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篇當代文學教學探索3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當代文學教學探索1

建設新文科是學科實現革故鼎新的必要方法，是培養時代新人的重要途徑，更是時代的新使命。“新文科建設旨在以學科交叉融合推進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創新。”①在此背景下，傳統的文科教育在直面當下日益更新的外部環境的同時，應以積極的姿態探索融合之路，并進一步推動學科之間的深度融通。作為傳統人文學科的中國當代文學學科，其涵蓋的作品反映和呈現著中華民族幾千年偉大的變革，內蘊中華民族歷久彌新的精神，這種當代性特點決定了它必須盡早地進行新文科的探索，以在學科教育中培養青年人的文化自信。

一、當代文學的學科優勢

就學科本身的特征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具有學科融合的天然優勢，它仍處在不斷生長的開放狀態。隨著時代發展，當代文學作品不斷展現時代風貌，進而產生新材料、構建新理論，文學創作則伴隨科學技術的進步而不斷革新創作方式和創作思維。新文科建設的宗旨要求當代文學在保留自身特點和教學優勢的同時，能更進一步地與其他學科進行交融互通，所以當代文學學科這種開放、包容、更新的狀態，更有助于學科的融合與新文科的建設。

（一）創新性

當代文學學科的創新性主要來源于其與當代現實的密切關系。且當代文學的發生發展離不開特定時期的歷史背景，故而從歷史和現實兩方面對其創新性的特點進行分析。面向歷史，自1949年中國當代文學開端之后，當代文學作品積極地呈現出社會主義中國大地上的歷史變遷和社會發展，塑造了一代代中國人拼搏奮進的形象，反映了中國人豐富而完滿的精神世界。這是歷史為當代文學積淀下的深厚內蘊，也是其之后能夠及時把握新方向、創造新思路、發現新思潮的基礎保障。面向當下，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創新作為時代發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條件，當代文學作品同樣隨之展現著新的理論、新的思路、新的技術和新的風貌。同時，當代文學學科包含文學現象、文學思潮，在學科發展過程中，它能夠及時地關注到新理論的出現。新的文學潮流顯現出文學內外部的發展與變化，生發出新的學術生長點，不但為傳統的當代文學學科進行更新和升級提供了必要的基礎與保障，并且為實現人文學科的新突破提供了可能。

（二）融合性

當代文學學科的融合性表現為對于新興科學技術的接納和包含，在不同時期的新技術出現時，當代文學均表現出了積極的態度。八九十年代，其創作積極地與影視媒介融合，出現了大量優質的影視文本，以文學的方式極大地反哺了影視行業的發展。世紀之交，當代文學敏銳地感受到網絡信息技術的熱潮，積極規范、倡導和鼓勵網絡寫作，使傳統的文本與新興媒介融合。當代文學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它與各類學科都有著互通之處，并同時互相促進與發展。并且正因為當代文學有這樣敏銳的眼光、積極的態度以及互相學習交流的理念，它才能在當代各類新興媒介層出不窮時，繼續保持持續向上的發展狀態，作為一個傳統人文學科方興未艾。同時，當代文學積極地將文本內容與理、工、農、醫等各個學科交叉，科幻文學、醫療文學、倫理文學等類型文學清晰地反映出各學科對當代文學創作的深刻影響，和當代文學對各個學科知識、內容和理論的借鑒與應用。這種人文學科領域內的多學科交叉和外部自然可續的交叉，已初步呈現出新文科的學科特征，當代文學的專業結構就在這樣內外部的不斷融合之中被不斷優化。

二、新文科背景下當代文學教學現存問題

新文科仍在起步階段，從而使得當代文學的教學過程仍然遵循傳統的教學理念、教學方式和教學內容，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新文科意義認識不足

在學校層面，各個高校對新文科的建設都表現出積極性與主動性，試圖以多種方式探索各學科之間的融合與發展，但校際、院際的學科融合多數只停留在兩個學科方向的外部合作上，并未深入地將學科內容彼此融匯和滲透。當代文學學科與現代信息技術的交叉，僅限于以現代的技術介入當代文學學科，如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而現代信息技術的理念、思維、方法還沒有深刻地融入到當代文學之中，也尚未能夠使用這些方法解決新的問題；在教師層面，多數教師尚未意識到建設新文科的重要性，及新文科建設的內在要求。建設新文科的目的在于促進文化繁榮、提升文化軟實力，而絕不能將其簡單地視為學科內部的發展和建設。在學生層面，由于學校和教師的教育力度不夠，當代青年對文學的閱讀深度、廣度尚淺，對新文科的了解不足，以致其并不注重當代文學的重要性。當代文學所包含的理想性、信念性，對于塑造青年人靈魂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教師應當重視當代文學的價值引領功能，通過當代文學學科培養學生的人文精神與價值情懷。

