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的發展規律，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之“新”

“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必須實行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些論述都是真理。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門片面追求GDP 增長，把物質利益或財富、金錢的獲得看作是發展的標志、政績的標準，而無視在資源和環保上的代價，忘卻了GDP 的增長是為了“人”。當前，我們面對的現實是經濟增長并沒有消除貧困、失業和不公平現象，相反，卻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惡化和社會沖突加劇，甚至有的地方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當前，雖然人們生活水平總體達到小康，加速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但這個“總體”實際是一個平均的概念，在這個平均的背后，還掩蓋著許多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全面。也就是說，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不是建成了“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會。

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廣大人民既應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有者，也應是社會精神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新”的發展指向：“以人為本”。也就是把關心人、尊重人、解放人、發展人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終目的。當然，“以人為本”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斷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價值的和重要的，因此對非人類實體的關懷僅限于那些對人類有價值的實體。相反，“人本”意味著不“以神為本”，或“以自然神為本”；不“以官為本”，或“以上為本”、“以權為本”、“以管理為本”；不“以錢為本”，或“以生產為本”、“以GDP 為本”；也不“以大自然為本”，或“以生態為本”。可見，“人本”就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本，也就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同時認為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層面上，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協調，人雖居于主導地位，是管理者，但決不意味著人可以凌駕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規律而隨心所欲地驅使自然，安排自然，而要求人類與自然界和諧共處，走信息化、生態化的新型工業化文明之路。因此，我們必須警惕人類中心主義滑入“絕對人類中心主義”，顯然，“以人為本”體現了二者的平衡，體現著人們對發展問題的真理性把握的智慧。

二、“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之“維”

首先，“全面、協調”體現了“人—自然—社會”和諧統一。事實表明，如果片面追求經濟價值而不顧及其他，那么就必然會引起生態、社會等價值的流失和缺損。這是因為事物間存在普遍的物質（包括質量和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的相互作用。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參與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質和信息結構的改變這一情景來看，凡是相互作用過程都必然會伴有價值關系發生，因為價值關系存在的范圍、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圍與事物(包括物質的和信息)存在的范圍具有同樣的普遍性和廣泛性，而世界更是作為普遍聯系著的統一體存在的，也就是說，價值現象絕不僅僅存在于以人的世界為參照的主客體關系中，它乃是一切事物內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時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對價值范疇重新界定，也就是價值是事物(物質、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觀形態———精神)通過內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實現的效應。實踐已經表明，把價值存在的范圍限定在以人的世界為參照的主客體關系的領域是一種片面的理論，僅僅在人的世界里無法找尋到解決全部人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的答案，更不用說生態環境問題的答案。但不可否認，自然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與人和社會的價值是統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價值作用決不僅僅是單向的，而是雙向或多向的，并且有正價值、負價值、中性價值之分。所以，這就要求我們全面地把握各種價值關系，全面考慮各種發展中的價值因素，進而真正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科學發展的價值訴求。同時，我們還要協調各種價值關系，統籌各個方面的發展，力求實現正價值，避免產生負價值，以促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

總之，“全面、協調”發展的含義是強調在社會整體發展上，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價值的前提下，把追求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榮，維護生態平衡作為根本的價值尺度和目標之一。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制定各項重大政策和規劃時，要始終注意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始終注意人、社會與自然關系中各種要素的協調發展，一切以促進“人—自然—社會”的統一和諧、全面發展為依歸。

“可持續發展”體現了人類對發展的真理把握的巨大進步。可持續發展觀的認識過程，可以說是對時代所傳遞的人類發展安全的價值真理的認識過程。

真理是人們對事物的存在、變化、發展的度與規律等本質規定的把握過程，在一定意義上講，這又是一個信息活動過程，它是對認識對象的“度”與規律等本質規定的信息度的把握。真理信息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信息體，是實現了的信息的質與量之度的統一，是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在實踐中實現了的辯證統

一。時展所傳遞給我們的信息表明，在一定限度內，發展是對生存的完善和促進，但超過這一限度，發展就反過來構成了對生存的威脅。這個“度”既包括發展規模也包括發展速度，映射在自然界，就是地球生態系統吐故納新、自我修復的能力范圍，也就是生態閾值。生態閾值是客觀存在的，一旦社會經濟發展超越了生態閾值，就可能發生波及整個人類的災難性后果，并且這個后果是不可逆的。

實踐證明，單純經濟增長的發展觀與僅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為中心”的發展觀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不可持續的發展既不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更損害后代人滿足他們需求的能力。發展的真理表明發展必須保持地球的負荷能力，保護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樣性，減緩非可再生資源的衰竭。總之，“可持續發展”表明了發展觀對人類整體與長遠生存安全的關切。

因此，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控制人為因素對自然生態的干擾，發展要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要保護修復自然生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重點要從事后治理向事前保護轉變，倡導人類福利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正，實施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生產，開展無害環境管理、發展循環經濟等工作，這些都包含了“可持續發展”的時代真理對我們的實踐要求。

三、“生態規律”：科學發展觀之“度”

科學發展觀是一個積極的、求實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發展觀，它更加強調發展要“好”字當頭，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發展的科學之度其實就是在發展進程中強調發展的生態倫理，遵循發展的生態規律。

質、量與度是客觀的，普遍存在的，“純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個極限的，到了這個極限它就轉化為質的差別”。〔1〕（P313）“在這些關節點上，運動的量的增加或減少會引起相應物體的狀態的質的變化，所以在這些關節點上，量轉化為質。”〔1〕（P314）這是因為變化超出其限度，就會引起質的變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度是和規律范疇一樣的范疇，認識了一事物的度也就是一定程度上認識、把握了規律。所以，對科學發展的生態規律之度的把握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前提。人們掌握真理的關鍵是一個在實踐中把握事物存在發展變化的“度”的問題。馬克思深刻指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2〕（P47）因此，人也要按照自然規律來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時候，能夠按照自然規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維護自然，在充當生產者的同時又具有維護者的主體地位。

正如彼得·弗萊布所說，科學家現在知道人與動物分離的斷層并不像從前那樣，任何對人的獨特性的定義顯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別。這樣，生態倫理要求我們自覺認識人的“度”在什么地方。所以，科學發展觀作為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化重點，體現在對“生態倫理”的科學認識。

人之“度”要求我們敬畏自然。現在人類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已極其發達，人類已經具有了毀滅人類自身的能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許多人自然地產生了無須敬畏自然的思想，甚至有人蔑視自然。然而，我們應當尊重自然規律，倡導敬畏自然。這是因為，在大自然面前未被我們人類探察和認知的領域太多了，違背自然規律，就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不可否認，對于無限的宇宙、自然，人及人類歷史是有限、有“度”的，或者說人類掌握的真理永遠是相對真理，在絕對真理面前，不能不有敬畏的前提。

然而，“敬畏自然”的“人之度”要求我們不能“回避”矛盾，更不是“無為”和“消極怠工”，而是一種“從義出發，利以義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態度，要節制和規范人類對自然開發利用的不當和失范行為。要求人們從整體上、本質上重新審視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復雜關系，樹立新的價值觀，以全新的生態思維方式，重新調整人類的行為模式和實踐活動，促使人類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根源于、服從于生態環境系統，更好地實現社會經濟的有序、協調、健康、持續的發展。同時，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保護、尊重和發展生態，合理開發和利用生態資源。

當前，信息化、工業化、生態化是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經過改革開放30 年的發展，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先導產業，我國的“三化”融合進入實質性發展階段。面對信息化的發展歷史機遇，我們要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生態化三者的融合，走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是適合我國國情、加快實現和諧社會的歷史選擇。

總之，發展觀是關于發展問題的理性認識，一個國家和地區堅持什么樣的發展觀，對這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發展觀往往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只有正確的意識被付諸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變為創造世界的現實力量。為此，我們應該真正領會科學發展觀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化認識，領會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從而把握科學發展觀的“新”、“維”、“度”。

