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農村社會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第三步：分工明確和記錄及時的實施過程活動方案制定后，活動進入實際意義上的實施階段———這是整個社會實踐活動核心階段，同時也是最艱難的階段。由于人數多、年齡小、范圍廣、不確定性影響因素多，所以在參與實施實踐活動前，首先要進行細致的分工，明確各自的職責范圍，并制定詳盡可行的活動方案，這是實踐活動保質高效、安全有序的保障。在開展“拒絕河流污染再現清水長流”活動時，首先把每個班的學生按照回家線路分為東、西、南、北四個小組，并選取其中組織能力和責任心強的同學任組長，并指導他們制定出詳細的活動方案，包括沿什么線路調查，哪些同學負責書面記錄，那些同學負責拍照等。由于計劃的比較周密，組織得力，所以這次實地調研活動取得了較圓滿的效果。在進行社會實踐活動時，要同事書寫活動筆記，及時記錄活動過程情感體驗，保留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以后成果展評提供依據；要制作活動檔案，將活動中拍攝的照片、記錄的筆記、收集資料及時匯總，并定期開展階段性成果的展示活動，以促進活動的進度。

篇2

在“觀點”和“方法”的提出及學科建設方面,一些社會學家在城市社會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建構方面進行了嘗試,其中有代表性的成果當屬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和邱致中的《都市社會學原理》。這是兩部系統性較強的城市社會學著作①,對中國城市社會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吳景超先后獲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學士、芝加哥大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25年至1928年期間在芝加哥大學研究社會學,隨派克等學者從事都市社會學原理的研究,必定深得“芝加哥學派”的真傳。其192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唐人街:共生與同化》,從中國人移民美國的歷史講起,研究了唐人街的社會結構、文化沖突及家庭生活等,同時對唐人街的生活組織、幫會、通婚、同化、邊際人等進行了深刻而細致的分析。吳景超被認為是中國最早研究都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博士論文正是他作為“中國現代都市社會學研究開創者”的奠基之作。1928至1931年,吳景超任南京金陵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其間出版《都市社會學》。

該書是中國最早的都市社會學研究著作。全書共計四章84頁,篇幅雖小,但內容充實。首先,深刻地探討了兩個關系,一是都市與附庸的關系,都市離不開它的附庸,都市及其附庸構成了都市區域,都市區域是研究都市經濟的基本單位。都市繁榮的標志是看它的附庸的富饒程度及工業化水平。都市與附庸的關系不是看兩者的遠近,而是看兩者之間的交通,交通是溝通都市與附庸的“唯一妙法”。吳景超還對居民在都市中的“自覺觀念”進行了論述,他指出,“都市居民應該有一種自覺的都市觀念,時時刻刻去研究如何發展他們的都市,如何保有他們的附庸,如何發展他們的商業勢力到別的都市的附庸中去”。二是都市間是互助與競爭的關系,從互助關系看,都市之間應常通有無、貨物流通,這樣才能達成“共贏”。從競爭關系看,都市間存在貿易競爭,這種競爭是國際性的也是局部性的。

其次,富有洞見地分析都市人口增長、人口質量及城市化問題。吳景超認為,都市人口增長的方法有三種:人口的自然增長、移民(人口流入城市)、擴充市區(把附近市鎮和鄉村劃歸都市)。可以說,吳景超的都市社會學研究滲透著深刻的城市化理念,他認為,中國有大約75%的

農業人口,農業生產方式落后,生產率極其低下,最經濟的辦法就是發展工業,“發展中國實業,創造中國的都市,使附庸中可憐的農民,以及一切游手好閑的人,到都市中去尋生活,乃是救濟中國人口過剩問題的一個好辦法”[8]。中國人口集中到都市,是大勢所趨。第三,提出了都市問題的研究方法。要找出都市病態產生的原因,才能找出恰當的對策。尋找都市病態原因的方法是實地調查研究,有“靠得住的事實”作根據,然后才可以談都市改良,談都市控制。都市中各區域的環境不同,人們的行為也不盡相同,產生的社會問題也不同,因此,研究都市問題一個必不可少的工具是“暗射地圖”,把社會問題的分布情況標注在地圖上,然后再根據地圖開展實地調查。①研究都市問題的另一個工具是都市區域發展史研究。 此外,芝加哥學派在都市研究中綜合統計法、個案法、自傳法,以此彌補各種方法存在的缺點。最后,強調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他認為,都市社會約束人類的力量還比不上鄉村社會,這是社會學要關注的問題,因為社會學的中心問題便是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人們交往緊密,每個人的行為都受鄉村“輿論”的監督,宗族、家族、家庭等因素都是約束人們行為的重要因素。而都市社會是一個陌生社會,人們互不相識,“輿論”的約束力較小,個人行為的自由度較大,沒有完備的約束手段。除了“輿論的制裁”之外,人們的行為還需“良心的制裁”。都市社會較之鄉村社會,以道德律令為根源的“良心的制裁”要明顯薄弱許多。因而既要重視道德、宗教、輿論、良心等非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也要重視法律等正式制度在都市控制中的作用。

應該說,吳景超在《都市社會學》中提出的觀點、思想和方法是對現代文明都市發展的深刻思考,在中國社會學發展史上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不僅具有較強的學術意義,更具有重大的社會現實價值,在當前中國的城鎮化和城鄉發展一體化的現實背景中,其意義更加凸顯。與吳景超作為知名社會學家的身份不同的是,邱致中雖然獲得過社會學博士學位,但更多是以市政規劃專家的身份示人。1933年從暨南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期間也在上海江南學院講授“都市社會學”課程,因資料匱乏,故自制講義,先作《實用都市社會學》,后著《都市社會學原理》。1934年,兩本著作相繼出版。《實用都市社會學》共15講,詳細論述了都市的形成、意義、公共建筑、工業區域、商業區域、住宅區域、市政交通、衛生、金融機構、文化、人口、政治組織、行政、政黨、職業團體、流蕩與寄生階層等。該書僅僅是對都市構成要件的分類概述,在應用社會學視角方面卻有所欠缺。《都市社會學原理》恰好對此進行了彌補。

《都市社會學原理》共10章,首先對城市社會學的學科發展、學科定位、研究范圍及研究方法進行了論述。作者認為,都市社會學是闡明都市社會的組織,并科學地論究它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而理論地探尋其構成及進化的內在的必然關系的科學。都市社會學研究對象,不僅僅是都市的物理形態,更主要的是基于物理形態條件下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廣義的都市社會學可以分為三大部分,即都市社會歷史學、都市社會構造學、都市社會政策學。而狹義的都市社會學僅指都市社會構造學,范圍包括都市社會經濟構造、社會構造、政治構造、文化構造。都市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包括哲學的方法和倫理的方法,哲學的方法主要是不帶成見地觀察事物、收集資料、觀察事物之間的關系,倫理的方法則是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準確而非謬誤的解釋并作出推論。

其次論述了都市社會的起源、分類、進化、環境、構造、人口、政策、發展趨勢等內容。其中論述最為深刻的當屬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的關系。邱致中先生認為,都市社會存在于社會整體之中,都市社會是從農村社會發展而來的,其在發展過程中不斷地和農村社會相互影響。在不同歷史階段,都市社會與農村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不一樣的,在物物交換的時代,都市社會附屬于農村社會,都市內部還帶著農村的性質;在以貨幣為媒介的社會中,兩者的關系從交換形式上,是相互關聯、相互依存的,從交換的性質上看,又是相互對立的。從人口變化來看,都市人口因都市經濟的發展而增多,農業的落后使農村人口減少,集中于都市。都市社會吸收農村人口,不僅從數量上吸收,還從質量上吸收,一切農村里的優秀分子都被城市的文化所吸引,離開落后的農村,集中到進步的都市去。再從政治文化看,資本主義一切政治與文化,都支配著整個農村社會。現代農村與都市之間交互影響,或者說是一個矛盾的循環,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繁榮和文化興盛,這是矛盾的一面;農村社會的經濟沒落與文化落后造成都市社會的經濟恐慌和文化畸形,這是矛盾的另一面。

而對于都市社會問題,主要有人口問題、勞動問題、婦女問題、兒童問題、妓問題、犯罪問題、衛生問題等。這些社會問題是由社會內部矛盾所產生的,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因而解決都市社會問題就要找出并改革蘊藏在社會內部的制度性矛盾。最后,作者還從四個方面討論了都市社會學史等,即美國芝加哥學派城市研究的產生背景、研究旨趣及主要的研究內容;都市社會學的雛形及其發展;都市社會學在中國的發展情況;都市社會學發展現狀。

篇3

中圖分類號:F3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4-0036-02

“社區”一詞源于拉丁語,是“共同的東西”的意思。1933年,等在翻譯帕克的社會學論文集時,首次將Community譯成中文“社區”。后來它成為中國社會學的通用術語。

一、農村社區內涵的界定

最先研究農村社區的是鄉村社會學家羅吉斯•埃弗里特和拉伯爾•伯德格,他們認為“社區是一個群體,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組成”,他們主要研究的是社區的變遷、類型、邊界、權力機構及發展趨勢。[1]

一些早期的美國社會學家也給農村社區以各種定義。布爾認為:“乃農業區域中的人群,其區位的大小與單位適足使其居民在團體活動中充分合作。”西姆士認為:“農村社會是由許多毗連而居、具有共同事件的農家構成――其構成的必要事件為目的、信仰、欲望和知識 ――一個共同的交接,即社會學家所稱的同心。”桑德生指出:“社區是指同一地區內居民的交感關系及各種社區組織制度而言;在此地區中,居民或散居田場,或散居村鎮,為其共同活動的中心。”[2]

(1947)在《鄉土中國》中對農村社區作了精辟的描述:禮治秩序,沒有陌生人的社會及熟人社會;無為政治,基層社會結構是一根根私人聯系構成的網絡。在近70年學術探索過程中,農村社區研究一直是他關注的重心。[3]

馬芒(2005)認為,今天的農村社區與傳統的農村社區相比,在內涵上有了很大的變化。他將農村社區定義為:一定地域范圍內以小城鎮為中心地,以自身為腹地,具有一定互動關系和共同文化維系力的人口群體,并進行一定的社會活動的社區類型。這比較符合中國農村社區的實際。[4]

綜上所述,所有的定義所涵蓋的內容都包含了農村社區的顯著特征:(1)農村社區是以從事農業為主的居民聚居的區域。(2)地域廣、人口密度低、人口聚居規模小。(3)血緣關系濃厚,人際關系較密切等特征。

二、國外農村社區建設研究現狀

農村社區建設在我國還處于起步階段,相比之下,國外社區建設已經發展到成熟階段,經過多年積累,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和豐富的實踐案例分析。

