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學研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信息經濟學的研究任務和發展前景

信息經濟學可以同時作三種理解：信息的經濟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信息(學)與經濟(學)關系的研究。信息的經濟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的費用與效用、價值與使用價值、信息資源的分配與管理、信息系統和信息網絡的經濟評價等研究；信息經濟的研究可以囊括信息產業、信息市場、信息經濟規模及其確定、信息技術對經濟的影響、信息基礎設施經濟問題、國民經濟信息化等研究，信息(學)與經濟(學)的關系研究則可以囊括非信息對稱條件下市場參加者的經濟關系、信息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信息與經濟的相互作用、信息學與經濟學交叉結合等研究。

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有許多問題需要信息經濟學去參與研究，并從中提高信息經濟學的水平和加快信息經濟學發展。信息經濟學是一門新型的經濟學科，它適應信息社會的需要，體現信息經濟的發展，最能充分反映經濟活動中信息及其交流的特征。

二、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信息經濟學研究目前正處于發展階段，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闡明了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如馬費成教授認為，信息經濟學是把信息和信息活動當作普遍存在的社會經濟現象來加以研究的學科。烏家培認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信息活動的經濟問題和經濟活動的信息問題。陳禹認為信息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活動中的信息現象及其規律的經濟學?？傊?，學者們對信息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是圍繞信息活動中的經濟問題及經濟活動中的信息問題展開的。

三、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

1、信息經濟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

任何一門學科，由于其研究領域中的矛盾特殊性所規定，都有自己獨特的研究對象，并按照自己所研究的對象來建立不同于其他學科的理論體系。要學習、研究信息經濟學，不了解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不知道信息經濟學圍繞什么內容來研究，不清楚信息經濟學的學科體系和地位，就不可能進一步的學習和研究，就會降低研究效率，甚至會影響信息經濟學的發展。在基本理論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經濟的涵義、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內容、信息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學科體系、學科地位、學科性質以及其發展歷史、現狀和趨勢。

2、信息資源的研究。

如果說物質資源是“第一資源”，那么信息資源可稱為“第二資源”。隨著社會經濟結構的逐漸變革，信息資源完全可能成為“第一資源”。如果信息資源開發利用的好，不僅物質資源能充分發揮作用，信息資源本身也可以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在信息資源的研究中，主要包括信息資源的涵義、信息資源的類型與特征，信息資源提高經濟決策水平、提高生產力、優化產業結構的功能，信息資源共享的前提——信息資源的有效配置及配置的機制，作為信息資源主體的信息產品的性質、生產過程、生產方式，信息生產力的相關內容。

3、信息市場的研究。

信息市場是作為信息形態獨立存在的商品，在流通領域傳遞交流中形成的一種特殊流動方式，也是信息商品買賣雙方進行交易或交流，使之擴散、應用、滲透到生產領域，轉化為直接生產力的過程。在信息市場中我們主要研究信息市場形成的歷史及其作用，信息市場的基本類型與功能，信息市場的基本特點及其運行機制，信息市場的價格水平極其運動變化規律。4、信息產業的研究。

信息產業被認為是信息經濟學的核心內容。信息產業的研究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巨大作用。這部分主要研究信息產業涵義、分類、產生過程與發展，信息產業的特征、作用，信息產業的歷史、現狀和發展前景，信息產業結構的涵義、形態、演進的特點和規律，信息產業結構優化的標準、基本思路和調節方式，信息產業的投入產出分析，信息產業與信息經濟規模以及與信息產業發展相關的政策措施等。

5、信息化的研究。

信息化是當今社會的熱門話題，什么是信息化，烏家培認為，信息化是信息活動(包括信息的生產、傳播和利用等)的規模相對擴大及其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相對增大的過程，它是一種社會經濟現象。從這個角度來講，信息化一定要成為信息經濟學的研究內容。信息化的直接作用在于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可見，研究信息化的意義重大。

6、信息系統的研究。

信息系統按信息種類的不同可以分為經濟信息系統、科技信息系統、社會信息系統等。而經濟信息系統無疑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他任何信息系統功能的發揮，都離不開經濟信息系統的幫助。信息系統的研究主要也是側重于經濟信息系統，包括信息系統的產生與發展，國家、地區、企業信息系統的基本任務，信息系統的費用與效益的比較，對信息系統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評價和評價方法，信息系統的運行、反饋、控制、監督等有關理論。

篇2

二、經濟體制的改革才是治本之策

之所以必須堅持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來看待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不僅是因為政治經濟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和理論基礎，而且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狀況越來越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做的分析。概括起來說，由于中國選擇了市場經濟的發展方向，同時又發展出大量的私人資本，并且公有的生產資料也采取了資本的形式，市場與資本疊加，使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更加接近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進行的分析及其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因而，運用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分析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加具有現實性和有效性。但是，我們不能將中國經濟完全等同于資本主義經濟，這是因為中國不僅存在大量的公有企業和農村土地集體公有制，而且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中始終起著主導性作用。這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實踐表明，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同時又必須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從理論上來說，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決定了一定的經濟增長和發展模式。從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角度來看，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在于地方政府在實際職能上的企業化。這種經濟發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國經濟在一定階段的高速增長，另一方面又是產生一系列問題的體制性根源。自2012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表現出一系列問題：對外貿易增長乏力、部分產能嚴重過剩、產業結構失調、技術創新能力不足、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脫節、資源生態危機等等。從一定意義上來說，這些問題都具有供給側的性質。因而，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符合實際的。但必須深究的問題是，產生供給側問題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不找出產生問題的真正原因，必然只能是治標不治本。對于當前的中國經濟問題，可以從多種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須抓住中國經濟發展的“牛鼻子”，這個“牛鼻子”就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形成的特殊經濟體制以及由此產生的特殊經濟增長模式。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中指出的那樣，全面深化經濟體制的核心問題是進一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其中，如何處理好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尤為重要。因而，改革經濟體制和經濟增長模式才是治本之策。因而，改革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系，特別是改革地方政府的行為模式，如何通過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經濟增長中繼續發揮積極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夠貫徹落實中央制定的綜合改革和發展目標，這是能否解決供給側問題以及能否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的重要環節和關鍵。

篇3

以下的經典數學結果依照阿羅、德布魯五十年代的定義和證明,本文只對表述方式作了一定的修改。

商品空間R是l維Euclid空間。

經濟e=[<Xi>,<≥i>,<Yj>,w]

i=1,2,3.....,n；j=1,2,3.....m

是消費者i的消費集；是生產者j的生產集；≥i是消費者i的偏好關系；w是經濟的總稟賦。滿足：

（1）Xi凸，閉且下有界；

（2）≥i連續，凸；

（3）

（4）凸，閉；

（5）

（6）。

可行狀態(,）滿足:且。

帕累托效率（最優）狀態（）是可行狀態，且不存在可行狀態()滿足有,并有。

瓦爾拉斯均衡（,p*）是私有制經濟下的一個均衡，其中消費者i以股份θij擁有企業j，滿足：

（A）在i的預算集{}上使偏好≥i極大，

其中。

(B)使j的利潤極大；

(C)，是i的初始稟賦。

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上述經濟（條件（1）~（6）成立）中，如果任何一個消費者都沒有充分滿足的消費束，且在其消費集內部都有一個初始稟賦，那么上述定義的瓦爾拉斯均衡存在。

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上述競爭均衡配置是帕累托效率的。

下面是一個說明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錯誤的模型。

[模型S]生產–交換經濟e。

商品：x,y,z,v,w。

當事人：消費者A，B；廠商X，Y。

偏好：A的偏好函數

B的偏好函數。

生產函數：X的生產函數（α）x1是投入；y1，z1是產出

Y的生產函數（β）v2是投入；y2，w2是產出

初始稟賦:A，B各自完全擁有企業X,Y。

A初始擁有xA=0.5,,B初始擁有vB=1。

以上的假設均滿足Arrow-Debreu模型條件。記瓦爾拉斯均衡狀態為“*”。

論證：如果本模型存在瓦爾拉斯均衡，根據是否為0可分為以下兩種情形：

(一)先設瓦爾拉斯均衡價格≠0。顯然有

設模型的另一個狀態為，并保持Y的生產和B的所得不變，則有

說明該狀態優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

(二)再設瓦爾拉斯均衡價格=0，此時

，

因當事人均為“價格領受者”，=0意味著y不被生產，

設模型的另一個狀態為并保持X的生產和A的所得不變，則有

說明該狀態優于瓦爾拉斯均衡狀態*。

綜合以上情況，說明本模型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如果存在，其必定是非帕累托效率的。

[結論]在符合Arrow-DebreuModel標準假設的情況下，瓦爾拉斯均衡未必是帕累托效率的，即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不成立?；蛘逜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不成立。

二

我們把上述論證翻譯成關于一般均衡的ADM模型反例的一個寓言：

魯賓遜A、魯賓遜B分別生活于兩個孤島A、B。

假定：

（1）島A上有1個單位的不可運輸的生產性資源（x），如該島上的土地

A掌握的技術，使他可以運用資源x生產面包（y）或黃油（z），其生產函數為;

A初始擁有1個單位的黃油（z）

對A而言，黃油和面包是補充品，A的效用函數為

（2）島B上有1個單位不可運輸的生產性資源（v），如該島上的土地。

B掌握的生產技術，使他可以運用資源v生產面包y或奶酪（w），其生產函數為;