篇2

金融業是世界城市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方面。當前,國際金融中心已成為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最高層次,是世界城市實現國際控制力的重要載體,任何城市要建設成為世界城市,都離不開金融業。國際金融中心在政治、經濟方面創造的巨大的價值使很多國家都在為把本國的城市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而不斷努力。上世紀70年代,除原有的、自然發展起來的國際金融中心(如倫敦、紐約、巴黎、蘇黎世和法蘭克福)開始迅速擴張外,一批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如東京、香港、新加坡和開曼群島)在政府推動下建立起來。到上世紀80年代,國際上基本形成了多元化、多層次的國際金融中心格局。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經濟體市場迅速崛起并紛紛籌劃建立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

金融業在首都城市建設世界城市目標中處于關鍵地位。目前,全球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三分之二是首都城市,區域性金融中心城市中有一半是首都城市,而在國內金融中心城市中更有五分之四為首都城市,首都城市在發展中呈現出“國際金融中心化”的規律。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業在首都城市建設世界城市的戰略藍圖中處于關鍵地位。

通過發展金融功能新區促進金融業合理布局。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有若干個相對完整的金融功能區配套發展,并由單核心模式轉變為多核心模式。其中,國際金融功能核心區一般聚集本國的金融監管部門、金融機構總部、大型企業總部和金融市場交易機構;國際金融副中心區一般聚集新增的傳統金融機構、新興的創新金融機構和為金融機構服務的中介機構。例如,新興的中小型金融機構抗風險能力通常較弱,在外部沖擊下很容易因經營成本等“硬約束”而搬離金融功能核心區,選擇次優的副中心區經營。

發展金融功能新區有助于形成“共贏”新格局。例如,倫敦的金絲雀碼頭副中心區與金融城核心區在金融服務功能上相互補充,共同構成了新的城市功能分布體系。按照規劃,到2016年,將有超過20萬個新職位落戶在這兩個地區,在其中的金融城老區域,辦公面積將增加2500萬平方英尺,從業人員增至40萬。金融功能副中心區的迅速發展提高了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承載力,緩解了金融業快速發展對金融功能核心區造成的壓力,推動了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新一輪快速發展。

優良的金融發展環境集聚更多的金融伴生產業。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功能建設比形態建設更為重要,倫敦之所以能夠成為全球著名的金融中心城市,關鍵在于其完善的金融法律、制度和政策等能夠充分滿足金融服務的需要。國際金融中心城市都擁有優良的金融相關產業的發展環境,即除金融企業外,還都有相關的共生產業和伴生產業集聚,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評估事務所和投資公司等。例如,倫敦既是國際金融業的聚集地,還是英國眾多商務服務機構的總部所在地;巴黎拉德芳斯金融區內不僅有金融“巨鱷”,還有1800多家中小金融機構、中介服務機構和高新技術創新企業,包括信用合作社、郵政儲金組織、小型風險投資基金、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專用軟件開發公司和數據集成服務公司等。

北京已具備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基本條件

世界城市的本質體現在對國際經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上,具體來說,是對國際資本和國際市場的控制、影響。北京要建設成為世界城市,必須大力發展金融業,建成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一方面,通過巨量的金融資本或資產運作,對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另一方面,發揮資本集聚和輻射功能,通過資金融通、資本運營實現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優化配置。

作為首都,北京是全國經濟金融決策的中心,總部經濟發達,擁有眾多的金融機構總部和外資金融機構,聚集了大量的金融專業人才特別是國際性人才,全國有近40%的金融資金清算集中在北京。2009年,金融業實現增加值1720.9億元,同比增長13.5%,居北京各行業之首;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為14.5%,居全國首位;金融業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6.7%,在服務業中占比達19.1%,北京金融業的發展與整體經濟發展相適應,為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奠定了基礎。

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發展對北京的啟示

國際上公認的世界城市,如倫敦、紐約等,無不具有強大的金融業作為支撐,北京要建設成為世界城市,大力發展金融業是必由之路。北京早已是中國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未來建設世界城市的進程中,關鍵是要發展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

從建設世界城市的高度謀劃和推進北京金融業發展。世界城市的首要特征是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北京要建設成世界城市,必然要從大國首都的定位來思考和謀劃長遠發展,而金融業對北京建設世界城市至關重要。

面對新形勢和新任務,北京在金融業發展中要牢固樹立國際化意識和爭創一流的理念,從更寬視角、更高層次謀劃和推進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建設,進一步提高北京金融業的國際影響力、吸引力和競爭力,進一步提升北京金融與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相互融合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北京金融業的創新能力和貢獻能力。

充分發揮北京作為首都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上的“先天”優勢。從首都城市在發展中存在的“國際金融中心化”規律來看,北京由于其特有的國際交往中心的地位,建設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的條件比其他城市更為優越。作為首都,北京能夠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城市綜合競爭力成為全國乃至東亞地區的經濟中心,憑借其擁有的暢通便利的交通網絡和發達的通訊系統,及時匯集、傳遞豐富的經濟和金融信息資訊,為國際經濟交往提供重要的經濟與金融信息。因此,把北京建設成為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已成為首都城市建設世界城市的客觀要求和必然選擇。

重點推進多元化金融功能區的建設和發展。從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發展需要有若干個相對完整的金融功能區配套發展的規律來看,北京要建設成為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城市,必須加強對金融功能區金融產業發展的規劃研究、統籌和綜合協調,突出各功能區的特點及優勢,錯位發展,進一步拓展北京金融業發展新空間,豐富金融產業內涵。從長遠來看,金融功能區的發展是一個長期的建設和發展過程,科學規劃、合理布局對金融功能區的可持續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按照北京市2008年提出的“一主一副三新四后臺”的金融業建設發展布局,北京將重點推進9個功能定位互不相同的金融功能區的“差異化”發展。

努力打造良好的金融發展環境。北京要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城市,要在“硬環境”和“軟環境”方面進一步發展和完善,以吸引更多的金融機構和其共生產業、伴生產業共同集聚于此。在“硬環境”方面,要合理布局發展空間,完善交通、水電等基礎設施,提供健全的產業配套環境、良好的生活服務環境和良好的生態人居環境等;在“軟環境”方面,要大力推動形成開放的市場競爭、高效的政府服務、透明的產業政策、高度的人才集聚、便捷的信息應用以及和諧的社會人文等環境或條件。如在產業政策方面,可通過金融創新等政策的制訂促進北京金融業的進一步發展,具體來說,可采取如下措施:鼓勵金融工具創新,如加強信用卡、電話銀行、網絡銀行和自助銀行等相關金融業工具的創新;鼓勵金融業務創新,如創新實踐代收代付、保險和政策性銀行業務;鼓勵金融制度創新,如試行金融混業經營、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和發展小額貸款公司。

篇3

中圖分類號：C8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5954 （2011） 04-71-03

作為發展中大國的首都和一個經濟社會發展達到一定水平，注重和諧、關注民生，人口又高度聚集的大城市，北京應以更開放的姿態、更廣闊的視角和更人性的理念審視房地產市場，解決住房問題。但由于北京房地產市場化的時間還較短，尚未出現一輪完整的周期波動，因此學習和總結發達國家大都市房地產業發展的規律，吸取發達國家房地產業發展過程中的教訓，對研究下一階段房地產發展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際大都市房地產發展規律及特點

（一）房地產與經濟的關系

1.房地產業在經濟總量中占較大比重

從目前的數據看，各大都市的房地產在地區生產總值中均占有較大比重，是第三產業中的重要行業。如紐約的房地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2006年達到15.8%，是第三產業中的第一大行業。倫敦的房地產業及商務服務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2007年為30.3％。東京的房地產業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1980年以來呈現穩步上升的態勢，2000年以來基本保持在12%左右，2007年為12.9%。

2.房地產業稅收貢獻大，且集中在保有環節

根據美國、英國和日本的稅收制度，房地產主要在保有環節征稅，一般根據房地產的評估價值，按一定的比率征收；流轉環節稅種較少且稅率較低。因此，紐約、倫敦、東京地方政府從房地產業主要獲得財產稅收入。香港特區政府從房地產取得的收入主要包括賣地收入、物業稅、差餉等。

3.房地產波動與經濟波動聯系密切

從國際大都市房價走勢看，表現出一定的周期性規律。同時，研究也顯示：房地產市場周期與經濟周期相吻合，是一種正相關關系，波長大體一致。一般來說，房地產的繁榮、衰退期超前于宏觀經濟，而復蘇、蕭條期滯后于宏觀經濟，見表1。

