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體驗經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低碳經濟”的提法，最早見諸2003年的英國能源白皮書《我們能源的未來，創建低碳經濟》，其后這個提法受到國際社會的重視，2006年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尼古拉·斯特恩支持作的《斯特恩報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將來每年5%-20%GDP的損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經濟轉型。2007年美國參議院提出了《低碳經濟法案》，表明低碳經濟的發展道路有望成為美國未來的重要戰略選擇。2007年12月3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大會制定了世人關注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巴厘島路線圖”，該路線圖要求發達國家在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減排25%}40%o“巴厘島路線圖”為全球進一步邁向低碳經濟起到了積極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確定2008年“世界環境日”(6月5日)的主題為“轉變傳統觀念，推行低碳經濟”。

這一切說明發展低碳經濟是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我國是一個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發展中大國，發展低碳經濟，既是責任也是中國可持續發展，轉變發展模式的難得機遇。

在全球碳排放激增，全球氣候變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低碳經濟成為全球熱點，歐美發達國家大力推進以高能效，低排放為核心的“低碳革命’，著力發展低碳技術，并對產業、能源、技術、貿易等政策進行重大調整，以搶占先機和產業制高點。低碳經濟的爭奪戰已悄然打響，這對我國是壓力也是挑戰。

中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步伐，在能源需求快速增長階段，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不可能停止，長期貧窮落后的中國，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為追求，致力于改善和提高13億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帶來了能源消費的持續增長，“高碳”特征突出的“發展排放’，成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一大制約，如何既確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又不重復西方發達國家以犧牲環境為代價謀發展的老路，是中國必須面對的難題。

中國的能源以煤為主，缺油少氣，這是國情，中國能源結構以煤為主，低碳能源的選擇有限。在電力中水電占20%左右，火電占77%，據計算，每燃燒一噸煤炭會產生4.12噸二氧化碳氣體，比石油和天然氣每噸多30%和70%、而據估算，未來20年中國能源部門電力投資將達1.8萬億美元，火電的大規模發展甘環境的威脅不容忽視。

中國經濟的主體是第二產業，這決定了能耗的主體是工業，而工業生產技術水平落后又加重了中國經濟的高碳特征。

作為發展中國家，整體科技水平落后，技術研發能力有限是中國經濟從高碳向低碳轉變的最大制約。盡管《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規定，發達國家有義務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轉讓，但實際情況難于令人滿意，中國不得不主要依靠商業渠道引進技術。以2006年GDP計算，中國由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變年需資金250億美元，這對發展中的中國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首先，中國是一個極具影響的發展中大國。而發展低碳經濟是抵御全球氣候變暖對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嚴重挑戰的積極措施。中國有責任在發展低碳經濟中作出貢獻。

再者，中國能源相對貧乏，煤炭在能源中比例過高的國情也使我們必須選擇發展低碳經濟，否則我們的經濟發展是難以為繼的和不可持續的。

第三，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趕超發達國家，按常規發展是不可能的，發展低碳經濟是一個新生事物，是一個趕超的機遇，這也是我們必須抓住低碳經濟發展的原因。

發展低碳經濟的思考:

發展低碳經濟，我們要端正認識，提出正確的引導意見。例如在全球第一個提出低破經濟的是英國政府，它正是看到英國能源正從自給自足走向主要依靠進口的時代。按2003年的消費模式預計，2020年英國80%的能源都必須進口，與此同時，氣候變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已迫在眉睫，提出創建低碳經濟的思路應運而生，而我們的能源問題和高碳排放帶給環境的問題一點也不比英國輕松，我國政府基于這點堅定了發展低碳經濟的決策，發展低碳經濟需要政府主導，包括制定指導長遠戰略，出臺鼓勵科技創新，節能減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和減免稅收，財政補貼，政府采購，綠色信貨等措施來引領低碳經濟發展，這也需要企業認清方向，自覺跟進，采取促進低破經濟發展的集體行動，只有這樣，中國向低碳經濟轉換才有現實的基礎。

低碳經濟的理想形態是充分發展“陽光經濟”、“風能經濟”、“氫能經濟”、“生物能經濟”。但現階段太陽能發電成本是煤電、水電的5-10倍，多數地區風能發電成本高于煤電、水電，作為二次能源的氫能，目前離利用風能、太陽能等清潔能源提取的商業化目標還很遠，以大量消耗糧食和油料作物為代價的生物燃料開發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糧食、肉類、食用油價格上漲。從世界范圍看，到2030年太陽能發電也只能達到世界電力需求的10%，而全球已探明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儲量將分別在今后40年，60年100年左右耗盡。在“碳素燃料文明”向“太陽能文明”時代(風能生物質能都是太陽能的轉化能形態)過渡的未來幾十年里“低破經濟”、“低破生活”的重要含義之一就是節約化石能源的消耗，為新能源的普及利用提供時間保障，特別從中國能源結構看，低碳意味節能，低碳經濟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經濟。

低碳經濟不僅意味著制造業要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落后生產能力，推進節能減排的科技創新，而且意味著它在引導公眾反思哪些習以為常的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是浪費能源和增排污染的不良嗜好，從而充分發掘服務業和消費生活領域節能減排的巨大潛力。

篇2

在當今世界石油期貨已經穩穩的站在美元百元之上，黃金期貨價也一度觸及1000美元一盎司，各種有色金屬材料期貨價格也是紛紛上揚。最近的世界糧食價格又再次牽動人們的神經。人類進入工業社會以來，在物質文明取得快速發展的同時，大肆消耗著地球有限的自然和環境資源，地球生態環境也遭到了極其嚴重的破壞。人們越來越關注這個被被現代文明折磨得千瘡百孔的地球，循環經濟也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

在我國，由于工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工業GDP占到全國GDP總額的近50%，比較農業以及第三產業而言，其對GDP貢獻最大。而且，工業是直接面對自然界的產業，大量的從自然界取材生產，然后又大量地向自然界排放廢棄物，每年為治理污染投入了大量的資金。這就是我國長期以來的傳統工業發展模式——高開采、低效用、高排放、高污染。在我國的國民經濟中，工業的增長速度、在國民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對資源的依賴度、對環境的污染程度都占了較大比重，尤其是采礦、冶金、制造、石化、煤焦、電力、交通等行業在這些方面更為突出。目前，我國GDP約占世界的4%，但重要資源消耗占世界的比重卻很高：石油為7.4%，原煤31%，鋼鐵27%；我國每萬元GDP取水量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消耗每噸標準煤實現的GDP為世界平均水平的30%；我國礦產資源總回收率為30%，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我國單位GDP能耗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是美國的4.3倍、德法的7.7倍、日本的11.5倍！由此可見，我國現有經濟增長方式和社會消費模式是一種相對粗放的模式，主要表現在資源生產力和生態效率較低，而按照這種模式快速發展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資源短缺和環境污染，這與當今世界的經濟發展趨勢是大相徑庭的，也說明在我國建立發展循環經濟、建立循環經濟的管理與監測、預警制度的重大意義。

一般認為，所謂循環經濟就是把清潔生產和廢棄物的綜合利用融為一體的經濟，它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倡導的是一種與環境和諧的經濟發展模式。國內外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循環經濟進行解釋會存在一定的差異，而從系統上看循環經濟可以如此理解：為了保護日益惡化的環境資源，有效實現生態資源和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按照自然生態體系的客觀規律，通過清潔生產、企業合作、宏觀調控等方式，從生產源頭上減少廢棄物、實施物料的循環利用并建立有效的廢棄物回收體系，最終使物質資源在生產與生活中循環利用的一種經濟運行形態。

由此可知，循環經濟涉及經濟、社會、生態三個方面的和諧統一，追求的是人地和諧、共同發展的發展觀。因此，循環經濟內涵包括：

第一，要符合生態效率。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統一起來，充分使物質循環利用，做到物盡其用，這是循環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循環經濟的前提和本質是清潔生產，實現生產過程中和消費過程后物質和能量的循環，通過其循環過程，實現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雙贏。

第二，提高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循環經濟的根本目標就是保護日益稀缺的環境資源，提高環境資源的配置效率。它以自然生態系統的有機循環原理為依據，一方面通過在不同的企業、不同類別的產業之間形成類似于自然生態鏈的產業生態鏈，以達到充分利用資源、減少廢棄物產生、物質循環利用、消除環境破壞，達到提高經濟發展規模和質量的目的。另一方面它通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生產體系或環節之間的系統禍合，使物質和能量多級利用、高效產出并持續利用。

第三，要求產業發展的集群化和生態化。集群是用來定義在某一特定領域中(通常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大量聯系密切的企業以及相關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競爭優勢的現象，達到效益的極大化，而且容易在集群區域內形成具有特殊資源優勢、產業優勢的多類別產業結構。

為此，主要指標可以有：

1.萬元GDP能耗(噸標煤/萬元)。指報告期內某地區能源消耗總量與GDP之比。其中能源總量指用于企業生產、生活的煤、電、油等能源的消耗。計算時能源均按照國家統計局規定的折合系數折成標準煤。它反映了工業能源利用效率，是衡量工業企業能源消耗的主要指標，直接體現了工業的能源利用水平和市場競爭能力。

2.萬元GDP水、電耗(立方米、千瓦時/萬元)。與GDP之比，它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工業用水、電效率、技術及資源管理水平的高低。

3.城市人均生活垃圾產生量(千克/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消費結構及綠色消費意識程度。該值越高，說明該地區城市垃圾減量化工作突出，有利于提高循環經濟發展總體水平。

4.污染物排放強度(千克/萬元)。指報告期內污染物排放總量(主要考慮COD和S02與GDP的比值表示)。污染物排放強度可以直觀體現經濟增長對環境造成的壓力水平，同時也能夠綜合反映出生產技術水平和污染治理水平。其值越小，說明水質污染程度越輕。

5．工業用水重復利用率(%)。指從宏觀上反映了區域工業用水及節水水平的程度，反映了工業企業節水技術及程度。

6．城市生活污水集中處理率(%)。指報告期內城市生活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的生活污水占城市生活污水排放總量的比例，用于說明城市所具備的處理生活污水的能力及對受納水體的影響程度。數值越高，則對受納水體的影響程度低。

7．工業廢氣(廢水)達標排放率(%)。指報告期內廢水(廢水)中各項污染物指標都達到國家或地方排放標準的外排工業廢氣量(廢水量)的比例。反映了工業企業產生污染物對環境友好的程度。

8．工業粉塵去除率(%)。指企業在生產工藝過程中排放的能在空氣中懸浮一定時間的固體顆粒物排放量。如鋼鐵企業的耐火材料粉塵、焦化企業的篩焦系統粉塵、燒結機的粉塵、石灰窯的粉塵、建材企業的水泥粉塵等。不包括電廠排入大氣的煙塵。

其中：工業粉塵產生量=排放量+去除量

9.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指報告期內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量占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包括綜合利用往年貯存量)的百分比。計算公式為：

10．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指報告期內城市及建制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量占垃圾產生總量的比例。垃圾產生量用清運量代替。

11．“三廢”綜合利用產值占工業總產值比重(%)。“三廢”綜合利用產值是指企業利用“三廢”作為主要原料生產和回收利用的產品產值。其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基本綜合反映了地區開展資源回收利用的情況及其程度，將它納入評價體系中來以便更確切地反映一個地區的資源化開展情況。

社會發展指標是衡量循環經濟潛力和動力的重要標志，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程度。主要指標有：

12．中小學兒童循環經濟教育普及率(用入學率代替)(%)指全市中小學兒童入學率。做好宣傳教育工作應該作為一項發展循環經濟的重要工作來抓，尤其應針對中小學生。此指標體現開展環境教育的百分比。

13．教育事業經費支出占GDP比重(%)。指財政性教育經費預算內撥款的教育事業費部分除以GDP的比重。政府財政投入應優先保證對教育事業的投入，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應提升。

14．人均綠地面積(平方米)。指綠地面積和總占地面積的比例。指向公眾開放的市級、區級、居住區級各類公園、街旁游園，包括其范圍內的水域。

15．綠化覆蓋率(%)。指綠化植物的垂直投影面積占綠地面積的比值，反映環境質量狀況。

16．城市噪聲達標區面積(平方公里)。指城市中產生噪聲的單位和個人能夠采取防治措施，將噪聲控制在國家規定的環境噪聲排放標準以內的面積。

總體經濟的發展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程度。如經濟實力、產業結構等，均對循環經濟發展起到了阻礙和促進作用。社會經濟發展指標是衡量循環經濟潛力和動力的重要標志。主要指標有：

17．人均GDP(元/人)。指每人所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被認為是衡量國民經濟發展實力最重要的一個指標。發展循環經濟，本質上還是要發展經濟，提高經濟綜合實力。同時強大的經濟實力能為循環經濟發展提供雄厚的物質基礎和推動力，促進其持續發展。

18.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指以現期價格購買基期選定的商品組合除以基期價格購買基期選定的商品組合的比值，是反映通脹率的一種拉氏物價指數。

19．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指第三產業的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用于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程度。總體上看第三產業屬于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產業，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小。為此，該值越高，表明循環經濟發展程度越高。

20．高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工業增加值比重(%)。反映了區域產業結構高加工度化、高技術化及競爭力程度。高技術產業一般是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的產業，通過發展高技術產業對于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科技含量和經濟效益、減少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有著重要的意義。高技術產業產值占GDP比例在40%以上，表明社會的知識化、智能化基本達到現代化水平，國民經濟基本走上依靠科技進步的道路。

21．R&D投入占GDP比重(%)。反映了地區研究開發投入(經費和人力投入)水平和能力，是一組國際通用的、用于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活動規模及科技投入強度的重要指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地區經濟增長的潛力和循環經濟發展的能力。

