滿意度較高；對自身生活不滿的，休閑滿意度較低。兩者成正相關關系。具體而言，根據訪談的內容，低生活滿意度可能帶來低休閑滿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生活壓力大，休閑時間少；②收入低，無力承擔休閑消費支出，休閑活動單調；③家庭生活不和諧，影響到休閑的心情；④家里有病人，生活支出高，缺乏足夠的休閑時間和可支配收入。反之，較高的生活滿意度可能帶來較高的休閑滿意度的原因包括：①空閑時間多，生活輕松悠閑；②有足夠的收入保障，可以有較為豐富的休閑生活；③擁有良好的生活心態；④穩定和諧的家庭生活；⑤家庭成員身體健康，沒有嚴重的疾病。

休閑本身構成生活的一部分，兩者密不可分，因而居民的生活滿意度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們的休閑滿意度。在政府的大量投入下，小河直街居民的生活環境得到非常大的改善，由杭州城北的貧民窟轉變為杭州重要的歷史街區。因而，很多居民對于目前的生活感到比較滿意，這使他們對休閑滿意度評價相對較高。也有部分居民提出，如果能夠改善他們的生活設施，如裝上管道煤氣，他們的休閑生活滿意度會更高。可見，解決原住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問題，有助于提高社區居民的休閑滿意度，反之，則可能會隨時引發矛盾，帶來不和諧因素。

以上分析可見，居民生活的各方面因素都會影響到他們的休閑滿意度，而且各種因素之間相互交織，或互相疊加，或互相抵消，最終影響到每位居民對休閑滿意度的定性判斷。

3.2居民休閑滿意度及其動機因素分析

對社區居民休閑滿意度評價的衡量，主要借鑒伯德和瑞赫博制訂的“休閑滿意度量表”進行分析，按滿意度高低依次為：居民平均的放松滿意度為4.40；美感滿意度為3.69；社會滿意度為3.51；教育滿意度為3.42；身體滿意度為3.37；心理滿意度為3.27。當地居民的總體滿意度為3.61，屬于中等偏上程度，其中“放松滿意度”層面的平均數遠高于其他層面的平均數。具體的居民休閑滿意度平均數、標準差及平均數排序如表1所示。

通過對表1的分析可知，帶來社區居民休閑滿意度最主要的5個因素依次是：心情愉悅、放松自己、維持身心健康、休閑場所環境清新干凈、和別人接觸互動。從居民休閑滿意度的標準差可以看出，居民對前4個因素有較大共識。以上結果與居民的特征有很大關聯，尤其是他們的年齡特征。居民的休閑滿意度多來自“放松”的需求，也比較看重“維持身心健康”。他們并不傾向于“挑戰體能”這樣相對劇烈的休閑活動，也不愿意在休閑活動中使用技巧與能力。居民多是中老年人，且是相對缺乏學習能力的簡單勞動者，所以，他們的休閑也傾向于從簡單、輕松的活動中獲得快樂。

居民在休閑活動中，對于“更了解自己”的動機處于中等狀態。原因在于，他們中多為中老年人，認為對自己已經比較了解，不是特別熱衷于從休閑中了解自己。居民對于“了解別人”，總體上也不熱衷，45.83％的居民對于了解別人沒有太大興趣，但內部存在一些差異。相應地，居民比較喜歡“和別人接觸互動”，占69.44％，但是內部分歧相對較大。綜合來看，50％的居民既希望和別人接觸互動，又希望在接觸中了解別人；19.44％的居民想和別人接觸互動，但不愿意更了解別人，而是保持相對的獨立性；26.39％的居民相對封閉，更喜歡獨處，也不想了解別人。原住民的這個特征可以為社區組織活動提供一些思路指導。

總體上，基于休閑滿意度量表分析得出的居民休閑滿意度與居民的主觀評價比較吻合。

4　關于提升居民社區休閑滿意度的建議

4.1為居民提供更多群體休閑的機會

居民的社區休閑滿意度較高，且多傾向于群體休閑。群體休閑是相對于個體休閑而言的，是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一起進行的休閑活動，并在休閑過程中產生行為、感情的互動，并獲得身體上、心理上的滿足。調研顯示，希望多人一起進行休閑活動的，占46.75％；希望兩人一起休閑的，占12.99％，一般指的是與老伴；持無所謂態度的，占24.68％；希望一個人進行休閑的占15.58％。走訪得知，雖然有少部分居民表現出較為封閉的傾向，但是大部分居民喜歡熱鬧，喜歡社區活動。不少居民表示，只要社區通知的活動，他們都很愿意參加。也有部分居民表現出被社區遺忘的不滿甚至憤怒。可見，大多數居民希望有較多的群體休閑機會。

4.2創造更多的公共空間

根據對小河直街社區周邊的考察，小河直街的公共空間極少。露天的公共空間拓展余地較小，室內的公共空間尚未有效利用。據管委會介紹，目前小河直街上還有很多公建房，其中醬園、3號暫借管委會使用。醬園里面展示著一些舊式的生產工具，用于公共活動，如唱越劇等。醬園一年中大約有1／3的時間開放。鑒于其他公建房不能挪作公用，醬園是最有可能被有效利用的公共空間。作為小河直街不多的歷史遺跡，醬園用于單位辦公場所并不合適；僅僅用于文化展示，無法充分物盡其用；被動地為一些活動提供場所，也非長遠之計。所以，建議將醬園長期開放，為小河直街社區的居民提供一個長期的傳統文化交流平臺，其他周邊社區居民可以參與，具體活動由管委會來操作。①作為各種文化展示的舞臺，如越劇角活動、其他文藝匯演活動等；②作為社區居民定期的活動場所，如定期舉辦鄰居感情聯絡會等；③為各種節慶活動提供籌備場所；④成為小河直街歷史街區居民的信息交流中心。總之，充分利用醬園這一平臺，不僅把它作為歷史遺跡展示，更要讓它融入社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成為居民溝通的媒介。

4.3為社區居民提供必要的休閑娛樂設施

目前小河直街的公共休閑設施極少。為了維持小河直街作為歷史文化街區的古樸風貌，社區沒有設置休閑運動設施。但77.92％的居民希望能夠增加休閑設施，特別是健身方面的設施。考慮到普通的運動器械可能會影響小河直街社區的歷史風貌，可以分散設置在相對偏僻的位置。由于居民多傾向于靜態休閑方式，可以在運河沿岸增設一些公共休憩設施，如木椅等，供居民散步時休息。也可以在運河碼頭附近設置一些簡便的不影響視覺效果的娛樂設施，如秋千椅等。

4.4較大范圍較多次數地組織免費社區活動

篇4

1、引言

隨著我國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城市規模迅速擴張，城市人口逐步提高，然而城市新區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規模和服務能力日漸顯得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出現了入學難、就醫難、買菜難、停車難、活動健身難等一系列因為公共服務設施配套相對滯后而產生城市社會問題。

近幾年，寧波鎮海新城建設步伐不斷加快，與其他地區的很多新城一樣，鎮海新城同樣面臨著類似的問題。因此，全面梳理新城公共服務設施建設現狀及存在問題，提出切實可行的公共服務設施實施方案，對于促進新城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1]

2、對象界定

本文研究對象主要為類設施中的街道級與社區級兩級，具體的實施對象為其中必需配置、以公益性設施為主的15小類設施。

3、現狀調研分析

通過居民需求的調查、相關部門調研、現狀設施實地走訪等多種調研手段相結合的方式，進一步了解新城居民以及相關部門的實際需求，尋找現狀設施在實施和運營方面存在的問題。

3.1居民需求分析

居民需求調查以問卷調查為主，受訪居民對新城現狀公共服務設施的總體滿意度處于中等偏上水平，但尚未達到“滿意”的程度。滿意度由高到低依次為：社區管理設施教育設施醫療設施商業設施文化設施養老設施市政設施體育設施。

