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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2英漢委婉語使用的差異性分析

（1）英漢委婉語等級觀念的差異所謂的等級觀念也就是人們的社會地位，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將人分為“三六九等”便可看出身份地位的觀念已深入人心。語言的產生與它所依賴的文化息息相關，這種等級文化自然而然產生了代表不同身份地位的詞語，如圣人、凡人、等等。尤其是在中國古代，身份地位的高低決定著權利的大小、財產的多少、甚至決定著身份低賤者的自由與生死。而西方國家崇尚自由、民主、平等，雖然也存在著貴族與平民的區分，但卻不太明顯，與此有關的委婉語也不多。（2）英漢委婉語表達方式的差異中華文化延續至今，從儒家謙恭禮讓的思想中演繹出了很多的謙詞和敬詞，與此有關的委婉語也大量存在。所以人們一般在稱呼對方時多采用委婉的語氣，而提到自己時，則多采用自謙的形式。如：貴姓——敝姓，高見——愚見，令尊——家父，令郎——犬兒等等。在聽到贊美之詞時，漢文化人多用“不敢當”“您過獎了”等謙詞，這種表達方式給人一種彬彬有禮、溫文爾雅、有思想、有內涵的感覺。而英美人則喜歡直截了當、簡潔明確，以“Thankyou”等回答欣然接受對方的贊美。并且，在西方文化中，他們多采用先揚后抑的表達方式，緩和的過渡，從而使人易于接受。如“Youhavedoneagoodjob,butifyoudealwiththisdetails,itwouldbemuchbetter”。可見中文和英文針對同一種行為，出現了明顯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表達方式的差異也是來源于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內涵。（3）英漢委婉語價值觀念的差異西方倡導的是個人主義，對于自己的隱私不允許別人窺探和侵犯，尤其表現在年齡、收入以及等方面。而中國則主張集體主義，強調分享的精神和集體利益最大化，有時候為了集體的利益可以犧牲自己的利益，這一點與西方截然相反。他們追求的是個人主義價值觀，通過自身的努力，發揮自己的潛能，維護自己的利益，自我奮斗、自我進取。因此，西方樹立的是一種具有競爭意識的價值觀。而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人多力量大”“眾人拾柴火焰高”等這些集體主義思想，要求我們要犧牲小我、顧全大局。所以，中西方價值觀念的不同使得英漢委婉語也表現出差異。

篇2

[關鍵詞]

海上絲綢之路；宋麗海上航線；海洋文化交流

[中圖分類號]G1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簡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韓國研究所所長、博士生導師，延邊大學朝鮮半島協同創新中心兼職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韓關系與絲綢之路區域史；2魏珊，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東亞國際關系。（廣州510275）

宋朝與高麗朝之間的海上航路，是中韓兩國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發展。海上絲綢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簡稱海絲路或MSR），迄今為止雖然中外學術界對其概念和內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認為其內涵應該是指從中國東南部沿海港口出發，然后向東北亞延伸至朝鮮半島，接著沿朝鮮半島西海岸南下、后經日本博多灣、九州以及西南諸島、琉球群島地區的東北亞航線和中國東南沿海繼續向西南方向延伸，經過中南半島南下后通過馬六甲海峽、進入印度洋、然后抵達紅海、最終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線。因此，宋麗海上航線和兩國海洋經濟文化的交流，毫無疑問構成了中韓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內容。目前，中外學術界對宋麗海上航路與經濟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經取得了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學術界的主要代表有陳高華、宋、吳泰、楊渭生、王文楚、陳炎、祁慶富等學人；分別參見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麗貿易中的貢獻》，載《中韓關系史論文集》，時事出版社1979年版；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陳高華、吳泰《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叢考》，中華書局1996年版。而國外的主要代表性學者有韓國東亞大學的金庠基、高麗大學的李鎮漢、金渭顯、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學者內藤h輔、森平雅彥等先生，他們撰寫了一系列研究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經濟文化交流的論著。本文擬在學界先賢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就宋麗海上航路與海洋文化交流等問題加以論述。

一、宋麗海上航路的演變和發展

宋麗海上絲綢之路航線的變化，與兩國的政治外交關系和遼宋麗三國關系密切相關。因而，宋麗海上絲綢之路的演變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前、后兩個階段。

前一階段（960-1071年），宋麗海上航線的內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東蓬萊）到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的航線。918年，泰封部將王建殺弓裔自立，建立高麗王朝，之后與中國五代十國的后唐、后晉、后漢和后周政權均維持著朝貢關系，利用朝鮮半島西北海岸的翁津與中國山東半島的登州展開交往，從而維持其與中國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麗與宋的交往同樣也是利用此條航線，據《宋史?高麗傳》載：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貢方物，并謝賜經及御制。二月，遣秘書丞、直史館陳靖、秘書丞劉式為使，加治檢校太師，仍降詔存問軍吏耆老。靖等自東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麗水工，即登舟，自芝岡島順風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陸。行百六十里，抵高麗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閻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國。治迎使于郊，盡藩臣禮。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還。遺以襲衣、金帶、金銀器數百兩、布三萬余端，附表稱謝。”[1]（14040）通過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時期的登州，郡名東牟，為現今山東的蓬萊縣；八角海口，為現今山東福山縣西北的八角鎮；芝岡島，為現今山東煙臺北芝罘島，其距離登州約20公里。高麗人歸國，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復命，治遣使元證衍送之。證衍至安香浦口，值風損船，溺所赍物。詔登州給證衍文據遣還，仍賜治衣段二百匹、銀器二百兩、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離登州10公里左右，其雖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給發文據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間以前宋人出使高麗，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啟航，并由登州管轄。高麗翁津，也就是現在朝鮮海州西南的翁津；閻州，是現在朝鮮的延安，高麗時代稱為鹽州；白州，是現在朝鮮的白川。據《宋史》記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寧）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闋。從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來，登州一直是與高麗通航往來海上航線的起點，《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載：“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鎮海口治官署，以待高麗、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時也說：“新羅、高麗諸國，往年入貢，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還。”[3]（3829）因此，自高麗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這段航線不僅是宋麗海上交通時利用的主要航線，也是唐朝與新羅時期進行海上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線，同時還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來的主要航線。另外，密州板橋鎮至高麗的航線是此段航線的支線，即由密州板橋鎮（今山東膠縣）出港到高麗翁津口后登陸，據《長編》記載：元豐六年（1083年），入內供奉官、勾當龍圖、天章、寶文閣馮景為高麗國信使，“令排辦修補過河船及按視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問之得二處海道并可l船至高麗，比明州實近便。”[4]又據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記載：“自中國適高句麗，唯明州道經此，若自登州、板橋以濟，則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麗之港口，實為板橋鎮，元v三年（1088年）改板橋鎮為膠西縣，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遼麗兩國恢復朝貢關系，在這之前由于戰爭的關系兩國處于敵對狀態，朝貢關系也一度中斷。1020年后，遼麗關系進入了一個相對持久穩定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這種關系一直持續到1125年遼國滅亡。在這一時期，遼麗兩國使節的往來頻繁密切，高麗通過以下名義遣使遼國，比如四季問候、謝橫宣、謝冊封、謝恩、進貢、賀正、賀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遼國則主要通過吊慰、告哀、橫宣、冊封、賀生辰、來祭、來詔、起復等名義，如此之后，遼麗兩國朝貢體制終于全面確立起來，并且構成了東亞地區國際秩序的基礎。因為遼麗之間關系的改善，使得高麗先前結盟宋朝以牽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時已經顯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麗顯宗十三年），高麗決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號，“復行契丹年號”，并且在高麗顯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遼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穎等前往宋“貢金器、銀廚、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斷絕了對宋的朝貢，“其后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間開始，宋麗兩國由于斷絕邦交，兩國航路基本上亦處于斷絕的狀態。迄1071年（宋熙寧四年），由于宋朝“聯麗制遼”政策的再度實施，宋麗邦交得以恢復，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也進入了后一階段。

