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金融市場的交易主體，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5－0206－02

引言

我國金融業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為進一步推進中國金融改革進程，必須實施金融人才戰略，充分滿足中國金融經濟建設的需要。從我國經濟金融改革與發展對人才和人力資源的需求結構來看，社會既需要高素質的創新型研究人才、高端經營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既受過系統化金融理論熏陶又精通金融實務運作的復合型應用人才。

本文立足于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及其對金融人才的需求趨勢，探討改革實踐教學體系，以培養一大批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又能夠在金融業務實踐中嫻熟地運用金融分析技術，具有較強的處理各種金融業務能力的高素質的應用型金融專門人才的方略。

一、金融人才市場的供求關系現狀

我國金融人才市場需求量巨大，雖然每年我國相關經濟專業的畢業學生人數眾多，但是由于符合金融機構人才需求標準――實踐動手能力強的復合型專業人才較少，因此，出現了金融人才市場的供求失衡情況。

從我國目前金融教育的供求關系看，一方面，國內許多金融類企業面臨專業人才缺乏現象，金融專業人才成為緊缺人才；另一方面，從國內各大財經院校和其他綜合類大學經濟類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數近兩年大幅上升（如圖1所示），其中有相當一批大學生畢業即面臨就業壓力，就業形勢嚴峻。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金融學專業人才培養的質量和專業結構還遠遠不能滿足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可以說，目前金融專業人才質量和教育結構的矛盾已成為我國各大高校金融專業建設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上海為例，上海銀監局一項關于“銀行業業務創新與競爭力情況”調查顯示，在16家中資商業銀行中，有9家銀行認為專業人才缺乏是阻礙本行創新業務發展的第一或第二重要因素。各大國際金融中心城市中，倫敦和紐約金融從業人員占就業人員的比例均為11.5%以上，而上海目前的比例只有2.2%。

金融專業課程是培養金融學專業學生實踐能力的知識基礎，因此，向學生傳授關于本專業學科體系的重要知識和基本概念、原理，培養學生把握概念的復雜性，并能在具體情境中靈活運用，尤其為今后的金融一線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和培養良好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以及國際化技能，是金融學專業課程教學的重要目標。

在學生能力培養方面，我們必須解決好兩個問題：一是如何適當引入多樣化教學形式，增強課堂師生互動，增強理論學習的趣味性，激發學生接受新知識、新方法的積極性和參與性；二是如何在課堂教學中引入實踐教學環節，培養學生學以致用的能力，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二、建立金融學專業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一）《金融學》課程實踐教學模式設計的原則

1.因材施教原則。教學設計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學生的學習，教學目標能否實現，要在學生通過自己認識和發展的學習活動中加以體現。要對學生進行分析，包括分析學生對特定的學科內容的學習、已經具備的有關知識與技能的基礎，以及對相應的學習內容的認識與態度。在實踐教學模式的設計上應充分遵循“因材施教”原則，為每位學生建立特征檔案，通過學生和指導老師的雙向選擇機制，共同制定對不同個體的學習方案，并在實踐教學環節有針對性地給予相應訓練，發揮每位學生的特長。

2.供求平衡原則。按照金融人才市場需求，有針對性地培養合適人才。可以通過建立目標人才評估模型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運用翔實的計量檢驗方法，在大量采集和分析社會金融行業人才需求特征指標數據的基礎上，建立科學合理的應用型金融人才特征指標體系，并根據這些詳細指標特征，構造應用型金融人才培養目標。同時，結合學生自身素質特征模型數據，構造既符合學生應用能力發展，又滿足市場需求的創新培養模式。

3.創新原則。包括教學生態創新和教學內容創新兩個部分。從教師―學生兩元單向信息傳遞的教學模式，轉變為教師―人才需求方―學生多元多向信息傳遞的教學創新方式，構建更加和諧的大學教育生態，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到業界中去，讓業界人士參與到教學活動中來。教學內容創新，意指課堂授課應不拘泥于某本教材，而應該打開視野，改變現有由教師設計教學框架、主宰教學過程、評價教學結果的模式，轉由學生主宰相關模式，引導學生面向社會重要問題，開展主動實踐和研究型學習。

（二）建立基于市場需求的金融學專業實踐教學創新體系

1.學生素質分析

以“因材施教”原則為指導，從微觀角度設計對教學對象的學習能力和素質的問卷，輔以實地調研以及外部評價的基礎，通過大量數據的收集、整理和分析，構建學生的綜合素質模型，并運用多因素分析法以及主成分分析法，勾勒出每個學生的特征因素表，分析參與課程學習學生的共同特征和各自獨特特征。之后，通過第二步的人才市場需求特征表對應分析，找出差距和優勢，并通過課程實踐教學體系來彌補差距、發揚優勢。

2.人才市場需求特征分析

以金融機構人才需求問卷調查數據為實證基礎，通過多因素分析法構建培養方案實施效果指標體系（外部環境因素分析），制定各環節、各流程的質量標準，配套系統規范了執行方案的途徑、方法與手段，建立質量監控系統、保障系統和支持系統，分析培養方案實施過程中的薄弱環節和亟待加強因子，結合學生素質（內部環境因素分析），科學分析，因材施教，以培養一大批既有扎實的理論基礎，且具有較強處理各種金融業務能力的應用型金融人才。

3.基于市場需求的立體教學模式

創新教學管理方式。課堂多媒體教學和課堂討論、課后作業要有機結合。課堂討論可以有效地鍛煉學生的表達能力與歸納能力，提高學生分析問題的能力。這種互動式教學能有效提高學生自主學習的積極性，同時可以及時檢驗教學效果和學生學習情況。課后創新實驗的練習則強調靈活運用能力，以分析當前金融事件為主。課程小論文的寫作則有利于提升學生收集資料、獨立研究的能力。同時，將學生積極參與課堂和課后創新實驗計劃的表現作為其學習成績的重要參考，以鼓勵同學們積極參與討論、主動學習的能動性。

建立立體教學模式。從教師隊伍的建設來看，采用教師專任制和業界人士聘任制相結合的方式，形成教師―實踐專家―學生的三主體多向信息傳導模式；從學生學習方案設計來看，綜合分析學生個體特征和人才需求目標特征，為每個學生設計個性化學習方案，并在階段性教學方案中增強創新實驗計劃的實施，培養學生領導能力、主動實踐能力、人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獲取信息能力和批判性思維能力。情景模擬的設計，參照人才市場通用的晉升和淘汰模式，同樣建立榮譽學生制度和末位淘汰機制。

參考文獻：

[1] 錢穎一.美國大學的經濟學教育[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3，（2）：54-61.

篇2

文章編號：1003－4625（2006）06－0029－03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WTO協議規定，2006年底中國金融領域將實現全面開放，屆時外資大量涌入將對我國金融安全形成強大的沖擊。現階段如何應對外部沖擊，確保金融安全，已成為各界普遍關注焦點。

一、金融生態：金融安全的屏障

（一）金融生態內涵

目前，理論界與實務界對金融生態的研究存在著三大誤區。誤區之一：將金融生態誤認為是金融生態環境。不論對金融生態如何定義，但既是金融生態，總是離不開金融交易主體這一主角生存與發展過程中的行為選擇問題，而金融生態環境指的是金融交易主體活動所依賴的內外部條件。誤區之二：將金融交易主體誤認為是金融機構。金融交易主體應該是指金融交易活動參與者。也就是金融產品交易的買賣雙方，絕非僅限金融機構。以最能體現金融原義的借貸活動為例，有“借”，才有“貸”。金融交易主體既有債權人的貸方，也須有債務人的借方。因此，金融交易主體既包括貸方――金融機構，也包括借方――企業與居民。誤區之三：將金融生態環境誤認為外部環境。論述金融生態環境之時，只是注重政治、經濟、文化等金融生態外部環境，特別是法律、中介服務、信用等問題，但卻往往忽略了金融生態的內部制度環境。而法律法規、中介服務、信用體系等基本上又都是針對貸款行為，充其量只考慮了間接金融生態外部環境或者說銀行生態外部環境問題，把直接金融生態外部環境和金融內部制度環境拋到一邊，而這些恰是我國金融生態環境面臨的突出問題。

綜上所述，筆者將金融生態界定為：金融交易主體與其生存和發展的內外環境（即金融生態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相互依賴以及相互影響而形成的一種動態平衡系統。根據金融生態的定義，其內涵概括起來可以提煉為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像其他生態系統一樣，金融生態的發展也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和演進過程。從古老的鑄兌業、錢莊、民間借貸演變出銀行業，再發展到證券、信托、保險業等龐大的金融生態系統。二是像其他生態系統一樣，金融生態平衡也是通過自我調節機制來實現的。當生態系統的某個要素出現功能異常時，其產生的影響就會被系統發出的調節物所抵消。例如，某一時期正規金融弱化，金融生態為了滿足自身需要就會發展非正規金融來彌補市場缺陷，從而使金融生態重新回歸動態平衡體系。三是像其他生態系統一樣，金融生態的自調節能力也是有限度的。外部的影響超出生態系統所承受的極限就會破壞金融生態的平衡。比如金融過度放開以及超極限發展等都會導致金融生態失衡，嚴重的金融生態失衡則會危機到金融安全，最終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

（二）金融安全背景

金融安全是指一國能夠抵御國內外沖擊，確保本國金融體系、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的正常運行。在經濟全球化日益加劇的背景下，世界各國的資金流動越來越頻繁，所以在開放條件下的金融安全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關注。我國已進入后WTO期，標志著金融業全面融入世界經濟同時，也加大了金融安全的風險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加大了對我國金融轉軌體制的沖擊和運行風險。中國的金融體制正處于轉軌時期，轉軌體制的非均衡性特征決定了我國金融資產規模與結構的非對稱性，金融市場發展與市場監管機制建設的非對稱性，我國金融對外開放與內部體制轉變的非均衡性。這些無疑會導致我國金融體制非對稱性的內部風險外部化，而且這種風險的不可控制性具有“羊群效應”。

二是加大了我國金融生態的脆弱性。第一，加大了銀行體系的風險。金融全面開放后，國際資本特別是短期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我國銀行、證券與保險等行業，在目前金融監管機制不健全的前提下，銀行業突然面對大量“熱錢”流入會出現過度貸款傾向，從而將加劇國內金融資產泡沫，一旦游資發生大幅回流，就會出現價格暴跌，最終加大了銀行體系的風險。第二，削弱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金融全面開放后，外資銀行將可以吸收中資企業和居民的存款，其人民幣資金來源大大增加。同時，外資銀行還可從境外向境內輸入大量外幣，這一方面會給國際貨幣市場的參與者提供了更多的逃避我國貨幣政策控制的機會和渠道，增加了貨幣和資本的國際流動，使監管當局難以判斷貨幣供應量的實際大小。另一方面也會對我國的貨幣市場、匯市和股市造成巨大壓力，從而會削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實施效果。第三，加劇了金融市場的波動性。由于目前我國的金融市場規模狹小、流動性比較低，在國際資本大量流入和外國投資者廣泛參與的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波動性會明顯增加，進而增加了金融風險的隱患。

三是加大了金融安全問題跨國傳遞的可能性。金融是一國經濟的核心，金融危機的發生輕者會使一國的貨幣和金融體系遭受重大打擊，重者使貨幣金融體系崩潰。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一旦一國金融全面對外開放，則金融危機更容易出現、深化、發展和傳遞。金融全面對外開放不但增加了我國金融安全的脆弱性，而且還有可能危及到其他國家的經濟安全。

（三）金融生態與金融安全之間的良性互動

金融生態失衡直接破壞金融安全的穩健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輕度金融生態失衡尚不足以威脅金融業的整體發展，嚴重生態失衡則會危及到整個金融的安全，也極有可能引發經濟危機。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對金融和經濟的健康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金融生態失衡：金融安全的隱患

金融生態失衡是指金融交易主體及其內外部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系統失去平衡。由于中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發展中國家，目前還存在制度缺陷、體制和體系的脆弱性，這使得我國金融生態基礎不穩，金融生態失衡現象已經成為危及金融安全的風險隱患，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金融市場結構失衡。從我國金融市場結構來看，目前還存在“三主導型”非均衡特征，即銀行主導型、政府信用主導型和長期主導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含義：1．我國金融市場的融資結構是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融資，間接融資比重高達85％以上且在逐年上升。2．我國的債券市場明顯存在政府信用主導特征。政府債券以及準政府債券發展較快、比重過高，政府支配了過多的資源，而企業債券市場發展明顯滯后。3．從融資期限結構來看，我國金融市場融資結構呈現“長期主導型”非均衡現象。2000－2005年數據顯示：我國金融市場融資期限結構逐年呈現長期化趨勢，長期融資所占比重在不斷快速上升，而發達國家金融市場主要以短期融資為主導。

