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貿易成本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中圖分類號：F069．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848―(2006)01―0081―06

篇2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

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篇3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將制度作為考察對象，可以輕易地應用于其他能夠以制度作為解釋變量或被解釋變量的研究主題，其應用與影響范圍之廣泛，無疑是其獲得認可和殊榮的重要原因之一。整個20世紀70年代，多國企業經濟理論的發展明顯帶有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烙印，科斯與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響在多國企業理論內部的競爭中更體現出解釋力和競爭力。

多國企業理論，俗稱跨國公司理論，確立于上世紀60年代，時屬國際經濟學范疇，研究多國企業的存在并用以解釋國際投資的方向和動因。此階段的多國企業理論屬于新古典方法的產業組織理論范式時期。

一、交易成本與新古典方法的內部化理論

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經明確地進入了多國企業理論的構建和發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國企業內部化論的領軍人物，他們在其各自的內部化觀點中都承認科斯的影響。雖然，事實上，他們從科斯那里繼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內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理論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與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

Buckley&Casson（1976）在論述其“市場內部化經濟學”時認為，由于“在一定條件（如規模收益非遞增）下”，通過完全競爭市場配置資源最有效率，因此企業以尋求效率為動機進行市場內部化的必要條件是外部市場不完善。內部化規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場，避免了因市場不完善導致的低效率，進而產生了內部化利益，但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成本會抵消潛在的利益，因此，企業的最優規模被確定在進一步內部化的成本與利益相等的那一點。企業跨越國界進行內部化時創造了多國企業。這就是他們解釋多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基本邏輯。

學術淵源上，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觀點源于科斯在《企業的性質》（1937）-文中將企業解釋為節約交易成本所產生的組織形式。他們也承認其“市場內部化的經濟學”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經典分析，同樣以“企業替代市場”的邏輯為基礎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照此邏輯，他們的內部化理論是將跨國公司解釋為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效率動機而產生的經濟組織。

（二）交易成本概念與Rugman的內部化理論

Rugman（1981）將經濟理論應用于國際投資問題，其內部化觀點建立在極強的假設之上，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理論與國際貿易純理論相反，自由貿易被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不完善所破壞，并由多國企業取而代之。在Rugman看來，針對外部市場交易成本過高或外部市場的缺失，相應的解決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內部（轉移）價格，以內部市場替代外部市場，即所謂的內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創論文中顯示國內公司可以規避常規市場并利用內部價格以克服外部市場上過度的交易成本，為避免這些成本，企業的管理團隊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確定內部（轉移）價格。”

（三）內部化理論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內部化學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雖都認為多國企業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導致企業替代市場，但他們所說的企業在內涵上只是作為外部市場替代物的內部市場。盡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們的理論構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義上的企業概念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

二、科斯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ymer作為多國企業理論的開創者，其早年博士論文（1960）的觀點早已進入教科書，并被冠以產業組織方法的標簽。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發現至今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關注和傳播。

Hymer是最早將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觀點應用于跨國公司直接投資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約30年之后，該論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與Casson（1990）等人發現并刊行英文版譯文。至此確立了Hymer作為直接投資理論交易成本方法先驅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讀Hym-er的博士論文和其有關科斯的著作”可以發現Hymer運用“科斯的企業與市場理論”并同時考慮“管理資源”的作用以解釋多國企業。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學術淵源

從以上回顧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國企業理論中體現得非常完整。也不難看出，在學術淵源上，Hymer的內部化觀點同科斯（1937）的思想聯系密切。雖然Hymer在其博士論文中并未明確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觀點“企業將市場內部化或取而代之”與之類似；而Hymer（1968）后來則明確引用了科斯（1937）的觀點，并將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標題命名為“企業是節約市場成本的工具”。可見，Hymer沿襲了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市場與企業”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從企業“是否有利可圖”的角度選擇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確指出從企業的角度研究問題。總之，同科斯（1937）-樣，Hymer（1968）體現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這同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所體現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顯著的差異。

三、威廉姆森思想傳統下的多國企業理論

（一）Hennart的多國企業理論介紹

Hennart是跨國公司理論內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論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時候使用“內部化”一詞（1982），后期則改作“交易成本理論／方法”的提法（2000）。其觀點以交易作為分析單位，對給定的交易進行分析。Hennart認為，對于給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場或企業）以不同的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組織交易會經受不同的成本，內部化理論應當解釋為何企業在組織交換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價格制度可以無成本地完成任何組織制度都必須完成的三個任務，即告知每個人以他人的需要、補償其生產性質的行為和抑制議價。

為減少上述成本，尤其是減少機會主義導致的“欺詐”動機，需要以等級結構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場價格，切斷產量與業績之間的聯系，即市場不完善的解決方案是以等級結構作為組織方式，這是因為內部化轉移了動機并提供了“正確的”信息。

當然，等級結構作為一種與價格不同的激勵結構會引發“偷懶”，這就成為利用企業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業失靈與等級結構失靈同時存在意味著顯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內部化的充分條件。由于使用單一的組織方式（價格或等級結構）受到收益遞減規律的制約，二者兼用是最為現實的組織方式。在Hennart看來，多國企業的邊界最終由此決定。

（二）Hennart多國企業理論的學理特征

Hennart對多國企業的解釋是強調基于“自然的”市場不完善所導致的交易成本。具體地講，是指信息成本、執行成本、議價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從學理上看，雖然Hennart同樣注意到確立、執行與轉移產權的成本，但根據其理論對產權的確定與執行成本的重視，可以判斷Hennart的理論體系中所講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屬于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確定與維持產權的成本。

雖然Hennart在其理論中運用威廉姆森類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屬產權學派的交易成本觀點，而且對交易成本的解釋同威廉姆森（1975，1985）-樣基于“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轍，但是Hennart（2000）強調其理論并不完全依賴，只是時而取用“資產專用性”這一標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經濟學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認為，Hennart的理論雖是威廉姆森的思想傳統，但也有明顯的區別。

四、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的影響

（一）交易成本理論對多國企業理論發展的貢獻

Hymer（1968）吸收并明確運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謂企業理論，也將企業視作協調生產活動的組織，企業家的“管理”與“市場”是相互替代的協調方式。Hymer指出“只有當市場不完善且企業規模大到足以意識到諸（市場）不完善時，才需以多國企業的管理結構替代市場聯系。”簡言之，Hymer以企業作為解決方案是基于企業的管理結構能夠更好地協調生產活動這一認識。

總之，科斯與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思想進入多國企業理論后，Hymer與Hennart輕松地回應了內部化論中瑕疵明顯的觀點，有力地推動了多國企業理論的發展和進步，從協調和激勵兩個方面，清晰地解釋了多國企業的存在。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出現的挑戰與理論的發展

篇4

    從經濟學角度而言，“追求效率的最重要原則就是計算所有的成本”（戴利，2006），

    毫無疑問，上述文獻為本文寫作奠定了重要基礎，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拓展了比較優勢的成本觀，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但由于已有研究對形成一國比較優勢的要素基礎認識不全面，導致其對塑造比較優勢的成本外延的界定仍欠系統，同時將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納入比較優勢形成過程的努力也極為鮮見。本文試圖對李嘉圖模型、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并將其表達為“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在此基礎上充分吸收分工和貿易理論的若干新進展，力圖表明當代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正在逐步由生產成本拓展為“全成本”，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應通盤考慮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從而謀求貿易增長、技術進步、制度創新、生態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的有機統一。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分析不僅從理論上拓展了比較優勢的成本觀，而且對于實現一國對外貿易的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二、從李嘉圖模型到規模經濟模型：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

    從古典貿易理論中的李嘉圖模型到新貿易理論中的規模經濟模型可最終歸結為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不同階段的貿易理論只是在尋求產生這種生產成本差異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基于這一考慮，本文通過對李嘉圖模型、赫克歇爾—俄林（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以涵蓋從古典貿易理論到新貿易理論的主要學術思想，從而確立本文的分析基準（Benchmark）。

    這一集成模型的基本假設融合了從李嘉圖模型到規模經濟模型的假設前提，具體包括：（1）兩個國家、兩種可貿易產品和兩種要素。①兩個國家分別為A、B，兩種產品分別為X、Y，兩種要素分別為L（勞動力）、K（資本）；（2）給定生產要素供給，生產要素可在國內不同部門之間流動但不能跨國流動；（3）A國和B國在生產技術（要素生產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一個或多個方面存在一定差異；（4）國家之間進行自由貿易，且不存在交易成本；（5）不考慮基于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

