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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于銀行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及其理論淵源的研究，西方學者大都借鑒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進行分析。由于跨國銀行是以提供金融服務為經營對象的特殊的金融服務性企業，所以對跨國銀行發展動因的理論分析，又不同于一般的跨國企業。

1比較利益理論———產業組織理論的延伸

對跨國銀行理論的研究是在跨國公司理論的基礎上進行的，1960年，史蒂文·海默在他的博士論文中開創性地將傳統的產業組織理論應用于對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分析。產業組織理論是以同一商品市場的企業關系為研究對象，以產業內的最佳資源分配為目標，研究產業內企業規模以及企業之間競爭與壟斷關系的應用經濟理論。

美國芝加哥大學商學院的羅伯特·阿利伯教授在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研究跨國銀行對外發展的比較優勢。阿利伯得出的結論是：在給定的市場上，銀行的效率和銀行的數量是反向關系的，即銀行在集中率高﹙數量少﹚的國家比集中率低﹙數量多﹚的國家有更高的收益，也就是說在銀行集中率越高的國家，銀行的存貸利息差越大，其銀行體系的效率越高，未來的成長潛力越大。在銀行高度集中的國家，銀行的規模往往很大，相對較小的國內市場限制了這些銀行的發展，只有走向國際市場，才能實現其規模經濟效益。

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格魯貝爾在產業組織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跨國銀行功能的三分類理論，這個理論回答了跨國銀行在與東道國的競爭中如何獲取比較優勢。格魯貝爾將跨國銀行分為跨國零售型、跨國服務型和跨國批發型三種類型，每種類型都有相應的比較優勢?？鐕y行會根據自身的優勢實行不同的發展戰略，以便發揮優勢，避免趨同，尋找自己的利潤增長點。格魯貝爾的三分類理論為跨國銀行理論研究提供了一個新思路。

2內部化理論———交易費用理論的延伸

1937年科斯在其著名論文《企業的性質》中首次提出了“交易費用”的概念。內部化理論是科斯交易費用理論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中的一種應用，最初由巴克萊和卡森提出?？ㄉ凇犊鐕y行演變的理論透視》一書中，用“內部化理論”來解釋跨國銀行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他認為，由于金融市場的不完善及處于國際財務保密等一些特殊金融服務的需要，有些金融業務很難與別國銀行合作展開，而跨國銀行通過遍布全球的分支機構的靈活性，可以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風險。

內部化理論的兩個假設前提是企業利潤最大化和不完全市場，強調市場的不完全性如何使企業將壟斷優勢保留在企業內部,并通過企業內部使用而取得優勢的過程。當這一過程超越國界便會形成跨國企業。內部化理論認為,中間產品市場上的不完全競爭,是導致企業內部化的根本原因。這些中間產品,不只是半成品、原材料,更為重要的是專利、專有技術、商標、商譽、管理技能和市場信息等知識產品。由于中間產品市場的不完全,企業在進行知識產品的外部交易時,存在著泄密的危險和定價的困難,企業為了克服這些障礙需要付出高昂的交易費用,所以外部市場對于中間產品的交易既是昂貴的,又是低效的。企業不得不以內部交易機制來取代外部市場,將知識產品的配置和使用置于統一的所有權之下,并在對外直投資中加以利用,從而降低交易費用,使企業的技術投資獲得充分的報償。

跨國銀行不僅向客戶提供最終產品,而且還進行研究開發、培訓員工、形成獨具特色的服務技術和管理技能等,并利用轉移價格通過跨國銀行網絡銷售這些中間產品。由于信息不對稱,這些中間產品很難定價,因而存在不完全外部市場,因此傳統自由貿易的赫克塞爾———俄林模型(以下簡稱H-O模型)不再適用。為了克服外部市場不完全性,跨國銀行通過組織內部市場以降低交易費用,此時H-O模型中的國家特有優勢變為企業特有優勢,正是這種優勢激發了銀行服務的跨國界延伸,因而內部化的前提條件是不完全市場。由于市場不完全,銀行在讓渡其中間產品時難以保障自身的權益,也不能通過市場來配置其資源,保證銀行效益最大化。通過形成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銀行可保留對中間產品的控制權,防止中間產品的擴散以免失去這種優勢,所以中間產品的內部市場化尤為重要。中間產品優勢是銀行的公共產品,通過離岸擴張這種優勢可被充分利用。20世紀60年代美國銀行向歐洲市場發展可以很好地說明內部化理論，60年代初期，歐洲美元市場形成，歐洲市場寬松的監管環境及較高的獲利水平吸引了大量美國銀行向歐洲市場投資，1963年，美國政府實行利息平衡稅、自愿對外貸款計劃等條例限制美國銀行對國外客戶貸款以防資本外留。美國銀行為了逃避這些管制，紛紛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特別是在倫敦從事歐洲市場業務。跨國銀行從事歐洲業務的機理有:由于跨國銀行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地位,它們能內部化對某種貨幣的優勢；由于跨國銀行僅與大客戶打交道,它們提供的產品具有優勢,因而跨國經營可以在比較低的固定成本下內部化這種比較優勢；跨國銀行通過跨國界經營以逃避國內監管趨嚴引起不斷增加的經營成本并將其內部化。

銀行實行市場內部化的目的是消除市場缺陷,目標是獲得內部化本身的收益,但市場的內部化也會增加其它成本,銀行此時必須承擔分配和定價成本,所以市場內部化也并不是沒有成本的。銀行市場內部化的進程取決于其對內部化收益與成本比較的結果,內部化最好的結果是邊際成本等于邊際收益。

3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對跨國公司各種理論的折衷

國際生產折衷理論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鄧寧提出的。1977年,英國里丁大學教授約翰·鄧寧發表著名論文《貿易,經濟活動的區位和跨國企業:折衷理論探索》,提出了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鄧寧認為：早期理論都只是對跨國公司行為作了部分的解釋,不能成為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他強調,對外直接投資、對外貿易以及向國外生產者發放許可證往往是同一企業面臨的不同選擇,不應將三者割裂開來。應該建立一種綜合性的理論,以系統說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動因和條件。他把自己的理論稱為折衷理論,其意圖是要集百家之長,熔眾說于一爐,建立跨國公司的一般理論。

鄧寧認為，一國企業﹙包括跨國銀行﹚之所以能跨國經營，關鍵在于擁有：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為企業所擁有的某些無形資產，特別是專利、專用技術和其他知識產權；內部化優勢。這是指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的能力；區位優勢。這是指特定國家或地區存在阻礙出口的因素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使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區位優勢是造成對外直接投資的充分條件，當一個企業同時具備前兩種優勢，并能確認獲得特定國家或地區的區位優勢時，對外投資常常是企業不可避免的選擇。鄧寧對這三種優勢的分析見表1。

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分析框架,我們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分析各種因素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影響見表2。

4總結

以上各種理論各有側重，但總體上遵循這樣的機理：當銀行境外業務比境內業務存在超額利潤，即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時，銀行境外投資就更有利可圖，實現凈收益的最大化，從而產生國際化經營的動機。可以用一個模型來分析此結論。

模型假定：①銀行和廠商一樣，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經濟人”。②金融市場由境內市場和境外市場兩部分組成。③銀行占有有限的生產要素。④金融市場為非完全競爭市場，包含以下幾點：a.要素流動限制，要素報酬國家間差別化；b.金融產業流動限制，金融產品價格國家間差別化。c.各國稅負、技術水平、風險系數不一致，且不同市場均存在信息成本。d.有些國家存在金融管制，產品價格（如利率）并非市場出清。

銀行在國內、國外要素投入的過程為：

MRi＝αIim﹢bi；MRj＝βIjn﹢bj；

s.t.m﹤0,n﹤0,TR＝Ri﹢Rj,I＝Ii﹢Ij

其中，MR為邊際收益，I為投資量，TR為總收益，R為收益，i為境內，j為境外，則:

maxTR＝dTR∕dIi＝0,推出MRi＝MRj

由于是非自由競爭市場，m≠n,bi≠bj,α≠β,則:

MRi＝MRj推出αIim﹢bi＝βIjn﹢bj

當βIjn﹤αIim﹢bi－bj時，Ij＞Ii

即此時銀行在境外業務的收益比境內業務的收益大（收入更高或成本更低），這時銀行境外投資的收益最大，產生跨國經營的動機。無論是用哪一種理論來說明跨國銀行的國際投資，最終都是在當境外投資存在超額利潤即境外收益比境內收益大進行國際投資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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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馬之騆．國際銀行學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3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篇2

澳大利亞是傳統的礦業開采國，有“坐在礦車上的國家”之稱，是僅次于美國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礦產品生產國。澳大利亞的礦石開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開采量的80％。

澳大利亞的礦石產品種類繁多、品位優良，且儲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礦產中，儲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鈾、鉛、鋅、鉭和鎘；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鉍、錯、鉿；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鋁土礦、金、鈷、鋰和金剛石等。為我國進口商青睞的鐵礦石資源的年儲量也已達到180億噸。據統計，2007年我國從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1.46億噸，占我國鐵礦石進口總量的38％。