（二）金融交易主體結構失衡。一是銀行業結構失衡，主要表現在銀行業集中度過高。評價銀行業集中度可以通過銀行業資產占金融資產的比重和M2/GDP的比值兩個指標加以考慮。一方面，近十年的統計數據表明：目前我國銀行資產是金融資產的主體，占全社會金融資產總量的80％以上，而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支配的金融資產達到金融資產總量的60％左右。由此可見，一旦國有商業銀行出現問題，將會觸動整個國家金融安全的神經。另一方面，衡量銀行集中度的另外一個常用指標是M2/GDP。2005年底我國的M2/GDP比率為1．64（注：GDP調整后該比值大幅下降），已經位居世界第一。這一指標的持續上升表明我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信貸推動特征，而且信貸資產的運用效率趨于下降。二是證券業結構非均衡。我國證券市場自誕生以來就負有為國有企業解困的使命，這種狀況不僅造成證券市場發展目標的多元化和發展方向不清，而且也產生了市場結構畸形。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非流通股比重過高。我國上市公司的國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該部分占到總股本的70％左右，少量且分散的個人流通股在二級市場的交易不能對上市公司的經營管理產生壓力，無法發揮投資者的監管機制。二是同股不同價。代表相同權利的股票實行不同的認購價格，社會公眾股東的利益被嚴重侵犯。三是缺乏機構投資者。我國股市投資者以散戶為主，并以做短線居多，市場投機成分濃厚。股價起伏較大，風險也相對較大。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的證券市場會聯結為一個統一體，任何一國證券市場的波動，都會迅速地波及其他國家，而對于發展中國家的證券市場，特別是像我國這種具有先天性缺陷的股市而言，這些波動會產生巨大的“蝴蝶效應”，引發股市危機。三是保險業結構非均衡。目前我國保險業仍處于起步階段，還依然存在許多結構失衡問題，主要有：第一，保險交易主體偏少，市場集中度偏高。第二，險種結構單一，業務結構發展不平衡。第三，保險業資產負債失配現象嚴重，存在較大的再投資風險。四是企業及居民結構非均衡。一方面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雖然取得一定進展，但一些國有企業改制不夠規范，既損害了投資人和職工的利益，又給國企改革造成負面影響。同時，我國的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不合理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目前國有資本仍然分布在眾多的行業和領域，戰略性調整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另一方面，我國的居民收入差距逐步加大，導致社會矛盾加劇。收入差距加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加大。城鎮居民：年增速8％－9％；鄉村居民：年增速4％－5％。二是職業收入差距加大：企業的經營職位和一般職位間的收入差距普遍在20倍以上。三是財富分布加大：財富多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45％；財富少的人（占城市居民的10％）占有全部城市財富的1．4％。

（三）金融生態內部制度環境失衡。一是產權結構單一。目前我國的金融交易主體如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獨資企業的資本金大都是由國家財政全額撥付，國家擁有全部產權。但是，國家是一個抽象的非人格化的概念，需要由政府部門代為行使所有者職能，出現了產權虛置的狀態。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產權虛置直接導致了金融交易主體治理結構的有效性低下，過度的行政干預導致內部人控制盛行等弊病。二是內部治理機構缺失。在單一的產權結構下，金融交易主體股份制改造的結果是國有股“一股獨大”，使得按照所有權、經營權和監督權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起來的股東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形同虛設，造成了外部人內部化，加劇了“內部人控制”的問題。三是內部制衡機制缺失。由于目前我國的金融交易主體缺乏人格化的產權主體，對于經理層的選擇基本上采用行政化的干部考核制度，真正的委托－機制難以建立，在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經理層很容易產生道德風險。四是激勵機制和約束措施缺失。目前，我國的金融交易主體特別是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的收入由國家財政部門決定，與經營業績嚴重脫鉤，責任和激勵不對稱，擁有剩余控制權的經理層基本上沒有剩余索取權，經理層掌握的剩余控制權就成為“廉價投票權”，在層層委托分級的現狀下，難以形成對各級管理者的有效約束。

（四）金融生態外部環境失衡。金融生態的外部環境主要包括法律環境、信用環境和體制環境等方面。首先，從法律環境來看，關鍵問題是缺乏有關金融交易主體的破產法規。如金融企業和居民一樣，在經營失敗時，面臨破產、清算、兼并、重組等問題。由于缺乏這方面的法規，實踐中對經營失敗的金融交易主體遲遲不能有效地處置，造成金融風險不斷增加，金融生態日趨惡化。其次，信用環境建設嚴重滯后，是造成我國金融供給不足，金融交易主體尤其是中小企業貸款難，銀行業不良資產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再次，體制環境問題。由于我國是一個行政主導型的國家，體制環境是直接影響我國金融生態的重要外部因素。因為我國的司法與行政不是分離的，司法還要受行政領導。

三、優化金融生態：維護金融安全另一個視角

當前，我國怎樣才能加快金融生態優化、提高金融業抵御內外環境的沖擊能力、確保金融安全呢？經濟學中的“木桶效應”告訴我們：要想提高木桶的整體效應必須下工夫依次補齊木桶上最短的那塊木板。筆者認為，必須通過“削長邊補短邊”方式，不斷優化金融生態來確保我國的金融安全。為此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是加快金融市場的結構優化。要解決金融市場的結構失衡問題，必須推動以銀行為主導的融資體系逐步向以市場為主導的融資體系轉變。（1）加快直接融資的發展，適當分流銀行儲蓄，避免銀行過度承擔社會資金配置任務而加劇系統性風險。（2）改變單一的儲蓄結構，大力發展貨幣市場基金、債券基金、保險基金等儲蓄替代性產品。（3）改變單一的資產結構，大力推進信貸資產證券化。（4）改變單一的融資結構，大力發展企業債市場和場外資本市場，為廣大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拓展直接融資渠道。（5）打破市場封鎖，促進金融資源在各市場之間的合理有序流動。

二是加快金融交易主體完善步伐。要解決金融交易主體失衡問題必須從對金融交易參與主體的培養與改造入手。一是要加強市場開放程度，豐富市場參與主體的數量與類型，促進參與主體行為的市場化與需求的多元化，防止行為趨同導致市場缺乏活力或波動太大。二是要大力培育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與主力軍――機構投資者群體，培養其風險意識和信用意識，增強其風險分析與管理能力。三是要擴大金融交易主體的外延，采取措施使個人投資者進入金融市場的渠道更為通暢，為企業年金、社保基金、住房公積金等集合性資金的投資運作創造條件。四是要大力支持和發展中小金融機構，穩步推進民營金融機構的發展，規范和完善民間信用。

三是加快金融生態內部制度環境的安排。一要加快金融交易主體的股份制改造。積極引進外部戰略投資者，將國有單一產權的金融交易主體轉變成自主承擔風險的具有生機和活力的市場參與主體。二要進一步規范金融交易主體的公司治理結構，建立起有效的績效激勵、風險控制和資本約束機制，推動符合條件的國有金融交易主體在境內外資本市場上市，強化出資人對國有金融交易主體管理層的約束，促進國有金融交易主體健全經營機制。三要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體制，加強金融監管協調，提高金融監管效率。

四是加快金融生態外部環境的培育。首先要抓緊修訂和完善以《破產法》、《擔保法》、《公司法》、《證券法》等為代表的一系列基本法律法規，以保護投資人、貸款人等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合法權益。其次要建立完善統一的金融市場規章制度，包括會計、審計、稅收以及信息披露制度等，保證市場公正性，提高市場透明度。再次要建立和完善信用評級機制，引導與培育信用評級機構，加強市場參與主體信用記錄和數據的積累和管理等。此外還應該加強信用宣傳，增強市場參與主體的信用意識，培養市場信用文化。最后，要加快政府職能的轉變。把政府職能轉變的重點放在制度化、程序化、規范化建設上，使依法治國方略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1]曹湊貴．生態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曾建中．從金融生態失衡角度透視民間借貸的再度活躍[J]．海南金融，2005，（2）．

[3]曾建中．論中國金融市場結構變遷中的路徑選擇[J]．財經科學，2005，（6）．

篇3

1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現象及危害

1．1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中央銀行運用各種金融調控和控制，其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通過對貨幣政策工具的具體操作來實現的。傳統的經濟理論在分析貨幣政策時，通常將政策作為一種政策制定者(中央銀行)可以任意操作的工具，作為一個外生變量來考慮，忽略了政策制定者與商業銀行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實際上貨幣政策作用效果和效應是政策制定者與商業銀行在主、客觀條件下進行理性決策的結果，這種理性決策實際上是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根據各自掌握的信息進行的博弈行為。

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負有監管職責，但我國央行對商業銀行的監管方式和手段較多的是停留在聽匯報、看報表之上，這使得中央銀行難以充分掌握商業銀行的經營信息。相反，商業銀行擁有自身經營的完全信息，這些信息包括負債業務、資產業務、中間業務以及表外業務的具體經營狀況，如資產質量、負債結構及投資情況等。一般說來，商業銀行并不愿意主動將不利自身經營的壞信息透露給中央銀行，所謂“家丑不可外揚”。為此，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形成的信息不對稱，在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形成的委托一關系中，商業銀行具有信息優勢，因而是人，中央銀行具有信息劣勢，因而是委托人。商業銀行利用自身信息優勢，不可避免產生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同時，中央銀行由于得不到有關商業銀行的充分信息，就不可能及時采取化解風險的措施，或不能做出符合實情的決策。這種壞信息可能被轉化，也可能被積累、放大，使得原本可以化解或彌補的風險變成不可彌補的風險。

1．2商業銀行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在信貸市場上，銀行由于不可能及時了解企業的經營狀況，不能及時充分了解企業的經營信息，因而是“委托人”；企業擁有企業經營狀況的完全信息，如利潤率、產品銷售情況、貸款使用情況等信息，因而是“人”。銀行和企業借款合同一經簽訂，委托－關系即已形成。

隨著對任何一類借款人所收取的實際利率的增加，相應的對貸款合同的違約性就增大，由于固定利率貸款的性質，如果借款人的投資項目獲得成功，借款人就會有相當豐厚的利潤，如果項目的投資失敗或遭受到異乎尋常的損失，他們就會違約或躲避。這樣隨利率的提高，就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更高比例的較喜歡冒風險的借款人(風險偏好型)將出來接受貸款人的出價，而不喜歡冒風險的較安全的借款人(風險規避型)將退出申請人的隊伍，出現逆向選擇的現象。這種情況的出現，是由于銀行事先并不掌握這類貸款人的風險分布信息。逆向選擇現象的出現加大了銀行資產損失的可能性，產生所謂“惜貸”的現象，導致資金在銀行體系內部流動，對經濟的發展是極其不利的。二是任何借款人都傾向于改變自己項目的性質(因為銀行不可能全面地對他的行為進行監控)，如果進行收益高，風險也高的項目，以獲取更多的利潤，使之更具風險，產生道德風險問題。例如我國2008年就出現了大量的消費貸款流入股市的情況。出現這一狀況的原因是銀行在發放貸款后沒有及時掌握資金運營，由于信息不對稱造成的。

這兩種情況都將誘使商業銀行自愿地向任何一類借款人收取更高的利息，使預期收益最大化，彌補高風險產生的損失。對于借款人來講，由于銀行貸款利息的提高，使低風險項目得不到融資，好項目逐漸退出市場，高風險項目充斥信貸市場，進一步增大了銀行的信貸風險。如此，形成惡性循環，正如阿克洛夫所說，市場逐步萎縮，最后可能關閉。

另外，在貨幣市場中還有很多現象是由信息不對稱引起的。例如銀行的擠兌，而使許多銀行倒閉，就是由于銀行的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導致客戶對銀行的實際情況不了解或只有部分客戶了解而另一部分客戶不了解，因客戶對銀行的經營狀況掌握的信息不對稱造成的。各商業銀行上級行和下級行之間也會出現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上級行擁有制定政策信息方面的優勢，下級行對上級行政策要求和文件精神理解上的偏差、上級行對下級行經營狀況不是充分了解等都會形成信息不對稱的狀況，因而形成上級行與下級行之間的博弈，最終可能導致下級行經營行為的異化。

在貨幣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導致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一是導致商業銀行利用自身信息優勢違規經營。二是導致企業騙貸和銀行惜貸，傳統上銀行通過利率變化來調節資金市場的供求平衡，但利率提高的結果是更多愿意冒險的人向銀行借貸，由此貸款風險水平提高，如此循環下去，最終結果是貸款質量下降。三是導致金融秩序混亂和貨幣市場的無效率或低效運行，加大金融風險。

2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成因

造成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貨幣市場運行機制看主要是外生性因素及信息在傳遞中產生的差異，從微觀層面上看交易主體的目標函數不一致。

2．1外生性因素

相對而言，我國貨幣市場的建立和完善落后于其他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形成的許多問題集中表現在貨幣市場中。這些遺留問題沒有得到徹底合理的解決，貨幣市場對交易主體的參與約束及激勵相容的機制不完善，這是造成我國貨幣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外生性因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貨幣市場的制度建設(包括相關法規建設)落后于金融市場本身的發展要求，如在會計法規體系建設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中還存在一定程度的缺陷；二是貨幣市場監管體系不健全，監管不到位，監管行為不規范；三是中央銀行體制改革滯后，獨立性較差，監管職能弱化；四是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滯后，國有產權處于“模糊”、“虛置”狀態，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企業未能建立起現代化制度，導致金融市場的微觀基礎薄弱。

從國際金融市場的發展規律看，金融市場是現代信用制度的產物，其形成要求較發達的商品經濟、多樣化的信用方式及金融機構的存在等外生條件。而從我國目前貨幣市場發展現狀看，這些外生性因素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在制度的執行中也出現了_一定程度的偏差，這些制度上的缺陷及制度執行中的偏差是導致我國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特殊性。