后一階段（1072-1279年），宋麗之間的海上航線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寧波）到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的航線。關于航路改變的原因，學術界已多有論及，主要是北宋從國家安保立場，以登州“地近北虜，號為極邊。虜中山川，隱約可見，便風一帆，奄至城下。自國朝以來，常屯重兵，教習水戰，旦暮傳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慶歷年間，特下詔實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萊州進而與遼國經商貿易，故登州通高麗海道亦漸廢棄。直至宋熙寧四

年（1071年），宋恢復邦交，宋出使高麗的海上航路改為明州往返，蓋亦由于高麗之請求，《宋史?高麗傳》載：“往時高麗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鑒來言，欲遠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詣闕。從之。”[1]（14046）而宋朝冊封出使高麗和宋商赴高麗貿易，則規定由明州往返。其具體航線，在《高麗史》、《高麗史節要》以及《宋史》、《宋會要輯稿》等史籍中所載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麗圖經》（以下簡稱《高麗圖經》），其卷34 至39《海道門》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十分系統、明確的記載，為研究宋麗海上航路和高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宋麗關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國學者王文楚、祁慶富等教授對《高麗圖經》做了較為深入的考證外，近年來，日本九州大學東洋史學科森平雅彥教授結合文獻記載和實地考察，對宋麗海上航路進行了考證、復原。宋麗航路自明州出發，到達定海（今鎮海縣）后、經過虎頭山（今鎮海縣招寶山東北的虎蹲山），向東航行到達昌國縣（今定海縣）的沈家門、梅岑（宋代又稱補陀洛迦山，即為現在的普陀山）。從這里出海后，進入白水洋、黃水洋、黑水洋，即從現在浙江沿海、長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為黃水洋，黑水洋

也稱黑水溝，即淮河入海口以東、山東半島以東、以南的洋面。

，

經夾界山

又稱古五嶼，“華夷以此為界限”，現在的五嶼西南為小黑山島，島南是中韓兩國的領海分界處，也就是中國與高麗的海上分界線。

，

過白山而至高麗。據王文楚先生考訂，白山即為現在大黑山島東南面的蕎麥島，并謂徐兢《高麗圖經》記載有誤，王氏謂“《高麗圖經》記載，先過白山，后至黑山，同書又記載徐兢等歸國，‘早過黑山，次過白山，’則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島東南有蕎麥島，恰為航路所經行，蓋是。《高麗圖經?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東南’，與海路途徑不符，當誤，或為‘白山在黑山之東南’之誤。”[7]（37）然而，中國學者祁慶富和日本學者藤田明良均認為，白山為黑山島西北之紅島，日本學者森平雅彥經過實地勘察后亦認為徐兢記載之“白山”，當為今之紅島，朝鮮時代亦稱紅衣島，其距黑山島西北約十八公里，海岸線為高聳的斷崖所環繞，其恰如徐兢所謂“連亙如城”，其斷崖顯露的硅巖、砂巖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雖然注意到《高麗圖經》有關黑山和白山的途徑航程，但是卻忽略了其“白山”條謂：“是日午后，東北望一山極大，連亙如城。日色射處，其白如玉。未后風作，舟行甚快。”[5]（75）而蕎麥島，不過為周圍一公里左右圓錐狀的小島，顯然與其狀如城垣的白山島不符，故徐兢使團先經過白山島，后抵達黑山島的往返記載無誤，而王氏實誤矣；使團由白山所抵達的黑山，也就是現在韓國的大黑山島，是宋麗時期海上絲路南路的樞紐，也是船舶往來停歇的地方；經過黑山島，沿群山列島海岸向北，抵達紫燕島

即現在韓國京畿道廣州境內，處于首爾東南方向，日本學者津田左右吉考證為現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島。參見[日]津田左右吉《關于元代高麗西北境之混亂》，《朝鮮歷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達急水門水道，進入禮成港，在碧瀾亭登上陸地后，再由陸路抵達高麗的都城開城。碧瀾亭，位于現在開城西禮成江東岸，船舶在這里停舟靠岸登上陸地，前往開城。從宋神宗熙寧后直到南宋，宋麗之間的海上航路都是經過此段路線，如果能夠順著季風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達。

另外，宋麗海上絲路南路航線的泉州港，也是宋朝與高麗貿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羅拯傳》寫道：“拯使閩時，泉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8]（10646）蘇軾亦謂：“切問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中國學者陳高華先生曾經就《高麗史》的記載，歸納出北宋時期泉州海商往返高麗的史料，達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黃謹（為“慎”之誤）還充當了宋麗恢復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麗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黃慎來見……遣慎等來傳天子之意，”[9]熙寧二年（1069年），黃慎等由高麗返宋，“其國禮賓省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云：“本朝商人黃真、洪萬來，稱運使奉密旨，令詔接通好……今以公狀附真、萬西還。”[1]（14046）由于宋朝規定：諸赴高麗、日本貿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給予公憑發解啟航，即“凡中國之賈高麗與日本，諸番之至中國者，惟慶元得受而遣焉。”慶元，即北宋之明州，據《宋史?地理志》載，南宋紹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為慶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麗貿易，顯然違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轄之規定，以致蘇軾不得不奏請云：“元豐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書扎子節文，諸非廣州市舶司輒發過南藩綱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發過日本、高麗者，以違制論。”[10]（459）然而，根據陳高華先生統計，《高麗史》明確記載明州商人不過三起，數量上遠低于泉商十五起，蓋“福建狡商專擅交通高麗，引惹牟利，如徐戩者甚眾。”[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448）徐戩，泉州海商，蘇軾說他：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10]（459）又謂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戩“于海舶內載到高麗僧統義天手下侍者僧壽介、繼常、穎流，院子金寶、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國禮賓省牒云：‘奉本國王旨，令壽介等五人赍義天祭文來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蘇軾讓他從明州回國，但是“訪聞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麗國，”[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麗往來買賣，”[12]故而將壽介等“發往泉州，附舡歸國。”[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雖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麗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認民間海商由泉州赴高麗貿易者亦多。不過，由泉州出港，駛往高麗禮成港的航路，應該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著明州往高麗的航路往返。南宋時，由于海外貿易發達，泉州成為了北上連接明州和高麗，向西連接廣州、粵東，從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樞紐，東南亞、印度洋以西等地區的商舶常常往來于此。不過，與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來停靠的港口，在與高麗海上往來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麗海上絲綢之路往來中，增進了兩國人文典籍的交流。高麗使臣于海上來華，通常會進行大量的求書、購書活動，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賜予高麗《大藏經》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賜予高麗使節《密藏詮》、《逍遙詠》和《蓮花心輪》等佛經。淳化四年（993年），應高麗之請，賜儒家《九經》于高麗。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麗使郭元辭歸，真宗應其所請，再賜予《九經》、《史記》、《兩漢書》、《三國志》、《晉書》以及《圣惠方》、諸子、歷日、御制詩、《國朝登科記》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麗使來賀哲宗即位，哲宗應其所請賜予《文苑英華》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麗進奉使尹等乞賜《太平御覽》等書，哲宗詔曰：“所乞《太平御覽》，并《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闕給賜。”[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高麗使王r、吳延寵回國，宋徽宗又賜高麗國王《太平御覽》一千卷。除宋朝廷賜予外，高麗使節還被允許自行前往書肆購書。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詔國子監許賣《九經》以及其它經史子集諸書給高麗使節。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高麗使求買《大藏經》、《華嚴經》各一部，詔從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顧蘇軾反對，允許高麗使購買《冊府元龜》以歸。宋麗典籍交流還體現在高麗大量高僧、留學生以及宋朝商販于宋朝購買書籍以獻于高麗國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高麗博士任老成從宋朝購買了《大廟堂圖》一鋪并記一卷，《社稷堂圖》一鋪并記一卷，《文宣王廟圖》一鋪，《祭器圖》一卷，《七十二賢贊記》一卷，以為高麗營造有關廟堂之參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麗時獻給高麗國王圖書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戩等二十八人至高麗獻《新注華嚴經》版，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獻《太平御覽》，高麗獎勵其白金六十斤。