澳大利亞擁有許多世界級的礦床，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亞州的哈默斯利鐵礦帶，昆士蘭州的蒙特艾薩鉛鋅礦區，新南威爾士州的萊特寧山脈黑蛋白石礦床等。

在具備優良的礦業資源稟賦的同時，澳大利亞政府對礦業勘探也相當重視，對礦石勘探項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額逐年增加。澳大利亞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時，也注重提高勘探技術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啟動了新一代礦產勘探計劃——“玻璃地球”計劃。該計劃利用三維可視化和地質模擬等技術，使大陸表層1公里以內的地域，像“玻璃一樣透明”，從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與準確性。

(二)交通運輸條件便利。港口設施完備

澳大利亞位于南太平洋要沖，交通便利，遠洋運輸業發達，是重要的國際運輸中心之一。運輸成本較低，運輸效率極高。墨爾本港是澳大利亞最大的現代商業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萬噸以上，有4萬平方米的堆場，碼頭上鋪設鐵路線，油罐車可直達碼頭。凱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爾港亦是其重要商貿港口。赫德蘭港是其主要的礦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漲，經濟持續增長

澳大利亞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脹、經濟持續增長的特點。根據經合組織的報告，澳大利亞2006、2007、2008財年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2.8％、4.1％和2.5％。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預計2009—2010財年的經濟增長率將放緩為1.7％。不難看出，澳大利亞的經濟頗具活力，其經濟增長率超過了經合組織的大多數成員國。

(四)外資政策趨于鼓勵性

大體上看，澳大利亞對外資的政策是鼓勵性的。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澳大利亞政府就開始放寬對外國資本的限制。在當今國際貿易投資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亞進一步減少外資限制條款，以吸引全球有競爭力的經濟實體投資。

1.放寬準入審批限制

從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亞政府將外國對澳大利亞既存企業投資的政府審批底線，以及外國公司中澳大利亞資產被另一外國公司收購時須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線由原來的500萬澳元放寬到5000萬澳元。這一政策極大地方便了投資額在5000萬澳元以下的中國企業，使投資者避免了繁雜的審批手續，能夠在第一時間獲得投資收益。

2.放松礦業投資的股權限制

澳大利亞政府取消了在新礦業開發項目中，澳大利亞人要擁有一半股權的限制[投資主體為外國政府(包括國企)時不適用]，同時外國人接管既存采礦企業，也不必再進行經濟利益檢測。

(五)與中國具有良好的經濟貿易關系

澳大利亞與中國具有良好的經貿關系。1972年，澳中簽署了兩國貿易享受“最惠國”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對中國實行普惠制待遇。近年來，我國與澳大利亞的貿易額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雙邊貿易總額已達到438.5億美元。同時，中澳之間的投資也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景象，澳大利亞已成為中國“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僅2007年，中國對澳大利亞非金融類項目直接投資額已逾9.4億美元。同年，澳大利亞在華的新增投資項目487個，實際使用金額3.5億美元。

(六)法律體系健全。外資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亞雖然沒有統一的外資法，但外資活動主要由1975年通過的《外國收購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監管。澳大利亞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別出臺相應法律，保護外資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權益。

總體而言，澳大利亞的礦業投資環境良好，但在當今經濟背景與海外投資者對澳大利亞礦業的收購狂潮下，我們也面臨著新的機遇與風險。

二、投資澳大利亞礦業的機遇與風險

投資環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體現出明顯的時代性。僅熱衷于歷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視時代本身特點的投資研究是毫無意義的。當今世界，投資形勢瞬息萬變，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我國的投資者又面臨著怎樣的機遇與風險?

(一)危機中的礦產投資機遇

1.金融危機成為澳大利亞礦業股指“走綠”的推動器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國際金融危機是繼上世紀初“大蕭條”之后，波及面最廣、影響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經濟衰退。許多國家的支柱產業都受到危機的影響，澳大利亞也不例外。其礦業產業正面臨著生產規?？s小與被迫裁員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亞礦業企業裁員已逾1.2萬人。與此同時，市場上不斷走低的礦石價格更使礦山開發者措手不及。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截至2008年底，國際市場上主要金屬如銅、鋁、鉛、鋅等的價格指數分別下跌20％、16％、40％、31％，且無明顯反彈跡象。長期的蕭條也導致企業內資金流動出現嚴重困難。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亞礦業股領跌股市，然而這也為我國投資者“低價收購”提供了機會。

2.下跌使中國投資者“掏腰包”時更有底氣

國際金融危機給中國投資者帶來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匯率于2008年7月中旬開始大幅下跌。澳元兌人民幣匯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趨勢更是不可逆轉，根據外匯價牌，4月中旬，澳元兌人民幣匯率為1:4.9727。澳元的持續下跌為中國投資者的并購又增添了籌碼。

3.澳大利亞礦主與中國礦業企業“聯姻”的欲望強烈

金融危機帶來的投資機遇對于世界各國的投資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亞礦業企業主觀上更愿意與中國企業“聯姻”。澳大利亞鉛鋅礦大亨Perilya公司面對惡意收購，主動尋求中金嶺南，提出收購要約；澳洲第三大鐵礦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積極地與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資機會展開對話。澳大利亞礦業巨頭表現得如此主動，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國廣闊的市場。中國作為礦業資源消費大國，有色金屬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場資源廣大。中國雖是礦產大國，但貧礦多、富礦少，多數產品的原料供應對外依存度較高。尤其是當今中國工業、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更加需要品位優越的礦業產品。同時，中國經濟體制不斷完善、市場逐漸開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業把目光投向中國。其次是中國受金融危機沖擊較小。中國主要礦業企業具有相當實力，能夠提供目標企業急需的現金。中國的礦業生產以供給“內需”為主，金融危機對其影響十分有限，許多大型礦業企業并沒有受到金融風暴的大規模沖擊。同時，中國礦業實體自身經過數十年的探索，已經形成了完善的管理體制、掌握著廣闊的礦帶，資金力量雄厚，國際信譽優良，涌現出中國鋁業、中金嶺南等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礦業實體。面臨大量債務問題的澳大利亞礦業企業與這樣的投資者“聯姻”，更有利于幫助企業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機下，現金為王，中國在此時恰好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中國投資者可以為目標企業提供足夠資金，而不是采取股權交易的形式。目標企業的決策者由于擔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惡劣的經濟環境下極有可能貶值，因此更愿意與能夠提供現金交易的中國企業接觸。

4.在中國“走出去”戰略的指導下，國家也在為企業排憂解難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但在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投資者在做“走出去”的決策時難免有所顧慮。為此中國政府也在為礦業企業“撐腰”。2009年3月初，國務院通過了《十大重點產業的調整和振興規劃》，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屬行業的振興規劃。國家通過收儲政策(目前出臺的收儲規劃為：鋁100萬噸、銅40萬噸、鋅40萬噸)，減少國內礦企的積壓庫存，保證企業現金流的活躍。通過提供專項資金支持創新研究、鼓勵優勝劣汰、優化重組，使產業升級，使相關企業在收購競爭中能夠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機中的礦業投資風險

1.來自對手的競爭風險

機遇是平等的，其他國家或東道國的投資者在機遇來臨時也不會畏首畏尾。所以，中國礦業投資者在海外并購的過程中，面臨著來自它們的并購競爭。這類競爭使我國企業的海外收購成本增加。比較典型的實例是，中金嶺南聯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擬收購澳大利亞先驅公司，遇到了來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競爭。雙方你追我趕，多次提高收購價格。收購價由每股2.5元飆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嶺南經過多方面考慮，不得以退出競爭，撤回要約。同樣，中國鋁業聯合美國鋁業收購澳礦業巨頭力拓的部分股份時，也遇到了來自澳業巨頭必和必拓的競爭。在其他收購案例中，投資者間的競爭更是不勝枚舉。

2.來自東道國政府的審批風險

能源礦業產業涉及澳大利亞核心利益與國家安全，中國企業的大規模收購必然引起澳大利亞政府的警惕與擔憂，促使其出臺相應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亞政府要求外商投資必須“符合澳大利亞利益”，要求“投資透明，無政治背景”，這一模糊的政策為投資準入審批提供了極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時，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國政府及其人(包括國企)對澳投資，必須通過澳大利亞“外商投資審核委員會”(FIRB)的審核，并明確規定外資持股不得超過15％。

相比之下，此類風險更應該得到我國投資者的重視，因為它是一切主要風險的根源。為了不給它國留下“政府過分介入”的話柄，東道國政府可以將這種風險轉化為單純的競爭風險。通過支持本國有實力的企業參與競爭，來達到制約外國投資者的目的，然而在這類有東道國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資競爭中，我國企業是很難取勝的。

3.來自于目標企業的現存債務風險

有些澳大利亞的礦業企業在金融危機下，有大量債務無力償還。中國投資者如果選擇股權收購，就要承擔相應的債務問題，這就要求收購企業本身有雄厚的實力。一些中小型企業在收購股權后，由于本身經驗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動資金，難以經營。所以，在股權收購時，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標企業的債務情況，評估其風險是否是企業自身能夠承擔的。

三、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礦業的策略

中國礦業企業的海外投資機遇與風險并存。如何利用機遇、規避風險，是投資者亟需思考的問題。成功的投資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為基礎，通過分析中國礦業企業在澳大利亞投資并購的幾大特色案例，我們不難歸納出以下四條投資策略。

