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鄉村農業經濟，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鄉村治理一直是學術界探討的熱門話題之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村經濟社會發生了重大變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日益向農村擴展，傳統的農業經濟模式受到沖擊并發生轉型。農村經濟結構的轉型，意味著傳統鄉村治理模式也將隨之發生變化。

 

J村位于廣西中部農業區，是典型廣西的農村。改革幵放30多年來，J村經濟結構發生了兩次重大的轉型：的實行使集體經濟的功能被后來興起的個體農業經濟所消解;近幾年來J村傳統但較為單一的農業結構轉變為多元化的農業結構，這種轉變對J村村莊治理產生了重要影響。那么，在農村社會轉型期當中，在市場經濟和市場意識日益向農村擴展的情況下，及農村傳統農業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鄉村治理如何能夠適應這種變化?如何才能實現鄉村治理的轉型?本文以廣西J村為例，以農村社會轉型期為背景，分析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

 

二、多元農業經濟:結構與特征

 

(一)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結構

 

1、多元個體農業經濟概況

 

J村多元的農業經濟主要體現在農作物的種植面

 

積及其產量兩方面。2010年村全村播種農作物面積共12462畝，其中，水稻播種面積為2717畝，產量896.4噸(早、晚稻總量);甘蔗共播種面積3602畝，產量15008噸;蔬菜種植面積4468畝，產量2904.2噸;馬蹄種植面積1025畝，產量3300噸;桑葉種植面積為1849畝，蠶繭產量為252噸。水稻、甘蔗、蔬菜、馬蹄以及桑葉的種植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18.87%、25.01%、3h03%、7.13%、14.84%,在作物產量上各占總產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無論是在種植面積還是在農作物產量上，這五種農產品所占比重都遠遠大于其他農產品，成為J村農業經濟的五大主導產業。

 

2、五大主導農業產業

 

在水稻種植方面，水稻為J村傳統農作物。馬蹄引進到J村農作物種植行列之前，水稻即為J村稻田種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種植兩稻。而J村水稻種植所承擔的功能是保證村民糧食自給，其市場化程度較低。

 

在甘蔗產業方面，其市場化率幾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種，農戶所產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擔的是一種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據政府的相關政策，政府一般會以一個糖廠為中心，劃定一定的區域作為一個“蔗區”，該“蔗區”內的農民所產的甘蔗必須出售給“蔗區”內唯一的糖廠，價格也由省級政府統一制定，農民的自主權很小。此外，農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廠申請所謂的“生產證'并按照“生產證”所要求的時間和數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廠派車輛將甘蔗運往糖廠。目前，J村屬于N糖廠蔗區，所產之甘蔗只能運往該糖廠。這實際上是一種“群眾自愿生產、政府強制收購”的模式，農民無法自主選擇，失去價格博弈的權利。

 

在馬蹄產業方面J村馬蹄產業是在最近兩三年間發展起來的，最初由鄧家電率先幵始種植，其后才慢慢推廣到整個行政村而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在馬蹄的整個生產、銷售過程中，農民的自主性較強，整個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而在J村村莊經濟生活中馬蹄所承擔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蠶養殖方面，養蠶是J村的一個傳統產業。一般而言，養蟬所需之桑葉都由村民自己種植，而蠶繭幼蟲一般要到市場上去購買。蠶繭成熟后一般會賣給當地的紡織公司。據村民介紹，當地政府在蠶繭生產季節，般會盡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購商進入當地市場而壓低價格，維持其壟斷利潤。J村的桑蠶養殖是受到政府干擾的產業，它所承擔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

 

在蔬菜產業方面，除了縣城的蔬菜市場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場在蔬菜成熟時節，外地的收購商到村里進廳收購，同時，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給，但其市場化程度較糧食產業更高。據村民介紹，2010年受到全國蔬菜市場低迷期的影響，J村蔬菜種植戶特別是辣椒種植戶受到嚴重沖擊，價格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農戶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狀況。

 

(二)低層次的農民合作組織

 

J村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的程度仍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狀態。目前J村僅有鄧家屯個自然屯存在著正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式一一鄧家抽水站協會，它主要負責鄧家屯全自然電的生產生活用水供應，每到生產用水高峰期，村民們都會組織起來統一抽水并將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該抽水站協會并沒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業務，合作的層次較低。此外，在甘蔗行業J村也存在著初級的低層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組，以15戶J村農戶為例，楊某、韋某、韋某某等戶自愿組成一個砍甘蔗的互助組，每戶出兩個勞動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組內的任意一戶需要砍甘蔗，其他戶都會去幫忙。每一個榨季結束，互助組內都會進行結箅。據楊連秋主任介紹，她一戶兩個勞動力去年參加互助組，一個榨季下來只賺了28炔錢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則杲以勞動力補存在。

 

三、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與困境

 

(―)市場化背景下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的出現，使村莊集體經濟功能逐步弱化

 

集體經濟是村莊治理的經濟基礎，它的缺失會使村莊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對村莊治理產生消極影響。目前，J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經營權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從國家那里得到約8000元的補償款。在村莊財務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極少，2010年J村村莊收入僅為9.3萬元，而村莊支出為6.3萬元，其中管理費用支出高達5.1元。

 

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對村莊治理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需要必要的經濟資源.而J村2010年的集體收入不足10萬元，難以維持整個村莊公共事務的?本運轉.這就影響到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進而影響到村干部在村莊治理當中的威信，最終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時，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一方面是集體經濟對個體的束縛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體與個體紐帶的缺失，導致集體對個體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莊自主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村莊公共事務的幵展只能依賴于各級政府的補助，這就為各級政府介入村莊自治事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過程當中村芘治理權又進一步被削弱了。

 

而J村集體經濟功能的弱化正是因為個體農業經濟的興起。上世紀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J村將集體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農戶手中，由農戶自主經營，這導致了集體經濟的缺失，“在農村社區集體經濟內部，家庭分散經營層與集體統一經營層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為家庭分散經營層的絕對強勢和集體統一經營層的弱化。在集體經濟缺失之后，村莊治理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通過村民集資或者各級政府撥款的方式來籌集。由于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選擇“搭便車”的方式坐享其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資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撥款對農村進行扶持，也為政府介入村莊公共事務提供了操作空間。

 

(二)村民個體對經濟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莊政治參與動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和意識也隨著公民個人狀況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經濟狀況在一般情況下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參與的意識和意向也就越強;而收入水平較低，則公民關注的焦點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生存理性”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經濟理性”成為主流的偏好。在這種轉型期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向J村經濟生活領域擴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狀況，使得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成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體偏好)。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個體偏好充分體現在J村五大農業產業的結構當中。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擔的功能在于保障糧食自給，保證基本生存及減少這方面的支出;廿蔗、馬蹄、桑蠶等所承擔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產業在承擔蔬菜自給的功能的同時，也承擔著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市場化程度的高低，這兩者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見表1)。換而言之，在這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展，農業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個體的經濟利益偏好也成為主流。

 

而偏好作為潛藏在人們內心的一種情感和傾向，是具有傳導功能的。某個領域內的偏好可以傳導到另一個領域內的偏好，對其他領域內的偏好產生重要影響。J村村民個體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群體偏好擴展到了政治生活領域，對村莊政治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占據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經濟所面臨的多元風險和多元的市場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現出一種政治冷漠的現象根據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參與村民會議的人數僅為5人，占33%，沒有參加的為4人，認為沒有召開村民會議的有6人，后兩項比例高達達67%;而在村民會議上提出過意見的僅有1人，沒有提出意見的高達11人，比率高達91.67%;對村務、財務以及政務監督過的僅為2人，選擇“沒有”的多達13人，比率多達86.67%。這種政治冷漠的現象不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J村村委會的民意S礎，損壞村委會的合法性與公信力。

 

(三)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分離，弱化了村莊政治精英的權威

 

在基層社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內的傳統的政治精英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領域內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經濟精英，“農村經濟精英就是在農村中先富起來，并對當地鄉村有著一定影響力的人”121，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就J村市場化率較高的馬蹄、甘蔗、桑蠶產業而言，村莊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個體的身份參與或者根本不參與整個農業生產過程，馬蹄產業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會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去預定優良的品種以及組織幾次流于形式的馬蹄種植的培訓之外，并沒有更多的參與進來。在具體的市場行情、市場價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沒有參與進來，農產品的收購環節也是如此。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而J村每個自然屯一般而言都會有一到兩名經紀人，負責與外地收購聯系并負責事先收購本自然屯所產之馬蹄據筆者調査，在J村橋頭自然屯.該自然屯馬蹄收購的經紀人是黃某，他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該自然屯的村干部楊某并沒有參與整個的收購過程，她更多時間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鄉鎮政府安排的任務和村委的事務。

 

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尚未結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面對不同的村莊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對村莊公共事務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在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參與度低并顯示出一種政治冷漠的情況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就導致村民更多的依賴于經濟精英，這也進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個村莊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而村莊政治精英權威遭到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村莊尚未建立一種新興經濟精英的吸納機制，使經濟精英轉化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暢通，使得經濟精英影響領域局限在經濟領域而難以向政治領域擴展。

 

農民之間合作的組織化，可以提升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改變農民個體原了化天生的缺陷，提高農民利益表達的能力，改變農民在面對市場時的弱勢地位，“它帶領入社農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護并獲取經濟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門表達政治和社會利益訴求，實現各種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而農民組織的建立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途徑之一，它能為農民實際參與村莊經濟生活和村莊政治生活提供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為村民提供一種協同合作的機制，培養村民之間的合作意識。

