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4-08 11:48:13
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數學史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1.1創設情境提出問題
根據維果斯基的“最近發展區”理論,只有難易程度在“最近發展區”內的問題才能激發學生的思考,推動探究活動的進行。阿特金森在他1958年的一項試驗中也已經得出結論:問題情境的適宜度是50%左右,即實現目標的可能性是50%時,主體的反應強度最大。學習情境無論太易或太難都不會使學習者達到最好的動機激起水平。這就要求教師在初中數學實驗中,要以學生的認知結構為依托設計數學問題,或是根據學生提出的問題,為學生設置實驗課題,創設具有挑戰性的數學問題情境,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使學生積極參與知識建構的過程。創設情境是初中數學實驗教學過程中的第一環節,也是實施其他環節的首要條件。
1.2實驗活動動手操作
實驗活動是指教師給學生提出實驗要求,學生按照教師的要求,親自用手工或計算機完成相應的實驗,努力去發現與所研究問題相關的一些數據中反映出的規律性,對實驗的結果做出清楚的描述。實驗活動是整個數學實驗過程中的核心環節,它是在第一環節所創設的情境中展開的,在第一環節創設情境和第三環節提出猜想兩大環節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學生通過“做數學”來學習數學,在完成任務過程中,使抽象的數學知識具體化、復雜的問題簡單化、一般的問題特殊化、膚淺的問題深刻化,這樣做有利于學生以一個研究者的姿態在“實驗空間"中觀察現象、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此外,實驗活動能夠使學生直觀地理解其內在規律,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觀察實驗去獲得感性認識,培養數學情感和想象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及嚴謹的科學態度。
1.3提出猜想討論交流
提出猜想是指學生在理解了學習課題后,通過實物模型、虛擬模型、直觀觀察、實驗分析、數學靈感等各種途徑和方式,根據已有的信息或新得到的信息,提出解決課題的假說。本環節是整個初中數學實驗教學過程中的關鍵環節,是數學實驗的階段,它是學生在實驗環節中產生的,是學生根據實驗現象和規律提出的,是初中數學實驗教學的教學目標實現程度的體現,同時也是培養學生合情推理能力的過程。波利亞曾經這樣高度評價過猜想的作用:“僅僅把數學視為一門論證科學的看法是偏頗的,論證推理是數學家的創造性工作成果,而要得到這個成果則必須通過猜想”。討論交流是現代數學教學中一個新的課題,數學已作為一種文化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走向交流理解的數學教育是面向未來、面向國際化教育所需。在數學實驗教學中,一方面,我們要讓學生自己獨立思考,產生猜想;另一方面,讓學生之間通過討論,使學生在爭論中更進一步的深入的修改、補充甚至是糾正猜想,從而形成正確的猜想。同時在討論交流中也培養了學生的口頭表達能力,可以使學生的表達更具有條理性和邏輯性,而這正是新課標對學生提出的要求。
1.4驗證猜想得出結論
驗證猜想是指在提出猜想后,一般要用實驗的方法、演繹的方法或舉反例的方法來檢驗猜想的正確性。驗證猜想是初中數學實驗教學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它是我們獲得正確結論的關鍵步驟,是對數學實驗成功與否的判斷。猜想有可能正確,也有可能錯誤,教師要啟發誘導學生證明猜想或舉反例否定猜想。得出結論即將學生從實驗中獲得的知識進行整合,使之條理化、系統化;使學生在實驗中遇到的疑難豁然開朗,茅塞頓開;使學生從實驗中獲得更為廣泛和全面的體驗,促成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具體的實驗活動得到“升華”。以上教學步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實驗的內容、實驗的目的、實驗的手段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2統計與概率的教學案例分析
(1)創設情境提出問題
今天,陳老師和周老師都想去看電影,但只有一張電影票,大家能否替我們想個辦法,來決定誰去看電影?(學生紛紛獻計獻策)。若采取擲硬幣的方法(甲同學的建議),任意擲一枚質地均勻的硬幣,如果正面朝上,那么陳老師去:如果反面朝上,那么周老師去。大家想一想:擲硬幣的辦法對雙方公平嗎?(在學生簡單的理性思考后,確定實驗方法。)
(2)實驗活動動手操作
同桌兩人合作,做20次擲硬幣的游戲。要求:一人負責擲硬幣(以舉手的姿勢拋硬幣);一人負責記錄數據,并借助計算器計算正面朝上的頻率(正面朝上的次數與總次數的比值)。
(3)提出猜想討論交流
匯總各組實驗數據,分別計算實驗累計進行到20次、40次、80次、120次、⋯⋯400次時正面朝上的頻率,你發現了什么規律?(學生在實驗數據的收集和分析過程中,實現兩個不同范圍的合作互動。首先,在與同桌合作過程中,達到小范圍的學生間的互動,初步建立隨機觀念;然后,在累計全班的試驗結果的過程中,實現互動的范圍擴大,體會隨著試驗次數的逐漸增加,正面朝上的頻率變化幅度逐漸變小,差不多穩定在頻率為0.5處。)
(4)驗證猜想得出結論
通過對自己的實驗結果及歷史上數學家的實驗數據的分析,我們體會N-任意擲一枚均勻的硬幣,在大量的重復實驗中,正面朝上的可能性就比較穩定,趨向于0.5。如果正面朝上的可能性大小用P(正面朝上)來表示,則P(正面朝上)=1/2,這也稱為一枚硬幣正面朝上的概率。(利用生活中的概率,學生通過動手實驗、自主探究和合作交流的學習方式,形成概念。在初中數學實驗中,學生由于親自動手操作,從一個旁觀者和聽眾變成了一個參與者,因此對實驗結果、產生結果的原因、新的知識、方法等等產生強烈的探索欲望,利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
初中美術課程是面向全體學生必修的藝術課程,是學校進行美育的主要途徑。通過對美術知識和技能的學習,能提高學生的審美能力、發展感知能力和形象思維能力,形成創新精神和技術意識,促進學生個性的形成和全面發展。因此,學習美術對于每個初中學生來說都十分的重要。那么怎樣能把美術學好呢?從教學實踐中可以看出,情感教育不可忽視。
一、教師方面因素