(一)投資目標與股權策略

礦業產業是澳大利亞能源產業的核心，關系其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澳大利亞政府對這一領域的投資審批始終采取相當審慎的態度。所以，中國的投資者在收購此類產業實體時，就要講究策略。

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申請收購澳大利亞中小規模礦業實體，更容易獲得澳大利亞政府的批準。而且在收購大型礦業實體時。不要總以“持大股”為目的，因為這樣很容易引起東道國政府的恐慌并出臺嚴厲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項目的投資者可以瞄準目標企業在非東道國市場上市的股份以緩解東道國政府的憂慮。中國鋁業聯合美國鋁業收購力拓公司時，就有意避開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選擇收購其在英國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這樣，澳大利亞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長三個月審查期”的決定(最終力拓選擇放棄與中鋁的結盟計劃——編者)。

相比之下，中國五礦集團的遭遇則更為明顯。該集團斥資17億美元全資收購世界第二大鋅礦開采商——澳大利亞OZMineral的申請被澳大利亞財政部門以“部分開發礦區(ProminentHill)涉及軍事，不利于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為確保收購，中國五礦被迫放棄全資方式，以12.06億美元收購OZMineral的部分資產，并放棄對軍事礦山的控制權。這項修改計劃最終獲得了澳政府批準，但其規定此項收購是純粹的資產收購，五礦集團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權。

(二)投資交流與溝通策略

由于外國的投資審批者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不夠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見。其中最為主要的偏見是“中國政府控制投資行為”。在大型投資項目中，東道國的審批者總想知道“中國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這方面得出不利結論，對中國投資者將是致命的打擊。所以在投資項目的審批過程中，我們要積極、主動地與東道國政府取得溝通，消除其潛在疑慮。同時，我們也要通過溝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標企業，保證信息對稱性，避免盲目投資。

投資者也可以向東道國政府做出一些承諾，譬如，保證收購后不大幅降低產品價格，使本國采購商獲得過多利潤；制定開采產品在東道國的銷售比例；對企業的控制權保守索取等。中國鋁業在收購力拓時就向澳大利亞投資審批機構保證“不謀求進入董事會，不會對力拓的經營施加影響”，以減少東道國政府的疑慮。

同時，中國投資者也要和目標企業搞好關系，使目標企業出面，游說其本國政府，這樣比我們一味單方面的宣傳更有實效。

(三)投資合作與共贏策略

投資需要大量資金，也面臨著巨大的風險，如果能夠找到一家實力雄厚的公司與我方共同收購，將是比較理想的選擇。事實上，目前中國的幾大海外收購項目，投資主體基本上都在尋找強大的合作伙伴。中國鋁業在收購力拓公司時，選擇美國鋁業作為合作伙伴。美國鋁業歷史悠久，且是公認的“全球最大鋁業公司”，在世界多個國家設立跨國機構，有豐富的投資經驗。與這樣的合作者共同收購，對于融資效率、風險的化解與分擔都是有利的。

(四)投資競爭與退讓策略

中國企業在與其他投資者競爭時，要充分分析自身情況，了解對手信息，及時、準確地做出決策調整。對于大手筆的收購，既要努力爭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時的決策失誤使公司債臺高筑、得不償失。具體來講，根據情勢不同，可以采取兩種競爭策略

一是主動出擊，據理力爭，維護企業在投資過程中的地位與利益。我們的競爭對手，特別是東道國的競爭對手更容易對我國企業的收購提出質疑，以達到拖延時間、從中漁利的目的。在中金嶺南收購澳大利亞Per-ilya公司時，就受到了澳洲競爭者CBH公司的質疑。CBH公司的律師顧問團向澳大利亞政府相關部門反映，稱中金嶺南在收購過程中透露的信息影響了其公司收購計劃，屬于不公平競爭，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實施審查，同時要求PEM公司推遲召開股東大會。面對對手的指責，中金嶺南及時做出反申訴，通過與澳政府投資審查部門的多次商談，使對方明確了我們的收購是規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東控制的，對手的指責站不住腳，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亞政府的疑慮，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競爭。

二是避其鋒芒，放眼未來，暫時的退讓有時是明智的表現。在與對手的競爭過程中，如果競爭對手過于強大，或者對手對該項投資過分執著。我們就要冷靜分析競爭的結果，避免造成兩敗俱傷的情況。中金嶺南集團在收購澳大利亞先驅公司時，遇到了來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競價收購。經過多次提高定價，收購價格越過中金嶺南的“紅線”。此時，中金嶺南理智地放棄競爭，宣布收購失敗。然而幾個月之后，受金融危機影響，國際礦產品價格大幅下跌，中金嶺南抓住機會，收購了澳大利亞Pefilya公司，以較低的成本，獲得了澳鉛鋅業巨頭50.1％的股份，成為中國首家絕對控股發達國家資源企業的公司。

兩相對比，收購先驅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億人民幣，收購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億人民幣。中金嶺南雖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競爭，可在實際投資收益上以絕對優勢擊敗了布米公司，成為此次競爭的真正贏家。倘若中金嶺南不顧股東利益，缺乏理智地強行收購，恐怕現在已經處于入不敷出、極為危險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點投資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傊敶袊耐顿Y者只有在認清當前形勢，理清投資思路，優化投資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國際礦業投資競爭中取得優勢，并樹立中國企業在世界經濟舞臺上的嶄新形象。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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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杰：《五礦收購OZ澳大利亞終開綠燈》，《法制晚報》，2009年4月25日。

篇3

在一般意義上，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最基本動因是追求風險調整之后的利益最大化。進一步分析，則有四個方面的微觀動機：第一，生產要素導向。即以相對較低的經濟代價獲取自然資源、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第二，市場導向。即突破國界對市場交易范圍的限制，在國外拓展更大的市場空間。第三，效益導向。即通過公司內部垂直一體化或水平一體化的組織體系，促進合理化經營，獲得規模經濟效益。第四，規避風險導向。即將生產經營活動安排在不同國家，分散或規避可能發生的政治風險，獲取穩定收益。

英國經濟學家鄧寧以為，盡管收益最大化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始動力，但決定其具體投資行為的則是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企業的所有權優勢是指別國企業難以獲得的資產及其所有權，既包括對有形的原材料產地或生產技術的壟斷，也包括跨國公司自身有效率的組織系統，所有權優勢賦予跨國公司有益的交易成本或成本優勢，以此抵消其在海外經營的不利因素。內部化優勢是指跨國公司將其擁有的資產或技術加以內部使用而帶來的優勢，即跨國公司將擁有的資產或技術通過市場內部化轉移給國外子公司，可以比通過外部市場交易轉移獲得更多的利益。區位優勢是指跨國公司選擇國外安排生產經營活動，其所獲利潤必須高于國內生產再出口到國外市場所賺取的利潤。區位優勢不僅包括生產原料和生產要素價格、基礎設施狀況，而且包括市場規模和結構，以及文化、法律、政治等制度環境。

上述分析表明，跨國公司投資過程中的利益實現是其實施對外投資戰略的決定性因素，而東道國的投資環境則對跨國公司的投資流向和規模產生著極為重要的影響。

2.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戰略調整。進入90年代之后，由于國際經濟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發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變化，表現在：

第一，投資目標的調整?？鐕局饾u改變了以前單純利用國外廉價資源，搶占國際市場，轉移落后或污染型生產能力的投資方式，轉為以提高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為核心，更加重視對外投資的全球市場整體性和系統性。

第二，投資方式的調整。跨國公司的投資方式正由原來單一的股權安排方式逐步向投資方式多樣化轉變，目前跨國公司的主要投資方式包括股權式合資、非股權式合作、獨資、跨國收購與兼并以及國際戰略聯盟等，股權式合資長期以來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要方式，其優點是能減緩制度和政策障礙，有利于進入目標市場。但其前削弱母公司控制權的弊端十分明顯，因而投資成本和風險不斷增加。目前，跨國公司在發達國家的成熟市場更多地是收購兼并的方式進行投資。而對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更趨向于以技術授權、生產合同、設備租賃、合作銷售等非股權安排方式進行投資。

第三，投資來源的調整。隨著跨國公司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其原有的內部融資已不能滿足此要，在需基礎上產生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外部融資，即從母公司和子公司所在國的金融市場以及國際資本市場獲取投資資金。外資融資的優點在于可以使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國內外資本市場擴大融資規模，分散融資渠道，降低籌資成本和減少風險。

第四，投資產業的調整。從70年代起，第三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就在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結構中呈上升趨勢。進入90年代之后，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產業重點已從傳統的資源開發業、初級產品加工業，向新興的高附加值產業、服務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轉移，高科技產業、金融保險業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正在成為跨國公司新的投資熱點，導致這一產業重點轉移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新技術革命不斷深入的背景下，高新技術領域的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跨國公司只有加大這一領域的投資，才能搶占“制高點”，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其次，金融、保險、商業等第三產業經營范圍廣、投資回收期短，跨國公司擁有比較優勢，有利于其獲得更高的投資回報。再次，基礎設施不是對經濟增長的制約作用，日益受到各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并且以大幅度放松國家控制的方式吸引外資進行建設和改造，從而使之成為具有穩定的潛在投資盈利機會的產業。正因如此，跨國公司對基礎設施的投資表現為迅速增長的勢頭。

