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鄉村金融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內蒙古是農牧業大區，全區除盟（市）所在市區以外共有80個旗（縣、市），占自治區全部旗（縣、市）的80%。其中國家級貧困縣31個，自治區級貧困縣29個，占比為75%。人口1700萬，占自治區總人口的73.91%。農村牧區發展狀況是衡量全區經濟發展總體水平的重要標尺，其發展離不開金融機構的支持。

一、內蒙古農村牧區金融市場發展現狀

近幾年，國家先后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放寬農村金融機構準入門檻等政策，內蒙古作為試點地區已取得一定進展。

1.農村信用社改革初見成效。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不但是農村信用社自身發展的需要，對于內蒙古來講更是事關1800萬農牧民和農牧業、農牧區及整個國民經濟全局的大問題。為提高農村金融體系效能，改善農牧區金融服務，2007年以來，內蒙古推進農村信用社制度改革，目前實行統一法人的77家聯社中，有76家向銀監部門提交了籌建申請，已提交開業申請的有51家聯社。經內蒙古銀監局批準開業的35家，其中29家已經掛牌。

2.新型農村金融體系建設實現突破。2006年底，政府開始通過各種途徑給農村金融市場造血。中國銀監會《關于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的若干意見》，對所有資本和金融機構開放農村市場，首批試點選擇在四川、青海、甘肅、內蒙古、吉林、湖北等六省區的農村地區開展。2007年3月16日，由包頭市商業銀行獨家發起設立的達爾罕茂明安聯合旗包商惠農貸款有限責任公司掛牌開業。此后，內蒙古首家農村資金互助社、內蒙古首家農村股份制商業銀行先后掛牌營業，這標志著內蒙古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第一批試點的三類四家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已經全部穩定運營，說明內蒙古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試點工作已取得了階段性成果。

3.內蒙古郵政儲蓄銀行已掛牌成立。歷經數年“紙上談兵”和半年多的緊張籌備，郵政儲蓄銀行于今年3月20日正式掛牌，并在今年上半年啟動分支機構，在東、中、西部進行試點，適時向全國推廣。而就在郵政儲蓄銀行掛牌的不久前，郵政儲蓄也終止了恢復儲蓄業務二十多年來只存不貸的歷史，存單小額質押貸款業務在全區四盟市于今年3月1日開始試點運行。

內蒙古在農村金融方面所進行的改革雖然已取得一定成績，但未能從開創一個多樣化的有序競爭的金融市場著眼，未能與農村經濟的改革有機的結合起來，仍然存在許多現實的問題。

二、內蒙古農村牧區金融市場存在的問題

1.農村信用社“一農”難支“三農”。內蒙古農村信用社始建于1951年，農村信用社在農村金融市場一直處于壟斷地位。近幾年，隨著金融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內蒙古國有商業銀行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陸續實行扁平化管理，從1998年開始到2006年逐步從縣域收縮機構，全區縣域國有商業銀行及營業網點，由1995年的4745家到2006年減至2917家。農業發展銀行只從事糧棉油政策性收購業務，與絕大多數農戶沒有業務聯系，郵政儲蓄只在農村牧區吸收存款，因此農村信用社“一家獨大”，存在供給不足、農民貸款難的問題。雖然從2007年內蒙古推進農村信用社制度改革，但由于歷史原因，農信社在改革前形成了大量不良貸款和虧損掛賬，資金規模難以支撐農村牧區經濟發展。

2.金融服務網點呈現“斷層現象”。作為農字號的農業銀行，近年來，在內部機構改革不斷深入的過程中，考慮自身的生存及利益，機構進行了較大幅度的整合，并紛紛退出農村金融市場。與此同時，農村信用社自身也在進行內部改革，在利益的促動下，由于成本高，吸收存、貸業務量小，沒有經濟效益，且不能養活機構員工等因素，所以也對偏遠或較小鄉鎮的金融網點進行了整合。使當地農牧民辦理存、貸業務要走數十里路程，農民存款難、辦貸難的問題比較突出。

3.資金外流現象嚴重。目前，以國有資本為基礎的農業銀行急于從農村脫身進行股份制改造，開始從縣域經濟中實行戰略性撤退，貸款規模逐漸減少。與此同時，農業銀行憑借支付結算優勢廣為吸收存款，這部分存款通過上存的方式大量外流。郵政儲蓄利用網點多、結算通暢、深入農村的特點，大量吸收農村儲蓄并轉存人民銀行，對外不辦理貸款業務，郵政儲蓄的瘋狂“抽血”，加劇了農村資金的“體外循環”。

三、完善內蒙古農村牧區金融市場的措施

1.充分發揮農村信用社農村金融主力軍作用。目前，內蒙古共有農村信用社獨立法人機構1279個、職工18500多人，機構網點和從業人員均居全區金融機構之首。2006年末，全區農村信用社存、貸款余額分別占全區金融機構存、貸款余額總量的12%和9%，但農牧業貸款占全區金融機構該項貸款的85%。可以說，農村信用社已經發展成為內蒙古農村牧區最為重要的金融力量。今后農村信用社改革應立足“三農”，堅持以農為本。信用社在繼續保持“背包銀行”“馬背銀行”優良傳統的同時，還應積極運用現代科技工具進行電話預約，開辦“汽車銀行”等，進一步加強對農牧民和農村牧區規模以下企業的金融服務，在鞏固小額信用貸款的基礎上，加快推廣聯保貸款業務，著力解決農牧民和農村牧區規模以下企業貸款難的問題。

2.商業銀行應創新經營制度。作為涉農金融機構中商業性最強、實力雄厚的農業銀行應改進服務手段，豐富服務工具和擴大服務范圍。立足于農村、農業、農民，重點支持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上規模的技術型、創新型和外向型的優質農業企業，并積極參與農戶貸款的市場競爭，補充農信社的資金不足。各國有商業銀行要通過調整和優化信貸結構，重點支持農牧業產業化項目，扶持龍頭企業發展。要簡化貸款手續，開辟綠色通道，滿足伊利、蒙牛、鄂爾多斯、草原興發等龍頭企業合理資金需求。要積極引導農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簽發使用商業承兌匯票。對于龍頭企業簽發的商業承兌匯票，商業銀行應給予貼現支持，人民銀行優先給予辦理再貼現。切實做好農資資金供應和相關配套金融服務，通過不動產質押、倉單質押等多種金融產品創新方式，支持農村經濟發展。

3.注重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作用。解決農業和農村經濟主體的融資難問題，必須把金融的市場調節和政府的政策扶持有機地結合起來，拓寬農業發展銀行的業務范圍。雖然農業發展銀行分行至2007年1～7月份累計發放糧油貸款53.7億元，同比增加12.7億元，共審批各類商業性信貸業務400筆，審批額度80億元，支持農牧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糧油加工企業和農業綜合開發、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等貸款項目200多個。但農業發展銀行更要探索經營商業性金融，延伸對糧棉油產業鏈條的信貸支持，在糧食流通領域的基礎上，延伸服務對象和拓展服務內容，由目前的僅支持糧食收購向產前、產中延伸。如巴彥淖爾市發展畜牧林果業具有很大優勢，也是農民增收、地區經濟提質提效的突破口，農發行應給予信貸傾斜政策支持，真正發揮政策性金融的應有作用。超級秘書網

4.穩步推進金融機構多元化。新型農村金融機構的出現，有效地激活了內蒙古試點地區農村金融市場，帶來新的競爭、新的商機、新的活力，對改進試點地區的農村金融服務產生了積極而重要的影響，但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在我國尚屬新生事物，組建成立只是邁出的第一步，要實現健康發展，今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首先，要強化審慎監管，嚴格防范風險，切實將主要精力轉到監管上來，始終把防范金融風險放在第一位，積極探索新的監管方式，科學合理配置監管資源，增強監管能力，提高監管有效性，防止重蹈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覆轍。其次，規范試點運作，穩步推進試點，為下一步擴大試點起好步、帶好路。第三，引導攜手發展，促進共同壯大，使現有農村金融機構特別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直面競爭，及時更新經營理念，積極迎接挑戰，通過相互競爭達到革新體制機制的目的，加快建立分工合理、功能完善、競爭適度、相互合作、共謀發展的農村金融體系。