首先,教師自身要具備豐富的情感。情感教育是建立在現代教育學、心理學的理論基礎之上。一些教育專家對人的素質結構進行了分析,認為情感也是人的素質,并且是最重要的素質,從現實來看,情感在人的事業及發展中往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良好穩定的情感是認識活動的動力和調節器。作為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教師,要分析學生的心理特征,指導學生情感實踐,自己必需要有豐富的情感。有專家預測:隨著網絡時代的到來,教師傳統的授業功能將逐漸減弱,而人格培養的功能將加強,這就預示著情感教育在今后的教學中越來越重要。wwW.lw881.com但在實際教學中,許多美術教師的課堂教學仍只注重知識與技能的培養,而忽視了情感教育,原因就是許多美術教師并未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情感教育,也就是所謂的真教育。
陶行之曾說過:“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動,唯獨從心里發出,才能打到心的深處。”由此可見,美術教師要想在教學中對學生進行情感教育,你自己首先要具備真實、強烈、深刻、穩定的情感,要有利用美術教學傳遞情感的能力。
其次,教師在教學時要有情感目標及相關的評價方式。由于教師在教學中的主導作用,教師要能根據美術學科的冷暖特征及具體的學習內容制定合理的情感目標及評價方式。瑞士著名教育家皮亞杰說:“教師不僅要知道他自己的科學,而且還要精通兒童和青少年心理發展的細節。”因此,教師在教學時要分析具體的教學內容、了解學生、了解學生的愛好和才能、了解學生的精神世界、了解他們的歡樂和憂愁,再根據這些情況制定相應的情感目標,使學生在學習美術知識和技能時接受情感教育。
再次,教師在教學時要付出情感。美術教學是師生雙邊互動的教學,師生心與心之間的呼應就像人們在群山之中得到回聲一樣,教師對著學生心靈的高山呼喚:“我尊重你,理解你,關懷你……”學生便在心靈的深處回應:“我尊重你,理解你,關懷你……”由此可見情感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因此教師在教學時為了調動學生情趣,自己要感情投入,教學時精力充沛,用幽默風趣的語言、生動形象的類比、深入淺出的解釋來引導學生學習和探索,激發學生學習美術的興趣。教師只有付出真實的情感,才能收獲真摯的感情,才能在師生之間架起情感的橋梁,以利于情感的溝通。但在初中美術教學中,由于美術學科不是考試科目,許多美術教師常對學科歧視有情緒,上課時不夠投入;又加上教師在社會上的角色也日益豐富和多元化,壓力也越來越大,如何調節自己的情感,把美術課上好,這也是我們美術教師應該思考的問題。有許多美術教師做得很好,他們在上課時能忘卻自己的煩惱,關注自己的課堂,關注自己的學生;能以飽滿的激情面對那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使學生在教師的潛移默化中受到感染,產生情感激勵。
二、學生方面因素
1、通過自我感悟提高美術素養。 美術教學應注重對學生審美能力的培養,在教學中應當遵循審美的規律,多讓學生自我感悟藝術作品,引導學生展開想象,進行比較、分析。自我感悟就是要讓學生學會按自己的意愿形成適應的情感、情緒,因此教師在教學時不要急于用簡單的講解代替學生的感悟和認識,要讓學生自己通過體驗、思考、鑒別、判斷來努力提高自己的審美情趣。因此,教師在教學時要能放得開,給學生自由學習的空間,培養學生的“自我”意識,讓學生學會學習。
西南少數民族地區屬于我國廣大西部地區的一部分,因此也被納入了西部大開發的范圍。西部地區與東南沿海地區相比較,主要特征是:城鄉二元結構明顯,工業技術和產業水平落后,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針對以上區域經濟特點,中央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目的是利用西部地區勞動力和自然資源優勢,加快西部地區經濟發展。
會議籌備組在會議基本主題范圍內,提出若干方向性選題建議,供考慮與會學者參考。
一、晚近中國古代史資料新發現的學術意義;
二、電子文獻、資訊擴展對中國古史研究的意義;
三、域外文獻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發展的意義;
四、對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實證方法及實證主義歷史學的新認識;
五、對中國古代史研究諸視野的評價(如西方中心主義、全球史觀、區域性研究、中國中心史觀);
六、對域外中國古代史研究成就、特色、局限的評價;
七、對二十世紀初以來中國古代史研究各種模式性論說的評價;
八、對后現代主義對中國古代史研究影響的分析;
九、歷史人類學、社會學對中國古代史研究的啟示及相關評價;
十、歷史研究的“宏大敘事”與“碎片化”――中道何在;
十一、中國古代史研究國際化對研究者素質的新要求。
擬參會論文者請在2016年11月30日前向會務組提交參會回執,表明作者真實姓名、工作單位、職務與職稱、聯系方式、論文題目及提要。會議組委會將在2016年12月31日前發出正式邀請函。正式受邀與會者請在2017年5月15日前向會務組提交論文全文。論文需用MS-Word打字,頁下注,1.5倍行距。
會議為期2天、與會者旅行費用自理、會議期間食宿費用由會議承辦方承擔。
在“深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周國文(北京林業大學)博士回顧性地評述了我國的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尤其是生態哲學研究最近幾年來的學術進展,并嘗試性地提出了系統評估生態哲學與倫理研究和綠色經濟社會變革特別是生態文明建設實踐間關系的重要性。姚曉娜(華東師范大學)以深生態學的生態美德思想為例,闡述了個體價值觀念變革與人類文明綠色轉型的理論與實踐關聯及其影響路徑。程相占(山東大學)在具體辨析“生態美學”與“環境美學”概念內涵差異的基礎上,系統梳理了生態美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并著重闡發了作為生態審美的生態美學所具有的生態文明與文化變革的重大潛能。郇慶治(北京大學)則專題評述了“生態地方自治主義”(“生態區域主義”或“生態無政府主義”)和“生態文明理論”這兩個理論流派的研究進展與開展進一步系統探討的必要性,他認為前者主要是一種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綠色”生態政治理論,在當前全球化不斷推進與深入的總體背景下似乎更具有遠不止“綠色烏托邦”的理論尤其是方法論價值,后者是黨的“十”之后在國內迅速升溫的一個研究領域,但生態文明建設所關涉的許多基礎性理論與實踐問題還依然缺乏真正學理性的研究。
