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法律經濟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作為一種學術思潮，法律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經濟學界也是法學界發展最快的流派之一，是20世紀后半期經濟學界乃至法學界最重要的學術成果。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并不統一，雖然對于研究目的有著共同的表述。

一、法律經濟學：經濟學的視角

用波斯納的話說，法律經濟學是“將經濟學的理論和經驗方法全面應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學科。具體地說，法律經濟學采用經濟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會的法律制度、法律關系以及不同法律規則的效率；其研究的目的在于“使法律制度原則更清楚地顯示出來，而不是改變法律制度。”根據尼古拉斯·麥考羅和斯蒂文·G·曼德姆的定義，“法律經濟學是一門運用經濟理論來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運作以及法律與法律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影響的學科。”因此，從根本上說，法律經濟學就是從經濟學的角度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其他視角的研究都是對經濟學視野中法律的經濟分析的深化和拓展。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法律經濟學起源于1960年羅納德·科斯《社會成本問題》一文的發表，但是大衛·休謨、亞當·弗格森以及亞當·斯密在政治經濟學理論中關注的經濟學和法律之間的關系，以及杰瑞米·邊沁關于“法律的創造是為個人獲得最大的幸福”的理論，都對法律經濟學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經濟學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關注三個緊密相關的領域：預測特定的法律規則會產生什么樣的效果、解釋為什么特定的法律會存在、確定應該存在什么樣的法律規則。”鑒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不同，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區分為三個不同的學派：芝加哥學派（實證學派）、耶魯學派（規范學派）和弗吉尼學派（實用學派）。

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以財富最大化、效率最大化、堅定的市場觀念為核心觀點，采用新古典主義的邊際分析、均衡分析、成本—收益分析等實證的經濟分析方法。其基本信條是“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正義，效率應該成為法律解釋的關鍵。”因此，法律應盡力遵照帕累托效率或者卡爾多—希克斯效率配置資源。帕累托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改變在以下情況才是有效的，即至少一個人的境況變得更好，而沒有人變壞；卡爾多—希克斯效率是指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于受損失者可以由獲利者給予補償（財富最大化）。因為無論在學術層面還是在政治層面，人們很難對什么是公正達成共識，所以考慮是否公正，只會使法律（司法程序）陷入令人無法接受的模糊地帶，因此效率才是法律制度（司法裁決）的最佳標準。芝加哥學派的法律經濟分析為理解法律提供了一種有影響力的、意義重大的方法，并對法律本身的解釋與實施產生了影響，它使法律經濟學成為經濟學內的一個次級領域，一種新的分析制度和一系列新觀念被引入法律研究之中。[8]雖然芝加哥學派在對法律效率及其對財富和收入分配影響的實證分析上極具競爭力，但是，在為社會變革或法律改革提供規范性視角方面，它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經常被描述為規范學派的耶魯學派認為，為了糾正廣泛存在的市場失靈，對法律的干預存在著更大的需求。對分配的關注是耶魯學派的核心。不同于芝加哥學派與經濟學派，該學派的全部哲學觀點經常被表述為具有更多的價值內容，和傾向于進行政策干預。”在對法律進行經濟分析時，耶魯學派運用芝加哥學派的方法，并把這些方法拓展到“應然”領域，即法律應該是怎樣的，并提出了規范性的主張：通過法律追求公平和正義是最高目標，因此，由芝加哥學派界定的效率標準不能夠成為法律體系的終極目標。

弗吉尼學派是在法學、經濟學與公共選擇理論的交織中產生的新學派，它拓展了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法學中的運用范圍，認為經濟學分析方法的運用是實用性的，應該忽略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區別，因為人們努力從整體上去解釋的社會現實，應該被看作是對周圍的社會現實具有獨立理解力、追求自身目標的個體選擇與行動的結果。因此，弗吉尼學派吸收了公共選擇理論的研究成果，并將之與法律的經濟學分析相結合，認為在對法律的不同淵源之間進行價值比較時，需要對最初環境所具有的激勵結構進行恰當的分析，而不是直接去評價單個規則的成本收益情況。與此同時，弗吉尼學派關注法律形成中的政治失靈，認為在法規創立與選擇過程中，應注意制度設計與個人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市場與非市場機制對法律制度的影響，研究在制定有效率的法律規則時，是采取集權還是分權立法更適宜的問題。

經濟學視野中的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最新進展，是將實驗經濟學的成果運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之中，形成了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實驗的法律經濟學應用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探究了不同的法律和法律制度對經濟決策的影響。經濟學中的實驗方法可以被描述成一個精心控制的、綜合的經濟環境，在其中各對象參加一個或更多的在經濟學上相關的真正的貨幣回收決策活動。每一種實驗對參加者來說都有一套指示。這些指示描述了經濟環境、控制參加者之間信息交換的規則，對特定個體或團體貨幣回收決策的計劃。構成貨幣回收使用基礎的基本設想是各對象寧愿得到更多的錢而不是更少，在這類實驗中實驗者使用那些貨幣回收工具可以利用該激勵去導致一組其偏愛的結果。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已經證明，市場制度至少在決定能否行使壟斷權利方面與市場中賣方數量的多少一樣重要，因此，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分析必須重新評估關于改變市場制度的政策。實驗的法律經濟學另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是探究了公共物品供給中的自愿貢獻和市場交易機制，研究表明單純地要求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將是非效率的，貢獻中的互惠使自愿提供公共物品是可能的；當有差別的財產權具有社會合法性和政府可以執行私人合同時，通過市場交易（談判機制）人們可以自己決定公共物品、外部性和稅收的理想的分配。因此，政府的作用應當受到限制，政府在公共物品和外部性分配中的決策權力應當分權。伊麗莎白·霍夫曼指出，當政府向私有化和分權的經濟體系移動時，這些研究結果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越來越重要。

二、法律經濟學：法律的視角

由于法律的經濟分析影響了法律思維，法律體制及其參與者都受到了以促進效率配置為目的的強烈影響，因此，有必要從法律角度評價法律經濟學的意義，探討法律經濟學和傳統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由此形成了法律視角下的法律經濟學研究。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集中分析了私法和公法、刑法和家庭法、法制史和比較法領域經濟推理和法律推理之間的差異，并探究了法律的經濟分析對這些領域的影響。

傳統的私法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司法判決，而司法判決就是把已經建構好的、相對穩定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中，法律推理是在普遍區分法律概念的詳盡體系中做出的，法律尋求的是個人爭端中“公平”的結果，而這種公平的結果又要基于裁決對未來行為產生的事前影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法律經濟學采納了一種主導的事前觀念來預測一種裁決或替代性裁決對社會總行為的影響，要求判決者用一種更系統的方法闡明法律的目標，使之能夠說明在追求非經濟的目標中所涉及到的經濟損失（機會成本）。在法律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看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對私法的普遍原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私法的大部分領域廣泛地運用法律經濟分析的成果。例如，從法律的角度看，侵權法歷來被視為這樣一組原理，這組原理就是確定在什么樣的環境里加害者對受害者作出補償才是公平的。但是，侵權法的經濟分析使人們知道如何選擇適用的責任規則，使意外事故成本、預防成本以及行政成本最小化。[9]同樣，合同救濟是保證履行承諾的手段，如果承諾未履行，合同救濟可以為受約方提供充分的補償。但是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違反合同可能會產生某種收益，因此，判決者應被告誡保證特定的救濟不能抑制這種收益。從法律的角度講，隨著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分離，股東對公司的法定權力應該得到加強，但是，通過評估公司的業績，法律經濟學則直接關注金融市場如何對企業的無效生產施加了強有力的約束。[10]

在公法方面，雖然公法領域本來就需要專門的經濟學知識，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卻出現得較晚，因為公法的研究受到法律程序理論的限制，法律程序理論認為政府應合理運作以便實現公共利益。因此，直到20世紀80年代，法律的經濟分析才開始滲透到公法領域，特別是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使公法的經濟分析產生了大量的新見解。它不僅闡釋了自利的政客、國家官員以及個人群體之間的交易如何出臺了總體上違背公共利益的法律，而且描述了更適合秩序控制的憲法性安排，使人們重新審視憲法性安排的基本特征。“當想到公共政策時，我們不僅需要知道誰獲得了利益、誰失去了利益，而且還應該知道他們獲得和失去了多少利益。這不僅是戰略性公共管理中必要的一部分，而且對規范性考慮立法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也是十分重要的。”[11]但是，公法的經濟分析所形成的成果不僅源于公共選擇理論的運用，也源于對公共選擇理論的批評。即便公共機構容易受到個人利益和判決者自身利益的影響，公法在處理市場失靈和追求其他公共利益（包括再分配）方面仍然扮演著關鍵的角色。如果資源分配問題不能通過選擇性的制度體系來加以完美解決，特別是市場、私法和政府行為，那么主要的任務就應該是對每一種體制所設定的問題或者一系列問題的優缺點（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分析。

在刑法和家庭法上，法律的經濟分析激起了主流法律學者對它的“極端敵意”。法律經濟學把潛在的罪犯設想成為理性的功利最大化者，他們會權衡從非法行為中獲得的利益以及可能因逮捕、控告和定罪而遭受刑事處罰的成本。法學家認為，這種法律的經濟分析是膚淺的，對刑事責任、刑罰的種類及刑事違法的嚴重性、刑事制裁以及對法律執行強度的經濟分析，忽視了道德義務觀念以及刑法的非威懾功能，而這兩者是刑事審判體系的根本。因此，刑法的經濟分析脫離了基本的價值主題，不能切中要害。但是，也必須承認，對犯罪行為存在一種重要的經濟性界定，這種界定的嚴格分析產生了許多的見解，即使這些見解不能被看成是決定性的因素，從政策制定的角度看，它們還是很有價值的。對家庭法也是這樣。如果把婚姻視為一個需要高額的實際交易投資，而且容易受到極不完全信息影響的長期合同，那就會使人際關系中的情感與社會的滿足顯得異常平庸。但是對經濟因素的關注則會強調法律結構對行為動機的嚴重影響，而這種動機通常為人們所忽略。

在法制史和比較法方面，法律的經濟分析將法律變遷的主要動機歸結為訴訟行為，認為爭議者傾向于使用有效的法律規則來解決訴訟請求，因而會對無效的法律規則提出質疑，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效的法律規則會保留下來并代替無效的法律規則。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法律視角認為，這種分析過分地簡化了訴訟的動機，沒有考慮到外部因素和這樣的事實：很多受法規影響的人們沒有能力質疑規則，而且效率標準也是有問題的。另外，這種分析也沒有討論立法，而立法是引起法律變化的重要原因。由于法律的變化也可以從比較的角度來考慮，因為法律經常從一種體制中移植到另一種體制中。這種現象已為比較法學所研究，但它對這種變化的發生沒有提供清晰的解釋。法律經濟學填補了這個空缺，因為立法是朝著效率的方向發展的，法律制度對經濟壓力存在敏感。隨著要素在不同的管轄區之間不斷的流動，不同法律體制必定會出現某種程度的競爭以滿足公司和個人的偏好。

三、法律經濟學：哲學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源于法律經濟分析引發的對哲學問題的爭議，它所關注的是法律經濟學的三個核心原則：效率原則、功利主義原則和財富最大化原則中內在的哲學意義。在法律經濟學中，居于主導地位的論點是，法律規范應該滿足經濟效率的原則。而在經濟理論中，最常用的效率標準與帕累托密切相關。經濟學家通常所說的效率就是帕累托效率。這是以意大利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維爾弗雷多·帕累托命名的。如果有人的境況不會變差，有人的境況就不會變好，具備這種特征的資源配置就是帕累托有效或者帕累托最優。這種標準以比較X和Y兩種社會安排對相關個人的福利的影響為基礎。倘若在X社會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Y社會安排中的福利差，并且在X社會安排中至少有一個人的福利比在Y社會安排中更好，那么X社會安排對于Y社會安排就有帕累托優勢（相對有效率）。相應地，如果不可能調整一種社會安排X，在這樣一種安排中每一個人的福利至少不比在別的社會安排中的差，甚至某些人還會更好（換句話說，如果將X社會安排改變為其他社會安排，就會導致某些個人更窮）那么X社會安排就實現了帕累托最優。