參考文獻：

1.趙志華：“2002—2006年我區金融工作回顧與今后工作建議”，載《內蒙古金融研究》2007年第1期。

篇2

農業發展在我國已經有了數千年的歷史，“三農”問題在我國有著特殊的意義，在經濟改革與發展的進程中，農村問題顯得尤為突出和重要。

一、農村金融改革發展的歷程

1979年，我國進行了經濟改革，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以及從農業為基礎的經濟向非農業為基礎的經濟轉型。我國從1979年開始，對金融部門的投入產出品市場進行了改革。我國的農村金融改革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1979年到1988年的改革調整階段。1979年，中國農業銀行第四次得以恢復，隨著改革后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農業銀行也獲得了很大的發展。1982年國家否定了信用社的雙重管理體制，重申信用社合作應堅持合作金融組織的性質，并先后進行了以搞活業務為中心、恢復和加強信用社“三性”（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理順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合作社關系為主要內容的改革。1983年以后，農業銀行開始了企業化運營。1984年，國家指出必須抓緊改革信用合作社管理體制，其方向是：把信用社辦成真正的集體所有的合作金融組織。1984年到1988年，通過全面推進農村信用社恢復合作金融組織的改革，信用社的存貸業務、自有資金積累快速增長。這一期間農村信用社得到了較快的發展。

第二階段是1988年到1996年治理整頓階段，1988年我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過熱，我國實行了緊縮財政和緊縮信貸的“雙緊”方針，信用社進入了整頓階段，初步改變了信用社即是集體金融又是國家銀行基層機構的組織管理體制，內部經營機制逐步向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轉變，初步理順了農業銀行與信用社之間的關系。但在宏觀緊縮的情況下，原來對農村信用社松綁的種種改革措施重新取消（如取消指令性計劃、允許多存多貸等），農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處于停滯狀態。同時，信用社還要承擔保值儲蓄、購買金融債券的政策性虧損，再加上信用社內部管理的不規范，信貸資產的質量不高，非正常貸款比重高，貸款收息低，導致農村信用社經營虧損日益嚴重。除了對信用社的改革外，1994年成立了中國農業發展銀行，其任務是為農產品收購、消除貧困和農業發展提供政策性貸款。在中國農業銀行接管了農業銀行的政策性使命后，金融體制改革明確了農業銀行改革的方向是國有商業銀行，以盈利最大化為其經營目標，按照盈利性、流動性和安全性的原則從事經營管理。本著追求利潤的需要，一方面由于它傾向于貸款給優質客戶，另一方面由于農村設置分支機構需要的成本遠大于收益，因此其網點逐步開始由農村向城市收縮。

第三個階段是1996年到2003年深化改革的階段。1996年，國務院《關于農村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正式宣布了農業銀行與農村信用社脫鉤，在農村金融市場上形成了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三足鼎立”的局面。隨著1996年政策性資產組合的分離，中國農業銀行就成為了國有商業銀行。中央銀行規定，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必須對自己的虧損負責，國家將不再提供支持。所以他們在放款方面變得小心起來，導致農戶和鄉鎮企業的融資渠道變窄，進一步的，受到管制和較低的利息率為農戶在信用社和農業銀行的儲蓄提供了負面的刺激，這樣就刺激了各種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產生，比如農村合作基金會等。

第四個階段是2003年至今的信用社獨立發展階段。2003年出臺的《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方案》，加快了信用社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把信用社逐步辦成由農民、農村工商戶和各類經濟組織入股，為農民、農業和農村經濟服務的社區性地方金融機構。今年的三中全會也提出要建立現代的農村金融制度的決定。

二、改革中的不足及遺留下來的問題

農村的發展使農村產生了大量的剩余，但是由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實行城市化工業化的趕超戰略而攫取了大量的農村剩余，使城鄉的差距逐步加大，造成了城鄉二元化的局面。農村作為城市的“補給站”和“消化站“，如果再不加快發展縮小差距，則城鄉的發展脫節，后果是十分嚴重的。

在農村金融改革三十年的歷程中，我們發現所有問題所圍繞的一個中心就是如何滿足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所有制結構的改變，鄉鎮企業也得到了快速發展，這些新的經濟成分在自有資金無法滿足其擴展經營的需求時，就成為了市場資金的需求者。雖然國家銀行和信用社能夠解決部分資金需求，但無法滿足其日益膨脹的需求。在農村實行后，千千萬萬獨立生產的農戶也成了資金的需求者。對大多數農戶而言信用社幾乎是他們謀求外部資金的唯一渠道。然而，目前的農村信用社根本不能滿足廣大農戶的資金需求。那么，鄉鎮企業、農戶，以及個體戶和私營企業等對資金的需求因該從何而來？

在農村金融改革中，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合作社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仍然面臨農村信貸支持不足的局面。

首先，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無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層去顧及農戶的資本金融需求，不與農戶直接發生信貸業務關系。其次，農業銀行經營明確向商業化方向轉變，這一轉變的結果是，近年來農業銀行分支機構向城市收縮，設在鄉鎮的分支機構被大量撤并，因此難以支持農業及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再次，農村信用社在于農業銀行行社“脫鉤”時，被動的承擔了大量的呆賬，造成了我國農村信用社歷史負擔嚴重，沒有能力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

在正式金融機構都難以滿足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和服務時，在客觀上需要有私人金融組織的出現。農村金融機構因為要承擔來自經濟再生產過程和自然再生產過程可能帶來的雙重壓力，加上農村中農戶居住分散，貸款規模小，國有銀行一般不愿向農業企業貸款。而民間金融是由農村內部自發生成的，具有微觀信息靈敏的特征，借貸雙方彼此了解，促使了交易費用的降低。民間金融組織是在農村土生土長起來的，與經濟主體之間具有雙向的利害關系，與正規金融機構相比，他們具有信息成本優勢。雖然民間金融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但由于管理的不規范以及發展過快，使得民間金融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許多問題，如私人錢莊很多，高利貸發生率高等，為農村的經濟發展埋下了隱患。

三、解決農村問題的思路

中國的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七十，首先應該明確，發展農村的目標是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要發展農村的經濟首先就要發展農村的金融，為發展農村的經濟提供資金。農業的產業化、農村產業的多元化和農村經濟的市場化是中國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重建的前提。:

因此，建立現代農村金融制度是發展農村的基本條件。十七屆三中全會在《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提到農村金融是現代農村經濟的核心。允許農村小型金融組織從金融機構融入資金，允許有條件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信用合作。可見，當務之急是為解決農村發展的資金需求，使融資的來源合法化規范化。鄉村銀行體系的建立應當從兩個方面著手，一是對現有正規的農村金融機構進行系統性的改革，使之在運行機制和內部制度建設方面更有激勵為鄉鎮企業融資服務，另一方面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適當的規范發展。

篇3

金融是經濟的核心, 而金融穩定則關系到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金融穩定是指金融體系處于能夠有效發揮其關鍵功能的狀態。20 世紀90 年代以來, 墨西哥、泰國、印度尼西亞、韓國、俄羅斯、巴西和阿根廷等國家相繼出現金融動蕩, 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有的甚至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各國政府和國際金融組織日益重視金融風險的評估和金融體系的穩健性建設, 著力構建能夠抵御金融風險威脅、維護金融穩定的金融“安全網”, 提高防范金融風險、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

一、實行存款保險制度的必要性

存款保險制度是指一個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存款人的合法利益, 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與穩定而設立專門的存款保險機構, 作為投保機構, 各存款性金融機構向保險機構強制或自愿按照存款的一定比率繳納保險費, 當投保機構面臨危機或破產時, 保險機構向其提供流動性資助或代替破產機構在規定的限度內對存款者支付存款的制度。

在我國, 長期以來并不存在明確的存款保險制度, 但從近年來發生的金融機構破產案中可以看出, 我國的存款金融機構與政府之間實際上存在著一種隱性的存款保護。隱性存款保險在保護存款者利益以及維護金融體系穩定性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然而付出的代價也是沉重的,隨著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 隱性存款保險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

首先, 不利于公平競爭。與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相比, 我國的股份制商業銀行雖然服務好、不良資產率低、效率高,但由于我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有國家信用作保障, 存款者不用擔心銀行倒閉會給自己帶來損失, 這就加大了股份制銀行的籌資成本, 由此造成了大銀行與中小銀行不公平競爭的局面, 抑制了新興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 不利于提高中國銀行體系的活力。

