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特征，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 F1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8）06-0018-05

黨的“十七大”科學地總結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寶貴經驗，指出“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偉大歷史轉折；同時指出“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必須“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進各方面體制改革創新”。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要“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尤其是首次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深化了我們黨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為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創新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因此，“要完善有利于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法律和政策，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這就是形成與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體制。

1 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呈現逆向運動

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制定了經濟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兩個根本性轉變的戰略方針，強調了實現2010年遠景奮斗目標，“關鍵是實行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一是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二是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十七大又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2003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認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建立起來了，并作出了《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近幾年，我們按照《決定》規定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和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又取得了新進展。這些表明，自黨的以來，我國經濟體制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已經初步實現。它極大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綜合國力的提高，集中表現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使我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日本和德國的全球第四大經濟體，是近20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

但是，我國經濟迅速崛起的正面與負面效應卻是同時發生的。這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與發展實際表明，我國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基本上沒有實現，“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還處于主導地位。從總體上看，這些年來，我國經濟保持持續快速高速增長，一直未能擺脫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未能克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的痼疾。不僅如此，進入21世紀以來，它的弊端日益強化，其粗放程度不斷加深。這種“高開采、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利用、低產出、低質量”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實踐中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生態問題、社會問題和人的問題，使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的同時付出了極高的自然生態代價和人與社會代價，導致今日我國“人―社會―自然”有機整體發展面臨著不少突出矛盾和積重難返的嚴重問題。其體制根源就在于我國初步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沒有改變傳統經濟體制的反生態性與不可持續性的根本缺陷，尚未形成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和諧協調的可持續體制機制。有幾點值得我們重視：

（1）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上的，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是完全符合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屬性的。由此決定了兩個具有全局意義的根本性轉變的根本一致性。因而，從理想狀態來說，這兩個根本性轉變應當是同步運動中協調發展。然而，國際國內的實踐已經證明，經濟增長和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要比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轉變艱難得多，時間要長得多，是難以達到同步運動的。即使是這樣，兩者也不應發生逆向運動，至少也應當是同向運動。但是，在我國卻出現了逆向運動：一方面，經過近30年的努力，我國初步建立并正在逐步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上完成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的市場經濟體制轉變，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迅速發展，主要表現為物質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確實是“物”的世界大大發展并增值了。

另一方面，我們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未能推進我國經濟增長與發展方式轉變，而且使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數量擴張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功能與弊端獲得了充分表現，導致自然生態、人身生態、社會生態的全面惡化，以人的生產力和自然生產力的重大犧牲為代價來換取物質生產力增長，確實是“人”的世界貶值和自然的世界的衰敗。尤其是我國經濟快速高速增長過程中過度的資源消耗，過大的環境污染，過重的生態傷害，使生態資本存量下降與生態赤字擴大同快速積累的經濟增長之間嚴重失衡，經濟持續快速高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生態約束的矛盾加深，極大阻礙著我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撇開社會制度而言，無論是資本主義的傳統市場經濟體制還是社會主義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都屬于傳統經濟體制，它們都是在傳統發展觀指導下，基本上都是以片面追求GDP的高速增長和物質財富無限增加為目的和動力，并且把實現這一目的視為傳統經濟體制運行的最高原則。因此，傳統市場經濟體制和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基本上都是把經濟增長建立在貪婪地索取自然資源，大量地消耗資源環境與掠奪生態的基礎之上。因而，與傳統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必然也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所以，傳統經濟體制是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制度安排與體制保障。10多年來，兩個根本性轉變逆向運動的事實表明，目前我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未能擺脫傳統經濟體制的窠臼，也就是說未能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局限性：一是不僅未能克服傳統經濟體制對經濟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長目標的盲目追求，而且還為其提供了某些制度條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年均經濟增長為9.6%，從2002年至2007年GDP增長都超過10%；為盲目追求經濟高速以至超高速增長的“極端發展主義”盛行提供了實踐基礎，并與傳統經濟體制的擴張機制相結合，使我國經濟發展沒有改變在傳統經濟體制下，那種數量速度型、外延擴張式的老路。對此，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缺乏抑制這種盲目數量擴張的制度和機制，顯得勉為其難與無能為力。二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二輪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付出了高昂的沉重的代價，目前我國生態環境惡化相當嚴重，國民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以犧牲生態環境和大多數民眾利益為代價換取經濟的高增長，經濟總量、物質財富的不斷增加與城鄉差距、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加深，使我們探索的新型工業道路并沒有改變我國在傳統工業化老路上前行的步伐。對此，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缺乏克服傳統工業化那種犧牲生態環境和大多數人利益的制度和機制，顯得無能為力。

（3） 在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從總體來看，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模式、經濟體制及運行機制，都是以生態與經濟相脫離為基本特征的，使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往往不能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因此，傳統經濟體制的一個根本缺陷，就是以生態與經濟的脫離和對立為特征。它不僅沒有保障當代人生存與發展的生態環境的制度與機制；更沒有為后代人生存與發展留下充分的資源與環境的制度與機制保障，由于在它的運行過程中不能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必然引起自然資源的耗竭和環境質量的惡化，在創造經濟生產力的同時，削弱生態生產力，使生態資本存量下降，從而導致現代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可持續性。我國初步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的一個根本方面，就是沒有消除傳統經濟體制的這個根本缺陷。沒有解決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與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的尖銳矛盾問題。在創造經濟生產力使我國經濟日益富裕的同時，削弱了生態生產力，使我國生態貧困越來越嚴重。如果說我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是一種資源環境掠奪型的經濟體制，那么，我們初步建立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仍然帶有這種傳統體制的痕跡，還保留著生態與經濟相脫離和對立的特征，實際上是資源環境消耗型的經濟體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它仍然是一種非持續發展的經濟體制。美國著名學者R•布朗在《生態經濟》一書中批評了主流經濟學只是相信市場力量，尊重市場原理而不尊重生態原理，尤其是無視生態可持續性原理，使當今自由市場經濟往往不能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將會導致現代市場經濟崩潰。于是，他引用開發挪威和北海油田的埃索公司前副總裁厄于斯泰因•達勒的看法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中央計劃經濟崩潰于不讓價格表達經濟學的真理，自由市場經濟則可能崩潰于不讓價格表達生態學的真理。”當今人類正在進入生態時代，現代市場經濟發展，應當反映生態學的真理，實現環境掠奪型經濟體制向環境保護型經濟體制的轉換，建立起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2 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理論與實踐基礎

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身，應當實現兩個根本性轉變：一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根本轉變；二是從市場經濟體制向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制的根本轉變。這種體制的要義應是基于生態和人文關懷的生態可持續性，從而以生態可持續性原則為基礎構建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其現代經濟發展模式。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客觀要求。因此，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實質上是建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生態市場經濟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現代市場經濟，反映了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優化生態與經濟發展的內在統一。它既是一種全新的經濟體制，又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形態。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從發展趨勢上講，生態市場經濟將成為21世紀的主流經濟形態”。如果說，現存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尚未顯著表現出超越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勢；那么，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有可能是提供這一超越的機會。因此，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現實超越與理論超越。是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正確方向與戰略任務。

（1）從理論上看，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是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石。

首先，在馬克思學說中，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理論，不僅為當今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而且為生態內生經濟發展模式及其經濟體制提供了科學依據。這是因為，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理論，其根本精神在于不是把人類社會生產和生活的各個領域視為分散的和封閉孤立的存在，而是視為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中的各個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作用的有機整體。馬克思恩格斯不僅闡明人與自然的不可分割性，而且闡明自然與社會的不可分割性；揭示了客觀世界是由天然自然、人工自然、人類社會的各種要素組成的復合系統，這就是自然、人、社會的有機整體。人類文明發展就是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資本主義文明發展是如此，社會主義文明發展更是如此。科學發展觀繼承和發展了關于發展的理論，深刻地回答了“發展”與“人”的關系這一核心命題，把人、社會與自然看作一個有機整體，來界定發展的內涵，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視為經濟、政治、文化和生態四個基本要素發展構成的整體發展、和諧發展、文明發展。傳統經濟學的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模式理論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它把經濟系統看成為不依賴外部環境，其交換及運動發展只是在經濟這個封閉系統的內部進行，因而可以不受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制約而無限增長。這就使得傳統經濟體制既忽視了自然環境因素又忽視了社會環境因素，并使其本身具有“反生態”和“”的性質，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只有把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理論牢固地建立在自然、人、社會有機整體發展理論的基礎之上，才能使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生態可持續性和社會可持續性，真正成為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

其次，生態經濟協調可持續發展理論的一個核心理念，就是“生態環境內因論”，這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一塊基石。生態環境內生化可持續發展理論的核心問題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是人的生命的組成部分，是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態安全的內在因素；另一方面是當今世界系統中生態環境是可持續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內在要素，對現代經濟良性運行與可持續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與發展最重要的、最關鍵的源泉。因此，生態環境已從現代經濟運行與發展的外生變量轉化為內生變量，這是生態環境內生可持續發展經濟理論的基本結論。這就要求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內在地具有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機制，使生態環境真正成為現代經濟運行與可持續發展的內生要素。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建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建立生態內生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形成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

再次，黨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設生態文明”的發展理念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上，使我們黨最終確立了生態文明是一種獨立的嶄新的現代文明形態，并要求形成與建設生態文明相適應的“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 要“加快形成可持續發展體制機制”，因此，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其根本點就是要把生態文明發展“模式化”、 “體制化”，形成可持續經濟發展模式和與它相適應的可持續經濟體制，它們不僅反映經濟學的真理，而且反映生態學的真理。

（2）從實踐上看，構建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不僅是我國國情和發展現實的客觀要求，而且具有堅實的實踐基礎。

首先，當今人類文明發展正在進入生態時代，使當今現代經濟發展具有三個顯著特點：一是經濟活動的生態化，二是經濟目標的人性化，三是經濟形態的知識化（包括信息化）。這三大歷史潮流的有機統一，是21世紀現代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希望所在。事實表明，能夠適應三大發展趨勢有機統一的經濟體制，就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它是一種既符合生態文明發展要求，又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嶄新的經濟體制。它能夠克服傳統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和主要弊端，突出強調經濟發展的人文向度和生態向度及其統一性，突顯的是人與自然協調和諧和人與人協調和諧的根本精神。因此，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構建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這才是最根本的經濟生態化、人性化、知識化的真諦。

其次，無論在當今世界還是當代中國，良好的生態環境作為現代經濟運行與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素，已經成為一種高度稀缺的生活要素和生產要素，嚴重地制約著現代人類生存和經濟社會發展。這種嚴峻的客觀現實決定著構建我國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戴利、布朗都強調當今世界系統已經完成了“空的世界”向“滿的世界”的轉變，使現代經濟系統的運行與演變已經從物質資本是經濟發展制約因素的時代，進入生態資本是經濟發展制約因素的時代，因而，世界各國生態系統提供的優良的生態產品越來越稀缺，日益稀缺的生態資本存量日益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制約因素。在我國，必要的、良好的生態環境的稀缺程度不僅超過發達國家，而且超過某些發展中國家。可以這樣說，我國目前已經完全改變了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的短缺經濟局面，物質資本日益雄厚，經濟正在走向富裕。當今中國發展由經濟貧困走向經濟富裕，既付出了高昂的生態環境代價；又付出了物質財富分配與占有的不公平的代價，從而形成了現代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態短缺局面。因而，當今中國的發展正在由生態脆弱走向生態貧困。正如一位青年學者所說的：“我國的生態貧困狀況相當嚴重，甚至可以說已成為我國目前乃至今后相當長的時期發展的基本特征。”這就迫切要求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要保障我國不斷走向經濟富裕，而且要保障逐步消除生態貧困，努力改變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生態短缺局面。