（二）房地產與社會的關系

1.住房存量應與人口規模基本相適應

確保住房存量與人口規模，以及由此決定的家庭戶總數基本適應，甚至略微超過家庭戶總數，是保證房地產市場健康穩定發展的根本條件之一，也是保證居民有良好生活品質的前提條件。在這方面，國際大都市有較成功的做法和經驗。如紐約，2008年全市有303.3萬戶家庭，住宅332.8萬套，住宅存量與家庭戶數基本保持一致，住房空置率為8.9%。寬松的住房供應保障了居民較好的居住條件，91.9%的住宅平均每個臥室居住人數低于1個人，5.3%的住宅平均每個臥室居住人數在1~1.5個人之間，僅2.8%的住宅平均每個臥室居住人數在2個人以上。

2.房價變動與購房適齡人口的變化趨勢正相關

發達國家的房價增長與購房適齡人口（指25~44歲人口）的增長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該特點在美國和日本表現尤為明顯。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購房適齡人口呈現持續上漲態勢，從1980年的6323萬人增加到1995年的8476萬人，房價也表現出持續上漲態勢。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購房適齡人口總體呈現出下降態勢，從1990年的3558萬人下降到1995年的3374萬人，2010年為3464萬人，房價也表現為持續下跌。

3.房價收入比處于合理區間

國際上通用的房價收入比，是以住宅套價的中位數，除以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數。世界銀行認可的合理的房價收入比在4~6之間。以這一標準衡量，紐約等國際大都市居民的住房支出處于相對合理區間。瑞士、德國、瑞典等房價收入比長期在2~3之間。倫敦的房價收入比自1990年以來一直保持在5以下。

（三）房地產市場內部關系

1.存量房比例高，新建房比例低

紐約等國際大都市都非常注重存量房的維修和保護，以促進存量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些城市的新建住房市場較小，起主要作用的是二手房交易市場。在這些城市的住房總量中，新建房的比例極低。如紐約，2008年其全部住房中，42.9%建于1939年前，38.5%的房屋建于20世紀40~70年代，1970年后建設的住宅僅占18.5%，其中2000年后建設的僅占3.6%。

2.自有與租賃并重

自有住房與租賃房并重是紐約等國際大都市房地產市場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受人員流動性大、房價相對較高等因素影響，在紐約、東京等國際大都市中，租賃是居民解決住房問題的重要手段。如2008年，紐約家庭自有住宅擁有率為34%，而租房比例達到66%，大大超過前者。 2003年東京住宅擁有率達到44.5%，而租房的戶數約占非空置住宅總戶數的一半以上，租房比例位居全日本首位。

（四）政府與房地產市場關系

1.在住房供給短缺階段，政府大規模興建保障性住房

上世紀50~80年代，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推進，大多數發達國家（地區）均面臨嚴重的住宅短缺，為緩解供需矛盾，各國（地區）政府均經歷了大約30年的大規模興建公房階段。在建設高峰期，英國保障性住房存量占住房總量的比重超過50%，香港超過45%，新加坡超過90%。發達國家住房保障體系發展過程中，大多先發展適用于低收入人群的廉租房，其次才發展適用于中低收入人群的限價房。美國廉租房占住房總量的比重為17%，歐盟國家平均為18%左右。法國則規定，人口超過5萬的城鎮中，廉租住房占全部住房的比例不能低于20%，否則將受到處罰。

2.政府采用多種手段調控房地產市場

美國等發達國家（地區）政府均綜合運用立法、財政、稅收、金融等各種手段，以保護公民居住權、保證本地區住房目標的實施進度及預期效果的實現。

3.政府對市場進行嚴格監管

政府干預行為主要包括引入多元化的市場主體、監管市場主體及其行為、抑制投機和炒作、懲戒失信等，也有直接使用價格管制等極端手段的。如德國，按照法律規定房租漲幅在三年內不得超過20%；所有大中型城市都要制定每年更新的“租價表”，根據“租價表”制定“合理房價”。

二、從國際比較看北京房地產發展存在的隱憂及問題

（一）城市化快速推進、人口擴張集聚對住房需求形成較大壓力

1.常住人口和購房適齡人口呈持續增加態勢

國際經驗表明，當一國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在30%~70%這一區間時，城市化進入加速階段，城市房價總體上漲。當城市化率處于30%~50%之間時，人口遷移主要表現為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全國城市房價漲幅總體比較接近。當城市化率處于50%~70%之間時，人口遷移以城市之間相互移動為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為輔，這一階段大城市的房價漲幅將會明顯高于中小城市。近幾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及購房適齡人口均呈現持續增長趨勢。根據抽樣調查數據估算，2009年北京購房適齡人口為667.3萬人，比2000年增加143.2萬人。

2.目前住房存量相對城鎮人口總量明顯不足

2009年，全市城鎮人口1491.8萬人。若以戶均2.6人測算，相當于有573.8萬戶城鎮常住人口，需要的住房存量在570萬套以上。而據2007年房屋普查數據顯示，全市國有土地上成套住宅僅為378.57萬套，平房78.45萬間。

（二）城市處于擴張期，存量建筑壽命短，不利于房地產市場可持續發展

近30年來，北京城市建成區迅速擴大，老城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改造，北京房屋主體是新近建成的建筑，部分建筑物使用壽命較短。我國的住宅壽命平均為30多年，而發達國家一般都超過70年，有的可達百年以上。據2007年房屋普查數據，當年全市國有土地上存量房屋中，僅有1.67%建于1949年前，8.08%建于1949~1979年，1979年后建成的房屋占到了88.4%，其中2000年以后建的占到了48.39%。

（三）忽視房地產市場周期規律，市場參與者對未來價格過度樂觀的預期，容易累積房價泡沫

如同其他國際大都市的房地產發展中體現出的周期性規律一樣，北京的房地產市場同樣會表現出周期性規律，價格不可能永遠上漲。自從2009年以來中央出臺一系列調控政策以來，北京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了趨冷跡象，但由于房屋價格沒有明顯回落，市場參與者購房熱情依然高漲。

（四）重自有輕租賃，租賃外部環境亟待改善

在改善住房方式上，擁有自主住房是多數居民的第一選擇。政府在保障房的設計上，也是偏向于產權轉讓，而不是租賃。如對經濟適用房、兩限房的管理方式，即是如此。

（五）房價收入比高，加重社會財富分配不公

近幾年來，北京房價上漲較快。2010年1~7月，四環以內的期房住宅達到了3.4萬元/平方米，四環至五環也達到了2萬元/平方米。而2009年，全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7萬元，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約為8萬元（以3口之家計算）。對于一個年收入8萬元的家庭來說，要購買一套四環以內的90平方米期房住宅，需要38.3年的可支配收入，四至五環內也需要22.5年。

（六）保障性住房供給不足

從人口發展趨勢和市場供需情況看，北京目前仍處于住房短缺階段。1998年以來，北京住房供應體系的主體一直是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商品房，經濟適用房居于次要地位，且其比重持續下降，限價房和廉租住房目前供應量還未形成規模。以經濟適用房為例，1999年經濟適用房完成投資占當年全部商品住宅投資的比重為11.3%，此后總體處于下降趨勢，2007年曾一度下降到2.9%。

（七）政府“監管角色”和“參與角色”沖突

作為管理者和監管者，政府希望人人享有適當住房。作為參與者和受益者，政府希望房地產業蓬勃發展。這兩種角色產生沖突時，有可能弱化住房保障功能的發揮。從政府內部看，中央政府是市場的干預者，而地方政府是地方房地產市場的直接參與者，在利益格局下對房地產業依賴度高。因而，在中央的調控和地方利益有沖突的情況下，房地產市場調控又極易產生博弈。

三、國際大都市房地產發展對北京的借鑒與啟示

（一）促進都市圈協調發展與人口合理流動，推動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在京津冀都市圈一體化的背景下，做好中長期人口預測，并據此制定科學嚴謹的住房建設計劃以適應未來的經濟社會發展。