其次, 不能合理處置問題銀行, 加大了處理的成本。由于隱性的存款保險沒有明顯的規定制度, 缺乏市場化的機制, 因而在處理中機制不夠靈活。一般是在發生危機后, 人民銀行、地方政府等機構才實地商量解決的對策, 而且因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作支持、各種專業人員的配合等原因, 大大延遲了處理有問題銀行的時機。

第三, 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趨勢相悖。當前我國所采用的以國家信用為保證, 對個人儲蓄存款實行全額保險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一是額外加大了國家財政的負擔, 二是不利于形成正常的市場退出機制。隨著入世保護期的結束, 外資銀行的紛紛涌入, 中國未來的金融體系將呈現多元化的局面。如果仍采用隱性存款保險制度, 就會使民營銀行不能健康發展, 而且會出現外資銀行“搭便車”的現象等。

因此, 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和對銀行體系改革的深入, 以國家信用擔保的隱性存款保險制度已漸漸不能適應當前形勢的需要, 建立對經濟主體的合理激勵機制, 推行公開公平、設計合理的存款保險制度對于維護金融體系穩定以及推進金融改革有著積極的作用。所以, 存款保險制度的推出迫在眉睫, 也恰逢其時。

二、在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措施建議

雖然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現行條件還不完全具備, 但我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步伐卻并未減慢。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已經在積極進行改革和調整, 已初步完成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 并穩步實施上市計劃, 大批中小銀行也面臨著新的發展機遇, 它們迫切需要存款保險的服務來提高信譽, 尋求更深層次的發展, 而以國家信用為擔保的隱性存款保險已經不適合當前金融發展和金融穩定的需要。因此, 成立國家存款保險機構, 在事前采取防范風險的管理措施, 事后引入風險責任判斷標準, 引導商業銀行向著健康的方向開展業務積極創造條件, 在當前顯得尤為必要。

1. 深化銀行改革, 完善監管機制。存款保險機構主要是為了保護存款人, 而不是為了保護銀行不破產, 為了代表存款人更好地運用專業化手段來監督銀行的風險狀況。因而, 不能片面強調存款保險機構的風險承受能力, 也不能高估其風險承擔能力。我國目前的金融監管水平還不能完全適應金融業快速發展的要求, 無論是監管手段還是能力, 都無法滿足有效監管金融機構經營風險的需要。因此,應盡快建立金融機構監督管理協調機制, 對銀行業實行全方位監管。央行要發揮維護金融穩定的主導作用, 對商業銀行開展“窗口指導”, 引導信貸投向, 減少道德風險。建立新的監管方法和程序, 提高監管質量以及完善監管體系,加強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 積極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 保障金融業的穩健運行。央行還可以通過完善征信管理, 向銀行和銀行監管及存款保險部門提供風險預警; 銀行監管及存款保險部門根據央行預警限制信貸資金向高風險行業集中。在處置金融機構風險上, 存款保險機構在保持相當的獨立性的同時, 加強與央行和銀監會的協調。存款保險機構與央行、銀監會以及其他政府部門的協調機制是否有效, 將從很大程度上影響對問題銀行的處置速度和成本。

篇4

盡管鄉村旅游面臨前所未有的發展契機，但返觀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現狀，對鄉村旅游能否抓住機遇，我們尚無法作出肯定的答復。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目前鄉村旅游點大多處于初級階段。在金融危機下如何發展我國鄉村旅游？本文認為，鄉村旅游地大多環繞城市、與中心城市交通聯系便捷，具有觀光、度假、娛樂、康體、運動、教育等不同功能，是特別適合“短期休閑度假模式”的游憩空間。在金融危機下，政府方面應加強規劃，加大對基礎設施和公用設施的投入，經營者方面應不斷創新鄉村旅游經營模式，提高服務質量，這是目前發展我國鄉村旅游的根本途徑。具體說來，應處理好以下幾個相互矛盾、相互關聯的問題：

一、鄉土性與現代性

毫無疑問，鄉土性是鄉村旅游的根本屬性。，保持鄉土性應防止標準化、商業化和城市化等現代性對鄉土性的侵蝕。但是我們也注意到，過度強調鄉土性、強調鄉村生活的原汁原味并不符合游客的審美心理。雖然城市居民是為了體驗鄉村的鄉土味而來，但是作為本身已經高度現代化的人，對鄉村生活本身必不可免的落后方面無法容忍。城市居民心中的鄉村是詩意的鄉村，與我國現階段真實的鄉村距離遙遠。鄉村旅游點如何在真實性和理想性之間定好位，是關系到其未來發展的根本問題。為此，政府要加強管理和引導，在建筑風格改造、公共廁所、停車場、垃圾處理、清潔能源等方面提供支持，把以上公共設施設計成與農村的鄉村性和諧的形式，如麥秸垛式的停車場、豆柵瓜架下的餐廳、拱頂綠坡式的垃圾場等等。

二、物質性與精神性

目前，我們注意到，全國各地、市相繼推出了旅游消費券，這些消費券可以到某些指定的鄉村旅游點使用。南京、江西的某些地、市還特地推出了專門的鄉村旅游消費券。消費券一般和現金套用，在給游客以實惠的同時，也確實推動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各地現在正在蓬勃開展的自助摘草莓活動就是最好的例證。但是，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文化灌注才是鄉村旅游發展的關鍵。如果鄉村旅游點僅僅以物美價廉的農貿市場樣態存在，那么是不會長遠的。鄉村旅游本身應該是一種大規模的文化交流，鄉村旅游的內在價值及附加值都經由文化表現出來。精神資源永遠是用之不竭的，源源流傳的各種神話、傳說、詩歌、故事、諺語、謎語、歇后語等民間文化為鄉村旅游增添了無窮的樂趣和傳奇色彩。文化是鄉村旅游的靈魂，是鄉村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動力。當然，這里的文化概念非常寬泛，不僅包括音樂、舞蹈、雕塑等狹義的文化范疇，也包括手工藝品、方言、飲食、歷史遺跡、建筑、宗教、服飾等都可被視為文化范疇。縱觀國內外鄉村旅游勝地，無不以文化特色作為鄉村旅游發展的基石。

處理好鄉村旅游物質性與精神性的關系，是提升旅游品位的關鍵環節。在提升鄉村旅游的文化品位方面，有以下幾種類型的資源可以挖掘：一、節事活動；二、飲食文化。鄉村旅游節事活動的主題是否具有特色，是能否產生吸引力的關鍵所在。飲食是旅游重要的六要素之一。鄉村飲食文化資源的挖掘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1、古代菜譜；2、文人詩詞；3、地道祖傳。

三、功利性與非功利性

要處理好鄉村旅游的功利性與非功利性的關系，本項目組認為應強調鄉村旅游的休閑審美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轉變鄉村旅游的經營理念與模式，實現鄉村旅游由觀光游覽型向休閑度假型轉變。目前中國的鄉村旅游大多還停留在以“吃農家飯、住農家屋、干農家活”為主要內容的農家樂水平上。實現鄉村旅游由觀光游覽型向休閑度假型轉變，本項目組認為當前應抓住金融危機契機。

首先，建議政府進一步加大對鄉村旅游工作的扶持力度：一是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完善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加強對鄉村旅游點衛生環境的整治，同時注意對周邊生態環境的保護。在當前金融危機下，對鄉村旅游加大投入不失為當前政府加大投資、拉動內需的良策；二是要加大統籌管理力度，加強對鄉村旅游的整體規劃。

其次，鄉村旅游點本身應抓住契機，提高自身服務質量和管理水平。實現城市和鄉村生活的對接，本項目組認為目前應充分利用農民工資源。金融危機下，大量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農民工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農民工階層和來自農村的大學畢業生作為農村與城市的連接者，對農村非常了解，對城市生活也有非常深刻的體驗。如果對部分符合條件的農民工進行鄉村休閑旅游管理人員崗位職務培訓，不僅對推動鄉村旅游的管理規范化、提高鄉村旅游管理水平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對解決當前金融危機下我國嚴峻的就業形勢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論文關鍵詞]鄉村旅游休閑度假金融危機