再次，近幾年來，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全面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尤其是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我們推進由非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向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轉變，構建社會主義生態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我國正在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生態安全型經濟社會，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生態化；與此同時，加大了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力度，大力開展生態省建設試點，海南、福建、浙江、江蘇、黑龍江、山東、安徽、陜西等開展生態省建設的試點工作，正在進入大規模生態建設和大規模經濟建設同步進行與協調發展的新時期；尤其是發展綠色產業，生態農業、生態工業、使生態工業園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據報道，目前在廣西、遼寧、江蘇、山東、天津、新疆、內蒙古、浙江、廣東等省市自治區展開了生態工業園區建設的試點，覆蓋各種傳統行業和高科技行業，推動著現有工業園區發展向生態化方向轉型，提升工業園區發展的生態化水平，從而加速了我國新型工業化朝著生態化方向發展的進程，展示出生態發展、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有機統一的科學發展的廣闊前景。現在，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我們黨的治國理政的新觀念，標志著我們黨開啟了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航程，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新時代正在到來。所有這些表明，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態內生可持續發展經濟模式，是有堅實的、豐富的實踐基礎的。

3 小 結

如果說，“從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一個新的歷史跨越、新的偉大實踐，也是一項更加艱巨、更加宏偉的系統工程。”那么創建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攻方向與戰略任務，就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一個新的歷史跨越，新的偉大實踐。德國學者指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國家擁有一個圍繞關注環境而組織的市場經濟，德國也不例外。”這就告訴我們，建立生態市場經濟體制，在世界上還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實現由非持續發展經濟體制向可持續發展經濟體制的轉變，不僅要比實現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現代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更加艱巨、更加復雜，而且要比實現粗放型向集約型增長方式的轉變更加艱巨、更加復雜，是非常宏偉的系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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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Though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 System of Socialism

FANG Shijiao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Hubei 430073, China)

篇2

2不完善的政治經濟體制

從自然經濟過渡到計劃經濟，再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整個發展過程對于中國來說其實并不長，雖然經濟體制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所特有的因素還是會影響到新類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中國目前正處于轉型時期，不再是傳統社會，而是向現代社會邁進，社會在經濟、政治以及法律方面還有很多的不足之處，還需要不斷地進行完善。而這個過程當中出現的各種現象，會影響到人們原來的誠信道德理念，落后的道德規范、原則遭到了破壞，但是可以適應社會的、新的誠信道德理念卻還沒有構建完成，正是這種道德真空時期的存在，才讓整個社會缺少誠信。想要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最重要的就是訂立市場經濟契約，其支撐了現代市場經濟。所以，現代市場經濟可以看成是契約經濟。雖然法律可以對契約進行約束，但是法律卻不可能準確地預見事物的發展，并且提前進行制約，只能從外在的角度保障契約，而真正可以保障契約的是經濟活動當中的誠信。

3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不完善性

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起步晚、發展緩慢、發展時間短，從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到社會改造時期的計劃經濟，在這一路的改革前進中，對計劃經濟的影響因素依然存在于當今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制中，因此，我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缺陷需要逐步完善。我國目前正處于轉型階段，由傳統向現代的快速轉型，使我國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中的不完善性逐漸凸顯。對此產生的不良結果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往的誠信原則被破壞，然而現在的道德規范卻還沒有真正形成，這種現象的出現易造成社會道德危機。若想建立完善的社會經濟政治體制，必須以建立市場誠信條約為前提，它是完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缺陷的保證，同樣也是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靈魂。改革開放使我國政治經濟運行機制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實現了由商品匱乏的賣方市場向產品豐富的買方市場的轉變，實現了由封閉半封閉的經濟向多層次、全方位開放的經濟轉變，因此，當代的社會政治經濟體制需要一定的束縛，而建立市場誠信條約正好符合這一需求，為其完善提供一種保障。誠信是道德規范的基礎，是政治經濟體制完善發展的基礎。市場經濟必然建立在對投資者和市場經濟參與者的私權保障的基礎上，沒有誠信法制保障的經濟社會自由就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體制。

4加強誠信道德建設，完善市場經濟體制

4.1建立政策法規，完善市場監督機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引進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統一的、開放的，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壯大社會主義經濟，必須要建設社會主義思想道德，即最重要的是誠信道德建設。目前，有人為滿足自身的利益需求，在利用社會政治經濟體制的缺陷性制造市場失信，這種現象的屢次發生，嚴重破壞了我國的誠信道德規范和建設。因此，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必須要建立完善的政策法規，完善市場監督機制，彌補這一缺陷，為建設我國的市場政治經濟體制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讓人們在市場交易行為中注重自己的言行，信守承諾。除此之外，還應該積極建立企業和消費者兩者之間的信用體系，為建立健全的國家信用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市場經濟體制具有一個非常基本的特征，即交易普遍性，然而這一重要特征為降低交易成本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同時，必須加強誠信道德建設，誠信是一種價值，為建設社會政治經濟體制提供保障。

篇3

一是行業性特征的社會體制，如科、教、文、衛，是行業性特征的體制。行業性特征的社會體制有其自身的行業規律，不能以經濟體制來包括或替代。如醫療衛生體制，發達國家也沒有因為市場經濟發展程度高就解決了醫療衛生體制難題，同樣面臨一系列問題，這是一個全球性的改革難題，它與經濟體制的發展沒有必然的替代關系。在這個層次上，經濟體制改革顯然不能完全包含有其自身規律和特性的行業性社會體制，但行業性社會體制要與經濟體制改革配套協調，改善它們之間的協調性是必要的。二是社區性特征的社會體制。社區的發展是與我國經濟體制建設進程有關系的，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是“單位人”的工作居住模式，社區也就是單位的延伸，什么也都由單位管理。加快推進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勞動力流動增強了，原先單位負責的社會服務等逐漸轉移到社會承擔，“單位人”逐漸成為“社會人”，特別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更多的人群主要通過自購方式解決住房，社區開始迅速發展起來，社區的服務和管理問題日益迫切，以社區為中心的管理體制，是對傳統“單位人”管理體制的替代。社區的物業管理、安全管理、就醫就學服務、文化娛樂和交流活動，體現出自治活動和經濟活動的特點，但不完全是市場經濟活動，也不能完全采取市場機制辦法解決。三是社會管理體制，主要是政府對社會的管理方式。社會管理，通常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公眾在內的社會管理主體，在法律、法規、政策的框架內，通過各種方式對社會領域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服務、監督和控制的過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和人口家庭結構等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必然需要社會管理體制的調整和創新。社會管理體制，更多是與政權、民主和公民行為密切聯系，是以政府為主導對社會管理資源的制度安排，是社會治理變革的反映，這個層次的社會體制，要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協調。四是社會組織與社會運行機制。社會組織功能既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從經濟角度看，社會組織是內含于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的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可缺少的部分。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主要是無數單個企業，市場經濟下的企業經濟活動又是高度分工與合作的網絡，市場經濟下政府管理的范圍相對有限，政府與市場各自的邊界都比較明確，政府與市場(企業)的關系都有成熟的法律和規制在約束調整，政府與市場之外的聯系要通過社會來完成，社會組織是必然的環節。市場經濟越發達，社會組織的作用越明顯。在這個層次，經濟體制必然包含了應有的社會組織體系和社會運行機制，這是在市場經濟基礎上必須要協調的關系。

(二)市場經濟體制內含配套的社會運行機制

政府離開了社會運行機制，政府與企業的關系就是政府面對無數的企業主體，中間缺少緩沖帶和信息溝通的橋梁，就等同于直接管理企業。企業離開社會運行機制的協調和自律約束，其行為就容易不規范和盲目。例如，越來越多的食品安全問題、價格欺詐問題、假冒偽劣問題等等，主要都是企業活動缺乏行業自律協調機制的作用。社會運行需要尊重人們合理的利益訴求，建立正規化和制度化的矛盾和問題表達機制，社會運行要建立在社會個人和社會組織自律自治管理基礎上，否則政府將難以擺脫繁雜的各項社會事務，并不斷增加相關的人員編制和支出，使財政不堪重負。單靠剛性的手段來維穩，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維穩，群發事件越多的困境。沒有社會自律協調機制的形成，就不可能順暢地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因此，要把社會組織作為健全市場經濟體制運行機制的系統性加以考慮。在社會體制改革中，社會中介組織改革在邏輯上甚至優先于行政體制改革。社會自律運行機制，也是協調利益矛盾，實現和諧有序的基礎。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成就有目共睹，但目前生產力還不夠發達，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就業和社會保障壓力增大，生態環境、自然資源、食品安全和經濟社會發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等，當前的突出表現就是利益矛盾。社會運行由行政管控為主轉變為以自律協調為基礎，以法制為保障，有利于及時有效地解決各種矛盾和沖突，維護市場經濟正常秩序。隨著社會現代化的推進，社會事務不僅日益增多，而且越來越繁雜，政府可能事無巨細及時處置，為此，政府要從傳統的一些管理領域中超脫出來，擴大社會自律的領域，政府努力從管控為主轉向服務為主，從以堵為主轉為以疏為主，創造良好社會秩序。

(三)社會體制要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

一是不能割裂，所有社會事業都是建立在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社會基礎的大前提下的，不能離開這一前提。市場是一種激勵和約束機制，社會中人的行為同樣需要激勵與約束，這需要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正確處理社會事業自身特點的公益性屬性和激勵機制。二是不能等同，把公益性社會事業等同于市場化改革是錯誤的，但并不等于不能引入一定的市場機制。必須確立政府在社會事業發展中的責任。社會事業是社會公平的重要保障，社會事業供給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重要的政策目標，因此，要堅持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的公益性，強化政府在立法、規劃、投入、監管以及政策支持等方面的職責，尤其是加強政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責任和能力。從改革頂層設計角度考慮的社會事業改革與具體社會事業領域自身改革目標屬于不同類別的關系，不能相互取代。改革頂層設計中的社會事業改革是從社會事業的共同屬性出發，通過改革社會事業的組織方式、管理體制、運行機制來保障社會事業的公益性，并提高社會事業運行效率，主要著力在構建社會事業與政府、企業、市場的關系。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專項改革需深入社會事業各領域的自我特征、自身規律，應更具體化、專業化地規劃改革方向和具體實施路徑。

