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制度設計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首要特征是生產力落后，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世界后列，就平均而言我國還只是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加上由于收入分配嚴重兩極分化，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和社會水準已日益接近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但絕大部分地區、絕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較低，貧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大多數人口或家庭所獲得的收入還只能維持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并無能力繳納個人所得稅。更何況我國推行以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稅含價中，國家的大多數稅款是居民在購物或消費時無感覺地支付給了國家。這種情況表明，不能以所謂收入向個人傾斜、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作為理由說明個人所得稅可以成為主體稅種，因為收入向個人傾斜主要是向少數人傾斜，個人儲蓄存款增加也主要是少數人儲蓄存款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個人所得稅主要應針對具有較高收入的人口群，而不是普遍地對大部分個人或家庭征收。因此，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所得稅不可能成為對大多數個人或家庭普遍征收的稅種，個人所得稅在執行稅收的財政職能中不可能起主要作用。

還有人主張可通過調整稅制結構，即在總收人不變的情況不，通過減少流轉稅比例的辦法來提高個人所得稅的比重，從而使個人所得稅成為主體稅種（徐鎮慶等，1998），這也是似是而非的觀點。且不說沒有必要，即使有必要也沒有可能。流轉稅是可轉嫁稅，流轉稅的負擔落向何處，取決于多數因素，如所課征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供求價格彈性。流轉稅的減少，并不意味著個人收入就會相應增加，流轉稅減稅直接影響課稅商品的需求和供給。即使假定流轉稅總體的減稅幅度與個人收入總體增加幅度相同，具體到每一個人時，其獲得的收入增加是不均等的，在這種情況下無法進行稅制轉換的設計。再退一步說，稅制的轉換可以實施，但由于在征管上要從面對相對少數的企業納稅人（特別是納稅大戶）轉變為面對眾多的個人納稅人，要么征稅成本會劇增，要么稅款要大量流失，要保證財政收入不變，就必然要提高稅率。流轉稅稅含價中，負稅人實際支付了稅收卻沒有負擔感覺，而轉變為個人所得稅，稅收直接從收入中扣除，就會產生負擔感覺，稅率越高這種感覺越明顯。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這種改革缺乏可承受的社會心理。個人所得稅比重的提高根本上取決于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當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時，個人所得稅不可能充當主體稅種。

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個人所得稅不可能成為主體稅種。但也不可否認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稅收征管的加強，個人所得稅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會有所提高。而且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的要求，個人所得稅在收入分配的調節上將起重要作用。

個人所得稅可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手段，加入到對收入分配不公進行適當調節的杠桿體系中，與遺產稅、贈予稅、社會保險稅等其它稅收手段和稅收以外的其它法律的、經濟的手段一起對收入分配特別是生產資料個人占有引起的過高的收入差別進行適當調節，以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的健康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但，我國目前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在工資外收入的差距，而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中，工薪階層繳納的比例為52.7%，個體戶繳納的比例為29%，兩項合計超過80%.加上來源于個人所得稅的收入進入預算一般項目，用于政府開支，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幾乎沒有，需要通過制度改革來加以改變。

個人所得稅屬直接稅，納稅人如果不清楚其用途或清楚被用于與納稅人的整體利益相悖的領域，即使稅收負擔不重，也會有被迫感、痛惜感，直至產生被剝奪感。這與間接稅不同，在間接稅情況下，納稅人與負稅人不一定一致，負稅人沒有間接稅的感受。個人所得稅只有讓納稅人通過某種方式清楚其正當用途并能有效知情、監督時才能長期存在。在目前我國個人所得稅不是主體稅收的情況下，可通過設計稅收收入與專項預算支出（讓人民得到實惠的看得見的項目）掛鉤的辦法來實現上述要求。

二、個人所得稅稅制設計原則

引入一項現代的制度只是一個開端，而要培育起使該現代制度有效運作的社會文化，是一項更為艱難的任務。在還不存在西方模式個人所得稅得以有效運行的社會文化的前提下，完善個人所得稅的方向不是所謂國際接軌，而是著眼于稅法規定與實際執行相一致，在最小征收成本條件下完整實行。要做到這一點，在制度設計時，必須遵循下列原則：

1.國情原則。

這是完善所有稅收制度也是完善個人所得稅的第一原則。稅制改革完善，不能簡單地學習西方做法。即使是公認科學合理的管理辦法，也要根據我國國情進行改造。結合國情的創新是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國情這個概念包括生產力水平、經濟政治制度，還包括文化特點和由其決定的人與人關系處理規則、政治家的行為、基層征收人員的行為、納稅人的行為。行為表明人們對稅法規則的態度，是采取遵守的態度、部分遵守的態度還是漠視的態度。態度又取決于負擔水平和違法被處罰預期成本之間的權衡。如果負擔水平不高，人們交納稅收不感到十分心疼，同時又能知曉稅款的用途時，遵守稅法的態度就會占上風。如果負擔很重，偷漏稅的利益很大，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大，人們就愿意選擇違反稅法。因此適應國情的對策是低負擔、寬稅基和受益明確相結合。

2.低負擔原則。

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應當采取低稅率、低負擔、寬稅基、嚴管理、易征收的辦法，盡量減少對偷漏稅的利益誘惑，使偷漏稅意義不大，繳稅也不心疼。在違法被處罰的預期成本不高的情況下，高稅率必然誘惑偷稅；越自動的機制（如憑發票就得到稅額抵扣或退稅）必然導致越嚴重的騙稅、欺詐；越細致的差別政策、越嚴格的審批制度必然產生越多的尋租行為和越嚴重的腐敗，從而使政策越偏離初衷。相當多的人認為，稅率低了，就達不到調節的目的。這種說法看起來有道理，但具體結合我國的情況，就不一定正確。調節作用不能只停留在制度設計上，最關鍵的是要能執行，稅率定得高，且不說影響效率，首先是偷漏稅的誘惑大，在我國偷漏稅被處罰的預期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結果不僅不能按高稅率征稅，就連基本的稅收也收不到，何談調節作用。這里有征管上的問題，但也有制度設計上的問題。

3.有效運行原則。

稅法規定要明確具體，規則要詳細，避免含糊不清。我們自己創造的在基層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要充分吸收，使之具有法律依據，這也是中國式個人所得稅的應有之意。

我國經濟發展地區差別已十分嚴重，全國一刀切的辦法不可能有效運行，個人所得稅應當在基本原則（如范圍、稅基、居民身份、負擔水平）上實行全國統一，扣除標準實行相對數和絕對數相結合，并且可選擇。征收方式上應當實行規范征收與簡易征收相結合，管理辦法可因地制宜、內外應當區別對待（有協定的貫徹國民待遇原則）。管理上著眼于個人收入信息的適時跟蹤、科學整理、妥善保存、及時更新。引入財產和收入評估制度。個人所得稅管理要與企業稅收、社會保險稅、銀行業務聯動。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制度應當合并設計，以避免重復規定。

三、個人所得稅的模式選擇

1.納稅人規則。

我國要堅持居民稅收管轄權和收入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并行應用原則。在我國擁有永久住所，或沒有永久住所但在我國連續五年每年逗留183天以上者從第六年開始，確定為永久居民，就其來源于境內外一切應稅所得（不論是否匯入我國）承擔無限納稅責任。在中國境內沒有永久住所，但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連續或累計逗留183天以上者為中國居民，也必須就其從中國境內外所得承擔納稅責任，但境外所得以匯入原則征稅，即匯到中國的部分才要納稅，沒有匯入的部分不納稅。在中國境內沒有永久住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內在中國境內逗留不到183天者為非居民，只就其來源于中國境內所得承擔納稅責任。

2.征稅范圍和稅基。

個人所得稅應是個人非營利所得稅。非營利事業所得，包括獨立個人勞務所得（包括合伙企業的合伙人收入）、非獨立個人勞務所得（主要工資薪金）、被動投資所得（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不動產所得、財產轉讓所得（資本利得）、其他所得。征稅所得范圍應限定在工資薪金所得、各種勞務所得、投資所得（包括利息、股息、特許權使用費所得等）、財產租賃和轉讓所得等非營利性質的所得，也就是將合伙企業、個體工商業戶的所得稅并入企業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中，這可使個人所得稅法律簡明，避免用大量的篇幅規定有關成本費用（包括存貨計價、折舊計算、財務費用和管理費用攤銷等）的規則，避免與企業所得稅的內容重復，也避免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對同一筆所得的重復征稅。為了解決這一問題也可以將個人所得稅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合并立法。

為了保證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易于征管，目前列入征稅所得范圍的應主要是規則性、周期性、以貨幣表現（包括有價證券）的所得，某些原可以用貨幣表現的實物收入要折算為貨幣所得。對推算所得、偶然所得一般不列入征稅所得范圍。對可以轉化為現金的福利性收入要列入征稅所得范圍。對多數與職務或所在單位有關的“待遇”性實際所得，應著眼于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逐步將“暗補”即隱性收入轉化為“明補”即顯性、賬面收入，如取消福利性分房、專車制度改為車費補貼制度等，改革以后，這些所得也屬于規則性所得應列入征稅所得范圍。應摒棄只能將合法性所得納入征稅所得范圍和征了稅的收入即為合法收入的舊觀念，在確定征稅所得范圍上應遵循所得稅法獨立原則，不管所得是否合法（在進入法律訴訟程序并做出判決前，有時很難確知一項所得來源合法與否），凡能增加一個人負擔能力的所得都可以是應稅所得，只要其符合稅法規定。隨著股份公司的發展，為避免對公司分配利潤的雙重征稅，對個人獲得的股息應采取“歸集抵免制”，準予抵免在公司階段已納稅收。

盡量縮小免稅范圍。建議免稅范圍：由財政預算開支的政府獎金和特殊津貼、撫恤費、救濟金，外交代表收入。不包括保險賠款、軍人轉業或復員費、安家費、退職費、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等。退休金可減半征收或免稅。

3.負擔政策選擇和扣除及稅率制度設計。

負擔政策首先體現在稅率，稅率的確定不僅涉及稅負高低這一稅收制度設計的核心問題，而且對稅制運行情況有著關鍵性的影響。如果稅率定得過高，會使納稅人感到犧牲過大而且很不公平，往往會促使他們選擇收入隱性化（如不要求過高工資而要求較高的實際福利）或者在契約中要求稅后凈收入。在當前的社會中，能獲得高的賬面貨幣收入的人一般具有一技之長，在市場交易中處于“賣方市場”的地位，將個人所得稅轉嫁于雇主往往成功。這種情況的出現，意味著高稅率特別是高的邊際稅率對高收入進行調節的政策目標難以達到。傳統觀點認為，個人所得稅要承擔調節收入分配的職責，就必然要求實行高稅率、多檔次的累進稅率制。實踐證明這種觀點不一定正確。高稅率、多檔次稅率制往往難以行之到位，難以行之到位的稅制就無法實現其既定調節目標。

個人所得稅的負擔政策和稅率制度確定還涉及申報單位、費用和生計扣除、稅率級距等問題?，F行個人所得稅實行個人申報制，即以有應稅收入的個人為單位進行費用和生計扣除并按稅率表計征稅收，不考慮家庭贍養人口的數量和經濟狀況。這種辦法不能顧及家庭的稅收負擔能力的不同，有違公平原則。由于家庭仍是社會的經濟基本單位，家庭總收入對比個人收入更能全面反映納稅能力。因此，有必要將以個人為申報單位征收改為以家庭為單位申報征收，在稅率檔次較少的情況下易于解決家庭申報制存在的通過分家降低適用稅率的問題。個人所得稅是對純收入征收的稅種，費用和生計扣除是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基本要素之一。為了征管簡便，以及不將營利事業所得納入個人所得稅的情況，我國個人所得稅可堅持不分生計和費用而采取綜合定額扣除的辦法。由于我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職責是調節收入分配，主要針對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最高收入家庭，因此，綜合扣除定額根據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實際收入額確定并實行指數化調整，使扣除額不受通貨膨脹的影響。據國家統計局抽樣調查，1999年收入水平中等偏上家庭年人均全部收入為6942元（國家統計局，2001）。據此可確定當年個人的費用和生計扣除額為7000元（以后每年按當年綜合物價指數調整公布），這是對所有家庭成員每人的扣除額，如四口之家年扣除總額為28000元（取整數為30000元），根據我國的人口政策，可考慮扣除額隨撫養孩子人數的增加而遞減。為了照顧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可規定各地的稅率可在此基礎上上下浮動20%.如果納稅人不愿意申報，可準予實行簡易的征稅辦法，在實行簡易的征稅辦法的情況下，可實行定率扣除的辦法。

4.征收方式和可選擇的最低限度稅制度。

個人所得稅按其征收方式可分為分類所得稅、綜合所得稅和分類綜合所得稅（有的著作中又稱為二元稅制或混合稅制）三種類型，其中分類綜合所得稅又可分為交叉型和并立型兩種。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嚴格意義上屬于分類所得稅類型。我國今后個人所得稅的征收方式，也應當是中國式的，以源泉扣繳為主，模式既非分類也非綜合，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混合制。大多數納稅人適用不分類課征，源泉扣繳。實際上就是目前實際中運行的征收方式的改進和法定化?？紤]到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應當允許多元征收方式的存在，規范征收方式和簡易征收方式并存。要對基層實際征收方式進行認真研究，按去粗存精的原則，將其合理有效的內核吸收到稅法規定中來，不能一概地貶斥它們為非規范做法并加以取締。不過稅法要明確各種方法的適用條件。例如，較發達地方個人所得稅征收可與社會保險支付聯動。第一種辦法，對已由企業代扣代繳的員工個人所得稅和社會保險稅的工資才能在成本列支，取消標準工資扣除辦法。第二種辦法，社會保險利益的享受不僅與社會保險稅掛鉤，而且與個人所得稅交納情況掛鉤，單位源泉扣繳時也要向納稅人開出稅單，并按個人社會保險賬戶號碼，在其賬戶中記錄個人所得稅交納情況。原則上個人所得稅交納越多其享受的保險利益也越多。其它不發達地區可實行定率或定額扣除辦法或其它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更有效的辦法。

為了解決對工薪收入者以外的高收入者（如明星、商人、政府官員、知名教授）等征管困難問題，筆者建議推行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最低限度稅制度或管理辦法。就是按一定的標準，如私營企業家按其全年營業額或支付的職工工資額或流動資本數量，并根據行業盈利情況，分地區確定最低限度稅稅基；演員、運動員等按抽樣調查的年收入劃分等級，確定不同最低限度稅稅基，他們選擇納稅后，向社會公布，一等的演員，如果選擇二等以下的納稅等級，就會自我貶值，這會形成約束；政府官員可按級別，綜合考慮工資收入和為官的福利收入，確定最低限度稅稅基；知名教授和其它社會名流同樣通過抽樣調查其全部收入，確定若干稅基等級。等級確定后由其自行選擇，按5%的最低稅率征收。如果納稅人覺得按此辦法納稅多于按申報的規范辦法，可選擇申報辦法，多繳的稅收可予退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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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度設計的原則、目標、內容組成

（一）制度設計原則

1、因地制宜原則

企業所處的外部環境，從事的行業及自身的發展階段、規模大小，決定沒有一種制度設計符合所有企業。每個企業應根據自身管理實際，設計一套適合企業發展的物資管理制度。比如不相容崗位分設，規模大的企業的采購申請、審批、執行可以是三個獨立的部門分別負責，也可以是申請和審批一個部門負責，執行是另一個部門負責；對于規模更小的企業，只需做到三個崗位分別負責即可。

2、成本效益原則

從成本角度看，控制措施越嚴密、控制點越多，需投入的控制成本比如人力成本、管理費用、效率的降低等就越多。從效益原則出發，企業是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物資管理需為企業的利潤目標服務，及時供應、降低成本、加快周轉、貢獻收益。兩相權衡，物資管理制度設計，力爭以最合理的成本投入取得最大的效益。避免控制點過大，內部手續復雜，不能滿足市場快速變化的需要，同時避免制度漏洞，防止舞弊行為給企業造成損失。

