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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阿納尼亞斯?查爾斯?利特爾頓（Ananias Charles Littleton）（1886-1974年）是美國著名的會計學家，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當代會計學家之一。他一生著作頗豐，其思想對現代會計思想的發展、會計歷史研究的深化、會計實務的完善等方面有著巨大影響。從20世紀20-70年代，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漫長學術生涯中，利特爾頓先后在專業期刊上發表了100多篇學術論文，單獨或同他人合著專著多部。他的代表作主要有：《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1933），與威廉?A?佩頓合著的《公司會計準則緒論》（1940），《會計理論結構》（1953），與B?S?耶梅合作主編的《會計史論文集》（1956）和《會計學論文集》（1961），與V?K?齊默爾曼合著《會計理論：連續性和變革》（1962），與M?穆里茨合編的《會計學優秀論文集》（1965）等。在其豐厚的學術成果中，有四部代表作在世界各國會計學界廣為流傳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第一部著作是《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這本書使利特爾頓成為當之無愧的會計史研究領域的權威，他也因此著作而得到會計界的承認。第二部著作是《公司會計準則緒論》，這本書為當時“公認會計原則”的制訂和執行提供了最具權威性的理論依據。該書作為美國會計師協會（AAA）的第3號“專題研究報告”于1940年首次出版后，對現代會計理論以及會計準則的制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先后歷經15次修改出版，該書奠定了現代會計準則的理論基礎與架構，被認為是美國傳統會計實務所依據的基本理論的最清晰說明。第三部著作是《會計理論結構》，該書是會計學術界第一次完整論述會計理論體系和結構的專著，它的出版標志著會計從一門方法發展成為一門科學，利特爾頓對會計理論的貢獻，也因此書而達到巔峰。直到現在，《會計理論結構》仍然被譽為是那個時代對會計理論發展最有貢獻意義的文獻。第四部著作是《會計理論：繼承與創新》，這部書主要揉合了《1900年以前的會計發展》和《會計理論結構》的思想，并將會計科學放在一個發展的大背景下進行討論。以簿記理論為基礎構建由會計思想、會計理論與會計方法等有機結合的具有良好邏輯的會計學體系是他所有著作的一個重要特征。

利特爾頓的學術成果豐碩，他對當代會計理論、公認會計原則等的形成有著重大的影響，學界公認利特爾頓是世界級的會計大師，更是會計理論的重要構建者。

二、《演變》基本結構

《演變》文章結構簡潔清晰，富有邏輯性，以不同時期的典型日記賬分錄為例，按照時間順序圍繞日記賬的演變這一主題展開了細致的論述。利特爾頓認為，從日記賬的發展過程來看，日記賬先后經歷了4個階段：（1）日記賬未出現前，需要將交易事項在兩個相關的賬戶中完整地記錄下來；（2）1430年到1550年期間，使用具有高度專業技術形式的分錄將交易事項記錄在分類賬中；（3）在之后的一個漫長的時間里（即1550年到1600年左右），日記賬分錄需要或多或少地記錄交易事項；（4）現代時期，日記賬的主要焦點集中在如何用技術性形式準確分類會計主體。《演變》一文主要對15-17世紀期間的日記賬演變過程進行了研究，針對日記賬的斷代史進行了研究。

從整個行文邏輯上來看，《演變》一文可以劃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引言部分，第二部分為15-16世紀典型的日記賬分錄（包括第一種類型的日記賬和第二類的日記賬分錄），第三部分為十七世紀之后的日記賬分錄，第四部分為總結。

在引言部分，作者論述了日記賬是記賬過程中的一項重要技術，是將經濟交易事項的非技術報表形式轉換為一種技術性報表的中間記錄環節。但就當時的情況來看，當時美國日記賬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而且在未來日記賬可能會逐漸消失，因為日記賬不是記賬過程中的必要環節。在對日記賬的現狀和未來趨勢進行簡單的預期之后，利特爾頓在文章中提出了探索日記賬起源的想法。

《演變》一文第二部分主要介紹了15-16世紀典型的日記賬分錄。這個時期的日記賬分錄有兩種不同的類型。第一類日記賬分錄的特點是：不論采用何種語言，所有這些典型日記賬分錄都采用“By A . to B .”的形式來編制。這些分錄所表達的含義不是很清晰，因此在理解這種類型的分錄時就需要對其進行推理判斷。在原文例子中所使用的介詞“per”和“a”分別表示債務人和債權人，而且債權人總是寫在債務人之后。這種類型的日記賬分錄只是展示了“per”和“a”的用法，沒有說明這兩個介詞的特殊含義，也沒有說明“per”和“a”是怎樣分別與“債務人”和“債權人”聯系起來的。同一時期德國的日記賬分錄時間雖然遲于意大利的日記賬分錄，但是它所采用的編制形式也是類似的，都具有技術性。雖然這樣的日記賬分錄比較難以理解，但還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方式將這種日記賬分錄重新整合構建成易于理解的分錄。利特爾頓還認為可以從德國的分類賬發展來理解德國的日記賬，因為日記賬是在分類賬之后產生的，而且現在的日記賬在記錄發生的交易事項時也會很自然地使用分類賬中的專業短語。日記賬分錄的左方記載借方賬戶和屬于其他相關賬戶的相反的或是解釋性的分錄，其右方記載貸方賬戶和屬于其他相關賬戶的相反的或是解釋性的分錄。日記賬分錄的這種技術形式明確地表現了整個業務的兩個不同方向并且已經體現了在當前的分類賬實踐中的使用情況。

第二類日記賬分錄與第一類日記賬分錄幾乎是同時存在。第二類日記賬分錄的形式與第一類日記賬不是一模一樣的，在某種程度上，它更接近于現代的形式。根據措辭的不同，第二類日記賬分錄可以產生三種意思相近但有細微變化的方式，分別是：（1）A是債務人，B是債權人；（2）A是B的債務人；（3）A欠了B的錢。第一類日記賬分錄的形式可能是來源于分類賬分錄的措辭，才導致使用英文分類賬分錄中借方的“to”和貸方的“by”，而第二類日記賬分錄可能是在記錄個人賬戶交易事項的日記簿基礎上自然地發展起來的。很顯然，它比第一類日記賬分錄更能說是現代日記賬分錄的前身。

第三部分介紹了17世紀之后的日記賬分錄演變。17世紀的日記賬分錄在措辭上有了一些變化，但是這些變化并沒有什么意義。但隨后，在19世紀中期稍早的時候，出現了更明顯的變化，日記賬分錄又重新使用了技術性形式來編制，但與之前在1550年被棄用的技術性形式“By A ，to B ”又有所不同，專業術語幾乎完全被使用了。一筆交易的借方和貸方被分成兩個單獨的列表，貸方科目的名稱則是低于借方科目名稱。有時“Dr”被留存，有時則是被省略了；但是“to”作為借方的標志被保留了下來。后來連“to”也被棄用了，借貸方的差別可以單純地根據詞語和數據的位置來判別。文中列舉了一個18世紀日記賬編制的例子“John Doe is debtor $1000 to Stock”，這表明日記賬記錄的主體必須要有兩個，但是并不強制要求明確這兩個主體。隨后日記賬的編制方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編制時不僅要求反映兩個明顯不同的事實，而且每個事實都要根據它的名字和借、貸方的特點來填寫。日記賬分錄的發展也改變了簿記的結構，要求每個事實都要根據它的名字和借、貸方的特點來填寫。現代日記賬的編制過程讓人認為需要編制的是貸方分錄，而不是債務人或債務人，也就是說“會計主體”不是最重要的。

第四部分是全文的總結部分。利特爾頓認為日記賬的演化過程沒有停止也將不會停止，也正因為不斷進化的過程使得會計記錄向更深的技術細節發展。日記賬分錄本身也省略了原始分錄中許多輔助的交易記錄。現代會計遇到了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要學好記賬比以前更難。記賬已經成為真正的技術，而不是一個簡單的登記程序。

《演變》一文中利特爾頓采用歸納法對會計史進行研究，并從中總結出一套系統的會計思想體系。文中列舉了大量的不同時期的日記賬分錄，通過比較、分析得出不同時期日記賬分錄的特點和編制方式。日記賬分錄在不同時期的不同變化也體現了事物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規律，日記賬分錄的演變過程是從無到有、從簡單到復雜的，而且還會隨著客觀環境的改變而不斷變化。利特爾頓是享譽全世界會計大師，他的會計信條是：相對準確的會計信息會逐漸逼近要求。日記賬分錄的演變過程正符合這一規則。會計產生的原因在于客觀經濟發展的需求，而作為會計技術的日記賬的演變同樣也遵循這樣的規律。

三、《演變》主要理論貢獻

會計活動始于遠古時代。但是直到1494年意大利數學家盧卡?帕喬利在其出版的《數學大全》一書中才系統介紹了復式簿記，正是這一部分篇章，成為了最早出版的論述15世紀復式簿記發展的總結性文獻，集中反映了至15世紀末期為止威尼斯的先進簿記方法，從而有力地推動了西式簿記的傳播和發展，同時也開啟了將會計作為學術進行研究的歷史進程。但是，從16世紀到20世紀漫長的幾百年間，會計史研究并沒有得到快速的發展。直到1933年，利特爾頓教授的名著《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的發表，會計史研究才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從此會計史研究步入蓬勃發展時期。

《演變》早于《20世紀以前的會計發展》發表，是對日記賬發展歷史過程中的幾種典型分錄進行研究的一個代表性作品。《演變》一文通過對日記賬演變過程的研究，指出時展是會計發展的驅動因素，會計是一門反映時代變化和需要的科學。同時，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是相互聯系且密不可分的，早期的會計實務促使了會計理論的形成，而會計理論又反過來指導會計實務，這是一個相互作用的過程。

利特爾頓對會計歷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作為其會計史研究成果的一部分，《演變》體現了一個會計學者對待客觀歷史的態度。利特爾頓特別強調要用歷史的、發展的觀點對待會計研究。同時，利特爾頓也以嚴謹的治學方式對待會計問題，他的作品也展現了非常強的邏輯性思維和分析性思維的特征。

四、《演變》對我國會計科學理論研究啟示

我國的會計活動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公社制時代，那時人們已用“刻石記數”和“結繩記事”等方法來反映數量及其他收支。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會計技術也在不斷的進步。我國會計的記賬方法也從原始的計量、記錄方法發展到中式的單式收付簿記方法，再從單式收付簿記法發展到不完全的復式收付賬法直至發展到相對成熟的復式記賬法，我國的薄記方法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過程。郭道揚教授曾經寫道：“人類社會的會計發展既不可能超越某一歷史階段會計所處的歷史環境，產生超前的會計思想與會計行為，但也決不可以聽任落后的會計思想在新的歷史階段繼續起支配作用。”所以要對會計史進行研究，把握其發展規律，以便更好地發揮會計的職能，這正是研究會計史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歷史展示了會計發展的脈絡，結合當時的歷史背景和經濟環境，就更加有利于理解會計、研究會計和發展會計。

