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法律道德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權利不僅是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的一個因子，而且成為維系社會正常運轉的一個紐帶。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權利充斥于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左右著人們的思維方式。他們總是希望享有窮盡所有的權利，理論界亦熱衷于從法律規范中尋找權利推演的可能性，繼而凝煉出某種權利并使之定型化、制度化，將一些道德權利甚至難稱之為權利的“權利”制度化。這種權利“泛道德化”傾向最終會走向了問題的反面——權利庸俗化，是導致“人權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的原因所在。同時，權利的實現又離不開理性制度的支持。鑒于此，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界線劃分，即，權利的制度化便成為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一、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的關系

在對這一問題展開論述前，首先需要對相關的概念作一下解釋和澄清。第一，所謂“權利的制度化”，是指將權利觀念客觀化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準則，通過建立和完善權利制度，確認已經存在的某些習慣權利或道德權利具有規范約束力，以使這些“權利”得以有效實現的過程。我們將這些經過制度化的權利稱為“制度性權利”。“制度性權利”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理解：在狹義上指的就是法定權利或法律權利；在廣義上除了法定權利外，還包括村規民約、政黨與社會團體的政策、綱領與章程等非法律性的制度確認的權利。本文取其狹義：權利的制度化與立法或者說道德規范法律化密切相關。第二，所謂“制度性權利泛道德化”是指：模糊制度性權利與道德性權利的界域，任意擴張制度性權利的外延，以致將一些條件不夠成熟的道德權利強行制度化的現象。

“人權”在其靜態上包括道德上的權利和法律制度上的權利。從發生學的意義上來講，制度權利是道德權利客觀化的產物，是道德權利物化形態。道德權利的存在早于制度性權利，在早期缺乏法律制度有效保護的時代，道德權利只是主體的自我主張，只能憑借主體自我力量予以維護，所以只具主觀性，這是不完善的權利。隨著實踐經驗的積累和理性認識的提升，法律制度逐漸確認各種主觀性的道德權利，于是形成了法律權利。法律權利也因此取得了主觀和客觀的雙重屬性，這才是完整意義上的權利。在一個社會共同體中，某些道德權利的確定性需要主體以外的力量來維系，社會就會產生保障道德權利的法律制度。所以說，法律權利的產生是道德權利保障需要的產物，它使主觀的、不完善的、確定性差的權利變為客觀的、完善的、確定性程度較高的權利。法律制度是保障人權最主要、最有效的手段。“制度”從哲學意義講，是指一定事物保持自己的質的穩定性的數量和界限，反映了質與量的統一。制度的作用與功能就在于對個人、社會的活動和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以協調社會關系的有序發展。制度對于人權的現實意義毋庸置疑，它給與道德權利以較為穩定和有效的手段，人權離不開制度，它并最終要以制度的形式來保證其實現。

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是按照權利的保障依據所作的一種分類。道德權利是先于或獨立于任何法規或規章而存在的權利，它“訴諸于某種道德直覺或道德理想，諸如基于對人的本性的理解而形成的對人之為人的道德條件的判斷，基于某種道德理想而形成的道義要求等等”。［1］雖然道德權利與法律權利在權利內容、形成條件、保障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但兩者完全可以在同一個社會中同存共生，道德權利以人們期望用法律權利形式得到認可而事實上并未如此的形式出現，對它的尊重由人們的內心自律力來控制，侵犯他人的道德權利帶來的僅僅是“無法與其他人進行正常交往的恐懼”。然而，隨著人們社會化程度的提高，有些道德權利對于維系社會秩序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這就需要立法者以主體的權利要求為根據，適時地將它們提升為法律權利，由法律制度來體現道德權利的內在規律，由法律來賦予其強制執行力，這便是權利的制度化要旨所在。但是，我們也要避免將這個問題作極端化處理而任意擴大制度的統攝范圍。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法律所保障的權利也是不同的。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傳統的道德倫理觀念受到沖擊，同時又會催生一些新的道德權利類型。法律制度的價值目標要動態地與同時代普遍的道德觀念相容，雖然法律的制定和道德的發展變化不可能完全一致，尤其在社會變革時期，法律的制定先于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人的道德觀念的變化超越現行法律制度要求的情形都有可能發生。但是，道德規范與法律規范在價值目標上應當相容，并且這種道德規范在大多數人身上能夠得到實現，如果現行法律制度嚴重滯后于道德觀念的變化，或者現行法律的制定極度超越當時社會的道德觀念，那么，這些制度性權利的外延是存在缺陷的。在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當中，權利在總量上也應當保持相對穩定平衡，道德權利和法定權利在數量上也是此消彼長的。兩者在界限上應當清晰，在數量上應當保持適度的協調，以實現二者間良性互動的理想狀態：如果道德權利所占的比例過大，就會將人權與空乏的人道混同，侵犯權利不會導致法律后果，制度的價值難以體現，被侵害的權利難于得到矯正；反之，如果將過多的道德權利制度化，法定權利所占的比例過大，就會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古代的“以禮入法”甚至以道德取代了法，執行這種“法律”必然以德治為之,這對于現代的社會則是絕對不可取的。所以，如果法定權利與道德權利之間的界限模糊不清，就會發生兩者之間相互侵犯而兩敗俱傷的情形：要么法定權利在社會生活中實現不了；要么道德權利難以得到實際保障。二、道德權利的存在形態