二、把“民生”與“分配”融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環節

(一)保障民生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要求我國進入社會轉型加速、貧富分化加劇、公眾民生訴求增長迅速時期。加快民生事業發展、建立民生保障體系，是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主題。近幾年，各級政府對民生保障越來越重視，用于民生的投入也不斷增加。據財政部數據顯示，2010年，全國財政用于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保障性住房、文化體育、農林水利、環境保護、交通運輸、城鄉社區事務、科學技術、商務服務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出合計達59601．82億元，占全國公共財政支出的66．3％，也就是說我國公共財政的2／3已經用于民生。但公眾的反映是感覺民生投入不明顯①。因此，我們要清醒認識到，保障民生不僅靠投入，也不是安撫措施，任何保障民生措施的實施都需要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要通過建立健全國家基本公共服務制度，明確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職責，積極運用政府購買服務等機制，推動基本公共服務提供方式的市場化運作。財政在加大投入的同時，要更多地利用市場機制配置保障民生的資源。投入保障民生的資金使用還要高度注重機制合理化的建設，在資金管理上做到管理成本的合理分配，這樣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投入保障民生的資金使用還要高度注重機制合理化的建設。同時要大力推動社會服務產業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多元化、多層次的非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這就要求深化改革，推動科技、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中高級要素的市場化。從市場準人、資格評定、投資體制等方面實現公立機構與私立機構機會平等，管理部門要實現從管理公立機構向加強行業管理轉變。

(二)分配差距是市場經濟體制的系統性視角

財富分配是民生問題的核心，也是經濟與社會共振的核心部位。財富分配是由生產關系、分配關系、社會關系綜合決定的。“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②，即分配是生產關系的全部體現。我國一貫堅持以初次分配為重點，再分配調整為補充。初次分配重在深化促進機會均等的市場化改革，關鍵是完善生產要素報酬機制，推動城市化，融合城鄉生產方式，建立就業優先的體制機制。再分配重在加強財稅和社保制度的再分配調節功能。一般地講提高勞動報酬、提高居民收入、縮小收入差距不是作為單項制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所能包攬，必須把深層體制在經濟體制的整體關系逐步理順。我國分配差距過大，在初次分配中有三層原因：第一層就是城鄉差距的擴大。這在我國當代不是分配制度形成的，是比分配更大的二元經濟結構并由此決定的兩種生產方式的結果。第二層是生產要素配置機制的缺陷造成的差距拉大。生產要素分配關聯勞動、土地、資本等等，提高勞動報酬的比重實際是對生產要素報酬機制的設計，也是市場經濟基本關系的再完善，涉及公平與效率關系的統籌考慮，也要看提高誰的勞動報酬。第三層是勞動報酬，是真正的分配問題。如果我們只在勞動報酬機制上研究“分配”問題，似乎不可能觸動當代中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根本。例如，對基尼系數影響最大的是城鄉差距，而促進城市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才能從根本上縮小城鄉差距。當前，我國在初次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一是不同要素由于行政分割造成的機會不均等，勞動力資源上表現為身份問題，資本、土地等資源上表現為行政和資源的壟斷。二是要素流動問題，無法實現城鄉、不同市場主體間自由流動。全國總工會專項調研顯示，農民工養老、醫療保險的參保率不足20％和31％。與此同時，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不公平。同工不同酬是農民工受到的最大不公正待遇。三是是否有組織協調的問題，集體談判制度缺乏。特別是在以中小企業為就業主渠道的大背景下，區域性、行業性集體談判制度的發育嚴重滯后，使資本收益壓縮勞動報酬。分配制度的改革要從系統性視角來多層次考慮。例如，如果不能在工業化開拓的空問內順利推進城市化，就只能延續以農村的廉價人力和資源服務于城市和工業，而農村人均占有的資源又不能分享因城市化減少農村人口而逐步提高，也就沒有城鄉差距不持續擴大的道理。

三、建議

(一)把促進形成社會自律機制和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擺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優先環節

當前，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迫切需要各種中介組織，各種商會、協會、學會等協會組織，市場經濟運行環節中，在政府和市場關系的重要部位，發揮更大作用。要增強社會組織在保障市場配置資源中的中介作用、協調作用、自律解決矛盾的作用。微觀經濟主體和消費者的活動，要更多通過自律協調來加以調節，遵循一些共同的規范和準則，遵循起碼的誠信約束。

(二)注重保障民生的長效體制建設，保障民生的實施手段可與市場機制結合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是通過單獨的一套體制去解決問題，而是要把保障民生融人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各基礎環節。建議在各部門推進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政策及項目中，要將保障民生建立在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突出保障民生的長效體制機制建設，同時，各項民生措施的實施手段可盡量有效地運用市場經濟體制。

(三)建議把作為單項改革所稱的“分配制度”改稱“勞動報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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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轉軌；管理機制；生態環境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3）01-0019-05

一、引　言

國內外學者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還沒有形成一個確切的定義。經濟轉軌也叫“經濟轉型”或者“經濟過渡”，主要研究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社會主義世界計劃經濟消解、市場逐步形成的這一過程（胡德寶，2010）[1]；經濟轉軌主要是指社會經濟從一個歷史階段向另一個歷史階段的轉變，具體而言主要是指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唐末兵，2005；光，2007）[2][3]；轉軌經濟一般情況下，就其原來意義來說，無論“過渡經濟”、“轉軌經濟”，還是“轉型經濟”，其含義并無太大區別，均指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制度轉換（張仁德，2006）[4]。綜上所述，許多學者基于傳統經濟學的視角將經濟轉軌定義為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過程，筆者認為經濟轉軌內涵非常豐富，不應僅僅指對資源配置方式起重要作用的體制的轉變，還應包括發展模式、發展要素、發展路徑的選擇。

目前關于經濟轉軌的研究內容多集中在傳統經濟學領域，例如市場化轉軌過程的描述和分析[3]、轉軌經濟比較方法論[4]、經濟轉軌過程中自然壟斷行業規制改革及績效差異[5]、轉軌經濟中的國有企業重構[6]、經濟轉軌不確定性對我國城鎮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7]、轉軌路徑、經濟增長與轉軌理論范式研究[8]、經濟結構對體制轉軌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9]等。然而，經濟轉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上述社會經濟效應，它還改變了企業的運行模式和政府的管理模式，對企業的生態環境決策和政府的生態環境管理產生重大影響，從而帶來生態環境質量的改變。但當前對于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生態環境效應研究比較少，主要有李國柱、馬樹才從定性和定量方面研究中國經濟體制轉軌與生態環境質量的關系[10]；侯偉麗從定性角度分析中國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的效應[11]；季斌、沈等從定性和定量、尤其定量的角度分析長江三角洲地區經濟轉軌的生態環境效應[12]等。因此，有必要研究經濟轉軌帶來的生態環境效應，對于區域建立和完善可持續發展機制有重要的意義。

二、經濟體制的基本類型和特征

張春霖認為經濟體制是人類為解決資源配置和動力問題而確定的一組機制，包括決策、信息、激勵、約束的機制，強調所有制和協調機制并不是經濟體制的構成要素，進而又把上述四種機制分為兩組，即決策—信息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13]。張仁德認為經濟體制是借助于經濟體制實行資源配置的一整套經濟系統，或者說是對資源配置作出決策和執行這一決策的一整套組織安排[14]；樊綱、光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定的經濟制度或者生產關系所采取的具體組織形式和運動方式，包括社會組織和管理經濟的制度、形式、方法及經濟運行機制[15]。上述定義從不同角度揭示了經濟體制的特征，筆者基于上述研究結論對經濟體制的含義進行重新界定。經濟體制主要是指資源配置的方式，這種方式也可以認為是在一系列機制運作下的制度安排，不僅僅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和企業所有制結構，還包括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體系和制度，主要分為計劃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體制兩種。計劃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政府在整體的宏觀調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經濟布局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計劃成為配置資源的基本方式、國家通過指標的方式直接管理企業、國家所有制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強調國家利益等[16]；市場經濟體制是指經濟運行主要通過市場在微觀經濟領域、日常生產經營活動和有關資源配置等方面發揮作用，其主要特征是市場通過價格機制、供求機制、競爭機制高效率地配置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是決策的主體，追求個人、企業利益是經濟活動的基本動力[17]。

三、計劃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公地悲劇”的產生

馬歇爾·戈德曼（Marshall　Goldman）曾對這個問題有過簡練的描述，計劃經濟形成了個人理性與集體經濟的偏離，由于不存在資源的私有產權，工廠經濟不必為其使用的土地和資源付費，這就導致了對資源的過度使用。從理論上講，計劃經濟體制可以避免外部性問題，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處置資源時，真正的“公地悲劇”才會產生。整個社會或者多個單位共同占有公共資源，公共資源的產權清晰而使用權模糊，經濟主體往往可以以較小的成本就可以獲取公共資源，最終會使公共資源枯竭[18][19]，計劃體制對資源的配置效率低下和企業將追求利潤作為經濟業績，也浪費了大量的資源和污染了生態環境。此外，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源、生態環境政策、制度、觀念不完善，往往導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生態環境污染。另外，國家作為社會成本的承擔者和強制執行者，僅具有純理論的意義，企業使用資源和排放污染物不需要支付成本或者支付很小的成本，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企業運營機制和價格機制也加速了資源的過渡利用和對生態環境的破壞力度；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制定的綱領、路線、方針、政策也對資源生態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重工業為重心的工業建設、和化運動造成了資源的大量浪費、“大三線”和“小三線”建設使得錯誤的工業布局引發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以鋼為綱”、“以糧為綱”方針忽視生態規律，造成生態生態環境的極大破壞。

（二）重工業優先發展趕超戰略的負作用

由于當時的國際背景和國內背景，迫切需要盡快建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和盡快實現工業化，我國采用蘇聯的工業化發展戰略選擇了一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然而重工業這種資金、資源密集型產業并不符合我國的優勢，因此重工業的發展必須在扭曲的宏觀政策中得以生存和發展。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表明：重工業結構是生態環境效應的主要因素，是影響生態環境質量的主要驅動因子[20]。縱觀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是計劃經濟時期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國重工業化時期大致分為五個時期，即1949年～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的重工業優先、“一五”期間的重工業化、“二五”期間的“”對重工業的強化、1961年～1964年對“”的糾正、1965年～1978年備戰和三線建設對重工業優先的再次強調[21]。長久以來的計劃經濟體制形成了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的畸形產業結構，重工業的發展不僅消耗了大量的資源，而且使生態環境破壞嚴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研究員認為重工業一般具有兩大特征：一是高污染的特征，傳統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往往是粗放的、外延式的發展道路，重工業的過度發展造成本來已經很脆弱生態生態環境加速破壞；二是資源的高消耗特征，重工業的加速發展必然使得本來已經非常短缺的水、土、煤、電、油等基本資源高度緊張，企業的正常生產和群眾的正常生活都受到負效應的影響[22]。

四、市場經濟的生態環境效應分析

（一）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正效應

1.　市場機制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

市場經濟最重要特征就是市場機制或稱為價格機制，市場機制在反映資源稀缺性、提高資源更有效率的利用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微觀層面上，企業對于市場上的價格信號能夠做出靈敏的反應。市場價格的波動，及時地反映出市場對各種產品的需求，以及各種資源的稀缺程度，通過企業的自發行為，促使生產要素流動，經過一定的過程，使資源得到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3]。宏觀層面上，由于堅持了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和宏觀調控，價格信息真正能夠在資源配置中起導向作用，市場經濟體制資源配置實現較計劃經濟體制高的效率。以水資源為例，研究表明，市場發育程度越高，水資源配置效率越高，反之越低[24]。建國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是無償供水或者低價供水，城市生活和工業用水的價格也是嚴重扭曲，極為嚴重浪費水資源[25]。由于水資源的無價或低價，使用者很難通過技術創新來減小成本，據調查灌溉農田比噴灌、滴灌分別多耗水30%、70%，粗放使用不但加劇了水資源的浪費，還造成了土地鹽漬化和地面沉降等生態生態環境問題出現。市場經濟體制下水資源有償使用法律、辦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各類用水全面實行有償使用[26]，不僅使供水單位取得了明顯的經濟效益，而且對節水工作的開展，提高用水利用效益，均起到了經濟杠桿的作用。另外，市場機制促進了非國有企業的發展，集體、三資、私營等各種產權類型的企業大量出現，這些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在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上展開了競爭。市場機制的引入建立了資源市場，在價格機制的引導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斷擴大。

