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鄉村治理研究綜述，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關鍵詞】護理干預 ；養老院；生活質量

據全國老年辦消息，到2008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已達到1.6億，占總人口數的12%，到2020年將達到2.48億，到2050年，我國老年人口將達到峰值，總數為4.37億[1]。按照世界衛生組織標準，我國已進入老年社會。養老院已成為目前大多老年人的歸宿。但目前養老院缺乏專業人員對老年人進行系統的護理干預，本文旨在探討綜合護理干預對養老院老年人生活質量的影響。為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質量提供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本調查是在常德地區3家養老院老年人的健康檔案中，采取整群抽樣方法，抽取120例老年人作為研究對象。年齡結構為60～90歲之間，平均年齡為（68.45±21.21）歲。其中60～70歲老年人60人（50.00%），71～80歲56人（46.67%），81～90歲4人（3.33%）；男58人，女62人。納入標準：1、年齡≥60歲；2、意識清楚，有閱讀能力或可用語言表達，與調查人員溝通無障礙；3、排除精神障礙、認識障礙、重癥及疾病終末期患者

1.2方法

1.2.1干預方法

研究人員通過與老人的交談、溝通，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說明干預的目的，評估包括老人的一般資料、健康行為、日常生活能力、心理狀態，、功能獨立程度，評估結束后，發給健康手冊。

1.2.1.1干預組

安排經過培訓的1名醫生和2名護理人員進行集中和針對性干預。內容包括（1）心理護理幫助老人建立情緒宣泄渠道，用積極的情緒引導老人建立平衡的心理狀態；采用放松療法，對有心理問題的，聯系心理醫生，給予治療。（2）健康行為干預 告知老年人不良健康行為的威脅和危害性，鼓勵老人建立健康行為，如按時進餐，保持適當的體重，每天6小時以上睡眠。戒煙、戒酒。指導養老院按規范制定食譜。對于有糖尿病、高血壓等特殊疾病的患者應有針對性的食譜。制定個性化的運動方案、包括運動項目、運動時間、運動量等。定期評估效果。（3）日常生活能力訓練 對日常生活能力下降的老人進行訓練，包括穿衣、進食、如廁、沐浴等，行動不便的老年人進行康復訓練。（4）慢性病管理 指導按時服藥，必要時作好藥物標記。強調服藥的注意事項及不良反應。第1月每1周1次，第2-6月每2周1次，第6-12月每1月1次。同時發給健康管理手冊。

1.2.1.2對照組

只發健康管理手冊，由養老院護理人員提供生活照顧及定期培訓指導。

1.2.2評價指標

1.2.2.1健康行為評價健康行為評價[2]主要包括：經常吃早餐，飲食規律，保持適當體重、適當睡眠，經常參加體育活動，不飲酒、不抽煙。

1.2.2.2日常生活能力量表 該量表[3]程度分為四級：完全自理、有些困難、需要幫助、完全不能自理，分別賦值1-4分。分值越高，表示自理能力下降越明顯。

1.2.2.3心理功能評定 采用抑郁自評量表作為老人的心理功能評定指標。包括20個條目，每一條目相當于一個有關的癥狀，反映精神性-情感癥狀、軀體、精神運動和抑郁的心理障礙。每個條目均按1-4級評分，分數越高，表示抑郁程度越重。

1.2.2.4功能獨立性康復程度評估 包括運動功能和認知功能兩部分，共16個小項 [3]運動功能包括：吃飯、洗澡、穿衣、排便等。認知功能包括：理解能力、表達能力、社會交流、記憶力。程度分為6級，按獨立完成、部分獨立、需要督促、一些幫助、很大幫助、完全幫助進行評分，分數越高，表示功能獨立程度越差。

1.2.3資料收集

由經過專門培訓的2名護士進行資料收集，強調收集前先和研究對象進行溝通、交流，建立良好關系并征得老人的同意和配合后，說明干預的目的，要求。當場發卷當場回收。

在干預前及干預12個月時各發放問卷1次。共發放問卷240份，收回有效問卷240份，回收率100%。

1.3數據處理

篇2

明末清初政教關系走向與區域中心城市的轉移

運河城市的空間形態與職能擴張——以明清時期的臨清為個案

明代后期兩京保甲制實施研究

威廉·布拉頓治理紐約城市犯罪:背景、策略及影響

武漢淪陷時期的衛生行政研究

改革開放后中國城市雕塑的發展

抗戰前天津反日運動群體探析

近代廣西城鎮商業發展的量化考察——以桂林大圩鎮為例

運作、績效與不足:民國時期天津的小本借貸處

1927年天津協和貿易案及清理訴訟經過

抗戰時期天津的內河航運業

600年來永定河流域“京津張大”腹地環境變遷

日僑街區與青島的空間去殖民化(19141937)

民國時期湖北城市疾疫災害時空分布規律

電影院與淪陷時期的京津社會

階層、性別與表演——文明戲與城市日常生活的變遷

淪陷時期的天津律師執業活動

近代城市化進程中城市貧民社會網絡探析

阿姆斯特丹旅館的貿易、交通和倉儲

韓國新世紀以來天津研究的審視與思考

口述史在新城市史學中的地位與作用

近代中國民間市政參與研究述論

中國城市史研究高端峰會研究綜述

“路徑選擇與商幫演變”學術研討會綜述

第三屆中國近代交通社會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天津城廂形勢全圖》與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圖

清代西江流域城鎮商業的量化分析——以平樂鎮為個案的考察

近三十年來東北城市史研究評述

地名與日常生活的政治——以福州歷史上的地名興替為中心

公共空間與民國上海知識群體的精神生活建構(1927～1937)

清代柳條邊外城鎮火災研究——以滿文檔案為中心

政治性、日常性與現代性:民國蘇州公園與城市生活

成都皮影戲的城市記憶與想象——兼論皮影戲的生存空間問題

近代大連城市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影響

在城市發現宗教:對中國城市宗教史研究的回顧與反思

動人的故事:中國通商口岸的紀念與遺產

戰爭、災難與近代中國城市發展——中國城市史研究會2015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綜述

“接地氣”:關于城市大眾歷史書寫的思考——首屆“中國國家歷史”創意寫作高級研修班研修綜述

“第三屆中國世界城市史論壇——城市化語境下的城市與鄉村”會議綜述

從殖民港口到社會主義大都市:帝國遺產和“新大連”的崛起

深入日常生活研究推動學術共同體形成——“中國史上的日常生活與民生問題”會議述評

“明清以來華北區域市場的演變”工作會議暨座談會綜述

群賢齊聚,共話北洋——“第一屆北洋時期中國社會學術研討會”綜述

外僑與中國口岸城市——“外僑與近代中國口岸城市”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重新思考:中國城市史研究——“比較視野下的中國都市研究”高級研修班綜述

篇3

[10]張朝枝，保繼剛. 美國與日本世界遺產地管理案例比較與啟示[J]. 世界地理研究，2005（4）.