3.2 存在的問題

（1）公共服務設施絕對數量和建設規模不足，不同區域分布不均。

（2）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重營利而輕公益，公益性設施建普遍缺乏。

（3）各部門的計劃和建設“各自為政”，與城市發展的時序缺乏有效的銜接。

（4）隨著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對公共服務設施配套要求相應提高。

4、近期實施預警與建議

4.1近期實施預警分析

以新城范圍內17個社區為單元，以主要公共服務設施項目為要素，綜合部門建議、居民需求和規劃配套建設時序要求，形成近期2-3年公共服務設施的需求預警項目庫。

4.2近期實施建議與引導

根據近期實施預警的分析情況，對各個社區近期需要迫切的各類設施進行“落地”，提出設施具體的規模、現狀用地條件以及建設要求等，為下一步的具體實施提供依據。

以合生社區為例，合生社區近期建議實施7項設施，包括新建社區服務中心、菜場、居家養老服務中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小學、室外健身場地、幼兒園等。

5、實踐體會

為落實城市總體規劃、分區規劃的要求，規劃部門與其他相關部門一同組織編制了多項重要公共服務設施的專項規劃，但此類公共服務設施專項規劃更多的是考慮整體配套的平衡性，關注城市近期與遠期、局部與整體的發展關系，而往往對于實施層面的安排相對弱化。筆者結合鎮海新城公共服務設施實施研究的編制工作， 簡要談幾點體會：

5.1 注重現狀設施以及居民意見的摸底調查

作為應用型的規劃研究項目，需要指導下一步具體的實施工作，只有對現狀的情況以及居民的實際需求有了充分的了解，才有更好的前瞻性和針對性。

5.2 充分保證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的優先實施

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是城市公共服務事業的載體，需要為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每一個居民服務，所以公益性與公正性是其重要的特征，因此對于公益性公共服務設施從服務對象的安排、布局選址、建設主體的確定等方面需要優先安排。

5.3 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時序應與經濟發展水平、城市建設相協調

結合城市的建設時序，對公共服務設施進行了建設迫切性的分類和預警，提出各項設施的建設時序，過早或過晚的建設都會形成浪費和不足。

5.4 城市規劃部門與公共服務行業的相關部門充分協調、有效合作

從目前的建設情況來看，公共服務行業各主管部門的發展計劃與規劃部門的規劃銜接不足，造成了各自為政，一到具體的實施過程就會暴露出矛盾，所以需要加大各部門的充分合作。

結 語

城市公共服務設施是保障城市正常高效運轉的“城市三大設施”之一，也是城市功能和服務效率的重要體現。[2]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越來越多的城市將遇到公共服務設施實施時序的問題，只有把公共服務設施實施好了，才能促進城市和諧發展，居民生活質量得到提高，這也是需要長期努力研究的課題。

篇5

抽樣調查河南省農村居民5002人,其中男性2594人,占51.86%,女性2408人,占48.14%。18―30歲有1004人,占20.07%,31―45歲有1248人,占24.95%,46―60歲有1996人,占39.90%,61歲以上有754人,占15.07%。本次調查對象為在家務農者,不包括外出務工者。

(二)研究方法

采用問卷調查方法進行。調查的形式,通過對河南大學在校生的培訓,利用假期回家對所在地的農村居民進行調研。共發放問卷6000份,回收5634份,有效問卷5002份,有效率為88.78%。

二、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河南省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現狀分析

1、河南農村居民收入狀況

本研究對河南省部分農村居民2007年人均純收入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約有11.76%的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在2500元以下,這部分人群的經濟收入只能維持生活消費的最基本開支。如何調動這部分人群積極參與體育活動,通過體育活動促進健康水平的提高,則顯得更為重要。

2、河南農村居民消費水平

隨著農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消費結構也發生了變化。本研究從八個方面對農村居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費以外最主要的消費支出做了調查,雖然農村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但是與身體健康狀況有關的體育消費仍然排在較后的位置,因此,加強農村居民健康知識的宣傳和體育參與意識的培養迫在眉睫,應引起有關部門領導的重視。

3、河南農村居民家庭婚姻生活

家庭婚姻生活是人類的重要生活,是表明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標。本研究將家庭類型及對家庭生活和婚姻生活的滿意度作為調查指標。家庭類型分為:單身、夫婦家庭、單親家庭、核心家庭(夫婦及未婚子女)、聯合家庭(三代以上、多家庭組合)等。調查結果顯示,由于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農村居民離婚率較低單親家庭較少(2.84%),而聯合家庭相對較多(33.35%),如何處理好夫妻關系和家庭內的人際關系,是評價生活質量高低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河南省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現狀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1、經濟收入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經濟收入對農村居民參與體育活動起重要作用,是影響農村居民體育投入的一個主要因素,但絕不是起關鍵性的作用。從本次對河南農村居民體育投入情況的調查,可以看出,2501―4000元中等收入者有體育消費行為的人數比例為42.79%,一年的體育消費水平約在100―200元之間,而4000元以上高收入者有體育消費行為的人數卻低于中等收入者,這與其業余時間無暇顧及體育健身活動有一定的關系。由此可見,經濟收入對參與體育的影響雖然重要,但絕不是最重要的因素。

2、受教育程度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調查顯示,河南農村居民對《全民健身計劃綱要》認知及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與受教育程度有很大的關系。學歷越高,接受教育的時間越長,對《全民健身計劃綱要》的了解越深,參與體育鍛煉的人群則越多,在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上,不同學歷的人群,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也不同,教育程度地的人群參與體育鍛煉的動機處于較低水平。由此可以說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人們參與體育鍛煉的認知態度和行為。

3、家庭生活對體育生活狀況的影響

隨著經濟條件的好轉,家務勞動和農活現代化的使用,使農村居民余暇時間不斷的增多。調查顯示,不同年齡、性別的人群,余暇時間和余暇時間的主要用處不同,看電影電視是所有人群余暇時間的首選活動,而與健康有關,并且可以活躍家庭氣氛,有利于家庭成員之間交流的體育活動則排在較后的位置。家庭生活的滿意是體育生活進入到家庭的基礎,然而,對體育知識技能的宣傳和正確引導則是體育生活進入家庭生活的關鍵。

(三)體育活動對提高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促進作用

體育促進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提高主要表現在:(1)促進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通過體育鍛煉增強農民身體各個系統的功能,改善由于長期的體力勞動而造成的身體局部的疲勞。(2)促進農村居民的心理健康。體育活動有助于人情緒的宣泄,對于緩解和釋放農村居民由于生活、勞動所帶來的心理壓力和精神緊張具有積極的作用。(3)促進農村居民走向社會。通過體育活動促進農村居民之間的交往,讓農村居民感覺到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和意義,增強農村居民的社會認同感,減少消極心態,提高農村居民對社會的適應能力。(4)促進農村居民良好的生活方式的形成。通過體育活動和科學健身方法的宣傳,讓農村居民遠離迷信活動和不良的生活習慣,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從而促進農村居民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

三、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是農村居民家庭經濟狀況有了較大幅度的改善,在農民家庭日常生活消費以外最主要的消費支出中,與身體健康狀況有關的體育消費仍然不被重視。

二是農村居民對家庭生活較為滿意者占大多數,有利于家庭文化教育職能和休閑娛樂職能得到增強,體育生活進入到家庭生活中將有可能實現。

三是農村醫療衛生設施還有待于完善,農民健康狀況不容樂觀,與長期的農田勞動和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很大關系。

四是本次調查對象為在家務農者,表現為受教育程度較低,如何提高這一部分人的生活質量和參與體育活動的意識,將有待于深入研究。

五是經濟收入對體育參與有較大的影響。農村居民參與體育鍛煉的認知態度和行為與受教育程度有密切關系。不同學歷的人群,在參與體育鍛煉的人數及參與體育活動的動機上,表現出明顯的不同。

