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土木工程認識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 G64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3437（2013）24-0062-02

近年來，國家及社會均對土木工程專業課程的設置、人才培養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適應技術不斷革新的現狀。目前，由國務院批準，并由教育部、財政部全面啟動并實施的高等學校本科教學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主要是對這一現狀進行的積極革新。教育部副部長吳啟迪對“質量與教學改革工程”的具體解釋是：“質量工程”是以提高高校的本科教學質量為目標，提高優質資源共享為手段，按照“分類指導、鼓勵特色、重在改革”的原則，在專業、課程教材、實踐教學與人才培養模式等 6 個方面進行改革與建設，支持和鼓勵高校在人才培養模式方面的深入改革和大膽創新，引導高校的本科教學方向，帶動教學的全方位改革和創新。所以，對于高校創新型人才的培養是配合我國高校教學改革以及適應土木專業發展的趨勢而進行的高校人才培養模式。

一、國內外工程類人才培養的不同模式

（一）國外人才培養的模式

國外工程教育領域，具有代表性的兩種模式主要有美國模式和歐洲大陸模式。美國模式主要是由社會和學校兩部分組成，高校學生在校期間先進行工科基礎教育，學生畢業后則由社會提供具體化、職業化的專門教育，并且有各專業的工程師考試和職業資格認證的要求，在完成所有項目以后才能成為工程師；歐洲大陸教育主要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其培養過程主要在學校完成，大學生在學校要先完成與工程師相關的基本教育和基礎訓練，獲得職業資格認證，則在畢業時可以取得工程師學位。國外工程類的人才培養模式，均對學生的基礎教育和實踐有著同等重要的要求。

（二）中國工程教育人才培養模式

中國工程教育則較為傾向于知識，其教育的主要目的和出發點在于傳承和創新人類的知識和文化，這種觀念也被稱為學科本位論。因此，也造成了中國土木工程教育的主要模式為：高校學生在校期間接受的是土木工程專業基礎知識的培養和學習，畢業進入專門企業以后，通過在企業具體工作的過程中來完成工程師的職業教育，自此才可以成為一名合格的土木工程師。

綜上所述，中國的工程教育人才培養模式以及與之相關的課程設置都是沿革了國外的相關模式，但因為中國教育界和高校對于大學生培養的認知是在于知識的引導與學習，因此也造成了大學生土木工程師職業化培養的滯后，不能與其畢業后的職業生涯進行有力的結合，土木工程企業在招聘人才時皆希望大學畢業生已具備與工程師相關的基本能力，土木工程企業無需再進行其基本能力的培養，特別是對于工程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有著較高的要求。所以，土木工程企業的用人觀念也要求我們高校在土木工程人才培養方面進行變革。

二、土木工程專業人才培養現狀分析

如上所述，中國工程教育人才較為偏向于知識的傳承和創造，因此，我國土木工程教育的現狀存在有多種矛盾體：第一，國家、社會、企業均需要工程師人才，而高等學校卻不培養工程師。第二，學校教學主體缺乏工程實踐經歷，而學生卻需要接受工程實踐能力的培養。

在第九屆（2008 ）全國高校土木工程學院院長工作研討會中，總結了國內土木工程專業人才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兩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類型不同的學校有不同的定位。根據高等學校土木工程專業指導委員會專家最新的調研統計，我國目前共有362所高等院校開辦了土木工程專業的本科教育，其中研究型大學（985、211學校）共有65所，主要是培養創新型人才，教學型學校297所，主要培養技術應用型人才。 第二，不同類型土木工程專業人才的社會需求在單位規模（大型、中型、小型）、單位性質（設計、施工、管理）、崗位層次（ 總工程師、主任工程師、專業工程師） 等方面有所不同。

目前，較多高等學校對于實踐性教學和創新型能力培養不夠重視以及沒有充分合理的認識，部分高校只是簡單地復制研究型大學的辦學模式，使得高校畢業生一方面在從事科學研究時對于基礎知識的掌握不夠，另一方面從事施工技術時又缺乏相關的工程職業素養，從而導致了社會對于高等學校工程教育教學質量認同程度的不斷降低。

三、土木工程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意義

（一）從宏觀角度講，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是建設創新型國家，實現科學發展的基礎

黨的十七大、十報告中均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的精辟論述。建設創新型國家，培養創新型人才是關鍵和基礎。高等教育人才培養模式的變革，是針對建設創新型國家和科學發展觀所實施的具體做法。

（二）從中觀角度講，培養具有良好創新型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是土木工程行業的發展的現實要求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土木工程材料的更新，土木工程建設市場的開放，使得這一行業的壟斷逐漸破冰，與土木工程施工和監理相關的企業也逐漸改變了過去的單一經營模式，并試圖向橫向全面發展。但是，現今的山區高速公路、大型橋梁隧道工程、超高層建筑工程、特大型水利水電工程和港口航道工程等各項技術的難度不斷提高，項目的管理與國際接軌，使社會對專業人才的要求越來越高。與此同時，高校中對土木工程師的培養模式日益陷于“學術化”和“通才化”，畢業生對于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缺失已然與社會對土木工程師的實際要求脫節，土木工程行業所需要的技術、管理、創新等全方位高素質人才，在高校中未能如愿以償地培養出來，因此，要求開辦有土木工程專業的各類高等院校，必須轉換人才培養的思路，改革創新人才培養的模式，探索培養土木工程專業創新型人才的途徑和方法。

（三）從微觀角度講，探索和實踐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是保證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的根本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畢業生都存在著找工作難的問題，這一方面與高校人數逐年增多有關，但也與高校工科教育嚴重的產學脫節有關，高校教育只重學術性和與當代最新技術的脫節，使得學生對于實踐有著眼高手低之惑。要解決“就業難”這種現狀，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樹立培養創新型人才的觀念，并逐步改革創新型人才培養的模式，不斷強化本科生工程技能方面的培養，加強工程類畢業生的實踐操作能力。

四、土木工程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構建的幾點建議

綜上幾點，我們通過對國內外工程教育的比較以及對土木工程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意義的認知，可以發現工程教育必須緊緊跟隨當今社會的高速發展，同時必須以社會、企業的需求為導向，以工程實踐操作能力為要求，更好地培養社會所需求的工程師人才。在土木工程專業創新型人才培養模式構建上，筆者主要有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在具體的教學中，第一，要加強實踐教學的環節，逐步深化地為學生創造創新實踐平臺，改善實踐環境，推動學生自主創新活動；第二，在設置培養方案的環節上，要不斷地完善工程教育中的工程設計和實踐類課程體系，使得這兩方面的課程能夠貫穿高校學生整個大學教育過程，爭取使得學生的創新設計能力有較大的突破；第三，不斷深入和摸索高校的產學研結合模式。高校應當努力爭取校企共建、技術研發中心等實踐基地的建設，在行業專家的指導之下，培養學生動手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其次，在教育觀念上，第一，做到大眾化教育和技術教育的平衡發展，培養學生基礎知識和實踐能力并重。第二，建立校內外雙導師制，以校內老師培養學生的基礎知識，校外企業技術老師則進行實踐能力的培養。這樣，學生才能在綜合素質方面得到提高，將具有更好的社會適應能力，學生將更為主動地學習和具有更高的工程設計創新能力。第三，要有國際化教育的思路，高等學校可以通過網絡教學和雙語教學，使學生能夠接觸到所學專業領域中最高精尖的技術和知識，也使學生能夠有高度的國際視野和嫻熟的技術溝通能力。

[ 參 考 文 獻 ]

[1] 姜秀英，俞亞南，陳仁朋.土木工程創新設計實驗班的架構與實施[J].高等建筑教育，2009，17（6）：109-112.

