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行政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協作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協作文化主要是指政府機關中部門與部門之間、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協調與配合意愿和主動性。在分析了新公共管理運動中所產生的碎片化治理以及協調、整合問題后，希克斯認為只有跨越組織邊界的協調運作，才能真正解決職能交叉的問題以及提供綜合性公共服務。［8］對外，協作是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需求。在經濟和信息化都高速發展的今天，社會管理問題日益呈現出多元性，政府部門面對的問題比以往更加復雜，僅僅靠某一個職能部門很難獨立解決，需要多部門的協作、信息共享和聯合辦公。對內，協作是政府自身改革的需求。隨著大部制改革逐漸走向深化，重組后的政府部門流程需要進行重新的梳理和重組，有更多的信息需要進行整合與共享，這就意味著需要建立跨部門的電子政務協作。政府部門的協作主要表現在跨部門成員協作、信息協作、流程協作。如果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缺乏協調合作的意向，不僅使行政效率大大降低，也嚴重損害了全局利益與社會公共的利益。［9］資源共享、協作工作不僅能更好的發揮政府的宏觀管理、綜合協調與服務的職能，更是基于網絡協作模式的電子政務最高水平。［10］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1：協作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影響

2.效率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效率文化是指在日常辦公中，政府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工作態度或工作作風是否體現了效率的原則。對政府職能部門的領導而言，高效率就意味著做決策要及時與果斷；對普通公務員而言，高效意味著工作主動與快速敏捷。新公共行政學的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森認為：“實用的或傳統的公共行政學試圖找出下列兩個問題中任何一個問題的答案：一，如何才能夠利用可用資源來提供更多的或更好的服務（效率）？二，如何才能夠以更少的資金來保證我們的服務水平（經濟）？”［11］效率文化是行政文化的核心內容，因為效率反映了一個政府部門對資源的利用狀況、管理水平和質量，高效率是實現服務型政府的基礎。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提出“企業化政府”的概念，認為政府行政在于通過對公共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以較少的投入獲取較多的政府產品。可以考慮在政府部門中強調服務意識和效率觀念。并引入競爭機制來獲得高質量的公共服務。［12］電子政務的實施帶來的數據化、電子化以及政府文檔的標準化和規范化能夠減少傳統繁瑣、重復的手工操作；同時電子政務所包含的流程重組在組織結構上刪除了冗余流程、將傳統的串聯流程優化成并聯流程、用電子化取代手工流程，使得政府部門處理業務更加快捷合理。這是電子政務帶來的政府高效運作的技術基礎，但如果政府機關中決策時優柔寡斷、處理事務時扯皮推諉，行政文化中缺少效率文化，將會對電子政務帶來效率的提升造成阻礙。低效率文化不但會直接產生政府運作的低效現象，同時還會增加政府部門的財政支出，給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帶來沉重包袱。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2：效率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影響

3.法治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法治文化主要是指政府公務人員是否具有科學的法律思維方式和文明的法治生活方式。［13］法治文化是政府實現和諧管理的核心文化，［14］政府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充當著調節社會矛盾和維護社會秩序的角色，必然要求公平與正義。只有嚴格執法，根據制度行事的行政過程才能充分體現公平正義，法治文化的核心就是正義與公平。電子政務帶來的另一個變化就是信息的公開與透明，隨著我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于2008年的實施，政府信息公開的力度越來越大。如何公開？哪些可以公開？哪些必須公開？這些都要求政府工作人員必須遵循國家的法律法規。法治文化以價值觀、意識形態和行為方式為表現形式對政府公務員執法觀念、行為等產生影響，而公務員作為電子政務實施的主體，主體的觀念、行為必然會影響到電子政務績效的高低。通過基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假設H3：法治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影響綜上所述，本文形成以下研究模型：

二、行政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影響的數據分析

（一）樣本選取及問卷結構1.問卷結構。本次問卷設計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被調查者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學歷、在職時間、職務、工作性質及單位名稱；第二部分：行政文化對電子政務績效的影響。包括：協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和電子政務績效的測量。2.樣本基本情況分析。本研究根據便利抽樣的原則，共回收調查問卷357份，其中有效調查問卷299份。調查對象分別來自長株潭地區各級政府部門，樣本基本情況分析如下所示（表2）。

（二）問卷信度分析本論文采用的分析檢驗方法主要是PLS結構方程模型分析，使用的軟件是SPSS19.0以及結構方程軟件SmartPLS2.0。一般說來，信度檢驗用Cronbach''''sAlpha和組成信度來檢驗。Alpha值一般要大于0.7，組成信度一般為0.7。本論文的Alpha最小值為0.6573，組成信度的值都大于0.84以上（表3），說明問卷有足夠高的信度。

（三）問卷效度檢驗收斂效度檢驗，當測量題目對于它們所測量的概念之因子載荷大于0.5時，顯示各題目與各潛在變量之間的關聯是明顯而穩定的，具有較好的收斂效度。本文的潛變量的因子載荷見表4。可以看出，各個概念題目之間的因子載荷都大于0.7的標準，說明測量項目對于潛在變量之間的有很強的相關性。區別效度檢驗，當兩個概念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小于該概念的平均變異抽取量（AVE）的平方根時，顯示測量模型中各個概念之間的問題的確彼此相異，具有較好的區別效度。表5是各個潛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對角線為相應的潛變量的AVE的平方根。從表中可以看出問卷都具有較高的區分效度。

（四）結構模型的檢驗對于PLS結構方程，一般我們考察的指標是AVE、R2、路徑系數以及T值。其中路徑系數是以Bootstrap法（1000Resample）來檢驗其顯著性。原始模型的評價首先，AVE這個指標表示用潛變量的方差解釋相應的顯變量方差的百分比，一般認為AVE指標應至少大于0.5。本文中全部大于0.5（表6）。表明各個潛變量對于顯變量的解釋程度是至少達到了50%以上。其次，通過R2值可驗證結構模型與實證數據的契合度，表明內部關系的預測能力。R2大于0.66是比較好的結果，0.35左右算是一般。本研究R2分別是電子政務績效（0.2848）接近一般水平的0.35。說明了本論文的模型結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不是很強。原始模型參數檢驗標準化路徑系數分別為協作文化（0.279），法治文化（0.232）說明模型整體解釋能力還比較好。但“效率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影響不顯著，因為T值小于1.96。說明構建的理論模型中這兩個潛變量之間的關系不存在。因此，本文的原假設中H1、H3得到驗證，H2假設并不成立。模型的路徑系數及T值見表7所示。綜合上述模型分析，在協作文化、效率文化、法治文化與電子政務績效三者之間，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協作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有顯著影響法治文化于電子政務績效有顯著影響效率文化對于電子政務績效影響不顯著

三、結論解釋及建議

篇2

一、晉商文化的形成晉商，稱雄于亞洲數百年，在世界經濟學史上可與意大利商人相媲美。晉商最早出現于古代晉國時期，是中國最早的商人，發跡于15 世紀末的明初，在 16 世紀 70 年代的明仁宗年間進入鼎盛時期，形成了一個地域性的商幫，到 19 世紀 70 年代清朝光緒年間達到輝煌，貿易做到了歐洲，他們是當時國內勢力最大的商幫，在國際貿易中也是實力雄厚的商業集團。晉商的商品經營(如綢緞莊、茶莊、顏料莊、布莊等)和貨幣經營(如票號、賬莊、錢莊、當鋪等)相互滲透，相得益彰。晉商的興衰歷經了五百多年，在這五百多年的時間里，晉商既是一個歷史時期的代名詞，也形成了自身獨特的文化內涵，對山西商人來說，是一筆不小的文化財富。

晉商文化是晉商在特定的發展過程及經營實踐中凝結起來的獨特的經營理念和價值觀念，它是山西商人在從事商業活動中將山西黃土文化與塞外文化相融合所創造的經營經驗、商行制度、商業道德、商會組織等精神財富的綜合。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和個性，對外是一面旗幟，對內是一種向心力。

晉商之所以稱雄于世，就在于他們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將晉商文化貫穿到經營和組織管理之中，使晉商文化成為其實踐活動中最活躍的內在靈魂。晉商文化把傳統的儒家文化精髓仁、義、禮、智、信滲透到整個晉商的精神世界，成為他們的靈魂，指導晉商經營管理活動。晉商文化可以主要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在道德上，義利誠信。晉商挾信義而經商，不畏艱難，輾轉千里，輸萬貨以為人，贏百利而利己，逐漸形成義利并重、義利統一的商業價值觀。他們崇尚信義，在其重商立業的創業思想指導下，在義和利的問題上，有其獨特的理解和行為規范，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古代中國，幾乎每個城市都有孔廟、關廟，而很多關廟由山西商人所建。關廟作為祀奉關云長的地方，之所以被山西人百般信崇，均在于信義二字。晉商反對采取卑劣手段騙取錢財，寧可折本虧賠，也要保證企業信譽，使得各地百姓購買晉商商品，只認商標，不還價格。

(二)在管理上，競合相融。他們在競爭中合作，在合作中競爭;眼光敏銳，審時度勢;積極主動，適機而上;協調關系，增強友誼;既能與人寬容共處，和平共事，又能讓利經營，薄利取信。博大寬厚是晉商文化的底蘊所在和晉商群體賴以興旺發展的精神支柱。胸懷寬廣，眼光遠大，使晉商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審時度勢、洞察機遇的銳利眼光;敏于觀察商情，捕捉戰機，采取主動，適機而上，乘勢獲取戰果的機智頭腦;寬厚待人，以義取財，以利厚人，增強友誼，在化解業務糾紛和協調師徒關系方面展現出大家風度。

(三)在思想上，和諧兼容。晉商信奉和氣生財，重視與社會各方的和諧，在內部，相互信賴與忠誠，體現了擇人委任唯賢是舉的導向性和激勵人、凝聚人、用好人的思想，注重發揮經理、掌柜的潛能和智慧，使經理、掌柜在工作中自我塑造，發揮垂范效應，把自己的行動與票號經營目標有機聯系起來;在外部，尤其在同業往來中既保持平等競爭，又相互支持和關照，既能與人寬容共處，和平共事，又能讓利經營，薄利取信。晉商精心選擇各幫商人自己比較固定的商路和經營地域，各行其道，分區貿易，各幫絕不一哄而上。晉商還互相指定同行為相與，相與間都是經過了解，認為可以與之金錢往來的同行。同是相與，必須盡量互助，即使無利可圖，也要善始善終，不中途絕交。

(四)在經營上，勇于創新。勇于創新是晉商獲得可持續競爭優勢的源泉。晉商首創人身股分配制度，員工沒有資本，可以憑人力資本入股享有人身股，與東家的資本股銀股同等分紅。人身股從二厘開始，頂二厘的員工只能管點雜事。頂三四厘者可在柜臺上應酬買賣，但重大事宜尚難做主。頂到五厘以上者行情一聽就明，生意能否成交一語定奪。頂到七八厘者便成了行家里手，或來往于總號、分號之間，盤點貨物，核算虧盈;或奔波于天南海北，拍板大宗交易。

頂到九厘者，已是花甲白領，日常營業一概不管，專事重大決斷。若決策有誤，不僅給商號造成經濟損失，也影響到這些元老個人的聲譽和利益。這一制度營造出外有壓力、內有動力的良好氛圍，營造出尊重人性、尊重個性的氛圍，充分激發出員工的主人翁意識，培養了員工愛票號如家的責任感和歸屬感。同時這種制度將個人的名利與企業機制結合起來，責權利相統一，使得票號內部各方面的人員都能夠恪盡職守，盡心盡力。

篇3

因此，影響高校行政管理質量和效率的因素主要取決于兩點。一方面，高校行政管理人員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其所制定的管理制度、工作計劃能否最大化的發揮出高校師生的力量將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高校師生和職工是否愿意接受相關的安排，也就是是否愿意主動配合相關的工作計劃，其主要針對的是高校師生和職工的主觀因素。通過校園文化建設，上述兩方面的問題能夠得到有效解決，也就能夠達到促進高校行政管理質量和效率提高的目的。首先，隨著高校校園文化建設工作的開展，校園內將會形成一種正面積極的氛圍。這種氛圍不但包含有求知、上進等正能量，還能夠在高校校園內凝聚成一股強的向心力。一所優秀的高校，其校園文化的建設必定是成功的，學校的師生不但擁有極強的能力和素質，其價值觀和思想觀也有某種共性。簡單地說，優秀的高校校園文化能夠影響到高校師生和職工的心理，使其產生較為相近的價值觀，即集體榮譽感。在這種背景下，高校對師生和職工的凝聚力不可忽視，也就能夠引導其共同參與高校的建設工作。因為集體榮譽感的影響，高校師生和職工自然愿意加強校園的建設，并且以能夠為學校發展做出貢獻而自豪。基于此，當高校師生與職工擁有這種意識和理念后，師生與職工也就愿意主動的配合行政管理的相關工作。簡單地說，高校行政管理也就能夠得到師生和職工的主動配合，也就能夠更好的發揮行政管理的有效性，進而更好的調動各種資源，更好的完成高校的工作任務。其次，隨著高校校園文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校園內的不良風氣也將得到遏制，并且充斥著正能量。最為明顯的是高校的學風建設，據調查我國部分高校中學習風氣較弱，使得學生在校主動學習的動機缺失，進而導致學生的學習積極性較低，學習的質量和效率也較低。這種不良的學風不但影響到高校學生，其對于高校的教師和行政管理人員同樣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高校行政管理人員在一所沒有學習風氣、沒有上進態度的學校中，其自身的學習動力也將逐步磨滅，這也有力體現出環境對人的重大影響。