 

在J村，農民合作組織明顯的特征在于村民進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決勞動力的不足。也正是為了解決村莊勞動力的不足，低級的農民合作形式開始出現。然而.這種合作組織的存在往往是臨時性的，隨時都可以解散，很難長久。也就是說，J村農民合作層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種低層次的狀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原子化的合作方式，僅僅在小圈子內部進行，并沒有上升到村莊集體層面的合作，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參與更大范圍內的村莊公共事務的意識的形成，進而導致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不強，最終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村莊的治理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參與態度也表明，J村村民寧愿參與認同和協作可以隨時消失的初級合作組織，而不愿意過問村莊公共事務，不認可長久存在的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這實際上也說明了村民的認同僅僅局限在小圈子內部，并沒有形成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現,沖擊了村莊傳統內生型的秩序

 

“鄉村治理中各參與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在權力配置上必然產生嚴重分歧，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博弈，力爭擴展自身權力范IS，從而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與路徑軌跡。”w改革開放30年來，隨之上層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基層農村政治經濟體制也隨著發生變化。就j村而言，政治經濟體制也先后發生了數次較大的變化。在人民公社時期，原來J村生產大隊的村莊組織模式，管理著政治、社會和經濟事務,采取的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權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決定一切。此時，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身份重合，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鄉政村治基層治理模式確立后，隨著的建立，村莊治理體制逐漸從村莊經濟領域退出，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幵始出現分離，但是由于J村經濟領域市場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經濟精英尚未形成.面，在資源吸取型的體制下，行政力量對村莊的控制主要表現在農業稅費的收取上，此時行政的力量通過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對村莊經濟領域進行千預和控制。在后稅費時代，隨著國家控制方式的轉變以及市場經濟的沖擊，使村莊政治精英失去了傳統的地位，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開始形成。在政治領域，傳統的政治精英仍然占據著主導的作用，但是由于村民個體經濟利益的偏好，出現一種政治冷漠現象，使得村莊政治參與不足，在定程度上沖擊了政治精英的權威;另一方面，隨著市場意識向村莊經濟領域擴展，村莊出現了新興的經濟精英，在村莊經濟領域發揮著主導的作用。此外，村莊外部的經濟精英也開始對村丨主經濟領域產生重大的影響，如外來收購農產品的客商為村民解決農產品的銷路問題，而他們所提供的市場信總、市場行情等對村民農作物種植產生了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同時，行政力量仍然對村莊政治和經濟領域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政治領域，行政的力量對村莊選舉仍然保持著很強的控制力，進而保持著對村莊政治精英的控制，確保國家的政策得到順利的實施;而國家對農村的治理方式由資源吸取型向資源給予型轉變，再加上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使村莊失去了抵御行政利用經濟資源對村莊控制的能力。這些都使行政力量對村莊自治秩序造成沖擊。在經濟領域，行政力量對村莊經濟生活的干預，取代了市場，影響村民與市場之間的分配關系。而行政力量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在一定程度上對J村村莊的經濟發展起到了種負面的作用，影響村莊公共事務內生型的經濟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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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元農業經濟：結構與特征

（一）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結構

1、多元個體農業經濟概況

J村多元的農業經濟主要體現在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及其產量兩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種農作物面積共12462畝，其中，水稻播種面積為2717畝，產量896.4噸（早、晚稻總量）；甘蔗共播種面積3602畝，產量15008噸；蔬菜種植面積4468畝，產量2904.2噸；馬蹄種植面積1025畝，產量3300噸；桑葉種植面積為1849畝，蠶繭產量為252噸。水稻、甘蔗、蔬菜、馬蹄以及桑葉的種植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產量上各占總產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無論是在種植面積還是在農作物產量上，這五種農產品所占比重都遠遠大于其他農產品，成為J村農業經濟的五大主導產業。

2、五大主導農業產業

在水稻種植方面，水稻為J村傳統農作物。馬蹄引進到J村農作物種植行列之前，水稻即為J村稻田種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種植兩稻。而J村水稻種植所承擔的功能是保證村民糧食自給，其市場化程度較低。在甘蔗產業方面，其市場化率幾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種，農戶所產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擔的是一種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據政府的相關政策，政府一般會以一個糖廠為中心，劃定一定的區域作為一個“蔗區”，該“蔗區”內的農民所產的甘蔗必須出售給“蔗區”內唯一的糖廠，價格也由省級政府統一制定，農民的自很小。

此外，農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廠申請所謂的“生產證”，并按照“生產證”所要求的時間和數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廠派車輛將甘蔗運往糖廠。目前，J村屬于N糖廠蔗區，所產之甘蔗只能運往該糖廠。這實際上是一種“群眾自愿生產、政府強制收購”的模式，農民無法自主選擇，失去價格博弈的權利。在馬蹄產業方面，J村馬蹄產業是在最近兩三年間發展起來的，最初由鄧家屯率先開始種植，其后才慢慢推廣到整個行政村。而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在馬蹄的整個生產、銷售過程中，農民的自主性較強，整個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而在J村村莊經濟生活中馬蹄所承擔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

在桑蠶養殖方面，養蠶是J村的一個傳統產業。一般而言，養蟬所需之桑葉都由村民自己種植，而蠶繭幼蟲一般要到市場上去購買。蠶繭成熟后一般會賣給當地的紡織公司。據村民介紹，當地政府在蠶繭生產季節，一般會盡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購商進入當地市場而壓低價格，維持其壟斷利潤。J村的桑蠶養殖是受到政府干擾的產業，它所承擔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產業方面，除了縣城的蔬菜市場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場。在蔬菜成熟時節，外地的收購商到村里進行收購，同時，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給，但其市場化程度較糧食產業更高。據村民介紹，2010年受到全國蔬菜市場低迷期的影響，J村蔬菜種植戶特別是辣椒種植戶受到嚴重沖擊，價格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農戶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狀況。

（二）低層次的農民合作組織

J村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的程度仍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狀態。目前J村僅有鄧家屯一個自然屯存在著正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式———鄧家抽水站協會，它主要負責鄧家屯全自然屯的生產生活用水供應，每到生產用水高峰期，村民們都會組織起來統一抽水并將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該抽水站協會并沒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業務，合作的層次較低。此外，在甘蔗行業，J村也存在著初級的低層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組，以15戶J村農戶為例，楊某、韋某、韋某某等戶自愿組成一個砍甘蔗的互助組，每戶出兩個勞動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組內的任意一戶需要砍甘蔗，其他戶都會去幫忙。每一個榨季結束，互助組內都會進行結算。據楊連秋主任介紹，她一戶兩個勞動力去年參加互助組，一個榨季下來只賺了28塊錢，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則是以勞動力補償的方式進行償還。這種砍甘蔗的互助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與困境

（一）市場化背景下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的出現，使村莊集體經濟功能逐步弱化

集體經濟是村莊治理的經濟基礎，它的缺失會使村莊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對村莊治理產生消極影響。目前，J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經營權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從國家那里得到約8000元的補償款。在村莊財務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極少，2010年J村村莊收入僅為9.3萬元，而村莊支出為6.3萬元，其中管理費用支出高達5.1元。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對村莊治理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需要必要的經濟資源，而J村2010年的集體收入不足10萬元，難以維持整個村莊公共事務的基本運轉，這就影響到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進而影響到村干部在村莊治理當中的威信，最終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時，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一方面是集體經濟對個體的束縛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體與個體紐帶的缺失，導致集體對個體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莊自主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村莊公共事務的開展只能依賴于各級政府的補助，這就為各級政府介入村莊自治事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過程當中村莊治理權又進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體經濟功能的弱化正是因為個體農業經濟的興起。上世紀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J村將集體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農戶手中，由農戶自主經營，這導致了集體經濟的缺失，“在農村社區集體經濟內部，家庭分散經營層與集體統一經營層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為家庭分散經營層的絕對強勢和集體統一經營層的弱化”[1]。在集體經濟缺失之后，村莊治理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通過村民集資或者各級政府撥款的方式來籌集。由于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選擇“搭便車”的方式坐享其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資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撥款對農村進行扶持，也為政府介入村莊公共事務提供了操作空間。

（二）村民個體對經濟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莊政治參與動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和意識也隨著公民個人狀況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經濟狀況在一般情況下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參與的意識和意向也就越強；而收入水平較低，則公民關注的焦點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J村正處于一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經濟理性”成為主流的偏好。在這種轉型期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向J村經濟生活領域擴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狀況，使得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成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體偏好）。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個體偏好充分體現在J村五大農業產業的結構當中。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擔的功能在于保障糧食自給，保證基本生存及減少這方面的支出；甘蔗、馬蹄、桑蠶等所承擔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產業在承擔蔬菜自給的功能的同時，也承擔著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市場化程度的高低，這兩者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見表1）。換而言之，在這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展，農業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個體的經濟利益偏好也成為主流。而偏好作為潛藏在人們內心的一種情感和傾向，是具有傳導功能的。某個領域內的偏好可以傳導到另一個領域內的偏好，對其他領域內的偏好產生重要影響。J村村民個體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群體偏好擴展到了政治生活領域，對村莊政治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占據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經濟所面臨的多元風險和多元的市場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現出一種政治冷漠的現象。根據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參與村民會議的人數僅為5人，占33%，沒有參加的為4人，認為沒有召開村民會議的有6人，后兩項比例高達達67%；而在村民會議上提出過意見的僅有1人，沒有提出意見的高達11人，比率高達91.67%；對村務、財務以及政務監督過的僅為2人，選擇“沒有”的多達13人，比率多達86.67%。這種政治冷漠的現象不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J村村委會的民意基礎，損壞村委會的合法性與公信力。