B初始擁有為0；

對B而言，面包和奶酪是可替代的，其效用函數

（3）產品的運輸和交易是完全無成本的；

（4）存在一個完全無成本并不謀求自身利益的定價者P。

該經濟可以按照兩種模式運行，即

（甲）“魯賓遜模式”，即A、B各自以封閉的方式生產消費而不理會P所的價格。

（乙）“瓦爾拉斯模式”，即A、B作為價格領受者，完全依據P的價格信號生產，并試圖以交易改善自身的境況。

顯然,依照（甲）,A最大化的滿足是自己生產1單位的面包并與初始擁有1個單位黃油同時消費；B最大化的滿足是自己生產1單位的面包。

依照（乙），如果P的價格中面包的價格不為0，B將生產1單位的面包；A將生產少于1單位的面包，但其生產的一小部分黃油，卻無法交換出去，A比模式（甲）的滿足程度為低。“瓦爾拉斯模式”將劣于“魯濱遜模式”。

如果P的價格中面包的價格為0，A的滿足同于模式（甲）；但B將生產1單位的奶酪，這時B的滿足又將低于模式（甲）。

這樣，完全市場方式的“瓦爾拉斯模式”劣于“魯賓遜模式”，經濟退回至魯賓遜的自足經濟中。這當然也構成了對Arrow-Debreu模型的一個反例。

進一步的討論集中于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考慮模型S中消費者直接生產的問題。

一種可能的批評認為：由于消費者分別完全擁有廠商，故廠商的生產決策由消費者直接作出。又由于該經濟是自給自足經濟，利潤在這里失去了意義，所以消費者都應該在自己的稟賦及生產集約束下實現效用最大化。于是反例不再生效。

事實上，根據Arrow-DebreuModel的標準假設，效用最大化和生產最大化是分離的，廠商和消費者一樣是完全獨立的當事人，它的行為不受所有者的直接控制，不論消費者是否完全擁有企業，他絕對不可能直接按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來確定廠商的行為，廠商的行為必須也只能按利潤最大化來決定。除非批評認為反例中的廠商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虛設而加以取消。但這批評只需將模型S稍作變形便可化解。

為更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只要把原經濟放大N倍，A和B各變成N個孿生兄弟（但不是復制經濟，廠商仍只有兩個），他們各擁有1/N的股份，其余不變。

[模型N]生產–交換經濟e。

商品；x,y,z,v,w。

當事人：消費者Ai，Bj,其中i,j=1,2,…，N；廠商X，Y。

偏好：Ai的偏好函數

Bj的偏好函數。

生產函數：X的生產函數（α）x1是投入；y1，z1是產出

Y的生產函數（β）v2是投入；y2，w2是產出

初始稟賦:Ai，Bj分別擁有企業X,Y各1/N的股份。

每個Ai初始擁有xA=0.5N,,Bj初始擁有vB=1。

論證同于模型S，反例依然有效。N＞1時廠商的生產決策必須服從利潤最大化，特別是N極大時廠商的生產決策直接由消費者作出是極其荒謬的。

其次討論模型假設的現實性。

對于大多數把理論作為預言和解釋工具的現代學者而言，假設的現實性不值得加以考慮。但在模型構造過程中，現實性的考慮有助于模型不被當成“畸型”的特例而排除掉。

就本文的模型而論，兩種商品成為補充品是普通的。一種商品為某消費者必需卻被另一消費者視作無價值可以因為禁忌（如宗教原因禁食某類食品），也可以因為它尚未被接受。至于同時生產兩種或兩種以上不同的產品則幾乎是古代一直到現在制造業的共性。

最后我們考慮凸性。

在嚴格凸性要求下，本反例并不成立。寓言中補充品造成某種商品（y）價格為0。B作為價格領受者，依據價格信號生產并試圖使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的一種可能的設想是讓w的價格為0，但這很容易造成價格系統的崩潰。可設想位于孤島C上的魯賓遜C可利用島上的資源v’生產w和w’:v’=w+w’,但C更偏好w’，這又使w’的價格為0。設定一串“島鏈”后以此類推，價格體系則不再能成為指導生產和消費的信號系統。三

現代經濟科學的核心無疑是一般均衡理論，它主要研究競爭性均衡的存在及其效率的特性。阿羅－德布魯理論（Arrow-DebreuModel）則在尋求其數學闡述方面取得了迄今為止最滿意的進展，就形式的優美、表述的簡潔、概念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方法的有效性及邏輯上的嚴謹而言，被譽為經濟理論皇冠上的明珠。

這個反映新古典主義最古老、最重要思想的現代均衡理論可以追溯到亞當·斯密，它在獲得“邊際革命”（特別是瓦爾拉斯）的推動和現代數學工具的有力幫助后迅速發展。整個學說發展史與一大批杰出的、富有才華的經濟學家的名字聯系在一起，一般均衡經濟理論領域也肯定是最多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領域。其二十世紀的主要貢獻者，象薩繆爾森、希克斯、阿來、納什、阿羅和德布魯等都因此（或部分地因此）摘得諾貝爾獎的桂冠。

由于Arrow-DebreuModel成功，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特別是幾乎所有的數理經濟學家已經接受了如下基本信條：

在新古典的框架內（即新古典的假設范圍內，指個人理性、完全競爭、新古典偏好和私有制企業、規模不經濟等）可數學證明競爭均衡的存在、效率和活力。正如福利經濟學第一、第二基本定理所表述的：瓦爾拉斯均衡狀態與私有經濟的帕累托效率（又稱帕累托最優）狀態一致。在恰當的形式化后，競爭均衡的存在和效率被演化為幾個數學定理。瓦爾拉斯均衡的意義就在于：市場價格體系充當“看不見的手”實現最大的社會福利。

本文構造的數理模型指出，福利經濟學第一基本定理或者Arrow-Debreu一般均衡存在性定理的數學證明有錯誤，兩個定理不能同時成立。這個結果顯然對于微觀經濟學有很大的影響，它意味著Arrow-DebreuModel應當進行重大改造，而這種改造無疑會在一般均衡經濟學領域中引發一場重大的理論革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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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rrow,K.andG.Debreu,“Existenceofequilibriumforacompetitiveeconomy”,Econometrica,1954，22,265-290.

[3]Arrow,K.andF.Hahn:GeneralCompetitiveAnalysis.SanFrancisco:Holdon-Day1971.

[4]H.Varian:MicroeconomicAnalysis.NewYork:W.W.Norton&Company1992.

篇4

價格大戰的實質是企業價格競爭激烈化的表現形式，而惡性價格大戰是指企業為了競相壓價，把價格定在邊際成本以下的定價行為。傳統經濟學認為，利潤最大化是企業的根本目標，在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要求下，企業的生產決策必須遵循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的原則。由于價格與平均收益相等，一定大于或等于邊際收益，也即大于邊際成本，因此企業不會在邊際成本以下定價，從而不會出現惡性價格大戰。以上只是對利潤最大化目標下企業定價原則的總括性描述，沒有考慮市場結構這個因素。實際上，即使分析不同市場結構下的價格競爭策略，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

根據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市場經濟有四種基本類型，即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完全壟斷。在這四種市場結構中，壟斷力量依次加強，而競爭力量依次減弱，在完全壟斷市場上，生產經營者只有一家，是獨家壟斷，不存在競爭因素。因此，我們分析市場結構與企業價格競爭策略時，只需分析前三種即可。

1．完全競爭市場

在完全競爭市場，產品的價格由行業的總供求的均衡決定，個別企業只是價格接受者，企業的平均收益和邊際收益都等于價格。在短期內，企業按利潤最大化原則實現生產者均衡，此時，企業的經濟利潤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業也不一定是在平均成本的最小點進行生產經營。在長期內，通過資本流入或流出行業，可以實現行業長期均衡，這時，所有企業都在長期平均成本最低點進行生產經營，且這個最低平均成本與邊際成本和市場價格相等。在這種情況下，惡性價格大戰就不大可能出現。

2．壟斷競爭市場

在壟斷競爭市場，企業的產量是由利潤最大化原則決定的，而價格要由需求曲線來決定。從短期看，均衡時企業的經濟利潤同樣可能會大于、等于或小于零，企業不在平均成本的最小點生產。從長期看，由于資本流動，企業進入或退出行業，可以實現行業長期均衡，此時，企業的長期經濟利潤為零，行業價格與均衡時的長期平均成本相等，雖然此時的平均成本不是長期平均成本的最低點，但大于長期邊際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出現惡性價格大戰的可能性也不大。

3．寡頭壟斷市場

在寡頭壟斷市場，根據斯威齊模型，寡頭之間的定價原則是懜桓菕，寡頭企業面臨的是曲折的需求曲線，行業的價格相對地穩定在這個轉折點對應的價格上。廠商都會明智地意識到，當只有兩個或少數幾個銷售者時，他自己的行為一定會對其他競爭者產生很大的影響，他們不會接受強加于他們的損失，而是會奮起反擊。這樣，任何一方削價的結果都不可避免地會減少他自己的利潤。因此，寡頭們不會輕易采取價格競爭策略，大都選用非價格競爭策略，行業的價格調整都是通過領導價格或合謀定價進行的。因此，在寡頭壟斷市場，惡性價格大戰更是不可能出現。

總而言之，由于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要求，不同市場結構下的企業都可以實現長期的均衡。在長期的均衡點，企業的價格必定會大于邊際成本，因此，不會出現價格低于邊際成本的惡性價格大戰。