(一)歐盟的農村社區建設情況

2005年,當我們正在制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方針時,歐盟也正在制定它的“2007-2013年農村發展政策”。葉齊茂等人(2006)以法國、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奧地利、德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和英國等10個老歐盟國家農村社區為調查對象,對那里的社區型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進行了實地考察,了解了歐盟國家的農村社區建設大致情況:(1)農村社區的公共服務設施水平相對城市社區水平低下,而農村社區型基礎設施相當完善;(2)農村社區在空間形體上還是農村的,而在社會經濟活動上卻趨近城市;(3)綠色的開放空間、綠色邊界和綠帶把農村社區發展約束在一個有限的拓展空間里,展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農村社區;(4)農村社區居民對社區事務的民主參與構成了農村社區發展的利益邊界等等。[5]

(二)馬來西亞的農村建設

馬來西亞的農村經濟是以農業為基礎的,所以農業政策是馬來西亞改善農村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的主要政策工具。1966―2005年,馬來西亞制定并執行了8個馬來西亞計劃,取得了斐然的成績。韋紅(2007)總結出其農村社會政策的特點:(1)農村社會政策與經濟發展政策融為一體,在生產發展中實現社會目標。在馬來西亞,并沒有制定大量的專門消除貧困的計劃,而是通過為農民提供各種就業機會、增收渠道,以及生產服務使其擺脫貧困,而這一切都貫穿于農村發展的計劃之中。(2)注重農民人口素質和能力的培養與提高。提高農民文化素質和生產能力的主要途徑就是讓農民及其子女能夠有機會接受各種形式的教育和培訓;馬來西亞還特別重視農民自身能力的培訓。(3)政府在提供農村公共服務中起主導作用,同時鼓勵其他社會力量參與其中。這樣,私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參與政府發起的各種農村發展項目,一方面減輕了政府的包袱,另一方面有助于動員更多的資源投入農村的社會建設中。[6]

三、國內農村社區建設與新農村建設關系研究現狀

中國正處在轉型期,將建設的重點向廣大的農村社區轉移無疑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重要切入點。因此,我國的許多社會學家、地理學家等對其進行了廣泛的研究。

盧勝(2003)以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為研究的出發點,從城區近郊的農村城市化的角度切入,通過對城區近郊農村面臨的三農問題和存在的特殊問題的論述,闡述了社區進入城區農村的重要性,指出就地城市化是解決城區近郊農村“三農”問題的主要途徑,而社區建設則是城區近郊農村就地城市化的實現形式和現實選擇。[7]

李若青(2006)認為,社區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新模式,是積極促進農村、農業、農民工作實效性的最佳選擇。農村社區建設將在一個新的層次上進行社會各種資源、力量的重新整合,構建嶄新的社會管理方式,促進中國農村社會向現代社會的過渡和轉型。要通過政府主導建設農村社區,加強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展農村社區建設項目,完善農村社區自治,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進程。[8]

高強(2006)認為,構建和完善新農村公共服務體系有賴于新型農村社區的建設。他通過對新型農村社區“內源式”和“外推式”建構模式分析,把社區具體分為城中村社區、城郊村社區、集鎮社區、中心村社區和移民社區、撤村改居型社區6種,指出在社區組織重構、社區文化融合、農民社區主體作用強化的基礎上,新型農村社區必將會提供切實有效的農村公共服務體系,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任務的早日完成。[9]

徐勇(2007)認為,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 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點和平臺。他指出積極推進農村社區建設, 主要是通過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不斷滿足人們日益豐富的生活需要, 提升人們的生活質量, 以此建構人們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 從而形成現代社會生活共同體,同時,農村社區建設也是進行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革, 建構起適應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上下貫通、城鄉一體的新型的制度平臺。[10]

綜上所述,大多數學者普遍認為農村社區是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有效途徑。

四、國內外文獻評述及總結

第一,現存的研究成果和文獻存在著一些缺陷

我國本領域的發展實踐活動尚處于起步階段,理論研究主要側重于概念辨識和理念探討方面,理論體系模糊,實踐缺乏支撐。這些不足主要表現在:(1)社區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區方面,對農村社區涉及很少。(2)雖然近年來在研究內容和深度上有所加強,但忽視了其內在機理的深入剖析和規律的總結,各個研究方向之間缺乏內在的融合,從而造成學科體系較為松散。(3)沒有把農村社區建設和現在的農村建設、改革結合起來。內容和視野狹窄、研究滯后,不能跟上學科發展的需要,也滿足不了實踐應用的要求。

第二,通過國內外學者在實地考察和資料分析的基礎上,對國內、國外鄉村社區建設的基本情況和特點的介紹中,我們可以得出幾點啟示:(1)政府應在社區建設中正確定位,系統地認識農村社區建設。在我國的社區建設中政府處于中心地位,政府對社區的干預較為直接和具體,這就使社區建設主體和社區建設行為的行政化。所以明確政府、社區之間的職責權限劃分等一系列問題至關重要。應按照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做好對農村居民和各類經濟主體的示范引導、提供政策服務以及營造發展環境,努力提高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水平,同時,要把農村社區建設納入到整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新農村建設的大局中去把握和認識,緊緊圍繞這兩個主題去設計和規劃我國農村社區建設的方向和目標。(2)樹立科學發展觀,搞好社區規劃建設。社區規劃是關系到新農村社區建設能否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重大問題。應當用科學發展觀指導社區規劃,堅持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原則,尊重各地的歷史淵源、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因地制宜實施村莊改造;既要著眼長遠,又要立足當(下轉57頁)(上接37頁)前,還要統籌兼顧,讓農村社區建設服從城鎮化發展;要尊重民意,科學規劃,保持農村社區建設規劃的穩定性和連續性。(3)社區建設要充分重視農村社區自身的能力建設。目前,國家正在大力提倡以社區建設推進農村的發展,主要是以財政撥款的形式給予資助,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使農村的社區建設過度依賴外部力量,而忽視了社區本身的能力建設。同時,從目前看來,社區建設宣傳工作不到位,絕大多數農民沒有真正理解社區自治組織是個什么機構,對其成立的目的、工作的職責不了解。要想改變這種現狀就必須通過更多的社區群眾參與獲取對社區自身發展的認同和自我選擇,形成內生的發展動力和約束力來達到社區發展的可持續性,最大限度地激發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新農村社區建設提供動力支撐。(責任編輯:云 馨)

參考文獻:

[1] [美]埃佛里特•羅吉斯、拉伯爾•伯德格. 王曉毅、王地寧譯.鄉村社會變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 李守經.農村社會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3] .鄉土中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 馬芒.農村社區發展的特征與功能[J].中國發展觀察,2005,(10).

[5] 葉齊茂.那里的農村社區發展有四條邊界――歐盟十國農村建設見聞錄之一[J].新農村論壇小城鎮建設,2006,(09).

[6] 韋紅.馬來西亞農村社會政策及其特點[J].當代亞太,2007,(04).

[7] 盧勝.社區建設是城區近郊農村城市化的現實選擇[M].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03,(11).

篇4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現狀以及重要性

人總是要老的，這是一各客觀的不可逆轉的趨勢。人老的后果就是獲得生存條件的各種能力逐漸喪失，那么，曾經為這個社會做了貢獻的老人們在其獲得生存的能力逐漸失去時，誰應該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為其提供物質和精神的幫助呢？這就是養老問題。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在農村的實施，擁有大多數老年人口的農村地區將迅速出現家庭小型化的傾向。同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農村年輕一代道德觀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傳統家庭養老形式面臨著嚴峻挑戰。不難想象，在新的世紀，農村老問題將是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農村養老這個被我們回避了半個世紀的課題，在人權制度逐漸完善、社會物質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我們已經沒有了回避理由。

（一） 農村居民生產方式分化，大量農村勞動力從土地轉移。我國正處于從農業會走向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加。（二）農村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傳統家庭模式改變。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我國農村60歲以老人已超過農村總人口的10%，且高出城市1.24個百分點，進入老人典型的老齡社會。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發展困境的分析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創新意義不言而喻，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農民建立的社會保險制度。然而現如今卻產生了“政策微效”的現象，即政策結果距離政策預期有很大的差距。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政策微效”的結果呢？許多研究者大多從經濟學的角度或是具體操作層面尋求制度萎縮的原因。

（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價值理念發生偏移。

社會學研究探討的問題很多，但社會公平一直是核心問題。因此在社會學視野中，社會保障制度作為一項社會政策，應該是以追求社會公平為價值目標，旨在保障公民個人及家庭的基本生活要求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目前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建設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為指導。面對城鄉收入的逐漸擴大和當前最大的弱勢群體—農民的邊緣化和弱勢化的進一步加深，政府將更多的社會保障資源投向了城鎮居民。

（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不能很好的適應社會變遷

目前社會正處于快速變遷過程中：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家庭規模和結構發生變化；農村人口出現分化等。這一系列變遷引發了諸多社會問題，農民養老問題就是其中之一。鑒于此，政府積極探索為農民養老建立正式制度安排。可以說，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是對社會變遷的積極回應，但卻又未能很好地適應并促進這一變遷過程。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對策建議

（一）分類實施對策建議

1.為純農業人口（以經營土地為生的農民）建立農村養老保障。在已經推行的農村養老保險的基礎上進行適當的調整與改革。最重要的是改變“個人繳納為主、集體繳納為輔、政府給與政策扶持”的原則，政府應該給與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定的財政投入，由政府和個人共同負擔。實行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基本養老保險，政府投入一部分納入到社會統籌基金，農民個人繳費和部分政府投入一部分納入劃入個人賬戶，國家投入要偏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同時鼓勵建立由集體補助的補充養老保險和個人儲蓄式的商業養老保險。

2.為農民工建立社會養老保障。農民工是一個流動不定、龐大而且復雜的群體。因此，為農民工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是有一定困難的，但鑒于農民工中的絕大多數客觀上已經走上了非農化、城鎮化的不歸之路，并必然會因各種生活風險的客觀存在和平等意識的覺醒而提出相應的社會保障訴求，應該從現在起開始起動建立這項制度，并根據進城務工農民的不同情況納入有差別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二）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的資金來源

篇5

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資本成為許多學科關注的焦點和分析范式，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乃至歷史學等學科的專家、學者紛紛用社會資本概念來解釋社會政治、經濟現象。農村社會資本作為社會資本的一個重要分支，研究其現狀、存在的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對策，對當前我國農村進步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社會資本的內涵