（二）對商品房領域，要堅持市場化取向，盤活存量，加強監管

盤活空置房。可以通過政府收購、征收房產稅、對出租戶進行補貼等形式盤活空置房。如歐盟國家中房屋閑置率最低的荷蘭（低于2%），法律允許無房者入住閑置一年以上的空房。

完善租賃市場。借鑒國外的成功經驗，利用法律規范住房租賃市場，建立起對租房者良好的保護機制。同時，對租房者實施補貼計劃，大力增加公共租賃住房的供應。

（三）對保障房領域，要明晰責權，央地合力，加快推進保障房工業化生產方式

在大力興建保障性住房的同時，要做到：盡快出臺相關法律，明晰政府和公民責權，培植獨立于商品房開發的保障房建設體系。加快以工業化方式推進保障房建設，發揮其經濟效應。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種積極性。

（四）引導大眾樹立正確的市場預期和健康的消費觀

引導市場參與者正確認識經濟發展規律，了解房地產市場存在周期變動這一客觀事實。全面公開市場信息，為市場參與者判斷形勢、做出理性預期提供基礎。積極引導消費者樹立合理的住房消費觀念，使個人消費行為回歸理性，鼓勵消費者根據自身的能力和實際需要，合理安排住房消費。

■ 參考文獻

篇4

一、網絡會計是網絡經濟的必然產物

網絡是Internet/Intranet相互協同形成的開放式網絡，它不僅僅是信息傳播的載體，更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新的場所，開創了新的經濟組織和經營方式，從而改變了傳統的管理模式和交易方式。

首先，網絡為生產經營提供了新的場所。對于企業來說，信息管理是極其重要的，它是對新技術和商務信息的捕獲，是將這些技術與信息分布到能夠幫助企業實現最大產出的過程。在網絡經濟環境中，企業可通過Internet/Intranet不斷拓寬自己的生產經營場所，了解最大范圍內的客戶需求，從最大范圍的供應商中挑選出最佳供應商，通過暢通于客戶、企業和供應商之間的信息流，減少諸多中間環節，從而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進入市場，及時把握商機，不斷提高和鞏固企業在競爭中的地位。

其次，網絡經濟的興起，還促使沒有經營場地、沒有物理實體、沒有確切辦公地點的虛擬企業出現。這些企業只要在 Internet的一個結點上租用一定的空間，經過認證，便可在網上接受訂單，尋找貨源并進行買賣活動。虛擬企業使傳統企業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交易方式。

總之，網絡經濟環境為網絡會計的出現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二、網絡會計也是財務會計發展的必然產物

互聯網的出現，使社會的經濟信息系統發生了重大變革。首先，商務成為網絡時代的商業方式和企業生存形式；其次，企業經營和管理信息都以電子方式運行，實現數字化管理；第三，網上企業、網際企業、虛擬企業等新的企業系統開始出現，新的經濟形態，如直接經濟、網絡經濟等逐步形成。財務會計系統作為經濟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受到了最直接和最深遠的。

首先，會計數據的載體由紙張變為磁介質和光電介質載體。傳統會計是以紙張作為會計數據的載體，在互聯網絡運行環境下，硬盤、內存、軟磁盤、磁帶等磁介質與光盤等光電介質成為財務數據的新載體。這種置換使得數據的記錄、存儲、傳遞由“機械形式”為“電磁形式”所取代，從根本上消除了信息處理過程中諸多分類與再分類的技術環節，從而為會計數據的分類、重組、再分類、再重組提供了無限的自由空間。

其次，會計數據處理工具由算盤、草稿紙變為高速運算的機，并且可以進行遠程計算。在算盤和草稿紙時代，會計人員的精力主要用在會計數據的分類、分配、匯總、加計等簡單勞動上。由于計算工具落后，數據處理速度慢，信息加工成本高，造成數據處理和信息生成的數量受到“成本效益原則”的嚴格約束。計算機的使用使得這一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而互聯網的出現更是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數據處理、加工速度成千上萬倍提高，不同人員、部門之間數據處理、加工的相互合作、信息共享不再受到空間范圍的局限。這種改變使得會計人員從傳統的日常業務中解脫出來，進行財務會計信息的深加工，注重信息的，為企業經營管理決策提供高效率和高質量的信息支持。

最后，會計信息輸入輸出模式由“慢速、單向”向“高速、雙向”轉變。手工會計的慢速、單向自不用說，而微機運用則提高了輸入輸出速度，局域網則使得雙向輸入輸出成為可能，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不僅使慢速、單向變為高速、雙向，而且能適應網上交易的需要，實現適時數據的直接輸入輸出。

網絡會計的發展及其特點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會計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它作為社會經濟計量的支柱，從到形式總是體現著各個時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風貌，它的不斷發展標志著社會文明和經濟管理的進步。就信息文明對會計學科的影響以及互聯網在會計領域的過程而言，網絡會計發展史也經歷了由會計電算化到會計信息化兩次重大變革。

會計電算化是以電子計算機替代人工記賬、算賬、報賬的過程，其出現是會計技術手段上的一次“革命。”會計電算化的到來，把會計人員從那種日夜埋頭于抄寫、計算、整理、匯總、核對等繁重的手工作業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可以騰出精力，逐漸由“核算型”會計轉向“管理型”會計，從而提高了會計工作的效率，促進了會計工作的規范化，為整個管理規則的信息化和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手工會計系統的紙張、筆墨、算盤已經被電子計算機所替代，但會計規則（如會計假設、會計原則）并沒有因為使用計算機而改變。因此，這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會計，而只能稱作“手工會計系統的仿真”。

近一個時期以來，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在會計領域的應用和發展，預示著會計技術手段由會計電算化進一步跨越到會計信息化階段。會計信息化的目標是通過將會計與現代信息技術（主要是網絡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實務工作、會計等方面進行全面發展，進而據以建立滿足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會計信息系統。因此，會計信息化的本質是會計與現代信息技術相融合的一個發展過程。作為會計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會計信息化是一次“質”的飛躍，其意義在于：它不再是會計技術手段的簡單替代，或電子計算機的延伸，而是由此引發的對現行會計規則的挑戰，以及對傳統會計理論與方法的變革。由此，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會計才真正形成。

與傳統相比，會計具有更加廣泛的核算，它不僅可以處理傳統會計業務，還包括了單據處理和電子貨幣結算等網絡經營業務。網絡會計既是對傳統會計的繼承，又是對傳統會計的，具有十分顯著的特點：

首先，網絡財務有著最小的并購成本。并購包含一系列工作，從前期的信息搜集到談判或者股市交易，及后期的整合與營運，都要求企業必須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一個小小的失誤則可能導致全盤皆輸。而網絡財務則能幫助企業以最小的成本構造出完美的并購方案。首先，通過網絡財務，企業財務部門可隨時了解并購對象及市場信息，并根據新情況及時調整方案并反饋給決策者，還可利用Internet了解并購對象的業務伙伴和競爭對手的信息，判斷出其真正的價值，尋找出恰當的并購時機。

其次，網絡財務有著最低的運營成本。網絡財務使得企業的各個信息系統不再是一個信息孤島，促進了信息集成，財務數據能動態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情況和經營成果，實現了財務與業務的協同，使資源實現了最優配置，可以將企業甚至全社會的運營成本降至最低。

再次，網絡財務可以提高企業競爭力。企業組織形式通常存在中間管理層次及人員過多、監控成本過高、運行效率較低等，而網絡財務的出現，可以壓縮企業組織的中間管理層次，有效地解決組織結構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網絡財務具有遠程處理和適時處理功能，可以實現數據傳遞的電子化和集中化，使網絡資源高度共享，從根本上改變了財務、業務運作時間差產生的信息不對稱的滯后狀況，從而使總部的遠程監控和集中管理成為可能。

最后，網絡財務能夠實現財務管理集中化。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面臨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為了在未來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許多公司紛紛走向聯合，企業兼并、收購、重組日益頻繁，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在這樣的巨型公司中，“自治”的子公司尤其對母公司構成威脅，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經濟中風云變幻的匯率波動，跨國公司愈來愈需要對其財務實行集中統一的管理，避免分立的財務決策對企業整體業績的。而這一切，在傳統的單機和局域網環境下是很難辦到的，常常會因為距離的限制而導致決策延遲和因資金調整不及時給企業造成損失。在財務管理日益國際化的今天，跨地區的公司可以通過網絡財務對異地的分支機構實行集中的財務管理，將所有的財務活動從所有的營業單位（包括母公司）中抽走，由總部將其作為系統性的活動加以管理，而各分部可以遠程查詢其賬目。這對資金管理一體化的企業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網絡財務的發展趨勢

