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經濟師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經濟師的職業價值

經濟師是企業要設立的重要崗位，在企業發展中意義重大。但經濟師在我國的發展前景并不樂觀。目前我國很多企業經濟師一職空缺，經濟師的職責不明，權責失衡等問題比較嚴重。有的企業規定經濟師主管后勤工作，有的規定主管某科或某幾項業務，經濟師在企業中地位的不適當造成其利益也沒有充分的保障，挫傷了經濟師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2提升經濟師職業價值的建議

2.1經濟師個人方面

首先要不斷學習，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經濟師要將所學到的經濟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經濟管理的工作中，與實際工作相結合，在提高經濟管理水平的同時更好的掌握了相關經濟知識。在實際工作中遇到新問題的時候，要重新學習理論知識，將一知半解的知識系統化，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經濟管理知識，然后將新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解決實際問題。其次要增強職業道德和法律意識。每一位經濟師在考取經濟師證的時候，都要考試職業道德方面的知識，目的就是讓從事經濟管理行業的人員明確該行業的職業特點、職業原則等。經濟師要提高自身素質，以職業道德規范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斷提高自律能力，增強法律意識。再次，勤思考、多學多問。經濟師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用心工作，精益求精。經濟師要定期進行專業的學習，不斷獲得全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同時要成為一名合格的經濟師還需對本行業的發展及市場環境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與世界及同行業最新的管理理念接軌，結合自身企業情況為領導出謀劃策，做到有的放矢。

2.2企業方面

首先企業領導要對經濟師的地位給予高度重視和認可。企業領導要充分認識到經濟師對企業經營戰略目標的制定和實施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經濟師根據政策和市場的變化，對企業的發展提出可行性報告，并對這些信息反復核實其準確性，這些可以使企業領導的決策更加靈活，更加科學合理，能夠最大限度的避免決策失誤給企業帶來損失。其次要完善機制，強化對經濟師的激勵。要打破經濟師職稱化的格局，使其職業技能的提高與收益真正聯系起來。如果沒有合適的激勵機制，經濟師能力的高低與其工資待遇不成正比，就會造成經濟師不求上進，消極怠工，甚至是工作能力較強的經濟師離開公司，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能夠進一步調動經濟師的積極性，開發其潛能。因此要提高經濟師的經濟待遇，增加他們的工資、補貼等。另一方面要提高經濟師的政治待遇，邀請經濟師參與企業重要會議的討論，讓經濟師承擔重要的工作，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環境，使其對自身工作有一種全新的高度認識，充分發揮專業優勢，為企業的發展把好舵。再次要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企業要為經濟師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這個環境中要有良好的紀律、工作秩序、合作流程，這樣公司全體人員就會遵照制度辦事，按照流程工作，逐漸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團隊意識。經濟師在這種環境當中就會主動學習、交流，用心做好每一項工作，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企業要對經濟師定期考核，監督經濟師正確履行職責。最后要提供優質的培訓。經濟師在加強自身學習的同時，企業也要提供培訓。培訓的形式應該多種多樣，可以是專業知識的培訓，也可以是針對某一問題的培訓。加大培訓的范圍，可以是企業內部高層經濟師的培訓，也可以是各個分公司、相關部門經濟管理人員的培訓，使得各層次、各崗位的經濟師都能夠積極行動起來，真正發揮經濟師的職業作用，用正確的管理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行動。避免出現決策只是高層管理者的工作與其他人無關的不良現象，而應上下齊心，提高管理一線工作建議、意見的專業性、市場針對性，這樣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給公司的發展帶來希望。

3結語

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內的市場環境也隨之發生了轉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我國已經由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轉變，經濟師的首要職責就是以市場為導向，制定符合企業發展的戰略部署，以技術創新為手段，推出市場和消費者需要的產品，將市場的潛在需求引導為現實需求，為企業創造更多的利益。

高級經濟師論文范文二：經濟師企業知識管理的重要性

一、知識管理的起因

近20年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著世界經濟的增長方式、企業的經營方式、生產的組織方式和人們的生活方式。具體表現為如下方面。

1、全球范圍互聯網絡的形成使得知識與信息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和共享成為可能,這極大地促進了企業經營的全球化、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企業的經營資源,包括資本、原材料、設備、勞動力、知識等,將不再局限于某一部門、地區及國家內流動,而是按照收益原則和價值規律(價格機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配置,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也會延伸至世界的所有目標顧客。

2、隨著本世紀80年代以來知識產業、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知識在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越發明顯與重要,知識正在漸漸取代貨幣資本、勞動力、原材科等有形資源而成為經濟增長中的最關鍵性生產要素,企業經營的重點也將由實物經營轉為知識經營,企業擁有和能夠利用的知識的種類、數量和質量將直接決定著企業的產出、績效和競爭地位,從而決定著企業自身的價值。

3、社會消費或使用將由傳統的實物消費轉為以高科技產品和知識消費為主,知識價值已成為衡量商品和服務有效性的原則。知識價值是由包含在產品和服務中的知識含量或是智力密集程度決定的,知識含量越高,產品和服務的知識價值就越高。知識價值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降低甚至消失,因為新知識不斷地產生和消費者的需求在不斷變化。綜上所述,現代企業只有實施知識管理,進行企業管理方式的創新,才有利于知識(包括信息)的積累、傳播、共享與創新,進而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自身價值和市場競爭力,在世界經濟一體化和知識經濟帶來的挑戰中獲得新生。

二、知識管理的概念、目標

知識管理是通過改變員工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建立起知識共享與創斷的企業內部環境,從而實現運用集體的智慧提高應變和創新能力,最終達到企業目標。知識管理不同于信息管理,信息管理包括信息的收集、篩選、分類、分析、評價和分配、利用等內容,而知識管理則強調把信息、人力資源、知識、市場與經營過程等協調統一起來,從而最有效、最大限度地提高企業經營效果。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知識管理區別于信息管理的最根本之處在于前者強調對人力資源和知識的開發和利用。知識管理的目標主要有以下三個:

1、構建全員參與的以知識的積累、生產、獲取、共享和利用為核心的企業戰略。企業戰略是指引企業去迎接挑戰、利用機會、發揮優勢的保證。在以知識為最重要經營資源和主要消費品的今天,衡量企業成功的尺度在于知識(產品和服務中知識的數量及質量),而不是有形資產或是庫存。因此,只有從戰略上重視知識這種關鍵性生產要素,并努力實施知識戰略,才是經營管理之本。

2、促進人力資源、信息、知識和經營過程的緊密結合。在企業日常的生產經營活動過程中,信息、知識與人的認識能力的結合將導致新知識的產生。同時,知識(原有知識和新知識)和信息反過來又會改善企業的經營過程,從而提高企業的經營績效。

3、管理知識資產。知識作為一種資產或是資本,要象對其它經營資源那樣對其進行有效的管理。知識資產的管理步驟包括知識資產的分類、評估、投資、新知識檔案的集中及知識資產的利用。

三、實施知識管理需要進行的工作

現代企業要擺脫工業經濟時代以物質經營為中心的模式,有效地實施知識管理,需要做以下幾方面的工作。

1、組織管理方式的創新。缺乏科學性的憑個人直覺、經驗進行管理的家長制及缺乏靈活性的權力依職能和職位分工與分層、以規則為管理主體的官僚制(等級制度)已不能適應知識社會中企業經營與管理的要求,組織管理方式的創新已迫在眉睫,其方向應是利于知識和信息迅速傳播、共享和創新的網絡狀結構。富有彈性的網絡結構能夠對經營環境與市場的變化作出快速反應,從而提高組織績效。

2、設立知識主管。知識作為一種越發重要的無形資產與經營資源,應有專人對其進行有效管理。知識主管的職責是營造一個促進信息與知識積累、共享和創新的環境,促進知識集成、生產和利用,并保證知識流向于有助于實現企業目標的部門和個人。

篇2

首先要不斷學習，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經濟師要將所學到的經濟知識運用到實際的經濟管理的工作中，與實際工作相結合，在提高經濟管理水平的同時更好的掌握了相關經濟知識。在實際工作中遇到新問題的時候，要重新學習理論知識，將一知半解的知識系統化，更好的理解和掌握經濟管理知識，然后將新學到的理論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解決實際問題。其次要增強職業道德和法律意識。每一位經濟師在考取經濟師證的時候，都要考試職業道德方面的知識，目的就是讓從事經濟管理行業的人員明確該行業的職業特點、職業原則等。經濟師職業價值要提高自身素質，以職業道德規范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不斷提高自律能力，增強法律意識。再次，勤思考、多學多問。經濟師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兢兢業業，用心工作，精益求精。經濟師要定期進行專業的學習，不斷獲得全面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同時要成為一名合格的經濟師還需對本行業的發展及市場環境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不斷更新自身的知識結構，與世界及同行業最新的管理理念接軌，結合自身企業情況為領導出謀劃策，做到有的放矢。

1.2企業方面

首先企業領導要對經濟師職業價值的地位給予高度重視和認可。企業領導要充分認識到經濟師對企業經營戰略目標的制定和實施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經濟師根據政策和市場的變化，對企業的發展提出可行性報告，并對這些信息反復核實其準確性，這些可以使企業領導的決策更加靈活，更加科學合理，能夠最大限度的避免決策失誤給企業帶來損失。其次要完善機制，強化對經濟師的激勵。要打破經濟師職稱化的格局，使其職業技能的提高與收益真正聯系起來。如果沒有合適的激勵機制，經濟師能力的高低與其工資待遇不成正比，就會造成經濟師不求上進，消極怠工，甚至是工作能力較強的經濟師離開公司，直接影響企業的競爭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能夠進一步調動經濟師的積極性，開發其潛能。因此要提高經濟師的經濟待遇，增加他們的工資、補貼等。另一方面要提高經濟師的政治待遇，邀請經濟師參與企業重要會議的討論，讓經濟師承擔重要的工作，營造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環境，使其對自身工作有一種全新的高度認識，充分發揮專業優勢，為企業的發展把好舵。再次要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企業要為經濟師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這個環境中要有良好的紀律、工作秩序、合作流程，這樣公司全體人員就會遵照制度辦事，按照流程工作，逐漸形成一種積極向上的團隊意識。經濟師在這種環境當中就會主動學習、交流，用心做好每一項工作，不斷提升自己的能力。企業要對經濟師定期考核，監督經濟師正確履行職責。最后要提供優質的培訓。經濟師在加強自身學習的同時，企業也要提供培訓。培訓的形式應該多種多樣，可以是專業知識的培訓，也可以是針對某一問題的培訓。加大培訓的范圍，可以是企業內部高層經濟師的培訓，也可以是各個分公司、相關部門經濟管理人員的培訓，使得各層次、各崗位的經濟師都能夠積極行動起來，真正發揮經濟師的職業作用，用正確的管理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行動。避免出現決策只是高層管理者的工作與其他人無關的不良現象，而應上下齊心，提高管理一線工作建議、意見的專業性、市場針對性，這樣的良性循環才能真正給公司的發展帶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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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避免語言穿插過多,回復過大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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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單位里，不管是國有事業還是民有事業，經濟師的人力資源管理的地位和作用都不容小覷。人力資源的管理在多年的發展中已經有了一定的積累，并且行之有效。但是，新時期，我們不能僅僅局限于固有的方法，還要不斷創新。這其中，包括方法創新，制度創新等。眾所周知，新的時期，給我國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機遇。事業要抓住機遇，創造新的輝煌，不能全部都依賴資金的貢獻，還要依靠事業員工對事業的貢獻。事業里的員工本身就是事業的寶貴的財富。所以，我們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寶貴財富創造價值，就要對事業的人力資源進行科學的管理。