2.　市場化有利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全要素增長率和產出增長的貢獻率遠高于傳統經濟時期，這將有利于生態環境質量的改善[10]。高投入、低效益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在前蘇聯、東歐國家及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由來已久，政府多次強調轉變經濟方式卻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其原因何在？[27]著名學者樊綱認為歸根結底這不是認識、管理、政策問題，也不是發展戰略問題，而是體制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國外延式發展的問題不可能根治[28]。劉國光學者也認為，相比較而言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對經濟增長方式制約性更大，這種制約性不僅反映在微觀層次的企業經營機制上，而且體現在宏觀層次的經濟調控體系和調控手段上[29]。劉傳江學者認為傳統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因其忽視個人利益和經濟激勵、排斥市場制度與市場機制，因而不僅會因為缺乏技術創新、缺乏高效率的激勵和動力機制而內生出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而且還決定了這種增長方式的鎖定狀態[27]。上述觀點表明，經濟體制轉變和增長方式的轉變應該是同步的，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化可以通過三個渠道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第一，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形成靈活、準確反映各類自然資源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逐漸替代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不合理的資源價格體系，從而為自然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和優化配置提供前提[10]，目前價格幾乎全部決定市場上供需變動的產品，受指令性價格影響的工業品占工業總產值的份額較低；第二，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調整產業結構，通過市場調整，形成有別于計劃經濟體制的高度化和協調化的產業結構；第三，市場經濟體制有利于促進企業研發和采用新技術以在競爭中保持優勢，以增進資源配置效率和降低生態環境污染程度。

3．　市場化有利于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

生態環境政策是協調發展與資源生態環境之間矛盾的手段，同時也是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延伸和實現其發展目標的重要調控手段[30]。生態環境政策包括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生態環境法規制度、生態環境公眾參與等三個方面。目前已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環境經濟政策，主要包括排污收費、排污權交易、生態補償、資源生態環境稅收等方面，生態環境經濟政策的實施對于降低生態環境保護成本、提高行政效率、減少政府補貼、擴大財政收入以及提高公眾生態環境意識諸多方面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的改革時期，這些帶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生態環境政策與市場經濟手段相結合，比較有效地緩解、控制了污染排放[31]。目前，主要存在兩種手段，一種是政府干預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環境資源稅、環境污染稅或排污收費、環境保護補貼、押金退款制度等。另一種是市場機制的方式解決環境問題的經濟手段，如自愿協商制度、污染者與受污染者的合并、排污權交易制度等。近年來國家積極推進環境稅費改革、環境價格和收費改革、綠色資本市場完善、生態補償政策的實施、排污交易市場的試點、綠色貿易和綠色保險的實現、環境污染責任強制保險、企業環境行為信用評價、綠色信貸和銀行綠色評級、企業環保債券等體現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市場手段更加健全，環境經濟政策體系建設日臻完善，注重市場機制在解決環境問題中的作用。

（二）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生態環境負效應

市場經濟相對于傳統經濟體制在經濟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市場經濟體制的調節有以下缺點：①只能解決微觀經濟平衡問題，不能解決宏觀經濟平衡問題；②市場機制只能反映現有的生產結構和需求結構，而不能反映國民經濟發展的長遠的目標和結構；③市場機制的有效作用是以充分競爭為前提的，而現實條件下由于信息不透明和壟斷等因素下難以實現充分競爭；④許多社會消費的公共產品難以通過正常的市場價格機制加以分配[17]，以及生態環境資源本身的公共物品屬性使得市場經濟并不能解決所有的生態環境問題，相反有些資源生態環境問題反而在市場經濟的作用下變得更加惡化。

一方面生態環境和資源往往屬于公共財產，破壞生態環境、浪費資源將會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但卻可以降低生產者的邊際私人成本和增加消費者的邊際私人效應。換句話說，對于外部性的生態環境和資源問題來說，市場機制是不起作用的，另外市場機制往往只能反映[前和局部利益，難以解決長遠和整體利益，因此市場經濟難以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32]。另一方面，我們的經濟體制轉變僅僅30年的時間，而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體制轉變卻用了上百年的時間，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在制度方面還有很多不足之處，由于生態環境污染和資源消耗往往給他人和社會帶來外部不經濟性，卻能給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前與局部利益，然而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不規范就表現為生態環境和資源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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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模式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特定的歷史條件具體指特定的會計環境，會計環境包含諸多復雜因素，其中經濟基礎環境對會計模式的形成起到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然而經濟基礎環境又是一個復雜多變的系統，包括社會的所有制形式、經濟管明體制、企業組織形式、經營方式等內容。本文從經濟基礎環境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體制的角度出發，對市場經濟體制下的會計模式進行分類比較，以期為我國會計模式的發展與改革提供借鑒。

一、會計模式的界定分類比較分析

(一)會計模式界定從不同角度對會計模式的概念及內容進行研究的主要觀點有：會計模式是對特定國家(或地區)會計實務體系的概括和描述，其內容是非常廣泛和豐富的，可以包括會計目標、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要求、會計原則和會計‘準則、會計的組織和管理體制等(常勛等，1999)。會計模式是指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下，由于會計管理體制、會計原則、會計制度以及由此決定會計方法、程序組織機構所構成的有機整體(楊紀琬、婁爾行，1991)。會計模式是指一個國家的會計工作如何管理、如何運作的方式，是對某個國家或者某個地區會計實踐活動本質特征的基本概括，它具有客觀性、抽象性、綜合性以及相對穩定性等特點(朱小平，2003)。會計模式是指為實現會計目標，由各種要素構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會計工作標準形態(于玉林，1994)。筆者認為，會計模式是指對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特征的綜合性概括和描述，包括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兩個層面。理論層面的要素主要包括會計目標、會計立法、會計原則、會計準則、會計制度、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等，實務層面的要素主要包括財務報告的內容、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會計管理體制、會計職業修養等。不同會計模式下的相同要素存在差異，應對其進行分類比較研究。

(二)會計模式分類當前理論界對會計模式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按會計模式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經濟管理體制)劃分、按會計活動的基本目標劃分、按會計活動的構成要素劃分、按會計活動的歷史時期劃分等。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對會計模式進行分類研究，會得到不同的研究結論，并具有不同的現實指導意義。當前世界各國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大致分為：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市場經濟體制、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其代表國家和主要特點如(表1)所示。按照各國具體市場經濟體制類型的不同，可將會計模式相應地分為：自由競爭市場經濟會計模式、有計劃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社會市場經濟會計模式、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會計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會計模式。

(三)會計模式理論層面的比較分析理論層面主要因素包括會計目標、會計立法、會計準則、會計信息質量要求。

(1)會計目標引導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的發展，會計目標是對會計工作提出的具體要求，是會計職能的具體化，因此，會計目標往往作為研究會計理論的邏輯起點，然而會計目標在很大程度受會計環境特別是經濟基礎環境的影響。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目標比較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通常都確立了明確的會計目標，即通常以維護私人或企業利益為主要目標，這是與其相對成熟和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息息相關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設處于起步階段，會計目標也處于不斷改進和完善之中。2006年，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將會計目標定義為：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是我國會計目標研究和建設取得的重要進步，同時也表明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正日趨成熟，我國會計與國際慣例的接軌日益緊密。

(2)會計法規是會計規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會計活動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保障。一國會計立法的完善與否，從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該國經濟體制的發展程度。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立法比較如(表3)所示。從(表3)可以看出，市場經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會計法規相對比較完備。多數國家的會計立法受本國商法、公司法或者證券法的影響較大。相比之下，我國尚未有商業法典從整體上規范和約束錯綜復雜的經濟行為，使得我國的會計法規缺乏完備的立法基礎。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企業有關的經濟活動也日益繁雜多變。為了能夠適應新的經濟環境和新的經濟業務，會計法規必須及時進行修訂和完善。

(3)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及內容反映了國家的會計發展水平。只有科學合理的制定程序才能保證制定出科學合理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在會計準則及會計制度的制定過程中，除了需要政府的必然介入以保證其權威性外，還需要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適當介入以保證其科學性和合理性。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準則比較如(表4)所示。從(表4)的對比中可以看出，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會計準則的制定大多都有政府機構和民間組織的介入，保證了其會計準則的科學性、合理性及權威性，從而得到社會的公認和遵守，為維護良好的市場秩序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4)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是對企業財務報告中所提供會計信息質量的基本要求。不同會計模式下的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比較如(表5)所示。從(表5)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國在會計信息質量要求方面基本上與國際接軌。但由于我國正處在經濟體制改革的轉型階段，復雜多變的市場經濟環境對會計信息質量的要求在不斷提高。在我國2001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中，規范會計信息質量要求的原則屬于一般原則的一部分，“會計信息質量特征”原則，包括：真實性、相關性、可比性、一致性、及時性、重要性、明晰性等原則。我國2006年新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取消了“一般原則”及“會計信息質量特征”，代之以“會計信息質量要求”，并作為基本準則中獨立部分出現，這一變化的出現主要是為了與我國會計目標的變化相適應而做出的調整。新準則的規定是對原基本原則的補充和完善，更加強調會計信息的相關性，表明我國在會計準則建設方面又向前邁進了一步。

(四)會計模式實務層面比較分析實務層面主要因素包括財務報告的內容、會計實務程序與方法。

(1)財務報告的方式和內容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會計目標的定位，不同會計模式下財務報告內容的比較如(表6)所示。美國是當今世界上市場經濟最發達的國家，其會計目標明確合理，因此其財務報告的內容比較完備和詳盡。雖然法國和德國的會計目標

不盡相同，但其財務報告均著重體現真實和公允的原則，以便更好地維護國家或企業的利益。日本會計受德國會計和美國會計的共同影響，財務報告不但要為維護私人利益服務，而且還要為國家宏觀管理提供經濟信息。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的財務報告內容不夠完備，且主要以資金管理為導向。財務報告的提供著眼于國家宏觀管理，強調資金的來源與運用，注重受托關系和經管責任，忽視為保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提供服務。隨著我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頒布，我國財務會計報告的目標確定為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作出經濟決策。這一變化決定了我國財務報告的方式和內容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這表明我國在財務會計報告方面的建設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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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能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