隨著信息技術的升級和的普及，信息技術產品的更新，服務質量的改善，公用數據交換網絡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也都為網絡財務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網絡財務將朝著集成化、多元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第一，網絡財務系統將會使企業的整個生產經營活動的每個信息采集點都納入到企業的信息網之中，大量的數據通過網絡從企業各個管理子系統（如生產管理系統、成本管理系統等）直接采集，并通過公共接口與有關外部系統（如銀行、經銷商等）相聯結，絕大部分的業務信息能夠實時轉化，直接生成會計信息，從而使會計數據處理呈集成化之勢；其次，經濟社會一體化、數字化、網絡化將會促使網絡財務朝著搜集與提供信息多元化、處理信息多元化和提供信息空間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第二，網絡財務系統可以理解為一個由人、電子機系統、網絡系統、數據及程序等有機結合的應用系統，它不僅具有核算功能，而且更具控制功能和管理功能，因此，它離不開與人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預測與輔助決策的功能必須在管理人員的參與下才能完成。所以，網絡財務系統不能是一個簡單的模擬手工方式的“仿真型”或“傻瓜型”系統，而必須朝著具有人機交互功能的“智能型”系統方向發展。

篇5

京車組織數目驚人

A：奧迪車友會、Acura車友會

B：BMW車友會，奔馳俱樂部、保時捷俱樂部、菠蘿菠蘿蜜、寶來車友會、畢加索車友會、奔騰車友會，奔奔車友會、比亞迪車友會

C：CRV俱樂部、CTS俱樂部

z：中華尊馳車會、致勝車友會

除26個英文字母排列以外，他們還有按照數字0～9排列的車友會：206俱樂部、307俱樂部，300C車友會、350Z車友會。

另外，其他大的門戶網站內的汽車版塊還有加起來數量能夠接近三百個的各個車會，很響亮的比如“QQ小學”，“新奇軍”……

再加上各個汽車企業論壇、社區論壇，專業越野論壇，甚至幾個攝影論壇內的汽車分舵，所有這些和汽車有關的論壇數量超過500個。

北京雖然有320萬輛汽車，其中私家車僅僅200萬輛。對于200萬輛汽車，500個論壇是否太多了呢?

旅行頻繁卻有點躁

以北京車友參與為主的各個面向全國的汽車論壇為例，每天都有大量的人訪問瀏覽，每家論壇每周都有由個人牽頭組織周末郊區的植樹、燒烤、吃魚、吃豆腐等很表面化、形式化的，以開車出游為出行方式的休閑旅行。每家論壇每月也都有少量“有一定旅行經驗”的車友組織從北京出發的，前往河北海邊、山東海邊，華東省市、兩廣、兩湖、西北某省的多日自駕游。原本他們還是網上的車友，但當他們的座駕駛離集合地點的時候，他們的身份已經演變成了汽車旅行者。每個論壇也都不乏一兩個藝高人膽大的汽車旅行者，能夠單車或者幾車奔赴。新疆、東北國境等地。

如果8月份你恰好在北京，當你看到一個個貼著車標的車隊浩浩蕩蕩僅僅開出50公里就停下來，在路邊野餐，絕對不要羨慕他們。你看到的不是什么令人羨慕的汽車生活，只不過是還在模仿西方50年前的休閑方式。你看到的車隊“腐敗”地點也不是他們的行軍營地，他們吃飽喝足后不會駕車奔赴大西北，而是集體調頭打道回府。留守北京的西方人，有車沒車的，反而喜歡每兩周聚集起來，自駕或者打出租，前往北京郊區某幾個福利機構，花時間陪那些智障的孩子玩三個小時，然后像下班一樣回家。在他們腦子里，沒有什么“志愿者”的概念，沒有郊區旅游或者自駕旅游的概念，僅僅過了一個普通的周末而已，一切簡單到不能再簡單了。這就是思維意識的巨大差別。不是說有車喜歡前往郊區的中國人都向西方人學習就正確了，而是從這里可以看出我們的興趣點和思維方式，比人家落后半個世紀。這個差距遠遠大于國外汽車質量和中國汽車質量的差距。不要認為大家現在都去過近郊某處一個兒童福利村就是已經開始拉近與西方的差距了，那種幾十輛車呼啦就突然開進這些沒爸沒媽的孩子們的院子里，像救世主一樣放下些文具，逗留不到半小時，就集體又呼啦發動汽車，奔赴遠郊吃魚的主戰場。這種行為叫浮躁。

浮躁的氛圍無法涌現出真正的嚴肅的汽車旅行者。當我們這些每周迷戀于郊區自駕的人開始從內心很平淡地關注北京的福利機構的時候，我們當中才能夠有真正世界級的汽車旅行家。

所以，從這些現象(不是數據)來看，北京喜歡汽車的人基數很大，喜歡汽車旅行的人基數更大。僅僅北京這500家汽車分舵，陣勢已經是相當嚇人了。但至今，我們沒能有一家車會能夠在世界上有名，哪怕有人家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老甲殼蟲車友會一半的名氣。人家每年組織一次縱穿這三個國家的老甲殼蟲汽車的拉力賽，無論是在馬來半島，還是部分西方世界，都有很大的影響。更不要說世界馳名的“巴黎北京老爺車自駕”了，人家的會員不過200輛車而已。

當然，我們有一些英雄。比如廖佳，何旭東等人。他們開車旅行、探險的行為，無論經歷還是勇氣，都不是一般人敢想像的，只有敬佩的份兒。他們的成長也都是花費了大量的個人積蓄，經過自己“家庭車友會”或者“社會車友會”的培養，才成長起來的。廖佳在開車旅行上的成長，如果有車友會培養的話，也就是她和她表妹兩人的車友會而已。

汽車在國外已經出現了120年，國外汽車的普及也因為美國老福特開創了流水線生產而普及了80年。而在中國大陸，北京還算私家汽車發展得早的，也僅僅是從2003年非典前后，汽車才開始大量進入家庭。如果從數量和規模上再早計算幾年，從跨世紀的2000年到現在，也才不過八年而已。一個城市，八年中涌現三到五個汽車旅行的專家或者英雄，其實已經很多了。如果非要從這些遠行的英雄往前計算一個人，那么估計是明朝的徐霞客了，而且這人還不是北京的。中間的“斷層”相當嚴重啊。

篇6

學會應用經濟學基礎知識，解決現實問題、熱點問題。

培養學生正確的解題方法，進行解題規范性訓練，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

二、教學重點難點：

典型例題解析

三、研究目的：

在高三復習教學中如何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

四、課型：復習課

五、教具：投影儀、投影膠片

六、教學過程：

1.舊知回顧：

由學生回顧價值規律的基本內容，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經濟效益，發展農業的根本出路等知識。

(讓學生儲備必要的知識，為解決問題作準備。也讓學生在回顧中，體會出知識的內在聯系，以便重構知識網絡，形成知識整體。)

2.典型例題分析：

例：某地農民柑橘生產獲得大豐收，但當場農民收并未因此而提高，農民為此很苦惱，因而影響了生產積極性。請為農民想辦法。(投影)

讓學生圍繞此問題展開討論，討論的重點是該從何處思考，即答題的思路。

學生答(略)

在此基礎上，教師給出提示作為鋪墊，目的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解題方法.