一、當前經濟師人力資源管理的現狀

經濟師人力資源管理是一項長期復雜的工作，并不是一日兩日就能完成的，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人力資源是一項基礎性很強的工作，它同時牽扯到體力、腦力兩個方面的投入，在管理制度的約束和指揮下，對于事業內部的人力資源進行系統而科學的管理運營，進一步增強事業的實力和員工的創造價值。而經濟師一職則在事業內部承擔了重要的人力資源管理任務，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體現：要么直接參與單位人才的培養，要么創建人力資源管理體系，要么從事人力資源體系的修訂和完善。我國的事業對于經濟師人力資源管理的方法較為傳統，一般不過分突出其地位作用或者給予特殊的權力或者待遇。這樣導致經濟師開展實際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時存在諸多掣肘和諸多不便之處，容易遇到各種阻礙和牽絆。再加之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工作往往缺乏持續性和連貫性，管理制度不太完善，人治大于制度，給經濟師的工作制造了很大的困難。

二、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在我國的大多數事業內部管理中，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和戰略地位往往被忽視，得不到決策者和上層管理者的一致認同。在事業的運行乃至發展壯大過程中，往往對于人力資源管理不置可否，仍然按照人情世故的老一套來。機構設置不到位、人員配備不到位、工作權限不到位、思想觀念不到位的人力資源管理與現代人力資源正規化、專業化管理極不符合。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機構設置不到位。許多公司設置了人力資源管理部門，但是往往只是把原公司的人事部門換了一個牌子而已，換湯不換藥，并沒有動氣根本，推倒重來，所執行的功能也和原來的人事部門大致相同，沒有以現代的、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方式方法對公司人員進行管理，仍然以傳統的以“人”和“事”為主線的管理模式進行簡單粗放的管理，經濟師的作用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

2.人員配備不到位。在許多事業的人力資源管理部門內部，職業的人力資源管理者往往配備不足，有些人員是原來的人事部門人員，有些甚至是“皇親國戚”，給老板的朋友或者親戚找一個閑差，缺乏真正具有管理能力和科學素養的管理人才。特別是經濟師人才，在大型國企內部還擁有市場，對于一些小型的公司和事業來說，經濟師職位往往都沒有出現在招聘公告內。

3.工作權限不到位。人力資源管理部門的權力和權限往往不夠，很多中小型事業一人公司、“一言堂”的現象依然存在。很多時候明明制度已經出臺，也在正常地執行，但是在落實的時候會遇到來自各方的阻力，甚至涉及重大利益的工作都會撇開制度，完全變成了拉幫派、拼關系等不良行為的市場。

4.思想觀念不到位。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作用并沒有得到許多公司高層和老板的認可，很多人還停留在陳舊的管理觀念上面。許多事業并沒有把“管理”放到重要和核心的位置上，將人力資源管理置于其他事務之后，將人力資源部門視作一個管管招聘、解聘、統計人員信息的閑散部門。

三、解決經濟師人力資源管理問題的方法和對策

1.科學制定長遠的發展規劃

事業的效益提升和長遠發展離不開經濟師人力資源管理的作用發揮，單位應讓經濟師特別是首席經濟師參與到事業的日常運轉和發展規劃制定上來，科學地制定公司運轉制度，正確審時度勢，明確發展目標和發展方向。

2.完善人力資源管理體系

科學完備的管理體系是經濟師能夠順利展開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體制保障，是公司能夠健康持續運轉和發展的重中之重。要制定完備的管理體系，第一步要制定系統的人才培養和人才發展規章制度。在制度的制定過程中，要緊跟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情況，特別是要分析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下各方面狀態的走勢，同時要認真分析事業自身的具體情況，找準目標定位，實事求是，不故步自封，不好高騖遠。

四、結語

經濟師的人力資源管理是影響單位綜合評價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力資源管理不僅要依靠人的努力，同時也和優秀的制度息息相關。事業的發展不僅要靠金錢的積累，也要依靠優秀的人才來持續健康快速地發展。所以，要提升事業的綜合實力和市場價值，一定要重視事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因此，務必要謹慎地編制人力資源管理的規章制度和實施方案，進一步完善管理體系，培養全能的經濟師人才，將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推向更高。

篇5

電價是電力經濟系統運行的關鍵因素之一，沒有完善的電價管理體制，就不可能提高電力企業的經濟效益。但是，就目前電力企業的電力管理體制來看，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一方面，現在部分地區還出現嚴重的偷電、漏電的行為，而且也沒有嚴厲的懲處制度，嚴重影響電的銷售。另一方面，目前的電價標準制定還統一由政府制定，電力企業要開拓市場還要通過上報政府，等政府審批，政府的批準又得經過一年半載，等審批通過，電力企業已經失去市場機會，給電廠或電網造成巨大的損失。因此，在市場經濟背景下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要改善電價的管理體制，避免該管理體制的滯后性、不科學性等影響電力產業的市場營銷。

（二）電網的經營機制有待完善

電網的有效管理也能促進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然而，現在的電網經營機制還不是太完善。在如今的電網管理機制中，大都是政府垂直管理的，在財政管理上也是采用收、支兩條管理線，電網的經濟效益核算也是統一進行的，這會讓電力企業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大打折扣，許多電力企業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法人代表存在，電網經銷者沒有經營的主動權，這會影響他們工作的積極主動性，間接影響電力企業的經濟效益。

二、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如何促進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背景下，電力企業要合理分配資源，做到資源的優化配置，同時還要建立科學系統的電力經濟運行體制，盡可能地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要求。在國家及相關政府對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調控下，電力企業的相關制度也在逐漸改革完善著，對促進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有很大的影響。下面我們從電力企業市場的發展、電價體制的改善、市場供求機制及競爭機制的完善等方面具體分析：

（一）大力推廣電力企業市場的發展

在相關法律的規定下，電力企業主要被劃分為三個模塊，即電力生產企業、電力建設企業、電網經營企業。電力經濟系統的運行過程中，我們既要確保這三個模塊的相對獨立性，還要保障它們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國家及相關政府要給電力企業適當的自，確保公平自主、平衡發展的原則，從而有效開拓電力企業的發展市場，抓住發展的機遇，如農村電網的改建等，各電力企業公平競爭，在競爭中求發展，促進電力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

（二）改革完善電價的管理體制

在資源的優化配置中，我們要確保電價的科學合理，才能為電力經濟系統的正常運行提供保障。因此，在市場經濟背景下，改革完善電價的管理機制是迫在眉睫的。一方面，國家及相關政府應該給予電力市場足夠的自，讓電力企業有權在某一范圍內宏觀地調控電價。另一方面，電價的規定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可以按照市場的需求，適當地上調或下降電價，以增加電的銷量來提高經濟效益，有效地實現薄利多銷。另外，電價的制定要結合市場的風險、電力企業的成本、應繳的稅額等，在合理的條件下，最大限度地提高電力企業的利潤。

（三）建立有效的市場供求及競爭的機制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電力供求不是一成不變的，我們一定要時刻關注經濟市場對電力的需求，然后適度地供應，做到電力市場的供求平衡。當電網的供大于求時，我們可以適當地下調電價，若供小于求時，上調電價，用這種電價浮動的方式來調節電力供求的平衡。除此之外，還需要建立公平的競爭機制，給電力分配同等條件的資源，讓他們在同一起跑線上公平競爭。對于某寫大電網的交易，可以從中收取過網費等，從而有效地平衡各電網的經濟效益，促進整個電力經濟系統的可持續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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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論文論中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經濟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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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一、引言

城市經濟學的歷史源遠流長，其發展過程可謂一波三折。早在古希臘甚至更早的時候，哲學家和經濟學家們就開始從勞動分工的角度關注城市經濟問題了(Xenophon,BC.427-355;Plato,BC.380;WilliamPetty,1683)；到了古典經濟學的時代，城市經濟學出現了一個小的研究，當時不僅有城市“勞動分工”說(AdamSimth,1776)，而且還盛行另一種可用以解釋城市的經濟學說——古典區位理論(Thunen,1826;Weber,1909;Christaller,1933;Losch,1938;Isard,1956)?？傻搅诵鹿诺浣洕鷮W時期以后，城市經濟學不僅沒有在馬歇爾天才的綜合之后如虎添翼，反而卻經歷了長時期的沉寂、徘徊。其間，雖然也曾有過多次試圖推動城市經濟學的勇敢的努力，但它們最終均功虧一簣，以失敗告終；到了1990年代，城市經濟學在經歷了一番反思和調整之后，終于涌現了兩股試圖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參見圖1。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1964年阿朗索(Alonso)出版了《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之后，城市經濟學卻在新古典經濟學對城市經濟現象無能為力的大背景下，作為一門具備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誕生。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的歷史如此悠久，但為什么卻在古典經濟學之后直到20世紀60年代的漫長歲月里相對沉寂，甚至長期被排除在主流經濟學之外？還有，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曾經出現了幾次試圖將城市納入主流經濟學的“努力”，為什么它們最終均以失敗告終？再者，20世紀90年代出現了再次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并使之融入主流的努力，這些努力是否能成功？等等。為了對這些問題做出較為系統的回答，本文將按如下順序組織：第二部分回顧并評價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主要內容；第三部分簡評以屠能為代表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及其與城市經濟學之間的關聯；第四部分對新古典時期試圖復興城市經濟學的種種努力進行評述；第五部分對近年來十分盛行的“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進行評述；第六部分是本文的結論以及對城市經濟學未來發展的展望。

