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金融法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1世紀以來，金融業混業經營成為無法阻擋的潮流，混業經營格局下的金融創新產品的多樣化又進一步促進混業經營。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無論是破產重組或被收購，還是主動申請轉型，各大獨立投資銀行紛紛回歸傳統商業銀行的懷抱，開始全面組建金融控股公司。[1]這似乎又回到了1929年以前美國的混業經營模式，但這絕不是歷史簡單的重復，而是有著更深層次的意義。2008年3月31日，美國財政部正式公布了《現代化金融監管架構藍皮書》，計劃通過短期、中期、長期三個階段的變革最終建立基于市場穩定性、審慎性、商業行為三大監管目標的最優化監管架構，主旨就是將多頭分業監管格局收縮為混業綜合監管格局，將授予美聯儲綜合監管金融機構的權力。美國政府已經認識到次貸危機爆發的重要肇因就是對不斷創新的金融產品缺乏有效監管，而缺乏一有效監管的原因主要是各監管機構的縱向割據造成的。美國的金融混業綜合監管和金融商品的橫向統一規制已經落后于歐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2]

2006年，日本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貨交易法》、《投資顧問業法》等法律，徹底修改《證券交易法》，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最大限度地將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投資服務作為法的規制對象，避免產生法律的真空地帶，構筑了從銷售、勸誘到資產管理、投資顧問的橫向的、全方位的行業規制和行為規制的基本框架，從以往的縱向行業監管法轉變為以保護投資者為目的的橫向金融法制。這是大幅改變金融法律體系的“金融大爆炸”改革，融合判例法和成文法的制度，從而成就了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證券金融法制之一。其以保護投資者為目的的橫向金融法制的制度設計，較好地平衡協調了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在此次美國金融海嘯席卷全球時，日本的金融體系未受太大影響，并且逐漸在充當美國金融危機救世主的角色。日本繼受和創造金融法制的經驗，值得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大陸法系國家的借鑒和參考。

面對金融危機，我國也需要大力推進金融體制改革，金融衍生產品的發展和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將對我國金融監管模式和金融法制提出新的挑戰。

此次危機雖未對我國的金融安全和金融體系造成大的影響，但是，從長遠戰略來看，探討金融商品的橫向統一規制、資本市場統合法立法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一、國際上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趨勢

近年來，以英國、德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為代表，金融法制出現了從縱向的金融行業規制到橫向的金融商品規制的發展趨勢，出現了根據單一監管者的功能性監管模式來重新整理和改編原有的多部與金融市場、資本市場相關的法律而將傳統銀行、保險、證券、信托等金融投資業整合在一部法律中的趨勢。英國率先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第一次金融大變革，制訂了《金融服務法》(1986年)，20世紀90年后期又進行了第二次金融大變革，并于2000年通過了《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該法中的“投資商品”定義包含“存款、保險合同、集合投資計劃份額、期權、期貨以及預付款合同等”。通過金融變革，倫敦金融市場的國際地位日益加強。德國通過2004年的《投資者保護改善法》對《證券交易法》進行修改，導入新的“金融商品”概念，對“有價證券、金融市場商品以及衍生品交易等”作了界定，并通過修改《招股說明書法》導入投資份額的概念，將隱名合伙份額等納入信息披露的對象。歐盟2004年4月通過的《金融工具市場指令》(MIFID)引入了“金融工具”概念，涵蓋了可轉讓證券、短期金融市場工具、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和衍生品交易。歐盟內部則出現了金融服務區域整合，歐盟成員國的金融法制也逐漸呈現橫向化和統一化趨勢。

戰后一直學習美國金融證券法制經驗的日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關注英國的金融法制建設，在隨后的證券法修改中不斷學習英國和歐盟的經驗，早在1998年就成立統一橫貫的監管機構：金融監督廳。在完善統一金融法制的方面，日本一直努力構筑以各種金融商品為對象的橫向整合的金融法制。其對金融商品進行橫向規制的金融體系改革始于1996年橋本龍太郎首相的“金融大爆炸”。此后，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如同一個三級跳，第一跳是2000年制定的《金融商品銷售法》，第二跳是2006年制定的《金融商品交易法》，第三跳就是在不久的將來制定真正大一統的金融法制即日本版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存款、保險商品將真正納入一部法律中，實現橫向規制的最終目標。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內容由四個支柱組成。第一個支柱是投資服務法制部分。具體而言，導入集合投資計劃的概念，橫向擴大了適用對象（證券種類、金融衍生品）的范圍，與之伴隨業務范圍的擴大、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橫向規制、以及根據投資者的屬性和業務類型而進行規制的差異化等。第二個支柱是指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具體包括季報信息披露的法定化、財務報告等相關內部治理措施的強化、要約收購制度以及大量持有報告制度的修改等。第三個支柱是確保交易所自律規制業務的正常運行。第四個支柱是對市場操縱行為等加大了征收課征金（罰款）的處罰力度。《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內容雖具有復雜的體系，但其特點又可用“四個化”來簡單概況：適用對象和業務范圍、行業規制、行為規制等的“橫向規制化”、規制內容的“靈活化”、信息披露的“公正化·透明化”、對違法行為處罰的“嚴格化”。[3]其中，“橫向規制化”是該法的最大特點。

韓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遭受重創，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援助和影響之下，1998年4月韓國成立了單一的金融監管機構，即金融監督委員會。2003年，韓國政府也開始推進統一金融法的制定，2005年2月17日，韓國政府發表了將《證券交易法》、《期貨交易法》及間接投資資產運用法等資本市場相關法律統一為《關于金融投資業及資本市場的法律》（簡稱“資本市場統合法”）的制定計劃。2007年7月3日，韓國國會通過了能夠引起韓國金融業“大爆炸”的《資本市場統合法》，該法于2009年2月4日正式施行，該法整合了與資本市場有關的15部法律中的6部，其余的法律將一并修改。該法將分為證券、資產運營、期貨、信托等多頭板塊的資本市場整合為一，旨在激勵各金融機構自我改革和創新，增強韓國對外國金融機構的吸引力，其推出必將給韓國資本市場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并預示韓國金融業整合期的到來。[4]

韓國《資本市場統合法》和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本質上相同，都是金融投資服務法，不是真正大一統的金融統合法，尚未達到英國的《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的階段。但日本、韓國的經驗告訴我們，統一金融監管機構的建立和統一金融法制的制定，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股權分置改革完成后，我國資本市場逐漸進入與國際接軌的正常發展時期。我國是當今世界上唯一實行分業經營的大國。從分業經營走向混業經營，從分頭監管走向統一監管，是我國金融業和金融法制發展的必然方向。我們可以考慮借鑒日本和韓國的經驗，分階段加以推進。韓日兩國中日本的金融法制改革的經驗尤為突出，韓國的《資本市場統合法》在2007年迅速推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影響。而受到日本韓國的影響，我國臺灣地區也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資本市場統合法的制定工作，計劃于2009年12月1日提交立法機關，并預計2010年4月通過，2011年11月開始實施。

在法制完善方面，一般都是日本先行韓國和臺灣地區緊隨其后，金融法制的改革也大概如此。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對于完善我國金融市場法制、整合投資服務法制同樣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縱觀各國或地區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或資本市場統合法立法，一個最重要的立法原則即是由現行的商品類、金融業者規制轉換成對“經濟實質相同的金融功能”進行“統一規制”的功能性規制。現行資本市場相關金融規制法律的特征是以“對象商品”或“金融業者”的概念形態或種類為基礎的商品類、機構類規制。這種規制在如今迅速變化的金融市場環境中日趨不能適應。因此高度集中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應從現行的商品類、機構類規制轉換成對“經濟實質相同的金融功能”進行“統一規制”的功能性規制。為了貫徹這種功能規制原則,各國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先將金融投資商品、金融投資業、客戶等根據經濟實質進行重新分類,以金融投資商品(證券、衍生商品)、金融投資業(買賣、中介、資產管理業等)、客戶(專業投資者、業余投資者)為標準進行分類。[5]以下分別從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和金融投資業的橫向規制兩個角度，論證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橫向規制特點。