我國對于會計史的研究尤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表現為對會計史的研究起步較晚，研究的內容缺乏系統。目前所能看到的近代會計史研究的成果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后出現，當時只有一些學者發表了少量的相關研究論文，例如馮抑堂的“吾國古代會計之研究”，林道俊的“中國古代政府會計制度之演進研究”，潘序倫的“會計學發達史”、“我國會計學術與會計職業之回顧與前瞻”、“中華民國三十年度結賬程序述要”等。之后至改革開放之前，我國會計史的研究幾乎停滯，研究成果極為少見。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會計史的研究才得到了蓬勃發展，較為重要的研究成果有郭道揚教授著的《中國會計史稿》（上、下），高治宇著的《中國會計發展簡史》、李寶震和王建忠合著的《中國會計簡史》、趙友良著的《中國古代會計審計史》等。

會計史研究對于會計的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通過對會計史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會計理論與實務的根基及演變路徑，有助于總結經驗，正確認識會計發展規律，科學的把握和預測會計學科的發展方向。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會計史的研究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就整體而言，我國對會計史的研究仍需全面提高。我國今后會計史的研究重點需要加強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是會計史研究的系統性。雖然理論界對會計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研究成果并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整體，研究方向多是局限在某個專業領域，并沒有構成完整意義上的會計史學。二是加強會計史研究高素質人才的培養。會計史的研究不僅需要對歷史較為熟悉，而且需要精通會計理論和實務，同時還需要具備閱讀國外文獻的能力，對研究人員的綜合素質要求比較高。因此，要使會計史研究系統化、全面化，培養更多的高素質研究人才是當務之急。

[本文系郭道揚教授主持的2011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會計通史系列問題研究》（編號：11&ZD145）階段性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郭道揚：《中國會計史稿（上下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2年，1988年版。

[2]王光遠：《阿納尼亞斯?查爾斯?利特爾頓》，《財會通訊》1992年第10期。

[3]付磊：《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會計史研究述評》，《財會通訊》（綜合）2008年第12期。

[4][美]邁克爾?查特菲爾德著，曾浩、許家林譯：《會計思想史》，新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

[5]R.A.Bryer.Double-Entry Bookkeeping and the Birth of Capitalism：Accounting for the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Medieval Northern Italy.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Vol.4，NO.2，1993

[6]Eve Chiapello.Accounting and the birth of the notion of capitalism.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Accounting，18（2007）

篇2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 ]。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 ]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 ]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 ]；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 ]，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 ]；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 ]。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 ]，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 ]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 ]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氾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 ]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 ]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 ]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 ]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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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于中國古代是否有科學的問題,學術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見。不少學者根據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獻,用歷史事實證明中國古代有科學,甚至認為,中國古代曾有過居于世界領先地位的科學技術。正如英國著名的中國科技史家李約瑟所言,古代的中國人在科學技術的許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創造出著名的‘希臘奇跡’的傳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擁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財富的阿拉伯人并駕齊驅,并在公元三世紀到十三世紀之間保持一個西方所望塵莫及的科學知識水平”,中國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曾經“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特別是在十五世紀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則根據中國古代沒有近代意義的“科學”,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產生,以證明中國古代沒有科學。筆者持中國古代有科學的觀點,并認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具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義的“科學”。這一看法對于理解中國古代科技曾有過輝煌但又沒有能夠實現向近代科學的轉型,或許會有一定的幫助。

一.儒學化的中國古代科學家

從科技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看,科學技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發展的,因而必然會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響。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表現為儒家文化對于古代科學家的影響,表現為大多數科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與儒學有著密切的關系。

關于中國古代科學家,目前,國內有兩部較為重要的傳記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共選入中國古代科學家235位,另有明清時期介紹西方科技的外國人14位,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全;其二,由盧嘉錫先生任總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有金秋鵬先生任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該書精選了春秋戰國時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學家77位(除漢代數學家張蒼和清初地理學家劉獻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之中),該書收錄的古代科學家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編的《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為依據,參照金秋鵬先生所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學家與儒學之間的關系。

根據筆者分析,在《中國古代科學家傳記》中所收錄的科學家,大都與儒學有著程度不同的關系。依據這些科學家與儒學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可分為以下兩個層次:

其一,在儒學發展史上具有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學研究著作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有:漢代的張衡、崔寔,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璣、虞喜、何承天、祖沖之,隋朝的劉焯,宋代的沈括、黃裳,明代的羅洪先、宋應星、張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萊、李銳,等等。其中漢代的天文學家張衡著《周官訓詁》;東晉時期的天文學家虞喜“釋《毛詩略》,注《孝經》”[];南北朝時期的天文學家何承天對《禮論》進行整理,“刪減合并,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數學家、天文學家祖沖之“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隋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劉焯著《五經述義》;宋代的科學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學家、地理學家黃裳撰《王府春秋講義》;明清之際的科學家宋應星撰《談天》、《論氣》;清代的數學家汪萊撰有《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等經學著作,數學家李銳協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誥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顯受儒學影響、具有儒家理念或運用儒家經典中的知識進行科學研究的科學家。這類科學家較多,比如(按年代順序),班固、劉洪、張仲景、皇甫謐、裴秀、劉徽、酈道元、賈思勰、王孝通、賈耽、杜佑、李吉甫、陸龜蒙、韓鄂、蘇頌、唐慎微、劉完素、鄭樵、張從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楊輝、郭守敬、朱世杰、王禎、朱震亨、魯明善、戴思恭、馬一龍、李時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載堉、陳實功、徐光啟、張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錫闡、梅文鼎、楊屾、徐大椿、陳修園,等等。

這些科學家與儒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羅列的這些科學家幾乎囊括了古代科技體系中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五大學科的最著名的科學家,是科學史上各個時期最具代表的科學家。而且在事實上,除了以上科學家之外,還會有其他許多科學家與儒學有著直接的關系,比如,大多數官吏科學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響;一些道教、佛教科學家,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也會與儒家思想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

古代科學家與儒學的這種關系,與儒家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有關。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國人自小都學習過儒家經典。儒家經典是古代文化的載體,學習文化知識,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同時,儒家經典是培養理想人格的教科書,要成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學習儒家經典。而且,儒家經典是古代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要進入仕途,也必須學習儒家經典。古代的絕大多數科學家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會交往中,古代科學家大都免不了與儒士交往。從家庭成員到老師,以至朋友同事,總會有儒家學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學士。宋朝時期的法醫學家宋慈,先是師從朱熹弟子吳雉,又經常向朱熹弟子楊方、黃干、李方子、蔡淵、蔡沈等學習。入太學時,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學家真德秀的賞識,并拜師受學。清代科學家梅文鼎,他的父親就是飽讀儒家經典的書生;后來,他又與著名經學家朱彝尊、閻若璩、萬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黃宗羲之子黃百家等等有過密切的交往;他的許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學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與他所交往過的儒家學者有關。又比如,清代的數學家李銳,曾師從于著名經學家錢大昕,在數學研究上與經學家焦循多有交往,與焦循、汪萊一起被稱為“談天三友”[]。

中國古代科學家在成長的過程中、在社會交往以及學術交往中,大都處于儒家文化的氛圍之中,儒家文化是他們心靈、思想、學識、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使得中國古代科學家帶有明顯的儒學化特征。他們大都具有儒家的價值觀念和道德品質,具備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識,對儒家經典有著濃厚的學術情趣,以至于在他們的科學研究中,或是包含著對儒學的研究,或是運用了儒家經典的知識,或是蘊涵著儒家的情懷。

二.儒學化的古代科學研究

在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不僅科學家的價值觀念、人格素質、知識學問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而且在科學研究中,科學家的科研動機、基礎知識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學的影響。

(1)儒家的價值觀影響科學研究的動機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技的動機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經學的目的。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動機首先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北魏時期的農學家賈思勰在其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對此有很好的論述。該書的“序”在闡述作者研究農學的目的時說:“蓋神農為耒耜,以利天下。堯命四子,敬授民時。舜命后稷,食為政首。禹制土地,萬國作乂。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還舉了許多例子:“耿壽昌之常平倉,桑弘羊之均輸法,益國利民,不朽之術也”;“任延、王景,乃令鑄作田器,教之墾辟,歲歲開廣,百姓充給”;“皇甫隆乃教作耬、犁,所省庸力過半,得谷加五”;“《書》曰:稼穡之艱難。《孝經》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這些論述無非是要說明他撰著《齊民要術》的目的在于“益國利民”,為的是國計民生。元朝時期農學家的王禎在所著《農書》的“自序”中說:“農,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饑;一女不織,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農,其教民耕織、種植、畜養,至纖至悉。”他撰著《農書》的目的也在于國計民生。中國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這些學科較為發達,概由于當時這些學科與國計民生密切相關。數學以解決實際問題為基本框架和內容,其中所涉及的問題大都與國計民生有關;天文學講“敬授民時”,地理學講治國安邦,醫學講治病救人,也都與國計民生相關聯。

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另一個動機是出于“仁”、“孝”之德。東漢時期醫學家張仲景研究醫學,旨在“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在于“愛人知物”、“愛躬知己”[]。魏晉時期醫學家皇甫謐在所著《針灸甲乙經》的“序”中說:“若不精通于醫道,雖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無以濟之,此固圣賢所以精思極論盡其理也。”可見,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落實“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時期的醫學家孫思邈也在所著《備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親有疾不能療之者,非忠孝也。”金代醫學家張從正更是明確把自己的醫學著作定名為《儒門事親》,以表明他研究醫學的動機在于“事親”。事實上,科學研究的動機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與出于“仁”、“孝”之德,這二者是一致的,關注國計民生是“仁”、“孝”之德的進一步推廣;所以,那些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的科學研究,同樣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還有一個動機,這就是經學的動機。古代數學家大都把自己的數學研究與《周易》、《周禮》的“九數”以及儒家的“六藝”聯系在一起。魏晉時期數學家劉徽在所撰《九章算術注》“序”中說:“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孫子算經》認為數學是“六藝之綱紀”,能夠“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時期的數學家王孝通在《上緝古算經表》中說:“臣聞九疇載敘,紀法著于彝倫;六藝成功,數術參于造化”;這一切都是為了說明他們研究數學是對儒家經學的繼承和發揮。宋朝時期的數學家秦九韶在《數書九章》的“序”中認為,數學“大則可以通神明、順性命,小則可以經世務、類萬物”,元朝時期的數學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鑒》“卷首”中認為,數學“以明理為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神之學”,這里講“通神明、順性命”以及“明理”,無非是要說明數學與理學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們的數學研究的動機也正在于此。事實上,宋代以后的科學家較多地把科學研究與求“自然之理”聯系在一起,所謂“數理”、“歷理”、“物理”、“醫理”之類;在他們看來,當時所謂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學也是為了闡發儒家的道理。