22．環境污染治理投資占GDP比重(%)。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指在工業污染源治理和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投入中，用于形成固定資產的資金。包括工業新老污染源治理工程投資以及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所投入的資金。該指標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反映對于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和力度，同時也體現環境污染與破壞的情況。

在建立循環經濟的監測體系以外，還需要有相應的配套核算體系的建立。長期以來，由于我國都用國民生產總值(GDP)作為衡量經濟及社會發展的綜合指標和考核政府業績的主要指標。因此，各級政府部門為了追求提高這一指標而忽視了環境付出的代價。改革現行的經濟核算體系，采用綠色GDP核算體系已經迫在眉睫，從企業到國家建立一套綠色經濟核算制度和綠色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其核心也就是將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破壞的損失納入到經濟核算體系中來，引導企業自覺樹立循環經濟理念，走循環經濟發展之路。綠色GDP是指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和環境污染后的數值。綠色GDP扣除了環境和生態成本，才能真實地反映國家的發展水平，才能夠真正地為決策提供判斷依據。因此盡快出臺綠色GDP核算體系是真正實現循環經濟的一個環節。

綜上所述，循環經濟是“點綠成金”的經濟，它的魅力在于其帶來環境效益的同時，還能帶來巨大的經濟效益。發展循環經濟，可以從幾個方面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首先是以節能、節水為重點，促進企業節能降耗；其次，以推行清潔生產和發展環保產業為重點，促進工業污染從末端治理向生產全過程防治轉變:最后，以產業廢棄物綜合利用和再生資源回收利用為重點，促進資源綜合利用為新臺階，為新型工業化奠定堅實的基礎，這在我國現階段尤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參照2004年馬凱主任在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篇3

1管制、規制與監管

管制、規制與監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對于日本學者的著述傾向于將它譯為規制，如金澤良雄在《經濟法概論》一書中第一編第四章所談及的問題就是“經濟法中的規制”，植草益的《微觀規制經濟學》等。對于英美學者的著述則更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爾•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與市場》，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而在國內的經濟學著述中，管制與規制的運用也無統一的規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馬昕等所著《管制經濟學》，謝地所著《政府規制經濟學》，王雅莉所著《公共規制經濟學》，張維迎的《管制與信譽》等。在經濟法學著述中，結合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學者們大多數使用的是市場規制，如漆多俊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第十章所述內容即是“市場規制法原理與制度體系”，監管在經濟學領域很少見，但是在法學領域，有的學者將市場監管法和市場規制法并列為微觀經濟法范疇，是干預市場微觀領域的不同手段。如盧炯星認為，市場監管法與市場行為規制法同屬于微觀經濟法范疇，但兩者卻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在與法律密切聯系的層面上，管制、規制與監管并無本質區別，既包括與此相關的政策，也包括為實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有學者認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統地進行管理和節制，并含有規則、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義，通常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監管的范圍大的多，監管只是管制的一種，是從維護安全，降低風險角度進行的管制。管制與規制并無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而已，無論管制更多的適用于政策性討論也好，規制側重于管制法律表現形式也好，這些區別對于實質性研究并無意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不應該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該用規制還是用管制，而是應當著眼于經濟運行的整體來掌握適用的范圍以及與其他經濟管理方法的區別。

1.1管制（規制）的性質

丹尼爾•耶金在他的一書《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寫到的管制（規制）在戰前與戰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內容有非常大的差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關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前的管制（規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場的各個微觀領域，因此它指的是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監督和管理。而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從微觀拉向宏觀，主張管理總體經濟而不是具體的市場運作。因此，凱恩斯主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名稱“政府干預”，用與區分政府管制（規制）。丹尼爾•史普博認為管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者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者特殊行為。金澤良雄認為規制可以理解為是對于一定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部過程，并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維斯卡西認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對個人或組織的自由決策的一種強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資源是強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這種強制力。植草益認為，政府管制是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我國學者王俊豪則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對獨立的政府管制者（機構），依照一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因此，管制（規制）的性質是對微觀經濟領域和主體的干預。

1.2監管及市場監管法

監管，有學者將其解釋為監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監督和管理的內涵的簡單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義。國外有學者認為：監管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監管就是由監管者為實現監管目標而利用各種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所采取的一種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干預和控制的活動。盧炯星給監管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監管就是市場運作的條件下，以矯正、改善市場機制為目的，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和干涉，或者說，監管就是政府根據法律制定與執行規章的行為，因此，市場監管就是監管主體制定各類市場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執行這些行為規則來減少市場失靈、構建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市場競爭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監管法作為經濟法需要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不斷加深，而逐漸進入法學家們的研究視野中。目前學界關于此方面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場監管法在微觀經濟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調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監管主體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市場監管法不僅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運營的準則，也是市場監管主體依法監督、持續審慎監管、有效監管的依據，對于保障市場的安全與秩序、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有效的競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市場監管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屬于經濟法，而且應當是經濟法的獨立組成部分。它與市場規制法雖然都是調節微觀經濟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領域卻各不相同。經濟法學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體現調整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宏觀調控法和維護市場競爭的微觀市場規制法，對于市場監管法很少提及，這在各個法學著述中可以發現大多學者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如漆多俊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學》，邱本的《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等。有的則用市場規制法包含了市場監管法，但是對于兩種微觀領域的調控措施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兩者的差異。在研究微觀經濟立法時，沒有必要區別市場規制與市場監管，因為微觀經濟活動的配置應該交給市場，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時的一個次優選擇，所以微觀經濟領域的立法就應該本著少管，間接管理的原則。當需要管理一項經濟事務時，根本不用區別是規制范疇還是監管范疇，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什么時候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

2干預與調控

干預一詞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過程中似乎歷來就被視為國家或者政府的一項權力，在讀了丹尼爾•耶金的《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一書后發現，在英美國家，管制與干預有過一次巧妙的交鋒，而分水嶺就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此后大多數文獻都使用的是干預，以區分危機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凱恩斯和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引起的變化。眾所周知，經濟危機后，美國民眾強烈呼吁政府出來“主持大局”，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增加就業、降低通貨膨脹、恢復市場等，而另一方面，特別是曾經一度控制市場的資本家們，害怕政府的介入會影響到他們的活力和發展，不想再回到20世紀初那種被管制的時代，更不需要一個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這種躊躇中，管制逐漸淡出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政府發現他們試圖再次激活管制的計劃有些力不從心。調控一詞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國的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領域被使用的頻率很高，特別是當與另外一個詞——宏觀一起使用時，就構成了通說認為的國家調整經濟的兩大手段之一，即宏觀調控。調控與上述的干預在特定語境下有著同樣的內涵，就是國家對宏觀經濟生活的管理與監督。

2.1干預

即使是對政府干預最具權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也沒有對干預一詞進行解釋。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繪來說明政府干預是對的，這對于理解干預有一定幫助：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客戶，對同樣巨額財產保險收同樣的保險費吸引的往往是高風險的客戶，低風險的家庭買保險的可能性比較小。有那么多高風險客戶，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巨大，所以公司進行“干預”限定保險范圍，不讓人們想保多少就保多少，這樣做可以激勵人們安裝防火系統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來降低火災風險。又如勞資關系，純市場體系，假定雇主掌握每個雇員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經常調整工資以便使每個人生產出最多的產品，偷懶的工資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這些情況，所以走捷徑采取某些“干預”，如補貼午餐費，以提高積極性從而提高平均生產效率。從中文詞義來講干預的意思是過問別人的事情。干預是一種外在力量的影響，市場有著自身的運作機制如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價值規律等，政府對其進行干預的確是一種外來權力的干涉，相對于政府來說，市場的確是“別人的事情”。在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發展歷史，由于過度的競爭導致壟斷妨礙了自由的市場環境，于是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先有市場和市場失靈從而產生了經濟法。這也足以說明，在私有制度國家，使用干預一詞是非常的貼切，雖然即使學者們也沒有做如此的區分，如馬克•波爾曼在他的文章《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演變與國家的經濟角色》中談到19世紀末政府的經濟政策時使用的是：干預的加強，并沒有使用當時流行的詞語管制。在國家與市場不斷協調的今天，用干預來表示宏觀領域的調節，用管制來表示微觀領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方向。

2.2宏觀調控

漆多俊給宏觀調控的定義是：國家用以調節經濟的各種引導促進方式發達并形成系統后的綜合體現，是國家運用引導促進系統調節經濟的基本方式，國家從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角度，運用國家計劃、經濟政策和各種調節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活動，以調節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由于國家經濟調節的本質是宏觀和總體的，作為國家調節基本方式之一，國家所運用的引導促進方式也主要是對社會經濟宏觀和總體上的引導和促進。國家引導促進的主要著眼點和目的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總體運行，所實施的措施重在影響社會經濟的全局，而不僅僅觸及某些局部和個體。宏觀調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導性，并非強制干預或者直接參加經營活動，而是按照宏觀規劃目標和方向，給社會經濟活動者以指導、鼓勵、幫助和服務，引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調控本身具有內在力量自發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國政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一個內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場，并且運用自身的權力來規范市場運行。可以說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調控代替干預來說明政府在宏觀領域的調節更加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和國情。

3我國的選擇——以規制（監管）為重心的探索

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和發展方向以及經濟法的制定，應當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國家或者采用單一的手段，而應該是：立足宏觀調控，微觀領域重在研究哪些規制（監管）是現階段必須但是長遠要“退出”的，哪些無論是現階段和長遠都要“退出”的，哪些現階段很“弱”而長遠需要加強的，哪些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并且完善和發展宏觀調控法、以及市場規制（監管）法，明確二者的界限，發現二者的聯系，從而能夠靈活的運用于實踐當中。

在研究經濟立法時，我們要有這樣一個邏輯起點：具體的政府市場經濟活動和經濟立法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徐杰老師用了一個很貼切的詞語——互動。首先要考慮政府經濟活動及其變化是如何影響法律體系的建構和運轉，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適用又是如何影響政府管理經濟秩序的形成。在經濟立法研究過程中，應當把政府規制（監管）視為研究的重心，這不僅因為宏觀調控的理論研究遠遠豐富于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規制（監管）是直接作用于各個市場主體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場參與者將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是主導，所以對于市場規制（監管）的研究更側重于個案的分析。我國有著很深的計劃經濟傳統，如何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規制（監管），這也是為什么政府規制（監管）確實應當成為經濟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體制原因。

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起點，我們的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邏輯不斷深入：(1)國家規制（監管）市場經濟的度；(2)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如何影響經濟立法；(3)我國經濟法應該有怎樣一種體系框架。

3.1確定政府規制（監管）的度

理論界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是并沒有太大的突破，因為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活動，要作一個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受許多因素影響下，不斷維持這一種動態平衡。

3.2規制（監管）程度對經濟立法的影響

法律規范對政府規制（監管）權限的界定以及對政府取得、行使規制（監管）權程序的規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時，又對政府管理活動形成了監督，因此在防止政府過度規制（監管）或者濫用規制（監管）權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規制（監管）要發揮作用主要還是依賴政府機構主動行使權利如處罰權，因此規制（監管）的效率又會因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這些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政府規制（監管）失敗。因此，我國經濟立法應當一方面加強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防止權力尋租的出現如將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在一個個具體經濟法律關系中努力發掘傳統法律救濟的資源，關注行政處罰、私人訴訟以及公益訴訟等多種救濟手段的有效結合。

3.3我國政府規制（監管）發展前景

在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上，理論界普遍認為，應當放松經濟性規制，加強社會性規制。筆者認為，加強社會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為社會性管制涉及勞動保障、消費者安全健康衛生、環境保護、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這些都是與社會利益息息相關的領域，所以加強社會性規制（監管）是增加社會福利的有效途徑。對于經濟性規制（監管）是要放松還是加強，可以從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規制（監管）的原因來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問題。當一項經濟活動需要政府干預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預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領域就可以放松規制（監管）或者讓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給市場。在有些領域，并不是一概而論是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應當結合市場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環境來考慮。例如，電信行業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行業由于存在定價悖論、效率悖論、負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等缺陷，所以現階段政府進行規制（監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中國加入WTO，電信市場的開放勢在必行，允許國內外新企業進入，強化市場競爭力量對經濟效率的刺激作用，從而使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律成為一種普遍規律。電信行業是一個需求彈性很小的領域，基于對公共利益的考慮，電信市場的放松規制（監管）是一個慢慢放手的漸進過程。

參考文獻

［1］金澤良雄，滿達人譯.經濟法概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2］漆多俊.經濟法基礎理論［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4.

［3］吳弘.市場監管法的基本理論問題［J］.經濟法論叢,2006,(5):29.

［4］丹尼爾•史普博.管制與市場［M］.上海:上海三聯出版社,1999.

［5］金澤良雄,滿達人譯.經濟法概論［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5.

［6］王俊豪.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7］盧炯星.經濟法中的市場監管法若干理論研究［J］.經濟法論叢,2006,(5):2830.