由于個人福利是一個優先選擇——偏好——的問題，因此對于社會安排的評價來說，帕累托效率通常被認為是一個相對較少爭議的標準。同其他標準相比，它們對信息的要求低得多，因為它們不預先假定任何個人之間的偏好或者功利的比較。在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體系中，帕累托標準可以作用于社會安排的改變。正如科斯所指出的那樣，在沒有交易成本，并且有關各方都通情達理的時候，分配權利和義務的方法——法律與帕累托觀點便不會有任何的差別。倘若它們的分配不能滿足最佳標準，相關的個人就會進行相互交易，直到達成一種對于原來的分配具有帕累托優勢和帕累托最優的安排。問題是完全競爭市場是不存在的，在一個有交易成本的社會中，交易成本會損害效率，以至于有可能封殺任何朝向優越的和理想的社會安排的過渡。因此，如果帕累托效率被認為是法律變革的必要條件，那么許多法律變革是不符合帕累托標準的，法律的經濟分析在此必須求助于其他原則。

一個顯而易見的可供選擇的原則是功利主義原則。功利主義“是倫理學中一種傳統的名稱，它直接地或間接地評價行為、政策、決定和選擇的正當性，其根據是看它們增加受其影響的人們的幸福的趨向。”[12]功利主義原則將個人福利的量（平均水平）最大化，并因此允許平衡權利的分配——減少一部分人的福利，這“失去的部分”又通過增加另一部分人的福利而抵消。只要相互交易能夠使各方增加福利，功利主義原則就不會禁止任何權利分配。問題是，訴諸于功利主義原則時，法律經濟學不僅需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福利的比較問題，還必須面對所有針對功利主義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13]為此，在功利主義原則之外，法律經濟學（尤其是波斯納）又強調了另外一條原則——財富最大化原則。

波斯納認為，財富最大化是法律經濟分析中的解釋性和規范性標準，謀求社會財富最大化是法律決策的重要準則。在波斯納看來，財富最大化是合理的，財富最大化促進了效率最大化，從而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因此，財富最大化也是正義的標準（資源浪費對稀缺社會來說是最大的不正義），財富最大化至少可以衡量（正義則涉及倫理的、哲學的評價標準，帶有很強的主觀性）且為人們的社會福利最大化提供了實現手段。[14]

問題是同功利主義原則一樣，財富最大化原則也要面對大量的道德上的反對意見，財富最大化標準具有不正當分配的傾向。而且，要使財富最大化具有合法性，還會導致現行法律制度的重大調整。原告將不再限于受害的一方，被告也不會限于加害的一方。如果讓第三方參加訴訟能夠有效地增加收益，那么就應該鼓勵第三方提訟。同樣，如果第三方比那些實際造成損害者能夠有效地將成本最小化，那么他們反對訴諸法律行動就應該是適當的。如此一來，在財富最大化的法律制度中，私法就會被公法徹底吞沒，法院將不再履行其傳統職能——將公正給予各方當事人。[15]

由此，在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哲學視角看來，不管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是奠基于財富最大化，還是效率最大化亦或是功利主義標準，法律經濟學都必須面對著一些基本的哲學問題，這些問題是難以駕馭的，因此，不足為奇的是，近年來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已經轉向更加實際得多的應用性問題。

四、法律經濟學：批判法學的視角

作為法學研究的流派之一，批判法學在對法律的經濟分析提出批評時，形成了法律經濟學研究的批判法學視角。批判法學認為，自由市場的效率取決于對外部性問題的解決，而外部性問題比經濟學家們可能認識到的更嚴重，外部性因素包含重大的政治問題。但是，法律經濟學強調，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增進效率，因此，應該從一種能夠使產出的價值最大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來制定調節自由市場的法規，而不管分配的結果如何。自由市場能夠做的就是使財富最大化，可以把分配的問題（外部性問題）留給立法機構制定的稅收制度和調節計劃解決。這樣做在制度上是適當的，因為這些決定是政治的，應該由多數表決來決定；在經濟上也是適當的，立法機構是有權制定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成本最小或效率目標最大的再分配的最佳方法——惟一法規制定機構。

在批判法學看來，這不是一個“好主意”，實際上是不可行的，其本身的論證前后矛盾。立法機構能夠頒布法典，通過調整稅收和轉移調節計劃的法令以修正外部效應，但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就可能會有幾種具有不同分配后果的法律規則，從效率觀點來看，它們具有同樣的優越性。在一種辦法具有決定性時，就相當于使一種大規模的再分配成為事實。顯然，每一個法規都會產生不同的財富效應。“一旦我們選定了規則，游戲本身也會產生許多可能的結果（外部性），這要取決于力量和技巧的黑匣子。許多可能的結果中的每一種，都包括一種分配和與之相聯系的資源配置。”于是又只能通過稅收和轉移修正分配結果。因此，即便立法機構是通過稅收和轉移調節修正外部性問題的適當機構，在存在交易成本的情況下，這種修正的實際影響也是非常復雜和捉摸不定的。

由此，批判法學認為，法律經濟學試圖以效率為中心建立一套適合資本主義經濟的有效法規是不現實的。由于存在眾多的選擇，每一種選擇又都導向一套不同的現實世界的有效法律和不同的稅收調節計劃，所以不會有有效的法典。運用效率標準（尤其是卡爾多—希克斯效率）來制定法律規范，既不現實在理論上也行不通。作為一個事實，法院和立法機構在決定損害法的范圍、要不要對消費者和勞動合同強加強制條款之類的問題時，都要排他地把全部非效率目標考慮進去。在這種背景之下，制定規范自由市場的基礎法規，似乎本身就是“調節性”的——涉及一個又一個案件，一個又一個的部門，特別是政府為鼓勵做大蛋糕及做出來之后的公平分配所制定的決策。因此，不可能簡單地按照效率原則來確立界定自由市場的法律規范，權利、道德、公共利益，一句話，政治、哲學、意識形態在法律制定過程中都會起作用，沖突的權利、道德原則和意識形態等對于法律規范的選擇都是關鍵的因素。

五、法律經濟學：女性主義的視角

女性主義“是對一種復雜現象的總稱，就該詞的含義引起的爭議可以部分地解釋女權主義。它主要可以理解為基于婦女因其性別遭受痛苦這種認識而對婦女在過去和現代社會中與男人的關系方面的社會作用的一種關注。”[12]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是汲取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有用的成分，用于解決女性問題。

女性主義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的經濟分析受到以效率為焦點的規范的支配，但是把法律的經濟分析與作為規范標準的效率聯系起來是有局限性的：效率分析是有分量的，但是它只在自己的領域內有分量；它在需要更多的法律而不是使每一個人都維持現狀的領域是無所作為的。因此，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拋棄以效率作為常規的標準”，它的標準取自經濟——分配的正義、反對歧視、監護——以外的，卻具有適當經濟概念的理論。例如，女性主義認為，在就業平等的立法中，基于性別但與工作無關的歧視是不正當的，因為這種歧視而導致的經濟上的不平等是不正義的。

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概念是在這樣的范圍使用的：它們須經得起是否“最管用”，是否同“經驗要求的集合”相一致的檢驗。因此，在分析性騷擾時，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使用勞動力市場中的抉擇人這樣的經濟概念，在分析離婚時使用人力資源、自我利益和機會主義的概念。因為這些概念符合女性主義范式：通過這些分析（就業、選擇、性別特征、婚姻、愛情等在經濟抽象中被忽略了的要素）所失去的，必須通過發掘理解和強有力的，也許是帶有偏見的論點而有所得。

雖然女性主義的法律經濟學強調必須將法律的經濟分析從效率中剝離出來，但是它仍然重視諸如價值、成本、效益等概念的運用。因此，當女性主義者運用經濟理論審視法律問題時，她們探討了如下的主題：兒童到底是公益的還是私益的？是福利政策還是撫育兒童所必須的額外補貼導致納稅人的額外負擔？當女性主義者在研究婚姻家庭法時，她們提出了如下的疑問：結婚的效益是什么？結婚對人力資源的貢獻有多大？是把結婚理解為一種契約還是視為一種關系狀態？什么是女性心目中婚姻的重要內涵？到底哪種方式——市場的和非市場的——是家庭貢獻的適當方式？因此，在女性主義的法律分析中，經濟學是實用主義的運用，是要從法律的經濟分析中發現對女性主義有用的內核，將法律經濟學置于服務女性主義的主題，而不是其他相關的東西。

六、法律經濟學：博弈論的視角

從學科分類來說，博弈論屬于數學的一個分支，其主要內容是運用數學方法構造人類行為的理論。而人類行為理論是所有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如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基礎。博弈論有四個基本特征：群體性（社會生活是兩個人以上的世界）、互動性（事情的最終結果取決于所有人的行動）、策略性（每個人都認識到并考慮到這種相互依賴性）、理性（所以每個人選擇行動的時候要針對對手的可能行動而選擇一個最優對策）。[16]由于博弈論對于理解法律的構成及其影響人們行為方式的途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洞察力”，[17]因此博弈論被廣泛地用于法律的經濟分析。

在《法律的博弈分析》一書中，道格拉斯·G·拜爾（DouglasG.Baird）、羅伯特·H·格納特（RobertH.Gertner）、蘭德爾·C·皮克（RandalC.Picker）運用博弈論的基本原理，對法律及法律問題進行了系統的分析。（1）策略行為、納什均衡與法律規則。策略行為出現在兩個或多個個體相互作用的場合，這時候每個個體的決策取決于對其他個體行動的預測。納什均衡是指在參與人將選擇的策略組合中，沒有參與人能在給定對方策略選擇的情況下通過選擇其他策略而使狀況變得更好；每個參與人選擇的策略是對對方所選擇策略的最優反應。由于一項法律會引申出一套策略行為，簽訂一項契約也就意味著進入一個博弈，因此，策略行為和納什均衡引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將揭示出每個參與人在不知道他人做什么的情況下必須做決策時法律規則如何影響了參與人的行為。這為理解不同的侵權制度如何運轉以及財產法、勞動法和其他一些特定內容的法律問題提供了有效的途徑。（2）信息、博弈與法律規則。信息在個人相互影響的方式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一方當事人從隱瞞信息中得到的個人利益可能誘導該方以一種盡管對個人有利，但對社會而言并非最佳的方式行動。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時，博弈過程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不可避免。此時，“要理解法律規則的作用，必須不但要注意到法律規則對當事人實際采取行動的影響方式，還要注意到它對當事人即使在沒有該法律規則時也不會采取的行動的影響方式。如果擁有信息參與人不能利用從其他參與人行動中推論出的任何信息，那么擁有不利信息的參與人就沒有激勵去仿效其他擁有信息參與人的行動。”[17]（3）聲譽、重復博弈和法律規則。聲譽是指一種社會評價。在博弈過程中，即使只有少數人認為自己的聲譽有價值，每一個其他的參與人可能認為仿效他們也符合自己的利益，從而在許多情況下，長期合作成為重復博弈的結果就是可能的，盡管大多數的參與人在階段博弈中背叛是符合自身利益的。法律規則可以通過不同的方式來影響聲譽的形成并最終建構重復博弈中的合作意愿。例如，將一個個體從某一社會圈子中排除出去變得更為容易的法律規則就具有建構聲譽的直接效果。（4）討價還價、非合作博弈和法律規則。法律規則的存在不僅便利了貿易，它們同樣影響了當事人從交易中獲得的收益的分配方式。換言之，法律規則界定了一個社會討價還價的環境，任何一項法律規則的變化都可能改變了交易雙方討價還價的能力。許多法律規則，例如合同法和破產法之所以起作用，并不是因為法庭常常被要求使用這些法律規則，而是因為它們確立了當事人之間談判（討價還價）的框架，給予了一方當事人或其他當事人以退出選擇，即通過行使某種法律權利而有能力離開談判桌（非合作博弈）同時還能獲得某些利益。