由此可以看出，隨著高校校園文化的建設和發展，校園內的學風被端正，學生也都懷有強烈的進取心和奮斗精神。這種精神和校園氣氛能夠感染高校行政管理人員，通過校園文化的渲染，高校行政管理人員也會產生不斷奮斗、主動學習和不斷進取的主觀情緒。基于此，高校行政管理人員才能夠主動積極的參加培訓，并且充分利用閑暇時間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簡單地說，在優秀校園文化的影響下，高校內的教師、學生和職工都將受到影響，并且共同進步、共同奮斗。這就能夠幫助高校行政管理人員不斷提高自身的素質和能力，也就從另一個角度提高了其所制定的行政管理計劃和制度的有效性，進而提高了高校行政管理的質量和效率。

二、校園文化建設能夠打破高校行政管理的模式和理念

另一方面，從當前高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問題來看。缺乏人性化的管理理念、缺乏創新精神,只是死板的按照規程制度進行管理，也就失去了管理的靈活性，無法有效應對突發的情況，也不能應對不斷發展的新形勢。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高校行政管理的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嚴肅性，在高校行政管理工作的發展初期，為了體現這種嚴肅性，高校只能通過強制硬性的規章制度來達到目的。經過長時間的發展，高校的行政管理制度越發完善，并且已經形成了清晰完整的管理流程。這就導致高校行政管理的模式和方法被逐步固定，也就形成了當前的現狀。其次，在長期的工作中，高校行政管理人員的主觀能動性無法發揮，也就被逐步削弱。在這種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人員的創造性和創新性在逐漸消除。兩方面的原因可以歸結為一點，即高校行政管理人員的意識沒有達到相應層次。一方面，行政管理的領導層的意識沒有得到有效提高，也就沒有意識到打破傳統管理的模式和理念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人員沒有足夠的創新意識，自然也就無法在管理中得到發揮。隨著校園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其能夠有效針對這一現象進行解決。高校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場所，高校內的教師不但代表了我國教育界的重要力量，校內的學生在能力、基礎和意識方面也代表了較高的水平。在這種背景下，高校內的氣氛更加活躍，教師和學生的思想也更加先進。同時，加上高校內較為寬松的學術氣氛，也就更有利于創新精神的傳播和發展。基于此，創新意識和創新精神非常容易成為校園文化中的一種。如上文述及，校園文化不但對學生有極強的感染力，其對于行政管理人員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力。隨著創新意識在高校內的傳播，高校行政管理人員也就受到感染，進而產生一定的創新意識。更為關鍵的是，這種校園文化將推動高校領導層的改變，使其在工作意識、工作方法等各個方面進行變革，其中自然包括高校的行政管理。基于此，高校行政管理的模式、制度等方面都將被改革與創新，也就打破了傳統行政管理的限制。因此，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就更有活力，更能迎合時代的變化與發展，最終提高效率和質量。

三、校園文化能夠對師生產生激勵和約束作用

最后，從校園文化具體的作用來看，其能夠對高校師生和廣大職工產生強烈的激勵和約束作用，這就能夠從主觀的角度提高高校行政管理的質量和效率。具體地說，校園文化對校園中每一個人的影響和制約正好與管理的導向、凝聚、激勵、約束等功能相吻合，因此，加強校園文化建設是一種新型的學校德育模式，其能夠起到監督和控制的作用。首先，通過校園文化的建設，其能夠發揮的是一種導向和宣傳作用。經實踐調查研究發現，造成我國高校行政管理工作效率較低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師生的不配合，而是由于師生對相關工作的目的和具體內容不夠了解，因此從主觀上忽視了該項工作。基于此，通過校園文化的導向作用，高校就能夠利用校園文化來傳播行政管理的目的和意義，并引導師生最大化支撐行政管理的工作。在此基礎上，高校行政管理的工作目的和內容才能被師生了解，進而得到落實與貫徹。其次，校園文化能夠對師生進行激勵和約束。當師生配合行政管理工作并促進高校進步時，師生會產生自豪感和榮譽感，也就起到了激勵的作用。反之，師生就會感受挫敗，這就能夠對師生的言行進行約束。由此可以看出，校園文化的建設能夠影響到師生的言行，最終達到提高行政管理質量的目的。

篇4

論文關鍵詞:行政管理演變科學化走向

隨著社會化大生產的深入展開,對日常行政的指揮、監督、控制成為強烈的必需,科學化管理的需求日益上升。實踐證明管理者素質的高低,在極大程度上影響著政務效率與質量。因此,對新時期行政管理科學化問題的探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行政管理的演變

管理是一個歷史范疇,其作為實踐是歷經無數人的努力,步步演變,才走向科學化的。從最初的經驗管理發展到工業化時期的泰羅制和福特制管理,管理開始進入科學管理時期。泰羅在其《科學管理原理》中指出,科學管理是由組織、協調、合作、發揮每個人最高的效率,實現最大的富裕等多種要素結合而成的。這使人們對科學管理開始關注,特別是現代行為科學的誕生,為管理注入了新的心理因素,而系統論的發展,為系統管理的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指導。此時,以梅奧為代表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思想開始占據主導地位,管理不僅僅是追求有序化、合理化,同時也追求人的需要的滿足,而且謀求管理的整個系統功能的優化。這就是管理的科學化問題。

現代行政管理正在發生一系列的趨勢性變化。首先是從流行程序管理變為倡導目標管理。程序管理要求管理者對被管理者明確行動的目標,且交代每一個行動的操作步驟,而目標管理僅需對被管理者明確目標及其工作要求,具體步驟由被管理者、操作層次的人自行解決。當然,不同的被管理者應運用不同的管理方式,但在人力資源素質不斷提高的今天,仍一味奉行程序性管理是過于落后了。

其次,從單一管理發展為分層管理。系統論中的結構——層次——功能理論開始在管理中發揮作用。不同人員結構的系統(單位)要運用不同的管理模式,不同層次的管理者,其管理方法不能相同。高層次的管理者僅僅關注戰略性決策,而日常程序性決策都授權于低層次管理者操辦。不同的管理者其管理半徑不一樣,其控制力、監督能力也不一樣。

再次,從剛性管理發展為柔性管理。剛性管理強調硬性行政命令約束,管理思維是非此即彼,容不得權變。而柔性管理認為管理存在彈性,管理者往往根據不同的被管理者和不同的情境而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從而達到理想的管理效果。管理者注重對管理“柔性”因素的控制如管理風格、溝通、文化等。

第四,從無風險管理發展為危機管理。傳統的管理強調對被管理者的激勵與約束的對稱即所謂的獎懲機制的建立。通過表揚的手段、樹立典型的效應來帶動一批人前進,不談憂患,不提危機,害怕被管理者受刺激過度,產生懼怕心理,影響工作及效率。危機管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有其獨特、甚至令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急中生智,置之死地而后生,都說明危機管理具有獨特功能。更值得注意的是,現在危機管理似乎有演變為一種經常性管理模式的趨勢。如微軟公司總裁比爾·蓋茨在管理中強調“最好的軟件公司離真正破產永遠只有18個月”。正是有這種危機管理技能的運用,微軟公司才會日益強盛。

不僅僅是管理模式在變,而且管理的指導思想也在變。如鯰魚效應和木桶原理,學習型組織的理論的興起等。鯰魚效應是指在一批沙丁魚的遠途運輸中,如果摻入幾只兇猛的鯰魚,反而會使沙丁魚的死亡率降低,這是因為有了逃生的競爭,使沙丁魚游動頻率增高,從而生存力增強。同樣,在管理中,如果多引入一些不同類型的人才,則會使單位的生命力愈加旺盛,這破除了傳統的“一山難容二虎”的理念。木桶原理是指一只由幾十塊木板拼接而成的大木桶,其容量取決于最短一塊木板。這給管理者的啟示是:面對被管理者的差異與管理環節、問題的差異,其實是最薄弱的那一個環節,可能會導致管理上的麻煩與致命傷。因此,一名優秀管理者應從最薄弱環節改進入手,去提升整體的管理績效。只有經常性檢查,經常性抓落實,抓責任制的貫徹才會獲得滿意的管理效果。現代管理科學還告訴管理者,如何將自己所管理的組織發展成為一個學習型的組織,已是十分迫切的問題。傳統的管理認為,被管理者一次充電,受益終生,知識、才能運用只須儲備一次,便可應付全部的挑戰。而在信息、知識經濟時代,這一管理理念落伍了。只有帶領組織成為持續學習型的組織,擺脫單純的模仿,且成員之間相互學習,具有共同的愿景,一個單位、組織才會生機勃勃,不斷發展,不斷拓展成長空間,不斷超越同行,取得成功。

二、現行行政管理的誤區剖析

當前,一些人戲稱流行的行政管理模式為“領導就是開會、管理就是收費、協調就是喝醉”,一些管理人士甚至將其作為管理的金科玉律。這其實是行政管理庸俗化的表現,是明顯的認識誤區,在這種指導思想下進行管理將貽害無窮。

首先,將開會布置任務,理解為可替代科學決策,這首先是管理者的悲哀。這種錯誤的認識容易造成“會海”連綿,管理者開了會就等于任務布置了,事情完成了,長此以往,落實工作成為頑癥。而沒有落實的政策、措施等于一切都是空的,管理的效能無從體現。

其次,管理的中心任務是什么,僅僅是收費嗎?把管理權限混同于單項財權行使、賺錢的所為,這是將管理極端簡單化的表現。的確,好的管理可以產生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但管理不是為了收費了事,這是管理導向的錯誤,會造成管理可有可無,機構形同虛設,人浮于事,最終斷送了事業。

再次,協調就是喝醉,這是將管理極端庸俗化的表現。當然,協調是需要將方方面面的利益進行平衡,對各方傾向、意見進行妥協,但決不是一喝了事。管理既要協調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使二者利益、愿望與目標等大體相一致。做到上下同心,形成組織的凝聚力。要協調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最終目標與近期目標之間的關系。也要協調管理者與工作任務相適應,還要協調被管理者與工作任務相適應,達到1+1>2的系統功能效應。還有一種管理誤區就是一味多訂制度,認為有了制度就有了管理,從而導致規章多如牛毛,有否貫徹執行則無人問津。這種錯誤的認識容易造成“文山”現象,管理者須簽閱大量的文件,哪有時間、精力去真正管理呢?其實,有了制度不等于就有了管理,有了制度,只是為管理準備了一些基本前提、準備了一些條件,這只是管理的開始,實際上,被管理者是否自覺執行這些規章,是需要監控、需要調研的,這都是管理的題中之義。制定過多的規章等于沒有規章,因此規章過濫也會影響管理的效能。

三、新時期行政管理的科學化走向

決策的科學化。作出一項正確而充分的決策,有賴于準確而充分的信息,也需有一套動力機制去刺激決策付諸實施。傳統的管理以領導者“拍頭腦決策”為主,憑經驗、憑主觀決策,容易導致決策失誤,導致嚴重后果。因此,我們必須尋求決策的動力機制,健全為決策服務的信息系統。

辦公的自動化。辦公系統是決策系統與操作系統的銜接環節,是落實決策的重要一環。制度、決策的落實在于執行,它涉及到辦公環節的啟動,傳達貫徹、督辦決策的實施到位。傳統管理中的這些環節都已齊備,但缺乏的是高科技手段。現代管理就是要借助于辦公自動化技術,成倍地提高政務效率,建立督辦網絡體系,使事中、事畢都存在可測性與可控性,使決策者、管理者隨時能得到確切、全面的信息反饋,以便實現全程動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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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行業的企業有著不同風格特征的公司治理文化,而企業獨特的公司治理文化又決定其進入新行業新領域的成敗。因此,對公司治理文化行業特征的研究,不但具有理論意義,更具有現實意義。

一、公司治理文化與企業行業選擇的相互影響

1、公司治理文化對企業行業選擇的影響

(1)行業結構需要一定的管理技術系統支持,這個系統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是否切合,直接影響企業在行業中持續 發展 的技術能力。行業選擇之所以要考慮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相契合,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所選擇的行業的管理技術系統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不切合,它就很難為股東、董事、監事和管理者等公司治理的參與成員所接受和學習,行業優勢也會因此而難以形成。

一個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是參與公司治理的成員所擁有的經過反復整合已經模式化了的行事方式,這種方式過去曾卓有成效地適應了一定的生存環境,經過長期相傳,又形成了一種相對固定的東西。在這個模式化的體系中,包含著一定特質的管理技術系統并以此為基礎構成了一定的治理文化。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不僅是指物質的管理工具,而且是指特定的管理 藝術 。每一個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技術系統都有某種獨特的素質,我們所說的模式化的東西,就是指這種特質。它的穩定性表現在:即使人們具體使用著的管理工具改變了,它還會繼續存在于新的管理工具當中;甚至當人們采用其他公司治理文化傳來的管理工具時,這種模式化了的特質也會借助其文化的慣性力量體現在其采用的過程中。