    

    在這些假設前提下，A國和B國能找到各自基于相對生產成本差異的比較優勢嗎？一旦綜合考慮生產技術（要素生產率）、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多個因素，就需要分別分析三者的變動對于生產成本變動的影響。若將一個國家生產某種產品與另外一個國家生產該產品進行對比分析，可能在某種因素上有導致生產成本取得優勢的作用，而在其他因素上則可能存在導致生產成本處于劣勢的作用。比如，A國在X產品的生產技術上比B國更先進，但同時，A國缺乏生產X產品的生產要素，或者生產X產品不能產生規模經濟效應，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那么，A國生產X產品與B國相比究竟是處于比較優勢地位還是比較劣勢地位則難以判斷。楊小凱、張永生（2001）[17]甚至提出了“不可能定理”，即“一般均衡是技術、稟賦、嗜好、交易效率等多個參數經由價格、數量之間無數反饋圈形成，根本找不出普適的規律”。倘若要對李嘉圖模型、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進行集成與綜合，理論上的突破點在于確認是否存在一種可能性：兩國之間生產技術、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因素引起要素投入向量a（X）、a（Y）、b（X）、b（Y）和（或）要素價格向量P（A）、P（B）發生變化后，經過綜合反饋，基于生產成本的優勢和劣勢剛剛抵消，從而使得兩國關于兩種產品生產成本的“相對比較”完全找不出差異，即，進而無法找到兩國各自的比較優勢。從貿易現實來看，這只是一種小概率事件。更常見的情況是，經過生產技術、要素稟賦、規模經濟等多個因素之間的綜合作用，兩個國家關于兩種產品的相對生產成本或多或少會存在一定差異，即，這正是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論所表達的核心思想 。在李嘉圖模型中，特殊之處在于假設只有勞動力一種要素投入，并認為不同國家在技術（勞動生產率）上的相對差異是形成上述不等式的根本原因。在H-O模型和規模經濟模型中，分別將分析視野由一種要素拓展為多種要素，由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不變拓展為不完全競爭市場、規模報酬遞增，進而分別從要素稟賦和生產規模的角度找到了上述不等式成立的證據，但并沒有影響上述“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作為評判比較優勢的“基準”。

    三、比較優勢的成本基礎之拓展分析：“全成本觀”的提出與論證

    （一）基本假設

    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2005）[18]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筆者認為，若從成本視角審視比較優勢理論，它的“內核”在于“比較”，其“外圍保護帶”主要體現為對稀缺要素及其成本基礎的界定。因此可將本文基本假設總結如下：

    第一，兩個國家和兩種可貿易產品。兩個國家分別為A、B，兩種產品分別為X、Y。

    第二，國際貿易的相關當事人是“社會人”，國際貿易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交易成本。也就是說，人是利己與利他的混合體，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馬克思語），現實中的人是“社會人”而非“經濟人”（伍世安，2010；[19]胡石清、烏家培，2011[20]）。從利己的角度看，為了“利己”，一些人甚至不惜以“損人”為手段，即存在著機會主義行為傾向；從利他的角度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人們在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會兼顧社會利益、生態利益、可持續發展等涉及“集體理性”和“長期理性”的事情。

    第三，A、B兩國的對外貿易均會產生環境成本，并根據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將其納入廠商的生產決策中。也就是說，就經濟貿易活動作用的空間范圍來看，大自然的諸多功能均具有經濟價值，但經濟學卻將我們生存的真實世界外在化了（鈴木，2008），[21]因此本文在經濟—環境大系統中分析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比較優勢。

    第四，A、B兩國的對外貿易均會產生代際成本，并根據代際成本內在化程度將其納入廠商的生產決策中。也就是說，就經濟貿易活動作用的時間范圍來看，可持續發展作為處理人類代際關系的準則，是比經濟人假定層次更高的規范（章錚，1998），[22]本文采取“可持續發展”假設，在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中考察國際貿易的成本和比較優勢。

    （二）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模型：簡化分析

    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貿易現實的發展，國際貿易中的成本或代價日益多元化，進而需要豐富比較優勢理論中的相對成本外延，拓展其“外圍保護帶”，通盤考慮各種重要因素，構建系統和全局的成本觀，為尋求科學合理的國際貿易成本補償機制奠定基礎。

    

    為簡單起見，本文在對上述四類成本（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進行加總時，先采取簡單求和方式說明相關機理并拓展比較優勢的“外圍保護帶”，然后再將其一般化。雖然這種處理難免存在一定誤差，但是考慮到目前尚未發現更好的表達“全成本”的函數關系式，當前可以肯定“全成本”與其各個子成本之間是正相關關系，簡單加總方式可以很明白地體現這一特點，故選用之。不過后續分析表明，這一簡化處理并不影響模型結論的一般性。

    在t期，i國一單位j產品的全成本表達式可簡化為：

    

    根據比較優勢理論，若貿易模式為“A國生產X產品并出口至B國，從B國進口Y產品；B國生產Y產品并出口至A國，從A國進口X產品”，則有：

    

    （2）式左邊為A國X產品對Y產品的相對全成本，右邊為B國X產品對Y產品的相對全成本，根據公式（1），可將（2）式轉化為：

    

    可分如下三種情況對此加以探討。

    情況一：如果

    

    （3）式成立，此時A國在X產品上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B國在Y產品上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兩國依然維持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

    情況二：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時A國、B國均不存在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

    情況三：如果

    

    （3）式不再成立，此時兩國比較優勢狀況發生了“逆轉”，A國在Y產品上取得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B國在X產品上取得基于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此時兩國的分工和貿易模式也會隨之發生“逆轉”。③

    上述分析表明，包括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代際成本等在內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并且，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可增強、削弱、抵消甚至“逆轉”一國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狀況。一國要在某種產品上獲得真正的比較優勢，應將所有外部成本內部化，進而言之，比較的成本不僅包括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而且必然包括環境成本和代際成本。

    （三）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模型：一般分析

    貿易以生產為基礎，在產品生產過程中對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使用會產生生產成本。在此意義上，傳統貿易理論立足于“生產”視角并從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角度解釋貿易現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同時也應看到，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興起和人們對制度的認識逐步深化，在防范機會主義行為的過程中制度（尤其是好的制度）要素的稀缺性日益顯現，國際貿易的本質是產權的跨國（或地區）轉移，在貿易活動中各種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交易成本）。伴隨著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的成熟和生態平衡破壞、環境污染等現實問題的凸顯，宜人生態環境日益成為稀缺要素，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人與生態環境之間打交道的成本（環境成本）。隨著資源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完善和經濟社會中可持續發展理念的確立，“可持續性”逐步成為一種新的稀缺“要素”，④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各種當代人與 后代人之間“打交道”的成本（代際成本）（楊青龍，2011）。[23]因此，除了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對于貿易活動是重要的，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也不可或缺，不過由于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要素具有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等公共品屬性，在傳統的基于私人產權的經濟分析中，往往難以將其納入分析視野。然而，由于包括傳統要素、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在內的“廣義要素”在當今世界中都日益顯現出明顯的稀缺性（雖然在不同國家或地區這些要素的稀缺程度存在差異），使用它們均會發生成本或代價，進而有必要將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要素納入比較優勢的“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廣義要素”的成本范疇。根據前面的分析，就經濟系統內部的生產過程和生產成本而言的比較優勢可稱為“狹義比較優勢”，而在動態的經濟—環境大系統中，基于生產、交易、消費等全過程和“廣義成本”（或“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則可理解為“廣義比較優勢”。在此可從多個角度對二者進行比較，如表1所示。

    

    從內涵看，“全成本”（Full Cost，FC）是某種物品的產權在跨國轉移中，發生于國際貿易過程，進而涉及生產和消費、經濟和生態、今人和后人，使用一切資源要素的代價總和；從外延看，“全成本”是以國際貿易中的生產成本（PC）、交易成本（TC）、環境成本（EC）和代際成本（IC）等為子系統的動態開放系統。本文將“全成本”理解為一個系統，可將i國j產品出口至m國所發生的“全成本”的一般形式寫作：

    

    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若貿易模式為“A國生產X產品并出口至B國，從B國進口Y產品；B國生產Y產品并出口至A國，并從A國進口X產品”，則有：

    

    對應于前文所述的“相對生產成本不等式”，在此可將（5）、（6）兩式表達的思想稱為“相對‘全成本’不等式”。⑤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是一種綜合比較優勢（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dvantage，CCA），它是稟賦比較優勢（TFCA）、制度比較優勢（ICA）、環境比較優勢（EECA）和“可持續性”比較優勢（SCA）的有機結合，可將綜合比較優勢函數寫成：