總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戰略已經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們必須以此為基礎制定和調整相應的政策，以期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方面取得更大的進展。

二、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現狀與障礙

1.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現狀和特征?？鐕緦χ袊笠幠５倪M入和投資，不僅直接緩解了我國建設資金嚴重不足的現實矛盾，而且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促進了我國支柱產業的形成和發展，以及區域經濟的振興及繁榮。在一定意義上，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已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個富有生氣的新的增長點。盡管我國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步伐逐漸加快，已經成為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從總體上看，跨國公司主要投資于沿海地區的趨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直至目前，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尤其是大型跨國公司投資的比重仍然較小，跨國公司直接投資對拉動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還十分有限。

1999年，我國西部地區引起外資項目累計1.7萬個，占全國總數的5.01%，合同外資金額255.9億美元所占比重為3.87%，實際使用外資99.1億美元，所占比重是3.22%。

除此之外，西都地區引進外資特別是跨國公司投資還表現出如下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特征：

(1)投資規模較小。由于受投資環境制約，跨國公司雖然進入西部的產業領域包括從勞動密集型的傳統產業到資金，技術密集型的高科技產業的各個方面，但平均投資規模普遍較小，產業帶動能力比較有限。1999年西部地區單位利用外資項目的投資規模為139萬美元，比全國平均180萬美元低22.8個百分點。

表11999年我國西部利用外資情況（單位：億美元）

地主名稱項目數比重合同外資比重實際投資比重

（％）（％）（％）

全國總計34153810066137174110030763071100

四川省51111.507189491.172741640.89

重慶市27080.793690420.602004500.65

貴州省13680.401554980.25397370.13

云南省18530.542522700.41841660.27

200.101263-3-

陜西省29820.875352880.872757530.90

甘肅省13030.38935680.15393810.13

青海省2000.06246510.0419680.01

寧夏自治區5560.16397880.06111150.04

新疆自治區9440.28966070.16350560.11

資料來源：國家外經貿部統計資料

(2)產業結構趨同?，F實表明，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食品、飲料和商業零售業，即便對西部地區而言，這些產業本身業已處于相對飽和狀況，市場競爭十分激烈。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的大規模進入，將因投資結構趨同而對西部地區已有的產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和市場沖擊；另一方面，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數量還十分有限。從長遠看，跨國公司在西部地區投資結構的失衡必然導致產業結構的失衡，從而給西部地區經濟的良性發展埋下隱患。

(3)技術梯度較低?？鐕驹谖鞑康貐^的大多數投資項目均為勞動密集型企業，缺乏先進技術作為支撐。即使是這些較低層次的加工組裝企業，關鍵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也大都留在投資者國內，中方企業很難形成完整的產業體系，更不能掌握先進的工藝技術。因此，跨國公司對西部地區的投資項目普遍技術梯度較低，由此導致利用外資與引進技術脫節成為帶普遍性的矛盾。

(4)區域內部分布不均。從外資在西部地區的總體分布及結構看，區域內非均衡分布的矛盾同樣突出。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四川、重慶、云南、陜西4個省市，1999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83.4億美元，占西部地區99.1億美元的84.2%。而、青海、寧夏三省區當年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僅為1.3億美元，所占比重為1.31%。

2.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主要制約因素。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經濟開始實現從區域梯度發展戰略向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投資力度的有效增大，各種優惠政策的顯著傾斜，將給廣大經濟增長滯緩的西部地區帶來巨大的歷史機遇，同時也將對推進跨國公司更大規模地投資西部產生十分重要的積極影響。

應當看到，我國西部地區自然資源富集，比較優勢突出，具有良好的開發前景。并且擁有龐大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高質量的科技隊伍，生產要素成本相對較低。此外，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滯后，消費構成偏低，可開發的市場潛力極為可觀。因此，西部地區客觀上存在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一系列有利條件。但對吸引跨國公司投資而言，潛在的有利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包括社會、經濟、法律等方面內容在內的良好的投資環境配合，其吸引效應不可避免地會被削弱乃至抵消。從西部地區的現實考察，跨國公司的進入和投資主要面臨如下障礙因素：

(1)體制障礙。從總體上看，中國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轉軌時期，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場經濟和法律規范，經濟活動中還存在大量的非市場行為。比較而言，西部地區的體制表現得更為突出：一是政府行政干預大量存在，項目審批環節繁瑣，不僅使成本增大，而且外資企業往往因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難而無所適從。二是機構林立、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下、管理范圍和權限混亂，以各種方式損害外資企業利益以謀取私利的現象十分普遍。三是國有企業比重大，其機制僵化、包袱沉重，難以成為利用外資的主體，不能與跨國公司開展多種形式的經濟和技術合作。

(2)政策障礙。綜合而論，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在投資領域上，要求跨國公司的投資只能局限于一個項目或多個項目，抑制了跨國公司系統投資。同時由于電信、金融、外貿、交通等服務業還沒有開放，為跨國公司綜合服務的能力不高，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深化；在控股上，某些產業或者產品規定中方控股的政策抑制了跨國公司投資先進技術的積極性和可能性；在產品銷售上，要求跨國公司將一部分產品銷往國外的規定，使跨國公司必須讓出部分海外市場銷售其產品，擠占了跨國公司的市場，增加了邊際成本。在外匯上，要求跨國公司自行平衡外匯，盡管我國取消了經常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但是資本項目下的外匯管制依然存在。在國產化上，要求跨國公司必須實行一定程度的國產化率。這些準入條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跨國公司的投資，此外，西部地區對跨國公司的政策歧視現象也不同程度存在，實行以國民待遇為核心的公平政策，是當今全球經濟發展中引進外資的通行規則，但西部地區這方面同樣存在一定差距，比較多的情況是對外資企業先用優惠政策引進，然后以不同手段進行利益擠壓，使之不能在公正和公平的環境下平等競爭。

(3)市場體系的障礙。與東部地區相比我國西部地區市場體系發育滯后的矛盾相對更為突出，一方面是產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結構單一，功能不全，另一方面是市場監督機制弱化，無序競爭現象嚴重，這種狀況往往使對市場網絡有著很高依存度的跨國公司處于窘境之中，不論是原材料采購還是產品銷售都會面臨種種難以預料的困難。更應重視的是，西部地區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盛行，許多地方為保護自身利益而進行地區和部門封鎖，形成市場分割，進而對跨國公司投資產生限制性的消極影響。

(4)基礎設施系統的障礙。由于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投資能力有限，加之地形地貌復雜多樣，致使其交通運輸和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系統長期落后，構成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國際經驗證明，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選擇并非十分注重政策的優惠程度，而是立足于投資的長期性和系統性目標，對以基礎設施系統為主的投資環境有著相對更高的要求。因此，落后的基礎設施系統無疑是西部地區制約跨國公司投資進入的主要因素之一。

(5)人力資源的制約。盡管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資源眾多，成本低廉，可以為跨國公司投資勞動密集型產業提供充足的生產要素基礎。但同時必須看到，西部地區勞動力資源普遍素質低下，不能滿足跨國公司對具有較高技術素質的熟練勞動力的需求。不僅如此，西部地區高級管理人才更為稀缺，供給與需求錯位的矛盾相當突出，這也從人力資源方面構成了影響跨國公司投資西部的制約因素。

三、跨國公司投資西部：政策選擇

綜上所述，中國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全面實施，為充分發揮西部地區吸引外資的潛在優勢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跨國公司更大規模投資于西部地區的外部條件已基本成熟。就現實而言，首要的任務是必須對西部地區鼓勵跨國公司投資的政策措施進行必要的調整和創新，卓有成效地克服經濟、社會、法律等方面的制度缺陷，創造更加有利的投資環境，促進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取得重大突破，更充分有效地發揮其對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

概括而論，加快西部地區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步伐的政策選擇，應包括如下幾個重要方面：

1.通過深化體制改革完善投資軟環境。應當進一步深化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減少環節，提高效率，有效改善對跨國公司的管理和服務。要保持相關政策的公開透明，堅決杜絕對外資企業的亂收費、亂檢查和亂攤派現象，切實保障其合法權益。對一些已經表現出不適應性的調控措施，如國內融資限制、國產化要求、出口比例要求、外匯平衡要求、技術轉化要求等，應當依據WTO的有關規則及時進行修改。此外，還應進一步規范和簡化對外商投資的審批程序，對于國家鼓勵的投資項目應盡快改審批制為登記制或備案制。

2.積極穩妥地擴大西部地區市場的對外開放。應當結合中國加入WTO的總體要求和西部地區的現實狀況，進一步向跨國公司開放投資市場。對于已經試點或具備條件的領域，如商業、外貿、民航、電信、旅游資源開發、金融、保險等對外開放要積極推進；對教育、衛生、城建、咨詢服務、建筑等領域如何引入外資也要認真一一進行探索。在農業、環保、電力、石油、天然氣、公路、城市基礎設施等方面要積極鼓勵并引導外商投資。