篇4

經濟倫理學研究的方法，如果按照經濟與倫理的相互關系來分類，我們可以將之歸結為三種：第一，從倫理學到經濟學的路線；第二，從經濟學到倫理學的路線；第三，經濟學和倫理學的綜合路線。

  從倫理到經濟

倫理思想，作為先導意識，在歷史上和現實中，是與國家的治理聯系在一起的宏觀方略。經濟作為“經世濟民”的手段，一直服務、服從于社會倫理大思路。一種經濟政策、實務的出臺、運行，都需要得到倫理的首肯、支持、辯護。所以，從倫理來觀察、說明、論證經濟的合理性，是人類思維的一貫傾向。

中國先秦儒家就是按照“德主刑輔”的指導思想進行國家經濟管理的。孔子的《論語》在倫理學說的基礎上，描繪了治國安邦方略，包括對于經濟活動的原則性對策。儒家圍繞人學、倫理中心問題，在人與人之間、個人與家庭、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倫理關系上，提出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以此做指導，進行經濟活動，主張“以義導利”、“以義制利”、“義利雙行”、“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經濟倫理模式，爭取實現“富而仁”的境界。倫理規范決定、限制著經濟利益的分割。它強調家庭血緣人倫關系，以親子、長幼等家庭關系為孝悌的出發點，并進而將孝悌理解、擴展為仁道這一普遍價值倫理原則的根據。從小范圍的家庭、親戚血緣關系，延伸到社會、國家、政治生活中，嚴格規定君與臣、官與民、上級與下級的相互關系等等，已涉及到每個人在社會復雜關系中的獨特；從生命的生產與再生產在人的存在過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義看，儒家以家庭血緣人倫為軸心，展開其倫理體系，來說明經濟活動這些人類事務性工作對于倫理的實現的工具作用，勾畫了經濟倫理的原則性框架——為仁而富（目的）、“富而仁”（要求）、富中有仁（過程）。

古希臘的柏拉圖，第一次提出建立“正義”、“美德”的“理想國”。他的經濟、政治理論，有意識地建立在理想倫理思想構架體系上。在其著作《理想國》中，社會不同人等都有對應的職位、角色，從事天份，就是服從正義。他把人分為三等，認為政治的意義是神用金子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這些人是“杰出”、“最優秀”的人物；而由神用銀子做的武士則管理軍隊。這兩類人的工作就是支配人民，實現正義，為民謀利，這樣政治就達到最高“善業”程度。最下等的人是神用銅和鐵做的，那就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他們的唯一責任是勞動生產。經濟活動是《理想國》理念、政治藍圖的具體體現，個人嚴格按照天份，進行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就是正義的，既符合經濟上的職業倫理，又符合社會和人生倫理。當時的所有城邦之中，公民都可以分成為三個部分，即富人、窮人和介于兩者中間的中產階級。富人由于生活奢侈，只會發號施令，不能審慎地考慮問題；窮人則往往由于卑賤而自暴自棄，只知服從而不堪為政；同時，貧富兩階級互不信任，不管它們中的哪一個階級執政，都會引起黨爭而發生動亂。只有以中產階級為基礎才能形成最好的政體；因為中產階級較為穩定，他們既不象窮人那樣希圖別人的財物，也不象富人那樣引起別人的覬覦；既不對別人抱有陰謀，也不會受人謀害；所以最適于當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仲裁者”。在這種中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中，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還要實行以下幾條原則：第一，財產應私有公用，這樣可以防止貧富兩極分化；第二，公民（這里主要指中產階級）應輪流執政，不得搞終身制；第三，必須實行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城邦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對于柏拉圖的社會倫理、經濟定位理想，波普爾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進行了批評，認為是頑固的專制主義、與西方現代自由、平等思想大相徑庭。“柏拉圖的道德準則是嚴格的實用主義；它是集體主義或政治實用主義的準則。道德的標尺是國家利益。道德不過是政治的保健術。這是集體主義的、部落主義的、極權主義的道德理論。”（注：波普爾著，鄭一明等譯：《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頁。）但是，無論如何，柏拉圖在倫理體系對于經濟問題的貫通上，是有杰出貢獻的。

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是政治學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論述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時，就堅決主張“國家的目的”是“美好生活的普遍促進”。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開篇，亞里士多德在論述經濟學對財富的關注時，就將經濟學的主題與人類行為的目的聯系起來。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經濟研究就與人類行為所追求的目的相聯系。而經濟動機是工具理性、形而下之學，尋求幸福才是價值理性、目的因、形而上之學、智慧之學、高貴之學。他認為“人天生要過城邦生活”。經濟活動應該遵循愛、中道、友誼、國家正義（合法、恪守法律的好公民）、公平交易、比例平等等一般人性特征和道德規則。

新教運動從宗教的、道德的意義，說明經濟、世俗的勞動現象。道德主動參與、影響經濟生活，只有在高級信仰與日常經濟活動相互結合，寓高尚、神圣于世俗、平淡之中，提倡勤儉、節約、慈善、謹慎、勇敢、寬容、正義等美德，進行持續不斷的艱苦的勞動、創造、達到富裕，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的行為。世俗勞動是一種“典型”的禁欲活動，上帝本身對其選民的賜福表現為他們的勞動取得了成就（即他們通過勞動獲得了財富）。如果娛樂是為了一個合理的目的即如果它是增強身體機能所必要的娛樂，那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它成為一種純粹享樂的手段，或者成為喚醒自豪感、原始本能或邪惡的賭博本能的一種手段，則應受到嚴厲譴責。清教徒的新道德（禁欲主義、經濟合理主義思想、自由主義）與經濟活動相結合，使得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成為事實。新的宗教倫理作用于經濟生活，造就了第一批數量眾多而且異常勤奮儉樸的近代企業家和科學家，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沿著傳統文化的演繹思路，從倫理的“主義”到經濟的“問題”，自然包容、形成了經濟倫理的統合。“從《圣經》到蘇格拉底，再到20世紀的存在主義者，‘我們是否應該信奉倫理價值？’和‘我們怎樣才能最好地區分正確與錯誤？’，一直是縈繞著不可回避的，并且明顯是難以處理的。這些問題不僅在我們每天的個人生活中出現，同樣在我們的職業活動中產生。”（注：Edward  J.Ottensmeyer,Gerald  D.McCarthy.Ethics  in  the  workplace.New  York:McGraw-Hill,Inc.,1996.1.）

在經濟倫理學界，大學哲學系、宗教學科的學者，看待經濟學，進行經濟倫理研究，一般采取了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模式。他們成為研究經濟倫理學的重要力量。例如，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的羅爾斯《正義論》對于正義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應用，哈佛大學哲學系的諾齊克《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對于分配正義的審視，美國堪薩斯大學哲學系的狄喬治(Richard  T.De  George)，就是主要代表。

從倫理到經濟的認識路線，存在著自己的優勢。倫理學以哲學領域的世界觀高度，對于經濟問題有高瞻遠矚的把握；對于經濟現象，有獨到的見解，有深入的學理上的分析、論證；經濟活動的具體實踐，都可以在倫理學人類社會幸福的目的、宗旨下，得到體現，顯示了倫理學作為理論的強大包容、解釋力量。

但是，它存在的欠缺也是不可回避的。倫理學的研究，偏重于理論思辨的邏輯推理和演繹，以致于使得其中的許多理論存在著空泛、不實用、不具體、不精確的傾向。而市場經濟與道德的研究，是特別需要面對經濟生活復雜的內容的，不能光從市場經濟的理論出發進行簡單的邏輯推定。過去我們運用抽象概念、判斷、推理，來論證市場經濟與道德的關系，常常造成某些結論和社會現實不相符的后果，對于社會、群眾的認識造成誤解，甚至在實踐上帶來預想不到的危害，是值得認真反思的。

  從經濟到倫理

經濟生活、經濟研究中，經常面臨倫理問題，導致了經濟學、管理學等應用學科學者們思考、探討經濟中的倫理問題。例如：美國圣母大學工商學院的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我國經濟學家厲以寧、茅于軾、汪丁丁等。

經濟倫理學應該關注、研究的內容，其實質就是運用倫理理論進行觀照、解決經濟活動所遇到的實際問題。經濟問題導致倫理的追問，使經濟倫理得到重視。德·喬治先生認為，經濟倫理學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是一般倫理學原理在經營活動的具體案例與事件中的應用；……第二個方面是元倫理性有關內容；……第三方面內容是對企業預先假設前提的分析；……第四，對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有時會超出倫理學的范疇而涉足于哲學、經濟學或組織理論等其他知識領域；……最后一項內容是對值得推崇的道德標準和典范式道德行為的描述。”（注：理查德·T·德·喬治，李布譯：《經濟倫理學》（第五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2-33頁。）經濟活動中的職員與企業、企業與消費者、企業與環境、利潤與社會責任所關聯的生產、交換、消費、分配、服務環節，都與倫理發生密切關系。企業宗旨、價值觀、企業內部管理、外部經營，都需要從倫理的觀點加以認識。

經濟注重效率，同時自然帶來倫理上的問題，需要加以解決。它給人們帶來的福祉是明顯的，充裕豐厚的物質財富，為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社會最終的倫理目標的實現提供了物質條件；同時，它隱含著對人的尊重。效率的提高，其核心內容即是“人盡其才”。這也正是市場經濟帶來的正效應之所在；另外，它破天荒首次撕破了遮掩在人們面孔上的虛偽紗布，將功利請到人們議政的殿堂里，功利作為道德的內涵終于得到輿論的認可，效率則是道德功利性的外在表現。市場經濟背景下，不僅僅是言利和競爭，它同樣需要互助友愛，同樣需要人們具有較高思想境界。民族道義、古道熱腸、仗義執言、助人為樂等等，到什么時候都是需要的。在人文關懷與市場競爭、效率優先之間，應該有這樣一種更高更純的“黏合劑”——公平機制。追求效率與公平的結合，成為經濟倫理的關鍵內容。“涉及到利潤、增長、技術進展的問題，都有倫理上的維度：這些包括污染和自然資源的減少對社會總體的影響，工作環境的質量和特征，以及消費者的安全。”（注：W.Michael  Hoffman,Jennifer  Mills  Moore.Business  Ethics[M].New  York:McGraw-Hill,Inc.,1990,1.）

今天經濟倫理學之所以能夠興盛，甚至成為經久不息的社會運動，其根本原因是現實經濟的發展和改革。有什么樣的經濟秩序，必然會有與之匹配的道德要求。遙想當初，計劃經濟時期，道德內容與當今時代有著巨大的反差和變異。彼時，人們崇尚的是中庸平和，重義輕利。知識分子恥于言名利，科技人員不敢自詡專家，農民去市場賣個雞蛋都要像做地下工作。這就是所謂“道德的自身合理性”。從道德產生根源看，合理的道德體現著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從道德的社會性看，合理的道德是合價值與合工具的統一。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從他的“合理性”概念所特有的含義出發，將人的合理性行為分解為價值合理性行動和工具合理性行動兩種。再從道德自身看，合理道德是功利性和超功利性的統一。而從發生學的角度看，任何一種形式和社會道德都源于人的利益及其利益現實的需求。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就在于，任何一種經濟形式的生成或建立，都是與一定的道德觀念指導相關或符合某種道德要求。市場經濟取消自然經濟，既體現經濟自身運行規律的客觀必然性，也蘊含著社會倫理中推陳出新的道德必然性。“經濟倫理學是關注今天經濟世界的最重要的學科之一、也許是最容易誤解的學科。經濟倫理學領域面對特定的經濟實踐是否可以被接受的問題。”（注：O.C.Ferrell,John  Fraedrich.Business  Ethics.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91.3.）

市場經濟確定的社會動機與目的，就是試圖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利益實現，找到一種合理、有效的方式。這就是市場經濟產生的道德必然性之所在。效率原本是個經濟學范疇，是資源有限前提下資源的有效使用和有效配置。市場經濟推出一系列與自然經濟、計劃經濟迥然不同的道德內容，但注重效率的全新的道德內容卻是必然的，不可逆轉的。就像現代作家沈從文筆下的田園風光，一旦受到商品經濟的侵襲，竟也變得古道不再，至少也是摻雜了許多世俗的東西。經濟秩序發生了裂變，又何必苛求道德的亙古不變？

從經濟來認識倫理問題，有自己的特長。實證分析，細致入微，比較嚴密，改變了倫理學的空洞缺陷；效率的引進，使倫理問題的解決，找到了在實際生活中的可行途徑。

但是，經濟中的倫理研究，存在著不少弊端。尤其是在經濟學忽視、否認倫理維度時，就更加明顯暴露出來。有的經濟學家甚至完全拋棄了道德的考慮。“作為經濟學家，對人的價值偏好和道德標準是‘管不著’的，經濟學家只是在人們已有的價值標準條件下研究人的行為和人的行為的后果，以及人的行為對其他人的影響……原則上，經濟學家就其職業本身來說，可以為希特勒服務，也可以為丘吉爾服務；可以為黑幫服務，也可以為政府服務。就這個意義上而言，經濟學是‘道德中性’的學科，經濟學家是‘不講道德’的。”（注：劉偉等：《沖突與和諧的集合——經濟與倫理》，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7頁。）

講究效率，使經濟學成為功利主義獨霸的園地。功利價值、效用意識，逐漸被拔高到至上的地位，成為衡量行為的唯一標準。這樣，美德、正義等人類社會許多不能或者不好確定現實價值的東西，被置若罔聞，人們的行動在狹隘的圈子旋轉，為了暫時利益，忽視長遠利益；重視物質利益，忽視精神價值；強調自己利益，忽略他人利益。森一針見血地指出，長期以來的經濟學已淪為工程學，沒有人性內容了。“‘工程學’方法的特點是，只關注最基本的邏輯問題，而不關心人類的最終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東西能夠培養‘人的美德’或‘一個人應該怎樣活著’等這類問題。在這里，人類的目標被直接假定，接下來的任務只是尋求實現這些假設目標的最適手段。較為典型的假設是，人類的行為動機總是被看作是簡單的和易于描述的。”（注：阿馬蒂亞·森著，王宇等譯：《倫理學與經濟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73頁。）

  尋求經濟與倫理融合

在古代的人類知識與智慧學說中，保持著經濟與倫理原始樣態的自然結合。作為經濟倫理學，它是演繹與歸納方法、分析和綜合方法、抽象與具體的方法論上的整合，是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向交融。其研究內容既有“主義”，又有“問題”。“主義”是涉及倫理價值、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東西，“問題”是聯系實際的經濟現象、倫理困惑。經濟倫理學就是在經濟學和倫理學之間進行聯系、加溝通、搭架橋梁，使其最終融合起來。