（三）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分離，弱化了村莊政治精英的權威

在基層社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內的傳統的政治精英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領域內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經濟精英，“農村經濟精英就是在農村中先富起來,并對當地鄉村有著一定影響力的人”[2]，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就J村市場化率較高的馬蹄、甘蔗、桑蠶產業而言，村莊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個體的身份參與或者根本不參與整個農業生產過程，很少有村莊政治精英參與農產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以馬蹄產業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會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去預定優良的品種以及組織幾次流于形式的馬蹄種植的培訓之外，并沒有更多的參與進來。在具體的市場行情、市場價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沒有參與進來，農產品的收購環節也是如此。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而J村每個自然屯一般而言都會有一到兩名經紀人，負責與外地收購聯系并負責事先收購本自然屯所產之馬蹄。據筆者調查，在J村橋頭自然屯，該自然屯馬蹄收購的經紀人是黃某，他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該自然屯的村干部楊某并沒有參與整個的收購過程，她更多時間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鄉鎮政府安排的任務和村委的事務。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尚未結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面對不同的村莊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對村莊公共事務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在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參與度低并顯示出一種政治冷漠的情況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就導致村民更多的依賴于經濟精英，這也進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個村莊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而村莊政治精英權威遭到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村莊尚未建立一種新興經濟精英的吸納機制，使經濟精英轉化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暢通，使得經濟精英影響領域局限在經濟領域而難以向政治領域擴展。

（四）低層次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淡化了村民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農民之間合作的組織化，可以提升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改變農民個體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農民利益表達的能力，改變農民在面對市場時的弱勢地位，“它帶領入社農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護并獲取經濟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門表達政治和社會利益訴求,實現各種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農民組織的建立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途徑之一，它能為農民實際參與村莊經濟生活和村莊政治生活提供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為村民提供一種協同合作的機制，培養村民之間的合作意識。在J村，農民合作組織明顯的特征在于村民進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決勞動力的不足。也正是為了解決村莊勞動力的不足，低級的農民合作形式開始出現。然而，這種合作組織的存在往往是臨時性的，隨時都可以解散，很難長久。也就是說，J村農民合作層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狀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原子化的合作方式，僅僅在小圈子內部進行，并沒有上升到村莊集體層面的合作，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參與更大范圍內的村莊公共事務的意識的形成，進而導致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不強，最終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村莊的治理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參與態度也表明，J村村民寧愿參與認同和協作可以隨時消失的初級合作組織，而不愿意過問村莊公共事務，不認可長久存在的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這實際上也說明了村民的認同僅僅局限在小圈子內部，并沒有形成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現，沖擊了村莊傳統內生型的秩序

“鄉村治理中各參與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在權力配置上必然產生嚴重分歧，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博弈，力爭擴展自身權力范圍，從而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與路徑軌跡。”[4]改革開放30年來，隨之上層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基層農村政治經濟體制也隨著發生變化。就J村而言，政治經濟體制也先后發生了數次較大的變化。在時期，原來J村生產大隊的村莊組織模式，管理著政治、社會和經濟事務，采取的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權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決定一切。此時，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身份重合，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鄉政村治基層治理模式確立后，隨著的建立，村莊治理體制逐漸從村莊經濟領域退出，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開始出現分離，但是由于J村經濟領域市場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經濟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著村莊治理的主導權。另一方面，在資源吸取型的體制下，行政力量對村莊的控制主要表現在農業稅費的收取上，此時行政的力量通過一種更為直接的方式對村莊經濟領域進行干預和控制。

篇3

二、多元農業經濟：結構與特征

（一）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結構

1、多元個體農業經濟概況

J村多元的農業經濟主要體現在農作物的種植面積及其產量兩方面。2010年J村全村播種農作物面積共12462畝，其中，水稻播種面積為2717畝，產量896.4噸（早、晚稻總量）；甘蔗共播種面積3602畝，產量15008噸；蔬菜種植面積4468畝，產量2904.2噸；馬蹄種植面積1025畝，產量3300噸；桑葉種植面積為1849畝，蠶繭產量為252噸。水稻、甘蔗、蔬菜、馬蹄以及桑葉的種植面積分別占總面積的18.87%、25.01%、31.03%、7.13%、14.84%，在作物產量上各占總產量的3.94%、65.89%、12.75%、14.49%、1.11%。因此，無論是在種植面積還是在農作物產量上，這五種農產品所占比重都遠遠大于其他農產品，成為J村農業經濟的五大主導產業。

2、五大主導農業產業

在水稻種植方面，水稻為J村傳統農作物。馬蹄引進到J村農作物種植行列之前，水稻即為J村稻田種植的主要作物并且一年種植兩稻。而J村水稻種植所承擔的功能是保證村民糧食自給，其市場化程度較低。在甘蔗產業方面，其市場化率幾乎接近100%，除了自家留做蔗種，農戶所產的甘蔗均出售，它所承擔的是一種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的功能。根據政府的相關政策，政府一般會以一個糖廠為中心，劃定一定的區域作為一個“蔗區”，該“蔗區”內的農民所產的甘蔗必須出售給“蔗區”內唯一的糖廠，價格也由省級政府統一制定，農民的自很小。此外，農民砍甘蔗也需要到糖廠申請所謂的“生產證”，并按照“生產證”所要求的時間和數量砍好甘蔗，再由糖廠派車輛將甘蔗運往糖廠。目前，J村屬于N糖廠蔗區，所產之甘蔗只能運往該糖廠。這實際上是一種“群眾自愿生產、政府強制收購”的模式，農民無法自主選擇，失去價格博弈的權利。在馬蹄產業方面，J村馬蹄產業是在最近兩三年間發展起來的，最初由鄧家屯率先開始種植，其后才慢慢推廣到整個行政村。而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在馬蹄的整個生產、銷售過程中，農民的自主性較強，整個市場基本上沒有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而在J村村莊經濟生活中馬蹄所承擔的主要功能是提高村民收入水平。在桑蠶養殖方面，養蠶是J村的一個傳統產業。一般而言，養蟬所需之桑葉都由村民自己種植，而蠶繭幼蟲一般要到市場上去購買。蠶繭成熟后一般會賣給當地的紡織公司。據村民介紹，當地政府在蠶繭生產季節，一般會盡其全力以阻止外地收購商進入當地市場而壓低價格，維持其壟斷利潤。J村的桑蠶養殖是受到政府干擾的產業，它所承擔的功能也在于增加村民收入。在蔬菜產業方面，除了縣城的蔬菜市場外，主要面向的是外地市場。在蔬菜成熟時節，外地的收購商到村里進行收購，同時，也有部分蔬菜用于自給，但其市場化程度較糧食產業更高。據村民介紹，2010年受到全國蔬菜市場低迷期的影響，J村蔬菜種植戶特別是辣椒種植戶受到嚴重沖擊，價格較之往年大幅下降，甚至出現農戶不愿采摘成熟辣椒的狀況。

（二）低層次的農民合作組織

J村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的程度仍處于一種低水平的狀態。目前J村僅有鄧家屯一個自然屯存在著正式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形式———鄧家抽水站協會，它主要負責鄧家屯全自然屯的生產生活用水供應，每到生產用水高峰期，村民們都會組織起來統一抽水并將其引到稻田或者其他耕地中。該抽水站協會并沒有拓展其他的功能和業務，合作的層次較低。此外，在甘蔗行業，J村也存在著初級的低層次的砍甘蔗的合作小組，以15戶J村農戶為例，楊某、韋某、韋某某等戶自愿組成一個砍甘蔗的互助組，每戶出兩個勞動力。每年的11月至次年3月，只要互助組內的任意一戶需要砍甘蔗，其他戶都會去幫忙。每一個榨季結束，互助組內都會進行結算。據楊連秋主任介紹，她一戶兩個勞動力去年參加互助組，一個榨季下來只賺了28塊錢，而她家砍甘蔗的人力支出則是以勞動力補償的方式進行償還。這種砍甘蔗的互助組在J村普遍存在。