[論文摘要]當前，在金融危機下，鄉村旅游已成為拉動內需、擴大消費的關鍵角色。鄉村旅游能否長遠地抓住當前的發展契機，本項目組認為鄉村旅游應該由傳統的觀光游覽型向休閑度假型轉變。具體說來，應處理好鄉村旅游本身幾個相互矛盾、相互關聯的問題：一、鄉土性與現代性；二、物質性與精神性；三、功利性與非功利性。

篇5

 

在當前世界環境壓力不斷增大、人們對健康要求越來越高的背景下，我國亟需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發展低碳經濟以及擴大內需完善經濟增長結構。發展低碳經濟、擴大內需的關鍵在于發展農村經濟，發展農村經濟除了傳統的政策支持、資金扶持外應通過發展金融和以金融為依托的產品、產業來實現。筆者耗時半年之久，對地處西南地區云南省水泄彝族鄉和重慶市李市鎮的金融和經濟狀況進行了深入調研，在此基礎上歸納出西南地區鄉鎮金融發展的困境及其根源，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和建議，以期通過繁榮西南農村金融來促進西南農村經濟的騰飛。

一、案例和數據來源說明

中國西南地區包括云南、貴州、四川和重慶四個省（市）。這四個省（市）地域相鄰、氣候相近、習俗趨同金融論文，廣大農村鄉鎮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特色農業發達的村寨，農民人均純收入普遍較高，沒有特色農業而沿襲傳統農業地區的農民人均純收入普遍較低。中國西南地區的農業鄉鎮多以丘陵為主，山多平地少、耕地坡度較大而且貧瘠、勞動生產率普遍低下。云南和貴州兩省的農業鄉鎮存在人多地少勞務輸出量小和隱性失業等現象。重慶市和四川省都是中國西部主要勞務輸出省份，農村全勞動力多已外出務工，如重慶市江津區的油溪鎮、白沙鎮和李市鎮的勞務輸出率都在73%以上。水泄彝族鄉是云南省內的一個偏遠少數民族農業鄉，全鄉山高坡陡，谷大箐深，交通不便。2008年全鄉的總戶數為4705戶，農業戶達4229戶，占總戶數的90%。2008年全鄉第一產業中的種植業、畜牧業和林業產出分別為3105.42萬元、2711.63萬元、1535.56萬元，共7352.61萬元，一二三產業之比為：1.15：1：0.57小論文。二、三產業收入5801.94萬元，一產業是二、三產業之和的1.267倍。李市鎮是重慶市江津區下轄的一個鎮，2008年全鎮共有34248戶人家金融論文，其中有23559為農業住戶，農業住戶占68.5%。第一產業27557萬元、第二產業17626萬元、第三產業30281萬元。[②]李市鎮還是一個典型的勞務輸出型農業鄉鎮，勞務輸出率高達73.4%。由以上可看出，水泄彝族鄉和李市鎮當屬中國西南農業鄉鎮的典型。

本文主要采用問卷調查、訪談和電話調查三種方式了解情況和采集數據。問卷題目為《李市鎮經濟、金融發展調查問卷》，內容包括被訪戶主的基本信息，家庭收入和支出，融資目的和途徑、以及融資意愿、融資難易變化情況、金融對日常生活影響的感受等。問卷以戶為單位，一戶一份，共368份。問卷收發方式為現即發、即填、即收回。問卷涉及重慶市江津區李市鎮的11個社村中的7個，這七個社村分別為：林家嘴社區一社和二社、兩岔村、牌坊村、沙埂村、雙河村、孔目村，其中五個村中的被訪住戶絕大多數不識字，問卷均以問答代填的方式完成。水泄彝族鄉的調研方式主要通過走訪和電話調查的方式進行。電話調查對象包括村民和金融機構相關工作人員，電話調查農戶的樣本為隨機樣本，樣本總數共三十一戶，隨機抽出了咱咧村、啊波村、水泄村、啊林村、瓦廠村五個村寨。

二、中國西南地區農業鄉鎮金融發展現狀

透過水泄彝族鄉和李市鎮這兩個典型農業鄉鎮金融論文，可總結出中國西南地區農業鄉鎮金融發展主要存在以下幾個現象。

1．居民資金來源少，收入低

中國西南農業鄉鎮村民普遍資金來源少，收入不高。在中國西南地區發展特色農業的村民收入普遍較高，依靠傳統農業生活的村民收入普遍較低。如農村居民占全鄉人數96%的水泄彝族鄉，2008年適宜種植和盛產泡核桃的箐田、馬板河、馬栗林、舊寨、啊林寨等十多個自然村人均純收入超過6000元，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000多元。可是全鄉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908元，不到盛產泡核桃地區的三分之一，低于大理州平均水平1171元，少于云南省平均水平1202元，不到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③]。李市鎮農村居民同樣以種植水稻、玉米等傳統農作物為主。該鎮是一個典型的勞務輸出型鄉鎮，2008年末從業人數44345人，勞動力輸出32543人，勞務輸出率高達73.4%。全鎮外出務工村民人均工資是當地收入的2倍，農民人均純收入高于全國779元。可是，依靠上班和從事商品零售業的鎮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僅為13082元金融論文，低于江津區346元、少于重慶市1286元、落后于全國2699元。[④]

2．居民多無融資概念，融資途徑以民間為主

調查發現，水泄彝族鄉和李市鎮村民基本沒有融資概念，部分機關工作人員對金融也比較陌生，不知融資為何物。在代填《李市鎮經濟、金融發展調查問卷》[⑤]時，問到需不需要融資時無人應答，只有把融資轉換為借錢、周轉資金后訪談才得以順利進行。該現象在李市鎮沙埂村和兩岔村尤為明顯。調查發現，村民融資一般通過民間渠道而不是金融機構小論文。問卷中回答融資途徑為“親戚朋友或同村人”的人數占了回答總數的65.3%。不愿到銀行貸款的原因認為手續繁瑣占32.8%，利息高占25.9%，限制條件多占24.1%。居民不愿到金融機構借貸的主要原因是民間融資成本小、利息少。問卷中認為民間融資不用支付利息占80%。

3．居民投資融資熱情高，但融資難

盡管生活在西南邊陲的鄉村小鎮，但許多村民也能緊跟時代的旋律，心中蘊藏著許多創業的火花和擁有較高的投融資熱情。問卷中回答“您有了錢最想做什么？”，回答“投資辦廠”的占56.5%；回答需要融資的人數占到72.5%。這充分說明西南地區鄉鎮居民融資需求和投融資熱情比較高。融資目的為做生意的占40.3%、購買農用生產資料占19.4%，其他多為建房、孩子上學和看病。雖然許多人需要融資金融論文，但普遍都認為融資比較難，調查問卷中回答融資很難的人數占45.3%、一般占39.6%，容易僅為6.6%，還有人回答“根本就貸不到款”。“貸款也是要講關系的”在走訪中有村民這樣告訴筆者。問卷中回答與往年相比融資變難的人數占40.4%，沒有變化的占50%，認為變容易的為9.6%。水泄彝族鄉的一些青年有建設養殖廠、制磚廠、釀酒廠、食品加工和保鮮廠等很好的創業構想，但苦于資金匱乏和缺少勇氣，這些創業的金點子僅為村民們茶余飯后的談資。

4．融資額度小，金融影響力不大

西南農業鄉鎮居民尤其是農村居民融資額度普遍偏小。問卷中回答融資額度1000元及以下的占了50%，許多村民回答借錢數額為三五百元甚至幾十元，目的僅僅以解生活中的燃眉之急。水泄彝族鄉村民與李市鎮情況相近，融資額度也普遍較小，除了孩子上學、生病、建房、娶親和創業外一般融資額度都在1000元一下。居民還款時間觀念也比較淡薄。在李市鎮的村寨走訪中有許多人回答還款時間是“有錢就還”。問卷中回答還款期限為一年的占42%、三個月至半年占26%、三個月之內占14%。在問及金融結構對生活影響時，42.2%的人認為沒有影響，影響不大的為37.3%金融論文，較大的占20.3%。在水泄彝族鄉的電話詢問中8%的人認為沒影響，65%的人認為影響不大，15%的人回答影響較大，12%的人認為影響很大。