二、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的目的在于統一規范投資商品或者具有投資性質的各類金融商品，投資者保護是其根本目的和立法核心，其本質實際上是投資服務法。[6]與許多成文法國家相同，日本《證券交易法》對證券的定義較為狹窄，不包括很多投資產品。此次修法，日本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以適應近幾年來金融商品和投資服務不斷創新發展的現實環境。為了避免產生法律的真空地帶，《金融商品交易法》以《證券交易法》的對象范圍即“有價證券”和“金融衍生商品”為基礎，最大幅度地橫向擴大了法律適用對象的范圍。

1.有價證券的范圍的橫向擴大

日本此次修法，雖然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并未對“金融商品”做出嚴格定義，《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條仍是“有價證券”的定義。《證券交易法》第2條規定了證券法相關的各種概念的定義，特別是以列舉的方式規定了有價證券的定義。1991年的證券交易審議會報告書參考美國的證券概念，提倡導入“廣義的有價證券”概念。即作為有價證券的定義，在個別列舉之外，設置概括性條款。日本金融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對《證券交易法》的有價證券的概念重新定義。但1992年的修改并沒有導入“廣義的有價證券”的概念，僅完善了個別規定以對應證券化相關商品。1998年的修改對定義條款進行了全面的修改，擴大向投資者提供的商品類型適用公正的交易規則，構建了方便投資者購買的投資環境。此次將“證券”的定義擴展為“金融商品”的概念，但仍未導入“廣義的有價證券”的概念，未對“金融商品”做出定義，只是對有價證券的范圍進行了橫向擴大。在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上也曾探討根本修改“有價證券”概念，但考慮到世界上主要國家特別是大陸法系國家仍在使用“證券”或“有價證券”概念，且“有價證券”概念長期以來已被日本社會廣泛接受，“有價證券”這一用語也被其它法律大量引用，如修改將會影響向國會提交修改法案等情況，《金融商品交易法》仍然延續了“有價證券”的概念。[7]

與《證券交易法》相同，《金融商品交易法》把有價證券分為兩類：發行了證券、證書的權利（有價證券）和未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準有價證券）。該法第2條第1款規定的有價證券包括：①國債；②地方債；③特殊債；④資產流動化法中的特定公司債券；⑤公司債；⑥對特殊法人的出資債券；⑦協同組合[8]金融機構的優先出資證券；⑧資產流動化法中的優先出資證券、新股認購權證書；⑨股票、新股預約權證券；⑩投資信托、外國投資信托的受益證券；⑪投資法人的投資證券、投資法人債券、外國投資法人的投資證券；⑫借貸信托的受益證券；⑬特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證券；⑭信托的受益證券；⑮商業票據（commercialpaper）；[9]⑯抵押證券；⑰具有①至⑨、⑫至⑮的性質的外國證券、證書；⑱外國貸款債權信托的受益證券；⑲期權證券、證書；⑳預托證券、證書，21）政令中指定的證券、證書。該法第2條第2款是關于未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而視為有價證券的規定（準有價證券）。具體有以下這些權利：①信托受益權；②外國信托的受益權；③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的社員權（只限于政令規定的權利）；④外國法人的社員權中具有③性質的權利；⑤集合投資計劃份額；⑥外國集合投資計劃份額；⑦政令指定的權利。

相比《證券交易法》，《金融商品交易法》中的有價證券（包括準有價證券）中增加了抵押證券（原由抵押證券法規制）、信托受益權（原由信托法規制）、集合投資計劃份額等。《證券交易法》中有價證券的信托受益權僅限于投資信托、貸款信托、資產證券化法定目的信托的受益證券等，但在《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其它的信托受益權均作為準有價證券，無遺漏地橫向擴充了適用對象范圍。

《證券交易法》把有價證券分為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和未發行證券、證書的權利，之所以如此區分，是因為考慮到表示為證券、證書的權利的流動性較高的緣故。但2009年7月之后日本的無紙化法即《關于公司債、股份等過戶的法律》（2004年6月9日公布）的不發行股票制度開始全面實施，股票電子化后通過賬冊的過戶就實現股份的轉讓，股份的流動性大大增強。將權利表示為證券、證書流動性高的立法理念已過時。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仍依據是否具有證券、證書來分類有價證券，被批評是一種古董式的陳舊做法。[10]

2.導入集合投資計劃的定義

把集合投資計劃份額列入有價證券的范圍內，是為了各種基金適用《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概括性規定，是此次修改的最大亮點之一。近年來在日本依據合伙合同的基金的投資對象已經擴展到了各個領域，個別投資對象已不在投資者保護的框架內。因此，迫切需要對于依據合伙合同的各類投資基金予以法律規制。

對于不斷創新的多樣化的集合投資計劃，需要打破原有的縱向規制法制，無論運作對象資產和流動化的對象資產如何，構建著眼于運作或流動化構造功能的橫向法制。其理由如下：第一，在日本，集合投資計劃是“金融大爆炸”之后應成為金融領域主流的“市場型間接金融”的主角，完善其法制是當務之急。第二，集合投資計劃一般是銷售給普通投資者，從投資者保護的角度出發，需要對計劃的組成和運營進行橫向覆蓋的法制化和制度建設。第三，投資者人數較多，容易產生集體行動的問題（collectiveactionproblem），需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法制基礎和制度建設。第四，原有的法制是縱向不全面的，其內容也不充分，產生了諸多不便和障礙。因此，需要對集合投資計劃加以橫向全面的根本意義上的制度建設和法制完善。[11]

集合投資計劃的基本類型有兩種：一種是從多數投資者籌集資金進行各種資產管理運作（資產管理型），另外一種是，特定的資產產生的現金流加以組合然后賣給多數的投資者的構造（資產流動型），針對這兩種方式需要制定相應的規則制度。從歷史上、經濟上、實務上來說都是不同種類的類型，因此針對這兩種類型，需要制定橫向覆蓋的規則體系（交易規則、市場規則、業者規則）。[12]在進行集合投資計劃的法制完善時，有一個根本問題需要解決：不管計劃的私法上形態(公司、信托、合伙等)如何，是否課以相同的交易規則。[13]《金融商品交易法》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直接列舉和導入了“集合投資計劃”的概念，該法最大限度地把幾乎所有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和投資服務納入適用對象，進行統一規制。[14]

2005年12月22日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第一部會報告“為實現投資服務法（暫定）”中，對作為《投資服務法》對象的金融商品設定了三個標準：①金錢的出資，具有金錢等的償還的可能性；②與資產或指標等相關聯；③期待較高的回報，承擔風險。集合投資計劃的定義以此標準為基礎，在《金融商品交易法》第2條第2款第5項規定：集合投資計劃是指民法上的合伙、商法上的隱名合伙、投資事業有限責任合伙（LPS）、有限責任事業合伙（LLP）、社團法人的社員權以及其它權利，享有通過金錢出資進行的事業而產生的收益分配或該出資對象業務相關的財產分配的權利。集合投資計劃的定義主要由三個要件構成：①接受投資者金錢的出資、支出，②利用出資、支出的金錢進行事業、投資，③具有將該事業所產生的收益等向出資人進行分配的相關權利。[15]上述條件均具備的權利，無論采取何種法律形式和進行何種事業，均屬于集合投資計劃份額而成為該法的適用對象。[16]

3.金融衍生商品的橫向擴大

近年來，隨著金融商品的多樣性發展,鉆法律間空隙進行欺詐的事件在日本也頻頻發生。日本傳統的以行業區分的縱向金融監管體制，已逐漸不能迅速應對新型金融衍生商品、混業經營和多種新型金融商品所引發的問題。特別是2003年日本進行外匯交易的機構投資者蒙受了巨大損失，成為社會關注的大問題，雖然此后緊急修改了《金融期貨交易法》，將外匯交易納入規制范圍內，但也未能達到充分保護金融消費者利益的目的。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盡可能地擴大金融衍生商品的規制對象范圍。對此，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第一部會的“中間報告”提出：不論原資產如何，均可作為適用對象。但如果完全不限定金融衍生商品的原資產而做出概括性定義，其適用對象的范圍則不明確，又會產生過度規制的問題。為避免過度規制，從保護投資者的角度出發，需要將一些金融衍生商品予以排除，但事實上操作起來又非常困難。基于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對于金融衍生商品沒有采取“概括性定義”的方式，而是在擴大交易類型、原資產及參照指標的同時，授權政令根據情況予以追加規定。