社會資本概念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正式提出的，他把社會資本界定為“實際的或潛在的資源的集合體，那些資源是同某種持久性的網絡的占有密不可分的，這一網絡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認的，而且是一種體制化關系的網絡。”在此基礎上，美國社會學家詹姆斯·科爾曼從功能角度將社會資本界定為：“包括社會結構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處于同一結構中的個人的某些行動；和其他形式的資本一樣，社會資本也是生產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實現成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時候，這些目的不會實現”。目前學界基本上認同普特南的定義，他是將社會資本概念引入政治學研究的第一人，他認為：“社會組織的特征，例如信任、規范和網絡，它們能夠通過協調和行動來提供社會效率”。事實上，隨著社會資本從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的轉向，其內涵逐步趨于一致：社會資本是一個共同體之內的行為主體在長期交往、合作、互動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認同的關系網絡，這些網絡傳承了共同體普遍的精神、思維意識和組織方式。具體來說，社會資本的內涵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價值體系。社會資本主要由公民的與信任、互惠和合作有關的一系列態度和價值觀構成，信任是社會資本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社會資本把個體從缺乏社會良心和社會責任感的自利自我的算計者，轉變成對社會關系有共同利益的共同體的一員，從而形成將社會捆綁在一起的粘合劑。信任能提高工作效率，獲取更多的信息和資源。所以信任，蘊含著比物質和人力資本更大且更明顯的價值。

其二，互惠網絡。公民參與的互惠網絡能夠產生社會信任，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科爾曼認為，互惠網絡促進了各種行為規范的出現，提高了其他成員的可信度，因此也提高了社會資本。而在一個沒有互惠網絡的社會中，很可能無法察覺和懲罰違反規范的行為，人們由此會對他人產生不信任，這樣也就削弱了社會資本。

其三，共同規范。共同規范把個體連接在一起，這種內在化的規范鼓勵公民服從并能得到很高程度的遵守，可以節約社會成員之間的協調成本。“如果信任依賴于明晰的、相互的契約，而這種契約又必須依賴于協商和監督，那么與之相比，建立可信賴的內化規則也是節省成本的”。同時，包括法律法規在內的外在制度能夠更直接地影響社會資本。

二、農村社會資本的現狀

本文采用信任、互惠和合作這三個維度對農村社會資本進行測量。根據三個維度中村民的態度，分別從現狀及問題兩個方面對農村社會資本加以分析。調查問卷的設計采用里克特量表，每個測量指標都有“非常同意、同意、無所謂、不同意、很不同意”五個答案。

（一）信任狀況

在社會科學中，信任被認為是一種依賴關系。值得信任的個人或團體意味著他們遵守政策、道德守則、法律和其先前的承諾。在農村村民之間彼此信任是有效獲得社會資本的重要保障。

1.村民信任的現狀

通過對農村的調查發現，絕大多數村民認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基本可信，大多數村民信任自己的家人和親戚，多數村民對他人的信任感良好。但是有部分村民認為村領導、政府、警察、法官和商人等是不可信的，尤其是商人，有超過一半的村民認為是不可信的。

2.村民信任存在的問題

村民們對于自己的家庭成員和親戚是信任的，但對他人均表示出不同程度的不信任。這說明現在村民對他人的信任出現了危機。

（二）互惠狀況

互惠是指互相給對方恩惠或者好處，愿意幫助他人并相信他人在未來某一時刻也會幫助自己和他人，給對方帶來便利的同時對自己也有利，達到雙方的雙贏效果。村民只有具有互惠意識才能維系彼此良好關系，創造更多的社會資本。

1.村民互惠的現狀

通過調查從總體上看，村民們基本上都同意要互惠互利，沒有人持反對意見，可見村民之間相互幫助、互惠互利情況良好。

2.村民互惠存在的問題

在少數方面村民互惠情況還是不穩定的，互惠態度還是有待增強的。村民之間的互惠行為是發生在雙方良好的互動基礎上的，別人對自己好，自己就會投桃報李，一旦良好的互動出現斷裂，雙方的互惠也會出現危機。

（三）合作狀況

合作是個人與個人、群體與群體之間為達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的一種聯合行動。豍村民合作是村民與村民間或村民與其他組織間為了共同的目標和利益而相互配合，為達到同一目的而共同努力的過程。

1.村民合作現狀

通過分析調查數據我們發現，約有一半的村民與其他村民有生意上的往來，但有一半的人表示與各村委會、鄉政府或縣政府、企業、中介組織的合作不多，或根本沒有合作。

2.村民合作存在的問題

大部分人與村委會沒有合作，與鄉政府或縣政府沒有經濟上的往來，可見村民們的經濟合作方式有待改進。

三、農村社會資本問題的原因分析

通過對信任、互惠和合作的現狀分析，我們發現農村社會資本問題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

（一）普遍信任社會資本相對短缺

農村社會資本總體構成中雖然含有現代社會資本的成分，但傳統社會資本仍然占相當的比重。傳統社會資本體現在以血緣、宗法關系為核心的各種關系網絡中，具有同質性、封閉性的特征。在以家庭、宗族為單位的小規模、高同質的網絡結構內，成員的公共精神和信任關系表現在對以宗族為邊界的共同體的忠誠和維護上。這種傳統社會資本所形成的是各自獨立的閉鎖性“小圈子”，具有很強的排他性，其所生成的是特殊信任，即只對小圈子內部的成員產生信任，而很難對“陌生人”產生普遍信任。特殊信任只能維系小圈子內部的人際和諧，其所產生的排他性反而更容易導致小圈子之間的隔離和沖突，使農村人之間缺乏持久的、穩定的人際互動。因此，普遍信任的相對短缺，導致農村社會資本不能得到合理利用。

（二）社會流動加速導致互惠程度降低

農村社會資本的互惠性主要體現在互換活路、蓋房子、紅白喜事、搬運大袋的糧食或貨物等方面。

隨著經濟的發展，城鄉戶籍制度的取消，社會流動加速。村里的年輕人基本上都是以外出打工為主，尤其是三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不再愿意干農活。二十六歲的小張告訴筆者：“在家種地不僅收入低而且干的活累，在外打工收入高，工作生活環境也好，將來混好了就在市里買房子，在市里定居，后代也能享受好的成長環境和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我周圍的朋友也都是這樣的想法”。村里年輕的男人一般都在外打工、當司機、干建筑，年輕的女孩子也多是在縣城找份服務員或售貨員的工作，不愿意待在農村，年輕人一般把自己的地和房子交給了父母看管。中年村民基本上都是農閑時外去打工，農忙時節再回家照顧地里農活。如此一來，外出打工者增多，對農村中關于種植業方面的經濟合作關心的就少了。

農村蓋房子也不像以前，主要靠人力和水泥、搬磚頭。現在機械化水平高了，蓋房子有專業的隊伍，他們帶著需要用的各種設備。和水泥用攪拌機，只要把水泥和沙子按一定比例配好，攪拌機就會自動把水泥和好了。往高處運送材料也有吊車。所以，傳統上靠人力搬運的時代過去了，蓋房子不再需要更多的村民、朋友出時間幫忙，在建房子上的互惠性也降低。但當有村民建房子或是紅白喜事，他們還是會送一些需要的煙酒或錢給當事人。

村民間良好的互惠情況多是發生在雙方有良好互動或有深厚感情的基礎上，一旦村民由于外出工作等原因與其他村民溝通較少，這種互惠情況就會減少，感情變淡，對互惠行為就出現了無所謂的態度。現在的農村社區中人際往來還算比較多，比如，同族、親戚之間，有的自己的鄰居就是自家的兄弟或親戚，村民之間一般都比較熟悉，所以互惠行為還是比較多。

（三）傳統觀念導致合作水平較低

村民不愿與村委合作，與鄉、鎮政府或縣政府沒有經濟上的往來，主要是受傳統觀念的影響。經濟問題往往是很敏感的問題，村民與村委會、鄉、鎮政府或縣政府合作，會引來其他村民的閑話，而且即使有一些合作，村民往往也不能得到很多利益。因此他們寧愿自己做一些小的生意，也不愿為了擴大自己的規模而與村委會、鄉、鎮政府或縣政府合作。

四、提升農村社會資本的對策分析

針對農村社會資本短缺的原因，我們提出以下對策：

（一）提高村干部的整體素質

總體上講多數村干部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村干部不真心實意為位群眾排憂解難、自理自我的行為，導致村民對干部有一種“排斥”心理。我認為要從以下三個方面提高村民對村干部的信任：第一，選人是前提，要切實把品質好，有能力的人選出來，真心實意解決群眾的困難；第二，加強教育管理，不能胡亂作為，現在農村的建設項目多了也要加強管理，增加村民的監督渠道；第三，健全村干部服務群眾的機制，牢固樹立村干部是人民公仆的信念。如果這三件事情做好了，我們村干部的素質會有很大的提高。村民對干部的信任自然會提高，進而從總體上提高農村的社會資本。

（二）合理利用人際關系網絡

社會流動的加快動搖了由血緣關系和地緣關系形成的人際關系網絡，但是也慢慢形成了新的以業緣關系和趣緣關系為紐帶建立起來的人際關系網絡。合理利用這些新的人際關系網絡促進村民的參與，又用社區參與維系舊的人際關系網絡，增加互惠和共享行為，從而促使社區社會資本得到合理利用。

互惠能加深村民間的感情，增加他們之間的溝通機會，而感情的加深和人際往來的增多又使互惠行為增多，這樣來往的良性循環有利于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村民從而可以獲得更多的社會資本。我們要注意的是，使這種良性循環繼續保持，營造農村和諧的人際關系網絡。

我們還可以利用人際關系網絡增加各種經濟活動，使這種互惠行為能夠得到保持，例如自己在經驗中獲得的好的致富方法，可以幫助鄰里也從中獲利，形成良好的經濟合作關系，并相互幫助，實現整個村子能互惠互利的良好氛圍，從而提升對村莊的歸屬感，促進社區參與，增加農村的社會資本。

篇6

中圖分類號：F3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1）34-0054-03

引言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改變，如何度過閑暇生活越來越引起理論界的關注，國內學者對此做了大量研究，但大多數學者側重于城市居民的閑暇生活以及小城鎮居民的閑暇生活方面，或者是以整個社會的閑暇生活為研究對象，研究農村地區農民閑暇生活的文獻卻寥寥無幾，即便是在一些關于農村生活方式的研究中，閑暇生活方式也只是被簡單提及或作一些泛泛地描述性介紹，缺乏系統和深入的探討。隨著農村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閑暇時間將進一步增多，農民休閑也將日益變得活躍。作為農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閑暇生活的狀況如何，直接影響到農民的生活質量，影響到整個農村社會的繁榮和安定。因此，研究新時期的農民閑暇生活對于構建和諧社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農民閑暇生活的主要變化

（一）農民閑暇生活的概念

農民閑暇是指農民除去生產經營時間和滿足生理需要、家務勞動等生活必要時間的支出外，所剩余的個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馬正幼，2007），此外還包括閑暇活動、農民對閑暇生活的主觀感受以及閑暇消費等方面。