二、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使企業目標偏離利潤最大化，但并不必然導致惡性價格大戰

傳統經濟學理論把利潤最大化作為企業的唯一目標或最終目標，這是對所有權與經營權合一的古典企業的良好抽象表述。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企業目標是一個復雜的體系，利潤最大化往往不是企業經營者的首要目標。但是，由于現代市場經濟具有的完整高效的市場體系和科學的產權制度，能夠對經營者的行為形成有效的激勵和約束，從而也確保了競爭的有序性，惡性價格大戰同樣不會出現。

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以及由此導致的經營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其本身就有可能使企業偏離利潤最大化選擇。委托棿砝礪廴銜?，蠄铁企业謨戴为代理日f木砣嗽鋇哪勘曖胱魑腥說鈉笠鄧姓叩哪勘瓴⒉煌耆恢隆＠笞畬蠡氖抵適撬姓呷ㄒ嫻淖畬蠡撬姓叩哪勘輳歡砣嗽背R韻凼杖胱畬蠡魑饕勘輳蛭砣嗽鋇男剿投鍆飩蛺雀＠鐾凼杖氳墓叵得芮諧潭瘸峭笠道籩淶墓叵怠T諳凼杖胱畬蠡勘甑囊笙攏笠檔畝奐鋅贍茉詒嘸食殺疽韻攏ㄈ縵巒妓荊?/P>

在利潤最大化時，價格P1大于邊際成本MC1；在銷售收入最大化時，價格P2小于邊際成本MC2。如果這種把價格定在邊際成本以下的競爭定價只是偶然的或短期的現象，就不會引起惡性價格大戰；如果這是企業的長期或常態的定價行為，那就有可能出現所謂的惡性價格大戰。但是，從具有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達國家的實際情況看，由于存在一些有效的約束機制，經理人員目標與所有者目標偏離的程度不會太大，出現長期的價格低于邊際成本的可能性極小，也即不會出現惡性價格大戰。這些有效的約束機制包括：

第一，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和經理人員市場這三大市場體系的約束。首先，完善的產品市場使價格信號能充分地反映產品的供求狀況，使企業違背供求規律的定價行為不能長久地維持下去。其次，發達的資本市場使要素能夠在行業間自由地流動，從而產品供過于求或供不應求的現象不會長期地存在，發達的資本市場還使得股東能夠比較容易地實現撘越磐鍍睌（即賣出某個企業的股票，退出這個企業），從而實現有效的產權約束。最后，完善的經理人員市場對企業經理人員形成強有力的行為約束，因為一個因經營失敗或侵害所有者利潤而被所有者解聘的經理人員在經理人員市場上的價格會大大下降，同時也不再容易在該市場上找到好工作。

第二，有效的產權制度約束。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企業財務預算硬約束。財務預算硬約束使得經營不善，資不抵債的企業就要破產，企業破產無論對所有者和包括企業經理人員在內的全體員工來說都是災難，這使得所有者具有監督經理人員的動力。另一方面是所有者擁有實施產權約束的手段，能夠對企業經理人員進行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所有者實施產權約束的手段也有兩種：一種是撚檬滯鍍睌，即通過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這個制度架構來實施產權約束，具體說就是通過委派自己信任的董事與監事（或所有者直接進入公司董事會與監事會）來表達所有者的意志，完成對企業經營管理的控制和監督；另一種是撚媒磐鍍睌，在現代大公司（主要指上市公司）中，股東非常分散，幾乎難以形成控股股東，任何單個的股東都很難在股東大會里形成有效的控制權，這時，股東不可能有效地實施撚檬滯鍍睌，只有選擇一走了之，退出這個企業。如果某個企業的大量股東都賣出手中所持有的股票，那么，這個企業的股票在證券市場上就會急劇下跌，這極容易引起摱褚饈展簲，從而對企業現有的經理人員形成較大的威脅，使經理人員的目標不致于偏離所有者目標太遠。

第三，法律和政府管制方面的約束。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為了保持市場的競爭秩序和競爭特性，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都制定有摲綽⒍戲〝、摲床壞本赫〝和摲辭閬〝等相關的法律規定，同時，政府對企業的經營行為還實行必要的管制，對于違反相關法律和政府規定的企業會給予一定的懲罰。如驅除競爭對手定價①是一種掠奪性定價，它違背公平競爭規則，在各市場經濟國家中它都是一種違法的定價行為，會受到相應的制裁。

以上分析說明，由于完善的市場體系、有效的產權約束和健全的法律制度等的綜合作用，使企業經理人員不致于過分地侵害所有者的利益。現實中的企業目標應當是在利潤最大化和銷售收入最大化之間并偏向所有者利潤最大化的某個位置。這說明，即使在所有權與經營權相分離的現代企業中，從較長時期看，也不會出現價格低于邊際成本的惡性價格大戰。

三、生產能力過剩與過度競爭是我國目前惡性價格大戰的直接導因

惡性價格大戰是中國體制轉軌時期特有的經濟現象，其形成的原因非常復雜。從表面看，生產能力過剩與過度競爭是惡性價格大戰的直接導因。

據原內貿部的分析，1997年上半年，在609種直接關系人民生活和生產的商品中，供不應求的只有32種，其中包括農副土特產品15種，再生資源13種，農業生產資料4種，沒有一種工業消費品供不應求；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545種（占89．4％）；供大于求的商品也是32種。另據全國第三次工業普查資料，中國大部分工業生產能力已經處于嚴重的閑置狀況。在94種主要工業產品中，生產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上的只有59種；利用率在50％以下的有18種，約占20％。中國工業生產能力的綜合利用率大約只有50％，大大低于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水平。②

普遍的生產能力過剩，在行業進入壁壘低而退出壁壘高從而使資本無法在行業間流動的情況下，必定會導致行業內的過度競爭。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改革的深化，產業進入壁壘相應降低了。一是政府產業管制放松，使許多產業進入的政策壁壘減弱；二是由于交通運輸條件和產業經濟技術條件改變，使產業進入的資源性壁壘相對弱化；三是相當多行業的企業最低經濟規模不高，形成不了有效的進入壁壘；四是投融資體制改革不到位，地方政府的資金籌措能力加強，使資金壁壘的作用大為減弱；五是知識產權保護不力，假冒產品進入市場的渠道暢通，大大降低了進入壁壘。相反，由于沒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國家支持結構調整的財力有限，勞動力就業安置困難等問題，企業無法承擔破產重組的巨大成本，形成了較高的產業退出壁壘。低進入壁壘與高退出壁壘的共同作用使得相當多的行業出現了過度競爭。在過度競爭的市場中，價格競爭是企業最有效的競爭手段。企業為了求生存，就得以較低的價格把競爭對手擠出市場，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付出一些代價也是在所不惜的。

四、企業缺乏有效的產權約束與市場機制不健全則是我國目前惡性價格大戰的制度性成因

國有企業是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企業。國有企業的所有權，從理論上說是屬于“全體人民”，但從實際看，全體人民既缺乏信息，又沒有有效手段，更沒有激勵動力去對經營者進行約束，國有企業的實際控制權掌握在政府部門或由政府部門任命的廠長、經理手中。由于“國有企業廠長經理不僅享有相當的控制權收益”“企業的生產成本基本上都是由全體人民承擔的，經理個人承擔的邊際成本遠遠小于生產的真實邊際成本”，導致國有企業經營者們追求的不是撈笠稻瞇б孀畬蠡瘮，而是個人目標最大化。有人已經證明，國有企業經營者在企業權利責任關系上的摳河桓嚎鲾程度愈大，經營者愈有可能卷入惡性價格大戰。③我國的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運作不規范。市場受行政干預較普遍，在地方保護主義和本位主義的影響下，難以形成全國統一的大市場，市場的條塊分割相當嚴重。這一方面使價格不能成為真正反映市場供求變化的信號，使企業的經營決策具有盲目性；另一方面又使企業不能進行公平競爭，使企業效益并不真實地反映企業的經營好壞。在地方保護主義的作用下，企業往往通過政府的力量控制生產資源和市場，通過由政府來承擔經營虧損的后果以逃避企業或經營者的責任，企業財務預算約束的軟化使競爭的優勝劣汰原則不能生效。資本市場剛剛起步，所有者的撚媒磐鍍睌根本無法實施。沒有經理人員市場，職業經理人員隊伍沒有建立，現有企業廠長、經理的行政官員身份沒有從根本上消除，經營虧損的企業經理人員易地做官的現象極為撜，這樣，來自經理人員市場對經營者的約束就不存在。

法制建設相對落后，政府對企業行為的管制與市場經濟的要求相差較遠。面對近年來日益激烈的價格大戰，有關部門也曾想過一些對策措施，如制定行業自律價就是一個例子。然面，這些對策措施要么是有悖于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要么是無法具體實施，根本產生不了實際效用。

總而言之，無論是傳統經濟學理論還是現代企業理論都說明，在發達的市場經濟中，價格競爭只是企業的一種主要競爭手段，由于存在各種市場的約束和制度規范，企業價格競爭不會演變成普遍的、廣泛的、持久的惡性價格大戰。中國目前的惡性價格大戰，從表面看，生產能力過剩與過度競爭是其直接導因，但從深層次看，企業缺乏有效的產權約束和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等制度因素則是其形成的關鍵。