《證券交易法》中關于金融衍生商品的定義僅限于原資產為有價證券和有價證券指數等。《金融商品交易法》對金融衍生商品的對象范圍予以大幅度擴大，除《金融期貨交易法》的金融期貨交易之外，還包括利息、外匯互換、信用金融衍生商品、天氣衍生商品等金融衍生商品。

《金融商品交易法》確立了范圍廣泛的“金融商品”的定義，沿用《金融期貨交易法》的“貨幣等”定義[17]，并將有價證券和確保投資者保護所必須的價格變動明顯的原資產金融衍生商品等加以融合而形成。但遺憾的是，該定義仍停留在規定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范圍或從業者的一部分業務范圍上，并未形成完全橫向貫通規制，此為今后改革

當前，世界各國交易的金融衍生工具種類蓬勃發展，已達數千種，新型的金融衍生工具還在不斷涌現。同時，金融衍生商品具有衍生再衍生的特性，金融衍生商品交易的發展已經混淆了很多以往認為是涇渭分明的界限，很多交易類型難以界定性質，處于不同金融領域的機構通過使用金融衍生工具間接地進入了其原本無法進入的市場。在金融技術發展的大背景下,諸多購買新型的金融商品的投資者(金融消費者)的權益無法從傳統的以金融機構的類別劃分而制定的法律規則體系中得到救濟，使得金融消費者面臨蒙受損失的威脅。同時傳統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已經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依照傳統方法已經很難界定金融機構的類型。另外，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必然帶來金融機構間兼營業務的不斷擴大和融合，金融監管的基礎已經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調整因多頭監管而導致的監管主體模糊、監管空白、監管重復等現象，堅持統一金融監管體制，成為國際金融衍生品監管的發展趨勢。[18]因此，金融衍生商品的橫向擴大必然會要求建立橫向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

4.關于存款、保險商品

對于存款、保險商品，《銀行法》、《保險業法》等各行業監管法律設置了保護利用者的框架，并不是《金融商品交易法》規制的對象，但如外幣存款、金融衍生商品存款、變額保險、年金等，該法認可其具有一定投資性，但其又不屬于存款保險以及保險合同人保護范圍內的商品。因此，此次在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同時，對《銀行法》、《保險業法》相應部分也進行了修改，設置了準用該法的規定，構建與該法同等的投資者保護的內容和框架。所以，《銀行法》、《保險業法》等條文的修改實質上也是投資服務法的一部分。[19]

日本金融改革的目標原本是通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對證券、保險、銀行、金融衍生商品等具有投資性的金融商品進行橫向全面的統一規制，但是因為諸多原因沒有實現真正的統一規制和統一監管。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金融廳、財政省、經濟產業省等政府機構存在部門利益的爭奪，導致目前無法實現真正的金融商品的統一規制、統一規范、統一監管。《金融商品交易法》未將所有金融商品進行統一規制，固然存在遺憾和不足，但按照該法的原則和原理，通過對現行相關法律進行修改，設置準用該法的規定，構建與該法同等的投資者保護的內容和框架，亦可解決現實與理想的矛盾，最終實現投資者保護之目標。

該法制定后，針對金融商品、投資服務的對象范圍，日本正在討論在不久的將來制定真正大一統的金融法制即《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將存款、保險商品真正納入統一規制中，實現橫向規制的最終目標。[20]

三、金融業的橫向規制

以上分析了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的內容，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趨勢也必然會要求金融商品交易業者、金融商品交易的業務行為、客戶（投資者）、自律規制機構等金融業的相關主體橫向規制的發展。因此，《金融商品交易法》對金融業的橫向規制內容做出了規定。

1.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橫向規制

在擴大適用對象的范圍，對金融商品的進行橫向規制的同時，就會伴隨業務范圍的擴大以及根據投資者的屬性和業務類型而進行規制的差異化。即《金融商品交易法》對已有的縱向分割的行業法進行了橫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經濟功能的金融商品適用同一規則，實現了業務規制的橫貫化。

此前，日本針對與金融投資服務有關的行業的法律主要有：《證券交易法》（證券公司）、《關于投資信托及投資法人的法律》（信托投資委托業者）、《與有價證券有關的投資顧問業的規定等相關的法律》（投資顧問業者）、《金融期貨交易法》（金融期貨交易業者）、《信托業法》（信托業者）、《抵押證券業法》（商品投資交易業者）等。《金融商品交易法》為了構建橫向規制的投資者保護框架，也對上述各種復雜的行業類型進行了橫向整合，一并納入該法的射程內，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業，[21]從事該行業的單位或個人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者，并一律適用登記制度。[22]該法還并進行了重新分類，具體分為①第一類金融商品交易業；②第二類金融商品交易業；③投資咨詢業；④投資運作業等四種行業類型。第一類金融商品交易業相當于原來證券公司的有價證券相關業務；第二類金融商品交易業相當于原來證券公司的金融衍生商品相關業務以及集合投資計劃相關業務；投資咨詢業相當于投資顧問業；投資運作業相當于投資信托委托業。除以上四種行業類型之外，該法將從事有價證券的買賣和買賣委托媒介等的證券中介業者，定義為“金融商品中介業者”。[23]

該法依照以上各類行業類型的業務特點制定行業相關規定，但對各類金融行業從業者的具體規制、具體業務內容，基本沿用了原有規定。[24]該法根據所要申請從事的行業不同，需要滿足的準入要件也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對資本金額和申請人資格等的要求方面。因此，申請人既可以一次申請從事所有行業，也可以只申請從事準入要件比較低的行業，[25]體現了該法的靈活性。

2.金融商品交易業務行為的橫向規制

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金融分科會第一部會報告中明確提出，全面擴大和完善眾多金融商品的橫向化法制框架，填補投資者保護法制的空白，對現有縱向分割的行業法進行重整，使具備相同經濟功能的金融商品適用同一規則。《金融商品交易法》被定位為金融商品銷售與勸誘的一般法，就涉及金融商品交易的業務行為而言，不分業務形態適用統一的銷售和勸誘規則。具體而言，該法針對廣告規制、合同締結前的書面交付義務、書面解除、禁止行為(提供虛假信息、提供斷定的判斷、未經邀請勸誘)、禁止填補損失、適合性原則等各方面確定了行為規范，其他行業法(如銀行法、保險業法、信托法等)均準用這些行為規范，接受同樣的行為規制，以保證行為規制的統一性。[26]

該法作為金融商品交易業者的基本規則，規制各類業務的共通行為，其中，適合性原則、合同締結前或締結時的書面交付義務等，沿用了《證券交易法》、《投資顧問業法》等法規的原有行為規制。

3.投資者種類的橫向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在保護投資者的前提下，盡可能保證風險資本的供應，降低交易成本。該法根據投資者的專業程度，模仿歐盟2004年新投資服務法指令，把投資者分為特定投資者（專業）和一般投資者（業余），根據投資者經驗和財力等的不同構筑靈活的規則體系。特定投資者一般具備自己收集分析必要信息的能力。

如果金融從業者的服務對象是特定投資者，則可免除行為規制的適用，力求降低規制成本。具體包括（不包括內閣府令規定的情況）金融商品交易的勸誘時，不適用適合性原則、禁止未經邀請勸誘原則，此外，合同締結前和締結時書面交付義務等也可免除。締結投資顧問合同和委托投資合同時，不適用禁止接受顧客有價證券的委托保管的規定。特定投資者限定性地規定為合格機構投資者、國家、日本銀行、投資者保護基金等。