[11]Brohman J. New directions in tourism for third world development [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6，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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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張鴻雁. 城市社會學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篇4

中圖分類號：F2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9-0015-01

前言

在農村，新型的合作型經濟組織也蓬勃發展起來。從剛剛出現開始，農村合作經濟就體現出強大的感召力。出現了農村出現了農業區、工業區、居住區相互交錯的格局。在新型的農村經濟格局下，如何構建農村經濟的嶄新模式成為越來越多的學者研究的課題，我國各地農村也為此做出了很多有益的實踐探索。

一、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現狀

我國是個農業大國，國家對一直以來對農村經濟發展相當重視。然后因為農村資源相對較少，交通相對來說還比較閉塞，人們的經濟發展意識還比較薄弱等原因，一直以來我國的農村經濟一直處于偏低的水平。主要表現在幾方面，鄉村工業發展緩慢，在農村幾乎沒有幾家象樣的鄉鎮企業，即使有幾家比較有規模的生產型工廠，也是以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為主，勞動力水平和技術水平偏低。農業經濟集約化水平低。農村的土地分別掌握在農戶手中，田地也因此劃分各自的單元。這種情況不利于大型機械在農業生產中的應用。鄉鎮企業區、農業區、居住區管理無序，呈現出各自為戰的局面。這種分散生產，各掃門前雪的模式不利于鄉村治理，農村經濟的發展遠遠滯后于國家經濟發展步伐。

二、“三區聯合”模式在新型農村經濟中的意義綜述

“三區聯合”的概念，是國家基于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現狀提出的。具體來說“三區聯合”是一種農村經濟的新型治理模式，其內涵，就是在農村的工業區、農業區、和居住區之間建立高效的聯動治理的模式。以農業區的生產資料來為工業區的生產提供保障，以工業區的產品來為居住區的日常生活提供有效支持，以居住區的先進管理來促進工業和農業的雙贏發展。近年來我國的經濟格局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民經濟發展勢頭喜人，在城市中很多的傳統工業已近于飽和，這種過飽和的狀態，除了造成了制度的環境污染之外（如霧霾天，污水），還造成了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在我國某些地方的農村中竟然出現了農田荒蕪的現象。另外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加劇了我國貧富分化的程度。這種形勢下，我國對農村經濟發展模式進行了新的戰略調整。提倡在農村中建立農村合作型的經濟組織構想。不少地方還出現了“合鄉并鎮”的舉措。農民的居住區被漸漸集中，而農業區漸漸連接成片，這些都為農村工業的發展提供了良性的發展環境，并為農村人口的高效管理提供了可行性的方向。

天津市東麗區華明示范鎮探索出了農村居住社區、農業產業園區和示范工業園區統籌聯動的“三區聯動”，協調發展的模式。這種新型的農村經濟治理模式主要帶來了以下幾方面的改變：

1、多元化治理的主體形成了

在過去，我國農村的治理模式很簡單，鄉鎮政府管村支部，村支部管村民。對農村經濟的促進，它的弊端是顯而易見的。在我國農村，過去的治理模式主要是對政治方面的治理?；静簧婕班l村經濟的概念。而在新型農村經濟的“三區聯合”模式下的治理方式發生了質的改變。更加側重于農村人口居住區的管理，對鄉村工業的發展，以及農業機械化、現代化和集約化的發展。鄉鎮政府村支部更象一個經濟管理組織。其工作重心在逐漸的向發展經濟轉移。

2、鄉村經濟的管理權利和資源配置發生了新的變化

在傳統的鄉村經濟的管理中，政府部門對鄉村的的管理權力是垂直式的管理。對境內的組織以及資源有絕對的領導權和支配權。而鄉村的資源客觀上卻存在在水平分配的特點，這種垂直的權力架構，不利于資源的配置，也不利于“鄉政村治”的理念。實質上削弱了，村治的效果。當前“三區聯動”模式下的鄉村經濟管理權力有所下放。它更注重以居住區為中心的勞動力資源，和自然資源的立體調動和分配。提高了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資源利用的效率。治理機制由以往的單核心向多核心進化，強調了基礎村組織在農村合作經濟運行中的作用，更適于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現狀，更適于對境內工業區、農業區、居住區的綜合治理。

3、著眼于農村型工業區建立

工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巨大的，雖然我國的農業是第一產業，但我們不得不看到，工業的規模和發展速度對一個地區甚至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農村經濟的發展滯后現狀，其根本的原因就是農村缺乏成型的工業區構建。新型的“三區聯動”經濟發展新模式，對工業區發展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進行強調。更加注重于農村經濟中，農業區和工業區的發展平衡的基礎上立體管理。將工業區、農業區、居住區構建成一個有機經濟體。

4、“三區聯動”模式格外強調了市場的作用和自由平等的原則

篇5

基層民主協商制度研究

論轉型鄉土社會的司法策略

論中國傳統司法的本質

法律評價社會面向的哲學思考

法律懲治道德越軌者之意義探究

社會公眾對法律人的信任問題探析

司法溝通的語境、修辭與轉換

調解考核制度的設計與功能悖論

A市B縣檢察院抗訴案件調查與反思

法治建設進程中的法律職業共同體

自貿區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座談會綜述

論反壟斷法在經濟法體系中的憲法性地位

公開民事裁判文書中個人信息的識別與保護

人民法院協調處理行政案件的實踐邏輯與反思

關于加強整治新建城區社會治安的調研報告

司法受眾之心理維度與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徑

論基層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評估機制的構建

正義理念在中國傳統儒學法文化的表達及其價值

糾紛解決的城鄉差異——基于“CGSS”數據的分析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法律社會學解讀

關于法律必須被信仰的問題——兼評伯爾曼《法律與宗教》

《走向權利的時代》的評析——以法律社會學為視角

司法如何保護婚姻——基于離婚案件二次現象的分析

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羈押執行交付問題研究

轉型之惑與實踐之學——評李瑜青教授《法律社會學教程》一書

中國法社會學的理想圖景——讀郭星華《法社會學教程》

對象剖析與技術改革——傳播學視閾下的司法公開方法論

社會管理創新與法治保障的理論建構、制度設計與區域經驗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價值沖突與預設——評《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

司法近代轉向與現代國家尋找——評《帝國樞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轉向》

法社會學視野下的律師職業主義變革——評《律師、國家與市場》

沖突理論的脈絡及其當代法治啟示——基于沖突理論脈絡展開的考察

檢察人員分類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結合N市檢察隊伍現狀進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對接——案件質量評估工作中公眾參與機制的構建

法社會學中國化研究的理論自覺——兼評高其才教授的《法社會學》

法治中國的“西體中用”之道——讀周大偉先生《法治的細節》一書有感

法官績效考核制度中結案考核及其悖論——以J市基層人民法院的司法實踐為例

法律與文化互動的三點思考——以傳統儒學與中國法治建設關系為切入點

司法公正的社會認同與人民法院形象塑造——關于人民法院社會形象的調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眾認同的心理解碼與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傳實踐的實證分析