    CCA=cca（TFCA，ICA，EECA，SCA）（7）

    在此將全成本函數和綜合比較優勢函數等均表達為抽象函數形式，意在表明：從一般意義上說，“全成本”和綜合比較優勢并非它們各自子系統的簡單加總的結果，而是由其子系統有機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雖然前文的簡化分析中曾將“全成本”寫為四種子成本的簡單求和形式，但這只是全成本函數的一個特例，現實的“全成本”并不一定是四類成本的簡單加總。需要指出，本文嘗試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個動態開放系統，不排除將來還可能產生其他稀缺要素，進而納入除了上述四大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項目，并且各項子成本在“全成本”系統中的地位也可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動態變化。

    四、結論與啟示

    古典貿易理論、新古典貿易理論和新貿易理論證明了“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即不同國家在同種產品上的相對生產成本差異是形成比較優勢的基礎，本文將其理解為“狹義比較優勢”。然而，制度差異可以塑造比較優勢，使用制度要素而表現出來的交易成本應進入一國比較優勢的形成過程中。而環境成本內部化和代際成本內部化，同樣在塑造一國比較優勢時發揮著重要作用。隨著各類成本逐步內部化，它們的累積效應將會改變比較優勢的定義（潘家華，2007）。[24]比較優勢理論廣義化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在比較優勢形成過程中同時納入傳統要素、制度、生態環境、“可持續性”等廣義要素，進而可將使用或耗費廣義要素的代價定義為“全成本”。其中，使用勞動、資本、土地、管理等傳統要素的代價構成了生產成本；使用制度要素的代價構成了交易成本；使用生態環境要素的代價構成了環境成本；耗費“可持續性”要素的代價構成了代際成本。隨著成本的廣義化，當形成比較優勢的成本由“生產成本”拓展為“全成本”之后，“全成本”才是一國參與國際分工和貿易的比較優勢的基礎。于是，可將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理解為“廣義比較優勢”。需要特別指出，對國際貿易進行全成本分析并不是要徹底推翻經典的比較優勢理論，相反它恰恰是要在堅持與繼承比較優勢理論合理內核的基礎上，嘗試從成本視角拓展其外圍保護帶，形成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學說。正如王文先、王孝松（2008）[25]所言，比較優勢概念揭示了國際貿易起因和影響的一些最為重要的東西，在許多與現實世界相符的假定之下，該理論本身仍能夠成立。

    若以“國際貿易的全成本論”為指導，一國在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必須綜合權衡“全成本”的各類子成本，盡可能統一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短期理性與長期理性，謀求基于“全成本”的比較優勢。為此，具體的戰略和政策可包括：（1）以系統觀念認識對外貿易中的成本和收益；（2）理性參與國際分工，謀求基于生產成本的比較優勢；（3）制度創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謀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4）逐步完善環境價格形成機制，謀求基于環境成本的比較優勢；（5）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謀求基于代際成本的比較優勢（楊青龍，2012）。[26]

    注釋：

    ①為了簡單起見，此處不分析國家、產品和要素的多維（大于二）情形。但不難證明，將這里的要素拓展為三種甚至三種以上，基本結論仍然成立。

篇5

[關鍵詞]對外貿易方式要素稟賦產業基礎

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是可持續發展大計的具體形式，是加快對外貿易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就要求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要求認清產業和對外貿易發展的關系及其發展規律性。

1.貿易增長方式的含義。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可以簡單理解為一國對外貿易的量的增長和質的增長這兩種不同方式。量的增長表現為單純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數量上的擴張,出口結構不合理,國際分工地位低,可能以較大的投入和資源的浪費為代價,且貿易利益和國民福利增加的效果不佳。總之量的增長是一種粗放型的增長。

2.貿易增長方式演進的一般規律。貿易增長方式的演進規律可以用貿易四階段論來表述:貿易四階段論很好的說明了貿易增長方式的一般規律，它是關于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演變主要依賴于它的經濟發展水平的變化的理論。它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會由初級產品依次向勞動密集型工業制成品和資本、技術密集型工業制成品轉移。

3.貿易增長方式的產業結構基礎及其相互關系。產業結構對貿易結構具有決定作用。按古典貿易理論和新古典貿易理論，建立在要素稟賦基礎上的產業結構決定了比較優勢結構，比較優勢結構又決定了貿易增長方式。

從出口方面看，生產結構向高級轉換，會帶動出對外貿易方式的質的提高。從進口方面看，國際分工發展的結果，使一國生產越來越依賴國際市場。由此，國際貿易己成為生產過程的有機組成部分，生產結構決定了進口結構。

一、目前我國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

目前，加工貿易出口總額已經占對外貿易出口總額的60%，已經超過一般貿易成為我國貿易出口的主要方式。發展加工貿易符合我國要素稟賦結構，密集使用廉價勞動參與國際分工，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國際貿易并從中獲益,增加了勞動者的就業和收入。但同時生產擴張過分依賴廉價要素的投入的增加，結構不合理，增長方式粗獷,經濟效益低,能耗多，污染重;而且我國以廉價勞動承接的這些加工貿易普遍技術落后,效益差，位于“微笑曲線”兩端的低附加值部分。

服務貿易在23年間增幅達35倍，年平均增長16.92%，大大超過了中國同期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而且服務貿易逆差自1999年首次降至94億美圓，可以說服務貿易較過去在不斷發展，這是事實。但是同時事實還有另一面，服務貿易與貨物貿易發展不協調，形成了“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發展形態，還表現為2005年我國貨物貿易額達14219.1億美元，服務貿易額為1582億，服務貿易占貿易總額的10.9%，這個比重低于19%的世界平均水平，服務貿易的發展空間很大。但服務貿易的發展的不平衡卻讓我們看到了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的現實途徑。

產業產值上，服務業和制造業已非常接近。為什么貿易上差距如此之大？原因是我國服務業能夠出口的服務大多附加值低，屬于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壯大的同時并沒有讓服務產品有更多的國際市場空間，出口的服務創造的價值也低。產生諸多問題的加工貿易能否向集約型的服務貿易轉變，下面從產業的要素供給角度分析問題。

二、基于要素的產業結構基礎分析

分析服務貿易和加工貿易的產業基礎著手,兩個要素資本（K）和勞動(L)，要素只在兩個行業間流動，假設服務業和制造業分別有一個生產函數Fs和Fm。為了分析服務業和制造業間的要素流動以及要素價格發生變化對產業發展的影響，為了方便分析問題假設:資本和勞動的總量不變，技術不變,現實中的要素的增加減少抽象為模型中要素價格的下降和上升。

如圖1所示,制造業和服務業在各自的約束條件下選擇最優的生產，m約束表示的是制造業的約束條件，s約束表示的服務業的約束條件,這里的約束可以理解成是行業在一定時間內所能整合的總的資源，或者是發展經濟所付出的成本在一定時間內是一定，可以是環境成本，可以是資源成本，也可以是一定時期內的發展規劃的約束。Fm=ym表示的是制造業產出是ym的等產出線，Fs=ys表示的是服務業產出為ys的等產出線。資源數量某時期一定,形成均衡狀態，勞動力和資本得到充分利用，制造業和服務業最優化生產。在(K’m,L’m)點時形成新的均衡。從(Km,Lm)到(K’m,L’m)均衡位置的轉移表現了服務業吸收要素，發展壯大的趨勢。制造業產出水平有下降的趨勢,而服務業有產出水平上升趨勢。

三、結論及建議

篇6

關鍵詞:服務外包;經濟效應;印度

一、全球服務外包發展概況

(一)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背景

從宏觀背景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導致世界經濟重心從制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信息技術的發展和貿易環境的不斷開放,使服務業全球化趨勢愈益明顯。尤其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IT技術為核心的技術革新浪潮席卷全球,全球范圍內的通訊成本迅速下降,便捷程度飛速提高,信息傳輸量巨大,由于地理距離造成的障礙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客觀上推動可貿易資源的全球配置效率提高,使全球化進程大大加速。企業可以跨越時空隔閡,到全球尋找質優價廉的生產要素,提高生產效率。而現代服務產品的生產與銷售主要借助于通訊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在全球的普及對于交流打破時空限制起到關鍵作用,為服務外包的出現并迅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條件。總之,服務產業全球化是服務外包出現的宏觀背景。