（二）制度設計的目標

對于企業來說，采購是獲取外部資源的途徑，是生產的準備階段。采購的質量、成本、速度直接影響企業后續的生產、銷售以及最終利潤。物資管理制度設計的目標應包括確保采購、入庫、保管、發放等物資管理行為規范，符合內控及其它法律法規等相關要求；確保企業能及時獲取外部資源，避免斷供或積壓；確保物資質量安全符合要求，價格合理，整個采購成本較低；確保物資管理在內、外部各環節運行通暢和高效，加快物資周轉，控制庫存水平；確保物資存貨帳、實相符，保管得當。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企業制度設計的目標排序可能不同，對于同一企業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制度設計的目標排序也會不同。企業需根據各自的實際情況做出決策。管理合規、透明，防止舞弊應是制度設計關注的重點。

（三）制度組成

物資管理制度由一組或一系列的制度組成。從制度的層次來說，可分為頂層制度和底層制度。頂層制度是從企業宏觀層面對物資管理組織機構與職責的分配，主要規定每個部門的定位和主要負責的職責以及部門之間的配合協調關系；底層制度則是對專門業務管理的流程性規定或程序性要求。在底層制度下還可設計更具操作性的作業文件或指導書。從控制角度來說，還可將物資管理制度分為業務執行層面的制度和監督考核制度、滿意度評價制度。通過監督考核和滿意度評價，確保物資管理符合企業設定的目標要求。

三、制度設計建議

（一）提升物資管理部門在組織結構中的地位

企業應提升物資管理部門在組織結構中的地位。物資管理部門的匯報對象反應了其在企業組織結構中的地位[3]。采購物資的總價值、行業類型及其它因素決定了高層管理者對物資管理部門的重視程度。采購與企業戰略的關系越來緊密。采購活動要與企業戰略保持一致，將企業目標轉換為量化的采購目標。企業可以通過制度設計，將企業的戰略目標分解到物資管理部門，通過目標牽引和績效考核，促使物資管理圍繞企業戰略展開、為戰略實施提供資源支持，另一方面采購成本費用的降低為企業創造了利潤來源。

篇3

歐美等發達國家為了適應本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考慮到“銀發市場”潛在的巨大購買力，適時推出了“長期護理保險”，為解決“老年護理危機”提供了基本制度保障。我國應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盡快建立長期護理保險體系，達到增進老年人福利以及促進經濟和諧發展的社會目標。

國外長期護理保險概況

世界衛生組織（WHO）將長期護理（LongTermCare，LTC）定義為“由非正規照料者（家庭、朋友或鄰居）和專業人員（衛生和社會服務）進行的照料活動體系，以保證那些不具備完全自我照料能力的人能繼續得到其個人喜歡的以及較高的生活質量，獲得最大可能的獨立程度、自主、參與、個人滿足及人格尊嚴”。因此，長期護理包括非正規與正規兩類支持性體系。正規的支持體系可能包括廣泛的社區服務（即公共衛生、初級保健、家庭保健、康復服務和臨終關懷）、私人療養院以及臨終關懷院，也指那些暫停或逆轉疾病和殘疾狀況的治療。

長期護理保險（LongTermCareInsurance），也稱長期照料保險，是指為那些因老年、疾病或傷殘導致喪失日常生活能力而需要被長期照顧的人提供護理費用或護理服務的保險。老年人是長期護理服務的主要使用者。20世紀70年代，長期護理保險開始在美國商業保險市場上出現。到了1986年，以色列政府率先推出了法定護理保險制度。隨后，奧地利、德國、日本等國也相繼建立了長期護理保險制度。

在長期護理保險的出資責任承擔方面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歸納起來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個人和家庭應承擔長期照料保險的主要融資責任，政府只有當個人無力承擔出資責任時，才能作為最后的責任人，由此形成了商業護理保險。商業護理保險由商業保險公司自愿開辦，以美國為典型代表；另一種是政府要確保老年人享受到綜合的照料服務，政府應居于主導地位，而不管老年人是否具有經濟上的承受能力，由此形成了社會護理保險。社會護理保險由政府強制實施，以德國和日本為典型代表。

實行長期護理保險需要考慮的因素

制定長期護理保險的必要性，在于老年護理保險的需求增加，而需求主體主要來自老年人個人（及其家庭）和政府。

從個人及其家庭的角度看，個人及其家庭對于老年護理需求的增加，主要受人口變動趨勢和社會經濟發展趨勢兩方面的影響。人口變動趨勢主要指生育率下降、離婚率上升以及分年齡死亡率下降等因素的作用；社會經濟發展趨勢主要指人口教育程度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提高、工資收入和退休收入（包括社會保障金、退休金、資產等）也隨之增加等變化。

老年人的平均預期壽命延長，老年人口高齡化趨勢日益顯現，患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的老年人數增多，如心、腦血管疾病、腸胃病、腰椎間盤突出等顯著增加，由此導致老年失能和殘障狀況突出，使老年人對于長期醫療護理或日常生活護理需求急劇增加，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家庭的護理功能在弱化。家庭結構趨于小型化、核心化，老年人獨居或與配偶共同居住的人數增多；即使與子女共同居住的老人，大多也因子女工作而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護理。許多老人轉而求助于住院護理，或入住專業護理機構，而龐大的醫療費用和專業護理費用給老人帶來了巨大的經濟負擔。我國的人口老齡化是建立在“四二一”家庭結構基礎之上，即一對獨生子女夫婦要撫養一個孩子和贍養四位老人，家庭的護理保障作用明顯不足。

從政府醫療保險支出的角度看，在長期護理保險出臺以前，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險制度不能解決老人的長期護理問題，明確地將長期護理費用排除在外，其結果造成投保醫療保險的老年人將醫院當作護理場所，老年人長期住院費用導致醫療保險支出急劇上漲。

長期護理險是適應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的保險產品。當前我國較低的經濟發展水平和較大的城鄉、地區差異決定了建立統一的社會護理保險制度尚不具備可行性。然而，商業性老年護理保險則有巨大的市場空間。一方面，老齡化發展迅速、護理需求較大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一般較高，市民保險意識也強，部分家庭已具備購買老年護理保險的能力；另一方面，老年護理需求的復雜性，決定了護理保險的內容應具有多樣性，而商業保險靈活的保單設計能更好地滿足這一要求。完善我國長期護理保險的政策建議

（一）分階段推進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的配套措施

德國和日本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由政府強制實施，屬于社會保險制。在德國，社會護理保險制度基本上解決了老年人的護理需求和經費問題。其護理保險制度分為居家護理和住院護理兩個層次。近年來，其護理項目已經由日常生活護理，擴大到醫療護理和精神護理，還增加了心理咨詢和治療等內容，以滿足老年人的心理需要。

日本護理保險一般采用“護理服務”給付方式為主，“保險金”給付方式為輔的做法。被保險人需要護理服務時，首先要提出申請，經過專門機構審查認定后，護理保險管理機關將根據病人實際身體狀況提供相應內容、相應等級的護理服務。日本護理保險制度中護理服務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醫生、看護人員上門進行訪問護理；接送老人去日間護理設施，或保健設施進行康復訓練；以及出借輪椅、特殊床等福利用具等三大部分。

在我國，現有的商業長期護理保險尚處于起步階段，還僅限于對護理費用的補償，一經確定喪失日常生活能力，老年人所得到的保險金金額也是相對固定的。今后，我國的長期護理保險制度不僅應給予老年人“保險金”的補償，而且應提供“護理服務”和“護理信息”在內的全面保障。與“保險金”給付方式相比，“護理服務”給付方式更能適應被保險人的多樣需求，而且能較好地防止道德風險的發生，節省護理費用支出。在“護理服務”給付方式中，應恰當劃分護理等級，針對不同等級規定不同的給付數量和服務費用。此外，還應積極鼓勵“居家護理”方式，既滿足老年人居家愿望，又節省了住院等高昂護理費用問題。

（二）制定適合我國實際的《長期護理保險法》

我國應在調查的基礎上，做好長期護理需求的預測，研究長期護理保險繳費起始年齡、繳費標準，劃分長期護理等級，制定適合我國實際的《長期護理保險法》。

篇4

中小企業一般指資產規模不大、從業人員較少的企業，包括規模在規定標準以下的法人企業和自然人企業。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小企業發展迅速，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據統計，在我國近900萬戶注冊的企業中，中小企業占99％以上；在工業總產值中，中小企業占60％左右，利稅占40％，就業人數占75％；在新增就業機會中小企業占90％以上。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中小企業將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主要增長點。為推動中小企業業務發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根據企業經營管理需要設計規范、靈活、有效的會計制度十分必要。

但目前中小企業會計核算不健全，財務管理混亂的現象十分嚴重，影響了會計管理職能的發揮。如許多中小企業內部會計制度不健全，會計基礎工作薄弱，致使企業賬目混亂，財產賬實不符，會計信息失真。從中小企業在經濟中的重要性及中小企業會計制度建設的現狀可以看出，加強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具有重要意義。本文試就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的內容及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作初步探討。

一、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的內容

會計制度設計是指對會計的規范和準則所涉及的會計核算組織體系、會計監督體系及其他涉及會計工作的有關方面進行設計。它應當包括如下內容：會計核算制度、會計監督制度、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制度、會計工作管理制度。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也應包括這幾個方面的內容，具體闡述如下。

1.企業會計核算制度設計

企業會計核算制度設計是指規范會計事項的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的程序和方法。具體包括核算形式的選擇、會計科目、憑證和賬簿設計、財務會計報告設計及成本核算制度設計等。會計工作可以手工操作，也可以實行電算化，企業會計核算制度應根據本單位使用的不同核算工具作出設計。

2.會計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

制度必須研究的重要問題。根據《會計法》的規定，企業的會計機構設置和會計人員的安排有3種形式：獨立的機構，獨立的人員；沒有獨立的機構，但有獨立的人員；既無獨立的機構，又無獨立的人員，委托有關中介機構記賬。到底采用何種形式，有關人員在其中應當承擔何種責任，企業應當在會計制度中予以明確。對中小企業來講，應在充分考慮企業的規模、業務量大小的基礎上，明確會計機構的設置和會計人員的職責安排。

3.會計管理和監督制度的設計

會計質量和監督制度包括貨幣資金管理會計制度、材料物資管理會計制度、固定資產管理會計制度、會計檔案和會計工作交接制度、內部稽核和內部牽制制度、財務收支審批制度、財務會計分析制度等。依照《會計法》的規定，企業會計機構、會計人員要對本單位實行會計監督，企業會計制度設計要規劃有效的內部控制制度，保證中小企業持續健康地發展。

在上述會計制度的內容中，會計機構設置和財務收支審批制度是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中的兩個重要問題，下面就這兩個問題作重點闡述。

首先，會計機構的設置。

根據企業的管理要求和管理組織形式設置會計機構，配置有關會計人員，是企業進行會計工作的前提條件。設置會計機構，既要符合《會計法》的要求，又要與企業的管理要求和管理組織形式相適應。就中小企業來講，原則上應簡化會計機構設置和人員配備。由于中小企業規模、財力和人力都十分有限，應允許一些單位不設會計機構，其會計工作由社會中介機構。對于經濟業務數量少且交易簡單的單位，可不單獨設置會計機構，而在有關部門設會計組織，并配備有關人員。設置單獨會計機構的企業，其機構設置應小些，宜多采用集中設置方式，即僅在企業一級設置會計機構，并允許一人多崗。具體如何設置會計機構，則根據各單位的規模大小、經營特征及管理組織形式等情況予以決定。

（1）微型企業（雇員1～5人）：這樣的企業經營規模很小，業務量少，且不大可能有大額信用交易。會計的任務只是記錄營業額、控制費用、計算盈虧及納稅所得。因此，可不設置會計機構和會計人員，直接委托經批準設立從事會計記賬業務的中介機構記賬。

（2）小型企業（雇員6～50人）：這樣的企業經營業務數量少，交易簡單而且交易類型有限，可能進行貸款融資，存在一定數量的信用交易。會計系統需要向貸款人提供財務報告，并要提供管理所需的簡單信息，一般只需要簡單的數據，不必對數據進行深層次分析。在企業組織結構方面，管理人員較少，從事會計工作的人員也不會太多，可不單獨設置會計機構，但要在有關機構中設置會計人員（如有些企業將會計人員放在總務部門，有的放在辦公室等），并且要指定會計主管人員?？刹辉O專職的財務管理人員，財務管理的職能由會計人員代管。會計核算只能采用集中核算方式，即由會計機構統一辦理。

由于會計人員較少（一般2～4人為宜），為達到會計控制的目的，會計崗位可設置以下4個崗位：

①會計主管兼稽核崗位。職責是在廠長（經理）領導下，組織、管理企業會計核算和會計管理工作，負責資金的籌集、使用和調度，進行賬目的定期核對，協助有關人員進行財產清查。

②總賬報表崗位。負責成本核算，登記總分類賬，編制會計報表，保管和管理會計檔案。

③出納崗位。負責貨幣資金的收支、保管，登記現金和銀行存款日記賬，按規定保管和使用簽發支票所用印章。

④明細賬會計崗位。負責明細賬的登記工作，申報、繳納稅金，進行工資核算等。若小型企業的規模、業務量接近微型企業，可采用微型企業的做法，或將4個崗位進行調整合并，即會計主管與總賬報表崗位合而為一，明細賬會計與稽核崗位合而為一。

在會計工作崗位設置中，要注意不相容職責的分離，凡涉及到企業款項和財物收付、結算及登記的任何一項工作，必須由兩人或兩人以上分工處理，如出納人員不得兼任稽核、會計檔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費用、債權債務賬目的登記工作，即遵循錢、賬、物分管制度。（3）中型企業（雇員51～250人）：這類企業可能有大量的信用交易，還可能有進出口業務，業務量比前兩類企業增多，會計信息使用者的要求也會提高，如要求會計系統提供稍微復雜的管理信息。此情況下，原則上應設置獨立的會計機構，配備一定數量的會計人員。會計機構可設置為科、室或部。同時，中小企業應配備必要的財務管理人員。對經濟業務簡單的中型企業，會計和財務機構以合并為宜。其他的中型企業，一般應將會計核算和財務管理分開，即分別平行設置獨立的管理機構。但就當前組織機構的特點來看，也可根據實際情況實行財會合一（隨著企業規模的逐漸擴大，財會分離將成為必然）。

會計核算一般應采用集中核算形式，對于經濟業務較多的中型企業可根據業務需要，視企業的具體情況采用非集中核算形式。但無論采用哪種形式，企業對外的現金往來、物資購銷、債權債務的結算都應由企業會計機構集中辦理。會計機構一般應設置如下會計工作崗位：會計機構負責人、總賬報表崗位、出納崗位、往來結算崗位、工資核算崗位、固定資產核算崗位、材料核算崗位、成本核算崗位、銷售和利潤核算崗位、資金崗位、稽核崗位、會計檔案保管崗位。在上述崗位中，一般來說，總賬報表、固定資產、成本核算、資金、銷售和利潤等崗位應當集中設置在會計部門，材料核算、工資核算、往來結算等崗位可根據企業核算體制的具體情況或者集中設置在會計部門，或者分別設置在其他有關部門，如材料核算崗位可設在供應部門，工資核算崗位可設在勞動工資部門，結算崗位中的購料結算崗位設在供應部門，而銷售結算崗位則設在銷售部門。至于出納崗位，則應當統一設在會計部門。會計工作崗位可一人多崗，具體設置幾名會計人員，視單位情況而定，一般以4～5人為宜，但要遵循錢、賬、物分管制度。此外，在上述崗位設定以后，會計人員的工作崗位應當有計劃地進行輪換。

其次，財務收支的審批制度。

中小企業應建立財務審批權限和簽字組合制度，加強企業各項支出的管理。在審批程序中規定財務上的每一筆支出應按規定的程序進行審批，在簽字組合中規定每一筆支出的單據應根據審批程序和審批權限完成必要的簽名，同時還應規定出納只執行完成簽字組合的業務，對于沒完成簽字組合的業務支出，出納員應拒絕執行。對于微型企業和小型企業，由于其規模小，經濟業務數量少且交易簡單，可由企業負責人對每筆開支進行審批，嚴格控制不合理支出。對于中型企業，要考慮對于金額超過一定限額的支出，實行集中審批制度，強化負責人一枝筆審批。如規定對金額超過一定限額的付款事宜，各部門辦好各種手續后，將付款單送交會計部門，并說明付款理由和依據，由會計部門匯總后定期向企業負責人匯報，根據支付能力和輕重緩急，決定各個款項的付款時間和額度，并依此辦理有關支出。