從根本上說,古代科學家研究科學的以上三種動機都是圍繞著儒家的價值觀而展開的。出于國計民生的需要,就是為了落實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實踐儒家的仁愛理念;出于經學的目的,就是要發揮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學家的研究科學的動機最終都源自儒家的價值觀。

(2)儒家經典成為科學研究的知識基礎

科學研究需要有相當的知識基礎和專業基礎,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數科學家的基礎知識甚至一些專業基礎知識最初都是從儒家經典中獲得的。儒家經典中包含了豐富的科技知識。就古代數學、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和農學五大學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數學知識,《詩經》、《尚書?堯典》、《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學的知識,《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學知識,《周易》、《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與醫學有關的知識,《詩經》、《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農學知識。應當說,儒家經典中具備了古代科學家從事科學研究所需要的基礎知識以及一些專業基礎知識。因此,儒家經典中的科技知識,實際上成為許多科學家的知識背景,成為他們的知識結構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古代許多科學家的科學研究正是在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科學知識的基礎上,經過自己的進一步研究、發揮和提高,從而在科學上做出了貢獻。從一些科學家的科學研究過程以及他們所撰著的科學著作中,可以發現,他們的科學研究與儒家經典中的知識密切相關,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儒家經典中某些知識的發揮和提高。

古代數學家必定要講《周易》。魏晉時期的著名數學家劉徽在為《九章算術》作注時說:“徽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為之作注。”[]也就是說,他是通過《周易》的陰陽之說“總算術之根源”,從而明白《九章算術》之意,并為《九章算術》作注。宋元時期的數學家講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宋代著名的數學家秦九韶對《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數學問題進行研究,從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術”,被認為達到了當時世界數學的最高水平;又有數學家楊輝對“洛書”的三階縱橫圖進行研究,直至對十階縱橫圖的研究;還有元代著名數學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鑒》,運用《周易》概念論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組的求解問題,被美國科學史家喬治?薩頓稱為“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中世紀最杰出的數學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學家必定要以《尚書?堯典》為依據,同時結合《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詩經》、《春秋》“經傳”等儒家經典中有關天象的紀錄和天文知識,進行研究,同時,古代天文學家在編制歷法時也經常運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約瑟說:“天文和歷法一直是‘正統’的儒家之學。”[]充分揭示了中國古代天文學與儒學的關系。由于古代的天文歷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經典,所以,在歷史上,大多數天文歷法家都是飽讀儒家經典的儒者,從漢唐時期的張衡、虞喜、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到宋元時期的蘇頌、沈括、黃裳、郭守敬,這些著名的天文歷法家都曾經讀過大量的儒家經典,他們所撰著的天文歷法方面的著作采納了儒家經典中大量的天文學知識。

古代的地理學則不可能不講《尚書?禹貢》、《周禮?夏官司馬?職方》。東漢的班固所撰《漢書?地理志》輯錄了《尚書?禹貢》的全文和《周禮?夏官司馬?職方》的內容;魏晉時期的地圖學家裴秀所制《禹貢地域圖》主要是根據《尚書?禹貢》。此后的地理學家酈道元、賈耽、杜佑、李吉甫都無不通曉《尚書?禹貢》,并以此作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農學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農學研究的思想基礎。而且,以《禮記?月令》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農書是古代重要的農書類型,先是有東漢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韓鄂撰《四時纂要》,后來還有元朝的魯明善撰《農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類型的農書,其中也包含了大量從《詩經》、《尚書》、《周禮》、《禮記?月令》、《爾雅》等儒家經典中引述而來的農學知識。

當然,作為科學家,他們的知識并不只是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那一部分科學知識,他們還擁有從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獲取的知識,更重要的,還有他們的經驗知識以及他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獲得的知識。但無論如何,在他們的知識結構中,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是他們進行科學研究最基礎的同時也是最重要的知識。

(3)儒家的經學方法成為重要的科學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學家在研究科學時,不僅研究動機與儒家思想有關,所運用的知識中包含著從儒家經典中所獲得的知識,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與儒學的經學方法相一致。

中國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往往是以讀書為起點,然后用經驗知識驗證前人的理論和觀點,并作適當的發揮、詮釋和概括。與這樣的研究程序相關,科學研究首先要求廣泛地讀書,博覽群書,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經典,這就是“博學以文”。在此基礎上,科學家還要用親身的實踐對前人的知識進行驗證,尤其是地理學家、醫藥學家、農學家更是如此,這就要求“實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學著作有不少都是對以往科技知識的整理和總結。

古代的科學研究由于與儒家的經學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都是圍繞著前人的著作而展開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經典的傳統。古代科學家首先必須尊崇儒家經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識的那些儒家經典,《詩經》、《尚書?堯典》、《尚書?禹貢》、《大戴禮記?夏小正》、《禮記?月令》、《周禮》、《周易》以及《春秋》“經傳”等都是古代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經典。此外,科學中的各個學科也都有各自的經典:數學上有“算經十書”,包括《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海島算經》、《五曹算經》、《孫子算經》、《夏侯陽算經》、《張丘建算經》、《五經算術》、《綴術》、《緝古算經》;天文學上有《周髀算經》、《甘石星經》等;地理學上有《山海經》、《水經》等;醫學上有《黃帝內經》、《神農本草經》、《難經》、《脈經》、《針灸甲乙經》等;農學上有《泛勝之書》、《齊民要術》、《耒耜經》等等。這些經典是各學科的科學家所必須尊崇的。

由于尊崇經典,所以科學研究只是在經典所涉及的范圍內展開,只是在對經典的詮釋過程中有所發揮。先有《九章算術》,后有《九章算術注》;先有《水經》,后有《水經注》;先有《神農本草經》,后有《神農本草經集注》,諸如此類。這與儒學的經學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際,西方科學傳到中國,當時中國的科學家大都持“西學中源”的觀點,并且采取引中國古代經典解釋西方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這一科學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襲了儒學的經學方法。[]

三.儒家文化對古代科技特征的影響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研動機、知識基礎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因而中國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事實上也與儒家文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古代科學家進行科學研究的重要動機之一在于滿足國計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數具有儒家價值理念的科學家在研究科技時,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實際功用,這就決定了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特征,富有務實精神。雖然也曾有一些科學家對純科學的問題進行過研究,但在總體上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特征是相當明顯的,是主要的。在論及中國古代數學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中國數學史家錢寶琮先生說:“《九章算術》的編纂者似乎認為:所有具體問題得到解答已盡‘算術’的能事,不討論抽象的數學理論無害為‘算術’;掌握數學知識的人應該滿足于能夠解答生活實踐中提出的應用問題,數學的理論雖屬可知,但很難全部搞清楚,學者應該有適可而止的態度。這種重視感性認識而忽視理性認識的見解,雖不能證明它淵源于荀卿,但與荀卿思想十分類似。”[]如果對于中國古代數學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九章算術》,其實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那么,整個古代數學的發展與儒家文化的密切聯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國古代的天文學、地理學、醫學和農學的實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與儒家文化的務實精神有著直接的關系。

與實用性特征相聯系,古代科學家較為強調感覺經驗,注重經驗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帶有明顯的經驗性。在科學理論上,則主要是運用某些現成的、普遍適用的儒家理論以及諸如“氣”、“陰陽”、“五行”、“八卦”、“理”之類的概念,經過思維的加工和變換,對自然現象加以抽象的、思辯的解釋,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結果是,科學研究僅僅停留在經驗的層面上。比如,唐朝時期的天文學家僧一行,他在天文儀器制造、天文觀測等諸方面多有貢獻,他所編制的“大衍歷”是當時最好的歷法。然而,他在解釋他的“大衍歷”時則說:“《易》: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天數始于一,地數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剛柔。天數終于九,地數終于十,合二終以紀閏余。天數中于五,地數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歷。……故爻數通乎六十,策數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蓋律歷之大紀也。”[]再比如,宋代科學家沈括在解釋黃河中下游陜縣以西黃土高原成因時,他說:“今關、陜以西,水行地中,不減百余尺,其泥歲東流,皆為大陸之土,此理必然。”[]他還說:“五運六氣,冬寒夏暑,旸雨電雹,鬼靈厭蠱,甘苦寒溫之節,后先勝復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經驗性的描述和思辯性的解釋上,科學在理論上相對較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學家的科學研究較多地受到儒家經學方法的影響,因此對科學家來說,不僅儒家思想是不可違背的,而且,各門學科的“經典”也是不可違背的。這種崇尚經典的學風使得后來的科學家在科學研究中更多的是對前人著作中的科學知識和科學理論的繼承、沿襲或注疏、詮釋,并在此基礎上有所補充、改進。因此,古代的科學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經據典,廣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學科的知識,因而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即使有所創新和發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內做出適當的改變和發揮。

中國古代科技的實用性、經驗性和繼承性的特征實際上正是在科技的層面上對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開。由于要實踐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視實用,重視經驗,在實用科技方面較有優勢,而在科學理論上則相對薄弱;同時,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學家總是把自己的研究與儒家學說、儒家經典聯系在一起,重視知識的積累,表現出明顯的繼承性。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科技的特征與儒家思想密切相關,儒家文化對于中國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綜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國古代的科學家大都是儒學化的科學家,中國古代的科學研究大都是儒學化的研究,中國古代科技大體上帶有明顯的儒學特征,中國古代的科學是儒學化的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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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理工科院校理論教育有其自身特點

教育教學理念要求貫徹以學生為本的思想，教育學里有一個原則叫做“因材施教”，提高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首先應該深入地了解教育對象的特點。理論課教育教學一定要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如果培養學生像工業化流水線生產一樣，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法。理工科院校實施馬克思理論教育首先應該了解學生的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與綜合院校學生的共同點  目前無論是理工科院校還是綜合性院校，學生對理論課的認識都存有偏見。理論課在高校中口碑普遍不好，在接觸到馬克思理論課之前，很多學生已經產生了先人為主的抵觸情緒，把理論課等同于純粹的政治說教或空洞理論的述說，認為這門課程應該是無聊的，甚至是“恐怖”的。面對現代社會日益加劇的競爭，還有一部分學生尤其是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從實用的立場出發認為理論課與以后畢業找工作、個人發展關系不大，從開始就沒打算認真對待這門課程，為了在未來的擇業中處于有利地位，這些學生對自己的專業學習抓得較緊，而不注重理論的學習。