2．2交易主體目標函數不一致

貨幣市場主要有四類交易主體；政府(以中央銀行為代表)、商業銀行、企業及大眾。政府在關于產業政策導向、經濟結構、經濟增長目標、貨幣政策方向等方面，比商業銀行和企業具有最小信息優勢和擴展信息優勢；而商業銀行只能通過觀察前期央行貨幣供給增長率或通貨膨脹率來推測中央銀行政策目標的變化；企業及大眾根據前期產業政策、地域經濟結構、經濟增長目標來推測政策目標的變化；政府的決策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及穩定幣值的綜合成本最小；商業銀行和企業的決策目標是利益最大化；大眾的決策目標是獲取個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各類交易主體的目標函數中，經濟主體在(t-1)期預測t期將會出現的各種變量，是根據已知或既定的各種信息，包括政策性因素、經濟發展因素及其他有關變量中的全部或部分參數計算出來。由于經濟主體的目標函數中影響因素(或變量)是不完全一致的，例如中央銀行在政策制定中的信息優勢，企業對自身經營狀況的信息優勢，大眾對經濟發展趨勢的心理預期優勢等，這種不一致性直接導致各交易主體的信息不對稱。從而在交易主體之間的理性較量中形成委托－關系。

2．3信息在傳遞中形成的交易主體之間的知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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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碳金融市場交易主體

（一）交易規模和金額

2005年碳交易成交量為8億噸，至2011年上升至80億噸，7年間翻了10倍，年均增長率達40%。從交易額上看，從2005年的110億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360億美元，增長了11.4倍，年均增長率達43%。

（二）交易機制

在《京都議定書》的整體框架下，世界各國相繼建立碳交易制度。先行者有歐盟、日本，俄羅斯、巴西、中國等一些發展中國家基于各國國情也正在不同程度地建立相關交易制度。歐盟的碳交易機制主要以碳排放配額交易為主，根據各國經濟發展、新能源利用實際情況統一發放碳排放配額。日本的交易機制經歷了三階段，從簽訂《京都議定書》開始至2008年試行J-VETS（日本自愿排放計劃），再到地區級強制總量交易體系形成，最終形成了IET機制。中國、俄羅斯及巴西作為世界溫室氣體排放大國，其減排成果對整體碳金融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三）交易主體

近些年來碳金融市場的參與者與日俱增。世界各國的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風險機構、基金組織等紛紛涉足碳金融領域。發達國家的交易主體非常廣泛，既包括政府部門、政府主導的碳基金、私人企業與交易所，也包括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世界自然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以及私募股權基金等其他交易主體。

政府參與碳金融市場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協助交易機制設定和交易平臺的搭建；二是設立政府碳基金直接參與，如意大利碳基金、荷蘭碳基金等。私人企業則由于市場利益的驅動，為獲取更多的碳排放權或出售富余碳排放權自愿出入交易市場。可見，碳金融產品的設計、流通以及交易平臺的構建，是政府、金融機構以及私人企業與個人共同參與的結果。

除政府的主導力推動外，交易所是促進國際碳金融市場建立的另一重要因素。歐盟正是依托于自身發達的碳交易市場，快速建立并發展碳金融市場。歐盟擁有六家重要的交易所，它們分別是擁有82%歐洲碳信用現貨交易份額的歐洲氣候交易所；歐洲大陸參與排放實體最多的歐洲能源交易所；針對現貨實時交易采用委托中介人模式，交易過程簡單、成本低、風險小的Power-next交易所；占北歐市場能源交易量70%，具有絕對定價權的北歐電力交易所；擁有世界最大碳排放信用現貨交易規模的Blue-next環境交易所；以及業務集中在碳信用的現貨和期權交易的Climate交易所。這六大氣候交易所不僅降低了交易風險，還提供有益于交易雙方進行及時、準確交易的信息。

國外銀行業碳金融業務開展情況

商業銀行是碳交易市場的重要參與者。國外大型商業銀行如美國銀行、匯豐銀行、荷蘭銀行已經在直接投融資、銀行貸款、碳期權、碳期貨商品等方面進行了創新試驗并取得了重大進展。

國外商業銀行主要圍繞兩種方式開展并參與碳金融業務：一種為開展傳統的信貸業務，如為企業提供貸款；另一種為給碳交易者提供中介服務。具體業務如下：

（一）低碳項目融資業務

這是國際商業銀行最為普遍的一項碳金融業務。對法律規定以及政策鼓勵的清潔能源技術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如摩根大通開展的清潔能源項目長期融資專業金融服務。該業務的特點是風險性大，故前期投資也大，而一旦在項目開展產生相應的碳減排額后，就會有大量穩定的現金收入。

企業方面，獲得銀行貸款支持用于節能減排，以在碳減排項目中產生的碳減排額收入償還貸款；商業銀行方面，開展此業務能夠獲得高于一般貸款的投資回報。此外，商業銀行還為個人提供貸款，如綠色房屋按揭貸款，申請該業務的投資者，銀行方面將支付氣候變化費用用于抵消該房屋1/5的CO2排放量。

（二）碳基金業務

碳基金具有兩方面重要作用：一方面，碳基金可直接投資于碳交易一級市場，充當碳排放權的需求方，憑借其機構力量使其碳資產在國際市場上能夠有合理的定價并進行合理交易，再進一步通過金融機構利用所擁有和控制的碳資產開發各種金融衍生品；另一方面，碳基金還可在二級交易市場進行交易并從中獲得利潤，對碳排放權價格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國際上一些領先的商業銀行大部分都設有專項碳基金，如匯豐銀行、瑞士信托銀行和法國興業銀行共同出資1.35億英鎊建立的碳排放交易基金。有些銀行專門為私人進行碳理財提供服務，如美國的花旗銀行和美國銀行的可持續發展項目等。國外與碳減排計劃相結合的主要基金，如表1所示。

（三）碳交易中介業務

一些大型商業銀行憑借在碳金融的專業優勢和大量客戶資源，在碳減排項目市場為買賣雙方牽橋搭線。如荷蘭銀行依靠其廣泛的全球性客戶平臺和豐富的碳交易經驗，提供融資擔保、購碳、碳交易咨詢等中介服務，從中賺取大量中介收入。

（四）指數化交易產品業務

指與某個碳交易市場指數掛鉤的碳排放權配額，設置的目的是滿足發達國家強制減排企業購買額外排放權的需要。如愛爾蘭銀行與愛爾蘭電力公司Edenderry簽訂協議，為后者提供與歐洲碳交易所EUA指數掛鉤的碳排放配額。

（五）碳金融衍生品交易業務

為避免碳交易價格受多方面因素影響而出現大幅度波動，有必要對碳排放權進行套期保值。一些大型商業銀行則相應地推出了碳排放權期權、期貨及掉期等一系列金融衍生工具，為那些做套期保值的企業提供了避風港。

國內銀行業碳金融業務發展現狀及制約因素

我國銀行業在開展碳金融業務方面較為落后。目前中國在碳金融市場上主要進行的是基于清潔發展機制的項目開發。發展中國家通過項目合作獲得發達國家的節能減排技術和資金支持，促進其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發達國家通過該合作，以遠低于其國內減排成本實現碳減排目標，通過這種方式降低減排成本。

興業銀行是國內首家開展碳金融業務的商業銀行。早在2006年就前瞻性地與國際金融公司（IFC）簽署了合作協議。之后，國內多家商業銀行積極跟進，如北京銀行與IFC簽訂《中國節能減排融資項目的風險分擔合作協議》，陸續在六個省市開發了十余個節能減排融資項目。交通銀行、農業銀行、浦發銀行、工商銀行等大型商行更是開展了自己的碳金融業務，并推出相應的碳金融產品。

盡管我國銀行業的碳金融業務開展有著廣闊的發展前景和利潤空間，但基于我國的銀行業還處于半壟斷狀態的現狀和我國還處于碳金融發展起步階段的事實，國內銀行業并沒有深入挖掘碳金融業務，開展的業務相對單一，不夠豐富，這主要是由于存在國內外兩個方面的制約：

（一）國際角度

1.缺乏碳排放定價權。中國在碳金融領域尚處于起步階段，交易機制不完善，法律法規方面不成熟，不熟悉國外交易規則，在國際上缺乏發言權，對碳定價的影響不足。

2.市場結構單一。CDM項目的投融資、經核證的減排量交易以及金融中介服務是我國目前主要的碳金融業務，與發達國家多樣化的業務種類相比，我國開展的項目顯得相對單一。

（二）國內角度

1.認識不足。國人對碳金融市場、低碳經濟等新概念的認識不足，缺乏配合碳金融市場發展、促進低碳經濟的前提意識。人的意識形態最終是由客觀物質世界決定的，要想提高人們的低碳意識，并最終付諸碳金融市場交易的行為活動，就必須把碳金融業務具體化（如碳權證券化就是個很好的例子），而不僅僅是停留在理論探討中。

2.風險大。碳金融市場其發展本質跟氣候相關，而氣候是可預測但不可確定的，因此不確定性是其風險的主要來源。另一方面，國內的市場規模小、市場化機制程度不高、政策不完善等原因都對碳金融市場有較大影響。

3.激勵小。缺乏相應的激勵機制，企業、個人進入碳金融市場的積極性不高，參與程度弱。其主要方面為企業缺乏資金支持，個人缺乏對碳金融方面的認識。

4.人才缺乏。國內缺乏配套的專業人才培訓計劃和機制，導致在碳金融領域人才供給嚴重不足，人才缺口導致國內碳金融發展難以為繼。

在這些因素的影響下，我國銀行業碳金融業務的開展必然是單一化的、局域化的，并不能很好地在全國范圍內開展。

結論與啟示

（一）取得碳排放定價權

建立功能完善的碳交易所，加快碳金融業務開展工作，擴大交易主體范圍，使碳金融市場結構朝多元化發展，提高我國碳金融市場在國際上的地位。一方面，碳交易所碳交易價格透明化，能最大限度地減少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交易風險；另一方面，碳交易所作為我國未來碳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的主要平臺，投資者利用套期保值等方法來合理規避投資風險，以豐富的投資品種吸引國內外投資交易者，擴大交易份額，提升碳排放定價的話語權。

（二）多方位提高各方參與碳金融的積極性

積極發展為碳交易提供信息和技術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鼓勵商業銀行或其他主要金融機構參與碳金融產品的研究開發并提高風險管理能力，增強中小企業和個人投資者對碳金融的價值、操作模式和交易規則的認識。

（三）降低碳金融市場投資風險

讓更多主體參與進來，鼓勵民間機構和金融機構進入，引入競爭機制，使利益共享，風險共擔。加強碳金融理論基礎的研究，減少因認識不足而造成的風險。

（四）分別建立國家和企業層面的激勵機制

國家方面，應結合實際情況，制定優惠政策，尤其是資金鏈供給上的優惠政策，提供配套措施，激勵交易主體與客體之間互動，大力扶持碳金融行業的發展。企業方面，加快建立如晉升獎賞制度、教育培訓制度等，提升員工參與碳交易工作的積極性，提高交易效率。

（五）加快國內碳金融人才培養

這是我國碳金融事業在未來發展道路上的關鍵。在人才培養方面，可借鑒英國愛丁堡商學院的碳金融研究生人才培養模式，這在我國目前還是沒有的，而這個重任就落在了國內各大高校、研究院的身上。碳金融專業人才的培養計劃不容耽擱，各大高校、研究機構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結合各自特點，拿出切實可行的計劃方案并早日實施。

參考文獻：

1.Qin Tao，Su Luxian.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2.藍虹.碳金融與業務創新[M].中國金融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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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30.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5-000-01

一、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情況

我國外匯衍生品交易最早于1982年開始試點。后來伴隨中國金融市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金融機構和企業法人經監管部門批準可在一定范圍內按照規定條件，開展特定的衍生交易。中國金融市場起步較晚，外匯衍生品交易市場的發展更為緩慢。對于外匯衍生品，我國監管部門始終保持謹慎監管的政策取向。

二、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相對發達國家比較滯后，并且由于我國外匯市場有限的開放性和匯率制度的原因，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還處于起步不久的階段。具體而言我國境內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存在以下問題：(1)交易品種較少。目前，我國外匯衍生品種主要包括：人民幣與外匯間的衍生品即遠期結售匯交易、外匯間衍生品交易、離岸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匯率交易(NDF)、銀行間遠期交易和掉期交易。目前仍以遠期結售匯交易為主，這一品種的交易量也不大，市場化程度不高，交易量較小。2011年4月，銀行對客戶市場和銀行間外匯市場正式開展期權交易。而國際上普遍存在的外匯期貨至今未推出。(2)交易規模較小。由于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還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各品種的交易量都不大。2011年，銀行間遠期外匯衍生品市場累計成交2146億美元、日均成交8.8億美元，不足全球交易額的2‰。(3)市場參與主體少。目前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進行交易的主要是國有商業銀行、股份制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及外資銀行在中國的分行等銀行類金融機構，很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大型機構投資者和大型企業都未能進入外匯衍生品市場。(4)商業銀行職能受到抑制。由于目前我國銀行在外匯業務中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商業銀行只能定位在保障政府結售匯制度順利實施、協助官方保證人民幣匯率穩定上。就外匯衍生品交易者來說，我國交易主體均是在銀行與企業或個人之間進行的，商業銀行扮演屬于零售、的角色，這與國際金融市場上商業銀行的主導地位相去甚遠。