（二）學科交互范圍不夠

目前的當代文學教學多數情況下僅面對漢語言文學專業開放，并未將課程擴展到其他學科的講授中。就當下的教學情況而言，僅少數院校開設了少數交叉課程，并且學科之間的界限仍然比較分明。在這樣的大環境影響下，教師和學生還只囿于小范圍內的學科教學，眼界只困于自身專業，這并不符合當代新文科建設的教學要求。在新文科的背景下，不僅需要人文學科對自然科學等學科的融入，還要關注理、工、農、醫等專業對文學知識的把握、文學素養的提升和文學思維方法的介入。“新文科為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提供方法、標準、價值判斷以及未來所需要的職業綜合素質”，②這就要求學科之間需有密切的聯系及交互。而目前，僅少數學科專業開設大學語文課程，其中包含了少量的當代文學內容，就內容的體量來講還遠遠不夠。目前的當代文學的教學，僅僅能夠做到在課堂中少量引入其他學科的內容，仍還未能實現對于不同學科之間方法、思維、技術的內在交融。

（三）學科融合挖掘不深

當代文學學科具有開放性與融合性的特點，在新文科建設中有許多天然優勢。但是，目前對當代文學學科能夠進行融合的要素挖掘還不深入，從而導致在教學中更多是紙上談兵的融合。當代文學課堂對作家、作品、現象的解讀，更多是從歷史的層面進行的，把它們放置在縱向的歷史的時間線索中，將其作為歷史的一種構成去解讀和講述。而不能把這些教學內容橫向打開，去研究這些作品與潮流的生成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以及彼此交織的情況。這樣的融合流于表面，不能達到真正的學科交互。可見，目前的當代文學教學視野尚未打開，對于跨學科的關注度不夠。目前的教學忽視了對具有融合特征的文本的把握，缺乏對新近文學作品的追蹤和闡釋，缺少對新媒介、新技術介入文學創作的認識。從而使得當前的課堂教學內容相對陳舊，教學內容滯后于時代發展需求。當學科教學不能達到具體標準時，學生對于學科交互的理解也將是淺薄、單一的，這不僅不適宜當代文學發展，更不利于學生成長。

（四）教學方式單一

當代文學教學主要面向中國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生，基于本科招生的數量與師資配備情況，目前的多數院校仍采取大班型授課，以教師傳授講解為主，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度較低。如以傳統授課方式繼續教學，學生在課堂中沒有話語權，不能及時表達自身想法，這并不利于當代文學的傳播與學習。同時，盡管線上授課已逐漸普及，網絡授課平臺為師生提供了更多交互性的可能，但是并未真正解決對學生的個性培養問題，尚未給當代文學教學帶來深刻變革；在實踐層面，當代文學課程以課堂講授為主，教師在課堂上對文學歷史、作家作品、文學思潮進行講解和闡述。但是并未將教學內容遷移到課堂之外，沒有有效地開發第二課堂，沒有將理論的學習與社會實踐深入地結合。總而言之，目前的教學現狀仍不理想、教學方式仍然單一、教學模式尚未開放，科教融合、校企聯合等等協同育人的格局也并未形成。

三、新文科背景下當代文學教學實施策略

（一）提升教師新文科建設意識

新時代，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大繁榮，增強國家綜合國力，新文科建設責無旁貸。新文科的建設能夠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能夠反映出一個民族的思維能力、精神品格和文明素質，能夠堅定文化自信，為民族復興注入強大的精神動力。因此，新文科的建設不僅對于當代學科融合具有重要意義，更是對于國家、民族、文化的發展具有重大的價值。當今時代的發展日新月異，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逐漸滲入各個學科，如果傳統人文學科固步自封而不能夠接納新技術的融入，那么學科將會在刻板僵化中失去原有的生命活力。教師需要理解新文科建設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大意義，認識到新文科對專業發展的必然要求，理解新文科對人才培養的重要性，才能夠真正在教學中更為深入地進行新文科實踐。