2．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應把握的自身特點  (1)理工科院校學生對馬克思理論課的需求有其自身的特點。長久以來，我國已經形成了文理嚴重分科的教育體制，理工科院校的院系設置以理工科為主，相應地，課程設置也以理工科課程為主。為了拓寬學生的知識面和人文修養，雖然一些理工科院校在文史哲和藝術門類中開設選修課，但從總體而言學生對人文科學的接觸是有限的，選修課的設置不能完全滿足學生對人文教育的需求。理論課作為理工科院校學生接受人文教育的主要渠道，學生會自然而然地會把這門課作為開闊人文視野的窗口，把自己對人文知識的渴望寄托在理論課上，希望通過這些課程了解更多的現實與歷史問題。這樣，學生就會對理論課抱著看似矛盾的態度：希望與失望并存，對馬克思理論課即抵觸叉渴望。(2)在理工科院校開展人文學科的教學，教學方式有其自身特點。理工科的學生有別于綜合院校的學生，在學習方法上，他們往往不能把人文學科和自然科學加以區別對待。理工科院校的學生把大部分的學習時間花費在做題目或做實驗上，而做題目或作實驗都要求得出一個確定的結論。久而久之學生在思維方式上就會形成固定的套路，凡事都會試圖尋求固定答案，用“對”或“錯”、“是”或“非”來評價所遇到的問題。一旦找不到固定的答案，學生就會感到迷茫，不知所措。而作為一門人文科學的理論課，很多情況下并不是能簡單地用“對”或“錯”來作出評價的。在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重視人文學科區別于其他知識性學科的特點，把理論教育同自然科學的知識教育和技術教育區別對待。教師應該積極對待學生提出的問題，對其進行適時、恰當地引導，把他們從固定的思維模式中引導出來，培養他們獨立分析問題的能力，這對開闊學生的思路和對他們未來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都會受益匪淺的。

二、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學重在提高學生興趣

在我國高校開設理論課的主要目的是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教師如果不掌握一定的教學方法，生硬地把馬克思理論課當成“填鴨”式的說教灌輸給學生，這勢必會引起學生的反感。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沒法調動起來，就會采取缺課、逃課等方式消極對抗，教師只好用點名、缺勤者給予扣分的方式予以處罰。這種教學方式是無法實現理論進學生頭腦目的的，教師只有不斷地改進自己的教學方法，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了解理工科大學生的興趣所在，才能提高馬克思理論課的教學效果。通過教學實踐我們得知，幾乎沒有學生喜歡純粹理論性的說教，大多數學生對理論課提出兩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求理論聯系現實，二是要求理論結合歷史。

1．課堂中把理論恰當、緊密地和現實聯系在一起會極大地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  理論聯系“現實”主要指兩方面的現實：社會現實和學生的現實生活。

(1)學生關注社會現實問題，關注影響國家發展的重大現實問題。理工科院校的大部分學生幾乎整天沉迷于題海中，對外面世界和現實社會接觸的機會較少，但是大學生主體是關心社會、關心政治的，學生會強烈地要求理論聯系實際，解決現實問題。這樣，教師就需要了解學生的熱點難點問題，把現實中學生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理論結合起來，并作出恰當的評述，特別是為學生思考這些問題提供方法論的指導。經驗證明，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如果能夠這樣做，學生是需要的、歡迎的。(2)學生希望通過理論學習來解決自己生活中遇到的現實問題以及他們的未來相關甚密的問題。目前中國社會正處于轉型期，無可否認這是一個價值觀普遍迷失的時期，學生自身存在的深層次的思想認識問題，他們對學習生活和人生的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多困惑，渴望得到思想上的指引。理論課教師如果能從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為學生的健康成才服務，而不是去講空話敷衍了事，學生就不會再說這是一門“沒有用”的課程了。事實表明，當代大學生對理論不存在天然的隔閡，關鍵在我們的教育工作是不是真正做到家了。

2．課堂中把理論與歷史結合起來很受學生歡迎  所有重大理論觀點、重要論斷的產生都要其歷史脈絡，理論也有自身產生和發展的歷史，它本身就是一個動態的開放系統。理工科院校的學生對歷史知識的掌握相對匱乏，教師應該充實進理論發展史的有關內容，使學生知曉思維的歷史，從歷史的角度了解理論的發展，把哲學課的講授放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予以把握，這樣呈現給學生的就不是一種僵死的教條，而是一種活生生、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理論。另外，教師還應進一步做到史論結合，引導學生在特定歷史情境中對史實作出分析，對理論形成的歷史作出評價，這樣不但會培養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還會提高他們對理論本身的興趣。

3．要做到聯系現實和理論并結合史實必然要訴諸于案例  教學目前我國教育界對案例教學法的運用還沒有形成統一、一致的觀點，反對案例教學法的觀點認為案例教學法會導致理論庸俗化、會淡化理論的意識形態性。盡管對案例教學法的使用存在著異議，但是案例教學法在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學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教學方法。理工科院校的教師如果一味地給學生灌輸純粹的理論，絕大多數學生是會感到頭痛的，倒不如通過生動的、深入的案例加深學生對理論的理解，還可以提高他們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需要指出的是，教師運用案例教學法并不是為了迎合學生、取悅學生，而是通過案例教學法培養學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學生從被動接受轉向主動思考。事實上，能否恰當地運用案例、從案例人手解析理論恰恰是一個教師教學能力與自身素質的體現。

三、提高理工科院校理論課教師開展案例教學的實效性

一名優秀的教師，其基本素質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在長期的教學實踐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來的。教師只有從考察學生的實際情況出發，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總結教學的經驗和技巧，提高教學水平，才能提高案例教學的實效性。案例教學法要求教師既能夠理論聯系實際，又要具備堅實的理論功底、廣博的知識背景。

1．教師應該關注社會現實，注重培養學生的人文關懷  理論課是一門全校公共課，其工作特點決定了它具有很大的重復性。同樣一節課要在不同的班級講，在不同的學年輪番講，這種授課形式容易使教師產生惰性，把講課完全當成了一種重復性的簡單勞動，有的教師講了一輩子理論課，對每一屆學生所講的內容幾乎是大同小異，甚至快退休了用的還是幾十年前的教案。如此必定無法激發學生的聽課興趣。(1)教師應該關注現實的社會問題，把學生關心、關注的國內外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即時變成案例，成為當時馬克恩主義理論課教學內容，這是克服當前大學生馬克思理論教育脫離學生思想實際問題的有效途徑。因此，教師應對現實發生的重大事件及時做出反應，編選資料及時運用于當前教學。這樣的教學目標本身就對教師的科研提出了更高層次的要求，需要教師努力加強對思想政治理論課所涉及到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的研究，要用深入研究所獲得的成果去支撐高水平的教學，用自己深刻理解和真正把握了的科學理論去講解，才能說服學生、打動學生，才能真正實現科學理論進學生頭腦的目的。(2)教師應該有意識地培養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關懷，有針對性的選編案例。在我國，在專才教育體制成長起來的理工科學生往往缺乏基本的人文素養，對自身的發展乃至社會的進步和發展難以有一個寬闊的視野和深謀遠慮的計劃。單純科學性與技術性的教育很容易使學生形成唯科學主義的信念，而隨著科技深深介入現實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諸方面，科學與社會的關系問題，科學本身在這個時代的正當性問題已經成為人們不得不反思的問題。教師應該聯系理論恰當引入案例，引導學生全方位地開展關于科學的反思和理解，使學生更為深入地思考科學技術與社會、科學技術在人類發展中所起到的作用。在課堂上，我們節選英國bbc紀錄片《愛因斯坦三部曲》給學生放映，并針對片中內容提出問題引發學生討論。通過討論進一步引發學生的深入思考，使他們切身體會一個偉大科學家的人文關懷，正如愛因斯坦本人在對加州理工學院的講話中所說的：“如果你們想使你們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類，那么，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該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類，而不至于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

2．教師應該拓展人文社科知識  在理工科院校開設理論課教學不能完全等同于文科教學。從教學方式上看，文科專業課教學要求“專”而“細”，而理論課教學適宜“泛”而“博”。為了提高理工科院校學生的人文素養，更好地運用案例教學法，教師應該具備開闊的學術視野，了解各種社會思潮和思想流派，熟悉學術前沿和學術動態發展情況，在理論層面上應該盡可能地“廣”，這樣在教學中才會有“底氣”，才能夠提出思想深刻、內容生動的案例。為此，要求教師在知識儲備上應該具備兩方面的基本素質，(1)才能熟悉思想史。不熟悉思想的歷史，就無法洞悉思想的本質，就提不出有說服力的案例分析。(2)了解當代各種思想流派。不了解各種學術思想，不能對各種思潮作出評介，就只能是就“書本”，講“書本”，把理論作為單純的知識傳授。以哲學為例，首先教師應熟悉哲學史的相關內容，把馬克思哲學具體原理和哲學史結合起來講解。比如講唯物辯證法，可以從介紹哲學史上關于辯證法理論的典型案例人手，如古希臘的芝諾悖論、智者學派的二難推理“半費之訟”、蘇格拉底的“精神助產術”等。通過對哲學史的回顧，不但會擴展學生的知識面，還會引發他們課外進一步學習的興趣。另外，教師還應加強西方哲學的修養，了解當代西方哲學的各種思潮，加強和西方哲學的“對話”。在講授哲學時，可以適當介紹一些西方哲學家的基本思想，提取與哲學相關的理論甚至對立的觀點引發學生的思考，這對豐富學生的人文知識，啟發學生智慧是有幫助的。有人視對立的理論如洪水猛獸，唯恐對立觀點的介紹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叛逆。實際上這樣的憂慮大可不必，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性的理論，并非是一個封閉的系統。我們介紹不同的觀點，其目的是在批判的分析中進一步深化對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只要教師能夠作出恰當的引導，西方理論的介紹不但不會引起學生對理論的反感，反而對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是有益的。

3．教師應該加強自身的自然科學知識素養  理工科院校的理論課教師，除了拓展自己的社會科學視野外，還應該加強自然科學知識素養。面對受專業知識訓練的理工科大學生，教師如果能夠把自然科學的知識融人案例教學中，如大家所關注的科學史或者科學思想發展邏輯行程和歷史行程中的相關內容選編為案便。這樣不但會加深學生對理論本身的理解，引發學生學習興趣，而且對他們學習本專業的科學理論也是有益的。

篇5

：南開大學圖書館提出了“加快向復合型現代大學圖書館轉變的步伐”的發展目標，請問“復合型”的具體含義是什么？

張毅：現代大學圖書館的建設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和長久的發展目標，當下更多地體現在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等信息技術為基礎，以互聯、高效、便利為服務追求的現代化過程。通過這樣的現代性發展理念與可持續的實踐，逐步構建“泛圖書館”的學習閱讀環境，除了傳統的閱讀方式外，還能讓讀者通過手機和多媒體信息載體獲取知識，實現隨時可讀、隨地可讀的自由閱讀，在同一閱覽空間實現紙質文獻閱讀、數字文獻閱讀、數字文件下載、電子文件傳輸、個性化印制等一體化服務。所謂“復合型”主要有兩方面含義：一方面是館藏資源建設，要逐步實現多元化，即紙質文獻清查與建設協同共進，電子文獻資源引進與自建相得益彰；另一方面是人才培養，要使圖書館員成為“復合型”人才，不僅具備信息資源的組織、加工和管理技能，而且能夠捕捉知識的發展動態，對知識進行優化組合和創新，為讀者提供專業咨詢和學科服務。