隨著儒家經典和《史記》、《漢書》、《三國志》等史書大量輸入高麗；高麗也有諸多書籍傳入宋朝，如高麗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麗國書籍多好本，特命館伴將所求書目錄授予高麗使李資義，囑其“雖有卷第不足者，亦須傳寫附來”。[14]故次年（1092年），高麗使即獻《黃帝針經》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說苑》，由高麗獻出后才得以補全完整；還有已經失傳的《周易占》、《黃帝針經》等古籍，也是通過高麗重新輸入到宋朝。加強了兩國以書籍為載體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構成了宋朝與高麗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內容。主要體現在兩國《大藏經》之交流、僧侶的往來和中國科舉制度、儒佛道三教教義對高麗佛教的影響等。其中《大藏經》等佛教典籍的互贈和交流影響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戩，其“先受高麗錢物，于杭州雕造《夾注華嚴經》，費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載去交納，卻受本國厚賞。”；

《東坡奏議》卷六。按，《續通鑒長》卷四三五引蘇軾奏議，稱：“泉州商人徐戩。

而高僧人文往來，則主要是高麗僧人諦觀、義通以及高麗王子義天到宋朝的訪問交流，其中諦觀、義通為中國天臺宗的復興做出了很大的貢獻，特別是對天臺宗相關典籍的回歸起到了重要作用，高麗僧義通也被后人尊其為天臺宗的第十六祖。高麗王子義天是在宋哲宗時期來到中國的，他遍訪名山古剎，帶來的大量華嚴宗典籍彌補了中國華嚴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見，拜杭州慧因寺的凈源法師為師學習華嚴宗，對華嚴宗的復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義天還請天竺寺的從諫法師講解天臺教觀之道，其回國時，帶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經書一千多卷，在高麗弘揚天臺宗、華嚴宗，提倡“教觀兼修”，主持高麗國清寺，創立高麗的天臺宗，并拜從諫為初祖。因此宋麗兩國高僧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文化交流，極大地豐富了兩國人文文化交流的內涵。

此外，隨著兩國人文往來和科舉制度傳入高麗，高麗除科舉取士外，還實行僧侶的科舉考試制度，稱為僧科制度。僧科有預備試和正式試之分，預備試主要在各山門或宗派內進行，預備試合格才能參加國家正式大選。大選也有禪宗選和教宗選之分，禪宗大選一般是在廣明寺的禪宗僧侶中進行，教宗大選則于王輪寺在各教宗僧侶中進行。如果禪、教大選合格，就授予初級法階大選，然后按照如下法階晉升：禪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禪師-大禪師；教宗法階：大選-大德-大師-重大師-三重大師-首座-僧統。而高麗時代的僧職主要是僧钅錄司，僧钅錄司有左右兩銜，兩銜各有都僧錄，下設副僧錄、僧正，都僧錄掌管一切佛教活動，其淵源顯然是受到宋朝科舉制度的影響。

隨著宋朝儒佛道三教傳入高麗和宋麗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國的儒佛道思想對高麗的佛學思想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高麗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臺宗的創立。高麗太祖以佛教立國，但是，佛教內部的宗派矛盾不斷，尤其是以海印寺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兩派水火不容，相互攻擊。為了解決佛教內部的門戶之爭，從宋朝回國的義天大師提出了“教禪合一”、“教觀兼修”的主張，義天認為：佛有教禪二法，但兩者各有偏執，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內心觀照；禪法則強調內心作用而無視外部修煉，故“學教之人多棄內而外求，習禪之人好忘緣而內蕁2⑽偏執，俱滯一邊，其猶爭兔角之長短，斗空花之濃淡。”[15]（452）因此，義天提出“教禪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禪宗的關系上，義天主張教宗融攝禪宗，并對“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禪法頗有微詞，其提出禪宗本義是“籍教習禪”而非“離教習禪。”其實，義天的“教觀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創，而是深受中國華嚴宗高僧圭峰、晉水和清涼大師的影響，華嚴宗即主張“教禪一致”，尤其是清涼大師認為：華嚴宗“法界緣起”與天臺宗的“三諦圓融說”相互契合，并認為華嚴宗靠經典義理解悟、洞徹法界，與禪宗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解悟過程是一致的，因而華嚴宗與禪宗是相通的。義天大師不僅與上述晉水（凈源大師）相互往來切磋佛法，而且，對華嚴宗經典頗多研究。在儒佛道的關系上，義天十分重視三教合一，尤其是對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揚。其主張“得釋門遍于五時，儒典通乎六籍，包羅大小，通觀尊卑，雖設教有殊，而崇孝無別。”[15]（452）這些思想顯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響。此外，十二世紀末期，鄭仲夫、崔忠獻等武臣之亂，高麗教宗勢力受到重大打擊，1205年，高麗改吉祥寺為曹溪山修禪寺，高僧知訥以《金剛經》、《六祖壇經》為本創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張“教禪不二”，但與義天主張“教主禪從”不同，而是強調“禪主教從”，在具體修行方面，主張“定慧雙修”，從而將“漸悟”和“頓悟”統一起來。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覺禪師的影響，知訥融合儒家的忠義，提出禪宗的“忠義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異而實同。”從而體現出三教融合和諸宗匯通的傾向，此與中國佛教的儒釋道三教合一，顯然是一致的。

綜上所述，宋與高麗海上航路的發展，可以說是中韓歷史上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演變的重要階段，宋麗海上航線先后經過山東半島的登州（今山東蓬萊）沿岸至高麗翁津（今朝鮮海州西南）航線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寧波）至高麗禮成江碧瀾亭（今開城西海岸）航線的變遷，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為宋代對高麗海上貿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體現了宋代海上對外貿易的發達，而且也體現了宋麗兩國物質貿易的繁盛，宋麗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瓷器、茶葉等貿易品和高麗其他土特產品的交流，也承載著兩國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脫脫：《宋史?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點校本。

[2]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八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

[3]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4]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零五），神宗元豐六年六月條，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北京：商務印書館，1937年。

[6]蘇軾：《東坡奏議?登州詔還以水軍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7]王文楚：《兩宋和高麗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叢考》，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8]脫脫：《宋史?羅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9][韓]鄭麟趾：《高麗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鮮古書刊行會本。

[10]蘇軾：《東坡奏議?乞禁商旅過外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1]蘇軾：《東坡奏議?論高麗進奉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12]蘇軾：《東坡奏議?乞令高麗僧從泉州歸國狀》，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篇3