（二）中國農民閑暇生活的主要變化

隨著中國農村經濟的市場化、產業化、現代化，農民的產業結構、耕作方式和勞動空間等方面都發生了顯著變化，當前中國農民的閑暇生活方式也隨之發生了多層面復雜深刻的變化，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農民閑暇時間增多。法國閑暇社會學家杜瑪澤迪耶認為，個體從龐大的社會體制中獲得更多的自由及其技術的進步都會使閑暇在數量上增長；法國社會學家孔德、政治與哲學評論家蒲魯東等人也提出科技進步使人們獲得更多的閑暇（田翠琴、齊心，2005）。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農業生產機械化程度的提高大幅度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人們用較少的時間創造更多的財富，這樣農民為滿足生存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大大減少，個人擁有的“不被直接生產勞動所吸收，而是用于娛樂和休息，為自由活動和發展開辟廣闊天地”的閑暇時間更多。此外，農民收入不斷提高使農民有條件改善家庭的物質生活，越來越多的現代家用電器開始進入農民家庭，家用電器的使用大大縮短了農民的家務勞動時間，使農民獲得了更多可自由支配的時間。

2.閑暇價值觀變遷。閑暇價值觀，是閑暇生活主體――人或人群對閑暇生活意義的一種價值判斷。在保守封閉的傳統農村社會，農民普遍認為所謂閑暇就是“玩”，甚至認為是對勞動的逃避和拒斥，人們寧愿起早貪黑把每天的大部分時間消磨在低效的土地勞作上，也不會擠出時間來進行“自由”活動，在他們看來，閑暇就是懶惰，把時間和錢財用于休息、娛樂等方面是游手好閑、不務正業、好吃懶做的表現，是浪費和無聊之舉。傳統農村社會的農民無論在心理上還是在觀念上都是排斥閑暇的。隨著改革不斷深入，人們的價值觀念逐漸發生變化，農民對閑暇的觀念態度也在逐漸轉移。大部分農民對閑暇持寬容積極態度，閑暇的地位和價值逐漸得到農民的認同。農民的閑暇意識不斷增強，閑暇主體性不斷凸顯。

3.農民閑暇消費增加。隨著中國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不斷提高，農民的收入也持續增加，農民消費支出正在由生存消費向享受消費和發展消費轉移，農民用于閑暇消費的支出也在相應增加，大多數農民有能力將消費用于閑暇上。

從以上分析中我們知道，當前中國農民的閑暇生活方式發生了巨大變遷，這種變遷所導致的最直接結果就是農民對閑暇娛樂的強烈追求，尤其是對那些富裕的有能力又“有閑”的農民來說，他們急切需要尋求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來滿足自己對精神文化的需求，以豐富自己的業余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品位。但是，從目前中國廣大農村地區閑暇生活狀況來看，農民對閑暇的強烈需求不但無法得到滿足，甚至已形成了強烈的反差，農民的閑暇需求與農村閑暇生活不足的矛盾開始凸顯。

二、中國農民閑暇生活中存在的困境

（一）中國農民閑暇生活存在的困境

農民閑暇時間增多，閑暇觀念的轉變以及閑暇消費能力的提高，越來越多農民開始追求更加豐富更加多樣化的生活方式，特別是精力旺盛、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年輕一代農民，他們向往豐富多彩的娛樂性活動以填補空閑的無聊。然而目前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農民休閑還極端滯后。

1.農村公共休閑設施匱乏。傳統公共娛樂場所或設施沒有得到有效利用，有的地方甚至閑置不用，而電影院、錄像廳、體育健身場所、圖書館等現代公共娛樂設施在農村中則基本沒有。

2.農民閑暇封閉內向，疏于與外界交往。農民日常閑暇活動多以家庭為活動空間，最大范圍也只是擴展到同族而居的家族村落，活動方式以家庭或家族的自娛自樂為主。或居家休息，或老年人向年輕人言傳身教生產和生活經驗，或村莊內的走親訪友，這些行為均表現出一種內傾性。它重單純的家族聯系，輕廣泛的社會交往；重地緣、血緣的族內認同，輕學緣、業緣的異族溝通。同時，在活動對象上，許多農民也往往以血緣、親緣關系的親疏遠近來確定，而不是以學緣、業緣關系來確定，活動交往對象不具有向外橫向擴張的特點。這種閑暇生活模式缺乏開拓性，交往面較窄，并且有相對的穩定性和持久性。

3.閑暇活動單一，無法滿足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文化程度的各類農民群體對閑暇的需求。盡管農村改革不斷深入，全球化與現代性對農村不斷滲透，但是，由于受到自然和社會條件以及自身素質的限制和影響，農村地區的閑暇活動仍然以傳統性的閑聊、打牌為主，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閑暇生活大同小異，多樣化的適合不同農民群體的閑暇生活模式嚴重缺乏，看電影、文藝演出，唱卡拉OK，跳現代舞，玩桌球，讀書和看報等現代閑暇生活方式并沒有成為農民閑暇的主流。

4.閑暇內容單一粗俗。看電視成了最常見的休閑生活，不看電視的從事玩紙牌、打麻將等“賭博”活動，低級庸俗的報刊垃圾、音像垃圾、演出垃圾充斥農民閑暇時間。這種現狀既不利于科學文明生活方式的普及，又易誘發家庭及鄰里不和，擾亂農村社會秩序，甚至破壞整個農村共同體的安定和諧。而且，這種愚昧低級的閑暇生活還影響著農村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5.閑暇活動主要表現在消遣娛樂和社交方面，其中以消遣娛樂活動最為典型。閑暇作為一個活動范疇，包括“一系列在盡到職業、家庭和社會職責之后，讓自由意志得以盡情發揮的事情，它可以是休息，可以是自娛，可以是非功利性地增長知識、提高技能，也可以是對社會活動的主動參與”（夏國鋒，2007）。相應地，我們把閑暇活動分為消遣娛樂型活動和提高素質型活動。前者包括看電視、走親戚、聊天、打牌下棋等，后者包括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參加社會活動、從事藝術和科學創造活動等。這兩種活動在人們的閑暇生活中相輔相成，前者具有補償、恢復體力和精力等功能，后者對個性的發展和素質的提高具有積極的作用。從目前來看，中國廣大農村地區的閑暇活動大都是純娛樂和觀賞性的活動，如打牌、下棋、閑聊、看電視等。農民們對于提高素質型活動參與較少，業余科技活動則幾乎沒有。

總之，在當前中國的農村，農民休閑活動單調、整體格調和品位不高，缺乏科技文化內涵，無法滿足農民對娛樂多樣化和豐富性的需求。此外，一些比較落后的農村基礎文化設施幾近空白，農民對公共休閑娛樂設施非常不滿意。

（二）原因及其影響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困境呢？隨著農村生產力不斷提高，閑暇已成為農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農民對閑暇的強烈需求與當前廣大農村地區閑暇生活缺失存在嚴重的“墮距”，這種“墮距”背后的深層邏輯即是農村公共生活的缺失。農村改革的日益深入以及全球化和現代性對農村的入侵，引起了農民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其中最為明顯的是農村公共生活日趨式微。

在傳統農村社會，傳統的宗教活動、儀式活動、節日慶典等公共活動異常興盛，農民在有閑時間里往往通過這種公共活動的參與度過自己的閑暇時間。但是，隨著近些年村民經濟收入的增長，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私人生活變得越來越豐富，而公共生活卻日益衰敗。無論是在政治參與、公共物品分配，還是文化休閑等方面，村莊的公共生活都大大衰退。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農民收入的增加以及閑余時間的增多，鄉村社會生活日益表現出嚴重的“城市化”傾向，即農民對城市化生活方式的選擇。當鄉村社會無法為農民提供與城市生活所相應的公共場所或娛樂設施時，農民更多的選擇在家里消磨時光，或看電視，或睡覺，甚至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因不知如何宣泄自己旺盛的精力，在百無聊賴中將大量的時間消耗在賭博等低俗的活動上。

農村公共生活缺失導致農民閑暇生活嚴重不足，農民無奈地將大量的剩余時間消磨在看電視或麻將桌上。確實，電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農村民眾精神文化生活缺失的補充，然而，電視卻是一種典型的消解文化公共性的娛樂方式。在表面上看，一個熱播的電視節目有可能同時擁有成千上萬甚至數以億計（比如央視的春節晚會）的觀眾，但這些同時在觀看節目的觀眾是以分散的形式存在的，換言之，觀眾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并不存在，因此他們并不能因分享同一種情感而形成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共同體；而麻將更是一種因為相互之間必須以通過剝奪對方的財產以獲利的活動，雖然這無疑是一種集體性的娛樂但卻同樣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而且，麻將桌上始終存續其中的特殊的利益沖突，無疑會對公共性構成持續的威脅。可見，農民的這種閑暇生活狀態正日益消解農村的公共性，使得原本就具有濃厚內傾性的村民生活更加區隔化、疏離化，結果導致的是村民集體行動的困境，即集體行動能力的弱化和村莊社區公共物品供給的缺乏。由于公共生活缺乏，農村社區成員之間的凝聚力正日益減弱，鄉村社區對村民的吸引力逐漸下降，更多的年輕人都希望外出，不愿生活在祖輩們長期生活的村莊里。這種情況下，將有可能導致村落共同體的解體。

結論

農民對閑暇的強烈需求與農村閑暇生活匱乏的矛盾，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農村公共生活由傳統向現代嬗變過程中的遭遇，換言之，農民閑暇生活不足是農村公共生活嚴重匱乏的一個面相。我們知道，公共休閑活動，有助于培養農民的集體合作觀念和行為活動方式，增強農民的集體歸屬感和認同感，使農民群體更團結，更具凝聚力。因此，在當前農民的閑暇需求與農村閑暇生活不足的矛盾凸顯的情況下，重建農村公共生活將是解決這一矛盾的有效舉措。但是什么樣的公共生活才有助于滿足農民的閑暇需求呢？答案是：有機的、良性的公共生活。那么，有機的公共生活又是一種什么形態的公共生活？如何重構這種有機的公共生活呢？這都有待我們作進一步的思考。

參考文獻：

[1] 馬正幼.中國農民的閑暇生活現狀與改善對策――基于閑暇閱讀的視角[J].安徽農業科學，2007，(19).

[2] 田翠琴，齊心.農民閑暇[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3] 谷中原，余成普.山區農民閑暇生活方式的實證研究――以大別山區一行政村為例[J].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1): 28-35.

[4] 游俊，龍先瓊.湘西農民閑暇生活方式變革的文化審視[J].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0，(1):52-56.

[5] 夏國鋒.鄉村社會公共生活的變遷――基于魯西南夏村的考察[D].武漢:華中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中國優秀博碩士論文 庫，2007.