[2] 朱炯.土木工程專業創新人才的能力培養途徑探討[J].徐州工程學院學報，2006，21（5）：93-96.

篇2

一級學科；學術評價按照教育部印發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2012年）》，屬于會計學科的本科專業至少有會計學、財務管理和審計學三個專業，歸屬于工商管理專業類。其中，會計學專業設置最早，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部分高校就設置了會計學本科專業，其后不久，少數高校還一度招收了會計學專業的研究生；財務管理和審計學專業可以說是從原會計學專業中衍生、獨立出來的新專業。財務管理專業于1998年進入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審計學專業則于1998年作為試點專業進入該目錄，到2012年才正式進入該目錄。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2011年）》中，會計學是“工商管理”一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二級學科；盡管財務管理學和審計學在該目錄中尚不是獨立的二級學科（專業），但許多高校已經在國家允許的范圍內自行設置了財務管理學（有的高校命名為“財務學”）二級學科（專業），并招收普通碩士或博士研究生（審計學也可以獨立設置為二級學科，但目前尚不多見）。此外，在該目錄中，會計和審計研究生均被設置為專業碩士學位。會計學術研究、會計學科和會計教育三者是緊密聯系、相互影響的關系。會計學術研究和會計學科的設置直接服務于會計教育；會計學術研究的成果、水平、質量、風氣、活躍程度，以及會計學科設置的合理性，也會直接影響到會計教育的水平。反過來說，由于會計教育中的教師和學生是會計學術研究的主體，所以提高會計教育的質量理應成為會計學術研究最主要的動力；會計學科設置也會成為會計學術研究的制約因素。會計教育的規模、在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以及會計學術研究的水準，都是會計學科設置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本文重點從我國當前會計學術研究的導向以及會計學科設置的角度，論述了會計學科面臨的發展瓶頸，以及對會計教育造成的不良影響。

一、會計學術研究的不良導向及其危害

（一）會計學術研究的不良導向

近年來，我國普通高等學校所從事的會計學術研究形成了一種非常奇特的現象：將會計研究劃分為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兩種類型，而且基本上將實證研究等同于會計學術研究，同時對會計實證研究的理解和實際操作往往又非常狹隘。當前會計實證研究的基本做法是：利用一些公開的文獻數據，參考一些英美國家的外文期刊，運用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工具，通過相關分析或回歸分析來檢驗事先提出的假設。但是這些假設的理論依據及演繹推理過程常常十分薄弱，而且工具運用得并不嫻熟。也就是說，時下流行的會計實證研究已經形成了比較固定的模式，從形式上看具有數理化、數量化、模型化、科學化、多學科交叉性等明顯特征，比較符合目前高等學校為了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積極推進高校國際化的潮流。在這種背景下，具有前述特征的會計實證研究幾乎變成了會計學術研究的代名詞。而除這類會計實證研究以外的會計研究類型往往被籠統地稱為規范研究。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分類一度在經濟學中非常流行。20世紀50年代，經濟學界興起經濟解釋思潮，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像物理學一樣的實證科學，其研究類型當然首先是采用研究“是什么”及“為什么”的實證研究；“應該是什么”及“如何做”的研究被稱為規范研究，并因其不符合經濟學所追求的實證科學目標要求而受到排斥。自20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會計學界追隨經濟學的這種發展趨勢，將這一分類應用于會計學，并將實證研究作為正宗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規范研究也受到相當程度的排斥和抑制。事實上，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分類并不符合會計學作為一門技術性很強的應用性社會科學的學科特征，因為作為一門工程性質的社會科學，規范研究必然是其最重要的研究類型。進入21世紀之后，我國會計學界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提升高校國際化的進程中受到了美英會計實證研究模式的深刻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將會計實證研究搞得更加模式化、更加極端了。目前，我國普通高校的會計學博士生及學術型研究生所做的研究幾乎都是實證研究，這些論文往往局限于資本市場等比較狹窄的領域，對于政府會計、管理會計、會計信息化等不太適合實證研究的專題則很少涉及。高校為了使得博士生和學術型研究生盡快掌握會計實證研究的技巧和方法，不但成倍增加“計量”課程、削減會計類課程，而且舉辦的校內外會計學術講座也幾乎都是“實證”風格的。學術型研究生對于大量來自于會計理論及實踐的會計問題視而不見，因為其難以寫成實證研究樣式的論文而不再感興趣，或者由于知識結構所限只能去寫實證研究類論文。在這種氛圍之下，會計實證研究的課題設計也更容易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師對于寫非實證研究類的會計論文沒有積極性，因為寫了也難以在被認可的雜志上發表。

（二）會計學術研究不良導向的危害

不可否認，開展一定程度的嚴謹的實證研究對于會計學科的發展是有益的，它有利于會計學與經濟學等解釋性學科的交叉聯系，從而開拓會計研究的新視野。但是，盲目推崇會計實證研究，不理性地任意拔高實證研究的地位、作用和意義，甚至將其視為會計學術研究的“正宗”或全部，則是很有害的。首先，盡管會計實證研究也進行一定程度的經驗研究，但由于受其總體研究目的所限，更由于其形成的模式化狀態，此類研究往往缺乏通過運用調查研究、案例研究、試驗研究等多種手段對會計實踐進行全方位的考察，從而無法滿足解決會計實踐問題、健全會計（包括管理會計和審計）制度及發展會計理論的需要。其次，由于受到研究目的及定量研究方法的限制，會計實證研究熱衷聚焦于資本市場等比較狹窄的領域，對會計學的許多分支學科和邊緣學科（如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管理會計、會計史及會計思想史、法務會計、國民經濟核算等）缺乏應有的關注。再次，會計理論通常表現為用于指導、評價會計實踐及其結果的建設性理論，在會計理論指導下形成的會計準則、制度、方案、對策，通常表現為定性假設而非定量假設，而這種理論和假設往往難以納入以定量研究為特征的實證研究模式。因此，該類研究通常表現為與會計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相脫節。最后，由于社會科學概念操作化本身固有的局限性，更由于會計研究工作者自身統計技術以及嚴謹性的欠缺，大量會計實證研究的研究假設缺乏比較成功的操作化過程（如對有關概念未經嚴格的定義、武斷地以某一單一指標代表內涵豐富的抽象概念、相同概念或指標采用不可比的計量方法等）。因此，會計實證研究往往在經驗層面上就缺乏可比性，也難以取得共識，而且相當多的此類研究中的研究假設缺乏明確的理論檢驗對象，其理論意義也就變得含糊不清。