(二)建議

一是提高農村經濟發展發展水平,加強政府對農村體育的組織管理與指導,充分利用當地條件,構建農村體育發展長期規劃促進農村體育的發展。

二是要加強《全民健身計劃綱要》在農村的宣傳力度,提高農民對認識,激發農村居民參與體育活動的熱情。

三是積極發掘和改造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充分發揮健身價值和健身功能,使農村群眾體育的基礎更多地依附于繼承傳統項目,提高親和力,便于農民接受。

篇6

調查同時也透露出，家庭用戶網絡應用水平依舊不高，盡管大部分城市居民生活已經和互聯網緊密聯系起來，目前的寬帶市場，還缺乏“殺手級”應用。調查顯示：居民上網目的首先是瀏覽新聞，占38.4％；其次是聊天，占22.9％；游戲和下載電影和軟件分別占17.4％和16％；網上購物和外匯股票買賣分別占4.8％和3.6％。專家提醒：只有“殺手級”應用的全面出臺，才會促進寬帶用戶數量的實質性提高，推動寬帶市場的全面繁榮。

篇7

[中圖分類號]F270.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48-0125-02

石油企業由于其生產特性，決定了大多數油田都建設在遠離城鎮的偏遠地區。伴隨著企業的不斷發展壯大，一個個具有中國石油企業特色的獨立工礦區應運而生。

油田作為一個獨立的工礦區，其社區物業管理有別于我國大中城市的專業物業公司。但是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油區居民住戶對社區物業管理水平要求越來越高。為了更好地滿足油區居民住戶對物業管理的需求，提升社區物業管理水平，本文結合油田社區物業管理的特點和幾年來物業管理的實踐，就如何提升社區物業管理水平、提高油田物業管理的住戶滿意度，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以資交流。

1　結合油田獨立工礦區特點，提升社區物業管理水平

1．1　開展創建示范住宅小區活動，為提高住戶滿意度奠定基礎

開展創建示范住宅小區活動，即以居民住宅小區為單位，按照國家或省(市)有關標準，對住宅小區進行評定、認定達到標準與否的一系列活動。針對油田獨立工礦區的特點，可以采取區分不同情況，分步實施的辦法：一是統一評分標準，設置不同檔次。即在統一按照“國家物業管理示范住宅小區標準及評分細則”的基礎上，設置了“優秀”、“示范”兩個檔次，達到“優秀”檔次的住宅小區，通過進一步開展創建活動，完善配套設施、整改存在問題、提升管理水平，可以申報(參加)“示范”住宅小區的評定。二是制訂創建計劃，嚴格考評驗收。各社區的“優秀”、“示范”住宅小區創建計劃，是在社區嚴格按照標準自檢自評的基礎上建立的，并經過至少兩年的創建工作，方可進行達標申報。企業通過考評驗收，對達標的住宅小區，分別授予“物業管理優秀住宅小區”或“物業管理示范住宅小區”稱號。三是定期復查，淘汰不達標小區。企業每年應對達標的住宅小區開展一次復查，對物業管理出現重大事故、管理水平下降、居民反映強烈的住宅小區撤銷榮譽稱號并督促其整改。

1．2　定期開展服務質量監督考核，提高社區物業管理的住戶滿意度

在開展創建示范住宅小區的同時，對社區物業管理服務質量實行按季度監督考核，可以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一是以住宅小區為單元，實施分類考核、定量評分。對社區管理的若干個住宅小區，分別以住宅小區為單元，按照“安全管理、設施管理、環衛保潔、綠化管理、基礎工作”等不同類別的考核內容，分類考核。在分類考核的基礎上，實行定量評分，作為該住宅小區服務質量綜合滿意率。二是采取“調查問卷”的形式，由小區居民住戶直接參與服務質量的評價。“調查問卷”由監督考核人員事先準備好，由隨機抽出的居民住戶按所列考核項目逐項評分，并可以填寫住戶的意見或建議。“調查問卷”不僅可以直接反映出住戶對服務質量的滿意度，而且可以從中了解住戶對物業管理工作的期望和要求的變化趨勢，有利于社區對物業管理工作做出及時的調整和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三是建立考核獎懲機制，促進物業管理工作不斷改進完善。對物業管理服務質量的定期考核，起到了樹立典型、鞭策后進、互相學習、取長補短的效果。對考核達不到規定要求、住戶投訴問題不能及時整改的社區，嚴格獎懲兌現，促進社區物業管理工作不斷改進完善。

2　建立住戶滿意度測評指標體系，增強住戶對物業管理工作的認同感

住戶滿意度是一個量化的值，是對測評指標統計、分析、計算的結果，其核心是住戶對服務質量的反映，即住戶對物業管理服務工作的認同感。因此，在建立住戶滿意度指標體系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1)實事求是、結合實際的原則。切不可照搬他人的經驗，要結合油田各住宅小區的物業管理情況，在充分調研和廣泛征求居民住戶意見的基礎上，制定出實事求是的測評指標。要做到測評指標必須能夠控制，在某一方面暫時達不到標準或無條件無能力加以改進的，則應暫不設置為測評指標。

(2)測評的服務項目必須是住戶認為重要的。這就要求在制定測評指標時，一定要和居民住戶結合，廣泛聽取居民住戶的意見，要做到準確把握住戶的需求，選擇廣大居民住戶認為最重要的服務項目設置為測評指標。

(3)堅持與時俱進，及時修訂完善測評指標。住戶滿意度會隨著人居環境的變化、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市場變化、住戶群體的差異而變化，因此，要堅持與時俱進，適時修訂完善住戶滿意度測評指標。

住戶滿意度測評指標一般應包括以下內容：①安全保衛。這是住戶首要關心的重點之一，即“安居”才能“樂業”，其指標內容主要包括：住宅小區內的治安管理(包括門衛管理)、治安巡邏、治安防范等方面，確保小區內公共設施和住戶財產安全，為住戶解除后顧之憂。②環衛綠化。對住宅小區的環境加強管理、對小區內馬路、人行道、綠化帶和公共場所清掃保潔，并制定保潔標準。對垃圾及時清運，對垃圾房、垃圾桶及衛生用具定期消毒、制止飼養家畜家禽等；按照規劃要求搞好綠化美化，加強綠化養護，對綠化帶、公共小公園、道路兩旁的樹木、花草及小景小品等有專人養護管理，制止人為損壞行為。③設施管理。維護規劃、設計的嚴肅性，禁止任何行為的改動房屋結構、破壞外墻面；對小區內道路、管道、電力線路、網絡設施、消防設施、居民文體活動設施等公共設施做到及時維修保養，保障住戶正常使用；制止車輛亂停亂放，防止車輛被盜和人為損壞。④特約服務。這是為滿足住戶特殊需要而提供的服務，比如預約定期為住戶進行室內保潔、水電線路維修，家電安裝及維修等，它不僅為住戶生活帶來了方便，同時可實現物業管理者與住戶感情上的溝通，對住戶滿意度測評是非常重要的。

篇8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4年12月26日

為加快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問題，促進經濟社會和諧、穩定、健康發展，2011年國家決定大規模實施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提出“十二五”期間全國建設3，600萬套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務。自規劃實施以來，通過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全國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設速度明顯加快，基本建成的數量不斷增加，保障性住房覆蓋程度不斷提高，基本形成了覆蓋建設、分配、運營管理等環節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管理體系。建設規模的擴大并不意味著保障性住房政策功能的實現。在完善資金配套辦法，分配管理機制的同時，如何能夠保證保障性住房切實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需求，使住戶對居住情況感到滿意，才是實現保障性住房促進社會包容與和諧功能的關鍵。