“無道德便無社會生活”，道德權利軟化將會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然而，一個國家的道德權利制度化的程度并不取決于立法者的主觀意圖與愿望，它受到該國客觀存在的法律體系、道德倫理、國民素質、風俗習慣等諸多因素的制約。在現實社會生活中，人與人之間存在的利益關系是復雜和多種多樣的，而法律所關注和調節的只是某些通過立法選擇而確立的比較重大的利益關系。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利益關系都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予以調節，當一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發展到這樣的程度：其權利主體如果不享有就會受到實質性的傷害，以致如果不加以法律保護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緊張以及社會秩序的紊亂，同時，當權利主體享有此項法律權利的時候又不會造成不同法律權利間關系沖突，整個法律權利體系混亂的時候，就有必要將這種道德權利制度化為法律權利了。否則，法律制度自身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就會受到質疑。反之，如果這種道德權利的重要性還遠未發展到如此程度便硬要將其制度化，就會打破當前的平衡狀態導致制度性權利的泛道德化。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權利都需要被確認為法律權利而由法律加以保護，法律規范不可能也無必要窮盡一切權利規定。根據康德的觀點，一項行為準則只有當每個人永遠在邏輯上是可能的和每個人總是不服從它是不可能的時候，才可以被接受為普遍法則，如果某種行為歸屬于一項可加以普遍化的行為準則，那么就有義務去從事它；如果它歸屬于一項無法加以普遍化的行為準則，那么就有義務不去服從它。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在其《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一書中認為，社會中存在著兩類不同的道德規范：第一類道德規范是保障社會有序化運行所必要的，它們對于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應付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避免殺人和傷害就屬于這類道德規范的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大大有助于提高生活質量、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仁慈、博愛和大公無私等就屬于這一類道德規范。［2］那些被視為是社會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規范原則，在一切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強制實現的性質。這些道德權利的約束力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而實現的，曾經作為道德權利的生命權、人身安全權等被制度化為法律權利。而對第二類的道德規范所確立的“請求無私捐助權”等，法律只能做出鼓勵性規定甚至不作明確的規定，以激勵的方式引導人們在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中揚善抑惡，而不能將其提升到法律權利來強制保障，因為它們對于維護社會有序性不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由于它們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甚至否定了人們的自由選擇權和財產自，如果將這些道德權利轉化為法律權利，以外在強制的手段迫使人們行善，結果可能是取消善行。任何一個社會共同體中的道德都具有多樣性、多層次性的特征，在橫向上包括社會共同體成員遵循的共同道德、個別共同體成員遵循的特殊道德；在縱向上又有層次高低之分。其中，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旨在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秩序而要求全體社會成員所必須共同遵守的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如果缺乏這種道德規范，社會就有崩潰的危險。這些最簡單、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又被稱作為“簡單的道德和正義的準則”，它構成道德權利制度化的邏輯起點，法律權利只能與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所保障的道德權利相鄰接并處于其下。無論是在國際領域還是在國家內部，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只能從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做起。因為只有這種最低限度的共同道德規范才能夠作為一種受到廣泛認同的標準，從而具有普適性。所以說，人權的制度化是一個從共同普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權利做起，標準又逐步提高的過程。三、結語

行文至此，我們必然要追問：中國當下人權的制度化保護從何做起？考慮到法律體系、道德倫理、經濟狀況、風俗習慣及意識形態等實際狀況，更重要的是考量法律權利如何在現實中得以更好的實現。筆者認為，我國目前的最低限度的道德規范應該確定為“不損人利己”、“不假公肥私”、“不損害環境”，這三種基本的道德規范是全體公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行為準則，以為它們對于維護社會有序性是“必不可少的、必需的或十分合乎需要的”。這三種道德規范分別從個人與個人之間、個人與集體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三個方面維系著人際關系的和諧、社會生活的安寧和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如果這一層次的道德淪喪，不但要引起整個社會道德體系崩潰，而且會導致普遍的社會混亂。因此，這一層次的道德規范應該成為我國目前權利制度化的依據和邏輯起點。在當前的此種情況下，將“舍己救人”、“大公無私”或者“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英雄主義的、較高層次的道德規范法律化的條件尚不成熟。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人的社會化程度及道德水平逐步提高，這些道德權利的重要性也日益凸現，不排除將來將它們轉化為法律權利的可能性。例如：在劇烈的社會變革過程中，弱勢群體問題的日漸成為關系到社會能否穩定、發展能否持續的重大問題，將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從一般民政救助提升為人權層面的法律保護已經成為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性命題，［3］隨著社會變遷速度的加快，現在的強勢群體將來淪為弱勢群體的可能性亦在增大。如果一個社會共同體想要持續存在下去，它就不能忽視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所以，“弱勢群體福利權”當在某些適當的限制范圍內從普通的道德權利領域轉入到強制性法律權利的范圍。

參考文獻：

篇2

（2）課程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在2006年課程改革之前是分開的兩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但是在兩門課程合二為一之后，由于將“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排在“法律基礎”之前，教師在授課的過程往往習慣于把教學重點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養”上，而忽視了有關法律知識的教學，教師的不重視就導致學生對于這部分知識的忽視，甚至是無視。除此之外，教材中有關“法律基礎”部分的知識編寫不夠精確、概念含糊不清，難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進行編寫，理論概念性較強，知識分布過于緊密，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產生疲勞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問題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編寫的嚴肅性。

（2）增強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平衡性。

2.教學改革

（1）完善我國大學生法律素養教學的機制。根據我國目前法律教育發展現狀，建立起一個從小學開始至初中、高中、大學的完善而銜接有效地法律教學體系，從小就開始培養學生一種法律意識，真正地體會到法律學習的重要性，自覺地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篇3

1．1加強師德建設教師的言行舉止會直接作用于學生的內心世界，對學生的思想品行及人格發展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蘇霍姆林斯基說:“如果你想成為學生愛戴的老師，那你就要努力做到使你的學生不斷地在你身上有所發現。”首先，“基礎”課教師要加強學習，敢于創新。加強教師師德建設的必要途徑是加強自身的學習。自覺行動的前提是正確的理性認識，教師師德的建設離不開科學的理論學習。古人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其中的“學、問、思、辨”，講的就是通過學習與思考，提高辨別是非的能力。離開了科學發展觀的理論指導，教師師德必然會迷失方向。其次，教師要強化責任意識，樹立科學的育人觀，通過教育、宣傳、討論等多種形式，弘揚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惡丑的道德風尚，激發投身教育事業的熱情，增強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再次，教師要積極參加社會實踐，注意總結經驗。認為:“人們只有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教師只有在實踐中才能認清是非曲直、善惡美丑，才能認識到加強師德建設的重要性。最后，要建立由愛崗敬業、政治素養、教書育人、為人師表等內容組成的師德評價體系，以使師德建設目標和師德建設內容更為具體化，形成師德目標的導向機制。

1．2提升教師的業務水平“基礎”課教師需要具備扎實的理論功底，不斷掌握學科發展的新知識、新動態、新成果，優化知識結構，拓寬教學思路。一堂好的“基礎”課的標準應該是教育內容思想性強、理論聯系實踐、內容鮮活、入腦入心，所以教師還要深入實踐，摸清學生的思想脈絡及走向，使“基礎”課教學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學生，以提高課程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1．3提高教師的科研能力隨著信息傳媒的發展，各種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通過圖文、聲像等直接生動的方式快速地呈現在學生面前，特別是高校已經成為西方勢力與我國激烈爭奪人才的重要戰場，高校學生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信息的沖擊和震蕩。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基礎課教師要深入分析研究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規律，針對新變化、新挑戰，不斷提高科學研究能力，在較深的層次上破解學生思想中的困惑問題，以應對日益復雜的思想意識形態領域提出的挑戰。