論我國個人慈善捐贈行為影響因素與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會調查的分析

轉型時期制度適用困境:原因、對策及反思——以對小城地溝油問題的討論為例

積極探索實踐護航自貿試驗——人民法院為自貿區建設提供司法保障座談會述評

由西向東、由理論邁向實踐——評湯唯《法社會學在中國——西方文化與本土資源》

傳統法律文化的當代意義——“當代法治發展與傳統法律文化價值”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篇6

當今的中國社會正處于由傳統向現代的快速轉型時期，要理解當今社會的深刻變革，首當其沖應該考察鄉村社會的變遷，而要研究鄉村社會的變遷，鄉村社會關系的嬗變無疑是最基本的視角。同時，為了實現鄉村社會的井然有序和和諧發展，僅僅重視基礎設施和物質層面的改善是不夠的，還需要對鄉村社會關系有深刻的認識，從這個角度說，考察研究鄉村社會關系也是鄉村社會治理、構建鄉村社會秩序的重要前提。

一、社會關系的定義

在村民的日常實踐活動中，個體所能涉及到的關系主要有三個層次：村民與村民之間交往所形成的關系；村民與組織（村委會、基層政權）之間互動所形成的相互依賴關系；村民個人所屬群體與整個社會的關系。韋伯認為“社會關系”是“根據行為的意向內容，若干人之間相互調整并因此而相互指向的行為”；青井和夫將其定義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互動的模式相結合，形成一個功能性單位”；本文中“社會關系”的釋義參照賀雪峰關于“村莊社會關聯”的定義：“村莊社會結構的基礎是內部人與人的關系，而人與人之間具體關系的性質、程度和廣泛性就構成了村莊社會關聯，它是村民在村莊社會內部結成的各種具體關系的總稱”。

二、國外學者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

西方學者也曾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表示出了極大的興趣。杜贊奇用“權力的文化網絡”概念對中國國家政權和鄉村社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解讀，認為村莊并非是封閉性的，總是以各種各樣形式和外界發生聯系；韋伯則認為中國的鄉村是一個自治性很高和自我防偽能力較強的村莊聯合體；黃宗智認為中國的傳統鄉村是一個關系緊密且封閉的關系共同體，因為鄉村有著高度的自給自足性；施堅雅把目光聚焦于中國鄉村的鄉鎮集市貿易，認為中國農民經濟活動的中心并不在村莊，而在基層集市；詹姆斯，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框架內，認為村莊共同體中農民有著社會公正和倫理道德的觀念意識，并會把集體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這就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塞繆爾，波普金則有著跟斯科特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村莊并不是封閉的而是開放的，村民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會擱置集體利益，而奉行個人利益至上原則。這就是著名的“斯科特―波普金論題”，也即“道義經濟”還是“理性小農”之爭。對于中國村落共同體是否存在這一問題，日本學界有著名的“戒能―平野”之爭。平野通過考察村落傳統的祭祀儀式、集會情況和社會治安等活動認為，廟就是村落共同體的表征；戒能通過考察村落的土地所有權問題，認為村民和村民之間、村民和村落之間的關系非常疏散，從而否認村落共同體關系的存在。

以上國外學者對于中國鄉村社會的若干研究，有一定的借鑒和可取之處，但是，要真正理解中國鄉村社會的結構和性質，不應該單純的從“經濟的”或是“政治的”視角，而應該以傳統鄉村的社會關系為核心，立足于“”差序格局”和“倫理本位”的本土社會，這樣才會使研究結果更具精確性和適用性。

三、本土化的鄉村社會關系研究

自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學界就開始重視對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探討，因為了解鄉村社會關系的概況和發展有利于學者更加深刻地理解我國鄉村組織的運行和農民的行動邏輯。其中，對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個視角：

（一）傳統的文化和心理視角

傳統的文化視角以中國儒家價值取向為基礎，作為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關系的起源。有著濃重的中國傳統文化心理傾向，因其深刻的解釋力度一直為后人引用和修正，但分析過程缺少實證數據資料的支撐和動態意識，導致對當今鄉村社會關系的解釋力減弱。典型的代表就是的“差序格局”論、梁漱溟的“倫理關系本位”論、林耀華的“關系均衡”論等。特別是的“差序格局”概念是對鄉村社會關系研究的開拓性概括，對后來的鄉村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研究產生了深刻影響。比如孫立平就指出：“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差序格局’實際上是一種對社會中稀缺資源進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傳統社會中血緣與地緣關系之所以占有重要地位就是因為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是以血緣與地緣為基礎進行分配的，而建國后稀缺資源的配置制度發生了根本變化，由此也帶來了‘差序格局’的變動；”黃光國的人情與面子模式；翟學偉的“緣、情、倫”三位一體的人際關系模式；陳俊杰、陳震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倫理、情感、利益”的三維建構等，都是對差序格局模式的補充。

（二）變遷中的結構視角

從結構視角研究中國鄉村社會關系，把整個鄉村社會內部看成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從分析的層次上看，它屬于宏觀或是中觀層次，其中最能體現這個分析視角的是對中國家族和宗族組織的研究。宗族組織的研究假設是傳統的“皇權不下鄉”思想，認為整個農村是一個自給自足的鄉村共同體，村民們在這個共同體內可以得到情感、生產和生活上的全部滿足?！班l紳階層”是鄉村社會關系的主要研究對象，傳統農村“士紳階層”不僅是鄉村秩序的主要維護者，也是村民日常生活中關系的調節者，是農村社會和國家政權互動的緩沖地帶，孔飛力的“士紳統治”和黃宗智的“第三領域”反映的就是中國傳統農村士紳的力量。

自中國社會學重振以來，農村的家族或宗族組織就是社會學關注的焦點，特別是近年來，隨著中國農村社會的轉型和新農村建設的不斷開展，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卻沒有隨著現代因素對農村社會的影響而式微，相反，許多學者在研究近年來的農村宗族問題時，卻發現宗族組織和宗族活動在農村有復興的趨勢。王滬寧從功能主義視角深入地分析了當代中國的村落家族文化；楊善華、劉小京從變遷的視角詳細解讀了中國農村宗族在改革開放后的變化；賀雪峰、全志輝從社區記憶的層面分析了村莊中國家、村級政權和村民三層之間的社會關系；而肖唐鏢則從鄉村治理的角度探討了家族的各項功能。自實行村民自治制度以來，鄉村治理的一系列問題都是社會界的研究熱點，近年來，隨著宗族的復興，不少學者開始挖掘農村家族在鄉村治理中和農村社區建設中的積極作用，而對宗族的研究，正是探究鄉村社會關系網的窗口。