以具有專業知識和經驗的顧客為對象時，免除適用在銷售金融商品時銷售業者的說明義務。區分專業的投資者和業余投資者的制度在2000年日本《金融商品銷售法》中已部分導入。但《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導入的特定投資者制度涵蓋從金融商品的勸誘到締結等與金融交易相關的合同，擴大了行為規制適用除外的范圍，在橫向規制這一點上意義重大。[27]

4.自律規制機構的橫向規制

《金融商品交易法》針對行業協會、交易所等自律規制機構，在承續原有功能地位的基礎上，完善了其機能，構筑了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和金融商品交易所的橫貫化規制。

包括日本在內各國資本市場都設有各種各樣的行業自律機構，如證券業協會、投資信托協會、證券投資顧問業協會等，這些協會的組織形態比較豐富。為了實現一元化管理，《金融商品交易法》在第四章中將基于《證券交易法》設立的證券業協會等“核準金融商品交易業協會”和基于民法規定的公益法人制度設立的投資信托協會、證券投資顧問業協會等“公益法人金融商品交易協會”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協會，對其進行統一調整，對其設立要件、成員性質、主要業務、章程和準則等分別作出規定，實現了對行業自律機構的橫向規制。[28]此外，為了靈活運用裁判外紛爭處理程序，通過自律規制機構以外的民間團體對投訴等紛爭進行公正迅速的處理，該法還創設了“核準投資者保護團體”。

該法又橫向整合了證券交易所和金融期貨交易所，將東京證券交易所等六個證券交易所和東京金融期貨交易所統稱為“金融商品交易所”，隨著法律對有價證券以及金融衍生商品等金融商品的定義的擴大，在金融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商品的種類和范圍也隨之擴大。

另外，在交易所內部也進行了橫向規制。2003年《證券交易法》修改后放寬了對證券交易所組織形態的要求，以前只能采用非營利性的會員組織形態的證券交易所被允許采用股份公司的形態。大阪、東京、名古屋證券交易所先后轉變為股份公司的形態，其中大阪證券交易所在其本身的交易市場上市。證券交易所既是市場運營的營利主體又是自律規制的實施者，存在著利益沖突的危險。

針對此問題，《金融商品交易法》為確保金融商品交易所的自律規制功能的獨立性，避免產生利益沖突，設置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具體有：第一，規定金融商品交易所可以在交易所外設立從事自律規制業務的自律規制法人，或者在交易所內部設立自律規制委員會。該法明確規定有關金融商品的上市以及停止上市的業務和有關會員等法令遵守狀況的調查業務為交易所自律規制業務內容，突出了交易所作為自律規制機構的重要性。[29]第二，規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或者以金融商品交易所為子公司的控股公司，設立“自律規制法人”的獨立法人，被批準后可以委托自律規制業務。第三，規定金融商品交易所是股份公司時，可以在公司內設置“自律規制委員會”，授予其有關自律規制的決定權限。但作為自律規制委員會成員的董事的過半數必須是外部董事，以確保自律規制機構的獨立性。第四，規定必須明確自律業務的范圍，規定自律業務的實施體制，以達到強化其自律機能的目的。第五，為了防止利益沖突的發生，原則上禁止其股東單獨持有超過20%的交易所的股票，而《證券交易法》中原規定為50%。[30]

四、日本金融法制改革對我國的借鑒意義

日本采取實用主義的立法哲學，根據國際金融資本市場發展的最新動向和趨勢，及時對本國的金融立法取向做出調整以適應國際國內變動的需要，應對金融立法的橫向化趨勢，分階段有效地推動。如前所述，一直學習美國的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后，不斷學習英國，1998年成立金融監督廳，2000年出臺《金融商品銷售法》，2006年制定了《金融商品交易法》。[31]

結合我國實際，我們需要分階段地逐步推動在金融商品和金融服務的橫向規制立法，推動金融業的橫向規制，逐漸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筆者提出以下幾個具體建議。

第一，盡快出臺《期貨交易法》，修改現行相關法律，完善金融衍生品立法，時機成熟后，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資服務法》，實現金融商品的橫向規制立法。

我國有關金融商品的現行法規有《證券法》、《商業銀行法》、《保險法》、《證券投資基金法》、《信托法》、《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等。我國金融商品立法還很落后，特別是金融衍生商品立法欠缺。自1990年開始,我國商品期貨市場已經歷了初步形成、清理整頓和規范發展三個階段。2006年9月8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在上海掛牌成立，這是我國內地成立的第4家期貨交易所，也是我國內地成立的首家金融衍生品交易所。雖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發展逐漸步入正式軌道，但我國的相關立法比較落后。我國于2007年才對1999年的《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作了全面修訂，新修訂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于2007年4月15日正式施行。原有的《暫行條例》只適用于商品期貨交易。隨著我國不斷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特別是證券市場股權分置改革順利完成，逐步推出股指期貨等金融期貨品種的條件和時機趨于成熟。考慮到要為將來推出期權交易品種預留空間，修改后的《條例》適用范圍擴大為商品和金融的期貨和期權合約交易。這是可喜的進步，但還是剛起步。《期貨交易法》雖然也已經列入新一屆人大的立法計劃中，但這只是階段性的小目標，

我國應該盡快完善具有投資性金融商品的法制，可以借鑒日本，時機成熟時制定一部統一規制的《金融商品交易法》或《投資服務法》。

第二，導入“集合投資計劃”概念，制定《投資基金法》。

2005年之后我國的股市進入迅速繁榮和強烈震蕩的特殊時期，出現大量的以合伙、信托等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資組合等，目前我國對其缺乏規范。我國對私募基金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定和管理原則。從日本的“集合投資計劃”來看，其實私募不需要很嚴格的監管，但應該有一個規范化的原則。我們可以考慮借鑒日本的做法，導入“集合投資計劃”概念，對于資本市場上的各類合伙形式、信托形式的基金加以橫向全面的規制，以達到無縫隙保護投資者的目的，為中國資本市場的長期繁榮奠定基礎。

投資基金就其本質來說是一種信托關系的金融產品。很多金融機構目前都設計了這類產品，包括證券公司的代客資產管理、代客集合理財、信托投資公司的集合理財計劃、銀行的代客理財，還有保險公司的聯結投資理財產品，以及基金管理公司新批的專戶理財等。這五類機構所做的業務就其本質來說都屬于投資基金，就其法律本質來說，都是一種信托關系。

目前我國的現行法中只有《證券投資基金法》來規制，剩下的都是以各個監管部門的規章來規范的。《證券投資基金法》頒布至今已經五年，它對證券投資基金發展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它已經不能滿足、也不太適應目前實踐發展的需要。關于如何修改該法，目前的兩種主流觀點是“單純完善證券投資基金法”或是“把它真正變為投資基金法”。[32]

筆者認為，借鑒日本的經驗，短期內如果無法制定《金融商品交易法》或《金融服務法》，則可以導入“集合投資計劃”概念，歸納整理具有投資性的商品，將《證券投資基金法》改組為《投資基金法》亦是一種立法思路。

第三，推動金融業的橫向規制，協調好金融創新活動和金融監管之間的矛盾關系，逐漸建立統一的金融監管體制。

我國的證券立法和金融監管多借鑒美國，此次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們應該及時反省美國危機的教訓，應多借鑒近鄰日本韓國的經驗，逐步推動金融的統一監管和金融橫貫立法。

我國現行金融監管機構包括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人民銀行四家，總體上是“四龍治水”的多頭分業監管體制。這種體制成本高、監管重復、監管缺位、不能適應金融控股公司和混業經營發展，這與美國的多頭雙層監管體制頗為相像，而美國此次次貸危機監管部門的缺位、錯位已經給了我們深刻的教訓。

所以，從長遠來看,我們需要對已有的縱向分割的行業法進行橫向整合，使具有相同經濟功能的金融商品適用同一規則，實現金融業者、金融業務行為、客戶（投資者）、自律機構等金融投資業的相關主體橫向規制的發展。

