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0-24 0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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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養模式主要內容
本專業自2003年實施2+1+1人才培養模式,改變了傳統人才培養模式的不足。通過一、二年級進行學科基礎和專業基礎培養,三年級進行專業必修和個性化方向培養,四年級主要培養畢業論文寫作、示范課實習、教育實習和其他職業崗位的能力,使本專業的學生具備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同時加強學生的實踐能力、創新能力及基礎教育適應能力。2010版培養計劃制定時減少了總學時,增加了專業選修課比例以及學生自主學習時間。在課程設置上,開設了“語文教材研究”、“教學藝術論”和“文學作品的審美解讀”等課程,強化了師范技能的培養。在優化課程體系方面,本專業在最新的培養計劃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學與教育實習試講”、“學年論文”、“畢業論文”、“社會實踐”等,還新增加了“專業調研”、“中學語文教學名師示范課”等內容,大大增強了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程度,在培養學生的社會適應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學生的能力發展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
另外,本專業結合自身特點展開各種實踐活動,開展學生的教師技能訓練,舉辦詩歌朗誦大賽、演講大賽、師范生講課大賽、師范生技能大賽、微格教學、實習基地課堂教學、三筆字大賽,以及量化的閱讀和寫作訓練,例如:每學期不少于10部理論書籍和30篇文學作品,一、二年級學生每人每學期必須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專業數次邀請中學優秀語文教師為本專業學生做示范課,并且與學生對課堂實踐進行探討。除此之外,學院從2012級漢語言文學專業師范生中,選拔了一批優秀學生,組成了實驗班,并且配備了教學經驗豐富的班主任,在教學過程中進行一對一指導,讓學生們更好的享受教育資源,更快的掌握教學應用技能。
(一)漢語言文學教育與社會實踐相結合是社會發展對應用型人才提出的需求
在教育“普教化”傳統思維下,所有的教育模式趨同化,注重理論知識傳授,實踐教學相對是薄弱環節。在今天,大學教育從精英教育走向大眾教育后,大學教育模式也開始注重與社會實踐相結合。“大學是研究和發展學術、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的場所,理應走出‘象牙之塔’,建立起一種主動適應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機制,樹立一種與時展息息相關,同呼吸、共命運的責任感,既為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做出貢獻,也為大學自身的生存和發展贏得更大的空間。”“教育不能僅僅在教育內部,要放在整個經濟發展的大局里考慮”,漢語言文學作為高等教育核心專業,進入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循環中,和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已經是時代的共識。漢語言文學教育要實現從研究向服務社會生活、解決社會人文矛盾的轉向,就必須加強實踐教學環節。當今社會經濟發展迅猛,企業產業轉型加速,個人需要不斷發展,只有不斷更新知識技能,才能保證個人專業崗位能力跟上時代的發展,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
(二)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是學生自身發展的需要
在當今的教育中,學生的生存狀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上世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價值觀念等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的學生有著不同于任何一代學生的情感體驗、生活磨礪和職業經驗,學習目標和學習動機呈多樣化,有不滿足于生活現狀的,有的在大學甚至中學就開始創業的,有需要提升自己綜合職業能力的,有重新與社會化職業對接的;有的本身就從事著繁忙的工作,渴望更好地發展自己、完善自己。總之,社會的要求已經內化為他們自覺自愿的學習需要,因此他們渴望學習目標具體化、職業化,注重相應崗位的實用性和職業能力的培養,在實踐教學環節中,比前代學生有更明確的目標,更高的期望和要求。近年來,社會用人單位一般都要測試應聘者的綜合素質能力和動手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如果不加強漢語言文學的實踐教學環節,學生就業后會難以適應崗位職業能力的要求,不得不另謀出路或待業。面對嚴峻的社會現實,必須通過加強實踐教學來提高學生的創業、就業能力。
(三)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是實現教育目的合理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的培養目標定位于培養具有一定專業理論知識、較強的專業實踐能力和較高人文素養的高級適用人才。當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以后,它不僅是終身教育的主渠道,也是構建學習型社會的基石,但是無論是為了滿足提升自己能力的求學,還是為了滿足就業的需要,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大部分學生只能走向一線工作崗位,而不是進行專業研究。如果在教學中倚重理論教學,學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就很難養成,同時慵懶、浪漫、拖拉的名士氣會帶到工作中。因此,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緊貼教育培養對象的基礎和條件,從實際出發,把教育培養目標的重點始終定位于融理論于實踐之中的解決問題能力培養和職業能力教育的坐標系中,它一方面培養了漢語言專業學生嚴謹、務實、求真的工作作風;一方面促使教育目標“實踐一理論一實踐”最終實現。社會策略性知識的實踐教學是基于一定生活場景的精神實踐活動,它可以組織學生接觸具體社會事件,引導學生運用所學專業知識,對這些社會事實進行處理或提出合理化的建議,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在專業知識和具體社會問題之間,建立起一種關聯,從而產生激情、意志、超越、合作、團結等心理正能量,獲得解決實際問題的社會策略和對人生意義的感悟。(四)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在實踐教學環境下,學生已經不再是接受知識的容器,因為他們已經完全實現了自主、探究、合作的學習模式;加強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可以讓老師和學生之間增加面對面情景交流的機會,老師也有更多的視角來培養學生的主體意識、獨立意識、自我意識、自我調整能力、自我監控能力,老師也能根據每個學生在職業選擇中面臨的困境,提供最合適的教學內容、方式和途徑,真正做到在“以人為本”的視域下,完成教育任務。在實踐中每個人都可以盡情發揮自己主觀能動性,建構施展自己能力的舞臺,每個人都有自己發展的空間就能實現社會全面和諧的發展。
二、網絡環境下漢語言文學實踐教育模式的特征
借助網絡共享教育資源的學習運動,經歷了一個非常艱復雜的發展過程,從2002年的開放課程(OCW)運動開始,后來又出現了開放教育資源(OER)運動,2012年,“從Udacity、Coursera到edX、Udemy,它們以免費、高質量的課程內容為賣點,對學習者提供廣泛的在線支持,包括課程任務布置、學習評估、師生和生生之間的互動交流,甚至為順利完成課程的學生提供學習證書。這類服務受到了廣泛的歡迎,人們將這一類新興的大規模開放在線教育模式稱為MOOC(MassiveOnlineOpenCourse)”目前,世界各地已經掀起MOOC課程學習的風暴,我國高校如北京大學、浙江大學等已經推出本校的MOOC課程,上海高校課程聯盟也初步實現了上海高校間優質資源共享,并可獲得學校認可學分。因此,MOOC下的教學模式呈現出兩個非常明顯的發展趨勢:一是開放性,由于課程教學在線學習,開放式獲取知識,只要注冊任何人都可以免費參與網絡課程學習;二是透明性,以往的精品課程、公開課掛在網上可以供參觀學習,但是由于無法檢測課程學習者學習效果,因此導致許多課程徒有虛名,實際利用率非常低。MOOC學習環境下,學習過程成為可以隨意檢測學習者任何一個學習環節的透明過程。由于網絡教學環境的變化,因此,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也必須追隨它的變化,與時俱進,從而也呈現出不同于傳統教學模式的特點。針對MOOC教學模式開放性的特點,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呈現出學習參與者規模的可伸縮性(scalability)。
漢語言文學的課程多以講授理論知識為主,實踐教學模式必須通過大量研讀作家作品,不同評論家的學術爭鳴,以討論的方式,來培養學習者鑒賞、評析的實際動手能力,從而開發他們的無限認知能力,提升他們健全的人格。因此在實踐教學過程中,話題的設置盡可能地貼近學位教育的結構化課程體系,因為教師提供的話題資源是學習者知識探究的出發點,如果偏離了學位教育的知識結構,太過于個性化,學習者產生的內容在群體學習路徑模式下,就無法成為學習和互動的中心,這種境況下,參與實踐教學的學習者的規模和課程活動的覆蓋面,就無法實現規模的超越性。美國高等教育記事(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在對開展MOOC的103名教授的調查中顯示,如果話題設計的貼近學位課程體系,每門課程平均有33000個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注冊,相當于傳統課程授課人數的幾百倍。針對MOOC教學模式透明性的特點,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呈現出學習效果的可檢測性(testability)。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模式中,學習者的實踐過程指導教師根本無法全程跟蹤指導和監督,學習效果的評價只能靠學生的自述或課堂的考核來完成,但是在MOOC教學環境下,漢語言文學的閱讀材料可以周為單位向前推進,指導教師可以根據實踐內容設置測試內容、討論版等環節,如果達不到老師設置的分值,學習過程將無法完成縱向推進,指導教師甚至可以隨時獲悉實踐者在線學習的時間,這大大地改變了漢語言文學實踐課程考核的隨意性和人情化傾向。
三、網絡環境下發展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的有效途徑
(一)建立實踐教學體系,推進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內容的完善和改革
實踐教學是以提高學習者能力為目標,因此在辦學理念、專業設置、能力培養、人才規格等方面,必須根據職業崗位的需求和學生的就業需要,制定以崗位需求為本位的實踐教學體系,設置與社會經濟發展密切聯系的專業課程,編寫與社會實際相結合的實踐教材,整合并逐步優化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課程內容,確保它與社會職業崗位能相互銜接和貫通。在傳統的理論教學中,以某種符號形式存在的理論知識通常是老師和學生重點講述、掌握的內容,在網絡環境下,熟悉符號系統,并解讀符號的意義,都可以由師生通過視頻課程、網絡互動等方式,輕松完成,因此建立一套以培養學生崗位職業能力的課程體系,讓學生深入了解漢語言文學專業能力的需求和發展趨勢,是順利開展實踐教學的前提。
(二)逐步建立健全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的考核、監督和反饋機制
在目前注重理論知識的教學模式中,學生職業能力滯后社會不斷變化的崗位需求,已經使很多成人教育學校面臨生源嚴重不足的問題。建立實踐教學考核、監督和反饋模塊三級體系,是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實現實踐教學目標的重要保證。把課程考核與教學過程、學生的工作實踐緊密結合起來,在學生、老師、實踐單位以及用人單位之間,建立完善的考核、監督和反饋機制,既能調動學生個性化學習的需求,又能最大程度地滿足社會企事業單位對人才的需求。比如,通過網絡可以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知識的課堂實踐教學環節進行監控,課程作業、實驗和課程設計等都可通過網絡平臺,進行遠程考核,監督它們進行的全過程;對于課堂外社會策略知識的實踐,也可通過視頻聊天或QQ群留言、微信和MOOC方式,與學生實踐單位、工作單位建立長期的溝通渠道,形成良好的、靈活的互動式信息反饋機制,對于反饋回來的信息,一方面可以當做學生形成性考核的參考指標,另一方面對于實踐教學偏離社會崗位需求的情況能迅捷提供解決方案,從而優化實踐教學計劃。