2以學生為本

進行科學的教學設計要提高“基礎”課的教學質量，任課教師要在課前、課中以及“授后服務”各環節做到系統規劃，精心設計。

2．1課前教師要積極做好準備課前要做到認真鉆研教材和課程標準，掌握教材的內在邏輯，了解授課對象的情況，以便于合理組織課堂教學。同時，教師要對教材進行“再開發”，在尊重教材的基礎上，善于挖掘教材之外的教學資源。這就要求教師做到堅持學習，掌握當下的時政信息，了解最新的關于大學生的思想動態。

2．2課堂教學中，教師要科學設計好“精彩第一課”以精彩第一節課為起點對理想、人生觀、愛國、道德、法制觀等每一專題的內容都要精確把握，合理安排課堂教學環節，貼近學生思想實際，貼近學生遇到的現實問題。如講授人生觀部分，教師布置學生完成以反映人生態度、價值觀為內容的角色扮演活動，一組學生反映積極向上的人生觀，一組學生反映錯誤的人生觀，通過表演、討論，表達關于人生觀的認知，在角色扮演的基礎上，教師進行理論講解，這樣更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提高學生主動參與教學活動的積極性，增強學生主動學習的意識、能力和創造力。教育理念只有根植于課堂教學實踐的土壤中，才能具有鮮活的生命力，所以在課堂教學中教師要圍繞學生成長的需要，激勵學生自身成長的主觀能動性，以達到課堂教學的預期效果。

2．3強化課程“授后服務”與課堂教學的結合，更好地完成育人目標大學生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是循序漸進的動態過程，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實現的，授課教師對學生思想品德的引導和教育不能只局限在課堂上，而是需要通過延長教學環節，借助課程后續服務才能更好地提高“基礎”課教學質量，實現課程的育人目標。具體做法是:第一，堅持教學反思，“基礎”課“授后服務”應以教學反思為起點，通過教師對課堂教學的實踐與感悟，反思教育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以批判的眼光反觀自己及學生的思想、情感、態度和行為等因素，教師通過重新審視自己的教育教學策略，形成新的后續育人方案。第二，進行課外活動的定位指導，“基礎”課教師要參與指導學生課后的實踐活動，將課外實踐指導與課堂教學有機融合，及時解決學生在成長成才過程中遇到的思想困惑。例如，通過新生入學教育為學生進行思想導航;指導學生課外讀書活動，倡導學生終生與有意義的書籍為伴;通過積極向上的學生社團活動，傳遞先進思想及社會正能量;通過考察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強學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這些實踐活動將對青年學生產生長期的、綜合的、潛移默化的影響，能夠取得較好的育人效果。

3創新教學方法

實現教學方法和手段的多樣化教學法屬于社會歷史范疇，它會隨著社會發展的要求以及教育對象的變化不斷更新和調整。努力探索適合“基礎”課程特點的教學方法，對于實現“基礎”課教學目標，完成課程教學任務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3．1多種教學方法的并用與結合教師要營造以學生為主體的、民主的學習氛圍，就需要采用多種教學方法并進行有機的結合。特別在課程改革實踐中，“基礎”課教師更應該大膽嘗試，充分體現新課改理念。要積極嘗試案例討論教學、頭腦風暴、角色扮演、參觀、調研、實踐匯報等多種教學形式的取舍與融合，以提升教學的實效性。如案例教學，特別是為學生所熟知的、貼近學生的案例更具有生動性和啟發性，對學生會產生直接有效的觸動，教學中運用典型案例，是理論聯系實踐的有效教學方法。角色扮演教學法是設計學習情境，讓學生在課堂上真正動起來。鑒于法律部分的內容比較枯燥抽象，可以通過設計消費爭議、勞動合同糾紛、違反職業規范、法庭訴訟等場景，由學生扮演相關的角色，教師通過模擬場景講解相關的法律知識，讓學生切身體會到法律的權威，增強法律意識。案例法、角色扮演法可以同時結合運用，用角色扮演使案例得以具體呈現。

3．2突出實踐教學法的應用思想道德教育只有學生真懂、真信才能走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參觀、調研教學法可以使學生通過自己的觀察和思考，真實地將所學理論融入實際生活，在了解現實的同時進行自我教育。如在學習“繼承愛國傳統弘揚民族精神”這一內容時，可先組織學生參觀紀念館、博物館等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同時，開展社會調查，將學生分成小組，利用節假日深入企業、社區，完成調研任務。實踐活動結束后，召開實踐教學匯報會，讓同學們通過小品、詩歌以及PPT圖文并茂的演講等多種方式呈現自己的參觀、調研體會，并撰寫分析報告。實踐證明，突出實踐教學有利于加深學生對教學內容的理解，對課程內容產生情感共鳴，有利于“基礎”課教學質量的提高。

篇4

（1）具體法律內容稍微不足。

與2010年修訂版的內容相比，“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2013年修訂版進一步刪減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相關內容，與2009修訂版、2006修訂版相比，具體法律內容更是少之又少。鑒于當前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逐步深入，筆者認為應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內容，而不應一味的刪減。

（2）教材編排較為死板。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作為“兩課”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嚴肅性，但是縱觀歷年修訂版本，教材編排在排版、內容形式、用語等方面沒有實質性進步，書中充斥著大量死板的教條、概念、條文等。這不但較難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的興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響學生，無法達到國家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學

（1）教師教學方式。

在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進行講述的過程，往往以教師單方面的授課為主要方式，缺乏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加之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認識不深，思想上不夠重視，經常有逃課或不認真聽講的情況發生，課堂效率較低，學生們往往都是在老師的灌輸下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而不是自己積極主動地進行學習。

（2）課程設置。

“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在2006年課程改革之前是分開的兩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但是在兩門課程合二為一之后，由于將“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排在“法律基礎”之前，教師在授課的過程往往習慣于把教學重點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養”上，而忽視了有關法律知識的教學，教師的不重視就導致學生對于這部分知識的忽視，甚至是無視。除此之外，教材中有關“法律基礎”部分的知識編寫不夠精確、概念含糊不清，難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進行編寫，理論概念性較強，知識分布過于緊密，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產生疲勞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問題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編寫的嚴肅性。

（2）增強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平衡性。

2.教學改革

（1）完善我國大學生法律素養教學的機制。

根據我國目前法律教育發展現狀，建立起一個從小學開始至初中、高中、大學的完善而銜接有效地法律教學體系，從小就開始培養學生一種法律意識，真正地體會到法律學習的重要性，自覺地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2）提高教師隊伍建設，積極對授課老師進行培訓。

