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數字貿易專業，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國際貿易專業旨在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具有現代國際貿易專業知識和實踐操作技能，熟練掌握外語聽說讀寫，熟悉計算機、網絡等現代化經營管理模式，精通國際貿易相關法規慣例，富有現代市場意識和較強的開拓創新精神，同時又能吃苦耐勞、愛崗敬業，能獨立完成各類企業的進出口各項環節的運作，并能承擔企業的財務核算及日常管理工作，熟悉有關國際慣例和國際公約，能從事國際營銷、外貿管理與對外交流工作的人才。

職業資格證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簡單易行的衡量標準，這是因為各大院校的教育與職業資格證書的目標是一致的，教育與職業資格培訓內容的性質是一致的。因此在國際貿易專業實踐教學中推進職業資格證書制度就顯得尤其重要。

一、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的重要性

根據歷年市場調研的結果，國際貿易專業畢業生的職業定向為：面向各類外經貿企業、三資企業及其他具備進出口經營權的生產、經營企業，從事對外銷售及進出口貨物的運輸、保險、報檢、跟單、單證和報關等業務工作或經營管理工作。主要的具體職業崗位為：（1）在對外經貿企業或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從事對外簽訂購銷合同等對外貿易業務活動。（2）在專業報關公司與報關公司從事報檢、報關工作。（3）在有進出口經營權的企業從事跟單、制單、報檢和自理報關業務。（4）在對外經貿企業從事專職制單的單證員工作。（5）在外運公司或貨運公司中從事貨物運輸與管理、貨運或船務等貨代業務。這些崗位在一定程度上都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的職業技能，并取得相關的職業資格證書。所以，全面反映勞動者的素質狀況，應該采取學歷文憑和職業資格兩種證書并重的制度。

二、當前實踐教學環節同職業資格證書的關系分析

（一）外貿類職業資格證書在外貿流程中的關系。

與國際貿易專業相關的職業資格證書種類主要有：外銷員、跟單員、單證員、報關員、報檢員、貨運等資格證書。在國際貿易中，上述從業崗位在工作性質上都屬于與外貿業務有關的從業崗位，工作內容會涉及建立業務關系、磋商談判、貨物運輸與保險、商檢與報關、制單結匯等整個進出口貿易業務環節。根據各個業務環節的特點和從業崗位的具體要求，由不同的主考機構設置相應的職業資格考試，對考試合格者頒發不同的職業資格證書。外銷員在外貿流程中涉及的操作范圍是最為廣泛的。從建立業務關系一直到最后的收匯/出口退稅，這整個的外貿流程都離不開外銷員的具體操作。外銷員涉及外貿的操作流程包括：建立業務關系、洽談業務、簽訂合同、審證、備貨、商檢/客檢、出口倉庫、報關、運輸工具、交單議付、收匯/出口退稅。跟單員、報檢員、報關員、貨代員、單證員的所有操作流程均囊括在外銷員的外貿操作流程中。（見下圖1）

（二）現階段國際貿易實踐存在的問題。

目前本科階段的實踐在教學方面的安排如下。

1.教學設計重理論輕實踐。一方面，從課程體系設置上看，學校設置了較多的理論性課程，如西方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世界貿易組織概論、國際經濟與技術合作、國際投資等，但像國際結算、國際貿易單證制作、國際貿易函電、報關實務、國際貿易模擬談判等實踐性課程卻較少。另一方面，從教師的隊伍結構看，很大一部分國際貿易專業的教師都沒有實際從事過國際貿易工作，但他們對理論性知識掌握得比較充分，這在客觀上造成教師在授課時會側重于理論教學。同時，學校對教師的要求主要是校內課堂教學質量和從事科研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僅以科研成果的多寡作為評價教師的唯一標準，而是否進行實踐教學則往往不在考核之列。

2.操作方法與教學內容簡單。國際貿易專業學生的實踐教學在校內主要以模擬實習為主，學生分別作為進口方和出口方，處理外貿業務。通過教師的講解，學生和教師共同處理進出口業務的各個環節。這種教學方法比較單一，學生的依賴性較強，不能獨立完成各個交易環節的內容，所以實踐能力提高得較慢。同時，在以往的教學中，只注重對學生交易磋商與制單能力的培養，學生缺乏解決整個貿易流程中出現問題的能力，而且制單也只是根據已給定的信用證填制提單等相關單據，對如何開立信用證則講解甚少。這些都導致學生在遇到實踐問題時束手無策。

三、加強操作性實踐技能訓練的措施

（一）改變實踐訓練方式。

操作性技能的訓練與實踐國際貿易業務環節復雜，涉及進出口詢盤、商務談判、價格確定、運輸保險、報關報稅、進出口檢驗、合同擬訂和各種往來單證的審核，專業性強，對從業人員的業務操作有很高的規范性要求。如果大學畢業生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就很難適應國際貿易業務的多元技能要求。如此繁雜的業務環節和嚴格的操作規范，簡單的過程講解和原理介紹很難達到系統掌握并能熟練運用的目的。目前操作性技能的訓練軟件基本上是以流程方式為主，在既定環境下填寫規范的內容。雖然學生擺脫了枯燥的“作業模式”，但是因在過程中缺乏主動性，只是機械地填寫，并在填寫完畢只能自己與標準答案對比，只是起到練習的功能，無法實現橫向對比，難以產生競爭的觀念，反而會使學生容易產生枯燥乏味的感覺。因此，該種訓練的結果只是使學生成為“流水線線下的熟練工”，在實踐中也難以充當“創新性”人才。因此將傳統靜態表格形式的課堂作業轉化為動態、仿真的國際貿易流程，學生可以扮演不同的角色，引入競爭觀念，進行各種貿易流程模擬。這可大大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使學生能夠自動查找技能操作上的失誤，并主動尋找改正方法，否則其將在虛擬的環境中失去交易機會或者承受巨額的損失。

（二）職業資格證書考試操作題作為實訓的內容之一。

實踐教學的內容包括課程性實踐教學和集中性實踐教學。（1）課程性實踐教學是指與課程教學內容結合、與課程理論學習同步進行的實踐活動。它包括課程作業（平時作業、綜合練習、模擬考試、大作業）和課程實驗、課程設計等。（2）集中性實踐教學（或稱綜合性實踐教學）是指需要綜合運用各課程知識、集中進行的實踐活動，包括實習、社會調查、畢業設計或畢業作業（論文）等。我認為應該打破這種簡單分類，應該在每學期根據所開設課程和所要安排的資格證書時間來加強實訓的內容，這樣對理論學習起到有效的鞏固作用，并且與社會需求有效結合，同時能降低學生考試成本。