(三)挖掘地方資源,構建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的實訓平臺
漢語言文學實踐教學基地可以分為校內和校外兩部分。校內基地要學校根據發展規劃和專業設置,建立單項實驗室、綜合模擬實驗室等,可以在實驗室建立模擬實訓場景。但各級學校面臨著實際困難:資金投入不足,可利用的實訓基地不足,且無法提供“全真化”實踐場景。為此,應認真分析、挖掘當地社會的資源,開發具有開放性、豐富性校外實訓基地,比如各地的報社、電臺、雜志社、各單位的宣傳部門等均可提供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實踐平臺。它們可以提供真實的職業環境,使漢語言文學實踐性教學更接近于從業實際,教師可引導學生親歷崗位業務操作過程,了解各環節之間的聯系,并在流程操作過程中,對于崗位所需的協作意識、創新精神等人文素養,產生切身情緒體驗,從而避免了專業技能和社會策略技能訓練的形式化。校外實訓平臺的搭建應建立在緊扣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上,通過各種渠道,加強與當地的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行業協會等社會各界的聯系和溝通,建立教育資源共享,在互利互惠的基礎上,建立校外穩定的實訓基地。盡力拓展“課程、實習、就業”加校企聯合培“3+1”的養模式,締結校企聯盟,讓企業參與制定學生的培養方案,開展協同式培養,共同參與課程開發和教學管理,逐步打造“產學研”合作平臺。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時代的到來,“高等教育從邊緣走向了中心,從封閉走向了開發,發展的重點從數量的擴張轉向了質量的提高。”
市場經濟中“生產”和“消費”的理論告訴我們:消費決定生產的方式和數量。消費促進生產,如果把學校培養出學生比作生產的話,那么社會對學生的需求就是一種消費。時代在前進,社會在不斷的發展,對人才的要求也不斷提高,對人才類型的需求也在不斷的改變。生產出逢時對路的“產品”、產學結合是當下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就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就業來說,從事語文教學工作是大部分同學的首選。但是,就當前中國高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教學來看,更重視語言和文學的理論教學,注重提高學生的文化底蘊和文學素養,在這方面投入的資金和人力也很大。相對來說語文教學等實踐方面則被忽略了。很多高校包括重點大學都會用很大一部分時間來開古代文學、現當代文學、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課程,而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和語文教育學這些實踐性課程則相對薄弱,這就造成了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生的一個困惑——學不能致用。針對這個問題,筆者提出以下兩個方面的建議:
一漢語言文學專業所具有的教育特色
漢語言文學專業的畢業生的職業定位是比較模糊的,它不像建筑工程學、會計學以及醫學類專業那樣具有較強的針對性與實用性,因此難以與應用型直接相提并論。漢語言文學專業是傳統的人文類學科,不僅承載展現人文精神風貌的重任,還承載著發揚和提高全民整體語言文化素質的重任。它的主要內容是對中外優秀文化及其遺產的學習與傳承,其核心內容是關心人類社會生存發展的意義與價值,即對人類、國家、民族、集體、個人與自身的一種認知和社會責任。因此,其專業教育的特色在于其培育出的畢業生主要就職于人事的相關工作,對專業生人文素質的培育比較重視;教育非直接體現于應用方面,而是從對社會人文觀念及精神文明擇取的影響上加以體現;不注重直接創造出的、可以進行計算的經濟收益,而是注重對無法以數值計算的社會收益的創造,等等。目前,在社會不斷進步以及就業形勢逐漸嚴峻的情況下,教育的實用性逐漸成為教育的追求目標。對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育來講,進行適當變革是很有必要的,在堅持傳統的同時,積極與社會需要接軌。
二當前漢語言文學教育存在的問題
課程設置中存在的問題。比普修課課程安排,專修課的上課時間明顯太少,導致對專業的深度學習出現不足;其次,教育教學方式中存有的問題,實踐類課程安排較少,學生的專業實踐能力不強。
考核體制與考核形式方面的問題。部分學生對專業知識的研究及掌握不足,但是都能夠順利獲得相關學分以及通過最終畢業考核,這其實是對專業考核體制與專業考核形式存在缺陷的一種展現。例如:部分試卷考核的只是一些簡單的專業概念,等等。同時,試卷決定課程最終成功的觀念使得學生們只關心考試的最終結果,而忽略教育教學的整個過程。
學生對自身所學專業的熱愛程度不足的問題。對自身所學專業的認知不足,缺少對優秀文化傳承與發揚的光榮感及使命感,同時自身專業素養還有待提升。
三漢語言文學專業教育可采取的措施
1專業教學借助實用性理念來指導
(一)“三維”課程目標須質性提升
不同的高等院校的人才培養方式、目標都有區別,不同的體系會隨著行業的發展而不斷發展。所以漢語言文學的教學也應當按照時代的進步而不斷地革新。所以高校漢語言文學的教學目標也應當隨之改變。比如,為了達到現階段對漢語言文學教師的文學功底等要求,教學專業需要將“三維”課程目標進行全方位的提升。新課改的“三維目標”體現了素質教育的要求,體現了全新發展的新時代要求,“三維目標”不能有所偏頗;另外,要落實漢語言新課程的“三維目標”,全面提高學生的漢語言素養,需要在更高層次上具有“三維目標”素養的漢語言教師。首先,應當努力提升教師的文學素質與教學能力,從而達到“學術性”與“師范性”的有機統一。在其課程中,中學的漢語言閱讀量相對較大,所以需要教師帶領學生進行感悟,從而提升學生的文學鑒賞能力。可見漢語言文學教育的基本目標在于提升學生的閱讀水平,清晰學生文學的思維,從而在知識面與自學能力方面上一個臺階。這樣才能較為全面地達到“三維”課程目標。然而,“三維目標”應體現在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課程的各科教學中,只是不同學科中“三維目標”所體現的比例和層次會有所不同。總的來說,目標是一個方向性指導,在整個教學活動中應該全面地把握學生的專業知識培養,增強學生基本素質,確立正確的價值觀。
(二)課程結構需匹配漢語言教師專業素養
漢語言的新課程在內容與架構等方面第一次提出了綜合性學習內容和模塊課程,甚至在高中有相關的選修課。特別要求了教師不僅需要置身于教學,并且需要研發課程,這就對漢語言文學教師的專業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據前文可知。新時代的教師需要復合型的專業素養,拓寬教師的知識面非常重要。這不會僅局限于“學科知識+教育學知識”的傳統要求。由此可見,要達到上述標準,需要培養漢語言文學教師的各方面素質,隨課程的基本框架進行整合。
(三)課程內容應貼近學生生活
依照高職漢語言文學發展情況對課程的基本內容進行不斷地改進。要結合學生與社會的基本發展背景對教學內容及架構進行系統地處理,做到“學術性”和“師范性”的有機統一。不但要針對學生的背景進行改進,而且要符合學生的發展。這樣才能不斷地激發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提高學生的鑒賞能力。
(四)課程實施方式要凸現學生的主體性
對于漢語言文學的課程改革,比較突出的是學生對課程的理解力增強。這是由于全新的漢語言文學教育課程已經將課程實施方案完美地賦予到學生的實際生活當中,突出了學生的主體地位。這才能將學生的積極性調動起來。與此同時,凸現學生的主體性,讓中文師范生在課堂中切實感受到師生角色和教學方式的轉變,形成現代的師生觀和教學觀,才能為將來適應和引領漢語言新課程的教學打下堅實的基礎。
一、電大開放教育中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寫作問題
由于電大開放教育中所采用的學習方式是以現代教育技術為主、面授為輔的方式,由此學生與教師面對面的互動時間較短,教師無法實時掌握學生的學習情況,對于畢業論文的寫作情況缺乏有效的指導,可以說這是導致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寫作出現眾多問題的直接原因。不同年齡、不同工作學習經歷的漢語言文學畢業學生而言,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所掌握的理解能力不同,其學習的效果和質量也不同,因此在畢業論文的寫作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也不同。當前要全面提高漢語言文學畢業生畢業論文寫作的質量,其根本在于梳理總結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生的畢業論文寫作中所面臨的問題,如此才能夠對癥下藥優化畢業論文寫作質量。
1.學生對于畢業論文寫作重視程度不夠
由于電大教育采用寬進嚴出的辦學方式,并且所有的課程學習可以在3~8年完成,學生可以隨時隨地接受遠程教育,完成學分選修。但是從根本上來說,這些學生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較為豐富,其在日常的一些學習時間會被其他的各項工作、交際等取代,這直接導致學生對電大教育抱有一種錯誤的看法,特別是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具有偏見。例如,漢語言文學專業是一門平時學習靠積累的學科,漢語言各個專業課程學習的情況并不是僅僅依靠一個考試考核成績可以檢驗的,而漢語言文學的畢業論文卻是需要學生調動其平時的知識積累,發揮文學審美能力、文學評論創造能力等完成論文的選題、論文材料的收集以及論文的寫作。而事實上平時學生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產生了錯誤的看法,使得其并未能夠正確地認識到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的積累性特點。導致在最后的畢業論文寫作中,學生完成論文時無從下手,既找不到要寫的論題也不知道如何下手挖掘。與此同時,這些錯誤的看法使得學生認為漢語言文學專業論文寫作也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因此沒有提前積累材料,準備論文寫作。而在短短的一兩個月內想要完成一份有分量的畢業論文,更是使得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寫作漏洞百出的重要原因。
2.學生未能掌握漢語文文學專業畢業論文寫作重難點
畢業論文寫作是一項工程量較大的實踐活動,同時也需要調動各種學習資源、教學資源,才能夠正確認識漢語言畢業論文,完成科學的論文寫作。但是事實上,當前電大開放教育中漢語言文學的畢業論文寫作的相關指導課程并不是強制性的有學分要求的課程,其僅僅是一種參考指導的課程,而電大學生因為自身的學習時間限制等,使得學生不能夠真正地完成對畢業論文寫作是什么、怎么展開畢業論文寫作這樣問題的探究,在真正展開畢業論文寫作中面臨眾多問題。第一,畢業論文的論題選擇不科學。漢語言文學專業作為中國語言文學類的根本,蘊含著上下五千年的文學內容,也閃爍著一些耀眼的文學著作、文學明珠,而這些內容剛好是沒有接受過漢語言文學本科教育的人都普遍掌握的知識。如大多數人都知道《紅樓夢》、李白的豪放詩,因此由于學生平時沒有積累文學知識,沒有展開獨立思考,則在最后論文定題目的時候,會直接選擇自己熟悉的論題,但是這類題目范圍較大,使其無法在一個本科畢業論文中清晰地概述這些內容,使得自己的畢業論文沒有實質性內容。第二,論文題目的制定缺少獨創性。電大漢語言文學畢業生在平時的教育活動中缺少自主創新性教育,學生僅僅需要照搬教材內容完成漢語言文學知識的學習即可,因此在論文的題目確定過程中,學生往往從知網等文獻網站中直接抄襲一個題目作為自己的論題,其中所涉及的論文內容也僅僅是對于別的學者的研究的重新闡述,整體上缺少創新性。第三,未能掌握畢業論文的寫作流程和規定。對于本科畢業論文寫作程序而言,首先展開開題報告寫作,確定自己的寫作方向、明確寫作的重難點,其次是經過文獻資料、數據等的收集,編寫文獻綜述,如此才能夠站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觀念,讓自己的畢業論文具有可讀性和文學價值。但是事實上,電大專業學生僅僅是確定論文題目就直接開寫,并沒有收集文獻資料,因此整個論文即便是自己獨立創作的,但也可以看出是對于前人研究的淺薄復述而已。第四,論文的寫作格式不標準。對于大多數的電大專業學生而言,其論文寫作不僅僅是文字內容,更重要的還有格式要求,如此才能夠讓整個論文更加簡潔明了。但是不少學生對于電子文檔的操作還不夠熟練,不會自己調格式,不懂得生成目錄格式。
二、電大開放教育中漢語言文學畢業論文寫作指導的優化措施
在電大開放教育中,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對于考核學生學習能力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分析其所面臨著的寫作問題,可以窺視電大開放教育現存的教育不足。因此電大開放教育必須以畢業論文寫作所反饋的問題作為切入點,做好專業教育指導。
1.將畢業論文指導當作教學重點
將畢業論文的寫作指導、平時的資料收集以及小論文的寫作當作是平時的教學考核所在,由此才能夠從根本上樹立學生對于畢業論文的正確認識。如在展開現代漢語教學中,教師所布置的學期作業為要求學生能夠展開現代漢語教育的畢業論文的擬題,并且初步形成論文的寫作大綱,并將這些作業郵件傳給教師。由此提升學生對于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正確認識。即該專業是需要平時的積累學習,展開思考探究的,而非完成課堂作業即可。