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制度是由正式約束、非正式約束和實施機制共同構成的。生態經濟制度建設必須遵循生態學原理，特別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工業文明的發展目標是單純追求GDP，用消滅生態價值來創造經濟價值，在獲得最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毀滅了巨大的生態價值。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始終是以大量消耗自然資源和經濟資源，達到盡可能地更多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物質產品的目的。人們把追求經濟效益作為唯一目標，忽視生態上的要求，這種在生態上的巨大缺陷不僅不能實現經濟增長或經濟發展與可持續性的有機統一；而且造成了當今巨大的生態危機，更談不上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伴隨著人類對工業文明的反思，人類要擺脫這場生態危機，呼喚一場文明形態的全面變革。這場變革就是生態文明的轉型，以生態文明取代工業文明成為人類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們黨對生態環境問題日益重視。理論界和社會各界開始對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進行新的思考，政府也積極采取各種措施推動環境保護及生態文明建設。1983年，環境保護被確立為我國必須長期堅持的一項基本國策，環境保護觀念開始深入人心。到2007年，建設生態文明寫進黨的十七大報告，我們黨開始將生態文明建設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點要求，并提出要使“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上升為執政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戰略組成部分。黨的十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更高的戰略層面，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生態文明戰略地位的提升，體現了黨對生態文明建設認識不斷深化，生態文明建設實踐在不斷深入，建設生態文明自覺性在不斷增強。同時，黨的十報告還提出：“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的嶄新概念，將生態文明提升到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特定時代的高度。站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這樣一個高度，我們清楚地知道，生態文明新時代應該具有以下本質特征：（1）生態時代不僅是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發展，而且是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發展，這兩種發展關系是相互依賴、互相制約、互相作用的有機統一；（2）生態時代的人與自然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社會的社會關系，人與社會環境的協調關系是人與人的生產關系；（3）人與自然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自然屬性，人與人的協調關系，是生態時代的社會屬性。這兩種屬性的有機統一，構成了生態時代的本質，這兩種屬性的協調發展，形成了生態時代的自然史和人類史，并推動生態文明從低級向高級不斷發展。因此，生態時代的本質特征，就是把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切實轉移到良性的生態循環和經濟循環的軌道上來，使人、社會與自然重新成為有機統一體，實現生態與經濟協調與可持續發展[8]。在生態文明的新時代里，我們要以“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目標。要想給我們子孫后代留下更藍的天、更綠的地、更青的山、更凈的水，我們必須落實科學發展觀，落實黨的十報告提出的明確要求。堅持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堅持生態優先發展的戰略方針，這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政策和根本方針，是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有機統一和最佳結合的生態經濟制度。生態經濟是一種與地球的生態系統保持和諧關系的經濟，是人們在為實現自身利益努力的同時，將更加關注生態利益、社會利益和他人利益。生態市場經濟是經濟效益、生態效益、社會效益相統一、相結合的經濟，能夠正確反映生態系統的商品和服務的價值和全部成本，能夠有效地克服傳統市場經濟發展中不顧社會成本、環境代價而一味追求經濟效益的缺點，使發展經濟、保護環境、優化生態辯證統一起來并實現三者協調發展。因此，貫徹和落實“生態立國”的基本國策和生態經濟優先發展的根本方針，其實質就是經濟社會活動全過程的生態化變革，其目的就是生態與經濟一體化的整合過程[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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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場經濟體制為主，作為我國現階段生產力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既反映了我國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心，應該是市場經濟。或者說，在本質上首先是市場經濟。也在客觀上要求我國當前的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充分體現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和客觀規律的基本特性。（一）確立市場經濟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市場經濟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生產方式，適應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的主體要求，并且也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生產方式。因此，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也應當在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占據主體地位。明確這一點非常重要，這不僅是我們正確認識我國現階段經濟基礎規定性的基本依據，也是我國在基本經濟制度體制、社會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社會治理方式與法律制度等方面，進一步深化改革與創新的主坐標。第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所有制關系。市場經濟的基礎是私人經濟，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是它的基本特性。與此相聯系的是每一個市場主體，都是自主、自由、理性地追求私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生產經營者。唯有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創造和積累財富的熱情，這也是經濟發展動力、活力，以及市場效率的根本所在。因此，市場經濟的所有制關系必須以私人所有為主體，否則就難以成為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雖然自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民營經濟也獲得了極大發展，但始終步履艱難。要從根本上得到改觀，就應當構建以私人所有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制定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民營經濟更快、更大發展提供制度支撐。第二，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產權關系。一是重在產權明晰，利益主體明確而實在，二是重在產權保護，利益主體的權益不受侵犯，三是重在產權規范，利益主體具有平等的市場地位。我國的產權制度改革，雖然也是沿著這個方向，普遍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但在實施的領域范圍和落實成效方面，都還有著不小的差距。第三，構建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市場經濟的初次分配關系，在本質上是生產投入的收益分配關系，也是參與價值創造與實現的各生產要素之間的分配關系。分配權利的決定因素是各生產要素的稀缺性或不可替代性，其公平與否的標準是各生產要素的市場價格。二次和三次分配關系，在本質上是政府和社會運用非市場方式，而建立的財富均衡轉移的再分配關系。其分配權利和公平標準，則是來自于縮小收入差距，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社會要求。可以說，這三個第次相互補充的分配關系，最大限度地兼顧了效率與公平。但是，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要真正發揮成效，還需要三個前提：一是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二是完善的政府公共財政職能，三是成熟的民間社會組織機構。雖然我國目前已基本建立起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分配關系，可收入差距卻又不斷擴大，其實質問題就是這三個前提還沒有真正形成。（二）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由市場配置資源，作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規定性，是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主體方式，因而也必須具有資源配置的主體地位。這也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但是，這種主體地位的真正確立，并不在于有多少資源是通過市場配置的，甚至也不在于其數量是否在總量中占有絕對多數，而在于資源是否真正由市場機制的作用來配置的，并且是否已成為最主要、最基本、最普遍的配置方式。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條件下，特別是權力在資源配置中占據主導地位時，通過市場運作配置資源，往往會淪為掩蓋權力配置資源的“形式”，甚至淪為“漂白”權錢交易的一種方式。而本文前面所指出的，我國經濟體制目前所存在的各種“失衡”現象，在客觀上也是不斷滋生這些行為的“溫床”。因此，要真正確立市場配置資源的主體地位，就必須破除現存的體制機制障礙，進一步完善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這不僅要確立市場經濟的生產關系，還要改變目前經濟體制的各種“失衡”現象，構建能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支配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第一，構建自由的市場選擇機制，取消行政性投資審批制度。投資作為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行為，既是投資者理性的經濟活動，也是投資者對市場機會的選擇。自主和自由是選擇的基礎前提，其收益和風險自有投資者來承擔，其投資是否過熱也自有市場來調節，因此無須政府從微觀層面予以審批。政府在微觀經濟領域的主要責任，應是依據相關制度、政策和標準，一方面引導投資方向、促進產業升級和科技創新，一方面嚴格查處各種危害市場、環境和社會公眾生活的生產經營行為。第二，構建公平的市場競爭機制，確保所有市場主體享有平等的市場地位。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是公平競爭的基本保證，主要體現為市場機會、待遇和保護等方面的平等權利。其最大的作用是能形成正向發展激勵，增強各類市場主體競“優”發展的信心和積極性，促進要素資源優化組合，提高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同時也能在很大程度上減少權力配置資源的機會。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消除各種壟斷，全面放開市場，實現充分競爭。第三，構建單一的市場定價機制，取消“雙軌制”定價模式。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基礎性作用，依據的是價格信號，市場的競爭機制，也依據的是價格信號。市場價格既是商品價值的體現，也是市場供求關系的反映，只能由市場來確定。任何非市場的定價行為，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扭曲市場的價格信號，降低資源的配置效率和利用效率。對于某些關系民生的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也應該由市場來定價，政府可用發放專項消費補貼，或提高社會保障的財政補貼標準等方式予以彌補。第四，構建嚴格的市場治理機制，建立法制化的市場管理體制。法制社會之所以是市場經濟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場競爭的結果，只能是以“優”勝“劣”，絕不允許“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所以，市場的治理機制必須法制化，必須從管理到執法、從方式到程序、從審理到判罪、從監督到問責的各個方面，建立一個完善的法制化管理體制，不給任何憑借權力、勢力、欺詐的不法行為以立足之地。唯如此，才能維系市場經濟的交換關系、契約關系和信用關系，才能顯現市場的功能，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三）確立市場調節的主體地位我們知道，由于市場主體作為個體的理性經濟人，在逐利的經濟活動中，都不免帶有一定的自發性和盲目性，易引發經濟運行的波動和無序化現象，因而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就顯得非常必要。但必須是在確立市場調節的主體地位，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基礎上，按照以下原則來實施：第一，必要原則。雖然不會有經濟運行的絕對平穩狀態，任何時候的經濟運行都會處于一定的波動中，但只要在適度的范圍內，就不要貿然采取宏觀調控措施。除非出現下列三種情況，一是經濟運行出現明顯的非正常波動或無序的跡象時；二是社會經濟發展能力出現明顯的衰落跡象或瓶頸類困難時；三是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出現影響我國經濟運行或危害全國經濟安全的跡象時。但也要根據實際情況的程度，只能采取必要的、適度的調控措施。第二，有利原則。宏觀調控的目的是為了經濟運行的平穩和有序，但更重要的目的，應是提高經濟體擺脫危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因此其政策和措施在抑制經濟波動時，一是要有利于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不能違背市場規律；二是要有利于市場機制的完善，不能影響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三是要有利于促進產業的轉型升級，不能只限于市場供求關系的平衡；四是要有利于產業體系的優化整合，不能影響產業鏈的銜接、配套和組合；五是要有利于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的成長和發展，不能影響大眾經濟、消費經濟的正常運行。第三，間接原則。宏觀調控就是間接調控，最忌諱直接干預微觀經濟運行，特別是用行政手段干預正常的市場行為。否則，不僅會影響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也容易成為計劃經濟的市場，甚至是權力控制的市場。因此，宏觀調控最好通過運用諸如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以及產業政策等政策工具來實施。主要是形成一種市場預期，以引導資源配置的方向，從而達到調整市場波動和提升經濟發展能力的效果。所以，宏觀調控重在它的引導作用。第四，授權原則。宏觀調控一般都需要投入大量的公共資源，并且對經濟運行和社會經濟生活也都會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宏觀調控既有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益問題，也有社會經濟發展的責任問題，其措施具有顯著的公共經濟性和公共政治性，甚至是公共道德性。這就決定了宏觀調控的決策和具體措施的制定、解釋，都具有著立法的性質，其權利不應歸于政府行政部門，而應歸于國家立法機構。政府部門只有得到國家立法機構的授權，才能實施宏觀調控。這也是防止利用公共資源追求部門利益和權力尋租的有效制度之一。

如何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制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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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作用下，市場經濟步入了全新的時期。在此環境下，社會主義市場也開始呈現出新的特征和內容，以及面臨更為復雜的因素和嚴峻形勢。經濟法作為一種對社會公共性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能有效發揮國家的宏觀調控職能，消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在新的形勢下，對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中的地位展開研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經濟法的內涵概述

經濟法是協調國家經濟運行之法，是對國家在經濟管理中發生的經濟關系進行調整的法律。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視角出發分析，經濟法對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具有干預、管理和調控的功能屬性。一直以來，經濟法的內涵都是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問題，也是一切經濟立法、司法等活動的基礎問題。現階段，我國經濟法權威采用的概念是：經濟法是國家從經濟發展的全局出發，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經濟法的內涵包括了以下三方面的內容：（1）經濟法屬于法律的范疇；（2）經濟法屬于國內法的體系；（3）經濟法不同于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具體來說，盡管各個法系、各個國家對經濟法的內涵概述有不同的定義，但是其在經濟市場發展中的作用具有統一性，其對各種經濟關系的確立有著無法替代的影響作用。