二、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

企業會計制度設計是一項涉及面廣、技術性強的復雜工作，必須依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和統一會計制度，在滿足企業業務發展和經營管理需要的基礎上進行。由于中小企業在規模、經營管理水平和會計信息的需求等方面與大企業不同，因此，在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中應重點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中小企業會計制度設計應符合它們自身的實際情況，不宜過分繁瑣復雜。企業的生產經營特點和管理要求是會計制度設計的前提和基礎。中小企業相對于大企業來說一般規模較小，其內部的經濟活動以及與經營活動密切相關的內部運作方式也會與大企業有很大不同。另外，不同的企業由于規模和組織形式的不同，理財方式與渠道、企業內部管理水平和復雜程度等方面都存在差異。為使設計的會計制度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中小企業在進行會計制度設計時，要從實際出發，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來進行設計?？紤]到中小企業規模較小、經營管理水平較低、會計人員素質不高等情況，中小企業設計的會計制度應簡便易行，不宜過分繁瑣、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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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保險制度改革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最為艱難的部分。前不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衛生組織“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合作課題組正式公布了課題研究報告，報告顯示中國的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煮成了“夾生飯”，即患者不滿意，醫院不滿意，政府不滿意；富裕階層不滿意，中等收入階層不滿意，低收入階層更不滿意，看病難、看病貴成為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報告對中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基本評價是：“從總體上講，改革是不成功的”[1].筆者認為，我國的醫療保障改革之所以成效不顯著，令社會各個階層的群眾都不滿意，問題結癥在于缺乏合理的制度設計，關鍵是沒有形成普遍認同的醫療保障制度建設的價值理念基礎。社會價值理念的重要性在于為公共管理的制度設計確立方向，只有在正確的價值理念基礎上才能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本文試就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設計的價值理念談一些看法。

一、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體現公平優先原則

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分配原則已經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和接受。社會保障屬于社會再分配的范疇，因此，引入市場化機制，通過提高效率來緩解日益增大的社會保障壓力，成為推進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而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市場化取向力度更大，從各地正在推進的醫療保障改革方案來看，盡管改革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與過去相比個人的醫療保障責任在擴大，政府責任在縮小，更多的社會資本進入醫療行業。醫療保障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激勵了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提高了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效率，但是其負面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

其一，醫療機構市場化運作，優勝劣汰，導致城市大醫院的技術水平、設備條件越來越好，而城市社區醫院，尤其是農村鄉鎮醫院維系艱難，逐步萎縮，甚至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政府衛生投入也越來越向大醫院傾斜，加劇了這種分化的程度。目前，全國8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醫院。結果是城市人往大醫院跑，農村人往城市跑，大醫院人滿為患，小醫院門可羅雀。

其二，我國連年對醫療機構投入減少和藥品漲價的補償機制缺乏，迫使醫療機構出現較強烈的逐利傾向，追求利潤的最大化逐步成為其主要的功能。由于醫療市場是一個特殊市場，醫患信息不對稱，市場競爭往往使價格升高。例如醫療機構為了在競爭中取得有利地位，往往競相購買高精尖設備，使我國本來就不足的醫療資源重復配置而浪費，設備購入后為盡快收回成本并獲得利潤，往往過度提供醫療服務。醫療行業作為一種特殊行業，很容易形成市場壟斷的地位，市場壟斷條件下醫療費用持續上漲將不可避免。醫療保障費用與日俱增，政府、個人、企業都承受了巨大壓力，占我國人口70%以上沒有醫療保障的農村人口更是難以承受高昂的醫療費用。

因此，筆者認為，醫療事業改革的市場化取向，雖然有其積極作用的一面，但是卻背離了醫療衛生事業發展的基本規律。與一般消費品不同，大部分的醫療衛生服務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性質。具有公共品性質的服務是營利性市場主體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也是個人力量所無法左右的。必須而且只能由政府來發揮主導作用，否則就一定要出問題。政府的責任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公平優先的理念下，全面干預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建設和發展。二是強化政府的籌資和分配功能，滿足所有人的基本醫療需求。從以上兩個方面的政府責任來看，中國的醫療保障所存在的問題，根源主要不在于缺少公共資金，而在于缺少公平優先的價值理念和有效的政府管理。

政府如何在醫療保障方面發揮主導作用，貫徹公平優先的價值理念，構建公共保障體系，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最基本的醫療保障呢？筆者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增強，但人口多、人均經濟水平低、社會保障能力差的基本國情并沒有改變，中國還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醫療衛生事業發展水平與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基本醫療保障水平與生活水平相適應[2].因此，在基本醫療保障方面，要以政府投入為主，針對絕大部分的常見病、多發病，為全民提供所需藥品和診療手段的基本醫療服務包，以滿足全體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體實施方式是，政府確定可以保障公眾基本健康的藥品和診療項目目錄，政府統一組織、采購，并以盡可能低的統一價格提供給所有疾病患者。其中所用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財政承擔。為控制浪費，個人需少量付費。對于一些特殊困難群體，自付部分可進行減免。

即便部分醫療領域引入了市場機制，政府也要進行嚴格監管。發達國家的政府對所有引入市場機制的醫療領域，其監管極為細致和嚴格。我們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要遵循“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原則，而不是只顧效率而不顧公平。為了保證公眾獲得最基本的醫療保障，政府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抑制藥價虛高，讓廣大公眾看得起病，也有責任為貧困人群設立平民醫院，以解決弱勢群體看病難的問題。

二、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則

在公平優先的理念指導下，為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保障提供制度安排，需要調整醫療、醫藥、醫保、醫患四個方面利益主體的關系，鑒于醫療、醫藥、醫保、醫患四個方面利益主體價值目標的差異，通過調整利益關系來整合主體價值目標，是醫療保障制度設計的一個重要原則。筆者認為，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遵循利益均衡性原則。醫療機構是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即使在適度市場化條件下，追求利潤也是無可非議的。醫患也就是病人，必然追求高質量的、充分的醫療保障，而不是“基本醫療保障”，更不會主動考慮醫療保險基金收支平衡問題。醫藥企業，由于處在完全市場化條件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十分明確。醫療保障管理機構，其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并確保收支平衡。醫療保障制度設計就是要在以上四個利益主體的不同價值目標之間尋找利益的平衡點。首先，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立足于調動各個利益主體的積極性，最大限度地整合各個主體利益。從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來看，醫療機構與醫患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供需關系、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3].在醫療保障制度設計中，“提供基本醫療保障”的目標需要通過醫療機構有效的工作來實現。這就是說，醫療機構作為醫療保障體系中的一個主體要素與醫患之間基本目標是一致的，即一方的工作是為了實現基本醫療保障，另一方的目標是得到基本醫療保障。醫藥企業則需要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實施順利的前題下，才能獲得穩定的藥品市場和穩定的利潤來源。醫保機構管理也只有在醫療、醫患、醫藥的價值目標都基本實現的前提下，才能做到最大限度地提供基本的醫療保障，實現醫療保障基金的收支平衡。因此，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做到兼顧各個方面的利益是可能的。

其次，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能夠發揮制約各個利益主體行為的作用。我國改革的市場化取向，不可避免地會誘導逐利行為，醫患想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醫療服務行業想獲得更大的效益，醫療保障管理機構想投入經濟。在信息不對稱的前提下，供方誘導需求成為一個普遍現象。誘導需求是指醫療服務提供者為了自身利益，利用掌握的知識和信息影響（誘導，甚至強制）患者進行不必要的消費。供方過度服務的表現形式有大處方、抗生素濫用、大檢查和手術濫用等。越來越多的衛生資源用于購買費用昂貴的城市醫院服務，用于購買低廉社區醫療服務的經費很少，同時，也擠占了用于購買成本效益較優的公共衛生服務的經費，嚴重危害了我國的醫療保障事業健康發展。因此，優先保證基本的醫療保障的投入，同時采用低成本的醫療技術，從而使我國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大體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基本醫療需求。

再次，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體現在醫療衛生事業中的主導作用。在為社會成員提供基本醫療保障方面，政府應當承擔主要責任。目前，我國城鎮醫療保障采取個人、企業、政府三方面承擔責任，通過個人自負和社會統籌相結合的方式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在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中，政府承擔的是有限責任，如果地方政府面臨財政困難，就會利用公共權力縮小自己的責任，加大個人和企業的責任。這樣的制度安排，不利于醫療保障事業中各個利益主體關系的調整，政府只有在基本醫療保障方面確保穩定的財政投入，承擔無限責任，才能維持利益主體對社會保障事業的信心。當然，醫療保障領域實施適度的市場化改革，對于調動各利益主體積極性是有效的。但是這不包括基本醫療保障。對于基本醫療服務以外的醫療衛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統一的保障，由社會成員自己承擔經濟責任。政府鼓勵發展自愿性質的商業醫療保險，推動社會成員之間的“互保”；鼓勵企業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礎上，為職工購買補充形式的商業醫療保險；鼓勵有條件的農村集體參加多種形式的商業醫療保險。在這方面政府的主導作用應當體現在通過制度安排，提供激勵措施，如提供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鼓勵基本醫療保障以外的醫療保險事業健康發展。因此，政府應當以基本醫療保障為核心，通過制度安排，建立起多層次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

三、醫療保障制度設計應當推動誠信體系的建立

誠信缺失是我國醫療保障體制運行中面臨的最大問題之一，也是醫療保障制度設計中需要重點規范的問題。由于醫療保障制度安排中，誠信管理體制建設相對滯后，失信成本過低，以至醫療保障事業中的利益主體誠信缺失行為泛濫且屢禁不止。因此，強化誠信管理是我國醫療保障制度設計的一個重要價值理念基礎。

第一，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平等公正地調整不同利益主體間的相互關系，醫療保障的具體政策應體現平等公正的道義精神，并運用多種調節手段，通過利益補償和對弱勢群體的援助，在公平優先的前提下，維持公平與效率的動態平衡。在保護醫療、醫藥、醫保、醫患各利益主體合法權益的同時，統籌兼顧，抓住各方利益的契合點，擴展共同利益，推動共同利益的整合。醫療保障政策應體現“一碗水端平”的平等公正精神，加強政策導向力度，遏制醫療保障關系中強勢方侵害弱勢方合法權益的非誠信行為，要確保醫療保障關系的誠信互動性質，避免行為主體間，因權利義務分配顯失公平而蛻變為各方以非誠信手段相互報復的爾虞我詐。政策愈能體現平等公正的價值取向，便愈能為醫療保障誠信體系的建設提供有力保障。

第二，建立穩定的醫療保障誠信管理制度。管理體制上，建立公共信用誠信管理數據庫，失信行為一旦被數據庫記錄，就會留下污點，并要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代價。建立針對誠信活動的約束監控機制、防患糾錯機制、評估獎懲機制和導向模塑機制，借助國家機器的強制性力量，以法律法規形式賦予上述要求以權威性的普遍效力。在運行機制上，應該細化對各種不講誠信行為的處理規定，加大對醫療保障事業中誠信缺失行為的懲罰性打擊力度，讓“失信成本”遠遠高于“守信成本”，讓失信者得不償失，不敢冒失信的風險。醫療保障誠信缺失本質上是一種違約行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主體是否選擇違約，關鍵在于違約成本的高低，當違約的預期效益超過守信活動所帶來的收益時，主體便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選擇違約。目前，我們對不誠信的行為處罰只是補償損失，顯然起不到有效約束毀信者行為的作用。醫療保障制度設計要建立鼓勵守信者、處罰毀信者的機制，讓不講誠信的個人和醫療服務機構付出沉重的代價，這樣，有利于我國醫療保障體制的正常運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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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梳理歸納的這些前在預設，實際上都是經驗命題(empiricalstatement)，其旨歸不在于揭示制度的發生學意義（唯物史觀認為，制度是經濟關系的產物），而在于揭示制度需求——制度供給之間的矛盾，回應人類對于游戲規則的基本需求與基本價值追求以及如何來設定游戲規則等政治規則范疇的基本問題。這些預設從各個方面表明，制度化、法治化的選擇，或者說通過構筑完善的政治規則，以實現和推進規則政治，乃是人類秩序化的合理選擇，同時也是一種無法規避的命運。

“無賴原則”預設。在探討制度必要性和它的功能設計時，英國哲學家、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大衛·休謨(DavidHumc)提出了一條著名的原則“無賴原則”。這條原則認為，人們在考慮制度安排時，必須持定“人人應當被假定為無賴”這樣一種假設。人必須被看成是“理性”的謀利動物。而制度設計要達到的目的是：不論他多么利欲熏心，通過完善的制度機制的鉗制功能，使人“規規矩矩”地服務于公益。休謨說：

政治作家們已經確立了這樣一條準則，即在設計任何政府制度和確定幾種憲法的制約和控制時，應把每個人都視為無賴——在他的全部行動中，除了謀求一己的私利外，別無其他目的（注：［美］斯蒂芬·L·埃爾金等編：《新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7～28頁。）。

制度設計必須達到以下效果：不僅要對“無賴”行徑實施有效的鉗制，而且要能防止和遏止人們萌發各種損公利己的“無賴”沖動。休謨認為，這一假設在作為描述性模式時是非真實的，而作為分析性模式時則又是真實的，可以得到事實的正當證明。這一預設表達了這樣一種自由主義的核心思想：既然所有的政治家和政治行動者在政治生活中，都可能成為“無賴”，那么必須有強大的制約機制在先，讓人們服從制度規則。這一點，詹姆斯·布坎南是這樣說的：

當人們的政治行為被認為一如他們其他方面行為一樣是追求私利之時，上的挑戰就成為這樣一種挑戰：構造和設計出能夠最大限度地限制以剝削方式追求個人利益，并引導個人利益去促進整個社會利益制度和規章（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39頁。）。

普遍“無賴”的假定，構成了國家方法論上必需的思想前提：基于“最壞情形”亦即每個政治家都可能是無賴這一最壞情形為基本出發點，而不是寄托于人性的自我完善。旅行中的安全檢查就是這樣。為保證飛機運行的安全，所有乘飛機的旅行者和行李都被要求必須通過一道X光機的安全門。美國"911"事件后，世界各國尤為加強了安檢的力度。事實上這意味著，每個人都已被假定為潛在的可能違禁物品攜帶者乃至，盡管事實上，只有極少數人會這樣做。然而為確保安全，人們必須概莫能外地接受一套技術實施的安全檢查。

制度設計必須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地采取消極預防措施，“最佳情形”和“道德圣賢”的假設是不能作為制度設計基礎的。人們沒有更好的辦法保證“正義”成為政治家們長期的無條件的行動準則。在休謨看來，人們顯然不能靠改變人性來把人的罪惡動機變成善良的后果，人類社會在設定各種所需求的政治規則時，只能以消極的防御觀為基本依歸。這亦如杰斐遜所說：“在權力問題上，不要再侈談對人的信任，而是要用憲法的鎖鏈來約束他們不做壞事。”

休謨這一預設中，還蘊涵著這樣的邏輯結論：即政治規則設計者們也應當被認為是“無賴”，他們可能會操縱所發明制度的有關信息。規則設計的努力應當采取一種設計與選擇分開的辦法：即規則的采用應當由那些不參與設計制度的人們來擇定，以防止制度出現利益傾向性。這亦如哈林頓(JamesHarrington)提出的所謂“分餅”原則。哈林頓認為，“卓越的哲學家爭論不休而無法解決的問題，以至整個國家的奧秘”，“就在于均分和選擇”，為確保制度之“餅”的公正分配，只能是一部分人擁有“均分的自然權利”，而另一部分人擁有“選擇的自然權利”（注：［英］詹姆士·哈林頓著：《大洋國》，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3頁。）。

非“天使統治”預設。如果說英國學者休謨的“無賴原則”是以一種“是什么”的判斷方式，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的話，那么美國學家詹姆斯·麥迪遜(JamesMadison)則以一種“不是什么”的方式，從另一角度對人與制度的相關關系提供了邏輯結論。他在《聯邦黨人文集》一書中說：

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統治人，就不需要對政府有任何外來的或內在的控制了。在組織一個人統治人的政府時，最大的困難在于必須首先使政府能管理被統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毫無疑問，依靠人民是對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經驗教導人們，必須有輔的預防措施（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

麥迪遜這一論斷包含著兩層假設：第一，人不是天使，正因為如此，所以需要政府。（美國資產階級啟蒙學家潘恩說：“政府是由我們的邪惡所產生的”，政府是一個“懲罰者”（注：［美］托馬斯·潘恩著：《潘恩選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3頁。）。）麥迪遜指出：“用種種方法來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對人性的一種恥辱。但是政府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注：［美］漢密爾頓等著：《聯邦黨人文集》，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264頁。）這也正如洛克指出的，政府起源是由于人性的先天不足所致，是一種“正當救濟辦法”，是人類理性的產物（注：［英］洛克著：《政府論》（下篇），第10頁。）。