2.要求學生注重寫作教學積累
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論文寫作中,學生的論文寫作思路混亂,不能夠準確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這主要與學生平時的學術素養不高以及論文寫作能力不高息息相關。因此在電大教育過程中,學校和專業課教師要提前做好學生論文寫作的指導管理。如訓練學生完成資料的收集、撰寫文獻綜述等能力。同時還要從根本上提高學生對于電子文檔的應用熟練程度。
3.在論文寫作過程中展開專業化的指導管理
畢業論文寫作是有一定的流程的,學生要先選擇導師,確定論文方向,展開論文題目的確定,明確自己的寫作意義,然后才開始收集資料、開展研究、嘗試寫作,更改成稿。而這些都需要教師展開專業化的把關指導。如確定時間節點,讓學生展開自主選題,明確自己的方向,并且與教師展開各種形式的交流,由教師把關該題目方向是否正確,同時教師的指導還要對學生有所啟發,讓學生能夠開拓思維展開獨立探究學習。其次,教師要展開對學生的分類指導,在論文寫作之后有的學生是論文的內容不合格,有的學生論文的格式不合格。而針對不同問題的學生,教師必須展開分類指導,與學生保持更為密切的聯系,對其畢業論文寫作情況展開跟蹤分析,避免出現畢業論文抄襲等違規現象的出現。
4.完善畢業論文教學支持服務體系
漢語言本科畢業論文范文:漢語短語的分類問題
一漢語短語結構類型的分析
1.1自《馬氏文通》問世以來,有關漢語語法的論著對短語的分類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內部結構這兩個標準來進行的,其中以內部結構為標準的分類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實,漢語短語分類中的“功能說”和
“結構說”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葉斯丕森和布龍菲爾德理論的影響。在結構分類方面,布氏的句法結構觀念似乎特別適合于漢語,因為漢語詞的構成方式、短語的構成方式和句子的構成方式是那樣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結構類型的分析可以直接應用于漢語每一層面上的語法單位的結構分析。短語在漢語語法單位中處于一種樞紐地位,因此,短語的結構類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詞。這是漢語語法單位進行結構分析的一條捷徑,發展到頂峰就是“詞組本位說”。如范曉先生在《說句子成分》、《關于結構和短語》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漢語的句子結構和短語結構的構造原則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獨詞句外,句子只不過是獨立的短語而已。根據這種觀點,應當
是有多少種結構的短語,相應地便會有多少種結構的句子。
1.2“詞組本位說”把句法結構類型和短語類型完全對應起來,即以分析短語的結構類型為基礎,擴展到句子結構。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處;從實際的作業上看,它也具有相當的成效。它操作起來十
分簡便,似乎可以一以貫之地分析漢語的一切“結構”,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恰恰是這種簡便掩蓋了漢語短語類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實質性問題,如(一)是不是每個短語都可以在結構類型中找出它的歸屬?有的虛詞和實詞組合,其內部結構關系如何看待?(二)結構類型相同的短語,為什么其語法功能和轉換關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學者討論”在結構分類中都是主謂關系,但前者能作“進行”類動詞的賓語,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語限定之后作主語或賓語,后者不能。(三)許多結構類型不同的短語卻有同樣的語法功能,這是為什么?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的、備用的語法單位,對它內部進行分析以及據此而進行的分類,其標準與動態的、使用的語法單位—一句子的分析不應該是一樣的,事實上,構成短語的成分和構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呂叔湘先生認為“從語素到句子”有一個“中間站”,即短語。②這里我們借用下“中間站”這個說法。我們認為,如果說漢語語法單位由靜態轉化為動態有一個中間站的話,那末這個中間站不是短語,而是句子成分。語和短語都需要這個中間站的過渡,才能由靜態的備用單位轉化為動態的使用單位。③“詞組本位說”所做的單純的結構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兩種不同性質的單位,因而沒能解決上述問題,也就不能使短語研究向更深的方向發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學者對“詞組本位說”提出質疑,試圖把短語的結構和句子的結構區別開來,進而建立詞法、短語法(有的學者叫“下句法結構”)、句法三足鼎立的語法分析體系,④這一步邁得很勇敢,也頗有見地。如果把短語法單列出來,那末短語分類就和句法結構分類有了質的區別。但他們的分類如仍按短語內部的結構關系來確定,上面提出的問題就仍無法解決。
二短語分類的原則
2.1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們試圖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給短語分類。有一個原則問題必須加以強調,那就是同劃分任何語法單位類別一樣,給短語分類也應該遵守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則:劃分出來的類別能夠有效地
服務于分析。反過來說,就是:不管用什么標準來劃分,只要劃分出來的類別可以用來有效地說明語法規律,這個分類就應該是有效的語法分類。基于上述原則,就我們已經掌握的語言材料進行試驗的結果來看,依據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進行的分類能夠較好地服務于語法分析的目的,能夠較好地解決至今尚未很好解決的一些句法分析問題,如句法分析中的主賓類問題。用這個新的分類能夠較好地說明短語作為與詞一樣的靜態單位,其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對包括它在內的更大一級的句法結構有什么影響,而這些問題是依據結構關系分類所無法說明的。事實上,類似這種分類的觀點已經有人在實際的語法分析中運用過,只不過是非自覺的罷了。比如許多學者分過“受事主語句”的特點,從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們的意識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動作”格式和“受事—一動作”格式加以對比,而這兩種格式正是從分析語義關系的角度確定的。我們不過是試圖把這種零散的、不自覺地運用語義關系進行語法分析的做法當作一種理論依據加以系統化而已。
2.2我們給短語分類的標準是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當然,語義是一個相當寬泛的概念,因此這里就需要給語義標準界定一個范圍。如前所述,從分類的目的和結果來看,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也應該是語
法分類,因為它最終是為解釋語法現象或語法規律服務的。這種詞與詞之間的語義關系不是指個別的詞與詞之間的具體關系,而是指某類性質的詞與另一類性質的詞之間的概括關系。
任何一種語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切分層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來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間的關系。切分層次是對結構的處理(實際上也與語義有關),而說明直接成分之間的
關系卻與語義直接相聯系,要想完全脫離開語義關系是不可能的。由于這種事實,再加上沒有分清作為靜態的備用單位的短語和作為動態的使用單位的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目前許多語法論著中對短語結構關系類型的說明實際上是把短語內部的語義關系(如并列關系、補充關系)和句子成分之間的結構關系(如主謂關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語法地位(如偏正關系)糾結在一起了。
2.3有的語法學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語和句子是兩種不同性質的語法單位,短語同詞一樣是靜態語法單位,“其內部的詞與詞之間就只有單純的語義關系,而不存在其他關系”。并據此提出了十類語義關系,
見下:
Ⅰ并列:機關學校閱讀欣賞
Ⅱ限定:秀麗景色大膽設想
Ⅲ補充:解釋清楚熱得淌汗
Ⅳ施動:風吹人住
動施:吹風住人
Ⅴ動受:展覽書畫維修房屋
受動:書畫展覽房屋維修
Ⅵ評議:應該參加能夠勝任
Ⅶ同Ⅶ判斷: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長小李
Ⅸ描寫:衣著樸素成就輝煌Ⅹ雙受:問他問題給我知識[⑤]
就我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看,這種分類大概是第一次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短分類,比較全面地體現了短語與句子的本質不同。我們將在這種分類的基礎上探求一下語義關系的不同是如何影響短語本身的句法功能,如
何影響包括短語在內的更大一級句法結構的。需要說明的是“歧義結構”,因為從語義關系的角度無法確定“咬死了獵人的狗”是限定關系還是動受關系。“歧義結構”是短語脫離語境而產生的現象,在具體語境中,短語的內部關系只有一種,因此“歧義結構”對我們以語義關系為標準的分類沒有影響。
三、驗證語義標準短語分類實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們所做的語義標準分類是為了揭示短語內部語義關系的不同對句法結構和句法分析產生的影響。就我們觀察的結果來看,它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產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一是充當句子成分時的
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結構的變換關系;三是如果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即成為句子時,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點。語義標準短語分類的實用性即在于此。這里需要說明一點,在下面具體驗證的時候,并不一定在三個方面同時進行驗證,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并不能在三個方面同時產生影響。這里只就其中的一個或兩個方面進行驗證。驗證的方法是比較,比如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不同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相同的,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不同于受動短語,但兩者的結構關系;卻是相同的類別,用結構標準來劃分卻是不同的,與此相反,用語義標準劃分出來的兩種相同屬于這種情況的如施動短語廣義上相同于施動短語(主席團坐著/坐著主席團),但就結構關系看卻是主謂短語和動賓短語。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選擇比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義的施動動語和受動短語來比較。倘若把這兩種短語區分開來能夠更好地分析和說明一些語法現象和規律,那就證明語義標準分類是有實用價值的,因為,
如果用結構關系標準來分,它們就沒有什么區別,都是主謂短語。我們希望這種比較能起到“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作用。比較兩種事物必須以一個在外的條件為參照點,被比較的事物在這個參照點上呈現出相同或相異之處,這樣的比較才有意義。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進行比較,也需要參照點。我們找到兩個參照點:一是兩類短語由靜態的語言單位轉為動態的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二是兩類短語充當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下面我們分節討論。