二、會計學科未能實現有效整合且學科設置層次有待提升

（一）會計學科未能實現有效整合

會計學術研究之所以走上與自身的學科性質并不相匹配、進行會計理論與實踐比較脫節的會計實證研究的道路，與會計學科未能實現有效整合且受到強勢學科的擠壓有密切的關系。自盧卡∙帕喬利于1494年發表《簿記論》起，會計學已經有500多年的歷史了。20世紀50年代，會計學正式分化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兩大分支。眾多的會計分支學科（如成本會計學、稅務會計學、國際會計學、環境會計學、人力資源會計學、銀行會計學等）也在此后陸續形成，但這些分支學科卻被人們有意無意地納入財務會計學或管理會計學兩個分支。更令人遺憾的是，會計學分化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兩大分支后，放棄了會計學長期以來的形成的原則和理論框架，從而使會計學失去了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學科基礎。財務會計學主要采用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及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的概念框架，放棄了傳統會計學的原則和理論架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然而其概念框架卻陷入了難以克服的理論困境之中；而管理會計學雖然是一個多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卻與理論框架獨立的財務會計學并列為會計學的兩大分支。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論基礎和學科基礎，將其他已經有所發展的會計分支學科硬性納入財務會計學或管理會計學框架的做法，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這些學科的發展。另外，從會計學中分化、衍生出來的財務管理、審計學，以及法務會計學、國民經濟核算等會計邊緣學科，長期以來也未能在理論上實現與狹義會計學的有效整合（曹偉，2015）。因此可以說，整個會計學科體系處于支離破碎的狀態。20世紀50年代，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界興起經濟解釋和實證研究的思潮，試圖將經濟學改造成像物理學一樣的經驗科學。196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設立，可以認為這是對于經濟學科學化努力的一種肯定。在這種背景之下，經濟學無疑成為社會科學中的顯性強勢學科。20世紀50年代以前，會計學尚未受到經濟學實證思潮的影響，長期以來會計研究者從會計實務和會計實踐出發，探索會計自身的發展規律，歸納總結出會計學的基本理論架構，并將會計學與相關學科交叉融合，不斷開拓會計學發展的新局面。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以芝加哥大學為代表的美國會計學術界，追隨經濟學的新的發展趨勢，將會計研究納入經濟學的研究體系中，逐步將實證研究作為自己的重要研究類型和研究方法，此外的研究方式一般被認為屬于規范研究，進而受到排斥和抑制。20世紀七八十年代會計實證研究在美國迎來全盛時期，進入20世紀90年代，會計學術界開始對實證研究進行反思。但是，實證研究范式目前仍然在美國、英國、加拿大等西方國家的會計學術研究中占據重要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斷，在美國的普通高校中，會計學這種實用性學科，受到經濟學這種強勢的基礎性學科的強烈挑戰。高校會計學的研究人員為了爭取更好的發展空間，主動將會計學納入經濟學的羽翼之下，使會計研究更多地成了經濟學研究的附屬品。但是美國是一個價值多元的國家，其高校也是高度自治和價值多元的，因此，實證研究以外的會計研究仍然存在較大的發展空間。

（二）會計學科設置層次有待提升

我國普通高等學校幾乎全部是公立大學，由國家教育主管部門統一管理，在學科設置方面執行國家教育部及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規定，高校自行設置學科的自微乎其微。在1997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與原國家教育委員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之前，會計學屬于經濟學門類之下的一個專業，從學士、碩士到博士學位及博士后制度均設置齊全，當時還沒有設置財務管理及審計學專業，會計學、財務管理及審計學的人才培養均通過會計學專業進行，并授予經濟學學位。1997年的學科、專業目錄中增設了管理學學科門類，會計學成為管理學門類工商管理一級學科之下的一個二級學科。2009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規定：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是國家進行學位授權審核與學科管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工作的基本依據，二級學科是學位授予單位實施人才培養的參考依據（第三條）。從此國家教育管理部門開始突出一級學科的作用，并按照一級學科對普通高校進行學科評估（此前是更突出二級學科的作用，并按照二級學科進行學科評估）。應當看到，會計學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具有很強的基礎性特征，屬于社會科學中的一個基礎性學科，其發揮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疇；另外，只要有受托責任關系及其相應的會計活動，就需要相應的審計活動作為保障，因此審計的意義也早已超出了工商管理，財務管理也是如此。盡管這三個專業具有分立的必要性，但是三者相互依存、密切聯系，有共同服務于相同目標的一面，若不以宏觀綜合的視角看待和管理這三個專業，很容易畫地為牢、人為割斷聯系，從而難以實現三者共同的目標。在國家教育主管部門對學科的評價和管理開始采取突出一級學科、淡化二級學科的背景下，各普通高校也開始按照學科門類及一級學科劃定自己的核心期刊范圍，并對核心期刊進行分級，以此作為對論文科研成果質量評價的依據。普通高校擬定的人文社科類核心期刊大多以SSCI以及教育部與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聯合推出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為依據。CSSCI收錄的期刊主要由中國社科院及省級地方社科院、各高校學報、國家級專業學會主辦的期刊組成。該期刊目錄很難照顧到技術性和專業性較強的學科，會計學和審計學各自只有一本期刊入圍就是例證。高校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等專業的教師和研究生為了能夠在學校認可的更高層次期刊上，紛紛轉向與會計理論、實踐、教學比較脫節的、與經濟學聯系更緊密的、逐步模式化的實證研究。這種局面的形成固然存在多方面原因，然而會計類學科設置層次低、自身缺乏話語權，則是其中不容忽視的兩個重要因素。

三、會計教育面臨嚴峻挑戰

由于社會和市場需求旺盛，就業門路寬廣，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都是很熱門的專業，辦學高校多、學生多、生源好、教師多是這三個專業的重要特點。會計類專業辦學層次齊全，本、碩、博都有，其中，碩士層次又分為學術型碩士和專業碩士兩種類型，有條件的高校學術型碩士開始采取碩博連讀的方式，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學術水平和培養質量；專業碩士不被鼓勵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后直接到實務部門就業。普通高校師資主要有兩個來源渠道：一是國內外博士畢業生（也有少數優秀的學術型碩士畢業生）；二是從國外高校教師中引進（會計類師資主要來自美英國家或擅長在美英國家期刊的英語系國家或地區）。近年來，會計學術界本來就存在對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片面認識，而在按照期刊大類進行分級評價論文質量的制度背景之下，經過有關利益主體的博弈，最后在會計學術圈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固的均衡狀態，即會計學術研究只有做“會計實證研究”才能更好地生存。在這種學術評價制度和學術氛圍之下培養的博士生和學術型碩士生，由于將大量時間用于“計量”課程，滿足于依據一些現成數據及外文資料制作實證研究樣式的，對于會計、財務管理及審計的專業知識缺乏系統的學習和深入的研究。這些學生又成為將來國家最重要的會計學術力量和師資來源，他們作為教師又將同樣的學習和研究方式傳遞給未來的學生。當今社會，經濟全球化勢不可擋，金融創新、技術創新、制度創新日新月異，由此產生的會計、財務管理及審計方面的問題異常復雜、難解，不管是在政府監管層面，還是在社會和組織的管理層面，都對善于解決復雜問題的高端財、會、審人才有著強烈的需求。隨著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我國將由制造型大國轉型為創新型和金融型大國，不管是宏觀的經濟管理還是微觀的企業管理，難度都將成倍增加。財務管理作為金融管理和企業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被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從目前我國普通高校的師資狀況、教學狀況和博士生的論文狀況來看，會計教育不容樂觀。先不說財務管理、成本管理、管理會計方面的人才能否滿足企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需要，就拿具有基礎性、規范性、法規性的財務會計來說，我國會計準則的制定采取了與國際會計準則持續趨同的政策，而后者不僅不斷公布新準則、修改舊準則，而且越來越復雜化。而研究生由于熱衷于實證研究，對實證研究以外包括會計準則在內的其他領域缺乏足夠的關注和研究，因此對于國際會計準則中的一些關鍵概念（如資產負債觀、公允價值、資本保全、決策有用性等）存在似是而非的理解，對于會計準則與社會經濟環境的關系缺乏清晰的認識。這樣勢必影響國際會計準則在我國的正確運用，而會計準則則是資本市場健康運行和企業財務評價的重要基礎。