文化又是一種社會現象，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因為文化的對象即自然、社會、人自身都是社會性地出現在人的認識和實踐中，都受到社會的規定，因此文化形成了社會格局。文化受到社會的規定，還在于任何一種文化創造，都只能是社會的集體意識和個人意識的有機結合，是社會創造于自我創造的動態互滲，因而也是前定的文化積累于后發的文化生產的具體統一。因而文化創造與文化生活也不是一種單純的個人行為，它是社會創造于個人創造的規定。

文化傳播是社會文化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人類文化歷史的統一性，世界文化的相關性以及民族文化的完整性，決定著社會文化因素處在永恒的運動中，不斷改變自己的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中的地位。因此，各民族之間，在文化方面存在著相互交流、借鑒的可能性。

我國自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不僅國內各民族之間，各地區之間的相互交往日益增多，而且各行各業的人們以及世界各民族、各種文化習俗的人民的交流也日益頻繁。密切的跨文化交流成為當今世界的一個重要特征，越來越多的人們生活、工作、學習在不同文化的人群之中。

不同文化的彼此交流，對一個人的個性和屬性的發展，對一個國家文化發展都會產生影響。交流本身受到文化的影響。文化交流有多種表現形式，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有種族之間的交流、民族之間的交流、國際間的交流，同一文化中不同的亞文化間的交流等。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文化交流主要表現在個人層次、組織層次、國家層次這三種主要環境下。交流不僅有不同的意圖，而且可以有不同的進行方式，如：自我中心型、控制對方型和平等對話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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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展望為了解決標準化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1促進綜合運輸和多式聯運

發展加強交通運輸與物流的融合，優先制定水陸綜合運輸方式組織銜接方面的標準，如甩掛運輸、多式聯運、滾裝運輸、江海直達運輸等先進運輸組織方式的標準。

2推進交通運輸行業信息化

發展進程加強交通運輸行業綜合性和區域性信息應用體系建設，形成開放、兼容的現代交通運輸信息網絡，優先制定數據共享與交換、新技術應用等方面的相關標準，如物流信息平臺、數據采集、數據交換等標準。

3提升交通運輸行業

物流市場的管理和服務水平加強物流運輸市場的誠信監管體系建設，提升物流服務質量，規范市場經營，優先制定交通運輸物流企業資質和信用管理、服務質量、統計與評價等標準。

三、政策建議

實現交通物流發展目標和工作任務，需要從組織、機制、財政、人才等方面出發，建立強有力的支撐保障體系。

1組織保障進一步完善組織建設，提高工作成效

各級交通運輸部門、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要統一思想、高度重視、加強領導、明確權責，建立完善的組織保障體系。標準專項實施過程中，交通運輸部主要負責制定政策、批準計劃、檢查指導；省級交通主管部門主要負責落實并制定具體政策；與物流相關的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主要負責標準制修訂管理、標準宣貫。建立交通物流標準協調機構，由來自各級交通運輸主管部門、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行業協會、學會的代表組成，加強交通物流標準化的協商工作。

2制度保障完善交通物流標準化管理機制

推動建立交通物流國家標準、軍用標準、行業標準的協調機制的標準體系，促進“軍民結合、寓軍于民、軍民互補”。全面實施從交通物流標準計劃立項到標準，以及宣貫、實施等整個過程的動態管理和責任制；建立與完善交通物流相關技術委員會管理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建立不同專業技術委員會、不同標準化部門的工作協調機制；推進標準、合格評定程序的緊密結合，逐步形成標準化的良性循環機制。創新交通物流標準化運行機制。引入制標競爭機制，建立以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為組織形式、大型物流企業為主體競爭承擔的標準制修訂的市場化運作機制。加強交通物流企業標準化工作，引入市場機制，按照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鼓勵技術先進的交通物流企業或企業組成的聯合工作組承擔更多的標準起草工作，促進企業以標準贏得市場先機，全面提升標準化工作水平。建立標準與科技研發緊密結合機制。應對發達國家“技術專利化、專利標準化、標準全球化”進行技術壟斷的趨勢，將標準制定與科研、開發、設計、制造相結合，支持具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企業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交通物流標準研發創新基地，引導產、學、研各方面通過創新，共同推進具有我國自主知識產權的交通物流標準的研究、制定及優先采用。力爭將我國優勢技術領域的標準提交并制定為國際標準，促進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科技成果通過標準及時轉化為生產力。

3經費保障堅持“國家投資、地方籌資、社會融資”的原則

建立交通物流標準化工作多元化投入機制。要積極發揮國家財政投入的主導作用，充分利用交通運輸部科技項目，設立“交通物流標準專項”基金，積極爭取科技部技術標準專項基金和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公益性科研專項基金，保障國家層面的經費投入；逐步建立社會多元化投入機制，改變過去僅依靠國家支撐的單一模式，積極探索建立社會資金保障體系，運用市場力量，充分發揮地方特別是經濟發達地區政府的積極性，吸引社會團體、企業和個人共同支持標準化事業，建立企業向標準化工作的投資、捐贈等管理制度。加強交通物流標準化經費管理，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重點保障交通物流安全、環保等領域的經費，合理有效使用資金。建立項目經費使用跟蹤制度，運用信息化手段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4人才保障深入實施“人才強交”戰略

以高層次人才、高技能實用人才、高素質管理人才及有關重點領域急需緊缺人才為重點，實施交通物流標準化人才培養工程，建立和完善交通物流標準化培訓教育工作的規章制度，完善標準人才的培養和選拔制度，推動交通物流標準化事業跨越式發展。重點抓好與物流相關的技術委員會組成人員的培訓工作，造就一支發展現代物流思想超前、業務水平高、服務意識強、戰略視野廣、協調能力強的高素質專業人才隊伍；建立交通物流專家人才庫，提高從業人員素質，提升企業標準化工作水平；實施國際型交通物流標準化人才培養計劃，建設一支專業技術強、外語水平高、談判能力強的跨境運輸和跨境物流標準化專家隊伍，選出優秀的具有較強技術背景中高級管理人才，派往國際標準化組織，進入ISO、IEC技術委員會領導層及秘書處核心層；大力培養標準化科研人才，建設學術帶頭人隊伍，打造具有核心引導作用的交通物流專業領域的學科研究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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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選擇好適當的時機，開展小組交流討論

在高中化學課堂教學過程中，要選擇好適當的時機，開展小組交流討論。課堂討論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時機的選擇與確定，那么何時進行課堂討論才恰到好處呢？教師在課堂中應根據實際情況，抓住時機，把握火候，組織小組討論，下面以學習同分異構體為例，談交流討論實際的選擇。

三、在學習同分異構概念時展開討論，有助于同分異構概念的內化

為充分發揮化學課堂討論認知功能，教師在課前要有精心設計一系列能引起全體學生思考的問題，如：同分異構體的判斷方法、特征，通過創設使學生在認識上產生茅盾與沖突的情境，讓同分異構體的判斷方法成為討論的話題

四、在理解的疑難處展開討論，有助于思想發展

教師設計出理解同分異構體概念的幾種常見錯誤，通過小組交流討論，突破難點。（1）相對份子質量相同、結構不同的化學物是否一定互為同分異構體？（不一定，如乙醇與甲酸相對分子質量都是46，但兩者化學式不同，不屬于同分異構踢）（2）組成元素相同或最簡式相同的化合物是否互為同分異構體？不一定，如乙炔（C2H2）和苯（C6H6）的最簡式、組成元素都相同，但不是同分異構體。再如，淀粉和纖維素都可以用（C6H10O5）n表示，但并不表示兩者的化學式相同，式中的n值只有一個范圍，并無定值，所以兩者也不是同分異構體。