博弈論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實證的理論基礎，它描述人們在一個制度環境下是如何做出行動決策的，這些行動導致了什么結果，因此“法律經濟學只有以博弈論作為分析工具的時候，才能達到真正成熟和完善的地步。”[16]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運用博弈論分析特定的法律問題。例如，利用博弈論，貝克丘克（Bebchuk）考察了民事訴訟程序規則，卡茨（Katz）分析了合同法中的出價與接受問題，約翰斯頓（Johnston）闡述了合同違約規則，戈頓（Gordon）和利布郎（Leebron）考察了公司法，布里爾梅爾（Brilmayer）分析了法律的沖突問題，埃里克森（Ellickson）說明了習慣如何能與法律規則一樣發揮作用。

七、法律經濟學：比較分析的視角

法律經濟學研究比較分析的視角也被稱為比較法律經濟學。比較法律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的認識論假設是：法律不僅是創造了相應的激勵的法律規則的集合；它也不是立即就可以轉化為一些直接影響個人行為的隱含定價系統，法律的修辭學或意識形態性質也是不能忽視的重要方面——如果我們希望了解用來分析法律的法律和經濟觀念的話。基于這樣的認識，比較法律經濟學以公平與效率的理論分析為基礎，探討了法律制度的變遷與移植、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以及欠發達國家的法律結構。

效率與公平通常被認為是兩個對立的概念，一個有效率的法律解決辦法可能是不公平的，而一個公平的解決辦法可能是缺乏效率的。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分析應集中研究效率而不是公平（正義）。比較法律經濟學不認同這種觀點，認為在法律制度的舞臺上，公平與效率都具有作用，效率是一件值得追求的好事，但是效率與公平總是在一起的，一定法律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都會涉及公平與效率兩個方面。財產征收法（或民法中因公共利益而征收財產）提供了這兩方面結合的一個例證。因此公平與效率“遠非對立的觀念”，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的視野中，它們都是進行法律經濟分析的基本要素。

基于對公平和效率的討論，比較法律經濟學分析了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在比較法律經濟學看來，如果交易成本為零，法律在全世界都會是有效率的。法律的多樣性可以被理解為由法律傳統和法律意識形態所導致的不同交易成本的結果。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不論是有意識的選擇或由于社會的需要，都有追求效率的強烈傾向，即降低交易成本而使法律制度更好地運行。但是法律的變遷和移植方向也同樣追求公平的取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是“所有法律制度的共同核心”，因此，法律制度的變遷和移植是法律對社會所感知的公平正義需要所做出的政治反應。

建議發展一個合乎有效市場需要的法律體系的使命，使比較法律經濟學關注轉型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法律體系的改革問題。比較法律經濟學指出，改造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要小心地選擇適合的制度供給。為了有效實施，改革方案不能忽視基礎背景。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形成的政治、經濟和法律制度遺產，是法律體系改革中不能忽視的因素，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建構新的法律體系，需要考慮社會與經濟現實。雖然市場化改革的成功必定要求法律以效率為導向，但是不公平的改革就會對市場有影響。因此，社會主義國家的法律改革必須回答以下三個問題：一是立法在創立市場經濟中能否起重要作用？二是立法能否在民主的創立和維護中成為一個重要因素？三是民主的創立和維護是否是市場創立與運作的一個先決條件？

比較法律經濟學認為，雖然欠發達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結構和西方國家是不同質的，但是法律經濟學對分析欠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同樣是有用的。在一個軟弱政權以及相應的發展中的法律體系中，交換關系主要通過非競爭的市場機制進行的。關系原則（relationalprinciples）不僅適用私人安排，例如契約，而且適用于所有政府、法律和人事各方面。因此，在欠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現代化層次并不構成一個傳統，法律制度是可以改變的，但是當法律制度的改變面臨著政治選擇的時候，由于不發達國家法律制度的一個共同特點是法律程序與政治程序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分，意識形態的偏見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提高法律制度變遷的交易成本，拒絕法律向效率的漸進演變。所以，欠發達國家的挑戰是發展一種適應現代化的法律傳統，在這一進程中，比較法律經濟學可以作為一種強有力的分析工具，幫助欠發達國家厘清它與發達國家在法律制度與文化上的差異性特征，認識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并不是惟一可能的路徑或最佳路徑，通過相互學習，較不發達的法律制度最后可能將最初的解決辦法發展成一種有效的且不同的發展路徑。

八、法律經濟學：心理學的視角

由于人們的行為“不僅僅由有關經濟約束條件決定，而且還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內生偏好、知識、技能、天賦以及各種心理和生理約束條件的影響。”[18]因此，要真正理解人們是怎么選擇和行動的，就必須將心理學的理論引入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才能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通過將心理學和其他行為科學的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法律經濟學對人類選擇的過程以及人類判斷和福利的結構重新進行了更系統的評估，從而正在逐步形成行為法律經濟學。[19]

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法律經濟分析中大量使用的理性選擇理論對日常行為缺乏解釋力，在《告別理性選擇》一文中，羅伯特·弗蘭克（RobertFrank）指出，由于純粹理性選擇理論對認知錯誤這一部分人類行為不能給出充分的解釋，所以其分析力大打折扣。不僅如此，該理論也解釋不了那些導致人們做出看似非理性選擇的沖動克制問題。而且，理性選擇理論假定人們總是做出自利性選擇，無法說明為什么每年都會有大量的匿名慈善捐款。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認為，必須修正理性選擇理論，“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新的假定，作為法律經濟學研究的基礎。有限理性意味著人們在做出決定時，只是具備了有限的知識和資源，因此，人類的決策行為會出現與最大化利益不一致的現象。有限意志意味著人們往往不能堅持選擇與最大化自身總體利益相一致的行為，人類最終的決策可能偏離利益最大化的軌跡。有限自利意味著個體決策受到社會規范、道德規范等影響，并沒有完全追求自我表現利益的實現，而是追求了自我表現利益以外的東西。[19]

在研究了人類如何選擇的基礎上，行為法律經濟學將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的假設運用到法律的經濟分析中，重新審視了作為行為工具的法律。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是有限理性的，不能獲得完全理性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那么法律的懲罰措施往往不能有效地制止惡行，實現以最小成本獲取最大阻嚇的效果。如果人們是有限意志的，無法有效控制自己的整體效用（利益）并對多重效用進行排序，就必須對交通安全法、侵權法、合同法以及管制法規等進行重新的解釋。如果人們的行為是有限自利的，人們就會為了追求公平與正義等法律規范所倡導的價值而愿意承擔額外的貨幣成本、時間成本、機會成本等。

由于在法律制度的設計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要預測人們會對法規和制度約束做出何種反應，因此，行為法律經濟學的研究向人們展示了法律經濟學“理論方面最激動人心的進展和相關的政策含義”，“有可能為法律和制度建構工作提供一系列政策建議”，[18]因此，將心理學的研究成果融入法律的經濟分析將顯示出巨大的理論力量。

九、結束語

雖然法律經濟學的研究視角不同，但是“大部分法律經濟學的參與者都認為，不論各個學派的意識形態信條多么獨特，總會存在共同的基礎可以將該學科內所有的學派統一起來，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運用經濟學的概念與理論，在法學內尋求新的理念。”基于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研究，在不斷修正法律經濟分析存在的局限性的基礎上，提高了法律經濟學的解釋力和預測力，不僅使法律經濟學的觸角幾乎遍及了法律和法學的每一個領域，并使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日益充實和拓展。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改革的深入，經濟活動的實踐會對新的制度產生需求，而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律，因此，法律的變遷在中國將會是一個重要的制度變遷的研究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不同視角的法律經濟學的研究成果，為我們體察和審視中國經濟改革中的法律制度的變革與演進，提供了富有啟發性的理論結構。

參考文獻：

［1］曲振濤.論法經濟學的發展、邏輯基礎及其基本理論［J］.經濟研究,2005,(9).

［2］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的經濟分析［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3］史晉川.法律經濟學述評［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3,(2).

［4］皮特·紐曼.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第二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31.533.129-134.134.546-550.515.521-530.528.511.

［5］大衛·弗里德曼.經濟學語境下的法律規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9-10.

［6］弗朗切斯科·帕里西，弗農·史密斯.非理的法和經濟學［A］.比較（第21卷）［C］.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110.117.

［7］烏戈·馬太.比較法律經濟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3..3-4.

［8］皮特·紐曼.新帕爾格雷夫法經濟學大辭典（第一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57-258.

［9］Shavell,S.EconomicAnalysisofAccidentLaw［M］.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87.

［10］Manne,H.G.OurTwoCorporateSystems:LawandEconomics［J］.VirginiaLawReview53,1967.259-284.

［11］Mashaw,J.L.TheEconomicsofPoliticsandtheUnderstandingofPublicLaw［J］.ChicagoKentLawReview65,1989.145.［12］戴維·米勒.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C］.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837.272.

［13］林立.波斯納與法律經濟分析［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162-169.

［14］張建偉.新法律經濟學：流派與反思性評論［J］.財經研究,2000,(9).

［15］Coleman,L.J.TheStructureoftortlaw［J］.YaleLawJournal97,1988.1233-1253.

篇2

論文正文：

冰雪旅游經濟發展策略

一、人文環境

(一)人文環境概念

人文環境，特指人類的語言、文化及各種意識形態領域的活動所形成的物質和精神的環境和氛圍，它是人類精神文化產品中的一部分。[1]人文環境是由千百年來，人類文化在社會實踐中的積淀、凝聚孕育而成，它具有歷史的繼承性，又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和民族性，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又是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2]人文環境是一個龐大的、完整的有機體系，它全面地反映豐富多彩的現實生活，并多角度、多方面地滿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多元化的需要。正是主、支流文化相容互補，圓融通達，才聚合成博大精深、燦爛輝煌的中華人文之瑰寶。現階段急需的就是要加大支持的力度，加大領導力量的投入，加大政策投入，加大資金投入。任用人文社會科學的人才，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精心營造有利于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學術環境和社會氛圍，確實抓好人文素質教育，提高國民的整體人文素質水平。

(二)齊齊哈爾人文環境現狀

齊齊哈爾市歷史悠久，有35個少數民族，勤勞智慧的各族人民創造了輝煌絢麗的文化，為后人留下了很多歷史文物古跡、古代建筑及歷史紀念建筑物、革命遺址及革命紀念建筑物、古代園林、宗教人文景觀、民族風情和事件發生地。它們生動地記載著齊齊哈爾各個歷史時期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也是各族人民生活生產活動的藝術成就和文化結晶。如昂昂溪古文化遺址、金東北路界壕邊堡、金代蒲峪路故城、塔子城遺址等古遺址，大乘寺、卜奎清真寺、圣彌勒爾教堂等宗教人文景觀，梅里斯區雅爾塞鎮達族風情園、富裕縣三家子民族風情園等民俗旅游，西滿革命烈士陵園、蘇聯烈士陵園、馬識途烈士殉難地等革命烈士紀念地等。人文旅游資源有231個，占全部旅游資源總數的80.7%。齊齊哈爾市旅游資源形成以人文資源為主，自然資源為輔的格局。