混業經營是金融機構發展的大勢所趨,金融監管模式也會向銀行、證券、保險等多個主管部門之間的混業監管或者以業務為標準(而非以機構性質為標準)的監管方向進行轉化和整合，從而建立統一集中的金融監管體制，以提高監管效率，防范金融系統風險。

但從短期看，由于金融改革的復雜性和金融監管體制的歷史路徑依賴，我國金融監管體制目前不宜做大的改變，而應在增強各監管機構獨立性的同時完善更大范圍的金融監管機制，這些機構之間應該加強金融監管的橫向協調和合作，建立各機構之間的橫向信息共享機制和金融穩定的橫向協調機制，并注重加強金融機構的法人治理和內控機制建設，注重金融行業自律組織和社會審計機構作用的有效發揮。[33]

筆者認為，在混業經營的多種實現方式中，金融控股公司形式是符合我國金融業從分業經營過渡到混業經營的需要。它可以在保持我國現有金融監管格局的條件下，在子公司層面實行“分業經營”，而在母公司層面實現“綜合經營”，通過母公司的集中管理與協調，實現子公司之間橫向協同，實現在同一控制權下的金融業務多元化和橫向化。[34]我國實踐中金融控股公司已經發展十分迅猛，筆者建議制定專門的《金融控股公司法》，對金融控股公司這一重要的公司組織形式的性質、地位以及組建方式進行專門規定，通過金融控股公司這一組織形式，逐步實現混業經營和金融業務的橫向規制。

第四，對投資者種類進行橫向細分，導入特定投資者制度。

為培育成熟理性的合格投資人隊伍，上海證券交易所專門制訂并于2008年9月27日正式實施了《上海證券交易所個人投資者行為指引》。這只是一個指南而已，目前上交所正積極探索投資者分類管理制度，以證券品種和業務創新及分類為切入點，依照投資者的風險承受能力、投資知識與市場經驗等標準，進行分類監管，包括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準確分析投資者特點的基礎上，引入投資者資格準入制度。[35]

我們可以借鑒日本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區分為專業投資者和業余投資者，在立法上，導入特定投資者制度，根據投資者經驗和財力等的不同，進行投資者分類管理，對于專業的投資者，免除很多行為規制的適用等，構筑靈活的規則體系。

第五，時機成熟時逐步實現行業自律機構和交易所自律機構的橫向規制。

當前，我國實現行業自律機構和交易所自律機構的橫向規制，把證券業協會、投資信托協會、證券投資顧問業協會等統一為金融商品交易協會，把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等橫向整合為金融商品交易所，尚不現實。但是，考慮到我國的行業自律機構和交易所（證券交易所、金融期貨交易所、商品期貨交易所）都歸為中國證監會監管，相比日本來說，我國的金融期貨交易和商品期貨交易的監管機構統一，將來一旦實施橫向規制、統一整合，困難并不大。

我國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等也面臨著將來是否選擇轉換為股份公司等組織形態的課題，交易所的自律規制功能與營利業務之間的獨立性問題也是無法回避的。如何確保交易所的自律規制功能的獨立性，避免產生利益沖突，可以借鑒日本等國的經驗，設置一系列制度措施。

五、結語

我國向來對美國、英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的資本市場法制和金融監管研究甚多，而對亞洲地區，特別是日本、韓國的資本市場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較少關注。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反思，我們的資本市場法制、金融商品交易法制的完善和實踐不能“美國一邊倒”、“歐盟一邊倒”。

特別是近幾年來，日本、韓國在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橫貫化立法趨勢、資本市場統合立法等方面已經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而日本、韓國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資本市場統合法的最新發展，本身就是吸收了歐洲和美國的經驗和教訓。我們在研究日本、韓國的金融商品交易法制、資本市場統合法的最新發展的同時，自然就會借鑒吸收歐美的經驗和教訓。

據筆者了解，日本、韓國的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橫貫化發展趨勢和動向目前已經引起了中國證監會等部門相關領導的高度重視。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夠起到拋磚引玉之效果，如果讓中國學術界、政府部門、立法機關等開始重視對日本、韓國以及我國臺灣地區等的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的研究則幸甚。

注釋:

本文得到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次貸危機對金融控股公司法制的影響及我國的應對策略”（項目編號：22382008）資助。

[1]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總爆發導致了華爾街傳統投資銀行的獨立券商模式的終結。2008年3月美國第五大投行貝爾斯登被摩根大通收購，9月15日美國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被迫申請破產保護，其資產分別被日本野村證券、英國巴克萊銀行收購。同樣遭受次貸危機重挫的美國第三大投行美林，則同意讓美國銀行以500億美元全面收購。美國第一大投行高盛和第二大投行摩根士丹利主動申請轉型為銀行控股公司。

[2]參見張波：《次貸危機下的美國金融監管體制變革及其啟示》，《金融理論與實踐》2008年第12期。

[3]參見【日】松尾直彥：《關于部分修改證券交易法的法律等》，載《Jurist》2006年第1321期。

[4]近幾年，韓國金融監管機構為了提高金融機構的競爭力，致力推進包括監管機構及法規在內的金融改革，引進巴塞爾《新資本協議》，推出《資本市場統合法》等都是為推進改革做出的努力，這將對韓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帶來深遠的積極影響，但也有可能加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參見李準曄：《韓國金融監管體制及其發展趨勢》，載《金融發展研究》2008年第4期。

[5]參見許凌艷：《金融監管模式的變革及資本市場統合法的誕生》，載《社會科學》2008年第第1期。

[6]參見[日]黑沼悅郎著：《金融商品交易法入門（第二版）》，日本經濟新聞社2007年版，第15頁。

[7]參見【日】神崎克郎著、馬太廣譯：《日本戰后50年的金融、證券法制》，載《法學雜志》2000年第2期；馬太廣：《日本證券法的最新修改》，載《法學雜志》1999年第3期。

[8]與我國的合作社相類似。

[9]商業票據是一種以短期融資為目的、直接向貨幣市場投資者發行的無擔保票據。

[10]同注⑥，第22-23頁。

[11]參見【日】神田秀樹：《完善集合投資計劃法制的思路》，載《關于集合投資計劃的工作報告書》，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2006年版，第39頁。

[12]同注⑾，第42頁。

[13]美國的《聯邦投資公司法》，不管私法上的形態如何，要求設置boardofdirectors或者40%以上都是外部董事。這也是橫向化的交易規則。

[14]其實質是參考了美國證券法相關的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并進行了成文法化。其著眼于經濟性的實質內容而不是著眼于法的形式的概念。導入集合投資計劃的概念后，日本法形式上仍維持“有價證券”的概念，但是其概念的內容以“結構性”和“投資對象性”為目標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至此，可以說日本20年前開始討論，16年以來《證券交易法》修改沒有完成的所謂“廣義的有價證券”的概念終于得以實現。

[15]參見[日]三井秀范、池田唯一監修，松尾直彥編著：《一問一答金融商品交易法》，商事法務2006年9月初版，第91頁。

[16]參見[日]花水康：《集合投資計劃的規制》，載《商事法務》2006年第1778號。

[17]《金融期貨交易法》將貨幣、基于有價證券和存款合同的權利等定義為“貨幣等”，作為金融期貨交易的對象。

[18]同注⑤。

[19]此外，《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法》、《商品交易所法》也得以修改，使不屬于《金融商品交易法》適用對象的不動產基金（不動產特定共同事業）和商品期貨交易等也適用與《金融商品交易法》相同的投資者保護的內容和框架。同注⑥，第17頁。

[20]負責《金融商品交易法》起草的日本金融廳金融審議會第一部會的報告中指出：“關于以全部金融商品為對象，制定更加全面的規制框架的課題，將根據金融商品交易法的法制化和其實施情況、各種金融商品的特性、中長期的金融制度的形態等情況，繼續加以討論。”