三、多元農業經濟背景下的鄉村治理：問題與困境

（一）市場化背景下多元個體農業經濟的出現，使村莊集體經濟功能逐步弱化

集體經濟是村莊治理的經濟基礎，它的缺失會使村莊失去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進而對村莊治理產生消極影響。目前，J村集體經濟經營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是靠分包土地經營權收取租金的模式，此外，每年從國家那里得到約8000元的補償款。在村莊財務收支上，J村所掌握的經濟資源極少，2010年J村村莊收入僅為9.3萬元，而村莊支出為6.3萬元，其中管理費用支出高達5.1元。J村集體經濟的缺失，對村莊治理產生了負面的影響。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需要必要的經濟資源，而J村2010年的集體收入不足10萬元，難以維持整個村莊公共事務的基本運轉，這就影響到村莊公共事務的實施，進而影響到村干部在村莊治理當中的威信，最終也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黨在農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時，村莊集體經濟發展后勁不足，一方面是集體經濟對個體的束縛瓦解，另一方面也造成集體與個體紐帶的缺失，導致集體對個體的凝聚力下降。此外，在村莊自主收入有限的情況下，村莊公共事務的開展只能依賴于各級政府的補助，這就為各級政府介入村莊自治事務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個過程當中村莊治理權又進一步被削弱了。而J村集體經濟功能的弱化正是因為個體農業經濟的興起。上世紀80年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J村將集體用地都分到原子化的農戶手中，由農戶自主經營，這導致了集體經濟的缺失，“在農村社區集體經濟內部，家庭分散經營層與集體統一經營層發展不平衡，突出表現為家庭分散經營層的絕對強勢和集體統一經營層的弱化”[1]。在集體經濟缺失之后，村莊治理所需要的經濟資源只能通過村民集資或者各級政府撥款的方式來籌集。由于集體行動的邏輯的存在，即村民可以選擇“搭便車”的方式坐享其成，這在一定程度上使村民集資的方式大打折扣；政府撥款對農村進行扶持，也為政府介入村莊公共事務提供了操作空間。

（二）村民個體對經濟利益的偏好，造成了村莊政治參與動力的不足

公民政治參與的愿望和意識也隨著公民個人狀況的不同而不同。公民的經濟狀況在一般情況下對公民的政治參與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一般而言，收入水平越高，政治參與的意識和意向也就越強；而收入水平較低，則公民關注的焦點往往在于如何改善自己的收入狀況。J村正處于一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在“生存理性”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經濟理性”成為主流的偏好。在這種轉型期中，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意識向J村經濟生活領域擴展以及J村村民生活不富裕的狀況，使得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成為J村村民的主要偏好（群體偏好）。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個體偏好充分體現在J村五大農業產業的結構當中。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各有不同：水稻所承擔的功能在于保障糧食自給，保證基本生存及減少這方面的支出；甘蔗、馬蹄、桑蠶等所承擔的是增加收入以提高生活水平的功能；而蔬菜產業在承擔蔬菜自給的功能的同時，也承擔著增加村民收入的功能。這五大產業所承擔的功能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其市場化程度的高低，這兩者呈現出一種正相關的關系（見表1）。換而言之，在這種擴展型經濟需求的特定時期，隨著市場經濟的擴展，農業產業結構也隨之發生變化，個體的經濟利益偏好也成為主流。而偏好作為潛藏在人們內心的一種情感和傾向，是具有傳導功能的。某個領域內的偏好可以傳導到另一個領域內的偏好，對其他領域內的偏好產生重要影響。J村村民個體這種以經濟利益為導向的群體偏好擴展到了政治生活領域，對村莊政治生活產生了負面影響。這種追求經濟利益、改善收入狀況占據了J村村民主要精力，再加上多元經濟所面臨的多元風險和多元的市場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村民的政治注意力和參與公共事務的精力，使得J村村民呈現出一種政治冷漠的現象。根據調研數據顯示，2010年參與村民會議的人數僅為5人，占33%，沒有參加的為4人，認為沒有召開村民會議的有6人，后兩項比例高達達67%；而在村民會議上提出過意見的僅有1人，沒有提出意見的高達11人，比率高達91.67%；對村務、財務以及政務監督過的僅為2人，選擇“沒有”的多達13人，比率多達86.67%。這種政治冷漠的現象不利于村莊公共事務決策的民主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J村村委會的民意基礎，損壞村委會的合法性與公信力。

（三）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的分離，弱化了村莊政治精英的權威

在基層社會，除了在政治領域內的傳統的政治精英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經濟領域內也出現了一些新興的經濟精英，“農村經濟精英就是在農村中先富起來,并對當地鄉村有著一定影響力的人”[2]，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重要作用。就J村市場化率較高的馬蹄、甘蔗、桑蠶產業而言，村莊政治精英大多以村民個體的身份參與或者根本不參與整個農業生產過程，很少有村莊政治精英參與農產品生產與銷售過程。以馬蹄產業為例，村干部除了到省會的農業科學研究所去預定優良的品種以及組織幾次流于形式的馬蹄種植的培訓之外，并沒有更多的參與進來。在具體的市場行情、市場價格信息提供等方面均沒有參與進來，農產品的收購環節也是如此。在馬蹄收獲季節，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到J村進行收購，但外地的收購商一般都會與當地的經紀人進行合作，形成“外地收購商+本地經紀人”的模式，而J村每個自然屯一般而言都會有一到兩名經紀人，負責與外地收購聯系并負責事先收購本自然屯所產之馬蹄。據筆者調查，在J村橋頭自然屯，該自然屯馬蹄收購的經紀人是黃某，他僅僅是一個普通的村民，而非村干部。而該自然屯的村干部楊某并沒有參與整個的收購過程，她更多時間忙于自己地里的活以及鄉鎮政府安排的任務和村委的事務。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尚未結合，使得村民在政治生活和經濟生活面對不同的村莊精英，分散了政治精英的重要性，對村莊公共事務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同時，在村莊經濟發展水平仍然比較低以及在村民政治參與度低并顯示出一種政治冷漠的情況下，村民更多的是追求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就導致村民更多的依賴于經濟精英，這也進一步降低了政治精英在整個村莊中的重要性和影響力。而村莊政治精英權威遭到弱化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村莊尚未建立一種新興經濟精英的吸納機制，使經濟精英轉化為政治精英的渠道不暢通，使得經濟精英影響領域局限在經濟領域而難以向政治領域擴展。

（四）低層次農民合作組織的發展，淡化了村民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農民之間合作的組織化，可以提升農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改變農民個體原子化天生的缺陷，提高農民利益表達的能力，改變農民在面對市場時的弱勢地位，“它帶領入社農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保護并獲取經濟利益,合法、理性地向政府部門表達政治和社會利益訴求,實現各種利益的合法化、最大化”[3]。而農民組織的建立是實現鄉村有效治理的途徑之一，它能為農民實際參與村莊經濟生活和村莊政治生活提供一種有效的途徑，能為村民提供一種協同合作的機制，培養村民之間的合作意識。在J村，農民合作組織明顯的特征在于村民進行合作的主要目的在于解決勞動力的不足。也正是為了解決村莊勞動力的不足，低級的農民合作形式開始出現。然而，這種合作組織的存在往往是臨時性的，隨時都可以解散，很難長久。也就是說，J村農民合作層次和合作水平仍然停留在一種低層次的狀態當中，采取的是一種原子化的合作方式，僅僅在小圈子內部進行，并沒有上升到村莊集體層面的合作，也沒有形成一種制度化的合作方式，不利于村民參與更大范圍內的村莊公共事務的意識的形成，進而導致村民對村莊的認同感不強，最終會在一定程度上對村莊的治理產生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村民冷漠的政治參與態度也表明，J村村民寧愿參與認同和協作可以隨時消失的初級合作組織，而不愿意過問村莊公共事務，不認可長久存在的作為村民自治組織的村民委員會，這實際上也說明了村民的認同僅僅局限在小圈子內部，并沒有形成對村莊整體的認同。

（五）多元治理中心的出現，沖擊了村莊傳統內生型的秩序

“鄉村治理中各參與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在權力配置上必然產生嚴重分歧，在實踐中不斷進行博弈，力爭擴展自身權力范圍，從而形成了鄉村治理中的博弈格局與路徑軌跡。”[4]改革開放30年來，隨之上層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基層農村政治經濟體制也隨著發生變化。就J村而言，政治經濟體制也先后發生了數次較大的變化。在時期，原來J村生產大隊的村莊組織模式，管理著政治、社會和經濟事務，采取的是一種三位一體的管理模式，權力高度集中，行政的力量決定一切。此時，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身份重合，在村莊治理當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在鄉政村治基層治理模式確立后，隨著的建立，村莊治理體制逐漸從村莊經濟領域退出，村莊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開始出現分離，但是由于J村經濟領域市場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經濟精英尚未形成，使得政治精英仍然掌握著村莊治理的主導權。

篇4

1）農村旅游經濟有助于實現對農業生產的優化。在傳統的農業生產中，種植者的耕作觀念比較保守、農村環境封閉等因素，導致種植作物和畜牧的類型無法根據市場做出有效的調整，導致農村的經濟結構和模式單一，農民的收入不穩定。在農村旅游經濟發展起來后，農村人口可以迅速改變自身的種植經營觀念，迎合市場的需求，提升自身農場品得附加值，并改變單一的種植作物。使農業種植和生產得到調整和優化。此外旅游經濟帶來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了農村和外界交流的便利度，使農作物的種植對交通的依賴度降低，可以促進農作物的種類優化。2）農村旅游經濟有助于農村人口的經濟增收。農村旅游經濟帶來了大量的觀光游客，農村人口由此能獲得較為穩定的收入，促進農村人口的就業以及收入的增長。此外長期的旅游活動，有助于在農村形成市場化的經營管理模式和理念，使農村的旅游產業發展更加成熟，使農村的經濟發展保持長期穩定。農村旅游經濟給農村的經濟發展帶來的是綜合性的收益，能有效激發農村地區的潛在價值，促進地區的發展。