到近代，亞當·斯密覺察到了經濟與倫理的難題，并且開創了試圖將兩者相結合的思路。

斯密經濟學上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建立了“富國裕民”的古典經濟學體系；倫理學上的《道德情操論》，闡明了以“公民的幸福生活”為目標的倫理思想。他希望自己能夠圓滿地解決經濟上利己與道德上利人的矛盾，也就是早在19世紀中葉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亞當·斯密問題”（有的叫作“斯密難題”、“斯密悖論”），即《道德情操論》表達的利他主義和《國富論》利己主義的論述相互矛盾的問題。

其實，斯密是把《國富論》看作是自己在《道德情操論》中思想的發揮。經濟學和倫理學，按照斯密時代蘇格蘭大學中的學科分類法，屬于“道德哲學”這一門學科，而且不是這門學科的全部，只是該學科的兩個構成部分。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談到本性貪婪和自私的地主的行為動機時說，富人只是從這大量的產品中選用了最貴重和最中意的東西。他們的消費量比窮人少；盡管他們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貪婪的，雖然他們只圖自己方便，雖然他們雇用千百人來為自己勞動的唯一目的是滿足自己無聊而又貪得無厭的欲望。在《國富論》中，斯密又談到唯利是圖的資本家的行為動機。他說，把資本用來支持產業的人，既然以牟取利潤為唯一目的，他自然總會努力使他用其資本所支持的產業的生產物能具有最大價值，換言之，能交換最大數量的貨幣或其它貨物。

斯密從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出發，來解釋人類經濟活動的動因。也就是說，經濟上的欲望，歸于道德的、情感的因素。《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只是論述需要的側重點不同；但對自利行為動機的論述，在本質上卻是一致的。在《道德情操論》中，斯密是把“同情”作為道德判斷核心的，而其作為行為的動機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承認有種種行為動機，不僅有一般的行為動機，而且有善良的行為動機。這些動機包括自愛，這也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而不是“自私”。斯密在《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中，從利己主義倫理原則來說明“經濟人”的活動，他認為，每個人追求財富，就是為了引人注目、被人關心、得到同情、自滿自得和博得贊許，是由于“虛榮而不是舒適或快樂”，富人因富有而洋洋得意，窮人因為貧窮而感到羞辱。

經濟與倫理的結合，是通過神奇的市場機制——“看不見的手”——公平的承擔者的“紐帶”聯結的。《國富論》中這樣來論述：“像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并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并不因為事非出于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注：亞當·斯密著，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7頁。）在這里，這只“看不見的手”是用來比喻說明競爭過程的有益后果的。而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被用來說明對財富的獲取欲本身，如何實現促進人類福利這一更大的社會目的：“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對生活必需品做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并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注：亞當·斯密著，蔣自強譯：《道德情操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30頁。）可見，在《道德情操論》中，這只“看不見的手”所起的作用比在《國富論》中所起的作用更為基本。在斯密看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是從個人利益出發的，而在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必將促進社會繁榮。社會利益就是以個人利益為基礎的。正是由于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存在和發生作用，使經濟達到“自然平衡”。同時，它可以實現人類社會政治、文化上的平衡。斯密通過互利交換的現實，來闡明其觀點。社會法規正是作為那只“看不見的手”的具體表現，使不同利益的人得以和平共處、各得其所。

在當代，試圖恢復古代、近代思想家對于經濟倫理全面思考的學者中森是杰出代表。

篇5

一、相關理論研究及其意義

經濟景氣研究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歷了五個階段，已經有了大約近百年的發展史。最早的是哈佛指數階段，該指數是由13項監測指標根據時間差異關系分別編制的。包括與股票市場有關的“投機指數”、與商品交易市場有關的“商情指數”，以及與金融市場有關的“金融指數”。該指數不僅能夠指示景氣動向，而且能夠超前預報；第二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形成階段。1937年密切爾和伯恩斯研究了近500個經濟指標的時間序列，選擇了21個指標構成超前指示器，之后又提出了研究報告“循環復蘇的統計指標”，預測出了經濟轉折的時間，并被后來的實際經濟波動所證實；第三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發展階段，這階段對擴散指數進行了大量研究工作；第四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國際化階段，20世紀七十年代，NBER和穆爾的國際景氣研究中心將經濟景氣方法用于監測分析國際經濟波動，最初建立的是西方七個主要工業國家的經濟監測指標體系；第五階段，景氣監測預警體系創新化階段J.H.斯托克和M.W.沃森提出了新的景氣指數概念和制作方法。特別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景氣指數方法的應用范圍逐漸擴大。

景氣研究思想在不斷開拓創新，實際應用中不斷改進和完善，目前已經成為世界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監測經濟運行的一種重要手段。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較晚，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才開始相關的研究工作，近十幾年我國景氣指標的相關研究累積了大量經驗，并逐步建立了我國景氣指標體系，用其監測分析我國經濟波動。

美國的次級貸款危機無疑是當今全球經濟中最好最大的事件，它對全球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發達國家到廣大發展中國家，所有的經濟體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各國宏觀經濟的運行狀況無疑成為監測的重點，我國地域廣闊，區域經濟有很好的多樣性，加之對我國區域經濟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尚未形成體系，所以對區域宏觀經濟運行先行指標體系的研究具有積極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一方面我國相關理論的研究存在不足之處，盡管景氣指數方法在國外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在我國理論發展還相對落后，缺乏理論創新。本文試圖從景氣循環指標體系的領先、同步、滯后指標的模式中將先行指標分離出來，對先行指標和先行指數進行研究，對景氣循環方法的深層次研究以得出較為適合的區域經濟特性的先行指標體系；另一方面提出將以一個區域經濟數據為背景來建立實證分析，構建出區域經濟運行監控的先行指標體系，對省一級政府更好地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協調經濟發展、保持經濟快速平穩運行、避免出現較大波動有實際指導意義。本文對國內外景氣指標體系構建理論和方法進行了充分地研究，對我國舊先行指標體系進行了必要的參考，旨在建立一套適應當前宏觀經濟管理需要的經濟景氣先行指標監測體系。本文對指標序列的研究方法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進，在指標篩選方面力求更符合區域經濟特性，對經濟波動更敏感。

二、區域經濟景氣指標體系的指標選取

區域經濟先行指標的選取一定要切實結合區域經濟的特性。由于我國傳統二元經濟發展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分布和政策上的原因，我國各地區逐漸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區特色的經濟，包括金融外貿服務型、農業加工和能源礦產型等等各種類型的經濟。在早期已經研究的經濟指標體系下，還要著重考慮能反映區域經濟特性的經濟指標。

除此之外，選取指標的原則包括：1、先行性。所選指標對GDP有明顯的先行性，其變動先于基準循環指標，能夠在一個比較早的時間顯示、預測總體經濟波動，對GDP的變動有一定的導向性。2、經濟重要性。與基準指標之間的先行關系有重要的經濟原因，能夠引起經濟活動的波動，表現經濟主體的預期，對經濟活動的變化調整迅速。3、周期性。其周期趨勢必須領先于基準指標，并且能夠保持相對的穩定。具體來講，與基準循環波動相比，先行指標的趨勢變化至少領先3個月，并且表現為兩次以上的單向引導關系。4、數據質量。統計覆蓋的序列口徑寬廣，盡可能覆蓋經濟重點部門的指標序列，數據在月份而不是季度基礎上編輯，數據及時易得，無間斷，無頻繁修正。

指標的篩選原則隨著經濟的發展、各國統計體系及統計方法的不斷完善，統計的種類越來越多，統計指標的數目也日趨龐大，形成了規模巨大的信息資源。其中，影響景氣波動的不僅有產業的活動，還包括就業、金融、財政、消費、物價、庫存、貿易等領域的廣泛的經濟活動，因此收集數據時應盡量包含這些領域。

從大量經濟指標中選擇景氣指標還應考慮到以下幾條基準：（1）經濟上的重要性；（2）統計上的充分性；（3）統計的適時性；（4）與景氣波動的對應性。經濟上的重要性是指所選指標在景氣的把握上是特別重要的，并且代表經濟活動的一個領域，所選指標合起來代表經濟活動的主要方面；統計上的充分性是指該指標是月度（或季度）統計數據，并且數據區間較長、較完整、覆蓋面大、可信度高；統計的適時性是指數據能及時定期地統計上來，并予以公布，在每月（季度）后的1～2個月（季度）內即能使用；主要參照以下標準：（1）指標跨越的時間盡可能長，一般時間跨度至少包括5次循環。但根據具體情況，可以適當縮短跨越時間長度的要求；（2）先行指標的峰值比基準循環的峰值先行至少三個月以上；（3）各個先行指標的特殊循環與基準循環接近一一對應，且在最近的連續三次循環中，至少有兩次循環的峰值保持先行三個月以上。通常，指標體系是用于監控實際產出的周期性波動，為此要盡量采用指標的不變價序列。三、指數的合成及檢驗

經濟景氣指數是綜合反映社會經濟變量波動的相對數，具有簡潔性、直觀性的特點。經濟景氣分析就是利用經濟景氣指數將不同數量的社會經濟現象加以綜合度量，進行動態比較的一種綜合分析方法。經濟景氣指數從最初數據篩選到最終指數合成，編制過程較為復雜。初選指標組確定后，要進行基準循環模式的確定、基準指標的選取和對指標初步分類等工作。對季節性明顯的指標序列進行了季節調整去掉季節因素，通過比值求出指標的增長率序列，然后進行第二次調整去除不規則因素，得到景氣指標增長率序列組。合成指數CI不但可以反映景氣變動的轉折點，還可以把握景氣變動幅度的相對大小，并給出數量標志，因此采用CI合成指數。在合成方法上，使用美國商務部的合成指數計算方法，并使用等權。通過K-L信息量法、時差相關分析法和峰谷對比分析法，對指標增長率序列組進行篩選、分類，確定出景氣指標的先行、一致和滯后指標終選組。

先行合成指數用來預示未來經濟運行軌跡的變動趨勢；一致合成指數用來反映當前經濟運行方向和運行力度；滯后合成指數用來最終確認經濟循環的轉折點和經濟運行的某一狀態是否開始或結束。利用合成先行指數曲線和GDP增長率進行比較，以檢驗合成先行指數的先行預測效果，并且可以通過實際應用對各合成指數的效果進行檢驗，并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斷對其進行調整和改進。

四、結論

八十年代以來我國學者在經濟景氣周期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一套區域先行指標體系，但我國較薄弱的數據基礎給合成指數的編制帶來困難，加上我國的統計體系還不完善，統計的范圍還不夠廣泛，統計數據的時間長度也較短，統計口徑經常調整。再者，在指標合成過程中的一些技術細節有待改進，比如時差的測定數據平衡性檢驗等方面。

合成指數所使用的指標都是經過季節調整，去除了季節因素和不規則因素的序列，增長率循環分析仍是景氣分析的主要方式。區域經濟政策作用具有不確定性，給經濟景氣分析工作帶來更大的難度。最后應該指出，經濟指標的循環特性是不斷變化的，同時，統計數據采集方法也在不斷調整。指標體系使用過程中要定期考察各指標的先行穩定性，及時對指標體系進行調整和修訂。

區域經濟景氣先行指標監測體系有利于我們正確把握區域宏觀經濟走勢，增強區域經濟調控的預見性、科學性和有效性。因此，要建立一套適應各區域經濟管理所需要的經濟景氣指標監測預警體系并定期對其進行調整和完善。在借鑒國外先進的研究經驗的同時，如何使區域景氣指標體系發揮更大的作用，仍需要做大量的相關研究、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及時性和全面性，到模型方法的實用性、科學性和先進性等一系列問題，都需要我們后續的努力，最終使完善的區域經濟景氣指標體系為經濟建設服務。

參考文獻：

篇6

1、以產權制度改革和產權關系調整為核心和主線。

改革者也許并沒有意識到最初的，以“放權讓利”為內容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當時也沒有產權理論作為指導。但是，這場改革實質上就是權利關系的調整。這種選擇也許是制度變遷的內在力量的推動和人們的本能選擇。無論是農村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關的改革，都是以責權利關系及其制度的調整為核心和主線。農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鄉鎮企業的建立、發展和改革，在家庭聯產承包制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農業產業化等。考察這一過程，我們發現每一步改革的實質都是“產權制度改革”或“產權關系的調整”。國有企業改革實際上從一開始就是產權制度改革，因為放權讓利、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租賃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質上都是調整企業和政府的產權關系。公司治理結構的改革，實質也是企業的利益相關者責權利的界定和調整。

2、以舊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強烈的環節——農業制度為突破口。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早是從農村的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組織制度開始的。為什么制度變遷首先發生在農村？我們認為這是適應客觀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選擇。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價格剪刀差以及戶籍管理制度，使農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損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為集體經濟，實為變相的國營經濟。與城市的集體和國營經濟不同的是，國家對農村的集體經濟基本上“管而不包”。這樣農村改革的機會成本很低，農村對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強烈。因此，農村相對于城市而言，舊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產生，自發的制度變遷發生之后，更能夠得到政府的迅速認可和支持。

3、允許舊體制外生產新體制，即體制增量調整與體制存量調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進后者。

中國的經濟體制，在舊體制的根本性變革難度較大的情況下，確實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體制外突破來改革經濟體制的結構和促進或倒逼舊體制的變革，這是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經驗之一，應該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和經濟的持續增長靠的就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無論體制改革還是經濟增長，都是“兩條腿”走路。公有制經濟（包括集體經濟和國有經濟）的體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要早。對集體農業經濟體制和國有企業的改革，包括對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紀70年代末就開始了。而且，在強調體制外改革的積極作用的同時，決不應當忽視國有經濟在改革和發展中的巨大作用。與非國有經濟相比，國有經濟市場化的速度較慢，這固然不利于市場化的進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經濟資源特別是關系國民經濟命脈的部門處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這不僅有利于維護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有利于控制轉軌過程中的各種矛盾，而且能夠在市場機制很不完善的情況下，通過政府的調節彌補市場的不足，克服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政府導向的作用，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轉。國有經濟實際上也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和非公有經濟的發展承擔著成本。我們假設：國有經濟體制一開始就徹底變革，那么，非公有制經濟能否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能否順利？這些問題的答案可能要改變。