The Analyse of the Dilemma and Solution of Leisure Life of the Chinese Peasants

LIU Hai-rong

篇7

鄉村研究很多學科都能夠找到切入點， 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其研究較早。鄉村社會學研究側重鄉村社會變遷， 鄉村地理學則側重于從地域分布、空間的觀點分析鄉村的各種問題[1]。隨著鄉村的演進及學科的發展， 二學科研究內容交叉重疊的現象比較明顯。鄉村社會地理即是針對鄉村發展過程中的社會現象， 從地理學視角進行分析: 時間上以鄉村社會變遷為主線， 空間上探討社會現象對鄉村各主體空間分布及分異規律的影響。

1 研究進程

1.1 鄉村社會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時序分析

鄉村地理學發展較早， 二戰前， 其研究內容主要是農村聚落的歷史分析( 包括農村聚落的起源、結構與類型) 、土地利用問題， 同時有一些對于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 如德國學者如魏伯、奧特倫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態、鄉村道路網、農舍、村落等農業活動所引起和制約的文化景觀或鄉村景觀， 但總體上研究較少[2]。

二戰后到1970 年， 各國( 不僅是歐洲國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經濟發展引發的城市化浪潮， 畢業論文推動了城市地理學研究的高漲， 而忽視了鄉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這一階段由于把對鄉村區域的研究簡化為對農業問題的研究， 世界各國普通存在農業地理興盛而鄉村地理極度薄弱的現象[3]， 這一階段是鄉村地理學的衰退期[1]， 而鄉村社會地理因而沒有發展起來， 但社會學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較多， 地理學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間， 環境壓力及可持續發展的提出，導致對鄉村可持續發展研究， 鄉村地理學出現“再生( rebirth)”現象[1]， 這一期間對鄉村社會的研究一直成為國外鄉村地理學的一個熱點， 推動了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但不同國家研究內容存在一定差異[2]。表現在研究者的重視， 組織了許多學術活動， 并提出了一些發展理論。如美國經濟史學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鄉村增長中心發展理論;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鄉村社區發展理論等[4]。隨著研究的深入， 相關研究范圍逐步擴大到包括鄉村發展的許多方面， 主要有鄉村社區、鄉村人口結構、遷移和就業， 居住問題、鄉村城市化、城鄉相互作用以及鄉村規劃等。一些研究中尋求地理學者和社會學者共同研究的關鍵主題。1980 年代許多學者還進行了鄉村地區發展政策效果評價的研究。對鄉村社會現象的研究具體如下: Ambrose 認為鄉村仍然是明顯的等級社會， 包含至少五個明顯區別的階層; Newby( 1979) 認為鄉村居民被多種因素所束縛( 如貧困) ， 因而形成社區以尋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這一過程中鄉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鄉村區域人口和雇用問題; Roger 對于鄉村住房問題有一定研究; Lewis 運用新的方法對鄉村社區進行了研究; Tanner對鄉村區域娛樂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研究; Robins 總結了鄉村規劃和環境保護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對象分析

從研究對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研究客體主要為物質實體，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學化所加強， 這反映了環境決定論持續的影響; 伴隨人口的減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鄉村研究中出現對人口學特征的研究， 如列舉人口數量、分布和密度; 對社會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學要與社會公正相連接; 對家庭和社區的研究， 許多地理學者在研究中尋求與人類學和社會學的關聯， 認為這類研究至少也是社會地理學的一個方面[7]。

1.2 新的研究進展

1990 年代以來， 國外社會地理學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圍繞社會亟待解決的問題來確定研究出發點; 從社會問題的空間表述、空間因素、空間過程和區域特征來確定研究角度; 針對社會問題中受害一方來確定側重面; 重視城市社會在西方社會中的主導地位來確定重點區域[8]。此時的鄉村地理學出現兩個明顯轉向， 其一是社會文化轉向。與二十世紀人文地理學第三次轉型趨于一致[9]， 鄉村地理學研究也開始由側重空間分析向社會文化轉型， 特別是近年來特別明顯， 使得社會文化成為地理學“社會論”的核心理念， 并構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內容[10]。許多學者將社會和文化研究的理論用于鄉村社會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鄉村和文化地理學融合的形勢; Seymour 在鄉村地理學理論發展討論會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鄉村地理學的明確的邊界; Halfacree 把鄉村作為“非物質的感知構建”來研究。這些研究顯示鄉村社會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學的界限。其二是鄉村地理研究的后現代轉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學者開始認為對鄉村的研究已經、或將要、或必須向后現代轉型。人們開始著眼于從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鄉村的優勢、局限和問題， 表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①陸續有一系列的對鄉村“被忽視方面”的研究; ②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對性別關系角色進行了重新認識。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對鄉村的現代主義進行了分類: 作為時間概念的現代主義; 抽象理論的現代主義; 結構分類的現代主義( 特別指鄉村和城市間的劃分) ( 表1) [7]。此時許多鄉村地理學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開始了明顯充滿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認為關注不公正、開發以及鄉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動了此種研究， 并認為此時的鄉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結構和意義; Phillip 認為此時在鄉村社會地理研究中， 已將政治的、物質的和非物質的因素聯系在一起[7](

具體來說， 除繼續關注早期鄉村現象外， 鄉村社會地理順應上述趨勢， 其研究也出現了許多新的主題。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對鄉村地理學研究進行總結后， 指出現在缺少對鄉村可持續性的研究， 并針對廣泛的爭論， 對后生產主義者的鄉村空間進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對鄉村地理學2002 年出版的期刊總覽， 認為許多傳統的研究沒有減少， 只是近年有些轉變， 研究并指出三個共生的鄉村發展模式: 農業—工業化、后生產主義和鄉村可持續發展[12]; 基于人們對鄉村過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對于鄉村剝奪( exploitation)進行過相關論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來人們開始關注網絡與信息對鄉村的社會影響。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會中鄉村地區的發展前景， 他認為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縮減了鄉村與市場的距離， 并提高了鄉村地區的對外學習的能力與機會， 但遠距離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為鄉村地區最美好的前景， 將來也只會給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遠的鄉村， 帶來絕對的發展優勢[14]， 此外他還對信息技術對鄉村發展的利弊及鄉村網絡社會的增加狀況進行了探討[15]。

1.3 發展的路徑

縱觀鄉村社會研究的整個歷程， 不難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發展而來的兩條路徑。首先， 鄉村地理學研究向社會轉向。地理類的文獻中， 關于鄉村社會的探討和研究十分豐富， 并且包含鄉村社區、鄉村景觀、城鄉關系、鄉村旅游、各種鄉村沖突和問題及政策制度等諸多方面[5，13]。其次， 社會學者開始關注涉及鄉村空間的問題。早期鄉村社會學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學的內容， 近年來出于研究及解決實際問題的需要， 逐漸將空間現象納入研究范圍， 相關學術論文明顯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鄉村社會學科中忽視空間的分析， 地理空間在組織階級關系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對于鄉村研究雖然從鄉村的社會學表象寫起， 但對農業和田園風光的問題分析， 卻有著強烈的地理氣息[17]。

2 當前主要研究內容

2.1 鄉村社區

最先研究鄉村社區的是鄉村社會學家。羅吉斯和拉伯爾認為“社區是一個群體， 它由彼此聯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紐帶、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組成”， 碩士論文主要研究社區變遷、類型、邊界、權力機構及發展趨勢[18]。鄉村社區是地理學研究社會的切入點， 它促進了鄉村地理學的社會化[19]。同時鄉村由于存在不同層次的發展實體， 因而能夠較好地展示社區的演化系列。Liepins 認為可以“通過社區來尋找到鄉村性”， 并提出一個從物質和意象角度來理解“社區”的框架( 圖2) ， 認為從地理和社會形成角度， 社區可被分成四維進行分析， 同時他認為輿論和能力對于社會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認為社區是鄉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國外鄉村社區地理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 ①鄉村社區變遷及機制研究， 它一直是鄉村社會學研究的重點[18]， 而鄉村地理學善于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尋求事物的時空變化規律。近年來此類研究逐漸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論著對鄉村社區變遷均有描述， 并試圖尋求其內在機制[5， 13]。②鄉村社區空間分析， 是鄉村社區地理的核心。Mormont 認為鄉村可以體驗一種與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會物質空間[21]。Havey 等也分別從鄉村政治經濟學中積累與消費的觀點論述了鄉村空間的作用， 認為非城市空間的存在對于城市空間本身的再生產也是必要的[22]。③鄉村社區可持續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蘭北部的調查， 發現種族、階級和職業結構的不斷分化給“可持續的鄉村社區”帶來復雜性， 并建議“可持續的鄉村社區”應被視作一個民族范疇， 而鄉村社會地理中應采用更為寬泛的社會可持續能力的概念[23]; 英國學者MacKenzie 也對社區與可持續性進行了深入探討[24]。④社區文化與制度變遷研究，以往社區文化經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來逐漸受到人們的關注。不應讓世俗社會代表鄉村、法制社會代表城市， 而是應將社會看成一個整體， 鄉村社區的大眾文化已被城市化。⑤鄉村社區與產業的聯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蘭兩處地方農業和鄉村社區的聯系[25]; ⑥社區問題研究， 如社區內部各階層及內部與外部的沖突、貧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現的問題; ⑦此外還有鄉村社區規劃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來地理學者對于鄉村社區的各個方面， 往往從更為廣闊的社會學視角加以研究。

2.2 城鄉關系

城鄉關系牽涉到城市和鄉村的許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學(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點之一。Mormont 認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現在已經逐漸成為過去， 城鄉之間的差異與界限現在日益變得模糊“， 鄉村不再是單純的鄉村空間， 多樣化的社會空間能夠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區域內疊加在一起”[13]。隨著社會及經濟的發展， 出現了新的城鄉關系， 也促進了對新城鄉關系的研究。城鄉關系研究的領域包括城市對鄉村作用、鄉村對城市作用及城鄉結合部的現象。

具體研究內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鄉關系變遷研究。②城鄉連續體研究， 如Cloke 運用16 個變量對城鄉分界點問題進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點， 支持了城鄉連續體這一說法[5];Murata 提出了城鄉相互依賴的工業化模式[26]。③城鄉人口遷移研究， 城鄉人口流動是貫穿城鄉關系的主線，研究也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對加拿大城鄉人口遷移的研究， 討論了移民的方式、遷移前后環境變化的對比、人口遷移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也討論了職業、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對人們作出遷移決定的影響[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個量化指標對城鄉人口遷移速度與發展進行了研究[28]。④城鄉關系協調及制度創新研究， 通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協調存在于城鄉各主體之間的關系。⑤城鄉隔離及重構研究， 目前各個國家均試圖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動政策等) 來重構歷史上的城鄉隔離;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蘭商務中出現的城鄉數字隔離的程度[29]。