：南開大學圖書館一向倡導“服務第一”的管理理念。請問您是如何理解數字化環境下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內涵的？

張毅：為讀者服務是圖書館的基本宗旨，高校圖書館的一切工作，都應當是圍繞更好、更有效地服務于廣大師生的教學科研這一主線來展開。由于圖書館所處的大的環境在變，高校教學科研的需求也在變，我們的服務工作也必須與時俱進、改革創新。這就涉及圖書館服務內涵的創新問題。近年來，隨著數字化、網絡化的發展，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內涵也經歷了一個不斷創新、不斷豐富完善的過程。例如：互聯網的普及使得信息傳遞速度加快，信息量急劇膨脹，但很多信息是無用的，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增強時效觀念，提高效率，增強主動服務意識，加強有用信息的搜集、推送。數字化環境改變了傳統圖書館的館藏結構和服務方式，通過網絡向讀者傳遞信息、提供服務成為流行的趨勢，這要求圖書館的服務要更加注重以讀者為本，尊重、理解直至滿足廣大師生的各種知識獲取方式的訴求。隨著讀者自身獲取信息能力的增強以及信息需求日趨多樣化，我們必須創新服務方式，在細化深化服務、在貼近教學科研上下工夫，而技術手段的進步，高校圖書館作為信息中樞地位的增強，也為我們深化服務創造了條件。

：那么南開大學圖書館有哪些重要的創新服務舉措？

張毅：近些年來，我館在服務讀者方面主要采取了如下一些創新舉措：

一是開展各種文獻信息的推介活動，方便讀者理解和接受現代化的信息服務方式。每到新學年我們都要深入學院進行宣傳，教育和引導讀者充分享用現代信息技術，能更加快捷有效地查找和利用信息，變“授人以魚”為“授人以漁”。

二是優化文獻資源結構，根據讀者需求特點，加強數字圖書館建設。如通過引進大型專業數據庫，開展特色文獻數字化建設，加強信息資源導航等，增強信息資源保障能力。與此同時，積極開發、共享網絡資源，通過文獻傳遞等方式開展校內外文獻服務，有力地延伸了圖書館的服務對象和可利用資源。

三是加強教學科研的嵌入服務，構筑“學科館員―信息教授”的交流服務模式。我們通過學科館員深入院系了解讀者的信息需求，主動參與專業院系的教學科研活動，開展定向跟蹤服務。在深入探索學科相關文獻檢索、調研、文獻計量分析、戰略情報分析、前沿綜述、動態跟蹤等方法和工作模式的基礎上，利用LibGuides，DIALOG，ESI，SPSS，Scopus等學科服務工具，完成了基于Spotlight的南開大學物理學院、化學學院、數學學院等院系的優勢學科分析系列報告。

四是開展特色服務和重點用戶服務，以高端人才、學科帶頭人、科研人員、教師、博士和碩士研究生等為重點，開展科技項目咨詢及成果查新、論文收錄及引用查證、專題/定題檢索等高層次的信息服務，幫助科研人員及時跟蹤科研發展的最新動態以及自身科研成果被關注的程度。

五是為適應學校重點學科建設需要創建特色數據庫，如公司治理研究專題數據庫、南開話劇研究專題庫、教學參考書數據庫等，使文獻信息服務更加貼近讀者、更加貼近教學科研。

：文獻信息資源建設是高校圖書館服務教學科研的基礎。請問南開大學圖書館在館藏建設和使用方面的情況如何？

張毅：南開大學圖書館在學校的大力支持下，不斷加強文獻信息資源建設，基本構建形成了紙質文獻與電子文獻齊頭并進的館藏格局。我館現有藏書382余萬冊，其中中文圖書245萬冊，古籍線裝書30萬冊，外文圖書60萬冊，中、外文現刊2000余種，電子圖書30萬冊，館藏文獻以經濟、歷史、數學、化學等學科最為豐富。近年來，在不斷加強文獻資源建設的同時，采取多種方式著力加強數字化圖書館建設，從國內外購買引進了一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檢索利用價值的數據庫系統。截至2012年年底，擁有可訪問的數據庫系統97個，子庫315個，基本上覆蓋了我校所有的學科和研究領域。在CALIS集團采購成員館中，像SciFinder Scholar，ACS，RSC等化學類專業數據庫，Emerald等經濟管理類數據庫，南開大學的利用率都位居前列；一些綜合類的數據庫利用率也很高；還有一些生物、工程類的數據庫也非常好，如EI工程索引，我們在111個成員館中排進前10位。

另外，結合學校特色學科和優勢館藏，開展特色文獻數字化建設，深受師生歡迎，使文獻充分得以利用與共享，同時又很好地保存了傳統文獻。我們堅持“立足優勢、強調特色，依靠專業力量、服務學科建設”，匯總了南開大學的重點學科信息資源優勢，開發和建設了一些專題特色數據庫。例如：從發揮專業優勢、定位學科特色、服務教學科研角度建設了公司治理研究和跨國公司研究專題數據庫；從挖掘文獻優勢、傳承中華文化、發揮教育職能角度建設了中華典籍與傳統文化網；從依托地域文化、開發特色資源、凝聚人文精神角度建設了南開話劇專題庫；從貼近學科需求、加強數據工作角度建設了中美一流大學物理學教學信息數據庫；等等。

為了促進各種信息資源的整合利用，我們以加強信息資源導航為重點，系統整合部分重點學科的核心出版信息、網絡信息以及本校、本館的特色資源，供南開師生檢索使用。該項工作將是一個需要長期建設與維護的系統工程，也確實是一種有較高檢索與利用價值的信息獲取和積累途徑，目前各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進行。在加強文獻信息資源建設基礎上，我們不斷加大推廣使用力度，借助于lib2.0平臺，面向更廣泛用戶開展更具人性化、個性化的用戶咨詢與教育服務。其中最受師生歡迎的是RSS信息訂閱服務，直接將個人定制的最新信息源聚合到一起即時推送到讀者桌面，從而為圖書館開展有針對性的用戶服務提供了交流互動的廣闊平臺。

：南開大學作為一所綜合性大學，學科設置涵蓋文、理、醫學等多個類別，請問圖書館是如何構建面向全校的信息資源保障和服務體系的？

張毅：南開大學各個學院的教學科研都有不同規律和特點，對文獻信息資源的需求差別很大。近年來我們圍繞構建信息資源保障服務體系，重點開展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加強統籌協調，保障文獻資源覆蓋面。在學校的統籌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建設為契機，建立了以不同層次的學生數、專業數、重點學科和重點課程等為重要參數的經費分配體系，既保障重點學科的發展，又兼顧學科的覆蓋面。在資源建設的配置上，以圖書館為中心館和院系資料室為分館的藏書模式，能夠照顧到學校學科建設的需求和發展。在資源建設中，圖書館和各院系資料室采取“各有側重，分散收藏，全面服務”的原則，圖書館在滿足全校文獻資源需求的基礎上，更注重對重點學科的文獻保障，服務于全校師生；而院系資料中心則側重自身學科的專業文獻建設，借閱服務于本院系，閱覽服務于全校，共同構筑南開大學文獻資源保障體系和服務體系。

二是優化文獻資源結構，保障重點學科需求。圖書館與重點學科之間建立長期與穩定的信息保障協同關系，定期了解教學、科研的發展情況，了解學術活動開展情況以及對文獻信息需求的變化情況，不斷提高采訪工作的透明度，文獻購置緊緊跟著學科發展走。邀請專業教學骨干和專家教授參與選書，聽取他們對文獻建設的意見，共同商討存在的問題，妥善解決學科建設供需之間的矛盾。

三是保障文獻資源的技術支持。加大硬件設備投入力度，強化信息共享平臺建設，構建特色鮮明、功能齊全、技術先進的信息體系，讓有限的資源通過共享發揮更大效用。

：學科館員制度是中外高校圖書館都十分重視的一項服務舉措，南開大學圖書館近兩年也加大了學科服務團隊和學科服務平臺的建設，請問目前運行狀況如何？

張毅：2002年南開大學圖書館就實施了學科館員制度。根據學科建設的發展趨勢，2011年我們重組和優化了學科服務團隊，按照學校的學科建設和發展目標，以覆蓋學校現有學科為原則，組建了人文科學學部、社會科學學部、理學部、生物化學部、工學部五大學科服務團隊，每個團隊由資深館員或博士擔當學科館員牽頭人。

各學科服務團隊是虛擬學科服務團隊，其成員分散在各部門，是兼職學科館員。這種虛擬的學科館員團隊實行雙重的管理體系，即每個學科館員隸屬于某一個部門，由所在部門進行行政和現崗業務管理，所兼職的學科館員工作則歸屬于學科服務團隊牽頭人管理，整體學科館員的工作組織與協調由主管副館長負責。對于學科館員，在年終會根據考核結果給予一定的獎勵，并在崗位提升、職稱晉升、培訓等方面予以優先考慮。

學科館員的工作內容主要涉及資源建設、信息服務、用戶培訓三方面。學科館員參與并主導資源建設，承擔文獻資源的篩選、典藏、審剔；紙質和電子資源的采購評價、文獻館藏利用分析與評價（包括數據庫利用的評價）；從源頭上把好信息資源的品質關。另外還承擔了資源導航、學科化整合與學科服務平臺建設工作。其學科信息服務基本內容包括：推薦和宣傳圖書館的信息與服務；館際互借/文獻傳遞；科技查新；定題跟蹤服務；收錄引證報告；學科信息咨詢與RSS推送；建立重點學科資源導航。

：現代信息技術迅猛發展，圖書館也是新技術、新產品的重要使用者，但同時也會面臨著選擇的困惑，南開大學圖書館是如何考慮的？

張毅：對于新技術、新產品的選擇，不能一味貪新貪洋，必須實事求是。

首先要考慮如何將新技術和新產品融入圖書館的服務和文獻保障工作中，真正能為廣大師生的知識獲取帶來便捷。一項技術產品可能很先進，其功能很強大，但如果管理者、使用者操作起來很復雜、很不方便，那么它的實際效用就會大打折扣。

其次要考慮它的兼容性、可擴充性等問題。新技術、新產品的采用，一方面須與本館現有資源和技術兼容，要有擴容潛力；另一方面還須與業內的相關技術產品兼容，才能實現共建共享。應該說，目前國內高校圖書館都是數字與傳統的有機結合的復合型圖書館，紙質文獻和數字資源并存，兩者應該并行互補。以數字化、智能化為代表的新技術，以海量數字信息存儲為主要特征，但是如果單純追求信息技術和數字資源，而脫離了圖書館的深化服務，不過就是一個被動的數據庫。圖書館引進新技術、新產品，必須以既有的館藏資源為基礎，以讀者需求為中心，使之成為以服務為主導的文獻資源保障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最后，性價比要好。目前高校的財力有限，錢要花在刀刃上。一項新技術、新產品在引進之初就必須考慮它的使用年限、維護費用等因素。我們2013年于老系統到期后，在反復調研的基礎上更換了適合本館業務流程的管理系統；由于性價比好，使用方便，受到廣大師生好評。