（三）構建“雙師”型師資隊伍。

運用以“職業資格證書”作為國際貿易專業的實踐指導，具有較好的可執行性和預期效果，但是我們還應當建立一支技能和素質水平較高的“雙師”隊伍作為教學的實施保障。在培養國際貿易“雙師”時，應用型本科院校可以通過引進加培養的方法，首先，可以直接從企業引進有豐富經驗的外貿人員充實教學隊伍，提高實踐教學質量；其次，可以將專業教師派駐到企業去，進行下廠實習，在實踐中提高學校教師的實踐操作技能，在此基礎上對課程和課堂進行改革，真正提高教學質量，為社會培養符合要求的國際貿易專業人才。

（四）建立校企合作，讓學生工學結合。

校企合作的模式劃分主要以校企合作人才培養的工學結合方案中的時間、空間和組織要素的不同組合為依據，主要提倡用“學年分段”及“2.5+1.5”工學結合模式。“2.5+1.5”即學生前兩年半在校學習與實訓，后一年半到企業頂崗實習和畢業實踐并與就業緊密相關，這是校企合作中最普遍的形式。這是將學習與工作結合在一起的教育模式，主體是學生。它以職業為導向，充分利用學校內、外不同的教育環境和資源，把以課堂教學為主的學校教育和直接獲取實際經驗的校外企業的工作有機結合，貫穿于學生的培養過程之中。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在校內以受教育者的身份，根據專業教學的要求參與各種以理論知識為主要內容的學習活動，在校外根據市場的需求，以“職業人”的身份參加與所學專業相關聯的實際工作。這種教育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就業競爭能力，同時提高學校教育對社會需求的適應能力。

參考文獻：

［1］陳麗.培養應用型國際貿易人才的現狀分析和對策研究［J］.商場現代化，2007，（2）：323-324.

篇2

“美國數字電視專利費”事件再次為中國企業敲響知識產權的警鐘。

隨著電視技術從模擬技術轉向數字技術，一次質的飛躍正在電視產業發生。IDC報告指出，2008年全球電視機銷量將達1.96億臺，銷售收入將達860億美元，其中數字電視占全球電視機的出貨量到2008年其比例將提高到60%，銷售收入將達到700億美元。

無論是產業升級，還是全球彩電銷量的遞增，對于已經建立了一定產業基礎的我國彩電企業來說，都意味著巨大的市場機會。據統計，美國是我國彩電最大出口市場，2006年前10個月出口彩電1281.6萬臺，金額30.9億美元，分別占全部出口彩電的27%和40%。

開拓海外市場一度被認為是國內企業擺脫相互間激烈的價格肉搏戰，尋求競爭差異化的重要手段。然而這個被廣為看重的機會卻可能因為核心技術的缺失而演變成為一場空前的災難。

機遇還是陷阱？

來自市場調查公司eMarketer的數據顯示，2005年美國數字電視用戶數約為5900萬，傳統電視用戶數有1.9億，相差兩倍多。而到2010年，傳統電視用戶數為1.17億，數字電視用戶達到1.16億，數量基本與傳統電視用戶數持平。

如此龐大的數字電視市場吸引了全球彩電企業的關注。在競爭過程中，中國企業逐漸認識到核心技術的重要性，并逐漸加大了對技術研發的投入。然而，由于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差距，在核心技術方面中國企業仍未占據整體的主導地位。

日前傳出的一條消息，讓中國彩電企業的神經再度緊張起來。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近日的信息顯示，按照美國數字電視轉換的時間表，從明年3月1日開始，在美國國內銷售的所有電視機都必須是數字電視，且必須符合ATSC(先進電視制式委員會)標準的技術規范。

據了解，這個標準背后捆綁著少數國際彩電巨頭的技術專利。ATSC是美國先進電視委員會制定的數字廣播地面標準，FCC于 1996年底正式批準，該標準業已被加拿大、韓國和阿根廷接受。有媒體預測， 如果按照ATSC對韓國電視的收費標準(每臺數字電視20~30美元)計算，中國彩電企業因這些專利授權每年將多支出約10億美元。

標準缺失之痛

與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路線相對應的是，國際巨頭們也同時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市場。資料顯示，到2008年，全球數字電視機銷售額將達到700億美元。中國數字電視相關設備市場規模也將達到萬億元以上。如此碩大的蛋糕，自然引得跨國巨頭蜂擁而至。目前，美國朗訊公司、美國哈雷公司、比利時巴可網絡公司、法國湯姆遜廣播系統公司、荷蘭愛迪德公司、荷蘭萬播技術控股公司等專業廣播電視設備廠商已全部進入中國，LG、三星、索尼、松下等國外家電生產廠商也紛紛加大了在華高端彩電的產量和投資力度。

令人痛惜的是，由于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優勢不足，在這場國內外企業間的彩電爭奪戰中，國內企業并不占優勢。有關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3年，中國電子信息類專利申請前10位中，沒有一家中國內地企業。而在電視產業的下一個“高地”――數字電視領域，72%的核心技術已經被日本、美國和韓國掌握。

去年9月9日，在第十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舉辦的“第三屆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持續健康發展論壇”上，科技部副部長尚勇表示，創新能力薄弱已成為我國產業國際競爭的“瓶頸”，全國規模以上企業開展科技活動的僅占25%，研究開發支出占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0.56%，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在決定平板電視產業生死命運的最關鍵的部件――面板和核心模塊上，中國彩電企業至今仍是‘拿來主義’。”家電資深觀察人士劉步塵認為，這才是中國彩電產業的“死穴”所在。據了解，占數字電視成本一半以上的的高清顯示器――LCD、PDP、DLP、LCOS等技術仍然受制于人，而融合音視頻解碼等技術的集成電路芯片也依賴于日、美、韓企業。

業內人士分析，自主專利技術的匱乏，是國內業界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消息如此敏感的根源。

聯盟才能自救

事實上，彩電企業當前面臨的危機，并非我國企業受困于國外專利技術的第一個案例。

商務部去年12月25日的《200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對外貿易影響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有15.13%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在22大類出口產品中，有18類產品由于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而遭受691億美元的直接損失，約占2005年全年出口額的9.07%。此外，2005年中國企業為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所增加的生產成本為217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國出口貿易額的2.8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給中國企業造成的出口貿易機會損失高達1470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年出口額的19.29%。

面對DVD的前車之鑒，國內彩電企業的出路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可喜的是，國內企業并未氣餒，而是通過聯盟等形式展開了市場自救。

日前有消息稱，長虹、TCL、康佳、創維、海信、廈華、海爾、上廣電、熊貓、西湖、新科、萬利達和夏新等13家中國彩電企業正在共同注冊一家合資公司，與海外的專利權人進行談判。