2.3 鄉村景觀

鄉村景觀及規劃概念緣于邁克哈格( 1969) 、西蒙茲的( 1978) 和劉易斯( 1998) 對大地景觀概念和規劃的提出[30，31]。鄉村景觀規劃就是在綜合大地景觀和鄉村人居環境理論的基礎上， 對鄉村區域進行的綜合景觀規劃設計。目前鄉村景觀研究是景觀科學和景觀規劃研究的一個前沿領域， 往往綜合景觀規劃學、景觀地理學和景觀生態學加以研究[32]。地理學角度研究鄉村社會如何改變其生存的景觀和環境[33]。

當前國外對于鄉村景觀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鄉村景觀演變的動力機制研究， 無論對于生態學還是地理學， 分析景觀格局和動力機制是景觀研究的一個主要目的。Nelson介紹了關于經濟、人口統計學和環境驅動力三維組合重構而成的美國西部鄉村景觀， 并認為作用于區域的最重要的驅動力是移民， 流動人口的力量正轉變著區域的社會文化景觀( 圖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對諾曼底地區25 年來的景觀格局進行了分析， 發現導致鄉村景觀發生變化的主要動力來自三方面: 農業耕作的增強或廢棄、城市化對景觀構成的改變、地方保護政策的作用[35]。②鄉村景觀規劃， 它是一個人類與環境關系的調節工具。國外鄉村景觀規劃研究始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 開展較早的主要是歐洲一些國家， 對世界農業與鄉村景觀規劃起了很大推動作用。美國景觀環境規劃學之父Olmsted 認為， 景觀規劃不僅要提供一個健康的城市環境，也要提供一個受保護的鄉村環境[31]， 同時研究也注意到景觀規劃面臨著文化景觀發展帶來的挑戰[36]。③鄉村景觀與人、文化、建筑等主體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認為文化景觀是物質與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觀感知的文化維[37]; Ruda 認為， 要使鄉村聚落保持可持續發展， 必須對建筑區與自然平衡、當地社區、歷史傳統及本土文化進行保護[38]。④不同國家、不同類型鄉村景觀的對比研究。Arriaza 等人對地中海地區兩個鄉村的若干圖片進行對比研究， 指出了與鄉村景觀視覺質量有關的要素， 并對其進行了排序[39]。⑤鄉村景觀感知與視覺評估， 研究認為鄉村景觀可以從視覺( 形態) 、感知( 內涵) 和經驗( 功能) 等方面進行分析與評估[40]。⑥鄉村景觀可持續研究。1996 年“歐洲鄉村景觀的未來”會議中， 分析了目前中歐與北歐地區人類對鄉村景觀的影響， 并研究了景觀可持續發展的概念[41]。同時一些研究也提出從景觀生態學角度恢復可持續的鄉村， 并保護鄉村景觀的多樣性。⑦“特殊的”鄉村景觀，如對性別及同性戀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過調查，認為農業中同樣存在著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貢獻[42，43]。

2.4 鄉村社會問題

鄉村發展的不同階段伴生著不同的社會問題， 國外不同學科學者對其研究一直十分關注。一些社會問題始終伴隨社會存在( 如貧困、社會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異， 而不同時期又會出現新問題。留學生論文 地理學者對鄉村社會問題的視角， 主要是社會問題對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的影響及由于鄉村空間布局與演化所形成的問題。

近來國外鄉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會問題及相應的研究: ①鄉村區域各主體間的沖突， 包括鄉村內部各階層間的沖突及鄉村與外部進入者間的沖突[44]。②貧困與就業， 是鄉村最古老的話題， 對于鄉村的貧困問題存在一定爭議， Cloke 將鄉村生活描述為田園詩畫， 一定程度掩蓋了英國農民的貧困， 但他指出應從政治上提高農村生活自身的收益、減少農民被剝奪的現象[5]。③不可進入性， 對于主流鄉村地理學者和規劃者， 可達性被看作是理解鄉村絕對的中心， 這種關注已在近來大量的著作中體現出來; Phillips 和Williams 對鄉村可進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進入性”和“社會不可進入性”[45]。④“特殊的”鄉村問題， 主要包括兒童、少數有色人種、無家可歸者[11]、男女同性戀和旅行團體等， 近年來這類問題的研究更加引起人們的關注， 研究認為在鄉村人們的實際境況與鄉村表面上平靜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會問題外， 鄉村還存在著住房、老齡化和社會保障等問題， 各國此種問題的程度存在較大差異， 不同國家對此研究的內容與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關研究

除上述幾大方面的研究外， 國外鄉村地理工作者對于影響鄉村發展的政策制度、熱點問題及突發事件等也有相應的研究。如杜贊奇從國家政權建設的角度， 探討了隨著國家政權力量的滲入， 鄉村社會權力結構的變遷， 并提出了一個具有綜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網絡[46]; 經濟全球化對上述各要素的影響研究， 如McGee 探討了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城鄉關系[47]等等。

3 結語

本文回顧了國外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歷程及各階段研究的重點內容， 并詳細介紹了當前國外這一領域研究的幾個主要方面。能夠看出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已受到關注， 并逐漸形成了較為鮮明的學科特征。伴隨著20 世紀人文地理學的第三次轉型， 鄉村社會地理也出現明顯的文化及后現代轉向， 并且在未來一定時期內， 將成為學科發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難發現， 在學科發展過程中， 相應理論的進展相對較為緩慢， 全新理論的探索及學科的交叉研究， 將會是未來鄉村社會地理學研究的難點與突破點。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轉變、社會轉型對鄉村社會的影響; 社會分層日益嚴重， 如何從鄉村地理學角度加以研究; 學科交融與學科體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將成為這一領域研究的主要內容。與國外相比， 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研究尚處于起步、緩慢發展階段， 因而積極、科學地借鑒國外先行發展的理論、方法與實踐， 有助于推動我國鄉村社會地理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張小林. 鄉村空間系統及其演變研究[M].南京: 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3-12.

[2] 陸翔興. 論我國鄉村地理學發展問題， 人文地理學研究[M]. 吳傳鈞主編， 南京: 江蘇教育出版社， 1989.4， 89-91.

[3] 石憶邵. 鄉村地理學發展回顧與展望[J]. 地理學報， 1992， 47(1):80-88.

[4] 李仁貴， 張健生. 國外鄉村學派區域發展理論評介[J]. 經濟評論，1996，( 3): 67-71.

[5] Cater.J.， Jones.T. Social Geograph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Issues[M].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9.194-221.

[6] John.L.Allen. Progress in Rural Geography[J]. The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1983，36(1):124-125.

[7] Phillips，M. The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imaginations in rural geograph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8， 14(2):121-153.

[8] 袁書琪， 鄭耀星. 論當前中外社會地理觀[J]. 人文地理， 1994，9 (3):37-43.

[9] Gauthier，H.L， Taaffe，E.J. Three 20th Sentury "Revolutions" in American Geography[J]. Urban Geography， 2002， 23(6): 503-527.

[10]王興中. 社會地理學社會—文化轉型的內涵與研究前沿方向[J].人文地理， 2004， 19(1): 2-8.

[11]Roche，M. Rural geography: searching rural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6): 823-829.

[12]Roche，M. Rural geography: a stock tally of 2002[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3， 27(6):779-786.

[13]Valentine，G. Social Geographies， Space and Society[M]. New York: Prentice Hall， 2001.249-293.

[14]Grimes，S. Rural area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diminishing distance or increasing learning capacity?[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0， 16:13-21.

[15]Grimes，S.， Lyons，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rural development: unique opportunity or potential threat?[J]. 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994， 6(3):219-237.

[16]Lobao，L.， Saenz，R. Spatial inequality and persity as an emerging research area[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497-511.

[17]Friedland，W.H. Agriculture and rurality: beginning the 'final separation'?[J]. Rural Sociology， 2002， 67:350-371.

[18]羅吉斯.埃弗里特， 拉伯爾.J.伯德格. 鄉村的社會變遷[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160-192.

[19]李晴， 鄭耀星. 試論社區研究在社會地理學中的基礎地位[J].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 1996， 19(3): 244-249.

[20]Liepins，R. Exploring rurality through 'community': discourses， practices and spaces shaping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rur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 325-341.

[21]Mormont，M. Rural nature and urban natures[J]， Sociologia Ruralis，1987， 27: 3-20.

[22]Harvey.The Limits to Capital[M].Oxford:Basil Blackwell， 1982.417-419.

[23]Scott，K.， Park，J.， Cocklin，C. From 'sustainable rural communities' to 'social sustainability': giving voice to persity in Mangakahia Valley，New Zea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0， 16:433-446.

[24]MacKenzie，A. On the edge: 'community' and 'sustainability' on the Isle of Harris， Outer Hebrides [J]. Scottish Geographical Journal，2002， 117:219-240.

[25]Joseph，A.， Lidgard，J.， Bedford，R. Dealing with ambiguity; on the interdependence of change in agricultural and rural communities [J].New Zealand Geographer， 2001， 57:16-26.

[26]Murata，Y. Rural-urban interdependen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J]. 2002，68(1):1-34.

[27]Audas， Rick.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the 1990s[J]. Canadian Social Trends， 2004， (73):17-18.

[28]Cook，J.C. Rural-Urban Migration Rates and Development: A Quantitative Note[J]. Review of Urban & Regional Development Studies，1999，11(1):63-75.

[29]Bronwyn，H. The Rural-Urban 'Digital Divide' in New Zealand: Fact or Fable?[J]. Prometheus， 2001，19(3): 231.

[30]David，D. Countryside planning[M]. Andrew w. Gilg. 1978.44-76.

[31]Philips，H.L. Tomorrow by design-a regional design process for sustainability[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1998.33-43.

[32] 王云才， 劉濱誼. 論中國鄉村景觀及鄉村景觀規劃[J]. 中國園林，2003，19(1):55-58.

[33] Spedding，R. Agricultural systems and the role of modeling[M]. NewYork: Wiley， 1984.179-186.

[34]Nelson，P.B. Rural restructuring in the American West:land use， family and class discourses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395-407.

[35]Poudevigne，I.， Rooij，S.V.， Morin，P.， et al. Dynamics of rural landscape and their main driving factors: A case study in the Seine Valley，Normandy， Franc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7， 38:93-103.

[36]Vos，W.H. Meekes trends in European cultural landscape development: perspectives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3， 46:3-14.

[37]Naveh，Z. Interactions of landscapes and cultures[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5， 32(1):43-54.

[38]Ruda，G. .Rural buildings and environment[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2):93-97.

[39]Arriaza，M.， Canas-Ortega，J.F， Canas-Madueno，J.A.， et al. Assessing the visual quality of rural landscapes [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4， 69:115-125.

[40]Terkenli，S T. Towards a theory of the landscape: the Agean landscape as a cultural imag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1，57:197-208.

[41]Mander，U，Jongman，H.G. Human impact on rural landscapes on central and northern Europe[J].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998， 41:149-153.