二、“古典勞動分工”說——最早的城市經濟學

早在古典經濟學產生以前，有關城市的研究就已經出現了。古希臘最早的經濟學家之一色諾芬(Xenophon,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55年)就曾從分工的角度來研究人口集中和專業技能以及產品開發之間的關系(Gordon,1975)。人口集中無疑是城市出現的先導，而專業技能的提高和產品開發無異于專業化和產品的多樣化，很顯然，這已經是最早的有關城市的經濟學說了。

此后，另一位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380年)則遵循著色諾芬的這一思想路線，并將之向前推進了一步。柏拉圖寫道：“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國家——是對人的需要的一種反應……由于這種對勞務的相互交換，大量的人便聚集在一起，并聚居在我們稱之為城市和國家的地方”(Plato,Republic,Ⅱ,pp.369)。柏拉圖的這段話為城市產生于專業化和分工確立了經濟基礎，并奠定了交換理論的基礎。很顯然，在柏拉圖那里，是專業化創造了互惠的相互依存，而互惠的相互依存又確立了互惠的交換，在這當中，城市與分工和專業化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城市提供了對單個商品的相當大的需求，因而，分工和專業化有了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城市內的分工和專業化又提高了這里的工人們的技術和生產效率。

17世紀、18世紀，“古典勞動分工”說在解釋城市問題時仍然占據一定地位，比如，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已認識到，大城市與勞動分工的內在關聯以及專業化的好處等這些問題。盡管如此，只有到了亞當•斯密那里，勞動分工和專業化對城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這一思想才日臻完善。這不僅體現在他對專業化、分工經濟的獨一無二的一般性分析方面，而且，也體現在他將專業化和交換視作為城市乃至整個市場理論賴以建立的基礎方面，“文明社會的重要商業，就是都市居民和農村居民通商……這里，分工的結果就象其他方面的分工一樣……都市是農村剩余物的市場……都市的居民越多，其居民的收入愈大，農村剩余物的市場愈廣闊……都市附近的農業家和耕作者，從谷物售價所得的，不僅是農業的普通利潤，而且包括自遠地運來出售地谷物的全部價值。此外，他們還節省了這些東西的遠途運費的全部價值”。

在這里，斯密不僅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好處進行了闡述，而且也對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進行了闡述。若用希克斯(Hicks,1965，第38頁)的一個簡單公式，g=(k•p/w)-1，那么，斯密的上述看法則更為直觀，其中，k代表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的比率，p代表勞動生產率，w代表實際工資率，g代表物質增長率。很顯然，在實際工資率w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一個城市的經濟或財富增長便主要取決于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之間的比率k和因分工擴大而導致的生產率p的提高。在斯密看來，k的增長是有限度的，因此，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勞動分工。由此看來，斯密不僅是一個偉大的古典主義經濟學家，而且也是第一位系統地從勞動分工角度來論述城市經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差別的經濟學家。

古典城市“勞動分工”說的優點在于：它對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分工的好處、城市市場廣闊對居民收入的貢獻、交易費用的節約、對國民財富的貢獻以及由此引發的不同國家財富的差別等看法均頗富創見性，但由于這些闡述比較零碎、散亂、沒有模型化，因而其內部組織和架構頗為散亂，甚至根本不是以城市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因而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在后世的傳播。

三、古典區位理論——城市經濟學的搖籃

進入19世紀以后，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逐步在當時的后發展中國家——德國——萌發，工業革命的跡象已經凸現，但農業經濟仍占據德國經濟的主導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屠能以他對城市周圍農業地租和土地利用的精彩分析受到了當時的主流經濟學一定程度上的接納。雖然屠能(VonThunen)開創的理論(TheIsolatedRepublic,1826)闡述的是農業土地利用和地租問題，但從另外一面看，它也是一部經典的城市經濟學力作。

在屠能的理論中，一個孤立的城市（鎮）作為整個農業生產布局的中心事先給定，在它的周圍布滿了為它供應農產品的農戶；同時，每一種農作物的產量和運輸成本也各不相同，相應地，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密度也各不相同。假定存在著農戶與土地擁有者之間的競爭，并且每一個體均追求其自私利益，那么，農戶之間相互競爭土地的結果，將使地租從中心向由高向低依次遞減，直至為零。由于每個農戶將面臨地租和運輸成本之間的兩難，并且不同作物的運輸成本和產量也各不相同，因此，農作物的生產將以同心圓的形式出現。給出了屠能模型的最直觀的結果。該圖橫軸代表距離中心城鎮的距離，縱軸代表租金。圖中上半部分是均衡的“競租曲線”(bindrentcurve)，也即在任一給定的距離時農戶愿意支付的最高租金。由實線組成的包絡線定義了租金級差。該線的不同部分代表，每一種農作物的種植者愿意比別人出更高的地租，結果便會得到圖下半幅同心圓式的種植圈層。越靠近最里層，土地的租金就越高，運輸成本越省，而最外面的土地租金為零，但運輸成本最高。

從上看，屠能的理論似乎僅能對很多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問題給出一個簡化的解釋，比如，它能解釋不存在李嘉圖式肥沃程度差異條件下農業生產專業化的可能性，也能解釋農戶與市場的距離、農戶售賣農產品所得的價格和租金之間的關系。然而，該模型在多方面的擴展也使得它成為現代城市經濟學的一塊理論基石，比如，該模型可被修改并用于考察城市的土地利用問題，這構成了后來的“新城市經濟學”的主要研究素材(Alonso,1964)，又如，在更近的時期，通過建立有關集聚經濟的模型，該理論又可以被擴展到探索中心城市與次中心城市的內生形成問題(Weber,1909;Marshall,1890,1920;Christaller,1933;Hoover,1937;Losch,1944;Krugman,1991a,b;Fujita,1999a,1999b,ect.)。屠能生活在典型的農業時代，當時盛行所謂“規模報酬不變”的農業經濟，這也許正是他的模型能夠與以競爭范式為特征的諸多新古典應用相容的根本原因所在。然而，屠能的古典農業區位理論與古典和前古典時期用勞動分工解釋城市經濟問題的思想格格不入，前者的根本特征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而后者的實質則是不完全競爭和報酬遞增。更為重要的是，他以城市作為一個外生給定的中心作為分析的開始，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重心在于理解如何促使經濟活動遠離中心的所謂“離心力”。對于使經濟活動集中的所謂“向心力”，他的模型沒有也不可能提供任何解釋，這樣，有關城市為什么形成以及怎樣形成的關鍵思想便被他人為地假設掉了。

在屠能之后，古典區位理論形成了兩個基本分支：第一個分支是要考察：在給定所有其他“經濟人”區位的情況下，如何最小化某一特定“經濟人”的成本問題，也即“最小成本區位問題”。該分支主要由韋伯(Weber,1909)、艾薩德(Isard,1956)、穆斯(Muses,1958)、薩卡世塔(Sakashita,1987)、貝克曼(Beckmann,1987)、師葉和麥(ShiehandMai,1997)等繼承和發展；另一分支則要考察：在給定廠商相互直接競爭的條件下，廠商們如何尋找最佳的區位，以及在需求信息的條件下控制它們的市場區域問題，也即“中心地理論”和“相互依賴理論”，該分支主要由克里斯蒂納(Christaller,1933)、勒施Losch,1938,1940)等繼承和發展。這兩個分支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城市經濟問題的某一方面，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能夠解釋廠商在城市中心集聚的趨勢，克里斯蒂納的“中心地理論”能夠解釋城市體系在具有不同區位的市場區域上存在的原因，但是，它們在解釋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均面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

第一，它們在解釋城市區位問題時大多借用了物理學、幾何學而不是經濟學的概念和原理，結果便在客觀上限制了它們在經濟學界的影響力。比如，韋伯的工業區位理論中運用了“物料指數”、“位置權重”和“勞動系數”三個工具來解釋工業區位中的最小成本問題，但該決策問題中的決策者到底是誰，是一家工廠還是企業主？如果是廠商，它是私人廠商還是其他？韋伯對此并未給予任何交代，換句話說，韋伯所說的最小成本問題既不是關于理性決策者如何做出合理決策的問題，也不是這些決策者之間如何相互影響從而產生一個特定結果的問題，因此，嚴格地說，韋伯的理論與經濟學理論沒有多大關聯（Krugman,1995）。還有，克里斯蒂納和勒施的“中心地理論”講述的是在權衡了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之后，生產者決定集聚在一起形成一種城市結構，為相互交錯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提品，這的確是一個關于個體相互影響的決策問題，但是，它沒有給出明確的決策者是誰，也沒有言明決策者決策時的市場結構或者廠商是否存在相互作用問題，因此，正如克魯格曼所說，“中心地理論提供的是某種綱要，一種可以把你對城市系統的思想和數據結合起來的方法，而沒有提供一個更深層的原因來解釋觀察到的結構的經濟模型”。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中的很多變量均表現出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和不連續性(discontinuity)以及外部性的特征，比如，城市的人口聚居區在空間上是不連續的，大城市的人口在集聚到一定的規模后可能會停止增長并在它的周圍產生出更多的中小衛星城，還有，由于外部性的影響，一定量的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可以供多倍人使用等等，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經濟活動具有非線性和報酬遞增的性質，因此，成本和收益很難完全體現在商品的買賣價格上，這樣，傳統的邊際分析方法便無能為力，而應該用專業化和分工的方法來求解。而事實上，大部分的古典區位理論均在一個輕松的假定中將城市形成以及它的重要特征剔除掉了。

總之，古典區位理論建構在完全競爭、利潤最大化、完全信息、即時調整和局部均衡等原理的基礎上，它所作的假定與農業經濟或者不發達的小城鎮經濟相匹配，但是，當工業經濟的發展日益走向成熟，知識、信息和技能的重要性以及城市的集聚優勢日益彰顯的時候，它難以對城市經濟的核心——城市形成——做出解釋的缺陷，便成為其致命傷。結果，古典區位理論便走進了其理論研究的死胡同。

四、新古典時期的城市經濟學——無能而無奈的努力

新古典時期，城市經濟學基本處于沉寂階段，主要原因在于：新古典經濟學和古典區位理論一樣，均與完全競爭和最低限度的政府干預相容，這就決定了它難以對城市經濟活動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在新古典經濟學中，所有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人人理性，對價格和彼此之間的活動具有完全知識。企業被假定為規模較小、不能行事其權力的價格接受者；生產要素均在公平的市場上交易，因之生產者能為他們的生產活動支付全部費用，而消費者除非得到合理補償，否則不會被強制地容忍污染和噪音；所有的商品完全可分，且能以極小的數量進行生產和消費；最終所有的經濟活動在價格機制下均達致最優的均衡狀態；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城市經濟是個非常不完善的領域，也即它以廣為分布的外在性為特點，因此，客觀上看起來比較理智的資源分配事實上很難辦到，此外，城市的投資和生產傾向于“大批量、大規?！?，這很難與“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相容(參見Button,1976,pp.3-6)；更加重要的是，城市經濟以空間上的集聚為主要特征，這樣的客觀現實均與新古典的完全競爭、報酬遞減等不相符合。