①驅除競爭對手定價（PredatoryPricing），指有些企業為了將競爭對手驅逐出市場，而將價格定得較低，甚至低于企業的生產成本，待自己對市場已形成壟斷優勢后，再把價格提高到有利潤的水平。

②朱文暉：《“過?！钡闹袊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頁。

③張維迎、馬捷：《惡性競爭的產權基礎》，《經濟研究》，1999年第6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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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學的理論分析框架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tools)。第一,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視角。這些視角指導我們避開細枝末節,把注意力引向關鍵的、核心的問題。經濟學家看問題的出發點通常基于三項基本假設:經濟人的偏好、生產技術和制度約束下可供使用的資源稟賦。用經濟學的視角看問題,消費者想買到物美價廉的商品,企業家想賺取利潤,都是很自然的。經濟學就是要探討在個人自利動機的驅動下,人們如何在給定的機制下互相作用,達到某種均衡狀態,并且評估在此狀態下是否有可能在沒有參與者受損的前提下讓一部分人有所改善(即是否可以提高效率)。以此為出發點,經濟學的分析往往集中在各種間接機制(比如價格、市場供求因素等)對經濟人行為的影響,并以“均衡”、“效率”作為分析的著眼點。以這種視角分析問題不僅具有方法的一致性,且常常會得出出人意料,卻合乎情理邏輯的結論。第二,經濟學提供了多個參照系。參照系對任何學科的建立和發展都極為重要,經濟學也不例外。這些參照系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經濟學家的頭腦中總有幾個參照系,這樣,分析經濟問題時就有可比性。比如討論資源配置和價格問題時,充分競爭下的一般均衡理論就是一個參照系;討論產權和法的作用時,科斯定理就是一個參照系。參照系的建立對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有效的推動作用。第三,經濟學采用了一系列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它們多是各種圖象模型和數學模型。比如:供需曲線圖象模型,它以數量和價格分別為橫、縱軸,提供了一個非常方便和多樣化的分析工具。經濟學家用這一工具來分析局部均衡下的市場資源配置、市場扭曲、市場失靈等問題和政府干預市場的政策效果。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象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復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

二、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現代經濟學的一個明顯特點是越來越多地使用數學(包括統計學)作為分析工具,絕大多數的經濟學前沿論文都包含數學或計量模型。從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看,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參照系的建立和分析工具的發展通常都要借助數學。但是,在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基于唯數主義的數學化傾向,這種傾向偏離了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視角,不僅不能為非西方世界的經濟學家所接受,而且在西方經濟學家內部也頗存異議。因此,我們必須一分為二地看待數學工具對經濟學發展的影響。

(一)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從理論研究角度,借助數學模型有三個優勢:第一,數學語言可以清楚地描述前提假定,這使得經濟學的推理與分析過程呈現出數理邏輯的嚴謹性。例如,邊際效應價值實際上是在對效用函數進行測定的基礎上,運用一系列聯立方程組推導的結果。社會資源最優配置的帕累托最優理論,也是運用聯立方程組對生產和交換均達到最優配置下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闡述。第二,數學方法使經濟學擁有了一個統一的語話體系,并進而使經濟學的發展具有了一個共同的基礎,讓后人較容易在已有的研究工作上繼續開拓,也使得在深層次上發現似乎不相關的結構之間的關聯變成可能。西方經濟學就是在這一共同的話語體系下獲得長足的發展。第三,數學表述具有文字性表述所不具備的確定性與精確性。數學推導具有數理上的邏輯性,運用數學模型討論經濟問題,學術爭議便可以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或不同意對方前提假設;或找出對方論證錯誤;或是發現修改原模型假設會得出不同的結論。這樣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經濟學理解上的歧義,避免基于不同理解而發生的毫無意義的爭論,因此,從整體上有利與提高經濟學家工作的效率。從實證研究角度看,使用數學和統計方法的優勢也比較明顯:其一是以經濟理論的數學模型為基礎可以發展出用于定性和定量分析的計量經濟模型;其二是證據的數量化使得實證研究具有系統性;其三是使用精致復雜的統計方法可以讓研究者從已有的數據中最大程度地汲取有用的信息。因此,運用數學和統計方法進行經濟學研究可以把實證分析建立在理論基礎上,并從系統的數據中定量地檢驗理論假說和估計參數的數值。這就可以減少經驗性分析中的表面化和偶然性,并分別確定它在經濟意義下的顯著程度。

(二)經濟學數學化的誤區在肯定數學在經濟學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時,更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不是數學。首先,經濟學并不是一些數學模型和概念的簡單匯集,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不是開拓數學理論前沿,而是運用這些理論所代表的分析框架來解釋和理解經濟行為和現象。經濟學發展的關鍵絕不在于其對數學的運用是否精通,而是取決于經濟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深度。比如經濟學家應用統計回歸方法,不僅關心變量的估計值和變量間的相關性,更關心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模型假定對預測的影響以及計量結果背后的經濟含義,這是計量經濟學不同于數學或統計學的最重要方面。其次,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必須從經濟學獨有的研究視角出發,數學和計量方法只是體現和執行經濟想法的一種工具,而不是唯一的工具。目前,英美許多經濟學雜志取舍稿件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是否建立了數學模型,是否采用計量分析,如果論文不是有意的使用一組代數符號的話,那么,該論文便會自動被視為毫無價值而遭拒絕。這種作法排除了其他解決問題的思路,使運用其他研究方法解決經濟問題的個人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這種過分數學化的趨勢,標志著經濟學在逐漸失去其作為社會科學應有的特征(如對現存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批判性,對人和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揭示,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揭示,對社會經濟生活的直覺性感悟等),標志著經濟學在唯科學主義道路上走過了頭,以至于逐漸喪失了對活生生的人的關注與分析,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標志著經濟學分析工具的貧乏與單一。因此,我們不能以數學水平的高低來衡量一名經濟學家的水平,我們也不能以運用數學的多少和它的難易程度來作為評判經濟學論文質量的標準。同時,經濟學中的過度數學化傾向還表現在,一些經濟學家把數學當作經濟分析的唯一手段,不顧條件地加以運用。這種運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運用,導致了經濟研究的資源誤置。經濟學研究人類的生產、消費和分配的社會經濟活動,而人類活動受道德、歷史和社會的諸多因素影響,許多環節之間都有或明或暗的聯系,這使得經濟活動變得相當復雜,如果用數學變量來表示,那么必將形成一個極端龐大而又難以處理的數理模型,這就給使用帶來了困難。而心理學的研究結果表明,在一些情況下人的決策與模型中的嚴峻假定有系統性偏差,修改某些有關數理模型條件下市場中人的經濟行為,將得出很多與已有的理論不同的結論。要想使嚴峻假定下建立的模型具有可行性,就必須要不斷的放松假定,加進新的變量,這樣做會使問題變得越來越復雜,直到超出數學能力所限,使得數學方法的運用陷入死循環。必須承認,經濟運行中存在著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如果一味地追求對經濟現象的數量分析而忽視數學分析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將必然會陷入“數字游戲”的怪圈。事實證明,單純使用數學工具解決經濟問題具有明顯的局限性。超級秘書網

三、運用經濟學分析工具的幾點建議

應該說,在經濟學中系統地運用數學方法是不應受到過多指責的,但是,任何方法的運用都需要遵循適度的原則,過度化只能造成相反的效果。第一,經濟學是一門以現實中的經濟行為和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科學,對理論的現實性非常關注。一方面,所有的經濟學理論最終都要接受現實的檢驗;另一方面,新理論的創立和舊理論的發展也要受現實的啟發。包括數學在內的任何分析工具都不能脫離這一范疇而孤立存在。經濟學過度數學化使經濟學家在研究問題時不自覺地接受了數學家的價值取向,把經濟學變為基于一系列超現實抽象假定的科學,實際上忽視了經濟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的特征。因此,解決經濟問題必須考慮到經濟學研究不同于自然科學研究的基本困難,是可控實驗的不可行性和用經驗數據直接檢驗結論的有限性,必須摒棄以主觀局限的數學推導進行客觀經濟規律探索的方法論。第二,經濟理論是描述一個理性的人如何在給定的條件下做出選擇,以達到其目標最大化的過程,而選擇結果便是理論所要解釋的現象。因此,一個經濟理論能否解釋現實的關鍵就在于模型中限制當事人選擇的給定假設條件是否合適。所謂合適,是指模型中的限制條件要盡可能地具有“普適性”(Robustness),也就是要具有一般性。例如,要素稟賦決定了一個經濟中的各種要素的相對價格,是社會中任何經濟決策都必須考慮到的條件,因此,要素稟賦是一個非?！耙话恪钡臈l件,以發展目標和要素稟賦的矛盾來解釋計劃體制的產生,也就有了較強的“普適性”。運用要素稟賦理論就可以解釋為什么不同社會性質的國家采用了類似的計劃體制以及為什么我國的社會性質未變,而改革后卻從計劃體制轉型到市場體制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將經濟理論的探討建立在經濟運行各個環節之間普遍聯系的基礎上。第三,從經濟學引入數學以后100多年的歷史來看,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數學的確顯示出諸多值得充分肯定的優越性,我們應該不斷加強經濟學數學分析方法自身的完善,拓展其應用領域,進一步發揮其在經濟理論研究和實踐中的作用。在繼承和發揚傳統數學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學習和應用最新的數學分析方法,如博奕論方法、對策論方法、模糊數學方法、非線性系統方法等,使數量分析由單變量向多變量發展,由單目標向多目標發展,并且大力拓展計算機等相關技術領域,提高數學解決經濟問題的能力。第四,經濟現象本質上一種社會現象,其發展受到許多無法量化的因素制約,這要求我們進行經濟研究的時候必然要經過一個定性到定量的分析過程。如果舍棄那些不可定量卻對經濟行為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生硬地把經濟現象抽象到數學模型當中,就會歪曲經濟事物的本來面目,影響結論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在加強數學工具運用的同時,我們絕不能局限于數學的分析方法,更不能局限于形式上的數學化,簡單否定和排斥定性分析的作用。行為經濟學之所以逐漸被主流經濟學接受,正是因為它合理運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并且將通常的理性假設的情況包涵在其中,而不是單純的依靠嚴峻假設下的數學模型來解決問題。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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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凌云.經濟學數學化的是與非[J].經濟學家,1999(1).