第二，政府作為社會的人，其統治本質在任何意義上都絕不是一種“天使統治”，不可能只行善不行惡——在麥迪遜看來，純粹的“善”只能是“天使”之為，人類做不到——正因為如此，需要對政府這個管理被統治者的統治者本身，實施外在的和內在的控制，尋求“輔的預防措施”——而這實際上一直是主義的持久話題。這種“控制”最根本的，就是國家權力體系內部有分權制衡機制；外有社會力量對“利維坦”的制約。這一目標乃是政治設計的“最大的困難”，需要高超的政治藝術與技巧。

人不是天使，由人組成的政府也不是天使；政府是由人組成的，人的本性也是政府的本性。人必須有外在的制約，政府更必須有外在的控制。這就是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

“局限存在物”預設。詹姆斯·麥迪遜關于政府非“天使統治”的論斷，由人的特質出發考察和判定公共權威的特點，那么回眸人類這個社會存在物，它的一般性特點是什么？這是政治學一切理論的原發點，也是各類政治設計的邏輯前提。

關于人類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存在，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思想家、法學家和哲學家孟德斯鳩在被伏爾泰譽為“理性和自由的法典”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一書中，作了一個具有普遍性的理論預設：

人，作為一個“物理的存在物”來說，是和一切物體一樣，受不變的規律的支配。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來說，……他是一個有局限性的存在物；他和一切“有局限性的智靈”一樣，不能免于無知與錯誤；他甚至于連自己微薄的知識也失掉了。作為有感覺的動物，他受到千百種的支配?！@樣一個存在物，就能夠隨時忘掉他自己；哲學家們通過道德的規律勸告了他。他生來就是要過社會生活的；但是他在社會里卻可能把其他的人忘掉；立法者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注：［法］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3頁。）。

以前的思想家，都把人的自然屬性歸為人的本質（注：馬克思于1845年春，提出了一個超越一切關于人的舊理論的嶄新論斷：“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3頁）。正是出現后，才從社會關系上真正揭示了人的本質。），孟德斯鳩這一論斷基本上仍是從自然屬性上界定人的。但是孟氏的這一論斷對人的特質已注入了社會性的內容，強調了人的“社會生活”的特征，并提出人需要“道德”和“法律”的規范，才能介入社會生活。

這一理論預設價值在于，首先揭示了人類具有的局限性這一重大事實：人類作為“物理的存在物”，受到客觀規律的制約；作為一個“智能的存在物”，人類是一個感性的存在，受到種種不定因素的影響，“無知與錯誤”是必然的。其次導示出“局限存在物”必然的邏輯結論——人類的這一缺陷，只有通過社會生活外在的東西——一是“道德”、二是“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予以補償和救濟（這兩種事物，按制度學派的定義，乃是“正式規則”與“非正式規則”——人類制度的雙重性構成。）。特別醒目的是，人類只有“通過政治的和民事的法律使他們盡他們的責任”這一歷史性結論，必然使法律制度處于崇高的無可或缺的地位。人類設計和創制各種政治的和非政治的規則，便是理所當然的邏輯行為了。

權力無“休止界限”預設。孟德斯鳩還作過另一個經典性的、對人類政治生活具有重大揭示意義和認識價值的理論預設，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他對權力的特質所作的一個著名的言簡意賅的判斷：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力的人們使用權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就是權力或權力者的特質。由此，孟氏給出具有公理性的結論便是：

從事物的性質來說，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制約權力（注：孟德斯鳩著：《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4頁。）。

這個命題業已成為檢閱人類社會權力現象的基本判準?！盀E用權力”的基本“規則”是：權力載體——“即是以統治者的名義行事的人，當選的立法人員、法官、官僚以及在限制和規定公民自由的供選擇的條件中進行選擇的人”（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和國家》，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頁。）在運用權力時，一定會把權力運用到他可以運用的一切“空間效力”和“時間效力”的最大范圍，實現權力效能的最大邊際化。

任何一個社會都存在著公共權力和私人權利這兩個領域，公共權力的原始命題是為了保障私人權利。進入階級社會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政治權力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邏輯起點），“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歷史起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為了“把沖突控制在‘秩序’的范圍內”（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8頁。），導致了政治權力的產生。由此，政治權力一經產生便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和名義。孟氏這一理論預設蘊示：從權力的本性上說，它“總有著一種越出它自己的范圍而發展的本能傾向……和一種特殊誘惑。權力總是傾向于增加權力……它喜歡自己是一個目的而不是一個手段”（注：［法］J.馬里旦著：《人與國家》，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0頁。）。亦如公共選擇理論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指出的：政治活動家們似乎有一種“天然的”傾向，去擴展政府行動的范圍與規模，去跨越任何可以觀察到的“公共性邊界”（注：參閱詹姆斯·M·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第373頁。）。

權力的這一內在特性，決定了外在制約的極端必要性。關于這一點，法國政治思想家夏爾·阿列克西·托克維爾指出：必然有一個高于其他一切權力的社會權力；但我又相信，當這個權力的面前沒有任何障礙可以阻止它前進和使它延遲前進時，自由就要遭到破壞?！瓱o限權威是個壞而危險的東西。（注：［法］托克維爾著：《論美國的民主》（上卷），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289頁。）

孟德斯鳩這一理論預設歸納包蘊了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歷史經驗：一是濫用權力是權力界的普遍邏輯，羅素將之表述為“權力嗜好”(theloveofpower)（注：鄒永賢等著：《現代西方國家學說》，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頁。）。權力運作者總有著一種不“休止”、乃至跨越公共“界限”去實現“權力意志”的內在沖動。二是對于“權力濫用”，最符合“事物的性質”的做法，就是以權力制約權力。權力是一種物質力量，對于權力的制約和監督不能僅靠精神的力量、道德的力量，而必須有相應的物質力量。人類發展到今天，制權一般有這樣幾種方法：一是“以法制權”、二是“以民制權”、三是“以德制權”、四是“以權制權”?！耙詸嘀茩唷辈攀亲畋举|、最見效的方法。因此在制度設計中，對于權力邊界的設置，只能以另一個權力的存在為邏輯前提。

“必要的惡”預設。英國籍奧地利哲學家、政治思想家波普以“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漸進的社會工程”的政治哲學、“三個世界”的本體論哲學形成了批判理性主義哲學體系。國家學說是其政治哲學的重要的組成部分。從“證偽主義”科學哲學觀點和批判理性主義哲學立場出發，波普反對本質主義的國家理論，注重探求“我們對國家的要求是什么？我們應當把什么作為國家活動的正當目的”（注：《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TheOpenSocietyandItsEnemies)第1卷，倫敦羅特列杰與基根·保羅公司1952年版，第109頁。）諸如此類國家與社會的功能性問題。對“利維坦”這種政治存在物，波普作了這樣一個理論預設：“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罪惡”（注：［英］卡爾·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他說：

國家盡管是必要的，但卻必定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如我斗膽形容的）一種罪惡。因為，如果國家要履行它的職能，那它不管怎樣必定擁有比任何個別國民或公眾團體更大的力量；雖然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制度以使這些權力被濫用的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但我們決不可能根絕這種危險。（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第499頁。美國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家潘恩(1737～1809)也表達了這一思想：“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因為，當我們受苦的時候，當我們從一個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無政府的國家中才可能遭受的不幸時，我們由于想到自己親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保ā杜硕鬟x集》第3、241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盡管“利維坦”對于保護公民的自由是必要的，在許多思想家們看來，卻是一種危險的“罪惡”，“國家是手段，不是目的”（羅素著《西方哲學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292頁。）國家如果取代目的，成為目的本身，無限制地擴展，自由這一“目的”就必然喪失。關于這一點，歷史上思想大家們幾乎持定一致的論斷。）

如果說，孟德斯鳩關于權力“休止界限”的預設，是從權力個體著眼揭示權力的特質的話，那么，波普的這一理論預設，則是從權力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著眼揭示權力特質的。其基本判斷：一是國家“是必要的”、二是它“是一種始終存在的危險或者罪惡”，前者側重價值判斷；后者側重事實判斷。

“在現代世界里，由于國家權力過大所造成的罪惡很大，但卻很少被人認識到?！保ㄗⅲ毫_素著：《社會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2頁。）波普認為，國家權力擴張與濫用的可能性是始終存在的，無論誰執掌權力，即便是民主選舉產生的統治者也不例外（注：美國法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認為，即使是由選舉產生的政權，也容易成為非正義的。他認為“政治制度中非正義的影響比市場的不完善更為痛苦和持久。政治權力迅速地積累，并且成為不平等的利用國家和法律的強制力量”（羅爾斯著《正義論》(ATheoryofJustice)英文版，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版，第226頁。）。因此，只要權力這種“罪惡”存在，無限擴張趨勢的可能性就存在。恩格斯曾精辟地揭示過現代國家權力擴張的必然趨勢：“生產和流通的物質條件不可避免地隨著大工業和大農業的發展而復雜化，并且趨向于日益擴大這種權威的范圍?！保ㄗⅲ骸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3頁。）

英國哲學家、政治思想家約翰·密爾(JohnStuartMill)在《論自由》一書中，對國家權力的非制度化增長作過這樣的假設：它不惜犧牲一切而求得機器的完善，由于它為求機器較易使用而寧愿撤去了機器的基本動力，結果將使它一無所用。（注：［英］約翰·密爾著：《論自由》，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25頁。）于是，德國籍近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洪堡歸納的這樣“兩件事”，也就成為人類文明社會理所當然的抉擇了：

對于任何新的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們必須注意兩件事。其中任何一件被忽視都將會造成巨大的危害：一方面，界定在民族中進行統治和提供服務的那一部分人以及界定屬于真正的政府機構設置的一切東西；其次，政府一旦建立，界定它的活動的擴及和限制的范圍。（注：［德］威廉·馮·洪堡著：《論國家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頁。黑體為引者加。）

沒有國家的干預，自由就會死亡；國家過多干預，自由同樣也會死亡。這是“自由的悖論”（注：參閱波普著《開放社會和它的敵人》第11卷，第124、125頁。）。波普主張，重要的是要設計出合理有效的制度，對“利維坦”進行控制。為了防止“利維坦”對社會生活的威脅，波普提出了類似中世紀“奧卡姆剃刀”的“自由主義剃刀”。（注：波普著：《猜想與反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99頁。）

英國政治理論家和現代分析哲學主要創始人伯特蘭·羅素認為，社會組織和權威一旦形成后，便具有一種獨立于人的、非人的意志所能駕馭的力量。一方面，組織和權威不可沒有，另一方面，又要對它加以限制。如何處理好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應該成為一切政治科學的中心議題。而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尋找一個適當的比率”，則應當成為國家理論尤其是現代國家理論所要解決的主要任務。羅素呼吁：（像國家）這種巨大組織是現代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要想廢除它們是不可能的……的確，它們使維護個性更加困難了，我們需要尋找一種使它們盡可能地與個人創造性結合起來的方式。（注：羅素著：《政治理想》，紐約世紀出版公司1917年版，第22頁。）

“有限理性”預設。政治和行政管理歸根結底是決策行為，決策具有對理性追求的傾向。按對理性作用的不同認識，決策理論分為三類：其一是絕對理性選擇論，基本要點是認為決策者擁有完全的知識、明確的價值序列，并能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取得期望的價值選擇。限制只在于外在的物質因素。其二是排斥理性的非理性決策，這種理論把焦點放在決策中的價值沖突上，認為所有的價值都是相對的，甚至是隨意擇取的，人們的決策并不以理性為旨歸。其三便是美國行政學家、管理學家和經濟學家西蒙(HerbertAlexanderSimon)為代表的有限理性決策論。認為人的理性具有局限性，決策理性充其量是一種“有限理性”。

西蒙在《管理決策新科學》一書中認為，傳統的“完全理性”的假設不符合人類行為的現實。他從人的意識、決策環境與人的能力等方面否定了“完全理性”的假設，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設。關于理性，西蒙認為，“理性就是要用評價行為后果的某個價值體系，去選擇令人滿意的備選行為方案”（注：［美］西蒙著：《管理行為》，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頁。）。“廣義而言，理性指一種行為方式，它第一，適合實現指定目標，第二，而且在給定條件下和約束的限度之內?！保ㄗⅲ何髅芍骸冬F代決策理論的基石》，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決策者是在有限理性中決策，因為決策者是在存在著無法控制的未知數和變化著的內外環境中決策。由于人的智能的局限，不可能搜集到和充分分析處理決策中所需要的大量信息，行政機構只能接受不圓滿的決策，而不可能實現最佳決策。西蒙對這一問題進一步表述說：

如果我們假定決策者的計算能力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就可以得出兩個重要的結果。第一，我們不必將真實世界與決策者對它們的認識區分開來：他或她對世界的看法與真實世界一樣。第二，我們可以預言，一個理性的決策者根據對現實世界的知識所作出的選擇，不需要有關決策者對感知或計算模式的知識。（當然我們確實得了解他或她的效用函數。）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接受決策者的知識和計算能力是受到嚴重限制的看法，那么我們就必須將現實世界同行動者對它的看法與理解區分開來。也就是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決策過程的理論（并在理論上檢驗它）。我們的理論不僅要包括理解過程，而且還必須包括形成行動者對決策問題的主觀表述的過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理性人常常能根據給定的效用函數來達到有目的的或主觀的最好決策。認知心理學中的理性人則是根據可得知和計算方式而以程序上合理的方式來作出他或她的決策（注：轉引自［美］道格拉斯·C·諾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第31頁。）。

人的“有限理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在非個人交換形式中，由于參加者很多，同一項交易很少進行，所以人們面臨的是一個復雜的、不確定的世界。而且交易越多，不確定性越大，信息越不完全。二是人對環境的計算能力和認識能力是有限的。由此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制度通過設定一系列規則能減少環境的不確定性，提高人們認識環境的能力并規范人自身的決策行為，從而提高決策的質量。

西蒙關于“有限理性”的預設表明，人擁有的知識能力和決策能力是有限的，不僅受到物質因素和環境不確定的影響與限制，還受到諸如記憶容量、判斷準確程度、計算能力有限性的限制。這一預設的邏輯結論是：必須通過制度設計與制度創制，來預防和彌補人理性的不足。

政治是一個“社會中價值的權威分配”（注：［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系統》(DavidEaston,ThePoliticalSystem)，紐約艾爾弗雷德·A·克諾大出版公司1960年版，第113頁。）的決策領域。從本質上說，需要“完全理性”的支撐。然而“理性短缺”正是政治領域最常見的現象。英國政治學家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一書中認為：國家政治首先必須克服“唯理智論”，傳統的政治理論大都強調“人是理性的”，而在政治中，人往往在感情和本能的驅動下行事，“大多數政治見解并非是受經驗檢驗和推理的結果，而是習慣所確定的無意識或半意識推理的結果”（注：格雷厄姆·沃拉斯著：《政治中的人性》，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66頁。）。任何組織都是人的組合，雖然擁有相當大的解決問題的權能，但是由于人的智力與理性是一種稀缺性資源，決策絕非是一種全知全能的完整理性體系。由于環境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的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使得人們對環境反應所建立的主觀模型差異很大，從而導致人們選擇上的重大差異。人不但處于“有限理性”下行事決策，而且還常常處于“非理性”狀態下行事決策。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與人的理性的稀缺性，是政治制度需求與供給的一個深刻的內在原因。

“諾思悖論”預設。國家的目標是什么，國家的基本職能是什么，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被思想家們審視和論辨的一個重大課題。在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諾斯看來：

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無論是無文字記載的習俗（在封建莊園中），還是用文字寫成的憲法演變，都有兩個目的：一是，界定形成產權結構的競爭與合作的基本規則（即在要素和產品市場上界定所有權結構），這能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在第一個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從而使國家稅收增加（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頁。）。

國家既要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費用以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從而增加國家稅收。是使統治者的租金最大化，還是使社會產出最大化，在許多情況下，這是一個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兩難選擇?！皬臍v史上看，在使統治者（和他的集團）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權結構與降低交易費用和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率體制之間，存在著持久的沖突。這種基本矛盾是使社會不能實現持續經濟增長的根源”（注：［美］諾斯著：《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頁。）。