[提示](投影，逐步展示)

（1）為什么增產不增收？

①在柑橘有銷路的前提下，造成不增收的原因。

(分析)A.投入多，成本高，效益差。B.產品價格低，產品供過于求或質量較差。

②在柑橘銷路有困難的前提下，造成不增收的原因。

(分析)A.質量差、品種單一

B.價格高，難以刺激消費

C供過于求，產品難以銷售，

D市場信息閉塞，銷售不暢。

在這樣分析的基礎上，再讓學生思考第二步，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

（2）建議。——可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和創新思維。

①更新觀念，增強市場經濟意識，變粗放型為集約型經營，走高產、優質、高效的現代化農業之路。

②運用先進科學技術，改善品種質量，降低產品成本。

③對產品進行深加工，增加產品附加值，以便于銷售和提高經濟效益。

④多渠道了解市場信息和銷售服務信息，理順流通渠道，進行多種經營以及高調整產業結構。

到此為止，學生根據教材內容均可以回答。但在實際上課過程中，學生提出了下列答案，有的超出了我的意料，也超出了聽課老師的意料，的確是思維的發散。——課后評估。

學生補充：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扶持農業、提供信息、集團經營、綠色農業、網上銷售等。

3.時政熱點分析

2002年國企改革要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目標，把國企改革繼續引向深入的重點有以下四個方面：首先，積極培育和發展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和企業集團；其次，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三是繼續推動劣勢企業退出市場；第四，加強和改善企業管理。

（如“PT”水仙退市、ST鄭百文事件、銀廣廈事件。）

“PT水仙”的退市表明我國證券市場退出機制已經開始建立，這將用于中國證券市場整體質量的提高，用于證券市場的穩定健康發展。

“PT水仙”這一“去”，實當有功于股市的健康發展，有了死亡的危機才懂得去珍惜生存的機會，股市才有實現自身的籌資、轉換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等功能。

由學生結合這一段材料，分析此材料所體現的經濟學理論，培養學生靈活運用知識的能力和多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

再結合銀廣廈事件和鄭百文事件綜合分析，進一步認識我國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

四、歸納總結——方法指導上升為理論。

篇7

本文所說的“成本”，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不限于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成本。所謂成本化解，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可以從如下三個角度提出。 

 

(一)實踐角度 

不難想象，在原始條件下，人們無論怎么勤奮地勞動，其結果最多只能獲得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這就是說，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其間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一巨額經濟成本是怎樣化解的?或許有人說，人是高級動物，不僅有體力能勞動，而且還有智慧可以發展科技，人類正是依靠科技不斷進步才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的確，科技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經濟成本。但是，原始人終日赤身****分散勞動，有什么條件和時間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資料，原始人何來研究科技的動力?須知，人們從終日赤身****分散勞作到有科學研究，其間同樣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巨額成本又是怎樣化解的?——于是，問題依然存在，只是換了形式。 

 

(二)理論角度 　 

大家知道，亞當·斯密提出了分工經濟理論，研究了勞動生產力的改進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生產成本化解問題。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時發現了交易成本。顯然，交易成本是與生產成本不同的另一種經濟成本。就此，我們提問：第一，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繼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見研究經濟社會發展成本的問題不易，那么，這兩種成本是否窮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產成本、交易成本抑或還有其他成本，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由此可能發現怎樣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三)比較角度 

科學史表明，僅憑人的感官不足以認識事物，理性計算才能發現更深刻的規律。物理學就有一個能量過程的計算問題，物理學家運用于探索原子系統，發現了一系列出乎經典物理學意料的全新過程和規律，創立了量子力學。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相當于物理學的能量過程計算。因此，筆者預言，通過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有望獲得與量子力學相媲美的經濟學成果。 

 

二、問題視野中的成本分類 

 

經驗證明，提問方式決定著對事物的分類方式。本節以“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問題為主線，找出可能解釋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過程所需要的成本分類。 

 

(一)生產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劃分，所謂“生產”，僅指人對自然的活動，亦即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物質變換活動；由此，所謂“生產成本”，僅指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現以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由此探索發展規律，因此我們必須也只能從原始人開始。顯然，對原始人來說，“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只能是赤身****而進行的分散勞動，沒有分工沒有交易，當然更沒有物質資本。這就是說，對原始人來說，他們的經濟活動只有生產活動，生產成本只是赤身****而進行的分散勞動。 

如前所述，原始人這種赤身****的分散勞動，最多只能謀得最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來人類的生活水平是如何獲得提高的呢?對此，亞當·斯密做了開創性探索，其名著《國富論》開篇就寫道：“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進……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接著，他用大量的事例證明了上述論點，并且在理論上分析了勞動分工其所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原因。關于后者，他寫道：“這種由于勞動分工而使同一數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長，是由于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勞動分工，使每一個人的業務降為某種簡單的操作并成為終生的唯一職業，必然使熟練程度獲得提高，從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長。第二，勞動分工，減少了勞動者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因而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在同樣多的勞動時間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勞動分工，使勞動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單一目標上，而不是分散在許多事物上，因而勞動者更有可能發現比較容易和比較迅捷地達到目的的方法，進而發明特定的勞動工具和機器；此外，勞動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從簡單勞動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科學研究，而且科學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獲得快速發展；工具、機器的發明和科研的發展，將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勞動生產力。誠然，斯密說的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可以視為第一個探索成本化解問題的理論。 

那么，分工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類從原始人的生活水平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對此，可作粗略的邏輯演算。

第一步，假設整個社會只有兩個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規律，如果他們不分工，那么其產出各是1，社會總產出就是l+l=2；如果進行分工，勞動效率可獲提高，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對上述計算進行邏輯推論。如果整個社會有3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讀為“遠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個社會有m(m是任意自然數)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

因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數，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會總人數m足夠大且分工的層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產成本。誠然，分工層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現實是直到今天最發達國家社會分工的深化過程仍未終止。由此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前面，我們從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然而，這一結論只是邏輯上的，現實中并沒有那么簡單。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來的學者通過重溫康芒斯關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論述，從而將“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經濟活動就分成兩個領域即“生產”和“交易”，而經濟活動的普遍成本也分為兩大類即“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產成本而生成，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結果，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專(產品專門、資產專用、勞動者專業)。詞典解釋，“專”，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動“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強從事這件事的能力。因此，“專”就是“偏”、“強”，它的“強”是以“偏”(即以放棄“完整”和“獨立”)為條件的。產品專門(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消費，資產專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使用，勞動者專業(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勞動。這就是說，分工必須以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為條件，否則分工不僅無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一種“專”必須與特定的另一(或幾)“專”相匹配，而不能隨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專”與“專”之間的匹配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變化趨勢怎樣?顯然，分工就是行業分隔。俗話說，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勞動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與“行”之間的“山”就越多越高，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層山疊嶺望而生畏。這就是說，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行業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行業之間的協作配合越來越難，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本文第一節已經證明，分工可能化解生產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通過本節的討論，我們又獲得如下認識：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將生成交易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同樣無止境。這正是“沒有免費午餐”，人類從分工可能化解的生產成本，又被協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銷。正因為這樣，我們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分工是經濟，愛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結論：即使能夠證明勞動分工可以化解生產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辦?天無絕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產成本而協作增大交易成本的兩難選擇中，人類發明了交易組織。詞典解釋，“組織”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組織的特征則在于“合”。第一，交易組織是交易活動的中介，各成員可通過這一中介和獲取分工、交易的信息，從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組織可壓縮交易次數，交易有可能是同類多次，而有了交易組織則同類多次交易可一次進行；第三，交易組織可通過總結交流交易經驗，發明簡便高效的交易技術，制定交易規則，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詐，仲裁交易糾紛，監督交易的實施；第四，有了交易組織，交易本身還可繼續分工，從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管理成本指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它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這里有兩個要點：一是管理成本的內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質，即管理成本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前一要點大約無異議，無須多作解釋；后一要點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已有理論相悖，需要多說幾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將其一般化，拓展了經濟學的視野，拉近了理論與現實的距離，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義是深遠的。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學者們將“交易”與“生產”并列對應，將“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并列對應，有意無意給人以如下信息：交易與生產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活動，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成本。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產活動才是原生的經濟活動，而交易則是生產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產成本才是原生的經濟成本，而交易成本則是生產成本的轉化或替代。其二，學者們認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這給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這是不正確的。首先，人們建立組織，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組織建立的邏輯前提，因此，就不能說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或者說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其次，一般的，組織績效即被組織化解的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也即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所花費的成本，是兩個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個名詞“交易成本”來稱呼兩個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導致概念混淆，以致對組織過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無法進行。再者，學者們否定或忽視管理成本的獨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歸根結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沒有必要確立獨立的管理成本)。但是，這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交易成本歸根結底也是生產成本，于是，按照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不存在獨立的交易成本，這樣交易成本的理論也就成為多余的了。由此可見，否定管理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須強調，認識到“交易成本是生產成本的轉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發，我們才能發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的完整過程和規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組織的建立和維持運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將來實現社會大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因生產不足而導致的利益矛盾，這種成本依然存在，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管理成本將十分微小。然而，在現階段管理成本絕對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為三大疑難。其一，一致同意疑難。組織建立和健康運轉的關鍵，是集中組織成員的偏好，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然而，在分工協作必須通過交易(利益交換)才能實施的社會發展階段，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組織強制(一部分人強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組織強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車疑難。大家知道，組織運行需要管理制度，這在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強制手段實施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當然，如果組織全員自覺參與制度生產，制度生產成本盡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為如果全員參與，那么收集制度生產所需要的信息就變得很容易)。但是，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發現，人們為了規避公共品生產中的個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車”現象，這就使得制度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監督疑難。對組織成員實施監督，是落實組織制度實現組織目標從而維持組織運行必不可少的舉措。然而，監督的困難在于：監督者也需要監督；于是，可能產生監督系列無限倒退的邏輯困境——這就是監督疑難。監督疑難將使潛在的管理成本大得無法計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嗎?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徑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徑就是以各種文化(市場文化、企業文化、社會文化)為載體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知識的結晶，因而是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情況下的組織目標孵化器和組織制度生產指示器。意識形態的建立，就如在組織中建立了一個磁場，從而使組織監督和控制變得容易。此外，意識形態的內容具有連續性和積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識形態的效益不僅惠及意識形態的創立者)和成本內部化(意識形態的成本卻僅由意識形態創立者承擔)的特征。正因為此，意識形態成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徑。