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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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問題始終是人類社會所熱切關注的一個永恒課題。發展經濟學自誕生以來，就一直以發展為核心來探討發展中國家如何擺脫不發達的困境。在發展經濟學六十余年的發展歷程中，發展經濟學家對于發展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不懈的探索，對于發展的認識不斷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較全面的新發展觀。因此，對發展經濟學的新發展觀進行梳理和分析，對于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無疑具有很大的借鑒意義。

1新發展觀問題研究

筆者認為，目前我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已從傳統的模式向新模式轉變，即經濟發展不僅限于經濟增長，而是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追求實現國家或地區經濟結構、社會結構、人口素質、生活質量、生活方式不斷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謂新發展觀是一個內涵非常豐富的觀念體系，它涵蓋了當展經濟學家對于對發展問題的許多新認知。具體來說，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1.發展的方式應當具有可持續性?？沙掷m發展觀對增長發展觀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不依賴外部環境的孤立系統的這一重要缺陷進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補充，它認為經濟發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態系統中的子系統，經濟發展的子系統與外部生態系統之間相互關聯，互相影響，必須反對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無限制索取。只有這樣，發展才能持續下去；2.發展的目標應是實現人類的自由全面發展。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只屬于工具性的范疇，它們最終是要為人的發展、人的福利服務的。新發展觀把發展看作是一種不可剝奪的人權，認為發展過程必須是公民真正參與的過程，是本著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則穩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過程”，“在此進程中所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最終都將逐步充分實現；3、對發展的機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發展觀認為，由于發展中國家的信息極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場失敗是一種普遍現象。從理論上講這可以通過法律程序來糾正，但是發展中國家的交易規模普遍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過了調節爭端的預期收入。由此，新發展觀另辟蹊徑，提出了配置資源的新的經濟運行機制。只有實現國家、市場與社區三者的互補結合，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才能得以順利進行。

筆者認為，新發展觀的產生不僅昭示著發展理論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領域擴展，同時也標志著發展經濟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然而新發展理論也存在著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須引起人們的重視。首先為發展目標的泛化。汲取傳統發展觀把經濟增長作為惟一發展目標的教訓，新發展觀把經濟增長、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環境保護、人的自由實現等等都納為發展的目標，雖然面面俱到，卻不免使人無所適從。面面俱到的發展目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實現的，各個發展目標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標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發展觀所忽視；其次是缺乏對不確定性發展的關注。新發展觀提出的發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屬于確定性發展和隨機性發展——尤其是確定性發展，這種對人類發展理性的過分推崇，難免會造成發展的某種迷失；最后為發展的視野狹窄。當今時代，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加速發展，世界各國的發展相互聯系、相互影響，任何一國的發展都不可能再是國別范圍內的封閉式行為。然而新發展觀的發展視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國家的界限之內。超國別范圍的共同體、非國家行為主體、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對于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影響，新發展觀都沒有進行系統的分析，更缺乏建設性的理論體系建構。

2在新發展觀模式下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思考

筆者認為，當展經濟學家植根于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實踐，通過系統反思傳統發展理論的優點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發展問題的新認知。與傳統發展理論相比，新發展觀在許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國情及新的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1）樹立以科學技術為先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科學技術觀。

經濟的發展，經濟效率和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歸根結底都依賴或取決于科技進步。當今世界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由粗放型轉變為集約型的國家和地區都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結合西方國家的經驗來看，美國政府把發展科學技術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由正副總統任正副主任，以加強國家對科技的領導作用。根據經濟學家的測算，二戰后的50年中，美國生產率增長的1/3應歸功于科學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亞洲來講，日本在實現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時也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從西方其他發達國家引進技術33854項，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牢固樹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技術觀念，以科學技術為先導，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及增長方式的轉變。

（2）具有培養提高勞動者素質的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

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經驗之一是，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是伴隨著技術含量的提高而實現的，而技術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質的勞動者作保證。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認為，人力資本，即人的知識能力、健康等素質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比物質資本和勞動力數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從美國等國家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和該比重提高的速度看，這些國家都十分重視發展教育事業，這是使這兩個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一條重要措施。而我們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快速轉變，政府必須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建立多層次教育體系及職業培訓機制，其開發和投資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強有力的智力支持。

（3）積極促進結構調整，適時推動產業結構優化與升級。

廣義的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消費結構等。最重要的是產業結構與區域結構。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的迅速發展，必須將農村的過剩勞動力轉移出來，并進行合理的產業分工及產業引導，進而實現工業現代化。發達國家普遍走過的一條經濟發展道路就是從粗放型經濟到集約型經濟。面對日益嚴重的能源危機，我國必須調整經濟結構，優化產業結構，促進低能耗的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改造高能耗的傳統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的技術含量，提高其勞動生產率；以促進投資結構的演進來推進產業結構升級。這樣才能有力地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4）政府具備較強的駕馭經濟的能力，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能夠進行適度干預。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發展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同時也需要政府進行發展管理來彌補以確保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在一定的社會形態和一定的發展階段上，何種經濟增長方式占主導地位，應主要由市場的力量來決定。西方國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走過了一段漫長的發展道路。如果我們從產業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預下，通過不斷調整產業結構，則可能實現經濟集約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對經濟的有效干預對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長期以來，我國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擴張，以“高投入、高消費、高排放、低效益、難循環”為特征，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雖實現了經濟快速增長，但卻造成礦產資源和能源日趨短缺，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后果。據統計，2003年，我國消耗了世界鋼鐵總產量的30%，水泥總產量的40%，煤炭總產量的31%，實現GDP卻僅占世界的4%，并使資源基礎和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陜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開發上也經歷了同樣過程，付出了沉重代價。因而必須樹立可持續發展理念，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以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及經濟增長質量的提高。

（6）依據經濟發展的進程科學選擇經濟增長方式的能力。

綜觀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歷史可以看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換不是由人的主觀意愿決定的，而是由經濟發展的進程所支配，跨越客觀發展階段而人為地進入某種經濟增長方式對一國經濟發展進程而言，未必是最優的，甚至效_果會適得其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是一個漸進的、長期的過程。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過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此，在現階段我國選擇集約化投入型的經濟增長方式，繼續擴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觀現實性。當然，在投入時我們應該不斷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組合的優化程度，逐漸提高經濟的集約化程度，為經濟增長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轉化創造必要的基礎和條件。

（7）具備良好的經濟體制環境和完善的市場機制。

我們所謂的體質包括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等。發展經濟學研究體制應把體制作為發展的因素。構造合理的經濟運行模式，實際上是尋找一種合理配置資源、提高資源利用率的機制。以發展為綱來研究體制問題，使體制更加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定要有相應的市場體系。市場是市場經濟活動的舞臺，是企業參與市場競爭、資源進行市場配置的空間和環境。市場狀況如何，市場體系是否完善，市場機制是否健全，決定著整個經濟的運行效率。這是西方國家經濟增長方式成功轉變的經驗，也是蘇聯東歐國家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失敗教訓之總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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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計量經濟學》于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產生，后來經過不斷的發展和完善，該學科成為經濟學中一個較為活躍的分支學科。隨著教育部將《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確定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各專業核心課程，該門課程的重要性才逐漸得到高校經管類教師的認同，并逐漸成為我國高校經管類各專業一門備受關注的課程。但是從學生學習過程來看，眾多學生對《計量經濟學》的學習感到困難和吃力，尤其對于那些數學基礎比較差的學生更是特別困難。而在該門課程的具體教學過程中，從教材選用、課程安排、教學方法等多個方面都存在一些問題，本文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并提出相應的措施建議。

一、國內外《計量經濟學》發展概述

大多數《計量經濟學》工作者都致力于客觀的分析認識經濟現象與科學準確的闡述經濟規律。但是，經濟學的科學化進程一直受眾多因素的影響，如經濟活動的多因素性、隨機波動性以及事件發生的不可逆性，等等。我們知道，自然科學研究中能夠建立實驗室和創造出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的理想狀態和環境，其變量往往會遵循特定的函數關系，而經濟學研究則不同，它不能遵循既定的函數關系，只能通過建立統計模型來進行定量分析。