4、包括政府在內的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國經濟體制變遷過程中的初始主體可能存在比較大的差別，但是在制度的設計和變遷過程中，是多元主體聯合創新體制，并不斷進行著角色的轉換。其中，政府作為多元主體中的一員在體制創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以農村改革為例。前面已經分析，農村經濟體制變遷包括許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與農業產業化相適應的正在進行的制度創新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不同主體扮演不同角色，起著不同作用，不同階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變化的。政府雖然不是在每一項改革或改革的每一個環節上都充當主角或領域者，但是，它作為重要的制度變遷主體的作用是不可否認的。

家庭承包責任制作為制度創新在很短時間里向全國推廣，則屬于新制度的擴散。在這一過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體。它對的認可、支持極大地打消了廣大農民和各級地方政府的顧慮，使新制度以盡快的速度擴散。當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實是：這一變革除了觸犯了少數人的既得利益外，于農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屬于帕雷托改進，所在大家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支持改革的。

家庭聯產責任制也有局限性。還是農民自己在實踐中于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創造了一種揚棄、適應生產規模進一步擴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無疑問，廣大農民自己是主角，他們是制度的設計者和實施者。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認可、順應、引導。

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創新，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又拉開了帷幕。農民現在已經意識到家庭小規模經營對他們的種種不利。因此，農民們自己又在探索，他們仍然是創新的主角。

鄉鎮企業的發展既是中國農村的產業革命，又導致了整個農村經濟體制的重要創新——可以與農業中的家庭承包責任制相提并論的制度創新。這一創新有一個過程，在過程的不同階段，創新的不同主體及其相互關系是有所變化的。幾乎在家庭承包制剛剛全面實施的同時，“社隊企業”開始實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隊包給一些“能人”。這些“能人”都是農民，是農民中的“基層干部”或原來就是“社隊企業”的經營者。第一步制度創新，是由“基層干部”唱主角，集體代表——公社、大隊、生產隊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廣大農民共同參與的，幾乎沒有反對的主體，因為它對任何一個群體或階層或國家，都是有益無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顯然支持，但不是創新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不是主角。

20世紀80年代中期，已經有些大膽的農民開始投資辦企業了。有些單獨辦、家庭辦，有些是農戶合伙辦，這就使鄉鎮企業自身的組織也出現了新形式——家庭企業和合伙企業。非公有的鄉鎮企業取得了超常發展。農民自己仍然是創新的主角。政府，特別是中央政府起了一個“放”或“允許”的作用，即所謂“給政策”，例如國務院1984年的4號文件認可、允許個體或聯合投資。當然，“放”本身也是一種對創新的“參與”，它與阻撓或觀望是不同的，與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樣。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也是這一制度創新的重要主體。

20世紀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進行了更深層次的體制創新，目標是與現代市場經濟接軌。最大的特點就是政府特別是縣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創新主體”行列。因為經過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鄉鎮企業走上了自我發展、自我創新的道路。在政府跟鄉鎮企業沒有產權關系，鄉鎮企業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權、給什么政策的情況下，政府面對鄉鎮企業的制度創新，就顯得沒有什么可為了。進入90年代以來，鄉鎮企業從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

司、集團化的演變，都是鄉鎮企業、鄉鎮企業的投資者和廣大農民自己的事情，他們順應市場、產業變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產權關系和企業內部組織結構的創新。這是由他們的產權及由此決定的經濟地位和經濟利益關系決定的，他們有產權，從而有談判實力，能夠左右制度變遷的方向，而且也必須左右，以維護其產權收益。

國有企業至今為止的制度創新，盡管地方政府、企業及企業員工等主體在不同階段的角色或作用在變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創新初期很短時期外，一直都是創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導，它決定創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組織試點和推廣。

5、從制度變遷的規律和中國實際出發，選擇漸進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對于體制轉軌，理論上存在多種途徑或方式。在實踐中，也有多種方式，人們把20世紀開始、持續至今還沒有完成的許多國家的改革，大體上劃分為兩種方式：漸進式改革和激進式改革或“休克式療法”。從改革的效果來看，比較多的人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漸進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標志是，在市場化改革推進過程中，經濟快速發展，連續20年經濟平均以近兩位數的速度增長；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限制在公眾可以承受的范圍內，從1979年至1999年，社會零售物價上漲率平均為6.6％（居民消費價格上漲率從1985年至1999年平均為8.9％），沒有到兩位數，從而沒有危及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張卓元，2000）。由于經濟快速發展，物價上漲率總的來說處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圍內，全國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實惠。

所謂漸進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經濟制度不發生較大變化的情況下，對經濟發展過程中限制或阻礙經濟發展的經濟體制進行逐漸地改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體現在許多方面：從農村改革開始，然后擴展到城市；先著力發展比較適應市場經濟的非國有制經濟，而后重點推進國有經濟的改革；先發展商品市場，然后著重發展生產要素市場；價格改革先調后放，調放結合，并逐步同國際市場價格相聯系；生產、流通、價格等都出現計劃內外雙軌制，然后向市場單軌制過渡；經濟特區、沿海城市改革開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內地推開，實現全方位開放等等。在改革推進的方法上，也是這樣。先是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隨著經驗的積累，逐步實行相互協調、相互配套的整體推進；還有是先易后難，先改革那些比較容易改的領域，最后搞攻堅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中國的國有企業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著密切關系。由于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牽涉到國家財政收入的穩定、社會成員的就業與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國經濟改革中最為復雜、最為困難的改革。為了保持社會穩定，避免對企業的迅速改革可能導致的生產下降，失去社會大眾對制度變遷的支持，同時又要提高企業經營效率，中國企業制度的變遷實際上是通過體制外變遷和體制內發展相結合的道路來推進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兩條腿”走路。

當然，我們只能說，從目前的情況看，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比較成功。但是，它同樣有其局限性。而且，我們也不能認為或斷定激進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長時期的時間去檢驗。不同國家在不同時期的制度變遷所面臨的環境和約束條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選擇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或教訓

1、對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狀況重視不夠，造成的后果將是深刻而長期的。

我國在進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的同時，也在收入分配領域進行著相應的改革，提出了“按勞分配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結合，“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實際情況是，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1）從基尼系數來看，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1978年我國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33，這說明我國當時屬于個人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國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數已達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僅超過了國際上公認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過了美國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數。（2）從城鄉收入差距來看，根據國家統計部門的調查，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率為2.36∶1，1985年為1.72∶1，1999年為2.65∶1；從這三個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現出先縮小后又擴大的趨勢。（3）從地區收入差距來看，1980年東部地區職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區，中部地區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約到1989年前后，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基本持平。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漸拉開，到1997年東西部地區的職工收入比達到1.4∶1；農村收入差距則從1980年的1.46∶1擴大到1997年的2.5∶1。（4）從行業收入差距來看，據統計，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煤氣和水生產供應業，職工平均工資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社會服務業，職工平均工資為392元，二者絕對差距是458元，相對差距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業為金融保險業，職工年均收入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業為農林業，職工年均工資為4，528元，二者絕對差距為6，015元，相對差距擴大到2.35∶1。（5）從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來看，據溫州的一項調查，在一般的私營企業中，企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21倍，在具有百萬資產以上的私營企業中，業主的年收入為一般職工的79倍。而據湖北省統計局、勞動廳、計委聯合調查組對湖北省50家停產半停產企業的1258名職工的調查顯示，他們的平均月工資只有66元，僅相當于私營企業主月生活費1827.56元的3.6％（韓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已經導致了嚴重而長期的社會經濟問題。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雖然有許多種，但是大多數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數居民雖然有強烈的需求沖動，但是沒有購買力，無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內難以消除，而且隨著我國按勞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實施，這種收入差距還會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

2、政治體制改革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導致經濟體制改革有時難以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在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從現實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滯后于前者的。當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遇到難以解決的問題時才考慮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動或大推小動，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滿意，例如，機構改革，越改越臃腫。可以說，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后，成為經濟體制改革的阻力。

3、對技術創新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關系重視不夠，技術創新落后于制度創新。

這里所謂的“技術創新”是指直接生產領域的技術發明、創新、運用，不是科學家的實驗室或檔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革不斷進行，可以說制度創新是明顯的。但是，技術創新相對于制度創新是嚴重滯后的。技術創新滯后于制度創新的后果就是當制度創新所帶來的效率完全發揮出來之后，經濟發展的動力就趨于消失。

從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來看，從1978年開始的農民自發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農業技術基本上沒有創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現在，農業技術也沒有太大的、普遍的進展。國有企業主要強調進行經營管理體制和產權改革，技術領域的改革和創新、設備的更新和改造、員工的技術培訓等，都沒有明顯的進步。在調查研究中也發現，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企業在面臨相同的制度環境和市場環境下，在制度變遷發生后，雖然在短期內都促進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好轉，但是過幾年后，卻出現了企業效益的明顯差異。其中一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術進步的作用。這也說明了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后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

當然，制度創新與技術創新是互動的，技術創新的相對滯后，也與制度有關。說明制度安排對技術創新、推廣和運用沒有足夠的激勵。因此，我們應該從技術創新的相對不足反思我們的制度創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漸進式改革的累積成本或后攤成本成為進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易到難，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目前的國有企業改革已經進入攻堅階段，這實際上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所導致的。漸進式改革強調在不改變憲法、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進行改革。從另一角度來看，制度的適應性總是有限的，任何一種制度只能適應特定的環境，而且這種適應也只能夠在短期內適應，可以說適應是相對的，而不完全適應是絕對的。例如，價格雙軌制是漸進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現之一，但是價格雙軌制所帶來的“腐敗”問題，則可以看作是漸進式改革的累計成本；在舊體制外生長出新體制，舊體制的改革則逐步進行，這種漸進性確實既依靠新體制的外力推動舊體制變革，又不至于使因舊體制的突然崩潰而導致巨大的社會震蕩。但是，它卻產生了新舊體制之間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對舊體制內公有經濟形成巨大沖擊，境況相對惡化，導致舊體制改革的難度越來越大。目前國有企業的效益不斷下降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國有企業大量下崗職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漸進式改革的后攤成本越來越大，成為進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篇7

1經濟責任審計存在的問題

1.1對經濟責任審計認識不夠

不同部門對經濟責任審計的認識不同，客觀上造成經濟責任審計難以開展。從經濟責任審計制度定位上看，有人認為經濟責任審計在干部監管中發揮有限的作用，既是經濟監督又是行政監督，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的行為受多方面行為規范的制約，由此形成道德、政治、經濟等各方面公共責任與控制有機結合的監督體系，各種責任交織一起，很難把握準經濟責任審計的地位。但社會大眾及有關部門對領導干部經濟責任審計定位過高，而將審計結果的運用簡單化、絕對化，影響了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開展。

1.2審計時間不足。審計力量有限

經濟責任審計是一項時間跨度大、工作量重、時限緊迫的綜合性審計工作。由于很難預測組織、人事部門委托審計的時間，不能列入審計工作計劃內，經濟責任審計的內容和范圍較廣，而審計時間要求往往比較緊，要準確界定領導干部的責任，實事求是地評價干部的工作業績，在有限的時間內就很難達到目的。還有一些審計工作是臨時交辦的，審計時間與會計決算期也不一致，基層審計人員任務繁重，加上目前高素質的審計人員較少，這使審計力量受到限制。

1.3審計人員素質不高

經濟責任審計的高要求、高難度與審計人員素質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審計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審計資料的占有和對宏觀經濟形勢下領導干部行為的判斷。這就要求審計人員要具備多方面的知識，而我們相當審計人員的素質還達不到這個要求，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文化知識、理論水平和業務技能偏低，專職人員少，兼職人員多，缺乏必要的審計專業知識和技巧，但需要審計的項目眾多，往往在審計委托書下達后臨時組建審計小組，很難保證審計人員的質量。

1.4經濟責任審計評價難

經濟責任審計報告的核心內容是評價被審計領導干部的經濟責任，評價的準確、恰當、公正、客觀與否，直接關系到審計質量和風險。由于經濟責任審計內容的廣泛性，它包含了財務、法紀和績效等各方面的內容，綜合性很強。審計評價的內容、目的、要求不明確，沒有一個統一的評價標準，給審計工作帶來很大的隨意性和伸縮性，使審計評價難度增加。

1.5審計結果運用較差。重視不夠

審計結果運用主要是組織、人事部門和紀檢部門的工作范圍，客觀上造成了審計與結果運用的分離。審計機關要應付過多的審計項目，沒有運用好審計結果，雖然工作上付出很多，但是收效甚微。經濟責任審計在結果運用方面主要存在以下問題：審計結果的利用率低，“先離任后審計”的現象普遍存在，造成審計結果報告滯后于組織部門選拔、任用干部，用人和審計脫節；黨委政府及其相關部門領導干部對審計結果的態度，多年的審計實踐已充分證明，若得不到當地政府及其相關部門領導干部的重視，審計結果很難以得到有效運用；審計結果的不公開不透明，審計結果運用缺乏標準，對審計結果的有效運用也會帶來不利影響。2改善經濟責任審計的對策

2.1提高認識，完善相關的規章制度

要搞好經濟責任審計，提高認識是關鍵，必須加強法律法規方面的宣傳，提高各級領導干部對經濟責任審計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營造一種制度化、規范化的工作氛圍，促使各級領導干部解放思想，轉變觀念，正確認識到經濟責任審計是加強領導干部隊伍建設的一項重要措施。同時中央及各級部門要高度重視經濟責任審計相關規章制度的完善工作，根據實際情況出臺了一些新的制度、規定和辦法。對審計結果運用中各機關的職責做出了明確規定，建立和完善了經濟責任審計結果公告制度、運用反饋和檢查制度、運用情況督查制度，以有效地促進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規范化、科學化。