四、關于會計學科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對會計學科進行理論整合，充分認識會計學作為社會科學基礎學科的地位20世紀50年代以后會計學分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兩大分支，并衍生出財務管理、審計學、法務會計、國民經濟核算等眾多的分支學科。可以看出，會計學科與其他學科一樣，遵循著不斷分化的總體趨勢。在對這些會計分支學科進行理論整合時發現，會計學科體系其實應當分為如下幾個層次：基礎會計學、狹義會計學（會計信息系統）、邊緣會計學科、廣義會計學。基礎會計學反映了長期以來支撐會計學發展的最基礎的理論結構，用來實現最基本的會計目標——分期核算企業投入產出的經濟效果。通過基礎會計學可以形成企業基本會計報表：綜合收益及利潤表、資產負債表、現金流量表、所有者權益變動表。狹義會計學是建立在基礎會計學之上的會計信息系統，可以分為對外報告會計和對內報告會計兩個子系統。有人將財務會計等同于對外報告會計，將管理會計等同于對內報告會計，這種認識其實并不科學。因為如果是這樣，稅務會計、政府會計、社會責任會計等對外報告會計系統就無法整合進入會計信息系統，財務會計則容易被誤解為不具有內部管理職能。另外，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大分支學科缺乏共同的學科基礎和理論基礎，二者各自發展其概念框架且共同稱之為會計學，在理論上難以自圓其說。而且，目前由FASB及IASB所主導的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其自身也陷入了理論困境。因此，有必要對現有的會計學科重新進行理論整合。理論整合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構建會計學的基礎理論結構并以此為基礎建立基礎會計學；其次，以基礎會計學為基礎，根據具體會計目標，建立對外報告會計和對內報告會計兩個子系統（狹義會計學）。狹義會計學依然符合會計學的四大基本假設。從基礎會計學（實質就是傳統會計學）到狹義會計學，既是學科分化的過程，也是學科交叉發展的過程。如對內報告會計可以看作是基礎會計學與管理學的交叉學科，稅務會計可以看作是基礎會計學與稅務管理的交叉學科等。典型的會計邊緣學科目前主要有國民經濟核算和法務會計學，它們屬于狹義會計學與有關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前者可以看作是會計學（主要是基礎會計學）與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等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后者可以看作是會計學與審計學、法學、檢查學等學科形成的交叉學科。這兩個學科雖然也是以提供貨幣信息為主，但由于它們不符合會計學的四大基本假設（主要是不符合會計主體假設），因此不將其納入狹義會計學下。目前，國民經濟核算通常設置在統計學科范疇，法務會計學則主要由法學學者在研究。會計學者可以發揮自身優勢，重點從會計學角度來研究國民經濟核算和法務會計學。廣義會計學則是對（狹義）會計學、財務管理學、審計學等學科所做的又一次整合。財務管理是從會計學延伸而來，可以看作是管理學與會計學的交叉學科；會計側重于資金信息的提供，財務管理則是對資金運動的直接管理，所以二者聯系緊密。審計是對會計和財務管理活動的鑒證和監督，所以審計學依存于會計學和財務管理。由于會計、財務管理和審計之間具有非常密切的聯系，三者同屬于會計主體價值管理（資金運動管理）的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從價值管理的角度，將會計學、審計學和財務管理（包括成本管理）等學科整合為廣義的會計學。從已有會計學科的基本發展脈絡可以看出，會計學科是在滿足經濟和社會管理要求的過程中，通過會計學與相關學科的交叉，以不斷分化的形態向前發展的。顯然，這種學科分化擴大了會計學的視野和研究領域，提升了會計的功能和作用。學科的交叉和分化對于學科發展無疑是一種重要的方式，但是還需要經常性地對學科進行理論整合。通過學科的理論整合，可以進一步發現學科之間的理論關聯，從而對有關學科進行調整，形成學科體系或學科群。比如，通過整合現有會計學科發現，有必要恢復和建立會計學的最基礎的學科——基礎會計學；將會計學分為財務會計學和管理會計學并不十分恰當；狹義會計學符合會計學的四大基本假設；一些會計學科之所以被稱為邊緣學科的理由；有必要按照價值管理將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價值評估等學科整合為廣義會計學；可以按照價值管理將廣義會計學、金融學、財政學、稅務學進一步整合為一個以價值管理為特點的學科群。另外，會計學界應當有會計學屬于基礎學科的意識，將會計學同時作為社會科學的一門基礎性學科來進行建設，認識到會計學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疇。會計最基礎的功能是會計主體的貨幣計量和信息提供。會計主體不僅包括工商企業，還包括其他類型的企業以及政府和非營利組織。會計信息不僅服務于企業內部的各種職能管理，而且服務于資本市場管理、金融管理、稅收管理、國民經濟管理，以及法務管理、社會責任管理等。作為企業或組織綜合性財務信息的提供者，會計已經滲透到經濟和社會管理的方方面面，并成為財政、金融、資本市場運行的不可分離的基礎。會計還是市場經濟得以建立和有效運行的前提條件。因為市場經濟建立在產權界定明晰的基礎之上，會計通過復式記賬法清楚地核算了法人財產權、所有者權益、債權人權益，以及所有者權益的重要來源——利潤，因此如果沒有會計，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都是難以想象的。從會計學中分化出來的審計學和財務管理學也已經遠遠超出了工商管理的范疇。只要有受托責任關系及其相應的會計活動，就需要有相應的審計活動作為保障。審計是國家財政資金運行的保障，是資本市場和金融運行的必要制度安排。這些都足以說明審計的意義早已遠遠超出了工商管理。另外，不僅工商企業需要財務管理，任何企業及有資金運行的組織都離不開財務管理，所以工商管理也難以涵蓋財務管理。

（二）提升會計學科的層次，增加學科建設和評價的話語權

在目前按照一級學科進行學科管理和評價的情況下，原會計學科被分割成幾個二級學科，各自為政，在政府和學校層面進行學科建設和評價的話語權很薄弱。因此，有必要在會計學科整合的基礎上謀求建設會計學一級學科。在國家沒有批準會計一級學科之前，會計界也應當有會計一級學科的意識，為會計學科的發展和評價出謀劃策。事實上，成立會計學一級學科的條件已經具備，筆者對此也做了專門論述（曹偉，2015），概括起來有如下幾個方面：①會計學有悠久的歷史和完善的基礎理論結構；②會計學擁有眾多的分支學科并已形成體系；③從會計分支學科中已經分化出財務管理、審計學等獨立的專業；④會計學科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已經遠遠超出工商管理的范疇；⑤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三個專業既有分立的必要性，又有整合的必要性；⑥會計學科各專業具備很強的社會需求和較高的招生規模。最近一次政府公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目錄（2011年）》，并沒有將會計學列為一級學科。會計學界、教育界、實務部門，以及會計主管部門、有關團體，都應為此積極努力。盡管客觀條件已經具備，如果主觀上努力不足，準備不充分，可能下一次還是不能成功提升會計學科的層次。要做的準備工作至少有：①對有關會計數據進行統計，以示會計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影響之巨大；②對會計學科史進行系統的梳理和研究，以示會計學科和會計教育有著長期的淵源和共同的知識積淀；③呈現會計學獨特的方法和理論，以示會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的基礎學科；④從理論上梳理和構建會計學的學科體系，以示會計學科邏輯嚴謹、根深葉茂；⑤整合屬于一級會計學科的二級學科，論證這些二級學科的有機聯系以及共同的目標；⑥論證會計一級學科獨立的必要性，以及與工商管理、應用經濟學等二級學科的關系。