《計量經濟學》大體上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本世紀70年代以前，《計量經濟學》以“經濟平穩時間序列”為樣本數據進行建模分析。數學方法在經濟理論運用上的不斷深入，為《計量經濟學》的誕生奠定了數理基礎，如19世紀初高斯（Gauss）提出最小二乘法概念，19世紀末高爾登（Galton）提出“回歸”概念，20世紀初費雪（Fisher）提出抽樣分布理論。之后，尼曼（Neyman J.D）和皮爾遜（Pearson）相繼提出了假設檢驗理論。隨著數理統計理論框架的基本形成，人們逐漸學會應用這些知識來分析和研究經濟問題，從而誕生了《計量經濟學》。1926年挪威著名經濟學家拉格納·弗里希（Ragnar Frisch）提出了《計量經濟學》的名稱，為這門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礎。1929年美國經濟學家戴維·S·穆爾（David.S.Mull）描述了工資波動，并決定從1933年開始出版《計量經濟學》雜志，這一舉措標志著《計量經濟學》這門學科已成為一門新興的獨立學科。

第二階段：本世紀70年代以前的建模都是以“經濟平穩時間序列”為樣本數據進行分析，而現實生活中的宏觀經濟變量大都呈現出非平穩性特征，因此在利用聯立方程模型對非平穩經濟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和預測時，常常出現偽回歸現象或預測失敗。從70年代開始，宏觀經濟變量時間序列的非平穩性問題和偽回歸問題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進而來提高經濟計量模型參數估計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20世紀60年代Granger-Newbold首先提出偽回歸問題，引起了計量經濟學界的關注。之后，Box-Jenkins于1967年出版了《時間序列分析，預測與控制》一書，對上述問題進行詳細的分析和闡述。時間序列模型與回歸模型有一定的區別，時間序列模型是一種較為全新的建模方法，它往往通過依靠變量本身的外推機制來建立相應的模型。由于時間序列模型客服了變量的非平穩性問題所帶來的偽回歸，提高了分析的準確度和可靠性，從而為其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奠定了理論基礎。此時，《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面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如經濟變量非平穩性的檢驗方法；如何把時間序列模型引入經濟計量分析領域，以及如何進一步修改和完善傳統的經濟計量模型，等等。

針對《計量經濟學》發展中出現的這些問題，Dickey-Fuller于1979年首先提出時間序列非平穩性的DF檢驗法和應用更為廣泛的ADF檢驗法。Sargan于1964年提出誤差修正模型（ECM）概念。之后，Hendry-Anderson（1977）和Davidson（1978）的論文進一步完善了誤差修正模型，并嘗試用該模型來解決和分析非平穩變量的建模問題。Sims于1980年提出用一組內生變量作動態結構估計的聯立模型，即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向量自回歸模型雖然不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但卻具有較強的預測力。以上研究成果為協整理論的提出奠定了理論基礎。Engle-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協整概念。Granger定理證明若干個一階非平穩變量間若存在協整關系，那么這些變量一定存在誤差修正模型表達式。反之亦成立。1988-1992年，Johansen對向量自回歸模型中檢驗協整向量進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闡述，并建立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的文章，從而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協整理論。協整分析理論為現實經濟問題的分析和描述提供了一種理論聯系實際的強有力工具。近些年是《計量經濟學》快速發展階段，尤其是對非平穩經濟時間序列的研究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如：1982-1985年出版了一本《計量經濟學手冊》，為三卷本，含有35章講解內容。雖然當時計量經濟學者們大都知道大多數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但囿于知識面的局限性，手冊中沒有對非平穩的時間序列問題進行任何的分析和討論；1985年在波士頓召開的世界計量經濟學會大會上，上百篇發表的論文中只有為數很少的幾篇論文討論了非平穩時間序列。而當今在世界主要計量經濟學雜志上幾乎沒有一份、沒有一期不刊登有關平穩性檢驗及協整問題的文章。

1960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成立了一個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組。主要搞投入產出、優化研究。那時在大專院校的經濟類專業還沒開設《計量經濟學》課程。改革開放以后，1979年3月成立了中國數量經濟研究會（1984年定名為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并辦有一份雜志，《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1980年中國數量經濟學會首次舉辦《計量經濟學》講習班，邀請Klein等七位美國教授講課。自此，《計量經濟學》的教學與科研迅速展開，取得許多研究成果。國家信息中心為參加聯合國的“連接計劃”研制了我國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吉林大學數量經濟研究中心研制了“國家財政模型及經濟景氣分析系統”。1998年教育部第一次把《計量經濟學》這門課程列為我國大學經濟類專業本科學生的8門必修課之一。多數學校已經把《計量經濟學》列為碩士生和博士生的必修課程。目前我國已經有14個《計量經濟學》專業博士點、42個碩士點。但從整體上說，我國的《計量經濟學》教學與科研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還缺少在世界上知名的學者。

篇8

規范經濟學，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異端學派，他們批評主流經濟學派對道德的“遺忘”，強調經濟學不可能擺脫道德的“糾纏”，不可能離開倫理道德原則和回避價值判斷。如新劍橋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英國著名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夫人和當代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岡·繆爾達爾等，認為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之間并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經濟學決不可能是一門“純粹”的科學。

那么，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可以溝通的橋梁又是什么？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交匯點在哪里？這也正是我們探討經濟倫理學的切入點。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中對這一問題作了有益的探索。喬治·恩德利教授在《面向行為的經濟倫理學》一書中指出：“他（指阿馬蒂亞·森，作者注）在倫理學和經濟學兩方面的學術成就都是杰出的。而且，他非常精細地探索了兩者之間的交匯處，建立了一些橋梁，這些橋梁使得不同的觀點彼此之間更有意義。”約翰·勒蒂奇在《倫理學與經濟學》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講：“對于那些關心當代經濟學與道德哲學之間的經濟學家、哲學和政治學家們來說，這本書可謂是一個思想‘寶庫’。”“在全新的意義上，他闡述了一般均衡經濟學能夠對道德哲學分析所做出的貢獻，道德哲學和福利經濟學能夠對主流經濟學所做出的貢獻?！?/p>

1.阿馬蒂亞·森首先論證了經濟學與倫理學這一嚴重分離，以及這一分離如何鑄就了當代經濟學的一大缺陷。阿馬蒂亞·森認為，隨著現代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隔閡的不斷加深，現代經濟學已經出現了嚴重的貧困化現象。揭示這一隔閡的本質，就顯得特別重要。他認為必須澄清兩點：一是正確認識和評價“工程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應用問題?！肮こ虒W”的探索主要專注于邏輯的問題：在一些非常簡單的行為假定中，為了最大效率地達到從別處給定的目標，一個人應當選擇什么手段。正是由于“工程學”方法的廣泛應用，使經濟學可以對很多現實問題提供較好的理解和解釋，因為經濟學中確實存在大量需要關注的邏輯問題，即使在狹隘解釋的非倫理人類動機觀和行為觀的有限形式中，這些邏輯問題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有效的解釋。如一般均衡理論所研究的是市場關系中的生產和交易活動，雖然這些理論非常抽象、簡單，而且對人類行為的看法也非常狹隘，但是，它們畢竟使我們對社會相互依賴性本質的理解更加容易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同時，他還認為，即使那些回避了倫理考慮的、極為狹隘的行為動機描述，也有助于我們對經濟學中許多重要的、社會關系本質問題的理解。也就是說，他并不認為，“沒有倫理考慮的方法就必定使經濟學失效”。但是，他所強調的是，“經濟學，正如它已經表現出的那樣，可以通過更多、更明確地關注影響人類行為的倫理學思考而變得更有說服力，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列舉經濟學已經取得的成就和正在進行的研究，而是要提出更高的要求”。

需要澄清的第二點是，由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不斷加深的隔閡所造成的損失具有兩面性。因忽視“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和“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而給經濟學所帶來的損失；經濟學中的“工程學”方法，也是可以用于現代倫理研究的，因此，兩個學科的分離，對于倫理學來說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2.經濟行為和動機。阿馬蒂亞·森指出，“理”假設在現代經濟學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認為，即使標準經濟學關于理的描述被認為是正確的，從而被人們普遍接受，也不一定意味著人們一定會實際地按照其行為。因為現實世界是豐富多彩的，人的行為動機也是多樣的。他說，一種理性觀會承認其他行為模式，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最終目標和約束條件被充分認定，理假設自身也不足以把握某些‘必需的’的實際行為；必須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無論理如何定義）的問題與理的內容問題加以區別，這兩個問題雖有聯系，但它們之間的差別還是相當大的。這兩個特征在標準經濟學中，實際上是作為一種補充的方式被使用的。通過一個共生的過程，這二者都被用于描述人類實際行為的特性：(1)把理等同于實際行為；(2)以一種相當狹隘的方式限定理的性質。

一般來說，在主流經濟學中，定義理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個方法是把理性視為選擇的內部一致性，第二個方法是把理性等同于自利最大化。這里的一致性指的是選擇和目的的一致。在他看來，理必須要求一定的一致性，但是，一致性自身并不是理的充分條件。因為選擇是否具有一致性，不僅取決于我們對這些選擇的解釋，而且還取決于這些選擇的某些外部條件，如我們的偏好、目的、價值觀和動機。