三、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特點

目前，外匯市場是全球最大而且最活躍的金融市場。從國際清算銀行對外匯與衍生品的調查報告結果可以看出，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有以下特點：(1)外匯衍生品市場國際化趨勢明顯。2010年4月的統計數據表明跨境交易占外匯衍生品市場份額的65%，而35%的本地區交易量是歷史水平最低的。(2)場外市場交易占絕大比重。2001年、2004年、2007年和2010年的場外衍生品交易量分別占全部外匯衍生品交易量的99%、98%、97%、93%。(3)在外匯交易的主體構成上，“其他金融機構”交易量增長迅速①，根據2007和2010年的統計數據，“其他金融機構”的交易額從2007年4月的1.3萬億發展到2010年4月的1.9萬億，增長率為42%。

四、國際外匯衍生品市場對我國的啟示

我國目前的現狀，由于金融市場發展相對滯后，應利用自己的后發優勢，促成我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具體來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繼續完善“傳統”外匯衍生產品

從國際經驗來看，衍生金融工具的推出是遵循著遠期、掉期、期貨和期權這樣的步驟向前推進的。其中，外匯遠期和掉期是市場的主體，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進行統計2010年外匯遠期和外匯掉期交易量在OTC市場的比重為91%。完善人民幣遠期市場對于其他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的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導意義。

(二)完善、協調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場內和場外交易

從國際經驗來看，與商品衍生品等市場主要采取場內交易不同，外匯衍生品市場主要采取場外交易方式，因該交易方式更靈活，可以滿足更多企業客戶非標準化的需求。我國處于人民幣匯率衍生品市場發展的初級階段，人民幣遠期和掉期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都將是匯率衍生品市場上的主導產品，場外交易的組織形式是一個必然的現實選擇。但是結合我國國情，在外匯管制以及外匯市場全球化程度非常有限的條件下，當前的任務依然是完善場內市場。

(三)擴大市場交易主體，完善商業銀行職能

在歐美成熟金融市場上，機構投資者是外匯衍生品市場的參與主體，多元化的市場參與主體可以平衡市場供求，有利于均衡價格的形成。我國目前銀行間遠期市場施行會員制度，市場參與主體僅為中外資商業銀行，參與主體需求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導致市場交易不活躍。應鼓勵各種機構投資者參與市場，培育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基金公司和大型財務公司等多元化的交易主體，提高市場活躍性。

注釋：

①其他金融機構包括對沖基金、養老基金、共同基金、保險公司和中央銀行。

參考文獻：

[1]triennial central bank survey report on global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ctivity in 2010. BIS 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2010,12.

[2]高揚,何帆.中國外匯衍生品市場發展的次序[M].財貿經濟,2005(10).

[3]外匯管理局.美國、墨西哥外匯衍生品市場的發展和借鑒價值[J].當代金融家,2005(03).

[4]邢瑩瑩,生潔,等.全球外匯衍生品交易的發展特點及啟示[J].中國貨幣市場,2010(05).

[5]張琳.中國外匯衍生產品市場發展研究[D].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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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810.4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9339(2012)02-0069-11

由于金融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其發展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各國均采取各種措施推動、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次貸危機爆發后，各國紛紛采取多種措施恢復受損害的金融市場。在這些措施中，尤以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措施最為典型。然而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而實施稅負減免是否符合憲法上的平等原則，違反量能課稅原則的差別待遇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尤有重新反思和考量的必要。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市場稅收立法的基本趨勢從現代金融市場逐步形成至今，各國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基本上遵循了稅負從輕且不斷調低的基本趨勢，賦予金融主體的稅收優惠措施名目繁多、形式各異。盡管曾有個別國家力圖適當提高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如重新開征證券交易稅或取消優惠稅率，卻仍因隨之而來的金融市場效率的喪失而放棄。

（一）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基本趨勢：金融交易的稅負從輕

證券交易稅作為證券市場的主要稅種之一，在多數國家經歷了“先征后廢”的調整趨勢，如美國于1966年、德國和瑞典于1991年、意大利于1998年、日本和丹麥于1999年、新加坡于2001年均相繼廢除了

［收稿日期］2011-11-10

［基金項目］本文系作者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承擔的博士后研究項目“Income Tax Issues on Structured Financial Transactions”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同時獲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教師科研專項項目（項目編號：182040308）資助。

［作者簡介］湯潔茵（1980-），女，福建漳州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講師,法學博士,德國馬普稅法與公共財政研究所研究人員。

證券交易稅。Tax Note International and World Tax Daily(省略)。根據美國國庫伯斯•里伯蘭德國際稅收網提供的95個國家和地區的稅收情況來看，對證券交易行為征稅的國家和地區只有27個。即便在開征證券交易稅的國家，其稅收負擔也較輕且呈現下降的趨勢。各國或地區無論是單方或雙方征收，其總稅負一般在0.1%～0.3%左右。除澳大利亞、中國香港外，各國僅對買方或賣方實行單邊征收。在中國大陸，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自2008年4月28日起由3‰下調至1‰，并于2008年9月19日實現單邊征收。

各國對金融資產收益的稅收課征通常不單獨設立稅種，而是并入公司或個人普通所得征稅，但多規定各種優惠的稅收待遇。在資本利得稅方面，希臘、奧地利、比利時僅在將本國股權出售給外國公司的情況下，才按16.5%課征稅收。對資本利得給予免稅的待遇。在中國，對股票轉讓所得則免除個人所得稅。大多數國家對資本利得給予特殊的免稅待遇。如法國對短期資本利得并入企業所得按1/3征稅，長期利得可抵減以前損失后按普通所得征稅。西班牙、愛爾蘭等國則按不同資產項目和持有期長短規定了減稅幅度遞增的方法。此外，各國大多允許資本損失在資本利得范圍內充抵和結轉。美國、英國等為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也采取諸多措施加大資本市場的稅收優惠力度。在利息所得稅方面，雖然大多數國家對利息所得征稅，但各國一般均對利息所得實行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或實行低稅率，或規定一定的扣除項目。在中國，從1999年開始恢復對利息征收個人所得稅，但為應對金融危機，對儲蓄存款利息所得稅稅率先由20%降至5%，并自2008年10月9日起對儲蓄存款利息及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完全免稅《關于儲蓄存款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32號）、《關于證券市場個人投資者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利息所得有關個人所得稅政策的通知》（財稅〔2008〕140號）。。

為應對此次破壞力巨大的金融危機，各國紛紛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經濟對策，其中，減稅作為重要的財政政策之一而倍受推崇。從各國為救市而實施的減稅政策來看，針對金融市場的稅收減免依然為不少國家所采用，如日本、韓國、中國、羅馬尼亞、巴西等。在日本，個人從股票中獲得的資本利得和股息所得享受10%的優惠稅率的政策延長至2011年。羅馬尼亞2009年度對證券交易的資本利得免稅，個人的資本損失可以用同類型的資本利得沖銷，從2010年1月1日起，未沖銷的資本損失余額可以向后結轉1年。在匈牙利，35%的股息稅稅率被取消。在巴西，個人消費金融操作稅的稅率由3%降至1.5%。在韓國，資本利得稅的起征點從6億韓元提高到9億韓元。

（二）各國及地區金融稅法的立法意圖

稅收的課征對各國政府的機構運作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隨著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金融市場已經成為了一股指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 ［1］，促進本國金融市場的發展也成為各國、地區政府放棄或削減金融市場稅源的最重要的立法考量。如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個人轉讓股票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的通知》（財稅［1998］61號）中強調，對個人轉讓上市公司股票取得的所得繼續暫免征收個人所得稅，其目的在于“配合企業改制，促進股票市場的穩健發展”。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股息紅利個人所得稅有關政策的通知》（財稅［2005］102號）則稱對個人投資者從上市公司取得的股息紅利所得，暫減按50％計入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目的在于“促進資本市場發展”。我國臺灣地區停征證券交易所得稅，是“為增進公共利益，權衡經濟發展階段性需要與資本市場實際情況，而采取的合理的差別規定”。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對金融市場采取減免稅措施的國家，其目的則主要在于以減輕稅負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交易量得以恢復。

從各國的情況來看，與其他產業不同的是，適用于金融市場的稅收規則被賦予了更多的宏觀調控職能，而其固有的收入職能卻被大大弱化了。在制定金融稅法規則時，對金融市場征稅能夠為國家獲取多大規模的財政收入并非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相反，如何以稅收利益為誘導，推動和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已成為最根本的制度考量。也正是基于宏觀調控的目標，金融市場成為稅收規則變動最為頻仍的領域，金融交易稅的開征、停征、減征或免征均視金融市場的發展情勢而定。而由于金融市場本身對稅收的潛在排斥性，對金融稅法的修正也主要集中于金融交易稅收的減免或停征。

金融資產發行和交易的成本主要由費用和稅收構成。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稅負高低將會增加或降低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隨著交易成本的提高，投資收益將有所降低，由此影響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者數量以及投資者購入金融資產的數量和品種，甚至影響金融資產的資本總量，減少金融資產的交易總量，縮小金融市場的規模。有學者利用美國的經驗數據證明，如果資本利得稅的稅率從28%下降到0，那么，股票的資本成本可以從15.1%下降到12.7%。不僅如此，作為“無對價給付”的稅收，一旦對金融交易征收，也將造成部分資金流出金融市場，并不會直接流回金融市場，在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市場的存量資金。據估算，如在中國將證券交易印花稅稅率提高2個千分點，以目前每天約3 000億元的交易金額計算，每天上繳的交易印花稅將高達9億元，凈增加6億元。但每個月因此從證券市場上多流出的資金超過120億元，相當于每個月發行一個大盤股。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對其運行效率有著重要的影響，將直接影響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減少金融市場的交易規模。在“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本身創造流動性”的悖論下，各國對金融市場開征任何稅種或采用增稅的措施都極為慎重；相反，停征金融交易的相關稅收或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以稅收成本的降低而減少金融交易成本，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卻成為各國金融稅法制定的基本選擇。

基于扶持和培育本國金融市場發展的考量，稅收也成為各國、地區增強自身競爭力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國、各地區的金融交易逐漸產生同質化，其交易條件、交易規則和交易的金融產品并不存在實質的差別，加上各國、地區紛紛放松對外匯的管制，資金的無國界流動使各國金融市場之間具有高度的可替代性。在此情況下，交易費用的差異，包括對同一金融產品課征的稅收，將對資本的進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可以說，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逐漸提高，稅收將成為影響金融交易產品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為維護并增強本國金融市場的競爭力，金融市場也成為各國稅收競爭的重要領域之一。如果一國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過重，將會迫使本國金融市場上的資金轉向稅負較低的相似或類似的金融市場。“除非在全球針對廣泛的金融工具征稅，否則后果只會是異地轉移和所使用工具的變化”［2］，即使對本國金融市場的征稅確實能夠“擠出”一部分窖藏于金融市場的過剩資本，但由于全球金融市場之間的可替代性，從本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本并不會進入本國的實體經濟中，相反卻為相同或類似的其他金融市場所吸納，由此，對金融市場征稅，不但改善本國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發展的初衷無法滿足，反而會大大降低本國固有的資金量，對本國金融市場發展乃至國民經濟的發展并無任何實質性的益處。稅收課征對本國金融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的減損，最為突出的案例為瑞典和我國臺灣地區。為增加稅收收入，并懲罰被視為“非生產性和”的金融服務部門，瑞典從1984年開始征收股權交易稅，交易稅收入占到往返交易本金的2％。隨后，瑞典本土的股票交易量下滑，同時，投資者將交易轉向倫敦和紐約的交易場所。瑞典市場上11家最活躍的上市公司60%的交易量及所有上市公司30%的交易量被轉移到倫敦。為減少“社會不良行為”，1987年瑞典對貨幣市場工具開征了交易稅。結果同樣導致了債券和票據的期貨交易量下降了98％。在現金市場，交易也轉向相似的不征稅的債券工具市場。于是，瑞典于1991年12月1日取消了所有正在征收的證券交易稅。詳細可參見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小組編撰的《中國金融稅制改革研究》，中國稅務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頁。新加坡SIMEX1997年1月推出臺灣股價指數期貨，而臺灣期貨交易緊隨其后在1998年7月推出臺灣加權股價期貨。同樣是臺灣股價指數期貨，由于SIMEX不征收交易稅，臺灣則征收0.05%的交易稅，眾多投資者紛紛投向新加坡證券交易所，導致新加坡的臺灣指數期貨擴大一倍左右。為增加吸引力，臺灣交易所不得不在2000年5月、2006年分別調低期貨交易稅。詳細可參見李瑞林、薛立言撰寫的《交易稅政策對臺灣期貨市場效率績效之影響》。也正因為如此，盡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稅收負擔成為各國的必然選擇，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也因之愈演愈烈。在此競爭壓力下，各國、地區立法中的稅收優惠方式也日益繁多，優惠程度和范圍也日漸擴大。有些國家甚至放棄對創新金融產品制定相應的課稅規則，形成立法的空白，實際上也使其處于無稅的狀態。如1993、2002和2006年，美國政府多次向國會提交征收期貨及衍生品交易稅的計劃，但都引起了各大交易所的強烈反對，導致立法計劃未能獲得通過。

從經濟效率的角度而言，向金融市場提供程度不同的稅收優惠，對推動金融市場的整體運行無疑有著積極的促進作用。但單純在金融產業中強化稅收的政策調控功能而弱化其本應固有的財政功能，并由此形成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的差別稅收待遇，這是否能以金融市場發展作為其合理正當化的理由仍有待進一步的探討。而在稅收立法中，經濟效率的追求是否應作為最根本的合法性判斷，同樣有待研究。