3.制定新的引進跨國公司投資的優惠政策。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沿海地區之所以能夠吸引大量的外商投資，主要是得益于國家長期推行的對外資企業的優惠政策。目前，應當結合國家對西部大開發的政策取向，制定新的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前來投資。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比較優勢明顯，以資源換資金、換技術是吸引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選擇。因此，應當在土地使用、資源開發、產業發展等方面為跨國公司提供更加優惠的政策，并且要高度重視保持政策的穩定性，以明確的法律規范形式予以利益保護。應在西部地區已經設立和升級的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和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基礎上，有選擇地設立經濟特區，促使其首先發展起來，然后以點帶面，輻射周邊地區，進而帶動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4.以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引進跨國公司投資。根據西部地區的現實情況，引進和利用跨國公司投資應當逐步由過去的全面吸納轉變為有選擇、有重點的吸收，必須通過引進外資促進比較優勢的充分發揮，推動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

——發揮資源優勢，培育特色產業。西部地區在吸引跨國公司投資時，首先應鼓勵其投資于水能開發、礦藏資源深加工、石油天然氣開發等具有絕對和相對比較優勢的自然資源開發領域，培育有競爭力的資源加工體系。同時，要制定更加優惠的政策，鼓勵投資于農業項目和環境保護項目，促進西部地區形成特色農業和強化生態環境保護。此外，西部地區擁有獨特的旅游資源，也應將其作為鼓勵外資進入的重點產業之一。

篇4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篇5

根據鄧寧的理論，伍德沃和羅爾夫對影響出口導向制造業國際分配的主要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根據他們的分析，跟投資選址呈正相關關系的因素有：GDP、匯率貶值、免稅期限、自由貿易曲的規模、政治穩定因素、制造業的積聚度、土地面積等；而與選址呈負相關關系的因素有：工資、通貨膨脹率、運輸費用、工會組織等。

樸商天（2004）以中國市場為研究對象，對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差異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對外開放度、集聚化程度、鼓勵政策與直接投資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系，而工資水平、研發人力則對直接投資起著反作用?；A設施對選址呈正相關關系，但對外商投資企業經營活動的影響正在減少。

這些理論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FDI區位選擇的動因，前兩個是以多個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對我國具有一定的借鑒性，但不可能完全符合中國的現實情況。樸商天雖然以中國為研究對象，但他只簡要的講述了影響地區性差異的因素，對某些區域存在著哪些具體的問題方面并沒有解釋。本文根據這些學者提出的因素，結合中國東、中、西部的具體情況，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分布不均衡的原因和由之得出的一些啟示。

二、提出問題

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吸引外商投資額最大的國家，但是外商在華直接投資的地區性發展很不平衡。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以東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和以京津唐地區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圈。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有87.84%分布在東部地區，9.09%分布在中部地區，而西部地區只有3.08%。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對華投資的如此不均衡，跨國公司進行投資區位選擇時考慮的因素又有哪些呢？中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研究。

三、影響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因素

1政策因素

張立（2002）對FDI在我國省際分布的決定因素進行了實證分析，他引入了各省執行FDI優惠政策的時間，結果顯示，各省執行優惠政策的時間先后對FDI的流入有著顯著的影響。我國的珠江三角洲和長江三角洲作為政策開放較早的地區，利用自己東南沿海的區位優勢、政策優勢和勞動力成本優勢，通過建立開發區和工業園區，最先成為對外直接投資在我國的集中區。1992年中國開放內陸城市并實行也沿海地區相同的鼓勵政策，推動了中國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近幾年外商對中西部的投資有所增長，特別是長江中上游地區，如安徽、江西、湖北、云南、貴州等省份。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內消除，但中西部地區已經開始了引進外資的征程。

2勞動力成本及工資水平因素

勞動力成本是影響外商直接投資區位決策的成本因素中最為主要的成本。Austin(1990)強調發展中國家吸引外資的主要原因在于低工資水平，工資高低與外商投資呈負相關關系。樸商天（2004）通過實證分析，驗證了這一關系的正確性。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具有豐富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這種成本競爭優勢對跨國公司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勞動力導向戰略是跨國公司對華直接投資重要的區位選擇戰略。除了成本因素，勞動力素質也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的高低。特別是在一個東道國內部，低勞動力成本經常意味著低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那些低成本并且具有較高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才能比低成本、低勞動生產率的區位更具有吸引力，這就是外資沒有因為勞動力成本低而大量流向中西部地區的原因。

但是過高的工資水平也會抑制外資的流入。以長江三角洲職工平均工資衡量的勞動力成本顯示，上海、寧波、杭州、南京和蘇州等地的工資水平，遠高于長江以北地區城市。工資成本對FDI分布的影響就是，未來的長三角地區外資可能會更傾向于投資到工資水平較低的周邊地區，甚至轉移到區外。工資成本的上升對長三角的外資流入是一個不利因素。

3土地成本因素

珠三角地區開發較早，當外資聚集到一定程度后，可利用的土地越來越少，而成本不斷攀升，對FDI起到了明顯的抑制作用。按2002年單位土地面積的GDP衡量，深圳、汕頭、廣州、海口和福州等珠三角城市的土地成本在全國排在前列。自90年代以來，珠江三角洲在引進外資中所占的比重有所下降，而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的比重在持續上升。

4.基礎設施質量

基礎設施（公路、鐵路、港口和信息通訊等）和基礎工業的發展狀況決定著社會生產的規模和效益，特別是具備一定投資規模的大型企業，如果生存在一個基礎設施薄弱的經濟環境中，將會導致投資收益遞減。在我國，各地區的投資硬環境差異非常大，例如東部沿海的廣東省和江蘇省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目前的基礎設施建設已經相當完善。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東部地區的交通線路綜合密度為1597公里/平方公里，同期中部地區為680公里/平方公里，而西部僅為29公里/平方公里，與東中部地區相差甚遠，成為外資進入的“瓶頸”。

5集聚效應區域產業基礎是吸引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全球80％的FDI集中在發達工業化國家（hakrabarti，2003），外國資本在這些國家的投入也更加集中；另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的分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集聚效應（Figueiredoetal，2000），區域產業基礎越強，外資企業越多，外商就越容易在該地區投資。Headetal（1996）對我國931家外資企業進行了研究，發現有“吸引力”的城市——那些具有良好產業基礎的城市——獲得了更多的投資，而集聚效應則放大了政策的直接影響。

對于集聚現象，Krugman（1991）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基本的研究視角。他結合城市經濟學和區域科學，認為：聚集效應的關鍵是規模經濟，特別是外部規模經濟；聚集能導致生產某一種產品的平均成本下降，進而產生遞增的規模效應。聚集效應體現出一種路徑依賴，進而影響后續FDI的聚集(吳豐，2001)。外商直接投資的聚集效應體現在增量FDI的區位選擇受到特定區位的FDI存量的影響，即當某一地區的外商資本控制的廠商越多，新的外商就更傾向于投資該區域國家或區域(許羅丹、譚衛紅，2003)。許羅丹、譚衛紅(2003)、王劍、徐康寧(2004)、吳豐(2001，2002)對FDI在中國表現出的聚集效應進行了研究闡述，均認為外商投資的聚集效應明顯。為了在運輸成本最小化的條件下實現規模經濟，制造企業傾向于在有巨大需求的市場或潛在市場區域選址，而需求本身的定位取決于制造業的分布。區域產業基礎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進入具有雙向促進關系。資本的進入增強了該地區的產業能力，同時也強化了外資的集聚機制。以蘇州為例，該地區的IT制造業目前已具備了相當完整的產業鏈，在開發區周圍25公里內可以達到98％的產業配套率。這種配套體系在吸引跨國公司進入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蘇州由此成為全球IT制造業最重要的集聚區之一。臺灣十大筆記本電腦公司有九家在蘇州投資，包括明基、華碩、華宇、臺達在內的臺灣20家最大的電子信息企業，有16家人駐蘇州，隨后相關配套企業相繼進駐，產品包括線路板、電腦配件、主機板、掃描儀、鼠標器、及電池和筆記本電腦等等，共有1500余家IT企業，形成較為齊全的IT產業配套體系，這種產業鏈投資方式既使企業具備了較強的競爭優勢，又增加了蘇州招商引資的吸引力。

行業的地區集中可以提供一個足夠大的市場使得各種各樣的專業化供應商得以生存。在我國，另一個具有說服力的是廣東東莞，這里集中了大量的來自海外特別是臺灣地區的計算機和電子設備制造商，是公認的全國電子產品配套能力最強的地區，在此設廠，有助于廠商增強其競爭力和建立競爭優勢。有了特定產業的聚集，就能吸引相關的FDI進入，而我國西部就非常缺乏這種聚集，是吸引FDI的薄弱環節。