2.2提高審計人員素質

經濟責任審計是一項政策性和專業性極強的審計工作。實踐證明，保證審計工作質量的前提是提高審計人員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加強對審計人員自身執政能力的培養。各級單位部門要選派那些經驗豐富，具備相應的技術資格和業務能力的審計人員充實審計隊伍，還要加強對審計人員的后續教育與培訓，使審計人員形成一種基本的職業意識，這種職業意識應隨著經濟責任審計的職業化規范的健全而逐步強化，將審計人員從行為的強化延伸到思想意識上的強化，保證審計的獨立性。

2.3合理利用審計力量

經濟責任審計的工作量較大、時間要求緊，在保證審計質量的前提下，必須合理運用審計力量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首先要加強部門之間的協調與配合，共同做好經濟責任審計工作。各級領導干部的重視和被審計單位有關人員的積極配合，是開展好經濟責任審計工作的基本保證。其次要加強經濟責任審計的計劃性，妥善處理工作任務較重與審計力量有限的矛盾，合理安排、統一組織。再次要對審計工作進行合理分工，充分發揮內部審計機構和社會審計組織的作用，提高審計質量。

2.4規范審計評價

建立一套科學、合理、便于操作的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是一個可行的方法，但要考慮到目前審計機關的工作量，并圍繞審計目標、被審計人的經濟責任和不同單位或部門財政財務收支活動的實際情況來設計、實施。要做好審計評價工作，必須堅持客觀全面、實事求是的原則，重要的是在進行審計時，要遵守黨和國家制定的各種法規、經濟政策、規章制度等，也要遵循從事經濟活動處理經濟信息的各種理論上的原則、程序和方法，以及社會公認的一般慣例以及科學上、職業上的規則等。審計評價必須突出重點，結論要恰當、準確，不至于引起誤解。

篇8

一、引言

本人在《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解析》一文中指出了該法案所蘊含的土地產權私有化的性質，這種特別的性質，不僅使它與以往的土地法案不同，而且，本質上確定了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收益、流轉、出租等權限，而這些權限，在過去絕大部分是歸村委會的。進一步看，2002年土地法案實際上剝奪的村委會關于對土地各種權限的權力，這正是2002年土地法案光輝之處。但是，依據產權理論，如果不使私有產權落入共有領域，不僅需要清楚地界定產權，也需要有效地保護產權。2002年法案只是清楚地界定了土地的大多數權利歸屬于農民，但是并不能保證農民能夠真正地擁有這些權利。在以往的土地法中也規定了農民的一些土地權屬，如土地承包15年不變，或30年不變，但是由于農民不能保護自己的權利或保護自己的權利代價太大，我國農村很多地方的農民都或多或少地被村委會剝奪了這項權力——未到承包期強行收回土地等等。阻礙農民不能確保行使自己的土地權利的障礙有兩個：（1）農民不能保護自己的土地權利，或者說村委會或鄉政府越權行使自己的權力，侵占或剝奪農民的土地產權；（2）鄉政府或村委會通過收取各項稅費侵占或剝奪農民的土地收益或土地租金，變相侵占農民的土地產權。

本文從這兩個問題出發，研究農村的方案設計問題，指出一些流行觀點的錯誤，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

二、租、稅、費之間的關系

為了清楚地說明目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方面的關系，本人先從一個簡化的關系入手分析：假設農村土地制度只存在兩個當事人：村集體（村委會）和個體農民。村委會擁有土地的私有產權，其經濟關系是市場關系，交易費用為零。在如此假設下，村委會與農民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地主與農民的關系，如果村委會不自己耕種農田，并且所有的土地都由農民耕種，農民和村委會之間只有一種關系——土地的租賃關系。如果村委會除了將土地租給農民耕種而不能將農地轉作他用，那么，這個村的土地供給就是既定的，因此面臨一條垂直的供給曲線。如果將村集體作為土地的出租方，農民作為租賃方，租金率就是市場的均衡租金率R，農民按這個地租率交納地租給村委會，村委會按此地租率收取農民的地租。當然這暗含了在此地租率下農民愿意租賃的土地數量都可以被滿足，因為租地農民的租地數量若多于村委會擁有的土地數量，均衡地租率會上升；而租地數量少于村委會的土地數量，則均衡地租率會下降。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此時資源達到了最優配置，經濟是有效率的。

如果在這個簡單的模型中加進政府，政府以征稅人的身份出現，政府征收一個為T的數量稅（征收從價稅與從量稅的道理完全相同），在土地供給剛性的條件下，稅負T完全由村委會承擔，農民的收入不受影響，土地的配置效率也不變，此時，村委會獲得的實際地租為R-T。

如果政府征收的稅收T等于地租，則村委會得到的地租率就為零，即R-T=0。若政府征收的稅收T大于R，則村委會每出租一畝土地將賠錢T-R塊錢，這樣村委會將放棄土地的所有權，從而政府也將不會擁有稅收，因為無人耕種土地。因此從雙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看，政府的稅收不會高于地租率R，一般地說應該小于地租率。

目前，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土地所有權歸屬于村委會，村委會將土地承包給農民，收取一定的土地承包費F，政府對農民征收一定的農業稅。按中央文件，村委會承包給本村農民的土地所收取的承包費用是非常低的，若加進政府所征收的農業稅，仍然低于市場上的租金率，即R-T-F>0。由于村委會除了征收土地承包費外不再征收地租，因此，農民的土地凈收益扣除了村委會的承包費F和政府的稅收后，凈收益大于零，這意味著農民獲得了部分的地租，或者說農民擁有土地的部分剩余索取權。但是，土地的這部分地租并沒有完全地歸屬于農民，村委會除了向農民代國家征收的農業稅和為村集體征收的承包費之外，還向農民征收各種各樣的費用。這些費用名義繁多，基本上包括稅、費和義務工三部分，扣除農業稅外，還需征收：農業特產稅、屠宰稅；費部分指鄉政府征收的鄉統籌和村提留，包括：民兵巡聯費、計劃生育費、五保戶、現役軍人費、教育附加費、城鄉道路費等五統；村集體征收的村提留包括：公積金、公益金、管理費等三提；義務工包括：10個標準工作日的義務工和20個標準工作日的勞動累積工，另外還需加進各種集資款及不定期的雜費收取等等（部分項目在稅費改革中已經被消除了），這些已演變成目前我國農村越演越烈的農民負擔沉重問題。這些費用，有些是按人口征收的，可看作人頭稅，有些是按土地征收的，可看作是土地稅。若令按土地征收的費用為H，則一畝土地的收費總額為：政府稅T+承包費F+其他各項按土地征收的費用H。如果土地租金R扣除這些稅費項目后還有盈余，即R-T-F-H>0,農民還擁有部分土地凈收益，因此，農民還會繼續耕種農田，但是，如果R-T-F-H<0，說明農民耕種土地的凈收益為負，即每耕種一畝農田將賠錢，農民就會棄荒土地。就前者而言，因為農民擁有部分土地的凈收益或部分土地剩余，這就為村委會濫收費提供了空間，村委會各項收費項目就有可能增加。若令H上升，直到R-T-F-H=0為止，農民處于放棄農地的邊際上，這一點就是村委會增加各項收費的邊界點，只要收費項目低于這一點，村委會增加收費項目就不會使農民放棄土地，只要高于這一點，農民就會放棄土地。

如果進一步假設，農業稅T和承包費F是固定不變的，那么，變化的收費項目就是H，只要存在R-T-F-H>0，村委會就會增加H項目，直到R-T-F-H=0為止。這就解釋了為什么有些地區農民負擔會越來越重的原因，村委會在不斷攫取農民的土地凈收益。

若農民擁有土地的私有產權，村委會是否就不能攫取農民的凈收益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這就是稅和租的區別。

無論土地的所有權歸誰，只要農民擁有土地的私有產權，農民就擁有了土地的收益權、使用權、轉讓權。土地的轉讓權包括土地的出賣權、出租權和廢棄權。如果農民自己耕種土地，土地的收益扣除土地的各項投入還有剩余，這剩余部分就是土地的地租，因為農民擁有土地的收益權，因此地租歸農民所有。如果農民將土地租給他人使用或耕種，就會收取地租并歸農民所有。如果政府開征稅收，稅賦負擔將完全的落入農民頭上，而不論農民自己耕種土地還是租給他用。假設政府的稅收低于農民獲得的地租，則農民將繼續耕種或擁有土地；若稅收高于地租，則農民就會將土地棄荒，不僅不會耕種，也不可能出租，若稅收等與地租，則農民處于耕種與棄荒的邊界。

同理，如果政府稅收低于地租，但是村委會擁有繼續征收其他土地費用的權力，那么村委會所征收的這些費用就相當于向土地的征稅，這些費用依然用承包費F和其他雜費H表示，則總稅費為T+F+H。

這些總稅費將由擁有土地私有產權的農民負擔。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無論土地的私有產權歸誰，各種稅賦將完全由擁有土地剩余索取權的一方承擔，而不是由產權所有者承擔。

這個結論是出乎我們預料的，但事實確實如此。無論農民擁有土地的私有產權還是村委會擁有土地的私有產權，只要農民擁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權，那么農民就將負擔稅賦，如果農民擁有完全的剩余索取權，那么農民將支付所有的稅賦，但是稅賦的最高支付率等于市場的地租率。由此而得出如下推論：

土地稅賦支付者支付的最高稅賦率等于市場地租率。

三、流行的觀點

目前，流行著形形的關于解決農村土地糾紛和稅費負擔問題的方案，比較著名的有：土地私有化、稅費改革、制定詳盡的有利于農民的土地法案、取消鎮政府村委會、加強基層的民主化進程等等。本文的這部分，將詳細論證各觀點的利弊及其在實際應用中所起的作用。

1.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是近年來理論界討論非常熱烈的話題，主張土地私有化者有之，反對土地私有化者亦有之。本人對土地私有化持贊成態度，但本人主張是，土地的所有權和產權是可以分開的，只是將土地的私有產權界定給農民，而政府仍然擁有土地的所有權，而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的宗旨也正是如此。本人所以堅持土地的私有產權，基于既定約束下的成本最優或收益最大的經濟學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為零的條件下，將土地的產權界定給農民將比界定給村政府會產生更大的收益。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本人擁護土地的私有產權。但是土地的產權私有并不能完全解決我國農村所存在的土地糾紛和稅費負擔兩大難題，其理由如下：

第一，任何制度或合約能夠順利施行，不僅需要清楚地界定產權，而且還要有效地保護產權，否則制度或合約將難以執行，違約、越權及各種侵權行為將會發生。實際上，在我國農村雖然土地的私有產權沒有清楚地界定給農民，但是，農民和村委會所簽訂的土地承包法案中的各項權利的確實是相當清楚的。就土地承包年限而言，無論是第一輪土地承包法案還是第二輪土地承包法案，都確切地規定了承包年限，中央文件也規定了第一輪承包期是15年不變，第二輪承包期是30年并且不變。但是，中國許多村莊不僅沒有忠實地履行土地承包合約也沒有忠實地執行中央文件。就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經明確地將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流轉權界定給了農民，但是農民并沒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賦予他們的各項權利，這緣于兩個原因：其一，村委會不能忠實地傳達中央文件，故意或非故意地剝奪了農民的知情權（因為農民文化低、農村信息缺乏）。其二，農民不能有效地保護自己應該擁有的權利，或者保護他的權利成本太高而放棄保護。如農村村民因土地承包糾紛而打官司將面臨巨大的財產損失和人身不安全問題。

第二，正如本文的第二部分所論證的：無論土地的私有產權歸誰，各種稅賦將完全由擁有土地剩余索取權的一方承擔，而不是由產權所有者承擔。如果農民擁有土地的剩余索取權，但村委會擁有對土地征收稅費的權力，那么土地所產生的所有剩余——地租，在理論上講完全可能歸村委會所有。或者說村委會通過它的征收稅費權力，成功地將地租全部歸其所有。

因此，土地產權私有化盡管是相當必要的，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決目前我國農村存在的土地糾紛問題和稅費負擔沉重的問題。

2．稅費改革問題

農村稅費改革或降低各項稅費是許多學者和政治家熱衷的問題，并且認為這是解決農民負擔沉重的唯一出路。1998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了關于農村稅費改革法案有關問題的通知，接下來，中央接連下發了關于稅費改革的具體內容和措施。從實踐上看，有些地區開始了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目前有普及的趨勢，有些地區為了防止濫收費，采取了一事一議和各項收費登記在冊，農民人手一冊，而未登記在冊的收費農民有權拒交等具體措施，但是，這些措施的有效性并不明顯，手續也相當繁瑣，交易成本較高。另外，本質上也并沒有更本解決農民的負擔沉重的問題。或許這些措施能夠降低農民稅費總額，但是卻比必然意味著農民不再承擔不合理的稅費負擔。不過直到目前，并沒有明顯的數據說明絕大多數農村的農民稅費負擔下降。而且，有些稅費雖然被改革掉了，村委會還會變換花樣收取其他的費用，因此，農民的總稅費可能并未減少。

3.關于制訂詳盡的有利于農民的土地法案

這一建議的目的是確定土地的各項權屬，并盡可能地將土地的一些權屬界定給農民。但是，產權不僅要界定清楚，還必須能夠有效地保護，在法律上界定給農民的權利，農民并不能全部地擁有，或者說全部地擁有代價太高，因此，這項措施也不是根本解決土地糾紛和稅費負擔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這種方法奏效，各級政府必須嚴格執行各項法案，并有效地監督村委會嚴格地執行這些法案。很明顯，在目前中國農村的政治環境、行政環境、法律環境約束下，低成本地保護法律賦予的農民的權利是不太可能的。