加強大學生法律素養教學的重中之重就是授課者的法律素養。目前，高校中講授“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師可能會出現知識斷層的現象，由于他們往往自身并不是法律專業出身，對于我國法律制度、法律變革也不甚了解，因此，高校就需要加強對教師隊伍的培訓工作，隨時更新他們的法律知識體系。

篇5

二、如何將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結合起來

當前社會形勢變化的十分快速和巨大，許多大學生一時會產生一些迷茫，世界觀，價值觀不科學，一些良好的道德意識淡薄，對道德品質的認識不足，導致大學生的誠信意識，素質越來越低下，對法律的敬畏心更是不夠，很可能導致犯罪。

1.大學生是祖國未來的棟梁，所以他們能否樹立一個正確的法律觀，道德觀是很重要的。法律教育是一種大學生必須接受的教育，必須要教給他們法律知識，無論他們是否從事法律行業，對一些必須的法律知識必須要了解。比如，一些違法犯罪的事情堅決不能去嘗試。法律的教學不僅僅是傳授一些法律知識，更要教導學生的一些為人處世，一些法律素養，鍛煉學生的思維能力，深入了解進去，更能接觸到法律文化。當然，對于一些法律的細節問題，不是法律專業的同學可以不用研究了。

2.道德教育是應該從小就要開始的，一些好的道德行為和意識并不是先天就有的，是要在后天的學習中慢慢學會并運用的，要把一個好的行為變成一個好的習慣，不是一節課或者一次談話就能做到的，是需要一個慢慢教導的過程，不然是得不到學生內心的認可的。很多道德觀念是要在長時間的潛移默化中慢慢變成習慣的，大學的道德教育更是必不可少的。道德教育主要是激發人們內心美好的心靈，使人處處向善，如果做了違反道德底線的事，首先就應該受到自己內心的譴責和感到愧疚，然后還會受到社會輿論的譴責。

3.從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教學方式來說，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就是在課堂上教學。當然，課堂外的實踐也是很重要的，一些關于法律實踐，道德行為實踐，例如可以舉行模擬法庭的活動，使學生感受到法庭的嚴肅性和法律的不可侵犯性；在道德教學方面，可以進行許多現實生活場景的再現，讓學生知道究竟什么樣的行為才是不道德的，應該怎樣做，并在以后運用到實踐中，學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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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體法律內容稍微不足。與2010年修訂版的內容相比，“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2013年修訂版進一步刪減了實體法和程序法相關內容，與2009修訂版、2006修訂版相比，具體法律內容更是少之又少。鑒于當前我國依法治國理念的逐步深入，筆者認為應讓學生了解更多的法律內容，而不應一味的刪減。

（2）教材編排較為死板。“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作為“兩課”教材之一，有必要保持一定的嚴肅性，但是縱觀歷年修訂版本，教材編排在排版、內容形式、用語等方面沒有實質性進步，書中充斥著大量死板的教條、概念、條文等。這不但較難激發學生學習這門課的興趣，而且不能很好地去影響學生，無法達到國家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的目的。

2.法律教育部分的教學

（1）教師教學方式。在對“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進行講述的過程，往往以教師單方面的授課為主要方式，缺乏與學生之間的互動，課堂氣氛不夠活躍，加之學生對這門課程的認識不深，思想上不夠重視，經常有逃課或不認真聽講的情況發生，課堂效率較低，學生們往往都是在老師的灌輸下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而不是自己積極主動地進行學習。

（2）課程設置。“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這門課程在2006年課程改革之前是分開的兩門課程——“思想道德修養”和“法律基礎”。但是在兩門課程合二為一之后，由于將“思想道德修養”的內容排在“法律基礎”之前，教師在授課的過程往往習慣于把教學重點放在教材的前半部分“思想道德修養”上，而忽視了有關法律知識的教學，教師的不重視就導致學生對于這部分知識的忽視，甚至是無視。除此之外，教材中有關“法律基礎”部分的知識編寫不夠精確、概念含糊不清，難以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再者，整本教材通篇采用文字形式進行編寫，理論概念性較強，知識分布過于緊密，會使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容易產生疲勞感。

二、改善法律教育部分存在的問題的措施

1.教材改革

（1）保障教材編寫的嚴肅性。

（2）增強法律部分教材的趣味性。

（3）加強“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平衡性。

2.教學改革

（1）完善我國大學生法律素養教學的機制。根據我國目前法律教育發展現狀，建立起一個從小學開始至初中、高中、大學的完善而銜接有效地法律教學體系，從小就開始培養學生一種法律意識，真正地體會到法律學習的重要性，自覺地利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

篇7

（一）教學內容的單一性。高校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是作為理論研究的重點教材，是在吸收最新的科研成果上的一門重點難點課程。以往的思想道德教育在教學內容上都是局限于道德領域上的灌輸，課程的教學模式也是采取填鴨式的教育方式，使得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脫離了實際，在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中沒有沒有顯示的依托是脫離實踐的教育，使得學生們在實踐中遇到問題不懂得學與致用，造成學生道德觀念的模糊性，不能及時對道德現象進行及時的判斷，從而到學生們會表現出一系列的道德問題。因此在以往教學內容上更加需要進一步的改進，建立、健全與當代大學生實際身心相結合的教學內容，提高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課程的成果性。

（二）專題教學不突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課是圍繞大學生的價值觀、人生觀、進行的教學活動，對大學生人生觀的培養起著關鍵的作用，但是目前許多高校的思想道德以法律修養這門課程專題教育不突出，學生學習目標不明確，教學理念模糊，對培養大學生的正確的人生觀存在一定的難點。

二、完善高校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的途徑

（一）教學內容因與時俱進。高校思想政治與法律基礎的教學內容應該根據時代的發展不斷更新教學內容，達到教學內容與時代進步相統一，現有的的教學內容大多是理論教學的知識，實踐教學環節的課程比較缺乏，學生的積極性比較散漫，課堂上學習的效果到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高校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教學中，要把社會的熱點問題融入到課程中，針對社會的的熱點難點進行詳細的討論和分析，引導大學生學會分析社會存在的問題。教學內容可以將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加入其中，讓大學生更好的了解中國傳統的文化。同時也要關注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學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高校一直是熱門的課題，隨著社會經濟的速發展，大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也逐步的凸顯，在高校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過程