[21]參見【日】大崎貞和：《解說金融商品交易法》，弘文堂2007年版，第40-43頁；同注⒂，第13-14頁。

[22]但是，通過利用專用交易體系（ProprietaryTradingSystem）和多邊交易設施（MultilateralTradingFacility）進行買賣交易等業務，適用核準制。另外，集合投資計劃的營業者必須以金融商品交易業的形式登記，不但要提交事業報告書，還須向金融廳報告，成為金融廳檢查的對象，并要求披露信息。

[23]參見【日】小立敬：《金融商品交易法案的要點—投資者保護的橫向化法制》，載《資本市場季刊》2006年春季號。

[24]但也有變化，比如，《證券交易法》將營利性作為證券業的要件，《金融商品交易法》不再將營利性作為要件，《證券交易法》未將發行人自己進行的銷售勸誘行為作為業務規制對象，而《金融商品交易法》將投資信托、外國投資信托的受益證券、抵押證券的自己募集、以及集合投資計劃（基金）份額的私募均列為規制對象，還明確將集合投資計劃中對于有價證券或衍生品交易的運作（自己投資）列為業務規制對象，橫向擴大了規制范圍。

[25]同注⑥，第34頁。

[26]參見【日】神田秀樹：《金融商品取引法的構造》，載《商事法務》2007年第1799號。

[27]同注23。

[28]同注21，第99-106頁。

[29]參見【日】松尾直彥：《金融商品交易法和相關政府令的解說》，載《別冊商事法務》2008年第318號，第248-252頁。

[30]同注21，第107-121頁。

[31]參見莊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評》，載《證券市場導報》2008年5月號。

[32]參見吳曉靈：《私募監管應寫入基金法》，載2008年3月10日《上海證券報》。

篇2

陳正江教授指出，近年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與非法集資類刑事案件交織，形成刑民交叉案件現象增多，應從司法機關、政府部門和當事人三個層面對其進行妥善處理：（一）在司法機關層面。嚴格審查借貸關系合法性，建立金融案件聯動處置機制，統一金融借貸刑民交叉案件的裁判尺度；準確把握刑法介入民間借貸的空間，盡可能幫助受害人挽回經濟損失。

（二）在政府部門層面。建立健全與司法機關的協同應對機制，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宣傳。（三）在當事人層面。增強投資者金融交易風險意識，建立健全被害人法律救濟機制，應賦予被害人選擇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的程序選擇權。陳飛博士認為，與正規金融不同，民間金融通過構建“類信托機制”來實現和滿足其對信托功能之需求，以《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中創設的新型民間融資工具“定向集合資金”為例，其運行機理與信托原理基本契合，但其對于合格投資者與投資方式等要求都更為寬松，應進一步完善該制度以發揮其積極作用。一是要明確募集資金的投向，限定其直接投資于單一法人自身的生產經營性項目。二是要完善財產獨立的制度保障，借鑒證券投資基金的做法，由地方出臺規范定向集合資金會計處理的相關文件，確立定向集合資金為會計核算主體，徹底落實其財產獨立原則。

二、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法律制度的探討

浙江省銀監局傅平江副局長認為：民間金融市場監管應注重市場化導向，尊重私權交易自由和民間金融習慣。一是要通過地方政府、社會中介的充分服務引導規范民間金融，制定合理規則指導民間金融趨利避害。二是要加強教育，增強民間金融參與主體的法律意識、風險意識、誠信意識。浙江省公安廳經偵總隊丁平練指出，在民間金融市場監管中應明確地方政府主管民間金融的職能和能力，優化地方金融管理的體制和機制：一是要強化民間融資市場的行業監管體系和各監管主體間的協調監管機制。通過建立政府部門間民間金融監管信息的共享機制，做到及時監測、統計和分析民間金融市場的運行狀況，加強對存在風險的民間金融機構的管理和監督檢查。二是要加強民間金融市場的自律組織、行業協會的建設，發揮其自律監管功能。在民間金融市場具體監管制度構建的探討中，呂貞笑等根據《溫州市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構建的三類民間融資服務主體和民間借貸備案制度，結合浙江省民間金融市場監管的實踐，提出“服務加輕觸式監管”的理念。并認為：民間借貸備案登記制度作為輕觸式監管方式的創新，充分尊重了民間借貸的習俗性與私權性，但目前其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需在與實踐的磨合中完善。其一，備案制度本身不足，如強制備案的標準過高、備案制度的審查方式不清晰、跨地區民間借貸備案制度不明確。其二，備案制度外部吸引力不夠，備案材料的證據效力有待商榷，無法通過備案排除非法集資嫌疑，導致借貸雙方備案積極性不高。針對制度本身問題，建議設置可調節、市場化的備案金額標準，確定形式審查為備案審查方式，細化跨地區借貸行為的備案制度；對于外部性問題，建議增強備案制度的積極意義，進一步夯實正向鼓勵措施。

三、民間金融市場信用體系法律制度的探討

現代社會經濟活動是一個高度依賴于信用的網絡化的動態系統。隨著金融創新的深化，頻繁出現的“跑路”事件充分顯示了重塑社會信用體系的現實緊迫性。王琳認為，目前我國信用體系存在諸多不足，如缺乏個人破產制度，缺乏民間信用征信體系、信用數據資源分割、信用信息應用領域狹窄、信用服務行業不規范等。應盡快完善信用體系，形成比較便利、可查詢、可應用的信用信息系統。可在中國人民銀行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和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的基礎上，探索建立民間金融信用信息系統，并與目前的企業、個人信用信息數據庫相對接，為放貸人提供有效的信用信息。李海龍博士指出，應以民間借貸信用體系的建立作為民間金融市場信用制度建設的切入點，具體應從如下方面進行制度構建：（一）完善個人信用評價體系。建立民間借貸信用數據庫，收集自然人的個人基本信息、職業、家庭狀況、收入和財產、借貸記錄等關系到個人信用的項目，并實現借貸雙方信息的電子化管理。（二）通過民間擔保機構建立企業信用制度。民間擔保機構應當審核民間借貸行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嚴格自律控制風險。（三）發揮第三方機構信用評級在民間借貸領域的積極作用。幫助民間借貸關系人通過獨立的評價機構正確了解到當事人的信用情況。另一方面，信用評級機構需受到國家法律規范的制約，承擔有效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的義務，對信用機構的失信應有相應的懲戒制度。設計科學合理的信用評估標準是發揮信用評級在民間金融市場積極作用的基石，朱明等認為，考慮到目前銀行融資任占主流格局的實際情況，可由銀行制定中小企業信用評估的標準，將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度與信用評估結果聯系起來，建立和完善中小企業金融信用評級機制，培育與扶持具有良好信用的中小企業，推動中小企業的信用建設。

四、民間金融市場風險防范法律制度的探討

葉良芳教授以互聯網金融為例，指出民間金融市場風險主要表現為：（一）市場風險。因基礎資產價格、利率、匯率等變動而導致互聯網金融產品預期價值未能實現而造成損失。（二）信用風險。因在身份確認、信用評價方面存在嚴重信息不對稱而導致“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的發生。（三）流動性風險。在互聯網金融活動中，沉淀資金如缺乏有效監管和擔保，極易被挪用于投資高風險、高收益項目，從而使資金鏈斷裂、支付危機等風險增高。（四）政策風險。互聯網金融往往具有較強的同質性，因某一國家法律法規或者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調整會導致互聯網金融企業同一方向的操作選擇，引起共振效應，從而對行業造成系統性沖擊。同時，與傳統金融相比，互聯網金融具有更加突出的技術安全與數據安全風險。