諾斯認為，由國家來界定和保護產權可以產生規模效益，但是國家并不是中立的，競爭與交易費用的雙重約束往往引導國家選擇無效或低效的產權結構。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是構成有效產權安排和經濟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另一方面，國家權力介入產權安排和產權交易，又是對個人財產權利的限制和侵害，導致無效的產權安排和經濟的衰落。這就是著名的所謂“諾思悖論”。事實上，包括產權在內的各種制度安排，并不完全取決于效率的或經濟的原則，而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不同規模、不同地位的利益集團與統治者相互博弈以及各集團之間相互博弈的結果。這一“悖論”的實質，反映了國家行為存在的內在沖突：有效率的產權制度的確立與統治者的利益最大化之間的矛盾。按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是一種“制度”結構，其職能是生產和出售一種確定的社會“產品”，即公正與安全。國家提供的基本服務是博弈的基本規則。因此諾思認為：

無論如何取得效益最大化的行為準則對任何國家都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具有一個好的行為準則對一個社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實際上要想取得交易成本低的經濟市場和有效的政治市場，也需要這種誠實的、合乎理性的、好的行為準則（注：《經濟學消息報》，1995年4月8日第4版。）。

由于“公共利益以國家的姿態而采取了一種和實際利益（不論是單個的還是共同的）脫離的獨立形式，也就是說采取了一種虛幻的共同體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頁。），國家作為一個“從社會中產生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頁。），不可能漠視自身的利益機制。國家的兩個目標，失卻其中任何一個都是不現實的。辦法只能以外在制約機制，促使國家行為的內在沖突減至最微限度，盡可能地確立公正的、合乎理性的社會準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緩這種沖突?！爸贫仍谝粋€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通過建立一個人們相互作用的穩定的（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保ㄗⅲ褐Z斯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第7頁。）這是“諾思悖論”所蘊有的政治學啟示。

“政治創租”預設。公共選擇理論把市場經濟下私人選擇活動中適用的理性原則（注：在以個人為基本分析單位時，經濟學假定人在市場中的私人經濟活動是理性的。即經濟活動中的個人在決策之前要經過仔細計算，力求一個于己最有利的結果，以追求其希望實現的目標或有價值的東西。具體到消費者身上，理便是追求效用最大化；具體到生產者身上，理便是追求利潤最大化。），應用到政治領域的公共選擇活動中（注：丹尼斯·繆勒：《公共選擇》，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確立了國家人“經濟人”角色和“尋租”預設。

在政治環境中，國家人同樣扮演著“經濟人”角色。公共選擇理論認為，只要政治活動中的個人行為有一部分實際上受效用最大化動機驅使，只要個人與群體的一致達不到讓所有的個人效用函數相同的程度，那么政治活動中的經濟個人主義模型就具有價值，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利己主義行為都是正常的。問題在于，這種利己主義動機有一種與經濟租金(economicrent)因素相結合的動勢，由此便產生了“尋租活動”(rent-seekingactivities)。公共選擇學派的“尋租理論”(rent-seekingtheory)描述了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公共權力與經濟財富進行交換的過程，揭示了腐敗產生的現實經濟根源。

所謂“租金”(rent)，是指某生產要素所有者獲得的收入中，超過這種要素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部分剩余。（注：在早期的李嘉圖學派中，租金是指永遠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它誘使這種生產要素進入市場所必需的最小的額外收益（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馬歇爾發展了租金的概念，認為租金還應包括被稱為準租金的暫時沒有供給彈性的生產要素的報酬（馬歇爾《經濟學原理》上、下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中文版。）?，F代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公共選擇理論發現，政府對經濟的政策干預和行政管制，由于抑制了競爭，擴大了供求差額，也能形成類似地租的超額收入。租金是由于政府行為（干預和管制）阻止了供給增加的結果。按照布坎南(JamesBuchanan)的解釋，所謂尋租活動，是指人們在某種制度環境下，憑借政府保護而進行尋求財富轉移的活動，這種努力的結果不是創造社會財富而是導的社會的大量浪費（注：Buchanan,J.M.,"RentSeekingandProfitSeeking",inBuchanan,Tollison,edc.,Towarda

TheoryoftheRentSeekingSociety,U.S.A.TexasA.&MUniversityPress,p3-15,1980.）。

租金的本質乃是在政府干預下，由于行政管制市場競爭而形成的級差收入，而一切利用行政權力謀取私利的行為都是“尋租行為”。政府官員的尋租活動，一如塞繆爾·亨廷頓在《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的：“腐敗的基本形式就是政治權力與經濟財富的交換”（注：［美］塞繆爾·P·亨廷頓著《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頁。）。在尋租活動的過程中，政府官員一般不只僅僅扮演一個被動的、被利用的角色，而是“主動出擊”進行“政治創租”(political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尋租活動與政府對市場過度干預緊密相關。沒有政府過度干預，沒有干預所提供的特殊壟斷地位，租金便無從尋求。既然政府干預和行政管制能夠創造租金，尋租活動便不可避免。

尋租理論闡明了腐敗的深層本質。只要公共權力的存在和經濟生活不停止運行，尋租活動很難根絕。一如詹姆斯·布坎南言：

純粹租金的因素從而權力因素，更容易在復雜交易而不是簡單交易中出現，從而更容易在群體關系而不是在兩人關系中，以及在政治協定中而不是在市場協定中出現，這應該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科學勞動的正確劃分要求“政治科學”學科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安排上，而要求經濟學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市場安排上（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布坎南還指出：

政治家和官僚……的行為同經濟學家研究的其他人的行為沒有任何不同。對于這個簡單觀點的承認，以及由此對這個觀點在現代政治環境中的含義的實證分析，是進入必定推動立憲改革討論的更廣泛的比較分析的基本通道。正是因為現代官僚理論和規則理論的洞察力，人們才逐漸意識到新的制度約束的必要性（注：［美］布坎南著：《自由、市場與國家》，上海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40頁。）。

腐敗作為“政治之癌”（注：何增科著：《政治之癌——發展中國家腐化問題研究》，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在空間上是全球性的，在時間上是歷史性的（注：恩格斯曾認為，在古代東方，掌握了政治權力的“社會公仆”正是在從事灌溉、治水等公共工程上升為“東方暴君或總督”的。（參見王滬寧主編《政治的邏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頁）?！八袡嗔Χ家赘^對的權力則絕對地腐化?！保ㄗⅲ勖溃莨酥骸锻ㄍ壑贰分袊鐣茖W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頁。關于權力腐敗，法國著名政治學家莫里斯·迪韋爾熱說過一段這樣的話：腐敗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將如此。的缺點在于，它認為這種現象只存在于生產資料私有制的范疇內，只要消滅了私有制，這種現象就會隨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階層、領導階層、比較富?；蛴械匚坏碾A層、特權集團和尖子人物都企圖讓后代子承父業。要想不讓他們得逞，就必須建立一些制度機制來阻止他們這樣做。但這些機制也難以實施，因為執行者通常正是這些機制所有限制的對象。由于相信階級會隨著資本主義的消失而消失，因而忽視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對這個問題予以足夠的重視并始終保持必不可少的警惕性?！保ǖ享f爾熱著《政治社會學》第157頁，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迪韋爾熱關于腐敗普遍存在于當今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判斷，是有警策意義的。但是認為把腐敗現象只劃定在私有制社會的論斷，顯然不符合事實。當然，迪韋爾熱關于以“制度機制”“阻止”腐敗的見解，是有參考價值的。）

篇7

一、問題的提出及文獻綜述

隨著我國中小企業開始實現信息化管理，運用信息管理系統來對企業生產進行管理，一方面，提高了企業管理的效率和科學性，使企業的生產、存儲、財務、成本、控制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而另一方面，在實際的運行中不可避免的引發各種問題，其中包括信息安全性的問題，即存儲在計算機或在傳輸中的文件和數據遭受到破壞和濫用，而且這種活動對企業的影響非常嚴重，例如：電子商務公司，如果網站出現故障，每天的損失會高達數額人民幣，所以如何保障信息系統的安全，使其得到安全的控制，對于企業來說已經變的非常重要。目前，在我國的中小企業信息管理系統內部構建中，經?？梢园l現由于制度和管理中的疏忽、松懈以及信息系統的監管不到位，所出現數據的丟失或者數據的信息反應遲鈍，不能使管理者及時得到有效的信息，使其信息系統的發揮起不到其最佳的效果，因此如何保障中小企業信息系統安全，加強中小企業信息的測控是非常必要的。

在目前關于中小企業的信息系統安全與效率方面的文章主要是集中在如何構建中小企業信息系統方面，涉及到中小企業信息管理制度這方面很少。如：楊斌、費同林(2002)，趙宏中（2005），劉仁勇，王衛平（2007），在企業管理信息系統建設方面提到了制度設計方面，但是沒有把其作為一個研究重點，其他一些相似的文獻基本是從技術角度探討。從中小企業實際的成本收益考慮，一般來說，由于運用的相應技術不是很高，基本都是基礎的軟件系統，所以有必要對中小企業面臨的制度方面進行詳細的分析。

二、中小型企業信息系統制度方面分析

首先，根據Laudon對企業信息系統面臨威脅，按照來源分為六類：硬件故障、軟件故障、人為因素、數據、服務及設備被偷盜，這些都是中小企業面臨的問題，但Laudon從單個信息系統的角度進行分析，卻沒有把企業的信息管理系統管理制度考慮進去，在我國中小企業的信息系統建設上許多企業盡管設置了制度，但很大程度上都是形同虛設或者是制度管理存在缺失，容易導致中小企業信息系統實際操作上面臨效率和安全的問題，下面具體從制度方面進行分析：

在中小型企業中，存在著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人們有意識建立起來的并以正式方式加以確定的各種制度安排，主要包括法律制度、企業制度安排等；非正式制度，是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習慣習俗、文化傳統、價值觀念，是形態等對人們行為產生非正式約束的規則，是那些對人們行為的不成文的限制。

（一）正式制度的分析

在中小企業中，正式的制度包括國家信息系統法律的規定和企業的信息管理制度方面，根據我國199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系統安全保護條例》，也只是從信息交換角度來保護整個信息系統的安全，對于企業自身的信息系統安全只是規定各企業根據自身情況自行制定，并沒有對企業的實際業務中發生的關于信息系統自身安全進行風險標準規定，也沒有一套正確引導進行風險防范的標準規定，所以中小企業的法規建立基本都是從企業各自實際出發，所以各企業的標準不一，導致安全隱患存在比較大。

從企業自己建立的信息管理制度來說，一般大型企業有明確的規定制度，包括維護、人員素質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定，在一定程度上能有效防范信息系統存在的安全隱患，并能夠及時有效的進行相應信息的反饋，對企業的信息安全與企業效率能起到積極的作用。但對于中小企業來說，由于企業自身比較小，相應的信息管理系統人員比較缺乏，其維護也是誰操作誰負責，這樣只能根據各企業自身人員的情況來確定其系統的安全程度，其次在效率方面，由于人員缺乏以及其計算機操作應用存在的不規范，信息交換、反饋也相對比較落后，或者根本起不到效率作用。

再次中小企業雖然有一定的信息管理制度規范，卻由于監管不到位，主要是由于中小企業的機構比較小，維護人員、計算機使用都是由使用人員一人來完成，所以容易導致即使有制度，也難以執行，這也是制約中小企業信息系統的數據安全的主要原因。

（二）非正式制度的分析

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識形態處于核心地位，它不僅蘊含價值關鍵、倫理規范、道德觀念和風俗習性，而且在形式上構成某種非正式制度的“先驗”模式。所以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公司員工的思想和過去的傳統操作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企業的信息管理系統運行效果。

在中小企業的管理信息系統中，由于員工的意識不強，對于信息系統的維護、使用存在一定的松懈，信息操作員經常在值班時沒有定期維護計算機及信息管理系統，只是在當其產生問題時才處理，這樣很容易導致企業數據損失，如果信息備份不完全的話，可能由于人為操作或者計算機病毒的侵入會造成整個系統數據損失。

在這里非正式制度方面主要是指員工以往的舊做法對中小企業的信息系統安全的影響，對信息反饋報告在效率方面也會產生一定的負面作用，主要原因是領導層的要求不嚴格，操作人員的報告提交不及時等因素所致，因此非正式制度因素對中小企業信息管理系統影響也是非常大的。

三、加強信息管理系統管理制度建設的對策

在加強制度建設中，主要從國家信息系統的法律制度建設、企業信息制度的設置與執行，再次就是信息系統中操作人員與管理人員意識的改變三個層次來考慮。

（一）首先在我國信息管理系統的法律規范中，不僅應該對信息交換中安全問題進行規范，而且規定信息系統使用公司對其管理系統的安全達到安全的最低標準，這個標準是指從各因素方面來確定信息管理系統的一個安全性的最低標準值，不僅能夠使信息安全從法律依據上得到一個基本的系統安全標準，而且也能對公司信息管理系統起到強制規范性的作用。

（二）在制度設定層面，加強中小企業信息系統安全管理制度的健全及制度化，也是保障中小企業信息系統安全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在信息系統運行過程中，信息系統管理部門應制定嚴格的服務器日常維護、巡視和記錄制度、客戶機維護、操作制度、用戶管理制度、人員培訓制度等等，并嚴格按照制度實施獎懲，從而從企業內部制度上認識到信息管理系統安全的重要性。

（三）培養與使用企業信息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除了領導層要高度重視外，設立一個既懂信息系統、又懂業務流程的復合型信息主管職位，也是非常關鍵的。在國外大學、大企業的CIO（首席信息主管），相當于企業級的領導，直接參與企業的重大問題決策。一個合格CIO，既能充分調動網絡技術人員的積極性，又能把握企業信息化發展全局，并能隨時為領導提供參考意見，起到了很好的監督作用，并對公司信息管理信息系統制度改善、監督、反饋上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中小企業中也設立這樣一個職位，從而使信息化系統成為企業運行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

（四）加強信息系統人員的培訓，使其對計算機信息系統的操作、安全等方面了解能夠熟練的掌握。信息系統人員包括操作人員以及維護人員，定期對信息系統人員進行培訓，不僅有助于了解信息系統的最新發展，而且能夠使其從意識中不斷了解到信息系統安全的重要性，使其操作、維護的規范化不斷得到改善，從而減少由于非制度性因素所產生的信息系統安全問題。

四、結論

在中小企業信息管理系統中，很大問題是由于中小企業的制度方面造成的，所以在企業內部加強其監管，使中小企業的信息管理制度得到很好執行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就是加強員工的素質培養，使其能夠具有很好的業務水平，使信息管理系統得到很好的運行，并能夠使管理層及時了解到企業的信息，保證企業的順利運行；最后完善國家信息管理系統法律，是保證企業信息制度建立的重要標準，使中小企業達到基本的信息系統風險管理水平，從而從制度上使其信息管理系統得到很好的保護。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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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年金的性質與運營機制

1.企業年金的性質：介于國家基本養老保險與個人商業養老保險之間的養老保險制度

國家養老保險是指有國家組織、為勞動者甚至全體老年公民提供退休金或養老金的老年保障制度。這種老年保障制度的資金主要來源于企業和雇員的共同供款，有些國家來源于一般稅收，列入公共支出預算。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有兩種主要類型：一是以德國為代表的、主要為勞動者提供退休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二是以英國、澳大利亞、日本等國為全體老年公民提供基本養老金的國家公共年金制度（有些國家需要家計調查）。個人商業養老保險是投保個人自愿與商業保險公司之間簽定的一種老年保障合同。它是投保個人的一種風險防范行為和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一種金融服務的有機銜接，也是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有益補充。與國家養老金制度相比，企業年金往往不需要國家出面組織，但由于其擔負著一定的社會功能，一般需要國家稅收優惠等政策的扶持和有關部門的監管。但是，企業年金的資金籌措和運營具有自己的特點，一般不采取國家基本養老保險普遍實行的“現收現付”制，而采取基金積累方式，需要進行保障投資安全前提下的專業化的市場化投資。在市場化投資問題上，企業年金與商業人壽保險具有很大的一致性。商業養老保險是按照大數法則，采用死亡率等指標進行科學精算，以此為基礎收取費用和支付待遇，按照完全的商業方式進行運作和投資，并獲得經營收益，不承擔強制性的社會義務。與商業養老保險不同的是，企業年金可以享有多方面的稅收優惠，對投資范圍等方面的監管約束也更強一些。