四兩類短語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時的自足條件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在結構類型中都是主謂短語,按照一般語法著作的說法,一個主謂短語具備了一定的語調或加上一定的虛詞就可以由語言單位轉為言語單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轉成一個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個有趣的事實是:許多語法著述都講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語句,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施動短語似乎更容易直接轉為自足的句子。其實不然,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言語單位進有各自的自足條件,而各自的自足條件又呈現出明顯的對立,這種對立又主要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
1丁聲樹先生在談到受事主語句的特點時說:“……從謂語方面看,謂語往往不是一個單獨的動詞,動詞的前后多半有別的成分”。[⑥]這個概括當然是正確的,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受動短語轉成的言語單位
就是受事主語句,因此,我們談受事主語句謂語方面的限制,實際上就是分析受動短語轉為受事主語句(言語單位)時表現在謂語動詞方面的自足條件。施事主語句對謂語是否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這一要求不是強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動詞作謂語,前后可以沒有別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會李校長發言。(2)我休息,他勞動。以上兩例的謂語都是由一個單獨的動詞充當的,而且這幾個動詞本身又不能帶賓語,這和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有關。
但是,漢語中的動詞絕大多數是及物動詞,多數施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也是由及物動詞充當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語句的謂語動詞則必須由及物動詞充當。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轉為句子的自足條
件完全不同。由施動(及物)短語轉化而來的施事主語句,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否則盡管從結構上看主語和謂語俱備,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較下面兩個例子:(3)醫生們治好了他的病。
(4)*醫生們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因主語是它后面的及物動詞的受事,因此,動詞一般不帶受事賓語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這首詩背下來了。
2事實上,人們在理解句子時,必然會受到兩種短語的不同自足條件的影響。我們可以通過比較下面兩個例句來證明這一點:(7)敵人打退了。(8)我們打退了。例(8)無論怎樣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們”不會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盡管“敵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這個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語句時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們一定會把這個句子的主語理解成受事。受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受事主語句,其主語擔負著語法和語義兩個層面的任務:從語法上看,一個句子必須有一個話題,即主語。假如這個話題在表層結構中沒有出現,它一定被語境承擔了。話題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語句的受事就是話題。從語義上看,一個及物動詞必須帶著它的受事,不管這個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說,受事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后面,也可以出現在動詞的前面。及物動詞的受事若不出現,它在語義上就沒有著落,以施事、受事與同它們相聯系的及物動詞的關系而論,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這一點還可以通過“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較中看出來。“把”字引進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寫完了(不說“我把寫完了”)而“被”字引進施事,在許多情況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說“小王被打了”)我們認為受事主語句可能就是為了滿足語法和語義兩個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為滿足了這兩個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槍斃了。(12)行刑人槍斃了。例(11)是自足的,因為它是由受動短語轉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動短語轉化而來的,如果它原本是個受動短語,那末當它
轉化為句子時,動詞的前邊必須加上表示被動意義的虛詞,如“被、給”等才合乎自足的條件。當然它也可以是施動短語,那就必須在及物動詞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總之,按結構關系標準分類,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屬同一類型,那末這種分類對揭示兩類短語因語義關系不同而導致的不同的語法特點就沒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語義關系標準把它們加以區分,就能很好地說明它們
各自不同的語法特點所產生的根源。
五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句子成分時的搭配能力
按結構類型來說,主謂短語(包括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可以充當六大句子成分(這里仍沿用傳統的稱謂)中的任何一種,但是,充當某一相同的成分時,由于二者的語義關系不同對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
或者對短語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別討論。
1作謂語
受動短語作謂語要受到比較嚴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語必須是受動短語中動詞所表示的動作的發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語內部的受事的范圍也比較窄,或者由泛指代詞“什么、誰”等充當,或者由遍指性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并且動詞前有副詞“也、都”等與之呼應。如果不是這樣,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現,如:(1)他什么都不說。(2)他樣樣事都會做。(3)大水……,頭也不抬,話也不說。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語都是受動短語中動作的施事。從變換式上來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語可以和短語里的受事互換而不改變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說。(5)樣樣事他都會做。它們可以自由變換的原因大概是這類句子的格式比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這樣的格式作標志,不會把動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當然,除了上述兩個條件外,還有一種情況,即受動短語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如:(6)我這輛車買貴了。(7)王師傅那套西裝做大了。(8)小劉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語都是施事,受動短語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詞或名詞性詞語充當的,而非周遍性詞語充當的。這三句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是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之間具有領屬和被領屬關系;二是充當謂語的受動短語中的動詞后面都有形容詞補充成分。我們知道,描寫短語作謂語時,主語和描寫短語里的被描寫成分之間一般情況下是領屬和被領屬關系,如“他性格堅強”、“李明眼圈紅了”。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推測: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對短語內部動詞的要求是,必須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形容詞補充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短語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層語義關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簡說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結構關系和語義關系與“李明眼圈紅了”完全相同。因此我們可以說,動詞后面帶形容詞補充成分是這類受動短語作謂語的一個必要條件,如果沒有形容詞補充成分,這個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劉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詞補充成分換成時態或趨向補充成分,句子就覺得不夠自然,如“*小劉帽子戴過了”,“*小劉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語和受動短語里的受事調換過來就成了施動短語作謂語。施動短語作謂語時對上述要求不是強制性的,而是可有可無的,如:(9)這輛車我買貴了。—一這輛車我買了。(10)那套西裝王師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裝王師傅做了。施動短語作謂語,一般不受這么嚴格的限制,其主語一般是非生命體,在語義上是作謂語的施動短語中動詞的受事(這是最常見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體。如:
(11)桌子我搬走。(12)這個人我認識。例(12)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都是生命體,可見施動短語作謂語對句子的主語和短語本身結構的要求都不嚴格,只要是生命體作施動短語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誰的孩子媽都愛。當然,這方面沒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補償”。從變換式上來看,許多施動短語作謂語,其主語又是非生命體時,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換,下面例子中右側的句子都不成立:(14)漢語我輔導,(英語你輔導。)—一*我漢語輔導,(你英語輔導。)(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動短語作謂語,雖然主語是非生命體,但二者仍然互換,如例(9)(10)句可變換成例(6)(7)那樣,這可能和二者之間具有領屬關系密切相關,例(14)(15)句的主語和施動短語中的施事之間沒有領屬關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換。還有一種受動短語作謂語的情況,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這種受動短語作謂語和上文講過的情況不同,其主語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動短語中的動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種事物,如“針、木刺”或“沙子、風”等等,在表層結構中它們都沒有出現。主語和受動短語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關系,而是領屬關系。正因為二者都是受事,它們之間盡管具有領屬關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樣互換,而且這種“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謂語只能是受動短語,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賓語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都可以作賓語,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們作賓語時,整個句子的謂語動詞要受到一定的限制(這一點和它們作主語時對謂語的要求是一樣的),即很少以動作性很強的動詞作句子的謂語,
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動、感覺現象或表示判斷的動詞來充當。因此,從總體上說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作賓語時沒有什么太大的區別。但是有些意義類型比較特殊的動詞作謂語,對兩類短語有不同的選擇;反過來說,正因兩類短語的內部語義關系不同,才使其一可與此類動詞搭配,另一個不可以與之搭配。如“進行”這個動詞在意義上表示持續性活動,在語法上它是一個形式動詞,本身不表示動作,真正表示動作的是它后面的動詞,“進行”則在動作動詞前承擔表達時態的任務,并把后面的動詞由謂語改變為賓語。“進行”的賓語一般是動詞,而且用作賓語的動詞本身下能再帶賓語。有時,“進行”的賓語可以由受動短語充當,但不能由施動短語充當。如果我們按結構類型來分析,只能說有時“進行”的賓語可由主謂短語充當,這種說法掩蓋了兩類短語的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同的語法現象。下面的兩個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進行干部學習(材料)。(2)*進行我們交流(思想)。而我們可以這樣說:(3)進行社會主義建設。(4)進行思想改造。許多語法學者在研究句型時,運用設計框架的辦法來驗證句型的不同,這里“進行--非名詞性賓語”也構成一個框架,它是區別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各自不同的語法功能的一個標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如果前面沒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語和賓語,并對謂語動詞有大體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動短語仍然可以作主語和賓語,施動短語一般不能。下面兩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動短
語充當的:
(1)1984年,我國以城市為重點的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2)我們必須做好機構變動中的人員調整。為什么不能換成施動短語呢?原來,施動短語既不是名詞性
的,也不是動詞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動短語,其動詞意義比較抽象,有兼類詞(兼動詞名詞)的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調整”,又如“這個村的田間管理”,“家庭領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設”等。因此,受動短語可以以其整體功能的名詞性充當普通名詞經常充當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動短語的這種名詞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詞序比較固定,因而又表現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兩句的受動短語一般不能變換成相應的動受短語:(3)*……以城市為重點的改革經濟體制逐步展開。(4)*……機構變動中的調整人員。受動短語的凝固性還表現在它可以做許多學科的術語,如“苗木定植”,“地質勘探”等等,許多刊物的名稱也是這類學動短語,如“語文建設”、“漢語學習”、“哲學”研究等等⑧,這些學科術語和刊物名稱一般不用施動短語或相應的動受短語來稱謂。通過對施動短語和受動短語的比較,我們不難看出兩類短語的不同語義關系對其語法功能的影響。我們上面分析的語法現象,恐怕是結構分類所不能解釋的,反過來卻證明了語義標準分類的實用價值。可供比較的短語還很多,如動施短語和動受短語,評議短語和動作性限定短語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暫付闕如了。
附注:
①范曉《說句子成分》,載《阜陽師院學報》(社科)1983.1。《關于結構和短語》,載《中國語文》1980.3。
②呂叔湘《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商務印書館。
③參見申小龍《中國語法學方法論研究》,載《語文導報》1986.5。
④參見陸仁昌《關系·平面·成分--漢語詞組法試論》,載《阜陽師范學院學報》(社科)1984.1-2。
⑤呂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學》,載《中國語文》1982.1。
⑥丁聲樹等《現代漢語語法講話》,商務印書館。
2、體育文學的發展
2.1、體育文學的發展情況
隨著體育事業的蒸蒸日上,體育研究越來越受到時代的推崇。并且研究的范圍已經涉及到各個領域,雖然以體育為題材的體育文學確實比較冷淡,但是體育文學這方面的發展潛力還是相當大的。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就是在體育文學方面的發展,研究這一方面,有利于促進體育文學和體育事業的繁榮和發展。體育文學在我國文學發展史上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在一段時期內,由于社會的轉型,體育文學曾處于一度的低靡期,與我國文學發展并不是同步的,甚至是落后于我國文學的發展。在體育文學發展的近期,體育文學也有許多的文學作品,而且這些作品有許多是借鑒了文學的體裁,在體育報刊雜志上也出現了與體育相關的內容,例如說,體育詩歌的發表,體育小說和體育戲劇的出現,增加了許多的優秀的文學作品。這種趨勢的發展為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發展增加了不少的色彩,同時也豐富了漢語言文學中文學的內容。從另一個方面來講,體育比賽的前后都具有強烈的藝術感和思想深度,在某種程度上,體育與文學所表現出來的特點是有深層次聯系。
2.2、體育文學的發展表現
近幾年來。我國的體育事業的發展取得了非常惹人矚目的成績,以前一貫發展較為冷淡的體育文學在近幾年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例如說,中國古典文學與體育的融合方面。中國的古典文學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髓部分,古典文學與體育相融合的體育文學具有極其重要的并且獨特的文化價值和健身功能。這種古典文學與體育相結合產生的體育文化不僅傳播了我國的傳統文化,而且對我國體育的發展和文學的發展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同時也會推進我國體育事業與文學的快速發展。除此之外,文學中融入了體育中動態的因素,使得文學中靜態的因素與體育中動態的因素充分地結合起來,更加突顯出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協調與一致。體育文學的發展變現還體現在一些具有代表的體育文學作品當中,例如中篇小說《足球流氓》,這篇小說不僅寫出了一種當時環境下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同時也呈現了體育界一種特殊的真實形態。還有體育網絡文學的發展,代表作有李尋歡的《足球男人》等,這些體育網絡文學雖然只是一些散文、隨筆或者是評論,但是他們真實的反映出體育文學當中的多元化顯現,既凸顯了體育的發展狀況又顯示了漢語言文學中的一些寫作方法和手段。以上所表現的就是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的第二個表現,即體育文學的發展。通過研究漢語言文學與體育融合的可行性分析,不僅可以為體育文學的發展提供必要的參考價值,更重要的是能夠促進我國的體育文學的快速繁榮發展。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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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期的結構主義曾經以其完整的系統和功能為西方提供了思想資源,為語言、文學、哲學等領域提供了一套封閉的研究方法。自20世紀中葉開始,隨著人們對社會和政治問題認識的深入,邏輯中心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在人們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發揮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漸陷入迷惘、失望和憂憤之中。西方語境也出現了反形而上學傳統的后現代思想。作為后現代思想之一的“解構主義”思潮,對政治、哲學、文學、語言以及人的思維方式等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主義思潮開啟了西方政治和哲學思潮新的發展方向。
解構主義產生的思想淵源主要有三個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學。19世紀末,尼采宣稱“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評價一切價值,這種質疑理性、顛覆傳統的叛逆思想對解構主義產生了重要影響。其次,是海德格爾的現象學思想。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中探討了西方哲學史上的存在與邏各斯問題。他要研究古代的邏各斯(Logos)是怎樣變成近代的邏輯(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義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統治地位?海德格爾通過對古希臘哲人巴門尼德殘篇的研究發現,邏各斯與存在的原始意義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圖后,西方人開始與存在發生對峙,越來越自信自己擁有支配存在的主體性與知識能力。海德格爾對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主義加以批評,德里達則直接繼承了海氏的理論。再次,解構主義的出現與歐洲的左派批評理論密切相關。1968年,一場激進的學生運動席卷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法國的運動被稱為“五月風暴”。但革命后隨之而來的是激進學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轉向學術思想深層的拆解工作。他們明明知道資本主義根深蒂固,難以撼動,卻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種基礎,包括語言、信仰、機構、制度和規范等。
解構主義在此背景下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達以《文字學》、《聲音與現象》、《書寫與差異》三部書的出版宣告解構主義的確立,形成以德里達、羅蘭•巴爾特、福柯、保爾•德•曼等理論家為核心并互相呼應的解構主義思潮。德里達為了達到反形而上學、反邏各斯中心的目的,選擇從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構主義內容冗雜,缺乏統一的理論和解釋。解構主義者也拒絕為自己的理論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它們主要的批判理論與策略包括:反邏各斯中心主義(anti-logocentrism)、延異(différance)、替補(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邏各斯中心主義是解構主義的核心思想。海德格爾認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發端于柏拉圖對古希臘邏各斯的強行曲解,認為言語與意義(即真理,上帝的話)之間有內在、直接的關系。因此,邏各斯中心論也被稱為“語音中心論”,強調言語優于文字,書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達對此說法進行了解構。他說,書寫文字并不見得天生就低劣于語言發音,為了打破傳統的“語音中心”偏見,他力圖建立一種“文字學”,以便突出并確認書寫文字的優越性。這種文字優越性,首先表現在它在符號學意義上的“可重復性”。其次是符號應該在不考慮講話人意圖的情況下,依然能被人們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號上述的兩個必備特征,即“可重復性”和“不考慮講話人之意圖性”,驗證了德里達所說的文字優越。在更大的范圍說,文字包括了整個語言學的符號系統,因而它也是狹義上的言語和文字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這便是德里達所謂的“元書寫”(arch-writing)。元書寫概念一經確立,必然打破邏各斯主義的語音中心說。