（二）優化教學手段。在科技快速的發展過程中高校的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課程應該運用高科技手段，互聯網技術結合課本的相關知識收集相關的視頻、圖片等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形成一定的政治觀，建立起鮮明的政治觀念和政治情感，使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學會、掌握基本知識，讓學生學活，用活的理論知識應用大眾媒體中，提高學生的內容學習的信息量，促進學生的思想健康教育。傳統的教學手段，課堂上單向給學生灌輸知識，學生被動的接受，這種教學方式學生沒能形成很好教學實踐效果。改變教學手段，使學生達成相應的教學目標，要讓學生在思想上和行為上都能完成一定的教學目標。

（三）提高教師技能。大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是人與人的交流的工作，而不是機械交流，沒有感情的教育是無法讓人信服的。針對學生存在的實際問題要進行解釋根據學生的特點去解決學生實際存在的問題。高校的思想道德與法律基礎的課程，對教師的教學技能要求很高，提高教師的教學技能就是提高教師在授課過程中的方式方法。教師要借鑒國外高校“思想政治”教學的成果的經驗，根據學生的實踐情況，確定教學目標，積極的引導學生投入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的課程教學。

篇8

教學效果欠佳“基礎”課的考核內容，是指考核主要覆蓋的知識面和基本理論。考核內容不僅僅應當以教材的七個章節（2013年修訂版）、三個部分（思想部分、道德部分和法律部分）為中心，還應當對教材所涉及的相關理論知識進行拓展。理論的掌握，離不開對社會現實和社會發展的深入思考，也離不開對中外哲學、社會學、心理學、法學、倫理學等學科的探索。以往“基礎”課考核的內容主要圍繞教材展開，學生甚至能在書上找到標準的答案。這樣容易使教師能夠針對自己的興趣點對教學內容做出“多變”的處理，或增添無用的信息，或刪減重要的理論，產生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脫節的現象。考核內容與教學內容不能有機結合起來，“考”的和“教”的相互脫離，直接導致教師既沒有完善、補充自身知識結構的動力，學生也喪失了學習的興趣，有的學生甚至不用聽課最后也能考核合格，這樣就難以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2．考核主體單一

考核過程的主觀性較強考核主體是在考核過程中起主導作用的個人和單位，考核主體決定著考核的內容、指標、結果等全過程。目前，大多數高校的“基礎”課考核都以任課教師為考核主體，以學生為考核對象。通常情況下，學生的學習考核沒有其他考核主體的介入，既無其他教師和單位的參評，更不允許學生互評。任課教師“大權獨攬”，決定著學生最終的考核結果。由于考核主體單一，考核過程中的主觀性就在所難免。有的教師會根據與學生的親疏關系決定著對學生評價的高低，特別是在“平時成績”部分，教師可能對學生隨意做出加分或減分的決定。考核主體不受監督，考核結果就會有失公允，這樣的考核結果學生難以認同，反而會增加學生的對立情緒，失去對學習的信心。

3．考核方式以終結性書面考試為主

忽視了學生的社會實踐能力長期以來，我國高校對學生的“基礎”課考核通常是以書面考試為主，書面考核成績的權重往往占總成績的60%以上，有的院校高達70%。教師偏向于測試學生理論知識的掌握程度，但是都僅僅局限于“紙上談兵”，學生對諸多問題的論證缺乏現實的體驗和相關數據的論證，發表的觀點沒有說服力，考核結果并不反映學生的真實思想道德水平，思想道德品質欠佳的學生也可能在書面考試中分數遙遙領先。“基礎”課教學效果的體現，不但需要學生從理論認知上給予確認，還需要考察學生在具體社會實踐中的行為能力。盡管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論課側重于理論知識的講授和掌握，但是學生道德水平是否得到提升，法律意識是否有所增強，這都離不開社會實踐的檢驗，只有在具體的社會場境和動態的活動過程中，他人才能對學生運用道德觀、法治理念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進行客觀評價，忽視學生社會實踐能力的“基礎”課考核不能完全實現教學目的。

4．期終筆試中的主觀題不能提升學生的思維能力

在“05方案”實施以前，許多高校對“基礎”課的考核側重于考查學生對書本知識點的掌握程度，判斷題、選擇題等客觀性題型占據大量分值。“05方案”實施以后，大多數高校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偏向于對學生進行理論與現實相結合的能力測試，主觀性題型增多，有的甚至不再使用客觀題。但是，主觀性題型的增多并非意味著學生對知識運用能力的增強。由于許多主觀題龐大而籠統，學生在思考時不知從何入手，不知從哪個角度作答，最后回答的內容要么僵化、呆板，沒有邏輯性和創造性，要么沒有理論深度、十分膚淺，導致學生的理論素養與思維能力都無法得以提升。

二、構建“基礎”課教學的“立體動態式”考核模式

教學考核是推進教學過程，實現教學目的的重要環節，必須借鑒國內外的教育理論，結合我國“基礎”課的具體教學實際，構建一套既便于操作，又科學合理的“立體動態式”考核模式，以促進教師“教”和學生“學”的有效性和能動性。

1．橫向：以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問題為考核

內容教師要明確“基礎”課的教學目的是幫助培養大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質和法律素養。教學考核的內容必須圍繞政治、思想、道德、法律、心理等方面展開。其一，在政治問題中，突出考查學生對黨、國家、民族、社會、集體、個人等關系的認識及相互之間矛盾沖突的解決。其二，在思想問題中，要涉及人生目的、理想、價值、態度等內容的澄清與梳理。其三，在道德問題中，要弄清楚有關社會領域、職業領域、家庭領域中各種規范的內涵和意義，對自律、他律、利益、犧牲等要有深刻理解。其四，在法律問題中，要涉及如法治、權威、權利、義務、責任等內容的剖析。其五，在心理問題中，要關注大學生在人際、情緒、意志、社會適應等方面遇到的難題。需要指出的是，考核要著重于“問題”導向，以“問題”帶“理論”，理論為問題服務，理論的學習最終是要解決現實問題。教師不應局限于教材，只要能解決現實困難和社會難題的理論和內容，就可以納入考核的涵蓋范圍。這樣，在全方位的“基礎”課教學考核內容的指引下，教師和學生都會激發起積極性和緊迫感，主動閱讀大量文獻，對教材中與課堂外涵蓋的知識進行廣泛的了解和研究，努力針對五個方面涉及的現實問題做出合理、科學、完整的闡釋。