當前學術界對于保障性住房滿意度的評價研究主要集中于哪些因素影響住戶的生活滿意度。例如，李培在北京市經濟適用房住戶滿意度的研究中，引入了個人特征、住所特征、社區特征、通勤成本、政策執行漏洞、社區同質性與和諧度的六個變量。通過微觀調查和實證分析，指出配套設施不完善、地理位置偏僻、職住分離嚴重、物業管理較差以及小區內出租問題嚴重是導致住戶生活和居住滿意度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未深入探討如何提高住戶的滿意度。丁旭通過對杭州市兩個經濟適用房和拆遷安置房小區的調查發現，居民最不滿意的三項指標是距工作單位的距離、公共交通條件、距市中心距離，總結起來也就是對保障性住房的地理位置不滿，但是未建立系統的住房滿意度的評價指標體系。呂維霞等人基于北京的便利調查數據指出，廉租房和經濟適用房住戶在政府的公信力、滿意度和政府形象的評價上要高于商品房和一般性租房公眾，從而從整體上肯定了保障性住房政策的正確性和有效性，但對于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具體評價指標并未作出進一步的細分和測量。

本文以公共租賃住房的租戶生活滿意度為研究對象，與以往研究的不同主要有兩點：一是將國家關于公共租賃住房的政策納入到評價體系中。在問卷中體現了租戶是否對公租房的政策了解以及滿意程度，并且量化成兩個指標反映;二是根據實地調研數據，運用層次分析法和四分位模型對滿意度和影響因素進行深入具體的實證分析，對烏魯木齊市公共租賃住房政策的完善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據。

一、研究設計

（一）研究區域。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于2014年5月28日至29日召開，“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被確定為新疆工作的總目標。大力開展保障性住房建設是解決困難群眾住房問題、改善民生、凝聚民心、維護穩定、促進民族團結的重要手段。新疆在相當長時期內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時期，城鎮化過程中，住房供求關系緊張局面將長期存在。新疆的城鎮化率北疆達到50%以上，而南疆只有32%，在城鎮化過程中將有大量農民工涌入城市尋找就業機會，需要保障性住房的人會越來越多。

烏魯木齊市作為新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是新疆最重要的移民城市。截至2013年底，烏魯木齊市已有常住人口346萬人，比2012年增長11萬人，增加的人數相當于目前博州精河縣全縣的常住人口，而增長的人口中以外來遷入為主。烏魯木齊市住房保障工作肩負著300多萬常住城鎮人口中住房困難群體的住房保障任務，住房保障工作對烏魯木齊市社會穩定、長治久安具有重要性和基礎性。

“十二五”以來，烏魯木齊市保障性住房建設步伐明顯加快，保障體系進一步完善，保障覆蓋面擴大，保障結構優化，更加突出保障基本特征。烏魯木齊市于2007年開始正式建設保障性住房，從2007年到2013年，烏魯木齊保障性住房共開工建設53，106套，基本建成27，688套，完成投資共651，977萬元。建設規模逐年擴大，開工數量逐年上漲。截至2013年，城鎮家庭保障性住房覆蓋率達到5.75%，比2010年的1.69%提高了4.06個百分點。

（二）數據來源。本文數據來源于2014年3月期間對烏魯木齊市4個公共租賃住房小區的問卷調研。本次調研以問卷調研和入戶訪談為主，室內調查和室外調研結合，對西城康居苑、陽光雅潤苑六期、溫泉康居苑和米東康居苑的租戶進行調查，并與小區的物業進行交流，采集相關信息以及數據。

數據調研共分為兩步：第一，根據小區物業的指導，選取小區中的典型租戶，進行入戶訪談調查;第二，在小區物業的協助下，將調研問卷平均分發到4個小區的租戶中，進行大批量的問卷調研。共發放600份調查問卷，回收402份。其中男性受訪者有197位，女性受訪者有205位。10.47%的漢族，15.4%的哈薩克族，65.4%的維吾爾族，6.4%的其他民族。

在考慮指標選取的全面性、循序漸進性和重要性的基礎上，根據小區實地問卷調研以及專家的反饋意見的結果，本文建立了公共租賃住房租戶生活滿意度評價指標體系，選擇5個指標因子作為二級指標，分別是地理位置、物業管理、房屋質量、小區設施以及公租房政策。根據5個指標因子的不同特征，參考相關文獻，確定出第三層的具體評價指標，見表1。（表1）

（三）研究方法。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AHP（層次分析法）和四分位圖模型。

（1）運用AHP（層次分析法）確定三級指標因子的權重為Wi，二級指標因子權重為Wj。

（2）根據問卷調研數據，運用SPSS軟件計算出滿意度評價模型中各項指標因子的平均得分，簡稱指標因子值Ci。

（3）利用“最小―最大規范化”方法，將指標因子值進行線性轉換，映射到新的區間[0.001，1]，其公式為：

Ci′= （maxCi′-minCi′）+minCi′

式中：Ci′表示標準化后的數據，Ci表示原始數據，maxCi和minCi表示C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maxCi′和minCi′表示Ci′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根據實際數據計算，minCi′=0.001。

（4）計算出公共租賃住房租戶生活滿意度的評價指數=指標因子值Ci′×權重Wi，見表2。（表2）

（5）運用四分圖模型分析，具體分析影響滿意度的各個指標，從而分類處理。

二、評價結果及分析

（一）滿意度評價指數等級劃分。對于滿意度測評指標的量化問題，本文把滿意度評價指數0.000～1.000劃分為五級，使之直觀反映滿意度。具體劃分指標和含義見表3。（表3）

（二）總體滿意度結果分析。根據滿意度調查分析結果，烏魯木齊市公共租賃住房租戶生活的滿意度指數為0.774。結合滿意度評價指數等級劃分表，可知生活的滿意度屬于評價指數[0.601，0.800]，即等級4代表滿意的含義。此數據能夠反映出烏魯木齊市公共租賃住房的生活滿意程度較高，基本上能夠改善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質量，實現了國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標。但是，從二級指標的滿意度來看，烏魯木齊市的公共租賃住房有待于進一步的改善和提高。地理位置、物業管理和小區設施三項指標都位于較低的滿意度區間。因此，在新形勢下，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不僅要有量的提高，同時也要求有質的提高，圍繞周邊環境以及基礎的配套設施建設也勢在必行。

（三）四分圖模型分析。四分圖模型又稱重要因素推導模型，是一種偏向于定性研究的診斷模型。它列出所有績效指標，每個績效指標有重要度和滿意度兩個屬性，根據該績效指標的重要程度及滿意程度打分，將影響滿意度的各個因素歸于四個象限內，最后可根據歸類結果對這些因素分別處理。

在對公共租賃住房租戶生活滿意度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三級指標進行整理后，依據指標的因子值和權重做出兩條相互垂直的參考線，交點為指標因子值和權重均值（0.711，0.333），將整個坐標系分為四個象限。橫軸代表各項指標的因子均值（即滿意度），縱軸代表各項指標的權重（即重要性）。其中，C1～C15代表評價體系中的三級指標見圖1。（圖1）

第一象限：優勢區（A）。評價指標表現為滿意度和重要度均高的區域。15個指標中有3個指標在該區域，分別是治安情況（C7）、住房條件（C9）和房租承受能力（C15）。這些因素應該繼續保持并發揚。

第二象限：修補區（B）。評價指標表現出滿意度低而重要度高的區域。處在此區域的指標是目前公共租賃住房必須密切關注并且馬上改進。落在這個區域的指標有購物方便度（C2）和供電供水（C12），這兩個指標是租戶日常生活必須滿足的，評價度較低，需重點修補。

第三象限：機會區（C）。評價指標表現出重要度低而滿意度也低的區域。這些并不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落在這個區域的指標有公交車方便度（C1）、上學方便度（C3）和配套設施（C13），由于租戶不太重視這些因素，在資源緊張的情況下可以忽略這些因素，但是在這里往往可以挖掘出提升滿意度的機會點。