德里達從言語與文字的關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傳統的二元對立的價值觀。整個西方形而上學的思想傳統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識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對立中的等級秩序觀念。如在言語/?文字、男人/?女人、靈魂/?肉體、意識/?無意識、開明/?蒙昧、西方/?東方等的區別對立中,邏各斯中心論認為前者優于后者,具有鮮明的等級觀念。德里達獨辟蹊徑,從語言學角度入手,通過對言語和文字的解構,瓦解了二元對立的觀念,提出二元之間只有差異,而沒有等級秩序區分。不僅如此,“對立”的兩項之間還存在大量的相互滲透和包容等。
德里達還發明了“延異”概念,即延遲與差異。他直接利用索緒爾的符號任意性觀念,打破語言是外在“真理”體現的神話。他說“延異(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個單詞,本身是一個杜撰的詞。在法語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兩者的發音相同。若要區分它們,我們必得借助文字拼寫上的差異,這本身就是對言語優于文字邏各斯主義論點的一個極好諷刺。解構主義關于“替補”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為文學批評理論所借鑒,這里不再介紹。
通過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體策略,尤其是從言語與文字關系入手,德里達批判了邏各斯中心論,打破了等級森嚴的二元對立觀,提出了概念之間沒有等級和中心而只有差異的思想。解構主義從語言學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構西方的形而上學和邏各斯中心論,對現存的等級秩序提出挑戰。強調通過對舊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價值體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批判與重建的雙重姿態,德里達稱為“雙重約束”(doublebind)。他說:“事實上,我一直被兩種必要性拉扯著,或者說我一直嘗試公平對待兩種可能看起來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構哲學,即思考哲學的某種關閉范圍,但不放棄哲學。我承認這么做很困難,但無論在寫作還是授課中,我重視始終嘗試盡可能地同時采取兩種姿態。”[1]
這一思想產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產生重大影響,其影響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論領域。它在政治學上就是對西方中心論的瓦解,重視多元文化價值。而這恰恰是任何一個處在全球化過程中的民族和國家都不得不面對的問題。解構主義思想對民族價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對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確立起到積極作用。當然,解構主義思潮自產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評。因為其理論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運用的邏輯、方法與理論,大多從形而上學傳統中借用而來,這樣說來有點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構主義發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種歷史困境,即真理虛妄、意義不確定以及漫無邊際的任意解釋等。因此我們對這樣一種影響巨大的理論思潮也應該抱一種批評態度,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利用解構主義審視我們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認語言多元性,承認每種語言與文字都有各自獨立存在的價值與作用,而不可輕易否認自己的語言文字。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深受西方語言理論體系的影響。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中國古代談不上語言研究,進而否定漢語和漢字研究的傳統和成就。從漢語言文字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到對漢語和漢字的認識與評價都帶上了西方學術思潮的烙印。如漢語的語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語法理論后面的,如漢語的語義學研究一直沒能好好繼承自己的傳統,沒能發展出自己的理論體系,如對漢字的誤解導致的漢字落后、漢字要改革等錯誤觀念,如漢語目前的理論體系對很多漢語現象缺乏解釋力等等。這都是西方邏輯中心主義的深層觀念所導致的結果。
興起于西方的解構主義思潮,是對西方中心主義傳統思潮的反思。現在“解構”一詞不再屬于哪一個領域或地域,而是屬于人類自身。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我們今天研究“解構主義”,吸取其精華,也就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
2解構主義思潮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在中國的影響也日益顯示出來。在此視角下,我們反思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既要承認我們的成就,同時也要發現我們的問題。我們應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言文字的客觀事實出發,破除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總結出漢語言文字的規律,開拓新世紀漢語言文字學的研究道路。
中國的傳統語言學形成了很多優良傳統。在今天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我們首先應該繼承自己的優良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中國傳統語言學最值得我們發揚的傳統有以下三點。
(1)重視實證和歸納。
現代學術意義上的實證法來自西洋。但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般方法,實證法在中國本土有厚實的基礎、悠久的歷史和持續的傳統。中國傳統語言學研究從許慎開始就特別重視實證和歸納。許慎在《〈說文解字〉敘》里說,他考據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證”,“其于所不知,蓋闕如也”。“敘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僅僅這幾個數字就無可爭辯地說明了許慎重視實證的態度和做法。許慎之子許沖在《進〈說文解字〉表》里,稱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據”的問學傳統。許慎以實事求是、信而有證的學術精神和態度成就的《說文解字》奠定了漢字學基礎。著眼于漢代的這種實證態度,學術史上漢代古文學家的學術成就稱為“漢學”。這種實證方法一直延續下來,到清代還有很多追隨者。正是由于堅持了這種求實的態度和精神,清代的語言學研究達到了傳統語言學的高峰。清代的實證表現為考據法的盛行,梁啟超曾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給予考據法以高度評價。
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過實證和歸納而成就的。如在《說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學派通過實證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從20世紀50年代后,乾嘉和傳統實證方法一直處于被否定的地位,這是不尊重傳統的表現。對此,王力先生曾強調:“能不能因為乾嘉學派太古老了我們就不要繼承了呢?決不能。我們不能割斷歷史,乾嘉學派必須繼承。特別是對古代漢語的研究,乾嘉學派的著作是寶貴的文化遺產。段王之學在中國語言學史上永放光輝。他們發明的科學方法,直到今天還是適用的。”[3]魯國堯先生也認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注:參閱魯國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兼論漢語研究中的“犬馬-鬼魅法則”》,《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
可見重視實證是中國語言學的重要特色。
(2)重視書面語言及其意義研究。
中國傳統語言學重視書面文獻的研究,重視意義的獨立研究價值。中國從先秦時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漢語的書面語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國記錄文獻的語言,也是知識分子進階應試所用的語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僅在中國文化的傳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歷史作用,而且還是形成現代漢語的源頭之一。當然,由于書面語和口語的脫節,從隋唐時期開始文言文和口語分離日漸嚴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為影響中國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間接因素。白話取代文言,成為漢語歷史發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認文言文在漢語發展歷史上的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文言文及其在歷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漢語的一個傳統,一個與漢字的表意性質有關的傳統。漢字作為表意體系的文字與西方拼音文字性質差異巨大。中國學者把意義作為獨立的對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漢字的形、音、義為研究對象的文字學、音韻學和訓詁學。《說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離開語言環境后,還可以見到它的本義,看到其本義如何引申出新的意義。古代學者一直把意義當作可以獨立研究的對象看待,而不認為它從屬于語法。在訓詁學中,意義是可以分析的,它運用“義界”的訓釋方法,就是在意義內部進行結構分析。傳統語言學還特別重視語音在詞匯語義系統、詞源系統、詩詞韻律中的表現,古人很少做純形式的運作,而是在務實的基礎上以音證義,以義證音。這是傳統語言學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視語言和文化的關系。
在中國古代的語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濃厚、很自覺的人文傳統,“離經辨志”、“隨文釋義”、“微言大義”等說法,都表明人們自覺不自覺地追尋語言背后的東西。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蓋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嘖而不亂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經傳道。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并且形成了中國古代“小學”與經學融合的現象。《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里,語言文字學著作即在經部。因此,傳統的文字學、訓詁學研究歷來與文化有著密切關系,如文字構成的理據、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訓釋,都直接牽涉到文化,或是直接為文化服務。這就是語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傳統。