在“紅綠”生態文化理論的議題領域下,劉仁勝(中央編譯局)系統闡述了一個生態學的理論分析框架,并著重分析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綠色經濟觀、綠色科技觀對于綠色變革和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性,強調的唯物史觀在科學認識科技、經濟和社會政治變革在綠色轉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東財經大學)集中評述了“綠色工聯主義”理論與實踐最近幾年來的進展,尤其是加拿大學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關研究,認為勞工運動與綠色運動的政治聯合對于綠色變革依然有著不容置疑的理論相關性。張淑蘭(山東大學)以印度學派(尤其是范達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爾)的“生態女性主義”為例,闡述了生態女性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并在承認(印度)生態女性主義研究局限性的同時,強調了它們所提出的對婦女與民主、環境和發展關系思考的全球普適性。李亮(南京林業大學)全面評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會生態學”的階段性演進和基本觀點,以及國內外學界對其著述的進一步整理與研究,并闡發了社會生態學對于社會與文化等級化結構如何影響著人、社會與自然關系的自由與和諧的觀點所具有的政治社會變革意蘊。劉穎(山東師范大學)基于豐富的文獻資料,對(環境)“新社會運動理論”的最新進展作了系統梳理,并對其新特點和發展趨勢作了概括,強調當前的歐美(環境)新社會運動正呈現出一種“后―反全球化運動”的新特征(比如發生在英國、北歐等地的青年騷亂),而如何將這些理論框架應用于闡釋我國最近發生的大眾性環境公眾事件也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在“淺綠”生態文化理論議題領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學)系統回顧了“可持續發展理論”自1992年以來的理論演進和實踐成效,著重闡述了這一“淺綠”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的綠色變革意蘊和潛能及其內在缺憾。李慧明(濟南大學)在評述“生態現代化理論”國內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對此開展更為深入研究的具體設想,比如生態現代化與政治現代化、經濟工業生態化、社會變革和歐盟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之間的關系,以及將該理論應用于中國“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孫凱(中國海洋大學)結合澳大利亞學者羅賓?艾克斯利的《綠色國家:重思與民主》一書,闡述了“綠色國家理論”的國內和國際向度,認為當代國家無論在國內政治綠化還是環境國際合作與管治方面都理應發揮一種更積極的角色,問題在于如何使國家成為一種推進綠色經濟變革和生態民主的正向力量。郇慶治(北京大學)通過安德魯?多布森不久前發表的一個研究報告,評述了“環境公民(權)”理論與實踐的最新進展,認為對于環境公民職責(資格)的重視與主動培育,無論基于世界主義、共和主義還是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理由,都對于現實中個體行為的綠色變革至關重要。酈莉(外交學院)系統評述了“環境公共管治理論”尤其是在國際和全球層面上的理論進展和實踐應用,認為基于碳交易和清潔生產機制等實例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全面評價環境國際合作迄今為止取得的進展,也有助于我們對未來的環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個合理而正確的預期。
關鍵詞:高等師范美術教育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我國的美術教育長期受蘇聯教育模式影響,契斯恰科夫造型體系一直是美術教學的主要內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高師美術教育適應時代需要,發生了一些變化,但大部分高師院校的美術教學在課程設置、教學目標、教學內容、教學方式方法等方面仍因循守舊,學生依然在進行寫實的技術訓練,很少去關注、思考什么是藝術。本該鮮活、生動的美術教育,有漸趨僵化之勢。通過對俄羅斯主要高師院校的考察,筆者對其美術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試圖通過中俄兩國高師美術教育現狀的比較,為我國高師美術教學改革提供借鑒。
一、俄羅斯高師美術教育現狀
莫斯科國立師范大學和赫爾岑國立師范大學是俄羅斯最重要的兩所師范院校,它們的美術系代表了俄羅斯師范美術教育的最高水平,它們都面向全國招生,每年暑假組織入學考試,教學目標是培養中小學美術教師,主要開設素描、色彩、裝飾藝術、金屬工藝、陶藝、雕塑、造型藝術教學法、電腦繪畫、俄羅斯美術史、外國美術史、俄羅斯歷史、哲學、兒童心理學等課程。
在教學安排上,素描和油畫是主課,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有。一般是早上9點至11點畫素描,中午11點半至下午2點半畫油畫,下午3點至5點又是畫素描。素描以燈光為主,因為在冬日的彼得堡,早上11點天才亮,下午3點多天又黑了,俄國素描的燈光效果是自然環境造成的。解剖課的要求非常嚴格,經常安排在一張紙上畫同一個人頭部的正面、側面和3/4面,或者在一張頭像邊上畫骨骼和肌肉。學校有一個專門的解剖教室,陳列著人體骨骼的各個部分以及一部分動物骨骼,學生可以隨時來此寫生,有專門的教師指導,素描作業一般都用“縮思”做底子,做成各種深度的灰調子,人像與環境融為一體,空間感極強,這也是為了與油畫課程進行很好的銜接。美術教學對構圖課極為重視,構圖要符合美的規范,反復權衡修改以求獲得最佳效果。創作課從大一開始設置,方式是課上輔導、課下畫構圖、期末總評,手法要求用現實主義方法,題材范圍是現實生活、個人生存體驗、普希金詩歌、衛國戰爭、俄羅斯歷史與宗教,絕對不允許進行現代藝術嘗試。
教學大綱是高師美術教學的“憲法”,教學中出現偏差,馬上就由教學大綱來糾正,學生學習也有矩可循,老老實實按教學大綱學就是了,可嘆的是這種大綱幾十年不變。
學校注重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美術系設有工業造型、陶藝、雕塑、木工等實習車間,從圖紙設計到制作完成都一絲不茍,從中可以看出俄羅斯學生嚴謹、扎實的學風,這種對學生嚴肅認真作風的培養不僅僅是為了制作一兩件作品,更是為了讓學生形成優良的工作品質與生活品質。
美術學院的目標是培養藝術家,而師范院校美術系是為了培養中小學美術教師,培養美的傳播者,所以除了對學生的繪畫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外,非常注重對學生藝術修養的培養。1~5年級都開設藝術史課程,課堂不局限于教室,經常去博物館直接面對大師原作講解。美術史課程的教學力量非常強,像莫斯科國立師大的美術史教授薇拉博士,就是卓有成就的藝術理論家,她同時還是莫斯科現代藝術博物館的研究員,與眾多知名藝術家保持著密切聯系,這樣學生不但了解熟悉藝術史上的大師,還有機會在現實生活中接觸當代藝術家,對藝術、藝術家能夠得到切身的體會和了解。一名美術師范生不一定要畫得非常好,但他要能真正了解什么是好的藝術,這樣在以后的工作中才不會誤導孩子。