2.國外企業年金的運作機制

（1）企業年金一般堅持企業自主建立原則。目前世界上的企業年金或職業年金計劃有強制性、自愿性和集體談判決定三種類型。強制性計劃是政府通過立法強制所有企業建立，職工個人也不得退出，只在法國、瑞士、丹麥等少數國家實行。通過集體談判方式決定是否建立企業年金制度，只有瑞典等極個別國家實行。絕大多數B1家的職業年金計劃都采用自愿性的制度安排。美國私人退休金計劃完全建立在自愿基礎之上，沒有法律要求雇主必須向其雇員提供任何退休金，這與強迫性的社會保險制度形成鮮明對照。澳大利亞在建立國家養老金制度之前，一些雇主為了吸引并留住某些嫻熟的工人和重要的職員，或者為了獎勵業績優秀的老雇員，為他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自愿職業養老金。開始主要覆蓋全職、白領的男性雇員，并集中在公共部門、銀行業、保險業等行業。1974年，澳大利亞只有32％被納入到這種自愿的職業養老金計劃中，20世紀80年代中期覆蓋面也只有40％。為了解決政府養老金保障程度低、財政壓力增大（主要是人口老齡化的影響）與雇主自愿職業養老金覆蓋面窄的矛盾，澳大利亞政府于1991年通過了一個立法，要求雇主為其雇員向經批準設立的職業養老金基金繳費，開始建立職業養老金保證制度（SG），通過對不建立該制度的企業征稅的方式，或者通過向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的方式，鼓勵企業建立企業年金制度。這在自愿基礎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準強制性”。企業年金實行自主建立原則，一方面可以與強制實施的公共年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相區分，可以更加符合企業的實際情況（不能建立企業年金的企業強制也沒用）；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國家不用背上企業年金基金的管理與財務包袱，為其市場化運營創造條件。

（2）企業年金的建立與發展需要以稅收優惠為主的政府扶持。企業年金計劃作為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建立、運作和管理離不開政府的倡導、支持和監督。根據一般國家建立企業年金計劃的經驗，政府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立法、監督和稅收政策上。政府的立法主要保障雇員的平等權利和補充養老保險計劃的合法性。政府的監督主要是保障積累資金的安全性和有關立法的執行情況，比如對基金投資公司資格的認定等。政府對企業年金計劃的扶持引導主要體現在稅收優惠政策上，主要有籌資時對供款單位與個人的稅收優惠，如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基金運營和投資時期積累資金的增值收益稅、利息稅：企業年金領取階段的個人所得稅、遺產稅、贈予稅等。目前國外通行的是前兩個環節免稅、后一個環節征稅的EET稅制，即允許顧主和雇員從他們的稅前收入中扣除養老金繳費額，減免投資收益所得稅，對領取養老金征收個人所得稅。既保證不重復征稅，又促進企業年金的建立和資金積累，達到保障老年體面生活的目的。各國對補充養老保險金的稅收優惠政策往往取決于它在養老金體系中的地位。一般來說，如果公共年金水平較低、更多地依賴自愿性職業年金的國家（如英國、愛爾蘭等），對職業年金的稅收優惠政策比較多。相反，公共年金水平較高的國家（如比利時、丹麥等），對職業年金的優惠待遇就較少。

（3）企業年金一般實行基金積累原則。企業年金作為企業為雇員自主建立的養老保障計劃，為了發揮它在吸引及激勵單位人才中的作用和基金的投資運營，一般（目前只有法國采取現收現付類型）采用基金積累的模式，將補充養老保險資金記入個人賬戶，其收益取決于繳費數量和積累資金的投資回報。這種繳費確定型的職業年金計劃，收益額明確，便于投資運營和分配。它將根據歷年繳費及資金收益為參保者提供有關待遇。由于實行基金積累制，企業年金計劃積累了大量的資產。1950年，美國私人退休金計劃的資產只占金融資產的3％，1984年增長為16.7％。1998年，美國退休金資產總額為8.7197／億美元，其中由私人信托機構管理的私人退休金資產為4.33萬億美元，保險公司退休基金儲蓄為1.47／億美元。1998年整個退休金資產占到美國股票市場的27.3％和各種公司債券的11.9％。2000年，美國參加401（K）計劃的雇員超過4200萬人，資產規模為17000億美元。

（4）企業年金積累資金需要市場化的投資運營和相對較嚴格的風險監管。作為非強制性的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其管理方式和運行機制不同于現收現付的公共年金。由于實行基金積累和大量沉淀資金，職業年金需要通過投資運營獲取收益，以實現資金的保值增值。大多數職業年金項目的資產委托銀行、保險公司、基金投資公司或其他金融機構進行投資，一些大公司往往自己雇傭投資經理經營自己的職業年金項目，實行自我管理?？偟膩砜?，法律允許對企業年金積累資金進行多種形式的投資。比如，美國參加401（K）計劃的雇員，往往擁有對個人賬戶資產的投資決定權，他可以選擇本公司的退休金計劃，也可以選擇銀行、共同基金等金融機構開設或改換個人退休賬戶（IRA）。1999年，401（K）計劃的資產組合比例為：股票基金占53％，公司股票占19％，擔保投資合同（GIC）占10％，平衡基金占7％，債券基金占5％，貨幣市場基金占4％，其他占2％。大多數雇員將3／4的個人退休賬戶資產投入股市，2001年以來，由于安然、安達信，世通、花旗銀行等公司造假信息的披露，美國股市動蕩下跌，多數個人退休賬戶損失慘重。這說明美國企業年金計劃與股市的緊密聯系，尤其是有相當比例（20％左右）集中在本公司股票上，有較高的潛在收益，也有較大的風險。為了防范年金市場的投資風險，澳大利亞實行嚴格資格認定的基金經理人管理（主要是排他性基金、公司基金、行業基金、零售基金和公共部門基金五種基金類型）方式，實行審慎監管原則。企業年金基金的投資經理和相關的受托人進行投資決策及投資策略，實行獨立的市場化投資，委托人可以選擇不同的投資基金。2000年澳大利亞700萬人納入到職業養老金體系中，平均每個人擁有3個職業養老金賬戶。大多數基金都持有多樣化的風險投資組合，其中——多半的總資產投資于股權市場。

二、企業年金應當成為中國養老保險體系的第二支柱

1.養老保障從單一支柱走向多支柱勢在必行

經濟保持較高增長速度與人口結構相對穩定是公共養老金制度健康運行的主要前提。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和人口老齡化，使公共養老金制度開始陷入越來越嚴重的財務危機。為了支付日益沉重的養老金負擔，企業保險費不斷提高，加大了勞動力成本，減少了就業崗位，失業率長期居高不下。嚴重的養老金債務和資金缺口，引起了各國政府和專家學者對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反思。面對老齡危機，單純依靠公共養老金制度已經力不從心，改變公共養老金制度的單一支柱或主體地位，發展多支柱的養老金體系，不僅可以緩解財政危機和企業負擔，而且增強個人自我保障的動力和企業承擔保障責任的適度靈活性，同時有利于資本市場的發展，克服消費超前、儲蓄和投資不足的狀況，促進經濟的發展。企業年金制度的起源甚至早于公共年金制度。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公共年金的地位更加重要。為了緩解公共年金的過重負擔，許多工業化國家通過大力發展補充養老保險金計劃。這為企業年金補充養老保險金計劃的發展普及提供了契機。同時，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們收入的持續增長，企業、個人也有可能將更多的資金用于發展補充養老保險，而且比公共養老金計劃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適應性。很多國家把發展職業年金、私人年金作為完善老年保障體系、緩解政府壓力和對付人口老齡化的重要手段，對職業年金采取一定程度的稅收鼓勵政策，有些國家（如澳大利亞）甚至把職業年金計劃從企業的自愿行為變為政府強制性的政策，促進了職業年金的發展。德國1975年通過了《企業補充養老保險法》，補充養老金相當于在職工資收入的15％，有1／3的企業參加了補充養老保險。日本參加了厚生年金（即基礎養老金）的民營企業60％實行了補充養老保險制度。美國基本養老金提供的養老金相當于退休前平均工資的40％，企業年金約為30％，大約有70％的大中型企業加入了企業年金計劃。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國職業養老金計劃的普及率已達到50％，企業年金計劃積累的資產在一些國家已經超過GNP的70％（見表1）。企業年金已經成為工業化國家養老金三支柱中的第二支柱，而且是越來越重要的支柱，其替代率將逐步達到20％～30％。

同時，個人年金（商業人壽保險）也得到了迅速發展。美國個人年金保費收入1970～1997年間由9.6億美元增長到901.7億美元，年均遞增20％。英國參加個人退休金計劃的數量由1988年的792萬件增長到1992年的1792萬件，1996年個人退休金保費收入達到67.6億英鎊。加拿大1970～1989年個人年金保費收入由1.26億加元增長到61.7億加元，年均遞增144％。

2.企業年金在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建設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養老金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發展，已經成為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和保持社會公平、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由于經濟體制轉軌導致巨大的社會保障負擔顯性化，迫使中國把社會保障制度改革與建設的重點，放在建立城鄉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面向城鎮職工的基本養老保險（不完全的公共年金）制度方面。這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也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但是，建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并不意味著中國發展補充養老保險計劃尤其是企業年金不重要。相反，加快發展企業年金不僅十分重要，而且時機逐步成熟。

（1）企業年金計劃具有巨大的發展空間。中國目前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僅僅覆蓋部分城鎮職工。2002年建立基本養老保險的在職職工數量11128萬人，占城鎮從業人員的44.9％和全國從業人員總量的15.1％。還有相當規模的城鎮從業人員、非農從業人員沒有基本養老保險。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基本養老保險的覆蓋面會進一步擴大，但擴展速度不會太快。1989～2002年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在職職工由4817萬人增長到11128萬人，年均增加450.8萬人。鑒于城鎮單位從業人員的絕大多數均已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短期內繼續擴大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覆蓋面非常困難。這意味著還有相當數量的從業人員需要依靠家庭或其他“非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解決老年保障問題。這為企業年金等補充養老保險計劃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2）企業年金將成為保障退休職工體面生活的重要保證。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巨大壓力，中國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金的替代率將逐步降低，單純依靠基本養老保險難以提供比較充足、體面的退休保障。由于國家基本養老保險計劃的財政負擔已經過重，指望政府提供全部的較高水平的養老金不現實，也不符合養老保障體系發展的國際潮流。根據養老制度的改革目標，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將逐步由目前的85％～90％之間下降到60％以下，企業年金的替代率為20％。從長遠趨勢分析，企業年金的替代率將達到50％。因此，企業年金在我國未來的社會養老體系中，將占據重要的作用。

（3）建立企業年金是提高企業凝聚力和競爭力的重要手段。日益力n快的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將使國有企業職工的數量及其占全部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大大減少。1996～2001年，中國城鎮公有制企業職工數量減少4600多萬人。非公有制企業成為吸收就業的主體。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大中型企業為了吸引和穩定人才隊伍，將需要建立企業年金制度作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必要補充，并具有很大的自和靈活性。相當數量的中小型企業雇員和非正規就業形式，短期內難以建立規范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可能成為中小企業的巨大負擔），發展具有靈活性的企業年金也許可以成為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一種替代物。

（4）中國發展企業年金的條件日益成熟。經過十幾年發展補充養老保險的積極探索，中國發展企業年金具備了一定的基礎。中國政府意識到發展多支柱養老金體系的重要性，頒布了一些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和企業年金的政策法規。2000年參加企業年金的職工占參加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人數的5.3％，積累了一定的資金和投資經驗。隨著中國保險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中國企業年金基金將獲得更加完善的市場化投資運作的外部環境。同時，企業年金具有的“投資規模大、投資期限長和十分注重安全性”的特點，將成為推動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

（5）發展企業年金是完善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途徑。建立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與發展企業年金、商業保險并不矛盾。它們作為多支柱養老金體系的組成部分和共同參與者，可以相互補充、相互促進，而不完全是相互替代。因此，發展基本養老保險與發展補充養老保險可以同時進行，不能因為目前基本養老保險還不完善而忽視補充養老保險。因此，發展補充養老保險不能等，可以讓有條件的地區、企業，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參照國際慣例和中國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方向，不失時機地、因地制宜地把補充養老保險制度建立起來，將有助于中國在經濟起飛時期和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逐步建立起比較完善的養老保障體系。

三、中國企業年金的發展思路與政策建議

1.中國企業年金的發展思路

中國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企業年金經過10多年的發展，雖然達到了一定的規模，但與發展的必要性及發展潛力相比，總的發展步伐比較緩慢，還缺乏與市場化投資相適應的、合理的管理體制與管理規范，缺乏合格的經辦機構與專業管理人員，缺乏發展企業年金的清晰思路與法律保護，企業年金市場化投資運營困難重重，收益率很低。加快發展企業年金的當務之急是進一步明確基本思路。

（1）按照“三支柱”模式設計企業年金制度。目前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已經或正在走向“多支柱”的養老保障模式，并且比較成功。中國養老保障體系的重要改革目標之一是逐步降低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逐步發展多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在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過程中，中國試圖設計部分積累制的“多支柱”模式。但是，由于把不同運行機制的養老保險支柱混雜在一起，沒有真正建立起各自獨立的“多支柱”，事實上變成廠捆綁在——起的“多層次”。這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個利益主體的獨立利益需求產生了矛盾，導致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運行困難、企業年金制度發展緩慢，難以形成“多支柱”體系。2000年開始的遼寧改革試點，在設計思路上希望遵循世界銀行贊同的三支柱模式，但它目前的重點是完善基本養老保險，把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個人賬戶資金做實并與社會統籌賬戶分離。這是一個很好的起點，到2002年底已做實個人賬戶基金47.9億元。對于企業年金，也做出了一些符合國際慣例的規定，如企業年金實行基金完全積累，采用個人賬戶方式進行管理，費用由企業和職工個人繳納，國家對企業繳費在：工資總額4％以內的部分可從成本中列支，實行市場化管理和運營等。

（2）加快建立公務員與國有事業單位職工的職業年金制度。中國擁有一支龐大的公務員與國有單位事業單位職工隊伍。2001年全國公務員性質的國有單位職工1084萬人，事業單位職工2327萬人。這兩種類型的國有單位職工盡管在財務預算等方面有一定的差異，從最終有財政負責的角度考慮又有很強的一致性，可以統一考慮?？偟膩砜?，國有單位職工的總體收入水平比較高。2001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貨幣工資（11178元）高于城鎮職工平均工資（10870元），其中機關職工工資（12142元）和事業單位職工工資（11452～16437元）更高一些。他們都比一般的私營企業更有條件建立一個與其職業相聯系的補充性的養老保險。與企業年金相對應，為這些較高收入的職工建立職業年金，既可以推進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又可以在逐步降低基本養老保險待遇的過程中，為他們提供一個通過市場化運作而不斷增值的補充年金，起到推進改革、穩定隊伍，促進企業年金和資本市場發展的作用。從基金性質和運作機制上看，我們主張機關事業單位職工的職業年金應等同于或近似于企業年金。如果政策到位，這將成為推動我國私營養老金基金迅速發展的重要力量。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保證節約財政的預算資金，同時使職業年金對所有職工體現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的有機統一。

（3）逐步實現基本養老保險個人賬戶與企業年金賬戶的接軌和統一。中國在基本養老保險中設立個人賬戶，其本意是為個人賬戶建立基金積累制的運行機制，使其通過市場化的投資，為參保職工提供比較高水平的養老保險待遇。因此必須實現保值增值。由于多方面原因，目前個人賬戶的定位和職責很不明確，開展市場化投資的難度很大。有些學者甚至認為中國養老金的“四賬戶”（社會統籌賬戶、個人賬戶、企業年金賬戶、個人儲蓄賬戶）很不規范，存在政府職能、企業和個人角色混淆，投資監管體制不順等問題。從組織性質看，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個人賬戶是強制實施的，與企業年金或者職業年金的自愿實施有較大程度的差異。但如果將個人賬戶與統籌賬戶真正獨立出來運營之后，這塊基金的運營方式與企業年金基金的運營沒有本質區別。如果從投資監管的角度，將同一職工名下的兩者賬戶合并管理，有助于節約管理成本，提高監管效率。我們認為基本養老保險中的個人賬戶仍有值得改革的余地，將職工所有的個人賬戶與企業年金賬戶逐步接軌甚至統一是有必要的。上述思路能否可行，可以采取試點方式加以驗證。