2．縱向：以思維能力與行動能力的動態轉化為考核

標準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基礎”課的考核都應當以思維能力與行動能力的動態轉化為標準。對所有學生的評價，既要看他是否有應用理論思考、解決現實問題的思維能力，還要看他是否具有在生活實踐中采取正確行為的行動能力。如果高水平的思維能力與極強的行動能力能相互轉化、相互促進，那么學生“基礎”課程的學習就達到了教育所期待的目標，應獲得較高的評價。其一，思維能力的提高：靜態的評價標準。思維能力，是指學生對各種社會現象和社會關系進行認知、判斷、價值取舍和選擇的思維活動能力。思維能力直接指導行為的踐行，體現學生思想道德水平的發展，它是體現大學生思想政治理論素養的重要標準。“基礎”課對學生思維能力的考核應當集中體現在教學中對課堂提問的分析上，體現在對課程論文的論證上，還應體現在對期終筆試關于主觀性問題的闡述中。教師對問題的設計要做到符合科學規律和形式邏輯，慎用單一、籠統的提問方式。如：針對摔倒的老人無人攙扶的社會現象，不能簡單地問“同學們的看法是什么？”，應當就現象產生的諸多原因、解決問題的對策和個人的價值取向等分別進行提問，讓學生剖析社會規范、明晰善惡判斷并果斷進行價值取舍。問題的設計一定要詳細、具有指導性，要啟發學生做“抽絲剝繭”式的論證和環環相扣的推演，利用綜合性學科知識作為解題的“工具”和“鑰匙”，使學生對問題的論證具有說服力和創造力。經過對問題的深入思考和回答，學生的思維能力得以體現，理論水平的高低一目了然。學生通過這樣的考核過程所得到的評價公平合理，教師削減了主觀性判斷，使學生更能信服。其二，行動能力的增強：動態的評價標準。行動能力主要是指學生在生活中踐行理論認知的能力，它是學生思想道德品質的最終體現，道德思維能力的提高也需要通過行動能力的增強來具體證明。思維水平高、論證問題能力強，并不代表在學習生活中可以果斷踐行。個體在真實的社會生活中踐行高尚的道德行為難度巨大，需要克服利益的誘惑、自身不強的意志力，還需要承受外部環境帶來的各種壓力，要在深刻的認知下，飽滿的情感中，在堅定信念的支撐下才能表現為“利他”。因此，對學生在行動能力方面的考核必須成為“基礎”課的重要考核部分，對學生行動能力是否增強的評價也必然成為考核的重要標準。教師除了設計課堂考核、論文考核和期終卷面考核等形式外，必須設計學生在社會調研、社區服務、公益活動等實踐考核方式，以學生在實踐行為中的記錄、照片、影像資料為依據，發現學生在實踐中的積極性如何？是否是真情實感？行動的有效性和持續性怎樣？在動態的行為中對學生進行評定。

3．空間上：以“走向社會”與“回到課堂”為考核方式

為了避免考核的單一性和主觀性，增強考核的全面性和客觀性，考核的場地、主體都要有選擇地增加。其一，走向社會：接受他人的評價。由于學生在社會生活中的知行轉化能力必須作為考核的關鍵標準，那么對學生思想道德整體狀況的評價就無法僅僅以課堂表現和書面成績作為依據，還要參照課堂之外的真實行動狀態，才能得到全面客觀的結論。教師可以用以下方式鼓勵學生參與社會生活和道德實踐，接受社會和他人的評價。參與社區服務。讓學生以小組為單位進入社區進行服務，包括：提供法律咨詢、專業技術服務、調節家庭糾紛、優化環境衛生、提供空巢家庭的家政服務等。讓學生在無私奉獻中體會人生的價值和道德的深刻內涵。可以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讓學生深入到社會更為廣泛的機構和組織中，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關懷。可以讓接受服務的個人和單位對學生的行動表現進行客觀公正的評價，就學生服務的次數、態度、質量等進行評分，切實考查認知與行為的一致性和道德行為的長期性，讓社會和他人的評價成為學生整體思想道德考核結果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二，回到學校：接受同學和老師的評價。在增加社會考核主體，讓學生接受社會評價的基礎上，還要讓學生回到學校，接受同學和其他學科任課教師的評價。首先，接受同學的評價。同學們之間在學習和生活中相互了解，對對方的思想道德品質有客觀公正的評價。既可以對對方的平時表現進行評價，也可以選出代表，對學生在社會實踐中的行為進行評價。其次，其他任課教師的評價。在日常的學習和生活中，學生不但接觸到“基礎”課教師和同學，其他任課教師，特別是輔導員對他們思想道德狀況也有認識，他們的評價也將作為“基礎”課考核結論的重要依據。考核主體增多，考核方式發生變化，學生的思想和行為都會表現得更全面、具體，對不同學生不同層次的思想品德狀態了解更為全面，這不但使考核結果可信度更高，還讓學生對考評結果的認同度增強，并對認識自我品德方面的不足進行反省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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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說，道德規范社會生活靠的是內在的良心。良心是公民在履行社會職責和道德義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強烈的責任感和自我評價能力。良心就是每個人的自律，道德良心內在于個體自身，沒有良心就沒有道德。良心是道德的自律性最集中的表現形式。道德有行為規范的要求，卻沒有對違規行為的硬性制裁。道德規范不須使用強制性手段為自己開辟道路。可見，道德規范是非制度化的，非外在化的一種特殊的規范。道德規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它是柔性的，是一種軟約束，重在教化，重在范導。道德不是一種制約行為的行為規范，而是一種影響選擇的價值向導，它的命令以“應當”為聯系詞，但不一定是“非得如此”的規范，而更具有勸導的意味。而法律是剛性的，法律是一種硬約束，重在制裁，法律不允許對它的命令有任何相反的作為，甚至不允許提出疑問。法律從制定到實施，靠的是國家強制性手段來為自己開辟道路。總之，法律以其權威性和強制手段規范社會成員的行為，道德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提高社會成員的思想境界和道德覺悟。如果說法律是以“必須怎樣”為調解尺度，那么道德是以“應該怎樣”為調解尺度。如果說法律的至高無上出于人們的畏懼，那么道德的崇高感出于人們的敬仰。法律規范的主要作用，體現為在人們犯罪之后給予必要的懲罰。道德規范的主要作用，體現為在人們犯罪之前給予道德教育，使人們有羞恥之心，有道德責任心和道德義務感，并使這種義務感和責任心能夠轉化為人們的實際行動，從而不去違法犯罪。法律與道德的這種不同，導致這樣的情況：迫于壓力而循規蹈矩的人可以是法律意義上的好公民，但不一定是道德意義上的能自覺自愿做好事的善人。在一定情況下，一個人所做的在法律上不允許的事卻可能是合乎道德的。如一個人處理了一件由他代管的物品，使這件物品的所有者蒙受損失，這在法律上是錯誤的，作為一種背信行為，這種做法應受到懲罰。但在道德上它卻是正確的。假如他只有挪用他保管的這件東西方能使自己和他人免于一場大禍，他也許就可以這樣做而不受良心責備。在法律面前他可以是有罪的和該受罰的，但在良心和道德法庭面前他是無罪的。這又是法律與道德之間的不一致。