每年6月,是畢業生的答辯時間,學生作品分成兩部分:一是自己的畢業創作;二是在教學實習中收集的中小學生完成的作業。這是對創作能力和教學能力兩方面進行評估。
國立師大還與各地中小學保持密切聯系,及時了解中小學的教學需求,反饋畢業生的工作情況,不斷對自己的教學計劃進行改進和調整。
二、我國高師美術教育現狀
我國的高師院校從教育部直屬的重點師范大學到省屬的師范大學、師范學院,美術課程的設置基本類似,主要開設美術概論、美術教學理論與方法、中外美術史、素描、色彩、中國畫、油畫、裝潢設計、環藝設計、廣告設計、計算機設計軟件應用等課程。
如前所述,寫實的技術訓練依然是美術教學的主要內容。在時間安排上,前兩個學年主要是基礎課,以素描、色彩為主,同時開設國畫、油畫、設計普修,意在拓展學生的知識視野。后兩個學年進入專業課程學習,一般分為國畫、油畫、設計三個專業方向,學生根據自己的愛好和專業能力自主選擇。
創作課設有系統安排,只是在最后一個學期集中搞畢業創作,日常教學活動很少進行創作練習,創作形式完全自由。古典、現代、抽象、具象乃至裝置、影像可以自由運用,這種創作方式優點是靈活多樣、自由自在,不足之處是缺乏明確的審美規范。
在課程設置上,高師院校的美術課程主要是繪畫課和計算機設計課,基本沒有手工制作課,所以學生動手能力普遍較差,不利于學生的全面發展。
美術概論、中外美術史等美術理論課程普遍開設,但時間過短,一般每門課程只開一個學期,學生淺嘗輒止,僅僅記住一些藝術家和作品的名字,對藝術品的美學內涵和文化脈絡缺乏明確了解和整體把握,不能深刻領會作品所傳達的藝術精神,所以面對藝術作品常常感到茫然。再加上國內缺少專門的藝術博物館,學生很少有機會看到藝術品原作。缺乏文化內涵與缺失藝術標準是美術理論教學所面臨的主要問題。
教學實習是師范教育的一個重要環節,前幾年實行分散實習,流于形式,形同放羊,實習失去了意義。近年有關部門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重新安排集中實習,但由于師范院校與所在地教育主管部門和中小學溝通不暢,實習學校很少,實習學生過多,很多實習生沒有機會上課,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我國高師美術教學改革設想
了解俄羅斯高師美術教育現狀,目的在于為我國高師美術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參考,完善我們自己的高師美術教育。針對當前高師美術教學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進行以下幾方面的改革:
1.思想史、文化史,尤其是中國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的學習,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應該讓學生對人類各種視覺藝術語言有一個全面的了解,不僅僅是記住一些畫家和作品的名字,而是深入了解它的社會背景,分析它的構圖特點、造型特點,分析畫家是怎么想的,為什么要這樣畫,懂得這些造型語言在表達現代人的精神感受上的潛在價值。應該鼓勵學生提高自己的綜合知識修養,經常閱讀文學作品和哲學著作,理解并欣賞音樂。畫什么”不是指具體的題材、內容,而是指畫面所應達到的精神高度,人類藝術從誕生發展到現在,風格手法層出不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根本的東西沒變,那就是質樸、大方、純正的品格,這種品格在不同的時代通過不同的形式得以體現,每一種形式都烙刻著深深的時代印跡。
2.美術基礎教育的過程應該是把視覺藝術史上的一切經驗和創造全部介紹給學生,讓學生看到造型藝術的多元性。現行的考試制度,使學生過早地陷入單一的教學規范中,他們具備一定的造型能力,但常常是封閉的,視野過于狹窄。寫實造型訓練依然是今日大學美術基礎教育的主要內容,這種嚴格的規范性教學是必要的,通過寫實的訓練,培養學生把握控制造型語言的能力也是至關重要的。但我們今天應該用更寬泛的眼光審視油畫基礎教學,把注意力從準確地再現轉移到現代造型語言的認識和掌握上去。就素描而言,就是構圖、體積、空間、結構、黑白灰處理以及線面關系;就色彩來說,就是色彩的對比、調和、空間、層次和色彩的心理與情感表現;就材料和媒介來說,是肌理、色層和各種材質的精神表達。這些應該是在大學低年級反復強化訓練的東西,拋開很具象的形,訓練造型語言自身的表現力。基本功訓練不僅僅是能夠準確地再現物象,還應包括結構畫面、結構色彩、經營材料的能力,這是當代美術工作者必備的基本能力。當然,作為油畫專業的學生,坦培拉技法、古典油畫技法、直接畫法等專業語言更是必須了解和掌握的。自由開放的造型訓練,使學生在技能訓練中逐步摸索適合個人精神表達的語言手段,把學生潛在的藝術想象力誘發出來。
總的來說,學生應該掌握以下三種能力:(1)一般具象造型能力,這是指有價值的具象——真正能反映當代生活的鮮活性。(2)對繪畫中的抽象規律的掌握,嚴謹、準確地抽出最基本的繪畫語言規律。(3)認識當代社會生活的能力,通過學習藝術史了解藝術家如何認識他所處時代的社會生活,又是怎樣表現那個時代的生活的,并把這種規律運用到認識當代生活中去。
3.應把手工制作列入必修課程。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增強學生的勞動生產技能和社會適應能力。
著名數學家吳文俊院士曾說:“假如你對數學的歷史發展、對一個領域的發生和發展、對一個理論的興旺和衰落、對一個概念的來龍去脈、對一種重要思想的產生和影響等許多歷史因素都弄清楚了,我想對數學就會了解得更多了,對數學的現狀就會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還可以對數學的未來起一種指導作用”[1]。《普通高中數學課程標準(實驗)》也指出:數學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教學中應盡可能結合高中數學課程的內容,介紹一些對數學發展起重大作用的歷史事件和任務,反映數學在人類社會進步、人類文明建設中的作用,同時也反映社會發展對數學發展的促進作用。由此可見數學史作為數學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引起了數學教育領域的廣泛關注,教材作為傳承數學知識和文化的重要載體,對中學數學史教學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而教材中的數學史是如何分布的,以何種形式呈現,有哪些優點和不足,對這些問題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對數學史融入教材的作用有更深刻的認識,更能有效地指導數學史融入教學實踐。本文選取人教A版和蘇教版必修教材,采用文本分析法,從比較的視野對數學史融入教材的分布進行研究。