（三）日漸流行的網絡分析和社會資本視角

相對于文化和結構視角，運用網絡分析和社會資本專門研究鄉村社會的視角還比較新，研究成果也比較少，研究的問題一般都集中在社會網絡與地位獲得、不同階層的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的差異、公司企業等組織的網絡和社會資本等。其中，專門對農村關系進行考察的有：張文宏對天津農村居民的社會支持網進行了大規模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天津農村居民的社會網是以高趨同性、低異質性、高緊密性為特征的。同傳統中國農村相比，以血緣和婚姻聯系起來的親緣關系在社會網中的重要性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一種最重要的社會關系；胡榮運用普特南共同體趨向的社會資本理論，測量了中國農村基層社區的社會資本狀況，并據此探討了社會資本與村民政治參與及村級選舉的關系；林聚任從社會風氣觀、公共參與、處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關系網絡五個維度，調查了山東農村的社會資本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農村社會資本呈現出傳統性、關系主義、家族主義、特殊性信任、社會參與性低的“明流”特點；也有學者研究了關系與信任在農村社會的地下“”蔓延中的運作邏輯，鄧燕華通過對湖南某村長期的田野調查，發現了關系是地下“”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過程中，存在著“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和不同的交易規則，關系信任是地下“”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

四、結語

長久以來，學者都視中國鄉村為一個村落共同體，在滕尼斯對共同體和社會所做的對比分析中，共同體內親屬、鄉鄰和朋友的交往原則是情感、認同和依戀；而社會中成員的交往原則則為理性、功利和弱認同。顯然，村民的社會關系狀況深受所處的共同體結構的影響，然而從建構主義的視角來看，村民之間的互動也在重塑和改變著鄉村共同體的結構和內容。村民對原有鄉村共同體的認同已經逐漸弱化，功利主義不斷侵蝕著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情感，因此不少學者預測鄉村發展的終點將是城市化，鄉村社會關系和鄉村人際交往最終將成為城市社會關系和人際交往的特征在鄉村的復制。然而鄉村社會的某些特征，例如相近的鄰里、共同的血緣和共同的集體利益都是在短期內無法完全消除的，這些村莊特征仍然將日益個體化的村民聯結在一起。村民仍然對鄉村共同體有著最原始的認同，這可以解釋，雖然村民間交往的功利性因素不斷增強，但是交往中依然保有充滿鄉土氣息的人情味。這種充滿人情味人際關系的存在也就決定了村莊變革的未來絕不是簡單的對城市的復制，而是帶有自己獨特之處的鄉村秩序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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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已成為鄉村個體化的需求，鄉村個體化也為農村宗教創造了良好的條件與機會，對于當代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必須結合改革開放前后的情況進行分析比較，個體化的出現對中國農村宗教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這說明，鄉村的個體化形成推動了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本文就個體化與當代中國農村宗教發展的問題進行以下研究。

一、當代中國農村宗教發展現狀

（一）宗教在中國農村迅速發展

隨著宗教在中國農村的迅速發展，社會的世俗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日益嚴重，當代中國農村得以快速發展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僅通過宗教本身發展變化與國家政策中追尋答案，不能單一從宗教本身性質方面進行探討，更不能否定宗教本身特點的重要性，將視線拓展到社會中，綜合多方面的研究表明，當代中國農村的個體化促進了農村宗教的發展，導致了中國農村宗教迅速發展的現狀。

（二）以基督教為主要的

在農民生活的流動性為農村宗教的發展提供了現實依據的前提下，基督教在中國得以迅速發展的原因有很多，根據基督教本身的特點而言，基督教組織性極強，崇尚自由平等的理念，增強了信徒的歸屬感，其獨特的管理體系，提升了教會信徒的凝聚力，并通過極強的傳播性從而夠成了這個龐大的組織。在其教會內部，信徒相親友愛、團結互助，富有極強的歸屬感。鄉村個體化在促進基督教發展中同樣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通過基督教自身的特點與農村個體化的融合，為基督教契合個體化農村社會需要創造了堅實基礎。因此，中國農村大多選擇基督教為重要。

（三）多種并存現象

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較為多樣化，基督教、家庭教會、三自教會等遍布城鄉社會，通過其組織結構的嚴密與完善的管理體系，促使的傳播更加廣泛，進而形成了巨大的組織機構。近年來，為給行動不便、年老體衰的信徒提供方便，許多農村地區頻繁的出現家庭教會現象，其主要目的是通過集會的形式，通過互助的方法使人舒緩愁悶、焦慮的心情，家庭教會一定程度上滿足了信徒的日常生活需要。使每位信徒有著共同的信仰與理念，借助精神理念使集體更加團結，隨著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多種并存的現象普遍存在。

二、個體化在當代中國農村宗教發展中的關系

（一）個體化與基督教的關系

改革開放以后的基督教在農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基督教在個體化之前并沒有在中國農村廣泛推廣，通過社會的發展，人們思想理念得以改變，農民逐漸了解的自由性，由排斥轉變為認可。個體化的出現，在改變農民生活質量的同時，將農民從傳統的束縛中得以解脫，加強農民選擇自由的意識，由于農民在信仰上逐漸實現自由化、多元化，致使基督教在中國農村得以快速發展，從社會角度分析，個體化便是造成基督教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個體化與新興宗教的關系

中國農村的宗教主要屬于分散性宗教，當代社會逐漸趨于個體化，中國原有傳統的理念以逐漸消散，在此時期，的自由性得以實現，新興宗教成為了當下中國農村社會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新興宗教之間的競爭當中，基督教在農村宗教市場占據強有力地位，在眾多新興的宗教中，基督教滿足了農民的需求，在個體化的村莊里新興宗教得以崛起。這些新興宗教的傳播，歷史關聯性極強，個體化的出現為新興宗教提供轉變的契機。

（三）個體化與農村宗教組織的關系

農村宗教組織的發展依賴于個體化的存在，改革開放以前，宗教組織在農村體系中并不被看好，農村居民受到傳統思想的束縛，使其發展狀況十分困難，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農村的社會體系得到巨大改變，農民的思想逐漸開放，鄉村體系個體化之后，人們不再干涉他人的，在傳統社會中，農民主要靠各個階層的領導解決問題，進入個體化后，農民的自主意識增強，個體化將意味著傳統意識的消失，使人在行動上得以自由，嚴格意義上講個體化是導致中國農村宗教組織發展的必要因素。

三、結語

當代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經歷了及其漫長的歷史過程，農村實現個體化發展，為宗教發展創造了條件，對于宗教的迅速發展，農民應保持理性對待，尊重信徒的宗教活動與信仰，提倡言論自由，思想自由，通過了解宗教在中國農村的發展現狀與個體化在當代中國農村宗教發展中的關系，得出結論：個體化的存在促進了中國農村宗教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李曉榮.新農村建設中問題研究綜述[J].中國農學通報，2012（02）：15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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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1-0-01

一、引言

美國教授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公地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如果一項資源的產權界定不清，最終將會導致對這種資源的過度使用[1]。該理論通常被用于分析與公共資源使用相關的現象和行為。Healy率先在旅游研究中引入公共資源概念，以瑞士高山草原為例，分析出旅游資源開發過程中由于過度利用所導致的與Hardin所提出的“公地悲劇”相似的結果，Healy的研究打開國內外對旅游資源研究的新視角。