篇3

1霧霾治理的碳金融基礎性

立法霧霾治理的碳金融法律制度以排放權的清晰界定為基礎。早在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霧霾治理工作便已開始，1973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但受到“”的影響其并未很好的落實，1979年我國開始試行《環境保護法》（1989年正式生效），1982年又對《憲法》進行了修改，其26條將保護環境作為一項政府職責，以此為依據1987年我國專門制定了針對霧霾治理的《大氣污染防治法》，從其內容上看，該法歷經了1995年、2000年兩次修改后充分借鑒了國際碳金融制度的排放權思想，將政府的監督職責轉變為對霧霾污染源責任主體權利、義務及責任的清晰界定，具體包括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排污收費制度、污染物排放超標違法制度。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的目的在于界定霧霾治理的主體權利，從而可以有計劃地控制乃至逐步減輕霧霾天氣。霧霾產生的原因是有害氣體的過度排放，因為大氣作為公共產品難以界定其權利主體，因此利用市場機制對其的保護就面臨著主體缺位的尷尬，但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與工業的高度集中，即使污染源的濃度達標也無法抑制霧霾的進一步惡化，因此目前總的趨勢是有針對性的將一些污染嚴重地區劃定為酸雨控制區、二氧化硫污染控制區，在這些地區由地方政府進行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其實質是對大氣這一公共物品權利主體的具體化，即由地方政府履行對大氣的所有者職責。征收排污費制度與大氣污染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相對應，明確了霧霾排放主體的具體義務。既然大氣的權利主體被確定為地方政府，則市場主體具有排放權就是建立在其承擔相關義務基礎上的，排污費用的征收是科斯定理的實踐，即通過市場手段對市場主體進行制約：一方面，對排污者而言排污費意味著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成本將抑制霧霾的排放促進生產者改進其生產；另一方面對國家而言排污費的收取目的在于治理霧霾天氣，特別是當城市霧霾較為嚴重時所收取的費用不僅應該包括控制現有霧霾的費用，還應該包括改善空氣整體質量的費用，用以彌補排污費征收之前市場主體對空氣造成的污染。污染物排放超標違法制度是對地方政府與市場主體之間基于排放權所確立的權利義務關系的強制力保障。市場主體對大氣使用的權利是基于政府對大氣這一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地位而言，因此超標使用即意味著對所有權的侵害，與普通私權利相區別的是由于大氣這一公共物品難以衡量其所有權的真正價值，因此此處并不包括普通民事責任中的返還財產、賠償損失，而替代以行政處罰，從而體現出大氣的公共物品屬性。如果說大氣污染物排放總量控制和許可證制度與征收排污費制度是以市場手段限制排放，則污染物排放超標違法制度就是當市場手段無效時的行政干預。

2霧霾治理的碳金融減緩性

立法治理霧霾的最終目的是消除霧霾，特別是在目前全國各大城市霧霾較為嚴重的情況下減緩性立法意味著碳金融制度中排放權的收緊是總的立法趨勢。如果說碳金融的基礎性立法著力于界定排放權的權利義務關系，則碳金融的減緩性立法不僅使排放權的創設與分配有了具體依據，更為未來碳金融業務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具體而言包括三個層面：首先，以節能減排為手段的碳金融立法。節能減排是緩解霧霾最為直接的途徑，近年來我國出臺了大量有關節能減排的相關法規，其中既包括全國性質的，例如國務院出臺的《關于印發節能減排綜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公共機構節能條例》《民用建筑節能條例》《關于印發2009年節能減排工作安排的通知》《關于加強節能工作的決定》，也包括地方性立法，例如《甘肅省民用建筑節能管理規定》《沈陽市民用建筑節能條例》《山西省貫徹實施〈汽車排氣污染監督管理辦法〉暫行規定》《河北省減少污染物排放條例》，從表面上看這些制度似乎與碳金融無關，但事實上正是由于這些政策的存在，排放權才變為一種稀缺的資源，具有進行交易的價值。其次，以調整產業結構為目的的碳金融立法。為了經濟發展，中國替西方購買者承擔了大量高污染型的制造業，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霧霾問題，產業結構的調整是無法避免的：“十一五”期間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加快服務業發展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服務業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見》《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暫行規定》《關于加快發展服務業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快服務業的若干意見》等多項規定；“十二五”期間國務院又進一步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淘汰落后產能工作的通知》《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多項規定；同時也包括各種地方性立法，例如《山東省六大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指導計劃》等也相繼出臺，這些指導性意見的出臺可以說是地方政府對碳金融排放權在企業之間、產業之間進行分配的具體依據。最后，以循環經濟為指導思想的碳金融立法。霧霾產生的根本原因是能源的污染，因此霧霾治理不僅僅是限制能源使用、提高能源利用，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綠色能源來替代現有能源，從根本上消除霧霾。21世紀開始我國對循環經濟的立法逐步開始重視，2002年我國制定了《清潔生產促進法》，2005年我國開始實施《可再生能源法》，根據該法規定各有關部門出臺了大量配套規范，例如財政部的《可再生能源發電價格和費用分攤管理試行辦法》、發改委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有關管理規定》，之后2009年我國開始正式實施《循環經濟促進法》，其中第三章明確提出了實施減量化的排放權立法思想，為了配合該法的實施又出臺了《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這些規定的出臺為碳金融業務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可以說是對現有排放權模式的突破。

3霧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

近年來，霧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性立法在我國發展迅速。交易性立法是霧霾排放權利清晰界定的體現，也是以市場機制治理霧霾的核心，隨著聯合國氣候大會華沙會議的落幕，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以及廣東、湖北等省先后根據當地的霧霾實際情況出臺了有關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地方霧霾治理的碳金融交易制度體系由此確立：首先，基于公權力展開的碳金融權利創設。與一般的金融權利基于民事權利而創設相區別，碳金融制度中的排放權交易不僅基于公權力而形成，且更加關注有關的公權力屬性：一方面，其創設所依據的是各式霧霾治理的有關計劃。另一方面，整個碳金融交易過程以對霧霾治理的監督為基礎。其次，碳金融業務治理霧霾的市場構建。根據該辦法的規定，開展排放權交易的城市將建立交易所，實行會員制交易，包括自營會員與綜合類會員，除了允許企業參與交易，同時允許個人參與。交易標的為相關排放權的配額，并鼓勵在此基礎上進行產品創新，交易方式為公開競價，并引入傳統證券交易的管理模式。最后，碳金融業務治理霧霾的監管制度。與一般金融監管部門對金融活動的監管相區別，發改委對碳金融的監管不僅涉及對金融交易的監督，同時涉及對相關主體遵守排放義務的監督，且兩者之間具有密切的聯系：地方發改委的權力包括對碳排放的監測、對第三方機構與交易活動的核查等；市場主體的責任則包括未履行報告義務、未按規定接受核查、未履行配額清繳義務等；第三方機構的責任包括出具虛假、不實核查報告、核查報告存在重大錯誤、未經許可擅自使用或者被核查單位的商業秘密等；交易所的責任包括未按照規定公布交易信息、違反規定收取交易手續費、未建立并執行風險管理制度、未按照規定向市發展改革部門報送有關文件、資料等，由此可以看出碳金融實質上并非是純粹的市場活動，而是以此為手段來替代政府以行政方式治理霧霾。

二碳金融制度的霧霾治理機制

排放權的價格屬性如上文所述，碳金融制度既區別于純粹的行政行為，也區別于普通的商事行為，若將其視為行政行為，則難以回避其交易特征，若將其視為商業行為，其中又不乏行政屬性。碳金融業務紛繁復雜，雖然目前在國內僅僅局限于權利交易，但在歐洲、北美市場有關的衍生品已層出不窮，那么碳金融業務對于霧霾治理的邏輯起點又在于何處呢？筆者認為碳金融制度之所以能夠區別于一般的行政治理行為，核心在于排放權的特殊屬性，因為幾乎所有的碳金融交易活動都是圍繞著排放權這一基本權利而展開的。隨著碳金融治理霧霾國際立法的推進與國內立法的發展，近年來有關排放權性質的分析正不斷完善。基于早期的國際法視角，排放權被認為具有三種屬性：環境權利，從權利標的上講排放權的基礎是大氣這一自然資源；條約性權利，從權利形式方面討論，其表現為《京都議定書》等一系列國際協定；成員性權利，從權利主體的角度看，排放權的權利義務關系是基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之間。隨著碳金融制度在我國的發展，從國內法的角度看，我國學者認為排放權另具三種屬性：金融權利，隨著碳金融法律制度的發展，排放權的作用更多的體現為融資屬性；發展性權利，從權利目的上看，其是為了保障人類社會生存發展而誕生的權利；準物權，從權利設定的方式上看，由于碳排放權基于大氣這一公共物品而產生，因此具有物權屬性。而在發改委2010年出臺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2010年度報告》《關于完善農林生物質發電價格政策的通知》以及2013年11月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華沙會議所議定的《<京都議定書>締約方會議第-/CMP.9決定》②中更為注重的卻是排放權的價格屬性。