另一方面，在“馬歇爾綜合”的時代，經濟學界流行的數學方法是所謂的“微積分法”。微積分法對于處理完全競爭和商品、要素完全可分的傳統新問題得心應手，可對解釋地理空間、城市等具有非線性特征的問題卻無能為力，而用于處理城市和空間問題的數學工具——非線性規劃、庫恩—塔克條件等直到20世紀50、60年代才先后出現，這樣，在經濟學形式化日益盛行的19世紀后半葉，新古典經濟學家只好滿足于現實，在現有的條件下構筑城市經濟學的大廈，結果便導致了城市經濟學在新古典時期沿著兩個完全不同的路徑演進：第一條路徑主要是繼承所謂的“馬歇爾傳統”，將城市經濟問題放在“外部經濟”這一黑箱中來處理，從而演繹出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的諸多文獻；第二條路徑便是對屠能的理論進行簡單地擴展和修補，也就是20世紀60、70年代“新城市經濟學”的工作。

（一）用外部經濟來解釋城市

用外部經濟解釋城市經濟現象的始作俑者是馬歇爾，他不僅最早提出了“外部經濟”的概念，而且首開了運用“外部規模經濟”解釋空間集中和廠商相互接近的優勢，“當一種工業已這樣選擇了自己的區位時，他會是長久設在那里的：因此，從事同樣的需要技能的行業的人，相互從臨近的地方得到的利益是很大的……雇主們往往到他們會找到他們所需要的有專門技能的優良工人的地方去；同時，尋找職業的人，自然到許多雇主需要像他們那樣技能的地方去，因而在那里技能就會得到良好的市場”。

更一般地，馬歇爾所說的同一產業的廠商相互毗鄰主要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好處：第一，地理上集中的產業可以支持專業化的投入品生產者；第二，雇傭同一類型工人的廠商的集中可以相互提供勞動市場蓄水池的作用，也即當一個雇傭者的經營不好時，工人可以在其他的雇主那里找到類似的工作，反之，當他經營好時，又可以雇傭到更多的工人；第三，廠商之間的地理集中可以共享某些有用的信息。然而，不幸的是，馬歇爾對城市或工業集中問題的處理法，給那些試圖進行正規模型化的后來者帶來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外部性是什么？它到底是技術方面的，還是金融方面的，若是前者，則它會通過直接影響個人的效用或者廠商的生產函數而實現其作用，從而它與競爭范式相容；但是，若是后者，它將影響以價格機制作為交易中介的廠商、工人和消費者，比如，廠商相互臨近可以相互借債、融通資金，但是，當他這樣做時，一定會與整個經濟的微觀機制，比如規模經濟的程度、廠商壟斷權利的強度和商品和要素流動的壁壘的程度有關，也就是說，金融外部性與完全競爭的范式很可能不相容(Scitovsky,1954)。事實也許正如克魯格曼(Krugman,1995)所說，正是由于技術外部性與競爭范式相容，所以，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假定集聚來源于技術外部性，便可以回避自己面臨的模型化難題，而這樣做的結果卻使此后的城市經濟學在勞動分工之外的另一條道上越走越遠。

比如，20世紀70年代，亨德森（Henderson,1974,1980,1988等）因為沿著馬歇爾的外部性的思路解釋城市經濟問題而受到城市經濟學界的重視。例如，亨德森認為，人口之所以集聚以及城市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它能產生生產或者消費方面的技術規模經濟。在城市中，存在貿易品和住房兩種商品，貿易品在城市商業中心（CBD）生產，住房在城市其他地區生產，工人往來于郊區與中心商業區；這樣，隨著城市工業在一個城市內的集中所產生的外部經濟，將與大城市的交通難、往來成本等不經濟之間產生兩難沖突，其結果是最優的城市規模由此給定。如圖2所示，該外部經濟的凈效應產生的城市規模與代表性居民所得到的效用之間呈倒U形關系。但現實中為什么具有那么多不同規模的城市？亨德森爭辯說，不同產業的外部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外部不經濟的程度則主要取決于城市規模，與具體的產業關系不大，比如，鋼鐵產業的外部性大，故折中外部不經濟的回旋余地也大，輕紡城市則相反，最終，輕紡城市的最優規模在O點，金融城市在P點，但不同類型城市的代表性居民的福利水平將達到均等化水平Uz。

亨德森模型的主要問題在于，他通過假定將產生外部經濟的活動布局在中心商業區來論述城市集聚現象。也就是說，他不能真正從微觀主體相互逐利的結果中揭示城市形成和增長的根本原因，而僅僅訴諸于一個人們其實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匣子——外部性——來解決問題。比如，他在論述城市的數量和規模時，依賴一個假想的大型開發商或者城市發展商來解決問題。從現實和理論來看，發展商或城市開發商均有內部化集聚外部性的趨勢，這一點肯定是對的，因為內部化集聚外部性能讓開發商或者發展商獲得一定的利潤，但是，該大型發展商或者開發商本身就是城市外部性的受益者，那么，城市生產或消費的外部性又來自哪里？作者對此含糊其詞，并沒有給予多少解釋。因此，盡管亨德森的模型比前幾者均多前進了幾步，但他在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時犯了和屠能模型、新城市經濟學模型一樣的錯誤。

（二）“新城市經濟學”

“新城市經濟學”(Beckmann,1957;Wingo,1961;Alonso,1964;Mills,1967等等)主要研究的是城市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其經典模型是一個單中心模型(mono-centricmodel)，該中心被假定為建立在平原上的一座城市，該城市擁有一個事先給定的中心商業區（CBD），它規模既定，從每一個方向遠離中心的交通成本相等，城市的是土地和居住區，居住區被假定為一維空間；該城市地區人口給定，所有的人均充分就業；唯一的交通成本發生在居住區與中心商業區之間，中心商業區內的交通成本被忽略；偏好被定義為對中心商業區復合商品的消費和土地的消費；均衡時，消費和價格使所有的人效用水平相同；結果，城市的規模由收入、偏好、居住條件、交通成本和交通時間以及農業對土地的竟租方式等內生決定，土地價格、土地利用密度、城市人口的均衡區位等均由模型內生決定。

雖然其模型在向主流經濟學前進的征程上大大邁進了一步，也產生了不少的真知灼見，比如，比如，它運用了經濟學中最為有力的工具——一般均衡，又將廠商、消費者作為一個理性的“經濟人”看待，又如，它的結論之一是均衡的或者最優的人口和居住密度是與中心商業區的距離的函數，而該密度問題很可能與交通體系的擁擠有關；還有，它的很多模型研究了城市市場失靈和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但是其經典模型和屠能的農業區位理論一樣，研究的是一個單中心城市(mono-centric)內部的空間結構問題。另外，最為關鍵的是，它不能解釋：在工業經濟得到很大發展的背景下，每個城市為什么會存在一個中心商業區，在它的周圍會形成很多居住區和農業區。換句話說，它和屠能的缺陷一樣，均不能將城市的形成作為一個變量而內生決定，而中心內生這一點在工業經濟時代卻變得比農業時代越來越難以回避。盡管如此，1964年阿朗索的《區位與土地利用》一書成了城市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形成的一個明顯的標志。在此之前，城市經濟學零星、散亂、分析工具落后、模型外生程度高、解釋力差、適用面小，在此之后，城市經濟學開始擁有較為完整的微觀理論基礎和學科體系、分析工具較為先進、模型內生程度大大提高、解釋力和適用面大大擴展。很顯然，城市經濟學在“新城市經濟學”之后作為一門具備較統一理論基礎的學科而真正誕生(Mills,1998,pp.1-11)。

總之，如前所述，傳統城市經濟學只提供了經濟活動如何在城市周圍擴散開來的有關理論，而沒有提供經濟活動為什么會在城市集聚起來，也就是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的令人滿意的解釋，這正構成了傳統城市經濟學的共同缺陷。毫無疑問，對城市形成以及集聚區位的真正原因的探討無疑將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問題。

五、城市經濟學發展的新方向：兩股試圖加入主流的努力

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上各主要國家都先后進入了后工業化時代。在后工業化時代，全球經濟的聯系和互動大大加強，這樣，以研究單個廠商乃至一個行業的規模和資源配置問題為主體的新古典經濟學已越來越難以適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一個以空間上的集聚、交易成本節約、分工和報酬遞增為特征的城市化問題已越來越成為主載人類社會經濟乃至社會發展的一股強勁動力。在這樣的條件下，一個能深刻、完整地解釋和分析城市內生演進的真正的新的城市經濟學已成為時展的客觀要求。

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60、70年展起來的很多有力的微觀經濟學分析工具——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制度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在70、80年代開始應用于現實，另外，數學和自然科學中也涌現有很多新的發現——混沌理論、控制理論、耗散結構理論、新進化論等等，所有這些發展均在客觀上為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非常堅實的基礎。以1977年，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andSiglitz,1977)的壟斷競爭模型為例，在該模型出現之前，城市經濟學在“空間不可能性定理”的視野內沒有多大進展，可是在該模型解決了壟斷競爭條件下廠商之間的戰略互動行為以后，有關廠商和消費者在空間上集聚與分散的經濟問題變得可以處理了。因此，該模型對城市經濟學的重要性可想而知。

(一)新經濟地理學

“新經濟地理學”(NeweconomicGeography)以福基塔、克魯格曼和維納保斯(Fujita-Krugman-Venables)以及他們的學生等為代表，其主要解釋的問題在于城市中心的內生性，還有，為什么在特定的地區或者地點出現廠商或者消費者的集聚，而在有的情況下卻出現完全相反的過程？?；蜌W格華(FujitaandOgawa,1982;OgawaandFujita,1980,1989等)論證說，如果要使城市中的所有人的區位同時決定的話，就必須在一個沒有外生給定中心的區位上進行研究。為此，福基塔等人提出了決定城市區位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其中，必須解決三個方面的關鍵問題：引入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報酬遞增(increasingreturns)和放棄完全競爭而采用不完全競爭。不可分性意味著某些生產活動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經濟，而規模經濟的作用會促使生產成本的下降。報酬遞增則意味著一定的投入會帶來網絡正外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等于斯密所說的“分工會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不完全競爭則是保證報酬遞增和不可分性得以實現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說，由于不完全競爭的存在，當某個地區的制造業發展起來之后，形成工業地區，而另一個地區則仍然處于農業地區，這樣，兩者之間的角色就會被固定下來，各自的優勢就會被鎖定，從而就會形成中心和的關系。