據了解，13家彩電企業的合資公司成立后，將會組成一個中國企業的數字電視專利池；與此同時，彩電企業還會加大研發力度。具體來說，比如HDMI接口專利的年費約為1.5萬美元，中國彩電企業一方面加入它的聯盟，看能否買對方的專利；另一方面也在組織相關的工廠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可以與HDMI兼容的接口技術。

篇3

開拓海外市場一度被認為是國內企業擺脫相互間激烈的價格肉搏戰，尋求競爭差異化的重要手段。然而這個被廣為看重的機會卻可能因為核心技術的缺失而演變成為一場空前的災難。

機遇還是陷阱？

來自市場調查公司eMarketer的數據顯示，2005年美國數字電視用戶數約為5900萬，傳統電視用戶數有1.9億，相差兩倍多。而到2010年，傳統電視用戶數為1.17億，數字電視用戶達到1.16億，數量基本與傳統電視用戶數持平。

如此龐大的數字電視市場吸引了全球彩電企業的關注。在競爭過程中，中國企業逐漸認識到核心技術的重要性，并逐漸加大了對技術研發的投入。然而，由于資金和技術積累的差距，在核心技術方面中國企業仍未占據整體的主導地位。

日前傳出的一條消息，讓中國彩電企業的神經再度緊張起來。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近日的信息顯示，按照美國數字電視轉換的時間表，從明年3月1日開始，在美國國內銷售的所有電視機都必須是數字電視，且必須符合ATSC(先進電視制式委員會)標準的技術規范。

據了解，這個標準背后捆綁著少數國際彩電巨頭的技術專利。ATSC是美國先進電視委員會制定的數字廣播地面標準，FCC于 1996年底正式批準，該標準業已被加拿大、韓國和阿根廷接受。有媒體預測， 如果按照ATSC對韓國電視的收費標準(每臺數字電視20~30美元)計算，中國彩電企業因這些專利授權每年將多支出約10億美元。

標準缺失之痛

與中國企業的國際化路線相對應的是，國際巨頭們也同時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市場。資料顯示，到2008年，全球數字電視機銷售額將達到700億美元。中國數字電視相關設備市場規模也將達到萬億元以上。如此碩大的蛋糕，自然引得跨國巨頭蜂擁而至。目前，美國朗訊公司、美國哈雷公司、比利時巴可網絡公司、法國湯姆遜廣播系統公司、荷蘭愛迪德公司、荷蘭萬播技術控股公司等專業廣播電視設備廠商已全部進入中國，LG、三星、索尼、松下等國外家電生產廠商也紛紛加大了在華高端彩電的產量和投資力度。

令人痛惜的是，由于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優勢不足，在這場國內外企業間的彩電爭奪戰中，國內企業并不占優勢。有關數據顯示，1996年至2003年，中國電子信息類專利申請前10位中，沒有一家中國內地企業。而在電視產業的下一個“高地”――數字電視領域，72%的核心技術已經被日本、美國和韓國掌握。

去年9月9日，在第十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舉辦的“第三屆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持續健康發展論壇”上，科技部副部長尚勇表示，創新能力薄弱已成為我國產業國際競爭的“瓶頸”，全國規模以上企業開展科技活動的僅占25%，研究開發支出占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僅為0.56%，只有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在決定平板電視產業生死命運的最關鍵的部件――面板和核心模塊上，中國彩電企業至今仍是‘拿來主義’。”家電資深觀察人士劉步塵認為，這才是中國彩電產業的“死穴”所在。據了解，占數字電視成本一半以上的的高清顯示器――LCD、PDP、DLP、LCOS等技術仍然受制于人，而融合音視頻解碼等技術的集成電路芯片也依賴于日、美、韓企業。

業內人士分析，自主專利技術的匱乏，是國內業界對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消息如此敏感的根源。

聯盟才能自救

事實上，彩電企業當前面臨的危機，并非我國企業受困于國外專利技術的第一個案例。

商務部去年12月25日的《200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對我國對外貿易影響調查報告》顯示，2005年中國有15.13%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在22大類出口產品中，有18類產品由于國外實施技術性貿易措施而遭受691億美元的直接損失，約占2005年全年出口額的9.07%。此外，2005年中國企業為應對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所增加的生產成本為217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國出口貿易額的2.85%；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給中國企業造成的出口貿易機會損失高達1470億美元，約占2005年全年出口額的19.29%。

面對DVD的前車之鑒，國內彩電企業的出路成為業界關注的焦點。可喜的是，國內企業并未氣餒，而是通過聯盟等形式展開了市場自救。

日前有消息稱，長虹、TCL、康佳、創維、海信、廈華、海爾、上廣電、熊貓、西湖、新科、萬利達和夏新等13家中國彩電企業正在共同注冊一家合資公司，與海外的專利權人進行談判。

據了解，13家彩電企業的合資公司成立后，將會組成一個中國企業的數字電視專利池；與此同時，彩電企業還會加大研發力度。具體來說，比如HDMI接口專利的年費約為1.5萬美元，中國彩電企業一方面加入它的聯盟，看能否買對方的專利；另一方面也在組織相關的工廠開發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并且可以與HDMI兼容的接口技術。

篇4

（一）國際貿易基本要求來稿要求題材新穎、內容真實、論點明確、層次清楚、數據可靠、文句通順。文章一般不超過5000字。投稿請寄1份打印稿，同時推薦大家通過電子郵件形式投稿。

（二）國際貿易文題文題要準確簡明地反映文章內容，一般不宜超過20個字，作者姓名排在文題下。

（三）國際貿易作者與單位文稿作者署名人數一般不超過5人，作者單位不超過3個。第一作者須附簡介，包括工作單位、地址、郵編、年齡、性別、民族、學歷、職稱、職務；其它作者附作者單位、地址和郵編。

（四）國際貿易摘要和關鍵詞所有論文均要求有中文摘要和關鍵詞，摘要用第三人稱撰寫，分目的、方法、結果及結論四部分，完整準確概括文章的實質性內容，以150字左右為宜，關鍵詞一般3～6個。

（五）標題層次一級標題用“一、二、……”來標識，二級標題用“（一）、（二）、……”來標識，三級標題用“1.2.”來標識，四級標題用“（1）、（2）”來標識。一般不宜超過4層。標題行和每段正文首行均空二格。各級標題末尾均不加標點。

篇5

主要研究編輯學、數字出版、計算機技術等方面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在網絡傳播、出版、宣傳等行業進行書刊、雜志、報紙、音樂的數字化出版、發行、傳播與管理等。

課程體系：《圖書出版史》、《網絡傳播》、《數字書刊編輯學》、《數字出版技術》、《編輯出版概論》、《網頁編輯》、《多媒體編輯》、《出版法規與版權貿易》、《媒介經營與管理》、《社會學概論》。