從市場基本面因素看,跨國公司是服務外包主要推動者和實施者,也是發包和接包企業的主體。顧客需求永無止境,更好、更快、更便宜是企業持續面對的壓力,以更低的價格提供更多的功能與服務迫使企業從事離岸外包。企業或主動或被動地在全球范圍內尋找機會,以應對日益激烈的競爭。

(二)當前全球服務外包發展的基本情況

一般來說,服務外包分為信息技術外包(ITO)與商務流程外包(BPO)。前者主要包括系統操作服務、系統應用服務、基礎技術服務;后者主要包括企業內部管理服務、企業業務運作服務、供應鏈管理服務。據研究機構GARTNER預計,全球ITO支出2004年為1928億美元,到2008年可增至2442億美元,增長率達26.7%。全球BPO支出2006年全球市場總值達1347億美元,較2005年上升8.3%;到2008年,全球BPO支出將由2004年的1113億美元上

升至1575億美元,增長率41.5%。BPO外包成為服務外包發展中的亮點。

二、服務外包的經濟效應分析

(一)比較優勢效應

所謂比較優勢指某種經濟活動能利用地區或經濟體內部較豐裕要素帶來的成本優勢。依據古典經濟學分工理論,服務外包是分工深化、專業化度提高的結果。通過服務外包可強化企業生產的垂直非一體化,使企業資源更加集中于核心業務。生產既可外購也可自制,關鍵是比較企業外部交易成本和企業內部組織成本,外部交易成本相對低,則發包企業可通過外部資源帶來的互補優勢整合企業競爭戰略,因此在實際業務過程中,服務外包發包商首先是對接包地即國家做出選擇,之后在接包國家內再選擇合作伙伴即服務接包商。國家是否具備競爭優勢,成為首當其沖面對的問題。目前,印度、澳大利亞、加拿大、愛爾蘭被視為發展最為成熟離岸ITO與BPO接包市場,這些市場中,印度最具有競爭力,占全球ITO與BPO市場40%以上的份額。這與印度國家的在成本、語言、產業環境、政策支持方面的比較優勢是分不開的。舉例,軟件產業,印度是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計算機軟件出口國,軟件出口額占全球市場份額的20%,美國客戶購買的軟件產品有60%是印度制造的。2004年,印度軟件和相關服務出口產值達205億美元。又如在我國比較落后的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印度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與歐美接軌比我國至少早30年,公民、企業、政府的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普遍較強。

(二)學習效應

經驗經濟效應指企業在生產或提供服務過程中因其管理、工藝技術等能力的積累使企業長期平均成本呈下降趨勢的學習曲線效應。可建立一個數學模型:C=f(Q),C=A+BN-β式中,N是可達產出的累積單位才C表示單位產出的勞動投入單位,A、B、β均為常數且A、B為正數,β介于0到1之間,β值越大,說明學習作用越重要。這一學習程度可在企業積累較多經驗時降低經營成本,使企業長期總成本由LTC降低到LTC′。企業如何讓積累經驗,這與發達的發包企業在進行外包時所產生的強大知識外溢效應分不開。外包活動離不開業務的溝通與交流,承包企業可以由此獲得先進的管理經驗,在合作的過程中還可以獲得先進的研發與服務經驗。多方面的積累經驗從而降低承包企業的經營成本,那么該企業便獲得了學習效應。為此承包企業應該向盡可能大的范圍接包,從而獲得更高的學習效應,降低成本。印度的TATA公司面向全球承接軟件開發,在管理、研發等方面積累先進經驗,實現學習效應。21寫作秘書網

(三)規模經濟效應

企業的長期生產成本線呈U型線狀,隨企業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固定資產的有效使用率更加充分,當到達最適規模時,成本曲線達最低點,實現規模經濟。服務外包企業也要尋找其規模經濟。長期看,企業規模應處于生產成本最低處,即企業規模邊界的約束條件。服務發包企業把企業非核心業務推向市場,由自身控制定價權和購買權,而外包對象僅存有生產權的外包行為。這是從服務發包和受托雙方說明服務外包與規模經濟的關系。發包與受托雙方都可以實現規模經濟。舉例來說,印度充分利用優秀的、成本相對低廉的軟件人才優勢,通過政府全方位政策扶持,積極開拓國際軟件開發及服務市場,形成了以軟件承包和服務出口為主的軟件產業發展模式,并形成了一定的規模效應,創造了產業基礎本不強大的國家在短時間內跳躍式發展的奇跡。印度將軟件園區作為出口基地,2001年為止,印度先后建成17個軟件園區,出口額到占印度軟件總出口額的近70%。印度以軟件園和加工區為基礎而形成軟件產業集聚,為印度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貢獻,服務外包及軟件業以近30%的年均復合增長率(CAGR)高速增長,2005-2006財年行業總產值為303.3億美元,占國家GDP的份額為4.7%,出口總額為236億美元,同比增長32%。2006-2007財年行業總產值為396億美元,占國家GDP份額為5.4%,出口總額為313億美元,同比增長29%。

(四)就業影響分析

有學者用數學模型分析證明,服務外包(離岸外包)可以帶來業務輸出國和業務承接國雙方技術型勞動相對工資的增長和技術型勞工就業的增加,服務業離岸外包對雙方都可以帶來凈福利的增長。在現實中,該結論也是正確的。以印度這一主要的服務外包承接國為例,承接服務業離岸業務有助于緩解就業壓力,帶動經濟的綜合發展。印度服務業的強勁增長拉動了其GDP的增長。印度2003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達到10.4%,不僅是印度的最高季度增長率,而且也高于中國過去8年來任何季度的增長率。在2001-2004年度印度獲得的服務業外包業務收入和就業增加情況。2003-2004年度,印度外包收入達到了將近36億美元,2005年達到51億美元,到2008年服務業離岸業務將達到170億美元。2001-2002年度,服務業離岸外移為印度創造的就業崗位是10.6萬個,到2003-2004年度,就業人數增長到24.55萬人(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2004),極大地緩解了印度的就業壓力。此外,印度國家軟件協會預測:2008年,僅在全球計算機用戶電話服務中心領域就為印度提供了110萬個就業崗位和210-240億美元收入。可見服務外包對就業影響之巨大。

三、結論與啟示

印度服務外包發展經驗對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印度充分利用自己的比較優勢發展本國服務業,獲得學習效應的同時,實現規模經濟,最重要的一點是緩解印度作為世界人口第二大國的就業壓力問題,印度服務外包的發展模式值得我國借鑒。目前,我國的服務外包遠落后于印度、東歐等國家,原因在于我國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后,承接服務外包較晚,而且國內缺乏有國際競爭實力的大型外包服務企業,難以在國際服務外包市場中形成自身的比較優勢。但是中國外包業務與亞太地區時區差異最小,使公司能從有效支持中受益,中國還擁有許多掌握日文、韓文等語言的人才,因此,中國戰略性的地理位置,吸引了幾乎所有世界500強公司在中國設立亞太地區的服務外包基地。此外,中國具備發展服務外包的政策支持體系。2006年商務部出臺了發展服務外包的“千百十”工程計劃,詣在大力促進我國服務外包業的發展。預計2010年全球外包市場將達到20萬億美元,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是一個歷史性的發展機遇。我國應充分利用在市場、成本、配套能力等方面的比較優勢,大力吸納國際服務外包業務,吸引先進的服務業FDI的進入并培植本土的服務業,成為國際服務鏈的主要提供者,提高我國的產業和貿易結構,在新一輪的國際分工中縮短與發達國家的距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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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慶亮.服務外包國際化的經濟學分析[J].國際經濟合作,2008(1).

[3]趙美江,劉洪鳳.服務業外包的經濟學分析[J].市場周刊理論研究,2008(1).