正因為道德和法律在現實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范導和調節作用，所以對于一個健全的社會來說，道德和法律都是不可缺少的。首先，歷史和現實都表明，道德在社會生活中具有法律所不可替代的獨特作用，如道德可以成為人們的內在約束力，有道德的人可以自覺地按照理論原則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行為。又如道德可以成為人們的精神支柱，有了道德，人們就可以獲得某種理想性和崇高性以及內在驅動力。純粹靠暴力無法形成真正的和諧社會，理想的社會不能缺少道德的熏陶。道德是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從自然世界超生出來，進入文明社會的保證。然而，法制也是國家賴以存在的保障機制，是防止作惡的有力武器，是調節沖突的有效手段，是制約行為的基本手段。沒有任何人可以完全將法律置之于不顧，而僅僅依靠個人超凡的道德理想來生存。同樣有許多問題并不涉及道德，因此要靠法律來解決。法律為了調整社會秩序、保持社會安寧、維持社會現狀、實現大多數人的權益而存在。法制之所以不可缺少，不僅是因為法律可以限制人的行為，防止犯罪或懲罰犯罪，起震懾作用，而且可以規范人的行為。有國家就有法制，法制并且是文明國家的象征。文明的現代國家甚至被稱作法治國家。文明的現代社會甚至被稱作法治社會。建設文明健康和可持續發展的現代社會，既要堅持不懈地加強法制建設，又要堅持不懈地推進道德建設。任何充分的德性倫理都需要法律作為其副本，就像任何充分的法律制度都需要道德作為副本一樣。法律和道德作為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都是維護、規范人們思想和行為的重要手段，它們相互支持、相互補充。道德規范和法律規范應該相互結合，統一發揮作用。

二、道德法律化的困境

當然，法律與道德之間除了存有以上重要的區別之外，也有深刻的關聯。人們把道德規范稱之為道德“法”或道德“律”，本身就表明了法律與道德之間的深刻關聯。不過，學界在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聯問題上，形成了各有偏重的兩種趨向：

一種趨向是以法律為軸，從道德向法律關聯，強調法律是高于道德的更好更優的社會規范手段與制約機制。歷史上，“畢達哥拉斯派認為服從法律是最高的善，而法律本身（“好的法律”）則是最大的價值”(P33—34)。近代自然法理論認為，基于人性的自然法就是社會關系的基本準則，是正義的最高標準，因此道德的善惡最終要依據自然法。如霍布斯就認為，關于自然法的科學就是真正的道德科學，自然法就是道德法，正義的根據在于植根于人性之中的自然法。倫理學家的一切道德準則都是從自然法中推導出來的。洛克認為，法律上許可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善的，法律上禁止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惡的。倫理的善惡與道德的邪正主要看行為是否符合于一種法律所擬的模型而定。“所謂道德上的善惡，就是指我們的自愿行動是否契合于能致苦樂的法律而言。它們如果契合于這些法律，則這個法律可以借立法者的意志和權力使我們得到好事，反之則便得到惡報。這種善或惡，樂或苦是看我們遵守法則與否，由立法者的命令所給我們的，因此，我們便叫它們為獎賞同刑罰。”(P328)在西方歷史上這種法律高于道德、法律造就一切的思想影響和推動下，今日學界產生了道德立法的呼聲，要求使道德獲得法律的強力支持，甚至將道德變成法律規則，強制人們去遵守和執行，這就是所謂的

“道德法律化”之論。

另一種趨向是以道德為軸，從法律向道德關聯，強調道德是高于法律的更好更優的社會規范手段和制約機制。學界認為，法律的約束并不能從人的思想上消除犯罪的根源。因此，只有加強了道德教育，提高了人們的道德覺悟，才能從根本上改善社會風氣，才能消除人們違法犯罪的思想根源。以德治國是依法治國得以實施的前提條件。道德價值是人們理解和自覺接受法律的惟一理由。道德是法律的倫理確證，是法律的思想基礎。法律是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和對人的低層次要求。社會問題往往是由于社會的法律要求不能轉化成道德主體的內心自覺。法律離開道德就可能變成惡法。有了規范意識，有些人知法犯法，利用法律知識規避法律，逃避責任。因此只有內心樹立起法的權威和尊嚴，崇尚法的公平和正義的精神，理解并認同法律，外在的法律規范才能變成內在的行為準則。根本上說，法不是靠國家來維護，而是靠人們的信仰和信任。實際上法治本身就有很高的道德訴求，道德自律是現代法制國家本身的內在需求。道德自律是公民意識的最高境界，也是法治建設的最高形式。高級社會應該是靠道德自律建立秩序的社會。在這種思想趨向的推動下，學界產生截然相反的呼聲，這呼聲要求將紙上的法律變成心中的道德律，這就是所謂的“法律道德化”之論。

在時下關于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聯問題的討論中，道德法律化之呼聲明顯高于法律道德化之呼聲。然而，在我們看來，道德法律化之論必然遭遇歷史和現實的雙重困境。