數字出版專業就業方向

該專業畢業生可從事新聞出版行業書刊、雜志、報紙的數字化出版與傳播的工作。

從事行業：

畢業后主要在新能源、文字媒體、互聯網等行業工作，大致如下：

1 新能源;

2 文字媒體/出版;

3 互聯網/電子商務;

4 教育/培訓/院校;

5 計算機軟件。

從事崗位：

畢業后主要從事銷售經理、版權經理、文字編輯等工作，大致如下：

1 省級銷售經理;

2 韓語文字編改;

3 版權經理;

4 銷售經理;

5 數字出版編輯。

數字出版專業培養要求

1.具備對新知識、新技能的學習能力和創新創業能力;

2.具備熟練的計算機操作能力;

3.具備數字出版物版面設計和制作能力;

4.具備數字出版物策劃與營銷能力;

5.具備人際溝通與團隊協作能力;

篇6

網絡媒介改變了傳統生產力的表現形態，使生產力的三個基本要素――勞動者、勞動對象、生產工具都不是原本形態上的自然和實體。同時，在網絡的“工作車間中”，信息流(數據流)取代了貨幣流、物流，電子屏幕取代面對面的交流，電腦、網絡通訊技術取代了物理性場景。生產力以“乘數效應”甚至以“冪數效應”高速發展。因此，可以說網絡是信息社會先進生產力的標志。作為先進生產力的標志，網絡為版權貿易的雙方搭建了虛擬的交易平臺，使商品交換由有形形式擴展到無形形式，使出版物的形態、流通方式和結算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從而完成了出版發展史上一次徹底的革命，必將成為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一、網絡版權貿易是出版業生產力的新形態

網絡作為一種多媒體的信息傳播模式，它打破了時空、地域限制，提高了信息傳播的范圍、時效和數量，比任何一種方式都更快速、更直觀、更有效地把信息傳遞給交易主體，使版權貿易呈現出高度自由、開放的新狀態。

1.交易的多樣化。在網絡版權貿易中，無形商品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數字產品。數字產品以比特流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傳統作品的數字化，也包括直接以數字形式存在的數字作品，并且適合網絡傳輸和交易，此外，網絡出現了新型的作品，如數據庫出版（可讓讀者按需要查閱并進行各種特殊運算及統計），影視等。同時，網絡出版是一種多媒體傳播。網絡出版物圖、文、聲、像、動畫俱全，給讀者以視、聽、讀全方位的多維信息和立體感，遠遠超過傳統出版以純文本為主的單一形態。網絡出版物還能以超文本方式與其他相關資料建立鏈接，讀者在閱讀時可直接點擊書中“注解”、“引文”、相關名詞、參考文獻及“人名地名”，更多、更詳盡的資料便會迅速、方便地呈現出來。

2.交易的電子化。在虛擬的交易平臺中，電子中介作為一種工具被引入了生產、交換和消費中，產生了W―電子中介―G交換模式。在新的交易范式中，人與電子通信方式相結合，依靠計算機網絡，以通信技術為基礎，以交易雙方為主體，以銀行支付和結算為手段，以客戶數據庫為依托的全新商業模式，與一般傳統交易方式不同之處在于，交易主體只要在家里連接到的網站，通過信用卡與網上銀行進行實時采購、下載，并完成交易過程，享受方便快速的消費服務。電子交易實時性使數字出版物的銷售，實現了完全意義上的電子商務。據估計，Internet商業的發展，將使Internet上的信用卡金融交易量達到每年500億美元。

3.交易的全球化。網絡載體遍布全球，不受時空、國界和天氣的限制。首先，傳統的版權貿易一般限制在一定的發行范圍之內，而網絡是一個沒有時間和地域限制的虛擬世界，網絡經濟從本質上講是一種全球化經濟。網絡發行的范圍可以跨越地域的限制，成為全球性的出版活動。出版內容一旦上網，便可快速傳遞到網絡遍及的每一個角落，使“出版物”在第一時間向全世界公開，促進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與交流。其次，網絡經濟可以24小時不間斷運行，交易活動更少受到時間因素制約。交易雙方還可以利用多媒體及與此相應的軟件編程技術，在網絡上構筑銷售其數字作品的“虛擬展廳”，以生動逼真的多媒體技術，對作品進行全方位的描述和介紹，使用戶或消費者遠在萬里之遙也同樣能感受到身臨其境的現場效果，使得交易活動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進行，從而提高了交易效率。

4.交易的即時性。網絡經濟是一種速度型經濟。早在1960年代，麥克盧漢就斷言：“電子的速度會取消人類意識中的時間和空間。即使事件一件接一件，也不存在任何延遲的效果。”“當信息以電速運動時，時尚和傳聞的世界就會變成‘真實的’世界”。現代信息網絡可用光速傳輸信息，網絡經濟以接近于即時的速度收集、處理和應用信息。如果用電腦寫作，可以即寫即發，如果再加個攝像頭的，可以像電臺、電視臺一樣實施即時報道、轉播。如果把使用數字照相機排下的照片通過手提電腦當場使用移動電話發送上網，只要有讀者訪問您的網址，那么出版過程就完成了。如果想下載保存，不管是下載到硬盤或軟盤上，還是打印到紙上，也不過是幾秒鐘的時間。