一、數學史按模塊分布比較研究
統計發現,人教A版從必修1到必修5有53處涉及數學史相關內容,數學史出現次數依次為7,12,17,3,14,平均每冊出現10.6處,數學史出現次數的差別比較大,其中必修3出現數學史次數最多,有17處,大部分集中在《算法初步》一章,必修4出現數學史次數最少,只有3處,極差為14。蘇教版從必修1到必修5有49處涉及到數學史相關內容,數學史出現次數依次為7,5,22,6,9,平均每冊出現9.8處,數學史出現次數差別也比較大,必修3出現數學史次數最多,共22處,大部分集中在《算法初步》一章,必修2數學史內容最少,共5處,極差為17。
進一步分析發現,兩套教材在必修3和必修5都設置了大量數學史內容。必修3的數學史多集中在《算法初步》一章,人教A版在這一章共有11處數學史,占必修3數學史總量的64.7%;蘇教版共有14處,占必修3數學史總量的63.6%。必修5數學史多集中在《數列》一章,人教A版在這一章共有10處數學史,占必修5數學史總量的71.4%;蘇教版共有7處,占必修5數學史總量的77.8%。
二、數學史按類分布比較研究
為了比較數學史的具體分布布局,根據數學史在教材中的不同位置,將其分為四類:位于正文部分的數學史、位于例題部分的數學史、位于習題部分的數學史、位于閱讀材料部分的數學史。
1.正文數學史分布
在正文中出現的數學史有利于教師在教學中應用,以逐步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兩套教材都注意到在正文的不同位置設計相應的數學史。這應該是對課程標準對數學史設計要求的一種積極回應和具體體現。統計發現正文部分的數學史主要分為以下三類:(1)前言,每一章、節用于引出學習主題的數學史或相關問題;(2)案例,以“案例”形式出現,貫穿于本節學習內容的典型算法(主要針對“算法初步”一章),如人教A版在算法一章通過對“輾轉相除法與更相減損術”的案例分析,讓學生進一步體會算法的思想;(3)解釋說明,用于解釋正文中相關概念或說明相關問題的數學史,如人教A版在講到解三角形一章時引用古代測量地月距離的例子說明基線選擇的重要性。
按照以上的分類標準統計發現,人教A版出現于正文部分的數學史次數從必修1到必修5依次為:1,1,4,0,7,共13處;蘇教版出現于正文部分的數學史次數從必修1到必修5依次為:0,1,3,0,2,共6處。具體分布情況見表1。
表1 正文數學史分布
比較發現,兩套教材在正文部分融入數學史主要是通過章、節“前言”的形式實現的,人教A版有8處,占正文部分的61.5%;蘇教版有3處,占正文部分的50.0%。其中以“解釋說明”的形式融入數學史于正文的方式最少,人教A版只有2處,占正文部分的15.4%;蘇教版只有一處,占正文部分的16.7%。
將數學史內容穿插在概念講解或問題說明中,有利于學生及時了解概念產生的背景,理解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更好地體會其中的思想方法。遺憾的是兩套教材都只重視數學史作為章、節導入的背景材料的作用,較少關注數學史在解釋相關數學概念方面的功能,而這恰恰是挖掘史料所蘊含的數學思想方法的最好時機,是將學術形態的數學史轉化為教育形態的數學史的重要途徑。
2.例題數學史分布
例題是數學教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數學課程目標、實施數學教學的重要資源,是數學教材中概念、命題與習題之間的橋梁和紐帶。兩套教材在例題部分出現的數學史都比較少,其中蘇教版在該部分沒有設置相關數學史,人教A版分別在必修3《算法初步》一章和必修5《數列》一章各設置一道數學史相關例題。
人教A版必修3(P9)例3:已知一個三角形三邊的邊長分別為a,b,c,利用海倫—秦九韶公式(注記:海倫—秦九韶公式簡介)設計一個計算三角形面積的算法,畫出程序框圖表示。
人教A版必修5(P30)例2:圖2.1—5(圖略)的三角形稱為謝賓斯基(Sierpinski)三角形。在下圖四個三角形中,著色三角形的個數依次構成一個數列的前4項,請寫出這個數列的一個通項公式,并在直角坐標系中畫出它的圖像。
人教A版中的兩道例題以數學史為背景設計問題,對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有一定作用,但例題在講解中只是就題論題,并沒有充分挖掘史料所蘊含的思想方法,或進一步分析史料所體現的文化內涵,這些恰恰是中學教師所關心并欠缺的方面,因此只能是數學史淺層次地融入方式,但這樣的安排也體現了教材例題設置多樣化的要求,是向更高水平融入數學史的一個過渡階段。建議教材在例題講解過程中不妨以“旁注”的形式設置相關問題,針對數學文化或思想方法層面引導學生進行思考。蘇教版教材沒有設置與數學史相關的例題,當然我們不能以此評判兩套教材例題設計的合理與否,例題的設置需要綜合考慮多方面因素。
3.習題數學史分布
統計發現,以習題形式融入數學史主要有四種呈現方式:(1)史料改編,從相關史料中發掘與課題有關的內容,經過教學法加工,設計成便于學生理解的數學問題,如人教A版必修3(P51):設計一個算法,判斷一個正的位數是不是回文數,用自然語言描述算法步驟;(2)古算,直接引用古代數學著作中的問題,如蘇教版必修5(P67)直接引用中國古算中的“竹九節問題”;(3)實習作業,以數學史為線索,引導學生完成綜合性較強的實習作業,如人教A版必修1(P110):對牛頓的冷卻模型進行驗證,然后探究相應問題;(4)相關數學文化,從古代歷史文明中選擇素材,挖掘其中的數學成分設計成問題,如蘇教版必修2(P128)以趙州橋為背景設置練習題。
根據以上的分類標準統計得:人教A版從必修1到必修5習題部分出現的數學史次數依次為1,1,1,0,1,共4處;蘇教版出現次數依次為1,1,5,1,5,共13處,較人教A版多9處。具體分布情況見表2。
表2 習題數學史分布
首先,從數量上比較,人教A版以習題方式融入數學史的次數明顯少于蘇教版,且蘇教版每個模塊至少有1處以習題形式融入數學史。其次,從呈現方式上分析,教材多以“史料改編”的形式呈現,其中蘇教版共有7處,人教A版共有1處,這也是我國數學教材中融入數學史的主要方式,即:以歷史名題(問題)為模板,將情景或屬性換成學生熟悉的現代場景的“順應式”。相反,以相關數學文化為背景的習題最少,兩類教材各有1處,且題材相同,從數學文化呈現方式多元化的角度考慮,這一點值得注意。
4.閱讀材料數學史分布
以閱讀材料形式出現的數學史,主要包括數學家生平,數學概念、符號、思想的淵源,歷史上的數學問題、思想方法等。在該部分出現的數學史主要集中在正文后的“閱讀與思考”和相關知識點的“注記”部分。在“閱讀與思考”部分出現的數學史主要介紹數學家的歷史貢獻,數學概念的產生、發展和應用,以及數學對人類文明的貢獻等。在“注記”部分出現的數學史以簡短的語言對相關知識點予以解釋,方便讀者閱讀,對數學史時刻提及,即使是一些簡單的注記,也有利于學生數學文化素養的養成。如蘇教版在學完“古典概型”之后,以“閱讀與思考”的形式介紹了“小概率事件”;人教A版在推導等差數列前項和公式時,在空白處以“注記”的形式介紹了數學家“高斯”。