（三）精心打造會計類學術期刊，發揮會計類期

刊及同行評議在會計學術評價中的推動作用我國會計類學術期刊其實并非很少，只是在按照學科大類進行學術評價的背景下會計期刊被邊緣化了。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學目前歸屬在教育部學科目錄“工商管理類”之下。工商管理中的二級學科很龐雜，強勢二級學科是企業管理等；而且工商管理一級學科和管理科學與工程兩個一級學科的學術成果往往難以區分。因此，在進行學術評價時，這兩個一級學科通常是捆綁在一起選擇和確定核心期刊目錄的，導致屬于管理科學與工程以及企業管理方面的期刊幾乎壟斷了這兩個一級學科的核心期刊目錄。進入CSSCI目錄的會計類期刊只有《會計研究》和《審計研究》；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最近公布的“工商管理”及“管理科學與工程”兩個一級學科通用的A類期刊目錄，也只有《會計研究》屬于會計類期刊。但是，設置會計學、審計學、財務管理三個專業的高校數量、碩博研究生人數、教師數量等指標，與管理科學與工程及工商管理類的其他專業相比，其相對數量要占絕對優勢。在這種矛盾非常突出的情況下，會計研究的論文成果自然紛紛轉向管理學和經濟學期刊，這也是會計學術界不愿意觸及會計問題、熱衷于所謂會計實證研究的根源之一。要扭轉這種被動局面，會計學術團體及會計學界的有識之士必須呼吁增加會計類期刊在學術評價核心期刊目錄中的數量。提高會計類期刊在學術評價中的地位，也是這些會計類期刊提升辦刊質量的必要條件之一。另外，還應當鼓勵有條件的高校創辦會計期刊以及會計學與有關學科相交叉的期刊，從而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目前，除了北大、清華等極少數高校分別創辦了以實證研究風格為主的會計期刊，絕大多數高校，尤其是一些老牌會計傳統高校都還沒有創辦或形成有影響力且風格鮮明的會計學術期刊。會計學術評價最終還是要靠內容評價，因此必須建立同行學術評議制度。

（四）反思會計研究方法論，避免學術研究模式

化和單一化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等專業，一方面表現出“很熱”的一面；另一方面，在目前的高校環境和評價體制之下，會計學術界人士（主要包括普通高校的教師和學術型研究生）盡管身在會計隊伍中，但又有意無意地極力回避會計中的問題，“一窩蜂”式地熱衷于比較模式化的會計實證研究。雖不能說這些會計實證研究與會計理論和實踐無關聯，實則是會計研究視野中的一個并非很大的領域；如此的“以偏概全”且追求形式化，又表現出會計學術研究“極冷”的一面。這一現象值得思考和研究。一位長期在國外任教、后來回國的著名會計學教授表示，在美國同樣存在這種現象。他說：“一個頭銜為‘會計教授’的學者，大概代表他是教會計的，他的學術專長很可能是信息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心理學。會計只是應用技術，經濟學與心理學才是學術。”這段話的前一句，可能意在說明存在于美國的一個事實：教會計的會計教授研究專長不是會計，而是經濟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充其量在其專長的學科中加入些會計的“佐料”。而后一句話，則意在說明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觀原因：會計只是應用技術，無須多加研究；經濟學和心理學是學術，所以教會計的老師要研究學術就要研究經濟學或心理學。無論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都分為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自然科學中的工程技術學科更是包含龐大的體系，難道從事臨床醫學的，為了做學術研究就一定要從事生理或病理研究嗎？從事土木工程的，為了做學術研究就只能研究數學或物理嗎？從事建筑學的，為了所謂的學術研究和多發表SCI論文，就都要研究建筑科技嗎？顯然，這是不可思議的。會計現在難道還只是500年前的復式記賬法嗎？上述觀點反映出對學科的片面理解和對應用性社會科學的歧視。存在這種教學專長與研究專長相分離的現象是不合理的，是需要扭轉的，而不應當是被鼓勵的。會計研究走上模式化的“實證研究”之路，就是這種教學專長與研究專長相分離的表現。現在重要的是研究如何擺脫這種局面。深刻認識人文社會科學的方法論，并且端正對人文社會科學評價的認識，端正對于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的認識，無疑都是必要的。筆者認為，產生這一現象盡管與認識論有關，但最直接的原因還在于目前按照大類期刊等級評價人文社會科學科研成果質量的制度背景下，會計學科作為一個二級學科，在制定評價規則方面缺乏足夠的話語權。可以想象，在科研隊伍十分龐大，擁有會計學、財務管理、審計學等熱門專業的會計學科，在一些高校的科研評價中只認可《會計研究》和《審計研究》兩本國內期刊，會形成什么樣的學術生態和結果！

（五）在會計學術研究中重視“跨行業”和“跨學科”研究，拓寬會計學的研究視野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這已經是被實踐反復證明了的事實。但會計學科的學術研究卻不盡人意。高校會計研究的高端人才不愿意關注會計的核心問題，研究內容與會計理論和實踐越來越脫節，研究成果也不太被社會所重視，表現出“空心化”和“邊緣化”的趨勢。這一現象形成的總體原因比較復雜，筆者認為，其主要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會計學科在20世紀經過學科分化以后，缺乏有效的理論整合，自身存在理論困境，從而未能形成嚴謹的學科體系；二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處于世界會計學領導地位的美國會計學術界，在會計學科面臨自身理論困境及強勢學科的壓力之下，將服務于經濟學等學科的會計實證研究作為會計學術研究的正宗，從而使會計學術研究陷于狹隘的境地，并逐步偏離以解決會計問題為導向的正確道路。進入21世紀之后，在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的引導下，我國高校為了盡快提升國際化程度和高校世界排名，通過制定有關學術評價制度，使美國高校學術界的會計實證研究方式迅速被我國會計學術界廣泛接受，而且其在國內的應用比美國更為模式化和形式化。應當說，最早在美國會計學術界開展的實證研究，是經濟學、心理學等學科與會計學相交叉的一種跨學科研究，不失為會計學術研究的一個發展方向。但遺憾的是，過分夸大了這種實證研究在會計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會計學術研究應當在夯實會計學科自身理論的基礎上，繼續走跨學科發展的道路，以擴大會計學科在社會和經濟管理中的作用，同時也為龐大的會計學術研究隊伍提供廣闊的研究視野和學術空間。傳統的會計實證研究應作為會計學跨學科研究的一個領域來看待，而絕非會計學術研究的全部。會計學跨學科研究的范圍是非常廣闊的。首先，會計學研究應注重與不同行業的結合。我國自從實行市場經濟、按照西方國家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設置會計學科體系以來，一直很注重一般工商企業會計的研究，但是由于矯枉過正，嚴重忽視了行業會計的研究，而一些特殊行業的會計問題卻非常具有特殊性和挑戰性，如金融、保險、農業、互聯網經濟等。其次，會計學術研究除傳統的納入解釋性學科研究循環的實證研究以外，應當大力開展與稅務管理、金融管理、財政管理、企業管理、國民經濟管理、法務管理、網絡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交叉研究，提升會計學科服務社會和經濟管理的能力，擴大會計學科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另外，在研究方法方面，逐步淡化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分類，突出經驗研究與理論研究和制度研究的結合；在開展經驗研究時，提倡調查研究和實地研究，鼓勵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并舉。在進行學術評價時，應突出會計專業期刊，并注重研究成果的會計學意義。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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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偉．論會計學科的理論整合及會計學的邊界［J］．當代財經，2015（1）．

曹偉．會計學一級學科設置探討［J］．財會通訊，2015（1）．

曹偉．應用型社會科學研究邏輯重構與會計研究方法反思［J］．財會通訊，2014（10）．

曹偉．論會計研究的研究類型和研究取向［J］．甘肅社會科學，2015（2）．

葛家澍，占美松．關于會計實證研究的思考［J］．財會通訊，2007（12）．

篇3

中圖分類號：G6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13）01-0023-07

收稿日期：2012-10-26

基金項目：湖南省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2年度省級一般資助課題“知識類型及相關教學研究”（ XJK012BGD049）；2012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教學改革研究項目“以TOC為導向的人力資源管理課程教學模式研究”（湘教通[2012]401號文486）。