二、網絡版權貿易實現了交易成本的最低化

網絡版權貿易借助網絡技術手段，降低了生產成本，提高了生產效率。網絡出版技術突破了傳統版權貿易的發展瓶頸，拓寬了贏利空間。

1.授權成本最小化。作為一種社會資源，數字圖書版權交易在我國不但遠遠稱不上完全交易，版權交易模式仍然是沿襲著傳統方式下版權使用者與著作權人之間一對一的交易模式，帶來巨大的交易成本和低效的運行效率，無法適應數字化發展帶來的要求。書生公司董事長王東臨對此認為，“如果1000個傳播者需要100萬個著作權人的授權，哪怕每次洽談所花費的成本（包括雙方時間成本）只有區區100元，那社會就需要為此支付1000×100萬×100元=1000億的交易成本。”2004年9月10日，《最后一根稻草》在北京首發，該書吸引業內人士注意的不是其內容，而是該書使用的一種全新版權授權方式――在書中直接登載授權要約。根據授權要約的內容，任何個人或單位只需在保證署名權、作品完整性，及將傳播此書帶來的收入的5％作為授權費用，交由中華版權總公司收轉作者本人，即可合法地對此作品進行數字化的復制、傳播和發行。授權要約巧妙地利用要約這樣一種特殊的合同形式，既滿足雙方通過協議方式自愿形成授權關系的要求，又能免除一對一洽談的交易成本，提高了授權效率，實現了有質的飛躍:(1)授權要約為著作權人提供了最方便的機會來表達其意愿，在什么樣的方式、什么樣的條件下來使用，為此支付的成本也是最小的，用其他的方式表達意愿都會花費額外的成本。(2)授權要約讓使用者可以輕易地找到著作權人。你只要看到作品就能夠看到要約，而且無須為此支付成本，使交易前準備成本趨于零。這就像把圖書的版權同圖書一起擺上了書架一樣，讓版權購買與買一本書一樣簡單。(3)授權要約明確地提出了版權交易條款，版權使用者只需符合授權要約確定的條款就可以直接使用著作。這使著作權人的授權成本得以最小化，而版權使用者也免去了――洽談的高額交易成本，甚至可以根本不用與著作權人接洽，整個交易過程只是把相應的版權使用費匯到指定的機構或作者本人。(4)授權要約能保證發出要約者一定是權利人，能夠免除驗證權利人身份的成本以及可能產生的誤差。盡管不同的圖書可以有不同的授權條件，但總體來說，授權要約對交易過程的簡化與和交易成本的下降具有標本兼治的作用，使著作權人的授權成本得以最小化。

2.“零”復制成本。在知識產品的生產過程中，作為主要資源的知識與信息具有零消耗的特點。正如托夫勒指出的：“土地、勞動、原材料，或許還有資本，可以看作是有限資源，而知識實際上是不可窮盡的”，“新信息技術把產品多樣化的成本推向零，并且降低了曾經是至關重要的規模經濟的重要性。”傳統出版物的計量單位是“本”，制作成本高；而數字出版物的計量單位則為下載次數，一份數字出版物在“量”上的增加是隨著讀者下載行為的實施而同步實施的，不會隨著使用次數的增多而發生變化，不會出現像傳統出版物那樣的有形磨損。這種復制品的第n代仍同原件一樣精確，不管閱讀多長時間，讀多少遍，都將沒有絲毫損害而始終保持原貌，從而實現了“零”成本復制。1995年美國的白皮書明確寫道：“公眾通過數字網絡獲得作品復制本，作品就如同有形復制本在商店出售一樣被出版了。法律確認它為出版，只不過是對這一現實的承認而已。”

3.無紙化貿易。傳統的版權交易存在實體貨物的交換，需強大的物流配送體系作后盾。數字版權交易的內容已不是一個物理實體，而是由著作權、專利權等多種知識產權構成的知識實體，其存在狀態是無形的，它是一種場的存在，沒有固定的形態，使得國際版權貿易從單一的紙質貿易形式轉向無紙化貿易。在整個交易過程中，只有信息流而沒有物流，因而大大地節約了傳統意義上的出版成本。網絡出版從根本上解決了庫存問題，積壓和倉儲費用也不復存在，節約了傳播成本。可見，網絡版權貿易從根本上突破了網絡交易的物流“瓶頸”，節約了社會資源；同時，不需紙張印刷，使出版產業更加綠色和環保。

4.著作權的權益最大化。《最后一根稻草》的作者鐘洪奇這樣分析作者權益：“就作者創作書籍作品來說，大體有兩個方面的目標，其一是經濟目標，是自身的利益；其二是社會意義，能有更多的人來看我的作品，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發揮其社會價值”。二者的主要分歧在于經濟目標的實現上。數字圖書的經營者有兩類，一類是惡意的盜版傳播者，絲毫不考慮著作權人的權益，對此只能以法律武器加以解決；另一類是合法的經營者，他們也可能因為難以找到著作權人而在沒有支付版權費的情況下采用了作品。授權要約方式表面上看起來使著作權人放棄了對版權的控制權。但實際上著作權人往往把版權維護委托給一家專業的版權機構，它使著作權人可以更容易維護自己的權益。過去，很多著作權人的作品被盜用，但由于單個著作權人往往是弱者，他們很難有能力去維護自己的權益，結果不得不放任侵權行為。而有一家專業的版權機構來做權益時，情況就發生了改變,大量的弱者聚合成了強者。因此對權益維護非常有益。除此之外，由于專業的版權機構擁有大量的出版信息，可以促進作品的推廣及充當著作權人與版權使用者之間橋梁的作用，這對于大多數著作權人來說也是一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最大化的有效途徑。低版權門檻實現作品社會價值最大化的同時，也使作者獲得更加高額的名利回報，從而實現著作權的權益最大化。

三、網絡版權貿易的收益前景

在數字出版發展最早的美國，目前有79％的出版社擁有自己的網站。到2006年底，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整體收入逼近200億元。2006年3月31日，在廣東音像城訂貨會上，網絡數字版權交易首次成為本次訂貨會的內容。2008年4月28日，位于北京CBD核心區域內的國內首家版權領域綜合交易和服務大廳正式被授予“北京版權貿易基地”稱號,這標志著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這艘國內版權產業的“航空母艦”正式遠航。北京國際版權交易中心除深入挖掘傳統版權產業交易方式外,更側重服務于新興的非物質版權行業的交易,如新興版權產業中的計算機軟件,電子多媒體出版,動漫、網絡游戲、卡通形象授權,其他基于網絡傳播的新媒體、流媒體等數字內容產業，預示著我國網絡版權產業鏈的逐步形成。“今后10年內，全部出版物的50%將只以電子形式存在。如果這一天到來，那么，整個出版業將會像過去10年一樣面臨更大的變化。”這是萬事達計算機服務公司副總裁約翰? 韋克爾對未來出版業發展態勢的預測。沃頓商學院的管理學教授丹尼爾?拉夫指出，對出版商來說，它面臨的風險是圖書行業過去150年賴以生存的經濟理念可能將不復存在。網絡出版將根本地改變出版的交換方式，從而完成版權貿易發展史上一次徹底的革命，必將推動出版生產力的發展，成為出版業新的經濟增長點。

參考文獻：

[1]鮑宗豪:網絡與當代社會文化[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1.20

[2]王學峰:拋棄閱讀[J].北京晚報，2000年11月20日第28版.