更具體地說，新經濟地理學所說的“城市中心的內生性”就是“集聚經濟”的另一側面。那么，集聚經濟的源泉又來自哪里？福基塔(Fujita,1990;FujitaandThisse,2002,Chapter1等)解釋說：第一是非市場相互作用，也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信息交換、知識的共享，這會產生區位上的外部性和“毗鄰效應”(proximityeffects)；第二是壟斷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其中廠商生產差別化的產品，而消費者則偏愛多樣化的消費；第三，由于相互競爭的廠商在地理上的毗鄰，便會產生所謂的戰略外部性。正像一個銅板有兩個面一樣，集聚經濟既是中心城市興起的根本原因，但是，它也是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的主要原因。城市分散化或者網絡化不是人為的結果，而是由于集聚經濟在產生正外部性的同時會帶來兩個“沖突”，第一是集聚帶來的效率的提高與相應的內部運輸成本的提高之間的兩難；第二是一個中心城市的集聚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集聚的兩難?？傊斠粋€中心城市的集聚經濟達到飽和時，它便會讓位于擁擠、污染等“集聚不經濟”，從而其他城市中心的集聚開始占主導，于是多城市中心或者網絡化的城市體系會形成。

“新經濟地理學”的模型(Krugman,1991;Krugman,1995,1996;Fujita-Krugman,1995;FujitaandThisse,2002等)主要有這樣一些優點：首先，它處理了空間異質性、空間集聚與分散、城市的形成、多中心城市的興起等關鍵的城市經濟學核心問題，而這些問題在此以前的模型中均沒有很好地解決；其次，它運用了非常堅實的微觀經濟學假設，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他們合理地解決了報酬遞增、壟斷競爭與空間外部性之間的古老難題；最后，該模型的主要結論——更高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低程度的差別化與城市分散對應，而更低的交通成本和產品更高程度的差別化與集聚對應，這些結論大多已得到實踐和現實的檢驗。然而，它也存在缺點，比如，這些模型仍然使用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消費者和生產者截然兩分的分析方法，這種分析方法雖然恰當地降低了解決問題的難度，但是，因為城市經濟活動中大多的人本身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事實，而使它的解釋力大大降低；又如，大部分的集聚模型集中于某一種集聚因素的研究，但城市經濟很可能與多種因素的集聚相關；最后，它不能預見很多與城市化進程共生的現象（楊小楷，1998，2002），然而，由于該模型能將地理學的生產布局理論、主流經濟學的規模經濟和報酬遞增結合在一起解釋城市的出現和城市化進程，所以，它卻為以后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線索和參考素材。

（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主要有這樣一些模型：YangandHogbin(1990),Yang(1991),YangandRice(1994),YangandNg(1993)，Yang(1995)，SunandYang(1998),SunandYang(2002)等。這些模型雖然數目較少，但內容豐富，且隱含了很深的政策和應用意義。

(1)從分工演進和專業化經濟的獨特角度解釋城市經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新興古典經濟學家們建立了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并考慮了不完全競爭和分工經濟，從而內生化了城市的出現、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交易效率優勢、城鄉低價差別以及與城市化進程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在這些模型中，第一，專業化經濟和不同于新古典的規模經濟，規模經濟在一定范圍內是遞增的，但是，超過了一定的界限則它的報酬便是遞減的。而專業化經濟的報酬是遞增的，它不僅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而且也能內生出產品的多樣性。第二，每一對“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足夠小時，專業化經濟的增長將會引起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自發演進到生產和交易的完全分工狀態。當專業化經濟足夠大時，城市化將能通過縮小“經濟人”之間的距離而使市場均衡從自給自足狀態逐步演進到完全分工狀態。第三，在新興古典城市經濟框架中，市場的功能將更加復雜，其中，它最重要的功能并不是如何分配資源，而是尋找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這個最優的市場網絡規模不僅有利于城市化進程的發展，而且也有利于商業化程度、人均收入的提高。所有這些均意味著：城市的產生和發展與人類社會中不同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密切相關，而城市化本身不過是專業化和分工程度隨著交易效率的提升發生變化和改進的一個表現而已，所以，交易效率越高，分工水平就越高，城市的生產效率就越高，城市的生產力就越接近生產可能性邊界，正是這個正反饋機制不斷推動城市和城市化的進程。

(2)這些模型的內生程度更高，解釋力更強。第一，它合乎邏輯地解釋了城市的出現。在城市起源說中，既有“軍事防御型”城市起源說，也有“社會分工說”，還有“私有制說”和“集市說”乃至“階級說”和“宗教說”，但是，以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相結合來解釋城市的出現既能從整個社會分工網絡的角度解釋城市與社會分工之間的關系，又能從個人自利決策的角度解釋分工和城市化背后的經濟根源，因而，該說比其他的“城市起源說”更具說服力；第二，這些模型可以解釋與城市化進程中相關的各種共生現象，比如，每個人以及整個社會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在城市生產的貿易品數目的增加、城市居民對農村居民相對比率的提高、每個人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不同職業人們之間的相互依存度的提高、市場范圍和內生比較優勢程度的提高、市場一體化程度和生產集中度的提高、人均真實收入和每種產品生產率的增加等等。?；唆敻衤热说某鞘谢Ｐ碗m然也能解釋市場數目的增加、經濟結構多樣化程度的提升、每個人交易次數的增加、貿易依存度的增加，但它不能解釋個人的專業化水平的提升，因為這一點在他們的模型中外生給定。

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的主要優勢在于，它恢復了古典經濟學中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精髓，并克服了古典經濟學思想零碎模糊、體系組織性、邏輯性差、難以模型化等內在缺陷，能在一個具有嚴格組織體系的框架內將過去城市經濟學的很多核心思想組織起來，此外，它的模型對城市化進程中很多現象能給出比其他模型更好的回答，但它也存在缺陷，比如，它的模型復雜程度較高，還有，很多人批評它的假設與現實世界相距甚遠（比如，程煉，2002），另外，它的相關經驗和政策分析還很少，這些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在經濟學界的傳播。

六、結論與展望

一部城市經濟學的歷史似乎就是一連串失敗的累積史。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最偉大的洞見就是勞動分工對經濟發展、城市和國民財富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么重要的思想卻在馬歇爾對古典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遺棄。同樣的是，以屠能等人為代表的古典區位理論盡管十分重要，并且在某種程度上模擬了現實，但是它長期以來一直受到主流經濟學的“漠視”；在此之后，雖然也曾有些經濟學家拿著銳利的分析工具，試圖為將城市問題納入主流經濟學而不懈努力，但無情的現實卻將他們遠遠拋棄；令人可喜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痛定思痛的城市經濟學家們終于抓住了城市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求解城市經濟學的銳利武器，于是，過去幾個時代的陳舊思想似乎一下子復活了，然而真正值得他們去做的也許只是記取這些經驗和教訓，保持一個清醒、理智的頭腦。:

首先，簡潔的數學模型是所有生命力旺盛的學科的共同特點，要想使一門學科步入科學的殿堂并成為后人傳承的經典，模型化也許是不多的幾條出路之一。因為數學在經濟學的應用不僅能為給定的理論模型提供從假設到結論的最簡捷和有效率的邏輯鏈條，而且經濟學家還可以通過多次的反復假設和檢驗來剔除模型中非本質的因素，并更快更準確地把握問題的本質和規律所在，更為重要的是，這樣做的結果可以大大提升一個理論或者模型的嚴格和內洽程度，從而加速知識的積累和發展。很顯然，古典以及前古典有關城市與勞動分工關系的學說盡管頗富原創性和說服力，但是由于它的概念很少進行嚴格的定義，且其理論沒有用數學邏輯很好地組織起來，所以，它們只能是一些缺乏內部組織和秩序的理論片斷的集合體，結果，在馬歇爾對經濟學進行形式化的時候，這一缺陷便在客觀上阻礙了古典城市經濟學說的發展；一個可作為反面的例子的是“新城市經濟學”理論，雖然它完全是屠能模型在新古典時期的翻版，且其城市中心商業區外生給定，但是，由于它擁有較為系統、嚴格的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基礎，并且其模型均從“經濟人”自利行為以及相互作用的結果推導而出，所以它反而成為城市經濟學誕生的標志。

其次，一個理論或模型，不管它的目標多么宏偉，也不管它的假設是多么地不符合現實，但是，只要它能預測和解釋現實，它就是一個有生命力的理論或模型。屠能生活的時代是典型的農業經濟時代，農業時代流行的是所謂的“報酬不變規律”，城市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作用不大，因此，屠能的理論雖然在解釋城市形成時存在很大的缺陷，但是，它合情合理地描述了現實，因此它是那個時代最具解釋力的模型；與屠能相比，“新城市經濟學”似乎顯得比較幸運，因為微觀經濟學和數學分析工具在那個時代有了較大的發展，但是，它沒有觀察到現實中最為普遍的現象——多中心城市的興起，也沒有把握住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結果，由于它不能很好地解釋現實而未受到主流經濟學的重視；而筆者之所以相信“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可能有較大的發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把握了后工業化時代的到來城市經濟活動的本質特點——報酬遞增——以及相應的模型化技巧——不完全競爭、專業化和相應的數學工具。

再次，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是城市經濟學研究中的實質問題、根本問題，也是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城市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尋找并把握核心問題，把握其規律性，但也不能完全忽視次要問題。古典和前古典經濟學中有關勞動分工與城市關系的學說以及古典區位理論被時代遺棄是一個時代的必然，因為他們觀察到了一個當時時代里并不重要的經濟問題，并且當時城市如何形成、在哪里形成并不是當時的人們關注的核心問題；而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經濟學的興起則是時展的必然，因為當代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后工業化的社會，城市已在人們的生活、生產中扮演著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從而理解城市的內生形成已成為城市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重點。同樣的是，新古典時期用外部性來解釋城市集聚的原因并不能有助于經濟學家把握城市形成和它的區位本身，恰恰相反，它將城市經濟學的核心問題放進一個人們并沒有多少認識的黑箱中而試圖掩飾自己對城市經濟學問題的無能和無奈。

最后，當前的城市經濟學的發展已進入了一個綜合、調整和融合的新時期，一方面，過去的傳統理論不斷在新的軀體上復活，比如，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就借用現代的分析工具——超邊際分析——將前古典和古典時期的城市與勞動分工的理論在新興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再現在世人面前，新經濟學地理學則在屠能的地租理論、繆爾達爾“循環累積”(Myrdal,1956,1957)、馬歇爾“外部性”、赫希曼的“產業關聯”(Hirschman,1958,1968)等原理和概念的基礎上構建新的城市經濟學的框架等等；另一方面，新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不斷涌現，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將計算機模擬、演化經濟學以及動態學來描述城市的演進等，而新型古典城市化理論則借助于非線性規劃和庫恩－塔克條件甚至計算機模擬等來建構起理論模型。還有，不同理論之間已經在某解關鍵的問題上達成共識，比如，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均看到勞動分工的重要作用。