正是由于一個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具有這樣的整合力量,一個企業的行業選擇所要求的管理技術系統如果與之切合,就能得到一種可持續開發的管理技術支撐。反之,如果一個企業的行業選擇與公司治理文化模式的管理技術系統是完全隔絕的,就意味著企業在采用新的管理技術的同時還要學會放棄既有的模式化了的管理技術能力,使自身已經熟悉并且熟練了的生存手段失效。這意味著處在行業轉換當中的人們要承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學習、理解和掌握新的管理技術系統;另一方面是放棄業已成熟了的管理技術能力。這樣的行業調整與轉換,無疑會造成一種文化的斷裂,給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帶來極大的困擾。這種困擾包括幾個方面:一是既有的管理技術和經驗突然失靈,造成它們的浪費和流失;二是學習和掌握新的管理技術又缺乏足夠的時間和必要的條件基礎;三是由于沒有相應的知識背景和信仰背景,不僅是學習和模仿異質公司治理文化中的管理技術與經驗很難,而且即便是學,這些技術和經驗也很有可能在仿效過程中耗散和變形。因此,將一個公司的行業選擇植根于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模式之中,盡可能使兩個管理技術系統相契合,使行業結構的調整過程同公司治理文化的轉型保持動態的一致對行業結構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2)優勢行業形成需要一定的社會人文環境,而公司治理文化模式正是這一環境的內在基礎或內在模式。一個企業公司治理文化的價值系統、道德觀念等,通過對人的行為和心理的支配,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行業的發展,畢竟任何行業活動都是人的活動,而人又都是被打上了文化烙印的人。因此,一個企業的行業管理制度如果與其治理文化相切合,這個管理制度的有效性即它的 經濟 、社會功能的實現就有了深厚的基礎。就公司治理體系來看,行業選擇的合理與否,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看它能否將一個企業內外部的人力、財力等所有資源激活并將其有效組織起來推動行業的開發與發展。

2、企業行業選擇對公司治理文化的影響

公司治理文化主要受到四個因子的影響,即專用資本所有者權益保障因子、創新與開放因子、制度規范性因子和社會責任因子[1]。公司治理文化通過將重心放在不同因子上達到資源配置最優化,而這種配置恰恰受到企業所在行業的強烈影響。

公司治理文化行業特征是適應企業生存需要而產生的。伴隨著企業的產生,其長期生存所必須的基本假設就存在于企業員工和所有者之中,之后這些假設成為公司治理文化的一部分。這一觀點與schein的見解相一致,他解釋了成功的行為如何制度化進而轉化為企業價值,最后成為潛在的假設[2]。表現在行業影響方面,企業必須適應行業所要求的某些假設才能生存。與行業驅動假設相適應的行為也會導致成功的結果。這樣一來,正如schein描述的那樣從成功經驗中提取處理的價值觀和假設凝結為公司治理文化的組成部分。一旦行業驅動假設不為企業廣泛共享,那么其行為將與行業市場基本要求發生沖突并威脅企業生存。社會學家還從制度理論的角度對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組織的制度環境是指那些組織必須遵守的成文和非成文的規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組織的合法性、生存和繁榮。從本質上講,它們反映了特定制度環境中成員的信念、價值觀和規范。因此,行業文化也可以看作是公司治理制度價值觀和信念的組織表現之一。

二、公司治理文化對企業行業特征的作用機制

與其他管理手段相比,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更加依賴于作用效果。文化以假設和相關價值觀的形式介入外部環境和內部權力與控制的分配,經過市場競爭的檢驗,只有與其所處行業環境相融合的部分才能生存和發展。當然,它們之間的聯系是松散的,因而對于管理者來說仍然存在相當大的選擇空間。在此基礎上,企業表現出不同的戰略、結構和流程。公司治理文化作用既包括與如何管理有關的內部控制導向信念,也包括與如何競爭有關的外部導向信念[3]。公司治理內部控制的組成部分莫過于公司治理文化和制度規范,由于企業行業差異,兩者及其內部之間的作用重心也應該有所不同;外部導向包括處理外界環境所帶來的風險等。不同的行業因其本質假設差異內所隱含的風險顯然不同,如行業退出壁壘高的行業風險高于對應低的行業、顧客偏好差異及變化大的行業風險高于對應低的行業等。更重要的是行業特征風險本身將對企業如何處理問題產生重要的影響。出于行業驅動文化研究的需要,相應的行業分類系統也有待于發展。過去的行業分類主要集中在財務、就業量及產出等特征上。其實,除了上述特征外,員工技術含量、顧客偏好、產品競爭范圍、行業成長等都構成了行業文化驅動的重要特征。

1、文化內部控制導向行業特征

首先,我們將內部控制要素區分為正式控制和社會控制機制。正式控制包括結果控制和行為控制(或者說流程控制),通過它可以對結果和行為進行評估、激勵和獎賞進而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企業內部的正式控制還可以分為等級控制和合同控制。合同控制更多依賴于 法律 ,等級控制更多依賴于制度。合同控制易于理解;等級控制指組織內部所采取的控制,它建立在權威的基礎上,包括命令和評估績效。配置公司治理結構中各機構的成員、會議、政策和程序都是等級控制的一部分。不管控制的目標是在于界定特定的績效(產出控制)還是特定的過程(行為控制),在這種控制之下往往會導致道德、責任或者是競爭意識的缺乏。并且正式控制還被認為有礙于信任的發展。

相比之下,社會控制通過“軟”方法引導合意行為,更多地考慮影響他人行為。社會控制基本假設是人們可以最終決定自身的行為:通過社會化和一致的決策流程、強大的價值共享,員工將更加忠于企業;通過建立共同的文化和價值觀減少組織成員之間目標差異,以達到影響員工行為的目的。這種影響只有在共享目標、價值觀和規范時才能產生作用。也就是說,社會控制只有通過公司治理文化這一紐帶才能發生作用。在長期社會控制的基礎上,企業之間價值共享還能進一步增強企業內部的信任關系。此外,社會控制還為參與公司治理的成員提供相互支持的氛圍從而增進企業內部的相互理解[4]。盡管社會控制存在正式控制所不具備的種種優點,但是社會控制并不排斥正式控制,相反社會控制必須以健全的正式控制為基礎。

其次,我們必須認識到最優的內部控制機制是由任務的特征決定的,也可以說成是控制機制情境適應性。即:在任務特征和控制機制之間存在適應性。對控制機制的選擇取決于任務的兩個特征:知識可傳遞性和結果的可測性。知識可傳遞性指管理者對整個知識傳遞過程能夠理解的程度。結果可測性是指以客觀、精確的方式對結果進行評估的能力。結果控制對于高可測性和知識傳遞性較為適應,而行為控制則恰恰相反。當兩個緯度都較低時(如非常規問題和創新等),社會控制(對應于公司治理文化)相對于正式控制(對應于制度)為最佳。

任務的行業特征,包括行業知識密集度(尤其是隱性知識)和行業內企業信息對稱程度對內部控制的選擇都能夠產生重要的影響:知識的可傳遞性取決于知識符號化和標準化程度特征,這與企業的知識密集性及其知識類型是密不可分的。

2、企業行業文化外部導向特征

公司治理文化外部導向也即公司治理行為對環境的適應性,來自于公司治理理念與外環境的整合。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企業公司治理獨特的行為模式,這種獨特的行為模式系統能夠反應公司治理文化的個性、特殊性和生命力。對公司治理文化具有重要影響的行業競爭環境根據其復雜和動態程度可以進一步細化為三個緯度[5]。

(1)產品市場的集中度和復雜性(所在競爭環境的企業數量和差異性)。企業運作的競爭形勢對其公司治理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緯度。企業相對數量(行業集中度)決定了企業所處的市場結構,可以從完全壟斷到完全競爭。毫無疑問,完全不同市場結構之下的公司治理文化將存在顯著的差別。

(2)穩定性或者動態性(行業環境的變化程度)。行業環境的穩定性或動態性對 企業 價值觀和基本假設有重要影響。如:在高技術行業中,企業所處高度變化的環境促使個體充分發揮他們的創造性,積極行動解決問題。企業最大的需求是創造力和快速開發能力。相比之下,在穩定的市場中企業的行為標準涉及到人際關系、組織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人力資源的 發展 和穩定。

(3)成長性(企業所處行業的成長速度)。行業成長性能夠影響企業承擔風險創新能力與組織管理和行為,而這些都將反映在公司治理文化中。行業高速成長則意味著更大的不確定性,同時高行業成長還會影響員工穩定性、潛在創新資源。這些都會增加企業對人力資源的重視程度。相比之下,在低成長行業的企業中更加傾向于依靠正式控制如政策、程序來指導員工的行為。許多實證研究表明,行業成長與其技術進步密不可分。新的技術和方法能夠減少不確定性并增加行業內企業的生產能力。反過來說,在高度成長的行業中企業將經歷資源充沛、利潤持續增長和大量的機會并進一步促進技術創新。在行業成長性方面,我國企業具有明顯的自身特征。自1979年起,除了為期不長的打斷之外,我國一直保持著高速增長。 經濟 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必然是絕大多數行業的高度成長。企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客觀地講,我國的企業遠沒有經歷過像早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自由的而又殘酷的大范圍的激烈競爭的時代,大多數企業并不具備成熟的公司治理文化,其中包括適應高度成長的公司治理文化。一般來說,企業起步階段,免疫力都很差,也就是說面臨的風險比較大。盡管如此,企業卻得到了其能力之外的成就。

三、公司治理文化產業特征的現實意義

1、指導公司治理文化的管理方向

我國公司治理文化所處的階段決定了公司治理文化建設和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眾多的弊端。公司治理文化不僅僅存在管理手段上的問題,發展方向也非常不明確,特別是在對企業創新性的考慮上常常是有欠考慮。然而,公司治理文化管理具有不同的偏重維度,企業首先必須明白公司治理文化管理的方向性,然后在此基礎上選擇適合自身發展需要的方法。比方說,制造業企業間在一定的程度上存在相似性,它們都更加重視創新和沖突解決,創新能力甚至成為影響企業存在與發展的核心競爭能力,因此企業在制定公司治理文化戰略決策時,必須認真分析其所在的產業對創新的特殊要求,選擇合適的公司治理文化維度及管理方法以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指導公司治理文化變革管理

公司內部和外部環境變化可能同時導致與這相關的假設和價值觀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對于這些變化,管理中也可能會忽視公司治理文化的相應調整。如果這樣的話,新的文化沖突就很可能出現并進一步誘發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的抵觸情緒。于是公司很可能出現公司治理績效下降,由此帶來的壓力會迫使企業改革。但是以過往的經驗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文化常常會抵制變化。然而,環境的變化很少導致公司治理文化從假設層次上發生改變,如果這樣的話很可能導致重新構造整個產業。相比之下,公司治理文化在價值觀層次上發生變化是常有的事情,價值觀層次的變化會產生企業改變公司治理文化的壓力,如:新的管理方式、引進具有不同的文化前景的成員顧問等。也就是說存在兩種層次上的潛在力量對公司治理文化產生作用:假設和價值觀。顯然,假設層次的變化對于企業來說更加具有影響力。它可能推翻人們在進行商業運作時下意識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企業需要新鮮的血液促使假設層成功地轉變。價值層面上的革新也存在一定的困難,但原有的成員或許就能夠勝任。當然,組織必須經歷一個再學習的過程,如國企改革前后的公司治理文化的變更,國企改革之前,政府是企業運作的主導力量,隨著產權制度與產權結構的改革,股權結構漸漸多元化,行政干預的力量逐漸減少,企業必須根據自身所處的新情況重新調配公司治理文化的特質。

3、為公司治理制度與公司治理文化配合提供 參考 意見

制度和文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首先,通過簡化決策過程,節約交易費用。當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面對錯綜復雜的環境而無法迅速、準確、低成本地作出理性判斷時,他們便會借助于公司治理文化中的價值觀念、倫理規范、道德準則等“習慣”進行決策,從而簡化決策過程。一個企業的公司治理文化一旦形成,它就建立起了自身系統的價值和規范標準,如果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在價值和行為取向上與公司治理文化的系統標準產生悖逆現象,公司治理文化會將其糾正并將之引導到公司治理的價值面和規范標準上來。靠這種協調機制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成本。其次,減少機會主義,節約監督成本。我們可以通過加強監督和考核以及加大處罰力度等制度安排增加機會主義成本,從而減少機會主義的發生,提高公司治理效率。但這需要較大的監督成本,而公司治理文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作為一套價值觀念或認知學識,是公司治理中每個成員都具有的,它的存在可以使人們限制自己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搭便車”現象的發生,從而使人們超出對個人直接利益的斤斤計較,并誘發集體行動。意識形態通過增強個人對于某項制度安排的法理性認同和依賴,能夠淡化機會主義行為。

最后,加強對企業相關各方的激勵。諾思等制度經濟學家認為一定文化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不僅是減少經濟秩序交易費用的重要制度基礎,更重要的是它對經濟主體創新和進取精神的推動,具有和產權界定匹敵的巨大作用,它可以提供選擇性經濟動力激勵等方面的產出,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的基礎。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之外,還追求安全、自尊、情感、社會地位等社會性需要。公司治理文化具有使公司治理活動中的成員從內心產生一種高昂情緒和奮發進取精神的效應。公司治理文化把尊重人作為中心內容,以人的管理為中心。所以,積極向上的思想觀念及行為準則會形成強烈的使命感、持久的驅動力,成為成員自我激勵的一把標尺。同時一種優秀的公司治理文化也強調股東、債權人、員工、顧客、供應方等相關利益人的利益,它不但加強了對企業相關各方的激勵,而且企業通過創造除物質激勵的其他激勵方式來滿足不同成員的不同需要,從而強化企業各方的合作博弈,成為解決企業相關各方激勵不相容問題的一個有效途徑。

【參考 文獻 】

[1]劉　翌·我國公司治理文化理論與實證研究[j]·浙江大學博士 論文 , 2001·

[2] schein, edgarh,“coming to anewawareness oforganizationalculture”[j]·sloanmanagementreview, 1984, vol·25,issue 2·

篇6

中圖分類號：G459 文獻標識碼：A

Talking about College Invisible Culture and its Integration

HUANG Yeyu, YAN Xiuhua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ongzuo, Guangxi 532200)

Abstract The college invisible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echanisms of Higher Education, it's made up of the cultural traditions, the cultural atmosphere, the cultural spirit of a university, and it's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versity. This paper attempts from the university system, there are various cultural implied of the invisible culture of mining and integration, the basic idea of integration is to construct a systematic school uniform cultural system, thereby enhancing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ducation effectiveness of college invisible culture.