（二）加強對新文科內涵的理解

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人文精神主題，新時代的人文精神需要強化生活經驗的廣度和深度，對生命本質問題進行批判性思考。以人為中心，彰顯人文精神主題的時代變化，是新文科的重要內涵；新文科體現著學科的交叉和融合，它區別于傳統的各個學科之間的涇渭分明，而是追求人文學科內部之間的交互以及文、理、農、醫等學科的交融。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交融并不是簡單地將兩個或多個學科知識的形式對接，更重要的是學科之間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和學科精神的內在交匯；新文科建設延續了新文化運動的價值追求，不僅旨在培養學生跨學科的思維和解決綜合復雜問題的能力，更重要的在于新文科能夠“助力中國現代學術文化革新，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煥新，激發現代中國先進文化創新和推動人類社會共同文明更新。”③這是當代文學自身發展的重要意義，也是當代學科發展的必經之路，更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內涵。

（三）建設多維課程體系

開設當代文學跨學科選修課或通識課程，將中國當代文學教育普及至各個學科之中。以當代文學中所展現的中國當代革命史、奮斗史，以及其所富含的理想精神、拼搏精神和團結精神以實現對不同學科專業學生的精神凈化和思想教育。加強課堂的智能化、數字化、可視化，使技術融入到教學內容、教學對象、學習方法等要素之中。改變教學策略，提高教學效率，創新教學模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突破專業限制，創設跨學科教學情境；立足專業，增進社會實踐活動、社團活動、專業競賽、學術講座等，促進學生以文學專業為基礎，實現個人能力與素質的全方面發展。開展相應的紅色經典閱讀大賽、AI寫作與文學創作論壇等活動，將當代文學課堂當中的內容，遷移到課堂之外，與社會、與實踐相融合。通過科教融合、校企聯合等，構建新文科教育協同育人大格局，真正實現打破傳統學科教學的瓶頸，打造出一種全新的文科格局。

（四）深入挖掘學科內容

教師應當深入挖掘當代文學學科與其他人文學科、與理工農醫等學科的交叉點。當代文學與社會主義中國的發展史具有某種同步性特征，可以發現文學作品與歷史學、社會學、倫理學、哲學之間的內在聯系，進行遷移性講授，拓展學生的學術視野，完善學生的知識譜系。“在網絡融通的時代，教師要不斷反思，在課堂教學中積極構建師生‘教與學共同體’，通過系統性‘教’的引導促成碎片化‘學’的提質，激發其內在潛能。”④當代文學的部分作品，還呈現出與物理學、建筑學、生物學、醫學等方面的內在聯系，教師可以通過對類型文學作品的講授與分析，帶領學生體悟理工學科的思維方式和內在邏輯；教師還應著眼于教科書以外，拓展自己的視野，擴大講授范疇，目光跟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隨時關注新的文學現象的發生、新的文學作品的產生，和文學與其他學科的新融合。新世紀以來的網絡文學蓬勃發展，AI寫作方興未艾，文學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實現學科的跨界和交融。新文科建設要立足新時代，回應新需求，培養現代化的人才。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當代文學更應當發揮學科優勢與特長，發掘其融合性、創新性和發展性，更深入地與其他學科相融合，努力實現新文科的建設，并通過課程教學真正將新文科落到實處，培養具有開闊視野、創新思維和實踐能力的人才。

作者:武兆雨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

當代文學教學探索2

“文學是了解一個國家文化最好的媒介”［1］，中國文學譯介是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途徑。1951年創辦的英文版《中國文學》是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開端，此后，20世紀80年代的“熊貓叢書”、20世紀90年代的《大中華文庫》等，都是中國文學譯介的豐碑。21世紀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引領下，“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等項目使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不斷加速升級。中國文學成功譯介到海外的案例越來越多，如《狼圖騰》《三體》等都取得了良好的譯介效果。但在全球文化語境下，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仍是逆流而上，充滿挑戰，因此，協調各種譯介模式，提升傳播效果，是實現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關鍵。文章將拉斯韋爾傳播模式應用到譯介學領域，以香港《譯叢》雜志和新興網絡翻譯平臺“紙托邦”為研究對象，從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四個方面對比二者的譯介模式，總結二者成功的譯介經驗，探索新媒體背景下譯介模式的發展。