4.加強基層民主化進程

有些學者將農村改革的希望寄托于農村基層的民主化進程上。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必須實行的。但是這一過程是緩慢的，代價昂貴的。并且農村基層的民主化進程依賴于整體政治體制的民主化進程，在整個政治體制民主化進程緩慢的情況下，一個村的民主自治組織并不能真正實現民主自治。

5．取消鄉政府和村委會

這項措施與前幾項措施比較，不僅相當極端，而且也比較孤立，難以取得較多人的認可。但是，作為一項極端的改革措施，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持該觀點的人士認為，村委會和鄉政府在目前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經是弊多利少。可是，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僅沒有給出其論斷的實證分析，也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經驗證明。本人認為，從經驗上說，撤銷鄉政府和村委會，由縣級政府直接面對一盤散沙的個體農民，其行政管理費用將是巨大的，行政難度是可想而知的。從歷史上看，至少從明清時期，行政設置就已經建設在鄉一級了，而各個村也有公共機構，雖然它不是一級政府行政機構，但是可以協調人際關系、鄰里關系和與政府之間的關系。目前我國農村的行政結構基本上采用了明清以來的行政結構形式，對于這種行政結構形式對經濟發展、社會福利等各方面的影響，目前還沒有看到令人信服的、權威的分析。因此，極端地提出取消鄉政府和村委會這種解決問題的方式，至少是不負責任的。

四、政策建議：剝奪村委會的經濟權力

根據本文的分析，本人提出一個交易成本較低、并可操作的解決方案：剝奪村委會的經濟權力，它包括如下幾項措施：

1．剝奪村委會的土地所有權，一切土地收歸國有，國家作為土地的所有者。作為土地所有者，國家擁有農用土地轉作他用的審批權、有制止破壞農地的干涉權等少數幾項宏觀調控的權利，而將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流轉權界定給農民。農民承包土地將不再與村委會簽約，而只是與國家簽約，村委會只是簽約方——國家的代表。它只具有代簽約權，而不具有任何的變更合約期限、合約數量和合約人等權力，這就從根本上制止了村委會憑借土地所有權而任意變更土地承包合約的違約行為和攫取部分地租的行為。

2．剝奪村委會的任何征收費用權，不僅村委會沒有權力征收除國家稅收外的費用，任何行政機構均沒有任意向農民征收費用的權利。實際上也要剝奪鄉政府變相向農民征收各項費用的權力。

3．村委會和其他行政機構，尤其是鄉政府，均不得以建立農村公共設施為借口而強行向農民征收任何費用。村委會和鄉政府及其他行政機構只有向農民征收法律上農民必須支付的農業稅的權力，村委會只是代國家征收農業稅，除此項權力外，它不具有任何受政府允許和法律允許的收費權力，因此就更不具有因農民不交國家稅收而被村委會制裁的權力，只有國家指定的機構（指行政處罰、經濟處罰和法律處罰）才擁有制裁的權力。

4．還村委會本來面目，使其成為一個純粹的農民自治組織。村長只是農民自治組織的組織者和召集人，至于這個組織的公共事務，由這個組織的所有人投票解決或協商解決，任何公共事務決定不具有法律上的強制性。如果公共組織決定共同分攤公共設施費用，而其中有些村民沒有執行，則不得對這些農民強制執行收費，更不能動用政權的力量迫使其繳費，一切違反這些原則的行為都是非法的。

也許有人說，實行這樣的方案，村委會的工作幾乎將陷于癱瘓。而有許多農村必需的工作將無法進行：如：公共教育、公共衛生、農民的養老保障、計劃生育、道路水利建設等等。其實不然，就目前農村村委會的工作績效看是非常差的，有些工作做了反倒不如不做，據一些權威統計資料看（國家統計局），自1978年土地承包制施行以來，我國農村的公共教育、公共設施、水利和基本農田建設投資增長相當緩慢，一些農村的公共教育，如小學校，除了一些贊助商投資或希望工程項目外，村里或鄉里基本上沒有投入，雖然在三提五統的鄉村收費中有教育費一項，但是這項費用是否完全被用于教育，在大多數農村是說不清楚的，然而可觀察的事實卻是破舊低矮的小學校，長期拖欠的民辦教師費用，因陋就簡的教學設施等等。從公共福利和養老保險來說，除了給五保戶和孤寡老人一些最基本的保證生命安全的補貼以外，大多數農村基本上沒有解決農民退休問題、醫療保健問題及其其他的公共福利問題。

農民的負擔越來越沉重，但是農民獲得的公共福利卻不見有效增長，有些地區整體的福利甚至有下降的趨勢，反觀村委會成員的行為，大吃二喝的現象是屢禁不止的，揮霍公共積累、私分賣地款項、設置私刑、隨意處罰所謂違規的農民，甚至觸犯刑律的事情也是屢見不鮮的。不僅如此，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農村村委會的班子成員，基本上是7人班子，他們都是拿年薪的，據我在甘肅省偏遠農村的調查，年收入最低的班子成員是2000元以上，而在這個村一個普通農民勞作一年的平均收入水平不足1000元。

大量的事實說明，村委會的工作是相當不稱職的，他們不僅沒有真正承擔起解決公共事務和實現村民自治的職能，隨著對農民收取費用的增加，也沒有將提高的公共積累完全用于公共設施上，因此依賴于村委會來解決公共設施和村民自治是不現實的，或者說農村改革20年來村委會的作為已經擊碎了我們的夢想，剝奪村委會的經濟權力不僅不會妨礙農村的經濟改革進程，也不會妨礙農村的各項公共福利設施的建設，對此本人的意見是：

1．農村的公共教育、醫療保健、退休制度和公共水利等設施的建立可以通過三方解決：政府解決一部分，因為農民是納稅人，政府有義務投資農村的公共設施和福利。第二部分由一些贊助商和社會慈善機構解決，如希望工程興辦的教育等等，第三部分由農民自己負擔。

2．將農村的公共設施盡可能地推向市場，實行誰使用誰交費的原則，比如對一些使用水利設施的人收費、適當收取一些學生的學費。

3．取消各種人為的城鄉差別和勞動力轉移障礙，降低農民工勞動力轉移的交易成本，提高農民勞動力的機會成本，減輕農民對土地的依賴，加快我國城市化進程，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4．對于農民負擔的公共設施費用，必須采取農民公決的方式，而不是由農民代表決定，村長或村委會只有召集集會權，而不具有決定權，從根本上解決村委會營私舞弊、暗箱操作的可能。

主要參考文獻：

1．Y·巴澤爾，1996：《考核費用與市場組織》，《企業制度與市場組合》，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2．戈登·塔洛克，1999：《對尋租活動的經濟學分析》，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3．周其仁，1994：《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社會科學季刊（香港），夏季

卷，總第8期。

4．王詢，1994：《工業化過程中的勞動力轉移》，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

5．喬治·斯蒂格勒，1989：《價格理論》，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6．O·哈特，約翰·穆勒，1996：《產權與企業的性質》，載《企業制度與市場組織》，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篇9

（1）知識經濟中最基本報生產要求是知識，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力量轉移：臨近21世紀時的知識、財富和暴力》中認為知識已灰為土地、資本、勞動和時間的最終替代物。

（2）知識經濟是在日益枯竭的自然資源下的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形態，以富有的資源替代稀有的資源，有效地利用現有資源的一種新的經濟形態。

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全球網絡的完善，使財務會計所處的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而作為實用科學的會計學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

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

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

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

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

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

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

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

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

綜觀會計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會計的發展主要是反應性，即會計主要是應一定時期的商業需要而發展的，并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知識經濟的出現，必然對現有的會計產生全面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可以從會計理論和會計實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在知識經濟中企業賴以生存、發展和壯大的基礎是企業的知識資源。而知識資源是由人力資源和知識組成的。在傳統的會計中資產是指被企業控制或擁有的能以貨幣計量的經濟資源。這就對傳統的會計計量產生影響，要求對資產這一概念擴展其內涵。

（一）知識經濟對會計假設的影響

會計理論的基本前提是四大會計假設，知識經濟的到來也對它產生影響。在傳統會計中，會計主體是指擁有一定經濟資源并對這部分資源負責，具有經濟業務的獨立主體。而在知識經濟時代，隨著網絡的發展，會計主體的外延在不斷的擴大。企業可在網絡上根據自身的要求分配、重組企業的人員，形成“網絡公司”這一“虛”的實體。另一方面公司之間存在著許多以聯營公司，合資企業等形式的松散型企業，而這些企業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解體。這種“虛”“實”實體的共存，就對會計主體的界定帶來困難，應重新對它進行定義，并以“相關利益聯合體”來定義較為合理。

傳統的持續經營假設把企業在可以預見的時間內存在作為前提。而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面臨更為激烈的市場競爭，企業隨時都有發生破產清算的可能，巴林銀行的倒閉就是在毫無前兆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持續經營假設可解釋為“相關利益聯合體的存續期”。

持續經營假設的變動必然會影響到會計分期假設。另外，“網絡公司”的存在使得原先的會計實務中較多的估計成為障礙。因為知識經濟下固定資產、無形資產的加速折舊和市場瞬間萬變的情況會給公司帶來意外的收益，這樣一來就無法對會計收益和成本進行配比。而用“網絡公司”隨時都有可能結束，就更無從談起會計分期。

網絡交易的增加，使得貨幣計量成為交易中的一個累贅。因為人們要求更為快捷的方式，要求有一種統一的電子貨幣。這樣每一次交易就可省去許多的時間。而電子貨幣的唯一要求就是保持幣值的穩定。

歷史成本計價方法是會計計量的基礎。而知識經濟的主要資源是知識資源，它是企業資本的源泉，是企業發展的新動力。它屬于無形資產，用歷史成本計價方法即用取得該資源的成本作為其計價成本不能體現知識資源的真實價值。

四大會計假設和歷史成本計價方法是會計學大廈的基礎，知識經濟的到來不可逆轉地對以傳統觀念為基礎的會計學提出了新的課題。在具體的會計實踐中已經有很多解決此類問題的實際例子。我們應當對其加以總結，使之理論化、體系化、從而構建更高層次的適應知識經濟的會計學。

（二）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影響

1、對基本會計概念和范疇的影響

第一，對資本制度的影響。

現有的會計理論是以實體資本（包括貨幣資本和實物資本）為基礎的，不確認智力資本。這一資本制度的基本特點是：

（1）實體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和主要動力；

（2）實體資本是社會經濟權力的中心，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是資本雇傭勞動制，企業的治理結構是以實體資本為中心的結構，即實體資本出資者承擔經營風險，并享有剩余（利潤）的控制權和索取權。因此，現有的會計信息主要是為實體資本出資者和債權人服務的，其基本任務是站在實體資本出資者和債權人的立場，記錄企業發生的經濟事項，反映企業實體資本的運動狀態，幫助他們進行風險決策和業務監控，從而保證其收益的最大化和風險的最小化。

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是經濟增長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也就是說，知識是生產的核心要素；人是知識的載體，知識的擁有者應享有企業權益的分配權。因此，知識經濟的核心是對智力資本地位的確認。在這種情況下，企業不再被簡單地認為是由實體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形成的生產和財務單位，而被認為是智力資本與非智力資本（實體資本）訂立的特別市場契約，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智力資

本所有者共擔企業風險、共享企業權益，而且智力資本能比非智力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這就要求會計建立能反映智力資本的中心地位、體現智力資本所有者與非智力資本所有者共擔企業風險、共享企業權益的新的會計體系。

第二、對利潤含義的影響

與上面的觀點相聯系，現有的會計理論認為利潤是實體資本創造的，因而屬于實體資出資者，員工，無論是高智力的員工還是普通的體力勞動者都被看作是被雇傭者，其回報僅僅體現為工資費用，利潤表只站在實體資本所有者立場反映其投資回報。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利潤是智力資本和非智力資本共同投入所產生的回報，而且主要是由智力資本創造的，在智力產品的價值組成中，物化勞動者轉移價值所占比重很小，高智力的員工可以用他們的發明創造轉換為對企業的投資，這些員工和他們的智力在企業的生產經營的各個環節可以創造出大量的利潤。這就要求會計必須適應這一變化，重新明確利潤的含義，劃分員工勞動報酬和智力資本回報的界限，明確確認和計量智力資本帶來的利潤。

第三，對資產概念的影響

在現有的會計理論中，資產作為一種經濟資源，主要是指有形資產，雖然也不排除無形資產，但由于各種原因，無形資產在企業資產中始終只占次要的地位。例如，我國規定，以工業產權、非專利技術出資不得超過公司注冊資本的百分之二十，即使是高科技企業，也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五。對人才智力資源，無法在理論上其作為資產的地位。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智力被認為是生產的重要要素，它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也大大超過了有形資產，所創造的價值也大大超過有形資產，因此，無形資產，特別是人才智力資源是企業的一項非常重要的資產形式，而對微軟、英特爾這樣的公司，其價值幾乎全部體現為它的人才智力資源，房屋、設備等有形資產顯得毫不重要。不正視這一事實，而仍將人才智力資源排除在企業的資產形態之外，不加以反映和核算，顯然是與客觀經濟環境相背離的。

2、對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的影響

傳統會計理論，將貨幣計量作為一項基本假設，以是否可計量作為能否納入會計信息系統的一項基本標準，在計量屬性的選擇標準上，首先考慮的是其可靠性，即這種計量必須是建立在已經發生、客觀存在、可以驗證和檢查的基礎之上。在這一基本觀點下，包括人才智力資源在內的許多經濟現象都無法在會計上得到反映。