(三)齊齊哈爾冰雪旅游文化現狀

齊齊哈爾冰雪游覽會是融文化藝術、觀光旅游、體育競技、招商引資、集市購物為一體的節慶活動。自1963年創辦以來，現已成功舉辦了30屆，每年12月下旬開始，到第二年2月中旬結束。為期兩個月的冰雪盛會，已成為深受中外游客喜愛的冬季冰雪旅游項目。冰雕藝術是由古老的燈會冰燈發展、演變而逐步形成的。它充分利用北方冬季的氣候，采用人工澆注和雕、砌、堆、筑等工藝，使其成為人造的冰雪景觀。齊市傳統的龍沙公園冰燈游園會，已經舉辦了幾十年，每年都接待大量的外地游客和本地游客;投資3億多元的勞動湖水系改造已基本完成，冬季已經有很多人在湖面上健身，齊齊哈爾大學近幾年每年都在湖面上建造2～3塊冰場，為教學和大眾健身服務;應運而生的冰刀出租和磨刀服務，為部分人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湖面上還有多處出租冰爬犁、雪地摩托等服務。冬季的勞動湖面和嫩江如果能得到充分開發，必將對齊市全民健身活動和經濟發展產生促進作用。市體育局所屬的多個室內滑冰館的對外有償開放和承辦全國、省、市冬季項目的比賽，都將拉動我市相關產業的發展。以上幾點，將成為齊市發展冬季冰雪旅游的基礎條件。齊市今年成功舉辦的第2屆關東文化旅游節，接待了大量的省內外游客，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2007年全國冬季運動會將在齊市舉行，冰雪體育場地設施將進一步改善和增加。齊市應以此為契機，大力發展冰雪旅游產業。以冰雪旅游產業發展為核心，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人文環境開發的作用

(一)人文環境的開發促進群眾的冰雪旅游經濟開發的創新意識

任何一種行業都需要有創新意識，創新意識來自于每一個群眾，我們的群眾具有埋頭苦干的艱苦創業精神，具有不懼艱辛的吃苦精神，具有不計報酬的奉獻精神。但是僅僅具有這些精神對于我們的冰雪旅游的發展是不夠的，還需要群眾的創新精神，把每一個人的創新精神發揮到極致，我們的冰雪旅游產業將得到不可估量的發展。然而如何培養群眾的創新意識，這就需要人文環境的開發，因為創新意識關鍵是要把人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新性發揮出來，良好的人文環境的開發對調動人的積極性具有其獨特的功能，將促使創新意識的發揮，從而促進冰雪旅游經濟的發展。

(二)人文環境的開發有利于冰雪旅游后備人才的培養

21世紀最重要的是人才，任何一個行業、一種產業都需要人才，而且人才將對這一行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誰掌握了人才，誰就掌握了本行業的未來。冰雪旅游后備人才的培養也是一樣，我們必須認真地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培養，才能使本行業有人可用。而人才的培養，人文環境的開發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良好的人文環境可以使社區、家庭、學校的冰雪旅游環境得到相互協調，共同促進的發展，從而促進冰雪旅游人才培養的長足發展。

(三)人文環境的開發有利于冰雪旅游經濟產業可持續的發展

冰雪旅游經濟產業的可持續發展除了人才的培養以外，還需要文化、衛生、市場營銷等很多政府部門和社會團體企業的相互協調，相互支持，相互促進，共同發展。而人文環境的開發恰恰是起到把這些部門協調到一起的作用，直接影響到冰雪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四)人文環境的開發有利于冰雪旅游產業的現代化、科學化、國際化

冰雪旅游產業的現代化和科學化直接受制于人文環境開發的現代化和科學化，既要把現代技術引入到人文環境的開發中，又不能盲目地引進，要有選擇地、科學地引進，使人文環境的開發得到健康地發展，使冰雪旅游產業得到科學地發展。而國際化是在現代化和科學化的基礎上發展的，要使冰雪旅游人文環境的開發從國內發展到國際，使具有良好人文環境的冰雪旅游產業吸引更多的國外友人來到我們這里，參與到冰雪旅游產業中去，體會其中的獨特人文文化，促進冰雪旅游產業更好地發展。

三、冰雪旅游產業經濟

人文環境開發促進群眾基礎發展對策

(一)加大政府政策的扶持和資金的投入

政府的政策是一切行動的指導，沒有政府的支持和扶持，任何好的想法和課題都不會執行得太好，所以要想把人文環境開發落到實處，必須得到政府的支持指導和扶持。只有政府支持和扶持了，人文環境的開發才能又快又健康地發展起來。另外，也需要一定的政府資金的投入，使開發更有動力。

(二)促進社會各種資金的投資

除了政府資金的投入，社會各界各種資金的投資是人文環境開發的重要資金來源，只有爭取這一部分資金，爭取社會各界的支持，才能使人文開發連續不斷，步步為營，有條不紊地開展。

(三)地區特有的特色風俗文化提高人文環境

齊齊哈爾具有獨特的地域風俗文化，鶴文化、流民文化、達族文化等這些都可以作為冰雪旅游文化的人文環境開發的基礎和外延，使人文環境的開發更具有齊齊哈爾冰雪旅游的獨特內涵，讓其更加豐富，更加具有吸引力，使游客流連忘返。

(四)提高旅游區公民的冰雪旅游文化素質，提高人文素質

公民的冰雪旅游文化素質主要體現在人文旅游活動中，則主要是指旅游地居民素質及民族群體行為，包括風俗習慣、社會經濟及文化活動行為、文藝及體育活動行為等。

四、發展冰雪旅游群眾基礎

促進齊齊哈爾的冰雪旅游經濟產業的開發和發展齊齊哈爾冰雪旅游經濟產業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但是比起冰雪旅游大國韓國、日本、加拿大和歐洲的一些國家，齊齊哈爾冰雪旅游經濟產業的群眾基礎還是顯得太少。

(一)專業冰雪運動人員

專業冰雪運動人員是冰雪運動的先驅和引領者，冰雪運動的發展將使更多的民眾參與到冰雪運動中，從而帶動冰雪旅游的發展。這就像NBA的發展帶動美國游，李娜網球的大滿貫帶動網球運動的發展等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將使大量的冰雪旅游群眾參與到冰雪旅游中。

(二)冰雪旅游地居住和從業人員

在冰雪旅游地附近居住的民眾和從業人員是宣傳和服務冰雪旅游的先鋒軍，冰雪旅游者最先接觸的就是這些人群，這些人員對冰雪旅游的宣傳和服務將使冰雪旅游者對這一地區的認識和感受加深，將促進旅游者更加廣泛地帶動更多的旅游者來到冰雪旅游地，從而促進冰雪旅游的發展。

(三)青少年兒童學生等后備人員

篇3

1.1化學的形象正在被與其交叉的學科的巨大成功所埋沒

化學是一門中心科學，化學與生命、材料等朝陽科學有非常密切的聯系，產生了許多重要的交叉學科，但化學作為中心學科的形象反而被其交叉學科的巨大成就所埋沒。化學這門重要的中心科學（centralscience）反而被社會看作是伴娘科學（bridesmaidscience）而不受重視。

1.2化學正被各種各樣的環境污染問題所困擾

化學的發展在不斷促進人類進步的同時，在客觀上使環境污染成為可能，但是起決定性的是人的因素，最終要靠人們的認識不斷提升來解決這個問題。一些著名的環境事件多數與化學有關，諸如臭氧層空洞、白色污染、酸雨和水體富營養化等；另一方面把所有的環境問題都歸結為化學的原因，顯然是不公平的，比如森林銳減、沙塵暴和煤的燃燒等。這當然與化學沒有樹立好自己的品牌有關系，在最早的化學工藝流程里面，根本沒有把廢氣和廢渣的處理納入考慮范圍，因此很多化學工藝都是會帶來環境污染的。現在，有些人把化學和化工當成了污染源。人們開始厭惡化學，進而對化學產生了莫名其妙的恐懼心理，結果造成凡是有“人工添加劑”的食品都不受歡迎，有些化妝品廠家也反復強調本產品不含有任何“化學物質”。事實上，這些是對化學的偏見，監測、分析和治理環境的卻恰恰是化學家。

二、綠色化學是應對挑戰的必然

科學不但要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還要保護世界。化學也如此，為了應對化學所面臨的挑戰，提倡綠色化學是刻不容緩。

2.1綠色化學的概念

綠色化學又稱環境無害化學、環境友好化學或清潔化學，是指化學反應和過程以“原子經濟性”為基本原則，即在獲取新物質的化學反應中充分利用參與反應的每個原料原子，在始端就采用實現污染預防的科學手段，因而過程和終端均為零排放和零污染，是一門從源頭阻止污染的化學。綠色化學不同于環境保護，綠色化學不是被動地治理環境污染，而是主動的防止化學污染，從而在根本上切斷污染源，所以綠色化學是更高層次的環境友好化學。

2.2綠色化學的產生及其背景

當今，可持續發展觀是世人普遍認同的發展觀。它強調人口、經濟、社會、環境和資源的協調發展，既要發展經濟，又要保護自然資源和環境，使子孫后代能永續發展。綠色化學正是基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可持續發展理論。在1984年，美國環保局(EPA)提出“廢物最小化”，這是綠色化學的最初思想。1989年，美國環保局又提出了“污染預防”的概念。1990年，美聯邦政府通過了“防止污染行動”的法令，將污染的防止確立為國策，該法案條文中第一次出現了“綠色化學”一詞。1992年，美國環保局又了“污染預防戰略”。1995年，美國政府設立了“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1999年英國皇家化學會創辦了第一份國際性《綠色化學》雜志，標志著綠色化學的正式產生。我國也緊跟世界化學發展的前沿，在1995年，中國科學院化學部確定了《綠色化學與技術》的院士咨詢課題。

2.3綠色化學的核心內容

原子經濟性是綠色化學的核心內容，這一概念最早是1991年美國Stanford大學的著名有機化學家Trost（為此他曾獲得了1998年度的“總統綠色化學挑戰獎”的學術獎）提出的，即原料分子中究竟有百分之幾的原子轉化成了產物。理想的原子經濟反應是原料分子中的原子百分之百地轉變成產物，不產生副產物或廢物，實現廢物的“零排放”。他用原子利用率衡量反應的原子經濟性，認為高效的有機合成應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料分子的每一個原子，使之結合到目標分子中。綠色化學的原子經濟性的反應有兩個顯著優點：一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原料，二是最大限度地減少了廢物的排放。原子利用率的表達式是：

原子利用率=（預期產物的式量/反應物質的式量之和）×100%

如無公害氧化劑過氧化氫的制備可采用乙基蒽醌法，即由氫和氧在2-乙基蒽醌和Pd為催化劑作用下直接合成，2-乙基蒽醌復出并可循環使用。此反應原子利用率為100%，體現了原子經濟性，減少廢物的生成和排放，是典型的零排放例子。

2.4綠色化學的12項原則和5R原則

為了簡述了綠色化學的主要觀點，P.T.Anastas和J.C.Waner曾提出綠色化學的12項原則，這12項原則對我們今后從事綠色化學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Ⅰ．防止——防止產生廢棄物要比產生后再去處理和凈化好得多。

Ⅱ．講原子經濟——應該設計這樣的合成程序，使反應過程中所用的物料能最大限度地進到終極產物中。

Ⅲ．較少有危害性的合成反應出現——無論如何要使用可以行得通的方法，使得設計合成程序只選用或產出對人體或環境毒性很小最好無毒的物質。

Ⅳ．設計要使所生成的化學產品是安全的——設計化學反應的生成物不僅具有所需的性能，還應具有最小的毒性。

Ⅴ．溶劑和輔料是較安全的——盡量不同輔料（如溶劑或析出劑）當不得已使用時，盡可能應是無害的。

Ⅵ．設計中能量的使用要講效率——盡可能降低化學過程所需能量，還應考慮對環境和經濟的效益。合成程序盡可能在大氣環境的溫度和壓強下進行。

Ⅶ．用可以回收的原料——只要技術上、經濟上是可行的，原料應能回收而不是使之變壞。

Ⅷ．盡量減少派生物——應盡可能避免或減少多余的衍生反應（用于保護基團或取消保護和短暫改變物理、化學過程），因為進行這些步驟需添加一些反應物同時也會產生廢棄物。

Ⅸ．催化作用——催化劑（盡可能是具選擇性的）比符合化學計量數的反應物更占優勢。

Ⅹ．要設計降解——按設計生產的生成物，當其有效作用完成后，可以分解為無害的降解產物，在環境中不繼續存在。

Ⅺ．防止污染進程能進行實時分析——需要不斷發展分析方法，在實時分析、進程中監測，特別是對形成危害物質的控制上。

Ⅻ．特別是從化學反應的安全上防止事故發生——在化學過程中，反應物（包括其特定形態）的選擇應著眼于使包括釋放、爆炸、著火等化學事故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為了更明確的表述綠色化學在資源使用上的要求，人們又提出了5R理論：