篇7

一、經典作家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動機的理論解釋

馬克思雖然沒有創立系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但馬克思有關資本國際化，尤其是有“過剩資本”和資本輸出的思想，對于我們分析當代外商投資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仍有現實意義，馬克思有關資本輸出的思想可以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過剩資本”，形成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在資本主義社會由于資本主義積累規律的存在及其作用，使資本的增大以及隨之而來的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以日益加快的速度進行，形成大量的相對人口過剩。事實上，在資本主義社會相對于國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言，生產過剩不可避免；同樣，相對于國內日益下降的平均利潤率而言，必然存在大量過剩資本。與生產過剩、相對人口過剩同時并存的大量過剩資本正是資本輸出的物質基礎和必要前提。

2．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過剩資本的一條出路。按照馬克思的論述，由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即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資本追求剩余價值的增值運動并不受國家或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生來就是具有國際性。馬克思、恩格思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都成為世界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的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雖然在當時的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期，資本輸出并未成為經濟現象，一國資本越出國界主要表現為商品資本，但商品生產的本性必然導致生產商品的企業為擴大商品銷路而到國外去投資，以開拓國際市場、獲取廉價原材料和追逐高額利潤為目標的資本輸出就成為過剩資本一條必要出路。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創業，到處建立聯系。”

3．高額利潤和獲取高額利潤是過剩資本輸往海外的最根本的內在動力。馬克思明確指出：“如果資本輸往國外，那么，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并不是因為它在國內已經絕對不能使用。這種情況之所以發生，是因為它在國外能按更高的利潤率來使用。”而且過剩資本所追求的不僅僅是較高的利潤率，更重要的是追求利潤量的最大化。正如馬克思所說：“超過一定的界限，利潤率低的大資本比利潤率高的小資本積累得更迅速。”可見，資本要取得更多更快的增殖特性是資本輸出的最根本動因。

二、西方主要經濟學者關于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動機的分析

1．優勢理論。1960年，海默在他的博士學位論文中，率先提出了有關外國直接投資的一般性理論，即壟斷優勢理論，海默認為，外國直接投資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資產交易過程，它還包括非金融和無形資產的轉移，是外商投資企業使用和發揮其內在組織優勢的過程。美國企業之所以能從事海外直接投資，其主要決定因素在于美國企業擁有技術和規模等壟斷優勢，而壟斷優勢源于美國企業控制了技術的使用以及實行水平一體化和垂直一體化經營。后來金德爾伯格系統闡述了壟斷優勢理論，該理論亦被稱為“海默-金德爾伯格學說。

2．市場內部化理論。概括而言，市場內部化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第一，用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代替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并以此作為市場內部化理論的關鍵性前提。第二，由于市場和企業是組織、配置要素和商品交換的兩種基本途徑，當企業內部交易成本低于市場交易成本時，交易應在企業內部即外商投資企業所屬各企業間進行，從而形成一個內部交易、內部轉讓的內部化市場。第三，內部化過程超越國界，外商投資企業便應運而生，因此，內部化優勢促成了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但巴克利等人強調，外部市場的自然性的非完善性是相對于效率而言的，因此，內部化優勢并不是指給予企業擁有特殊優勢的這種資產本身，而是指這種資產的內部化過程（相對于把這種資產出售給外國生產者而言）賦予外商投資企業以特殊的優勢。換言之，進行海外直接投資的外商投資企業并不需要一定有壟斷優勢，而只需要創造比外部市場更有效的行政機構或內部市場。第四，海外的直接投資在外商投資企業的國際經濟交易方式中居于主導地位。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內容是，企業從事海外直接投資是由該企業本身所擁有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等三大基本因素共同決定的。第一，所有權優勢。所有權優勢在鄧寧的幾篇論文中定義不盡相同，但主要是指企業擁有或能夠得到的別國企業沒有或難以得到的無形資產和規模經濟優勢。具體包括：技術優勢，包括專門技術、專利和商標、生產訣竅、營銷技能、研究與開發以及產品特異化功能。企業規模優勢，它是由規模、壟斷和獲得資源的能力所產生的優勢。如規模大的企業研究與開發能力強，產品創新優勢突出；寡占企業易控制原材料和產品市場；大規模企業能充分利用各種要素稟賦、市場—政府干預等方面的國際差異，分散企業經濟經營風險，獲得規模經濟優勢等。第二，內部化優勢。它是指企業為避免市場的非完善性而將企業所有權優勢保持在企業內部所獲得的優勢。鄧寧所說的市場非完善性既包括結構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競爭壁壘、政府干預等），也包括自然性市場非完善性（如知識性市場上信息不對稱及高交易成本等）。鄧寧認為，企業將共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可以避免世界資源配置的外部市場非完善性對企業經營的不利影響，保持和利用企業技術創新的壟斷地位，從而有利于獲得最大化的利潤。第三，區位優勢。它是指國內外生產區位的相對稟賦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吸引與推動力量。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區位優勢是由東道國和母國的多種因素的綜合決定的。若東道國經濟中的有利因素吸引外國投資者前去投資，則形成直接區位優勢；若母國經濟中的不利因素迫使企業到海外從事直接投資，則稱為間接區位優勢。概括而言，區位優勢主要取決于：一是，勞動成本。由于國際勞動力市場的不完善性，尤其是妨礙各國之間勞動力移動的移民管制，導致實際工資成本的差異；而外商投資企業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目標之一就是要使總生產成本最小。因此，企業在選擇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時，必然先考慮勞工成本較低的地區，特別是當產品技術已經標準化以后，企業更傾向于將生產活動轉移到勞動投入的來源地。典型的例證是東道國廉價而豐富的勞動力會吸引國外企業前來從事勞動密集型的投資。二是，市場購銷因素。盡管尋求廉價勞動成本的投資一直在迅速發展（尤其在發展中國家增長很快），但在數量上相對并不重要（尤其是與在發達國家直接投資相比仍然只是很小數目）。這主要是因為，國際性的競爭不只是包括為了提高生產率和降低勞動成本而在全球范圍內選擇投資地點，更重要的問題是在哪里出售產品和占有市場。正如斯密所指出的，“交換力”和“市場范圍”最終限制著因分工帶來的生產率的提高。因此，東道國市場規模、市場潛力、發展階段以及當地競爭程度等市場購銷因素對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決策有到頭重要的影響。例如，市場位置相距遙遠的國家，由于運輸成本和通訊成本較高而不利于開展貿易活動，但卻能吸引海外直接投資活動；又如，若東道國競爭激烈，出口廠商會考慮在對方市場投資生產，以“當地制造”的標簽推銷其產品，而更為重要的是，迎合東道國不同口味和需要的生產和營銷活動，嚴重依賴于東道足夠的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經濟增長的桎梏不是來片于供給，而是來自于需求，不管是對消費品還是對工業品，外商投資企業能在多大程度上從事專業化的生產和出售復雜的產品將取決于成熟的市場。為了尋求市場需求，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打破了所有國家間、地區間的界限，將生產性的環球工廠與環球購物中心相互補充，從而將全世界都作為其市場目標。但發展中國家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其市場規模和市場潛力極其有限，這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當代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主要是在發達國家之間進行。三是，貿易壁壘。東道國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存在，會直接影響到外商投資企業在直接投資和出口之間選擇。許多東道國一直在意識地將利用關稅、配額和當地標準等手段作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地重要手段，尤其是那些實行進口替代戰略地發展中東道國，貿易壁壘可誘使那些過去向其出口地外國企業到當地進行直接投資。四是，政府政策。一般而言，政法、社會和經濟環境等直接關系到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國家風險。母國和東道國的產業結構調整政策、母國對外投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東道國引進外資的鼓勵與限制政策等，都會對外國企業進入東道國市場的方式產生直接或間接影響。如母國的投資鼓勵政策和東道國的引資優惠政策能增強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第五，心理距離。前述由于經濟條件不同形成的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物質和經濟距離是跨國區位優勢的主要決定因素，而由于歷史、文化、語言、風俗、偏好、商業慣例等因素形成的心理距離，也是區位優勢的重要決定因素。一般而言，心理距離越小，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就越大。

鄧寧認為，區位優勢不僅決定著企業從事國際生產的傾向，而且也決定著企業海外直接投資的部門結構和國際生產類型。不難看出，鄧寧有關區位優勢的解釋，不僅吸取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關于國家優勢的思想，而且承襲和發展了不少國際經濟學者有關區位因素的分析。鄧寧在抽象出上述三個決定外商投資企業行為和外國直接投資基本因素的基礎上，根據三種優勢的不同組合來說明外商投資企業如何在技術轉移、出口和海外直接投資三種國際經濟活動方式之間作出選擇。若一國企業僅擁有所有權優勢，則企業將選擇許可證安排方式進行技術轉移；若一國企業具有所有權和內部化兩項優勢，而無區位優勢，則企業將選擇國內生產然后出口的方式；而一個企業只有同時擁有所有權、內部化和區位三種優勢，該企業才會選擇對外直接投資方式。西方經濟學者對外商投資企業海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被人們最廣為接受的綜合性國際生產模式，被譽為國際直接投資領域中的“通論”。