五、在解題策略的運用上展開討論，有助于學會學習

同分異構體的書寫是有機化學部分常考的一個題型，解答此類題時要運用好策略。通過小組交流討論，得出根據有機物的化學式書寫同分異構體的基本方法可以歸納為：判類別、寫碳鏈、移位置、氫飽和。1.判類別根據有機物的分子組成判定其可能具有的類別異構即官能團易購。2.寫碳鏈根據有機物的類別異構寫出各類異構的可能的碳鏈結構（主鏈由長到短，支鏈有心到邊），注意所寫碳鏈不重復、不遺漏。3.移位置在各碳鏈上依次移動官能團的位置，有兩個或更多的官能團時，先連上一個官能團，然后依次連上第二官能團。4.氫飽和根據碳原子的四價結構，碳原子的剩余價鍵氫原子飽和，即可得到所有同分異構體的結構簡式。

六、把握化學課堂交流討論中的“度”，教師要調和“眾議”，合理作結

首先，交流討論的問題數量要適量。用于討論的問題必須是精挑細選的，能夠引領學生突破教學重難點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如果一堂課中教師對問題不加篩選，過多地拋出問題讓學生去討論，學生自然會應接不暇，可能會產生厭倦感和思維惰性。那樣教室里看起來熱熱鬧鬧，但學生實質上卻沒有能深入思考和認真交流。在小組交流討論結束后，教者要及時總結，才可以讓討論給學生留下完整的印象。總結時，對探究深入、表達準確的個人和小組要予以表揚肯定；對于明顯錯誤的觀點，要委婉而明確地予以否定，但如果他們表現了樂于思考、團結協作精神時，對其精神仍應予以肯定。教師總結和點評要精心思考，不能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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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又深深根植于語言，因而學習語言時不可忽略語言所承載的文化，這是社會語言學家的通常看法。美國語言學家薩皮爾在其著作《語言論》中指出：“語言有一個環境，它不能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能脫離社會繼承下來的傳統和信念。”因此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現象，它是文化的載體，也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兩者之間是密不可分的。

外語教學很重要的目的是培養學生的對外交流的能力。近年來，我國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使語言與文化之間的密切關系在教學中越來越受到重視。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日益加快，提高外語人才文化素質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提出了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而這種交際能力除了包括正確運用語言的能力，還包括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能力交際的有效性。當然這就不完全取決于語言形式的正確與否了，更是要考慮該語言形式所涉及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內涵。

中西方文化與價值觀念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思維方式。中國學生在傳統互賴性文化背景的影響下，提出問題、發表看法，習慣于運用委婉含蓄的方式，而英美文化，則更強調個性的獨立與張揚，在語言表達上更加直截了當。因此對于學習者而言，文化上的共性較易掌握，對于差異或者個性，往往缺乏了解，易于造成交際失誤。因此在教學中作者發現學生運用語言時常以“中文思維+英語表達形式”來套用所學詞匯和表達句子。這時就會出現不得體的句子，在交際中產生失誤或尷尬局面。所以在英語學習時，當學生的文化背景與英美文化背景發生碰撞時，在交際過程中就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文化障礙，文化障礙給語言教學帶來了許多困難，這種文化差異也影響著外語教學。如果沒有得到解決的話，必定會影響對外的交流。

下面列舉在文化差異方面的一些最基本的實例，說明研究這一問題的必要性。

（一）致謝：在中國，親戚、朋友當中一般不說“謝謝”，你要是這樣講，對方會覺得被當作外人，少了親切感。而在英美國家，“Thank you”幾乎整天掛在嘴邊。

（二）謙虛：中國人以“謙虛”為自豪，美國人以“坦率”為榮。中美兩國人對稱贊有著不同反應。當有人稱贊你或你的家人時，中國人通常會說：“哪里，哪里，不行的，還差得遠呢”等等。相反，英美國家人遇到這種情況，通常會說：“Thank you”表示感謝并會十分驕傲地夸耀自己孩子的成績優秀等。

（三）就餐時：交談是西方餐桌上的重要活動之一，西方的就餐是絕對安靜的行為。菜是一道一道地上，每道菜之間，留有余地供大家安靜地與鄰座的人交談。一些就餐時的鬧聲都應盡量避免。

（四）打招呼：在中國，熟人或朋友見面通常會問候：“到哪兒去?”“吃了嗎？”等。我們對對方的答話內容并不真正感興趣。但若要譯成英語，就會變成期待對方給予答復的真正問題，就不再是打招呼或寒暄了。英語中，“Where are you going?”只能在特定場合使用，否則會被認為是在干涉別人的隱私。

從以上這些文化差異中，我們可以看出，如果不了解語言中蘊涵的文化知識，那么有時就會出現交際失誤甚至是錯誤。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對文化的理解融入到語言教學中，培養學生的文化意識，增強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

克服文化障礙，促進教學。

一、加強文化教學

了解文化是為了更好地掌握和使用語言，語言的使用是為了交際。因此，在課堂上，可結合教學內容，采用介紹相關文化背景知識、講解詞語文化、對比文化差異等教學方法。

(一)文化背景知識。介紹與教學內容相關的背景知識有助于加深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如：在學習教育類的文章時，可向學生介紹英美國家的教育體制，開放教育的提出、開放課堂的出現、開放大學的普及以及目前英國的繼續教育情況等。學習西方節日的時候，要介紹西方重大的傳統節日，如：圣誕節(包括其來歷、耶酥誕生、圣誕老人等)；感恩節(其起源、感恩節的食物等)。學習經濟金融類文章時，可介紹世界銀行以及各大知名銀行，以及銀行內部各個部門的職責。

(二)語言練習。英語的學習離不開練習。對于學過的有關情景交際的對話，教師可以先就學習過的話題給予一定的指導，然后再創設一個類似的情景，讓學生通過使用學習過的內容進行練習。話題可以結合課本的內容。通過一系列的交際練習，有些學生原本覺得生疏的內容就會變得熟悉；有些模糊的概念就會變得清晰，在日后的學習和交際中就會自然而然地用英語去思維和表達。

此外，語言教學也應該合著時代的節拍，展示給學生鮮活的語言與文化。引用著名語言學家韓禮德的觀點：“應該教活的、使用中的語言。”因此，在教學中適時地介紹一些流行語、酷英語、俚語等，既有助于教學，又增加了學生的學習興趣。

(三)對比文化差異。這是一種適用且有效的文化教學方法。如：在學習文化差異方面的課文時，可對比英漢兩民族打招呼的差異；對比英美人和中國人發出和接受邀請的不同方式；對比不同的餐桌禮儀；對比中西方稱謂關系的區別；對比不同場合下的握手禮儀等等。讓學生從中了解到各個國家有各自的文化、風俗習慣。

二、加強教師的引導作用

首先，教師要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質。應具有廣博的知識，多學習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識，特別是英美文化，了解西方風土人情、文化習俗等。其次，教師在進行語言教學的同時，還必須從文化思維模式的視角從宏觀上給學生加以指導。在教材中課后的英譯漢和漢譯英練習中，這種常見的基本技能訓練，體現了不同思維模式下語言基礎結構方面的差異。因此在訓練中教師的指導不可忽視。第三，引導學生在閱讀文學作品、報刊時，注意積累文化背景、社會習俗等方面的材料，擴大視野，增強對文化的理解力。

三、綜合應用多種輔助教學策略

利用幻燈片、電影、電視、多媒體等教具，播放一些關于西方文化的影片、電視節目。如：電視英語教學節目《走遍美國》，尤其是電影提供了一個真實的語言環境，生活化、場景化。這不僅使教學更形象生動，而且讓學生體會到了英美社會豐富的文化材料。還可利用外籍教師，舉辦一些介紹西方文化方面的講座。