第四象限：維持區（D）。評價指標表現出低重要度和高滿意度區域。落在此區指標有衛生打掃（C4）、垃圾清理（C5）、設施維護（C6）、采光條件（C8）、小區綠化（C10）、供暖設施（C11）和認同程度（C14），這些指標滿意度評價較高，但對租戶不是最重要的，屬于次要優勢，對績效提高的實際意義不大，如果考慮資源的有效分配應先從該部分做起。

三、結論與討論

典型小區的應用測評結果，表明基于AHP的公共租賃住房生活滿意度綜合評價體系是測量中低收入家庭保障性住房的滿意程度的有效方法之一。本文以烏魯木齊市的公共租賃住房項目調查問卷數據為基礎，使用生活滿意度的綜合評價體系，對烏魯木齊市的公共租賃住房的租戶生活滿意度進行評價。

（一）從一級指標評價結果來看，烏魯木齊市公共租賃住房租戶的生活滿意程度較高，烏魯木齊的保障性住房政策能夠改善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質量，實現了國家住房保障政策的基本目標。

（二）從二級指標評價結果來看，物業管理、房屋質量和廉租房政策的滿意度較高，這與政府對保障性住房建設質量的嚴格監管是分不開的。而地理位置和小區設施的滿意度一般，這是因為商品房市場和保障性住房發展有一定的沖突性，地方政府出于土地出讓金收取角度，導致保障性住房選址較偏遠，公共基礎設施尚不完善。因此在新形勢下，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不僅要有量的提高，同時也要求有質的提高，圍繞周邊環境以及基礎的配套設施建設也勢在必行。

（三）運用四分圖模型，對三級指標進行分類的結果來看，保障性住房需要重點關注租戶的購物方便程度和供電供水情況，對于這兩個因素，應該找出問題癥結，重點解決。

鑒于我國大規模修建保障性住房的現狀，有必要形成一套完整的評估體系來測量住戶的滿意度，進而不斷調整完善保障房的建設方式和政策重點。本文的研究結論是基于烏魯木齊市保障房建設的基礎上做出的，這些實證研究數據和結論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這些數據和結論有助于發現保障性住房建設以及租住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同時也為政府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保障房制度提供理論依據，也為政府不斷改進與保障房相關的公共服務質量提供參考。

主要參考文獻：

篇9

一、城鄉結合部地區居民幸福指數調查

（1）調查目的。早期城市與鄉村的景觀差異明顯，但隨著城市化過程的加快，城市不斷向擴展，使得毗鄰鄉村地區的土地利用從農業轉變為農業、工業、商業、居住區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應興建了城市服務設施，從而形成包括郊區的城鄉交錯帶，原來的一些農村正在向城鎮轉型。在耕地減少的情況下，很多農民告別了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耕生活，成為城鄉結合部地區的原住居民。這些城鄉結合部目前的發展狀況如何，當地人的生活現狀如何，對生活持著怎樣的態度，我們不得而知。為了了解城鄉結合地區原住居民的生活現狀和生活幸福滿意度，我們團隊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區附近的農村進行實地調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蕭山瓜瀝鎮航民村作為典型對象進行調查分析。（2）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及調查方法。我們首先調查了位于杭州城鄉結合部、土地征用已經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裝交易市場——四季青剛剛遷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計劃用幾年時間將九堡打造成躺在綠陰懷抱中的現代新都市主義社區。不過，對目前的九堡來說，經濟發展的藍圖還只是一張圖紙，房產開發尚處于起步階段。除九堡外我們也重點考察了蕭山的航民村——這一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實地調研以前，我們通過查閱相關資料，了解到航民村積極發展村級經濟，依托集體經濟實力，全村村民享有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障，戶戶住上花園式樓房或別墅，實現了“全村沒有困難戶，家家都是富裕戶”的目標。此次共準備了300份調查問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發放150份問卷，以每家每戶走訪的形式，完成了這些調查問卷。調查對象涉及城鄉結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從事各行各業的原住居民。按年齡標準分，九堡村中年齡在18～35歲有62人，36～59歲有66人，60歲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齡在18～35歲有68人，36～59歲有70人，60歲以上有12人。按性別分，在九堡村中受訪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訪男性為80人，女性70人。按戶籍標準分，九堡村受訪者中農村戶口137人，城鎮戶口13人。航民村受訪者中農村戶口124人，城鎮戶口26人。（3）問卷設計與統計方法。調查小組參考了各種各樣的幸福指數調查報告，結合城鄉結合部的特點設計出調查問卷。問卷共13個小問題，主要為封閉式問題，同時設計了小部分開放式問題。后期數據的統計及分析，主要運用EXCEL和SPSS軟件進行。并擬定了一個訪談提綱，對兩村原住居民進行個別訪談。

二、城鄉結合部地區居民生活狀況

（1）居民家庭經濟壓力情況。對于目前的經濟壓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認為有點壓力的占大多數，也有一部分人沒有考慮過，認為壓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從中可以看出，兩村原住居民大多數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許壓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經濟壓力很大。可以說明城鄉結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經濟壓力普遍較小。（2）居民空余時間娛樂休閑情況。在回答“平時空余時間如何度過”這一問題，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別有約占84%和82%的人選擇玩電腦，看電視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娛活動，占到絕大多數。兩村仍有約16%和18%的人選擇打麻將，打牌等度過空閑時間。說明城鄉結合部原住居民娛樂休閑方式多樣，以文明休閑娛樂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數打牌打麻將等賭博活動的娛樂休閑方式。（3）居民人際關系狀況。在與周邊鄰居關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絕大多數人認為相處很融洽，都還過得去。極少有人選擇鄰里之間基本不交流，兩村受訪者中沒有人認為相處不和睦的。從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間鄰里關系都比較和睦，人際關系也很和諧。（4）周邊生活生態環境狀況。在對周邊生活生態環境這一項調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別有約92%的人認為周邊環境整潔干凈，適宜居住或者還可以，比較適宜居住，占到絕大多數，只有分別約占8%的人認為過度開發，環境污染嚴重。總體來說，九堡村和航民村這兩個城鄉結合部地區環境都適宜當地原住居民居住，環境污染小，過度開發現象較少。（5）周邊基礎設施建設情況。在對周邊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別有約占61%和71%的人認為可以滿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數。認為完全可以滿足需要的兩村分別約占21%和27%。認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約占18%，航民村僅占2%。由此可見，隨著城市化進程城鄉結合部的基礎設施建設日趨完善，能較好地滿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離完全滿足還存在一點差距。（6）居民社保體系情況。對于目前的社保體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別有約29%和33%的人認為能滿足，約占39%和53%的人認為基本可以滿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認為基本不可以和沒有任何作用。可見，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認為現行的社保體系基本可以滿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鄉結合部現行的社保體系能基本滿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進措施。（7）周邊治安情況。與城市化之前相比，對于目前的治安情況，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別有54%和84%的人的人認為有所好轉，占大多數，僅有少數人認為治安情況惡化。所以與城市化之前相比，城鄉結合部的治安情況有了明顯好轉，盡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隱患，但城鄉結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覺當地治安情況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狀態總體評價情況。最后，對生活狀態總體評價時，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訪者中分別有約95%和100%的人認為滿意，比較滿意或者認為一般還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數人對目前生活不滿意，航民村沒有人認為不滿意。整體來說，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對生活的幸福滿意度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較幸福。

三、結論分析

航民村受訪的原住居民中，對生活滿意和比較滿意的約占61%，九堡村約為42%。航民村生活滿意和比較滿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時沒有受訪者對目前生活感到不滿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訪者對目前生活表示不滿意，對生活狀態感覺一般的占絕大多數。那么，為什么同為城鄉結合部的兩村原住居民對生活滿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們認為，以下因素決定了居民對生活的滿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們在問卷調查過程中也了解了學歷這一背景信息，兩相對比，我們可以發現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數為101人，同時本科及以上人數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數為60人，本科及以上僅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質水平較高。因為文化水平高低會直接影響居民的就業問題和精神文化素質，也會影響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從而影響居民幸福指數。所以一般認為學歷較高，幸福指數越高。（2）收入與職業。航民村的整體收入與就業情況優于九堡村。航民村情況如下：