5．貨幣化程度高，但金融對經濟發展貢獻率低

關于一國貨幣化程度指標應用比較廣泛的是麥金農（1973）提出的廣義貨幣量M2與名義GDP之比（M2/GDP）和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關率FIR（Financial Internal Ratio）即金融資產與名義GDP之比。M2/GDP反映的是一個國家的金融深化過程中的經濟貨幣化水平，而FIR反映的是一國金融化過程中的經濟金融化水平。本文用M2/GDP來衡量李市鎮的貨幣化程度。考慮到李市鎮金融不發達、M0不多，用金融機構的貸款余額和存款余額之和代替M2[⑥]。從表1中可以看出李市鎮金融深化過程中貨幣化程度并不低，近5年的平均貨幣化程度在90%以上，但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比太低，近5年平均比率不到12%，離75%的警戒線還很遙遠，這充分說明西部農業鄉鎮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力度不夠，對當地經濟的貢獻率比較低小論文。詳見表1。

表1 李市鎮2003—2008年金融和經濟發展指標 單位：萬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GDP

42700

44336

51349

55481

70108

75464

年末金融機構存款余額

 

 

41570

46602

54292

57368

58609

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

 

 

5694

3964

5879

6478

6605

LM2/GDP（%）

 

 

106.60

98.48

108.45

91.07

86.42

貸款余額與存款余額比（%）

 

 

13.70

8.51

篇6

畢業論文(設計)研究的意義：

隨著國內外旅游逐步的發展，鄉村旅游，作為一種新興的旅游方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與青睞，現代人對旅游需求的多樣化已不僅單純限于名勝古跡的觀光，且旅游勝地在旺季人滿為患，無形中激發了人們對集短途、經濟、娛樂、度假、體驗、回歸為一體的旅游產品的迫切需求，由此催生了鄉村旅游的蓬勃發展。發展鄉村旅游是為了尋求一種使旅游業得以平衡發展的方式，防止城市和沿海地區的旅游產業發展速度過快，從而達到保護國家自然資源和文化遺產的目的。通過對鄉村旅游整體的研究，借鑒國外較為成熟的鄉村旅游的發展經驗，再結合中國目前鄉村旅游發展的實際情況，與地方案例相結合，找出目前中國鄉村旅游所存在的問題，并且做出相應的解決對策，是當前我們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務。

鄉村旅游是由農戶為旅游者提供食宿等條件，使其在農場、牧場等典型的鄉村環境中從事各種休閑活動并獲得快樂的一種旅游，是一種以鄉村社區為活動場所，以鄉村獨特的生產形態、生活風情和田園風光為對象的一種旅游，是將農業生產、農業生活和生態環境三者合為一體進行旅游開發；其基本形式是憑借城市周邊地帶的農村自然景觀、田園風光和農業資源，面向城市居民開發的集觀光、旅游、科普、健身、娛樂為一體的農業園區。這是一種全新的旅游形式，它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與城市不同的環境，最大的優勢在于可以與生態旅游結合起來，形成鄉村旅游獨有的鮮明特色。

鄉村旅游早期發源于19世紀中葉的歐洲。1863年，托馬斯·庫克組織了到瑞士農村的第一個包價旅游團；1865年，意大利“農業與旅游全國協會”的成立標志著鄉村旅游的誕生；而真正意義上的大眾化的鄉村旅游則起源于20世紀60年代的西班牙。

一、我國鄉村旅游產生背景與開發意義研究概述

我國鄉村旅游的產生有著十分深厚的時代背景。隨著改革開放的逐步深入，經濟建設的逐步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旅游意識在日益增強，對旅游形式的需求也變得日新月異。鄉村旅游以其一種既滿足旅游者休閑、求知和回歸自然的需求，又以對環境、生態的保護為前提的旅游方式，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早期的鄉村旅游研究很多介紹了鄉村旅游的意義及背景。對意義的闡述主要集中在鄉村旅游及農業觀光滿足了人們“回歸自然”的需求；可以調整優化農業結構，為農村農民增收創利，緩解就業壓力等；可以有效地保護生態環境和人文環境。如梁明珠(1999)總結了觀光農園的重要創新意義，提出了觀光農園對農業、農村、農民和都市人不同的意義。白琳(1999)以歸縣為例分析了發展農村旅游對解決三峽庫區農業人口的就業壓力和重構社會、經濟系統的特殊意義。李立華等(2002)、何景明等(2003)分別以西藏和四川少數民族自治區地方為例，分析了鄉村旅游對邊遠貧困地區扶貧的積極意義。

我國的鄉村旅游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回顧二十多年來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經歷，大體可以分為三個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農村改革率先突破，尤其是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開辟了農村由單一農業向農、工、商、游多元發展的道路，我國的鄉村旅游開始得以展露頭角，發展較快的江浙地區的部分農村，作為先進典型接待了大量的國內外各方人士，甚至還有境外團隊。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越來越多的農業資源得到開發與利用，村鎮得以揚名，農民也從中受益，企業從中有利可圖，旅游規模得到壯大，一些村鎮開始興辦起旅游企業。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村發展的外部環境、農業生產經營方式、農村經濟社會結構、農民就業和收入結構等都發生了重大而深刻的變化，農村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國家旅游局確定創建全國工農業旅游示范點后，鄉村旅游產品在我國得以正名，被正式列為旅游產業的一部分。凡是全國農業旅游示范點的村民，每年來自旅游的收入快速增長，農民就地搞旅游服務，不離土、不離鄉，幸福指數高。實踐證明，鄉村旅游迅速成長為我國旅游產業和農村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靠旅游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已走出了一條重要的成功之路。

黨和政府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一項系統工程，它為鄉村旅游大發展和上一個新的臺階提供了強大的政治、經濟平臺。同時，鄉村旅游業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供了一條解決“三農”問題的理想、有效的途徑。

二、我國鄉村旅游的特點及模式研究概述

我國鄉村旅游的特點和模式研究一直是個熱點問題。學者們就此提出了很多不同的見解。主要從兩個方面對我國鄉村旅游的發展特點和模式進行了闡述。一方面就全國范圍而言，分析鄉村旅游的發展特點和模式；另一方面細化到某個地區、景區，以特定的區域對鄉村旅游的模式和特點進行分析研究。王兵(1999)對我國鄉村旅游的特點進行了總結，提出根據區位把鄉村旅游分為3種類型地區：景區邊緣地區、都市郊區、老少邊窮地區。舒伯陽(1997)將觀光農業劃分為3個階段模式，即早期旅游萌芽階段的自發式、初級經營階段的自主式、成熟經營階段的開發式，以及兩種地域模式——依托自然型和依托城市型。尹振華(2004)提出開發我國鄉村旅游要采取“做減法”的開發模式，加強農耕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和諧相融。許春曉(1995)分析了欠發達但資源豐富農村旅游業成長的3種模式，即旅游資源主題型、旅游資源共建型、旅游資源附屬型，并對邵陽市西部3個縣級行政區的旅游業成長模式進行了實證研究。

三、鄉村旅游主要研究內容和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鄉村旅游的研究內容，大都不是集中于某一個具體的側面，而是一種試圖全面覆蓋的“大雜燴”式的格局。從鄉村旅游定義、鄉村旅游特點、鄉村旅游開發意義、鄉村旅游市場、鄉村旅游資源、鄉村旅游開發模式、鄉村旅游開發中出現的問題、鄉村旅游開發對策、鄉村旅游開發規劃到鄉村旅游的開持續發展無所不包，范圍很廣，但宏觀研究較多，深入到企業、游客、當地居民、旅游目的地的衛管研究和分析則還不夠，不同尺度案例地研究較多，理論性不強。這種全景式的研究狀況，表明我國對于鄉村旅游的研究深度和層次還相對較低，整體處于起步階段。