中國是世界古代旅游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對旅游的認識不僅由來已久，而且深入本質。[2]隨著我國旅游業的迅速發展，有限的資源面臨著旅游市場迅速擴張的巨大壓力，而盲目粗放式的開發利用造成的“公地悲劇”給資源環境帶來嚴重的破壞。因此，從“公地悲劇”視角出發，探討我國旅游資源開發的有效途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旅游資源開發中“公地悲劇”產生的原因

(一)旅游資源的屬性

旅游資源的屬性是其開發過程中“公共地悲劇” 產生的深層原因。它們既不像公共物品那樣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也不像私人物品那樣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池靜[3]認為，旅游資源的公共物品性質使得旅游資源開發具有負外部性和強烈的責任規避與搭便車現象，導致了資源利用無度以及公共秩序混沌失序。旅游資源不僅是當地居民或政府的，更應該是全人類共同擁有和繼承的。它是人類獨一無二的、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的稀有公共資源。因此，保護和保存是第一位的，且開發利用應該是可持續的。

(二)旅游資源產權不明晰

旅游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其產權難以確定，我國旅游資源在產權上屬于國家或集體，這種產權歸屬看似明晰，但實際運用中所有權、經營權和管理權的關系模糊混淆。旅游資源作為公共物品，所有權在國家，管理權由各級旅游職能部門代為執行，而開發權又被委托或承包給相關企業或私人。章尚正[4]對旅游資源開發中相關利益者的利益訴求差異進行分析比較，認為產權模糊引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進而導致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的矛盾。交叉管理，多頭管理使得各部門間、部門與地方之間利用利益分配不均，無法統一，這樣勢必造成過度開發，導致“公地悲劇”的產生。

(三)缺乏有效合理的保障機制

我國旅游資源管理體制復雜，現行制度對處理旅游資源的公共物品性和旅游資源開發的外部性缺乏統一的宏觀規劃、監督體制以及有效的法制保障。田喜洲等[5]將旅游資源過度開發的制度原因歸結為三方面：缺乏處理旅游開發外部性和生態環境公共性的制度安排，國家對景區的宏觀管理和激勵機制不完善，缺乏保護旅游資源的產權制度。此外，不健全的法律法規和監督措施也難以保障旅游資源開發的適度性和整體性。

(四)旅游資源開發“公地悲劇”的博弈分析

利用博弈論模型對旅游資源開發中的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和行為進行分析，尋求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有效方案是近幾年學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黃金火等[6]從旅游者角度對我國旅游景區資源過度使用問題進行了博弈論分析，提出旅游經營向免費方式轉型的可行性。張鐵成[7]通過分析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關系，尋求兩者之間在資源保護中的納什均衡。對旅游資源開發中各種利益主體的博弈分析，旨在尋求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的過程中相互協作，同謀發展的途徑和方式。

三、規避旅游資源開發的“公地悲劇”

對于“公地悲劇”的治理，學界一般認為有三種方式即中央集權制度，徹底私有化，及居于前二者之間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針對公共物品的產權界定方式，具體到旅游資源，國內學者除了研究政府作為，也從環境經濟學的視角進行了量化討論。

(一)宏觀管理體系

自然資源國家所有，政府是國家所有權的代表，政府作為宏觀社會管理者的作用不可缺少。王輝[8]認為要有效解決“公地悲劇”問題，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進行輿論引導，強化法制管理。陸宇榮[9]提出建立四個體系：法律政策體系、規制體系、資金體系和協調體系。制度安排也是開發和保護好旅游資源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制度可以解決旅游資源中企業經營權限與行政機構管理權限等問題，有助于實現旅游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陳潔[10]提出了分別在地方政府、外來投資者、集體組織等三方主導模式下的解決辦法。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借助一系列的政策、法律、道德干預等手段調控的同時，應該考慮市場導向與機制，旅游市場供需狀況，以提高旅游資源的配置效率。

(二)旅游地環境容量

許多旅游資源的自我恢復能力很低，一旦開發過度，是很難回到之前的自然狀態，這在客觀上要求旅游資源開發者必須充分考慮開發規劃后將會引起的環境效應，將各項指標控制在該旅游地的環境容量之內。李春茂[11]運用經驗量測法、理論推測法構建了自然旅游、旅游空間以及社會旅游的環境容量的測量公式。戴學軍[12]運用旅游環境風險評價和帕累托最適度方法建立旅游環境容量的計算公式。李艷娜[13]、孫玉軍[14]分別對九寨溝、海南五指山景區的旅游環境容量進行了實證研究。 旅游資源具有復雜性和多樣性，難以制定統一的旅游環境容量的測定標準。目前大部分研究是針對某一旅游資源進行的環境容量個案調查和分析，進行定性與定量計算，且采用的方法多趨同，對不同類型旅游地的環境容量體系構建以及量化仍較為困難。

四、結語

旅游業發展進程中的一個典型沖突就是旅游資源的開發與保護，要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對資源進行合理有效的開發是必須考慮的問題，也是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在現有以政府為主導，市場為導向的基本發展模式下，緩解矛盾比清除矛盾更具現實意義。要實現旅游資源開發的社會、經濟和環境效益之間的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由于旅游業及旅游學科本身的復雜性，發展不成熟性，交叉性與邊緣性等特征，使得目前的理論研究仍是淺嘗輒止，難以深入。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將理論研究的外延擴大，深入不同學科領域，例如環境經濟學，公共經濟學。此外，旅游資源開發“公地悲劇”的研究重點之一是旅游資源管理體制，特別是產權制度的界定與改革。既不能盲目借鑒國外經驗，也不能隨便套用其他行業的管理制度，這就需要不斷的發掘和嘗試適合中國旅游業發展現狀的切入點進行深入探討。

(二)如何平衡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解決實際問題的工具方法研究尤為迫切，旅游資源本身具有明顯的多樣性，隨著旅游需求的轉變，對旅游資源的分類也越加精細復雜。因此，針對不同類型的旅游資源，不能籠統的用一樣的標準，應將旅游資源更加細化分類，針對不同類型的資源特性，進行深入剖析。

參考文獻：

[1]Hardin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8.

[2]沈長智.旅游的本源義探析[J].天津商業大學學報,2009(06).

[3]池靜.鄉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劇”研究[D].浙江工商大學,2006.

[4]章尚正.旅游資源開發與保護中的制衡機制失衡與政府規制優化[J].游科學刊,2009(10):1-7.

[5]田喜洲,蒲勇健.我國旅游資源過度開發的原因分析[J].生態經濟,2006(6).

[6]黃金火,陳秀瓊.我國公共資源類旅游景區悲劇的博弈論探討[J].資源科學,2005(9):180-186.

[7]張鐵成,胡青云.旅游資源公地悲劇現象的博弈分析[J].旅游市場,2009(2):84-86.

[8]王輝.發展鄉村旅游的“公地悲劇”問題及對策[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27):107-109.

[9]陸宇榮.公地悲劇治理視角下中國世界遺產地的治理――以武陵源為例[D].華中師范大學,2009.