因此，可以展望的是，未來的城市經濟學理論將主要由新經濟地理學和新興古典城市化理論組成：第一，兩者均有一個比較接近現實的分析框架作為支撐，前者以不完全競爭、報酬遞增和集聚經濟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后者主要以勞動分工、專業化和不完全競爭作為主要的分析框架；第二，兩者均擁有一個具有相當高級的數學工具作為支撐，前者以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后者以超邊際分析和一般均衡為工具；第三，兩者均看到以往城市經濟學理論的缺陷，同時這兩個學派又均熟知主流經濟學的學術規范和演進路徑。因此，可以這樣說，這兩個城市經濟學派的復興不僅是對古典經濟學分工和專業化問題的某種回歸，而且是對過去的古典區位理論、新城市經濟學、以亨德森為代表的用外部性對城市的解釋、經濟地理學經驗和教訓在一定程度上的總結，同時也是對過去城市化理論的某種綜合和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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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提要：“利他主義”可以分為“親緣利他”、“互惠利他”與“純粹利他”三種形式，對前兩種利他行為，生物學和經濟學已經給出了較為圓滿的解釋。但本文認為，要對“利他主義”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這點是不夠的。本文提出了利他基因的“隱性遺傳”和行為偏好的“廣義效用”假說，并在此基礎上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了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解釋。

關鍵詞：親緣利他互惠利他純粹利他隱性遺傳廣義效用

一、利他主義的表現形式

利他主義有三種典型的表現形式：

第一，“親緣利他”，即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自己的親屬提供幫助或作出犧牲，例如父母與子女、兄弟與姐妹之間的相互幫助。一般情況下，這種以血緣和親情為紐帶的利他行為不含有功利的目的，因此有人把它稱為“硬核的利他”（hard-corealtruism）。但生物學的研究業已證明，“親緣利他”對生物個體來說并非沒有回報。根據“親緣選擇”理論，生物的進化取決于“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能夠提供“親緣利他”的物種在生存競爭中具有明顯的進化優勢。（Hamilton，1963）因此，“親緣利他”不僅在人類社會，而且在整個生物世界都是一種非常穩定、非常普遍的行為模式。例如，當幼鳥遭受攻擊時，許多鳥類父母都會挺身而出，用偽裝受傷的方法把猛禽引向自己，使子女得以逃脫。在這一行為過程中，父親或母親雖然可能因此喪生，但由于父母與子女之間有1/2的基因完全相同，從“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角度看,原則上只要能使2只以上的幼雛得以逃生，父親或母親作出的犧牲就是值得的。如果考慮到年幼子女喪生的幾率遠遠超過經驗豐富的父母，這類行為對生物繁衍所具有的“效率”就更一目了然了。所以，無論在人類社會或生物世界，“親緣利他”在父母與子女關系上表現得尤為動人和充分。而隨著親緣關系的疏遠，“親緣利他”的強度也會逐步衰減。生物學家甚至設計出所謂的“親緣指數”，并根據它來計算“親緣利他”行為的得失和強弱。（Hamilton，1964）在這方面,生物學與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在邏輯相當一致：所有生命體的行為看上去總好象設法使某一“目標函數”最大化。有人曾經對《美國經濟評論》和《美國博物學家》刊載的文章進行過比較，結果發現這兩門學科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典型的論文都是運用優化的方法來預測某種現象，然后再作出統計檢驗。(Tullock，1983）

第二，“互惠利他”，即沒有血緣關系的生物個體為了回報而相互提供幫助。生物個體之所以不惜降低自己的生存競爭力幫助另一個與已毫無血緣關系的個體，因為它們期待日后得到回報，以獲取更大的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互惠利他”類似某種期權式的投資，所以有人把它稱為“軟核的利他”（soft-corealtruism）。例如，一種生活在非洲的蝙蝠，以吸食其他動物的血液為生，如果連續兩晝夜吃不到血就會餓死；一只剛剛飽餐一頓的蝙蝠往往會把自己吸食的血液吐出一些來反哺那些頻臨死亡的同伴，盡管它們之間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生物學家發現，這種行為遵循著一個嚴格的游戲規則，即蝙蝠們不會繼續向那些知恩不報的個體饋贈血液。(Wilkinson，1984)顯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互惠利他”。根據“邊際效用遞減律”，當施惠者與受惠者互相換位時，同樣數量的血液將產生更大的邊際效用，從而使這類行為具有明顯的經濟學含義。不過，由于施惠與回報存在著時間差，從而使這種期權式的投資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互惠利他”必然存在于一種較為長期的重復博弈關系中，而且還要求形成某種識別機制，以便抑制道德風險和個體的機會主義傾向。雖然精密的“互惠利他”模型直到20世紀晚期才由博弈論專家阿克塞羅德建立起來，(Xelrod，1984)但它的基本思想卻在200多年前亞當·斯密論述那只著名的“看不見的手”時，就被一針見血地指出過了。

第三，“純粹利他”，即利他主義者不追求任何針對其個體的客觀回報。例如，湯姆遜瞪羚（Thomson’sgazelles）的利他主義行為：當獅子或獵豹接近時，往往會有一只瞪羚在原地不停地跳躍向同伴們發出警告。生物學家觀察到，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行為方式，它只發生在最早發現危險的湯姆遜瞪羚身上。按照一般的行為原則，最早發現危險應該最早逃跑才是最佳生存策略。但湯姆遜瞪羚的“英雄主義”卻放棄了第一時間逃生的機會，并以此代價向同伴報警，使自己暴露在捕食者面前。這一行為看上去頗似我們前面提到的母鳥保護幼鳥的行為，但它們的內涵卻有明顯的差別。因為湯姆遜瞪羚所保護的并非是它的子女或親屬，對個體來說這是一項沒有任何收益的投資。這一行為與吸血蝙蝠的“互惠利他”有著更明顯的區別，對個體來說這一行為的投資風險與預期回報存在著極大的不對稱，而且也不可能通過識別機制來剔除那些具有機會主義傾向的“搭便車”者。因此，有些生物學家，比如《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里查德·道金斯甚至對湯姆遜瞪羚的行為作出了如此自私的解釋：高高跳躍的瞪羚是在向突襲者昭示——你瞧，我的體力有多棒！別來打我的主意，否則你會一無所獲的！還是去追殺我的那些孱弱的同伴們吧！(道金斯，1998a）我認為這個解釋非常勉強并令人懷疑。且不說把這種只有人類“超級智慧”才想得出來的“炫耀式欺騙”強加給湯姆遜瞪羚是否公平，就是從進化論角度看，其破綻也是顯而易見的：如果這種行為真有效，當遭受猛獸襲擊時為什么不會有更多的湯姆遜瞪羚跟著一起“跳舞”呢？

顯然，要對利他行為作出全面說明，僅僅滿足于“親緣利他”和“互惠利他”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從生物學和經濟學的角度對“純粹利他”作出解釋，而這正是本文試圖達到的目的。

二、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基礎

事實上，許多生物學家，比如勞倫茲（K·Lorenz）、威爾遜（E·Wilson）、愛得華茲（W·Edewards）等，早就在一定意義上給出了“純粹利他”行為的生物學解釋，他們的理論在生物學中被稱為“群體選擇理論”。該理論認為，遺傳進化是在生物種群層次上實現的，當生物個體的利他行為有利于種群利益時，這種行為特征就可能隨種群利益的最大化而得以保存和進化。（Wilson，1975）但“群體選擇理”論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它無法解釋導致個體生存適應性降低的“純粹利他”行為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保存下來。因此，在主流生物學理論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恰恰是與之對立的“個體選擇理論”。“個體選擇理論”認為，“純粹利他”行為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反比（只要想一想那只以生命為代價向同伴報警的湯姆遜瞪羚就可以了），而利己行為卻與生物個體的生存適應性成正比；一個利己的個體有更多的機會生存下來并繁殖自己的后代，而這些后代都有繼承其自私特征的傾向；只要前者的生存適應性低于后者，不管這種差別在初始狀態多么微小，經過千百萬年的自然選擇，生存適應性較低的生物性狀也會被無情淘汰掉。以至于里查德·道金斯斬釘截鐵地說，“如果你認真地研究了自然選擇的方式，你就會得出結論，凡是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產生的任何東西，都應該是自私的”，“對整個物種來說，‘普遍的愛’和‘共同的利益’等在進化論上簡直是毫無意義的概念”。(道金斯，1998b）

但“個體選擇理論”并沒有解決由湯姆遜瞪羚所引起的深層矛盾，我們不仿把它稱為“湯姆遜瞪羚悖論”：一方面，現代生物學認為，只有交互繁殖的種群才能保持相對恒定的基因庫，所謂進化是生物種群的進化而不是生物個體的進化；（陳閱增，1997a）因此，“純粹利他”行為作為一種符合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在生物長期演進過程中保存下來是符合進化論自身邏輯的；另一方面，迄今為止所有生物學的實證研究似乎都證明了，生物進化必須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才能實現；有利于個體生存適應性的生物性狀，才會在遺傳進化中得以保存并不斷強化；而與個體生存適應性無益甚至有害的生物性狀，其有效信息最終都會在遺傳進化中丟失和湮沒；因此，“純粹利他”行為是不能從生物學意義上得到解釋的。(道金斯，1998c）“湯姆遜瞪羚悖論”給解釋“純粹利他”行為提出了兩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1、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生物個體的基因介質保存下來？2、有利于種群利益最大化的生物性狀通過什么途徑才能得到必要補償和激勵？在我看來，這兩個問題不但可以回答，而且答案已經包含在現存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之中。