作者簡介：彭道林（1969 - ），男，湖北天門人，湖南涉外經濟學院講師，教育學博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基礎理論研究。

應用型人才和應用型本科教育，是中國高等教育目前流行的兩個概念，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在某種程度上也成了熱門話題。然而，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是否具有足夠的理論依據？是否具有概念本應具有的明晰性？新建應用型本科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有多大意義？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再思考的。

一、現有的關于應用型人才及應用型本科的論述

關于應用型人才，比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相關的知識、能力、綜合素質，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面向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的高級技術或專業人才，其知識和能力特征強調明顯的應用性和實踐性”，并且其知識應該由“基礎知識、學科專業知識和社會知識”三大要素組成，具有“基礎實、能力強、素質高”[1]的特點。

關于應用型本科，也有比較權威的說法。中國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學校被分為三種基本類型：第一種是綜合性研究型大學；第三種類型是多科性或單科性職業技術型學院（高職高專）；而介于其中的則被稱為“應用型本科院校”，并指出它有四個特點：第一，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主；第二，以培養本科生為主；第三，應用型本科應該以教學為主；第四，應用型大學應該以面向地方為主。

有關應用型人才培養和應用型本科教育的研究也是圍繞這兩種基本的界定而展開的。那么，這兩種界定是否能夠作為研究的基礎呢？

應用型人才的上述定義，不僅冗長，就說“基礎實、能力強、素質高”這三個特點，即便是北大、清華這樣的國內頂尖大學培養的學生，也很難是完全具有這些特點的。那么，這對于應用型本科院校還有什么實際的指導意義呢？

更為基本的問題是，我們憑什么把人劃分為“XX型”？雅斯貝爾斯有句名言，“人能夠達到的境界，這在本質上是不可計劃的”[2]（P36）。他還說，“每一種教育的作用也并非事先能預料的”[2]（P65）。大學可以對學生提供側重于應用知識的傳授、應用能力的培養，但是，最終每一個個人到底是走向理論研究還是從事應用開發仍有不確定性，這取決于個人而非被他人“塑造成型”。即使有某種特定的目標，也不是為了框定或是像翻砂那樣造型。教育是提供，而不是塑造；教育是培養，而不是框定；教育是期盼，而不是造型。真正的大學應該秉承著讓學生成為他自己想成為的人的理念，把學生自己培養成為自己，更高大的自己，更有鮮明個性的自己。在類似哈佛、斯坦福、MIT這樣的大學里，對于學生的培養完全不必有一個預設的模型。即便是職業技術學院也只是基礎理論知識比重較小，技術、技能知識偏多，但這種人才培養也有其多樣性特點。學生發展前景也是多種多樣的，職業轉化的發生也是極為正常的。這與定“型”也不是一回事。

有學者將應用型高校人才培養的原則概括為五個方面，即“全面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科學教育與人文教育相結合、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相結合、知識傳授與能力培養相結合、人才培養與學科建設相結合”[3]（其中，第五條原則和其他四條是不相協調的），而將應用型本科教育的特征歸納為“價值取向體現行業性、設置目標體現應用性、課程設置體現復合性、培養過程體現實踐性、人才評價體現多元化”[4]（P34-37）。事實上，這些概括的原則和歸納的特征很難讓人看出“應用型人才”與“非應用型人才”及其培養有什么明顯的區別。

至于普通高等院校定位和分類的問題，是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欽定，某些高等教育學者對這種做法持支持的觀點，其依據是教育的發展必須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相適應；高等教育結構，必須主動適應現代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人才結構。但這種劃分和定位來自教育的外部，而非教育內部的邏輯。這里就牽涉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與經濟、政治、文化的關系問題。

教育本身就屬于文化的范疇，它基于人，又為著人自身。從邏輯上說，它具有獨立性，它的基本使命首先不是適應的問題。

關于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與經濟的關系，是否“必須主動適應”，就值得商榷了。

大學產生之后才具有了現代意義的高等教育，至今它還不到一千年的歷史。大學最初產生在11世紀末的歐洲，當時歐洲的經濟是相對落后的，11世紀正值中國北宋的鼎盛時期，其生產力水平在全球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位。然而，大學卻在經濟落后的歐洲出現了，可見大學的產生與經濟并無直接的聯系。在隨后的幾百年的時間里，隨著人類知識的迅猛增加，大學由傳統的經典四學院（即神學院、法學院、醫學院和哲學院或文學院）發展出了許多的學科和專業（相應地產生了更多的學院）。然而，不論社會制度如何更替、經濟如何發展、社會需要如何變化，大學在產生之初最根本的一些東西一直保留著，那就是“心智的培養；以事實和邏輯證據為基礎的客觀性；說理的法則而不是權力的法則；廣闊的個人自由幅度”[5]（P10）。難怪布魯貝克說，“大學的存在時間超過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傳統、法律的變革和科學思想，因為它們滿足了人們的永恒需要。在人類種種的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比大學更經受得住漫長的吞沒一切的時間歷程的考驗。”[5]（P30）

大學是人類智慧的產物，它并不為適應而生；大學既因智慧而生，又為發展人類智慧而在。這是談論大學的其他特性與職能的前提和基礎。大學絕不是一個消極的適應者，真正的大學既向著遙遠的未來，又守望著悠遠的過去。它在人類文明史中生，又在人類文明史中長，并為人類文明史添上濃墨重彩。

美國大學的辦學層次是由大學根據自己的師資力量、科研層次自然形成而非人為地預先劃定的，更不是外部機構拿來框定和管理大學的。芝加哥大學幾乎是與北京大學同時成立的學校，在不到一百年的時間便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這既不單純是經濟因素，也不是可以預設的。而我們的北大至今也仍只在亞洲一流大學的邊沿徘徊，這也不純粹是經濟問題或人為分類和定位的結果。

關于大學與經濟、政治之間的關系，在《高等教育學導論》一書中有專門的篇幅論述。它以諸多的論據、從多個方面進行了嚴謹的探求，指出“在大學與經濟的關系問題上，將兩者關系作形式化、簡單化、線性化（即作直接的、直線式）的理解是最大的缺憾，以至于由此難以真正理解大學”[6]（P52），同時也提出了“經濟越來越依賴于大學”[6]（P39）的觀點。而相對地，那種口號式的“教育的發展必須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相適應”的觀點則多少有點顯得蒼白無力。基于這種觀點而得出的關于大學的分類以及應用型本科院校的特點的結論也就值得懷疑了。

二、基礎理論的意義與地位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對于應用研究的否定，相反，我們希望在更加清晰界定相關概念的前提下進行探討。這種探討也許更具理論和現實的意義。有學者提出，“應用型本科教育……是相對于理論型本科教育、實用技術型教育而言的”[4]（P34），這種說法相對前面的觀點似乎更具合理性。

對于應用的理解，有必要從知識的分類入手進一步討論。知識的分類屬于科學學的范疇。由于分類標準的不同，知識的類別也就被劃分得不一樣。一種比較普遍的劃分標準是根據知識的對象確定的。從大的方面來說，知識的對象有三：一是自然，二是社會，三是人本身，相應地也就有自然知識、社會知識和人文知識。

還有一種分類是根據知識的層次來劃分的，相應地也就有基礎理論性知識、應用性知識和開發性知識（或工藝性知識），這三類知識之間是有一定的邏輯關系的。基礎理論性知識是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的，乃至具有某種形而上的特征；而開發性知識（或稱工藝性知識）是偏向實用的，可以說是具有形而下的特點；應用性知識則介乎兩者之間，它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特點，不妨以“形而中”來描述它。