Key words college; invisible; culture; system; integration

1 高校隱形文化及其存在的方式

1.1 高校隱形文化的含義

隱性文化是相對于顯性文化而言的一種文化類型和層面 ，主要是指觀念和風氣，而顯性文化則是規章制度、標志性建筑等。對一所大學來講， 由于其主體的層次差異以及空間的相對獨立性，隱性文化不僅僅是觀念和風氣 ，還延伸到更廣泛的領域和載體， 包括顯性文化所折射出來的管理理念以及對大學文化的理解層次，學校內涵發展中的師德和學生的品德以及校園文化等，總體上來說包括學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1.2 高校隱性文化的存在方式

高校隱性文化以系統的方式存在，系統是由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著的一些事物組成的總體。它是物質世界存在的基本方式和根本屬性。高校作為一個系統包含了諸多單個要素，如學校內部運作的人、財、物以及學校與外部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包含家長、社區、社會。在學校系統內部各要素間與外部環境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形成特定的結構，成為一個統一的有機體。高校隱性文化就存在于這些緊密聯系的有機體中。

1.2.1 黨政部門隱性文化系統

黨政機關文化是機關工作人員思想、性格、心理等發展的載體，這種社會文化的中介性亞文化，其內容極為豐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概括:一是觀念形態層，高校機關工作人員的觀念形態與社會內部相聯系，又與學校外部相聯系。這種文化首先表現為政治思想和教育事業的志向，其次表現為職業道德上的全面性。再次表現為行為習慣上的規范性。同時，這種文化還表現在心理品質上。二是制度層面，高校黨政機關有的規章制度，是構成黨政機關文化的重要方面，它約束著每個機關工作人員的心理意識和行為模式，是機關文化發展的客觀基礎。其包括學習制度、工作制度、行為制度、考核制度等。三是物化層，物化層是指高校黨政機關工作的環境、辦公設施與文化網絡等，是機關文化賴以存在的重要條件，大體包括：工作、生活環境，辦公設備和設施，一整套機關工作人員的培訓計劃和多種形式的培訓，報刊、資料和機關工作人員的聯誼活動，公文、電腦知識競賽和崗位練兵，機關工作人員的級別或職稱的評定等等。

1.2.2 教研部門隱性文化系統

教研部門隱性文化系統，主要是指那些符合教育目的要求，對學生的發展起積極作用的學校領導的正確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教師的文化、圖書館的文化、學生文化、班級文化及宿舍文化。所謂教師文化是指教師所具有的價值觀念、行為習慣、知識技能以及語言符號等。教師文化是學校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學校文化相一致。在任何學校中，教師文化總是規定著學校的價值系統，確定學校的傳統等;圖書館文化是一種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亞文化形態，是圖書館在自身的發展中有意無意形成的獨特的文化形態。學生文化對學生的學習成績、學生的抱負、個性的形成有極大的影響。班級文化是班級個體成員的互動形成自己獨特的文化，它具有很強的同化力，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對學生的思想、情感、態度和價值觀產生重大的影響，改變和塑造著學生的價值取向、情感和行為。宿舍是學校制度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大學生學習和生活的重要陣地。宿舍文化是學生在宿舍所表現出來的種種文化意識和行為。教師文化、學生文化、班級文化和宿舍文化等構成的非制度性文化，是學校隱性文化的組成部分之一。

1.2.3 后勤部門隱性文化系統

高校后勤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離家求學的莘莘學子和教書育人的老師，服務對象的不同決定了企業定位的不同。除了有形的外顯文化，服務理念、新產品、新服務方法等高校后勤良好的形象是屬于隱性文化，具體的日常管理和服務工作處處都浸透著、蘊藏著后勤職工踏踏實實的努力，求實的觀念、踏實的作風以及親情的隱性文化。

1.2.4 學生社團隱性文化系統

學生社團是學校重要的德育資源，是隱性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隨著高校彈性學制和完全學分制的推行，使學校固定班級“動態化”，班級的界限被淡化了，學生群體不斷趨向小型化、分散化和個性化。學生社團不僅在組織生成和活動方式、組織性質與運行機制、組織功能與運作規范等諸多方面與其他學生組織著較大差異，而且在影響方式上更是不同。學生社團有著明確的宗旨和目的，并有計劃地進行社團活動，這就使社團成員有意識地參與活動學到經驗，是一種顯性的作用方式。但與課堂教學相比，學生社團活動對學生的隱性影響卻多于顯性影響。

2 高校隱形文化的功能

隱性文化作為學校的隱性課程，它是屬于教育影響因素。作為教育影響因素的隱性文化它具有多方面的功能，這些功能可以歸結為兩大方面:一是社會發展功能;二是個體人格發展功能。

隱性文化與顯性文化共同構成的文化體系對于社會的發展功能是顯而易見的，它對人、對社會、對民族、對國家具有一定的指導性、前瞻性、預期性，由于它具有這些特性，所以對社會對人就能起到引領作用。在這里，我們主要是要挖掘隱性文化，從而構建同顯性文化緊密相連的高校文化體系，從而實現文化的引領功能，隱性文化對學生的人格發展功能具有兩面性:正向功能和負向功能。前者對學生思想品德形成、個性的發展起積極的作用，而后者則起著消極作用。

（1）知識結構發展的功能。學生從隱性文化中所習得的主要是非學術性的知識，但是卻也涉及到知識性的內容，它對學生的理性知識、邏輯認識能力與邏輯思維能力、實踐能力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隱性文化對學生學術性知識發展起直接作用。隱性文化主要是通過影響和促進學生非學術性的因素來影響和促進學生學術性知識的發展；學生的知識獲得離不開一定的動力系統，這一動力系統是由人的情感、意志、興趣等構成，它們對學生知識的發展起著“共振”、“感染”和促進作用；隱性文化對學生的情感、意志、興趣等非學術性內容的發展來說，是一種極為有效的手段，學生知識的獲得和發展也離不開一定的感性經驗的積累，隱性文化正好可以提供這種積累的途徑。

（2）非認知因素發展的功能。隱性文化所特別需要的是態度體驗、情感體驗，而正向的、積極的隱性文化所特別能給學生起促進作用的，也就是態度、情感、興趣、想象、直覺等非認知因素的發展。

（3）豐富感。高校中，隱性文化涉及學校的各個方面，它反映了學校的人際關系、學校管理體制、學校的歷史，也反映著學校的價值規范、情感態度、行為方式。因此，學生置身于學校中，沐浴著經過規范、設計的學校文化，可以獲得對社會和生活中豐富的感性認識，積累社會生活的感性經驗。學生從學校文化中各種美好事物的切身感受中體會和領悟到學校隱性文化的“真諦”。

（4）陶冶情感功能。高校的隱性文化可以陶冶學生的心靈。學校環境中各種教育情境能陶冶學生的情感。隱性文化它通過豐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為學生提供了現實的情景，讓學生體驗感悟，凈化學生的心靈，陶冶情操，從而使學生在美的熏陶中，心靈得到升華，修養得到提高。在學校生活中，教師充滿愛的語言使學生心里感到暖洋洋的，心情舒暢，引起情感上共鳴，產生積極的情感體驗，有了這種體驗，就會增強學生對這種情感的需要，加強情感動機，逐漸形成學校特有人際情感環境，并作為一種具有強烈感染力對師生雙方發揮作用，陶冶他們的情感，啟迪他們的智慧，直至形成穩定的情感特征。

（5）行為規范功能。隱性文化從實質上看就是由各種文化要素構成的文化環境，而任何一種文化環境對人都有一種強制性。隱性文化通過隱蔽的、滲透在學生經常接觸和參與的各種環境因素及活動中，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這種要求，并按照這種要求去行動。它通過一些特殊機制如暗示、輿論、從眾等對學生產生潛在的心理壓力和動力，從而自然而然地體現出對學生行為的一種特有約束和規范作用。隱性的學校文化對學生的行為取向起著軟性的強制作用，它可以形成一股強大的約束力量，而且這種影響不帶有強制性，使在這種環境中的學生會主動地接受外部影響，規范自己的行為。

（6）發展想象功能。學生從學校隱性文化中所習得的主要是態度、情感、意志、價值觀念等，這些都需要學生具有一定的聯想力、想象力。隱性文化中的物質文化的直觀性，各種非制度文化的情境性，學生課外閱讀的文學藝術作品所描述的對象的形象性等等，它們對擴大學生生活經驗、豐富學生表象具有很大的作用。

3 整合高校隱性文化的基本思路

高校隱性文化的資源整合，就是在現代教育科學理論指導下，通過對影響大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產生影響的各種非顯性文化資源要素進行分析和歸納、優化和淘汰、調整和融合，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一個科學完整、動態高效的隱性文化系統。基本的思路就是用系統的方法合理的配置隱性資源支撐體系，形成與顯性文化緊密聯系而又各自發揮作用的思想道德教育體系，充分發揮隱性文化資源的作用，從而提高隱性文化資源的思想道德教育實效性。具體來說，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整合：

3.1 歸類整合

按照系統的方法把學校的隱性資源進行統一整合，形成隱性資源支撐體系。首先按照高校各個職能部門進行整理歸類，根據各個部門的具體功能整理出本部門的隱性文化資源，根據科學性、目的性和實效性的原則形成系統隱性文化體系。首先是教科研體系，在教學科研中隱含的文化因素歸為第一類，這一類各學科教師的教學是教學形態隱性文化的載體。教學是實施教育的基本途徑，也是學校工作的中心。在教學活動中，學生在學會和獲得預期的學術性知識的同時，還會無意識地獲得非學術性的知識，自發地影響著學生的價值、態度、情感、興趣、意志和信念等，促進學生品德的形成與發展。隱藏于各種學科教學內容中的文化因素是潛在的，主要包括有教學指導思想、教師的人格榜樣、教師的期望、師生關系、教學過程中教師傳遞信息的方式以及獎懲方式等。其次是活動性文化體系。包括學校行政后勤管理、黨團活動、學生會、各種校內外活動、公益勞動、軍事訓練、社會實踐調查活動、文化藝術節、勤工助學、畢業論文或設計、專業實習等文化隱性體系。再次是滲透性文化體系。這類隱性文化包括校園物質、自然景觀、校風、班風、人際關系、教師人格、學校傳統文化等等的隱性文化體系。

3.2 結合有形文化，塑造大學文化精神

高校辦學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方向性選擇決定了學校隱性文化的導向功能、激勵功能、凝聚功能、調節功能。高校辦學的特色分為顯性內容和隱性內容，學校的辦學理念、價值取向、道德規范、學術氛圍、學校精神是高校辦學的隱性內容;顯性內容包括學校的自然環境、學科環境、內部運行機制、規章制度以及學校徽標等。高校隱性文化建設應重視大學的風格，以辦學理念入手，使學校的顯性內容和隱性內容建設有機結合。高校應堅持學術性價值為導向，尊重學術、尊重人才，為學術自由發展營造濃厚的文化氛圍，形成活躍的學術風氣，堅持辦學質量，瞄準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態勢和借鑒他國高校先進管理經驗，建立起先進的辦學理念，形成一種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結合的文化氛圍，這是高校隱性文化建設的關鍵所在。營造高校的人文氛圍，加強高校的人文教育，這是我國高校隱性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也是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體現，需要高校在辦學理念中突出學校人文精神建設。高校充分挖掘學科知識本身所隱含的精神因素，淡化專業，加強基礎，提高素質，讓不同學科的教師將專業知識體系中的人文精神“呈現”出來，高校要通過學校的文化活動，如學校組織人文素質講座，學生在各級組織領導或指導下或自行組織開展的各種有利身心健康、開拓視野、輔助學習的活動以及教職工在各種組織中的活動來加強學校的隱性文化建設。學校的教學樓、圖書館、校園、運動場等各種建筑布局及環境設計也可以透析出學校文化的學術性品位。在高校隱性文化建設中，人文環境建設和人文精神所占的重要地位不可忽視，世界名校之所以能長久保持旺盛活力，歸根到底是其在漫長歲月中培育了自身獨特的大學精神。高等學校是傳播和創造人類文明的陣地，培育人才是大學精神的核心內容，而高素質人才的培養需要優良的文化環境，良好的隱性文化熏陶，這種隱性文化有硬件的如造型獨特的建筑、綠樹與花草的校園等，更主要的是軟件的，反映在校風、校紀、教風、學風、教育者的言行作風以及人際關系等等，它是無形的，滲透于學校的辦學理念、辦學宗旨、奮斗目標、學科建設、規律模式等方面。這些都是需要我國高校校長在以后的大學校園建設、發展中尤其需要重視的方面。