參 考 文 獻

[1]陳秀山等．中國區域經濟問題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2]魏后凱，賀燦飛，王新．中國外商投資區位決策與公共政策[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3]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編譯局譯．資本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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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指導教師課題性質畢業設計（論文）題目設計學職號稱教師專業班級單科研位教學√生產其他

論文√

課題來源

淺談企業應收帳款的管理

開題報告（闡述課題的目的、意義、研究現狀、研究內容、進度安排、預

期結果、參考文獻等）一、論文研究的目的、意義1、研究目的：在竟爭越來越激烈的狀況下，企業正確運用賒銷，切實加強應收賬款風險管理顯得尤其重要。企業應收賬款的增多，成本等費用的偏高，信用水平的偏低使得公司應收賬款風險加劇，從而導致了企業經營管理問題，企業虧損，甚至造成企業的破產倒閉，使得企業越來越重視對應收賬款風險的管理與控制。所以可以說應收賬款是企業資金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應收賬款管理直接影響到企業營運資金的周轉和經濟效益。積極有效的應收賬款管理將有利于加快企業資金周轉，提高資金使用效率，也有利于防范經營風險，維護投資者利益。因此，越來越多的企業已經意識到應收賬款的重要性，應收賬款管理已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一項重要內容。縱觀我國的研究現狀，企業應該加強應收賬款的管理，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本論文研究目的就是對企業應收帳款管理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有針對性提出解決問題的對策和措施。2、研究意義：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企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企業商業信用的國度擴展，導致大中小各種企業的應收帳款比例不斷增大，當前國內企業對應收帳款管理重視程度和力度不夠，相關信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不規范，導致應收帳款質量低下，回收程度偏低，而應收帳款的增加和質量的降低必然導致其中一部分應收帳款的呆帳壞帳的產生，這些應收帳款的沉淀，使企業資產實際質量降低，嚴懲影響了企業資金的流轉和經濟的正常運行。作為影響企業財務狀況的重要因素之一，應收帳款的管理是企業管理的重中之重，分析應收帳款的管理方法和及其不足之處的改善方法，這些對于企業管理者和投資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都有借鑒和參考意義，對于我國企業管理質量的提高以及經濟的健康發展也有一定的幫助。二、研究現狀國外研究現狀：西方對于應收賬款的相關研究已經有百年的歷史了，其信用控制體系已經非常完善，因此，企業對應收賬款的控制也相對比較容易。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現實的需要，西方學術界對傳統意義上應收賬款的控制研究，逐漸轉向對應收賬款后期的證券化和保理業務的研究。1．應收賬款的證券化研究成果。Zweig認為資產證券化為原始權益人提供了一種降低風險、多樣化資產組

合的手段，增加了一種融資工具。Schwarcz指出，資產證券化之所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是因為證券化引致的交易成本節省遠遠高于其它融資工具。他還認為發起人證券化資產的投資報酬率小于其它融資方式的融資成本，因而資產證券化也是一種有成本效率的融資工具。2．應收賬款的保理業務研究成果。BenJ.Sopranzetti(1998)教授從企業的融資的角度探討了應收賬款保理的問題。由于企業應收賬款的存在，減少了企業在一定時期的現金流量，應收賬款是具有一定信用的資產，那么可以通過信用評估，與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鑒定協議，把應收賬款作為金融產品進行交易，從而達到投資融資的經濟活動的目的。LannyLatham（2004）應收賬款是各種企業擁有的一項很常見且非常重要的資產，它的安全與否直接影響著企業的可用資源、損益情況、現金流量。從企業內部管理出發，對企業應收賬款管理中存在的問題作了剖析，提出了“要加強企業應收賬款的管理，必須提高產品競爭力，注重客戶資信調查和加強企業內部控制力度”的觀點，并對建立企業信用信息管理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Jamesc.Van.Horne（2003）教授認為整體經濟環境和公司的信貸政策是影響公司應收賬款管理水平的主要原因。整體經濟環境是不可控制的因素，而信貸政策的變量包括交易賬戶的質量、貸款期限的長短、現金折扣、季節性延遲付款、收款程序等。企業通過改變這些變量必然導致額外銷售產生的邊際利潤和應收賬款增加產生的機會成本。管理應收賬款實際上轉化為了對額外銷售產生的邊際利潤和應收賬款增加投資所要求的收益進行評估，只有兩者相等時，應收賬款所產生的收益才是最大化的。國內研究現狀：由于過去的計劃經濟體制問題，導致國內對應收賬款的研究起步較晚。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的企業和學術界逐漸意識到應收賬款管理的重要性。因為我國的社會信用體系還不完備，信用管理體系尚在探索和建立中，同時我國大部分企業應收賬款管理意識比較淡漠，管理方式比較單一，所以我國的應收賬款研究還在起步成型階段。1.關于應收賬款的現狀研究吳蓬生、張維迎、李恩柱、閆培金等學者從我國應收賬款的管理現狀出發，努力的從全方位的角度提出改進措施。這其中學者們最初的觀點看上去并不能完整的構成一個體系，但是仍具借鑒意義。2.關于應收賬款法律方面的研究吳蓬生從法律的角度提出，把應收賬款看作債權人與債務人的一種契約，解決手段(遠期的應收賬款)主要是通過法律法規。他對不良債權涉及的許多緣學科問題進行了大膽的理論探索，并做出回答。3.關于應收賬款從博弈角度的相關研究應收賬款是以信用為基礎才得以存在，其價值的實現程度由當事人雙方的博弈決定，張維迎從博弈論的角度研究應收賬款形成的原因，解決的方法是通過建立健全有效的信用制度，進行信用調查、信息跟蹤，把握事前、事中、事后三道關，進行控制管理。4.應收賬款風險研究李恩柱企業應收賬款的風險防范進行了研究，對應收賬款對企業產生的分析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并對應收賬款風險防范對策進行了研究，以確保企業財務的安全性。陳英新從風險的角度指出：應收賬款的風險是由于市場因素的不穩定性和債權、債務關系在清償時具有不確定性，導致了賒賬企業的應收賬款在回收時間和回收

數額上具有不確定性。我國的社會信用基礎還比較薄弱，社會信用體系還不完備，信用管理體系尚在探索和建立之中，有關政策法規尚未出臺，我國還很難直接照搬西方國家的應收賬款的管理模式。因此，我國企業只能根據自己企業的實際情況并結合應收賬款系統化的管理知識來制定適合自己的應收賬款管理模式。三、研究內容本文首先闡述了目前企業應收賬款管理的存在的問題，針對企業應收賬款管理存在的問題做出原因分析，并運多種措施加強企業應收賬款管理。一、企業應收賬款的概述（一）應收賬款的概念（二）應收賬款的范圍（三）應收賬款的確認二、企業應收賬款管理存在的問題（一）應收賬款拖欠嚴重，企業面臨信用危機（二）應收賬款降低企業的資金使用效率，使企業效益下降（三）應收賬款增加了企業的總成本三、企業應收賬款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一）企業之間市場競爭的產物（二）實現銷售和收到款項的時間差所致（三）應收賬款管理制度不健全（四）信用政策制定不合理（五）企業防范風險意識薄弱（六）外界市場環境復雜四、加強應收賬款的管理措施（一）全面核算應收帳款的成本（二）建立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三）加強客戶信用管理（四）加強應收賬款的風險防范，提高企業風險管理水平（五）以應收賬款轉為應收票據來降低風險（六）提高人員素質（七）應收帳款的控制結論四、進度安排1、確定畢業論文的選題，收集資料，整理資料，完成論文的任務書。2012-9-8至2012-9-262、編寫論文提綱，撰寫開題報告，進行開題，實習期間進一步查找資料，作社會調查。2012-9-27至2012-10-113、撰寫論文，完成第一稿，并交指導老師。2012-10-12至2012-11-24、修改論文，完成第二稿，并交指導老師。2012-11-3至2012-11-155、修改論文，完成第三稿，并交指導老師。2012-11-16至2012-11-29

五、預期結果

應收賬款作為企業流動資產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否能夠及時收回關系到企業正常的生產經營能否正常周轉，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文針對應收賬款管理存在的問題，找到加強企業應收賬款管理的措施。

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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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歷來受到人們的關注，新古典經濟學假設企業是天然存在的，并將其抽象為一個關在神秘“黑匣子”中的生產函數：要素從一頭輸入，產品從另一頭輸出。企業家要做的只不過是在不同的生產技術中做出選擇，以求成本最小化。此時的企業家完全不需要奈特所說的面對“風險”和“不確定性”的能力以及熊彼特意義上的“創新”精神。