二、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正當性分析稅負減免成為金融稅收立法的主要趨勢，但以“促進資本市場的發展”為立法意圖，仍不足以成為其合法化的基礎。以金融市場的宏觀調控為核心的金融稅法的合法性和正當性，仍需在考察對金融市場稅收優惠的必要性、是否合乎比例原則及由此所形成的差別稅收待遇對納稅人權利的影響等之后才能予以確認。

（一）金融市場稅負從輕的比例原則審查

根據傳統稅法理論，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收的正當合理性在于立法者對于納稅人的經濟行為基于公共利益有誘導促進或管制的必要，因此，有必要采用稅收減免或加重征收作為工具。［3］稅收政策形成對不同主體的差別性稅收待遇時，應當具有“合乎理性的、從事物本質所導出的理由或其他明白的理由”［4］，否則即構成對稅收平等原則的違反。所以有必要對該稅收優惠的目的與手段之間、政策采行與實施效果之間是否合乎比例予以斟酌。

1．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必要性審查。金融立法規定，判斷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是否具有正當合理性，首先應考察此稅收優惠是否為金融市場的發展所必需。由于稅收減免所形成的差別待遇將構成“稅收公平”這一稅法上具有重大特殊意義的法益的犧牲，因此，只有在除稅收優惠政策外，別無其他可達成政策目標的手段或根據經濟形勢所確定稅收政策能夠以最小成本、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的方式達成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的時，才可選擇使用。

如前所述，各國在立法中規定，實行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減免措施其基本的前提在于，通過稅負的降低，能夠使金融交易維持低成本和高收益，從而吸引資金進入金融市場，促進金融市場的高效發展。但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否有必要以低稅負提高金融交易的收益水平，進而增強金融市場的吸引力是值得懷疑的。隨著各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放松對金融市場的管制，金融交易的收益率一直居高不下，金融市場也實現了膨脹式的發展。以我國為例，據估算，我國工業企業年平均利潤率為1.96%左右，2001年以后，中國的證券市場收益率大約維持在37%左右，證券市場的收益率一般是工業企業年利潤率的8～20倍。［5］在畸高的收益率的刺激下，中國證券市場的總市值達23．57萬億元，市值全球排名第三位。證監會：《截至7月底滬深股市總市值23.57萬億元》，資料來源：省略/jrzg/2009-08/26/content_1401371.htm，最后訪問時間：2009年9月21日。從全球來看，1990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為328 818億美元，GDP總量為208 139億美元，金融資產總量相當于GDP的1.6倍。2003年全球金融資產總量達到3 169 741億美元，增長了9．6倍，全球GDP總量達到361 698億美元，僅增長了1.7倍，金融資產的總量與GDP的比值達到8.8的高水平。到2009年，全球的虛擬金融資產超過270萬億美元，實體經濟的總資產不到它的2.5%。可以說，稅收的減免并非維持金融市場高收益的根本原因。排除稅收的原因，基于眾多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所采取的除稅收外的經濟政策，金融市場的稅前收益已經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這是導致貨幣結構扭曲、金融市場吸納過度資金而造成急劇的膨脹式發展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看，稅收減免并非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政策手段。

2．金融市場稅收減免措施的政策效果審查。對金融市場所采行的稅收減免措施為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目的所達成的政策效果如何，同樣是衡量其立法正當合理性的重要方面。

就這一目的而言，并不單純意味著金融市場的高速發展，更意味著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及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稅收優惠通過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金融市場運行效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如美國1977年資本利得稅稅率為49%時募集的創業資本僅為0.68億美元，而1983年資本利得稅稅率降低至20%時募集的創業資本高達50.98億美元。優惠的資本利得稅有利于吸引更多的資金流入資本市場。［6］在實物與金融資產差距如此巨大的稅收負擔下，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的收益率差異更加明顯。隨著各國逐漸降低本國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隨之降低的交易成本和增加的收益水平促使過剩的資金轉向追逐全球范圍內的各種金融資產，最終促成了金融資產的過度膨脹與流動性過剩。據測算，從1996年起全球的流動性快于全球名義GDP的增長。此次金融危機的發展，并非導源于金融市場流動性的不足，而在于全球金融市場的過度無序發展而導致投資者投資信心的喪失進而所引發的市場流動性黑洞當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場參與者寧可持有貨幣也不愿貸款或購買金融資產，市場參與者只愿意賣出債券，持有現金，經濟學上稱這種現象為“流動性黑洞”。。在此背景下，單純交易成本的降低也難以刺激投資者的投資需求。在采取金融市場減稅政策的國家中，其金融市場并未如期恢復，其政策效果由此可知。

如果說稅收優惠推動金融市場的高速運行乃至形成全球流動性過剩的話，那么，在金融市場發展的安全與秩序方面，稅收優惠的作用卻極為有限。金融市場的安全與有序發展從總體上看應包括金融資產的安全，金融體系的穩定、正常運行和發展等核心要素。因此，所采用的稅收措施應當能夠對金融交易的價格波動和交易總量予以適度的調節與控制，維持虛擬資本與實體資本之間的相應比例，并通過稅收的安排，降低頻繁進出市場的國際投機資本的流動頻率，從而抑制金融系統中不協調的因素與力量，保障金融制度的穩定、金融體系的健康與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狀態，控制和防范金融風險，防止金融動蕩、金融危機的消極狀態［7］，最終有利于金融安全。為實現這一目的，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托賓提出，資本的過度泛濫是金融市場風險的重要根源，為此，必須增加短期交易成本，降低資本流動速度，獲得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8-10］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減免恰恰與此背道而馳。隨著金融交易稅收優惠的增加，金融交易成本降低反而為短期投機行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更進一步加劇了金融市場所蘊藏的無序與風險。

稅收優惠制度不僅在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與秩序方面差強人意，在促進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發展方面同樣備受質疑。只有實體經濟部門與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大體相當時，資本在兩大部門之間的配置才會大體均衡。投資者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其目標在于實現投資收益的最大化。與其發展規模并不相適應的稅收負擔則進一步加大了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的投資收益率的差異。當金融市場的投資收益率遠遠高于實體經濟部門，那么，就將產生資本對金融市場的過度偏好，導致大量的貨幣流向金融市場。資本在金融市場的大量積聚，使金融資產的交易規模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資本總額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貨幣規模的極大膨脹必然擠壓實體經濟的發展。當各國立法為金融資產提供更為豐厚的稅后收益時，大量資金將從實體經濟領域中不斷流出，實體經濟部門的投資供給則相對減弱，造成經濟的虛假繁榮和經濟泡沫的不斷累積，形成對生產性投資的擠出效應，造成了金融市場極度繁榮而生產部門相對萎縮兩者失衡的局面。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聯系斷裂的情況下，由于商品和勞務依據價格信號做出反應的速度遠遠低于金融資本流動的速度，由此將形成產品市場的價格扭曲，造成社會福利損失，由低稅負所形成的金融市場“效率”將導致實際的無效率。

因此，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并非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必要措施；事實上，它只能推動金融市場量的發展，即只能實現金融市場整體市值、交易速度和交易總量的增長，卻無法真正改善金融市場的運行效果，減少金融市場的風險，實現金融市場的安全、有序乃至健康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稅法中肯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意圖兩者之間欠缺必要的適用性和有效性，因此是無效率的，不具有正當合理性。

（二）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評估

任何稅法規則的適用，均不應侵及或限制公民的基本權利，因此，對當前金融稅法的評價，除在促進金融市場發展方面的政策效果外，其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影響程度同樣值得關注。

1．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對納稅人自由權的影響。根據傳統的稅法理論，作為資本投資所得，其性質為“非勤勞所得”，與工資等勤勞所得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具有更強的支付能力，因此認為對資本性收益并不適宜給予優惠的低稅率待遇。在金融稅法中確立金融交易的諸項稅收優惠，由此形成金融業與其他產業的稅收差別待遇，對平等權的損害自不待言，但其對公民工作權、自由權的限制卻往往被忽視。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現代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人舒爾茨對資本的劃分，資本分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種形式。兩種不同形式的資本投入，其稅收負擔卻可能存在巨大的差異。在當前的金融市場的立法選擇下，投資于金融資產的物質資本所取得收益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作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體現即工資或薪酬。以中國個人所得稅為例，個人投資者買賣股票、證券投資基金取得的差價收入無需承擔任何稅收，從上市公司所取得的股息也可以享受減半征收的優惠待遇。由于國家以財政資金的注入拯救金融市場，金融市場上的過度投機風險同樣也將轉由政府承擔。在國家將金融市場發展奉為至上目標的情況下，金融主體有強烈的動機投資于高收入、高風險的金融產品中，從而獲取高額的利潤。而在其遭受投資虧損時，由于政府為其提供財政資助，其過度投機的風險成本也將借助財政轉移由全體納稅人承擔。某一特定主體的投資風險由全體納稅人承擔，而收益卻僅由該特定主體取得。相反，個人投入人力資本所形成的勤勞所得則需繳納個人所得稅，而在當前的稅制體系下，個人投入人力資本的費用，包括生活費用、教育費用與學習者自己的學習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并無法獲得完全的扣除。個人工薪所得實際上面臨并非針對凈所得課稅的境地。這都使得資金資本與人力資本的稅后收益差異尤為明顯。從薪酬水平上看，金融從業人員的薪酬水平遠遠高于其他行業。以北京市朝陽區為例，2006年朝陽區工資水平最高的行業仍屬金融業，職工平均工資為213 391元，是工資水平最低的居民服務和其他服務業的10倍。

由于人力資本在當前的稅制結構下必須承擔更多的稅收負擔，對同一納稅人而言，人力資本的投入將面臨更高的邊際稅負，這將扭曲納稅人進入勞動力市場就業、投資人力資本和做出職業選擇的決定，大大降低實體經濟生產或勞動的積極性，促使納稅人放棄工作轉而專門從事金融資產交易。從社會整體來看，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中低收入階層承擔社會財富的生產的同時，必須承擔遠遠重于資本投資的稅收負擔，也將產生“懲罰勞動、獎勵投機”的社會效果，此“示范效應”一旦在社會廣泛傳播，以人力資本形成為目標的資源投入同樣可能大大削減，導致人力資本產出的不足，卻誘使更多的資金被投放于金融市場，形成投機的羊群效應，導致國民經濟的發展彌漫在投機的氛圍里。因此，金融資本與人力資本之間的稅負差異必然對納稅人選擇工作或投機形成一定的強制，從而干預納稅人選擇經濟行為的自由。

2．金融市場稅收優惠削弱納稅人基本權利的物質基礎。稅收是文明的對價，公民要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必須向政府讓渡一定的財產。作為現代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之一，金融主體同樣分享了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金融業本身所固有的系統性風險更要求國家以各種監管手段來保證金融安全，對國家的公共服務有著更高的要求。事實上，金融市場發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礎設施，如市場機制在全社會確立、完備的商業法律體系、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講究誠信的文化成為商業文化的主流、現代金融企業制度的建立和私人財產權利的憲法保護等［11］，都依賴于國家擁有足夠的資金以履行自身的公共服務職能，從而“為整個社會提供最低社會安全網絡”［12］。因此，金融主體與其它市場主體一樣，應當分擔國家為提供公共服務而付出的成本，從而讓渡其部分財產與國家。然而，與此相背離的是，由于在金融稅法中明確規定金融交易的諸多稅收優惠，金融交易主體所承擔的稅收負擔遠遠低于其從政府獲得的公共服務所應支出的成本。在政府所需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系，對于一部分人的稅收優惠，其實就是對于其他納稅人的稅收負擔的加重。［13］為支應金融市場的公共成本所需，政府不得不將取自各產業部門的稅收用于金融市場的公共產品的提供。金融交易主體本應承擔的稅收負擔轉而由其他產業主體提供，必然大大加重實體經濟中納稅人的稅收負擔，形成稅負的不公平。

除日常的財政投入以提供金融市場運作所必需的公共產品外，為防范金融風險、挽救危機破壞的金融市場，各國更是投入數額巨大的財政資金。在次貸危機發生后，美國以各種途徑向金融機構注資，尤其在2008年10月3日提出以授權政府購買銀行以及其他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為核心內容的7 000億美元的金融救援計劃。在歐洲，各國直接向金融市場的注資也達到2萬億歐元。在中國，政府向金融業所提供的財政支持更是數額驚人，政府或向其提供大規模的財政注資，或向被關閉的金融機構提供再貸款，或為國有銀行提供減免稅優惠。可以預見的是，在危機過后，金融創新所蘊含的風險將對政府的監管提出更高的要求，為此，也將產生大量的財政投入。這些巨額的財政注資最終均必須由其他產業的納稅人來承受。從資金來源上看，各國救市資金一部分來源于稅收，一部分則來源于政府所發行的國債。由于國債是稅收的預先支付，因此，可以說救市資金最終均必須由納稅人以稅收的形式來承擔。各金融市場主體承擔了較其他產業主體偏輕的稅收負擔，卻占用了巨額的財政資金，享有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對其他產業的納稅人極不公平。在國家財政規模既定的情況下，金融市場所吸納的財政資金多，對其他公共產品的財政投入就少，從而影響其他產業納稅人所能夠享有的公共服務水平，影響其相關權利的實現。