3.3 整合校風，促進隱性文化資源的最優化

領導作風、教風、學風、后勤服務作風集合為整個學校的校風。在影響校風的諸種要素中，領導作風，尤其是校長的作風對校風形成起關鍵作用。校長的作風決定領導集體的工作作風，領導集體的作風決定學校的校風。優良的校風是學校領導優良作風的延伸和擴展，學校領導者的風格對學校的校風產生重要的影響。抓好校風建設，使整個學校充滿濃厚的學習氣氛，學校領導思想上要活躍，作風民主，善于團結，對廣大教師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關心，努力創造一個寬松、和諧、團結、信賴的文化氣氛。

3.4 構建團隊學習和研究文化，融合教研學文化為一體

（1）打造新型書院文化。通過學習安排，使學習、研究的意識滲透并內化于日常性的教學生活過程中。團隊學習，交流分享，彼此的亮點匯集，教師文化修養、人文積淀、專業素養共聚形成一種新型的書院文化。書院文化的典雅與禮儀、興國振邦的責任感與使命感在師生們心中激蕩，并不斷內化、積淀，形成了群體嶄新的精神面貌:有底蘊、有智慧、有魅力。

（2）系統組織學生社團活動，挖掘并整合學生社團隱性文化。高校社團文化建設的主體是學生，要充分發揮社團骨干的作用，通過他們的言行吸引更多的同學加入社團。這就要求學校重視對社團骨干的培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社團骨干隊伍素的高低直接影響社團的形象和社團工作的質量，必須注重社團骨干隊伍的建設，加大對社團骨干隊伍的選拔和考核力度，實行公平競爭和公開選拔制度，特別是社團干部的管理辦法和考核條例，從制度上提倡社團干部應具備實事求是、腳踏實地、深入同學的工作作風，同時也要重視提高其文化藝術素養，組織協調能力、溝通管理技巧，使他們成為社團文化建設的生力軍，推進社團文化建設上檔次、上水平。

（3）塑造新型后勤組織文化。作為一個組織，高校后勤應該更多的體現企業的精神和文化，一個優秀的企業其企業文化是企業管理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對企業的成功與否具有深刻的影響作用。高校后勤要成為高校發展的有力保障，要達到后勤服務育人的目標，必須要建立自己的企業文化。高校后勤的服務對象主要是離家求學的莘莘學子和教書育人的老師，服務對象的不同決定了企業定位的不同。要建立成功的后勤企業文化：首先，后勤的領導者要倡導一種文化，做“文化的創造者”或“推行者”，一個領導者對本部門的文化走向和文化積累起著關鍵的作用，在每一成功的組織中都可以看到這種優秀的領導者所留下的烙印。第二，建立優秀的后勤文化，從根本上說是要提高和造就一支適應后勤社會改革要求的高素質隊伍，必須全心全意依靠職工發展先進文化。要造就一支政治強、業務精、作風正的高素質后勤隊伍，要加強職工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職工的思想道德素質。通過對職工進行思想道德教育，使職工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要引導職工堅持服務和育人的正確方向，幫助職工轉變觀念，增強市場觀念、競爭觀念、效益觀念、法制觀念，樹立良好的后勤風氣。還要提高職工的科學文化素質，后勤工作同樣需要廣博深厚的學問，后勤工作本身也是一門學問，絕不能將后勤工作看作是一種簡單的機械勞動。后勤服務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個系統工程的完成必須要靠大家的齊心合力、合理安排；同時必須實事求是，后勤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實實在在地落實到具體細節上的事情。要樹立新的學習理念，后勤是學校、同事是同學、領導是老師、工作是作業、工資是助學金，進入高校后勤就得從培訓開始，并且培訓將伴隨著在此工作的全過程。通過培訓，讓新的服務理念、新產品、新服務方法贏得師生的認可，使高校后勤為高等教育發展做出長久的貢獻。

3.5 整合行為文化中的隱形系統文化

人際關系是學校行為文化的重要內容，教師之間良好的人際關系能夠實現教與學的雙贏。良好的人際環境是一種隱性的精神力量，有利于培養學生積極的情緒體驗，促進學生的發展，提高教育教學質量。學校文化的主要載體是人，學校主隱文化主要靠學校群體成員傳承，尤其是教師群體。我們知道，人的態度在群體中存在類化的現象，當學校中多數人的態度或價值觀念等一致時，必然會影響學校中的其他成員，迫使態度或價值觀念與之不相符合的個體改變自己原有的態度或價值觀念或順從，而學校的主要隱性文化則是要使某種觀念在學校群體中達到一定的附著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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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案審理中，合議庭對被告帶薄某去公安機關途中沒有盡到合理注意的管護義務，應對這種不作為引起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沒有異議，但對被告是承擔全部賠償責任還是部分賠償責任，以及在承擔部分責任時如何確定賠償的份額等問題產生了較大分歧。

第一種意見認為，既然公安機關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就不存在賠償份額的劃分。這是因為，公安機關承擔的是行政賠償責任而非民事賠償責任。國家賠償法確立的是違法責任原則，只要違法行使職權造成損害的，就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第二種意見認為，公安機關應承擔行政賠償責任，但薄某系自行跳車頭部觸地身亡，其本身也有過錯，全部由公安機關承擔賠償責任于理于情都讓社會難以接受，因而主張公安機關承擔主要賠償責任。

第三種意見，即筆者觀點，認為公安機關應承擔行政賠償責任，按國家賠償法的賠償標準計算，由公安機關承擔全部責任的十分之三。其理由及相關理論涉及兩個問題，一是對行政不作為賠償歸責原則即行政賠償歸責原則的理解；二是行政不作為賠償責任劃分的依據。現就以上兩個問題分述如下。

一、對行政賠償歸責原則的理解

首先，我國國家賠償法將違法行政作為行政賠償責任的歸責原則，并不意味著否定過錯責任、無過錯責任、公平原則，實行簡單的客觀歸責主義。國家賠償法第二條規定：“國家機關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違法行使職權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國家賠償的權利。”這里的違法歸責原則，指的是行為違法，而不是結果違法。違法歸責原則與過錯原則既有區別又有同一之處。有學者指出，違法是過錯的一種表現，違法責任是過錯責任的延伸。在一定意義上，違法責任與過錯責任在內涵與外延上相同，因為法律規范包含著國家的價值取向，過錯觀念已融于法律規范之中。如的行政侵權責任，理論上普遍認為行為是違法的行政行為。但是，這一行為的構成卻不是以客觀上的違法性為標準來判斷的，而是以行為人主觀方面的過錯為標準。“違法”，意味著不符合法律所認可的行為準則，本質上應認定有過錯，這與傳統的有過錯就有責任的觀念相一致。作為行政賠償訴訟，在實施行政訴訟法以前是由民法予以調整的。因此，以違法歸責原則作為行政機關承擔全部賠償責任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其次，從不作為行為造成損害的特點看，在某些案件中行政機關亦不能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一是行政不作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消極的行政行為。行政機關不履行、遲延履行法定職責，不盡法定義務，疏于管護，其中有的是僅僅導致相對人合法權益侵害的擴大。如甲毆打乙，公安人員沒有及時制止，導致乙受到的傷害加重。二是行為與損害在因果關系上具有相對性、條件性。不作為行為往往與相對人的行為或自然等因素結合才能引起損害結果的發生，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案件中，不作為行為對損害的發生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復》中明確指出：“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當考慮該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本案中的薄某死亡，是由多種原因造成的，或者說是其他因素的巧合，不僅僅是公安人員不作為一種行為的作用造成的，因而不應由公安機關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筆者認為，在過去的審判實踐中存在著一種誤解：對國家賠償法中規定的行政賠償，不全面考慮行政機關違法行為與受害人自身行為及其他因素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只要屬于該法列舉的應予賠償的情形，被告均應承擔百分之百的賠償數額，把這種行政賠償的審理完全等同于只審查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這是錯誤的。國家賠償法立法本意也并非不分個案的具體情況，統統按照其第四章中規定的“計算標準”不分責任大小全部由被告方承擔。該法第三條、第四條中的“有取得賠償的權利”，也并非等同于由行政機關全部承擔賠償責任。正確的理解應是：受害人的損害完全是由行政機關違法行為造成的，行政機關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受害人的損害發生是由其故意行為造成的，行政機關則不承擔賠償責任，如該法第五條、第十七條第（五）項的規定；對“一果多因”的，行政機關只對其違法行為造成的那一部分損害承擔賠償責任。

二、行政不作為賠償責任劃分的標準

行政不作為賠償責任的劃分，與其賠償數額大小的確認是密不可分的。因而，《批復》中的“在確定賠償數額時，應當考慮該不履行法定行政職責的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應作為劃分責任大小的標準。該規定具體考慮兩個方面：一是行政不作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所起的作用；二是其他因素。這里的“所起的作用”，是按作用的主、次來分的：“其他因素”，應該包含因客觀條件的限制對行政職權實施的影響、不可抗力以及相對人自身的過錯等。具體來說有以下幾個方面：

1.對不作為行為在損害發生過程和結果中起決定作用或者說是主要作用的，行政機關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起次要作用的，則承擔相應的部分責任。如某甲事發前請求公安機關采取措施制止某乙對其財物的打砸行為，公安機關不予阻止，違背了人民警察法第六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的規定，公安機關應承擔全部賠償責任。

2.損害的發生是由行政機關和相對人雙方原因造成的，則應采取過失相抵原則決定行政機關賠償責任的大小，如相對人申請許可、救助不及時，情況反映有出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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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即凡事必須有個規劃或計劃。個人如此，行政主體亦是如此。在現代社會，國家活動范圍的擴張、可供使用的資源和資金的短缺、以及多元社會中不同利益的發展，客觀上要求行政主體采取措施以統一步調、有的放矢。行政規劃正是這樣一種重要的行政手段，它不僅可以確定各行政主體的共同目標，使行政資源作最有效的利用，而且可以在其擬定過程中廣納各方意見，集思廣益，從而有利于現存問題的解決。但目前我國法學界對行政規劃的研究尚十分薄弱，亟待加以認真對待和深入研究。

一、行政規劃的界定

對于何為行政規劃，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界定，并形成了以下幾種主要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行政規劃與行政計劃相同，并在借鑒日本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對行政規劃作了如下界定：“行政規劃，也稱行政計劃，是指行政主體在實施公共事業及其他活動之前，首先綜合地提出有關行政目標，事先制定出規劃藍圖，以作為具體的行政目標，并進一步制定為實現該綜合性目標所必需的各種政策性大綱的活動”。[1]（P208）

第二觀點重點強調了行政規劃的目的，認為行政規劃“系指行政機關為將來一定期限內達成特定之目的或實現一定之構想，事前就達成該目的或實現該構想有關之方法，步驟或措施等所為之設計與規劃”。[2]（P800）

第三種觀點則在考察行政規劃過程的基礎上，認為“行政規劃行為”是指“為了以最好的方式實現根據現有條件確定的目標而進行系統準備和理性設計的過程，是為了實現特定的制度設計而協調各種不同的，甚至相互沖突的利益的過程。”[3]（P180）

以上幾種界說雖然都有其合理成分，有助于人們認識行政規劃的一些特征，但由于它們并沒有明確地揭示出行政規劃的本質屬性及其相關界限，因而存在著明顯的缺陷。我們認為，在對界定行政規劃時，需要遵循科學界定的一般規律，應該考慮這如下幾個方面的客觀因素：

1.規劃作為日常用語的涵義。就日常用語而言，計劃與規劃是近義詞，人們甚至常常在同等意義上使用它們。計劃，是指“人們為了達到一定目的，對未來時期的活動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可分為各種類型，如經濟計劃、軍事計劃、各部門計劃、地方計劃和企業計劃等。”[4]（P1089）規劃，“亦作‘規畫''''，謀劃；籌劃。《宋史亞·張泊傳》：”泊捷給善持論，多為準（寇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淡泊于上''''，后亦指較全面或長遠的計劃，如科研規劃、十年發展規劃。“[4]（P4089）可見，規劃與計劃相比，更強調部署與安排的全面性和長期性。我們在法律術語中應用這兩個概念，不能脫離這兩個詞的基本涵義。

2.專業術語與日常用語之間的區別。作為法律術語的“行政規劃”與日常用語意義上的“計劃”或“規劃”也可以有所不同，沒有必要將日常用語意義上的全部“計劃”或“規劃”都納入“行政規劃”的范疇，而可以只選擇其中需要法律予以控制的那一部分作為“行政規劃”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行政規劃”的范圍可以有其特指的部分，其范圍可以小于日常用語中的“計劃”的范圍。因此，筆者認為“行政規劃”不應包括那些沒有必要通過法律予以規范的“計劃”或“規劃”。