或許是新古典經濟學需要關注的現象太多了，假設企業的天然存在性確實減少了經濟學家不少的麻煩。但過于簡單的抽象對“真實世界的經濟學”實在是難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1 文獻回顧

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一文。科斯提出市場和企業是兩種可以相互替代的配置資源的手段，“企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價格機制的替代”，兩者的區別在于：在市場上，資源配置由價格機制自動調節；在企業里，資源配置由權威的組織來完成。但無論用市場機制還是企業組織來協調生產，都是有成本的。進一步科斯指出“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最明顯的成本，是去發現相關價格是什么”，至此，事實上科斯己經向我們回答了企業出現的邏輯起點，以及企業與市場的界限問題。企業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有些交易在企業內部進行比通過市場進行所花費的成本要低。但是企業的組織成本與企業是形影不離的，它伴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張而擴張，當在企業內組織交易的成本擴大到等于市場組織交易的成本時，企業與市場的界線也就劃定了。

張五常在其1983年的論文“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中指出，企業并非為取代“市場”設立，而僅僅是用要素市場取代產品市場。這被張維迎理解為“關子企業性質的更透徹的解釋”。事實上，科斯早就指出，企業用“權威”在組織生產，無非是“一系列契約被一個契約替代”的結果。“通過契約，生產要素為獲得一定的報酬同意在一定的限度內服從企業家的指揮。契約的本質在于它限定了企業家的權利范圍”。從這里可以看出，科斯并不是簡單地認為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而是一個企業契約對一系列市場契約的替代。企業節省交易費用的奧秘就在于此。“張五常真正不同于科斯的地方，是他認為要素市場上的合約，即企業合約，與產品市場上的合約，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不同。”張五常曾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如果你不會因為到百貨公司買了一雙襪子，就被看成與這家公司同屬一個企業，那么為什么你聘用了一個工人，你就與這個工人被看成同屬一個企業了呢？在張五常那里，買襪子的合約與雇用工人的合約都是市場合約，沒有本質區別。也正由于此，張五常“不知企業為何物”。

除了張五常，威廉姆森（1975年）和克萊茵（1978年）也繼承了科斯的觀點，認為企業是節約交易費用的一種交易模式，一項交易要選擇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結構”來完成（威廉姆森，1985年）。隨后，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爾（1990年）建立了一個所有權結構的模型。他們認為，當確定所有特殊權力的成本過高而使合約不能完全時，所有權具有重要意義。科斯（1937年）經由阿爾欽和德姆塞茨（1972年）、威廉姆森（1975年，1980年）、克萊茵（1978年）、詹森和麥克林（1976年，1979年）、張五常（1983年）、格羅斯曼和哈特（1986年）以及哈特和莫爾（1990年）等人的發展，形成了新制度學派的企業理論——企業的契約理論。

2 創造市場的企業

關于創造市場的企業這一概念，在科斯的論文之中的闡釋堪稱經典，其經典性不僅在于其論文獨到的原創性，更在于其后來引出的一系列經典論文。威廉姆森將科斯的交易費用思想發揚光大，創立了交易費用經濟學，企業的契約理論也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現代企業理論。

我們把科斯的思想提煉一下，其核心觀點就是：企業是用一個市場契約替代一系列市場契約（周其仁，1996年）；企業由于能夠節約交易費用而出現；當企業內的交易費用擴大到等于市場的交易費用時，企業達到其最大邊界。對于科斯以及新制度學派所闡述的企業的契約性質和邊界問題，本文不作斷然否定。需要提出問題的是，科斯簡單地認為交易費用是決定企業邊界的唯一因素，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科斯認為，企業和市場是執行相同職能因而可以相互替代的資源配置的兩種機制，企業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對價格機制（市場）的替代，企業的出現是因為用企業組織交易的費用低市場組織交易的費用。既然科斯討論的是企業出現的問題，我們就必須把科斯意義上的“市場”理解為不存在企業的市場。按照古典的看法，市場是交換產品的地方（我們不考慮現代意義上的虛擬市場）。在私有產權得到法律有效保護的前提下，要素（包括人力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資源配置的方式一一將要素轉讓給者，自己按合約獲取收入；或者自己組織生產。顯然，按照科斯的理解，如果一個人購買了其他人對之擁有產權的生產要素——無論是人力資本還是非人力資本，用這些要素組織生產，并將產品用于市場交換，科斯意義上的企業就出現了。馬克思可能不會完全同意這一看法。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提到：同一資本雇傭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為生產同種商品服從企業家統一安排時，這在歷史與邏輯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起點，馬克思所理解的企業至少包括雇傭工人。如果個人通過組織自己己有的（不是購買來的）生產要素進行生產，即使他將產品用于交換。我也不能稱之為企業。由此看來科斯意義上的“市場”專指產品市場，不可能包括要素市場。

現在，我們已經理解了科斯所說的“企業”與“市場”是一個什么樣的概念了。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企業與要素市場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企業創造了對要素的需求從而創造了要素市場。從一個不存在要素市場的市場中突然冒出一個要素市場，這真是“驚險的一跳”。表面看來，當要素所有者將要素轉讓給者支配時，他自己就失去了親自組織生產的機會，也就失去了跟別人交換產品的機會，這不就是科斯所闡述的張五常所理解的用要素市場代替了產品市場嗎？從企業本質的角度來講，無論是科斯所說的企業是對市場的替代，還是張五常所理解的企業是用要素市場去替代產品市場，都是站不住腳的。企業的出現不僅沒有替代（產品）市場，反而創造出了新的（要素）市場，這一解釋與日益繁榮的市場經濟是相符的。只有兩個企業縱向一體化時，才可以說是用企業替代了市場，或者說是用要素市場替代了產品市場，但那己經是企業出現以后的事了。

3 企業出現的解釋——對科斯的質疑

科斯從交易費用的角度解釋了企業的起源問題，認為當用企業組織交易的費用小于用市場組織交易的費用時，企業就出現了。斯密強調分工的好處，用市場協調分工會遇到困難，企業的出現就是用來協調分工的。科斯（1937年）明確否定了這一觀點：市場本身就是用來協調分工的，根本無需企業多此一舉。馬克思認為：企業的出現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聯系在一起的，企業在生產的過程中可以擴大自己的規模。

我們假定三個人達成一個契約：甲成為科斯式的“權威”，乙和丙將自己的勞動力轉讓給甲，在甲的指揮下進行生產。生產完成后，三種產品在甲、乙、丙三人之間進行交易（或分配）。這樣一個“企業”確實大大節省了交易費用，但同時這又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更加深刻的問題：這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嗎？初看起來，乙和丙將主產要素轉讓給甲，由甲指揮生產，這似乎己經符合了企業“雇傭勞動”的定義。但稍加思索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所謂的“企業”只不過是一個封閉的組織——與外界沒有能量交換，生產只是為了“企業”內部員工的消費。我們當然可以認為這個企業會把多余的產品拿出去跟別人交換，但這種偶然的交換——就像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偶然交換一樣，絕不可能便之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企業。或者，這個“企業”除了自己消費之外，也專門從事與別人交換的業務。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交換純粹是為了生理或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贏利的需要。因為在這種初級社會中，儲存過多的產品是沒有任何價值的——只會導致腐爛。我們姑且遵從這一假定，即這個“企業”也專門從事與別人交換的業務，當它發現有些交易需求又不能夠互補時——交易費用過高，按照科斯的想法，它又會去擴大“企業”規模，把交易費用過高的市場交易內部化，如此下去，這個“企業”的規模會不斷擴張，直到所有的交易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企業”內部完成為止。看來在這里，科斯的“交易費用”對“企業”規模的解釋是相當有力的。可是這是一個真正的企業嗎？與其說是一個企業，還不如說它是一個社會，或者說它是一個全能的“人”，這個“人”能夠根據自己的需求合理安排生產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基本上不需要與外部發生聯系。

貨幣與信用的出現是企業大規模產生的先決條件。經濟社會由自給自足發展到以家庭為經營單位的分工貿易，人們在分工與貿易中發現了獲利的機會。但是離開了貨幣，這種獲利的機會是無法被人們抓住的。正如亞當·斯密（1776年）所說，只有金銀才是財富積累的惟一手段。貨幣的產生使得企業家能夠將市場中的價差轉化為貨幣形式的利潤，使財富的積累成為可能。因此，結論是：企業的產生與貨幣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關系，貨幣的產生催化了企業的產生。驅逐利潤的本質而不是節約交易費用使企業從市場中孕育而生，科斯的觀點是一種本末倒置的看法。科斯的“交易費用”與其說是用來解釋企業產生的不如說是用來解釋企業之所以合并的。