著名語言學家葉蜚聲曾指出：“一門語言是探索一種文化的燈火，一門語言正是了解那個國家、那個民族的一個窗口。”外語教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比較注重語言知識的傳授，而忽視了語言使用與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在向學生傳授語言知識的同時，要學習該語言賴以生存的文化。這樣才能幫助學生克服學習中的文化障礙，提高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必須改變教學思路、改進教學方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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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指出，現代社會要求人們思想敏銳，富有探索精神和創新能力，對自然、社會和人生具有更深刻的思考和認識。高中學生經過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習，身心發展漸趨成熟，已具有一定的閱讀表達能力和知識文化積累，已具備一定的語文素養，語文學習中的個性傾向漸漸明顯，不同學生的學習興趣和需求的差異逐漸增大。如何在完成語文課程教學任務的同中，同時滿足學生的語文學習興趣和需求呢？當前，高中大多是90后學生，這些學生講究個性、另類、思想古怪，標新立異，講究時髦等，筆者認為只有從他們思想和行為特征出發，進行語文教學改革，才能一舉兩得。

二、高中語文教學現狀

2.1教學觀念誤區

當前很多高中語文老師教學觀念存在誤區，認為語文就是要學語法，重在理論而不是應用。很多高中語文教學出現過“滿堂灌”繼而“滿堂問”的“一言堂”現象，隨之又有“習題熱”，唯考試論，有“泛語文”，唯生活論。黎巴嫩著名詩人紀伯倫曾經說過“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么而出發。”課堂的喧囂失去了思維的真正流動。“一講到底”到“一問到底”的“一言堂”現象中，教師權威地位沒有改變，牢牢掌握課堂的主動權，問題設置的最終目的都是要走向固定而唯一的答案。過往的“一言堂”，現在有些課堂“群言堂”的表面繁華，教師的游離狀態，都不是語文教學的本真狀態、正常模式，它都是語文教學中或左或右的極端化，都忽視了語文學習的對象——學生的真實需要和真實感受，未能從學生角度出發，轉變自己的教學觀念的誤區，使語文教學本質離初衷越走越遠，以致出現偏離。

2.2教學方式陳舊

由于高考升學的壓力，教學理念的落后，使得現在我們一些高中語文教學課堂上還是以“教師主講，學生主聽”的學習方式為主，教師設計整個語文教學過程，掌握課堂的發言權，以自己對文本的理解分析替代真正的主體——學生對課本知識的理解，語文課堂上多是注重字詞句篇語修邏文的孤立講解，一味重視知識積累和答題戰術的積累，忽略了學生對文本的整體感知和審美體驗，使大部分學生的思維處于停滯狀態，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沒有得到很好的發揮，主體性沒有充分體現，語文教學課堂成了教師的傳聲筒，使學生對語文缺乏積極性，學習興趣不高。

2.3教學內容脫離實際

當前語文教學課程很多內容還是延續老一輩的文章，比如說魯迅的文章，因其特定的時代性、斗爭性、人民性，其內容對現在90后的學生有很強的時代距離感，學生根本不可能通過簡單的文字，深刻體會其中的含義和價值。還有一些古文對于90后的學生來說理解很困難，現在由于網絡普及，網絡語言的泛濫，使得古文學習受到沖擊，學生對于網言熱衷度勝過詩詞歌賦，而且現在是現代背景，古詩詞所體現的時代背景，學生根本無法理解。

三、語文教學流行化轉變

綜上所述，對于教學理念、方式和內容上存在的問題，筆者建議語文教學要向流行化轉變。如何轉變，筆者認為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3.1教學觀念更新

傳統的教學理念對于現在的90后學生已經不合時宜，筆者認為不管哪個學科的老師，其主體對象都是學生，要站在學生角度想問題是立足點，不管哪個時代都一樣。所以，老師一定要站在學生立場，更新自己的教學觀念，站在學生角度，進行理念更新，最好能和學生打成一片，從中找到學生對于語文教學的想法，通過他們想法，來改變自己教學觀念和態度。具體措施：最近學生流行什么，在討論什么，從中體現什么文化底蘊，通過對同學的講解，使同學知道語文也可以生活化，流行化的。

3.2教學內容貼近實際

對90后學生來說有時代距離的文章不能很好地引起學生興趣和上課的積極性，筆者建議在內容上盡量可以選些當代比較熱門的小說節選或優秀網文選讀。例如韓寒、郭敬明等當代學生的偶像作家的文章。這些文章一方面符合當代背景，另一方面學生對這些明星的作品原本就有興趣，如果加上老師專業的引導，使之語文教學更貼近生活，滲雜流行元素的話，一方面可以提高學生對語文課的興趣和積極性；另一方面也對語文實用性大大加強。

3.3教學方式多元化

所謂教學方式多元化，就是指語文老師要打破傳統“教師主講，學生主聽”的學習方式，面對語文不同的課程進行多元化的教學方式。拿高中生比較頭痛的古詩詞來說，筆者建議可以采取一位高中化學老師的做法。這位化學老師，把曲子和化學口訣形成在一起，引起網友的熱捧。據那位化學老師說，化學公式對于學生很難用單純記憶記下來，一直是他很頭痛的事。后來看見周杰倫唱的青花瓷很受學生喜歡，朗朗上口。所以決定用掛羊頭賣狗肉的做法，用周杰倫的詞換上化學公式，結果同學們現在記得化學公式歌了，教學效果也大大增加。

筆者認為此法也可適用于高中語文古詩詞教學。用中學生現在最愛聽的流行歌曲配上古詩詞，以提高高中生記憶古詩詞的能力。現在流行歌曲充斥著校園文化，與其讓中學生死記硬背文謅謅的古詩詞，不如在課堂上進行教學時，巧妙運用流行樂曲搭配古典詩詞，讓同學唱出來，這樣對古詩詞教學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結語

綜上所述，要適應當前課改的要求，語文教學一定要與時俱進，添加流行元素，貼近生活實際，這樣才能讓學生在語文課上由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由討厭學習變愛上學習。希望這亦能被其他學科的老師加以借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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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便利化”泛指貨物跨國界移動時，如何在確保在實現合法管理目標的前提下，減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從而減少相關的成本，使效率達到最大化。“貿易便利化”一詞在理解和運用上迄今尚無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定義。該詞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機關和貿易商處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組織所使用。

1WTO貿易便利化規則下中韓貿易存在的問題

①貿易不平衡。中韓建交以來，雙邊經貿關系不斷取得新進展的同時，雙方貿易逆差規模連年增長，以2008年1-5月為例，中國對韓進口466.4億美元，出口291.8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達164.4億美元。據相關數據統計，自1992年兩國建交到2008年底，中國對韓國貿易逆差額累計已達2900多億美元，韓國成為中國對外貿易逆差最多的國家。如此巨大的貿易對中韓貿易的合理健康發展形成了一定的隱患。

②貿易商品結構不合理。由于中韓兩國經濟發展及產業重點的差異，韓國向中國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為資本及知識密集型產品，如技術附加值較高的通訊設備、高檔家電、精密儀器、以及汽車機零配件，而中國向韓國出口的產品卻主要是初勞動密集型產品，如鋼鐵原材料、化工原材料、農業機械、重型機械以及諸如農礦產品、紡織服裝、皮革等。據統計，2008中韓貿易中，韓國對中國出口電子產品142.2億美元，中國對韓國出口電子產品僅86.9億美元。正是由于雙方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帶來了貿易結構的不合理。