一、《譯叢》與“紙托邦”的創建與發展綜述

《譯叢》雜志由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研究中心于1973年創建，致力于“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文化，滿足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以中國的視域向其提供原始素材”［2］。根據世界圖書館目錄檢索平臺的數據，《譯叢》雜志已被世界各地超過200家圖書館收藏。中國當代很多作家如莫言、楊絳等的作品都是通過《譯叢》成功的譯介走進海外讀者的視野。當前，《譯叢》已成為推介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是高品質學術譯介出版機構的代表。2007年，美國翻譯家EricAbrahamsen與幾位來自國外、熱愛中國文化的青年翻譯家共同創建了譯介中國文學的博客網站“PaperRepublic”，即“紙托邦”，一方面“紙托邦”集結了眾多以英語為母語的譯者從事中國當代文學的英譯，向世界譯介中國的優秀文學作品；另一方面，其又是一個出版咨詢平臺，面向海外出版機構發布中國圖書資訊，構建起了連接中國文學與海外出版社的橋梁。歷經多年的發展，“紙托邦”已成為中國文學海外推介的重要網絡平臺，為中國文學的國際傳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在新世紀，以數字技術、無線網絡為支撐的新媒體成為時代特征。不同傳播介質在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出版中有著各自的優勢。《譯叢》作為紙質實體傳播的典范，與“紙托邦”這一新興網絡傳播介質，在譯介模式上各具特色、各有所長，二者的譯介經驗為新媒體背景下譯介模式的發展提供了諸多啟示。

二、《譯叢》與“紙托邦”譯介模式的對比

（一）譯介主體

譯介主體是遴選、翻譯與編輯文學作品的個人或群體［3］。作為獨立的學術機構，《譯叢》在譯介主體方面形成了編者、譯者、作者有機統一、有效互動的模式。《譯叢》的編譯成員兼具中西文化教育背景，具有國際視野和跨文化溝通能力。如1987—2007年擔任《譯叢》雜志主編的孔慧怡，具有深厚的漢英翻譯經驗。她的譯者團隊中既有本土學術型翻譯家如黃國彬、余光中，又有西方漢學家如葛浩文，柳存仁等。“《譯叢》構建了一個國際性的文學譯介團隊，從他們的人員組成中可以窺見國際漢學界與中國文學界交互融通、中西方翻譯研究與實踐相互交融以及跨學科的多重人文關照。”［4］與《譯叢》融貫中西、專業學術性強的譯介主體相比，“紙托邦”的譯介主體的身份更為雜合化，其集結了一批優秀的海外譯者，如外籍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家藍詩玲、韓斌、謝飛等。他們中很多人曾長期在中國生活，通曉中國文化、語言，又熟悉國際出版流程、了解海外市場，兼具譯者、撰稿人、文學評論家等多重身份。例如，“紙托邦”創始者EricAbrahamsen在中國生活了十幾年，翻譯了王曉波的《我的精神家園》、王曉方的《公務員筆記》等，還擔任《人民文學》英文版PATHLIGHT的編輯總監。2011年，“紙托邦”與《人民文學》合作為PATHLIGHT提供譯員和選材、營銷方面的咨詢服務。此外，“紙托邦”注重對新生代譯者的培養。“紙托邦”建立的初衷就是讓年輕譯者交流翻譯經驗，探討翻譯技巧，鑒賞譯本等。因此，“紙托邦”的譯者團隊形成了供稿人、文學經紀人、出版社多元聯動的共同體。