[10]陳潔.從資源產權角度解讀“公地悲劇”――以鄉村旅游資源為例[J].河南商業高等?？茖W校學報,2008(21):16-19.

[11]李春茂,胡篤冰.生態旅游環境容量的確定與量測[J].林業建設,2000(5):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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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著,山東人民出版社,2010

依據帕森斯社會行動結構理論,任何社會行動背后都有一套支撐該行動的意義體系,理性就是賦予行動意義的能力。在西方,人們對理性有著不同的解釋。而最經典解釋有兩種,一種是古典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假設”,另一種是社會學家韋伯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之解釋。經濟學中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將人看做是利益的追逐者,尤其是經濟利益的追逐者,而韋伯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可以理解為手段理性和目標理性。當我們在說工具理性時,是指人在理性算計角度去促成行動,達成預期的目標,而價值理性是在終極信仰層面上而言的。當科學的信仰漸漸擠占與取代人們的,人們開始“祛魅”之時,這就是人們在某種程度上

〔2〕賀雪峰:“當代中國農村的價值之變”,未刊稿,2009。

〔3〕申端鋒,“中國農村出現倫理性危機”,載《中國評論》(香港),2007年3月號。

〔4〕陳柏峰:《價值觀變遷背景下的農民自殺問題――皖北李圩村調查》,《中國鄉村研究》第六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5〕楊華、范方旭,《自殺秩序與湖北京山老年人自殺》,載《開放時代》2009年5期。

〔6〕劉燕舞:《自殺秩序及其社會基礎》,《現代中國研究》(日本)總第25號,2009。

〔7〕吳飛:《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三聯書店,2007。

〔8〕王會:《傳統市場與川西平原的善治》,工作論文,2008。

〔9〕王習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四川羅江縣井村調查》,山東人民出版社,2009。

〔10〕]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上卷),董國良譯,商務印書館,1991。

〔11〕梁漱溟指出中國人缺乏集團生活,并將集團生活確定為三個標準,詳見《中國文化要義》第65頁,學林出版社1987年版,而我們所考察的川西、南漳等地緣性村落符合這些標準。

作者單位: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價值理性的一個體現。

賀雪峰教授在他的《鄉村社會關鍵詞――進入21世紀中國鄉村素描》〔1〕(簡稱《鄉村社會關鍵詞》)提出的農民的理性化進程與農民的理性選擇行為中的理性,既有韋伯所說的兩個層面的理性的含義,更是對當前中國農民人際關系、價值觀念和生活目標變遷的本土化的解讀。這種本土化的解讀是和村莊內部的小傳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賀氏是在中國農村遭受市場經濟的影響和現代性因素的沖擊之下來闡釋農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

最近十年中國農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中的核心或關鍵是農村社會的快速理性化”。理性化的進程并沒終結,還在快速進行。賀氏將農民理性化的表現主要概括為人際關系的理性化、人生態度的理性化、人生目標的理性化和權威的理性化四個方面。人際關系的理性化既指家庭關系的理性化,又指村莊層面人際關系的理性化,而人生態度和人生目標的理性化主要是指個人的理性化,權威的理性化是指村莊層面的理性化。因此,賀氏所提的農民的理性化其實是從個體層面,再到家庭層面,最后到村莊層面的一個橫向與縱向一體,個體與整體同步進行的理性化過程。個體的理性化就是個體對于行動意義闡釋的變化,而整體的理性化就表現出村落生活意義體系的變化。

一、個體理性化

――從“操心”到及時行樂

從個體層面來講,農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現為人生態度的理性化和人生目標的理性化。賀氏主要以湖北京山地區農民的生活態度為例說明了農民生活態度的理性化和實用性特點。京山地區的農民和川西平原的農民一樣,不講究面子上的競爭,而是注重生活的享受。他們沒有長遠的人生預期和打算,及時行樂是他們的人生態度。消費主義的價值觀念主導了他們的生活。因此,這里的人們更加注重的是個體的實際利益。

傳統的中國農民將傳宗接代作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傳宗接代是他們的本體性價值。正是傳宗接代和延續香火,將“有限的個體生命加入到無限的世代延續中的努力”構成了整個人一生的內在價值基礎。傳宗接代的具體努力就是為子女“操心”。而在京山地區和川西平原的農民看來,男女平等。他們沒有非要生一個兒子的想法。對傳宗接代的本體性價值的追求已經讓位于對個人生活享受的追求。農民的意義世界已不再是傳統的傳宗接代的觀念,而是現代的消費主義觀念與享樂。

這里的農民將科學和迷信劃分得很清楚,“不信鬼,不信神,只信科學”。這里的農民認為他們是比較進步的,他們也比較容易接受新鮮事物。這是當地人的“富足而現代,開放而文明,講求平等,相信科學”的面孔。而同時,京山人還有另一副面孔,這副面孔是在“現代性因素以壓倒性優勢和政治正確進入到傳統中國村莊”,農村傳統消失和農民本體性價值倒塌之后農民生活和村莊生活出現的各種亂象與失序。最典型的就是各種婚喪儀式中的惡搞。“在喪事上跳脫衣舞已成為喪事儀式的一部分?！痹谥袊m有喜喪一說,但也不曾出現以在喪事上跳脫衣舞這樣突破倫理底線的惡搞。傳統的中國農村,婚事和喪事的儀式都是十分莊重和嚴肅的,儀式的每個程序和環節都有著深刻的寓意,承載著豐富的意義。也即是說,形式的背后是更為豐富的內涵。而當本該莊重與嚴肅的婚喪儀式中不斷出現徒具低俗形式而無任何實質內容與意義的惡搞時,就說明農民價值取向已經扭曲了。借用波茲曼的話來說就是“娛樂至死”。

二、家庭關系理性化

――厚重期待向低度期待的轉變

從家庭層面來講,農民的理性化主要表現為家庭關系的理性化?！按H關系已被注入了越來越多的理性考慮的內容?！眰鹘y意義上父母為子女的操心貫穿了他們一輩子?！安傩摹本褪莻鹘y的中國農民在傳宗接代這種內在價值的指引之下的具體行動。父母為子女操心,將生育兒子,為兒子蓋房娶妻抱孫子作為自己的人生任務。在汝南農村,父母為子女的操心貫穿了父母的一生。而兒子在成家之后會與父母分家,兒子在父母喪失勞動能力之后給予父母的生活照料和贍養費卻不及五保戶的標準。當父母為子女承擔了無限的責任,而子女只對父母承擔有限責任時,父母在完成自己的人生任務時也開始有了更多的個人打算。汝南的父母也開始為自己的養老做準備。而在川西平原,代際關系的理性就表現得更為明顯。一是這里的生育觀念里沒有必須生一個兒子的想法,二是這里的代際交換下呈現的是一種低度的平衡。所謂的低度平衡,即父母為子女操心很少,而子女為父母同樣回饋很少,子代和父代相互的期待都很低。