二、經濟法的作用

1.有助于構建市場機制。近年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然而，由于市場經濟體制建立的時間較短，發展速度緩慢，現階段仍舊處于構建階段。新經濟形態下，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當前的重要任務。黨的十五大也針對性地提出了市場建設任務：健全市場規則，增強市場管理成效、掃除市場障礙，脫離地區封鎖、部門壟斷的束縛，建立統一開發、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而構建市場機制這一任務必須通過經濟法的制定與實施，才能得以順利完成。

2.有助于國家依法實施宏觀調控。保持經濟總量平衡，抑制通貨膨脹，以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化，推動市場經濟穩步發展，是國家宏觀調控的核心任務。立足于市場經濟體制，國家要想對經濟活動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就必須通過一定的法律手段實施。可見，經濟法的制定和實施，是國家依法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活動的制度保障和條件。

3.有助于克服市場失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的運行具有一定的自發性，它在優化資源配置、調節市場供求、指導經營管理機制時，會引發一定的失靈問題。在此情況下，如果對失靈情況置之不理，等待市場運行機制自主恢復原樣，就會隨之引發資源浪費、社會不穩定等問題。為此，必須通過國家的積極干預行為，來對市場失靈問題進行克服，才能確保市場得以正常運作。而國家的干預必須要以一定的法律作為基礎，經濟法就是當中的重要依據。

4.有助于加強市場管理。市場經營主體追求自我經濟利益，是市場經濟體制制度所允許的。但是，倘若市場管理不到位，那么就會出現市場經濟主體為追求自我利益而損害他人利益或社會利益的情況。因此，必須要通過經濟法的制定與實施，加強對市場的管理力度，才能保證市場秩序與經營自主之間保持平衡。

三、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地位

1.經濟法是國家干預市場經濟的重要工具。經濟法以一種法律形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秩序、行為進行了規范化規定，它是一種重要的實施工具，主要是通過國家對市場進行宏觀調控而得以實現。在社會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作用下，國家宏觀調控與市場經濟共同管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維護市場經濟發展的穩定性以及規范市場秩序等已成為了社會經濟發展的共識，而國家政府部門對市場經濟的發展進行干預也成為了社會發展的必然行為。經濟法是國家政府部門為了對市場經濟行為實施干預和管理而設置的法律規范，其主要發生在經濟管理機關和經濟組織、公民個人之間，經濟法所調整的對象也具有社會整體的特征。除此以外，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能夠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強有力的影響，但是由于市場經濟體制自身所存在的弊端，倘若缺乏了經濟法作為其法律支撐，不僅會減弱市場經濟自身對社會經濟的調節作用，還會適得其反，取得與之相反的效果。

2.經濟法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方向不動搖。相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來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無論是在成熟程度還是在時間上都存在明顯的差距。要想穩步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就必須要穩定社會主義經濟下的各方面思想。一直以來，社會經濟領域都存在質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方向科學性和正確性的聲音，然而社會主義市場用事實證明，在國家宏觀調控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共同作用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逐步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動作用下，生產力不斷發展、經濟逐步繁榮，社會文化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和改善。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正視其可能存在的風險，找出經濟發展中可能出現的漏洞和缺陷，以找出解決這些缺陷的具體措施。經濟法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方面面都用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不僅明確了市場經濟主體的權利義務關系，還對整個社會發展的大方向和整體方針進行了具體確定。通過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的實施，能夠保持社會主義市場發展方向不動搖。

3.引導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體制的創新可以加強市場經營主體的自主性，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則可以對市場經濟行為起積極的推動作用，從而促進各項工作有條不紊開展。經濟法是一種能夠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產生深遠影響的法律體系，其貫穿于經濟發展全程，對引導推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社會的發展離不開法律的支持，經濟的發展同樣也需要經濟法作為法律支撐。經濟法不僅對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取得的成就進行了肯定，還用一種法律的形式對這次發展歷程中生產下來的事物進行了保護，并把這些事物用法律法規的形式固定下來，逐步形成經濟發展改革的方向，從而引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整體的發展和完善。

4.維護個體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在本質屬性上屬于一種基礎性概念，它一直以來都被用作為論證國家和社會存在的合理性，并被各國法律，甚至是憲法上規定為用來限制個體的權利。從具體上來說，社會公共利益對立法、執法和司法實踐都會產生重要的影響，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價值。經濟法在社會主義市場的投入使用，能夠通過其自身的法律效力，對社會公共利益進行有效維護。可以說，經濟法是一種以社會公共利益作為法律優先的核心精神，這也是經濟法有別于民法或者其他的部門法的一種特質。同時，經濟法也維護個人的合法利益，保障個人的經濟權利。

四、結語

總而言之，經濟法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它主要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一系列公共性的事物進行宏觀調控，在社會主義市場中有著特殊的地位與作用。必須要全面實施和實現經濟法，才能保障社會經濟活動能在有序的社會環境中進行。

參考文獻：

[1]陳忻怡;論經濟法的社會本位思想[J];改革與戰略;2014年0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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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民商法信用原則；市場經濟體制；誠實信用原則

民法和商法是我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法和商法共同調整著商品經濟關系，確保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正常運營。民商法的信用原則，是民商法體系中具有雙重調整性、普遍規范性和較強伸縮性，具有法律調整和道德調整的雙重作用，因此其對民商法的完善和發展有重要作用。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民商法中的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完善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如何應用民商法的信用原則，進一步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然成為左右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民商法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

（一）信用原則的內涵及應用領域誠實守信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是中華民族傳統道德規范的行為標準。我國的法律體系，是基于我國社會的公序良俗和道德規范，參考蘇聯和西方的立法體系設立的，因此誠實守信原則在我國民法和商法中占據著重要地位。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和完善，加之全球經濟一體化對我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逐漸加大，誠實守信原則已經成為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中的重要基礎。只有保證我國民法和商法的誠實信用原則適用，才能有效的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才能進一步在現有的民商法基礎上，根據社會對民商法的需要，對民法和商法進一步的完善。信用原則作為傳統道德和現代法律的基礎原則，其不僅沒有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而淘汰，反而其作用越來越明顯，甚至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發展和建設的重要因素。在《合同法》中更是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力、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的重要地位。換言講，誠實信用原則已經成為貫徹民商法的基礎原則之一，影響著民商法在司法領域的應用，并影響著民法和商法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的作用。這是因為，在市場經濟體制中，誠實守信原則是平衡參與經濟活動雙方利益的重要工具，并能夠發揮著平衡當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的重要作用。誠實守信原則不僅是社會道德的一部分，還具有法律特有的強制性特征。從社會道德方面來說，如果一個人或一個企業不遵守誠實守信的原則，那么其必然會陷入無人交往的境地，必然會導致個人或企業無法參與到正常的社會活動中。

（二）誠實信用原則應用的領域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和商法中的應用是比較常見的，并且體現在物權法和債權法中的諸多方面。誠實信用原則作為民法和商法立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其在市場經濟建設中的應用，將會直接影響到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和發展。在物權法中，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重要原則之一，是構建物權秩序與交易規則的基本工具，其具體的體現就是公示和公信。誠實守信原則在物權法中的另外一個應用就是相鄰權，在這項權利的行使中，誠實守信原則是衡量權利是否被侵害的重要依據。還有一項對所有權的應用就是善意取得制度，該制度根據誠實守信原則，轉讓給他人的財產能夠使第三方合法擁有使用和處置的權利。在債權法中，誠實守信原則可以表現為情更原則、歸責原則兩方面。情更原則主要應用于合同變更和解除時，具體指合同生效后，在合同關系的基礎情事中由于不規則當事人的因素，預防當事人蒙受不合理的損失，。還能夠使另外一合法當事人獲得意外的收益。債權法中的歸責原則，主要是指無過錯責任、公平等原則，該原則一直作為判斷事實行為的標準，對于維護良好的公共秩序和提高分配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具有重要意義。

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誠實信用原則的重要影響

在市場經濟帶領下，市場交易原則的樹立也越來越多，交換是市場經濟發展動力的基本形式，在人與人交往過程中，彼此的信任度是非常重要的。在市場經濟中，誠信更是眾多市場準則中的重中之重。誠實信用是作為市場經濟交換的基礎保證，其行為得以進行的基本倫理前提是誠實守信，即使交換各方有任何一方不相信另一方，則這種交換行為則難以進行。市場經濟領域中的信用，主要指的是參與市場經濟的各方在長期的經濟交往而形成的信任關系和信譽評價。這種信用關系和評價是市場交換的前提，同時，市場經濟的交換必然建立在信任基礎之上，它是信用的結果。由此來看，信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不僅是市場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更是支持市場經濟前進的動力。在無形的經濟發展建設中，城市信用的原則一定要落實到實處，促使市場競爭的良性發展，從而共同推進經濟建設的發展。信用作為市場經濟的倫理原則，同時還是市場經濟效率的資本（這種資本既可以被視為社會資本，也可以被視為道德資本，但它對市場經濟的促進作用是確定的）。綜合來說，在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下，誠實信用原則可以產生經濟效率的資本。雖然其是經濟發展中的外部條件，屬于無形產物，不能夠進行直接的買賣，在技術層次上也不可替代，但是“誠實信用”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確有著重要的意義及作用。盡管在經濟學家眼中，信任和類似的價值觀被看作是經濟活動中的“外部事物”，但是確能夠促進經濟效率的，有利于提升經濟行為中的交換數量和質量。在一定意義上，信用可以被納入產生經濟效果的重要資源之一，市場經濟中的商業信用、銀行信用、國家信用、產品信用、消費信用、國際信用以及政策信用、法律信用、司法信用等都是重要的社會資本或道德資本，信用不僅是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更是市場經濟的重要資本或資源。

三、民商法信用原則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一）內涵與概念界定不清盡管誠實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的應用比較普遍，并且很多案件或事件中都會應用到信用原則，但我國民商法理論體系中，卻缺乏對誠實信用原則和內涵的統一認定。在諸多的民商法誠實信用原則理論中，包含條款說、立法意志說、雙重功能說等很多不同的理論派別，雖然這些理論派別均從某一方面對誠信原則在民商法中應用的理論基礎進行了具體的論證，并對其內涵進行了解釋，但由于這些說法均有其合理性，因此現如今的信用原則在民商法中沒有確切的內涵和定義，這直接導致我國民法和商法在涉及到誠信原則的應用時，缺乏足夠的標準型和理論支持。

（二）誠實信用原則缺乏具體的法律保障雖然誠實信用原則被寫入民法和商法中，但由于誠實信用原則根本沒有準確的理論界定，因而導致誠信原則在使用過程中，存在著一定的混亂。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意味著我國的社會體制仍然在不斷建設和完善中，也也導致我國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過程中，由于歷史的原因，信用體系建設的并不完善，或許這也正是我國法律理論研究體系中對于誠信原則無法準確定義的原因之所在。由于誠實信用原則缺乏具體的法律保障，較低的違規成本和帶來的較大的收益預期，必然會導致有些個人和企業鋌而走險，導致市場經濟運行的比較混亂，矛盾和信用問題不斷出現。