2發展農村旅游經濟，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的建議

篇5

農村信息化是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的重要方面，農村信息化就是以信息媒體技術裝備農村相關領域，使信息資源在農村得以充分開發、應用，加快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過程，逐步由農業社會向信息社會過渡。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農村的信息化建設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我們要在明確農村信息化對農業增長的影響的基礎上，采取積極的措施，不斷加強農村信息化的建設，促進農業經濟的快速增長。

1農村信息化對農業經濟增長的主要影響

1.1農村信息化建設加強了農業經濟增長的速度

農村信息化的發展對農業經濟的增長速度有著顯著的影響，主要是由于科學技術的提高帶動了農業生產力的發展和進步，也使農業生產率得到了提升。當下，農村經濟的發展圍繞著生產技術、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進行，可是，在這三個方面起主導地位卻是作為科學技術的信息化技術。因為信息化技術的龐大，改變了人們傳統的消費方式，使得互聯網經濟交易不斷發展繁盛，降低了交易成本的同時也促進了交易范圍的擴大。

1.2農村信息化發展和農業經濟的增長是一個相互促進的作用

我國廣大地區的農業經濟水平的進步決定著農村信息化的發展，并且，農業經濟水平的提高也讓農村信息化得到了一個快速發展的平臺，農村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因此，我們可以看出，農業經濟的發展高度決定了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水平，農業經濟的不斷增長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農村信息化的深入開展，兩者是相互促進，相互發展的一個有機整體。

1.3農村信息化建設可以解放農村勞動力

在我國傳統的農業生產中，勞動力才是真正的主體，離開勞動力，農業生產就無法進行。但是伴隨著農業信息化建設的快速發展，許多高科技都被運用到農業生產上當中，使農業生產效率得到顯著的提高。而且，這些高科技進入農業生產后，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得到了解放。

2我國農業信息化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

2.1軟硬件建設水平低

（1）當下、我國廣大地區的農業部門缺少高科技設備，開通的信息化建設網站水平比較低，造成信息量比較少不能充分發揮設備的功能，甚至有的地區還沒開通專門的農村信息化建設的網站。（2）廣大農村地區對農業信息的加工、分析、利用力度不夠，這樣對市場的開發也形成了不利的因素，導致農業信息的浪費。（3）網絡應用的水平比較低，也就不能開發出高端的軟件。

2.2農業信息隊伍的建設力度不夠，管理水平較低

（1）缺乏專門的農業信息的采集人員，這就造成農業信息不能及時的提供給農民，浪費了許多農業信息，也對農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了不便。（2）缺乏精通網絡技術和運用經濟規律的專業人才。

2.3農民的現代化農業信息意識不強。在你村地區農民還是依靠廣播和電視去搜集一些農業信息，不能很好的運用網絡技術采集農業信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農民的文化素質不高，這就限制了農民學習網絡技術的能力。

3加強農村信息化建設的對策分析

3.1加強農村網絡信息基礎設施建設

目前，我國地區間的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平衡得，而且廣大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是非常落后的。對于農村信息化建設來說，必須要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才能加強農村信息化的建設。要使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慢慢步入正軌，必須根據各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投入高科技設備幫助農村信息化建設發展。各級政府部門和農業主管部門應該對農村地區的基礎網絡設施的建設和覆蓋提高重視，一方面保證充足的經費投入，搞好網絡基礎設施的建設努力做到網絡遍及各鄉村，爭取沒村都有電腦。另一方面政府要發揮自身的作用，農業、氣象等方面的信息整合。要提高農業信息資源的時效性和全面性。

3.2加大信息化人才教育培養工作

加強農村信息化建設離不開大量的信息化人才，準確的說是離不開投身于建設農村信息化建設的人才。首先，要引進高水平、高素質、具有豐富經驗的工作人員，給予一定的物質和精神獎勵。其次，加強對所有參加農村信息化工程的建設人員進行系統和專業的業務培訓，著重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和道德素質。

3.3搭建標準的技術平臺

在農村信息化建設過程中，不僅要有基礎的網絡覆蓋，而且也要有高性能的科學信息化技術，因為技術是農村信息化建設發展的支點和基礎。在搭建標準化的技術平臺過程中，還需要保證政府部門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資金方面的支持，確保建設的效果。

4結束語

綜上所述，農村信息化的快速發展推動了農村經濟的迅速進步，而農村經濟水平的提高又促進了農村信息化建設的不斷發展，因此二者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對于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來說，要想農村經濟更快更好的發展，必須發展好信息化建設，只有這樣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在和提高信息化建設。

參考文獻

篇6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家已經大力開展對新農村的建設，因此對于農業經濟這方面的研究已經有了初步的規劃，在發展農業經濟的過程中要注重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農村金融體系對于農業經濟的影響非常大，但是由于農村金融在發展的過程中，時常會出現一些問題，導致沒有辦法滿足農業經濟的需求。農村金融和農業經濟之間一直不能處于穩定發展的狀況，只有提高兩者之間的聯系，才能進一步加快農業經濟的發展。

1推動農村金融發展的意義

1.1促進農村資金融合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農民對生活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就必須要增加經濟收入，提高農業經濟就必須要加大資金的投入，農民并沒有更多的資金去購買先進的農業機器，促進農村經濟融合，可以將整個鄉村的資金進行整合，每次購買一臺先進的機器，全村農民都可以利用這臺機器進行農業生產，從而加快了農村經濟的發展。

1.2引進外來資金

農村的經濟基礎水平比較差，很多農民的收入比較低，甚至有些村子的整體收入加起來都不能夠發展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因此，完善農村金融系統以后，可以吸引其他大公司來對農業經濟進行資金投入，完善農村金融體系不僅可以提高農業經濟水平，還能幫助建設其他基礎設施。

1.3減少農村不正規的融資現象

對于農村金融管理制度并不是特別完善，有很多不正規的融資公司利用農村現階段的資金缺乏，對農民進行放高利貸，嚴重危害了農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國家建立相關的農村金融法律法規以后，嚴厲打擊融資公司，提高農民對金融知識的認知度，幫助農民提高對高利貸的認識，從而達到凈化農村金融環境的目的。

2農村金融和農業經濟發展概況

我國最早的農村金融就是農村信用社，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種新型金融機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新型金融機構完全是由市場來進行自愿參股，政府主要起到監督的作用，新型金融機構的出現，逐漸改變農村金融市場，這也讓農村信用社感到了壓力，促使農村信用社進行創新改革，只有這樣才能加快農業經濟的建設，提高農民的經濟收入。對于我國國民經濟的整體發展來講，農業經濟一直處于劣勢狀態，并且有待提高，即使這些年金融機構一直不斷在進行改革，但是農業經濟的發展狀態不是特別好。另外，我國的貸款主要用于工業和服務行業，在農業中的用途比較小。這些情況的出現，可以明顯看出我國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不夠完善，并且國家在對農業經濟的支持力度也不夠顯著，導致農業金融改革一直停滯不前。所以努力建設金融體系，對于農業經濟發展來講非常重要；同時，如果農業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其金融市場和結構的發展水平就會越高。所以只有提高農村金融的發展水平，才能進一步提高農業經濟的增長。

3農村金融存在的問題

3.1金融體系不夠完善

隨著我國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已經逐漸對農村金融體系開始進行建設，但是由于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不是特別充分，同時由于在進行農村經濟建設初期，我國農村的基礎條件比較差，而且待遇也不夠高，導致很多專業人士不愿意去農村發展。由于農村金融的發展不是特別好，一些商業銀行不重視農村金融的投入，認為農村金融并不能給銀行帶來更多的利潤，所以商業銀行在進行借貸時的通過率不高，這就嚴重影響了農業經濟的發展。

3.2農民對金融的理解不充分

農村居民的教育水平不是特別高，很多農民對于金融知識的理解不充分，造成在進行農村金融建設中出現阻礙，農民對農村金融建設認同，認為不會給自己帶來利益，所以在進行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就會出現問題，導致沒有辦法提高農業經濟建設水平。

3.3存在大量的非法融資機構

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一直得不到發展，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國家對于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不夠重視。但是隨著我國經濟水平的不斷提高，農民都已經接觸到了新的農業生產方式，很多年輕一輩的農村年輕人，通過互聯網對高科技產物十分重視，并且想要利用這些高科技產物來改善農業方面的經濟，在這個過程中由于缺乏購買資金，這就為一些非法融資機構提供了市場，一些非法機構向農民提供高利貸，嚴重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導致在發展農業經濟水平過程中出現困難。

4加快農村金融體系建設的對策

4.1健全金融組織體系

金融組織體系對農村金融的建設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想要健全金融組織體系必須從以下三個方面考慮：第一，對農村信用社進行改革，要深化農村信用社的經營模式，通過不同角度的發展來推動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建設。第二，要充分利用農業銀行的作用，不斷完善銀行內部的激勵制度，向國外的一些商業銀行學習成功經驗，努力拓展農村經濟業務，并且對農村業務的扶持力度要增大。第三，拓展商業銀行對農村經濟的專項業務，商業銀行要不斷優化和創新對農村經濟建設的專項業務，從多角度來進行盈利，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在農村金融體系建設中的作用。

4.2提高農民對金融知識的了解

想要提高農村居民對金融知識的了解，可以參考以下兩個方面：第一，當地政府組織專業的金融人才對農村居民進行講解農村金融的優點，讓農民知道農村金融不僅可以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水平，還能提高農業經濟的發展。第二，利用互聯網渠道或者電視平臺，定期播放關于農純金融方面的知識，讓農民可以隨時隨地的了解農村金融的優點，通過這個方式可以增加農民對金融的了解。