統計發現,從必修1到必修5,人教A版以閱讀材料形式出現的數學史次數依次為5,10,11,3,5,共34處,其中有18處以“閱讀與思考”的形式出現,16處以“注記”的形式出現;蘇教版出現次數依次為6,3,14,5,2,共30處,其中17處以“閱讀與思考”形式出現,13處以“注記”形式出現。由于數學史融入教材主要以“閱讀與思考”這種形式為主,我們對兩套教材從該角度進行比較,具體分布情況見表3,表4。
首先,從數量分布來看,兩套教材在“閱讀與思考”部分出現數學史次數基本相同。人教A版在每個模塊至少有兩處安排與數學史相關的“閱讀與思考”材料,其中必修2最多,有6處,必修4最少,有2處,平均每冊出現3.6次;蘇教版每個模塊至少有一處安排有相關材料,必修3最多,有7處,必修5最少,有1處,平均每冊出現3.4次。
兩套教材在該部分的數學史分布并不均勻,人教A版主要集中在必修2和必修5(占55.6%),蘇教版主要集中在必修3和必修4(占65.0%)。由于以“閱讀與思考”形式出現的數學史是學生學習數學史知識和體驗數學文化內涵的主要途徑,因此教材在設計上要盡量考慮“連續性”,使學生在每個模塊的學習中適時感受到數學文化的熏陶。
其次,從內容分布來看,兩套教材在“閱讀與思考”內容的選材上,都注意選取一些對數學和人類發展有重要影響的數學家及其發明創造作為閱讀素材,或以歷史上有名的數學問題和數學故事為背景設置思考問題,或展示數學在人類生活和其他學科中的廣泛應用。總體來看,“閱讀與思考”的素材可分成四類:(1)數學概念發展,介紹重要數學概念的產生、發展、完善和應用;(2)思想方法介紹,介紹重大數學思想方法在學科內的應用;(3)數學故事,介紹數學家生平及其重要貢獻,以及相關數學趣題;(4)數學與其他,介紹數學在人類生活,生產或其他領域的應用。
表3 閱讀與思考數學史類目統計
表4 閱讀與思考數學史分類統計
統計發現,兩套教材都比較重視介紹數學中重要思想方法及核心概念的發展歷史,這也正是高中數學史不同于義務教育階段數學史的最大特點,高中數學史的呈現方式當然不能像小學初中那樣,以敘事為主,而要以激發學生的思考為主。
進一步研究發現,由于“函數概念”、“對數概念”、“解析幾何”和“向量概念”都是中學數學中的核心概念,“畫法幾何”和“斐波那契數列”曾在人類文明發展中有過重要影響,而“祖堩原理”又蘊含著深刻的數學思想,因此兩套教材都將這些素材(共7處)設計成“閱讀與思考材料”,在此基礎上兩套教材又根據各自需要設置了其他獨具特色的閱讀材料。
最后,從微觀角度分析兩套教材數學史的編排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人教A版對數學概念的發生發展過程敘述比較完整,且圖文并茂,便于讀者從歷史的角度理解概念的原型和產生發展的來龍去脈,而蘇教版對概念發展的敘述傾向于簡單羅列相關史實。如在介紹“對數的發明”時,人教A版詳細介紹了對數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和完善的過程,并配以圖示說明古代數學家是如何理解對數的,最后還從思想方法的層面概括了對數發明對我們研究數學的啟示。這樣的設計有利于引發學生的數學思考,而蘇教版只是簡單羅列對數發展過程中一些標志性事件,沒有涉及更深層次的內容。(2)人教A版在介紹數學概念的產生和應用時,不僅會聯系到數學自身發展的背景,而且會注意到社會發展和相關學科發展對數學的要求。如在介紹“函數概念的發展歷程時”,人教A版敘述到“17世紀,科學家們致力于運動的研究,如計算天置,遠距離航海中對經度和緯度的測量,炮彈的速度對于高度和射程的影響等……這正是函數產生和發展的背景”;在介紹“對數的發明時”,人教A版敘述到“16、17世紀之交,隨著天文、航海、工程、貿易以及軍事的發展,改進數字計算方法成了當務之急……”;在介紹“向量的由來”時,人教A版敘述到“向量最初應用于物理學,被稱為矢量。很多物理量,如力、速度、位移、電場強度、磁感應強度等都是向量……”,顯然這樣的設計能使讀者意識到“數學來源于生活、服務于生活、生活中處處有數學”。(3)人教A版在每篇“閱讀與思考”之后,都會用一段話概括材料中的數學思想方法,或針對本節內容提出一些發人深思的問題。這樣的設計可以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閱讀材料所蘊含的思想內容,可以更好地發揮數學史作為閱讀材料的教育功能。如在介紹“笛卡爾與解析幾何”中,最后敘述到“解析幾何的創立提供了研究幾何問題的一種新方法,借助于坐標系,把幾何問題轉化為代數問題來研究。這種方法具有一般性,它溝通了數學內部數與形、代數與幾何兩大學科之間的聯系……”并進一步提出思考問題“你是如何理解解析幾何的重要性在于它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人教A版在必修2“祖堩原理與柱體、錐體、球體的體積”一節,不僅簡單介紹了原理的內容,還進一步總結了其中蘊含的思想方法,并以較多的篇幅運用該原理推導了柱體、錐體和球體的體積公式。我們認為這是一種較好的融入數學史于教材的設計方式,是通過對歷史上數學問題進行改編,使之具有適合于今日課堂教學情境或屬性的順應式融入[2],遺憾的是這樣的設計在必修教材中僅此一處。
總之,人教A版對“閱讀與思考”部分的數學史設計比較細致科學,不僅重視數學史的文化育人功能,而且注意到數學史服務于數學教學的思維啟迪功能。
三、思考與建議
首先,數學史按章分布不夠均勻(當然要考慮到具體情況)。有的章節設置有很多數學史材料,如《算法初步》一章(人教A版11處,蘇教版14處),而有的章節幾乎沒有安排數學史,如《不等式》一章(人教A版1處,蘇教版0處)。其次,數學史按類分布也不均勻。表現為數學史主要集中在“閱讀材料”部分,其中人教A版占64.2%,蘇教版占61.2%,而在閱讀材料部分又以附加于文后的“閱讀與思考”形式居多。研究表明,以閱讀材料形式出現的數學史如果處理不當,其作用容易流于形式,由于不能引起師生過多關注,其應有的教育功能也會大打折扣;相反,在正文、例習題部分出現的數學史較少,而這部分數學史正是師生可以直接利用的材料,因為在使用過程中能有效地在學生頭腦中留下印象,即使從單純培養學生情感、態度和價值觀角度來看,也是有意義的,建議教材能更多地關注在例、習題中融入數學史。
再次,數學史的呈現方式略顯單一。表現在例、習題部分的數學史主要是作為問題的背景材料出現,如果將該問題背景用其他表現形式替換,也不會影響到問題的分析和解決。這里想要說明的是,數學史作為背景材料當然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畢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發學生的興趣,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在此基礎上,多一些引導和提示性語言,引發學生基于文化層面或思維層面的思考,以便充分發揮數學史的作用。可以在例、習題的一旁設置小問題啟發學生思考,比如:“通過問題的解決,你是否意識到古代數學家的偉大智慧?”“該問題的解決體現了怎樣的數學思想方法,你能想象當時的數學家是怎樣思考該問題的嗎?”“查閱資料,搜集類似的問題給出自己的解答。”一個簡單的數學史背景,往往會在不斷的挖掘和追問中顯得豐富、靈動和深刻[3]!