3.行政規劃作為一種規范的法律術語，還應該同其他相關的一些法律術語區分開來。如在實踐中，有些指導性的計劃，目的在于起指導作用，僅僅是規定人們努力的一種方向。雖然在日常用語上是“計劃”或“規劃”，但實質上是“行政指導”。因此，我們界定“行政規劃”時，有必要將這類“指導性的規劃”排除在行政規劃的內涵之外，否則容易導致“行政規劃”與“行政指導”這兩個概念的部分重合。還有就是，許多抽象行政行為也是關于“對未來時期的活動所作的部署和安排”，如某城市為了保證城市的良性發展，規定新建的樓房不得高于18層等。我們在界定行政規劃時，也沒有必要將以抽象行政行為方式制定的規劃納入其中，以免概念的混淆。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行政規劃是指行政主體為了實現特定的行政目標，而作出的對行政主體具有約束力、必須采取具體措施在未來一定期限內予以實現的、關于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之事務的部署與安排。按照這個定義，行政規劃具有如下幾層涵義：第一，行政規劃的主體是行政主體。立法機關以立法的形式所通過的關于某一領域事務的“計劃”或“規劃”不是行政規劃。第二，行政規劃的目的是為了實現特定的行政目標。如加快城市的公共實施建設、促進當地經濟的發展、使城市的布局更加合理等。第三，行政規劃對行政主體具有約束力。任何行政規劃一經確定，就對行政主體具有約束力，非因法定理由、非經法定程序，不得違反和變更。第四，行政規劃的對象具有執行性和總體性。行政規劃作為一種部署與安排，不同于一般的計劃和安排，它不僅必須采取具體措施在未來一定期限內予以實現即具有執行力，而且還是關于某一地區或某一行業之事務的總體規劃。

在日常生活中，行政主體可以作出很多種類的規劃，但這些規劃并非都有通過法律予以規制的必要。從性質上，行政規劃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具有外部約束力的行政規劃。此類行政規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直接的影響，具有要求行政相對人必須遵守的效力，且往往是行政主體采取其他行為的依據和前提條件，如根據城區改造規劃而作出對某居民小區予以拆遷的決定等。對于此類行政規劃，從性質上分析，一般并不直接針對行政相對人，而是針對規劃對象作出一種部署與安排，因此，應屬于“對物行政行為”的范疇。另一種是不具有外部約束力的行政規劃。這種類型的行政規劃主要是各種關于公共設施建設、公有投資方面的行政規劃，如關于三峽工程的行政規劃、某市投資開發旅游區的行政規劃等。此類行政規劃并不直接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影響，對行政相對人也沒有直接的約束力，但對行政主體還是具有拘束力，此類行政規劃一經確定，就要求行政主體采取積極的措施予以實施。由于這類行政規劃不具有外部約束力，而是通過行政主體自己實施該行政規劃而對行政相對人產生事實上的影響，因此應屬于行政事實行為。

無論是對外具有約束力的行政規劃還是對外不具有約束力的行政規劃，事實上都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影響，如果運用不當，則勢必對相對人的權益造成侵害。因此，行政規劃作為現代行政一種重要手段，既可以成為造福人民的工具，同樣也可以成為侵害人民權利的利器。為了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非法、不合理的行政規劃的侵害，有必要對其予以法律控制，使其再法治的軌道上運行。同時，行政規劃必然涉及到公共資源的利用，合理、科學的行政規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發揮公共資源的效用，而不合理的行政規劃只能造成公共資源的不合理利用。因此，通過對行政規劃予以法律控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科學、不合理的行政規劃的出現，從而達到合理利用公共資源的目的。而對于行政規劃的法律控制，可以有實體控制和程序控制兩種方式。但由于行政規劃是根據具體情況架構和作為行政目標的發展藍圖，要想事前用法律條文對規劃內容加以實體法上的制約，也只不過是提示抽象的方向性或判斷要素等，對行政提示裁量準則而已，所以，對規劃制定權加以實體法的制約有一定的限度。[5]（P564）基于實體法控制的局限性，在現代各國，一般主要通過法律、法規制定行政規劃所必經的程序來對行政規劃予以法律控制。如德國、韓國和我國的臺灣地區都在《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規劃應該遵守的程序作出了詳細的規定。行政程序在控制權力的濫用、增強規劃的科學性方面有著實體控制無可比擬的優勢，因此對行政規劃予以程序控制更具有可行性。

二、行政規劃的擬定

對行政規劃的程序控制主要是通過制定一系列行政規劃在實施前必經的程序規則來進行的，即要求行政規劃必須嚴格遵守其擬定程序和確定程序。行政規劃的擬定程序具體包括如下內容：

1.行政規劃目標的確定。行政規劃是為了實現一定的行政目標而作的一種部署和安排。無目標即無規劃，因此，確定目標是行政規劃的第一個步驟，也是比較關鍵的一步。在確定行政規劃的具體目標時，必須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結合本地區或本部門的實際情況，確定一個合理的目標。行政規劃的目標最終需要由行政主體來確定，但行政目標的提出卻可以有多種途徑。在我國，既可以人大代表提出，也可以由行政主體的內部人員提出，還可由社會公眾提出。

2.行政規劃方案的草擬。在明確了行政規劃的目標以后，即進入行政規劃方案的草擬階段。草擬方案質量的好壞，直接決定了行政規劃最后是否成功。為了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質量，必須對行政規劃方案草擬者的素質提出嚴格的要求。這除了可以通過提高行政主體內部規劃擬定機構的人員素質來實現外，還有一個途徑就是實現行政事務的社會化，通過“課題委托”的方式由非行政機構來擬定行政規劃方案。雖然我國行政機構的人員素質在逐步提高，但很難在短時間內將行政機構的人員素質提高到相當的高度，很難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質量，更妄談使其擬定的方案成為最好的方案。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質量，筆者建議可以通過招標的方式而由具備條件的非行政機構來擬定行政規劃方案。對于許多非官方的研究機構以及大專院校而言，與行政主體內部的規劃擬定機構相比，它們人才儲備充足、素質較高，并在不同程度上具備了擬定科學、合理的行政規劃的能力。因此，行政主體通過招標、競標的方式將行政規劃擬定方案的任務交給它們，可以充分發揮這些機構在人力資源方面的優勢，只要明確各自的權責利關系，完全可以制定出理想的行政規劃方案。此外，與行政主體的內部機構擬定行政規劃方案相比，由非行政機構擬定行政規劃方案所需的成本更低。由非行政機構擬定行政規劃方案，可以減少行政人員的編制、節約更多的財政資金。因此，這種作法是值得借鑒與提倡的。而且我國的上海與深圳等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這種作法，并收到了較好的效果。

3.行政規劃方案的論證。行政規劃是一項重大、復雜的行政事務，因此，為了使行政規劃更科學、更合理，有必要在保留我國現行的“個人負責制”的基礎上，更多地引入集團決策的思想。而充分考慮、吸收各方面的意見，是應用集團決策思想、增強行政規劃的科學性與民主性的重要手段。行政規劃的論證可分為兩種，一是行政規劃方案的非正式論證。作為社會參與管理行政事務的一種方式，各種非正式論證在我國得到了廣泛應用。這些種類的論證在集思廣益、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利益關系、贏得公眾的支持等方面都有著非同尋常的作用。因此，作為我國的一種優良傳統，應該通過程序法的規定而將其作為一種法律制度保留下來，以充分的發揮其作用。其中，各派的民主協商和各方面專家的論證是非正式論證的兩種最主要的方式。二是行政規劃方案的正式論證，即由獨立的機構進行可行性評估。擬定行政規劃方案的目的是為了實施該方案，因此，可行性應是行政主體在選擇行政規劃方案時一個十分重要的標準。而保證行政規劃方案可行性的有效途徑之一就是對其進行可行性評估。一些經濟發達的國家，總結多年管理的經驗，充分認識到可行性問題的重要性，并制定了比較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措施。[6]（P174）。因此，為了保證行政規劃方案的可行性，筆者認為，應在我國建立由獨立的第三機構進行可行性評估的制度，而評估的內容應包括行政規劃方案是否具備政治上的可行性、經濟上的可行性、技術上的可行性、行政上的可行性、法律上的可行性等。

三、行政規劃的確定

行政規劃的確定程序是當代各國行政程序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在于“籍程序之參與及進行，使計劃能集思廣益，考慮更為周詳，而使最終確定之計劃內容合理妥善，俾于具體實施計劃內容時順利進行，而達預定之目標。”[2]（P805）德國、我國臺灣地區的行政程序法都規定了行政規劃的確定程序。我國未來的行政程序法也應當將這一內容納入其中，并在借鑒西方各國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國情，構建我國的行政規劃確定程序。筆者認為，我國的行政規劃確定程序應由以下幾個部分組成：

1.行政規劃確定的申請。行政規劃的方案擬定后，需由方案的擬定主體交給其直接的上級機關，從而啟動行政規劃的確定程序。為了保證程序的公正性和所確定的行政規劃的合理性，行政規劃的確定不應由規劃的擬定主體自己進行，而應由其上級機關來作出確定裁決。若行政規劃的擬定涉及其他行政主體職權的，則擬定方案應交由他們的共同上級機關，由其進行確定裁決。

2.行政規劃的公告。公布行政規劃方案，是為了讓公眾在聽證會舉行前對行政規劃方案有足夠的了解，是保證行政相對人參與權的需要。因此，應該在聽證會舉行前的一定時間內將行政規劃的初步方案登載于政府公報或其他的媒介上，并應當允許公眾查詢，從而保證公眾能夠通過正常的途徑獲悉行政規劃方案的具體內容。如《德國聯邦行政程序法》（1997）第73條第2款規定：“聽證機關可以決定將規劃展示于預計受規劃影響的鄉鎮1個月，以供人查閱。如當事人的范圍明確，且在一適當期限內已將規劃供其查閱的，可拒絕展示規劃。”[7]（P192）對規劃方案的公布，還應同時公布以下內容：第一，需要展示行政規劃方案的，告知展示行政規劃方案的時間和地點。第二，告知利益受影響的行政相對人在一定的時間內提出書面異議，并提交給聽證機關。此措施是為了便于行政聽證機關掌握爭議的焦點，從而使行政聽證能夠有的放矢，節約時間與金錢。第三，告知愿意參加行政規劃聽證的公眾應在一定的時間內到聽證部門進行登記。但行政聽證機關也可依職權主動通知行政相對人參加聽證會。

3.行政規劃的聽證。行政聽證是現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是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程序的重要形式。通過向行政機關陳述意見，并將之體現在行政決定中，行政相對人能動參與了行政程序，進而參與了影響自己權利義務的決定的作出，體現了行政的公正和民主。行政規劃確定前的聽證對于保證行政規劃的合理性、公正性、避免其侵害行政相對人的權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國，行政規劃聽證應由行政規劃的確定主體主持，即其擬定規劃主體的直接上級行政機關主持。從各國的規定來看，行政主持人的選任主要有兩種做法，一種是美國的行政法官制，另一種是由行政機關的首長或指定的人員擔任，而采用后一種做法的國家和地區占絕大多數。[8]（P217）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我國應采用由行政主體的首長或指定的人員擔任的做法。但為了使行政相對人在聽證會中的意見能被行政規劃的確定主體真正的聽取，應對聽證主持人的資格作出一定的限制：第一，主持人必須能夠參與行政規劃方案的最終確定，最好是由行政規劃確定機關的首長擔任。這樣可以使行政相對人的意見能夠直接傳遞給行政規劃方案的最終確定者，使行政相對人的意見被充分聽取，也更能調動行政相對人參與行政規劃聽證的積極性。第二，行政規劃聽證的主持人沒有參與行政規劃方案的擬定。這項限制主要是為了避免聽證主持人“先入為主”、不能充分聽取行政相對人的意見，從而使行政聽證流于形式。

此外，為了擴大公民對行政程序的參與，行政規劃的聽證應允許盡可能多的利害關系人參加，即凡在行政規劃影響范圍內的個人和組織均應有資格參加行政規劃的聽證。當然，由于行政規劃涉及的范圍較廣，符合聽證條件的參與人的人數一般而言也較多，所以，對聽證參與人的數目也有必要予以合理的控制。筆者認為，在人數眾多的情況下，對于利益受到行政規劃直接影響的人，應盡可能地優先安排其參加聽證。而在因條件所限，確實不能使利益直接受到規劃影響的所有行政相對人參加聽證、需要由他人代表時，聽證主持人應合理安排代表各種不同利益、不同意見的代表，避免出現部分行政相對人利益受到直接影響、不能參加聽證而意見又無人代為表達的情況。

4.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是行政規劃的確定機關在進行聽證后針對行政規劃方案所進行的裁決。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是行政規劃產生法律效果的前提條件，沒有經過確定程序的行政規劃不具有法律效果，不能被實施，否則就構成違法。為使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在聽證的基礎上作出，應規定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必須遵守“案卷排他性原則”。[9]行政規劃方案合法、合理，且行政規劃方案的擬定主體對行政相對人提出的異議進行了合理的解釋或采取了相應的措施的，行政規劃的確定機關應裁決該行政規劃方案合法有效，否則應裁決不予通過該行政規劃方案。