我國鄉村旅游發展歷史較短，現實開發中存在不少產品、市場、體制、管理、政策、金融等方面的問題，我國學者在不同尺度上，結合具體案例地，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鄉村旅游開發中的問題和對策。潘秋鈴(1999)認為我國鄉村旅游存在整體接待水平低下，游客配套設施不完善；產品雷同，未脫離觀光的特征等問題。李太平(2003)認為南京鄉村旅游發展問題有：缺乏統一的布局規劃；缺乏參與性、趣味性和知識性；旅游基礎設施不完善，接待服務水平低下；缺乏應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內涵等。吳建華(2004)等認為特色化、規范化、規模化、品牌化和可持續發展是鄉村旅游發展的目標和方向。曹艷英(2004)等認為，我國鄉村旅游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有：盲目投資和粗放式經營；在經典建設和項目開發上缺乏科學的規劃；項目單一。缺乏內涵和特色，人工傾向化、城市化嚴重；產業規模小，基礎設施、服務設施不完善管理與經營體制不健全；旅游地市場的季節性較大。王云才(2002)提出國際鄉村旅游發展的政策經驗對我國的借鑒意義。劉愛服(2005)以北京為例，指出北京鄉村旅游存在基礎設施及環境建設落后；人才欠缺乏等問題，并提出了對策。

四、臨安白沙村“農家樂”

鄉村旅游的發展，不僅帶動了居民回歸自然、感受鄉村的需求，也帶動了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的經濟收入，明顯的得到了提高。

臨安市地處于浙江省西北部的天目山區，東臨杭州，西接黃山，幅員3126.8平方公里，森林覆蓋率高達76.5%，生態優越，氣候宜人，是全國生態建設示范城市、中國優秀旅游城市。白沙村位于臨安市的西北角，是一個典型的山區村，村域面積32平方公里，全村的森林覆蓋率在95%以上。全村十里長谷蜿蜒，兩側峰巒起伏，溪流急湍，水清石現。夏天白天最高溫度在30度左右，晚上更低，故有“一年四季蓋棉被”的說法。近年來，白沙村通過積極保護森林和生態資源，依托太湖源景區和優美的自然資源，大力發展“農家樂”，全力打造“鄉村休閑度假勝地”，白沙村是久居大城市的城市人生態旅游、避暑度假的首選。

基于以上條件，本文將從白沙村的實際發展情況出發，與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現狀進行結合，通過對白沙村鄉村旅游的區域發展特色，反映出我國鄉村旅游發展的實際情況。

畢業論文(設計)的提綱：

一、鄉村旅游的起源、概念和類型

二、鄉村旅游開發的意義和現狀

三、白沙村鄉村旅游開發中存在的問題和解決對策

四、白沙村鄉村旅游開發建設條件分析

五、白沙村鄉村旅游開發規劃思路

六、論文小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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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國外研究 

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兩部門的垂直合作屬于典型的金融創新，該創新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前，金融市場的專家和政策制定者對非正規金融帶有偏見，認為非正規金融服務太窄、零碎和無效率。 

bouman（1977；1979）的非正規金融市場研究和俄亥俄州立大學農村金融小組，就發展中國家對私人和機構性的非正規金融中介的許多誹謗給予了糾正（adam，1977；adam和ladman，1979）。adam和fitchett（1992）、bhatt（1988）提出，適宜的非正規金融市場，作為金融服務項目創新的一種來源，能夠服務于窮人金融的金融需求。20世紀80年代起，有意義的努力是將非正規金融機構結合到正規金融項目中去。例如，馬拉維的lilonwe土地發展項目、津巴布韋的儲蓄發展基金會、孟加拉國的鄉村銀行、印度尼西亞的phbk（連接銀行和自助小組的項目）等。fuentes（1996）的研究為通過直接的補償計劃把貨幣放貸人和銀行聯系在一起，貨幣放貸人的工資隨著貸款的償還而變化。研究還表明，治理鄉村生活的規范和準則有助于約束人可能的策略行為，從而幫助金融機構。varghese（2004）建立了一個簡單的模型考察了信息不對稱導致的篩選、監督和狀態核查問題以及執行問題，通過對銀行自己發展發放貸和銀行與非正規貸款人聯結起來發放貸款所得的收益的比較，得出了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聯結的激勵相容條件。條件表明銀行應當根據貨幣放貸人的機會成本和信息貢獻補償貨幣放貸人。 

二、國內研究 

左臣明，馬九杰(2006)提出在農村金融抑制背景下，要正視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的關系，前者有成本優勢，而后者有信息優勢。正式提出將二者連接起來為農村金融服務的設想。 

武翔宇（2007）在綜述中總結道，正規金融機構與非正規金融機構有三種聯結模式。第一、正規金融雇傭非正規人，如私人放貸者、合作社、資金互助社或小額信貸機構等，由其代為篩選、監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貸款。非正規人貸款的條件、傭金水平等由正規金融決定。第二、轉貸。即正規金融向非正規機構貸款，非正規機構再將從銀行所得到的貸款轉貸給農村借款人。非正規機構向農戶貸款利率、貸款條款等不受正規金融干涉。第三、正規機構隱含的利用非正規金融的信息。如正規金融通過“信貸配給”來利用非正規金融的信息，非正規貸款人通過提供貸款給非意愿違約的好借款人，使其能繼續獲得銀行貸款，并與其共享未來的盈余。并說明了金融聯結的兩個主要研究方向：聯結條款的設計和聯結的效果。并通過構建模型，研究了銀行雇傭鄉村中介篩選和監督借款人以及回收貸款時補償方案的設計。提出我國農村可能作為聯結中介的主體有以下幾種一是金融類鄉村中介，如農村資金互助社、社區發展基金、信貸協會、互助會等；二是村莊資源如村莊的供銷社、衛生所、村干部等；三是生產性的組織,如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四是非政府組織。 

邵興忠（2008）以浙江省為例進行了正規金融和民間金融的對接研究。提出了水平連接和垂直連接的幾種模式。他認為，垂直連接主要有三種方式：正規金融與專職放貸者的連接：正規金融與捆綁信貸（商品信用）的連接；正規金融與小組金融（合會、小額信貸）的連接。 

楊福明、黃筱偉（2008）以溫州為例，通過實證研究，證明了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具有相互影響、相互補充、相互協作的關系，并將其定義為協同性。從金融生態的角度出發，認為這種協同性是金融生態體系自我調節機制發揮作用的結果。主張把民間金融看作是金融生態系統中一個重要的生態主體，在對民間金融的改革和規范過程中，要考慮金融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 

吳成頌（2009）提出了我國非正規金融與正規金融進行水平連接和垂直連接的幾種模式構想,在相關的制度安排上建議讓非正規金融合法化、加強金融監管、完善服務體系。在制度安排上提出，以利率是否符合民法所要求的不超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4倍為標準。只要合法的放貸者和金融小組就近簡單備案，就可以進行放貸活動，以實現垂直連接。 

劉杰（2008）對垂直連接的前提條件、效率、可行性進行了完整的理論分析。并得出結論。認為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之間的“互補”關系是實現“垂直連接”的前提。并找到了影響“互補”關系形成的相關因素。另外，“垂直連接”的效率與農村信貸市場的非正規金融市場結構有關。非正規金融市場結構既有可能形成競爭也會造成合謀。競爭的局面是“垂直連接”所愿看到的。進一步放寬假設的情況是，我國大多數地區非正規金融表現為壟斷市場結構特征。“垂直連接”的剩余可能會被壟斷者完全占有，但同時加大了農村資金的供給，其代價是加劇了農村的不平等。而我國的農村合作組織，農業龍頭企業是非常重要的非正規金融壟斷組織形式，而這些組織并不會完全占有剩余，所以應當被視為“垂直連接”的重要參與主體。總之，“垂直連接”在我國農村經濟發展過程中是可行的，但是這種可行是有條件的。因而在實施過程中應要根據各地實際情況，確立各自的政策預期，不能搞一個模式。農民組織化程度越高，商業化程度越高，“垂直連接”越有效。 

萬川川（2010）以遼寧農戶家庭為例，通過實證分析得出：正規金融和非正規金融存在著協同效應，兩者通過‘垂直連接’是能夠增加農村金融供給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構想我國農村正規金融與非正規金融‘垂直連接’采取的模式，認為我國正規金融可以考慮跟商品交易互聯以及和自有資金放貸者和金融小組的合作。 

參考文獻： 

篇8

一、農村金融的概念

農村金融要想發展依賴于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村經濟發展受農村金融發展的反作用限制，所以農村金融在整個農村經濟發展中占有主導性地位。我國對貨幣流通、信用活動與資金運動這三種密不可分行為，用農村金融活動來統稱。它是農村經濟發展下出現的一種產物，是一個金融部門，為農業和農村的經濟發展保駕護航。農村經濟形勢的發展，直接影響農村金融活動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來說，農村經濟是我國社會經濟的宏觀體現，而農村金融則屬于微觀行為，他們是整體和部分的關系。