定義理性的第二種方法是自利最大化。理性的自利解釋有著非常悠久的歷史，在好幾個世紀中，它一直是主流經濟學的核心特征。自利理性觀意味著對“倫理相關”動機觀的斷然拒絕。阿馬蒂亞·森對此作了有說服力的批評。他說：“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現實的可能是一個錯誤；但把所有人都自私看成是理性的要求則非常愚蠢?！比毡臼袌鼋洕谏a效率方面所取得的成功，曾經被當作是自利理論的證據，但是一個自由市場經濟的成功根本不可能告訴我們，在這樣的經濟中，潛伏在經濟行為主體背后的行為動機到底是什么。事實上，有大量的經驗證據表明，責任感、忠誠和友善這些偏離自利行為的倫理考慮在其工業成功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想著重提出的是，說自利行為在大量的日常決策中不起主要作用肯定是荒誕的。事實上，如果不是自利在我們的選擇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正常的經濟交易活動就會停止。真正的問題應該在于，是否存在著動機的多元性，或者說，自利是否能成為人類行為的惟一動機。這里，他觸及到了一個人們似乎都知道但尚未徹底澄清的大問題，即對亞當·斯密提出的追求個人利益的“經濟人”的重新討論。

長期以來，亞當·斯密被不少經濟學家尊崇為自利的“宗師”，但這與他實際提倡的正好相反。在討論自利行為問題時，區分以下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人們的實際行為是否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第二，如果人們惟一地按照自利的方式行事，他們能否取得某種特定意義上的成功，比如這樣一種或者那樣一種的效率。這兩個問題都與亞當·斯密有關。因此，人們常常引用亞當·斯密關于自利行為的普遍性和有效性的觀點。事實上，并沒有證據表明他相信這兩個命題中的任何一個。首先，同情心和自律在亞當·斯密的善行概念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如他所說，“根據斯多葛學派的理論，人們不應該把自己看作某一離群索居的、孤立的個人，而應該把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一個公民，是自然界巨大的國民總體中的一員”，而且，“為了這個大團體的利益，人們應當隨時心甘情愿地犧牲自己的微小利益”?！叭说?、公正、慷慨大方和熱心公益是最有益于他人的品質”。但在擁護亞當·斯密關于自利以及自利成效的經濟學家們的著作中，亞當·斯密的“同情心”不見了。斯密看到的，也是任何一個人都能看到的，大多數人的行為確是受自利引導的，其中一些行為也的確產生了良好的效果。而且，在論述市場中，正常的交易活動為什么會發生？如何被完成及為什么會有分工等，斯密強調了互惠貿易的普遍性，但這些并不表明，對于一個美好的社會來說，對于挽救經濟來說，他并沒有滿足于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他曾指責伊壁鳩魯試圖把美德視為精明，并斥責某些“哲學家們”試圖把所有事情都簡化為某種單一的美德。通過上述分析，阿馬蒂亞·森認為，在現代經濟學的發展中，人們對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動機與市場復雜性的曲解，以及對他關于道德情操與行為倫理分析的忽視，恰好與在現代經濟學發展中所出現的經濟學與倫理學之間的分離相吻合?！皩嶋H上，道德哲學家和先驅經濟學家們并沒有提倡一種精神分裂式的生活，是現代經濟學家把亞當·斯密關于人類行為的看法狹隘化了，從而鑄就了當代經濟理論上的一個主要缺陷，經濟學的貧困化主要是由于經濟學與倫理學的分離而造成的。”

3.經濟判斷和道德哲學。阿馬蒂亞·森在依據人們對福利經濟學與預測經濟學不同關注程度上的分析，指出經濟判斷與道德哲學相通的方面和不同的方面。在古典經濟學中，本來并不存在福利經濟學和其他經濟學研究的嚴格界限，后來，隨著對在經濟學中所使用的倫理學的懷疑不斷增加，福利經濟學變得越來越不明朗了?，F代福利經濟學的標準定理是建立在一個結合體中，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追求自利的行為假設；二是一些以效用為基礎的社會成就判斷準則。傳統福利經濟學準則曾經是簡單效用主義者的準則，即判斷成功與否的依據是效用總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東西都不具有內在價值。由于離開了倫理分析，這些理論顯得非常膚淺和狹隘。在19世紀30年代，以羅賓斯為代表的一些學者激烈批評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認為這是“規范的”或“倫理的”考慮，是沒有意義的，從此，福利經濟學走上了更為狹窄的道路。隨著反倫理主義的發展，福利經濟學拒絕了個人之間的效用比較，剩下的準則，只有帕累托最優了。

篇9

（一）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管理中對人性的不同假設，形成了不同的管理出發點、管理方式和手段，形成不同的組織資源配置模式。傳統的假設有：受雇人、經濟人、社會人、管理人，但不論哪一種都基于理性人的基本假設，這也是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但實際上人真的能在任何時候都保持理性嗎？答案是否定的。實踐證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假設你到桃李苑買炸排，它們在配料和口味上完全一樣，只是其中一塊比另一塊明顯大，你是不是愿意為更大塊的付更多錢呢？答案似乎是顯然的，人們總是愿意為更多東西付更多錢，但實際生活中卻并非總是如此。讓我們看一個奚教授做的冰淇淋實驗吧。有兩杯哈根達斯冰淇淋，一杯有7盎司，裝在5盎司的杯子里看起來快要溢出來了，另一杯是8盎司，裝在10盎司的杯子里，看上去還沒裝滿。你愿意為哪一杯付更多錢呢？

如果人們喜歡冰淇淋，那么8盎司的冰淇淋比7盎司多；如果人們喜歡杯子，那么10盎司的杯子也比5盎司的大。可是試驗結果表明，在分別判斷的情況下（也就是不能把兩杯冰淇淋放在一起比較），人們反而愿意為少量冰淇淋付更多錢，平均來講，人們愿意花2.26美元買7盎司的冰淇淋，卻只愿意花1.66美元買8盎司的冰淇淋。這讓人很難接受，但更多的實驗得到了相類似的結果。

這便是卡尼曼等心理學家所描述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們在決策時并不是去計算一個物品的真正價值，而是用某種比較容易評價的線索來判斷。比如在上述試驗中，人們其實是根據冰淇淋到底滿不滿來決定如何花錢的。

這對企業決策，商場擺貨方式等都有啟發（試驗表明兩樣都好的東西分開來擺較好，兩樣都差的東西則放在一起比較好），甚至影響著政府的決策。比如政府想通過減稅來刺激消費，有兩種選擇，一種是降低稅收水平，一種是退稅。從金錢來看減收5%的稅金和返還5%的稅金是一樣的，但是在刺激消費上的作用卻不大一樣。人們會覺得減收的稅金是自己本來該得的，是自己掙來的，所以增加消費的動力不大，但返還的稅金則好比一比意外之財，刺激人們更多的消費。所以退稅要比減稅更有效。

（二）"前景理論"二定律

面對風險決策，人們會選擇躲避還是勇往直前？這當然不能簡單絕對的回答，因為還要考慮到決策者所處的環境，企業狀況等情況，我們先拋開這些條件來研究在只考慮風險本身的時候，人們的心理對決策的影響。這時候我們會得出很有意思的結論。

卡尼曼的"前景理論"有兩大定律：（1）人們在面臨獲得時，往往小心翼翼，不愿冒風險；而在面對損失時，人人都變成了冒險家。（2）人們對損失和獲得的敏感程度是不同的，損失的痛苦要遠遠大于獲得的快樂。

來看兩個好玩的試驗：一是有兩個選擇，A是肯定贏1000元，B是50%可能性贏得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你會選擇哪一個呢？大部分人會選A，這說明人是風險規避的。二是有這樣兩種選擇，A是你肯定損失1000元，B是50%可能性損失2000元，50%可能性什么也不損失。結果大部分人會選B，這說明他們是風險偏好的。

可是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兩個實驗其實是一樣的，只是玩了個文字游戲而已。第一個實驗中假設你剛剛贏了2000元（以此為參照），那么如果你選了A就相當于肯定損失了1000元；選B50%可能性贏2000元就相當于50%可能性不損失錢，50%可能性什么也得不到就相當于50%可能性損失2000元。

這個似乎玩文字游戲的實驗結論對管理決策是很有意義的。舉個例子，一家公司面臨兩個決策，投資方案A肯定盈利200萬元，投資方案B有50%的可能盈利300萬元，50%的可能盈利100萬元。這時候如果公司定的盈利目標比較低，不如說100萬元，那么A方案看起來好像多賺了100萬元，而B則要么剛好達到目標，要么多賺200萬元。A和B都是獲得，那么大多數人會選A方案。但要是公司定的目標比較高，比如是300萬元，那么大多數人會選B方案，員工會抱著說不定會達到目標的心理，去拼一下。這說明老板（決策者）完全可以通過改變盈利目標來改變員工對待風險的態度。

篇10

也許是受計劃經濟思想觀念影響時間太長的緣故，剛剛改革開放的經濟使得法學工作者有些無所適從；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對市場經濟渴望已久的原因，法學工作者認為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法律都屬于經濟法研究的范圍，于是相應地形成了大經濟法的概念。在當時，人們以談經濟為時髦，對于經濟法學和其他法學部門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來得及作深入的探究。只要是跟經濟有關的問題都當作經濟法問題來對待。為了尋求理論上的支持，人們一方面立足于本國資源，從理論上對經濟運行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從外國積極引進各種經濟法理論，借鑒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在這個階段，有一大批的經濟法學教材和著作被翻譯成漢語出版發行。其中最有影響的有前蘇聯、日本的一些經濟法學著作和教材，如前蘇聯拉普捷夫主編的《經濟法理論問題》和《經濟法》，日本的金澤良雄的《經濟法概論》、丹宗昭信、厚谷囊爾主編的《現代經濟法入門》、《日本經濟法概要》等。此外還翻譯了一批經濟法學論文。在國內則出版了相當一部分經濟法著作（主要是教材），形成了眾多的經濟法派別，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縱橫經濟法論。經濟法學研究對法院的司法實踐也產生了一定影響。大量經濟案件的出現，使得各級法院相繼成立了經濟庭，專門處理這些案件。在當時看來，企業之間的經濟合同糾紛、涉外經濟糾紛等，只要涉及到錢的糾紛案件（民間借貸除外），一般都當作經濟案件來對待，而民事案件則只限在婚姻家庭糾紛、民事侵權等很小的范圍內。