因此，各國于金融稅法中賦予金融交易主體諸多的稅收優惠，不僅與“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相去甚遠，對公民職業自由權也形成一定的限制，更在形成稅負轉嫁的同時削弱公民基本權利所賴以實現的公共財政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稅法中的優惠措施欠缺合理正當性的基礎。

三、走下神壇的金融市場：金融稅法立法意圖的再反思如前所述，在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這一立法目標政策效果的有限性及造成對公民基本權利的侵害與限制方面，尤有必要重新反思在金融稅法中以稅收調節功能為主導的必要性。不僅如此，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漸背離的趨勢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作為金融稅法的主要立法意圖同樣值得懷疑。

（一）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間的關系背離：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的重新定位

各國對金融市場發展的高度重視，假定的基本前提是，金融市場的發展對實體經濟的增長有著極為關鍵和重要的意義。長期以來，金融市場被視作儲蓄與投資之間高效的轉化途徑，為社會閑散資金向各實體經濟部門的自由移動提供了充足的媒介工具，擴大了企業的融資渠道，加速了資本的轉移運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來源。同時，金融市場的發展也為資源的重新配置提供了可能，有利于促進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進，從而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宏觀經營環境。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存在正相關關系的前提下，國家通過在金融稅法中確立的稅收優惠措施能夠積極傳導宏觀經濟發展的意圖，并借金融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而進一步調節實體經濟的發展。

然而，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這一前提卻倍受質疑。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入，金融市場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地位正在被削弱，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相關性也在逐漸減弱，兩者之間的聯系正在被割裂，金融市場逐漸脫離實體經濟的制約，呈現獨立發展的態勢。從本質上看，金融交易是一種價值權利的轉移，作為其交易標的的金融資產或者獨立于所代表的實物資產，或者根本不存在相應的實物資產代表，而僅僅代表虛擬化的符號，如債務、股票或期貨指數、天氣，如氣候衍生性產品所聯結的標的資產為全球氣候或溫度指數。如美國芝加哥商業交易所（CME）即推出日高溫指數與日低溫指數。金融資產的價格基本上與生產成本無關，而與人們對其未來收入的預期有關，且具有自我維持和自我實現的特質。因此，它能夠脫離實體經濟的具體生產過程，利用人們心理預期的變化所造成的短期市場波動來賺取價差收益。由此可見，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其與實體經濟活動的正相關關系正在斷裂，兩者不存在相關性甚至出現負相關。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發展的資金融通功能和資源配置功能已經大大弱化，金融市場已經不是實體經濟活動的晴雨表。

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形成了封閉的運行鏈條，大量資金在金融市場中囤積和沉淀，而不流入實體經濟中，形成所謂的“金融窖藏”金融窖藏是指那些用于金融資產投資而沒有對實物經濟活動起融資作用的資金。金融窖藏對實物經濟的影響是沒有定論的，這取決于特定的經濟環境。當金融資產提供的回報率比實物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更高的時候，金融窖藏的增長可能會抑制實物資本的投資，從而造成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背離。［14］。在金融市場上沉淀的資金，僅在金融體系內完成自我循環，促使金融市場呈現爆炸式的發展。在金融市場的資本化定價機制下，參與金融交易的投資行為逐漸演化為以資本大小和價格博弈情緒為基礎的投機活動。這種投機活動已經完全脫離實體經濟的范疇，獨立于生產循環過程，其收益的取得也具有博弈性。有人甚至認為，非實質交易證券以該證券市場價格決定給付因素，由于證券市場價格受各種不確定因素尤其是投資人心理預期的影響，其價格變動實際上已成為隨機事件，以金融衍生品為內容的交易實際上與“以未來不確定、偶然的事件確定財物分配”的賭博并無差別。［15］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指出：“金融衍生工具不是一種生意，它和預測賽馬中哪匹馬會贏的賭博行為沒什么兩樣”。［16］正如凱恩斯所言，當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發展變得跟賭場相似，則這種發展是有害的。［17］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對資源流向“穩健性企業”將有不良的影響。金融發展可能造成金融脆弱性加劇進而可能導致金融危機，出現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背道而馳的局面，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綜合效應和影響方向在一個不確定的世界里變得更加不確定。

隨著金融市場由現代經濟的核心逐漸演化為投機盛行的場所，金融市場的發展能否最終推動實體經濟的發展，是否會導致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沉積進而誘發金融風險，尚有賴于特定的經濟環境。在這種情況下，以“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作為基本的立法目標，并以此構建金融市場稅收法律規則體系是極不明智的。

（二）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對稅收調節機制的阻斷

以稅收作為政策工具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其前提在于稅負的減輕能夠降低金融交易成本，進而提高其收益。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的回報率與工業生產增長率之間存在明顯的“剪刀差”，并呈逐漸擴大的趨勢。由于金融產品的收益并不取決于實物經濟活動，而受眾多經濟變量的影響，單純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成本，并不能夠必然提高其收益。因此，降低金融交易的稅收負擔能夠實現所預期的“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目標，同樣是值得懷疑的。

金融市場的發展使得稅收政策的傳導受到更多國際、國內因素的制約，而各種因素的影響力度和方向又不盡相同，因而稅收政策調控宏觀經濟的效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金融市場投資結構和規模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金融市場的投資需求、信息透明程度、本身的流動性以及投資者非理等多種因素都將影響稅收政策所預期的傳導途徑。隨著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各國金融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增強，各個市場間諸要素的變化都將擴散并傳導至其他的市場。［18］各市場間的緊密聯系使得針對本國市場實施的稅收政策也同樣必須將國際市場的影響因素納入其考量范圍。從根本上說，在金融創新趨勢下，任何可能影響金融市場主體預期收益的因素都將影響其遵循稅收政策誘導的程度，因此，國內外金融市場的發展變化、短期資本的流動、對本國經濟和金融市場的信息與預期、金融資產價格水平的變化以及任何足以改變投資預期的突發性事件都將影響其政策效果的實現。隨著金融創新的發展，在傳統金融工具的基礎上，不斷衍生、組合新的金融工具。金融創新程度越高，金融產品的交易鏈條也越多，這將使得稅收政策在金融市場的傳導環節隨之增加。在傳導環節中各種經濟變量的互動關系更加復雜，稅收政策的調整對投資者信心及未來收益的預期效應將隨著傳導環節的增加而不斷改變。各市場參與主體對稅收政策在強度和方向上的反應也更加難以預測，各種經濟變量間的互動關系和過程更加復雜。稅收調節的政策效應實現的不確定性也由此產生。

稅收對金融市場發展調節效果的不確定性在投機行為盛行的背景下將進一步加劇。在現代虛擬經濟背景下，純粹以投機為目的的金融交易急劇增加。投機行為主要為非理性的短線金融交易，并不足以對實體經濟產生實質性影響，只會影響金融資產價格的短期波動。在稅收政策實施過程中，投機易將對稅收政策引起的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加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的幅度，并縮短資金供求產生影響的實際過程，加快資金流動與調整的幅度。投機交易的加劇將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導致資金短期的過度調整，甚至改變稅收政策預期的資金流向。可以說，投機行為的加劇使得稅收政策僅僅成為金融資產價格的變量之一，無法真正通過稅收利益的讓渡誘導資金的長期投資方向，進而影響實體經濟的發展。投機行為阻斷了金融市場本應具有的資源配置的傳導作用，使得稅收政策的實施效果更加無法預期。

在金融市場與實物經濟日益背離的情況下，金融產品可以不依賴于實物資產，而僅以任何虛擬性的符號為基礎而無限量地被憑空創造，甚至根本僅僅是頭腦中的想象。金融交易以不具有任何實際價值的數字符號或虛擬資產作為交易標的，這就使得金融產品的提供者甚至可以根據風險和收益的變化，精確地調整金融工具的風險特性，以適應交易者對風險的偏好和容忍程度。［19］一旦稅收政策的調整造成不同金融資產的收益乃至風險的相對狀況變化，投資者將改變其持有的金融資產的組合。［20］當稅收政策調整其規制的方向和重點時，新的金融工具便可能被創造出來，以適應新的政策規則所產生的市場風險和收益水平。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越明顯，稅收政策越難以對某一特定的金融工具的交易給予特定的激勵，其調整預期甚至可能因金融產品之間的替代效應而落空。

如果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的增長存在正相關關系，那么，對金融市場實施低稅負而減少的稅收收入有可能通過金融發展所帶動的經濟增長得以彌補。但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背離的情況下，稅收激勵可能僅僅引發金融市場本身的膨脹，無法透過金融市場的資金融通和資源配置功能推動實體經濟的增長。更重要的是，脫離實體經濟控制的金融市場，猶如一匹脫韁的野馬，對其實施的稅收政策無法通過預期的成本―收益調節機制，對金融市場的發展產生預定的引導效果。因此，在金融稅法中是否肯認稅收規則對金融市場的調節功能，應有必要對金融市場在當前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重新予以評估。

四、回歸正途的金融稅法：量能課稅原則的重新確立無論從該制度對金融市場發展所產生的政策效果、對公民基本權利實現的影響，還是從金融市場的功能及其在金融市場上的定位，于金融稅法中明確金融交易的特殊稅收優惠，實現“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立法意圖，都是值得商榷的。因此，稅收在金融市場上應當如何予以定位，而這一定位在金融稅法規則中應當如何予以體現，尤其值得關注。

（一）金融市場上的稅收功能選擇

稅收作為公民享受國家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而承擔的強制性公法上的金錢給付義務，原則上，應以“支應國家任務的財政需求為目的”［3］。隨著市場經濟矛盾的加深，國家職能日益擴張，成為社會秩序的重要維護者和促成者。稅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也日漸受到重視，并被廣泛用于調節收入分配和引導社會、經濟資源的重新配置，進而對市場經濟的發展予以干預和調節。自此，稅收不僅具有財政收入功能，更形成了市場調節的經濟功能，在稅法中也形成了一部分非財政目的的“經濟調節規則”。在現代市場經濟下，稅收的調節功能日益受到重視，“經濟調節規則”和“財政目的規則”成為稅法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以稅收優惠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顯然是稅收的市場調節經濟功能的重要體現之一。但如前所述，稅收措施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的效果極為有限，卻在很大程度上干預了經濟自由權的行使，并在一定程度上侵蝕了公民基本權實現的財政基礎。就性質而言，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本質上是對金融交易主體所提供的補助金、補貼或社會給付。［21］在金融交易足以維持遠遠高于實物交易的收益水平的情況下，對金融交易主體給予補貼顯然并無實際的必要。對政府而言，放棄來自金融市場的部分稅收收入，在金融資產規模日益膨脹、金融交易日漸頻繁的今天，卻可能導致稅源的流失，加劇財政資金的短缺。以金融衍生工具為例，1986年末到1994年末，交易所交易的衍生合同的名義總值平均每年增長40%，從6 000億美元增加到89 000億美元，年交易量從3.5億份合同增加到11.42億份合同。［22］如此頻繁的金融交易和如此龐大的金融資產，可見，其間必然蘊藏巨大的經濟收益，成為政府重要的稅收來源。在稅收成為各國政府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的情況下在西方發達國家，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平均為91.1%，美國為93.7%。從2003年以來，我國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都在98%以上。，對金融交易提供稅收優惠，便可能導致國家機關運作、政府職能履行所必需的財政資金無法得到滿足。因此，對金融市場征稅，應當受到重視的并非其經濟調節功能，而是其財政收入功能，對金融交易征稅的稅法規范也應同樣以“財政收入目的的規范”為主。

（二）金融稅法的正當合法性基礎：量能課稅

稅收的功能不同，其相應的稅法規范的設計所遵循的基本原則也有所不同。在以經濟調節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基于經濟利益的誘導而達到調節經濟活動的目的，一般應當遵循“獎賞原則”。而在以財政收入為目的的稅法規范中，強調的是由全體公民負擔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產品和服務的開支，應當依循平等原則在全體國民間進行分攤。

金融稅法的構建既然應以保證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為主要目的，則應當使稅收在金融市場上盡可能維持中立，盡量使市場機制在金融業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作用，為此，金融交易課稅給金融業帶來的損失只能限于納稅額，不能給金融主體帶來除稅收以外的損失或負擔，避免因為課稅而導致不同主體的交易成本差異，避免稅收對資本投資選擇的扭曲效果。因此，有必要維持各金融主體之間、各金融交易之間平等的稅收負擔，依納稅人個人的經濟負擔能力平等課征稅收，對金融交易的完成所改變的納稅人的“經濟負擔能力”應當予以準確的衡量。

反對向金融市場征稅的學者認為，金融市場的稅基具有整體的零和性，由于證券市場的交易不會產生收益，而只是投資者之間的收益轉移，因此，證券市場的稅基具有明顯的虛擬性，對虛擬的稅基無需予以征稅。更有學者認為，金融市場作為“資金融通場所”而存在，金融交易過程中，價值權利所代表的實物資本的物量和用途并未發生變化，金融交易本身并不被認為能夠創造新增的價值，只是實現交易各方的收入再分配。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的利潤不過是一種分配性的轉移行為，是對實體經濟領域中收入和利潤的掠奪和轉移。［23］根據稅法理論，稅收應僅對財產增值額征收，在經濟總量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如果沒有新的價值產出，對金融市場則無課稅問題。