Ⅰ．減量——Reduction減量是從省資源少污染角度提出的。減少用量、在保護產量的情況下如何減少用量，有效途徑之一是提高轉化率、減少損失率。②減少“三廢”排放量。主要是減少廢氣、廢水及廢棄物（副產物）排放量，必須排放標準以下。

Ⅱ．重復使用——Reuse重復使用這是降低成本和減廢的需要。諸如化學工業過程中的催化劑、載體等，從一開始就應考慮有重復使用的設計。

Ⅲ．回收——Recycling回收主要包括：回收未反應的原料、副產物、助溶劑、催化劑、穩定劑等非反應試劑。

Ⅵ．再生——Regeneration再生是變廢為寶，節省資源、能源，減少污染的有效途徑。它要求化工產品生產在工藝設計中應考慮到有關原材料的再生利用。

Ⅴ．拒用——Rejection拒絕使用是杜絕污染的最根本辦法，它是指對一些無法替代，又無法回收、再生和重復使用的毒副作用、污染作用明顯的原料，拒絕在化學過程中使用。

三、綠色化學的發展前景

3.1反應原料的綠色化即反應原料符合5R原則。

3.2原子經濟性反應在基本有機原料的生產中，已有一些原子經濟性反應的典范，如丙烯氫甲酰化制丁醛、甲醇羰化制醋酸和從丁二烯和氫氰酸合成己二腈等。

3.3高效合成法不涉及分離高效的的多步合成無疑是潔凈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3.4.提高反應的選擇性———定向合成如不對稱合成。

3.5.環境友好催化劑例如在正己烷的裂解反應中，固體酸SiO2-AlCl3比普通AlCl3具有更好的選擇性，更小的腐蝕性。

3.6.物理方法促進化學反應如微波引發和促進DielsAlder反應、Claisen重排、縮合等許多重要的有機反應。

3.7.酶促有機化學反應酶促有機化學反應有高效性、選擇性、反應條件溫和和自身對環境友好等特點。

3.8溶劑化學污染不僅來源于原料和產品，而且與反應介質、分離和配方中使用的溶劑有關，有毒揮發性溶劑替代品的研究是綠色化學的重要研究方向。如超臨界流體、水相有機合成和室溫熔鹽溶劑等。

3.9.計算機輔助綠色化學設計和模擬在化學化工領域，計算機已廣泛用于構效分析、結構解析、反應性預測、故障診斷及控制等許多方面。無疑，計算機在尋找符合綠色化學原則的最佳反應路線、化工過程最優化、產品設計等方面推動了綠色化學的更快發展。

3.10環境友好產品如可降解塑料、環境友好農藥、綠色燃料、綠色涂料和CFCs替代物等。綠色化學為化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21世紀化學必將大有可為。

參考文獻

篇4

我國經濟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加入WTO以來日益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當中，但對國際經濟游戲規則的掌握卻相對滯后。盡管改革開放以來各大學、研究所都開設了國際經濟法課程，但由于該課程內容的龐雜性和學科的交叉性以及極強的實踐性和鮮明的國際性，使得我國在開展國際經濟法教學時往往差強人意。

實際上，國際經濟法教學不同于其他國內法法學學科教學的最大特點在于其本身蘊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語境。由于國際經濟法是調整不同國家當事人開展跨越國境的經濟活動時的行為規范，因此，國際經濟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國家基于地理環境、經濟方式、社會結構、民眾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傳統等因素產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價值。在當今全球化時代，不同類型的法律文化之間因經濟上的一體性而不斷進行交流、溝通、碰撞、競爭、排斥、滲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間的接觸與互動也越來越頻繁、廣泛和深入。盡管經濟全球化浪潮帶來了法律的國際化趨向，即法律的非國家化，也就是通過締結全球的多邊貿易協定來統一國際經貿游戲規則，但各國法律文化差異性的存在使得經濟法律的國際化始終是有限的。

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動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經過長時間，特別是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演變和發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創造出了一整套能夠有力支持市場經濟、工業文明、民主政治發展的法律觀念和制度，而這些內容是很難從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此，我國的學生在學習國際經濟法的相關規則時，往往因為缺乏文化背景而對相關規則不能透徹理解，并將之應用于國際經貿實踐。

二、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重要價值取向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國際經濟法教學本身蘊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語境也日益明顯，其跨文化傳播特質也愈發凸顯和普遍化。因此，在從事國際經濟法教學時，必須將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為重要的價值取向。如前所述，國際經濟法本身的跨國性和國際性決定了國際經貿規則不同于國內法那樣具有絕對的強制力。國際經貿規則的有效性取決于不同國家當事人對不同法律的選擇和適用，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規則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對于要從事國際經貿活動的當事人而言，首先必須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規則，并在此基礎上選擇適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國際經濟活動本身只有實現當事人共贏才能不斷發展，因此，國際經濟活動中的法律選擇也需要實現共贏。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我們在日常的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將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為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重要價值取向。同時，國際經濟法的弱法性也決定了在國際經貿實踐中，法律只是當事人最后的救濟手段，卻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協商與適當妥協才是解決國際經貿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護本方當事人利益，就必須在熟練掌握國際經貿規則的基礎上，通過跨文化交流實現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共贏。在這種價值取向指導下，學習國際經濟法的學生除了需要做到對本國傳統文化的了解和傳承之外，還得具有自覺的國際意識，對世界各國的相關國際貿易、金融等法律知識都應了如指掌，對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當理解和認識。

三、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徑選擇

1.多元法律文化的沖突與整合是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邏輯起點

如前所述，國際經濟法本身蘊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語境。在這一語境中，國際經貿活動的游戲規則表現為多種多樣的形式。由于國際經濟法主要屬于任意法，當事人如何選擇適用法律將直接決定國際經貿糾紛的發展走向。而各國的法律規則以及各國各地區的國際貿易慣例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上述差異與不同構成了國際經濟法教學的邏輯起點。要增強國際經濟法的教學效果，使學生對國際經濟法課程形成全面、綜合的認識，就必須在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中首先強調國際經濟法本身蘊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間的沖突，再在此基礎之上，通過學生自主探究式學習去發現和體驗、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異性對于國際經濟活動的發生和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為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打下堅實的基礎。

2.國際經濟法教學過程要滲透學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養

篇5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各個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社會總資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篇6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國內就有法律人倡導關注法律經濟學,?但幾乎沒有引起多大反響。主要原因在于其所涉議題并非肇始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國外法律經濟學思潮而是有關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對于法學研究的意義和作用，其在國內首創“法經濟學詞，也有點名不副實。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聯合推出的“當代經濟學文庫”首次譯介了一批法律經濟學經典,③并很快被經濟學界所吸收消化。不過，經濟學界擅長用數理工具分析法律制度、法律問題,不乏嚴謹漂亮的邏輯推演論證之作，但大多缺乏對于我國法制運行狀況特別是司法裁判實踐過程的真切了解,故仍難免不陷入宏大敘事式的泛泛而論或者類似于科斯所稱“黑板經濟學”的“黑板法學”窠臼，離開約束條件或者約束條件一旦發生變化，就不能很好地解釋和解決中國現實生活中的真實法律現象，④其功利性訴求也備受垢病，⑤在法律人眼里似乎華而不實、中看而不中用。同時,法律人因受制于傳統的道德評判理路以及并不精通數理分析短板的雙重影響，不僅對經濟學侵入法學領域所帶來的革命性變革難以應對，進退失據,而且對法律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具體規則也處于似懂非懂、云遮霧障的狀態之中，能夠深切領會法律經濟學開山鼻祖科斯理論真諦的，更屬鳳毛麟角。筆者曾在先前發表的論文中列舉一例?:前些年北京大學蘇力教授從案例研究入手的法律經濟學論文《〈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藥案和言論自由》⑦甫一問世，就在國內法理學界引起了極大反響。但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均大多對科斯法律經濟學的原理原則不甚了了，以訛傳訛、不得要領的論著隨處可見，有的甚至完全背離而渾然不覺。拙文雖曾對此作過仔細分析,但也許偏重文本解讀，對于并不熟悉相關文獻的讀者可能難窺真貌,故迄今仍是應者寥寥。筆者另文涉及公司沖突權利有效配置的命題,則由于部門法理學的局限性，未及充分討論法律經濟學原理原則在法律學界的一般化、普適化問題。?而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筆者認為,法律人盡管也都承認科斯對于法律經濟學的基礎性貢獻，但對其兩篇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論文所創新制度經濟學包含的產權理論、交易成本理論、企業理論和制度變遷理論與法律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恐怕不是十分清楚，對所謂科斯定理的內核也未必真正理解。當然,假如國內大學教育能夠養成法科學生精通高等數學和經濟學的能力，所有法律人將無須尋找從經濟學通向法律學蹊徑的法門，而是可以挾數理分析優勢坐上最大化訴求的直通車，本文的論題也將失去意義，可惜這并不現實。而且，即使教育部立即改革法學專業課程設置,增加高等數學課程數量，增設一批經濟學主干課程，已經走上社會的法律人也無緣直接受益，以徹底改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法律人自我救贖的可行辦法似乎需要揚長避短，盡量發掘科斯法律經濟學富礦，并將其理論內核推向一般化、普適化。除了著力理解科斯定理的真諦外，有關將資源配置轉換為權利配置的原創思想以及總體的、邊際的和替代的綜合研究方法，張五常對于合約選擇局限條件的精妙概括，或許能夠引領法律人達到曲徑通幽的目的,借此還能在法律經濟學與利益衡量論之間架起一座橋梁，并發揮法律經濟學在推進我國法學理論、法制建設科學化進程中的應有作用。

 

本文在以引言導出主題后，首先對法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方法論的優劣稍作比較，其次探討科斯經典論文中的法律經濟學內核，再次嘗試用不含數理分析的科斯原創性法律經濟學思想解析本人較為熟悉的典型公司糾紛，最后用結語將前述分析方法擴及當今社會熱點法律問題、甚至一般人類行為并結束全文。

 

二、法學方法論與經濟學方法論的簡單比較

 

法律經濟學的一大特色是將經濟學與法學勾連起來，開拓了法律解釋的一番新天地,甚至引起法學研究的一場革命,其根源在于經濟學方法論相較于法學方法論的獨到優勢。盡管上自馬歇爾?下至波斯納對此均有論述,?但仍有必要稍作比較以加深印象。

 

從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經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再到凱恩斯、后凱恩斯時代以來的現代經濟學,經濟學已經呈現出流派繁多、百花齊放、精彩紛呈的局面，尤其是新制度經濟學異軍突起，為法律經濟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相較于傳統法學在方法論上擁有統一語境及一以貫之的分析工具的劣勢，科學化已經得到舉世公認的經濟學,正是法律經濟學彰顯其帝國主義擴張本性的根本原因。對此，很多法律人也許并不同意，但確實是一個不爭的現實，法律人已經無法熟視無睹，唯有積極應對才是上策。撇開其他論證方法，我們只要隨手找幾本兩個學科的經典讀物作比較,就可見一斑。

 