（三）與其他原則相比，誠實守信原則的序位相對滯后誠信原則應該作為民事立法的根本原則和主要價值追求之一，只有使民法和商法能夠為保護誠信的市場行為的有效工具，才能發揮民法和商法在市場經濟建設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然而我國的民商法法律體系中，雖然對誠信原則反復強調，并將其應用于民法和商法中，但卻將誠信原則放置于各項民事法律的末位。這導致我國社會的發展中，對誠信原則毫不重視，最終導致整個社會對誠信守信存在誤解，認為誠實守信在社會公德中本來就處于末位，導致我國社會上的信任危機嚴重，造成了我國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畸形，并直接影響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甚至影響到了境外資金參與到境內投資的積極性。

四、完善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策略

（一）明確信用原則的價值內涵能夠更好的實施一個法律條款，首先要把握好其核心內涵，雖然信用原則的法律概念存在分歧，但信用原則作為社會公德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法律中的核心內涵是確定的。為了更好的應用誠實信用原則，就要求我們在使用信用原則相關條款時，對信用原則有一個比較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交易主體能夠明確信用原則的核心內涵，那么在交易活動中就會以誠實信用原則作為開展交易的基礎，從而在交易活動發生之時正確的行使權力和履行義務。消費者如果在交易活動中明確誠實信用的原則，就能夠利用好法律工具，保證交易的公平和公正，從而降低在交易活動中受到損失的幾率。法律工作者把握好誠實信用原則，當遇到相關案件時就能對案件更準確的分析和審理，從根本上提升法律的公信力。

（二）加強信用原則的執行力度我國民法和商法體系中，對信用原則沒有統一的定義，對違背信用原則的事件也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予以制裁。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由于對誠實信用原則沒有立法保護，導致部分個人和企業在違背誠實信用原則后，根本沒有相應的機制予以處罰，而只能靠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來降低違背誠實信用原則事件發生的概率，但這個過程是比較緩慢的，不符合我國現階段較快的社會發展速度。這就要求我國法律應該加強信用原則的執行力度，對信用原則的執行進行明確細致的規定，并出臺相應的行政處罰機制，讓信用問題能夠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從而從根本上實現對信用原則的保護，降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過程中信用問題出現的幾率。

（三）加強政府引導的同時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我國現階段的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這是我國發展中國家的國情決定的。我國在未來一段時間甚至很長時間內，都會是發展中國家，因而政府的引導和市場調控仍然是必要的。鑒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中近年來信用矛盾和危機頻發的現狀，政府機構應該積極引導誠實信用原則在市場機制中發揮作用，彌補市場經濟自我調節機制的不足。為了進一步提高我國市場經濟的建設和發展速度，并縮短政府參與市場宏觀調控的時間，還要加強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只有市場主體的信用建設成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信用問題，才能有效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良性、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民商法中信用原則的應用，是民商法完善和發展的基礎之一。由于我國民商法將信用原則的位次后置，以及受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現狀的影響，我國信用原則一直存在問題。要想有效的解決這一問題，促進我國市場經濟的兩性發展，就必須了解信用原則在市場經濟發展中的內涵，并加強信用執行力度和政府干預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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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以來，根據我國已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進一步發展和改革面臨一系列新矛盾、新任務的形勢，我們黨及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指導方針，標志著改革開放站上了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大將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與堅持改革開放有機地融為一體，為新時期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深刻認識“新時期”，正確把握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后我國發展與改革關系的一系列新特征，是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前提，也為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但影響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存在，這些體制機制障礙既有體制轉軌不徹底，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的基礎原因，但新的矛盾又并不完全由于“市場取向”不夠這一原因，產生了復雜的表現形式。特別是自主創新能力還不強，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資源、環境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日趨突出，我國經濟在邁上新臺階后，可持續發展面臨挑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任務艱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要充分考慮上述問題對體制機制的要求，拓寬改革攻堅的層面，著力解決深層次矛盾和問題。

二是改革開放推動人民生活總體上進入小康水平，成就偉大，但同時收入分配差距出現拉大趨勢，城鄉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在減少的同時仍有相當數量，與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城市發展迅猛、農村相對發展滯后，縮小城鄉、區域發展差距任務艱巨；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統籌兼顧效率與公平，統籌各方面利益難度加大。顯然，深化改革要更加重視民生領域的制度創新，重視各種利益關系的統籌兼顧和利益關系調整的制度建設。

三是改革開放推動經濟社會活力顯著增強，同時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協調配套的諸多新課題，醫療、教育、文化、以及各類社會組織和社會運行體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務。

我國進入新時期所呈現出的新問題，是在改革開放取得偉大成就基礎上的新矛盾，是生產力和綜合國力躍上新的歷史臺階后的新挑戰。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在初步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后，經濟體制改革所依據的客觀情勢在總體上已發生了重要的變化。作為30年改革所集中針對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已經不復存在，但改革的漸進性特征又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協調性制度，不可能在以“轉軌”任務最集中的改革進程中得到同步解決。因此，轉軌取得初步成功后，解決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的一系列配套性協調性問題，就必然成為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內容，成為新時期改革向縱深推進的方向。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以建立科學發展觀體制保障為重要內容，也是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方針的改革。十六屆三中全會的主題是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次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這標志科學發展觀的形成本來就是改革開放實踐所呼喚的。黨的十七大全面闡述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下，把改革開放同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有機統一，實際上明確了新時期深化改革向縱深推進的基本方向，為我們解決進入新時期面臨的深層矛盾，進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武器。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這兩個方面，統一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入新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經歷從初步建立到逐步完善的轉折。進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標志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性轉折。完善體制是繼續完成“市場取向”為基礎的“完善”，也包括更廣泛和深刻的新內涵。既要“更大程度地”、也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更好地”實現市場配置資源，已經成為深化改革的重心所在。解決“更好”的問題，就是“完善”的問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必然包括更好地解決宏觀調控與市場基礎的互動問題，更好地解決城鄉、區域之間改革發展協調性問題，更好地解決經濟發展動力與重視民生的配套性問題；更好地在體制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市場機制為經濟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我國市場機制作用的發揮還帶有很大的初興特點，市場機制本身也不可避免帶有自發性和盲目性，通過“完善”體制，可以有效抑制其自發性和盲目性，更好解決過度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經濟增長和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好解決經濟社會協調、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問題，更好地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問題。從根本上說，實現新時期又好又快發展，還是要靠改革開放為動力。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與連續進行的市場取向的改革是互動的關系，并不是也不能代替市場取向的系列改革。市場取向，體現經濟體制改革繼往開來的連續性。堅持改革開放方向，決不能離開市場配置資源這一貫通改革開放過程的體制性基礎。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保障，促進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推進，要著力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建立有利于實現協調統籌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建設和注重民生為重點的多方面制度創新。這些向縱深領域推進的改革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進行的，與市場取向的改革是協調進行的。僅靠市場機制，固然不可能自發實現科學發展，還要解決一系列制度建設，但離開了市場配置資

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科學發展。經過30年不懈努力，我國雖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這一基礎性領域的改革并沒有完成，一些重要環節仍處于改革的攻堅階段，一些重點領域的改革仍然需要以更大的決心來推進。已經實現市場機制的部位，進一步完善的任務也十分艱巨。例如健全和改善宏觀調控、完善各類微觀主體現代產權制度、加快政府行政體制改革、深化生產要素市場的培育、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打破市場封鎖等等。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必須與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相協調，而不能離開這一取向。這就體現了新時期改革向深度廣度拓展的時代特征，體現了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是承繼的、連續的，又是適應發展新時期向深度廣度的拓展。

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的推進，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拓展和強調的新內容很豐富，其中，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關系最密切的主要有四個方面：一是要更加重視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二是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三是建立有利于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四是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以下對四個層面分別做一些簡要分析。

二、更加重視市場基礎上公平正義的制度建設

新時期深化改革要著力構建和諧社會的制度保障，體現以人為本的出發點，體現發展觀、市場觀與價值觀的統一。這一問題，是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提出的，也要在市場取向改革基礎上得到解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了具有活力、動力與資源配置效率的優勢，形成了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但是，市場機制自身也是有缺陷的，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帶有利益即期性，如果不能駕馭其“自發作用”，將會對社會效益與公平正義價值產生沖擊，這在市場經濟形成初期和工業化加速期相交匯的階段，可能助推經濟、社會各種矛盾問題的產生積累。為此，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后，必須在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基礎上，高度重視彌補市場缺陷的制度建設，重視貫徹以人為本的原則，既要保障效率，又要重視公平，當前需要更加注重公平正義的制度保障建設。最重要的是重視分配、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設，重視公共服務行業社會效益的制度建設，更加注重不同社會利益群體、不同社會階層的利益協調。

圍繞“重民生”為重點深化改革，是經濟體制與社會體制相交匯的改革，也是新時期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題中之義。民生領域的體制都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緊密關聯的，不可能離開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來解決民生問題。解決民生問題要靠發展，但在特定條件下，發展并不一定能自動解決民生問題。從根本說，解決民生領域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公平正義，要靠繼續深化改革。在這方面的改革，不僅僅是以提高效率，加快發展作為改革的直接目的，而是要把公平公正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深化改革中正確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就業制度創新、分配制度改革、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醫療衛生改革、教育文化體制創新、安居工程建設、直到加強各方面的公共服務等方面，任務艱巨、責任重大，是新時期進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著力點。

要重視初次分配也要有公平觀，綜合處理好再次分配調節與初次分配制度的關系。再次分配是收入調節的主要領域，是以公平性調節為原則的，當然調節的深度以不損害效益機制為限，我國目前仍有進一步加大調節力度的余地。在我國現階段，完全依賴再次分配調節是難以覆蓋社會各方面的，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與完善，是伴隨整個工業化進程的一個艱巨任務，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全國城鄉范圍到位的保障調節。在這個歷史階段，分配體制的改革必須重視初次分配領域的調節。實際上，群眾對分配意見的直接感受也主要來自于初次分配領域。黨的十七大提出，要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這一論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初次分配領域還是要確保效率優先，這很重要，只有可以促進勞動效率的體制，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體制。但初次分配也必須注重公平，要以制度形式規范收入差距。提高勞動在社會收入中的比重，實際上就是要正確處理好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和按勞分配的協調，要考慮分類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包括農民工最低工資制度。增加農民收入始終是工業化過程中的關注點，要加大農村基礎設施投入與農業、農民補貼，同時，適時研究農產品價格調控體制，穩定農資產品價格，合理調控農產品價格。

要高度重視就業制度創新。就業既是經濟層面的事，也是社會層面、人文層面的事，體現社會的價值觀，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礎工程。從我國當前勞動力巨大壓力的實際考慮，如果就業問題解決不好，僅靠擴大社會保障制度和再分配調節就難以支撐社會和諧與公平。在我國現階段，發展既應當是可持續的發展，也應當是有利于帶動就業的發展。就業問題既是長期壓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當前現實壓力，決不能因其長期性而忽視當前。我國現階段的就業問題，是工業化、城鎮化階段經濟社會轉型的特定問題，不能僅等同于一般意義上的宏觀調控指標，而應當有發展戰略選擇和更有效的制度安排。要大力支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支持發展第三產業，特別是支持中小企業發展，要作為我國現階段的重要發展戰略之一，真正解決不利于中小企業、非公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這是帶動就業增長的主要領域。促進就業還要研究新思路。對產業工人、包括進城務工者，要嚴格實行8小時工作制和雙休日，加強勞動保護；對某些產業，包括內外資，可否根據產業特征給予勞動力數量的適當外在調控。該破產、該下崗、該裁員的當然還要進行，這是市場經濟規律，但國家應當扶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職業培訓教育、轉業培訓。就內外需就業結構看，我國在就業壓力下，農民工的超低工資支持了超常規的低價格出口的持續增長，維持了擴大農民工隊伍就業狀態，但這部分就業的過低收入水平不能形成為相當的國內需求，制約了與經濟增長相應的國內需求增長，反過來也會制約內需性就業增長，這是需要與擴大內需一并深入研究的。