[3]周榮庭:網絡出版[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4.304

篇7

目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瓶頸是文化創意產品流通與銷售。由于面對企業和消費群體的中介服務(生產業和高端消費業)缺失,特別是文化創意產品的國際貿易的缺失,使創意產品的流通、銷售和貿易受到嚴重制約,也使中國文化創意產品走出去停留在初級水平。在我國北京、上海、廣州等中心城市總體布局中生產性集聚區逐步完善成熟的基礎上,我國文化創意產業應抓住時機,大力拓展文化創意國際市場,完善國際中介服務機構,推動國際文化貿易的快速發展。所謂數字化國際文化貿易市場,包括一個落地的文化創意交易市場,一個全球的網絡虛擬文化創意產品市場,一個相關內容產品的物聯網,及文化創意市場的配套設施。與市場相關的是大量中介服務:知識產權保護和交易服務、知識產權授權應用開發服務、文化創意產品相關法律服務、文化創意企業投融資服務和財務服務、文化產品外貿外包中介服務、文化創意內容產品的傳播服務等。

銷售文化創意產品,推動文化貿易發展,離不開物的傳輸。物聯網的興起,為創意產品的流通創造了新的模式。所謂物聯網,國際電信聯盟在2005年度報告中提出,信息與通信技術的目標已經從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連接任何人,發展到連接任何物品的階段,而物體的鏈接就構成了物聯網。物聯網是移動互聯網、傳感網和互聯網的再融合,它的意義是每一個物體都可以通信、每一種產品都可以尋址,都可以控制,它是一個泛在網。物聯網將給文化創意產品的全球貿易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數字國際文化貿易市場的建立離不開云計算的技術支持。云技術的騰飛創造了數字國際文化貿易市場的“云環境”,優化了工作負載,提高了在線帳戶交易水平和交易效率。在“云環境”下實現了信息快速大量的訪問,大大提高了數字服務的質量和水平。

因此,在云計算技術和未來物聯網基礎上建設我國文化創意產品全球交易大市場,建設具有前瞻性的文化創意產品服務軟平臺,建設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常設機構,并著力建設與地上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相配套的無國界、多語言、全球化,并擁有物聯網支持的虛擬文化創意產品交易港,是當前我國文化創意產品貿易發展的一個大方向。

創意產業集聚區的重要功能和特征

文化創意產品貿易的基礎是建立創意產品交易集聚區。它在推動創意產業發展,催生高新文化創意企業創業,打造產業集群,甚至在就業人數等方面均有重要功能和特征。

創意產業集聚區具有聚合、叢集和融合、交匯功能。產業集聚區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產業集群或產業叢集。創意產業的各個部門在總體上可能有很大差別,但每一部類內卻有著共同的或相近的屬性。比如都生產同一類產品或相關產品;共同分享同一市場,采用大致相近的銷售方式、渠道;產業上游的資源需求相同;智力及人力支持的群體相同或相近,科技理念與技術支持相同或相近。總之,產業集聚區構成了共同的產業運行鏈條。產業間企業間相互激蕩,就形成了一系列的產業優勢。在產業內,企業之間互動;產業外,企業可以結盟,共同對客戶提品和服務。同時,產業集群因享有地理上的優勢而有可能獲得更便捷的有機的發展。如在香港,出版、廣告與媒體公司多位于銅鑼灣、測魚涌和北角。米歇爾?波特認為,這種產業的群集具有特殊的優勢。地理位置接近也許會產生集群間的激烈競爭,但企業間卻可以分享信息資訊,聚合特定的需求,繼而降低交易成本。產業集群也能使一個個孤立的企業,從較大規模的經濟活動中受益,同時刺激相關產業和后續產業的發展,為產業群的發展創造一個有利的環境。波特將這種集群模式描繪為一個“鉆石”形的結構。

創意產業集聚區除了一般產業集聚區的構成外,還具有如下特征:

創意產業集聚區的企業集群具有較大的跨行業重新按需組合的特征;其主要構成應有相關文化藝術創意設計方面的企業,應有提供高科技技術支持如數字網絡內容產業方面的企業,應有國際化的策劃推廣信息咨詢等中介機構;應有從事文化創意產品生產的企業,還應有經濟管理、商品管理方面的有經驗的公司。這種構成可以開放集群內企業間的動態聯系,構成立體的多重交織的產業鏈環,形成綜合融匯的集群效應。

創意產業集聚區的這種組合對人才構成也有很高要求。一是創意產業需要大量復合型人才,受過三級以上復合教育,如文化藝術的理論與創作,網絡設計或相關專業技術,工商管理或金融經貿教育;二是在企業內、行業內、創意產業集聚區內配置不同的專業人才,形成多種創意人才的互補聚合優勢。一方面,創意產業集聚區無疑需要硬手:優秀的科學家、設計家、工程師、建筑師、投資人、金融家;另一方面,創意產品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無形化、文化化和藝術化,所以創意產業集聚區需要“波西米亞人”:富于靈感的藝術家(包括先鋒藝術家)、民間藝人、自由撰稿人、文化學者,甚至哲學家。第三,創意產業集聚區還需要管理人、廣告人、媒介工作者等中介人。這是文化與經濟、藝術與技術、人文與科學、形而上與形而下的沖突、較量、碰撞與融合。其實,無論科學技術的創意,還是文學藝術的創意,在創造的境界上是完全可以相通的。

正因為創意產業文化藝術特性,大型創意產業集聚區還應考慮創意產業人員的生活環境,包括生活質量、生活格調、品味、生活舒適度等,它往往也配有相應的休閑娛樂區域(企業)。

創意產業集聚區的高級形態和未來發展趨勢

以地理方式實體構建的創意產業集聚區畢竟受到各種條件如地域分割、傳統格局、資源配置、利潤預期等限制,很難達到理想的要素構建和產業配置。這一過程本身也是一個市場選擇的過程,充滿了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特別是企業家、投資者對創意產業的認識尚處于初級階段,對其前景的預期還不樂觀。

創意產業的根本觀念是通過“越界”促成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重組與合作。通過越界,尋找新的增長點,推動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并且通過在全社會推動創造性發展,來促進社會機制的改革創新。而從發展來看,數字化高端融合是創意產業集聚區的高級形態和未來發展趨勢。

創意產業集聚區發展的高級形態和未來發展趨勢是依托一定的實體創意產業集聚區,在實物設施的創意產業集聚區基礎上打造無界域國際化的虛擬創意集聚區,建設一個迅速順暢交換傳播的數字化網上市場和一個數字化的交易平臺;構建“虛擬創意產業集聚區”或“文化創意信息數字交易港”。這是未來創意產業集聚區發展的嶄新模式。

這一模式的要求是,網上虛擬創意產業集聚區或“文化創意信息數字交易港”應當在當代文化潮流、文化消費、文化市場、文化時尚基礎上,構建某一創意產業(行業)科研、生產、流通、交易的數字化平臺。吸引巨量信息匯聚,開展網上信息交換、商務交易和產品推介銷售。

這一網上創意產業集聚區或“文化創意信息數字交易港”是面向世界市場的無國界的國際化平臺,可以為世界各國的客商服務。它需要解決不同語言轉換的問題,可設置多語種交流平臺,建立完善的商務翻譯服務。