2WTO貿易便利化規則對中韓貿易的影響

①促進中韓貿易的發展。我國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簡化了貿易程序，減少了貿易往來中的糾紛，為我國贏得了許多商業機會。韓國是中國第六大貿易伙伴，而中國則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兩國之間強烈的貿易往來需求為兩國的貿易往來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但是，由于中韓兩國貿易政策和經濟環境存在較大差異，兩國的貿易在近年來出現了較大的波動性。貿易便利化進程的推進，可以貿易往來中降低稅務執行費用、服務費用、處理程序的時間成本、商業機會成本等各項交易成本，為韓國在中國的投資以及出口，關稅等提供良好的服務環境，并可降低貿易成本，提高效率。

②促進中韓貿易結構改善。貿易便利化下出臺了一系列的新規則、新標準，這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中國的產業結構，面對便利化的國際市場貿易環境，必須對產業結構進行相應的調整，根據新規則、新標準制定新的企業戰略，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國際市場，我國經濟才可能獲得相應的發展。目前韓國企業對華投資目的正在并且已經發生了相應的轉變,投資領域不斷拓寬,以內銷為目的的服裝加工業投資比重也在增加，中間產品也已成為中國對韓出口的主體。2008年中國對韓國出口的產品中中間產品位居第一位，占57.4%，增長2.4%，根據統計，我國從韓國進口的產品中中間產品由占2005年對韓進口產品的82%降到2008年的71.1%，同比下降了10.9%。可見，貿易便利化的實施對中韓貿易結構的改善起到了較大的促進作用。

3貿易便利化條件下優化中韓貿易的對策

①改善雙方貿易結構。要優化雙方貿易結構，首先要拓寬貿易范圍，實現出口商品的多元化。對中國而言，要注重加大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對韓國的出口，二是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打破“中國制造”的廉價印象，實現以質取勝，在復雜的國際競爭中保持乃至擴大市場份額。②擴大雙方相互間的直接投資。由于國際貿易環境的惡化，相對于2007年，2008、2009年韓國對華投資件數、規模和比重都有所下降。2008年韓國對華投資項目個數下降19.01%，實際投資下降7.89%，致使我國外貿出口企業收到了較大的影響，在2009年世界經濟持續低迷的環境下，我國國應該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加大稅收優惠政策，，引導韓資根據產業結構和地區發展的需要，到東北地區、西北地區投資，加快我國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中國有實力的企業也要響應黨的號召，全力實施“走出去”的策略，走到海外建廠，促進中韓貿易均衡發展。

③加強自主創新，提高產品競爭力。對于中國這樣的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強大比較優勢的國家而言，要對參與國際分工做出戰略上的調整，積極準備產業升級，大力提高科研投入，加強產學研合作與交流，致力于開展利用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加快傳統產業升級，進一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1]葛晶.中韓貿易中的互補與競爭[J].遼寧行政學院學報.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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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硫石油焦氣化的研究和應用進展

由于高硫石油焦在利用過程中面臨著增加環保成本、影響產品質量等問題。同時高硫石油焦又具有碳含量高、熱值高和價格低等特點。鑒于此，世界各國專家、學者都在積極探索高硫石油焦更高價值的利用方式，研究表明：高硫石油焦作為氣化原料制取合成氣是解決高硫石油焦利用的一條有效途徑。高硫石油焦氣化是將其在氣化爐中以一定的溫度和壓力與氣化劑反應生產合成氣（主要成分CO和H2），通過高溫氣化可充分有效地利用其中的C、H元素，高硫石油焦中所含的硫元素可通過克勞斯工藝進行硫磺回收，得到高純度的硫磺，其中的重金屬則可以以渣的形式排出氣化爐，幾乎對環境無任何影響。因此，高硫石油焦氣化技術是一項清潔、高效的技術，具有很大的發展前景。隨著我國高硫石油焦產量的增多，一些科研機構、高校和石化企業開始重視高硫石油焦的應用。但是高硫石油焦氣化也存在著一定的問題，其主要原因是石油焦的氣化反應性較差。大量的研究表明石油焦的氣化反應活性遠遠低于一般煤或煤焦，甚至低于石墨。對于石油焦自身而言，影響其氣化反應活性的主要因素包括碳的微晶結構、比表面積、氣化劑、氣化溫度等，影響結果如表4所示。針對石油焦氣化反應活性較差的問題，為了有效地提高石油焦的反應活性，許多專家學者開展了在石油焦中添加一定量的催化劑來提高其反應性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目前催化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堿金屬鹽、堿（土）金屬鹽、過渡金屬鹽和可棄催化劑等對石油焦氣化反應性的影響，具體結果見表5。大量的研究表明：添加堿金屬鹽、堿（土）金屬鹽、過渡金屬鹽和可棄催化劑均可以不同程度的提高石油焦的氣化反應活性。但是考慮到經濟和環境因素，采用堿金屬鹽、堿（土）金屬鹽或過渡金屬鹽等作為石油焦氣化的催化劑是難以實施的，且催化劑很難回收利用。而可棄催化劑的利用則存在著催化活性不高且不同催化劑的催化活性差異較大等問題。因此，石油焦的催化氣化還處在研究階段。鑒于石油焦的催化氣化難以實施，大量研究轉向了高硫石油焦與生物質或煤的共氣化。研究結果如表6所示。研究表明生物質對石油焦氣化反應性起到了很大的改善作用，但目前我國生物質氣化還處于研究之中，尚未形成規模效應。而我國又是一個以煤為主要能源的國家，發展煤氣化技術是煤炭綜合利用的必然選擇，因此，隨著我國高硫石油焦產量的逐年增多，通過在煤中摻配高硫石油焦氣化制取合成氣將是實現其清潔、高效利用的較佳方案之一。

在實驗室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一些企業開展了石油焦氣化的工業試驗與應用。其中主要有以濕法進料的GE、多噴嘴對置式水煤漿氣化技術以及干煤粉進料的Shell氣化技術。1996年，Texaco公司在其ElDoradoKan煉油廠建立了一個氣化單元，用來氣化石油焦和其他煉油廢料。2003年美國Wabash電廠和Tampa電力公司利用聯合循環發電（IGCC）設施將煤炭氣化更換成為石油焦氣化。我國在2005年建立了以石油焦為原料生產合成氣的裝置，其中中國石化金陵分公司煤化工運行部水煤漿氣化裝置采用GE公司水煤漿氣化技術，以煤和石油焦為原料，用于制取氫氣，其中石油焦的摻配量達到30％～50％，但由于GE水煤漿氣化技術的溫度相對較低，加上石油焦的反應活性差導致運行結果并不理想［40］。中國石化安慶分公司（簡稱安慶石化）、中國石化湖北化肥分公司以及貴州甕福集團天福化工有限責任公司的Shell粉煤氣化裝置分別于2011—2013年期間進行了氣化原料煤摻燒高硫石油焦的工業試驗，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實踐證明，對于Shell粉煤氣化技術而言，原料煤中摻燒一定比例的高硫石油焦是可行的，能夠有效改善入爐煤的質量，降低入爐煤灰分。與摻燒高硫焦前氣化相比，摻燒高硫石油焦后比氧耗、比煤耗均有所降低，有效合成氣產量有一定增加。但仍然存在一定問題，如氣化爐渣中碳含量增大、濾餅的產量增加等。