從現實層面上看，當今幾乎所有持道德法律化之論的人們，都是有感于現實生活中道德滑坡之勢愈演愈烈，而寄希望于通過法律手段來拯救社會風尚和推進道德建設。基于這樣一種現實的考慮，持道德法律化之論的人們紛紛去尋找他們自以為是的理論依據。他們認為，道德是一種不完善的法律，雖有行為規范的要求，卻沒有對違規行為的硬性制裁，而法律則是一種完善的道德，它可以起到普遍倫理價值準則的作用，它可以在道德的基礎上加上一個強力制裁，從而彌補道德的這一天然缺陷。因此，道德應該法律化。在他們看來，道德法律化是文明進步的標志，文明的發展必然使道德轉化為法律的步伐越來越快，并最終將道德融于法律之中。這種要求道德法律化的主張的背后暗含著極度顯明的法律崇拜意識。然而，現實生活中，法律遠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美妙與完善，當然法律也并不必然帶來社會的道德進步。道德是一種實踐精神，是一種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它不能隨意接受法律提供的許多成果，更不能由法律所取代。首先，法律是一架機器。作為一架機器，法律必然漠視人的生命。鄧曉芒先生指出：“法律是（并且應當是）一架機器，人心卻不是機器，它不能夠僅僅是加減乘除。”(P116)正因為法律是一架機器，席勒借《強盜》的男主人翁摩爾之口說：“法律永遠不能產生偉大人物，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P2)盧梭甚至明確斷言：“法律的力量是有限度的。”(P86)其次，國家的法律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壞的，不好的法律是惡法，惡法顯然不可能阻止道德淪喪，改進社會風尚，好的法律是良法，而良法不能靠法律自身來確認，卻要靠道德去保證，去確認。法律善惡的衡量標準尺度是正義。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法律的制定總是會有一定的根據的，而這個根據就是道德上的善和正義。在阿奎那看來，真正的法律是公正的，不會與道德發生沖突，不會違背道德的基本原則。再次，法律發揮作用必須訴諸個人的內在自覺。羅爾斯頓就曾說過：“法律能禁止那些最嚴重的違規行為，但卻無法使公民主動行善。”(P433)對于一個沒有在內心深處認同法律的人來說，法律不過是一紙空文，是一種外在的秩序或規則。如果沒有人的正義美德的參與，這秩序或規則就不能變成自己的法律，就只能是一個擺設。這就是美國政治哲學家麥金泰爾所說的：“只有那些具有正義德性的人才有可能知道怎樣運用法律”(P192)。黑格爾也說過類似的觀點：“當個人尚未認識法律、理解法律時，法律在個人看來便是暴力。……法律在最初的時候，必須是強制性的暴力，等到人們認識了法律，等待法律變成了人們自己的法律時，它才不是一個外來的東西。”[9](p166)

從歷史層面上看，中國古代社會大多主張將道德理念和道德規范借助于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國家意志的形式表現出來并使之規范化、制度化。在法律與道德這兩種社會制約機制中，有人簡單地以為，中國古代沒有法律只有道德。其實，中國是有法律的，如《唐律》、《清律》等等，只不過中國古代的法律是道德化了的法律，是改裝了的道德條目。與其說中國古代沒有法律，不如說中國的倫理就是法律，中國的法律是道德法。所以不需要再有另外一套道德之外的法律。支配中國古代法律的思想主流是儒家的以“法”釋“禮”、融“禮”于“法”、禮法合一、德主刑輔的道德禮教型法律觀。從最能代表中國古代法系的《唐律》中可以看出中國法律的道德禮教型本色：如居喪生子，徒刑一年；居喪作樂，杖八十；妻子毆打丈夫，不論有傷無傷，一律徒刑，傷重者加凡人三等治罪，若丈夫被毆致死，則處以絞刑，而丈夫毆打妻子，卻減凡人二等處刑，非有傷者不罪，等等。中國傳統道德優先的文化，為倫理禮俗“侵入”法律大開了方便之門。所以情況往往是，中國的道德經典就具有法律效應。禮俗成為“準法律”，違背了禮俗就等于觸犯了法律，犯了“法”的人就是犯了“倫”的人。然而，在中國古代社會，以道德改裝而成的法律并不成功，它導致法律量刑無一定規，具有極大的活動余地和彈性（所謂“從重從輕，從寬從嚴”）。歷史上那些以法律的方式制度化、規范化了的道德理念固然具有了威嚴的形式，但卻剝奪了與自由意志的內在聯系，結果導致古代中國既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律，也沒有實實在在地促進道德風尚的改進。也許這正是中國專制統治的哲學狡計——道德被賦予法律的威嚴形式，從而保護了專制統治；法律披上道德的溫柔外衣，恰使酷烈的刑罰變得溫情脈脈。而用追求確定性的西方法律眼光來審視，這種道德禮教型法律根本上是反法律的。并且這一切使得德將不德，法將不法，兩邊都上不了岸，兩頭都不能落實。所以有學者指出：“以道德原則作為法律原則去強制每個人的自由意志，將帶來不可估量的惡果，它將使人喪失自己作為道德選擇的資格，使道德本身變得虛偽，最重要的是：它徹底否定了人作為一個自由存在者的尊嚴，因而也否定了一切道德。(P133)

歷史和現實均表明，道德問題的解決是不能一勞永逸地求助于法律來完成的，相反，法律問題的解決卻有待于從道德中吸取力量。這就是盧梭說過的：“道德和一般正義問題不同于私法問題，不能靠命令和法制來節制；假如有時法律也對道德發生影響，那只是因為法律從道德中吸取自己的力量。”(P87)

三、法律走向道德化

鑒于法律必須從道德中吸取力量才能發揮作用的事實，我們認為，倒是可以提出一種法律道德化的主張。顯然，問題涉及到究竟是法律優先于道德還是道德優先于法律？

黑格爾的整個哲學體系由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部分構成。精神哲學又被分為三部分：主觀精神、客觀精神和絕對精神。進而黑格爾又把客觀精神分為“抽象法”、“道德”和“倫理”三個環節。黑格爾認為，抽象法是自由意志借外物（特別是對財產的占有）實現自身，而道德則是自由意志在內心的實現，所以道德從它的形態上看，就是“主觀意志的法”。從這個意義上看，“道德的觀點就是自為地存在的自由”[10](P111)。抽象法階段，自由意志表現在外部對象上；到了道德階段，它表現為道德意識。出于道德意識的行為都是自愿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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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采取以下教學形式：（一）閱讀講解法：主要針對一些有關條例、概念、意義等加以記憶的法律知識，可以采取學生自我閱讀，熟悉內容，質詢探索，教師講解釋疑，指點迷津。學生在反復閱讀理解的基礎上掌握應熟記的內容。（二）案例教育法：主要針對部門法專題、程序法專題的有關法律知識采取案例分析，在此教學期間可利用幻燈片、電視、多媒體等現代化的教學手段，使學生對案例有更透徹的了解，調動學生積極主動探討分析問題，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掌握法律知識，提高理論聯系實際、辯證看待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溫故知新法：主要針對記憶性的法律知識，既有書面練習，也有口頭練習，可以相互提問，一問一答，也可通過多媒體手段播放是非或選擇題，要求集體回答，其次不定期地進行拈鬮答題，表現最佳者將獲得小小的獎品，促使學生在緊張刺激的課堂氛圍內集中精力學習。

多種多樣的練習方式使學生們得到充分的鍛煉，知識掌握牢固，規范他們的言行、指導他們的實踐。活動深化法：開展法律知識競賽、學生自編自演法律小品、模擬法庭、辯論賽等多種形式的活動，寓教育于趣味性、娛樂性之中，并能使學到的法律知識和現實生活結合起來。通過多種形式的活動，吸引學生，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主動性，使學生的學習從被動接受到主動吸收，使每一個學生都成為課堂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