龐德為享譽國際的著名法學家。他在《法理學》(第一卷)中將法學或者法理學歸納為：“有關通過法律或者借助法律達到社會控制目的的科學,詳言之，這是一門有關文明社會中以司法及行政機關對人類關系的規范裁決為手段對權益加以保護的科學。”④而英國的丹尼斯勞埃德等則認為,法理學的“工作”之一是提供法的認識論種關于法律領域的真正知識的可能性的理論。①前者僅是對英美判例法的描述，故并不周延，后者不能揭示“法的認識論”的特殊性。據此,我們無法窺見法學或者法理學的真實面貌，即它是干什么的，又能夠干什么?國內具有代表性的法理學教材的表述稍微清楚一點。如張文顯認為：‘法學是以法律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各種科學活動及其認識成果的總稱。”②葛洪義的解釋則是：“所謂法學，就是研究法律現象的知識體系,是以特定的概念、原理來探求法律問題之答案的學問。”?顯然，這樣的解釋仍然無法將法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區分開來,不僅初學者不知所云，即使專業法律人士，恐怕也是不得要領。國內高校600多個法律院系大一開設的法理學課程，能夠聽懂的學生寥寥無幾，有的院系不得不將其移至高年級開設。

 

以民法解釋學為代表的法學方法論(包括法律邏輯學中的三段論)對于訓練法律人的思維意義重大，只是有時顯得過于機械,往往無法適應變動不居的社會現實，解釋不了新的法律現象;發源于德國的利益法學派無疑對傳統的法律解釋學具有很好的補充作用，但難免有點抱殘守缺、捉襟見肘;近年譯介到國內的拉倫茨的〈法學方法論》和阿列克西的〈《去律論證理論》仍未從根本上改變上述局面;?日本的利益衡量論影響日廣，也是時勢所然。⑤后者在具體應用時，多少會接觸到經濟分析，但重點顯然不在用經濟學方法取代法學方法,且似乎與科斯理論毫無淵源，故難以入流即無法達到能夠用規范的經濟分析進行科學化表述的程度。舉例而言，涉及我國社會制度改革話題，經濟學界長期處在獨步天下的顯赫地位,法律人幾乎沒有多少話語權。法學學科優勢不及經濟學,進而出現經濟學界可能解釋所有法律現象、法律制度，而法律人無力侵入眾多經濟(學)領域的局面，或許是這一現象背后的一個深層原因。

 

篇7

20世紀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從某種意義上講，研究方法的演變體現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十大趨勢。

一、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

經濟學應用數學研究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使經濟學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宏觀計量分析法是最大貢獻之一。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上世紀50年代最早提出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辟新的視野。此后，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依據。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中國經濟學深受其影響。經濟學理論與計量方法、計量模型，以及國民收入的核算體系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使得宏觀經濟理論從未像現在這樣更貼近現實、更具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對比中國《經濟研究》和《美國經濟評論》，可以看到，自2002年開始，《美國經濟評論》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論文比重下降，而自2003年開始，《經濟研究》上刊登的應用計量經濟學的論文比重上升，開始超過《美國經濟評論》。①

第二，計量經濟學長足發展并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于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并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是弗里德曼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②，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貨幣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弗氏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大大推動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但是，許多經濟學家都激烈抨擊濫用數學的現象。里昂惕夫在分析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后，指出“專業經濟學雜志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

二、越來越呈現出實證化和專門化趨勢

實證化，是經濟學研究和表述中，越來越注重對經濟現象的因果聯系進行客觀的、不帶有主觀選擇意味的研究。這是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迫切要求。這種趨勢注重具體經濟而非一般性經濟問題的研究，注重經濟政策而非經濟理論研究。表現為經濟學研究目的的實用性，也表現為現實經濟問題對經濟理論研究的實證要求。與這種趨勢相關，整個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也發生兩次轉換，即先是由重視對經濟波動、就業和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轉換到重視對財政赤字、通貨膨脹、匯率變動和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的研究之后，又轉換到重視對經濟周期、經濟增長問題的研究。

專門化傾向，是實證化研究深入發展的結果，也是借助日益豐富的分析工具而產生的結果。專門化傾向，是指在現代經濟學的研究和表述方法方面，越來越多地使用一些特有的、非經濟學家一般不使用的方法、分析工具和專業術語，以至于出現只有受過專門訓練的人才能進行經濟學研究和分析、才能夠看懂經濟學論文。于是，由實證化傾向而來的專門化傾向，通過分析手段的發展和豐富，在加強實證研究技術化傾向的同時，又逐漸脫離實證化。這一特征從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模型到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的動態模型，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從長期來看，實證化和專門化的傾向仍然在加強，但二者之間的距離卻有加大的跡象。如非線性分析這類跨學科分析方法的引進，也許會引起經濟學的較大變化。

三、均衡分析方法與非均衡分析方法并存的趨勢

“新古典綜合派”在召回凱恩斯以前傳統的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同時，也在宏觀分析方面大膽地恢復均衡分析方法。因為“凱恩斯革命”打破的主要是自由放任經濟政策下市場自動均衡的實現和保持機制，而不是均衡分析方法本身。因此，新自由主義各派的經濟理論，始終堅持均衡分析的方法。在宏觀非均衡分析方面，成就最突出的是法國經濟學家讓-帕斯卡爾貝納西、馬林沃德，美國的霍瓦德和英國的波茨、溫特等人，他們不僅提出一套和凱恩斯理論體系完全相容的宏觀非均衡學說，而且運用這套理論對中央集權決策經濟的非均衡問題進行分析。正是這些人的努力，使得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盡管宏觀非均衡分析方法不如均衡分析方法的影響普遍，但它無疑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影響也在逐步擴大。

從廣義上看，均衡分析方法和非均衡分析方法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其不同點僅在于各自所涉及的均衡條件和水平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非均衡分析的研究對象更為現實一些，也更強調動態性。客觀上，均衡分析和非均衡分析都是對經濟現象某些方面的適當反映，二者雖有差別，但不是根本性的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統一、相互補充的關系。

四、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為重建和發展他們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例如，經濟人假定是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20世紀中，經濟人假定的條件被不斷地修改、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凱恩斯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系而展開的。貝克爾拓展經濟人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系大于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并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認為經濟人假定過于“簡單化”，因為除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

五、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研究領域與范圍開始逐漸超出傳統經濟學的范疇，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小至生育、婚姻、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研究領域的這種“侵略”與擴張，被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這取決于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

六、強調理性、預期和不確定性問題的趨勢

理性預期學派從通貨膨脹問題入手，強調理性和預期的問題，并由此否定政府干預的有效性，這對凱恩斯主義形成較大沖擊，也引起凱恩斯主義各派對理性和預期問題的重視。盡管在理性問題上各派未能取得共識，但關于預期的思想和方法的確滲入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中。

七、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等，百家爭鳴，相得益彰。這取決于經濟學家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八、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證偽主義經濟學方法論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一種邏輯延續。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經濟學界出版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系，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系。布勞格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演變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實證主義和證偽主義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新制度經濟學方法論既是證實的又是證偽的,在某種程度上還兼有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特點。

九、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如“看不見的手”。

十、博弈論的應用范圍擴大趨勢

博弈論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借助于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托—”、“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20世紀經濟學及其研究方法的深化,還表現在：

1、第一次把政府作為經濟活動的一個部門來對待。不僅將政府的經濟活動納入到宏觀經濟活動中，而且將政府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政策作為能動的經濟力量加以運用，使之成為影響和調節宏觀經濟活動與狀況的重要機制之一。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的惡果，其原因是存在“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③

2、宏觀和微觀的聯系得到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共同重視。

注釋：

①成九雁、秦建華.計量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軌跡[J].經濟研究，2005（04）：113-124.

②MaryS.Morgan，TheHistoryofEconometricIdeas，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0.

③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118-15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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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是世界農業大國之一，農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產業支柱，不僅為人類社會提供基本的社會生活資料，還能大力推動其他產業的快速發展，因此加快推進農業發展，可以促進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經濟的形成和發展，促使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對國家的發展起著很大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農村經濟管理;農業發展;管理水平

農村經濟發展作為目前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之一，農業的發展主要是指農村經濟的發展，近年來國家推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加快了農村經濟發展的步伐，但由于我國在農業的相關政策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導致惠農資金和技術的缺乏，為解決這一問題，提高農村經濟管理水平，使其得到更快、更好的發展。文章針對當前農村經濟管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并進一步對加強農村經濟管理發展的具體措施進行了闡述。

1農村經濟管理

農村經濟管理主要是指針對農村經濟、政策、計劃、土地、統計、審計、生產體制、農業承包、發展、扶貧、分配、產業化、銷售、農產品加工、農民專業合作社、信貸、二輪土地承包、土地糾紛合同仲裁、農民負擔、農業保險等諸多方面的管理。

2農村經濟管理的工作職責

2.1農村財務管理工作

2.2農林項目管理

2.3研究指導建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指導農業產業化

2.4各類農經統計報表的編報工作

2.5相關項目申報工作

2.6撰寫農經材料和信息

2.7貫徹執行上級文件精神，對農村經濟收支、農民收入以及農民負擔情況進行監測，減輕農民負擔工作，落實減輕農民負擔有關政策，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

2.8管理土地承包、耕地、荒山使用權流轉和承包合同管理等工作2.9有關農村、農業、農民各類來信來訪調處工作。

3農村經濟管理的意義

3.1只有大力加強農村經濟管理發展，才能加快新農村建設的步伐，從而推動構建和諧社會主義的信念，才能保證農業的整體發展不受影響。

3.2農村經濟管理是在物質資料再生產過程中進行的，社會再生產過程即是人與自然結合的過程，又是人與人結合的過程，因而決定著經濟管理的雙重重要性。

4農村經濟管理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4.1農業的發展缺乏主動性

由于中國一直以來堅持的計劃經濟體制觀念，導致農業的發展一直處于被動的狀態，農村經濟管理局面很難打開，雖然近年來各級政府雖然加大了對農業的支持，但在很多地方卻沒有得到具體的落實。

4.2農業的相關知識缺乏

由于我國目前對于農業管理方面的相關法律法規不完善，各級管理部門以及廣大農民群眾對于農業的相關法律意識淡薄，嚴重影響我國農村經濟管理的進行。

4.3缺少專業的管理人員

目前農村經濟管理人員，思想保守，缺乏專業知識，管理觀念落后，不能充分認識農業經濟發展必須向產業化和現代化發展的思路，大大阻礙了農村經濟發展的管理。

4.4農村資金管理不規范

目前我國財務管理的實施主要是由村干部負責完成，但是由于多年來農村承包土地沒有合理的合同規范，而且目前農村的財務還不能做到所有的財務活動都公開透明，導致承包租金無法及時回收，集體財產得不到保障，也嚴重制約著農村經濟的發展。

5加強農村經濟管理發展的具體措施

5.1宣傳農村經濟管理的理念

現階段我國農村建設的主要任務就是發展農村經濟，只有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才能增加農民的收入，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才能更好的維護廣大農民群眾的合法權益，為了更好的加快實施這一任務，高質量的發展農村經濟，相關部門就應該對負責各項工作的部門以及工作人員進行專業知識培訓，加強對農村經濟管理的認識，只有充分的學習才能更深入的了解。

5.2實施農業產業化發展進程

要想加快農村經濟的發展，就必須實施農村規模經濟和產業價值鏈條的延伸，為此，我們必須大力發展優勢產業及大型企業，建設優勢產業生物鏈，并將其拓展延伸，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經濟的發展，推動農業產業化的進程，加快農業建設的步伐。

5.3提高管理人員的業務素養

針對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人員，必須加強他們對農村經濟業務知識、理論以及科學技術等綜合業務水平的了解，完善業務范圍，對他們進行針對性的培訓，特別是針對金融財務管理以及心理咨詢方面的知識，必須做到全面了解，才能更加有效的針對性開展經濟管理工作，更加有效的提升農村經濟管理。

5.4提升應急處理能力

突發事件作為農村比較常發生的事件之一，作為農村經濟管理人員，必須能夠及時擁有及時解決危機的能力，積極聽取廣大農民群眾的意見，不偏不倚，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的實施農村經濟發展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推進農村經濟民主化、科學化發展的進程。

5.5擴展農民增收渠道

加快農業發展，提升農業生產效率是關鍵要素之一，只有農業發展的條件得到充分改善，才能加快更新現代農業生產資料的步伐，進而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