(四)意識形態成本

然而，意識形態的建立同樣要花費成本。首先，意識形態的創造需要花費勞動；其次，經濟利益集團化使意識形態的建立和替代過程充斥著矛盾和斗爭，甚至需要通過殘酷戰爭和政權更替才能實現；最后，意識形態對組織成員的監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員自覺基礎上，因而效率較低。這一切都可能成為意識形態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們已經知道有四種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討論將證明，僅就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不涉及過程的循環)來說，意識形態成本是最后一類相對獨立的成本。因此，我們有結論：在“成本化解”的問題層面，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有且僅有四種，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確立上述四種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進，我們將會看到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

三、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競爭

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由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所構成。在漢語中，“組織”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其中的“集體”，可以指人的集體也可以指物的集體(例如機體中的器官)。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也可視為一種組織，機器也可視為一種組織，因為他(它)們都是以物為元素組成的集體。這樣，上面所說的“組織生態”中的“組織”，就有兩類三種：以人為元素的集體，我們稱之為狹義的組織(下稱“人類組織”)；加上以物為元素的集體即人和機器，我們稱之為廣義的組織。

(一)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說清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必須先討論機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機器是人類勞動的物化，它可替代人類體力和腦力勞動，這已經是人們的常識，用不著多說。本文要增加的新內容是：機器不僅可物化人類勞動，而且還可物化人類組織(物化企業，物化市場，甚至物化分工協作的整個社會)；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對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組織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機器可物化人類組織，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說明勞動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經列舉了許多分工協作組織，例如，制針業的分工協作組織、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但是，后來這些分工協作組織都被一臺相應的機器(制針機和制釘機)所取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16－417頁也曾談到“一臺信封制造機”取代“信封手工工場”的情況。顯然，如果沒有制針業分工協作組織和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就沒有后來的相應機器；如果沒有“信封手工工場”，就沒有后來的“信封制造機”。這就是說，后來的制針機、制釘機是對前在的制針和制釘分工協作組織的物化；后來的“信封制造機”是對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場”的物化。歷史走到今天，機器不僅可物化簡單的分工協作組織，甚至可以物化復雜的局部市場(如電子商務)，物化龐大復雜的分工協作的世界社會(互聯網)。可見，機器可以物化人類組織，這是一個日益明顯和正在快速推進的事實。

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在成本化解問題上會帶來什么結果?回答：機器物化組織，保存著組織分工協作對生產成本的節約，但并不繼承分工協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針機各部件的配合協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說，機器保存著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分工協作產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誠然，制造機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經是地地道道的生產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有了終端。由此，我們將看到成本從有到無這樣一個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

(二)成本化解循環鏈

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環鏈。

首先，從靜態看，成本化解過程是一條鏈：生產成本一(分工協作化解部分生產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組織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識形態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識形態成本_÷(機器化解上游過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產成本。誠然，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其“化解”的成本量與“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邏輯上有三種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這畢竟顯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篇8

中圖分類號：F59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5-0144-04

一、問題提出

當發展成為人類共同的語言以及旅游行為成為一種普遍現象，旅游業在大多數經濟欠發達地區被視為了一種宏觀經濟問題的萬能良藥，或是作為社會變化的引擎以及在國際舞臺上打造良好形象的武器[1]。旅游規劃也因此變得更為普遍，編制規劃也成為旅游發展廣泛采用的手段[2]。然而，旅游規劃似乎并不總能奏效。尤其是在中國，旅游規劃正在或將要面臨較高的流產率和較低的實施效力，特別在內陸地區情況表現得更為糟糕[3]。

為了解釋規劃實施效果不佳的原因，近年來對旅游規劃與實施的差距（Gap betwee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GPI）研究逐漸受到關注。國外從20世紀90年代起，一些研究者在各類研究中也接觸和發現了旅游規劃與執行之間的差距現象，如：社區參與研究[4～5]，關于土地使用控制的錯誤計算[6～7]，中央計劃與地方可能性的差距 [8]，缺乏可用資金[2]，環境變化的不可控因素等等[7]。在中國，最早指出中國GPI問題的是在“2001年中國旅游規劃高峰研討會”和“2001年發展中國家旅游規劃與管理國際研討會”上提出了旅游規劃與實施現狀的問題。隨后Kun lai[1]，惠紅[9]等從規劃編制者、規劃執行者、當前制度和標準等方面解析了可能存在的原因。現實中，旅游規劃的實施成功若以旅游產業的成功作為衡量標準，那么“規劃實施成功”的意義則不僅僅局限于規劃藍圖的建設部分得到實現，而是在于規劃下旅游目的地通過旅游產業獲得了滿意的社會經濟效益。現實中，規劃實現其預期的效果涉及到諸多因素的干擾。在本文看來，社會經濟因素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即：在一般情況下，旅游規劃實施成功的概率與經濟發展的程度呈正相關。為了證實此假設，本文另辟蹊徑，從世界旅游產業的分布規律研究入手，以國家為單位對象，間接分析旅游規劃成功實施與經濟因素的關系。

二、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為了驗證關系假設，需要充足的統計數據與適宜的方法。由于世界各國情況差異較大，世界旅游產業的分布與比較采用計量分析的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此，本文借鑒庫茲涅茨、錢納里等建立的經濟截面國際比較分析方法，將2007年數據齊全的國家運用分組統計的方式考察旅游產業指標隨著國家富裕程度的特征變化[1]。

（一）國家分組

本文對于研究對象的145個國家進行分組。分組主要按照人均GDP（根據當年購買力平價計算）從高到低進行排列，并嘗試按照平均值法或相對均衡的方式將其分為5組。兩種分組方式的結果并未見顯著差異，本研究采用后一種方法使各組國家數量相對均衡以利于觀察。

（二）計算每組國家相關變量的“特征值”

計算特征值的方法主要可分為如下幾種：一是“總和法”，即取每組國家某個經濟變量數值的總和；二是“中值法”，即每組國家某個經濟變量的“中間值”；三是“平均值法”，可以是加權平均或是未加權平均；四是“回歸分析法”，用回歸方程進行計算。此外，還包括其他的統計方法。本研究將綜合采用“總和法”、“平均值法”表征相關變量的特征。其中，“平均值法”采取未加權平均值法，具體方法是：