：有人把圖書館比喻為學校的心臟，但也有人說圖書館在大學里的地位并不高，往往處于“后勤”的位置。您怎樣看待圖書館對于一所大學的作用？

張毅：從國際國內高等院校發展情況看，但凡一流大學，必定以一流的圖書館和一流的文獻信息資源保障體系為支撐，即便是以理工科為主的大學也是如此。從科研的知識創新來看，是一個在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的突破過程，沒有一定的學科知識作為基礎，科研只能是空想，有如在空中建樓閣。當今高校教學科研的競爭，實際是信息資源的競爭、知識創新能力的競爭。為什么目前各高校的科技查新服務受到重視？就是因為科研成果太多、太快，如果閉門造車，那么好的選題、大的立項都無從談起。我們處于一個知識爆炸、信息豐富的時代，大學要成為培養高素質創新型人才的中心、知識創新的平臺和文化承傳創新的基地，迫切需要有一套現代大學圖書館的知識服務體系做支撐，這在業內已經成為一種共識。近年來，我們圍繞加強文獻信息保障做了大量工作，把支持重點學科和新興學科的發展作為中心，以滿足提高教學科研水平的需求為導向，在完善物理館藏的同時，構建數字化信息資源保障體系，優化學術信息資源的構成系統，同時努力使圖書館的讀者服務水平達到國內一流，為學校的學科發展、學術研究和科學創新提供文獻情報方面的保障。

高校圖書館的知識獲取服務水平效能取決于學校、圖書館和師生讀者三者的互動，學校作為經費、政策的掌管者，為圖書館的有效運行提供制度保障；圖書館作為資源管理的實施者，其管理思想與服務模式決定了師生讀者獲取文獻信息的有效途徑；讀者對圖書館資源的認識和獲取知識的能力則決定了圖書館文獻信息利用的效率。高校圖書館應分析本館的館藏特色、館員的服務能力以及讀者的知識需求等，形成切合實際的政策和創新理念，主動深化服務，打造品牌。近年來，我們通過查新、嵌入式學科服務、跟蹤科研定題服務，使圖書館的服務內容豐富起來；又通過“讀書節”“館員讀者同樂會”“讀書達人”等活動，使圖書館營造的認真讀書的風氣旺盛起來。

我們要通過文獻信息資源建設和自身專業服務能力的提高，滿足讀者日益增長的對知識、信息的獲取需求，促進圖書館各項工作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有為才有位，有位更有為，隨著服務受眾面不斷擴大，廣大師生的知識創新愈來愈離不開多樣化的知識導航服務，學校的學科建設也離不開文獻信息的支撐。只有這樣圖書館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從而進入事業不斷發展的良性循環階段。

篇6

一、問題的提出

關于明代白銀問題的研究一直是明清經濟史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就白銀問題的提出而言，明清時人對于白銀便有著自己的看法，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的內容上：一是白銀作為貨幣材料的問題；另一是這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在幣制幣材方面，因明初統治者推行無準備金之鈔法，致使大明寶鈔在前中期的運行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而鈔法不暢導致流通領域白銀的使用逐漸抬頭，于是有人主張用白銀來作為幣材。到了明代后期，“銀荒”問題也為時人所關注。關于明代中后期白銀大量流入中國的問題，時人對其印象頗深。面對白銀的不斷流入，中國國內出現了嚴令海禁和開放海關的不同主張，這種爭論的局面一直持續到了清代前期，相關的論述也較多，此不贅述。然而，明清時人對于白銀問題的看法，或是單純從幣制幣材的角度來看待，或是對于白銀內流的重大意義認識不足，因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主張。

近代以降，關于明代的白銀問題，梁方仲、百瀨弘、彭信威、加藤繁、全漢升等從不同角度對此進行了專門的研究。至于最近十幾年來關于此問題的介紹可參見筆者的另一論文。從國內外對于中國貨幣史的研究近況來看，關于歷史上中國貨幣的盛衰論、進步論等論點逐漸遭到不同程度的質疑，使得我們能夠更加深入并且能夠以全新的視角來看待中國貨幣史上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問題，已經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質疑，為我們重新審視和思考明代白銀的深層次問題提供了依據。白銀貨幣化是不是一種“白銀進步論”觀點？明代白銀在中前期發揮的作用是不是折射出中國貨幣史上的一個重要內容，即怎樣認識實物貨幣的性質和意義？是什么原因促使中國貨幣的結構發生改變并與世界的經濟連為一體？

如何不斷加深我們對于歷史上許多問題的理解，其關鍵在于我們的“問題意識”有多強。對于明代白銀問題的思考和解讀當然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話題。在此，我希望本文中的許多不足之處能夠得到有關方家的指正和見教。

二、明代中前期的市場狀況與白銀問題

對于明代初期以及中期經濟情況的客觀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明初貨幣經濟水平的前提。傳統史家往往容易受“王朝周期性”的論點束縛，認為明初社會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社會經濟必定會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的角度來考察明代中前期的經濟發展狀況，我們很容易發現一些容易忽略的問題。這種整體上的認識，一般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時間縱向上的考察和經濟體各部門橫向上的考察。

我們來看看宋、元、明長時期中國經濟運行的狀況。在這方面，全漢升做出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研究，他在幾篇論文中為我們介紹了自宋至明中國經濟的發展狀況，并指出在這一較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白銀的購買力不斷得到提升，而且明代的工資水平和物價水平較宋代而言相差甚遠。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物價低或者工資低意味著一個社會的生產量和銷售量規模有限，對經濟的擴展很不利，這側面也反應了經濟體的萎縮程度。事實情況果真如此嗎？香港學者劉光臨在他最近的研究中分析了明代經濟各部門的貨幣成分，從價格、勞務工資、貿易、考古出土和錢幣數量等方面的具體分析中他得出了一個較為明確的印象，那就是明代初期的去貨幣化政策已經嚴重遲滯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加上通貨供應的不足，使得明代社會的交易需要跌落到公元8世紀以來的最低谷！

新近的研究表明這種對明代中前期經濟萎縮的提法越來越值得關注，因為無論是從市場的角度來看還是從貨幣的角度，這種論點都會得到驗證。

1.商品交易與市場的萎縮

明王朝建國前后，出身貧農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施行了許多發展農業經濟和限制商品經濟的措施。他欲圖構建一個定額化、以實物經濟和勞役為主的經濟體制，學界有人干脆稱之為“洪武型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對于市場經濟的擴展是不利的，具體的表現而言便是商品價格和勞務工資的極端低廉，以及商品貿易的低度發展。

以白銀來看，明代的米價在16時期前半期一直停留在宋代初期的水準，離宋代物價的高峰時期相差3-4倍左右，從銅錢的角度看，宋明物價拉的更大。明代16世紀前半停留在300來文每公石，而這只相當于宋初的水準，距宋代高峰值時相差100―200倍左右。可見明代的物價之低。從金銀的比價來看，和宋元相比，低廉的多。宋元的每兩金價約折合白銀為10.3兩，而明代每兩金價約為宋元時代的一半，也即5―6兩左右，另還有關于江南絹價的折算也可以看出明代物價之低。

16世紀中葉前明代田價和米價表

（與明代的米加相比，宋初米價一般在100文-300文之間，中后期及南宋時期，宋代米加一般為1000-2000文，甚至2000文以上，折合成白銀也高出明代數倍。在田價方面，宋初約為0.5貫，最高達15貫，年均約為6-7貫，折合成白銀約為3-7兩左右）

明初物價的低廉直接導致勞務工資的低廉，例如嘉定地區宋明官僚和士兵的工資竟相差達到150倍左右（宋約為3000文一月，明代約為200文左右）。而實際上，這種低廉的價格水平并非構建在強大的國力之上，而是明初實物經濟的直接體現，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了16世紀上半葉。市場的不發育與各地經濟的脆弱性直接導致了明代16世紀前“明代空窗期”的出現，例如在宣德時期，京畿附近地區的商人貿易狀況仍然是：

“奔走負販二三百里，遠或一月，近或十日而返，其獲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盡喪其利者。”

可見商業貿易利潤之低，因此明代前期人們大多處于這樣一種生活狀態“凡可以養生送死者，皆不待外求”，其“乘勢射利者亦鮮”。農民自給自足，百姓過著與市場不相往來的生活，當然會形成市場和商業的不斷萎縮。

實際上，對于明初市場的探討，雖然要從以上的角度來分析。但是對于要素市場、遠距離貿易、消費需求、商品供給、城鄉市場體系等方面細致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限于篇幅和文章的主題，這個工作只能留待于進一步的研究。從傅衣凌和萬明整理的徽州土地契約文書來看，民間土地買賣的情況在明代前中期除了永樂一朝數量較大之外，其他時期的數量遠遠小于明代中后期。誠如以上所講，明代中期前商品經濟和市場發展的水品不能高估，這從以下的貨幣分析當中也可以得到相佐的解釋。

2.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

正如筆者認為的那樣，白銀在明代中期以前一直處于實物貨幣性質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實質反映的就是市場經濟發展的遲緩與萎縮。從歷史上來看，實物貨幣這個概念對于我們來說并不陌生，先秦時期的貝幣，民族邊疆地區的金銀貨幣和鹽幣，唐宋時期的縑帛，元代的木牌、鹽包，明代的谷物、縑帛等，為我們分析歷史上的實物貨幣提供了很多的材料。深諳中國貨幣史的日本學者早就區分了商品貨幣（實物貨幣）、金屬貨幣、紙幣之間流通的不同層次和領域，并細致分析了它們在流通過程中作用的不同和其他特性。但是人們對于明代前中期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卻殊難理解，因為這樣一種世人皆知的貴金屬怎么會是一種代表落后經濟發展水平的實物貨幣？這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定位和解釋白銀在實際流通中發揮的狀態和作用，否則明初白銀流通的許多問題便難以得到很好的解釋。

眾所周知，研究者對于某種貨幣的分析和考察一般是從其實際流通中所發揮的作用來看待其職能。因故經過仔細探究白銀流通的重要時期宋代之后，我們可知白銀貨幣化的觀點很難以成立，因為宋代白銀作為貨幣其職能的發揮不僅有限度，而且常常與縑帛等共同使用并稱為“銀帛”。這個時期的白銀實際上就是一種實物貨幣。