2.發展企業年金的政策建議

目前中國企業年金制度還存在諸多問題和困難。為推進這一制度健康發展，要加快完善有關的制度和政策。

（1）采取適當方式逐步降低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中國確定的基本養老保險替代率將逐步降到60％以下，目前總和替代率仍接近80％。這在國際上是很高的替代率水平（國外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水平普遍在40％左右）?；攫B老保險水平過高，也意味著降低了發展補充養老保險的必要性和彈性空間，不利于發揮個人、企業在養老保障體系中的作用。應盡快明確基本養老保險與補充養老保險的關系和發展定位。要采取積極穩妥的辦法，緩解基本養老保險的資金虧空，使現收現付性質的基本養老保險水平逐步降低，賦予企業年金及商業補充養老保險以更大的責任，同時為他們提供更大的發展空間。

（2）完善發展企業年金的扶持政策。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是激勵企業建立補充養老保險的重要手段。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國家補充養老保險之所以達到較高的覆蓋水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稅收優惠政策的激勵。中國在遼寧試點中對企業年金規定了4％的稅收優惠政策，應當逐步推廣到所有類型的職業年金制度。同時考慮在供款、投資和領取三個環節的稅收優惠政策，建議采取國際通用的EET稅收優惠模式。

（3）進一步完善企業年金的有關制度規定。中國企業年金制度的發展模式是自愿的、繳費確定型的基金積累制度。因此，需要對目前的企業年金制度進行適當的調整。第一，關于舉辦資格。目前勞動部門規定了4個基本條件，即參加基本養老保險、依法納稅、具有經濟承受能力和民主管理基礎。問題的關鍵在于是否一定參加基本養老保險。如果一定參加基本養老保險，意味著企業年金要完全根據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規定來確定自己的發展空間、規模和水平，同時意味著沒有基本養老保險的城鎮從業人員、鄉村非農產業從業人員沒有辦法舉辦企業年金。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第二，關于舉辦主體。目前中國舉辦企業年金的主體比較多，有行業部門，有大型企業，有工會組織，還有社會保險管理部門。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根據企業年金的發展模式，應當確定企業為舉辦主體。對于不同規模的企業，可以由企業決定自主管理還是委托專業機構管理。工會組織或政府社會保險機構不宜作為經辦主體，如果繼續舉辦企業年金，應當逐步按照專業管理機構的要求，加快現有管理機構的改革或轉化。第三，關于企業年金參保對象和權益保護。從理論上分析，所有企業員工都有資格得到企業年金，但作為企業自主建立的企業年金制度，應當允許企業在遵守有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根據員工工齡、貢獻等方面的不同有一定的自，使其發揮吸引人才、穩定隊伍、提高企業競爭力等方面的作用。同時，要建立保護參保人的合法權益的有關制度。

（4）加快企業年金管理體制改革，建立符合市場化投資要求的監管體制。企業年金的管理監督體制涉及到經辦、投資、運營和監督等諸多方面。應當根據企業年金的性質與業務流程，對企業年金從建立到投資方向、風險控制、收益分配等各個環節進行有效的監督管理。從政府監管體系看，工商行政部門，勞動與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財政部等部門，可以參與企業年金資格的認定（涉及到稅收優惠政策），企業年金經辦機構、專門投資機構、銀行、信托投資公司和保險公司等，主要負責企業年金基金的管理、投資、運營：中國證監會、中國保監會、中國銀監會等金融業務主管部門，應對基金經辦機構的投資、運營風險進行監管，以保護參保人的合法權益，并保持資本市場的健康運行。

（5）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和防范能力。儲蓄性養老基金的作用在于它具有更高的投資收益。高收益同樣具有高風險。由于戰爭、經濟崩潰、惡性通貨膨脹、基金管理不當或存在欺詐行為，基金積累模式下積累的資產遭受損失的概率更大一些。一般情況下的風險是金融風險和操作風險，比如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基金管理混亂、違規和欺詐風險、投資決策失誤和管理效率低下等等?；鸸芾碚吆捅O管機構必須了解這些風險，對這些風險進行動態評估，提高風險防范意識和防范能力，防止養老基金遭遇不慎行為的侵害，保護基金成員和投保者的合法權益。

（6）加快補充養老保險人才隊伍培養、專業投資機構建設和法制建設。不論是企業年金，還是商業保險，都十分需要大量的專業機構和專業人才進行管理和運營。中國在這方面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中國要力n快補充養老保險人才隊伍培養和專業投資機構建設，另一方面，要根據加入WTO的新形勢，加快保險業和資本市場的開放步伐，大力引進外資、人才和國外專業投資機構，加快企業年金市場和商業年金保險的市場化和國際化。加快制定企業年金法等有關的法律法規，為企業年金的發展創造穩定的、公平的外部環境。主要

參考文獻：

《財經》雜志編輯部編：《轉型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

陳佳貴主編：《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報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陳文輝主編：《中國壽險業的發展與監管》，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

篇9

2005年，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邁出重要步伐，外匯市場建設加快。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近一年來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繼推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不斷完善，外匯市場得到長足發展。匯率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匯率總體保持平穩波動、略有升值的態勢，彈性逐漸增強。外匯市場參與主體不斷擴大，新產品相繼推出，交易量有所放大。

一、外匯市場制度設計和改革思路

匯改后，外匯市場制度設計著眼于提高市場公平和效率，為尋找人民幣均衡匯率構建了一個有彈性、有深度和廣度的平臺。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突出表現出如下思路

(一)進一步凸顯市場化取向

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充分體現了市場化的改革方向。首先，人民幣匯率不再單一盯住美元，改為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匯率有升有貶，雙向浮動，減少了套利機會，維護了多邊匯率的穩定，有利于保持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匯率隨市場供求關系總體呈現升值趨勢，更加真實地反映了市場供求格局、中外利差和市場預期，逐步恢復彈性，提高了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

其次，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匯價和銀行美元現鈔、現匯買賣價差幅度的放寬以及非美元貨幣買賣價格限制的取消，增強了銀行定價自，為增強匯率彈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匯改后，各銀行匯率定價機制趨于理性，掛牌匯價同步變動、但都根據自身資金頭寸情況實行差異化報價。

再次，遠期和掉期業務的價格沒有管制，央行也不入市干預，完全由市場根據本外幣供求關系決定，減少了市場扭曲。各行人民幣對外匯遠期和掉期業務逐漸以利率平價作為定價依據，各行遠期與掉期價格趨勢及水平逐漸趨于一致。這說明，隨著市場配套措施的不斷完善以及銀行的日趨成熟，人民幣外匯即期、遠期、掉期價格形成的市場化程度逐漸增強。

第四，提高銀行結售匯綜合頭寸上限后，對銀行的本外幣轉換的數量管制得以放松，賦予了銀行調度本外幣資金的更大自和靈活性。

(二)著眼于擴大外匯市場規模和提高運作效率

降低外匯交易手續費，活躍外匯市場交投。將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對做市商競價交易征收的手續費從原來的萬分之三降低到萬分之一，對詢價交易征收的手續費更是大幅降低到十萬分之一，大大降低了外匯交易的成本和和風險，降低做市商在競價市場和詢價市場的做市成本，有利于市場會員利用價格波動進行高拋低吸，平滑匯率走勢，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單邊市格局。

在銀行間市場引入外幣對外幣交易，提供一個公共產品，通過招標引入境內外大型外匯交易商充當做市商，為境內中小銀行提供一個進入國際外匯市場的直接通道。

將即期外匯交易的標準交割時間改為T+2。改革前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交割時間為T+1，但是國際上外匯交易的交割時間是T+2(除加拿大元外)。因此，T+1清算的人民幣匯率并不能與國際匯率直接比較和套算。而且銀行在銀行間市場買賣非美元貨幣后，往往通過在國際市場平盤，因而形成T+2的頭寸。這就需要進行掉期交易將T+2美元頭寸調度為T+1的美元頭寸。因此，為了提高市場效率，從2006年1月4日開始，參照國際慣例，將T+2的清算速度統一為一個行業慣例，作為競價市場的指定交割時間和詢價系統的默認交割時間。但同時允許交易方在詢價方式下采取靈活方式，根據雙方約定，將清算交割速度改為T+0或T+1。

適當延長交易時間，開市日期與國際接軌。將詢價系統交易時間延長到17：30，以便會員之間在競價市場15：30閉市后仍能進行柜臺頭寸平補，避免隔日匯率風險。明確所有周六、周日，包括“黃金周”前后調為工作日的周六、周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閉市。這是因為境外外匯市場和銀行不營業，資金無法平補和交割。

為了規范交易秩序，外匯局確定了將所有的銀行間外匯衍生產品交易歸由一個主協議管轄的思路，以便統一交易慣例，減少銀行的風險暴露。為此，外匯局牽頭組織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和所有銀行間遠期會員制定了銀行間人民幣外匯遠期交易主協議。同時，針對掉期和遠期同屬一類外匯衍生產品，銀行間市場掉期交易不再進行準入備案，并將對遠期交易主協議適當修改后擴大到人民幣外匯掉期交易，以便銀行自由地在即期、遠期和掉期三者之間自由組合和套利，提高效率和規模。

(三)追求外匯市場公平原則

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始終貫徹非歧視原則。例如，取消了遠期結售匯業務試點階段規定的申請銀行年度即期結售匯業務量須達到200億美元的準入標準，將遠期結售匯業務資格從七家銀行擴大到所有符合條件的銀行，不論是中資還是外資銀行，不論銀行規模大小，只要具有結售匯業務資格和衍生產品交易業務資格，符合遠期結售匯風險管理和內控制度的基本條件，就可以向外匯局申請備案辦理此項業務。這一市場準入原則同樣適用于銀行申辦對客戶的人民幣與外幣掉期資格，以及銀行間外匯市場遠期和掉期交易資格。上述舉措使內外資銀行、不同規模的銀行在外匯衍生產品服務上站到了同一起跑線上。又如，從9月22日起，實施結售匯綜合頭寸改革，對中外資銀行統一管理政策和限額核定標準，實現了市場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

(四)推進外匯市場多元化發展格局

首先，建立多層次市場主體。匯改前批發市場以銀行為主體。匯改后，銀行間外匯市場會員擴大到非銀行金融機構和大型非金融企業，擴展了市場主體，增強了外匯市場的競爭性。

其次，提高交易靈活性。國際上外匯市場主要有三種交易方式：指令驅動、價格驅動和經紀中介。競價市場屬于指令驅動，價格由交易規則決定，過去在銀行間外匯市場，各銀行通過銀行間外匯市場競價系統集中撮合的競價交易，并通過中國外匯交易中心集中清算，清算風險由交易中心承擔，交易費用較高。匯改后，為了提高交易靈活性，銀行間遠期和即期外匯市場增加詢價交易方式。市場會員根據自身的需求和對手的特點，選擇交易對手，定制外匯交易的價格、金額、期限等要素，有利于形成多樣化的外匯供求，進一步豐富外匯市場的層次，活躍外匯市場交易，符合國際外匯市場交易發展的方向。

再次，遠期結售匯定價也走過了從一價到多價的階段。匯改前，7家銀行采取協商定價、大家共同遵守的定價方式。匯改后取消了協商定價原則，由銀行自主確定遠期結售匯業務價格，銀行要靠資金成本、定價能力和風險管理能力贏得客戶，賺取合理利潤。

(五)注重改革次序選擇

放松匯率浮動區間采取了分步走的改革思路。第一步，先從匯率改革之初的2005年7月22日開始，將非美元貨幣的波幅管理從原來圍繞中間價對稱上下浮動改為實行買賣價差幅度管理，從而允許銀行對客戶結售匯業務一日多價。第二步，從2005年9月24日開始，擴大了銀行間市場的非美元貨幣交易匯價的波動幅度，從匯改后的中間價上下1%提高到上下3%，同時，維持美元交易匯價波動區間0.3%不變；另一方面，取消了銀行對客戶結售匯業務的掛牌匯價的價差限制。第三步是擴大銀行間市場美元波動區間。周小川行長已經表示，此舉將在今后國內國際條件成熟時推出。

遠期結售匯市場準入管理走的也是漸進性開放的步伐。首先選擇中國銀行進行遠期結售匯試點，然后過渡到結售匯經驗豐富、客戶基礎廣泛、容易對沖風險的大型銀行，最后擴大到所有具有結售匯業務資格和健全衍生產品內控資質的銀行。

從結售匯頭寸管理政策的演變也可以看出漸進改革的道路。從1994年匯改后實行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主要為即期代客業務頭寸。對遠期結售匯實行現金收付制管理，即遠期結售匯只有到履約時才可以計入頭寸。結售匯周轉頭寸限額的管理區間下限為零、上限為外匯局核定的限額(即不能賣空美元)。銀行在遠期結售匯簽約時不計入頭寸，不能到即期市場平盤。匯改后，企業遠期結售匯業務需求急劇增加，銀行強烈要求擴大結售匯頭寸限額。為此，2005年9月23日后，從結售匯周轉頭寸改為結售匯綜合頭寸概念，涵蓋范圍擴大到銀行代客、自身和遠期結售匯和銀行間遠期交易。由于銀行對客戶辦理的遠期結售匯并不能做到自身平衡，銀行迫切要求在簽訂遠期結售匯的同時即可到即期市場平盤，從而規避匯率風險。因此，從2006年1月1日開始對做市商實行權責制頭寸管理，允許銀行對客戶簽訂遠期結售匯合約以及在銀行間市場進行遠期外匯交易后產生的風險暴露計入結售匯頭寸，也就是說，遠期簽約時即可到即期市場平盤。

(六)注重風險防范先行的原則

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特別注重防止出現劇烈市場振蕩。允許非銀行金融機構和非金融企業入市，但規定了內部控制制度和交易員的條件。遠期結售匯和銀行間遠期外匯市場會員資格準入要求事先取得金融衍生產品資格和健全的內部控制制度和管理。隨著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深化，外匯市場不斷拓展廣度和深度，人民幣匯率具有更大的波動性。這些改革和變化，為市場主體帶來機遇的同時，也帶來更大的挑戰，需要市場主體結合市場條件的變化，運用自己靈活調整的能力應對變革。對企業而言，應當改變對浮動匯率的恐懼，合理預測匯率走勢，在財務管理、產品開發、市場營銷等方面盡快做出調整，不再僅僅盯住即期匯率，而應圍繞未來的匯率進行規劃和經營。企業、個人在銀行辦理外匯業務時，要貨比三家。對銀行而言，外匯市場匯價管理改革后，銀行定價自增強，使得銀行間定價差異增加，這意味著誰的定價水平合理，誰就能贏得客戶。需要提高經營水平，有效控制風險。詢價交易方式收費低廉，但是通過雙邊清算，要求銀行加強雙邊授信管理，有效控制風險。

二、匯改后外匯市場表現

(一)即期外匯交易情況

2005年前半期，人民幣對美元繼續保持穩定。美元對人民幣日加權平均價一直維持在8.2765元人民幣/美元)的水平。2005年7月21日，美元對人民幣交易中間價調整為8.11，人民幣升值幅度為2.05%。之后，人民幣有升有貶，雙向浮動。美元對人民幣收盤價最低達到8.00040(2006年4月10日)，最高為8.1128(2005年7月27日)。上下波幅達到1088個基點。期間人民幣走勢分為兩個階段。從2005年7月22日至12月30日，美元對人民幣價格小幅振蕩，有升有降，總體保持平穩波動、略有升值的態勢，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的人民幣收盤價由8.11小幅升值至年末的8.0702。全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了398個基點，升幅2.56%，日均升值3.5個基點。2006年，人民幣升值步伐加快。2006年4月21日人民幣匯率升至8.0210，升值了492個基點，升幅0.61%，日均升值6.7個基點。

與此同時，人民幣匯率的波動率也在增加。

從2005年7月22日到2006年4月21日，日均波幅21.3個基點。其中，從2005年7月22日到2005年12月30日，匯率日均波幅16.7個基點；從2006年1月4日到2006年4月21日，匯率日均波幅28.7個基點，較2005年下半年放大72%。2006年3月16日人民幣匯率為8.0350，較匯改之前8.2765升值幅度首次突破3%。