且不論金融市場本身能否創造價值，金融交易的發生首先改變了交易雙方的收入分配。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不僅造成金融市場凈產值的虛增，更造成收入分配的扭曲。由于金融市場虛擬化的加深，使得資本化定價的資產越來越多。虛擬資本的運動雖然不創造物質財富，卻創造“國民財富”中的虛擬部分。因此,通過金融工具的投機行為往往可以獲得更多的貨幣收入，而真正創造財富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遠遠不如從事金融投機活動的主體所獲得的收入高，從而造成了收入在不同主體之間的配置。就這些虛擬的國民財富而言，其增減與勞動無關，甚至與自然資源的利用及其技術無關，而僅僅與宏觀經濟政策、貨幣資產的膨脹或收縮有關。就資本利得而言，可以視為對金融市場主體所承擔的風險的補償，是投資者愿意承擔風險而取得的收入。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不能預期的所得，或是意外利得，或是不勞增益。正因為金融市場投機所得的虛擬性及由此產生的對收入分配的扭曲，在對其進行課稅時應當對其與普通所得，如勤勞所得有所區分。在設定相應的稅收負擔時，不應當對此虛擬所得課以低于普通所得的稅收負擔，否則即可能刺激金融投機行為，進一步加深金融市場的虛擬化程度。為矯正因為投機行為所造成的收入分配的扭曲，對投機行為所得可以適當提高其稅負水平，以強制矯正收入在投機者和其他主體之間的分配，并以此稅收負擔提高金融交易的交易成本，抑制金融投機行為。

金融市場本身不能創造新價值的論調實際上仍是值得商榷的。金融市場的增長本身不僅促進實體經濟的增長，其本身也構成現代經濟的財富內容，其自身的增長和擴張也構成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24］越來越多的實證和理論研究認為，金融市場已經形成獨立于實體經濟的價值增值機制。［25］有學者強調，金融市場同樣具有“生產性”，通過及時將各種相關的信息反映在有關金融工具的變動中，讓市場上的各行為主體（金融交易的當事人）在交易過程中加以消化，從而使實際資源的配置更少發生浪費，減少“沉沒成本”，使資源的配置更有效率。這便意味著，隨著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場上同一資源所生產的東西增加了，此即經濟的“增加值”或“增量”，構成了所有從事期權或期貨交易的收入來源。［26］不僅如此，金融市場通過帶動一系列服務行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通過資本的優化配置使資本的使用效率進一步提高，從而創造出新的財富。實際上，金融資產占私人財富的比例越來越大，占居民總財富的比例甚至將遠遠超過有形資產的比例。［27］如果放棄對這部分私人財富的征稅，將造成國家稅基的巨大限縮，也將大量削減國家財政收入的取得。

“租稅法所重視者，應為足以表征納稅能力之實質的經濟事實”，［28］金融交易無論是改變了財產在交易雙方的配置狀態，還是通過資金的重新配置使用創造新增的價值，都改變了金融交易參與者的稅收負擔能力，因此，應有必要重新評估金融交易參與者因其參與金融交易而發生的經濟力量的變化，從而確定其應當承擔的納稅義務。就所得稅而言，金融市場的投資所得，包括資本利得，應當與其他類型的收入如勤勞所得適用相同的稅率，而不應當給與過多的優惠。就流轉稅而言，對金融交易仍應課以一定的增值稅或交易稅，考慮到金融交易本身的特殊性，為保證金融市場的適度流動性，其稅率可以適當低于對實體經濟課征的增值稅的稅率。

（三）金融領域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消除

對各國政府而言，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規則，依照金融交易所引起的經濟負擔能力的改變對交易主體進行課稅，實現從事不同金融交易的主體之間、從事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的主體之間的公平課稅，其最大的隱憂在于由此可能導致的本國金融市場國際競爭力的降低。如果在一個封閉的經濟體內，金融交易與實物交易實現公平課稅，稅收利益不再增強金融市場對逐利性的資本的吸引力，資本則可以在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之間維持大體的均衡。 但當前的金融市場已經置身于開放的、全球化的經濟體之下，一國如果貿然放棄對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從而提高交易主體的稅收負擔，則從一國金融市場流出的資金并不必然流入該國的實體經濟中，而是撤出該國，進入具有同質性的他國金融市場中，反而可能降低本國金融市場的運作效率。因此，要推動各國在金融市場稅法規則的制定中真正遵循量能課稅原則，必須在全球范圍內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稅收競爭，在全球范圍內對金融市場的稅收課征進行協調，消除各國在金融領域的惡性稅收競爭，確定并保持對金融市場的合理宏觀稅負水平，各國對本國境內發生的金融交易課以相同或大體相當的稅收，并盡量消除資本跨國流動中的雙重征稅，進行廣泛的稅收合作，從而減少從金融市場擠出的資金向其他金融市場流動的機會，迫使其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中。

五、結語金融業的發展在各國都受到了普遍的關注，甚至被視為關系本國經濟發展狀況的重要標志。正是在這一理念之下，一味以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為目標的金融交易的稅收優惠措施將在降低金融交易主體稅收負擔的同時,誘發金融市場的過度膨脹。此次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促使各國反思其金融監管體制，所奉行的金融稅法實際上也值得各國予以重新審度。稅收在金融市場的發展過程中應當扮演何等角色值得關注。在減稅浪潮中，實現對金融交易的量能課稅，以恢復被扭曲的收益率差異，盡管是金融市場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之所必需，但仍可以預見，這必然面臨諸多的經濟或是政治的壓力，加之這一原則在金融稅收立法中的確立和遵循更需各國政府攜手與共，其實現過程的艱辛與漫長并不難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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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islative Choice on Tax

for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Market

――with the Focus on Function of Tax to Regulate

Tang Jieyin

(Department of Law,China Youth University for Polit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89,China)

篇7

在促進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方面，監管層近年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實際操作層面，一些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產品也已開啟了破冰之旅，但全面實現互聯互通仍須付出持續的努力。

割裂之痛

中國債券市場長期以來一直是以銀行間為主、交易所和商業銀行柜臺為輔的市場結構。

中國的金融體系以銀行為主導，所以在銀行間市場集聚了絕大多數的債券品種、債券托管量和交易主體。而交易所債市則相對邊緣化，市場規模小。根據央行數據顯示，當前中國債券市場總托管量約30萬億元。其中，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托管量約28萬億元，占總托管量的94%，銀行間債券交易市場“一家獨大”。

目前三個債券市場之間存在嚴重的分割，主要表現為市場交易機制不同、清算托管方式不同、交易主體不同、交易品種不同。嚴重分割之下，統一的收益率曲線難以形成，制約了債券市場的發展。

由于銀行間債券市場投資門檻高等原因，交易主體以金融機構為主，個人投資無法參與。而交易所和柜臺市場交易主體比較多元化，非銀行金融機構、機構和個人都可以參與。交易所市場的連續競價，連續交易機制對價格形成機制、價格連續性和價格發現有獨特優勢，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價格曲線和收益率曲線，且交易所債券市場高度透明。

但目前交易所市場品種少，規模小，占整個債券市場的比重僅3%左右。因此，交易所債券市場還具有很大的潛力和空間，可以使更多的投資者尤其是個人參與債券市場的投資。

互通之益

彌合割裂，深化中國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對于推動中國建立層次豐富、功能完善的統一債券市場，促進中國債券的繁榮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債券市場的互聯互通，便于債券的跨市場交易，進一步打通各個市場的融資者和投資者的交易渠道，有利于提高債券的流動性；第二，有利于盤活社會資金，提高資金使用效率，更好地支持實體經濟；第三，有利于債券的創新，為企業拓寬融資渠道，為個人投資者提供更多的投資機會；第四，有利于化解“影子銀行”風險，使金融市場發展更加陽光化；第五，有利于降低金融市場的流動性風險，分散銀行等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第六，將使各市場債券之間的價差逐步收窄，有利于促進債券收益率曲線的完善，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進一步發掘市場配置的決定性作用。

長期以來，中國直接融資比例過低。盡管近年來各類公司債券有了一定發展，但發展規模總體上仍然較小，滯后于其他金融市場的發展。直接融資的發展不足不僅會造成銀行風險的積累，影響金融體系的穩定，而且也會影響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限制市場功能的發揮和市場效率的進一步提高。

破冰之旅

有鑒于此，自2008年起，中央就陸續出臺各項政策推動債券市場“互聯互通”。在政策的助推下，“互聯互通”的步伐日益堅定。

6月23日，平安銀行“1號小額消費貸款證券化信托資產支持證券”正式登陸上交所，成為首只登陸交易所的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產品（ABS），開啟了中國信貸資產證券化登陸證券交易所的里程碑，標志著銀行間市場與交易所市場的融合又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在2013年底，經央行和證監會批準，國開行在上交所試點發行政策性金融債，先后四次，共發行2年、5年和15年期限債券300億元，完成政策性金融債的跨市場試點工作，實質性推動了中國證券市場的互聯互通，對于打破中國債市一直以來的銀行間和交易所兩個市場分割問題具有標志性的意義。

國開金融債在上證所的發行給交易所帶來了大量增量資金。很多上市銀行的開戶資金進入交易所，帶來了增量資金，包括QFII和RQFII資金也大量進入，大概購入了國開金融債近三成，

未來之路

但統一債券市場的建立并非一夕之功，隨著國家相關規定的出臺，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均應積極推動債券市場的進一步互聯互通。

監管部門可著重解決各交易市場的監督機制、交易機制、清算托管方式等影響債券市場互聯互通的障礙。一是要增加市場透明度，強化債券發行主體的信息披露；二是要推動債券評級機構發展；三是培育合格的投資者；四是要不斷提高市場監管水平，既要推動債券市場發展，又要注重防范債券市場規模不斷擴大、機制越來越復雜所帶來的風險；五是要加強市場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債券的發行、承銷、托管和清算等環節。

篇8

關鍵詞：

碳金融；低碳經濟；金融創新

一、我國碳金融市場發展存在的問題

（一）亟須完成碳金融發展的總體思路及政策框架的頂層設計

按照國家發改委的規劃，我國將在2016年建成全國統一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且預期到2019年，我國碳交易市場將會承擔溫室氣體減排的最核心作用。按照《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據國家發改委統計測算，到2020年，我國每年碳排放許可的期貨市場價值將會達到600億—4000億元，現貨市場將會達到10億—80億元的規模。從宏觀經濟而言，碳市場能否真正起到促進節能減排，需要考慮經濟結構轉型與經濟軟著陸的關系，歷史經濟增長與未來經濟增長預期之間的關系；從市場微觀參與主體而言，傳統金融結構如銀行、保險、證券交易機構及基金公司等，需要創新出符合低碳經濟發展的新型金融模式，圍繞碳資產創新其金融產品及服務供給。國家應就碳交易市場同傳統金融市場的融合，有效整合建立碳金融體系的各種“碎片化”思想，建立能夠推動我國碳金融體系發展的總體思路及政策框架。

（二）社會各方認識不足，政府政策扶持不夠

目前我國金融機構及企業參與碳金融業務的意識薄弱、積極性不高，金融創新相對滯后，金融產品、服務供給與低碳經濟發展的現狀、遠期規劃存在不相適應，國內金融機構對“碳金融”的潛在價值、發展機遇、操作模式、項目開發、交易規則等不熟悉。對“碳金融”的關注除少數大型商業銀行外，其他機構很少涉及。總體而言，我國“碳金融”發展缺乏綜合性的配套扶持政策，及有效的風險補償、擔保、稅收減免等配套政策，缺少風險轉移及成本分攤機制，在產業結構由高碳向低碳轉型調整的過程中，轉型企業往往會在一定階段面臨經營成本大幅度上升，盈利能力快速下降的經營風險，外部性收益未能得到相應的成本補償。

（三）相關法律有待完善，統一監管機制需構建

碳金融市場中的風險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法律制度不完善、不明確，缺乏對市場主體行為的有效約束。碳金融市場正常運行需要法制化為前提和保障，總量設置、初始分配及交易運行，都要有一套完善的、配套的法規和制度體系，以保證交易運行的公平、公正、公開。而目前我國碳交易的法律法規、市場交易規則體系有待進一步完善，應在《CDM項目運行管理辦法》、《中國清潔發展機制基金管理辦法》等基礎上，制定一部全國統一、完整、有層次《碳金融市場管理法》，對碳金融市場的市場準入、產品創新、風險管理、信息披露、違規處罰等相關法規制度、市場運行細則做出明確的規定，使碳金融市場監管及市場交易行為有法可循。

（四）亟需制定全國統一標準，形成統一碳交易體系

一個減排項目能否成為可在碳交易市場進行買賣的碳商品，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對其進行衡量和認定，然后由獨立的第三方審核服務機構根據相應標準對減排項目進行獨立審核評估。統一標準體系的制定是一個國家在相關領域內是否具有行業地位及話語權的一個重要標志。在當前國際碳交易中，發達工業國家憑借其具有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體系，減排項目認定、減排流程、核算方法等標準都由他們買家制定，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由于定價話語權的缺失，只能被動接受發達國家設定的價格。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為爭奪在國際碳交易中更大話語權，制定一套統一的碳交易標準變得極為迫切。

二、我國碳金融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堅定樹立發展碳金融符合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思想認識