九堡村情況如下：

兩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經濟來源差異并不明顯，打工的占據大多數。但是仔細詢問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欄主要指自由職業者，這些群體工作不固定，面臨失業的風險很大。而航民村受訪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體企業工作，而且受訪人群中企事業單位工作較多。總體來說，航民村為該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業環境要優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穩定。（3）經濟壓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認為毫無壓力和沒考慮過壓力問題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認為壓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總體來說，航民村經濟發展迅速，依托村級集體經濟，該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沒有沉重的生存壓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經濟壓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況。航民村受訪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種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為34人。從實地走訪直觀來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遠高于九堡村，全村幾乎見不到居民用于單獨耕種的土地。相反，九堡村還是能見到當地居民自己耕種的土地。所以，總體來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農業工人用現代化機械統一生產，生產低價出售給村民。集約化經營、機械化生產相配套的現代農業經營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產出的單干模式。（5）居住條件。航民村住房條件優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積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據問卷調查及實地走訪，我們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別墅和村集體統一建造別墅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說家家戶戶住別墅，高檔程度令人羨慕，而九堡村多為村集體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況也比九堡村少。從住房情況來看，航民村的住房條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檔。從人均居住面積來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積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邊學校質量這一問題上，航民村有93%的人認為比之前好轉，沒有人認為惡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認為有所好轉，仍有32%認為沒有區別，也有人認為惡化的。總體來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對周邊學校質量的肯定明顯超過九堡村，周邊學校質量得到居民認同。子女教育問題是一個家庭非常關心的問題，是居民能夠切實感受到的問題，能夠影響居民幸福指數的高低。（7）生活環境。航民村周邊生活環境整體優于九堡村。對周邊生活生態環境的評價中，雖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時有約8%的人認為周邊過度開發，環境污染嚴重，但是航民村有約37%的人還是認為整潔干凈，評價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認為整潔干凈，其余大部分約75%的人集中在“還可以”這一評價上面。但是根據實地走訪的結果來看，我們也是傾向于認為航民村的周邊環境優于九堡村。周邊生活生態環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居民幸福指數。（8）基礎設施建設。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航民村基礎設施建設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認為完全可以，九堡村為21%。認為可以滿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這個選項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僅為2%。總體來說，航民村基礎設施建設較九堡村更為完善。（9）社保體系。對于現行的社會保障體系，航民村受訪的原住居民中有33%認為能滿足需求，53%認為基本可以，同時九堡村有29%認為能滿足，39%認為基本可以。但是在選擇基本不可以和沒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別為13%和4%，航民村僅為1%和0。說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對現行的社保體系較為滿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樂觀的地方。（10）治安狀況。對比城市化前后，對于治安情況航民村被受訪者中有84%的人認為好轉，占絕大多數。九堡村有54%的人認為好轉。而認為惡化的航民村僅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況好轉較九堡村明顯。在采訪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對治安情況表現出了一些的擔憂。總體來說，航民村治安情況好轉明顯，九堡村仍有待加強。

四、幾點建議

（1）城鄉結合部必須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積極發展社會經濟。經濟收入因素是影響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與幸福指數呈正相關。航民村的領導班子敢于帶領全體村民一起發展集體經濟，最終走出了一條以工業帶動農業和第三產業發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農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來賺錢，其他很多富裕的勞動力外出打工，并沒有致力于發展當地的經濟產業。（2）城鄉結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閑散的耕地資源、剩余的勞動力和資金來發展集體經濟，發展規模化工業或者農業，緩解就業壓力，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業環境。九堡地區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農民自己耕種自己收獲的，只能實現自給自足，基本沒有什么收益。同時很多閑散的勞動力資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夠像航民村那樣，九堡村將閑散的土地集中起來，實行規模化、機械化經營，同時將閑散的出租屋集中起來，利用四季青這一服裝批發商場的優勢，發展規模化的飲食業和酒店賓館之類的服務業，則必將會有不同的景象。（3）城鄉結合部必須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配套基礎設施服務水平是直接影響城鄉結合部居民幸福指數的最主要社會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進程中軟硬件設施條件不斷改善，從提供住宿服務的星級航民賓館，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場，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獨有的基礎設施一應俱全，這些都讓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閑場所，也為開展文明娛樂休閑活動提供場所，無形中提高了他們的幸福指數。同時周邊學校質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夠實現就近上學，切實解決當地人的子女教育問題。（4）城鄉結合部必須加強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設和諧的工作生活環境。如何與外來人口和諧共處也是影響城鄉結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區，我們可以看到很多的外來人口，他們大多向當地人租借房屋經營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規范，違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臟亂差現象比較嚴重。我們認為，當地政府部門在對待外來人口的問題上，必須與戶籍管理制度相掛鉤。規范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同時對于剩余的外來人口勞動力資源也可以考慮重新整合，將他們集中起來，考慮給他們提供就業的機會或者進行技能培訓，以使他們具備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時通過宣傳教育提升他們的文明素質，改變不良生活習慣。（5）城鄉結合部必須建立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居民不幸福感的產生來自于社會生活各方面壓力，因此政府相關部門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民眾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區，我們發現存在這樣幾種人群，一種是原來的房屋被拆遷之后搬進小區的，這部分人生活還算舒適，有相應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另一種是當地的一些農民，特別是一些上了年紀的農民，他們沒有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也因為舍不得交錢而沒有辦理。對于他們來說看病自然就覺得貴了，老了也覺得沒有依靠。針對這幾種不同的人群，應該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們能夠盡可能地享受社會保障體系。也有很多人因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沒有土地再興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積極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這些人的安居問題也需要得到解決重視。（6）城鄉結合部必須重視教育事業的發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響居民幸福指數的一個因素。按照以往的統計數據，一般認為學歷越高幸福指數越高，盡管近年來也有些變動，文化水平高低仍然會影響收入、工作、健康等。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較高。主要是因為航民村在重視教育方面可謂不遺余力。村里不僅支持孩子上完小學到高中，免除小學到高中的學費，同時還給考上大學的學生獎勵。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視教育的觀念，也促使當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7）政府應提高對城鄉結合部居民民生問題的關注度，同時當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養和政治水平。政府應致力于努力建設人民群眾幸福感、安全感強的和諧城市，城鄉結合部本來就出在城市外擴的邊緣，往往會被政府部門忽視，治安問題比較突出，在這種情況下，當地居民也應該提高自身政治素養，協同當地領導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才有基礎用來更好地發展工農業，發展第三產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構建完善的保障體系，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突破城鄉結合部，才能實現真正的城市化。

綜上所述，對于當今的城鄉結合地區來說，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數，將是未來引導城鄉結合部地區更好發展的一條必經之路。

參 考 文 獻

[1]羅新陽.解讀幸福指數[J].寧波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7（1）

篇10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07)11―0058―08

一、引言

隨著旅游業對旅游目的地拉動經濟、帶動就業、促進文化與環境作用的日益凸顯，目的地旅游業發展給居民帶來的各種機會也不斷增多，旅游目的地居民從旅游業發展中得到了切實的利益。因此，如何看待旅游目的地居民對生活質量及其旅游影響感知評價之間的關系，成為尤其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之一，也對構建以人為本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具有重要意義。

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和中國旅游業對外的全面開放，周莊的旅游業從量到質都有了飛躍發展，周莊因其悠久的歷史、獨特的水鄉風貌、深厚的文化蘊積和絢麗多姿的民俗風情成為中國江南水鄉的杰出代表、東方文化的瑰寶，被評為國家5A級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先后榮獲聯合國迪拜人居環境范例獎和聯合國亞太地區世界文化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等諸多榮譽。周莊旅游業發展給當地帶來了極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使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也得到了極大的改觀，當地居民對于旅游業影響和生活質量感知有著全面而深刻的體驗。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以周莊為例，從旅游目的地居民角度出發，一是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對旅游業發展影響的感知評價，二是考察發展旅游業之后旅游目的地居民對生活質量的感知評價，三是分析居民對旅游目的地生活質量評價與旅游影響的感知關系，四是研究居民對目的地發展旅游業的支持態度，其實證研究的最終目的可為政府調動旅游目的地居民參與旅游開發的積極性提供科學依據。