從2006年以來的市場成交情況看，銀行間即期外匯市場運行基本良好，交易量較2005年底明顯上升。詢價交易成交較為活躍，交易量超過競價交易，詢價和競價成交量之比約為9：1。大中型金融機構是詢價交易的主要參與者。同時，競價交易也保持一定的規模，一些城市商業銀行和信用聯社等中小會員因授信不足，主要在競價市場交易，而做市商則為其提供流動性。

從2006年以來的成交情況看，做市商全部進行了詢價和競價交易的買賣雙邊報價和交易。做市商交易總量約占市場成交量的四分之三。做市商平均每筆成交1000萬美元，遠遠高于一般會員。做市商報價也普遍優于一般會員報價。在詢價市場，所有做市商美元買賣雙邊報價點差隨做市經驗積累而逐步走低，目前在10個基點以內。這些充分顯示做市商制度活躍了外匯市場交易，提高了外匯市場流動性，增強了中央銀行調控的靈活性，進一步提高了人民幣匯率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更好地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

(二)銀行間市場遠期外匯交易

2005年8月15日銀行間市場正式推出遠期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全年市場發生交易的有美元/人民幣的1周、1個月、2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七種期限品種，以及日元/人民幣的1周、1個月、2個月、3個月四個期限品種。交割方式分兩種，既有全額交割又有差額交割。從美元1年期遠期報價走勢看，美元遠期價格穩中趨降。1年期美元遠期報價在業務推出之初先上行并企穩，8月末回復初始價位，此后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穩定，并與境外NDF價格逐漸貼近。11月報價呈逐級下行之勢，12月止住跌勢，月末一度大幅上揚，但隨即迅速回歸，以7.7500的全年最低點報收。2006年后由于允許做市商簽訂遠期合約后即可到即期市場平盤，遠期報價大幅反彈，向利率平價回歸，并與境外NDF逐漸拉開，相差超過1000基點。2006年2月9日達到年內最高點7.8370，隨后有所下跌。4月24日報收7.7920(見圖3)。

三、外匯市場改革前瞻

隨著銀行間人民幣外匯掉期業務的順利開展，匯率機制和外匯市場改革第一階段政策已告一段落。匯改后，人民幣匯率彈性增強，外匯市場得到很大發展。但升值壓力仍未消除，外匯市場改革的任務還很繁重。外匯市場發展的國際經驗表明，現代化的外匯市場離不開高效的交易系統和清算安排、多元化和專業化的市場主體、豐富的交易品種以及市場透明度。從更廣的視角看，貨幣可兌換是外匯市場供求的基礎，匯率制度安排和利率市場化是外匯市場活躍成熟的關鍵，加強風險監管是外匯市場平穩運行的保障。因此，還需多管齊下，進一步從以下幾個方面改革和完善外匯市場

(一)進一步擴大外匯市場主體和品種

擴大即期和掉期交易市場準入。降低非金融企業和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即期市場的門檻。從第一家非金融企業中化集團公司入市情況看，短短兩周，交易量已突破2000多萬美元，顯示了企業較強的風險控制能力。這主要來源于其早已獲得境外商品期貨交易資格，而期貨交易和外匯交易所要求的內部控制制度和風險防范機制相似，交易員的交易經驗也相通。因此，建議即期和遠期外匯市場會員擴大到有證監會和外匯局頒發的境外商品期貨交易資格的非金融企業。降低掉期交易市場準入。目前遠期外匯交易準入條件要求銀行取得金融衍生產品資格，但銀監會對金融衍生產品資格的準入控制較嚴，中小銀行難以取得資格。鑒于外匯掉期交易類似回購交易，在國際上普遍視為貨幣市場工具，僅僅涉及利率風險，不涉及匯率風險，銀行面臨的市場和清算風險遠遠小于遠期交易(國際慣例中掉期交易風險權重僅為遠期交易的4%)，為給中小銀行提供規避匯率風險渠道，建議修改有關市場準入條件，不再要求銀行具備遠期交易資格6個月才能申請掉期資格，允許中小銀行直接申請掉期資格。

豐富市場交易品種。目前雖然推出了遠期結售匯和掉期業務，但在外匯衍生產品的兩大類品種中，上述兩種產品都屬于遠期衍生類產品，還沒有期權類衍生產品。而且這兩個產品還不是標準化產品，不同銀行之間的報價相差甚遠，市場處于分割狀態，流動性較差，存在一定的信用風險、清算風險。應創造條件，適時拓寬匯率避險和保值工具，推出外匯期貨、期權交易，適當開放金融創新的空間。

(二)完善外匯市場基礎設施建設。

適時擴大銀行間外匯市場交易匯價日波幅限制。近期，國際外匯市場各主要貨幣波動率在增加，美元經過2005年的升值后已顯疲態，近期貶值力度加大。從理論上看，人民幣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波幅也將隨國際市場匯率波動增大而擴大。目前，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彈性加大，3月28日最高達到0.16%。，超過允許波幅的一半。銀行間市場交易匯價每日上下波幅也在放大。人民幣交易匯價波幅不應等到逼進0.3%的上限才著手放松，而應在波幅離邊界尚有一定距離時就擴大交易匯價波幅限制。

延長交易時間。2006年銀行間即期詢價交易推出后，時間延長到17：30。這極大地方便了銀行柜臺交易和風險控制。但競價市場仍然維持15：30閉市，造成兩個市場閉市不一致，客觀上對詢價市場授信不足、倚重競價市場的中小銀行不公平。而且，由于17：30詢價市場收盤后，新疆、等地銀行機構仍然要營業到19：30，造成新疆和地區銀行柜臺結售匯的頭寸存在隔夜風險。2006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由前日銀行間市場收盤價改為當日做市商報價的加權平均價后，隔夜匯率風險成為銀行面臨的最大的外匯風險，為減少銀行隔夜匯率風險，應延長交易時間。在這方面，首先應延長競價市場閉市時間到17：30，以使詢價、競價兩市統一閉市時間。這是因為即期競價和詢價交易清算時間已改為“T+2”，所以清算交割準備時間的技術性問題已不存在。其次，可參照銀行間外幣對外幣買賣市場19：00閉市的做法，視情況將詢價和競價市場延長至19：00。

進一步改進交易方式。引入聲訊和電子經紀相結合的交易平臺，方便交易員之間信息的即時溝通，減少市場不對稱性。實現國內外匯市場和國外交易市場平臺的無縫對接。允許銀行在詢價市場閉市后雙邊直接交易，事后補錄在交易系統上。此外，鼓勵銀行企業入市交易，形成多元化的交易需求。

逐步降低交易費用。目前，競價交易仍然沿用匯率機制改革前按照順差交易金額萬分之三的比例收取手續費，一買一賣來回手續費高達0.6個百分點，遠遠超過國際外匯市場通行百萬分之八左右的標準，不利于競價市場的發展。實際上，競價市場正在被邊緣化，目前競價、詢價交易量之比約為2：8。而且競價交易份額還在逐步縮小。另一方面，詢價交易和競價交易手續費相差過大，也是造成詢價市場和競價市場價格系統性偏離的主要原因。因此，應當在適當時候進一步理順外匯市場收費體系，降低競價交易手續費。

推進外匯清算系統現代化和國際化，引入競爭。引入清算所，消除中央銀行承擔最后清算風險的局面，降低競價交易的清算風險，間接可以為降低競價交易手續費打下基礎，同時可以為加快期權、期貨市場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三)完善有關法律制度，提高外匯市場透明度。

修改有關法律，降低外匯交易的法律和清算風險。為了減少外匯交易的頭寸暴露，國際上一般采用軋差清算的做法以最大限度減少信用和清算風險。例如，國際掉期和衍生產品協會(簡稱ISDA)主協議規定，雙方所有的交易采取軋差清算(NETTING，或稱凈額結算)的方法。根據國際清算銀行2004年調查，全球場外(OTC)金融衍生產品名義金額為220.1萬億美元，通過軋差清算方法使得交易市值下降到到1.5萬億美元，風險暴露下降了99.3%。因此，應提請修改我國破產法的有關規定，明確軋差清算原則。

提高外匯市場透明度。目前，基金公司、證券公司、保險公司等市場主體有興趣入市交易，但它們入市的目的往往處于投資性質，入市交易往往通過模型進行，迫切需要了解交易量數據，需要了解交易量。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推出一段時間后，外匯市場運行平穩。由于競價之外還增加了詢價市場，市場行為與過去完全不同。而且央行已經基本不在兩市干預，建議應適時公布交易量。首先可以從公布上年數據入手，因為外匯儲備數據已經公布。然后按順序逐步恢復公布季度、月度、每周、每日的具體數據。

(四)加強對外匯市場的監管和自律，減少系統性風險。

加強外匯市場的自律性管理，建立市場會員行為準則。建議成立交易員協會，制定交易行為規范和行業慣例。進一步規范市場運作程序和信息報告制度，防止市場欺詐行為，保障市場公平秩序。

篇10

關鍵詞：會計法；會計主體；民事責任；構建              

保障《會計法》的實施，我國《會計法》 規定了會計主體的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但由于缺乏對會計主體民事責任的規定， 不僅不利于從經濟利益機制上預防會計違法行為的發生， 也不利于救濟會計違法行為的受害人。 因此，我國《會計法》應與《公司法》、《證券法》等法律相協調，構建起會計主體的民事責任制度。

一、 我國《會計法》中會計主體民事責任制度的缺失與局限                

為確保 《會計法》 各項制度的貫徹，我國《會計法》在第六章第 42 條至第 49 條規定了相關主體與人員的法律責任。比如有違反會計法第 42 條第1 款規定的不依法設置會計賬簿等違法行為之一的， 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 可以對單位并處三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的罰款；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 可以處二千元以上二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會計人員有第 42 條第 1 款所列行為之一，情節嚴重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吊銷會計從業資格證書。 現行《會計法》中的法律責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威懾違法行為，防范會計違法行為的發生。但民事責任是與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責任之一，縱觀《會計法》第六章對會計主體法律責任的規定只有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兩種， 缺乏民事責任的規定。

會計主體行政責任包括行政處分和行政處罰。在會計法領域，行政處罰包括警告、罰款、吊銷會計從業資格證書等處罰形式。 會計主體刑事責任是依據國家刑事法律規定，對會計領域犯罪分子依照刑事法律的規定追究的法律責任，《會計法》 中的刑事責任只適用于嚴重的會計違法行為。 加強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規定是《會計法》治理不規范的會計行為的一項重要舉措，但缺乏民事責任的《會計法》責任體系卻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 責任追究機制的局限造成違法成本較少。 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主要是由國家的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來追究的， 比如刑事案件中只能由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偵察， 由檢察機關提起公訴， 除此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能行使這種司法權力。 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 會計領域的案件頻頻發生， 上市公司財務造假案件層出不窮，導致國家監管資源相對不足，由于人財物的限制， 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無法發現和追究所有的會計違法行為，當監管力量不足的時候，違法行為被查處和處罰的幾率大大減少，會計主體實際違法成本較少，使其存在僥幸心理而實施會計違法行為。

第二，責任形式的局限無法有效預防違法行為的發生。 根據理性“經濟人”理論， 會計主體實施會計違法行為無非是為了獲取更大的利益。 實踐中我國上市公司財務舞弊的動機除了確保高管職位、隱瞞違法行為之外，更突出地表現為籌集資金、操縱股價、獲取高額報酬等特殊經濟利益動機， 公司管理層通過操縱公司賬面利潤， 有機會達到自我高價定薪的目的， 通過虛增利潤操縱股價有機會通過股票期權獲利。 而違法行為即使被發現， 承擔行政責任的形式有通報批評、行政處分、強制劃撥等，承擔刑事責任的形式有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 罰金等， 這種責任主要是懲罰性的， 不足以使違法行為人付出與非法獲利相對應的經濟利益代價。在“經濟人”本性的決定下， 如果承擔懲罰性責任不能使違法行為人的利益受損， 它寧愿去實施違法行為獲取高額違法所得， 這就是為什么會計領域的違法行為屢禁不止的原因。 立法上防止違法行為的對策只能是加大會計主體的會計違法經濟成本。

二、我國《會計法》中構建會計主體民事責任制度的必要性           會計專業畢業論文                      

（一）只有民事責任能夠彌補受害人的損害。 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是違法行為人向國家機關承擔的， 其目的是維護相應的管理秩序和社會秩序，但民事責任以恢復被侵害人的權益為目的， 民事責任是違法行為人向受害人承擔的，主要形式是賠償損失，具有填補損害的補償性質。 如果責任主體違法行為給企業利益相關者造成損失， 只有讓他們承擔民事責任才能夠彌補受害人的損害。

（二）民事責任能夠有效預防違法行為。 民事責任中的賠償責任是違法行為人對已經造成的權利損害和財產損失給予恢復和補救。 在會計違法行為中，違規收益大、違法成本低，相對于違法會計活動的非法收益， 無論是刑事責任中的罰金， 還是行政處罰中的罰款都只占很小一部分。 民事責任要求違法行為人對其行為給受害者造成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賠償數額按照受害者的實際損害確定， 使違法行為人為違法行為支出巨額賠償費用，在得不償失的情況下， 相關人員的會計違法行為必然會大大減少。

（三）民事賠償責任能夠調動受害者檢舉、起訴違法行為的積極性。相對于國家行

政機關、司法機關經費有限、人員不足，不足以調查、處罰所有會計違法行為而言， 企業會計違法行為的受害者眾多，《會計法》 完善會計主體的民事責任， 要求會計主體對其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后， 在一定程度上能夠積極發動社會力量檢舉、起訴、監督會計活動。 另外，構建會計主體民事責任制度還可以與《公司法》等其他法律相協調。

三、我國《會計法》中會計主體民事責任制度的設計                    

在《會計法》中構建會計主體民事責任制度， 需要界定承擔民事責任的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形式、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等內容：

（一）承擔民事責任的會

--> 計主體。

與會計信息的處理和提供直接相關的人員有一般會計人員、 財務總監（ 總會計師 ）、 單位負責人 ， 而承擔會計違法行為民事責任的主體應該是單位負責人和財務總監（總會計師）。我國《會計法》第 4 條規定，單位負責人對本單位的會計工作和會計資料的真實性、完整性負責。 單位負責人有義務保證對外提供會計信息的真實、完整。 虛假有誤的財務報告侵犯了利益相關者的合法利益時，單位負責人應承擔民事責任。

財務總監（總會計師）直接負責組織實施會計信息生成、監督會計活動，具有會計活動的組織管理權和監督權，在對外的報表中，財務總監和單位負責人一起簽字， 這其實是會計信息合法性、真實性的對外承諾聲明，如果出現財務報告造假等違法行為， 財務總監（總會計師） 應承擔民事責任。一般會計人員不應對會計違法行為承擔民事責任。 在現代企業制度下，一般會計人員與單位是一種雇傭關系，即使一般會計人員自己做出的會計違法行為，一般會計人員的民事責任也應該適用民法侵權理論中的雇員侵權責任，即雇員執行職務行為所致的他人損害， 雇用人應承擔賠償責任，而不能要求雇員承擔責任。

（二）會計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形式。

根據《民法通則》第 134 條的規定，承擔民事責任的方式主要有： 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修理、重作、更換；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 會計主體違反會計法及其他法律，主要是提供虛假財務報告，會侵害投資者的知情權， 在性質上為侵權責任， 對企業利益相關者及投資人造成的損失主要是財產損害， 會計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目會計畢業論文范文的是使投資者由于虛假財務報告所受的損失得到補償，因此會計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主要形式應為賠償損失， 即賠償因會計違法行為如虛假財務報告等給受害人造成的損失。

（三）會計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 現行民法中主體承擔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有過錯責任原則、 過錯推定責任原則、無過錯責任原則三種。過錯責任原則是指以行為人的主觀過錯作為承擔民事責任最終構成要件的一項歸責原則， 過錯責任原則的核心是有過錯才有責任，無過錯即無責任。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只要行為人的行為造成了損害結果的發生， 行為人的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有因果關系，即可要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承擔責任不考慮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過錯，這是為了使受害人的損失能夠得到更容易的賠償， 依法律的特別規定針對現代工業事故造成損失而規定的歸責原則。過錯推定責任原則，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不能證明自己主觀上無過錯時， 就推定其主觀有過錯而承擔民事責任的一項歸責原則，過錯推定責任原則是為了解決特殊場合受害人難以證明加害人有過錯而無法得到賠償， 以舉證責任倒置的辦法進行過錯推定， 以救濟處于弱勢的受害人。 我國會計主體承擔民事責任應適用哪種歸責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