（二）譯介內容

譯介內容是中國文學海外推介獲得成功的關鍵要素。譯介內容的選取應以世界文學價值內涵為標準，遴選易被海外讀者接受，又具中國特色的優秀作品。《譯叢》在譯介內容選擇上始終堅持將“作品的文學價值”作為第一考量。具體來講，首先，《譯叢》選材廣博，古今并重，創刊初期側重譯介中國古代經典文學，如先秦散文、元雜劇等。20世紀80年代，《譯叢》重點推介冰心、北島、王安憶等作家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初，《譯叢》文庫出版了莫言的英文小說集《〈爆炸〉及其他》。其次，譯介作品在地緣上輻射海峽兩岸暨香港、澳門，尤其是港臺地區的優秀作家作品得到了充分的發掘，如2004年的專號《臺灣新詩歌》，2008年出版的叢書“穿越物質之屏：香港二十世紀文選”等。專號是《譯叢》的特色，如2021年為楊絳誕生100周年，《譯叢》推出了楊絳特輯。最后，作為學術型紙質實體傳播介質，《譯叢》始終堅守獨立的文學品質，學術性強，這也是其在譯介內容上獲得成功的原因之一。“紙托邦”的譯介選材除了基于作品的文學價值，出版價值、市場價值也是其重要的考慮因素。主編EricAbrahamsen曾表示：“市場價值與文學價值并不總是對等，但是沒有市場價值的認可，文學價值有時很難傳播。”［5］同時，“紙托邦”注重推介新人新作，秉承“只要是好文學，便不問出處、來者不拒”的理念。“紙托邦”的譯介內容主要為當代中國文學作品，側重反映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征。以2020年“紙托邦”網站發布的譯介作品為例，其中包括詩歌、散文、科幻小說、經典小說和兒童文學。小說如蘇童的《獵人的影子》、閻連科的《三兄弟：我的家庭記憶》，詩歌如梁屏群的《荷葉》、吳生《我的村莊：詩選》等。此外，“紙托邦”從2015年發起“短讀計劃”，通過網絡和大眾媒體定期發布中國當代文學短篇，收獲了良好的讀者反響。“短讀計劃”采用在線發表的形式使內容選擇和發表時間都極具靈活性。例如，中國二胎政策出臺后，“紙托邦”適時發表了魯敏的散文《1980年的第二胎》（汪海嵐翻譯）。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紙托邦”發布了一系列有關“疫情影響”的作品，如鄧安慶的《隔離在黃岡老家40天，我與父母關系變好了》。這都凸顯了網絡傳播介質的優勢，即對當下熱點反應靈敏，信息傳播快捷，移動網絡平臺支持隨時閱讀，符合新媒體時代讀者的閱讀習慣。

（三）譯介途徑

當前，海外讀者對中文作品的關注度較低，當代中國文學的譯介阻力重重。想要突破這一困境，我們就要優化現有譯介途徑，拓展譯介渠道，提升傳播效果。而《譯叢》在探索多元化發行渠道拓寬出版路徑方面一直是行業典范。第一，《譯叢》積極與海外出版社合作。香港中文大學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聯合發行的《譯叢》文庫，至今已出版近50部譯著，獲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成為中外合作海外譯介的成功范例。第二，1996年，《譯叢》順應時代趨勢，開通了網站，在網站上用戶可查詢到《譯叢》每期目錄。2007年，《譯叢》網站還增設譯者、作者的信息索引，不斷完善作品相關資訊。同時，為方便讀者在線訂閱，《譯叢》還開辟了網絡銷售渠道。第三，《譯叢》注重海外營銷與廣告宣傳，在主流英文版報刊上刊登廣告，推介作品。如《譯叢》文庫出版張愛玲的小說集時就通過“Newsletter”（《通訊》）刊登廣告大力推介張愛玲的作品。《譯叢》還積極參加各類書展，并多次在展會上展示譯者原始手稿，贏得了海外出版商的青睞。不同于傳統的譯介途徑，“紙托邦”是數字化譯介的代表，其不僅發表中國文學英譯作品，還發表相關的文學博客、書評、書展、訪談、獲獎信息等。快捷的信息發布和互聯網廣大的受眾是數字化譯介渠道的顯著優勢。“紙托邦”另一大優勢為信息共享。“紙托邦”為從事中國文學英譯的譯者們提供了便利的交流平臺，打破了中國文學譯介長期局限于學術界的壁壘，有助于譯者之間深入交流、互評互鑒。“紙托邦”還與國外知名出版社建立了良好合作關系，如其譯員翻譯的作品由美國的圖書出版公司西蒙與舒斯特（Simon&Schuster）、全球知名的出版集團企鵝出版集團等出版發行。2016年，“紙托邦”還創建了微信公眾號以更好地適應數字時代的公眾閱讀需求，使讀者可以便捷地對作品進行評論。“紙托邦”雖不直接從事出版發行，但以數字化傳播介質搭建平臺、共享信息，聯通了譯介主體、讀者、出版機構、文學經紀人等，為拓寬新媒體時代中國文學譯介途徑提供了新思路。