二、農村金融體系的概念

農村金融體系是一個國家金融體現的重要組成，是金融體系在農村的運行和發展，農村金融體系又和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緊密相連，他們之間相互作用和影響。理論上它包含內容多樣的金融組織形式和服務品種，如銀行信貸、保險、證、結算、信托投資理財等。

在我國農村經濟基本是由縣域的城鎮工商業和鄉村經濟組成，城鎮工商業主要是圍繞農副產品加工、運銷和農民的生產、生活展開，鄉村經濟基本是從事農林牧副漁第一產業生產。由此可見，為農村經濟發展服務的農村金融體系，從地域上市指縣以下為農戶和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金融機構或是金融活動農村金融體系泛指，在縣及縣以下由若干銀行業等金融機構或活動組成的為農村經濟發展融通資金的金融組織體系。

三、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

雖自七十年代末，我國就致力于農村金融體制進行革新，也略有成效，但在很多方面還顯現出有待改進。

1. 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缺陷

（1）整個金融組織體系不健全。目前受農村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致使許多依政策性建成的信用社、商業銀行的農村金融機構體系，不能發揮其應有效應，加上一些擔保租賃、商業性保險機構、證券等金融機構在農村還未設立分支機構，加劇了金融機構組織體系不健全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點在我國中西部地區表現尤為突出。

（2）現有機構組織的功能缺陷。農村信用社不能全面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需求；農業發展銀行職能單一，對政策性金融重任難以擔當；郵政儲蓄資金另作它用，減少了對農業的支持；農村金融里商業性金融的主宰地位面臨挑戰。

（3）農村保險業支農功能不健全。拒不完全統計，我國每年農業有5億畝農作物受到災害，占全部農作物播種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五，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的百分之四十。這些災害帶來的嚴重后果卻只能靠傳統的方式進行彌補，即農業風險保障由民政部門主管的災害救濟、中國人民保險公司以商業方式推廣的農業保險，僅這兩種救濟渠道解決農村保險業需要面對的問題，顯然是力所不能及。

（4）民間金融缺乏約束手段。農村民間的融資活動和金融組織，在政策壓制和地方性自發抵制的情形下仍然屢禁不絕，且有越演越烈之勢。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后，為禁止和取締民間金融組織，各地方政府出臺不少制度措施，這一現象在很多地方農村里雖有減弱趨勢，但至今還是在不少地方存在。

2. 農村金融市場體系的缺陷

農村金融市場體系發展制度有待完善；供給不足明顯存在，有形成局部寡頭壟斷現象出現；資金優化配置受到影響，由未形成統一的資金供求市場價格機制造成；適應不了農村經濟發展需求，金融產品供給短缺。

3.金融監管體系的缺陷

監管的方法單一；嚴密的分業監管；監管的涉及面狹窄。

四、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的基本思路

綜上所述，通過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現存問題的探討，作為政府主宰產物的農村金融體系，并不符合農村經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要求，使我國農業、農村經濟建設及農村金融業本身的壯大，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束縛。所以建立一個全新的農村金融體系，以滿足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需求為框架，讓農村金融活動中占主體地位的金融部門發揮出應有職能，這一符合我國農村經濟特性的金融新體系構建勢在必行。

1. 構建農村金融體系的基本原則

（1）處理好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村經濟增長的關系。保持農村經濟發展、增長和農村金融發展時相互關系的良好處理，是重構農村金融體系的核心。經濟發展中產生了金融，經濟制約金融，金融支持了經濟的發展，而農村經濟發展一樣需要農村金融的支持。

（2）從實際出發，按市場需求構建農村金融體系。在我國經濟發達區域，仍以農戶分散占有土地的小農經濟為主，零散農戶在市場中缺乏競爭力，應予以自辦金融權，逐步構建與小農經濟的合作金融，降低資本從農業流出，為分散的農戶和農業發展服務。經濟落后區域，需要出臺相關政策性金融條款協助，來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環境，建設基礎設施，豐富產業結構，合作金融為農戶供應融資需要，使農業不再是當地經濟的主要支柱。

2. 構建我國農村金融體系的基本框架

（1）拓寬農業發展銀行業務領域，充分發揮其政策性金融職能。擴展農業銀行業務，改善農業發展銀行單一負責國家糧棉油收購貸款局面。現在我國農業發展銀行不能很好發揮其功能，是由于業務面狹窄造成，遠未實現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

（2）發揮商業性金融的支農作用，拓寬農業融資渠道。商業銀行向農業投放貸款時，國家可在最低限額或比例上做出相關規定，或建議商業銀行存款增長到一定比例時，多出部分用于農業政策性金融債券和農業建設。考慮到商業銀行的盈利性和分流大量農村資金的現狀，不妨借鑒國外的方法，例如在某一地方獲得的存款，要有不低于多少比例的貸款使用在該地方的經濟發展上，規定了各行分支機構的資金使用比例。

五、結論

論文通過對現在農村金融體系狀況和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剖析，在探討農村金融相關理論概念和實踐操作基礎上，結合前人有關研究資料，對我國農村金融體系改革提出以上淺見。

參考文獻

[1]何廣文.中國農村金融轉型與金融機構多元化[J].中國農村觀察,2007(2)：13～21.

篇9

一、研究現狀分析

1. 關于近代江西農村經濟的整體研究方面。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較早，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萬振凡、吳小衛著《近代江西經濟研究》，系統的探討了江西農村經濟發展的歷程、近代的江西農業生產、近代江西農業科技發展、近代江西農業的賦稅、近代江西農業發展的手工業、近代農村階級關系的演變、近代農業的自然災害、近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緩慢的原因多個層次的問題。

2. 關于近代江西農、副產品貿易的研究。這方面研究的主要學者有萬振凡、胡水鳳、吳贅、周海華等人。萬振凡、吳小衛著《近代江西經濟研究》對這一問題也有所涉及，探討了農產品的貿易，對農產品的貿易量、商品率、農產品市場等具體問題進行了分析，最后對其商品率的原因進行了分析。胡水鳳對近代江西茶葉、夏布兩種農產品進行了一個研究，探討了江西種茶面積的變化、茶產量的增減、茶價格的變化及夏布的生產和銷售等具體問題。關于江西茶業研究，比較重要的還有周付華的研究，他從中長時段出發對九江開埠后，九江茶市進行了研究，分析了九江開埠后帶來的九江茶市的發展與衰落。吳贅、周海華等對近代江西漁業進行了研究。吳贅重點探討了民國時期，鄱陽湖湖區的漁業發展變遷以及鄱陽湖漁業發展與地方經濟、社會、政治的關系。周海華則主要對江西的漁業進行了簡單的述論，包括主要漁場分類及其區域、捕魚方法、魚產量的加工與貿易。此外，許金華還對近代江西的木材的外銷進行了初探，分析了江西木材的外銷情況。學界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但主要仍集中在茶葉、漁業的研究上。

3. 關于近代江西農村市場的研究。主要的代表性學者有謝廬明、孫桂珍、游海華、白沙、萬振凡等。謝廬明研究的重點在贛南，對明清贛南地區農村墟市的興起、發展、特點以及與地方社會經濟變遷關系進行了研究，也探討了清代時期贛南地區獨特的廟會市場、客家文化影響下的贛南農村市場，對贛南廟會市場的地域分布以及客家文化中的廟會、習俗在贛南農村市場中起的整合作用進行了分析。孫桂芳通過對江西農村的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方法，分析江西近代農村市場的嬗變過程、市場體系的特點，得出江西農村市場呈現出商品量及規模增大、市場網絡日益形成并逐步完善、商品市場結構開始由傳統向近代轉型、土地市場形成、供求關系及競爭機制發育并其作用的一種復雜態勢。游海華則主要研究了贛閩粵邊區的市場及市場網絡的傳承與嬗變。白沙、萬振凡分析了農村集市的發展，得出民國時期的農村集市設施普遍增加、規模擴大、周期變短、布局日益合理，并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4. 關于20世紀30年代江西鄉村建設的研究。這方面研究是近代江西農村研究的熱點之一，主要研究學者有溫銳、魏本權、曾志文、吳小彬等。溫銳分析了近代贛閩邊區的傳統鄉村民間借債、時期沿海人口、企業的入遷等因素對這一地區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魏本權則分析了1931至1949年江西農村的合作運動，江西農村合作運動是農村建設運動的主要內容。它擔負著江西農村經濟自治和社會自治的雙重功能，是江西農村近代化的重要嘗試和努力。經費的不足、理念的背離、環境的惡化制約了江西農村合作運動的開展。曾志文、吳小彬的碩士論文都把研究重點放在了民國時期的江西農村建設上來，曾志文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的江西嚴重的經濟危機和江西地方政府在危機預防、危機應急、危機的恢復等機制;吳小彬則分析了20世紀30年代的江西出現的嚴重“三農問題”以及針對這一問題江西地方政府為此開展的農村合作運動、設立省農業院、建立農村實驗區等一系列措施。曾、吳二者的研究具有許多相似性。