近年來，隨著社會的進步及高新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應用并轉化為生產力，人才智力資源作為生產要素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與此相關的會計學的一個新興的學科分支——人力資源會計學日益受到重視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包括人力資源成本會計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兩大基本內容的人力資源會計模式。但是，受基本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的局限和影響，現有的人力資源會計模式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人力資源成本會計按實際成本核算，未能反映出人的智慧與創新能力和產出價值的計價等問題。人力資源價值會計雖然試圖計量人力資源的價值，避免人們低估企業價值，但由于不是以實際成本為基礎，存在計量的可靠性問題，因而無法與傳統的財務會計溶為一體，始終游離于財務會計體系之外，因而并未能從根本上解決人力智力資源的計量問題。

知識經濟條件下，知識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們加強對智力資本和人才智力資源確認和計量的研究，這勢必對現有的會計確認和計量理論產生重大影響。

（三）知識經濟對會計實務的影響

知識經濟對會計實務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1、會計工作重點的轉移

傳統的會計工作主要是會計人員運用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手段，對經濟數據進行收集、加工、存儲和檢索，最后輸出能滿足信息使用者經濟決策和控制經濟活動需要的經濟信息。

在傳統的會計工作中，由于受操作手段和工具的限制，經濟業務數據的日常處理占用了會計人員絕大部分的工作時間和精力，而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隨著以計算機為主的信息產業的普及和成熟，會計人員大量的日常工作，如填制亡帳憑證、登記總帳和明細帳、編制和報送會計報表以及在必要時查詢憑證數據等工作都可以由計算機完成，這在客觀上使廣大會計人員從繁雜的、重復的日常會計事務中解脫出來，將其工作重點轉移到參與預測、決策和經營分析等方面，更多地參與企業單位的經營管理，使會計工作向更高的層次發展，在經濟管理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確立會議工作在經濟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

會計工作重心的轉移，對廣大會計人員的素質、知識結構和工作能力也提出新的要求。會計人員不僅要掌握扎實的專業知識，更重要的應具備相關的信息處理知識、管理知識和其他相關知識，增強參與經營、參與管理的意識和能力。

2、會計電算化從低級向高級穩步發展

展望未來，隨著知識經濟和信息技術的發展，我們認為會計電算化將會繼續向下列方向發展：

（1）由單項處理向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發展

在我國，目前的電算化會計核算系統多數是一些單項的數據處理系統，如帳務處理系統、工資核算系統、材料物資核算系統等。但是，隨著電算化應用的成熟和總體水平的提高，原有的單項或獨立的多項電算化應用已不能滿足企業單位管理的需要，而要求把單項處理有機地結合起來，使之既能獨立進行數據處理，又能實現信息傳遞和共享，從而形成一個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

（2）由單機應用向計算機網絡應用方向發展

目前，我國許多企業單位的會計電算化是采用單機處理，隨著較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的建立，獨立的單機應用不能滿足信息處理和使用的要求，越來越多的企業將采用計算機網絡。Internet更是加快了計算機網絡化的進程。

（3）由單純的會計核算向管理會計應用方向發展

一個完整的會計信息系統包括財務會計和管理會計兩部分。目前我國的電算化會計系統主要應用于財務會計核算。管理會計所采用的數據體系與財務會計基本相同，但由于其目的更側重為企業的經營管理服務，因此其處理方法與財務會計有所不同。

與財務會計相比，管理會計使用了更多的數學模型和方法。顯然，計算機不僅僅能完整財務會計的各項核算工作，而且也能更快、更好、更高效益地完成預測、分析和輔助決策等各項管理會計的工作。

事實上，隨著會計工作重心的轉移，傳統的會計信息系統已不能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需要，會計信息系統應同時具備分析、預測、決策、規劃、控制和責任評價等功能，即朝管理型會計信息系統的方向發展。此外，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管理型會計信息系統還將引入人工智能技術。專家系統在預測、分析、決策工作中的應用是今后會計電算化發展的方向這一。各種類型的專家系統可望為會計人員和管理人員提供諸如會計工作法律法規咨詢、成本分析與控制、產品結構、市場分析與營銷策略等多方面的幫助。

3、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更加強調科學性和

合理性

由于手段和工具的局限，傳統會議在確定會計核算方法的選擇標準時，在科學性和可操作性之間更多的注重可操作性。如債券攤銷方法，雖然實際利率法比直線法更科學，便后者更為簡便，因而實務中一般選擇直線法。隨著計算機的廣泛應用和會計信息系統的不斷完善，計算的繁簡程度已不再成為評價一個會計方法是否應該采用的標準，科學性和合理性成為選擇會計核算方法時唯一需要考慮的因素。

4、會計信息時效性和多樣性的增強

及時、準確、完整地提供會計信息，以便作出相應的經營決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經濟效益，是現代會計的經營決策和制定控制，提高經濟效益，是現代會計的職責之所在。隨著計算機技術的廣泛應用，很多在手工條件下很難或者無法及時提供甚至無法提供的信息，都可以及時提供。比如，只要增加特定的程序，企業可以同時編制出以權責發生制和收付實現制為基礎的會計報表；對于目前比較復雜的物價變動條件下的會計信息，提供起來也將極為方便。

5、會計組織的弱化和內部審計機構的加強

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和應用技術的提高，目前由會計人員輸入的大量的經濟數據將改由業務人員直接輸入，并由計算機自動處理，這將大大提高會計核算工作效率，節省核算時間，減輕會計人員的工作量和勞動強度。與此同時，利用計算機技術進行舞弊的手段也會越來越隱蔽。因此，為減少各種弊端，會計的內部控制制度將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內部審計機構將得到加強，內部審計工作顯得更加重要。

6、對國際會計準則的需要更為迫切

前面講到，知識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特點之一，就是全球經濟一體化。各國會計準則和制度的不一致，不利于會計信息的交流和溝通，與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趨勢是背道而馳的，從一定意義上說是阻礙了經濟全球一體化的進程。這在客觀上要求國際會計準則的協調和統一。目前雖然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C）已在著手制定國際會計準則，但無論從規范強度還是從規范范圍，都是不夠的，亟待進一步加強。

（四）．知識經濟對會計理論的沖擊

由于知識經濟帶來會計環境的變化，因而對環境所決定的會計理論也產生極大沖擊。這主要表現在：

1、對會計目標的沖擊。對財務會計目標的認識；不論是“決策有用觀”，還是“經營責任觀”，都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并未考慮知識經濟時代的新情況。會計目標的確定，應以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為矢的。

美國AICPA的企業報告特別委員會于1994年提出的題為《改進企業報告——著眼于用戶》的綜合報告中認為，投資者的主要目標是對企業的絕對價值和相對價值及其權益性證券做出判斷;債權人的主要目標是評價一個企業承擔與當期或未來債務或其他金融工具有關的義務的能力。從他們的目標出發，信息使用者要逐個分析有不同機會和風險的企業分部，掌握企業經營業務的性質，著眼于企業未來，掌握管理部門意圖，要求企業報告信息相對可靠，了解相對于競爭對手和其他企業的業績，及時了解影響企業的重大變動。

在知識經濟時代，信息使用者對這些方面的要求會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并且對企業知識資本擁有量和知識創新能力的信息也會提出相應的要求。因而企業財務報告的目標，不僅要滿足使用者對企業資本、物質等財務資源的增長和創造的興趣，也要滿足他們對人力資源、知識資源的信息需求。

2、對歷史成本原則的沖擊。在知識經濟時代，傳統的歷史成本原則將會對不斷涌現的新的會記事項感到束手無策。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歷史成本原則已經招致來自各方面的尖銳批評。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以知識資本作為企業資本源泉，以知識創新作為其發展動力。對知識資本的計價，按照傳統計價原則，可能只是幾本書的價錢，或是委托培養費以及其他各種取得知識的可證明的實際支出，這無疑會極大歪曲知識資本的價值。

3、對資產概念的沖擊。資產是一個企業所擁有或控制的、可計量的、能為企業帶來未來經濟利益的經濟資源。企業的經濟資源在工業經濟時代主要指物質或財務資源，通常表現為有形資產。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資源的主要表現形式為知識資源。知識資源是由人力資源和知識兩部分構成，其中人力資源是知識的載體；知識通過人的積累、運用、創新而發揮作用，是人的創造能力的源泉和動力。把人力資源和知識納入企業資產的范圍，無疑是對會計觀念的重大挑戰，它意味著傳統的資產概念將被賦予新的含義。資產范圍的擴展，將為會計的核心問題之一——資產計價帶來新的課題。

四、知識經濟要求會計創新

面對知識經濟對會計的影響，我們的唯一選擇就是迎接時代的挑戰，認真研究會計的科學框架、進行會計創新，以滿足信息經濟時代使用者對會計的新要求。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幾方面作好會記創新工作：

1、構建適應知識經濟要求的會計模式。現有的會計模式是工業經濟時代的產物，它不適應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因而在新的形勢下，它遇到了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從會計目標、會計觀念、會計管理體制、會計規范體系等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與知識經濟格格不入的傾向。

例如自創商譽在傳統的會記系統中是不予反映的，但在知識經濟條件下，由知識創新而帶來的企業價值增加和獲得超額利潤的能力會成為一種較普遍現象。而且企業的合并或解體也會經常發生，如不在市場交易前確定自創商譽價值，那么在市場交易時的價值確定就會顯得“離譜”。

會計模式的構建是一個全方位的系統工程，它要求按照知識經濟的要求，對會計模式的各個組成要素賦予新的涵義。

2、研究和引入新的計量手段。由于知識經濟時代會計計量重心要從財務資源轉向知識資源，其中的最大障礙就是會計計量問題。傳統的計量手段已不適應知識經濟要求，因而在計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變化。在會計系統中引入多重計量手段，因不同會計事項性質而選擇不同計量手段，似是一條可取之到道。多元化的社會由五彩繽紛的事物組成，強調獨一無二的計量手段，只能使會計陷入困境。

3、盡快將人力資源會計納入財務會計系統。人力資源會計的研究已有30多年，由于涉及到經濟理論、會計理論以及會計計量等一些“”問題，它仍然未登入財務會計大堂。知識經濟時代的企業勞動主體是智力勞動，智力勞動的知識價值如何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應是該時代財務會計的重要內容。此外，在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知識資本的時間、空間范圍將比財務資本要寬廣得多，財務會計要跟上這種要求，就必須拓寬自己視野，把知識資本延伸到企業外部范圍的內容都納入核算的范圍（如環境報告等），才符合知識經濟的要求。

4、變革財務報告。現行的財務報告是一種非黑即白的模式（blackandwhitemodel），即在會計報表中反映的事項會計上可確認，而在其他財務報告中反映的事項會計上不予確認。美國學者韋爾曼針對這種模式的弊端，提出了一個彩色模式（colourmode）。

篇10

一、結構清晰，內容詳盡，系統性強

全書共分為十二章。第一章是宏觀經濟學導論，主要介紹了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宏觀經濟學定位、發展歷程及基本研究方法。從第二章到第四章分別對國民收入核算、國民收入決定理論和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的一般均衡三個方面對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理論作全面的介紹。從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分別就宏觀經濟學的核心部分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總供給和總需求、失業與通貨膨脹、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等作了系統而全面的介紹。第十二章對當代西方的主流宏觀經濟學流派的的發展、基本觀點、分歧及新近動向作了簡單的介紹。從全書的目錄可以看到，作者對其中每個部分的理論和實踐案例部分作了若干詳細劃分，結構清晰。同時，對本學科每部分所涉及的核心知識點進行了深入、系統地闡述和辨析。這是此書區別于其他宏觀經濟學教材的一個顯著特點。

二、語言通俗易懂，可接受性強

宏觀經濟學在進入中國的很長時間里，給人的感覺往往是高不可攀，不是一般人能夠學得懂、聽得明白的學科，認為那是政府官員的事情，和普通百姓生活沒有關系。因此，很多的教材、專著對于宏觀經濟學的介紹基本上采用的是晦澀難懂的語言，讓人敬而遠之。讀過這部宏觀經濟學教材后發現作者敘述的語言簡練、直白，讓讀者看后能夠感到宏觀經濟學并不是遙不可及的，是可以學得懂的。尤其是其中引入的案例，其語言直白、透徹，把經濟中的問題用百姓的話說了出來，讓人更容易接受。語言的通俗性是這本教材的一大優點。

三、反映了學科的重要進展與主流成果，具有前沿性

作者不但介紹了已較為成熟的宏觀經濟學基礎理論，而且還加入了近期國內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把新理論、新觀點和新資料及時反映了出來。如在國民收入核算部分對當前熱門話題綠色GDP的介紹，失業與通貨膨脹部分對中國的通貨膨脹水平分析等，這些都是目前政府關心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大量的這些前沿性研究資料的引用是本書的特點之一。有學者在討論我國學術界的學術規范性時曾說過，判斷一本學術著作或論文的價值之高低，資料來源的多寡和可靠性不能不視為一個重要的標準。從這方面來看，本書的資料是豐富、新穎而又可靠的。

四、宏觀理論實踐化，兼顧理論的國際化與本土化

宏觀經濟學真正的舞臺是闡釋現實中的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本身也由于充滿了理性而足以開發心智，令人樂而忘返。在對理論介紹的同時，書中在每一個重要章節甚至知識點之后，都附有相關的案例及分析。例如，為什么美國20世紀90年代末通貨膨脹水平和失業率如此之低？亞洲金融危機的成因是什么？……這些案例大都分析透徹、精辟到位，能很好地體現出真實世界中所蘊涵的經濟學原理。同時，書中出現的案例，大部分都是發生在中國國內的宏觀經濟問題，包括了一些作者對中國宏觀經濟問題的研究所積累的成果。這就克服了時下不少翻譯出版的國外宏觀經濟學著作在聯系中國實際方面存在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