參考文獻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生產力的高度解放、發展,現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為現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研的中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為,市場經濟不斷壯大中商業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話語系統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代文明而出現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性相比,少數民族文學話語系統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蒙、新疆等邊緣地區,由于地勢原因經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圍之中,因而在少數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現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常上墳探望,表現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選擇、幾經對比,最后轉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面表現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面表現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了話語系統中的生態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了強烈的生態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了一種生態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系在一起的,表現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民族話語系統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了生態倫理意義,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代化進程飛速運轉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問題而產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創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環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代”與“傳統”,“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代文明的發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民族文學中,少數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了生態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展至生態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區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的生態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的目的。少數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代與傳統、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話語系統,同時也能通過對現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j].民族文學研究,2007,(4).
900多年以前,晚年的沈括在隱居潤州(今江蘇鎮江)夢溪園將自己平生重要的目見耳聞心思記錄下來,內容涉及社會和自然的許多方面,其中科學方面的內容就占到全書篇幅的一半以上。然而,這樣一本書原本視為“有補于世”的著作,在一個重道輕藝的傳統社會中并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分類顛舛,固不足異也”[1]。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因為有了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的出版,才引起了世人廣泛的注意。胡道靜也因此飲譽學界。《夢溪筆談》乃至整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在其后幾年進入了一個。真不知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
胡道靜,祖籍安徽涇縣,生于1913年,父親胡懷琛、伯父胡樸安都是有名的學者,尤其是樸安以治文字、訓詁而聞名于學界。從小受家學的耳濡目染,勤奮好學,又先后受到過版本學家陳乃乾、經學家周予同、史學家呂思勉、歷史地理學家姚明輝、音韻學、敦煌學家姜亮夫、地理學史家王庸、思想史家蔡尚思、語言、古文字學家聞宥、農業生物學家辛樹幟、植物學家胡先骕等名師指點,為他后來的治學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二十歲以前就出版了《校讎學》、《公孫龍子考》等專著,還負責《萬有文庫》中兩部重要農書《齊民要術》和《農政全書》的編輯工作。可是這并沒有順理成章地使他成為一個科學史家。
三、四十年代,年輕的胡道靜先是進入柳亞子先生創辦的上海通志館,以后又先后在多家新聞機構中任職。寫出了多種與上海新聞出版史等相關的論著。
建國以后,胡道靜調到出版部門工作,專門從事古籍編輯,從他最擅長的目錄學著手,他開始系統地整理《夢溪筆談》和古農書,這也是在當時的情況下,依據其個人情況,最能為社會服務的一種方式。他對古代的一些農作物,如糧食作物中的粟、蔬菜作物中的茭白,以及園藝作物中的瓜類等進行了考證。然而,使他一舉成名的便是1956年問世的《夢溪筆談校證》。
胡道靜對于《夢溪筆談》的興趣源于年輕時候的一段經歷。他最初是從中學英語課本中得知活字印刷術是一個德國印刷工人發明的,后來讀到美國學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寫的《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及其西傳》(TheInventionofPrintinginChinaanditsSpreadWestward)一書,才得知印刷中最重要之改良,莫如宋代之活字印刷術,其詳見于宋沈括《夢溪筆談》,于是便有了研究《夢溪筆談》的最初動機。這一動機一直蟄伏在他的心中,直到年過不惑,才得以開花結果。
《夢溪筆談校證》是第一本對原書進行系統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番禺陶氏愛廬刊本為底本,并采用明弘治本、稗海本、津逮祕書本、匯秘笈本,清代的學津討原本、玉海堂本、四部叢刊續編本、以及各家校記和宋元筆記所征引的文字校勘[2],取各家之所長,引證的書目逾數百種之多。其中有關科學技術史的部分就廣泛吸收了此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錢寶琮、李儼、許莼舫、三上義夫等有關中國數學史的論述,梁思成關于中國建筑史的論述,陳遵媯關于中國古代天文史的論述,竺可楨、章鴻釗等于關于地學史的論述,王錦光等有關中國物理學成就的論述,當然也包括引發他對《夢溪筆談》興趣的美國學者卡德(ThomasFrancisCarter)有關中國印刷術源流史的論述[3],等等。
《夢溪筆談校證》的出版很快就引起學術界的注意,并在短時間內一版再版。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寫信給他,稱贊“校證”可與裴松之注《三國志》媲美。法國巴黎出版的《科學史評論》在1957年第10期上發表書評,對“校證”做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校證”對于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學史著作”來說,“無疑是匯集了最豐富的文獻。”1959年,北京大學歷史系評述建國第一個十年我國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別提名兩部書:一部是顧頡剛先生主持標點的《資治通鑒》,另一部就是《夢溪筆談校證》。在海外的博士在讀到《夢溪筆談校證》后,曾對人說:“此書作者造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學者梅原郁等在將《夢溪筆談》譯成日文時,就曾參考了胡道靜的工作,并稱贊“胡道靜氏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者”。[4]
成名以后的胡道靜繼續從事著與沈括和《夢溪筆談》相關的研究,尤其是注重沈括著述的鉤沉。“”前,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介紹沈括的農學著作《夢溪忘懷錄》,以及沈括在農業科學上的成就和貢獻,活字板發明者畢昇卒年及地點考證等,還完成了約40萬字的《夢溪筆談補正》書稿、以及《蘇沈良方校錄》、《沈存中佚書鉤沉》、《熙寧字說鉤沉》等。與此同時,胡道靜也開始將注意力投入到農書和農史的研究中來。