3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與干粉煤氣化制取合成

氣的模擬計算與技術經濟比較大量的研究與實踐證明，將高硫焦配煤用于氣化制取合成氣技術不僅是可行的，而且能夠帶來一定的經濟效益。為了更加直觀的分析比較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與干煤粉氣化的技術經濟性，利用Aspenplus軟件對高硫焦配煤氣化與干煤粉氣化方案進行模擬計算，并與安慶石化Shell氣化裝置原料煤摻燒高硫焦氣化的實際運行結果作了比較。

3．1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與干粉煤氣化模擬計算以安慶石化Shell氣化裝置制取合成氣工藝為例，該單位采用的干煤粉氣化方案為：A（煤）:B（煤）＝1:1＋4％石灰石（即兩種煤按照質量比為1:1并添加4％的石灰石助熔劑），記為方案1；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方案為A（煤）:C（高硫石油焦）＝3:1＋6％石灰石，記為方案2。利用Aspenplus軟件對方案1和方案2分別進行模擬計算，并對比分析了高硫石油焦和煤價在一定范圍內波動時兩種方案的經濟性。樣品的基礎分析數據及氣化工藝條件分別如表7和表8所示。結合元素質量守恒和能量平衡兩個基本原理建立數學模型，兩種方案的氣化模擬結果如表9所示。由表9中氣化模擬結果可以看出，與方案1相比，方案2粗合成氣中CO、H2較高，比煤耗和比氧耗降低，有效氣流量增加了4．38％。總體來看，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方案要明顯優于干煤粉氣化方案。由于煤炭和高硫石油焦價格隨市場波動較大，而原料價格波動對生產的合成氣成本具有重要的影響，表10計算了煤炭和高硫石油焦價格變化對生產合成氣成本的影響。其中氧氣的成本按0．50元／m3進行計算。由表10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當煤炭價格在600元／t、高硫石油焦價格不超過1000元／t時，當煤炭價格在700元／t、高硫石油焦價格低于1100元／t時，以及當煤炭價格大于或等于800元／t、高硫石油焦價格在700～1200元／t波動時，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方案的經濟性全都優于干煤粉氣化。且隨著高硫石油焦價格的降低，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方案的經濟性越明顯。

3.2Shell氣化裝置原料煤摻燒高硫石油焦氣化運行結果分析氣化模擬計算結果表明高硫石油焦配煤氣化的技術經濟性明顯優于干煤粉氣化。表11為安慶石化Shell氣化裝置原料煤摻燒高硫石油焦工業試驗前后主要氣化指標對比。與摻燒高硫石油焦前相比，摻燒高硫石油焦后，每生產1000m3的有效氣體的氧耗和煤耗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有效氣流量增加2.66%。由于模擬計算是偏向于理想情況，與工業試驗的運行結果略有出入，但總體趨勢一致。即Shell氣化裝置摻燒高硫石油焦不僅技術上可行，且具有良好的效益，為高硫石油焦在氣化領域大規模的應用提供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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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絲綢之路在文化交流領域的問題和歷史作用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傳統歷史研究領域研究的重要課題，然后，專門針對于絲綢之路文化領域的探討文獻卻不多，本文通過對絲綢之路的形成背景和文化交流的三個主要方面進行詳細論述，并對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所產生的歷史意義進行逐一分析，不斷對傳統絲綢之路中的形成早期文明M行探索，以期能從中找出一條促進現代經濟、政治與文化發展的根本性因素。

一、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

筆者作為一名高中生，對我國絲綢之路的歷史地位有深刻的認識，從初中到高中，歷史教材不僅對我國傳統絲綢之路有詳細的概述，也對其中的歷史意義與影響進行了詳細的探討，筆者通過對相關文獻資料的整理，將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做出整理。具體如下：

文化的組建過程主要是通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質文化三個方面進行不斷滲透形成的，在這個文化融合的過程中，其中物質文化作為文化發展的基礎，精神文化是整個文化體系中的核心部分，由于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是直接作用于人的生活當中，精神文化是通過潛移默化的滲透，慢慢對人們產生影響。所以，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往往精神層面的文化較制度、物質文化的傳播速度慢一些。

早期絲綢之路的交流主要對文化與制度方面的交流較少，主要以物質之間的交換為主。然而，物質文化的交流又帶動著各領域的技術經驗相互傳播，其中西歐國家的絲綢、冶金和水利灌溉等級數多數有我國的“絲綢之路”進行傳播的，國外的玻璃制作和糖果制造技術亦是通過絲綢之路的物質文化交流不斷在中國得到發展[1]。隨著物質文化的交流不斷升溫，國外的宗教文化迫切希望能夠通過絲綢之路來講本民族的精神文化進行更為廣闊的傳播，中國由此開始引進以宗教為主的各種精神層面的文化，宗教領域主要有伊斯蘭教、佛教、和天主教等。與此同時，我國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文化亦得到不斷的傳播，是整個絲綢之路沿線的國家對中國傳統古典文化有了更深層次的領悟，極大的促進了我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傳播。各種西方思想文化與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交流與融合，使得唐朝時期精神層面的文化豐富多彩。隨著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流逐漸加強，制度文化以被動的形式在各國之間不斷進行相互滲透，制度制度文化在絲綢之路的傳播過程中幾乎沒有形成友好的交流方式，通常以戰爭的形式不斷滲透，在戰爭結束以后，往往戰敗一方民族便會被強行滲透制度文化，以此來保證制度文化的傳播效率。

二、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歷史意義

筆者通過對相關文獻和課堂教材中對絲綢之路文化交流的資料進行整體，對其產生的歷史意義做了如下總結：

（一）促進了宋明理學的產生與發展

絲綢之路在精神文化的交流方面最大的意義在于將我國傳統古典文化進行了有效的傳播，并將印度的佛教文化進行了吸取。早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文化便在我國有了初步的發展，在這一關鍵發展時期，佛教文化與我國傳統古典舞文化中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進行融合發展，將融合中的禪宗思想與儒家思想進行了完美結合，進行形成了具備佛教文化思想的新儒學體系，即宋明理學。宋明理學的產生與發展也對我國后現代的精神文明交往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2]。

（二）促進了中國技術走向世界

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使得我國“四大發明”走上了全世界，成為現代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的基礎。縱觀現代世界各國在科學技術上的發展現狀，多領域受到中國“四大發明”的影響，因此，亦可以說文化交流對世界文明史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我國通過絲綢之路中的文化交流將技術向世界進行推廣的遠遠不止這些，其中還包括陶瓷、茶葉、冶金、紡織和銅鏡等。這些中國的技術對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均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三）引入外國文明，為中國文化加入新鮮的血液

絲綢之路的開放讓我國的經濟、技術和文化的發展得到了空前的膨脹，在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我國引進了外國文化思想和技術經驗，對我國社會的發展起到經濟印象，其中技術方面，有玻璃制品、西方醫學和天文等。飾品類有象牙、犀牛角和琥珀等名貴物件，后期這些名貴的飾品與中國傳統藝術文化進行有效的結合，例如中國的折扇文化，扇骨和扇釘等均用西方的象牙來進行制作，為中國傳統藝術形式添加了更多的西方藝術魅力[3]。此外，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中我國還積極引進了外來的食材，如馬鈴薯、草莓和芝麻等，這些外來食品的引入不僅讓我國傳統的經濟農產品更加呈現多樣化，同時也對中國的美食文化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結語

綜上所述，我國古代絲綢之路的開拓，密切了各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后現代全球一體化的雛形思想，即打破自給自足的發展模式，不斷推動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筆者認為，絲綢之路作于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文化交流的先驅路徑，是正確的選擇。不僅加速了中國社會的發展速度，更對世界經濟、政治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更高的平臺。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