二、文獻綜述

一是旅游業發展對當地居民生活質量感知評價的文獻綜述。

首先，國外學者從多角度研究了居民對旅游的感知影響，如龍恩(Long，等，1990)認為居民對于旅游影響的感知隨著旅游發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麥克庫(McCool)和馬爾丁(Martin，1994)考察旅游影響感知與居民的社區依附的關系，研究發現高度依附的居民更會感知旅游發展帶來的成本和影響；約翰遜(Johnson)、斯耐逢格(Snepenger)和阿克斯(Akis，1994)研究證明了居民對社區未來的感知對于其對旅游發展支持的重要性；普度(Perdue)、龍恩(Long)和阿蘭(Allen，1990)的研究認識到那些從旅游發展中受益的個人更有可能支持旅游的后續發展；阿德萊克(Andereck等，2005)依據社會交換理論，提出更大范圍的教育以及主題宣傳活動才能幫助目的地居民更好地理解旅游業，從而對旅游業有更大的支持。

其次，國內在此方面的研究也卓有成效，如李有根等(1997)在國內較早研究了居民對旅游影響的知覺；黃潔等(2003)就旅游發展初期目的地居民的旅游認知態度進行了描述性研究；應天煜(2004)認為旅游的社會表象(或感知)主要來源于社區居民對當地旅游業發展帶來的影響的直接體驗；蘇勤和林炳耀(2004)利用社會調查和市場細分方法，對西遞、周莊和九華山3個旅游地的居民態度與行為進行了實地調查；顏麗虹和程道品(2005)以柳州市的旅游者和當地居民為調查對象，通過SPSS統計軟件對調查結果中旅游感知進行評價分析；諶永生等(2005)調查研究了敦煌市區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以及對旅游業發展的態度。

二是國外對旅游目的地居民生活質量的文獻綜述。

首先，對居民生活質量的研究起源于西方發達國家，其研究歷程經歷了發端階段(20世紀初至20世紀40年代)、成熟階段(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和應用階段(20世紀60年代至今)；戈爾布萊斯(Galbraith，1980)認為把經濟的價值和文化的價值綜合起來用一個價值指標來表示，這個價值標準就是生活質量；斯米爾遜(samuelson)和諾德豪斯(Nordhaus，2004)注意到有必要用生活質量的改善和提高來表示福利的增長；莫里斯(Morris，1979)成功構建了“物質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布萊德福(Bradford等，2002)研究青年人生活質量所用的指標體系；皮拉爾(Pilar等，2005)依據問卷調查結果，從主觀生活滿意度方面比較了老年男性和女性生活質量的不同。

其次，國內學者厲以寧(1986)較早地對西方經濟學中的“生活質量”研究作出了比較客觀的評價；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社會發展與社會指標》課題組認為生活質量是中國社會發展綜合指標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葉南客，1990)；白日榮和張浩(2002)探討了生活質量的內涵、評價生活質量的重要意義以及生活質量評價體系的選擇原則，并認為城市化低下是影響我國居民生活質量的主要原因所在；查奇芬和徐文松(2003)運用因子分析法對江蘇省城市居民生活質量進行了綜合評價研究；張雷聲(2005)從不同的側面對生活質量問題進行了綜述研究。

不難看出，國內對以上相關領域的研究，無論從研究內容還是從研究方法上，都已經越來越接近于國外對以上相關領域的研究，盡管目前直接探討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與旅游業發展對目的地生活質量感知評價之間關系的研究還沒有，但是國內外相關領域研究結果對本研究仍然具有很好的借鑒和參考價值。

三、數據來源

旅游目的地居民對生活質量的感知評價數據主要通過市場調查問卷形式收集。調查問卷的設計包括以下內容：第一部分是目的地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的調查，第二部分是旅游目的地居民對生活質量影響的感知評價調查；第三部分是調查目的地居民對生活質量受影響的總體判斷以及對旅游業的總體支持態度；第四部分是應答者的背景資料，包括被調查居民的人口統計特征及社會屬性。所有問題采用7分的李克特量表要求應答者用從“1”(非常反對)到“7”(非常贊同)的等級方法來表明自己對表述的同意程度。

本研究根據旅游目的地居民與旅游者接觸交往程度和經濟上對旅游業的依賴程度將旅游目的地居民分為4層：第一層是經常、持續接觸旅游者，經濟收入主要依賴旅游業的居民，主要包括賓館飯店、旅行社、旅游公司從業人員以及旅游個體工商戶；第二層是不規則接觸旅游者，經濟收入部分依賴旅游業的居民，主要包括商業、娛樂業和交通運輸業從業人 員；第三層是經常、持續接觸旅游者，但經濟收入較少依賴旅游者的居民，主要指普通居民和村民；第四類是較少接觸旅游者、經濟收入不依賴旅游業的居民，主要包括退休者、學生以及教師等非旅游部門從業人員。由于各層居民占總人口的比例沒有確定的數據作為參考，因此在抽樣時，此4部分人群基本按照等比例抽樣。市場抽樣調查時間分別在2004年10月、2005年6月和2006年3月。3次共發放調查問卷600份，通過回收、復核后共獲得有效問卷307份，總體有效率為51.17％。參加問卷調查的居民的基本情況主要是，男性占46.7％，年齡在30以下的占63.8％，被調查人家庭月收入低于3999元的占82.1％，大學在讀或者大學畢業以上的占49.5％，家庭人數在4人以上的占39.7％，家庭代際數為3代的占62.2％。居住時間在20年以上的占57.4％，城鎮居民占68％，職業和旅游相關的占47.3％。

四、研究結果

(一)居民對旅游業發展的感知影響研究結果

居民對旅游業發展的感知影響的觀測數據，是根據調研問卷第一部分關于目的地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調查，要求被調查者分別對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旅游經濟、旅游社會文化、旅游環境和旅游政治影響等29個選項問題表明自己的同意程度，該部分問題統一以“旅游業發展后，……”的方式提出(例如，“旅游業發展后，您認為旅游業給當地吸引來了更多的投資”)，讓被調查者根據自己的感知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斷，從而得到居民對旅游業發展的感知影響的觀測數據，然后再進行因子分析。

表1列出了居民對旅游業發展感知影響的29項因子特征值、各自解釋方差的百分比以及累計百分比，每項因子大于0.5的變量被挑選出來列入表內。一般認為絕對值大于0.3的因子負荷是顯著的(郭志剛，1999)。29個變量集中在8個主成分上，每個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這8個主成分因子累計解釋的方差的比例為62.7％，也就是說用這8個因子代替原有的29個變量，可以概括原始變量所包含的62.7％的信息。對以上29個指標進行信度檢驗，得到的克朗巴赫α系數為0.8906，說明這29個變量組成的量表非常穩定可靠。

通過表1居民對旅游業發展的感知影響因子分析，得到第一個因子在文化保護意識、建筑保護意識、文化活動參與等方面載荷均較高，反映了居民對文化保護的感知情況，可稱為文化感知因子；第二個因子載荷也具有綜合性質，但在社會風氣改善、社區依附、收入提高等方面載荷相對較高，反映了居民感知到了居住地居住條件的改善，產生了社區依賴和自我歸屬感，因此可稱為社區感知因子；第三個因子在環境影響感知載荷較高，反映了居民對旅游業帶來的各方面環境破壞的感知，稱為環境感知因子；第四個因子在政府旅游收入提高、當地物價上漲等方面載荷較高，稱為利益感知因子；第五個因子在居民認同旅游業帶來大量就業機會方面載荷較高，稱為就業感知因子；第六個因子主要反映了居民認為旅游業發展在政策傾斜、政治參與等方面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稱為政策感知因子；第七個因子主要反映了被調查居民對當地物價的感知，稱為物價感知因子；第八個因子反映了居民對個人隱私因為旅游業發展受到影響的感知情況，稱之為隱私感知因子(見圖1)。