與網上創意產業集聚區或“文化創意信息數字交易港”相應,地上可有相應的實體型生產、物流中心或會展中心、貿易中心。可與定期的博覽會、交易會相匹配,形成網上常設數字交易與地上會展業以及直接交易的立體交易系統。

網上創意產業集聚區或“文化創意信息數字交易港”必須聯絡支持風險投資的各種投資機構和誠信、高效、安全、服務良好的金融服務系統及其技術支持。第三方支付、中介評估及其公正和信譽,是網上交易市場成功高速運營的重要保證。

在線交易,電子商務等網上市場,依據物聯網的建立,云計算的技術支持,打破了過去線上線下的截然之別,一個新的全球的商務轉型的時代即將來臨。未來,沒有線上的商務與市場將慘遭淘汰,沒有線下的物聯網支持的線上信息港,就只能是“門戶”和媒介。而打破線上線下連為一體的未來數字商務市場,將在這一輪新的洗牌中獨占鰲頭,大放光彩。

篇8

本文主要分析了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輸出面臨的困境與機遇，并提出了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面對困境與機遇時的應對策略，最后探討了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輸出貿易的新趨勢。

 

一、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輸出面臨的困境

 

1.實際版權輸出與國家扶持政策存在偏差，自2005年以來，我國出臺了各種教育教學扶持政策來鼓勵圖書版權的輸出，但是在實際的版權輸出中依然存在著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些出版社抓住國家扶持的有利時機制作一些比照政策的宣傳冊式圖書來實行版權輸出，這樣制作出的圖書不僅不能將我國文化的特色體現出來，而且在國外市場也不會有很好的表現，這就失去了文化“走出去”的效果。二是由于國外的出版商重視圖書市場，特別是圖書的銷量，因而他們對我國在發行榜占據前列的圖書更為感興趣。但是我國有很多實力較差的出版社，它們出版的圖書很難出現在發行榜上，所以實現版權輸出就更加的困難。

 

而這些出版社為了進行版權輸出就只能在東南亞地區進行，輸出的圖書多為益智類以及青春類等，這類圖書在歐美等發達地區的文化市場是根本無法立足的，這使得版權輸出與文化“走出去”產生了偏差。并且這類圖書與國家的扶持政策存在著偏差，使得它們很難受到國家的資金扶持，這就使得這些出版社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都非常低下。更有甚者為了獲得這類低微效益，接受了低于公約管理的版稅，只為了實現版權輸出而進行輸出版權，導致國內文化的競爭市場雜亂無序，阻礙了我國圖書版權輸出貿易的健康穩定發展。

 

2.版權輸出一直保持輸出周期長、效益低、后期跟進困難的局面，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依然沒有擺脫版權輸出周期長、效益低，并且后期跟進困難的局面，導致這個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具體如下。一是中文自身的特殊性，使得翻譯工作難度增大，翻譯耗費時間長，造成出版間隔過長的問題。二是我國圖書版權輸出沒有健全、完善的版權輸出渠道，這就使得我國圖書版權輸出在規模與數量上都受到了很大限制。三是我國出版社對于版權輸出缺乏重視，只是一味地喊著“走出去”，但是在出版社的收益中，版權輸出收益所占的比重是少之又少的。四是圖書版權輸出的激勵機制以及運作方式依然存在缺陷。五是即使實現了圖書版權的輸出，其后期跟進依然面對著許多困難。比如圖書在海外市場的監控、宣傳以及推廣等都很難展開。

 

3.缺乏具有專業素質的人才，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起步時間較晚，從事圖書出口貿易的工作人員，缺乏圖書版權輸出的專業素質。雖然近年來出版社開始引入專業的外語人才來進行圖書出口貿易工作，但是這些專業外語人員常常會缺乏相關的版權專業知識以及圖書出版背景，這也使得圖書版權輸出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再有就是因為出版社對于圖書版權輸出缺乏重視，所以在出版社中從事版權輸出工作人員，在出版社所有工作人員中所占的比重是極其少的。一般來說，一家出版社只有一到兩人是專門進行圖書版權輸出業務，并且大多數的出版社存在著由其他部門人員兼做版權輸出工作的現象。圖書版權輸出對從業人員的要求極高，目前我國的出版社普遍缺乏具有專業素質的人才，這嚴重地制約了我國圖書版權輸出的良好發展。

 

二、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輸出面臨的機遇

 

1.圖書版權輸出有國家政策和資金的大力支持。從2005年開始，我國就正式提出文化“走出去”戰略，推行“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自此，一系列的文化“走出去”工程就投入施行，比如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以及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翻譯工程等[1]。并且國家對于圖書版權輸出投入的資金也在不斷增長，使出版社在進行圖書版權輸出時沒有后顧之憂，為圖書版權輸出創造了較大的競爭優勢，為實現圖書版權輸出的跨越式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保障。

 

2.相關版權公司的出現。在國家的大力推動下，出現了一批專業的版權公司。版權公司在我國的發展也分為了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版權公司負責的業務只是將國外的版權推介并引入中國;在第二階段，也就是我國開始重視圖書版權輸出以后，版權公司發現了新的商機，將對國內版權的推介與輸出作為其主要業務的一部分，甚至有些版權公司只負責國內版權的推介與輸出業務。版權公司的發展為我國圖書版權輸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為我國的出版社提供了很好的溝通通道來開拓海外市場。

 

3.合作出版的出現。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國外出版社同我國的出版社進行合作，合作出版的出現，使得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有了新的實施方式，使得圖書版權輸出形式不再單一。有了國外出版社的國外市場經營經驗，可以使國內的出版社制定適應國外市場需求的策略，有效地降低了圖書版權輸出的風險，并且在很大程度上節約了輸出成本，同時實現了合理資源配置，使得國內外出版社都可以獲得相應的利益。另外合作出版還可以使得我國的出版社借鑒學習國外的成功經驗，這對于國內出版社人才的培養以及業務水平能力的提高有著很大幫助。合作出版使得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逐漸向著連續性、整體性、以及長期性發展。

 

4.海外投資新路徑的開拓。隨著我國出版社實力的增強以及經營模式的多元化，很多出版社開拓了海外投資的新路徑。比如中國出版集團在國外很多地方建立了海外出版公司。我國的出版社可以通過海外投資的方式，改變圖書版權輸出的被動局面，變被動為主動，大力推行文化“走出去”戰略。另外，海外投資的公司，為圖書版權輸出的后期跟進提供了便利，也會使得版權輸出人才的專業素質不斷提高，同時對中國出版社品牌建立有著積極的影響。

 

三、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面對困境和機遇的應對策略

 