（四）譯介受眾

傳播學領域的受眾指傳播活動中信息的接收者（包括聽眾、觀眾、讀者等），他們并不是被動地接收信息，而是基于自身的興趣、價值觀主動地選擇信息。因此，我們要達到良好的傳播效果，就要了解受眾的屬性和需求，做到有的放矢。具體到譯介學領域，譯介的受眾就是讀者。就《譯叢》雜志而言，其狹義的讀者群體為包括漢學家在內的專業人士，廣義的讀者群體為廣大中國文化的愛好者及海外高校師生等。在清晰界定目標讀者的前提下，一方面，《譯叢》突出專業學術背景，推出《譯叢》叢書，出版中國古代典籍譯著，滿足漢學界專業人士的專業需求；另一方面，《譯叢》以親民、通俗為特色，發行《譯叢》文庫，重點推介中國當代文學，拓展大眾讀者群體。《譯叢》始終在積極拓寬發行渠道，突破小眾化、精英化的受眾范圍。作為推介中國文學的網絡平臺，“紙托邦”以全球英語讀者為目標受眾。網絡傳播的優勢在于受眾群體龐大，且突破了地域的阻隔，讀者可以隨時隨地進行閱讀。同時，由于“紙托邦”是由外國人創建的一個西方民間譯介平臺，其編、譯人員多為西方國家學者，他們對西方讀者有更深入的了解，在翻譯時能充分考慮到西方讀者的文學審美和接受心理。“作為絕大部分是在英語國家文化形式庫環境中成長起來的英語母語者，PaperRepublic成員更清楚‘譯什么’‘為誰譯’‘怎樣譯’，他們能準確捕捉目的語文化動態，協調市場、機構、讀者、形式庫等多種因素之間的關系。”［6］

三、新媒體背景下譯介模式的發展啟示

自1973年創刊以來，《譯叢》傳播中國文化近五十年，成績斐然，被譽為“洞察中國文學的窗口”，是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主力軍。在新媒體背景下誕生的“紙托邦”作為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的代表，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播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是數字化傳播的新生代力量。這兩個中國文學的譯介典范體現了實體傳播與數字傳播的差異與共融，為未來譯介模式的發展提供了啟示。首先，在譯介主體方面，綜合《譯叢》和“紙托邦”的傳播經驗來看，中譯外的理想群體應具備雙重文化背景，不僅外語達到母語水平，熟悉中國本土文化語言，了解海外讀者的需求與審美，還要熟悉國際出版流程，善于與海外出版社溝通，綜合這些條件來看，中外合作是一種值得推介的理想模式。翻譯不僅是語言信息的轉碼，還是文化的交流。中國本土譯者需要外國學者提供校正文本、潤色語言的幫助；而海外譯者則需要中國本土譯者提供信息、解釋背景等。事實上，《譯叢》在20世紀90年代就倡導合譯的模式，從而保證翻譯質量。其次，官民合力既可以加強政府官方機構與民間譯介組織的合作，也是促進中國文學“走出去”的有效途徑。如2011年《人民文學》英文版PATHLIGHT就是中國官方譯介出版機構與“紙托邦”合作的產物。在中國文學的海外譯介傳播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官方媒介始終是主力，這使得推介作品的內容或多或少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影響，在西方讀者群體中的接受度不高。而像“紙托邦”這樣的民間譯介組織彌補了這一不足，他們的譯介更具親和力。可見，民間譯介組織無疑是對官方推介的有效補充。最后，數字化時代的新媒體技術使文字、影像以及聲音三大符號媒介得到有效的融合，文學形態與文學傳播亦呈現多模態、多維度的特征［7］。譯介出版要積極融入媒介發展的新格局，有效利用數字化傳播，并與實體傳播融合創新、優勢互補，建立起中國文學的多元化新媒體傳播體系，提升中國文學海外傳播效果，實現中國文學由“走出去”向“走進去”的跨越。