二、 評價與展望

通過上文對近代江西農村經濟問題研究現狀的梳理，我們可知，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豐富，研究的領域得到擴展。21世紀前，學界對于這一問題的關注度還較低，主要的研究人物就是萬振凡、胡水鳳，主要研究成果為1998年出版的《近代江西經濟研究》。進入21世紀后，游海華、謝廬明等一批學者投入到這一問題的研究，有一批碩士研究生也以近代江西農村經濟的相關問題作為研究論文選題，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隊伍得到壯大。研究隊伍的擴大，也必然產生成果的增多，領域的擴展。現如今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涉及金融、市場、實驗區研究等各個方面;從從時段來看，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民國時期。

雖然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取得非常不錯的成績，但仍有許多需進一步加強的地方，主要表現在：

1. 研究的視角急需擴展。關于近代江西農村經濟的研究，大多是從社會史的視角進行分析，雖有謝廬明從客家文化視角出發對贛南農村市場的研究，但總體仍是研究視角不夠全面，更缺少多視角、多學科的交叉綜合研究。學界關于這一問題還需引進經濟史、政治史等其他的視角來擴展其研究。

2. 研究時段上忽略了晚清江西農村經濟的研究。學界一直將研究時段集中在民國，而往往忽略了其他時段的研究。晚清，受外來經濟的沖擊、商路的變化、清政府為近代化而實行的改革，其必然也對江西農村經濟產生影響，但是關于這方面的研究不足。

3. 關于這一領域的研究，雖研究成果多，但有影響力的成果少。關于近代江西農村經濟的研究取得很大成績，成果雖多但普遍缺乏分量，啟發性小，在學界影響力小。對這一領域的學者仍需深入研究，提高成果的質量，出幾篇有影響力、高水平、有啟發性的學術論文，甚至產生幾部相當有分量的大作品。（作者單位：江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與旅游學院）

參考文獻：

[1] 萬振凡、吳小衛著：《近代江西農村經濟經濟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版;《論近代江西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農史》，1998年第3期。

[2] 胡水鳳：《近代江西茶葉的種植與加工》，《農業考古》，1998年底期;《近代江西的茶價》，《農業考古》1996年第2期;《略論近代江西r麻業》，《中國農史》，1989年第4期;《近代江西夏布的產與銷》，《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

[3] 周海華：《近代江西漁業述論》，《古今農業》，2002年第4期。

[4] 許金華：《近代江西木材外銷的歷史初探》，《農業考古》，2010年第1期。

[5] 孫桂芳：《近代江西農村市場研究》，江西師范大學2003年碩士畢業論文。

[6] 白沙、萬振凡：《民國江西農村集市的發展》，《南昌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

[7] 萬振凡、宋青紅：《民國時期江西農村發展實驗》，《古今農業》，2005年第1期。

[8] 劉白楊：《近代江西鄉村實驗運動中的人物群體研究》，《農業考古》，2014年第4期。

[9] 萬振凡、林頌華：《江西近代社會轉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

[10] 吳燕等：《戰爭對近代江西傳統農業社會轉型的制約因素分析》，《農業考古》，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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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3.8 文獻標識碼：A

1 消費支出增長加快

據江蘇省統計局網站2011年12月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江蘇農民消費支出2010年人均達6543元，比2001年翻了一番多，年均增幅10.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也能說明農民消費水平的提高。2010年，江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鄉村地區實現1516.79億元，比2000年增長了85.2%，反映最近10a來鄉村地區的消費需求呈增長趨勢。

2 收入水平對消費的影響

收入是消費的基礎。自20世紀90年代末期至2003年，農民收入始終低速增長。1997年至200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6年只增加549.5元，每年平均增長不到4%。盡管2003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仍然十分有限，只有農民收入大幅增加，農村居民消費才能同步增長。

3 收入分配差距對農民消費的影響

目前，農村的收入和消費水平遠低于城市。江蘇省統計局2011年12月份公布的數據顯示，按收入5等份分組計算的高收入戶與低收入戶的差距由2000年的5.4：1變為2010年的6.7：1，絕對差距從2000年的6452元變為2010年的16983元，擴大了2.6倍。這個結果表明，農村居民中只有一部分人的消費可望得到擴大。

4 消費結構逐漸轉型

消費結構是反映居民生活消費水平、生活質量變化狀況以及內在過程合理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一般所指的消費結構就是衣食住行和文教、醫療等幾大類消費支出占生活消費支出的比例。目前，農民的教育消費太高，以高等教育為例，教育改革前，全國高校年人均學費僅為200元，1997年教育改革后，學費從1998年的1000余元攀升至目前的5000元左右。國家統計局的《200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表明，2004年全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長6.8%，但農村家庭的教育支出年增長率超過20%。教育費用的昂貴，是農民進行現期消費的“后顧之憂”。

5 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

預防性儲蓄理論認為，當消費者面臨收入的不確定性越大的時候，他更多的是依據當期收入來進行消費。而且，未來的風險越大，他越會進行更多的預防性儲蓄。當前，雖然農民收入有所增加，但出于謹慎動機，用于預防意外事件的貨幣量也隨之增加。例如，農村中“看病難”“養老難”仍是目前農民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不久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組織專家實地調查顯示，52%的人頭痛感冒就自己買藥吃，有近20%的人是自我治療或者硬挺著等病好。農村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使得農民有錢也不敢大膽增加現期消費。

6 農村消費環境較差

主要表現在：

6.1 鄉村道路建設問題突出

尤其是山區農村，農民有特產運不出，工業品也難以進入，形成一道較難逾越的鴻溝。

6.2 我國當前電視廣播

通訊設施雖然發展很快，但在農村尤其是廣大偏僻山區仍然是盲區，限制了廣播電視及手機等產品的消費。

6.3 因缺乏對消費品質量的有效監督

大量劣質產品擁入農村市場，農民深受其害，消費積極性嚴重受挫。

7 消費水平總體偏低

從總趨勢上看，江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不斷增長，但農民消費水平總體仍然偏低。2001～2010年江蘇地區生產總值使用額中，居民消費從3027.67億元增加到10942.82億元，年均實際遞增12.4%。其中：農村居民消費從1373.31億元增加到2676.41億元，年均僅遞增5%；而城鎮居民消費從1654.36億元增加到8266.41億元，年均遞增16.7%。由此可見，在江蘇近10a的經濟發展中，來自農民消費的貢獻非常小。

8 消費心理因素對農民消費的影響

現實生活中，農民的消費行為還受到傳統消費習慣和消費觀念的影響，如平時省吃儉用，到節假日過度消費，重視人情消費、非科學消費，消費方式講究從眾與求同，造成實際改善生活的支出受到擠占，使得農民消費增長乏力。

9 財政與金融市場的支持力度對農民消費需求的影響

近幾年，國家財政、金融在支持農村消費上做了很多工作，但相對于對城市消費的支持，還是很小的。就金融信貸來說，一來因農民金融信貸觀念相對落后，在生產生活消費時，如自有資金不足，大多數選擇向親戚朋友等個人借款，甚至向不法高利貸者借貸。其次是銀行等金融機構不太愿意向回報率較低、風險相對較大的農村或農民貸款。另外，宏觀經濟環境、就業機會等因素同樣會對農村消費產生作用，或將成為制約消費需求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