4.3嚴厲打擊非法犯罪的融資組織

對于一些嚴重影響農村金融的非法融資組織進行清除，并且情節嚴重的要加以懲罰，另外對于一些在農村金融中信譽較好的金融組織，當地政府應該給予鼓勵，并且對這些良好的金融組織給予肯定，幫助他們提高管理水平，才能進一步提高農村金融組織的發展，民間金融組織對農村金融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另外多數商業銀行在這農業經濟方面的資金投入不高，只有發展良好的民間信貸功能，才能提高農村金融體系的建設。但是農民在選擇信貸機構時，一定要考慮清楚，不要盲目進行選擇，要選擇正規的民間金融組織，只有這樣才能保證自己的切身利益。

4.4提高金融體系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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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農村信息化對農業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素分析

1.1農村信息化發展推動農業經濟增長

農村信息化是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需要相關部門給予必要重視，不僅要提升技術結構的整體水平，也要建構更加完善的技術人員培養目標，切實維護整體經濟管理結構，從根本上優化生產力、生產關系以及信息技術之間的關系。在信息技術進行數據處理的過程中，要針對具體問題進行集中優化，切實維護控制結構和控制措施，確保相關運行模型能貼合農村經濟發展框架。信息技術的發展帶動了農村互聯網項目的發展，農民能借助互聯網了解更多的種植信息和相關銷售渠道，這也間接地滿足了產業發展的需求，在實際互聯網運行結構有效進行的過程中，要保證傳統格局的優化改良，從而提高整體經濟結構，這不僅實現了交易范圍的擴大，也保證了互聯網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

1.2農村信息化發展和農業經濟之間相互作用

農業信息化發展的過程中，借助有效的信息處理機制，能實現整體經濟結構層級的有效優化，并且進一步提高當地農民的思維意識。在農村信息化項目發展的過程中，管理人員要針對當地情況進行集中管控和綜合處理，確保農業經濟結構的優化建構。農業經濟增長也能有效強化農村信息化的進步，真正實現2者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促進，特別是在農村經濟結構建立的過程中，能借助有效的控制措施使經濟運行模式達到最優化。

2強化農村信息化的發展路徑分析

2.1強化農村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力度

農村要結合實際需求建構完整的管控機制，確保管理層級和管理系統之間形成良好的運行機制，從而建構更加完整的系統化管控模型。相關管理人員也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處理信息化運行模型，建立系統化且功能化的農村信息工程項目，提升基礎設施的完整度和運行有效性，并集中調動社會力量，將相關工作模型集中運用在農村信息處理模型中，從不同角度進行框架結構的升級。要利用頭腦風暴，充分發揮農民的力量，集思廣益，建構更加貼合當地農民實際需求的項目處理機制和管控措施，集中升級農村信息化管理手段，切實維護農村信息化工程項目的運行進度，加快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步伐。

2.2強化農村信息化基礎人才培養制度

在建構農村信息化工程系統的過程中，相關管理人員要集中選取業務能力強且工作經驗豐富的人員，對其進行集中的培訓，不僅要保證其工作能力的提升，也要保證其專業素質和態度得以優化。要注意的是，在培訓項目中要針對專業知識進行有效的交流和分享，確保農民能更好地了解信息化農業發展結構的優勢。農民只有從思想意識層面提升對農村信息化建設系統的認知水平，才能真正實現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

2.3強化農村信息化基礎發展長效價值

在建構農村信息化項目的過程中，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建構完整的管控系統，確保能及時處理相關管理機制和管控要求，提升基礎項目發展的長效性機制，建構系統化管理系統。只有提升建設結構和資源利用效率，才能從根本上保證信息化基礎項目發揮其項目優勢，保持農村信息化項目的運行路徑和發展趨勢順應時展要求。借助農村信息化建設機制，能有效地縮減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差異，在落實相關政策和合理化規范時，能進一步推進城鎮一體化項目的開展，要保證提高農民經濟收益，結合地區實際實現農村經濟的高速發展。

3結束語

信息化建設項目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農村要想提升自身信息化建設結構的水平，就要針對自身發展情況提高整體項目的管理力度，建構更加有效的系統化管控措施，利用信息化技術切實維護信息化運行效果，從而保證資源結構管理的最優化。我國農村信息化發展已經逐漸趨于低成本和高效性，要從信息化處理模型中總結經驗，順利升級農村信息化發展進程，為農村信息化事業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

參考文獻

[1]廖桂平,肖力爭,朱方長,等.湖南農業農村信息化現狀與發展[J].情報雜志,2014,30(02):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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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三農”問題的主要問題包含農村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農產品流通不暢，需要對農村的經濟結構進行調整。農村經濟結構的優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突破口，而在農村經濟結構優化的過程中對農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農民不能夠再簡單的依靠傳統的農業生產方式，需要提高自身的知識水平與技能，推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培訓有利于農民提高自身素質，從而有利于農村經濟結構的優化。

1．2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有利于提高農民的職業技能，促進農民增收

通過對農民進行職業培訓，可以提高農民的技術水平，使得他們可以快速掌握農業的先進科學技術，提高他們應用先進技術的意識，也有利于先進生產技術的推廣。農民掌握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就增加了他們致富的本領，有利于他們提高自身的收入。

1．3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

據統計，我國農村現有勞動力的占全國勞動力的比例遠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從事農業的人口比重，我國還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我國的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水平影響著勞動力轉移的層次、規模與質量。由于大量的農民缺乏專業技能，這使得他們只能從事簡單的體力勞動。所以，必須對農民進行職業培訓，提高他們的專業技能，這樣才能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質量與規模，更好地促進農民增收與農民經濟的發展。

2我國農村職業教育面臨的問題

農村的職業技術教育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現實中，我國的農村職業技術存在著很多的問題，筆者認為我國農村職業教育主要面臨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

2．1對農村職業技術教育存在偏見，不夠重視

在我國傳統文化“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價值觀的影響下，人們普遍重視普通教育忽視職業教育，人們認為孩子上學就需要上大學，職業技術學校被認為是三流學校，家長不愿意孩子上職業技術學校。孩子上職業學校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選擇，對農村職業技術的偏見，直接影響了職業教育教育的招生工作，制約了農村職業教育的發展。

2．2農村職業教育布局不合理

我國農村職業教育學校布局小而散、專業設置單一、專業布局重復無序、培養目標狹窄等問題十分嚴重。這種布局的不合理導致了有限的農村職業教育資源不能夠得到優化配置。農村職業教育要在市場經濟中獲得發展，必須打破隸屬關系，對區域內教育資源進行優化配置。

2．3農村職業教育的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教師隊伍整體素質不高

我國的農村職業學校很多是由農村的普通中學改制而成，這些學校基礎設施建設不足，很多教學設備陳舊，缺乏必要的教學實習基地，導致很多課程的學習只能紙上談兵，學生無法直接接觸與學習。農村職業學校教師的整體素質不高，具有專業技能的老師缺乏，很多老師從高校畢業直接到學校任教，他們缺乏實踐經驗，這樣就無法提高教學質量。

2．4我國對農村職業教育經費的投入不足

教育經費是教育發展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教育要想獲得發展，需要加大教育的投入。現實中，農村職業教育投入不足制約著其發展。農村職業教育需要大量的投入，但是政府對于職業教育的投入太少，不能滿足職業教育發展的需要。與高等教育相比，農村職業教育的經費嚴重不足，經費的不足成為制約農村職業教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2．5農村職業教育畢業生就業難

近年來，我國畢業生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農村職業學校的畢業生就業十分困難，很多單位對于他們存在著歧視。—152—另外，從我國畢業生的分布來看，農村職業學校畢業生回家務農的比例也在下降。畢業生希望畢業之后能夠留在城市，擺脫農村，他們學非所用，這是我國農村職業教育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

3完善農村職業教育的對策與建議

3．1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明確農村職業教育的目的

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存在著很多的不同，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相比有優勢也有劣勢，農村職業教育可以培養學生的很多技能與知識，這些技能能夠在以后的工作上應用性很強，上大學比上農村職業教育出路好的片面認識需要改變。農村職業教育培養的是新型的農民，畢業生學到先進的技術需要回到農村去致富，讓他們成為推廣先進農業科學技術與發展現代化農業的生力軍，不斷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3．2政府加大對農村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引導企業與社會投資

農村職業教育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政府應該意識到農村職業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對農村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保證農村職業教育辦學所需的資金。同時，應該建立多元化的經費投入機制，擴大農村職業教育經費的來源，要鼓勵社會資本興辦職業學校與培訓機構，對于他們的行為給予財政補貼、稅收等方面的優惠。政府還可以鼓勵與引導社會各界人士對農村職業教育進行投入，爭取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到農村職業教育事業之中。

3．3進一步改革農村職業教育的教學方式與辦學模式

農村職業教育需要進行改革，使其向著為農民服務的方向發展。農村職業教育應該打破常規，可以長短學制結合，非學歷教育與學歷教育進行結合，技術教育與理論教學結合，使得農民方便接受教育。農村職業學校要為農民提供學習與培訓的場所，同時，學校要努力成為當地技術推廣的一個重要基地，提高農民對于農村職業學校的評價。在辦學的過程中，要堅持實用、實效的原則，與當地經濟建設與社會需要緊密結合起來，立足當地自然資源的優勢，與當地的經濟建設相結合，更好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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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320.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08）06－0036－02