作者:何曉茵 單位:天津財經大學珠江學院外語系講師

當代文學教學探索3

因為寫過太多印象記，本來早已下決心不再寫這類文字了，但這次崔慶蕾要我寫，我卻又不好意思不寫了。這是因為這些年他一直在我身邊學習、工作，目睹了他的勤奮、刻苦與成長，很欣慰，也很有感觸，覺得有話要說。在很多人眼里，無論從哪方面來看，崔慶蕾都是平常的、普通的，他絕不是那種特別出眾、能令人眼前一亮的青年才俊：個頭不高、相貌平常、才華也不顯山露水，說他是同代人中很平凡、很普通的一個似乎也沒什么不對。但說實話，因為太了解他，所以，我跟別人的眼光正好不同，我最欣賞和看重的恰恰就是他的“平凡”和“普通”。這些年，在文學界實在是看到了太多各式各樣的“才子”“才女”，因為“不凡”太多，反而使得“平凡”和“普通”變得珍貴與稀缺。其實，就我的了解而言，崔慶蕾實際上非常“不普通”，在學生時代，他不僅是學生會的風云人物，主編過研究生的雜志，會唱歌、彈吉他，會踢足球，還有著出眾的商業頭腦，曾經創辦公司并在濟南和北京買了房，是令他的一眾同學們“羨慕嫉妒恨”的那種最先富起來的人。他最可貴的地方也許就在這里：明明“不普通”卻偏偏是“普通”的樣子，明明很“成功”卻偏偏不迷失自我，對自我認識很清醒，既沒有被自己的“才藝”迷惑，也沒有被自己的“成功”迷惑。他始終知道自己的“主業”是什么，始終堅定著自己對學業的追求，因此，在學校他是一個好學生，在中國現代文學館、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編輯部他是一個好員工。他知道自己是誰，能做什么，把自己的位置擺得很正，哪怕有人不喜歡他，他也會堅定地做好自己。他為人低調、內秀、穩健，不夸夸其談，也不好表現自己，但辦事踏實，一步一個腳印，可以說是任勞任怨。

什么工作交給他，你都會特別放心、安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從創刊開始，他就邊學邊干，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有時候甚至在集團大樓里一個人加班到凌晨六點，刊物從無到有、從小到大，他付出了外人難以想象的辛勞與汗水。而作為一個低調和謹慎的人，他其實也很有“柔軟”“溫和”的力量，甚至還有某種“大哥”氣質。同事之間、年輕人之間，有時候發生一點矛盾沖突，他反而會成了調解人和潤滑劑。他為人善良，與人相處貼心而周到，能為對方著想，交際能力也強，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里里外外，作協也好，文學界也好，各式人等都愿意與他打交道。這幾年，不斷有人向我打聽，你那個學生崔慶蕾是男生還是女生？有個山東老作家直接問我，他一個男孩怎么取了個女生的名字？我說，男生取女生名字的很多啊。

他說，也是，女生取男生名字的也很多。他的這種性格和品質也極大地影響和投射到了他的學術研究和學術道路上。他不是那種一下子暴得大名的學術紅人，但他的學術積累扎實、厚重，他的學術之路穩重、綿長，他的學術個性細膩、敏感。在研究生和博士生階段，他注重作家作品的追蹤閱讀，同時也注重理論經典的鉆研和理論修養、理論思維的訓練，逐步形成了個性化的學術研究與文學批評方向。碩士論文《游走在城鄉之間的寂寞靈魂——孫惠芬小說創作論》，以當代作家孫惠芬為研究對象，結合作家個人的現實生活經驗，論述其在小說中創造的獨特的“鄉土世界”，從主題內涵、人物形象、敘事特征、藝術風格、存在問題等多個角度展開分析，既有正向價值的肯定與總結，亦有存在問題的客觀探討，對孫惠芬的小說創作進行了充分而深入的闡釋，從學術層面上完成了對孫惠芬小說的追蹤與定位。博士論文《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研究》，史論結合，以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為研究對象，考察了1980年代先鋒文學批評發生的政治語境、文學語境，分析了其通過文學論爭、文學會議等方式不斷發展的歷史路徑，梳理了《當代文藝思潮》《上海文學》《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等幾家文學期刊在先鋒文學批評發展過程中所充當的陣地角色和作用，探討了作為主要力量的“第五代批評家”群體的總體特征及個性特色，總結了先鋒文學批評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產生的歷史貢獻及局限問題，體現了宏觀的理論視野和扎實的文學史功力。如果說碩士論文體現的是他在當代作家和當代文學現場追蹤方面的敏銳能力，那么博士論文則呈現的是他在理論研究和文學史總結方面的學術功力，正是這兩種互補性的學術努力鍛造了他的學術個性。