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在新時期改革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要防止兩種傾向。一種傾向是對社會保障制度重視不夠，突出體現在政府性資金直接投資項目數額偏大，而社會保障的資金來源缺口又很大。今后確實要進一步提高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轉移支付和財政支持。另一種傾向是脫離現階段實際，對社會保障寄予脫離現階段可能的期望，提出一些不可能在現階段實現的口號，這同樣是有害的。加強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幾個核心問題是，一是盡可能擴大覆蓋面。特別要更加重視城市低收入和低就業家庭，更加關注農村社保體系的啟動建設。二是對養老醫療保障加大統籌體系建設。首先要提高統籌層次，養老統籌到省，醫療至少到市。其次要加快探索人口遷移所必需的社保轉移，中央政府要在社保轉移方面加強協調支持和監督力度。三要逐步增加財政投入。這里的投入并不能對應產出，而是政府的公共責

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

三、形成推進新型工業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體制機制

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已經從總體上擺脫貧困、解決溫飽，步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歷史階段。面向未來，深化改革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經從推進生存型發展的需要為主轉變為促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加速發展為主的新階段。其中，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步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加快推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實現這一歷史任務，必須在體制上解決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這一關鍵問題。

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形成，推動了中國新型工業化、信息化的發展，但實現可持續發展仍然面臨很多矛盾。不解決好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問題，我國在人口多、資源不足情況下，就不能順利地推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進程。進一步深化改革，要著力于解決自主創新、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促進主體功能區建設等方面存在的體制問題。對此，我國已經啟動了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的建設，出臺了促進自主創新的系列政策，并正在加快解決涉及主體功能區建設的體制機制問題。我國的工業化、信息化是在政府引導、市場驅動下發展的，也是在完善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發展的，大量體制性機制性問題需要靠深化改革來解決，這是我國發展階段的基礎特征決定的。

黨的十七大提出，新時期推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要著力解決兩個關鍵性問題，即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兩個關鍵問題在新時期是一體互動的。一是在新的歷史時期，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目標，要著力實現二者的統一；二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雖然有其自身特定的內容，但關鍵問題還是要通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來實現。如果僅僅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采取一些權宜管理措施，那很容易走上行政手段主導的老路，從長遠看反而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要建立在市場配置資源基礎上。重點是要重視市場的約束機制建設。市場本身具有兩個方面的機制：激勵導向機制、約束限制機制。兩個機制都健全，才能構成完整的市場機制，才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我們不能把市場機制僅理解為激勵機制，很重要的方面在于市場約束機制的建設，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礎。宏觀調控要起作用，沒有市場約束機制就起不了作用，除非只用行政手段，那還有什么宏觀調控?過去我們花費了很多的行政力量，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仍然不理想，問題在于體制、機制的角度研究不夠。要改革經濟管理體制，使經濟管理與市場機制相適應。例如資源價格的市場形成機制未形成、投資管理體制不完善、財稅體制不健全等重要問題，要成為新時期深化改革的重要方面。要加強市場主體自身的各項改革，強化市場主體內在約束機制。市場本身就有約束機制，但還要通過市場主體的內在約束機制的健全才可以實現。還要規范市場主體的外部約束，加強市場秩序與市場監管、加強信用體系建設、加強市場信息體系建設，正確發揮市場機制的約束作用。

政府“經濟調節”也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力求形成具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機制。增長方式粗放，經濟結構不合理，資源、環境制約日趨突出等，這些問題確實不能夠完全由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自動解決，這在健全的市場經濟中也是做不到的，必須健全符合需要的經濟調節制度。實際中，對部分高耗能行業投資過熱、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等方面的調控辦法更多地采用了行政手段，這也是基于當前制度不健全不得已而為之的行為。但我們應當努力建立基于市場調節，又不放任市場的經濟調節機制。所謂帶有制度屬性的經濟調節，即直接利用市場機制作用，對某些重要環節按產業導向意圖設置制度性調節機制。一要探討建立資源產權制度。解決資源浪費無節制問題，稅費的辦法、處罰的辦法能夠解決一些問題，但事倍功半。根本的基礎還是要建立資源產權制度，使資源形成產權約束。我國的礦產資源、城市土地資源歸國家所有，這是我們能夠建立資源產權約束的制度基礎。二是要盡可能在市場基礎上設置經濟調節的制度性節點。減排要探討設立排污費用制度，排污必須列入企業成本，探討建立排污權交易；節能也可以設置相應的制度，例如支持可再生能源發展要建立有效的價格分攤制度等等；促進節約利用土地，僅靠計劃、項目、處罰也是不行的，關鍵是要規范土地市場，特別是對農村土地要建立與市場經濟接軌的使用和流轉辦法。

四、破解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推進中國特色城鎮化

我國目前城鎮化進程，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體制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進行的。一方面，工業化已經推動并形成強大的城鎮化趨勢，另一方面，由于二元經濟經濟結構體制沒有相應轉變，城鎮化又大大落后于工業化。根據國家統計局2006年公布的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居住在城鎮的人口為56157萬，占總人口的42.99％，其中包括進城務工農民，如果減去1.5億經常性進城務工農民，城鎮非農業人口比重變為30％。這一數據距離我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總產值已達到88.3％的工業化參照數據相差甚遠。可以說，我國工業化進程已經極大地開拓了城鎮化空間，但城鎮化的潛力并沒有順暢地釋放出來，我們已經到了必須破解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歷史階段。二元經濟結構是―個生產力發展階段問題，也是―個體制問題。進一步深化改革，要在發展中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促進城鄉統籌發展，加快中國特色城鎮化的歷史進程。

進入新時期以后，統籌城鄉發展是貫徹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環節，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改革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城鄉關系已經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特別是農民進城務工已形成巨大的規模，農村的生產、生活方式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城鄉關系已經到了發生巨大變革的前夜，很多問題亟待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把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放在改革向縱深推進的重要位置。

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發展必然要求改變城鄉二元結構；而城鄉二元結構也只能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逐步消除，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辯證關系。也就是說，城鄉二元結構的形成和延續，是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和生產發展階段的產物，它首先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不可能通過某項體制變革來即刻改變。但是，目前的問題在于，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發展，而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步伐已經滯后，在部分地區的農村，已經與城市經濟密切交融，但在土地、落戶等重要體制上，已經制約了進一步發展。從人口構成看，如果只看三次產業產值，我國第一產業早已在GDP的15％以下，似乎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而我國就業人口大部分仍是農業人口，城市的工業產值在相當程度上是農民工創造的，但這部分工業對城鎮化作用較小。這種情況給我們帶來城鄉統籌發展的復雜局

面。在工業化進程中，城鄉二元分治的體制會抵消我們提高農民收入的種種愿望和努力，阻礙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的逐步縮小。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農民現金收入之比逐年擴大，1985年為1.8倍，2007年擴大到3.32倍。近年我國一直著力于提高農民收入，但城鄉差距持續擴大的趨勢未能改變。這些說明，改變城鄉二元體制結構的進程必須逐步展開。既要反對不顧生產發展條件，把改變二元結構和城鄉關系理想化，也要看到，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已經到了經濟發展和體制創新互動的階段。有的體制已經具備了先行先試、局部展開的要求和條件。只有深化改革，適時出臺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政策措施，城鄉協調、工業化城鎮化協調才能步入良性軌道。

要穩定和完善農村的基本經營制度。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必然包括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村發展要融入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也必須得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要通過改革建立農村集體經濟適應城鄉一體化、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產權制度，探索適應市場要求的農村集體經濟實現形式。當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涉及面很廣，必須在穩定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前提下進行探索，把握好穩定和改革的關系。

農村生產方式也已經蘊含深刻變革。有條件的地方正在促進適度土地規模化經營。沒有適度的土地規模經營，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不可能解放已經離土的農民，也就不可能解決我國城鎮化進程滯后的很多矛盾。促進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是從“有條件的地方”起步。目前看，“有條件的地方”最主要是大城市周邊城鄉結合部。在推進土地規模經營過程中，需要解決農民的權利保障、農民離土的權利置換、并逐步改變農村生產生活方式，這就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重要基礎。

已經到了必須高度重視完善農村土地制度的階段。在工業化、城鎮化加速的大背景下，農村土地制度已經難以孤立運行于農村經濟社會形態了，這是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核心問題之一，已到了非重視制度創新不可的時候。包括農民承包土地流轉、農戶宅基地確權與農民進城后的流轉問題、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如何流轉問題。農村土地制度創新確實要保護耕地總量、保護農民利益，同時也要在逐步破解城鄉二元土地制度相銜接方面積極探索，促進城鎮化發展，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新農村建設。

要實現農民在城鎮化進程中轉化身份的制度建設。基本內容是建立城鄉能夠對接的身份轉化制度。只有讓進城務工農民逐步轉為真正意義的市民，與原有土地關系脫鉤，才能實質性地緩解農村人地緊張關系、提高耕種效益，改善在鄉農民生產條件，實現城鄉共贏。轉化身份的制度不可能一步到位，應當根據實際情況逐步實施。農民工問題在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將長期存在，但身份轉化的工作也應當逐步推進。

要有一個統籌協調的城市化、城鎮化管理機制。目前部門之間協調性較差，多元目標之間缺少統籌。例如空間布局問題，應當統籌我國主導各類空間布局的規劃和法律體系的研究，是否可以規劃生產力布局的主體功能區設計為主導，加入城鎮化布局的考慮，統籌協調主體功能區規劃、土地規劃、城鄉建設規劃之間的關系。新農村建設也要在農村社會建設與發展的基礎上，注重與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道路的模式統籌考慮，與我國城市化道路的制度安排予以統籌協調。

五、形成以自律協調為基礎的社會運行機制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初步建立，要把社會自律、基層自治機制的形成放到深化改革的重要戰略位置。這一任務在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觸及，但并未提高到戰略性、全局性改革任務的位置。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的新形勢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必要把自律協調的社會運行機制的改革創新放到重要戰略位置。

力求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機制，這既是社會體制，也是經濟體制、政治體制乃至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從經濟體制看，如果不能有效形成社會自律協調、基層群眾自治的機制，市場配置資源為基礎的經濟運行就必然會過多地依靠行政力量。依靠行政手段，最終也就難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體制。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和公民，在市場經濟充滿活力的運行中，也必然存在大量需要依靠一定機制及時解決化解的矛盾，各種利益群體產生后，也必然要求有序及時的利益協調機制，在法制的基礎上由社會自身調節矛盾利益。可以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到一定階段后，發展社會自律協調機制、基層群眾自治機制就是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