如何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一直是我國政府和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從已有文獻研究來看，對新農村建設的研究主要涉及農村政治、經濟、文化、環境、管理等方面。國內很多學者對于新農村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林毅夫認為，要啟動一場“以工哺農，以工建農”模式的鄉村建設運動，大規模投資于農村地區的生活條件建設、生產基礎設施建設和生態環境建設[1]；溫鐵軍認為，新農村應突出三方面：一是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二是農村社會制度的完善和農村和諧社會的構建；三是農村人文傳統和自然環境的全面恢復[2]。以上可見，對于如何建設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國內學者的見解不一。當然，對新農村建設的論述還遠不止這些。

筆者認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是促進農村經濟的增長和農民增收，關鍵是如何發展農村經濟。發展新農村經濟應從農業及其產業關聯效應出發，通過認清湖南農業及其產業關聯效應的作用強弱，發展與農業關聯較大的產業來帶動湖南新農村經濟增長。

一、湖南省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分析

產業關聯，指的是在國民經濟中一個產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技術經濟聯系，即一個產業的發展對其相關產業的發展產生的不同程度的連鎖反應，從而影響國民經濟的整體協調發展。產業間的關聯主要表現為兩種方式，一是前向關聯；二是后向關聯。

（一）湖南省農業與其他產業的直接關聯分析

直接關聯是度量某產業在生產運行過程中與其他產業的直接技術經濟聯系程度的指標，反映該產業因直接消耗而對其他產業產生影響作用。產業間的直接關聯度可由直接消耗系數表示。直接消耗系數越大，說明該產業對其他產業的直接需求越大，直接關聯效應越明顯。

依據2002年湖南投入產出表中42個部門的直接消耗系數表進行量化分析，結果顯示（見下頁表）：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直接前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2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6個產業部門，分別是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等產業部門；在與農業有較大直接前向關聯的產業中，農業與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的聯系最大，與自身的聯系次之，住宿和餐飲業最小。與農業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

（二）湖南省農業與其他產業的完全關聯分析

完全消耗系數是從投人角度分析產業之間的直接和間接技術經濟聯系的指標。一個產業或部門在生產過程中的直接消耗和全部的間接消耗之和構成了該產業的完全消耗，完全消耗系數的經濟含義是，某產業或部門單位產值的最終產品對另一個產業或部門產品的完全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數越大，說明產業之間的完全關聯度越大。

依據2002年湖南投入產出表中42個部門的完全消耗系數表進行量化分析，結果顯示，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完全向前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9個產業部門，分別是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等產業部門。在與農業有較大完全向前關聯的產業中，農業與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的聯系最大，與自身的聯系次之，金屬制品業最小。與農業有完全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2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分別是農業、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等產業部門。在與農業有較大完全后向關聯的產業中，農業與自身的聯系最大，食品制造及煙草加工業次之，交通運輸及倉儲業最小。

二、結論及其政策建議

（一）結論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分析可以看出：

（1）與農業有較大直接或完全關聯的產業部門數量少。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直接前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2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6個產業部門；同時,在42個部門中，與農業有完全向前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9個產業部門；與農業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與農業有直接后向關聯的產業部門有41個，其中聯系較大的5個產業部門。說明農業的產業鏈短，對農業有較大拉動作用的產業部門少，從而顯得農業是重要的推動部門。

（2）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分析可以看出，一些重要的部門，如金融保險業、綜合技術服務業、其他社會服務業、科學研究事業等與農業的關聯性較弱，說明這些部門未能很好地推動農業的發展，缺乏對農村經濟增長的貢獻。

(3)比較直接關聯和完全關聯，可以發現:有些產業與農業沒有直接關聯關系，但卻有完全關聯關系，如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金屬制品業、旅游業等，且與農業完全關聯度較大的產業類型多于直接關聯密切的產業類型；有些產業與農業直接關聯并不密切，但卻是完全關聯密切產業，如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等。

（二）政策建議

（1）發展和健全與農業有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可以看出，農業與綜合技術服務業、其他社會服務業的前向和后向聯系都不大，說明與農業有關的各種服務業產業部門沒有較好地發揮促進農業增長的作用。如從農產品的流通方式上看，農民受傳統思想束縛，一般自產自銷。除大宗農產品，如煙葉、種子等外，農業產業化經營少見；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各類農業專業經濟組織數量少、實力弱，農民參與度低；多數農民仍處在單家獨戶闖市場的狀態。可見，與農業有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缺乏或不足，導致農業經濟發展面臨諸多困難，與農業有關的社會化服務體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貢獻不大。因此，只有用現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取代“小而全”的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使農業逐步實現科技服務、農業機械服務和信息服務的社會化，從而全面搞活、繁榮農村經濟。

（2）拓展農業產業鏈，發展農業高新技術產業，拓展農業發展空間。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可以看出，農業的產業鏈較短，與農業有緊密聯系的產業部門不多。農產品總量雖大，但質量優勢不明顯，農民增收的主要困難是農產品價格低，附加值不高；農業產業大，但龍頭企業不大，產業鏈條不長。只有通過利用現代產業體系拓展農業，才能大幅度提高農產品的轉化增值效益和市場競爭力。如通過發展與農業有較大關聯的食品工業，帶動運輸、銷售、包裝等相關行業發展。大力創新現代農業模式，如發展生態農業、特色農業和農業高新技術產業[3]。同時，抓住湖南在我國實施促進“中部崛起”戰略機遇，廣泛參與“泛珠三角”、“長三角”、東盟等區域經濟協作，積極拓展農業發展的空間。

（3）加大財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

從農業與其他產業的關聯性可以看出，農業與金融保險業的關聯性較弱，說明金融保險業沒有更好地促進農業的發展。由于農業是弱質部門，自身的積累能力低，無法對農業生產、生活基礎設施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直接導致農村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足。對農業投入不足，農業基礎建設特別是公益性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服務手段不能適應市場農業的要求；農村金融信貸體系不健全，加上招商引資、吸納社會投入的能力不強，制約了農業發展。因此，只有加大財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如建立健全財政支農資金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加快農村金融改革，建立與農業產業化和規模化經營相適應的農村金融體制，才能促進農村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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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精準扶貧力度的加大，農民工受多方面原因的影響，紛紛開始返鄉創業，這對于一些落后的農村地區來說，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文針對農民工返鄉創業展開深入研究，研究其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和意義。

一、精準扶貧背景下的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內涵與意義

（一）農民工返鄉創業的內涵

目前我們所處的時代充滿了機遇與挑戰，這為農民工返鄉創業創造了有利條件。從根本上來看，農民工返鄉創業，包括返鄉行為以及創業行為。在我國，農民工選擇到城市打工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從而過上更好的生活。城市的工作機會更多，平均工資水平更高，農民工希望通過去城市打工，賺足夠的錢來滿足自己和家人的基本生活所需，提升自己以及家人的生活質量。然而來到了城市之后，實際的城市工作和生活與預期是相差甚遠，農民工尋找工作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城市的生活壓力以及工作壓力沉重得令人窒息。大部分農民工認為，在城市打工也不是長久之計，并且受世界性的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正在不斷地進行調整，使得城市的就業崗位隨之發生變化，適合農民工就業的崗位越來越少，許多農民工在城市的就業機會變少，找不到工作，城市的生活壓力大，使得農民工不得不返鄉另尋出路。因此，農民工返鄉就業主要是分為兩種情況，有主動返鄉者與被動返鄉者。主動反鄉者是指因為在城市進行了專業化的學習和發展，了解并掌握了一定的專業技術，認為自己回鄉創業可以有更好的前途和發展，甚至會比在城市打工收獲的更多，因此，他們選擇了回鄉創業。總的來說，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是指農民工離開城市，回到農村，在農村進行創業的一系列行為的總稱。

（二）精準扶貧背景下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意義

1.農民工返鄉創業是對精準扶貧方式的創新

在我國近幾年的扶貧工作的開展背景下，扶貧工作逐漸轉變為精準扶貧。目前我國的扶貧工作仍面臨著許多挑戰，比如扶貧工作沒有集中進行、扶貧政策沒有完善、各個地區的扶貧資源分配不均勻、發展不平衡，有些地區的脫貧工作仍然存在困難等。然而農民工返鄉創業為精準扶貧工作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思路，首先，在對有意愿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需要積極提供幫助，讓他們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加上政策的幫扶更快實現脫貧，并且一部分農民工創業脫貧也可以帶動其他農民工的發展積極性，從而相互影響、相互進步，使脫貧工作能夠更快更順利地進行。其次，扶貧工作人員需要對資源進行一定的整合和分析，比如可以將企業扶貧、農村旅游扶貧等扶貧方式進行有機整合，實現多種扶貧資源的有效利用，最大化地發揮出扶貧資源的優勢。最后，可以發展新產業，農民工創業可以結合農村當地地域特色實現當地特色化產業創新，以達到符合現代化創業的發展需求，從而推動農村整體經濟的發展進步。

2.農民工返鄉創業推動現代扶貧理念的創新

以往的扶貧方式就是通過對貧困家庭進行物資、經濟的幫扶，精準扶貧的概念針對每一戶貧困家庭進行了精確的幫扶，可以有效避免貧困人口被動消極的脫貧態度。因此對貧困人口的心理脫貧也是實現精準脫貧的一個重要因素，通過調動他們的主觀脫貧意愿，實現貧困人口的主動脫貧。還有一個就是對貧困人口的能力，因此農民工返鄉創業就是一個很好的扶貧切入點，通過他們自身的努力，實現貧困人口的自主致富。