4 結語

企業的出現不是替代了（產品）市場，而是創造了一個新的（要素）市場，企業絕不是為了節省交易費用才出現的（雖然節省交易費用可以增加一些利潤），對利潤無止境的驅逐才是企業的本質。信用貨幣是積累財富的唯一手段，是企業產生的先決條件。離開了代表財富的貨幣，是無法理解企業的起源的。科斯的企業理論使企業一下子跳出了新古典的神秘“黑匣子”，但神秘的色彩依然揮之不去。當我們摘下有色眼鏡而用一種審視的目光去面對他的時候才發現，使“天使”神秘的不是“天使”神秘的光環，而是我們的無知。

參考文獻

1 錢穎一.現代經濟學與中國經濟改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篇10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428（2016）08-106 -02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隨著中小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與進步，管理者的素質與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擁有了一定的專業外貿人才和強有力的技術競爭能力，出口產品也逐漸從單一性轉向為多樣性。央視財經根據海關數據統計，2015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14.14萬億元，其中中小企業出口總額為9.1萬億元，占出口總額的64%。然而在伴隨著中小企業對外貿易體系的逐漸完善的過程中，一些發展瓶頸也逐漸顯露。我們根據數據統計發現2015年我國貨物貿易出口總值比2014年出口貿易總值仍然有所下降。

伴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我國中小企業雖然較之前了很大進步，但從理性上來看，不論是學術中將中小企業對外貿易與綠色發展相結合的探究還是具體現實中將二者結合的實踐都存在意識缺乏或不給予足夠重視的現象，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的環境問題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來，已經對整個國民經濟造成日益嚴重的影響。為突破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新瓶頸，適應國內外環境發展的行情，必須走一條適應時展新潮流的道路――綠色發展。所謂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綠色發展道路，就是讓綠色發展這一新理念貫穿于中小企業價值觀，規范著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戰略制定、目標、重點、階段和相應的策略。簡單地說，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綠色發展道路就是讓中小企業以綠色發展新思路作為指導思想。

本文將中小企業對外貿易與綠色發展結合起來，通過詳細分析國內外環境指出當代綠色發展已成為刺激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持續健康發展迫切需要的新思路、新道路，并對如何落實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的具體措施進行探討。

二、適應國內外發展潮流：積極倡導綠色發展新理念

（一）從本國角度來看

“十一五”規劃以來，我國大力倡導綠色發展，堅持綠色富國、綠色惠民，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堅持推進傳統行業的綠色改造，推動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產業體系，鼓勵企業工藝裝備更新之外，發展綠色經濟。我國大力倡導走綠色發展道路，在經濟的長遠發展中綠色經濟處于主動和有利的位置。“金山銀山，不如綠水青山”，這句話是今年兩會代表委員們熱議的綠色發展理念。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要理念。當代中小企業在發展對外貿易過程中應當有效地與綠色發展相結合，遵循本國經濟發展趨勢，這既是響應國家綠色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促進對外貿易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發展的必然選擇。

（二）從國際角度來看

隨著工業發展加速，經濟高速發展，環境與貿易的問題日益突出，綠色貿易壁壘自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隨后得到不斷發展，現已成為限制我國中小企業進出口貿易的重要阻礙。所謂綠色貿易壁壘就是環境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領域中，一些發達國家憑借其科技優勢，以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為目的，通過立法，制定繁雜的環保公約、法律、法規和標準、標志等形式對國外商品進行的準入限制，它屬于一種新的非關稅壁壘形式，已經逐步成為國際貿易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綠色壁壘使得出口產品的各個流程成本增加，規模較小的中小企業不能將出口產品內部化，出口市場份額、貿易機會、企業和商品信譽等方面都產生了很大的不利影響。尤其是中小企在對外貿易過程中，從資金和技術上難以使出口商品環境成本內部化，這樣就改變了以往的貿易條件和比較競爭優勢。綠色壁壘的產生無疑是對我國缺乏綠色發展意識的中小企業發展對外貿易的嚴重打擊。

三、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的實施

現如今仍有很多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沒有樹立正確的觀念，把擴大對外銷售作為第一理念，缺乏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理念的認識。要想促進中小企業對外貿易順應時代潮流，破除發展新障礙，必須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走綠色發展道路，這是帶動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選擇。具體實施方案如下：

（一）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并積極發展綠色產業

綠色理念對貿易發展有重要的指導作用，中小企業要想促進對外貿易的新發展，必須牢固樹立綠色發展理念，并將這一理念貫徹、落實到對外貿易的各個環節，發展綠色產業。綠色貿易壁壘成為我國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阻礙的這一事實已無法改變，那么中小企業可以充分利用這次挑戰帶來的機遇，提高中小企業的環保標準，大力倡導并發展企業的綠色發展，在生產、管理和服務過程中彰顯人性化，讓綠色成為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一大特色。與其同時，政府要在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中充分發揮這只有形的手，給企業一定的引導和支持。

（二）中小企業進一步自我完善，優化出口商品結構

中小企業在管理者素質與能力、專業人才與技術競爭能力有所提高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自我。要充分、及時、準確地了解國外實行的綠色壁壘的實時信息以及發展的動態，充分做好迎接綠色壁壘的準備，讓綠色壁壘成為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一個機遇。尤其是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領導要率先樹立綠色發展意識，抓住機遇，帶動全體員工為企業生產和經營的每一個環節把好關，全面提高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的效率和能力。在優化出口商品的結構上要樹立創新意識，尤其是技術創新方面，優化并提高出口產品的質量和出口產品的各個環節。環節包括研制開發、加工、包裝、運輸、銷售、服務、廢棄物處理，讓綠色發展貫穿于這一系列環節的始終，提高出口產品的檔次。

（三）充分發揮中小企業外部的作用

由于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更多的是關注眼前利益而忽視長遠綠色發展理念的重要性，這就需要政府積極組織、宣傳或成立為引導和推進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的專門部門，為它們收集更多關于其他國家環境壁壘的數據和信息以及有關綠色發展的實時信息，讓中小企業在了解更多國外貿易環境的基礎上發展綠色貿易。同時，政府應當為這些中小企業給予技術、理論支持，為降低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過程中的生產成本給予一定的稅收優惠和綠色壁壘補貼，從而降低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

中小企業外部作用除了政府，還包括各個中小企業之間的相互合作，在走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的過程中，中小企業加強合作，有利于共同應對國外貿易環境的挑戰，共同營造綠色發展道路，在國際市場上樹立中小企業的綠色形象，共同突破貿易壁壘。

四、堅持綠色發展的建設性意義

（一）順應當代綠色需求給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發展帶來機遇和挑戰

隨著經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來越重視和關注環境問題，許多發展中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設置的綠色壁壘正是對綠色產品需求增強的體現。綠色需求對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發展不僅是挑戰更是探索新戰略、促進自身發展的新機遇。如果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中忽視綠色發展道路，不能正確認識綠色發展在當代國際發展的新局面，就會被淘汰；國外消費者需要什么產品，中小企業就銷售什么產品，既然綠色需求是國際市場的需求，那么中小企業就應當順應此需求，為中小企業獲取利益謀求發展的機遇，如果中小企業在對外貿易中以綠色發展為導引并提供綠色產品或服務就能在未來貿易中得到迅速發展。

（二）在國際市場樹立中小企業綠色形象，贏得競爭優勢

中小企業對外貿易實行綠色發展戰略有利于在國際市場中樹立綠色企業的形象，拓展綠色產品在國際上的潛在市場，提高中小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盡管綠色產品的生產成本比較高，但是它的價格也高于同類產品的價格，因此它的收益也是可觀的，而且加上國際對綠色的重視，中小企業更應該從綠色發展上實行對外貿易，讓自身跟緊世界大舞臺發展的步伐。

（三）優化產業結構，實現資源合理配置

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的推行成效關系到在未來國際市場競爭中的話語權，在對外貿易發展過程中重視綠色發展戰略，走綠色發展道路，可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得管理的全過程不論從最開始的產品設計還是到產品的售后與廢棄物處理，都考慮綠色、環保，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

五、總結

中小企業對外貿易的經營和發展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實施對外貿易綠色發展道路與中小企業經營、發展的目標是一致的。因此各中小企業對外貿易應當積極主動走綠色道路，克服一切發展過程中的困難，并探索出適合自身對外貿易綠色發展的思路，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從而不斷促進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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