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如張世祿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會觀》中寫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會,史策既無征考,則惟有求諸古來之余形遺跡,俾可想見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遞嬗,察地層而識地殼之胎成,皆其類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國,則此文字者,誠有史以來,先民遺跡之所留,曷借之以窺其政俗之梗概,以補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棄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謂何,吾又烏睹其可哉?”[4]他在這篇論文中從漢字的構造入手來看古代社會的風土人情、物質生產和精神建構,體現了語言文字與文化相互參照研究的特點。20世紀50年代初,羅常培先生出版《語言與文化》一書,是自覺研究語言與文化關系的劃時代專著。
中國現代語言學由于受到西方語言學影響很大,在解釋漢語現象時并不能完全適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語言本身較重形式,而漢語和漢字則具有較濃厚的人文色彩。為了促進漢語研究,找到一種較為切合漢語實際的解釋框架,從20世紀80年代起,在中國興起了文化語言學。[注:新時期文化語言學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義主編《文化語言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國文化語言學引論》,上海辭書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銘《文化語言學導論》,語文出版社2003年版;張公瑾、丁石慶《文化語言學教程》,教育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等。]漢語中的很多語言現象都可以通過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釋。因此結合文化來研究語言一直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一個傳統。
中國語言學的這三個傳統都值得我們繼續發揚。尤其是后兩個傳統恰恰是解構主義所重視和強調的。解構主義著力打破西方中心論的觀念,客觀而實際地認識其他語言文字的地位。解構主義非常重視書面語,這從德里達的《論文字學》、《書寫與差異》等著作名稱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達正是看到了邏輯中心主義、結構主義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語言的差異,強調書面語言和文字的重要意義。
漢語和漢字重意義的特點和現代語言學的從形式到意義的轉向是非常吻合的,這本來是我們的優良傳統,但卻被以西方為中心的語言學者認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現。西方邏輯中心主義認為,語音和思想的本質、存在的意義之間有最直接、最接近的關系。從“語音中心主義”出發,言說和口語受到推崇,文字被貶低。而且他們責難對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針對非語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學家都表達了類似的見解,黑格爾批評漢字說:“他們的文字對于科學的發展,便是一個大障礙。或者,相反地,因為中國人沒有一種真正的科學興趣,所以他們得不到一種較好的工具來表達和灌輸思想。大家知道,中國除了一種‘口說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筆寫的文字’,后者和我們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個別的聲音——并不把口說的字眼記錄下來,卻用符號來表示那些觀念的本身。”“中國因為語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爾的這種見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漢字的普遍觀念。西方人對漢字的偏見,還進而擴展到對漢語的認識。對漢語和漢字的偏見甚至一度成為西方人不自覺的思維習慣。
結構主義語言學奠基人索緒爾力圖創立一個具有普遍理性的語言學理論,將語言學變為一門科學。盡管索緒爾在心理上不愿意舍棄語言材料和語言現象的豐富多樣性,但是為了建立一個具有整體性、普遍性以及獨立性的全新理論體系,事實上他將理性的語言觀和人文現象對立起來,舍棄了語言符號的人文性。他對人文現象的舍棄,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學中根深蒂固的邏輯中心主義,他的語音中心論實則是邏輯中心主義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學傳統的邏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以及二元對抗的思維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礎上的,長期以來被西方學者認為是代表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階段,這種觀念與拼音文字血肉相連,互為因果。這嚴重影響到對人類語言文字的公正認識,導致弱勢民族語言被邊緣化以致面臨失語的困境。
解構主義實際上是西方學者對西方文明中心論的反思,它檢討和總結了西方世界因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質豐富而產生的西方中心主義的錯誤思維,以及將文化系統建立在邏輯中心主義之上的缺點。解構主義承認東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樣,具有各自的價值。德里達從融合表音與表意的漢字中發現了在邏輯中心主義外發展出強有力文明的證據。德里達的理論闡釋有一定的歷史背景。歷史上部分西方學者的漢語言文字觀念曾對西方邏輯中心主義造成過威脅,“一次是與科學思想的結合,漢字通過一般語言,通過萊布尼茲使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歷史產生了偏離。再一次發生在20世紀初的東方學家費諾洛薩(ErnestFenollosa)和現代派詩人龐德(EzraPound)那里,這次是與詩學的結盟”[6]。德里達認為,從文學和詩學方面,漢語言文字展現的魅力能打破邏輯中心主義。
當然,我們也要清醒看到,無論萊布尼茲,還是費諾洛薩、龐德,乃至德里達本人對漢語言文字的揄揚都是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他們都沒有徹底了解漢語言文字。無論是相當多的西方學者對漢語和漢字的貶低,還是少數學者的褒揚,他們的觀點和認識都沒有建立在對漢語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礎上。因此,還必須依靠我們自己,從漢語現象出發,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傳統,并將其發揚光大。
3
從解構主義的立場看,漢語言文字學的發展,應當從漢語現象出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
中國語言學在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已經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但是這個傳統在中國近代向現代的轉折時期遭到質疑,受到冷落。與之同時,西方語法理論卻極大地影響了漢語言文字學研究。那么現代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應當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確,只能走自主創新之路。
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都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文化的發展更要從自身實際出發,尋找適合自己民族的發展道路。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也不例外。在這方面,前人和現代的語言學者已經導夫先路,提供給我們可資借鑒的探索。
馬建忠最早借鑒西方的語法理論寫出了《馬氏文通》。該書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語法寫成,而是馬建忠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的結果。對此許國璋先生的評價頗中肯綮:“(《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學習《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國《普世唯理語法》為范式。此書之成,我以為只是馬建忠根據普世語法字別種、句司字的通理,憑個人的哲學自信(conviction),經過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寫成這部中國向所未有,在體系上又超過當時西方語法書的力作。”[7]馬建忠利用“普世語法觀”分析漢語語法現象是有道理的,因為作為人類交際工具的各種具體語言,必然會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馬氏文通》對漢語語法分析貢獻很大,但總體上看,其中更多的是總結出漢語語法和西方語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漢語本身的特點還值得我們繼續研究。王力先生說:“各種具體語言,作為人類的交際工具,當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種語言的語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種具體語言的語法來說,世界語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點是主要的,沒有這種特點,就會喪失其為獨立語言的資格,和另一語言同化了”[8]。可見,對一種具體的語言來說,人類語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點是更值得關注。
王力先生說的世界各種語言的共同性,應更多體現在日常語言中。而對于某種語言來說,日常語言只是這種語言的表層部分,其深層部分應當是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更容易展現一種語言的民族特點。科學語言的民族特點很不明顯。自然科學的那些諸多概念、公式、定理與邏輯推理,很難說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個民族語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學語言。在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語言學十分重視口語,重視語音中心主義,重視共時描寫,其最大的貢獻就是促成語言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獨立。但如果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語言科學主義,則會導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對書面語不重視,就容易使語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們以往的漢語研究由于過分借用西方語法理論來構建自己的體系,想利用這種體系來解決漢語的所有現象與問題,但結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從漢語的實際現象出發,擴大漢語的研究領域。我們過去的語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詩詞駢文,只能分析形義相應的詞語,不能分析形式壓縮、內容積蘊的典故之類,這顯示了漢語語言學的貧血現象。試問,如果漢語中去掉了“葛郎瑪”(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點,那我們的漢語還是漢語嗎?這些現象包括:第一,漢語中的對偶、平仄和駢文等;第二,漢語句法構造比較特殊,主語、謂語、賓語常有省略;第三,漢語的詞難以確定詞性等。