Yij=∑yij/n

其中，Yij為第i組國家的第j個經濟變量的“特征值”，∑yij為第i組國家第j個經濟變量的每個國家的數值的加和，n為第i組國家的個數。

（三）分析旅游產業相關變量“特征值”的變化與關系

本文主要選擇世界銀行數據庫、世界旅游組織出版的《UNWTO World Tourism Barometer》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提供的可比較的2007年世界各國旅游統計數據，在各截面上綜合選擇絕對數量、份額數量以及產業效率等指標，具體包括：國際旅行收入額、國際旅行收入份額、國際旅行接待收入密度、國際游客人次、國際游客人次份額、國際游客接待人次密度。本研究運用不同指標在各分組國家中進行特征比較，分析世界旅游產業分布的總特征與趨勢。

三、主要發現

篇9

1. 引言

近年來,學術界一直在呼吁旅游業的發展必須走可持續發展的模式。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旅游資源的開發與環境保護理念相結合,促進資源的保護與循環利用。目前,循環經濟正成為一股潮流和趨勢，發展循環經濟是21世紀旅游業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和最佳模式。

2. 循環經濟的認識

旅游的可持續發展要求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以及旅游活動的進行有必要利用循環經濟的原則指導各種旅游活動的進行,在旅游活動尤其是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中應盡量減少對旅游資源的破壞和污染,系統地進行合理的資源規劃,并有效考慮旅游資源以及環境的自我修復功能和各種資源及環境的資源化轉化問題,從而促進旅游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時應該利用智力資源產生的科技水平和旅游活動所帶來的資金以對廢棄旅游物品和環境資源進行重新規劃開發,產生新的旅游資源。近年來在旅游業的各個方面已經開始貫徹可持續發展的策略，其基本思想也正符合循環經濟的相關理論。改變旅游業“重開發、輕保護，重經營、輕管理”的傳統模式，通過預防代替末端治理，強調各個環節全方位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這是在循環經濟理論下桂林旅游可持續發展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3. 桂林旅游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

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風景游覽城市和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自古享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之美譽。桂林擁有許多獨特的自然景觀和悠久的歷史文化，為其旅游業發展奠定了豐富和堅實的物質基礎，然而隨著桂林市旅游業的快速發展，尤其是進入二次發展期后，桂林市旅游資源環境污染和破壞程度日益嚴重，這在某種程度上制約著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

3.1旅游資源開發缺乏統一規劃、重復建設

桂林市的各級黨委、政府都認識到發展旅游業帶來的多種效益和旅游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逐步加大了對旅游資源開發的投入,但是部分縣仍缺乏旅游總體規劃的指導,對縣域范圍內的河流、洞穴,一般的水庫(湖泊)盲目開發,開發效果令人失望,或一開始就失敗,或只有短時間的興旺就很快進入衰退時期。有的景區在地理上本是一個完整有機體，在規劃和管理中卻被生硬地分成兩部分，缺乏整體的考慮和統一的規劃，導致出現旅游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現象。

3.2旅游資源保護意識不強,存在建設性破壞現象

桂林的旅游資源優勢在于風景資源,而桂林風景資源的主題是具有自然美的山水,但是,在開發建設過程中,有些景區內建造了一些與周圍環境不協調的人造景點,對原有景觀破壞較大,而且很多景區的環境衛生較差,廢棄物到處亂丟。另外,有些開發程度較低的景區,由于交通不方便,影響了景區內農村經濟的發展,當地農民脫貧致富的迫切心情與落后的基礎設施形成的矛盾,已導致村民盲目的修路架橋,破壞了景區的自然景色；同時,由于村莊人口的增加,缺乏景區規劃和村莊建設規劃的指導,村民修建的民居建筑從景觀、外形、體量、結構等存在著與傳統的建筑風格不協調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傳統建筑的景觀。

3.3旅游投入不足，基礎設施需進一步改善

由于桂林市國民經濟建設總量偏低,旅游投資還顯不足,旅游基礎設施和配套設施薄弱。部分景區道路交通不暢，可進入性差。對桂林市區及十二縣的景區交通情況調查表明：旅游景點交通狀況好的占7.7%,狀況較好的占15.4%,狀況一般的76.9%。多數旅游景區通訊設備匱乏，旅游宣傳經費短缺,促銷乏力。

4. 循環經濟理論下桂林旅游可持續發展對策

4.1從企業層面

要求桂林市旅游景區的開發者、旅游飯店的經營者及其它旅游企業遵循循環經濟的思想，以循環經濟的理論來規范自己，將循環經濟的“3R原則”應用于企業的經營管理之中。

從旅游企業長遠發展來看，采用清潔生產技術，最大化減少旅游資源的使用量，可以盡量減少或避免人類活動造成的對旅游資源的濫用和破壞，對旅游景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的干擾和破壞，從而保證旅游區的生態性和吸引力，同時也不斷提高自身發展循環經濟的能力。

旅游景區方面，旅游景區的管理者要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為目標，降低景區污染物的排放；應考慮旅游景區的生態承受能力，盡量減少景區的生態成本投入；有針對性地編制旅游解說系統，加強游客對景區旅游資源的認識與生態環境保護，同時引導規范游客和工作人員的行為符合循環經濟模式，通過生態教育使旅游可持續觀念深入人心。

4.2從政府層面

完善評價體系，建立旅游可持續發展綠色管理體系，把綠色GDP作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

目前桂林衡量旅游發展的指標以游客人數、旅游收入創匯水平、就業率等指標為主，并沒有考慮自然界的投入貢獻，沒有考慮對生態環境的損失多少，從系統角度看這些指標具有片面性。有必要建立一套新的綠色指標評價體系，從社會、經濟、文化、環境、生態等多角度、全方位來衡量桂林的旅游發展。針對桂林旅游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問題，應理順旅游業管理體制，加大主管機構的執法力度，加強旅游法規的完善，建立旅游可持續發展綠色管理體系，確保旅游市場向旅游資源優化、管理現代化、環保增值方向發展。

4.3從社會層面

重視旅游可持續發展倫理教育，促進旅游循環經濟理念的實現。社會層面要求桂林市政府、旅游管理者、公眾共同參與旅游發展，倡導包括抵達桂林的游人、當地居民、旅游經營者的旅游可持續發展倫理教育，對桂林旅游業各相關利益團體進行環保教育。

通過社會輿論、行政力量、榜樣感化和利益約束等手段，確保各利益團體按可持續發展要求，調整自身行為，以營造良好的倫理環境，促進旅游循環經濟理念的實現。桂林市政府還應宏觀調控旅游的發展，對公眾進行生態教育，在公眾中大力倡導生態旅游和綠色消費，對旅游業發展循環經濟給予政策上的鼓勵和扶持。

參考文獻：

篇10

[2]叢敬軍.信息化指數模型及遼寧信息化水平的測度[J].現代情報，2004，（7）：73-75.

[3]方維慰.區域信息化發展環境的綜合分析――以江蘇省為例[J].情報雜志，2008，（11）：32-34.

[4]茶洪旺，陳靜，倪秀碧.中國區域信息化發展水平及其收斂性分析[J].區域經濟評論，2014，（4）：91-97.

[5]楊洋.安徽省區域信息化水平測度及其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實證研究[D].合肥：合肥工業大學，2015.

[6]朱偉珠，李春發.京津冀區域信息化發展的空間差異及協調度研究[J].情報科學，2016，34（6）：103-108.

[7]小松畸清介.信息化與經濟發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4.

[8]Porat MU..The Information Economy：Definition and Measurement[M].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7.

[9]國家統計局統計科研所信息化統計評價研究組.信息化發展指數優化研究報告[J].管理世界，2011，（12）：1-11.

[10]修文群.區域信息化的測度與評價[J].情報學報，2002，（2）：197-208.

[11]郎益夫，周榮，喻登科.信息化和諧指數測量（2001-2007年）[J].圖書情報知識，2010，（2）：4-9.

[12]姜君.基于熵權與變異系數組合賦權法的模糊綜合評價模型[D].北京：首都師范大學，2011.

[13]劉宇輝.中國1961-2001年人地協調度演變分析――基于生態足跡模型[J].經濟地理，2005，25（2）：219-235.

[14]尹世杰.我國當前擴大消費需求的幾個問題[J].中國流通經濟，2009，（7）：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