3.農民工返鄉創業可以轉變扶貧政策思路

精準扶貧對扶貧對象的主動性脫貧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作用，搭建了從政府部門到社會、市場、組織和貧困戶新的多樣化、完善性的扶貧體系。農民工返鄉創業模式給扶貧政策提供了一個新的發展思路。第一，農民工創業實際上就是一種貧困人口對脫貧致富的一種自身愿望，因此扶貧工作人員應該要意識到扶貧工作的開展已經不可以再遵照傳統的被動幫扶式發展策略，扶貧人員應該逐漸從主動幫助轉變為輔助作用，這種扶貧思維的轉變可以幫助我國扶貧工作邁入現代化進程，從而更高效的提升社會整體的發展。

二、農民工返鄉創業給農村經濟帶來的影響

（一）有利于發展農村經濟實力

步入二十一世紀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我國城鄉經濟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現階段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仍然相對比較落后，貧困人口還有一定規模。許多農村鄉鎮企業不斷建立起來，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影響作用。農民工在城市工作時可以學習掌握一些先進的知識和技能，能夠對創業知識有一定的了解，可以積累一些工作經驗，并且在工作時也能攢下一筆回鄉創業的初始基金。總之基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大量的農村勞動人口都傾向于到大城市工作，這就使得農村的勞動人口有限，農民工返鄉創業一方面能夠改善農村勞動力缺失的問題，同時也能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使農村產業獲得更高的經濟效益。

（二）有利于城鄉經濟建設

當下我國已經出臺了一些促進城鄉發展的相關政策和法規，各個政府機構都提出了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但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農民工返鄉創業可以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進步。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領域十分多樣化，比如農產品種植、水產養殖等。農民工創業在一方面能夠提升家庭的經濟收入水平，改善農民的家庭條件，又能推動農村經濟發展。因此可以說農民工不僅在城市建設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返鄉創業后對農村經濟的發展也起著重要的引導作用，對促進城鄉經濟建設影響深遠。

（三）有利于促進新農村建設

很多農民工返鄉創業都抱有想要為家鄉建設出一份力的美好愿望，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脫貧致富的同時也能讓家鄉變得更好，現階段我國已經提出對新農村進行發展的戰略目標，并且已經提出制定了更進一步的農村建設措施。農民工返鄉創業不僅能夠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也能進一步改善農村發展面貌。我國有相當一部分農村經濟發展得還不夠好，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被當地相關政策所束縛，所以，國家已經開始出臺相關政策，加大對農民工創業的幫扶力度，對農民工創業提供了資金支持，這將進一步吸引更多農民工返鄉創業，形成一種正面的引導作用，對農村經濟發展起到強有力的助推作用。

三、精準扶貧視域下農民工返鄉創業出現的問題

步入二十一世紀以后，我國越來越注重農業的發展，現階段我國以及各個地區的政府出臺了一些政策，支持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愿意返鄉創業。但國家在實際推進精準扶貧的過程中遇到了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去解決。

（一）農民工文化水平低

農民工返鄉創業者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甚至只有少部分農民工創業者有高中學歷水平，目前這已經是一個制約農民工創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使我國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農村人口的教育水平，但還是遠遠落后于城市教育水平，還都是無法和城市中的核心技術相比較。農民工的文化程度和教育水平、專業技術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這對于農民工返鄉創業無疑增加了難度，會對農民返鄉創業起到很大的不利影響。

（二）缺乏有效的創業培訓

許多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后，回到農村創業，雖然這些農民工擁有城市的工作經驗，以及城市生活的經驗，但大多數農民工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教育，學歷水平較低，缺乏專業知識，雖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但也只是與生產線有關的，只掌握了部分操作技能，并不全面，缺乏理論指導，缺乏科學、規范的規劃。農民工在城市打工時，大多在基層工作，有的農民工能力突出一些，可能會在城市勝任基層管理工作，因此，農民工返鄉創業時，缺乏管理經驗，管理能力較低，也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沒有一定的管理經驗，難以在企業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難以保證企業正常運行，缺乏理論指導。政府針對這一情況，為需要職業教育的人，提供創業培訓。通過培訓，提高創業者的創新能力，幫助創業者了解技術，豐富管理知識，提高創業者的管理能力，這些方式有助于提高創業者創業成功的可能性。

（三）農村金融機構的服務不足

雖然政府開始逐漸重視農業的發展，但現階段政府金融機構在對農民工創業的資金資助方面力度還是不夠，資金不足的情況時有發生，創業者沒有足夠的創業資金，此外還有很多農村人口的經濟收入來源限于農產品方面，經濟收入比較微薄，這也是阻礙農民工創業的一個問題，農民工沒有經濟實力進行創業，這就會出現一部分農民工想要創業但沒有初始基金，從而錯失好的創業機遇和擴大創業規模的機會。政府金融機構的服務不足導致農民工返鄉創業并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持，從而造成了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難度增加，導致農民在返鄉創業過程中缺少足夠的創業資金。

（四）在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不全面

我國的基礎建設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已經得到很好的改善，在一些發達城市基礎建設已經十分完善，但是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還是比不上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一些設施的發展落后是導致農村經濟的發展環境不好的原因之一，同時這也是農民工返鄉創業的一個不利因素，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政府提供的支持和幫助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來完善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從而對農民工創業環境進行改善。

（五）行業選擇的同質化高

在農民工返鄉創業的過程中，確定創業的方向是一件很難的事情，行業選擇是一個難題，一方面，農民工大多沒有接受過專業的教育，對專業的經濟管理知識的了解程度并不高，自身水平有限，專業能力不足；另一方面，沒有專業指導，在進行調查分析時不夠全面，大多不了解家鄉的宏觀環境，不了解所選行業競爭情況，不了解所選產品前景如何。大多數農民工還是比較謹慎的，不會也不愿意選擇自己不了解的行業，因此，大部分的農民工還是會選擇勞動密集型產業，一些傳統的產業，例如農村特有的種植經濟作物、水產養殖及動物養殖的項目，這些項目同質化程度高，競爭人員過多，使得有的農民工創業者陷入惡性競爭的困境，要想實現創業成功難上加難，也更談不上能夠收獲良好的經濟效益。所以，為了避免農民工返鄉創業時選擇同質化程度較高的行業，農民工以及當地政府都在積極思考應對的政策，只是這仍然是一件尚未解決的難題。

四、對農民工返鄉創業問題的改善措施

（一）提升返鄉農民工在專業知識方面的能力和水平

因為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普遍具有一個特點：文化教育水平都不高，在創業過程中并沒有專業的理論知識對他們的創業過程進行指導。因此，要想幫助返鄉創業的農民工順利地實現創業目標，就需要對他們進行一定的創業知識培訓。在對他們進行知識培訓的過程中，讓他們能夠對自身創業優勢有所了解，并通過培訓總結出適合自身的創業模式，只有這樣才能讓返鄉創業者對自身的創業發展趨勢有一定的了解。

（二）為農民工創建一個良好的創業融資環境

農民工返鄉創業需要資金的幫助，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提升農村地區的創業融資環境，對農民工的創業融資范圍進行拓寬。讓農民工創業者能夠在創業道路上有一個良好的融資環境。從政府方面來看，一方面應該加大對返鄉創業農民工的政策支持和幫助，另一方面要及時改善政策的不足之處，給返鄉創業的農民工提供最大限度的幫助。

（三）為農民工創業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

由于農民工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創業素質十分有限，在創業過程中，很多問題都無法找到合適的解決方案，這個時候政府就要發揮出重要的指引作用，為農民工創業者找到正確的途徑，從而提高農民工的創業熱情，政府也需要加強和返鄉創業農民工的交流，這樣才能在最大限度上幫助返鄉創業者解決他們遇到的困難，同時不僅能提高政府在創業者心中的形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政府和返鄉創業農民工的交流，增進感情。

（四）完善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扶持政策體系

政府開展精準扶貧，應當不斷完善政策，建立科學有效的扶持體系，各個地區的政府應當結合所在地的實際情況，有針對性地引導農民工創業，落實扶持政策，保證農民工創業項目順利進行，提高農民工創業成功的可能性。在農民工創業的過程中，應當不斷完善有關扶持政策，及時給予農民工有效的指導，并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完善調整。對于政策的執行，政府應當采取一些監督措施，保證更好地落實政策。對申請創業的流程進行簡化，篩減一些不必要的程序，簡化必要程序的審批流程，提高審批的效率，這是對農民工創業最好的鼓勵。各地政府應當建立專門的服務部門，宣傳農民工返鄉創業的政策，為有需要的農民工答疑解惑。在落實扶持政策的過程中，不僅要完善監督體制，也要科學合理地安排扶貧經費，科學利用經費，不亂用，不濫用，將每一筆資金都花在實處。政府應當加大政策的宣傳力度，充分利用各種媒介，利用人們關注度較高的平臺，如微信、微博等，在這些平臺上宣傳扶持政策，實時公布一些行業信息，分享成功案例，給農民工創業者提供交流的平臺，借助網絡信息傳播速度快的優點，提高政策宣傳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