5.6提供服務指導以及資金扶持

成立專門的農民合作社，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與各鄉鎮、各部門簽訂目標責任書，對農民專業合作社依法設立、規范運作進行全程跟蹤服務。研究制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扶持獎勵辦法，積極推薦評審市、區、國家級示范社;鼓勵支持農民專業合作社開展產品質量認證以及無公害農產品、綠色食品、有機食品認證，并給予相應獎勵;對合作社及其社員貸款發展農業產業項目建設，并符合相關條件的，給予貸款貼息等。只有加快農村發展，才能有效的發展農村經濟管理。提高農村經濟管理，不僅需要對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人員進行系統的專業知識培訓，加強整體團隊的專業素養以及綜合素質，還應有健全的法律法規相配合，各級政府部門也應加大財政投資力度，充分發揮政府惠農政策的大力實施，從而才能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加快該站農村經濟管理的步伐，快速有效的推薦新農村建設的進程。

參考文獻

[1]韓忠;探討加強農村經濟管理的有效措施[J];經營管理者;2013年21期

[2]武衛敬;現代農村經濟管理的核心內容淺析[J];農村經濟與科技;2012年02期

[3]孫輝;淺析加強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幾點思路[J];中國農業信息;2012年13期

本科經濟學論文范文二：新形勢下農村經濟管理水平提升策略

摘要：經濟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有經濟活動就有經濟管理，目前新形勢下農村經濟管理面臨著新的任務和挑戰，如何提高經濟管理水平是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經濟管理水平得到提高的同時也加速了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民增產增收。

關鍵詞：新形勢;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水平

我國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管理是對社會主義農村生產總過程的經濟活動的管理，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對農村經營管理工作也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我們要充分認識經營管理工作的重要性，生產越發展，技術越先進，管理越重要。經營管理工作搞好了，就能促進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在新形勢下我們要明確新任務，把農村經營管理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1農村經濟管理面臨的新形勢

1.1經濟體制的變化

目前農村的經濟體制由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合作化經濟體制，替代了大鍋飯式的集體化經濟體制，農民已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他們可以自己決定自己的經營方針、能夠處理自己的產品和市場直接掛鉤，為了發展生產，他們還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農村經濟中生產關系的這一重大調整，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發展商品生產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1.2產業結構的變化

目前農村產業結構已由單一的種植業格局向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的方向發展，尤其是鄉鎮企業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和生產力的發展應運而生，蓬勃興起，已將逐步發展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這樣，農村經濟管理的內容就成為面向多產業的服務了。

1.3生產經營方式的變化

目前農村生產中引入了市場調節機制，由過去的統購派購為導向轉向面向市場，適應市場需求來引導生產發展的方向。生產經營方式的這一深刻變化，使農村經濟管理的過程成為從生產到流通的再生產的全過程。

1.4農村和農民的本身條件的變化

作為農村經濟管理主體的農民，目前正處在由自給半自給經濟向大規模商品經濟轉化，由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的時期中，本身還存在著許多和商品生產不適應，需要我們在經濟管理工作中注意和重視的問題：一是農民比較缺少商品生產知識，雖有了經營權，但缺少決策能力;二是農民科學文化技術水平較低，勞動專業化技能較差，雖有積極性，但缺少科學性;三是農村信息手段落后、傳遞慢，因而經濟信息量少，雖有自主權，但應變能力差;四是農村交通運輸條件差，嚴重影響商品流通，進而影響商品價值的實現，所以農村雖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資源，但要變成全面的經濟優勢也并非容易，要針對目前農村經濟管理面臨的這些新形勢、新特點為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提出了新任務、新課題，

2提高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水平的任務和方法

我們要根據客觀的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的要求，科學地組織社會生產力，改革和完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調動人的積極性，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經濟效益，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目前，我們就是要根據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要求，適應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努力把農村經濟管理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2.1切實加強鄉鎮企業的經濟管理

一是在管理體制上不能搞一刀切，允許各地根據生產力發展的不同水平自行決定自己的經營方式，存在多元型的經濟結構;二是必須搞好經營管理體制的改革，堅持政企分開的原則，放手讓企業真正獨立自主地經營管理;三是在企業內部管理上要推行層層承包制和崗位經濟責任制，以提高經濟效益;四是對經濟管理中出現的各種問題要通過行政的、法律規定的、經濟的等手段及時解決和正確引導，保證鄉鎮企業沿著社會主義的經濟方向健康發展。

2.2提高市場的組織程度，促進產銷的良性循環

隨著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農產品的商品率日益提高。如何使農村的各經濟成份之間、各產業之間、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環節之間保持平衡、協調發展，也是當前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務之一。為此，我們必須在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同時，同步地提高市場的組織程度。也就是說，要在經濟規律的指導下，積極支持各類從事供銷活動的組織，充分發揮有組織的市場的調節作用，并逐步在農村中形成一個以中心集鎮專業市場與眾多農村集市相連接的市場網絡。農民可通過市場反饋的各種信息來確定自己的市場經營，產品生產和產品價格策略以及自己產品的營銷方式。根據市場需求指導生產方向，改變生產結構，使生產和需求自發地調節。互相適應。

2.3積極開展經營管理咨詢，全面提高經濟效益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制面前，生產者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努力改進生產，取得盈利。這既給農村經濟一種巨大的推動力，也使每個生產者得冒一定的市場風險，因此，我們一定要搞好經營管理咨詢工作，幫助每個獨立經營者制定正確的經營方針、決策和計劃;尋求最佳方案，搞好合同管理。同時，還要把國家計劃指導的要求，對經濟的客觀要求的信息也傳遞給他們，這樣就把局部的利益和全面的利益有機地結合起來，使農村經濟的發展在國家計劃的指導下，以實現滿足社會需求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為原則，堅持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使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生產和流通獲得統一，求得最佳的全面經濟效益。

2.4加強經濟聯合，促進商品經濟發展

不斷改革完善農村經濟管理體制，建立以橫向經濟聯系為主，縱橫交錯的網絡化經濟組織體系，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中的另一重要任務。在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時期，面對整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高，生產的社會化、專業化程度的不斷發展，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的激烈的競爭，每個商品生產者要求得發展并在競爭中取勝，必然要求聯合。因為只有聯合才能促進各種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和組合，使資源、資金、勞力、人才、技術等條件都各得其所，從而形成新的生產力;聯合可互相取長補短、拾遺補缺，把各方的優勢集中起來形成更大的優勢，以便產生系統效應，起到放大生產力的作用;聯合容易抓住經濟發展中的生長點和適應社會需求而組織生產，能獲得高的經濟效益;聯合可打破地區封鎖和部門分割的局面，逐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觀念，促進經濟結構的合理布局，提高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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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必須始終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就是有效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和抓手,務必引起各級各部門的高度重視,繼續加大推進力度,力求收到實際效果。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突出的二元經濟結構問題,即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如果城鄉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就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協調發展,并帶來諸多方面的矛盾和問題。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城鄉差別突出。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不平衡規律的作用還可能更加凸現。逐步消除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對于促進社會和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顯得尤為重要而緊迫。當前,全國上下正在積極進行體制機制的探索、創新,特別是我們重慶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應該大膽探索、大膽創新,力爭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為全國統籌城鄉發展闖出一條新路子。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統籌城鄉發展,理論的創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只有用正確的理論指導實踐,分析研究實踐中的矛盾和問題,才有可能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城鄉統籌才有可能按照正確的軌道前進,從而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在一些地方還存在著只注重分析研究城鄉二元結構的表象,操作上也習慣于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工作措施和思路不得要領的現象,其結果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切實推進城鄉統籌發展,就需要加強理論的學習和研究,并切實運用理性思維解決城鄉二元結構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二戰后新興的一門綜合性、應用性經濟學科,具體研究發展中國家經濟如何從不發達狀態演進到發達狀態。城鄉二元結構的矛盾,實際上是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是工業化、城市化與三農的矛盾,是發展中的矛盾。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期,正確認識和運用發展經濟學理論,對于結合國情、市情及縣情、鄉情,制定城鄉統籌發展的政策措施,理清發展思路,明確工作目標,突出工作重點,具有極其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從發展經濟學來看,改變或者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統籌城鄉發展,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國際上主要有兩種理論可資借鑒和研究。

一種是通過勞動力流動,以城市發展帶動鄉村發展。這種理論認為,起初,在鄉村傳統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過剩勞動力,其邊際生產力趨近于零。只要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的勞動收益存在差距,鄉村農業部門的過剩勞動力自然會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形成勞動力的無限供給。雇用鄉村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所形成的積累不斷轉為投資,生產日益擴大,從而吸引更多的農業過剩勞動力。隨著農業部門的生產率逐步提高,收入不斷增加,鄉村過剩勞動力的逐步減少乃至消失,城鄉二元結構才會轉為現代化的一元經濟結構。另一種是通過增加農業投入,確保城鄉平衡發展。這種理論認為,鄉村過剩勞動力大量流向城市,并不會自然而然地實現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收入相等,二元結構也不會自然消失,相反,隨著城市人口不斷膨脹,城市失業日益嚴重,并出現眾多城市病。這種理論假設:城鄉之間勞動力的轉移是由城鄉之間預期收入的差異引起的,只要城市的就業機會和預期收入大于留在鄉村的預期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大量失業,鄉村勞動力還是會源源不斷地向城市轉移。如果城市就業機會的增長速度趕不上鄉村勞動力的轉移速度,不僅使城市發展產生嚴重經濟社會問題,也會使農業生產萎縮,糧食等農產品供應缺乏,最終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為此,這種理論提出,政府要縮小城鄉之間就業和收入差距,關鍵是要加大對農業的投入,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改善鄉村公共設施和醫療衛生、社會福利事業,就地就近解決農村過剩勞動力的轉移就業等問題。以上兩種理論,在我們現實工作中都有所體現和反映,并經實踐放大,顯示出各有其利弊。前一種理論在部分黨政領導層面有較大市場,并付諸實踐的比較多,因為發展城市經濟見效快,在領導頻繁調整的情況下,容易在短期內出政績,其弊端在于不能從根本上建立解決三農問題、化解城鄉二元結構矛盾的長效機制。后一種理論在理論界和黨政領導的施政報告中有較多的體現,由于其投入大、工作周期長等現實問題,理論往往落后于實踐,說的多落實的少,有的甚至根本不重視研究三農問題,其投入也是毛多肉少。

對上述兩種理論,我們不能盲從,要結合我們的特殊國情、市情、區情、縣情,借鑒、吸取發展經濟學中的合理因素,因地制宜,創造性地加以運用。因為城市與農村有著天然的聯系,城市與農村相互促進,其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從建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長效機制、確保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筆者傾向于用后一種理論指導統籌城鄉實踐,同時兼顧前一種理論,實現城鄉結合、城鄉互動,不斷增強農村發展能力,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在目前的改革發展中,有一種傾向值得注意。這就是盲目發展大城市,企圖通過城市擴張和發展,吸引農民進城務工、經商、定居,也就是通過所謂農民變市民的途徑,一勞永逸地解決三農問題。實際上,這是一種帶有理想色彩的思維方式,容易被一些干部急功近利化。況且,城市的就業壓力本身就比較大,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將使就業問題的矛盾更加激化,使城市交通、醫療、教育等問題更加突出。同時更為嚴重的是,由于城市與農村、農業、農民職能的錯位,導致資源的浪費,大量的城市居民因農民工的涌入,就業更加艱難,而農村大量的土地撂荒或者不能精耕細作,農產品產量下降、質量下滑,市場物價也會因糧油、生豬、蔬菜等農產品供給不足而大幅上漲,城鄉的發展和人民生活都會受到嚴重影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在適度發展城市的同時,更加關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切實增加對農業的投入,增強農業的造血功能。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法規時,要胸懷大局,統籌考慮城鄉規劃,統籌推進城鄉交通、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發展,使農民與城市居民享有同質的公共服務和同等的民主政治權利,不斷增強農村經濟發展能力,在發展中逐步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有關發展經濟學論文范文二：創新發展經濟管理論文