60年代初,剛從饑餓中走出來的中國人,重新認識到農業生產的重要性。這也成就了胡道靜農史研究事業上的高峰。1962年和1963年,五十歲前后的胡道靜,開始將注意力轉到古農書鉤沉覓遺與研究,他從浩如煙海的古籍,如《永樂大典》中,找出了宋吳懌撰著的《種藝必用》、溫革的《分門瑣碎錄》、明人王藏的《稼圃輯》、陳正學的《灌園草木識》、清人姜皋的《浦泖農咨》、民國時葉景葵(揆初)輯錄的《芻牧要訣》、《太康物產表》等稀見古農書,完成了《稀見古農書錄》、《稀見古農書別錄》、并出版了《種藝必用校注》一書。這些發現,為中國農學史的研究提出了寶貴的資料,特別是《種藝必用》和《分門瑣碎錄》的發現,對于了解從北魏《齊民要術》到元代《農桑輯要》,長達700余年的農業技術的演進更有莫大的幫助。他還撰文對《種藝必用》等稀見古農書在中國農學史上的地位進行闡述。在整理農書的基礎上,胡道靜還對一些農史問題進行了研究,寫出了“山東的農學傳統”、“釋菽篇”、“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農學資料概述”等文章,其中“釋菽篇”,從文獻學和文字學等方面進行論證,認為中國古代農民對于大豆的根瘤的特征與特性很早就有認識。“”前,胡道靜還完成了《中國古農書總錄》,該書全面輯集古農書的目錄學資料,加上考證和按語,約100多萬字。
胡道靜對于科學史研究的另一項重要工作便是徐光啟的研究。胡道靜雖自稱為涇縣人,但一生中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上海渡過,他研究上海的歷史,自然也包括上海歷史上,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之一徐光啟。可以說,在古代科學家中沈括之外,胡道靜用功最多的便是徐光啟了。如同徐光啟一生致力最多的是農田水利之學一樣,胡道靜對于徐光啟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農學方面,他撰文對徐光啟農學著述等問題進行了考訂。
胡道靜有關中國科學史的研究隨著“”的爆發而停止。中,他不僅經歷了近十年的牢獄之災,而且在此之前已經完成的《中國古農書總錄》也被付之一炬,同時被焚毀的還有約40萬字的《夢溪筆談補證》、《中國古類書》手稿、累年校勘科技古籍、輯錄逸文作出的《南方草木狀校錄》、《蘇沈良方校錄》、《沈存中佚書鉤沉》、《熙寧字說鉤沉》,以及多年積累的有關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論文。
再出發已是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起點仍然是從《夢》開始的地方,年近古稀的胡道靜原準備集中時間和精力,重新撰集《夢溪筆談補正》。[5]但在科學的春天里,胡道靜已然成為了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一顆大樹。樹欲靜而風不止。于是我們看到他仍然在他認為“太長”的戰線上老驥奮蹄。用他在《沈括詩詞輯存》一書“后記”中的話來說:“余雖駑疲、聞鉦和嘶,亦安得不躍起也。”[6]胡道靜這顆大樹上又結出了累累碩果。
在沈括和《夢溪筆談》的研究方面,他發表了“《夢溪筆談》在國外”、“《蘇沈內翰良方》楚蜀判”、“夢溪忘懷錄鉤沉”、“沈括軍事思想探源”、“試論宋代改歷中反映的科技成就”、“沈括的自然觀和政治思想”等學術論文。還出版了《沈括詩詞輯存》、《夢溪筆談導讀》、《夢溪筆談》、《夢溪筆談全譯》。
在農書、農史的研究方面,主要是圍繞著徐光啟來展開的。1983年,徐光啟逝世350周年,學術界開展了許多紀念活動,并將徐光啟的研究推向一個新的。他輯錄了徐光啟撰著的《甘薯疏》、《農遺雜疏》,并分別作跋,收入由上海文物保管委員會主編的《徐光啟著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還發表了“徐光啟著作的新發現和研究”(1983)、“徐光啟農學三書題記”、“關于《農政全書》的‘別本’”、“徐光啟研究農學歷程的探索”“北方引種水稻技術措施上的徐光啟戰略擘劃與實踐”等系列論文。這一時期,他還對朝鮮漢文農書《農學集成》、今本《南方草木狀》、元刊大字本《農桑輯要》等古農書進行了研究。還結集出版了《農書、農史論集》。該書收集的論文大多為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作品。現在所能見到的胡道靜有關中國古代農學的研究,比較集中地出現在這集中。1990年日本農山漁村文化協會出版了他所著的《中國古代農業博物誌考》,該書較之《農書、農史論集》內容又有所增加,并且更有系統,除了收入先前有關農史、農書的研究之外,還加入有關考古發掘、宋應星和《天工開物》,以及后來一些有關農史研究的論文。
八十年代以后的胡道靜,學術戰線不僅沒有收縮,反而拉得更長了。在科技史方面的研究除了原有沈括、徐光啟和農書之外,還將研究的觸角擴展到了宋代歷法,以及黃道婆、宋應星、孫元化等一些重要的科技人物上面。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點便是轉入道教的研究。許多大部頭的道教著作都是在他主編或參與主編下完成的。如,影印《道藏》36冊(文物出版社,1988年)、《道藏要籍選刊》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影印《藏外道書》20冊(巴蜀書社,1992-1994)、《周易十談》(1992)等。這一時期,他還單獨或與人合編了《簡明古籍辭典》(1989)、《十大科學家》(1991年)、《國學大師論國學》(1998)等等著作。
八、九十年代也是年逾古稀的胡道靜人生最為輝煌最為忙碌的年代。他的工作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評價,1981年3月20日,院部設在巴黎的國際科學史研究院(InternationalAcademyofHistoryofScience,IAHS),經世界著名科學史專家英國李約瑟、美國的席文和日本的宮下三郎三位博士聯合提名,一致推選他為通訊院士(序號448)。這一時期,胡道靜同時身兼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農業出版社顧問、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科技史)組員、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上海科技史學會第一屆理事長、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等多項社會工作。同時還為上海師范大學、華東師范大學和復旦大學三所學校的研究生講授古代文獻、版本目錄、古籍整理、古代科技史課程。
開篇時提到的對于沈括和他的《夢溪筆談》的評介,見于1954年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的由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所撰寫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第一卷“導論”,同年的8月27日竺可楨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題為“為什么要研究我國古代科學史”的文章,也就是在這一年,胡道靜先生調至新文藝出版社,并開始系統整理《夢溪筆談》。1956年,胡道靜的《夢溪筆談校證》問世。胡道靜在為《夢溪筆談校證》所寫的“引言”中就引述了李約瑟對于《夢溪筆談》的分析和評價。而在《夢溪筆談校證》問世之后,胡道靜的工作也受到了李約瑟的高度重視。他們成了同道中人。李約瑟博士每次抵滬訪問,總要拜訪胡道靜,并在他的書房“海隅文庫”親切交談。胡道靜將他對李約瑟的情誼融入到由他擔任責任編輯的《中國科技史探索》一書,該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出版,是專門為紀念李約瑟博士八十壽辰而征集的論文集。八十年代以后,胡道靜轉入道教的研究,也很顯然受到了李老博士的影響。他在1991年春為卿希泰主編的《中國道教》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我的名字叫“道靜”,有些朋友就說我同道教有緣。但是,我的專業研究領域是中國科技史,特別是農業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約瑟有了交往,發現他的巨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又譯《中國科學技術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經典總集《道藏》的材料,還提出一個著名的論點,即“道家思想是中國科學和技術的基礎”,這才推動我的學術研究的注意力也轉到“道教”上來。[7]
如今李約瑟和胡道靜兩位研究中國科學史的名儒碩學都已歸道山,而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研究還在繼續。
參考文獻
1.周俊元,雖九死其猶未悔——記著名農業史專家胡道靜,人物1987年,第1期。
2.范文通,鉤沉輯佚歷滄桑--記古籍整理、科技史專家胡道靜先生,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1期。
3.施宣圓,博學貫中西精思著妙文——悼念胡道靜先生,文匯讀書周報2003.11.14版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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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永瑢、紀昀,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雜家類四。海南出版社,1999年,628頁。
[2]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校例,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
[3]胡道靜,夢溪筆談校證,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599頁。
[4]范文通,鉤沉輯佚歷滄桑——記古籍整理、科技史專家胡道靜先生,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1期,3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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