無論是自然知識、社會知識還是人文知識都可分為理論、應用和開發（或工藝）三個層次。基礎理論的普遍指導意義，在科學技術發展中越來越充分地顯現出來。

有學者總結了人類歷史上的四次科技革命①（見下表），并注明了發明者的學歷和職業。我們就此表稍作分析。

從個案上來說，不排除個別應用研究先于理論發現的（例如瓦特發明的改良蒸汽機就先于能量守恒與轉化定律的發現，后者的精確表述產生于1853年）。然而，在普遍意義上，科技革命是依賴于基礎理論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發的歐洲工業革命，其原動力乃是牛頓的經典力學；發電機、內燃機、汽油內燃機、柴油機以及汽車的發明，離不開能量守恒與轉換定律的發現；原子彈的發明離不開核物理理論；載人航天技術則仍是牛頓力學與宇宙科學的應用成果；核磁共振技術缺少了核磁共振理論的發現便無從談起；克隆技術則源自于DNA雙螺旋體的發現……這些事實都能說明基礎理論是應用研究的原動力。

對于發明者個人的學歷、職業的分析也能說明問題。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三位技術發明人尚與大學沒有直接關系；第二次的八位中有五位接受過大學教育；第三次技術革命的九位代表人物不僅全部接受過大學教育，并且其中的7位具有博士學位，4人是大學教授；第四次所涉及的三位則全部具有博士學位并且本身都是大學教授。這些事實說明，隨著科學的發展，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與所接受的教育關聯度越來越大，博士和教授本身就需具備很高的理論水平。

我們還可以從發明者的國籍來分析。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三位發明者中有兩位來自英國，這與牛頓的經典力學發現于英國不無關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八位發明者中的五位來自德國，而那個時候的德國恰好站在了世界科學（包括基礎理論科學）的最頂峰；二戰以后，美國取代了德國的地位而引領著世界科學的發展，因而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共計十二位發明者，九位來自美國也就不難理解了。

我們另外再分析一個案例。眾所周知，德國是擁有世界上最發達職業教育的國家之一，其應用科學大學也相當發達。因而，有人以為，職業教育是德國的秘密武器。其實，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卻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即德國擁有極為雄厚的基礎理論研究能力，擁有眾多的基礎理論研究成果，德國的許多學者都有極高的理論興趣和哲學興趣。這使德國發達的職業教育擁有了雄厚的基礎。

康德是德國歷史上極具影響力的一位人物。若要說德國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話，那就是它哲學的發達及其深遠的影響。康德就是德國古典哲學的創始人，他被認為是對現代歐洲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啟蒙運動最后一位主要哲學家。海涅曾盛贊康德，“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的道路，因而哲學變成了一件民族的事業，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現在德國的國土上”[7]。的確，康德之后，德國出現了如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叔本華、胡塞爾、雅斯貝斯、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等等一大批哲學家，哲學的繁榮理所應當地引領了科學的發展。

德國柏林大學的成立是近代大學最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創辦者是洪堡。他本人曾說，“若真要說我擁有什么別人沒有的，那就是在柏林成立了新的大學”。洪堡對于大學的論述于柏林大學有極為重要的影響。洪堡認為，大學兼有雙重任務，其中之一就是對于科學的探求。洪堡所說的科學即所謂的純科學，“純科學是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標”[8]（P37）。純科學完全不考慮應用和其他功利目的，這是為科學而科學、為真理而真理的典型觀念。

洪堡還認為，“寂寞和自由……為支配性原則”[8]（P39），值得關注的是“寂寞”這一原則有三層含義：其一是大學應“獨立于一切國家的組織形式”；其二是大學應獨立于社會生活；其三是大學的教師和學生應甘于寂寞，不為任何俗務所干擾，完全沉潛于科學。關于德國古典大學，陳洪捷作過非常嚴謹的研究，提煉出了德國古典大學的四個核心概念——修養、科學、自由、寂寞①。這對于中國大學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哲學的繁榮、柏林大學的成立，使得德國的科學事業在19世紀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遙遙領先于世界，德國在19世紀站在了世界科學的頂峰。據統計，“在1820～1919年中，40%的醫學發明是由德國人完成的；1820～1914年，生理學中65%的有創見的論文出自德國人，德國人在1820～1900年中在物理學（熱、光、電子和磁）方面的發明超過英法兩國的總和。”[8]（P1）（英法為當時科學發達的少數幾個國家中的兩個）。被恩格斯稱為19世紀最偉大的三項發現：細胞學說、生物進化論、能量守恒及轉化定律，其中細胞學說由德國人施萊登和施旺提出，能量守恒及轉化定律也是最先由德國人邁爾發現，后由英國人焦耳和威爾遜證實，并于1853年精確表述出來。20世紀最偉大的三個發現（相對論、量子論和DNA的雙螺旋體結構），其中提出相對論的愛因斯坦和量子論的普朗克均為德國人。德國大學在19世紀末深深影響了美國的大學，從而造成對世界的影響。

德國發達的職業教育無疑受益于其高度發達的基礎理論研究。同樣，美國、加拿大、日本、英國、俄羅斯等國家也有發達的職業教育，但他們同時也具有雄厚的基礎理論作為支撐。強大的基礎理論知識是發達職業教育的必要條件，世界主要國家無一例外。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地區的職業教育也相當發達，正好說明了同一個問題。

基礎理論是應用研究、職業教育的堅實基礎和走向繁榮的源泉，缺少了它，應用也就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很可能只會停留在模仿的層面上。

三、中國基礎理論的狀況

中國的基礎理論存在明顯的缺陷，主要表現在：

1.中國自古以來就缺乏基礎理論研究的傳統。中國古代，無論是在天文、地理、數學還是技術、工藝等方面，都為世界科技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中國的貢獻是明顯側重于技術的，基礎理論式的貢獻極其稀少。英國學者李約瑟對中國的科技史進行了長期的研究，他指出：“在中國古代數學思想史中，最大的缺點是缺乏嚴格求證的思想”[9]。的確，中國古代的數學是偏于計算而缺少論證的。不僅如此，由于古代中國的相對封閉，中國未能受惠于類似《幾何原本》這樣嚴格求證的著作。《幾何原本》正式翻譯成中文已經是17世紀的時候了，而完整的譯出則晚至1857年。愛因斯坦也說道，“西方科學的發展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的形式邏輯體系以及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我看來，中國的賢哲沒有走上這兩步”[10]，其中的“形式邏輯體系”就主要體現在《幾何原本》之中。

中國古代技術性的成果在勤勞智慧的中華民族的手中高速地轉化為生產力。受惠于此，中國曾經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內，是這個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即便是到了晚清時期（之前的1820年），中國的GDP仍然位居全球第一（超過當時的美國15倍以上）。可是，也正由于實用技術曾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巨大成功，對于基礎理論研究的興趣相對淡薄也產生了影響，實用的思想則逐漸根深蒂固，“學以致用”是幾乎所有人都認同的天經地義的觀點。然而，在之前至隨后的不到一百年的時間里，歐美諸強以及日本等國經濟迅速崛起，中國則由經濟最發達國家淪為經濟落后的國家之一，其間的原因是發人深省的。文藝復興之后，歐洲的知識爆炸性地增長，而中國對此茫然不知。缺乏理論知識支撐的中國，經濟雖仍在發展但明顯缺乏后勁，其發展速度遠低于歐美國家。之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從而步入了落后國家的行列。