一、企業經濟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分析

1.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弱化。一些企業經濟管理過程中對人力資源管理比較弱化。企業領導對于員工的管理主要依據個人經驗，有的領導對員工缺乏人性化關懷，這種隨意性的管理讓員工無所適從，不適應企業長期發展對人力資源管理的科學要求，對員工缺乏崗位職業培訓。有的企業對員工沒有形成良好的激勵機制，對員工的獎勵還依靠領導對其評價，這樣就造成了員工與業績的偏離，員工薪酬與福利偏低，就不能有效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也使得企業失去了經營活力。因此，企業經濟管理中對人力資源觀念滯后，缺乏合理開發人力資源，這樣在動態發展的市場環境中，人力資源管理就變得遲緩。

2.企業的網絡技術應用水平還比較低。在互聯網信息時代，企業的經濟管理必須跟上時展的變化。然而，有的企業在經濟管理模式上還是生產工藝或服務上，都沒有結合互聯網的特征進行改善。這樣對于互聯網信息技術的應用水平低，就脫離了社會發展的方向。互聯網能夠加快信息傳遞速度，也能提高企業經濟管理水平，企業忽視了對信息技術的提升，就難以實現信息化的辦公。還有的企業不能很好地利用網絡進行宣傳與公關，這樣就失去了低投入和高產出的效果。還有的企業沒有重視網絡計算機人才的培養與招聘，就難以提升企業員工整體的網絡技術應用水平，不能提高工作效率，企業的經濟管理水平還比較低，這樣就不能產生良好的經濟效益。

3.企業還沒構建知識經濟的經濟管理模式。在知識經濟的環境下，企業的經濟管理模式要進行調整，構建健全的知識特征的管理體系，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要求。但是，一些企業沒有認識到社會這樣的變化趨勢，仍然堅持原有的管理模式，這樣就不行滿足復雜經濟環境的管理新要求。對于缺乏知識特征的企業組織來說，就不能進行動態與開放式的經濟活動，缺乏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企業經濟管理模式的發展方向不能依據規模效益來獲得競爭優勢，而是要考慮到消費需求的變化，要以個性化的產品與服務贏得消費者的青睞，這樣就要使企業重視生產工藝流程，精準把握終端市場的消費者的消費動向。但是，缺乏對知識經濟環境的分析的企業，其生產決策與終端市場的消費者消費訴求相分離的格局。此外，知識經濟也要求企業員工具有較強的創新力，要求企業技術與員工知識不斷更新，但是，一些企業做不到這樣的主動變革，就被市場所淘汰。

二、提高企業經濟管理有效性的措施

1.提升企業人力資源管理能力。企業的發展需要人力資源作為支撐，因此，企業就必須建立和完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采取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方法，構建良好的勞資關系。企業要為員工進行職業規劃和職業培訓，構建學習型的組織，企業要保障員工的各項福利和權益。企業要發揮激勵機制作用，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人力資源管理，激發員工的工作積極性。企業還應建立獎懲制度，這樣才能在企業內部創造公平公正和積極向上的工作氛圍，更好地發揮員工的潛在能力，也促使企業更好地發展。企業應該構建良好的企業文化，通過這樣無形的文化來規范員工的行為，實現以人為本和柔性管理，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人力資源保障。

2.增強網絡環境下的企業經濟管理能力。在信息時代，企業應加強經濟管理信息化水平，增強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能力與管理能力，為企業的發展中創建信息共享平臺，實現各部門的網絡信息管理。企業應培養和引進具有較強信息技術的人才，提升企業的網絡信息技術應用水平。通過網絡信息技術的應用，提高企業管理組織執行力，優化企業的組織管理結構。網絡信息化還能為企業開拓新的市場業務，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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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為經濟學的勃興

 

所謂行為經濟學(BehairalEccncmicS顧名思義，就是指以人類行為作為基本研究對象的經濟理論，它通過觀察和實驗等方法對個體和群體的經濟行為特征進行規律性研究。行為經濟學認為，主流經濟學半個世紀以來，一直將其理論建立在一種死板的假設基礎上，即人的行為準則是理性的、不動感情的自我利益。其實人也有生動活潑的另一面，即人性中也有情感的、非理性的、觀念導引的成分。人類的生活經驗和社會實踐表明，利他主義、社會意識、公正追求等品質和觀念是廣泛存在的，否則無法解釋當代志愿者、環保運動等社會現象，無法解釋許多超額奉獻和獻身精神，無法解釋人類生活中許許多多“非物質動機”或“非經濟動機”。人本身就不是那么“理性”的，經濟活動因此也不是那么“理性”的。例如，股票市場并不是對公司的現實而是對投資者的情緒作出反應，而人的“表象”思維、心理定式、環境影響往往導致并不理性的錯誤。行為經濟學家們認為：事實上，從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幾乎所有偉大的經濟學家都把復雜的心理學納入自己的思維之中。

 

與20世紀80年代初走紅的理性預期學派一樣，行為經濟學大量采用心理分析(PsChanayi)的方法，對人們的經濟行為進行研究，它以現實為基礎構造理論，從而擺脫了傳統理論以抽象的假設并且常常是脫離實際的假設為基礎的分析方法的束縛，給經濟學研究注入了生機與活力。199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爾(GSBeckr1980)認為，經濟學研究己進入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經濟學僅限于研究物質資料的生產和消費結構，即傳統市場學;到了第二階段，經濟理論己擴大到全面研究商品現象，也就是研究貨幣交換關系;現在的第三階段，經濟學研究的領域己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以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按照這種觀點，行為經濟學就是第三階段經濟學的骨干理論。

 

行為經濟學的出現，在學術界引起了不同的反應。許多學者積極歡迎，并認為它是“回歸理智”的科學;而另外一些學者則不屑一顧，認為它沒有多大發展前途。從總體看，行為經濟學的影響還在不斷擴大：諸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華盛頓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名牌學府都相繼開設了“行為經濟學”的正式課程;伊里諾斯大學和弗吉尼亞大學也開始了行為經濟學研究;工商界對行為經濟學也頗感興趣，把它應用于廣告、促銷活動以及養老金計劃。紐約著名的萬全證券(PudnileoriiS)公司還別出心裁地聘請哈佛大學的心理學教授給投資者們分析股市走勢，結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好效果。顯然，行為經濟學己經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而且越來越受到西方經濟學界的關注與重視，其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行為經濟學家丹尼爾。卡尼曼(DKhnman)和維農。史密斯(VSnih)因在行為經濟理論和實驗經濟學方面的杰出研究而獲得2002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而在更早的1978年認知心理學家西蒙(HAsm〇)由于在“企業組織的決策行為”研究中所作的杰出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我們己沒有理由懷疑行為經濟學的存在價值與學術地位了。

 

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言，行為經濟學在西方國家受到學界的關注，主要與主流經濟學的無能有關。這是行為經濟學產生的背景。同傳統經濟理論及其政策主張相比，行為經濟學顯得格外謹t慎它并沒有立刻提出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主張和治國良方，它只是在長期被忽視的領域(人類行為)向傳統理論發起攻擊。即便如此，它仍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因為它以觀察和實驗等實證性的方法，把幾十年來一直在數學公式里兜圈子的經濟學領回到它所研究的實際生活中來，并迫使那些不現實的理論家正視現實。這就是行為經濟學最大的貢獻，也正是這一點，使得枯燥乏味的經濟理論研究有了令人興奮的轉變，使經濟學研究増添了應有的“人文主義”氣息。

 

著名行為經濟學家卡托納(GogeKatma)等人認為，現代經濟與古典經濟的最大區別就在于經濟活動的立足點發生了根本變化，物的經濟為人的經濟所替代，人從被收入、價格等經濟提線牽動的經濟木偶一躍成為經濟活動的主體，經濟過程中的任何一種現象性浮出都不外乎是社會個體域群體)的經濟行為或聚合或沉淀的產物。用卡托納的話講，“正是這些行為人通過自己的行為創造了經濟”。因此，現代經濟現象在本質上己經成為一種人文現象，經濟分析所要做的也“不再是研究產品的數量和價格之間、儲蓄和流通之間抽象的關系，而是發現人的經濟行為的特點和規律”。行為經濟學的崛起表明，“人及其行為”正在成為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和主題，倡導并注重對人的經濟行為的研究，為現代經濟學建構了一個“充滿人性和人類價值”的理論框架，使經濟學成為人的科學，人成為經濟學的主體。這里所說的“人是主體”有著不同于常識認知的特殊含義，系指五個方面：社會經濟的發展是由人類主體有目的的經濟活動構成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說到底是人類主體有目的的行為色彩濃厚得多的時候，艾倫。格林斯潘的行為舉止會是什么樣。我們當然無法獲知。但是有一件事我們的確知道：80年后他的行為會與今天截然不同。這有點酷。”在于2001年出版的一本行為經濟學論文集的序言中，其中三位經濟學家一卡內基一梅隆研究所的喬治。洛文斯坦、加利福尼亞理工學院的科林。卡梅勒和伯克利加州大學的馬修。拉賓寫道：“我們的預見是，一切經濟學都將被視為行為經濟學。”

 

當然，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行為經濟學還存在著某些不足：尚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有關學者沒有足夠的心理及行為科學知識，或者缺乏經濟研究所需要的數學基礎;沒有嚴格的理論邏輯。因此，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HAsm〇n)認為，目前的行為經濟學“不是單一的、特定的理論，而是對人類行為新古典假設的實證檢驗，并根據檢驗結果進一步修正理論”。不過，隨著研究的發展與深入，行為經濟學應該會發展完善，在經驗中驗證傳統經濟理論的有效性，同時建立新的能夠正確描述人類經濟行為的經驗定律，并且形成特定的、完整的理論體系，以彰顯其理論基礎的堅實性與作為學科的成熟性。

 

二、行為法經濟學一-行為經濟學在法經濟學中的反映

 

行為法經濟學(BhavioalLwandEoononis的研究肇始于1974年西蒙對經濟學中的“理性經濟人”作出的系統批評和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認為當事人在經濟決策過程中面臨認知和計算能力兩方面的局限性。“有限理性”的提出，引發了經濟學家和心理學家開始聯袂研究經濟行為的發生機制和實際決策過程如何影響最終作出的決策。到20世紀70年代末，丹尼爾。卡尼曼(DanielKahnanan)和阿莫斯。特維斯基(AmosTvesky通過吸收實驗心理學和認知心理學等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把心理學和經濟學有機結合起來，重構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模型，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行為經濟學學派”。隨著“經濟學帝國主義”向法學研究領域的延伸一--法經濟學研究的發展，法經濟學背后的“理性選擇理論”的局限開始引起法經濟學界的注意。如托馬斯尤倫在《法和經濟學中的理性選擇》(1997)—文中對理性選擇理論的批評，特別是J〇lSntir和Taa的《法律經濟學的行為方向》(1998)—文的發表，標志著行為經濟學正式進入法學研究領域一--“行為法經濟學”開始崛起，由此開啟了法經濟學領域的“行為革命”。

 

大多數學者公認的行為法經濟學定義為：運用行為科學和心理學的成果更好地解釋法律所追求的目標以及實現這些法律目標的手段，提高法經濟學的預測力和解釋力。(②行為法經濟學把行為經濟學的理論與研究成果引入法經濟學分析中，其重心落在主流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假設與人類的真實行為不一致。他們認為建立在反映非現實的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上的分析結論會導致錯誤的預測，通過運用實證研究(行為實驗)心理學理論分析來全面驗證理性選擇理論。行為法經濟學的主要觀點是在質疑理性選擇理論中的理性預期、?效用最大化、穩定偏好、擁有充分的信息處理能力四大假設的基礎上，?提出反映人類真實行為的有限理性、有限意志、有限自利，這些因素會使人們作出與理性選擇理論相悖的決策，即“反常現象”其具體內容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