行政規劃除必須按以上的程序進行外，其變更、廢止等也必須按照相應的程序進行，以最大限度的從程序上保證行政規劃的合法、合理。

四、行政規劃的救濟

通過程序限制行政規劃權的濫用無疑是有效的，但僅僅依靠程序控制是不夠的，還必須建立有效的法律救濟機制。因為行政規劃在法律性質上并不能單純的歸入某一類傳統的行政領域，因此，必須根據行政規劃的自身特點建立相應的法律救濟機制。筆者認為，對行政規劃的法律救濟，應通過以下幾種方式進行：

1.針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的訴訟救濟。行政規劃在確定裁決前尚不具有法律效力，并不會對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產生影響，因此，在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前不能對其進行法律救濟。而在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作出后，可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提訟。這是因為行政相對人與行政主體的法律關系因該確定裁決而確定，且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一般被認為是由裁決機關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確定計劃裁決在法律性質上為行政機關就特定具體事件（即具體行政計劃）所為之單方行政行為（即核準之決定），其行政相對人為特定人或可得特定之多數人，且對外直接發生法律之效果，因此，屬于一種具有設定法律關系為內容的形成性質之行政處分。”[2]（P809）而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能夠提訟也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的通行做法。因此，我國也應該規定對行政規劃的確定裁決可以提起行政訴訟。

2.針對行政規劃的變更或中止而提起的信賴保護救濟。行政規劃是對未來的預期行為，雖然行政規劃應當盡量避免變更或中止，但是隨著社會政治、經濟形式的變化，在某些情況下變更甚至中止某些行政規劃是不可避免的。這些變更或者中止在大多數情況下并不產生違法的問題。但是，另一方面，對于根據相應的行政規劃所提出的內容而行動的私人來說，有時會由于變更、中止造成其到目前為止的投資都是徒勞的，導致對私人不利的現狀。[10]（P156）根據信賴保護原則，行政主體中止、變更行政規劃的行為導致了行政相對人信賴利益的損失，因此，行政主體應當承擔補償責任，如果行政主體沒有給予相應的補償，那么行政相對人可以針對該不予補償的行為申請法律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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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我國的城市規劃作為工程技術已十分完善。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我國已頒布《城市規劃法》，但作為行政法的城市規劃，其發展仍然沒有較大的進展。“我國城市規劃立法均有這樣一個普遍的特征：重實體性內容的規范，輕行為實體的約束”(張萍，2000)。姚昭暉(2004)在總結規劃管理體制存在的問題時提到，城市規劃目前存在動機的庸俗化、內容的技術化、過程的簡單化、調整的自由化等問題。這些均說明我國目前的城市規劃作為行政法是存在缺憾的。

作為對物質要素層面進行控制的城市規劃，面對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投資主體的博弈，其作用顯得十分乏力，規劃調整的自由化隨之產生。城市規劃在處理個體案例時，要么因過于剛性而顯得僵化，要么因自由裁量權過大而顯得隨意。法定規劃與指導性規劃的界限模糊，導致一任領導一個規劃，規劃的多變成為一個常見的現象。由于規劃編制與審批的效率低下，規劃“滯后”成了社會評論規劃的常用語，也成了規劃在地域空間上遭到肢解的借口。規劃的編制程序和實施過程由于缺乏公眾參與，公民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這些均是作為行政法的城市規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所面臨的困惑。

1.2城市規劃的復雜性

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城市規劃制度，必須認識到城市規劃的復雜性。城市規劃的復雜性可從4個方面來認識：①產權的多元化帶來了利益的多元化；②未來的不確定性；③整體性和全面性，即城市的全面發展能提升城市的競爭力；④規劃中體現出來的人文精神，即城市規劃應公平、公正、透明地介入社會經濟的發展之中。這些都使得城市規劃如何干預城市發展、如何更好地為城市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等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作為工程技術的城市規劃已難以適應引導與控制城市發展的需要，因此我們應從規劃行政權的角度來認識城市規劃。如何規范城市規劃的行政行為，如何建立高效的城市規劃制度變得十分重要。規劃行政權的發揮與制約，規劃行政的效率與效益，對公民合法財產和合法權益的保護，應是目前作為公共行政管理的城市規劃要研究的課題。

2積極行政與有效制約

2.1宏觀調控與政府職能

城市規劃是政府干預市場的一種重要手段。政府的基本職能是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其基本作用是調控宏觀經濟，促進競爭，維護法權，并提供公共物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完全競爭”和“信息不對稱”是導致市場失靈的重要原因。市場機制無法解決經濟的外部性問題和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給問題，這是政府介入經濟發展的重要依據。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政府在現代經濟增長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在培育國家競爭力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國研中心，2001)。如果一個地區沒有高效的政府行政服務，就難以引進更多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從而導致該地區的競爭力和就業率的下降，甚至造成資金、技術和人才的流失，最終會制約城市的發展。經濟學界認為，發展中國家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政府引導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并且政府和市場是相互補充的關系。雖然政府可以在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對政府的有效性的評價，在很大程度上要以市場的有效性為標準(國研中心，2001)。在新公共管理范式下，關于政府職能的爭論焦點是政府如何介入社會經濟的發展(張剛，2003)。

2.2積極行政與制約機制

積極行政在制定城市發展戰略和引導城市發展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國的經濟學界在討論市場“失靈”的同時，也討論政府“失靈”。在培育市場、加速工業化、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過程中，重要的并不是政府所發揮的作用的大小，而是其“定位”和“范圍”的合理性，……最重要的是政府要創造有效率的市場環境(國研中心，2001)。因此，在發揮城市規劃積極作用的同時，也應對城市規劃行政權進行制約。

傳統行政的法治理念是對自由裁量權的限制，運用的是控權論的思想。而新的行政管理則是強調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之間的交流和溝通。羅豪才等學者在分析現代行政法的發展趨勢時提出平衡論，認為：“現代行政法應當在維護、監督行政主體依法行政與保護公民、法人、其它組織的合法權益之間，謀求一種平衡—一種通過對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有效激勵與制約，實現行政權與相對方權利的結構性均衡，以兼顧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確保社會的持續穩定發展”(羅豪才，2004)。平衡論強調通過博弈實現權利和義務的動態平衡、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的平衡，既要防止公民權的濫用，同時也要防止行政權的濫用。而平衡的取得依靠的是公眾參與，在充分陳述和辯論的過程中取得妥協或共識。依據積極行政和平衡論的思想，城市規劃的行政應是引導型、參與性、效率性和服務型的。

3權利保障與行政效率

3.1產權保護與公眾利益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城市投資主體多元化、財產權多元化產生了利益多元化。城市各要素是相互聯系的，其外在影響普遍存在。外在影響既包括正面影響也包括負面影響，它影響了相鄰土地的發展。土地開發時序、公共設施建設時序均影響了土地的價值。多元的利益主體謀求利益的最大化，使得作為城市發展資源配給機制的城市規劃，面臨多方利益的博弈。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一項重要職責是界定和維護產權。要使城市和諧發展，城市規劃應致力于產權的保護和公共利益的維護。

城市規劃對土地的財產權進行界定、保護及控制是城市發展的基本要求。城市規劃可將大產權地塊劃分為多個小產權地塊，也可將幾個小產權地塊整合成一個大產權地塊。同時，城市規劃還應根據發展戰略對土地發展權進行確定，根據公共利益對房地產權做出相應的規定。城市規劃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對房地產產權的界定、維護和“侵害”的過程。但這種“侵害”是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的。因此，城市規劃也自然成為一種對財產權進行管理的法規和對財產權進行制約的機制。現代物權制度的核心是界定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同時物權的自由性和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國家與公共利益的制約，以謀求個體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協調發展，其關鍵是在私有產權和公共利益之間取得平衡。城市規劃正是通過發展權的配給、相鄰關系的確定、公共利益的維護、財產權的保護，來維持城市的健康和有序發展。

3.2權利保障與行政效率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外部性的普遍存在足以說明，一方面是公民權的濫用，另一方面是公民權保護的乏力。和行政權濫用一樣，公民權的濫用不僅會侵害其他公民的權利，同時會侵害公共利益。保障公民權應在維護公共利益的前提下，給公民最大的自主和自由(羅豪才，2004)。要處理好個體利益和公共利益的關系，這要求管理者既不能片面強調公共利益，也不能置公共利益于不顧，應讓市民廣泛參與，在利益博弈和協調中尋找平衡點。

然而，保障公民權利的程序可能影響行政效率(應松年等，2004)。效率是一個中立的概念，指廣義的投入和產出的關系。在公共行政管理的理論中，效率是一種基本的價值觀和目標。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新公共管理運動中，效率也是行政管理的一個重要特征。英國和美國所進行的行政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在保證公平、公正的前提下，追求行政管理的效率。可以說，經濟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經濟競爭，同時也是政府效率的競爭。但是，“對于公共組織，尤其是政府組織來說，過分強調效率，甚至將其視為一種終極的價值觀，不可避免地要與公共組織的其它價值標準如正義、公平和參與產生沖突，這種沖突也是公共行政范式不同組分間內在緊張性的根源”(張剛，2003)。放松管制，也可使經濟實現短期繁榮，但行政法的實踐表明，自由放任經常會引起經濟的波動和社會的無序(羅豪才，2004)。英國的新自由主義城市規劃實踐表明，放松管制將帶來環境污染和交通問題。

因此，城市規劃制度的設置不僅要考慮行政的效率和效益，而且還要考慮公平、正義和秩序。

4城市規劃過程

4.1規劃過程

城市規劃的作用在于對未來的預測和引導。目前的城市規劃存在重實體、輕程序、輕過程的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多種因素的影響，城市規劃很難對未來進行準確的預測。這要求城市規劃應具有漸進的理念。城市規劃不僅要有終結目標，而且還應具有程序性和過程性。這種過程既包括實施的過程，也包括決策的過程。對于實施的過程，城市規劃既要重視遠期目標，也要重視近期目標，并且規劃須根據發展形勢的變化不斷進行調整和修正。對于決策的過程，參照行政學中的行政過程論(湛中樂，2004)，城市規劃過程可被定義為：城市規劃行政主體和其他規劃參與者(如立法機關、利益集團、大眾媒體、公民)行使各自的權力或權利，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設定并實現政府城市發展政策目標的活動過程。它是各個法律主體之間在城市規劃編制、實施、監督和法律救濟等階段相互作用的過程。

4.2公眾參與

西方城市規劃中的倡導式規劃和溝通式規劃是通過公民的參與、知情和監督，為公眾提供表達和參與的機會。政府通過規劃信息的、資料的提供和規劃的公開展示，減少規劃信息的不對稱性，有利于公民的參與，并形成平衡的城市規劃機制。隨著公民素質的不斷提高和參與能力的不斷增強，城市規劃可逐步具備社會利益表達機制、社會利益平衡和協調機制。在規劃編制階段的公眾參與，有利于城市規劃更好地表達公共利益，而在建設項目的規劃許可階段的公眾參與，則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權益，并通過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使公民的相關權益得到救濟。

4.3城市規劃程序與行政效率

提高城市規劃的行政效率應是社會、經濟發展對城市規劃的基本要求。梁鶴年(2000)在研究加拿大的開發管理程序時指出，開發程序對開發者而言，程序步驟越多，時間越長，開發成本越高，市場越難把握，開發越沒有可預見性。規劃的程序無疑直接影響行政的效率。在新公共管理的實踐中，在更好地維護公共利益的同時，應追求審批效率，即簡化程序、縮短時間和增加透明度。影響規劃程序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公眾參與的過程。公眾既可包括個人，也可包括利益集團和專家群體。公眾參與既可維護利益相關人的權益，也在如何尋求公共利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過短的公眾參與時間，不利于公眾意見的表達。應松年等人(2004)認為，制定行政程序法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保護公民程序性權利，二是提高行政效率。行政管理部門應在保證相對人的基本權利的前提下，盡快做出行政決定。

處理規劃矛盾的最佳辦法“不是在收到開發者的申請后，才多開會、多聆聽，而是在制定總體規劃方案和管理程序上多考慮、多研究、多咨詢”(梁鶴年，2000)。這說明規劃方案和程序的重要性。城市規劃編制的質量特別是科學性和民主性，將影響建設項目的行政許可的質量。行政程序應符合權利保護與行政效率的雙重要求。一般而言，抽象的行政行為優先考慮公平、公正，同時兼顧效率；具體的行政行為則應優先考慮行政效率，兼顧公平。城市規劃編制應設置包括公眾參與的程序，而建設項目的審批可在正式程序的基礎上配以簡易程序、協商程序等非正式程序，以提高行政效率。

5法定規劃與指導性規劃

5.1法定規劃

法定規劃的價值取向應重在公平和權利保護，兼顧效率。對物權的保護與制約應以法定的城市規劃為依據。根據西蒙的有限理性的理論，任何組織不可能獲得完全真實的、充分的市場信息，規劃須根據發展形勢的變化不斷地調整和修正，而作為規劃行政許可依據的城市規劃應是確定或穩定的。因此，規劃的制定既要給行政機關留有自由裁量權，以根據市場發展的變化及時調整規劃；又要防止行政機關頻繁修改規劃，不利于物權的保護，影響行政相對人的利益(王克穩，2004)。由此可見，規劃的“穩定與變化”的雙重特性要求將穩定的法定規劃和適應市場變化的指導性規劃相分離；同時要求規劃不僅僅是描繪遠景藍圖，更重要的是要使規劃程序法制化。