直到19世紀末，中國才意識到科學的落后導致國家的落后。中國是世界上主要國家中大學出現得最晚的。中國的第一所大學于1895年由清政府創辦。和歐洲古典大學不同，中國大學從一開始注重的就是實用學科。1895年清政府創辦的北洋學堂（天津大學前身）設“土木工程、機械工程、采礦冶金、法科四科”[11]（P1544），1896年創辦的南洋公學（上海交通大學前身）設“商務專科、鐵路工程班”，后“增設電機、航海專科”[11]（P1322）。可以說，中國大學是根據實業發展的需要來創建的。1898年創建的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所設之專科雖有所不同，但其宗旨仍是“講求時務”。“學術自由”并潛心于學術研究的局面，也只在執掌的北京大學、梅貽琦執掌的清華大學以及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短暫地出現過，其中北京大學是中國保持這種學術精神做得最好的大學。從整個過程來說，自中國第一所大學的出現至今，中國大學里重實用輕理論的局面幾乎沒有根本的改變。

2.哲學的落后與哲學興趣的微弱。德國的崛起得益于其哲學的繁榮，而中國的哲學相對來說是比較落后的。早在春秋時期，中國就曾出現過“百家爭鳴”，可惜這種局面未能維持下來。中國古代有非常豐富的哲學思想，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德克·博德曾用二十年的時間將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翻譯成英文，他稱贊“在25個漫長的世紀里，凡西方哲學家所曾涉及的主要問題，中國的思想家們無不思考過”[12]。可嘆的是，中國古代的賢哲對于哲學的探求僅僅停留在思考的層面，而未加以系統的、科學的論證，因而也不利于傳承、延續和發展。史寧中指出了中國古代哲學未能得到西方重視、也未得到國人發揚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從古代起就比較務實，對形而上學和認識論不感興趣，另一方面，我們的先哲們過于言簡意賅，常常簡單到沒有定義，沒有推理，只有結論，使人難于理解”[13]。嚴格說來，中國古代有哲學思想卻并無具有系統理論特征的哲學。

3.近代以來基礎理論成果極度匱乏。鑒于以上兩點，其結果亦必如此。對人類產生長遠影響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和自然科學的基礎理論成果，諸如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亞里士多德以及黑格爾所研究的辯證法，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培根的實證邏輯，康德的古典哲學，黎曼、羅巴切夫斯基所發現的非歐幾何，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以及細胞學說，能量守恒及轉換定律，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普朗克的量子論等等，沒有一樣是出自中國人，中國人對于這類成果的貢獻令我們汗顏！

四、基本的結論

我們對于“應用型人才”、“應用型本科”這兩個概念，基于史實、相關文獻和一些案例進行了分析，應可得出如下幾個基本的結論：

1.由于人的發展的難以預期，把人的培養歸于某種類型，例如“應用型人才”的提法是缺少學術依據的，基于這種分類的實踐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們可以在大學里對學生側重于某種類型知識的傳授，某種能力的培養，但是，教育的結果有很多是未知的。中南大學的理論數學教學與科研并非全國最強，卻出了個本科生解決了“西塔潘猜想”，這又一次證明了雅斯貝爾斯的論述是成立的。

2.大學的辦學層次應該更多地交給大學自己根據本身的師資力量、科研力量來決策，并且這樣的層次也并非一成不變的。力量增強了，辦學的層次自然可以提高。機械地把大學分為幾種類型，并由此歸納出某種類型大學的特點，既沒有充分的理論依據，也沒有多大的意義，并且，掩蓋了問題的根結所在，對于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教育強國，甚至建立發達的應用科學教育和職業教育都是無益的。有人說，如果全國的高校辦學都是這樣，都擠上同一條道路，都奔清華、北大的方向發展，這顯然是錯誤的。全國大學“都奔清華、北大的方向去”的說法本身就是一個虛擬的假設，對這一假設的正誤再加以評判就更沒有必要了。

有必要向全國的大學發一條指令“你們不要奔北大、清華的方向去”嗎？全國的大學有可能都辦成北大、清華那樣嗎？中國的北大、清華多了嗎？如果有數十所、百余所大學能夠辦到北大、清華的層次，中國不就成了教育強國了嗎？未必這也錯了，還顯然錯了嗎？更何況，北大、清華也并不見得就是中國大學的終極目標，北大、清華至今還不是世界一流大學，它們本身就還有一段艱難的路要走。新建的大學就不能成為一流大學嗎？和北大幾乎同時期建校的加州理工大學、芝加哥大學、斯坦福大學已經分別擁有了幾十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學，誰能預測中國的第一個諾貝爾獎一定會出現在北大、清華？誰又能保證中國第一個進入世界一流大學行列的一定是北大、清華而不是別的大學？全球排名前一百位的大學，美國占了一半左右，美國嫌多了嗎？美國大學有極高的辦學自，聯邦政府從不干預。美國大學也無所謂定位，而是自由地發展。越是這樣，越能出現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學。

3.尊重基礎理論研究、培養基礎理論研究的興趣是中國建設教育強國的必經之路。唯有雄厚的基礎理論作為支撐，才有可能出現高水平的應用科技、發達的職業教育。教育管理機構如果要發揮作用的話，在這個方面可以有所作為，而中國的高等教育學者則責無旁貸地需要為此努力。恩格斯的一句眾所熟知的話十分經典地闡明了我們所關心的問題，他說：“一個民族要想登上科學的高峰，究竟是不能離開理論思維的。”[14]

陳洪捷對于德國古典大學四個核心概念的提煉是值得中國大學借鑒的，相應的成果早在十年前就出現了，為何我們的大學沒有給予注意呢？對于基礎理論的重視是需要長遠眼光和廣闊胸懷的，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代表。恩格斯在贊揚馬克思時說道，“任何一門理論科學中的每一個新發現——它的實際應用也許還根本無法預見——都使馬克思感到衷心喜悅”[15]。如果我們擁有馬克思那樣高瞻遠矚的眼光，將是中國大學之大幸，中國教育之大幸，也是中國之大幸。

隨著社會的發展，功利的東西、實用的東西不可避免地進入了大學，大學在保持其基本操守的同時也作出了妥協。然而，真正的大學仍然是排斥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的。美國著名的教育理論家弗萊克斯納就此曾論述，“大學不是風向標，不能什么流行就去迎合什么。大學應不斷滿足社會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6]博克校長在哈佛大學350周年校慶時的演講也是值得人們反復思考的。他說，“……如果說350年來哈佛有一個貫穿始終的特點的話，那就是我們總在心神不定地擔憂，即使在從外界形勢看來沒有任何理由這樣時也是如此。當我們為取得的成就而高興時，會突然感到一種異樣的陣痛……”，他進一步分析“為了尋找我們憂慮的根源，我們最好從觀察學校的外部環境著手……各種集團……希望利用學校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他得出的結論是“你將會發現他們都在強調哈佛的成就——在社會上的影響，基金的數量，在高級職位的畢業生的數量......但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描繪的，只是一幅對哈佛和其他大學真正貢獻歪曲的圖畫……”[17]。而一位國內知名的高等教育學者卻說很高興地聽到一些“211”工程大學，甚至是“985”大學都說要根據市場需求來培養人才。與博克和弗萊克斯納不同的是，這種說法就帶有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這種功利主義對于中國大學的傷害是毋庸置疑的，相比馬克思的眼光、弗萊克斯納的論述以及博克代表哈佛對于功利主義表示出的憂慮，這樣的觀點不可謂不值得警覺。真正的學者，最高的境界是為真理而真理、為學術而學術，而不是強調某種功利目標。真正的大學不是一個數字，也不是一個符號。

1852年恩格斯在評價奧地利的大學時說道，“大學都辦成這個樣子：只容許它們造就充其量在某種專門知識部門可能有比較高深造詣的專家，但無論如何不允許進行在別的大學里可望進行的那種全面的自由的教育”[18]。整整160年過去了，恩格斯當年的批評對于當今中國的大學仍然是一針見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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