如果這里的家庭跳出核心家庭的范疇,擴展到大家庭的層面,那么橫向上的家庭關系還可以擴及兄弟關系和妯娌關系。兄弟關系和妯娌關系的理性化體現在表面的溫和與實際的疏離。表面的溫和是指現在兄弟之間、妯娌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少,“大家變得客氣起來”,而實際的疏離化是指這種客氣的背后是兄弟關系的“淡漠”。這種淡漠的背后其實是社會關聯的弱化。

農民理性化在家庭層面的另外一個表現是家庭對于個人的意義已經悄然發生變化。傳統意義上的家庭是農民生活的全部,農民生命的歸屬和生命意義在于家庭。而在現代性的侵入之后,雖然家庭還是一個初級群體,家庭仍然承載了農民生活的意義,但已不再是全部的意義和唯一的意義,農民開始在家庭之外去尋找生活的意義。川西平原的農民對茶館和廟子的熱衷就是將自己的一部分情感轉移出家庭的體現。從家庭內部獲得意義與滿足轉向從社會性活動中獲得意義與滿足,就是一種“社會性價值”對“本體性價值”的取代。

三、村莊理性化

――原子化狀態的合作困境

從村莊層面上講,農民的理性化還表現為村莊權威的理性化和農民在村莊層面行為的理性化。村莊權威的理性化是指村莊對權威的認同從傳統的長老認同轉為對被賦予公權力的有體制身份的村組干部的認同。以前村莊內部的矛盾與糾紛由族長或戶長來協調,而現在都是由村干部出面協調。

農民的行為的理性化是指,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村莊不斷有人遷出,村莊的社會關聯度大為降低,村莊結構性力量的弱化與消失的情況下,農民的行為從包含著長遠預期的考慮轉變為追逐短期的利益。這種對短期利益的追求是在沒有任何道德壓力與輿論壓力的情況下的極端追逐。傳統的鄉村社會有一套地方性的文化與共識,這一套地方性的文化與共識不僅約束著生活在村莊中的農民,它還約束著從村莊中走出去的人,在每一個從村莊中走出來的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生活在傳統村莊中的人會獲得一種強烈的歷史感與道德感。這種歷史感與道德感會讓村莊中的人們對自己在村莊內的行為有長遠的預期,顧及村莊整體的利益。大冶農村的房頭力量和村莊中的諸多禁忌就是村莊結構性力量和地方性共識的一種體現。這些結構性的力量和村莊禁忌所帶來的傳統氛圍表現了農村文化的主體性。正是大冶農村文化的主體性,在面對現代性因素的侵蝕時能夠有一定的抵抗與應對能力,而不至于出現像荊門地區那樣,在國家力量進入村莊,徹底改變了村莊傳統與文化之后,面對現代性的侵入而毫無抵抗的能力,沒有地方傳統與現代性因素的博弈,現代性的因素長驅直入,主導了人們的價值觀念。因此,在大冶農村,村莊層面的合作很容易達成,很少有村民愿意去破壞村莊內的規則,逆村莊浪潮而行事。因為在這種結構性力量強大的村莊,個人對結構的突破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在村莊內部被邊緣化,在輿論上和在實際上受到懲罰。正如賀氏在書中提到的,那個從村莊走出去在外做官的人在村里修路時不交錢,開車回村時村民不讓他的車通行,而是將他的車推到水田里。

正是由于生活在村莊里的人有歷史感與道德感,有對村莊的未來預期,村莊內部有一套規則約束人們的行為,村民才不至于成為極端的利益追逐者。

大冶農村文化的主體性的特點是全國大部分農村所沒有的。相反,更多的農村在現代性因素的沖擊下,微弱的地方傳統沒有一個強有力的回應。在市場經濟和現代性因素的沖擊之下,更多的缺少結構性力量和地方傳統的村莊出現了一種原子化的狀態。原子化村莊中的農民在行為上更加注重個人理性的算計,對自己的行為預期的短視性強,很難達成村莊內部的合作。因為沒有結構性力量的約束,沒有像大冶那樣傳統的文化和組織以及所內生出的一套相對有效的規約來約束和懲罰不合作者,農民眼中只有現時的利益而沒有長遠的預期。這即是荊門農村水利合作的困境。

農民合作是村莊建設的核心。正是通過合作,農民共同解決他們在生產生活中所面對的問題,“共同創造他們生活娛樂的形式和價值”,也正是“農民在村莊中通過互動來獲得生活的意義”?！?〕114而當市場經濟破壞了村莊的共同力量,村莊變得原子化之后,農民在村莊生活中獲得的意義也就消失了。

賀氏在書中不僅展現了農民的理性化表現,更深刻地闡釋了農民快速理性化的原因。他從中國現代化的階段和現代性進入的特點分析了農村傳統力量與現代性因素的博弈。同時,電視等媒體對現代性觀念的傳播和社會流動的加劇也為農民的快速理性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農民快速理性化可能會導致村莊治理層面的危機,一個很重要的表現就是村莊傳統合作的困境。同時,這種快速理性化還可能導致倫理危機,京山地區老年人自殺秩序的形成正是這種倫理危機的表現。這樣的擔憂是不無道理的。

四、田野的靈感與素描的筆法

中國正經歷著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賀雪峰將中國經歷的這個轉變稱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轉變不僅是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的轉變,還有人們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轉變,而在鄉村社會,這種轉變展現出來的是一幅巨變的圖景。《鄉村社會關鍵詞》就是以隨筆的形式展現了中國鄉村社會在轉型過程中所呈現的各種社會景象。

之所以稱為“中國鄉村素描”,是這本書主要是以隨筆的形式呈現了江西、四川、浙江、河南、湖北、貴州、山東等農村社會景象與圖貌?！八孛琛?一方面是展現了中國農村鮮活的經驗事實與場景,另一方面又不止于對豐富的經驗材料的描述,而是通過對經驗內部的悖論提出嘗試性的解釋。這是建構能解釋經驗現象的理論體系與知識體系的一種準備。

“要將農村調查隨筆的寫作當做戰略提出來?！敝砸獙戅r村調查隨筆上升到戰略高度,這和華中鄉土派2002年就提出的村治研究的三大共識,即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和直白的文風是一脈相承的,更進一步說,這是對直白的文風更加具體的落實與推進。直白的文風是在對中國經驗有厚重把握的基礎上,在寫作層面突破形式上的學術規范限制。農村調查隨筆和學術論文的不同在于,它不用做“系統的綜述評論”,由此去證明自己的學術貢獻與理論創新。這可以省去很多時間和功夫而用以去思考經驗本身的邏輯,達致對經驗的解釋。這樣,隨筆就可以深入經驗內部,就經驗本身,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層面,而不是流于對經驗的表面理解。

隨筆是對經驗思考產生出的“頓悟”。在田野的靈感之中,在原生態的經驗之上產生經驗的意外。這樣,隨筆就是進一步建構理論的基礎。隨筆是對經驗的原生態展現,但卻不是只有粗糙的經驗,而是對鮮活的經驗現象中的悖論提出嘗試性的解釋。既然是嘗試性的解釋,就不是最終的結論,“提出問題最為根本”。從這個意義上說,隨筆是一個開放問題、激發思考的很好方式。因此,“寫作調查隨筆的關鍵問題是要有真問題意識”。