“個體選擇理論”顯然建立在這樣一個前提上，即生物的遺傳性狀與遺傳介質之間是一種直接的、一一對應的關系。但我們不能不設問：除此之外，是否還存在一種間接的、非對稱的遺傳關系？事實上，現代生物學已經觀察到許多非對稱的遺傳現象：兩種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生物性狀，通過同一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隨著其中一種被自然選擇，另一種也同時保留下來。最著名的例子是引發鐮狀紅細胞貧血病的隱性基因：鐮狀紅細胞貧血病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適應性的生物性狀，但生物學家發現，帶有這一基因雜合子的人卻具有較強的抗瘧疾能力，因此在非洲某些惡性瘧疾流行地區，這一隱性基因的出現頻率就很高。（陳閱增，1997b）以此推論，“純粹利他”行為雖然對生物個體是非適應性的，但它對生物種群卻具有很高的生存價值；因此，在生物長期演進的過程中，它可以與某些利己行為一起借助于同一個基因介質以“隱性遺傳”的方式保留下來，這恰恰體現了生物性狀對生存環境高度的適應性。為此，我們可以建立一個簡單的遺傳模型來說明這一假說：假設AA與Aa為利己型基因，aa為利他型基因；在Aa中A為顯性的等位基因，a為隱性的等位基因；如果利他行為的生存適應力低于利己行為，那么根據自然選擇原理，aa型的利他基因最終將被淘汰出局；但由于在Aa型利己基因中含有隱性的a，它并沒有隨aa的消失而消失；因此當Aa型基因與Aa型基因通過減數分裂進行繁殖時，根據“哈迪-溫伯格定律”，仍然有可能復制出AA（占25%）、Aa（占50%）和aa（占25%）三種類型的基因，從而實現利他行為的隱性遺傳。

“純粹利他”行為在“非零和博弈”條件下對生物個體生存適應性的損益是另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般推斷，兩個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生物個體更容易營造一種協作氛圍；與兩個只有利己傾向的生物個體相比，它們可能具有更高的生存適應性。如果這一猜測是正確的，則我們可以構建一個博弈方陣來解決“純粹利他”行為的補償和激勵問題（葉航，2001a）：

--------------------------------------

||利己主義者|利他主義者

--------------------------------------

|利己主義者|-5，-5|12，-2

--------------------------------------

|利他主義者|-2，12|5，5

如果我們以X代表利己主義者，以Y代表利他主義者；根據以上假定則利己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5X+12Y，利他主義者的期望適應性為-2X+5Y；當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為7：3時，每個個體的適應性都是一樣的（-5X+12Y=-2X+5YX：Y=7：3）；如果利己主義者與利他主義者的比率大于7：3，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減少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增加；反之，則利己主義者的適應性會增加而利他主義者的適應性則會減少。因此，在生物種群及其個體行為模式中“利己行為”與“利他行為”將以某種大致固定的比例同時存在。它說明，“純粹利他”行為是能夠通過補償激勵機制得到進化的。事實上，這一結論的依據正是現代生物學中的ESS理論。ESS理論是英國著名生物生態學家梅納德·史密斯1982年創立的，它在現代生物學中被稱為“自達爾文生物進化理論建立以來最重要的發展之一”。（道金斯，1998d）ESS是生物進化穩定策略（evolutionarilystablestrategy）的縮寫，如果生物種群在進化過程中能夠形成某種穩定的策略（行為）均衡，這種策略（行為）就是ESS。顯然，“利己”和“利他”都是在生命世界長期演進過程中所產生的、穩定的生物行為。必須指出，用基因的隱性遺傳和ESS理論解釋“純粹利他”行為不是向“群體選擇理論”的回歸。這一分析仍然是以“個體選擇理論”為基點的，但是它又與傳統的“個體選擇理論”不同，它把解釋的重點放在有利于群體利益（當然，歸根結底它也有利于群體中每一個個體）的生物性狀怎樣才能通過個體的基因介質實現遺傳進化，從而在現有的生物學知識框架下對“純粹利他”行為作出符合實證要求的解釋。

三、純粹利他行為的經濟學分析

現代生物學的進化和遺傳理論認為，物種演進的目標是“基因遺傳頻率的最大化”。這一結論所包含的邏輯與經濟學的理性假設完全一致。但我們并不能就此推論，所有生物都會按照“基因遺傳頻率最大化”的要求來“理性”地計算和規劃自己的行為。事實上，進化的“理性”最初是通過“情感”、“偏好”等感性形式“殖入”生物的遺傳基因并成為生物個體的“自覺”行為，我們不妨把它稱為理性的“本能”。（Wright，1994；葉航，2002）對生物個體來說，“本能”所表達的正是生物進化內在的邏輯要求：所謂“理性”的行為，只不過是經過自然嚴格篩選后留存下來的、能夠被我們觀察到的、相對穩定的生物行為罷了。（貝克爾，1995）

“情感”與“偏好”是觸發生物行為的按紐。當“情感”與“偏好”得不到滿足時，建立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基礎上的生物內部平衡系統便會受到破壞，由此造成一系列生理或心理上的壓力。這種壓力超過一個閾值，生物個體就會產生行為的動機，進而通過一定的行為來實現自己的需要，以便消除和緩解身心的緊張狀態。因此，生物行為的遺傳首先表現為一個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和神經動力學系統及其觸發機制的重構與再現，本能或者由本能沖動所引導的生物“理性”行為可以看作是該系統由不平衡向平衡的運動過程。“理性人”是現代主流經濟學最基本的預設。按照該預設，一個人的行為總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所謂“效用”只不過是“偏好”的一個函數。（瓦里安，1997）經濟學不研究“偏好”是如何產生的，那是生物學、進化論、也許還有心理學的任務。經濟學的任務是在給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與“偏好”序列下研究行為主體如何“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如果生物學業已證明，“純粹利他”行為與“利己”行為一樣具有進化優勢，生物個體能夠通過基因介質把觸發這種行為的“偏好”保存起來并遺傳下去；那么，只要給定這一“偏好”，我們就可以對“純粹利他”行為做出標準的經濟學分析。

在微觀經濟學中，消費集（consumptionset）X也可稱為選擇集（choiceset）X，通常假定集合X是k維實數空間Rk中的一個非負子集。如果行為主體對集合X中的選擇束具有偏好關系，而這些偏好關系又能滿足完備性、自返性、傳遞性和連續性的假定（事實上，這些假定已經包含在“理性人”的預設中），則偏好關系就可以用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表示：即存在一個函數u：XR，使得x1﹥x2，當且僅當u（x1）＞u（x2）。如此，我們就可以把行為主體內含的偏好關系轉化為一個函數關系：

U=u（x1，x2，…，xn）（1）

我把上述函數稱為“廣義效用”函數，因為其選擇集X中的偏好項xi可以用來表示包括經濟偏好、道德偏好（我們可以把“純粹利他偏好”包括在“道德偏好”中，因為“純粹利他”是道德行為最顯著的特征）、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甚至宗教偏好和信仰偏好在內的所有偏好，只要這一偏好是相對穩定的、可觀察的。（葉航，2001b）如果行為主體的資源總量為I，實現廣義效用所需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分別記作p1,p2,…,pn，則其資源約束可以表示為：

p1x1+p2x2+…+pnxn=I（2）

可以證明，只要目標函數是連續的，約束集是閉的并且是有界的，則以式（2）為約束條件的廣義效用最優（最大化）解就是：

MU1/p1=MU2/p2=…=MUn/pn=λ（3）

式中MUi=du/dxi，即xi的邊際效用；pi為i種偏好（x）的單位成本或影子價格；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i=1，2，…，n。

根據式（3），我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有意義的推論:

第一，在廣義效用最大化過程中，行為主體將依據一定的偏好狀態、偏好結構和偏好序列使自己的行為呈現出形態各異的“價值”取向。

舉例來說，如果x1代表具有利己傾向的經濟偏好，x2代表具有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則當MU1/p1＞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才會偏重經濟選擇，表現出利己傾向；而當MU2/p2＞λ時，行為主體的行為將偏重道德選擇，表現出利他傾向。特別地，當MU2/p2＞λ且MU2/p2＞MU1/p1時，行為主體將為了利他目的放棄或部分放棄自身的物質利益或經濟利益。（葉航，2000）因此，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為主體不一定就是一個“自私自利”或“錢迷心竅”的人。人們的行為將取決于他們的偏好。事實上，在古典或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學家就已經關注過“優越感”、“榮譽感”、“自豪感”、“成就感”、“責任感”、“道德感”等等純精神領域的偏好對人類行為的影響。而現代主流經濟學對“閑暇”和“炫耀”的研究，則更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

第二、就某一特定行為來說，行為主體的行為傾向取決于某一偏好的“成本—效用”比，即MUi/pi。

舉例來說，如果x2代表具有“純粹利他”傾向的道德偏好，當pi和λ給給定時，MU2越大，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事實上，倫理學所謂的“良心”，從廣義效用的角度看，就是道德行為在一個人心目中的效用水平。它表現為一個人未采取某種道德行為時所感受到的內心矛盾與痛苦，以及采取某種道德行為后所體驗到的內心解脫與愉悅。如果MU2和λ給定，則p2越小，人們的行為越偏重道德選擇，我們可以把p2稱作“道德成本”。值得指出，“道德成本”是一個長期被人們忽視、甚至被倫理學和道德哲學所忽視的范疇，其意義在于它提醒我們，任何一個行為主體在進行道德決策時都有權力考慮自己的“道德成本”，而社會則應該努力營造一種降低“道德成本”的機制，以促進個人道德偏好的形成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高。

第三、當其他條件不變時，λ的值越小，行為主體的非經濟偏好越強。

由于λ為約束資源的邊際效用，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λ越小，體現廣義偏好的行為傾向就越強。但其中的例外是，由于經濟行為具有資源再創造的特殊功能，其效用水平與λ成正比。因此，λ越小經濟行為的效用水平就越低，從而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就相對越強。事實上，當物質資源相當匱乏時，一個人很難產生出非經濟偏好；反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物質資源越豐裕，一個人的非經濟偏好，比如道德偏好、情感偏好、審美偏好等等，就越豐富、越強烈。顯然，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學說支持這一結論。(馬斯洛，1987)

第四、上述分析沒有改變傳統經濟學的根本結論，傳統經濟學的全部分析范例將作為一個特例包容在廣義效用的分析框架中。

如果以x1代表經濟偏好，xi代表除經濟偏好以外的其他所有偏好，則當行為主體的偏好結構符合條件：MU1/p1＞MUi/pi=λ（i=2,3,…,n）時，傳統經濟學的狹義效用范式將成為廣義效用范式的一個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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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1管理素質