自元至明，白銀一直在市場中可以見到，尤其是在國家經濟出現較嚴重的通貨膨脹或經濟混亂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在這情況下，白銀往往與谷物、縑帛，甚至像元代出現的紙帖子、竹牌等一起使用。因此，有學者認為：“實際上的中國貨幣史，應是各種各樣地區性本地通貨的出現與王朝自上而下試圖在疆域內統一幣制的努力，兩種力量相互抗衡博弈的過程。”

如果我們證明明代中前期的白銀也是一種實物貨幣的話，那么關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也就難以令人信服。盡管如此，我們還是不能否定學界對于白銀貨幣化的研究成果，畢竟前人對于白銀貨幣化過程的考究可以讓我們較為詳盡的考察到白銀這種實物貨幣所發揮的作用。

具體而言在明代前期，無論是民間土地的契約買賣還是政府的稅課當中，都有白銀在流通領域的足跡。關于土地契約方面，因另一文有所論述，故此不講。關于政府課稅折銀的情況，我們先來看看史料的記載：

十九年，“詔歲解稅課錢鈔,有道里險遠難致者,許易金銀以進”，“詔戶部以今年秋糧及在倉所儲,通會其數,除存留外, 悉拆收金、銀、布、絹、鈔、定輸京師。”

三十年，“自二十八年以前, 天下逋租, 咸許任土所產, 折收布、絹、棉花及金、銀等物。”

從賦課的史料中我們得知，白銀的征收是和許多實物貨幣一起的。此外，此時期白銀的使用領域還包括賞賜臣下，賞罰罪行等特定領域，這從許多史料中可以得到反映。白銀的實物貨幣性質不言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白銀等實物貨幣的不斷抬頭與明寶鈔的運行不暢相關，到了宣德年間，寶鈔達到了幾乎需要不時的禁銀法令來通行，可見民間用銀情況的普遍，據史料載：

“比年巨商富民,并權貴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銀,以致鈔不通行。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鈔法,許官員軍民以鈔中鹽,貪利者竟以昏爛之鈔中納,一人動以千計,及支鹽發賣,專要金銀,鈔愈不行。”

由此可見，自明前期到中期白銀這種實物貨幣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盡管整個明代前期不遺余力的施行“銀禁”政策，但白銀的流通終究開始廣泛起來，白銀不僅有時單獨流通而且常常與谷物、縑帛一起發揮著輔幣的作用。

實物貨幣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度，更折射出這一時期經濟運行的真實狀況。從對史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知，明代實物貨幣的存在大約持續了一百多年，即貫穿于明代的中前期，這正切合了以上關于明代中期以前市場分析所得出的結論。

3、貨幣結構的轉變

日本學人說過：“考察貨幣經濟正是中國古代史研究所必須研究的主題”。到了明代中期，在中國貨幣史上出現了一次重大的貨幣結構的轉變，即錢鈔結構轉變為銀錢結構。因為這次轉變使得貴金屬白銀正式確立了主幣地位，也使得中國的貨幣結構進入了以白銀為主且銀錢兼用的階段。實物貨幣經濟在慢慢消退，商品經濟逐步得到巨大的釋放，社會進入蓬勃的發展階段，最終晚明社會出現了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遷。

有學者從白銀貨幣化的角度來分析晚明社會變遷，值得注意。在這里，我只想對學界著筆較少的明代貨幣結構轉變的原因進行些思考并試圖解釋。不可否認，這次貨幣結構的重大轉變是與晚明社會變遷同步的，白銀兼具貴金屬貨幣性質和世界貨幣性質的二重性也表明了明代中后期社會經濟的特殊性和新方向。在我看來，引起這次貨幣結構轉變的主要原因有三點：

1.國內貨幣經濟的萎縮和恢復與通貨不足的矛盾要求明代的貨幣結構進行轉變。

2.東亞經濟圈的擴大與全球貿易的新內容，使得處于主導地位國家――中國的寶鈔和銅錢難以充當世界貨幣的職能，因而轉變勢在必然。

3.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最終完成貨幣結構的轉變成為可能。

以上所述，我們歸結起來便是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雙重壓力要求明代貨幣結構進行轉變，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明代的白銀貨幣終于擺脫實物貨幣階段，正式進入貴金屬貨幣階段。

二、明代中后期白銀的流動

明代中期以后（成弘之際，約為15世紀末16世紀初）國內市場上的白銀流動開始頻繁起來。在16世紀中葉上下外國白銀大量流入之前，國內白銀流動的市場先期建立起來。然而從以下的論述中，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國內白銀存量的不足始終制約著明代經濟的發展和起速，最終由于海外白銀的流入加上國內外白銀流動市場的切合終于使得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連為一體，明代蓬勃的經濟發展也有了可靠的劑。

1、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

通過上文所講，在國內市場上明代白銀的使用一直存在。但是囿于國家為了維持寶鈔地位而不斷施行禁銀令的制約，白銀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領域流通。政府的課稅、土地買賣市場、江南富商大賈的貿易買賣等數額較大的方面可以見到白銀的蹤跡，很顯然在明前期白銀的使用在國家法令的嚴禁之下是較為零星稀散的。尤其是永樂時期，政府禁銀比較徹底，以至于民間契約上只見寶鈔、縑帛、谷物等。到了宣德、正統時期，白銀的使用明顯增多，促成這一現象的直接原因便是鈔法的敗壞。宣德時規定：

“凡以金銀交易及匿貨增直者罰鈔”。但是,“戶部言民間交易,惟用金銀,沙滯不行。乃益嚴其禁,交易用銀一錢者,罰鈔千貫,贓吏受銀一兩者,追鈔一萬貫。”

盡管在課稅、賞賜方面，白銀仍在使用。但是國家法令有時候也會出現矛盾不一致的地方。從洪武到宣德，在民間仍然有鼓勵犯罪罰銀的規定，可謂是國家一定程度承認了民間用銀的合法性。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實物貨幣在宣德皇帝統治時期是運用最廣泛的，尤其是縑帛和谷物，這從契約和記載中可以知道。黑田明伸說過：“實際上，通貨不穩定迫使人們轉向物物交換的現象，即使到了20世紀，也是反復出現的”。很顯然明中前期通貨的不穩定一直影響著市場運行的狀態，使得實物貨幣大量存在。市場運行的不暢反過來又制約著人們對于更高通貨的需求，最終使得社會經濟發展的遲滯和貨幣制度運行的混亂。

然而在此，我們關注的重點并不是這一復雜混亂的貨幣使用狀況，而是要知道從何時起，白銀逐漸取代其他通貨逐漸在流通領域取得主要地位使得一定規模的白銀市場建立起來。從契約的情況來看，正統時期寶鈔已經不見蹤影，白銀已經取得主幣的地位。景泰、天順時期民間使用白銀率是極高的。有學者指出：“至成化年間，90件契約中，無一例外地使用白銀交易，從而說明民間交易中完全實現了貨幣白銀化。”

盡管在正統時期，白銀在民間的流通市場上占有支配性的地位，但實際上中國國內白銀的開采量是越來越低，正統時期的年均銀課量還最低。至正統、成化時期，明朝經過大約一百來年的開采，國內白銀的累計總產量約為3千多萬兩，這個數字遠遠低于唐宋時期的產量。即使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量，據估計總數也不超過5-6千萬兩。在銅錢方面，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從洪武元年到隆慶時期，明朝一共鑄幣約為320-480萬枚，加上唐宋錢的遺留，16世紀時期明代規范銅錢的總量大約為3600-5400萬枚，相當于北宋一朝總量的12-21%左右。

明代與宋代貨幣存量情況表

由此可知，在成、弘之際的國內市場上，無論是賦役方面的田賦、徭役、關稅、鹽茶稅、馬政、匠役等折銀，還是民間市場上白銀的流通，都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經濟的有限規模。據史料記載，：

在弘治時“清江鎮，臨郡一都會也，山水環繞，舟車輻輳……昔饒裕今鮮蓋藏。……百年來人文日盛，而商賈之業衰矣。”

而且，反應通貨緊縮的另一個例子便是這一時期的朝貢貿易。明政府自宣德以后便開始收縮海外的朝貢貿易，而且在對待貢物上，打破了以往“厚往薄來”的原則出現了與貢使討價還價的，以市價估之的情況，反映了明中期財政上的拮據狀態。

在國際市場上，明代前期白銀的流動主要以朝貢貿易為主。這個時期白銀的流出流進，在賞賜與貿易的相抵之下，凈額量都很少。到了明代中期，中國國內經濟的發展不僅受制于白銀和銅錢的有限規模，而且隨著明代前中期國內白銀市場的先期建立，使得中國對于白銀有著近乎饑渴的需求。因而有人就說：“無論是日本銀礦的開采，還是美洲銀礦的開發，在時間上都與中國白銀貨幣化產生的巨大的白銀需求，市場迅速擴展的時間相銜接，而流向又是再清楚不過。因此，可以得出結論：中國的白銀貨幣化推動了日本、美洲白銀礦產的大開發”。這個結論意味著，國際白銀的流動是由于中國市場對于白銀的極大需求造成的。實際上，學界以前不曾有這樣的提法，但事實真的如此嗎？

在正德年間（1505-1521），就有葡萄牙人進入中國界內要求開展貿易，但是真正意義白銀貿易的變化是在明代嘉靖年間（1521-1566年），官方朝貢貿易和私人貿易使得中國從日本獲得了數量可觀的白銀數量。在國際貿易中，日本是最早向中國輸入白銀的地方，時間大約為16世紀40年代。不僅日本的許多銀礦在此時逐步開發生產，而且他們貿易的對象主要是中國。因此可以看到，中國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與通貨不足的矛盾使得中國異常需求白銀，但是國內白銀規模的限制造成了中國市場上出現了一個重大的白銀需求缺口，于是國際上白銀的流動開始變得頻繁起來，白銀貿易的巨大利益開始拉動中西方的供求市場。

2.國內外市場的切合與數量問題

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切合一般認為是在16世60年代，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嘉、隆之際。這時期海外白銀的流入不僅有日本，還有后來加入的馬尼拉、南亞、中亞等地。學界曾對此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這些成果使得我們更能清晰的看到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和大致過程。

我們先來看看海外白銀流入的路線問題。弗蘭克指出白銀流入中國的路線主要有三條：日本-中國、美洲-馬尼拉-中國和歐洲-中亞和印度-中國，同時他認為中國在18世紀以前獲得了相當于世界產量一半大約60000噸的白銀。近年來大多數學者，傾向于把流入中國白銀的路線主要歸結為兩條：日本和馬尼拉，這條路線上的白銀又包含兩條小路線，即西屬美洲-馬尼拉和歐洲-馬尼拉路線。萬明把這些路線總結性的概括為：中國-東南亞-日本、中國-馬尼拉-美洲和中國-果阿-歐洲。總所周知，海外白銀的主要來源有兩個地方，即：日本和西屬美洲。因此為了方便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大家傾向性的用這兩條源流來分析和估算白銀流入的大致數額。