(二)居民對旅游業發展后生活質量感知評價的研究結果旅游目的地居民旅游業發展對生活質量影響的感知評價數據，是通過市場調查問卷的第二部分，要求被調查者對分別代表從家庭、收入、健康、娛樂、生活、治安和社交受到旅游業影響的33個選項問題表明其同意程度，為了準確測量旅游業對居民生活質量的影響感知，該部分問題統一以“旅游業發展后，……”的方式提出(例如，“旅游業發展后，您認為旅游業給當地吸引來了更多的投資”)，然后讓被調查者根據自己的感知做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判斷。為了得到目的地居民對生活質量的感知評價，剔除不重要的信息，合并一些重復信息，擬采用因子分析法，然后用正交旋轉中的方差最大法(Varimax)對初始因子進行旋轉，選擇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并根據較高因子負載的變量對因子命名。

表2列出了居民對旅游業發展后生活質量感知評價的33項因子特征值、各自解釋方差的百分比以及累計百分比，每項因子大于0.5的變量被挑選出來列入表內。一般認為絕對值大于0.3的因子負荷是顯著的(郭志剛，1999)。33個指標變量集中在8個主成分上，每個主成分的特征值都大于1。這8個主成分因子累計解釋的方差的比例為64.7％，也就是說用這8個因子代替原有的33個變量，可以概括原始變量所包含的64.7％的信息。對以上33個指標進行信度檢驗，得到的克朗巴赫α系數為0.9285，說明這33個變量組成的量表非常穩定可靠。

通過表2居民對旅游業發展后生活質量感知評價的因子分析，得到第一個因子在收入、家庭關系、家庭生活滿意度等主要方面載荷均較高，反映了旅游業對居民家庭生活的影響程度，可稱為家庭生活因子；第二個因子載荷也具有綜合性質，但在娛樂休閑、健康狀況等方面載荷相對較高，反映了旅游業發展對居民生活方式帶來的影響，可稱為生活方式因子；第三個因子在本地居民社會交往的頻次和廣度等方面載荷較高，反映了旅游發展對居民社會文化交往的影響，稱為社會交往因子；第四個因子在社區依賴、地區認同、自我歸屬感方面載荷較高，稱為社區認同因子；第五個因子在旅游發展使本地的社會治安壓力增加方面載荷較高，稱為社會治安因子；第六個因子主要反映了旅游發展使本地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食品供應等方面帶來了積極的影響，稱為社會設施因子；第七個因子主要反映了被調查居民在消費構成上的變化，反映了旅游發展對居民恩格爾系數的影響，稱為消費結構因子；第八個因子反映了旅游業發展對居民娛樂方式的選擇以及娛樂支出帶來的影響，稱之為娛樂消費因子(見圖2)。

(三)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與生活質量感知評價的相關分析

居民對旅游影響的感知和其對自身生活質量是否具有相關關系，是本研究的重點。根據前面的分析結果，8個因子可以解釋居民對生活質量感知評價中的原始變量所包含的64.7％的信息，同時也有8個因子可以解釋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中的原始變量所包含的62.7％的信息，因此可以說，用這16個主成分因子的值就可以分別代表居民對生活質量的評價和對旅游影響的感知。表3橫向所列為居民對旅游影響感知的8個主成分因子，縱向所列為居民對生活質量評價的8個主成分因子，分析采用Pearson分析法，相關系數即皮爾遜(Pearson)相關系數，顯著性概率(Sig.2-tailed))表示雙側顯著性檢驗 概率。

從表3和圖3可以分析出以下研究結果：

第一，被調查居民對家庭生活的評價和其對旅游業給當地社區帶來的影響的感知、旅游業對當地物價影響的感知以及旅游業對其隱私影響的感知三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被調查居民在對家庭生活質量評價時，考慮到了旅游業對其居住社區、當地物價以及個人隱私的影響；

第二，被調查居民對生活方式的評價和其對旅游業給其帶來的社區依附感、自我歸屬感、環境意識增強以及上級政府的政策傾斜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旅游業的發展，越來越多旅游者的拜訪，加強了目的地居民對于居住地的認同和自豪感，同時他們會更加珍惜當地的資源環境，并且更希望上級政府能夠給予當地更多的政策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的生活方式也更加輕松愜意，娛樂的時間和方式都有所增加；

第三，被調查居民對社會交往情況的評價和其認為旅游業帶來的文化影響、社區依附感增強以及上級政府的政策傾斜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旅游業的發展增強了目的地居民的文化意識和對于居住地的依賴感，帶來了上級政府的政策支持，這些使得目的地居民的社會交往廣度、深度加大，他們對于未來和諧生活的信心也有所增強；

第四，被調查居民對社區認同的評價與其認為旅游業帶來的文化影響、社區依附感增強，家庭收入增加、就業機會增多和上級政府的政策支持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又一次說明旅游業的發展增強了居民的自我歸屬感和自豪感，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和上級政府的政策傾斜，他們對于當地的認同感和依附感更加強烈，對于未來生活的信心更強；

第五，被調查居民對于社區治安的評價和對他們認為旅游業帶來的社區依附感和環境影響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居民如何評價生活地區的治安情況與其對于社區的依附感和對環境變化的感知情況密切相關，他們越是依賴當地社區和賴以生存的環境，對于當地的治安情況就越關心；

第六，被調查居民對于生活設施情況的評價與其認為旅游業為自身帶來的利益的變化之間有顯著的相關性，這說明，居民如果認同旅游業的發展給其家庭收入帶來了增長，其就會認同當地的生活服務設施也得到了改善，生活必需品供應充足了以及家庭中的設施設備齊全了，這一點很好理解，只有消費能力增長了，消費的產品和服務的數量以及滿意度才能提高；

第七，被調查居民對消費構成的評價和其認為旅游業發展帶來的社區依附感以及個人隱私方面的變化有正相關，這說明越是依賴居住地，越是在意個人生活不受外界打擾，就越會希望當地房地產價格下降，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用于衣食之外的消費；

第八，被調查居民對于娛樂消費的評價與其認為旅游業發展對當地物價的影響有正相關關系，這說明居民認識到是旅游者的涌入，抬高了當地的物價水平，同時他們認為在消費這些娛樂資源時的花費比以前也增加了。

與此同時，研究結果還指出了一些顯著的負相關關系，比如居民對消費構成的評價與其認為旅游業帶來的文化影響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說明他們一方面認為通過旅游業的發展增強保護當地文化資源的意識，并且有更多的機會參加文化活動，但是他們同時也認為對于目的地居民一些休閑娛樂資源或者活動價格太高，應該降低這些資源對于目的地居民的價格門檻；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居民對消費構成的評價與其認為旅游業帶來的經濟利益增長之間有顯著的負相關關系，這是否可以說明，他們認為既然政府從旅游業中獲取了大量的收入，就應該把這些利益與目的地居民一起分享，具體的表現就是降低當地房地產的價格以及降低其他一些公共資源對于居民的價格線。

接下來，再對兩個變量的相關性進行檢驗，以印證以上分析結果，這兩個變量的值依然通過問卷得到，請被調查者對“您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對當地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影響總體上是積極的”和“您認為旅游業的發展對您生活質量的影響總體上是積極的”這兩個表述就同意的程度進行打分，前一個問題主要考察居民對旅游影響的總體感知狀況，后者調查旅游業發展后，居民對生活質量的總體評價狀況，兩者的相關性見表4。分析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印證了以上的分析結果。

(四)目的地居民對旅游業支持態度的相關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