在這方面,啟功先生的《漢語現象論叢》為我們開辟了道路,為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自主創新做出了貢獻。啟功先生擺脫了從語言理論出發到漢語中尋找漢語規律的模式,堅持從漢語語言現象的實際出發去研究總結漢語自身的結構規律。從對一些具體漢語現象的觀察中,分析歸納出若干條漢語規律。如古代詩歌駢文的語法問題,修辭與語法的關系問題,語言環境對語法結構的影響問題,語氣、語調跟語義、語法的關系問題等。啟先生對“葛郎瑪”不能包括的漢語特點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釋。[9]
關于漢語詞性靈活的問題,19世紀英國漢學家威妥瑪曾提出:“漢語詞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即漢語中對于這么多的詞語(尤其是我們傾向于稱之為名詞和動詞的詞)有共通性,在有廣泛差別的語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達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語言權威性地劃分到像我們語言中詞性的范疇里去的努力,都將枉費心機。而且,我們語言中的此類分析當然得有它們相對應的漢語語法,且不管能否對它們做詞類分析;在所有的別的語言中用屈折變化生效而產生的大部分結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漢語自身也擁有,否則漢語就不成其為一種語言。”[10]對此,王寧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語、俄語這些種語言,一個詞象一根小鐵鉤,一邊有環,一邊帶鉤,這個鉤鉤進那個環,連成一條就是一句話。鉤和環得對合適了,大鉤穿不進小環,大環掛不牢小鉤,詞的自由結合度很小,錯了一點就被判為語法錯誤。可漢語的詞象一個多面體,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膠,面面都能接,而且用點心都可以接得嚴絲合縫。比如回文詩,干脆結成一個圈兒,從哪兒都能念。這雖是文字游戲,可難道不啟發人去想漢語的特點嗎?”[11]39-40
以上認識使我們看到,要想真正認識一種語言,就必須不帶偏見,承認其獨特的價值。在此基礎上,無論是西方學者還是中國學者對于漢語現象的認識都會有更多的一致,都會發現更多的漢語特點,并總結出相應的規則和理論,這也才是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的必由之路。
4
我們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從漢語現象出發,借鑒解構主義思潮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在這個過程中,要注意解決好下面問題。
(1)如何看待繼承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關系問題。
中國傳統語言學已經有了兩千多年的歷史,在其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優良傳統,這些是我們繼續發展的最重要基礎。但我們的傳統研究也有自己的弱點和不足。如傳統的語言學有注重實證和歸納的優點,也有不善于演繹和推理的不足。單獨的歸納法,難以產生現代意義的語言學。訓詁學中字、詞不分的問題,還有語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節的模糊性和籠統性限制,而沒有細致精確的聲音分析的習慣等。這些都是我們的弱點,反映出我們傳統語言學理論的不足。
西方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走向科學的過程中,曾經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我們使用的結構分析和描寫方法等,都來自西方。西方語言學具有的科學精神和哲學的思辨精神以及邏輯的推理與表述,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本方法。西方語言學的不少流派都對中國語言學研究給予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我們應當繼續學習和關注。此外,西方學者關于漢語傳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們重視。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們看到漢語的特點。[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張衛東《威妥瑪氏〈語言自邇集〉所記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時成為漢語官話標準音》,《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論十九世紀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漢語教學》,《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4期等。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計翔翔《十七世紀中期漢學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當然有些西方學者對漢語言文字的偏見,我們必須加以拋棄。我們不反對學習西方,但反對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甚至重復別人遺棄的東西。西方語言學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們盲目追從,把那些本身片面的東西用在漢語上,結果只能是削足適履。
(2)如何看待書面語言和口語的關系問題。
現代結構主義語言學曾對中國語言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結構主義以來以語音為中心的重口語和共時的方法對當代語言學的獨立具有重要貢獻。但這種過分重視口語和語音、輕視書面語的情況也產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漢語現象不是單純的形式結構所能解釋的。如啟功先生所說,一個五言詩可以變換十種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為什么漢語中那么多四節拍,多于四拍的壓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雖然現代語言學重言輕文,是苦苦掙脫了因文廢言的傳統語文學發展起來的。但是如果把結構主義強調到極點,就會導致另一個極端,即限制了語言學研究的范圍,影響了語言學研究的豐富性,導致漢語言文字學研究出現貧血現象。
而解構主義則給我們一種更廣闊的視野。我們對于口語和書面語都不能偏廢。(3)如何看待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的關系問題。
在目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對文學語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漢語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實用語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漢語、現代文學語言等。文學語言與實用語言不同,實用語言以明白清楚為目標,因此邏輯、語法重于形象;文學語言則以有意味有情趣為目標,因此形象重于邏輯。“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個整體。如果我們把母語比做一顆大樹,樹干、樹枝、樹葉、花朵,都屬于表層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層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對漢語的研究,實用語言和文學語言是不可偏廢的。(4)如何處理好漢語本體與應用研究的關系問題。
當前的漢語言文字學研究中,還有重本體、輕應用的傾向,似乎只有本體研究才是真正的語言學。實際上任何本體研究如果脫離了應用就很難取得真正的成果。啟功先生緊密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發現了很多實際問題,然后考慮理論上如何解決。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應用,注意古今漢語、文言白話的等值翻譯,注意中文信息處理的“電腦傳譯”,注意辭書編纂的義項歸納與排列等等。這都給我們樹立了極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沒有很好處理本體和應用的關系,目前語言文字學許多應用領域,如語言的規劃和規范問題、漢語的國際傳播和對外漢語教學問題、漢字規范和國際通用標準問題、辭書編纂問題等,都存在由于本體研究的滯后或游離而產生的諸多難題,影響了我國社會語言生活的健康發展,阻礙我國向高科技信息時代前進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漢語研究必須重視本體與應用的結合。
為了解決好上面的幾個問題,我們必須堅持語言學研究理論和方法的多樣化。“語言學的方法必須多樣化,用一種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種方法是不妥當的。這是因為,人類認識自然、認識社會都比認識自身容易,認識自身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不是某個單一的研究路線能夠解決的。”[13]只有我們的漢語言文字學有了自主創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語言學界進行平等對話,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道路才會越走越寬廣,這就是解構主義給予漢語言文字學研究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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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語言文學教學現狀
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歷史而又跟隨時代步伐的專業來說,漢語言文學專業培養的人才應該具有較強的審美能力,既能發揮自己的專業特長來服務社會,創造一定的社會價值,也能通過塑造自身的優秀人格,不斷提升自己的審美品位來傳承和發揚光大我們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文化。但是,理想是美好的,實際的漢語言文學教學過程中卻存在著不少問題。首先是漢語言文學的課程設置有一定的問題,其課時顯然不夠,授課形式也不夠先進,從而導致了漢語言文學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難以深度挖掘,并且由于其實踐課時間不充足而使得對于學生的專業技能培養不足;當前很多學生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知識功底并不深厚,但是卻能順利畢業,這充分說明了當前的漢語言文學專業的課程考核制度和形式存在較為嚴重的缺陷和紕漏,教學過程過于重視結果,忽視過程,重視理論,忽視實踐;還有很多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雖然選擇了該專業,但是,他們并不真正從內心里喜愛這門課程,導致了他們缺乏強烈的課程認同感,影響了學習興趣,也使得他們缺乏對傳承偉大文化遺產使命的光榮感,從而他們的專業文化素質并不高。
三、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審美教育實施的具體措施
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必然會涉及到文學作品,而我們知道,閱讀文學作品本身就是一種美的享受,因為漢語言文學教材中收錄的文學作品基本上都是中外的名家名作,可以說是他們思想人品等“最完美的濃縮”,對于培養學生藝術審美能力,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和作用。那么,我們到底該如何在漢語言文學教學中實施審美教育呢?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嘗試和實踐:
1.漢語言文學教學中要充分挖掘出文學作品中展示的藝術境界,挖掘各種審美因素。我們要努力引導學生對課文所描繪的美進行鑒賞的同時,還要引導他們注意其外部結構的表現形式和內部結構的情感滲透,從而培養學生的審美感知能力,體會作品意境美。一般來說,文學作品本身具有審美功能,我們要充分利用文學作品的這種特質來引導學生發現作品本身美的魅力,產生深切的情感體驗,進而逐漸形成審美感受、審美意向與審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