對于如何寫農村調查隨筆,賀氏提出了自己的三點看法,一是要去展現研究者既有知識所解釋不了的經驗現象及其中的悖論,二是在對悖論做出嘗試性的解釋,三是在以上兩點的基礎上做一個擴展性的討論。這里的現象的悖論不是經驗事實本身的悖論,而是研究者既有知識解釋不了的現象。

可以說,農村調查隨筆的寫作是一種很好的思考方式和積累方式,它能讓人很快形成經驗的質感。尤其是對于農村研究的初學者和農村調查的新手,這是入門的極好方法。大膽的假設與快意的寫作,及時捕捉思想火花與經驗靈感,可以為進一步構建理論體系奠定扎實的基礎。評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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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作者：許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旅游開發與規劃。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區域城市品牌系統構建與合作發展研究”（編號：10YJC630309）；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山東美食在提升旅游核心競爭力中的潛力及對策研究”（編號：11CJJJ05）；山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項目“旅游管理專業學位研究生產學研立體化教學體系創新模式研究”（編號：SDYY1116）；山東大學自主創新基金項目“多中心治理模式下旅游發展進程中的社區共享機制研究”（編號：IFW10024）。

摘要旅游發展改變了目的地的區域結構，當地社區作為直接利益相關者反過來又深刻地影響著可持續旅游的實現，成為決定旅游產業化速度與質量的重要力量。社區參與旅游發展是旅游目的地區域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路徑，近年來成為國內外學界研究的熱點。文章對國內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不同特征和研究形式進行了較為系統性的梳理與分析，在關注社區角色與定位的演化基礎上分辨了各種觀點和見解，梳理出國外和國內研究的差異和差距。尤其凸顯在同一命題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觀點，還原出社區參與和旅游發展的復雜博弈關系。國外學者主要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本質和內涵、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不同類型社區參與的比較以及治理結構等領域展開研究，而國內學者則主要關注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概念釋義、實踐意義、經營模式及其存在問題以及多角度理論透析等方面的命題。今后的研究應該避免概念分歧和理解簡化，力求研究起點的一致性，并應結合不同國家和地區實際情況和發展演進對社區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整體考察。

關鍵詞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綜述；展望

中圖分類號F59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13)07-01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22

旅游發展已經成為改變區域結構的重要途徑，目的地社區作為這一過程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其狀態與行為引發了學界持久而深入的關注。“對于旅游目的地而言，無論是空間位置、地域范圍還是旅游資源、活動內容，都與社區存在著較高程度的一致，所以從社區的角度來進行旅游目的地建設和管理，謀求旅游與社區的共同發展被認為是實現旅游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1］。隨著民主意識思潮的發展，作為旅游發展的直接承載者，社區居民毋庸置疑地成為當地旅游發展的主體角色，越來越多的學者也將其視為提升當地社區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本文對該領域的國內外學術文獻進行了較為系統的梳理與反思，以求促進相關學術研究的深化。

1社區參與理論引入旅游研究領域的緣起

在西方旅游研究進程中，社區參與理念最初是與旅游規劃相對接的，強調在旅游規劃過程中應納入當地社區居民對發展旅游的意見作為重要參考依據［2］；之后，社區參與理論逐漸深入到旅游目的地發展的各個環節，通過整合旅游地社區中各個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協調運作，形成了“借助旅游業這一新興經濟模式達到社區全面發展目標而非僅僅經濟增長”［3］的理念。受西方旅游早期研究的啟示，加之中國旅游地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與問題，國內學者也開始將旅游發展研究的視角轉向更為復雜但卻實際生動的社區利益群體，并從社會學、管理學、經濟學等多個學科背景中尋求突破口，力圖在發展理念上改變多數情況下社區居民的弱勢地位，引發了一系列的思考和反思。

“社區”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學術概念，自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1年最早提出之后，至今在各種社會學文獻中已經有百余種定義；而作為一個舶來語，“社區”在國內學界的濫觴也就是近十幾年的事情。已有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的成果大多集中在其對目的地旅游可持續發展的影響上，學者們從研究階段劃分［4］、研究內容歸類［5］、生態旅游社區［6］、鄉村旅游社區［7］等不同角度進行了文獻評述，但多傾向于關注“旅游發展”的“果”而非“社區參與”的“因”。本文則較關注社區角色與定位的演化，采用國際、國內橫覽的方式來構架文章，通過橫向對比，力求分辨出社區參與旅游的各種觀點和見解，又梳理出國外和國內研究的差異和差距。尤其凸顯在同一命題上不同研究者的矛盾觀點，還原出社區參與與旅游發展的復雜博弈關系。

孫鳳芝等：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評述與展望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3年第7期2國外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研究綜述

2.1社區參與旅游發展的本質和內涵研究

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Arnstein［8］就指出社區參與的目的是實現權力的再分配，從而使社會能夠合理公平地獲益并承擔成本。Haywood［9］將社區參與旅游規劃定義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共同的決策過程，包括當地政府、居民、規劃師和專業人員等，而Simmons［10］以加拿大Huron縣為例提出了社區參與旅游發展規劃的三階段模式，Connell［11］則進一步指出參與并不僅僅意味著物質資源的高效合理分配，更是通過知識共享和認識自我來實現社區居民自我發展的過程?；诖耍珹rnstein［12］、Pretty［13］、Tosun［14］分別對社區參與的類型、程度與進程進行了區分。從根本上來講，社區參與主要體現在參與旅游地的發展決策和參與旅游收益分配兩方面［15］，前者是實現社區參與的關鍵步驟和保障程序，后者是社區居民參與旅游發展的直接原因和主要目的，直到今天旅游發展與社區參與程度、居民生活質量等話題依據是學者關注的焦點［16］。但不同學者存在觀點分歧，如Simpson［17］就指出社區參與決策過程對其他旅游投資者而言是一種“包袱”，并列舉中國、泰國、巴西等實例說明發展旅游經濟重在使社區獲益而非社區參與決策規劃過程。

2.2社區參與和旅游可持續發展的關系研究

受到可持續發展思潮的影響，學者們密切關注旅游經濟開發過程中社區居民所承受到的復雜影響，Scheyvens［18］在20世紀末較早地引入社區增權概念并從社會增權、經濟增權、心理增權和政治增權四個維度來評析旅游對社區的影響和結果。相關研究持續到今天，例如MatarritaCascante［19］通過對哥斯達黎加不同地區發展旅游的過程和結果的對比調研，發現“廣泛參與、開放溝通、社會包容以及居民與不同利益相關者的共識”對于社區通過旅游業實現全面發展有密切關聯；Sebele［20］則深刻剖析了博茨瓦那旅游資源開發所帶來的收益和面臨的問題，肯定了社區旅游給當地居民做出的貢獻，并指出更加深入的社區參與模式和與管理當局的互動能夠確保鄉村居民獲得增權，并有效保護自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