6“核心一”體系（CPS）。在對外直接投資比較集中的地區，往往會形成“核心一”體系（CPS），在空間一上的表現即為圍繞“核心”區域形成的“核心一”（CP）結構。因此，與核心區域的地理接近性，成為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我國“核心-”體系的結構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與投資國相鄰，易于吸引投資。例如我國廣東的東莞、深圳等地區，由于毗鄰香港，而成為外資最先進入我國的地區之一。山東的青島、威海等地則由于與日本、韓國接近，而成為日資和韓資集中的地區。CP結構形成后，會在該地區產生一種引力，企業在選址時將遵循引力模型中所描述的企業關系，形成集聚效應。第二種是對外直接投資在核心區域選址后，吸引了大批跨國配套企業進入，這些企業在核心區域附近選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為特點的區域。1993年，臺灣明基公司在蘇州新區投資設廠，同時還召集其臺灣核心配套廠商，吳江由于具有土地和區位優勢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配套企業人駐，從而在以蘇州為核心，以吳江為的地區形成了以產業配套協作體系為特點的CP結構。

基于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促進區域經濟特別是中西部經濟發展的幾點啟示：

1.接受并推行投資自由化

加快西部對外開放的基本方向是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主要是指那些有利于促進長期性外國直接投資的自由化政策，包括三方面內容：一是促進市場競爭原則，通過減少或消除特別針對外國投資者所采取的歧視性措施，取消市場準入限制，促進市場競爭。外國直接投資參與西部基礎設施建設的潛力也非常巨大，要創造寬松的環境，鼓勵外資進入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優先發展領域，允許外資公平參與國家重大工程項目或公共項目的公開競爭招標。二是享受國民待遇的原則，即外國投資者的待遇等同于本國投資者，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在稅收等方面“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另一方面，應取消對外資企業貸款、融資、投資等方面“非國民待遇”的歧視性措施，嚴禁對各類外資企業亂收費和變相增加非生產性負擔。三是提供制度保護原則。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發揮市場經濟機制來促進投資自由化和吸引外資，同時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和制定相應的競爭性政策，以抑制某些私人投資和貿易的負面影響對市場競爭的破壞效應。四是盡量減少本是不必要的，繁瑣的政府干預。無論是提高企業經濟績效，還是提高西部地區整個經濟的效率，關鍵是增強市場的競爭性。在此意義上，投資自由化就是經濟市場化，競爭游戲規則的公平、公開化以及監督機制的透明化、制度化。

2.積極開發人力資源

就西部而言，開發人力資源具有尤其重要的特殊意義。因為西部地區最大的資源是人力資源，也是中國目前就業壓力最大的主要地區之一，由于政府投資本身創造不了多少就業，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通過有效的人力資源開發政策，吸引外國投資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這對擴大就業、緩解失業壓力具有重要作用。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實行直接影響FDI的投資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將人力資源開發放在極其重要的位置上，包括大力發展教育，積極培育勞動力市場和人才市場，鼓勵外資企業對其員工進行人力資源開發以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增加中央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鼓勵少數民族控制人口增長，在逐步解決“收入貧困”的過程中逐步解決“人類貧困”、“知識貧困”和“文化貧困”問題等。

3.實行跨國公司友好型政策，加快基礎設施建設，積極吸引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篇6

籌措社會資金增加農業公共產品投入。聯邦政府直接拿錢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科研、科技推廣等；聯邦政府引導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農業發展，如國會有關農業科技推廣的法令，聯邦政府對接受法律條文的各州提供資金建立農業科技推廣組織；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協調運用，以少量的財政資金用于政策銀行的資本金和經營費用，使政策性銀行吸收大量的社會資金支持農業公共產品投資；財政投資吸引私人投資，如美國的灌溉設施建設、農業科技、科技推廣，既有財政投資也有私人投資；運用資金市場籌集支農資金。

明確財政支農重點。以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經濟危機為界，在此之前，美國農業尚不發達，財政支農的重點是生產領域，因此財政主要投資于農業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產品；此后，農產品大量過剩，政府財政支持的重點由生產領域轉向流通領域，主要投資于農業科技、農產品儲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等公共產品。

（二）日本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日本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經驗主要表現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形成一種工農業良性互動的關系，即工業和農業協調發展，兩者相互補充、相輔相成；日本政府對農業的財政投資除部分直接用于興建農、林、水產等公共產品外，大部分特別是農業固定資產投資是采用補助金及長期低息貸款的方式發放給農民，同時通過補貼利息，調動“民間資本”投向農業公共產品，這就是日本頗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對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也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米價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補貼再到進入WTO以來的以環境保護為導向的公共投資。

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策略

（一）韓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政府開始實施“以工補農”戰略，采取各種措施大力發展農業，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新村運動”。新村運動在農業公共產品方面的投入主要表現在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如完善灌溉系統、更新農業機械、采用新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機械設備；同時還加強農業科技、良種、化肥農藥的投入，農業推廣體系的建設及對農民的職業教育。這是“新村運動”的核心內容。

雖然韓國的“新村運動”主要由農民進行，但政府在其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政府不僅是發動者、引導者，更重要的是提供大量的財政支持。據統計，政府每年的資助額占總投資額的比重一般都超過20%，最高年份可達59.2%。充分體現了政府在農業、農村發展中的作用。

（二）印度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印度政府推動的農業公共產品建設主要有以下方面：生產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土地整治、控制水土流失兩個方面；投入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括化肥投入、高產品種投入和農業機械投入；保證性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主要有農村公路建設、農村能源建設、農業職業教育等。

在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中，印度政府從三條途徑來籌集建設資金：增加計劃投資，在每個五年計劃中，農業的計劃投資都占相當比重，如“一五”計劃農業投資占計劃總投資的18%，而工業僅占8%；“二五”計劃農業為25%；“三五”為21%，且以后的各五年計劃中從未低于20%。實行投入物補貼，印度政府的財政預算中，農業投入補貼占相當大比重。提供貸款保證，農業貸款是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重要來源之一。印度政府大力發展信貸機構，擴大信貸額。印度的農業籌資和開發公司主要是利用外國農業投資，發放基礎設施的項目貸款。

（三）巴西農業公共產品投資

1.倉儲設施。在巴西，倉儲按屬性可分為三類：官方（聯邦、州、市）、合作社和個人。聯邦倉儲設施由聯邦出資建設，主要用于常規儲備和儲存按政府最低保證價格收購的農產品，其目的在于保護農業生產者，特別是中小農業生產者的利益，同時利用政府的儲備在淡季時調節農產品的市場價格。合作社和個人倉儲設備建設的資金主要靠補貼性農業信貸和自籌，其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農業季節差提高經濟效益。目前，巴西倉儲能力基本上能夠滿足農牧業生產發展的需要，其收獲后的損失率僅為5%，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2.水利灌溉。巴西水利資源豐富，河流縱橫，降雨量豐富，但灌溉業落后。1985年政府制定了東北部百萬公頃灌溉計劃，五年內投資35億美元，其中40%由聯邦政府出資，60%由私人或國際金融機構資助。

3.農業科研與農業技術推廣。巴西最重要的農業科研和技術推廣機構是歸屬農業部的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和農業技術推廣公司。1973年農業部將農牧業科研局改為巴西農牧業研究公司，大力培養農業科研隊伍，到1985年就培養了2200名高級農業技術人才。農牧業研究公司的研究成果以有償轉讓的方式出售，并由技術推廣公司負責推廣；巴西農牧業技術推廣公司主要負責全國的農業技術推廣和管理，同時建立各州、市的分支機構，加強對合作社、中小農業生產者的技術支持。

對改善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啟示

（一）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產業不均”的公共品投資現狀

1953-1955年，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在不斷修訂中確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至此開始，公共產品的投資就出現了“重城市輕農村”、“重工輕農”的不均衡狀態。嚴重抑制了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工業化已進入中后期階段的今天，應借鑒日本工農業良性互動發展及韓國“新村運動”的做法，改變我國公共產品投資的傾斜戰略，加大政府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走“以工補農”的新路。

（二）實現投資主體、投資方式的多元化

農業是一個弱質產業，農業公共產品具有明顯的外部性特點，投資收益不易、投資回收期較長。因此，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應以政府公共財政為主。然而，政府投資可以采取直接投資還可以采取間接投資，如政府通過參股、控股、經營權轉讓等不同的投資方式提高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的效率；同時，農業公共品也可以由政府以外的投資主體進行，政府加以引導、規范界定產權等，使得私人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等積極投身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在這方面，日本的“制度金融”是一個典型，另外，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在積極引入社會資本投資農業公共產品。

（三）優化投資結構

農業公共產品的投資要有的放矢、突出重點，分階段有層次的進行。如美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從生產領域逐漸轉入流通領域；日本的農業支持政策從“米價支持政策”到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再到環境保護；印度、巴西分不同階段對不同公共產品的投資?，F階段，我國農業公共產品投資主要集中于灌溉、水利等“硬”的方面，農業發展后勁不足。因此，進入WTO后，我國要在保持以農田基礎設施體系為內容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力度的基礎上，努力提高農業科研、農業信息、農業技術推廣、農業教育以及農業制度性等公共產品的投資，加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四）改善投資的外部環境