發展低碳經濟要求我們轉變粗放型及高能耗的經濟發展模式，實現能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防止全球氣候變暖的新發展模式，以解決生態環境保護和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問題。故不論是保護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還是推動技術創新、轉型經濟發展，碳金融都完全符合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及科學發展觀。低碳經濟從本質上來說就是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的創新，進而衍生出新的產業結構體系及新的發展價值觀。應加大對碳金融市場建設的政策指導及扶持，使資源價格、市場供求關系、污染損失成本等可以在碳金融市場中得到體現，進而引導社會資源配置，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升級。

（二）完善碳金融法律法規，構建碳金融監管體系

構建我國碳交易市場基礎制度，為我國統一碳交易平臺的建立提供制度基礎；加強對碳交易及碳金融衍生品監管，碳金融產品的多元化及多樣化，給碳金融衍生品交易帶來較大風險，只有將碳交易及碳金融衍生品納入金融監管視野才能有效防范市場風險；強化信息披露，制定法律法規規范交易主體進行節能減排信息披露，滿足利害關系人對項目信息的需求，同時督促企業樹立社會責任意識；增強碳金融市場融資門檻監控，證券法應做出相應規定，對符合基本條件的綠色企業、項目優先安排上市或發行債券融資，監管部門及交易所要嚴把入市審核，嚴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企業或建設項目進入碳金融市場融資；制定我國碳交易市場的交易規則體系，明確一級碳交易市場配額的分配原則，確定二級碳交易市場的交易規則體系。

（三）構建我國統一的碳金融市場，提高市場競爭力

從國際經驗來看，英國、歐盟及美國建立的都是全國統一的碳交易市場，一個國家一般只有一個交易所。進而在政策標準、評估審核、交易制度、操作程序等方面可以做到統一。我們應進一步完善我國碳金融市場，構建一個全國統一的碳金融交易平臺，只有在一個統一的交易平臺上才能形成一個統一、標準及高效的服務體系，提高我國在國際碳交易市場上議價定價的話語權，打破發達工業化國家定價的壟斷現狀。積極圍繞碳排放權交易，構建涵蓋現貨、遠期和期貨的碳金融產品所組成的完整碳金融市場，重點推出各類碳排放額度的碳金融衍生交易產品及交易市場。實現通過品種齊全的碳金融衍生產品交易、市場高效的價格發現功能來提升我國在國際碳資產市場定價中的影響力，增強我國在國際碳交易中的定價話語權。

（四）完善我國碳交易統一標準，提高碳交易市場話語權

國外在這方面具有許多成功的經驗，我們應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認真總結和運用這些相關標準的成功經驗、原則和方法。參照國際標準研究制定我國統一的碳排放及市場交易標準體系，為核算碳排放量提供科學、客觀的衡量標準，從而為我國碳交易市場提供統一、標準化、可信服的交易品種。借鑒國外成熟經驗設計出包括碳、氮化物、二氧化硫等在內的、具有我國特色的“可操作性”的減排交易品種與交易市場。國家碳交易主管部門制定及實施碳交易統一標準時遵循循序漸進的過程，采取分步驟、分階段推進。研究和制定交易規則，構建交易平臺，培訓和組建相應的檢測鑒定服務咨詢機構。可先選擇部分條件成熟的行業及大型企業在一些溫室氣體排放交易上進行試點，根據運行情況不斷總結經驗，修訂完善交易規則，保證全面實現我國所承諾的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碳強度的目標。

（五）注重碳金融市場的風險識別、控制與防范

任何產業發展都存在一定風險，傳統的產能過剩產業存在風險，同樣低碳經濟所倡導的新興產業也會有風險。而在碳金融市場上交易的金融產品都是以這些產業為支撐，所以這些產業若出現問題，會直接影響相關金融市場的穩定，給市場參與者帶來風險。要積極培育我國碳金融市場的價格發現、風險轉移功能，吸引多方市場參與主體加入到碳金融市場交易中來。需圍繞可以確權的碳資產，創新出多層次的碳金融產品體系，包括碳資產信貸、理財產品、碳基金、碳證券、碳保險、碳債券、碳信托產品、碳資產證券化，以碳現貨為基礎資產的遠期、期貨、期權等碳衍生產品的開發，這樣碳金融市場才能為我國低碳經濟發展及產業轉型升級提供全面、更高效的服務。

作者：李燕 單位：懷化學院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王學東．低碳經濟與“兩型”社會建設的金融支持研究[J]．金融經濟，2012（6）

[2]孟赤兵，芶在坪.我國碳交易面臨的一些問題亟待突破[J]．中國科技投資，2012（8）

[3]曾剛，萬志宏.國際碳金融市場：現狀、問題與前景[J]．國際金融研究，2009（10）

篇9

一、我國推行利率市場化的意義

1、有利于形成比較規范的金融市場環境。我國金融市場尚處于發育和形成之中，全國統一的金融市場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由于我國金融市場總體規模不大，市場主體單一，融資工具少，市場機制不健全，運轉效率低下，造成金融市場的壟斷和分割，資金不能在地區之間、行業之間、銀行之間以及各金融子市場之間有效進出和自由流動。特別是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分割與脫節，打斷了資金在社會再生產各個環節的有效循環，造成金融資源的剛性配置、結構性失衡和尋租行為。在加快我國金融統一市場建設，促進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協調發展中，利率的市場化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2、有利于促進國有銀行經營機制的根本性轉變。我國資金流通和運作的中心是銀行，銀行改革的成功與否對整個金融改革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國銀行改革的總體目標是商業化經營和企業化管理，這就要求在銀行體制改革方面合理界定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的職能，并按照現代企業制度要求構建相應的產權制度和治理結構，使商業銀行成為真正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在銀行經營機制轉換方面強化中央銀行對金融業的宏觀調控，實現由行政管理向市場導向管理的轉變，推動銀行經營理念、經營目標、經營行為、經營方式創新，以效率最大化為目標，以市場化發展為導向。在這種情況下，利率對銀行的特殊重要性更加明顯。

3、有利于完善貨幣政策的微觀傳導機制。金融機構參照中央銀行基準利率掌握一定的存款利率浮動權是貨幣政策順暢傳導的條件之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對國民經濟的宏觀調控是以經濟手段為主的間接調控，其中又主要依靠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運作來實現的。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主要工具和經濟杠桿，對國家有效行使宏觀調控職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利率市場化，就不可能真正形成連接個人、企業、銀行、財政等金融市場主體的有效途徑，也不可能產生利率的形成機制、傳導機制和反饋機制，利率的杠桿作用就會完全失效，政府很難獲得真正的市場價格信號，任何間接的宏觀調控政策都可能遭受失敗。

4、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加入wto與國際接軌的必然要求。根據wto金融服務協議的要求，wto各成員方都要按照市場準入、非歧視性、公平競爭和擴大透明度的原則開放金融服務市場，實行金融服務貿易自由化。我國對加入wto開放國內金融市場做出了具體承諾和開放時間表，“入世”后兩年我國將對外資銀行放開所有人民幣公司業務、五年后放開所有人民幣零售業務。隨著國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和外資銀行的大舉進入，國外銀行的現代管理水平和資金技術實力必然會給我國銀行業帶來巨大的沖擊。為了盡快實現國內金融業的轉軌，使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有效對接，客觀上要求我們積極主動地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     二、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存在的問題

1、目前的利率調控體系過渡性特征明顯。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利率還沒有完全由市場決定，城鄉信用社貸款利率仍有上限管制，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雖有較大定價自主權，但貸款利率仍有下限規定，存款利率不允許上浮。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影響主要通過調整存貸款基準利率的直接調控方式進行，致使央行利率變動對銀行存款利率影響較小。

2、銀行存款利率調整的有效性不強。利率調控體系不完善，就難以正確確定利率的風險結構和期限結構，更難以體現市場對價格走勢的預期，再加之利率調整的決策過程較長、利率決定方式多樣，所以，銀行利率調整對投資，消費的影響不明顯，由于利率與居民儲蓄，消費之間的關聯性微弱，影響了利率調整的效果。

3、銀行間市場利率變動難以反映貨幣政策操作意圖。我國貨幣政策操作以數量調控為主，即央行通過調節基礎貨幣來調節商業銀行的流動性，商業銀行則通過調整超額準備率來應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調整，這種數量調整不一定是對資金供求價格的反映，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抵消貨幣政策操作的作用，使貨幣政策操作的靈敏度降低。

三、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的對策

1、理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完善央行利率調控體系。利率是貨幣政策的重要傳導渠道，應強化中央銀行利率引導市場利率的作用，而且要通過貨幣政策工具間接影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改變直接調整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調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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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金融市場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發展金融期貨的環境和條件日益成熟，股指期貨作為一種金融期貨品種，可有效規避系統性風險，但是由于股指期貨交易機制的特點，存在巨大的交易風險，如果不能有效規避風險，將嚴重阻礙我國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因此，有效防范股指期貨風險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

一、股指期貨概述

所謂股指期貨，是指以股價指數位標的物的標準化期貨合約，交易雙方約定在未來的某個特定日期，可以按照事先確定的股價指數的大小，進行標的指數的買賣。我國股票市場缺乏賣空和融券功能，缺乏具有針對系統性風險的管理手段，而股指期貨作為基礎性風險管理工具，具有價格發現、套期保值、資產配置等功能，可以彌補以上空白，從而健全我國的證券交易市場。

二、股指期貨的風險分類

（一）金融衍生產品共有風險

金融衍生產品的風險可作如下分類：（1）市場風險。市場風險是指由于股票指數發生變動引起股指期貨價格劇烈變動而給投資者帶來的風險。（2）法律風險。法律風險是交易合約及其內容與相關法律制度發生沖突致使合約無法正常履行所造成的風險。（3）操作風險。操作風險是由于人為因素和管理失誤而產生的風險。如人為的錯誤、電腦故障、操作程序錯誤或內部控制失效等。（4）流動性風險。流動性風險是指經濟主體由于金融資產的流動性的不確定性變動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5）信用風險。信用風險是指交易對手不履行合約而造成的風險。

（二）股指期貨交易的特殊風險

股指期貨交易的特殊風險主要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基差風險，基差風險是股指期貨相對于其他金融衍生產品的特殊風險。二是標的物風險，股指期貨的標的物是市場上各種股票的價格總體水平，只有當股票品種和權數完全與指數一致時，才能真正做到完全鎖定風險，但幾乎不存在這種可能性。三是交割制度風險，股指期貨采用現金交割的方式完成清算，其風險更大。四是合約品種差異造成的風險，是指類似的合約品種，在相同因素的影響下，價格變動不同。

另外，由于現貨市場的交易機制不完善，交易主體結構失調也帶來一定風險。同時，由于我國股票市場具有“政府驅動性”特征，政府干預的不確定性會加劇股市的不確定性，從而轉嫁給股指期貨，其潛在風險巨大。

三、股指期貨交易的風險防范措施

（一）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股指期貨市場監管力度

為保證股指期貨交易安全運作，應健全法律法規，為股指期貨的開展提供法律保障，建立嚴密的法規與監管體系，健全交易者行為，保證股指期貨市場的公平競爭和平穩運行，實現行政主導的監管機制向市場化監管機制的轉變，加快期貨業協會建設，為股指期貨的市場監管提供有效保障。

（二）建立健全股指期貨交易制度，加強股票市場與股指期貨市場的協調和合作

股指期貨市場具有高杠桿效應，交易風險比較大，為有效規避風險，將交易風險降低到最低限度，建立嚴格的市場交易機制是至關重要的措施。我國可考慮借鑒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成功經驗，針對我國的實際現狀，進行科學合理的股指期貨合約設計。同時，應不斷加強股票市場和股指期貨市場之間的信息共享和協調管理，建立風險聯合管理和控制機制，嚴厲打擊違法操縱行為。

（三）加強對股指期貨市場交易主體的監管

完善的股指期貨市場應具備三類交易主體：即套期保值者、套利者和投機者。為加強對市場交易主體的監管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構建完善的交易主體結構，鼓勵發展大型機構投資者，并正確引導整個市場理性投資，避免投資的盲目性。（2）建立規范的準入制度，加強對市場交易主體的資信情況和風險負擔能力的認定和考察，嚴格落實證券市場準入制度。（3）建立完善的現貨市場，嚴格限制以投機為目的的股指期貨交易。

（四）健全中觀和微觀層面的股指期貨風險防范機制

交易所是股指期貨中觀層次監管的主體，是對交易風險進行監管的第一道防線。因此應明晰交易所的性質，科學定位指數期貨標的物，確定合理的保證金水平，實施分級結算制度、漲跌停板制度、風險準備金制度、強行平倉制度、實時風險監測預警系統等。微觀層面風險控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強期貨經紀公司的風險管理，健全內部控制機制，拓寬內部員工的業務知識面，提升其業務素質，增強員工對股指期貨的了解，并進行相應的職業道德培訓。二是提高投資者綜合素質，加強風險意識與投資技巧的教育和培養，促進投資者理性投資。

股指期貨的推出，能夠適應投資者規避風險的迫切需求，促進期貨和現貨市場規模的不斷增大，培育市場交易主體，促進我國證券市場的規范化和可持續發展，但股指期貨的交易風險也不容忽視，我國應建立完善交易風險防范機制，以有效防范股指期貨的交易風險，從而不斷促進我國股指期貨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為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輸入新鮮血液。

參考文獻

[1]王中岱.淺析我國股指期貨交易風險及防范措施[J].中國商貿，20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