從中外的史料中，我們可以得知在明代中后期中國通過各種類型的貿易從海外大量輸入白銀。然而在中國傳統時代，由于缺乏數字統計手段使得我們難以確切知曉到底有多少數額的白銀流入中國。因此，關于白銀數量的估算引起了中外許多學者的矚目和研究。目前，我們從這些研究當中可以得到許多信息，這不僅僅是白銀流入數量的問題，更是中外幾代學者孜孜不倦融會中西方資料和進行廣泛學術交流的見證。

明代海外白銀流入數量估算表

對于上表的數據，我們可以在學者相關的論著中輕易得到。由于單位和時間的不統一，致使上表的數據的理解還是有點困難。另外對于白銀數量的估算研究還可以在吳承明、錢江、劉軍以及外國學者的研究中找到，但是上表列出來的這些人，只是因為筆者的傾向性意見，加之有些新的研究成果總是在不斷總結原有成果的基礎上得出來的，因此以上的新舊結果代表了學界對于白銀數量估算問題的大概情況。

大體而言，學者對于自16世紀40、60年代到明亡（1644年）流入中國的白銀數量估算為1萬噸至2、3萬噸左右，也就是2億兩至4、5億兩左右，而且多數學者傾向于2-3億兩左右。盡管難以明確，但這個數字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難以忽視的數字，因為相比國內白銀的存量而言，海外白銀流入的數量之巨，渠道之多是以往學界沒有注意的，其對中國經濟的意義自然是有待于重新評價。有學者說：中國商品和白銀之間的貿易，形成了市場網絡的世界性連接，而白銀這種世界貨幣把中國社會的變革和世界的變革聯系在一起。以白銀為中心的貿易網絡，成為世界市場和世界經濟體系初步構建的一個明證。

3.世界市場的形成與白銀流動的貨幣意義解釋

布羅代爾說過：“貴金屬的作用似乎從來沒有像16世紀那樣重要，當時的人們毫不猶豫地把貴金屬放在首位。”如今學界就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在16世界中葉以后逐步形成的論點已經達成共識，其實質恐怕沒有人能夠否認白銀流動在其中的作用，正是這種“絲綢之路錢幣”流通使得中國與世界逐步形成一個共同的經濟體系。從此，中國和世界都發生了改變。就中國而言，蓬勃興起的市場貿易和規模擴大的商品經濟使得晚明社會發生了深遠影響的社會變遷。

對于明代中后期白銀世界范圍內的流動，尤其是這種流動對于中國經濟而言意味著什么卻出現了不同的解釋。以往白銀貨幣化論者（白銀進步論者）認為正是中國的白銀貨幣化需求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白銀的開采和周轉，從而使中國是以一個主動的姿態參與構建世界的經濟體系。然而有人卻持不同意見，他們認為由于明代前中期一直存在的通貨不足和經濟體制問題使得通貨結構經歷著異常危險的狀態，由于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使得中國的市場經濟和通貨制度才得到挽救。同時他們對明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提出質疑，認為這是一種白銀進步論的觀點，是對歐洲經驗的簡單解讀。

筆者以為，對于明代白銀問題及其中后期流動的考察，應該從中國獨特的貨幣結構和社會制度框架來進行解釋。日本學者說：“無論是貨幣還是市場都不能獨立于制度而存在，對于制度而言也是一樣”。明代的白銀在其中前期一直處于實物貨幣階段，這種實物貨幣的存在體現了明政府貨幣制度設計構架的不合理。這種不合理的制度設計同時導致了明代前中葉錢鈔貨幣結構的不穩定性。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雙重壓力使得明代的貨幣結構面臨著急需轉變的境地，而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最終為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可能，使得白銀得以擺脫實物貨幣的地位從而走向貴金屬地位，從這個意義上講，白銀流動的意義無法低估。

四、結語

通過上文對于有明一代白銀流通、性質和流動問題的重新考察，筆者以為明代的白銀貨幣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中其發揮的作用和性質并不相同。明代中前期白銀以及其他的實物貨幣的存在和輔助地位說明了明代經濟體的規模和發展程度。通貨不足和實物貨幣的大量存在一直遲滯著明代市場、貨幣和商品經濟的發育。所謂危機就是轉機。面臨市場壓力和民間通貨需要的明代經濟最終又是在市場的影響下選擇了白銀作為主要貨幣，但是白銀的有限來源使得社會經濟的規模一直難以得到有效的擴大，最終海外白銀的大量流入為中國貨幣結構的構建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在以白銀為中心的全球經濟體系中，中國因其參與世界的銀貨貿易并大量吸收海外白銀的能力使其商品經濟和市場得到極大的刺激和拓展。本文在最后提出了理解白銀內流對中國意義的兩種不同論點，旨在說明正確理解中國貨幣經濟和貨幣結構的狀況也是認識中國歷史的一條主線。

（指導老師：林文勛教授）

注 釋：

丘浚主張恢復金銀的貨幣地位，“自古之幣，皆以金若銅，未有用他物者”《大學衍義補》卷27，《銅楮之幣下》（引自文淵閣四庫資料，以下同）。王世貞也指出“是以白金之為幣，長也”《州史料后集》卷37。顧炎武也說“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故由是命”《日知錄之余》卷2，《禁金銀》.

尤以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靳學顏、陳子龍等人為代表，見其相關著作。也可參見葉世昌：《中國貨幣理論史》，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181頁.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中國錢幣》2012年02期.

（日）柿沼陽平在其最近的貨幣史文章中反思了中國貨幣史上的盛衰論等觀點，同時介紹了日本眾多學者重新闡釋中國歷史上的貨幣問題的研究狀況：貨幣區域論、多元性貨幣經濟的流通、貨幣流通領域的層次性和不對稱性、貨幣經濟的主角等論點值得關注。見其文：《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2011年01期.

林文勛：《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導言部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全漢升：《宋明間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中華書局2011年版。《自宋至明政府歲入中錢銀比例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香港中文大學新亞研究所出版，1972年8月版。關于物價方面的變動，還可參見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396―413頁.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第370、519、356、501頁.

全漢升：《宋明白銀購買力的變動及其原因》，見《中國經濟史研究二》，第84―85頁.

吳承明：《16世紀和17世紀的中國市場》，《吳承明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黃冕堂：《中國歷代物價問題考述》，齊魯書社2008年版，第5-6頁、41-6頁.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Roxanna.M.Brown, 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Ph.D Thesi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2004.

《明宣宗實錄》卷64.

轉引自田培棟：《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

王直《抑庵文后集》卷20，《送陸太守序》.

在這方面，龍登高做了大量的研究，見其：《中國傳統市場發展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他指出14-19世紀（明清時期）是中國傳統市場的成熟時期，當然他這個提法是就整體狀況而言的，但他沒有就明代前中期的市場狀況做出特別的介紹.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關于明代后期的土地買賣狀況，可參見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

林文勛：《南詔貨幣流通分析》，《云南社會科學》，1999年01期。《云南古代貨幣文化發展的特點》，《思想戰線》，1998年06期.

李埏：《略論唐代的“錢帛兼行”》，《歷史研究》，1964年03期.

元代史料，（明）楊士奇撰《歷代名臣奏議》卷67，《治道》說：“市井懋遷，難以碎帖。店鋪多用鹽包紙片，酒庫則用油漆木牌。”這里的鹽包、紙片、木牌等均是實物貨幣.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高聰明：《論白銀在宋代貨幣經濟中的地位》，《河北大學學報》，1994年03期。同見汪圣鐸：《兩宋貨幣史》下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關于宋代白銀貨幣化的論點可閱王文成：《宋代白銀貨幣化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元末情況見呂午：《左史諫草》，戊戌中云“：近來州縣權時施宜，或為紙帖子，或為竹木牌，或作五十文，或作百文，雖不可以通行，而各處行之為便。”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87頁.

顧炎武：《日知錄》卷11.

《明史》卷78，《食貨志二》.

《明宣宗實錄》卷55.

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買賣契約中的通貨》一文，也可見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明孝宗實錄》卷197云：“云南專用海肥, 四川、貴州用茵香、花銀及鹽布, 江西、湖廣用米、谷、銀、布, 山西、陜西間用皮毛。”

（日）柿沼陽平：《中國古代貨幣經濟史研究的意義和分析視角》，《中國錢幣》2011年02、04期.

邱永志：《明代貨幣結構的轉變與白銀的性質問題》一文中有較具體的解釋.

《明太祖實錄》卷251中記載：“杭州諸郡商賈，不論貨物貴賤，一以金銀論價，由是鈔法阻滯，公私病之，固有是命。”

《明會典》卷37.

《明宣宗實錄》卷105中記載：“既瞽, 又以母故傷人, 可肴之, 令出銀十兩, 付死者家備葬。”

董郁奎《試論明代的白銀及其流通》，《浙江學刊》，1988年03期.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黑田明伸：《貨幣制度的世界史―解讀“非對稱性”》，第46頁.

萬明：《明代白銀貨幣化的初步考察》，《中國經濟史研究》，2003年01期.

關于明代國內市場上白銀的存量，應該加上前代遺留下來的白銀數額。據估計，唐、宋、元3朝白銀的總產量約為3.7億兩左右，但是這個數字沒有考慮中間流去國外的數字，實際上白銀在宋元時期曾大量流失國外。參見李隆生：《明末白銀存量的估計》，《中國錢幣》，2005年01期.

劉光臨：《明代通貨問題研究―對明代貨幣經濟規模和結構的初步估計》一文.

詳可參見萬明：《白銀貨幣化視角下的明代賦役改革》，《學術月刊》，2007年5月第39卷5號.

崇禎《清江縣志》卷1，《市鎮》.

田培棟：《論明代的朝貢貿易》，《明代社會經濟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版，第94-95頁.

莊國土：《16-18世紀白銀流入數量的估算》，《中國錢幣》，1995年03期.

國內的白銀市場，既包括商業貿易市場也包括國家貢賦市場對于白銀的需求，因而有學者指出中國能夠大量吸收世界市場上的白銀就是因為貢賦市場的周轉和吸納能力，見陳春聲、劉志偉《貢賦、市場與物質生活―試論十八世紀美洲白銀輸入與中國社會變遷之關系》，《清華大學學報》，2010年05期25卷.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8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36頁.

梁方仲、全漢升、百瀨弘以及歐美學者von Glahn、Yamamura等均有對這個問題的論述，近年來弗蘭克、吳承明、萬明、莊國土、錢江等學者均有關于明清時期白銀流入數量估算的文章，為我們提供了許多頗有成效的成果.

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成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頁。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見梁方仲、全漢升、弗蘭克、萬明等學者的相關論著，因這些論文和著作經常被引用，固此不再詳細列出。

萬明：《晚明社會變遷問題和研究》，第242頁.

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唐家龍等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6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