投資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投資主體的積極性及投資的效率。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努力創造一個和諧、穩定的農業公共產品投資環境。如對于產權的界定、補貼的標準等都要有相關的法律、條文等加以規范；地方政府對于外界投資、外商投資等要有優惠的招商條件；同時對于破壞投資的違法亂紀行為要有規范并得到切實執行的措施。只有這樣，農業公共產品的建設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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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貝克爾將在職培訓分為一般培訓和特殊培訓兩種類型。一般培訓是指接受培訓的職工所獲得的知識、技能對提高各種企業勞動生產率均有用。受訓者的勞動技能提高，會提高其在各種就業機會中的工資，所以培訓成本應當由受訓者自巴承擔。特殊培訓是指接受培訓的職員得到特殊知識和技能，能夠極大地提高提供培訓的企業的生產效率，對于提供培訓以外的企業的生產效率影響不大或沒有影響。特殊培訓的費用較一般培訓高得多，但也會給企業帶來相當可觀的效益，其培訓成本應由企業承擔。由此形成了貝克爾投資模式理論。

作為貝克爾投資模式的補充，有學者提出了一種企業和職員對人力資本共同投資的組合投資模型。該模式按照“人力資本的價值”和“人力資本的獨特性”將人力資本分為四種類型：①高價值高獨特性人力資本，②高價值低獨特性人力資本，③低價值高獨特性人力資本，④低價值低獨特性人力資本。并認為①、④兩種人力資本遵循貝克爾投資模式，而②、③兩種人力資本則由企業和職員共同投資。組合投資模式僅在對職員和企業人力資本培訓投資行為特性的分析中得出定性結論，但在企業實際經營過程中要求有定量的投資分析與決策依據。因此，本文在投資組合模式的基礎上應用博弈論分析人力資本培訓投資行為，找到合理且定量的組合投資分析與決策依據。

1人力資本的分類

本文仍采用人力資本培訓組合投資模式中的人力資本分類方式。人力資本作為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關鍵資源，并不是對企業都具有同樣的重要性。

組織中的人力資本可以根據“人力資本的價值”和“人力資本的獨特性”來進行劃分?！叭肆Y本的價值”是指“相對于人力資本的雇傭成本，人力資本通過其技能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大的與顧客價值相關的戰略利益的屬性”。若職員能幫助企業降低成本或創造具有更多客戶價值的產品，那他就具有高價值；反之，只有低價值?！叭肆Y本的獨特性”是指其技能的不可復制和不可模仿性。人力資本的獨特性將影響到交易成本，并直接影響該人力資本能否成為企業競爭的優勢源泉。由于獨特技能更多地是一種適用于某一特定環境的技能，企業不可能在開放的勞動力市場上獲得，對這些人力資本實行外部化將是不可行的或者將導致更多的成本，所以獨特的人力資本需要進行內部開發。相反，適用于廣大企業的普通技能，很容易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依賴于外部勞動力市場將是獲得低獨特性人力資本的較好選擇。

按照上述兩種人力資本的屬性可以將企業內的人力資本分為四類：第一類人力資本具有高價值并且是獨特的，即這些職員擁有特定于企業的技能，這些技能在勞動力市場上難以獲得，并且職員為企業帶來的戰略性利益遠遠超過雇傭和開發他們的管理成本。也就是說，該類人力資本擁有企業競爭優勢所必需的核心技能。第二類人力資本具有較高的價值，但職員擁有的技能可以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也就是說，其擁有的技能是低獨特性的。第三類人力資本在某種程度上是獨一無二的，但他們對創造客戶價值并不具有直接作用。也就是說，其創造價值的能力較低或者不直接產生價值。第四類人力資本擁有普通的技能，具有有限的戰略價值。以上四種人力資本類型與引言中提及的四種人力資本類型按順序一一對應。

2人力資本培訓投資選擇的博弈分析

博弈論是一門研究在利益相互影響的情況下局中人(即博弈的參與者)采取何種策略才能獲得最大效用的理論。博弈論在經濟學、管理學等領域的應用解決了許多令經典理論無從人手的問題。博弈論最主要的特點是研究相對具體決策情況而言的最優決策，即尋找相對最滿意策略而非最優策略企業和職員的人力資本培訓投資選擇的過程存在的正是一個博弈問題。

根據投資組合模型的思想，企業與職員在人力資本的投資，實際上是培訓投資過程中的博弈，可以用如圖1的博弈樹來描述。假設企業承擔培訓投資成本的比率為，選擇投資策略的概率為q；職員選擇投資策略的概率為P。通過培訓投資，企業因人力資本增加而經營效率提高所得到的利益為，職員因人力資本增加而職業生涯改善或薪酬、福利增加所獲得的利益為r。為增加人力資本而進行培訓投資的成本為c。按照組合投資模式的思想，企業承擔的成：本為CX；職員承擔的成本為c(1一)。顯然，r一c>>r一c>0，1>P、q、>0。

根據子博弈均衡的逆歸納方法，只能找到一個均衡點：企業不承擔培訓投資成本，職員承擔全部的培訓投資成本。但是，如果職員是非理性的局中人，那么在企業選擇不承擔培訓投資時，職員可能也選擇不承擔培訓投資成本，最終使企業和職員都不獲得利益。即在企業選擇不投資策略時，職員可能也選擇不投資策略來對企業進行威脅。由于企業選擇投資策略時，職員選擇不投資策略存在不承擔任何培訓投資成本的可能性，并且企業在利益驅動下也會對職員的威脅妥協，所以職員的這種潛在的威脅是有效的。就此而論，職員進行培訓投資的概率也就是職員是否為理性的局中人的概率。如果職員是理性的，那么在獲得升職、加薪或更佳的職業發展等利益的驅動下，職員將會積極地對自身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反之，則不然。不難發現，企業投資、職員不投資與企業不投資、職員投資兩種策略組合的結局，前者的結局對應貝克爾提出的特殊培訓，后者的結局則對應一般培訓。這與實際情況是相符的。現實情況下，企業傾向于投資具有獨特性和高價值的人力資本，而職員傾向于投資具有一般性和高價值的人力資本。在企業和職員了解培訓屬于何種類型的情況下，他們的投資將以各自的利益為出發點，即遵循貝克爾提出的投資模式，企業承擔特殊培訓的全部成本，職員承擔一般培訓的全部成本。然而，在不了解對方類型的情況下(包括難以歸于特殊培訓或一般培訓的情況)，培訓投資的博弈過程將如圖1所示。根據圖1中的博弈樹可以得到：:

(7)式給出了企業承擔培訓投資成本的比率的取值范圍。顯而易見，由于n與m的大小關系是不確定的，且只有當m>n時，(7)式才成立，所以在實際情況下企業要首先確定m與n的大小才能決定投資比率。由于企業和職員投資傾向的存在，所以可以推斷P與q具有一定的關聯關系，且是遞減關聯的。也就是說，當P(或q)增大時，q(或P)會隨之減少。但是，由于企業與職員的投資決策過程相對獨立，他們對投資類型的判斷并不完全被對方了解，故他們的投資概率并不遵循嚴格的函數關系。

這就使得判斷n和m的大小關系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即n<m是否存在是不能確定的。不過，企業對決定n與m大小關系并非無能為力，可以制定適當的投資策略(即改變q的大小)來適當改變n的大小，從而努力使得m>n成立。

那么，在滿足(7)式的前提下，當P很大、q很小時。即職員傾向于投資、企業傾向于不投資時，m趨近于0，n將小于0，的取值也接近于0。這說明在這種投資情況下，企業在組合投資中承擔的投資成本很少，接近于不投資。同樣，當P很小、q很大時，即職員傾向于不投資、企業傾向于投資時，m趨近于無窮，n趨近于I，的取值接近于1。這說明在種投資情況下，企業在組合投資種承擔的投資成本很多，接近于全部。由此可見，通過(7)式可將貝克爾投資模式和組合投資模式結合起來。

3結論

篇8

昨天和某學員交流，她說5月跟一位老師每次漲三四個點就進去，經常漲停，但是六月每次都是虧，比如周五老師要求在24元布局的奧聯電子，收盤直接套了一塊錢，就是這種不確定性造成的，如果你等漲停再布局，就會有差價，這種追漲需要大勢配合，大勢好的時候才能用這種方法，大家一定注意看大盤環境。

篇9

開放式基金始終要面臨投資者的不確定贖回要求，如果投資者缺乏成熟和理性，在“羊群效應”下集中要求贖回，就會引發基金的流動性風險，進而引發基金紛紛拋售重倉股，加重基金凈值的縮水和股價的走低，加重市場的恐慌氣氛和贖回潮。因此優化基金持有人結構，引導投資者行為不僅關系到基金的收益水平和穩定程度，更關系到金融市場乃至金融體系運行的安全穩定。

二、持有人特征比較

1.我國個人投資者比例高，投資經驗不足，易導致流動性風險

從2005年到2007年，我國基金持有人結構中個人比例大幅上升。統計顯示，2005年個人投資者占比僅有59%，但2007年中報這一比例已經飆升至86%。在偏股型基金當中，這一比例高達90%。由于我國基金投資者多以個人為主，抗風險的能力較低，投資經驗缺乏，介入的成本高。一旦市場大幅調整、基金凈值大幅縮水或長期滯漲，容易做出非理性的決策。羊群行為通常會助長追漲殺跌，將導致基金投資的短期化。