隨著經濟法學研究的日漸深入，人們發現，經濟法學并不是包羅萬象的，經濟法研究的許多方面實際上應當屬于民法的研究范圍。于是經濟法和民法的關系問題，包括經濟法和民法的范圍問題，成了人們關注的焦點。1992年，中國正式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人們通過對市場經濟國家法律的比較研究，發現各國不但在經濟上可以互相借鑒，而且在法律上也可以相互參考。法學家們對經濟法進行研究后，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已經跟以前的經濟法觀點有了明顯的不同，無所不包的大經濟法概念已經很少有人堅持。這些觀點被稱作為“新經濟法理論”或者“新經濟法諸論”。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自從新經濟法理論逐漸定型以后，人們對經濟法基礎理論的研究就很少有突破，形成了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駐足不前的局面。人們更多的是關注經濟法各部門學科的研究，甚至還有少數經濟法學者對經濟法是否真的存在，或者是否有必要存在都產生了懷疑，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向了民商法的研究。尤其是近幾年來民事立法的顯著成就，使得經濟法的地位問題受到了更大的影響?！逗贤ā返闹贫ê褪┬?、《物權法》的起草以及《民法典》制定工作的啟動，使越來越多的經濟法學者把目光轉向了民商法學研究。同時，法學研究的結果對法院的司法實踐同樣產生了影響。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還存在不同看法，對經濟法概念在表述上有哪些差異，但是他們之間都達成一種共識，即經濟法只調整跟國家宏觀經濟調控有關的法律問題，而平等的民事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由民法來調整。對于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法學界已經很少有人表示懷疑。至少對于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等等屬于經濟法的研究范圍，人們都不表示懷疑。由于經濟法研究范圍的縮小，于是有人對法院經濟庭的存在都表示了懷疑。認為經濟庭受理的案件都是民商法的范圍，而真正屬于經濟法范圍的案件則很少，因此主張撤消經濟庭，變經濟庭為民庭。這種觀點是一種狹隘的部門利益觀點。人們意識到經濟庭受理的案件很多是屬于民商法的受案范圍，這是人們認識的深入，是一件好事，也是法學研究的進步。但是，是否就到了一定要取消經濟法庭的地步呢？我們應當承認，經濟法庭的設立，對我國解決經濟糾紛、促進我國經濟法制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在經濟庭審理的大量經濟案件中，很多案件即使按照某些激進民法學家的觀點也不應當屬于民法的受案范圍。例如，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等等。當然，他們可能會說，不正當競爭的案件，從本質上說是侵權糾紛案件。反壟斷案件（盡管我國目前還沒有）實際上是合同糾紛案件，即這種合同是否違背社會公益，因而是無效合同的問題。如果這樣認為的話，其實所有其他法庭（除刑事法庭外）都沒有必要存在了，因為他們歸根到底都是一種侵權糾紛或者合同糾紛。行政糾紛從本質上來說，難道就不是由于行政機構侵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釀成的侵權糾紛嗎？

其次，法院各法庭的設置缺乏一個統一的標準。有的法庭是根據受理案件的性質來設立的，如刑事法庭、民事法庭、行政法庭等；而有的則是根據其他標準，主要是為了滿足處理某一類案件的方便而設立的，如鐵路法庭、海事法庭的設立，就不是由于所受理的案件具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法理特征，而是由于他們同屬于某一個部門，集中起來由某個單獨的法庭來處理比較方便。我們也不否認法院各審判庭的設置都是從審判的實際需要出發的，但是其目的都是為了方便人們訴訟活動的進行。經過近二十年的審判實踐，人們已經完全適應了經濟庭的概念，人們已經對經濟庭的受案范圍已經有了非常清楚的認識。如果突然間取消經濟法庭，勢必使人們對法院的行為感到茫然，對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無法了解，從而降低訴訟效率、提高訴訟成本，甚至使人們產生經濟法是否已經已經被廢除了的疑慮。這對當前的經濟法學研究是很不利的。

再次，取消經濟法庭即便是為了使受理案件的性質在法理上說得過去，但是，在經濟法庭取消以后，本來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或者將來肯定會出現并且應當屬于經濟法庭受案范圍的案件，缺乏相應的受理機關。我們總不能把它們讓民庭來受理，因為那將在法理上又說不過去了。例如，近些年來，人們對壟斷現象都非常痛恨，因此認為我國制定《反壟斷法》不但必要，而且可行。如果在最近的將來，《反壟斷法》出臺以后，人們想提起反壟斷訴訟應該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呢？以及現在還經常出現的反不正當競爭的案件應當繼續由哪個法庭來受理？如果由民事法庭來受理，這樣豈不是又成了大民法理論，回到了原來大經濟法研究的老路上去了？

因此，本人認為，撤消經濟法庭的提法應當慎之又慎。我們完全可以考慮保留現有的經濟法庭，但是對其受案范圍作適當的調整，使得所受理的案件在法理上更加說得過去，同時也不至于讓人們一時無法接受。對于經濟法應當向何處去的問題，張守文教授在其新近發表的論文“中國經濟法的回顧與前瞻”中提到，中國經濟法學在世界法學舞臺上的地位問題是我國經濟法學需要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非常必要，而且也非常及時。這確實是一個值得每一個法學工作者深思的問題。

在我國的經濟法學研究中，似乎比較注重從外國借鑒，而忽略了向外國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也許考慮的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還不夠成熟，許多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因此，不宜冒然向外國介紹。實際上，他們也清楚地知道，經濟法產生的歷史還不長，我國當初從外國引進經濟法理論時，外國的經濟法理論也同樣很不成熟。通過二十來年的研究，我國的經濟法學已經取得了令人驕傲的成就，經濟法的理論已經基本形成，經濟法的地位已經得到認可。但是我國的經濟法理論和外國的經濟法理論已經有了較大的不同。我國的經濟法已經不再是前蘇聯和日本的經濟法著作中所說的經濟法了。美國的法經濟學（lawandeconomics，laweconomics，economicanalysisoflaw）也和我國的經濟法概念有著質的不同。它更多的是利用經濟學的方法和手段來對法律問題進行分析，這些法律問題不僅包括刑法、商法上的問題，也包括法制史上的問題。筆者從互聯網上看到美國法經濟學會年會的一份會議安排，其中不但有法制史（不是經濟法的立法史或者立法思想史）、而且還有法理、刑法、行政法等各方面的發言。這也就說明，美國的法經濟學和我國的經濟法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

或者反過來，如果認為外國沒有我國所說的經濟法，怕他們接受不了，而不去向外國介紹的話，就更加不應該了。如果國外已經有了我們所說的經濟法理論，而且發展得更加成熟，這時向它們介紹，反而有班門弄斧之嫌。而正是因為他們沒有，我國的經濟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學體系，我們才值得而且有必要介紹給他們，使他們了解、接受我們的經濟法學。美國沒有大陸法中的民法學，但是，美國用英文出版的各國民法著作已有不少，包括我國民法著作。美國還用英文出版了我國的法制史、行政法、刑法方面的著作。但是真正經濟法含義上的著作似乎還沒有見到。近幾年中國政法大學以及今年北京大學針對美國學生辦的中國法短訓班都沒有安排經濟法的課程，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經濟法學者沒有努力爭取也許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在向外國借鑒法學理論時，一般都比較注意從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美國和日本、法國、德國等加以借鑒，因為他們的經濟比較發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比較大。那么，我們在向國外介紹中國經濟法時，同樣應當以這些國家尤其是美國為主要目標。我們要想經濟法在世界法學舞臺占有一席之地，不主動向它們介紹我國的經濟法理論，他們是不會主動向我們來取經的。那么，我們應當如何向國外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呢？筆者以為，以下幾個方面值得我們考慮。

一、出國講學。近些年來，我國每年都有不少法學家到國外作訪問學者或者講學，但是經濟法學者所占的比例似乎不是太大。就是在走出國門的經濟法學者中，除了很少一部分外，絕大多數都是去當學生，了解國外的法學研究動態，介紹外國的法學研究成果，而很少向外國介紹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濟法理論。我盼望我國的經濟法學家，尤其是經濟法權威們不要將自己的影響局限在國內，而應當向國外滲透。出國講學，介紹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尤其是經濟法基礎理論不失為一條有效途徑。

二、單獨或者和國家立法、行政機構舉辦經濟法國際研討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已經培養了不少外國留學生，其中就有一部分是經濟法專業的留學生。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法理論即使沒有深入獨到的研究，也有相當多的了解。他們回國之后，有的從事法學研究，有的從事法律實務。我們可否建議他們利用所學的中國經濟法理論以及經濟法學研究方法對他們本國的經濟法進行比較研究，寫出文章或者專著在本國發表或者出版。同時在有關的經濟法國際研討會上和國內學者進行交流，相互切磋，以促進中國經濟法在國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