中國目前以城市總體規劃為法定規劃。而大城市的總體規劃內容比較寬泛，不適于作為法定層面的規劃。而控制性詳細規劃太細致，不利于城市規劃適應市場的變化。筆者建議小城市采用總體規劃，而大中城市采用分區規劃作為法定規劃(法定圖則)。在規劃編制時，對于建成區應充分重視現有的財產權，以財產權地塊為基本單元，合理確定財產權地塊和綜合發展地塊。綜合發展地塊的確定應征求財產權當事人的意見。在管理制度方面，可建立公眾參與的規劃委員會。

5.2指導性規劃

目前，我國的指導性規劃和法定規劃的界線難以區分。面對迅速多變的市場，城市規劃的修改或修編也常常發生。為此，我們應將法定規劃和指導性規劃分離。法定規劃應處于相對穩定之中，而指導性規劃要適應日益多樣化的城市發展的需要。指導性規劃可采用形式多樣、追求效率的模式。如近期建設規劃可被制定成指導性規劃，作為政府近期的行動目標或行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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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一、族裔屬性斗爭中的文化政治學

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所反復確立的就是主奴辯證法，主人在征服他人的過程中確立自己的主體意識和精神強勢，他者則在長期的蒙昧狀態中失去自我獨立精神。英國小說家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就是最明顯的文本表征。魯濱遜和星期五間的關系很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人們通常從魯濱遜的冒險開拓精神角度進行解讀，從而掩蓋了這一本質現象。解構主義、后殖民主義理論啟發了大批邊緣學者，他們開始把種族當做一個復雜的文化范疇，對其進行質疑、解構，“作為一個歷史轉折點，20世紀中期的民權運動(TheCivilRightsMovement)使大批西方少數族裔獲得一種族性覺醒，他們中間的精英分子開始意識到自身的種族身份在整體文化觀念中嚴重錯位。為此，他們一面在政治領域發起抗爭，不斷要求主流社會正視種族問題，一面又在學術領域展開持續的反思、批判與創新。”他們開始質疑、顛覆、重構西方所謂的文學經典，揭示滲透在文本結構、故事情節和道德教誨中的種族等級制，進一步加深了文學分析的力度、深度，也拓寬了讀者的視野。開始了對主流文學中所存在的習以為常的、隱含的種族歧視和偏見進行批判，“他們開始把種族視為一個復雜的文化思想范疇，而不僅僅從自然科學的的角度來解釋，并同時借助西馬與后結構主義的成套分析工具，對種族問題進行深入的質疑、解析與批判。”解構滲透到文本中的話語霸權和制度規范，使得“其主題、敘述策略和文化編碼都可在新的層面得到考察。”黃玉雪的自傳小說《華女阿五》則以自傳的方式生動地揭示了種族文化身份建構的這一文化政治學所涉及的核心問題。其種族斗爭經歷了族裔內斗爭的文化政治學和族裔外斗爭的文化政治學。族裔內斗爭求獨立，族裔外斗爭求認可。這兩種斗爭共同成就了族裔文化身份建構的獨特性和混合性。文化身份是個人區別于他人的一個重要屬性，是得到他者認可的一種象征性存在。處于中國文化家庭中的華女，自小深受中國文化的熏陶，在無形中習得了中國文化所蘊涵的孝道文化，如恪守中國傳統道德，遵守孔子教誨:“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作亂者，未之有也。”家庭重于個人、孝順父母、尊敬長輩、勤儉節約等中國文化價值觀在無形中，自小深入到華女阿五的心靈中。父親帶著她一起誦讀中國經典，她六歲時又被送到中文夜校讀書。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中，她形成了強烈的文化自豪感，她為自己所屬的種族而驕傲，為祖先所創造的豐富文化而自豪，為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和突出的學習成績而自豪，為此她看不起理查德，認為他的成績根本無法和她相比。由此她得出結論:外國人生性愚蠢，不懂得站在別人的角度體諒他人，他們天生冷漠。《華女阿五》的主要讀者是西方白人，因此使美國人了解中國文化，彰顯中國文化的優秀，使華人的成就得到西方社會的認可，打破西方固定化的華人形象是創作者顯示其族裔屬性的一個重要任務。因此“黃玉雪極力想使中國人和中國文化得到白人主流社會的認可和接受，她筆下的‘華人之女’一改西方文學中負面的中國人概念化形象，是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熟悉美國社會文化的模范女性。”為了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融入主流社會，更重要地是讓主流社會熟知我的自身特性，展示自我。因此書中大量介紹了中國文化，如“華人的家庭教育、父母和子女的關系;華人的生活方式，包括衣、食、住，尤其是飲食，以及節日、婚喪嫁娶等習俗;唐人街的華人學校、劇院、家族會館、修鞋店、修表店、中藥店，等等。”她對中國文化的這些元素并非全盤采取贊揚的態度，而是站在跨文化對比的立場上，根據美國這個多元文化背景采取了批判、贊揚和詳細描述三種不同態度。對待美國文化則以華人的眼光來審視，但“也用美國人的眼光看到華人文化中的許多錯處。因此，我們有這種雙重視野、雙重傳承，但我們的人生因為這兩種視角而更顯豐富。”在面對兩種不同文化時，黃玉雪把兩種異質性文化置放在一起，發現其中的異質和同質，使之相互轉化，實現超越于這兩種不同文化的第三空間文化建構。她之所以大量介紹中國文化元素就是盡其所能爭取主流社會的認可;對自己族裔文化的批判正是向主流社會發出一個積極信息:我們不是消極被動地、封閉式地、被迫式地融入美國社會，而是美國主流社會拒絕我們的融入。但是作為華人代表的阿五克服了巨大的種族歧視，取得了自己所認為的成功。兒童時期受到同齡學童的歧視，被稱為;中學時受到學校輔導人員對華人的輕視。雖然在美國人的公司找到一份秘書工作，雖然極盡其力，把一份冷凍疫苗工作報告寫得內容豐富、結構合理、獨具創見，依然得不到認可，晉升的機會微乎其微，在男人的世界中女人想擁有自己的一片天地，難。想在白人男性的世界中得到認可，更是難上加難;結婚后，想在高檔住宅區租房也是不可能，白人不把房子租給華人。“白人主流社會并沒有把她當成平等的、獨立的個人。苦思冥想之后，她靈感突來－把自己的奮斗經歷寫下來。”因為她想讓美國人了解華人，了解華人文化，她想給自己，同時也給他人提供如何在成長及尋求獨立的過程中汲取、揀選中美兩文化的合用之處，以及如何努力促進兩種文化之間的相互溝通與了解。正是她的這種不妥協的斗爭精神才使她贏得了美國主流社會的認可，讓那些不曉得中國文化是什么模樣的美國白人加深了對中華文化的了解。從這一方面而言，黃玉雪是成功的。同時，這本書的成功也改變了她的生活道路，她應美國國務院的邀請到東亞各國旅行，隨后到世界各地旅游，以經營旅行社為業。她對自己的不妥協進行過闡釋:“‘不妥協者’，因為只有不妥協者才能把事物做新的組合，如果妥協的話，每件事都照父母的話去做，這個世界就無法產生新事物。你可以做個不妥協者，對于任何事情都不妥協，不去擾亂社會，因為你做的是不同的事。……妥協意味著做其他人所做的事，不妥協者則與眾不同。但他們都具創造性和保守性，那很好。這全都配合在一塊。”這種不妥協精神就是一種文化政治學的僭越，或者稱為抵抗的文化政治學。在不失時第4期《華女阿五》:兩種族裔屬性斗爭的文化政治學機地跨過既定界限，對主流的價值、觀念、習慣、規定等進行修改、顛覆。顛覆被傳統稱為正典的、普通的價值體系。“文化是一個充滿意識形態爭執的概念，也是一個典型的政治術語，聲稱‘文化’是一套永恒而普遍的價值體系，與糾纏于暫時世俗利益的紛爭政治相對立，這種做法本身恰恰顯露出強烈的政治動機和鮮明的政治傾向。”黃玉雪的自傳小說《華女阿五》描述了自己以不妥協精神和族裔外的歧視進行斗爭，以一種力求上進的精神求得主流社會的認可;進行族裔內斗爭以求得獨立，擺脫中國傳統文化的束縛，結合西方文化，以一種超越兩種文化之外的第三空間模式建構獨具本族裔的文化模式，從而實現個人獨立，族裔文化的獨立。人作為社會中的一員，必然離不開社會。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把人定義為“政治的動物”，因此“作為政治的動物，人就不能離開政治和道德觀點來考慮文藝問題。”文化政治學中的“政治”體現為權力關系，即統治和被統治關系，而種族斗爭就是爭取認可權力和獨立權利的斗爭，以求得文化身份的解構、重構、建構的非中心式建構模式，這些都明顯地打上了文化政治學的身份建構烙印。

二、性別所代表的族裔屬性斗爭中的文化政治學

文化政治學關注的是權力關系，權力關系不僅僅表現為強制的政治形式而且表現為非政治的、無所不在的觸須、無意識渠道等方式滲透到日常生活中，是充滿斗爭和喧囂的政治場所在。“只有通過對文化問題的有效分析，正視文化的政治功能和含義，并且最終訴諸政治行動，才能實現真正的文化變革，把此岸世界建設成理想樂土。”文化政治學中，性別和政治聯姻，從而出現了性別政治。“女性主義者大都認為，性別的政治性在于它是一種社會歷史文化建構，反映著特定的權力關系。”《華女阿五》中的阿五由于小時候所受到的恪守儒家傳統式的教育，學會了逆來順受。孝順是維系家庭的臍帶，集體大于個人，家庭重于個人等觀念滲入其幼小的心靈當中。父親定下了各種各樣的規矩，要求孩子們無條件嚴格遵守。在接受教育方面，父親重男輕女思想很嚴重，父親拒絕為黃玉雪上大學時支付學費。玉雪并沒有氣餒，內心抗議:“生為女孩非我所愿。作為女孩，我也許不想僅僅為養兒育女而結婚!也許我的權利不止是養兒育女!我既是女性，也是一個人!難道中國人認為女人就沒有感情和思想嗎?”在心理上，玉雪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反抗，反抗中華族裔屬性對女性這一社會性別所限定的文化期待。她要做一個獨立的個人，為個人幸福去追求，這是美國教師傳授給她的價值觀。但在她幼時，父親就諄諄教導她應為家庭榮譽而犧牲個人幸福。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代表著兩種屬性:中華族性和美國屬性。這兩種屬性在性別之戰中體現出來，也體現出兩種屬性所各自代表的權力角力。父親是第一代華裔的典型代表，其身上依然濃縮著中華族裔屬性，他們內心中那種葉落歸根的心理非常強烈，對故國的眷戀和回憶深深地刻印在內心深處。特別是當他們想極力融入美國社會而遭拒絕，處處存在的種族歧視讓他們不斷地回憶起故國，想躲進故國的回憶之中進行逃避。生活在唐人街之內，父輩感到愜意。有人聆聽他們內心的苦楚，更有親情、更溫暖，可以和朋友分享自己的夢想和希望、坎坷和痛苦。唐人街之外則處處充滿了紛爭、競爭，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親情。生活在唐人街讓他們有種歸屬感。但代表著第二代華裔的黃玉雪則截然不同，種族歧視更堅定了其融入美國社會的決心而非逃避。她積極融入父輩所極力逃避的白人社會。在這個世界里，人人可以享受到唐人街所不曾有的自由和尊重，可以體驗到隱私權受到尊重的幸福。和華人社會相比較，黃玉雪感到白人社會給了她更多的尊嚴和權利、溫情和平等。而父親所代表的“中國封建文化認為女性一般心胸狹窄，目光短淺，智商低下，不適合從事智力活動，屬于無才者，且不可教也。因此，為了她們自己，同時也為了社會公益，她們最好謙卑、緘默，不要拋頭露面。”［2］為挑戰父輩所代表的傳統文化對女性的歧視，她在一次開船典禮上，特意把一瓶香檳酒砸碎在船首，這是一個罕見的情形。因為在父輩所代表的華裔看來，女人觸碰會給新船帶來厄運和不幸。而黃玉雪竟然親手把這艘船送出海，是她個人的殊榮，更是中國女性的殊榮和華裔的殊榮。“此舉表現了黃玉雪在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的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同時也象征著她業已沖出束縛唐人街華人婦女的陳規陋習之藩籬。”［2］黃玉雪以自己自立自強的精神和行為顛覆了父權制對女性的想象性建構，同時也打破了西方對華裔女性的模式化形象。“在當時的美國流行文化中，東方女性毫無例外地不是居心叵測的狐媚，就是出賣色相的藝妓。甚至在美國華人自己的作品中，比如說在劉裔昌的自傳中，華人女子也被稱作‘尤物’，這是個具有性暗示的詞藻。與這些模式化了的性感華人婦女形象作一比較，黃玉雪筆下的女主人公截然不同。有血有肉的五姑娘才代表著真正的美國華裔女性形象。

作者：唐利平 單位：亳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