第一，有用人之德之道。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是企業經營者之間用人之道的一種較量。卓越的企業是由卓越的人才構成，一切競爭的實質都是人才的競爭。企業經營者必須徹底解決思想，牢固樹立遠見卓識的人才意識，提高識人用人藝術，以生產力為標準去選拔人才?！扒к娨椎茫粚㈦y求”。要在市場競爭中發現和選用能力挽狂瀾的“領頭雁”。用人不避嫌，要有“棄仇而納”的用人氣魄、膽識和胸懷。現代管理學認為：“只有無用的管理，沒有無用的人才”。所以，企業經營者應把如何用人、管人放在企業管理的重要位置上，明確“謀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道理，順應市場經濟的客觀要求，大膽起用一批具有市場意識、懂市場規律、敢于到市場大潮中拼搏的開拓性人才。第二，有公共關系之才。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企業形象起著關鍵作用。企業經營者為企業形象的化身而展露在職工和社會關系之中。與上級、同事、下屬以及客戶建立良好的工作關系至關重要。企業與社會是一個整體，經營者突出的應該是“我們”，而不“我”。所以，經營者不僅需要在企業內部充分發揮個人魅力并知人善任，而且更應善于“公關”和社交，與外界人士融洽相處，注重公共關系。公關中，企業經營者應具有企業家的頭腦，外交家的風度，軍事家的膽略，宣傳家的技巧，演說家的口才，以奠定企業堅實的公共關系基礎，在社會上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第三，有穩定人心之術。穩定人心的管理是當今一門新課題。從實踐來看，企業經營者必須具備兩點：一是清廉自律，管人先管己?！肮?，廉生威”應是企業經營者的座右銘。應保持清廉的自身形象，贏得職工愛戴，增強管理的說服力。二是肝膽相照。經營者應把職工的利益放在重要位置，要與工人、下級同呼吸、共命運，共同樹立“企業興旺我光榮，企業衰敗我恥辱”的思想，使企業的整體效應得到更好的發揮。

2經營素質

第一，以“智”克“愚”。經營者的“智”在于獨具慧眼。要在強手如林、信息紛紜、競爭激烈的市場上求得生存和發展，經營者就要具有較高的智能和運籌帷幄之謀，善于發現對手的弱點，并設法“擊敗”對手。同時要善于揚長避短，保持自身優勢，積極創造各種有利條件。智能的養成，重要的是靠后天艱苦的學習，在實踐中錘煉。具體來講，要多掌握銷售理論和相關知識、如經濟學、管理學、公共關系學、心理學等等；要取人之長，補己之短；要大膽謀劃新、奇、活的營銷方略，做到“天天都有新感覺”，讓消費者置身于新鮮的營銷氣氛之中，感悟到企業經營者智慧結晶的芳香；要勇于實踐，不斷在業務操作中摸索積累增長才干。第二，以“勇”攻“敵”。企業經營者的“勇”在于獨辟蹊徑。商品經濟的本質就是競爭，市場中的每一項經營活動都具有風險性和挑戰性。在競爭中大膽開展對競爭對手的調查，了解競爭對手的經濟實力、企業規模、職工素質、市場經濟、經濟效益、發展前景等基本情況，掌握競爭對手的售貨渠道、價格水平、推銷方式等經營策略；合理地運用各種營銷組合方法，合理地配置資源，找到一條最佳效益的方法，或戰勝對手，擴大陣地；或堅持到底，爭取優勢；或攜手協作，同舟共濟；或激流勇退，另辟蹊徑。當營銷工作一帆風順、門庭若市、興旺發達時，應以更大的勇氣向新的目標沖刺。當營銷工作處于被動、劣勢地位時，不能怨天尤人，坐以待斃，而是要沉著應付，主動出擊，以變應變，積極調整營銷策略，以其獨到的促銷手段扭轉局面，以求“東山再起”，再度輝煌；當爭得銷售市場時，還應多方面收集市場信息，分析、預測商品走勢，在鞏固現有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潛在市場”，從而成為拓寬營銷市場的開路先鋒，使企業在市場競爭中不斷地騰飛。

作者：馬麗麗姜艷周海生單位：徐州市泉山區農業水利局江蘇捷宏工程咨詢有限責任公司江蘇福玉德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篇10

作者：謝芬芳

對于近現代實踐觀的理解，就不會有一個終點，需要經常地審視、反思和矯正實踐的反生態性。在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困境和發展瓶頸的現實制約面前，從實踐論的立場來看，只有通過選擇合理的實踐方式才能解決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必須對人與自然的實踐關系進行理論沉思，必然要推動生態的觀念走向實踐論的思維路向。因此，人類實踐的生態向度作為當代實踐觀的一個重要問題必然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對于實踐內涵的新理解———生態實踐對實踐內涵的理解，在學術界很長時間占主導地位的是“征服說”“控制說”“改造說”等，如現行的許多教程將實踐定義為“人能動地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活動，是人所特有的對象性活動”。[5]這種對實踐理解是以天人相分、征服與掠奪自然為特征的，其必然導致一種不斷激化人與自然矛盾的擴張性實踐方式。低碳經濟時代強調生態向度與實踐的結合，一方面，用生態整體性來約束人的實踐；另一方面，人們的實踐活動中彰顯生態環境價值?？梢哉f以生態為優先、傾向于推動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的實踐方式，就是人們的生態實踐。因此，所謂生態實踐“，是以生態學原理為依據，以生態環境的整體性規律為內在制約、以人地協調發展為價值旨歸和對良好的生態環境的需要為根本動力的物質性活動”。實踐方式構成要素重申1.生態實踐的主體是“生態人”。人是實踐的能動因素，人的素質和能力集中體現實踐的發展水平，外在自然條件或自然資源只是潛在的社會財富，自然條件的優劣只是發展生產的可能性，而要把這種可能性轉化為現實性，把作為潛在社會財富的自然資源轉化為現實的社會財富必須發展和提升人自身的自然力。在當今低碳時代和低碳經濟生產方式下“碳道德”[7]等精神要素是勞動者及其勞動產品的“靈魂”，實踐主體的“碳道德”對實踐方式的可持續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并且“碳道德”素養的高低直接影響主體對客體和中介的認識、變革及其利用的最終效果。因而要求實踐主體樹立綠色觀念、生態環保意識，自覺遵守生產節制、消費適度、合理利用自然資源等道德規范。2.生態實踐的客體是人類一切生產活動和社會活動所指向的清潔、無污染、可循環利用的對象，它包括自然、社會、人自身及人—社會—自然耦合而成的復雜生態系統。以往實踐概念對客體的概述僅從人類主體出發，沒考慮原材料及產品的可持續性和生態性。資源的供求矛盾是當今實踐發展必須解決的問題，進而要求考慮實踐客體的可再生性、可循還性理論/和生態性，要求利用的勞動對象和產品不會對生態環境造成污染，同時又能真正滿足人類的生態需要。3.生態實踐的中介是生態技術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生態工具?？茖W技術及形成的各種工具已成為當今世界開發利用自然資源、提高生產力和優化生態系統功能的重要手段。近代以來對技術的片面使用是造成當代生態危機、生存危機、社會危機的根源之一，但單純的摒棄科技并不能解決現實的問題。問題的最終解決還要依賴于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沒有高科技搭建物質平臺，人（社會）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根本無從談起，關鍵在于要正確使用科技，使用那些利于環境保護、節省資源的科技，避免使用污染環境、耗能耗資大的科技，把科技應用在造福人類方面，而不是威脅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方面。因而“科學技術的生態化已成為當今時代科技發展的必然趨勢”。

實踐基本形式的重申1.物質生產勞動。物質生產勞動是生產滿足人類生存發展的基本生活資料的實踐，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工業文明以來的物質生產勞動依托于當時豐富的自然資源，以“資源———產品———廢棄物———污染物排放”的單向流動為基本特征的生產實踐發展模式，走的是一條高能源、高消耗、高浪費、高污染的道路。近300年的開采使用，造成了自然資源幾近枯竭耗盡，生態環境破壞嚴重。這必然要求在低碳經濟時代物質生產實踐實行生態轉型，實現人與生態環境的協調和諧以及共存共榮，即人從生態環境中獲得自己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同時又必須通過精心呵護生態環境來保證這種獲得的連續性和可持續性，形成“資源———產品———再生資源———產品”的循環流動為特征的生產方式，從而減少資源消耗，實現生態環境平衡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協調統一。2.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系的實踐。在傳統實踐中，人們對于直接的物質利益的需求被無限地放大了。因而，對于物質利益和短期利益需求成為人們實踐最主要的動力。正是這種過于功利化的需求和與之相適應的實踐導致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激烈矛盾。當前，生態實踐正是在為了滿足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和人類對長遠利益需求的動力下不斷前行的。生態實踐關于人與人與社會關系實踐的理念是：共同發展、全面發展、持續發展。包括如下幾方面：第一，生態性政治實踐。樹立21世紀“生態性政治”“、綠色政治”等新的政治觀，并努力在此基礎之上的新實踐；第二，生態性經濟實踐。把人類的每一項經濟活動都統一到人類大的生態系統中來的經濟實踐形式，同時努力探索競爭與合作相統一的經濟發展的實踐模式。第三，生態性文化的實踐。大力生產生態型文化成果和發展生態型文化產業，努力探索批判與繼承、批判與借鑒相統一的文化發展模式。3.科學實驗。生態系統是一個有機的系統，但是人們用來處理與生態系統關系的技術卻是在強調支離分散的機械論和還原論的指導下設計出來的，這種忽略對象整體性的技術設計必然會導致對環境的破壞。因而在低碳經濟時代，科學試驗性實踐的理念是科學的生態化、科學的人類化、科學的辯證性。即重點開發和利用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技術，發展有助于解決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環境污染等全球問題的技術。具體的形式主要有引進、改造、創新，包括“高碳改造、低碳升級和無碳替代”?！案咛几脑臁卑ü澞軠p排，“低碳升級”包括新材料、新裝備、新工藝升級原有設備，“無碳替代”包括新能源：核能、風能、太陽能等。[9]4.保護生態環境成為實踐的基本形式之一。由于實踐能力的時代性差異，人類在與自然界的矛盾關系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人類的勞動能力低下的情況下，人類屈從于自然，為強有力的自然所支配，人崇拜自然的偉力，也開始學習、了解自然。隨著對自然的認識的深化，人的實踐能力得到提高，人用提高了的勞動能力再去改造自然，引起自然的變化。在解決人與自然的矛盾關系中，人類逐步地凌駕于自然之上，支配、利用和控制自然。此時，自然是人的“敵人”，人類的任務就是去征服、改造、控制自然，使其為我所用，服從人的意志。然而，當代的生態倫理學認識到人是自然固有的一部分，生態是人類社會得以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失去這一基礎，整個人類社會將無立足之地。人類要設法與自然和諧相處，在征服自然的歷史中，我們親手導致生態環境越來越難以為繼，我們的生活方式也越來越遠離人的本真存在。因此，人類必須要從根本上改變生產和生活方式，不再把自然當作“敵人”，而當作“伙伴”，以主客體互益的價值觀協調人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將生態環境當作人類實踐活動的緊密伙伴，尊重和服從生態環境，即人在從自然中獲取物質資料的同時，有責任保護自然，修復人對自然所造成的損害。保護環境也是一種不同于物質資料生產活動的基本實踐活動，發展生態實踐必須保護生態、修復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