在其后長期的文學研究訓練與批評實踐中，他的這種學術個性得到了越來越大的強化與彰顯。這表現在：其一，強烈的現場感和鮮活的文學判斷。我經常跟我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講，一個學文學的碩士和博士，不管你水平有多高，才華有多嚇人，但如果你的閱讀跟不上當代文學的發展節奏，無法對當代文學第一現場發聲并給出即時的判斷，那你就不是一個稱職、合格的文學碩士或博士。在這方面，崔慶蕾無疑是優秀的，他能始終立足文學現場，保持高強度的同步閱讀，追蹤新涌現的作家作品、思潮現象特別是長篇小說研究。他的閱讀量是驚人的，而反應和判斷也是及時且令人信服的。近年來，他對遲子建的《煙火漫卷》、劉慶邦的《女工繪》、陳彥的《喜劇》、艾偉的《鏡中》、付秀瑩的《野望》、劉繼明的《人境》等長篇新作的研究，均是在作品發表后的第一時間完成的及時回應與及時判斷。在當下的文學現場中，每年幾千部長篇小說的涌現，對于文學批評是一種考驗，對于崔慶蕾他們這一代的青年批評家們尤其是一種召喚與考驗。我始終認為，做個文學評論家并不是多么深奧復雜的事，普通人就能做得很好，只要你肯閱讀，肯用功，夠勤奮，持之以恒，而才華倒似乎是次要的事情。因為當你不能成為一個稱職、合格的文學讀者時，才華其實是無用武之地的。其二，文本溫度、審美敏感度與思考深度的有機融合。文本細讀是文學批評的前提，是審美感受和理論提煉的基礎。崔慶蕾的文學批評實踐特別注重文本細讀，堅持一切從文本出發。

他的審美感覺無疑是細膩而敏感的，他對作品的第一感受和直覺印象往往是非常準確的，這使他隨之而來的評論顯得貼切而中肯，既有個人發現又有說服力。他的許多文章都是建立在一遍又一遍的文本細讀和重讀基礎上的，他總是能從作品的細節和內容出發，闡釋作品蘊含的豐富意義或者存在的問題局限。而這種對文本的精細闡釋，也同時賦予其批評一種將具體文本分析與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相結合的能力，從而更有效地發揮了文學批評在當代文學經典化和歷史化方面的功能。比如，《“革命女性”的內面及其敘事的難度與限度——評劉慶邦〈女工繪〉》（《當代文壇》2021年第1期）一文將作品集中描繪的“革命女性”形象作為一個話題提煉出來，從敘事經驗和敘事理論角度分析這一類型的人物形象在百年中國文學中的譜系建構，有效拓展了對小說藝術意義的認識。《藝術現代性與悲喜辯證法——讀陳彥長篇小說〈喜劇〉》（《東吳學術》2022年第1期）一文著重分析陳彥長篇新作《喜劇》所呈現的傳統藝術如何向現代轉換的“現代性”問題以及作者借助巧妙的藝術手法所呈現的悲喜辯證的生命觀，由此深入探討了傳統與現代轉換中所可能遇到的問題和不同形態，使得對小說的判斷上升到了哲學和文學史層面。

《煙火中的城市抒情、反思與批判——讀遲子建長篇新作〈煙火漫卷〉》（《小說評論》2021年第3期）一文從城市抒情、敘事裝置、現代反思與社會批判等角度分析《煙火漫卷》所蘊含的價值和意義，同時將其置于作家的整體創作譜系的多維文學坐標之中進行縱向、橫向的比較研究，從而深刻揭示了小說在作家個人創作史和整個文學史圖譜中的位置，為小說最終的文學史定位做出了有益探索。當然，崔慶蕾的文學批評和學術研究的“個性”其實是處于“生長性”之中的，無限的可能正在展開，遠不是上文兩點所能概括的。可以說，無論是在生活中、工作中，還是在文學評論和學術研究中，崔慶蕾迄今所取得的成績都是值得稱道的。他以內斂而穩健的步伐走出了一條越來越開闊的屬于他自己的學術道路，相信他還會不斷給我們帶來更大的驚喜。與此同時，期待他在保持自我、保持自己低調而溫和個性的同時，也不妨重新發掘一下自我，不必過于謹慎或小心翼翼，也許放飛、放縱一下自我，他會在尖銳性和批判性維度上發現和體驗到一種全新的可能性。

作者:吳義勤 單位:中國作家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