1.不片面追求版權貿易順逆差數字。我國一直重視對版權貿易逆差問題的改變，隨著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提出與推行，我國圖書版權逐漸縮小了貿易逆差，圖書版權輸出與引進的種類不斷增多，使我國的圖書版權貿易產生了巨大轉變。但是在具體實踐中，有些地方存在著刻意對版權引進進行打壓來追求貿易順差的現象。具體表現為有些出版社不進行版權引進業務或者少進行版權引進業務，來達到圖書版權貿易順差局面的目的。這種版權貿易方式是極度不合理的，所以必須要將片面追求版權貿易順逆差的貿易方式進行轉變，通過激勵模式多元化的方式來使得版權貿易健康發展。

 

2.政府合理干預。現今我國的圖書版權所處的市場機制缺乏靈活性，加之政府在市場競爭中進行了過多的干預，使得圖書版權在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中的優勢得不到充分的發揮，進而導致了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主動性與創造性的缺失。這就要求了國家和政府要對圖書版權市場競爭進行適當的干預，不用片面的數據來對出版社的圖書版權輸出業務進行強制性的考核，給出版社主動適應國際圖書版權市場形勢的空間，以達到在圖書版權輸出中注入新活力的目的。

 

3.拓展版權輸出思路。在數字化不斷發展的現代社會，圖書版權輸出也需要拓展版權輸出形式的思路，實現數字化的版權輸出形式。數字版權輸出與傳統的圖書版權輸出相比，不僅更具有靈活性，而且版權輸出的形式也變得多種多樣，具有更為廣泛的鄰接權以及服務模式，這可為我國的出版社圖書版權輸出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

 

四、在“走出去”背景下我國圖書版權輸出貿易的新趨勢

 

1.從追求數量到追求內容，在以前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只重視輸出的數量，不重視輸出圖書的質量。一些出版社本著對輸出數量的追求，只要輸出數量達到要求就一切都無所謂，很少會對所輸出圖書本身的內容價值進行評估與考慮，更不會在圖書版權輸出地對圖書的反饋信息進行收集與統計。我國的出版貿易不斷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出版社認識到這種片面追求數量的輸出方式對圖書版權輸出的可持續發展帶來的影響以及對出版社品牌形象的損害。并且通過與國外出版社的合作愈加頻繁，出版社也開始注意到只有主動地推銷自己的文化作品才是發展的關鍵。這就使得出版社逐漸地從過去的追求數量轉變為追求作品內容。

 

2.從貿易形式單一到合作共贏的多元化，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圖書出版輸出已經不能單從紙質圖書版權輸出上得到滿足，還需要拓展數字化輸出業務;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外出版社與國內的出版社進行合作，使得原本單一的出版貿易形式的輸出風險得到有效降低，在節約了輸出成本的同時實現了國內外出版社共同獲利的目的。并且隨著數字化輸出的發展，國內外出版社之間的合作，很可能從出版內容的合作拓寬到其他形式出版的合作上。

 

3.從文化輸出到資本輸出，在政府的大力推動以及市場競爭的驅動下，我國的圖書版權輸出逐漸從原本被動的局面轉變為主動推進的局面。并且隨著圖書版權輸出體制的不斷健全，使得越來越多的出版社積極參與圖書版權輸出的市場競爭之中，有些具有強大實力的出版社已經通過資本的輸出，在國外建立了分社，進一步將文化“走出去”戰略進行落實與推動。這種從文化輸出到資本輸出的轉變，是我國圖書版權輸出的跨越式的發展，文化輸出向資本輸出的轉變是必然的趨勢。

 

五、結束語

 

篇9

WTO秘書處報告：2006年上半年中國被訴和主動采取措施位居首位

2006年11月27日，世界貿易組織（WTO）秘書處公告稱，根據各成員最新提交的半年統計報告，2006年1-6月各成員發起反傾銷調查數比2005年同期下降，但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數量則有所增加。

報告稱，2006年上半年共有20個WTO成員報告發起了87起反傾銷調查，而去年同期這一數字高達105起。但是在采取反傾銷措施方面，這一數字則由去年的55起增加到71起，增幅高達29%。其中，發達國家發起調查和采取反傾銷措施的數字分別為31和9，再次落后于發展中國家。

報告2006年上半年發起反傾銷調查案件數位居前列的依然是印度和歐盟，其中印度以20起位居榜首（去年14起），歐盟以17起占據次席（去年同期16起）。澳大利亞則以發起9起反傾銷調查位列第三。

中國仍然是反傾銷調查的最大對象國。在87起新的反傾銷調查中，中國產品被訴32起，占總調查數量的37%（2005年同期為23起，占總數的22%）。美國和中國臺北各遭受6起調查，并列排在中國之后。

2006年上半年新發起反傾銷調查針對的產業主要是金屬行業（19起）、機械行業（16起）、塑料行業（13起）和化工行業（11起）。在19起針對金屬行業的反傾銷中，澳大利亞和馬來西亞各發起5起，加拿大發起3起，歐盟和印度各發起2起，而哥倫比亞和墨西哥也各發起1起。

篇10

把握數字文化經濟價值高地，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

一是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文化是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是產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關鍵資源，文化、科技與經濟的深度融合是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價值。過去，我國文化產業主體市場競爭意識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競爭力的主動意識，導致在企業主導的網絡平臺數字經濟發展階段，傳統文化產業難以形成集聚化經營資源和競爭優勢。在當前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節點期和機遇期，文化產業應積極適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調整發展方式，大力發展數字文化經濟，加快推進文化數字化創新發展進程。二是主動融入數字經濟發展體系，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文化數字化不是簡單的文化資源和內容數字化加工處理，而是涵蓋文化發展全過程的“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將優秀文化資源轉換為具有網絡經濟價值的資產。過去較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遺產資源全拿過來，不分優劣、不談價值地全盤轉化，這是缺乏意義和效益的。文化遺產資源是整個中華民族擁有的財富，是全社會的和公益的。這些資源只有在有限權責下經過加工整理處理，形成可復用、可轉換的資產，才會具有經濟循環的產業價值。其次，要積極構建數字文化經濟生態體系，形成數字文化經濟健康發展的市場秩序。按照新型數字經濟運行格局在社會治理基礎設施、公共基礎服務、公平價值交換服務貿易以及社會化監督生態化體系構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場監管、數字版權保護、輿情風控與文化傳播安全、文化服務信用和服務質量保障等功能的數字文化市場治理基礎設施體系，推動數字文化市場治理現代化；建立數據隱私保護、社會公共文化資源服務等公共基礎服務體系，將公共資源和個人隱私信息數據采集從各類互聯網應用中剝離，統一下移至公共基礎服務體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價值交換服務貿易體系，保障產業生態中各方利益，打擊壟斷性定價，杜絕價值迂現；建立基于區塊鏈的社會化監督及輔助管理體系，強化從業自律及社會化監督管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