2.我國機構投資者中養老保險和社?；鹚急壤?/p>

美國的證券市場機構投資者中，人壽保險、養老保險等機構投資者的資產規模非常大，這類投資者的投資周期長，承受短期風險的能力強。美國共同基金中大約40％的份額由退休資金持有，其中雇主發起的退休計劃和來源于401k的退休計劃大約各占一半。401K計劃是美國一種特殊的養老金制度，企業為員工設立專門的401K賬戶，員工自主選擇證券組合進行投資，收益計入個人賬戶，員工退休時所能拿到的退休金數額取決于該賬戶投資資本市場中的資產增值情況。而我國基金中養老保險和社保基金等機構投資者規模遠遠低于美國等成熟市場，2006年的社保基金、企業年金所占比例不足2%，機構投資者主要以保險公司和其他一般機構為主，機構投資者介入資本市場特別是持有基金的規模非常有限。

3.持有周期短，年贖回率高，投資行為短期化

我國基金持有人的持有周期呈現明顯的“短期化特征”：2004年我國偏股型基金的贖回率達到63%，相當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為1.6年。2006年偏股型基金的贖回率達85%，相當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不到1.2年。美國基金持有周期也明顯縮短，持有人逐漸“從長期投資走向中期投資”：20世紀50年～60年代美國股票基金的年度贖回率僅為6%左右，相當于基金持有周期長達16年。

4.基金產品線結構不夠豐富

美國2006年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資產占全美基金的63%，債券基金資產占14%，貨幣市場基金占23%。美國股票基金的構成豐富，有行業基金、國際基金或海外基金、藍籌基金，也有高風險的基金。而我國股票型與配置型基金共占據基金市場總規模95%，處于絕對的主體地位，投資者購買的基金多以股票性基金為主，基金市場結構嚴重失衡，需要進一步優化。5.基金投資占全部家庭資產比重增高

美國1980年時僅有十六分之一的家庭投資共同基金，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后，投資共同基金的家庭已經超過了三分之一。與之相似，我國的基金投資占全部家庭資產比重也在增高。根據中國證券業協會2007年四季度的調查統計，當前基金個人投資者大部分是月均固定收入在5千元以下的“工薪族”個人投資者，占比76%，可見這是一個中低收入的群體。主要包括專業技術人員、企業和公司管理人員、機關團體和事業單位干部等工薪階層人員。

6.缺乏鮮明的選擇基金的標準偏好

在美國，牛市時年均20%的收益率會使6%左右的基金費用被忽視，而熊市中，低收益率加上高基金費率將減少實際投資收益率，投資者對費率成本就會格外重視。很多投資者在選擇基金的時候，通常會比較查閱基金的收費情況。我國目前的前5大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資產規模占行業總規模的34%以上，前十大公司規模已占50%以上，行業集中度已接近發達市場水平，資金的集中趨勢明顯。這說明，激烈的同業競爭迫使基金管理公司必須不斷進行業務和品種、服務的創新，公司的品牌、知名度、過往業績、市場形象等將成為投資者選擇基金的重點參考標準。

7.基金整體收益跑輸大盤、投資者心理預期降低

美國2004年只有七分之一的基金跑贏大盤指數，而1940年當時有四分之三的基金跑贏大盤。1983年～2004年美國共同基金的平均收益僅為大盤收益的79%，落后于股票的平均升幅和收益。按照晨星資訊的分類，2006年我國運作滿一年的138只股票型基金算術平均年收益率高達128.16%，而同期滬深300指數全年漲幅161.55%，絕大多數基金沒有跑贏滬深300指數，真正為投資者獲取超額收益的僅有華夏大盤精選、中郵核心優選等9個產品，不足股票型基金總數的10%。

三、優化我國基金持有人結構的對策建議

1.大力發展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開辟長期資金來源

大力發展資金穩定性、風險收益傾向，以及投資周期不同的各類機構投資者，將有助于完善基金治理結構，減少基金集中贖回發生的概率。養老保險、企業年金等機構投資者風險低，周期長，現金流穩定，加大他們的投資基金的比例將有助于基金的穩定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養老金市場發展迅速。1990年末,美國的養老金資產總額為31978萬億美元,2002年末總額達到10115萬億美元,是1990年的2155倍。養老金、共同基金和保險基金已經成為美國資本市場上的三大主力機構投資者。

我國擁有13億人口，20紀60年代和80年代中國出現過兩次人口增長高峰，這兩部分人群對專業理財需求強烈。根據世界銀行測算，到2030年，中國養老基金資產將會達到1.8萬億美元，成為世界第三大企業年金市場，未來潛力巨大。建立類似美國401k的個人養老賬戶投資計劃，可以在完善我國的養老金體系的同時，引導投資者對基金進行長期投資，不被市場的短期波動所左右。

2.通過稅收優惠政策，引導機構投資者適度提高投資比重

稅收保護機制是資本市場投資者利益保護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美國稅法中，根據持有證券的時間長短不同，分為長期資本利得和短期資本利得，持有期限越長、則賣出時的稅率越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基金持有人就會注意稅后回報的利益，基金的操作風格也就比較長期化。我國現行法規中，個人投資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收益都是免稅所得，機構投資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資收益是應稅所得，機構的股票分紅為應稅所得，機構的基金分紅為免稅所得。

3.調整基金收費結構，鼓勵投資者長期投資

通過調整基金申購贖回費率結構，引導投資者長期持有基金，降低基金集中贖回的風險。如采用時間累退制下的贖回費率設計，根據基金持有人持有時間的長短不同，分別收費，持有時間越長，費率越低。再者靈活調整基金的各種費率，進行基金分級。還可以按照投資者的類型進行分類費率設計。機構投資者又可以細分為保險資金、社?；稹⑸鲜泄镜葞最?，設計不同的收費標準，以滿足不同類型機構投資者的需求。4.推廣定期定額等投資方式

篇10

長期以來，我國社保基金投資渠道較為單一，通常只依靠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獲得利息收入進行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社?；鹨部梢杂糜趥⒒?、股票等投資，以股票投資為例，《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管理的暫行規定》中明確規定：社?；鹜顿Y于股票的比例應控制在30%以下，絕對不能超過40%，又因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建立和發展只有10余年的時間，市場成熟和制度完善程度都還不高，因此系統性風險大于西方資本市場，由此導致社保基金的資本市場投資收益一直不夠理想，收益率僅略高于同期銀行存款利率，遠低于國外社保基金投資的收益率。

基于我國目前社?；鸬耐顿Y現狀，為了避免在未來發生支付危機，社?；饘で笮碌耐顿Y渠道已經迫在眉睫。

社?；鹜顿Y新方式

（一）拓寬海外投資渠道

社保基金在海外的投資機構的選擇在初期最優方式是，在國際市場上甄選出富有國際投資經驗和業績穩健的國際專業投資公司來管理和運作社?；??？梢圆扇≌袠烁偁幍姆椒ǎ局_、公正、公平的原則，吸引國際上知名的基金管理公司參與競標。但需強調的是，社保基金作為風險厭惡型的機構投資者，出于對資金安全性、流動性和盈利性的考慮，它在海外投資的品種和比例上初期應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

（二）參與助學貸款

有國家擔保的助學貸款是優質的金融資產，因為國家對助學貸款進行貼息和擔保之后，能將放貸銀行的損失控制在平均壞賬率之下，使其收益率得到保證且高于國債收益率。而社?；饳C構擁有學生就業、薪酬、勞動保險和醫療保障信息，擁有與用人單位之間密切的業務聯系網，擁有與商業銀行之間信息資源共享平臺，可以有效地監控、跟蹤學生狀況及回收貸款。社?；饏⑴c國家擔保的助學貸款，既可以大幅降低還款違約率，又能使社保基金安全地保值增值，實現雙贏。

（三）參與金融衍生品投資

根據投資學的基本原理，收益與風險正相關，高收益伴隨高風險，但通過投資組合可以有效降低組合風險，實現收益最大化。我國社?；鹜顿Y渠道少、保值增值困難的根本原因是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可供投資的產品太少，難以構造出優質的投資組合，既控制風險又能最大化收益。因此社保基金可以參與開發資本市場具有潛力投資品種和金融衍生工具，如信托產品、優質理財產品等。投資渠道越多，投資組合分散風險的能力便越強，社保基金保值增值能力也就越強。

（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長期股權投資

眾所周知，大型基礎設施建設時間跨度長、資金需求量大，會給國家財政造成較大的融資壓力，而我國社保基金積累了大量資金，完全可以滿足大型基礎建設項目投資周期長、規模大的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可以考慮將社會保險基金的一定比例投入到盈利前景好的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之中。由于基礎設施建設的回報穩定、風險低的特點，也能充分滿足社?；鸨Ｖ翟鲋档男枰?。因此，在保證充足償付能力和流動性的前提下，社?；鹂梢宰鳛橐粋€投資主體介入一些盈利前景良好的基礎設施項目，以獲得長期較穩定的回報率。

另外，長期股權投資也是我國社?；鹂梢陨孀愕念I域，自2008年以來，全國社保基金在此方面的投資取得突破，一方面爭取到國家開發銀行與中國農業銀行戰略投資者的身份，還爭取到全國社?；饳嘁?0%可用于投資股權投資基金的政策。這些投資方式的探索，為我國社?；鹪诟鼮閺碗s多變的市場環境下實現保值增值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參考文獻：

1.王國清，馬曉，程謙.財政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