[42]Morris，C.， Evans. "Cheese makers are always women": Genderedrepresentations of farm life in the agricultural press[J].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2001， 8(4):375-390.

[43]Bryant，L. The detraditionalisation of occupational identities in farming in South Australia[J]. Sociologic Ruralis， 1999， 39:236-261.

[44]Mormont，M. The emergence of rural struggles and their ideological effect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1987， 7:559-575.

篇8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的提出

當今中國正在經歷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加速轉型，伴隨著這一進程，大量農民從農村進入城市，形成了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一個重要的群體—農民工。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既受到他們的來源地農村的消費模式和消費觀念的影響又受到他們的打工地城市現代消費理念的影響，這構成本研究的起點和大的社會背景的支撐。

筆者是在春節回鄉期間，觀察到大量的炫耀性消費的現象，而這又在農村的婚俗嫁娶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通過筆者的詢問和初步接觸，從中發現了一些值得去深入研究的問題，農民工在城市的消費以節儉為主，而回到農村他們遵從的卻是另一個消費的邏輯，他們種種消費行為讓我感到有些震驚，如筆者通過詢問了解到有些人回鄉后在麻將桌上的輸贏動輒萬元以上，而他們自己對這并不以為然“在外面掙錢就是回家來花的，要好好放松”是他們給出的回答。而又有一些是為了應付“面子”而不得采取的行為，“都是熟人，不好推辭，打個麻將都打不起，別人會覺得你在外面混得不好”；諸如此類的談話讓筆者不禁思考，到底是何種原因導致這樣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其背后的動因和運作邏輯到底是怎樣的，值得去深入探究。

二、農民工群體的兩棲消費

我國學者王寧通過研究發現消費行為具有場域性，在不同的場域遵從不同的邏輯。在一些場域，人們采取炫耀性消費的行為模式。在另外一些場域，人們則采取非炫耀性消費的行為模式。本研究把研究對象定為農民工群體，他們的兩棲消費所體現的場域分別是在城市和農村，在城市他們奉行節儉主義，而回到農村他們的消費行為多呈現出炫耀性的成分。從現有研究來看，農民工群體在城市的消費能力很低而且消費結構單一，價格對農民工消費起著主導作用。而且農民工的消費研究正在經歷從消費結構到消費文化的轉變，農民工消費文化的解讀是今后研究的重點。無疑，農民工回村后的炫耀性消費是消費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方面，媒體也多次報道了在農村消費中出現的鋪張浪費現象，炫耀性的成分可見一斑。

三、動因探析

（一）兩種消費觀念的沖擊

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農民工的消費行為受到農村和城市兩個不同地域的文化觀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影響。這就使得他們的消費行為體現出以下特征：一方面原有農村地區的消費經驗和消費習慣使得他們表現出保守和同質性的特點；另一方面收城市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他們認同并模仿，從而體現出開放和異質性的特點。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看，城市居民消費行為對農民工消費的示范效應并不大。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后，仍以老鄉、 親友為主要交往對象，他們很少融入當地社會，他們會將自己和城市居民區隔開來。從居住地域看，他們大多居住在城鄉結合部地區，進一步加劇了他們與城市居民之間的隔閡。農民工市民化進程緩慢， 處于一種“半城市化” 狀態。城市居民的現代消費觀念和消費時尚對他們的影響是有限的。

（二）身份困境與社會認同

農民工群體是我國二元社會結構的特殊產物，從戶籍制度上來講他們是農民，然而他們都以到城市打工為主要收入和經濟來源和傳統農民已不同，另一方面他們和城市里的工人又不同，他們沒有城市戶口，不能享受城市的各項保險和福利政策。現代社會具有很大的流動性特征，加之城市生活需要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城市居民對其的社會排斥心理，農民工對自己的身份愈加困惑。他們在城市里被認為是“二等公民”，在記憶深處他們把農村作為自己的根，農村的鄉土文化給他們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進入城市，城市的現代性生活讓他們不斷迷失，他們不知道到底自己應該歸屬于和何種身份，當權利和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他們往往都成了犧牲的一方，社會沒有提供一種正常的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各種制度上的門檻將他們區隔在外，他們對未來感到茫然。

（三）參照群體和示范效應

除了工作上和城市人有必要的交往以外，通常情況下，他們和城市人的交集并不多，而更傾向于和自己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身份背景的老鄉交往，不論是從生活條件還是個人經歷以及在城市的工作環境來看，他們的同質性都較高，與老鄉、親戚的交往占據了他們閑暇活動的大多數時光。在行為選擇上他們大多數是以自己的老鄉和鄰里作為參照群體，而不是以城市居民作為參照群體，當然這是在城市的情況，由于在城市里農民工群體都是消費水平比較低，能省則省，所以相對剝奪感也較低。然而回到農村后，則顯示了完全不同的一面，那些在城市里打工掙錢相對較多的農民工會顯示自己，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他們會進行炫耀性消費，此時他們所消費的商品不再是只有使用價值而更多的是具有“第三價值”—符號價值，商品作為一種符號，讓他的社會身份得以大大提高。這樣，農村社會變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消費行為的示差性開始不斷顯現出來。消費行為的示范效應在農村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跟風”勢頭愈演愈烈，這在農村的嫁娶方面更為突出。

（四）作為一種補償性的消費機制

由于城鄉二元結構的阻隔，農民工群體雖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他們并沒有享受到與城市居民一樣的福利制度和各種社會保障，也沒有取得社會認同，很多城市居民對農民工抱有偏見，認為他們素質低，城市諸多社會問題的出現是由于他們涌進城市所造成的。有些農民工盡管收入也有了較大幅度的提高，卻依然沒能將自己的經濟優勢轉換成政治優勢和文化優勢，他們沒能在城市贏得認同，沒能建構起自己的社會關系網，城市居民的抵觸情緒依然十分嚴重。這樣，他們將自己的目光定格在自己所屬群體當中，中國人自古就有衣錦還鄉的說法，他們通過消費來顯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盡管有時候可能會是一種身份假象，他們通過人情消費來謀得他人的認同以及社會關系的發展。

補償性的運作邏輯在這里就體現出來了，正是由于在城市地區他們無法取得應有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認同，他們會縮減在城市的消費開支，大家都一樣，來城市是來打工掙錢的不是來過好日子的，這是他們的普遍心理。然而回鄉以后他們渴望能夠得到認同，渴望能夠提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們唯有借助消費這一手段來彰顯自己的身份、地位，期望將自己在城市里失去的從農村得到補償。通過消費他們對自己的關系網進行鞏固和再造，能夠消費高檔商品能夠彰顯自己的面子。

四、總結與討論

農民工群體反鄉后的炫耀性消費是一種新興的現象，現有的研究尚未能給出有效的解釋，該種消費行為不僅僅社會中上層才有的，處在社會底層的農民工群體當中也在日益凸顯。希望本研究能夠喚起研究者以平等的姿態、以主體性的視角參與到農民工社會生活當中去，從他們的生活世界出發去研究行為的意義，而不僅僅是把它當作一個靜態的研究對象，從結構層面和客體的角度加以研究。

出現這種兩棲性消費行為，原因可以到城鄉二元體制機制中進行尋找，農民工群體的兩棲性消費行為遵從一種補償性的邏輯（城市生活難以融入，邊緣人的生存狀態，在農村社會生活中找回自我認同和彰顯社會身份地位），他們選擇一種示范性的參照群體進行比較（與自己同屬農村人群體進行比較），另外在大的社會轉型的背景下，傳統與現代兩種截然不同的消費倫理的激烈碰撞也為后續研究提供了一個視角。

參考文獻

[1] 王寧.“兩棲”消費行為的社會學分析[J].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2] 王寧.炫耀性消費：競爭策略還是規范遵從[J].廣東社會科學，2011年第4期.

[3] 劉飛.農村婚假炫耀性消費研究——以鄂中A村的個案研究為例[D].中山大學社會學專業碩士論文，2006年.

[4] 梁彩花，周金衢，張瓊.返鄉農民工炫耀性消費行為的社會心理分析[J].廣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

[5] 周鳳.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進城農民工家庭消費研究——以浙江省長興縣的實證研究為例[D].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專業碩士論文，2012.

[6] 張晶.趨同與差異：合法性機制下的消費轉變——基于北京地區青年女性農民工消費的實證研究[J].中國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篇9

1引言

什么是交換?首先需要確立對交換的理解視角和內涵限定。從較為廣泛的意義而言，交換是一種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體在遵循人類既定的規則條件下，相互換取彼此所有物的活動及其過程，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經濟交換和社會交換。經濟交換是交換的一種特定形式，是經濟生活中的交換行為，它是在極為明確的規則前提下自愿讓渡彼此的資源(主要是商品和勞務)的活動及其過程。而“社會交換”是當別人作出報答性反應就發生、當別人不再作出報答性反應就停止的行動。這里我們探討社會交換問題。

社會交換理論最早誕生于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期，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社會學家G．C．霍曼斯、P．M．布勞和R．埃默森。他們試圖通過研究互動與交換來解釋所有的社會行為。它的基本構想是：人是理性的，理性人為了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而同他人(個人、集團、社會)進行互惠的、交換性的互動。社會交換的內容為滿足當事人需求的一切有形或者無形的物品、行為，還有贊同、尊重、依從、愛、情感，以及其它緊缺物質產品。社會交換往往有著廣闊的交易范圍，成為對象的不一定具有經濟作用，“它們所交換的，并不僅限于物資和財富、動產和不動產等等在經濟上有用的東西”交換的資源還有地位、感情、服務、信息、金錢以及關系資源等，應該說從社會交換的內容、資源、表現形式中可以看出社會交換存在一定的倫理道德問題，潛伏著“道德風險”。恩格斯曾經指出：“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歸根到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一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獲得自己的倫理觀念。”農村社會交換是研究農村社會關系的一個視角，這里我們從農村社會交換的原因、目的方面探討農村交換中涉及的倫理問題。

2農村社會交換原因的道德詢問

中國社會是一個人情社會，中國的廣大農村人情味更濃，因為中國農村沒有完善的市場體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能從市場中購買到，經濟行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會關系，如親屬和鄰居的互惠(即人情)，而非完全取決于市場和追求利潤的動機。應該說農村社會交換是一個倫理體系，它包括三個結構性原因：道德義務原因、發展需要原因和理性計算原因。

(1)農村社會交換有一定的道德義務原因。早期農村社會尚未受到市場因素的深入影響，道德義務主導著社會交換，農民的社會關聯依靠的是一種宗法的、親情的倫理來維系。倫理關系的特點是在這種關系中的人之間有情分、有情義，“倫理關系即是情誼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是以義務相調節。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不只是家庭和家族，一切以義務相調節的情誼關系都屬于倫理關系。他指出：“舉整個社會各種關系一概家庭化之，務使其情益親，其義益重。由是乃使居此社會中者，每一個人對于其四面八方底倫理關系，各負有其相當義務。全社會之人，不期而輾轉互相聯鎖起來，無形中成為一種組織。”這樣一種社會即是“倫理本位”的社會。社會交換的義務支配了個人的選擇及其對社會交換特定情景的態度。先前的禮物交換建構了一個道德經濟體系，在該體系中道德原則使農民非自愿的陷入一個交換循環。農民是被動的，是承受道德壓力的。社會交換為農民們提供了一種培養、維持和擴展其關系網的基本方式，而關系網是一種可靠的社會資源。農民每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形成私人網絡，其中包含一套社會規范和道德義務。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農村的人情來往更多的是以金錢的形式來進行的，表現在婚喪嫁娶、嬰兒的生日、百歲之類的儀式性活動的“隨禮”上，本身是一種交換行為，布勞認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是一種互惠行為，為了能夠繼續得到利益，人們需要對給予自己以利益的對方作出回報，社會交換使社會各方承擔了某些未具體規定的義務。這種源于道德義務的社會交換在一定程度上說是符合倫理要求的，是農村人情、血緣維系的關鍵點。

(2)農村社會交換是農民自身發展的社會手段隨著農村生產效率的提高，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所以農民開始從事非農產業，尋找更合適的自身發展道路，例如共同參與合辦工廠、從事經商活動等，這加強了農民與他人在經濟活動中的合作。個體農民在與他人更多的合作中，逐漸將更多的社區關系與親屬關系納入到私人關系網絡之中，從而擴大了自己和家庭的社會網絡范圍。此外，隨著市場化進程的不斷深入，傳統的相對封閉的農村也逐步卷入到外部社會的宏觀經濟體系中，越來越趨向開放化，村落社會與外界的聯系逐步增強。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民工潮”極大地加強了農村與外部社會的聯系，村落社會的開放化有力地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了農民的自身發展，推動了農民村外網絡的擴張。農民為了自身的發展進行社會交換，這是無可厚非的，符合農民的倫理道德要求，只是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會增加腐敗現象，而且使得人際交往中的個體失去了自我，“我”“隨禮”就是為了達到我的目的，但方式卻是突然的與損人利己的。

(3)農民社會交換有農民理性計算的原因。布勞曾指出：“由于交換是一種以期待回報和換取回報為目的的行動，因此參與交換的行動者與精于計算的理性經濟人模型有很大類似之處。”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社會El益卷入市場化進程，中國農民的工具理性意識逐漸增強，他們的行為選擇越來越體現出工具理性導向，工具理性主義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動了農民社會交換的擴張。在社會交換中，農民利用人情饋贈以達到工具目的，凡事以人情開道，把人情作為一種利益投資，送出一定的禮物，換回更多的利益、感情、服務、信息、金錢，通過舉辦家庭典禮等儀式能夠以相對較少的花費換取大筆的禮金，因而，工具主義在家庭典禮儀式的基礎上得以推行，農村人情交往的工具性的增加是農民由非理性到理性轉化的一個表現，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一味的理性會使得人際關系異化，“算盤掛在胸前”，凡事斤斤計較，成了農民的個性的表現。而且社會交換是一個互惠的均衡鏈，人們送出許多人情之后總是希望通過自家典禮再收回來，這使得農民的人情消費頻率加快，負擔加重。因而工具主義很大程度上推動了社會交換之風，同時也助長了鋪張浪費之風。

3農村社會交換目的的利益查審

農村社會交換的交換主體是農民，農民進行社會交換的一個主要目的是進行社會交換可以獲得一點的利益。農民進行社會交換形成一定的社會網絡，“在這個網絡中，通過交換，包括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的交換，將個人的忠誠、制度性角色以及物質利益結合在一起。”

3．1農村社會交換利益性的正面查審

農民的整個生活可以分為“禮”和“利”這兩個部分，商業經營活動和其它生活經營活動在“利”的范圍內；而農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婚喪嫁娶等禮儀性活動及日常家庭生活與人際交往則屬于“禮”的范圍。但是在當今走上工業化道路的農村，社會已發生深刻的變遷，親屬關系越來越取決于他們在生產經營中相互合作的有效和互惠的維持。“當這種關系親疏的改變出現后，它卻不可能把自己仍局限于生產經營范圍之內，而是極有可能出現向農民的日常生活滲透的趨勢，從而逐漸使農民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交往也受利益的支配以至全面改造原有的關系親疏的格局”正如李守經所指出的，鄉村社會的社會關系，“其深層結構是人們之間相互的利益關系”關于利益、利益訴求的研究出現在西方社會理論中，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ClaudeAdrienHalva-tius)認為利益是社會生活的基礎，是社會生活中唯一的、普遍起作用的社會發展動力和社會矛盾根源，一切錯綜復雜的社會現象都可以從利益那里得到解釋斯密認為，“毫無疑問，每個人生來首先和主要關心自己；而且，因為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關心自己，所以他如果這樣做的話是恰當和正確的。”斯密的這一價值顯示，體現的是一種倫理文化對社會世俗生活以及生活中“欲望著”的經濟主體的激勵，強調了商業社會中市場主體的物質需要和新的精神需求。在行為主義心理學的研究中，人類被認為是尋求酬償(利益)的有機體，他總是尋求選擇獲得最多酬償和最少懲罰的目標。一這個結論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它恰恰證明了在農村社會交換中農民追求利益的正確性。

篇10

貧困作為一項全球性的問題，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不可避免的，緩解貧困以至消滅貧困是我們始終關注的話題。我國政府一直圍繞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建設開展扶貧開發工作，使農村基本生活條件和人居環境得到改善，生產力得到發展。大包大攬的扶貧方式一直是我國扶貧開發的主要方式，但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政府職能轉變，行政式扶貧逐漸顯現出一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進一步提高我國扶貧開發效率和可持續性值得我們思考。

一、我國農村扶貧開發工作面臨的困境

1、貧富差距逐步擴大，相對貧困凸顯

當前，我國扶貧開發已經從以解決溫飽為主要任務的階段轉入鞏固溫飽成果、加快脫貧致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發展能力、縮小差距的新階段。首先是國家地域發展不平衡，西部地區貧困人口數量遠遠大于東部，但經濟發展和脫貧速度都滯后于東部地區，西部農村的連片困難地區是中國貧困人口最多、貧困程度最深、貧困結構最復雜的地區，也是扶貧開發最難實施的地區。其次，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高增長與農民收入低增長、城鎮繁華與農村發展緩慢、少數人的富裕與多數人收入較低并存的現象比較突出。

2、重物質發展、輕人文發展

目前的扶貧開發工作主要圍繞如何增加貧困地區農民經濟收入的目標來展開，幫助農民修路、通水通電，搞特色種植養殖，搞結對幫扶等。這一系列的扶貧開發工作的確取得一定成效，但是貧困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沒有發生質的改變，農民的文化水平、道德水平、技能水平依然落后，不能滿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要求。

3、扶貧開發項目缺乏針對性

我國的扶貧開發規劃由上級部門制定，下級部門貫徹執行，國家從1998年開始實施村村通工程，各地方的扶貧開發工作大同小異，缺乏重點和針對性。地方在落實扶貧開發政策時缺乏深入的調查研究，沒有制定出適合本地區發展的科學合理的扶貧開發規劃，往往造成扶貧資源的浪費。

4、農民參與扶貧的主動性不強

長期以來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原因，造成了一部分農民思想僵化、存在惰性心理。這種惰性心理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認為扶貧開發項目不能給自己帶來直接的經濟利益與自己關系不大，所以很少表達自己的想法和建議;二是對自身的權利和能力缺乏正確認識，不認為自己可以創造價值，一味只想依靠政府給予的幫助。

二、社會工作介入農村扶貧開發的必要性分析

首先是維護農村社會穩定的需要。經濟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貧困和貧富差距過大都會造成社會動蕩。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首先要解決的就是貧困問題，我國本身扶貧工作量大，依據國民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的發展，我國的貧困標準也在調整，貧困標準提高的同時又會新增不少貧困對象，而且近年來返貧壓力也在逐漸加大。

其次是豐富農村扶貧開發模式的需要。長期以來我國的扶貧開發工作重物質輕思想，絕大多數貧困對象通過政府的幫扶，基本的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政府一旦停止幫扶就恢復原樣，對政府產生依賴心理，未能徹底脫貧。單靠政府進行扶貧開發顯得勢單力薄，國家鼓勵社會各界參與扶貧，尤其是社會服務機構等非政府組織參與扶貧的加入將有很大的用武之地。

最后是注入專業的工作方法和人才隊伍的需要。為了做好扶貧開發工作，國家成立了各級扶貧開發部門，出臺了很多相應的政策，這些政策的執行者是國家工作人員，基層的社會服務人員有限且不具備專業素質，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系統的社會工作培訓，從事著非專業的社會工作，這些都預示著社會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三、社會工作介入農村扶貧開發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我國扶貧開發的思想也有很多契合之處，都是幫助弱勢群體改善生活，決定了社會工作介入的可行性。早期的社會工作是在慈善救濟活動中表現出萌芽形式，并隨著救助活動的逐漸規范化和制度化，最終發展成為專業化的社會工作，發展成為一個職業、一項專業、一門學科。社會工作的助人理念是“助人自助”，幫助貧困人口從物質和精神上全面脫貧，重新建立自身的社會支持系統，恢復生產生活和人際交往的能力，重新回歸和適應社會。

第二，社會工作的專業理論和方法具有很大優勢。社會工作者不僅重視助人自助的理念，在實際工作中還可運用專業的技術和手段。首先，“優勢視角理論”、“增權理論”和“參與式理論”等為社會工作應用于扶貧開發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其次，運用社會工作中的小組工作、個案工作、社區工作的某些原則與技巧，可以深入理解貧困者的困境，正確評估他們的需求，側重培育、動員和增強貧困者的自助能力，協助他們走出困境，增強他們融入社會的能力;最后，社會工作者對案情的總結、定期回訪等過程都極大的提高和鞏固了工作的成效。

第三，《社工規劃》提出，要通過實施社會工作專業人才服務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計劃，到2015年在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通過依托社區服務中心或新建等方式培育發展200個農村社會工作服務站，到2020年基本實現每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有一家社會工作服務站，帶動培養5萬名農村社會工作專業人才。依托國家對農村社會工作的支持，社會工作對農村扶貧開發工作的介入將打破固有的扶貧開發理念、打破原有的扶貧開發模式，為農村扶貧開發注入一股新鮮的力量。

【參考文獻】

[1] 王思斌.社會工作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317-330.

[2] 朱眉華，文軍.社會工作事務手冊[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98-130.

[3] 風笑天.現代社會調查研究方法[M].第四版.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09.154-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