1排放權設立過程中的價格屬性

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有關排放權的設立實質上是國家之間在排放權價格之間的博弈。基于國家之間在國際公法上的平等地位，大氣作為公共物品的有效利用是難以在國家之間進行分配的，誰有權多使用誰又應該少使用如何確定？國際協議產生的目的在于以條約之效力在國家之間形成約束，但協議本身即是國家之間協商一致所形成的“合同”，是在自愿的基礎上訂立的，例如美國作為污染排放大國雖然沒有加入《京都議定書》，但全球也只能進行道義上的譴責，因此真正在國家之間發揮作用的并不是道德力量或是政治力量，而是價格機制，具體而言各國雖然都希望能夠實現霧霾的治理，但排放權的產生卻源于其價格屬性：與發展中國家的低收入相比，發達國家的高收入使其愿意支付更高的價格購買優質環境，因此才會出現《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中看似不公平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另一方面是對于霧霾的治理成本而言，隨著發達國家高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霧霾往往更多的源于發達國家周邊的發展中國家，而治理懸浮于空氣中的有害物質成本要高于對其源頭進行治理，但發展中國家本身又難以承受相關費用，因此才會有《京都議定書》中有關排放權的清潔發展機制（CDM）、聯合實施機制（JI）、排放權貿易機制（IET）以及綠色氣候基金的安排。因此從《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到《京都議定書》并非是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施舍或幫助，而是基于發達國家自身的利益由價格機制所推動的環境治理活動。

2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屬性碳金融制度能夠充分的發揮霧霾治理效能，建立在排放權的交易過程能夠充分發揮價格屬性的基礎上。限制排放、環境補償是排放權的價值屬性，是其作為霧霾治理行政行為的表征，與之相區別排放權的價格屬性則體現為受與霧霾污染相聯系的各種市場供求因素的影響：首先，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受霧霾地理位置的影響而不斷調整。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不同國家之間由于地理氣候上的差異受霧霾的影響是不同的，例如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雖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但英國基于其海島氣候使其立法嚴于歐盟內部其他國家，從而英國與歐盟其他國家在排放權交易價格上產生差異；從我國國內法的角度看，排放權的設立也同樣更具地區性色彩，相比于東部地區，西部、北部地區的霧霾不僅來源于工業生產，與生態環境的破壞也有密切關聯，因此在排放權的定價上會有明顯差異。其次，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受本國工業水平發展的制約而不斷波動。從國際法的角度看，各國基于工業發展水平的不同所承擔的霧霾治理義務有所區別，發展中國家承擔較少義務的結果是排放權價格的下降從而吸引發達國家的投資；從國內法的角度看，霧霾治理又是一個國家之間差距不斷縮小的過程，發達國家不可能無限制的轉移其污染產業，發展中國家也不可能無限制的接受污染產業，隨著工業、經濟差距的縮小，排放權價格將逐步趨同，而其過程則會受國際、國內雙重因素的影響而波動。最后，排放權交易過程中的價格因公眾霧霾意識的進步而趨向上漲。影響價格的一項重要因素是市場預期，環境保護本身是一種道德觀念，但如果污染影響其生活乃至威脅其健康就會演變為一種市場力量，近年來隨著PM5指標的公開，公眾對空氣污染問題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關注，排放權交易市場的建立本身就是最好的例證，可以預計隨著空氣污染的加劇與公眾對霧霾問題的持續關注，排放權

3排放權制度完善過程中的價格屬性

排放權制度完善過程中的價格屬性體現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創新對霧霾治理過程中所產生的新問題的解決。碳金融交易方式的不斷創新是建立在對排放權性質充分理解基礎上的，創新的排放權金融產品之間在價格上存在差異，但其目的在于使碳金融制度更好的適應實際的霧霾治理活動，從而促進霧霾治理方式趨向于多樣化。從國際法的角度看，一方面《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是各國之間排放權價格差異的結果，但另一方面排放權的價格差異也阻礙了這些協議的發展。發展中國家對排放權定價的放棄不僅造成發達國家污染產業的轉移，也導致了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經濟的依賴，而發達國家隨著產業的轉移同樣導致其經濟受到損害，由此新的以針對特定國家或地區的碳金融制度就需要發展，例如針對發達國家汽車尾氣的排放，農業生產燃燒的排放權衍生品，顯然對于這些領域的排放權定價方式也會發生變更。從國內法的角度看，排放權的市場交易活動同樣會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排放權將大氣作為一種有限的資源納入經濟運行之中，這意味著企業原有的生產模式將發生根本的改變，由于排放權基于行政權力而創設，這意味著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將被進一步提高，同時作為一種有限的、稀缺的自然資源，排放權的創設意味著企業之間資源爭奪的加劇，很有可能引發對排放權這一資源的壟斷，那么基于市場競爭的考慮對不同規模企業的排放權差別定價行為就顯得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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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養老產業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瓶頸之一就是資金短缺。根據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在高效的產業融資機制創建過程中,財政撥款、自籌資金等融資方式只能發揮輔作用,處于主導地位的核心機制則依賴于金融市場的創新與發展。這是由金融市場獨具的融資規模大、速度快、信息廣且持續穩定等優點所決定的。總之,要解決河北省養老產業發展資金短缺問題,確保資金投入到位,就必須改革現有的融資機制,逐步建立起以財政撥款為引導、社會資本投入為主體、金融市場融資為核心,多形式、多層次、多渠道的新型融資機制。

另外，迅速增長的龐大的老年人口群體和隨之快速增長的老年人購買力,無疑會促成一個更為廣闊的老年消費市場。在這一充滿發展前景的新興市場上,將蘊涵著養老產業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孕育著商家們千載難逢的商機。對金融業而言,老年人對保險產品的需求、銀行服務的需求、投資理財的需求以及整個養老產業發展的融資、結算和咨詢需求都無不蘊藏著巨大的市場開發潛力。通過挖掘這些潛力,擴大金融部門的業務范圍，優化業務結構,分散經營風險,提高經營效益。21世紀是人口老齡化的世紀,金融只有率先支持養老產業發展,抓住機遇，才能為自己贏得廣闊的發展空間,實現長久繁榮發展。

二、金融支持養老產業的思路

對于河北省而言，金融支持養老產業的首要任務就是融資，只有率先解決資金的瓶頸問題才能促成養老產業的規模效益，其次應該注重老年產品的巨大消費市場，設計出獨具特色的老年金融產品，具體內容如下：

（一）“倒按揭”模式又稱以房養老，是指房屋產權擁有者，把自有產權的房子抵押給銀行、保險公司等金融機構，后者在綜合評估借款人年齡、期望余命、房產現值以及預計房主去世時房產的價值等因素后，以年金的形式每月給房主一筆固定的錢。一方面，該模式為養老者提供了經濟保障，另一方面，它也為金融機構帶來了盈利業務，從而可以吸收資金進入。該模式是一種能有效結合養老與房產因素的養老新途徑，也是一種將房產價值提前變現以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的新型金融產品。倒按揭的開發和實施，是對養老與金融的結合，也是對二者的創新與發展。它不僅能提高我國的金融創新水平，而且也有利于我國養老觀念的改革。因此，借鑒國外先進經驗并結合我省實際情況開發適合我國的倒按揭金融創新產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中信銀行在北京最早實行倒按揭，到目前仍處于試驗階段還沒有推廣開來，對于我省來說更是一個嶄新的概念，無論在學術界還是實踐中均存在不少爭議。發展模式的選擇、法規的完善以及配套機制的建立健全等問題是我省開發倒按揭過程中亟需解決的問題。只有在對發展模式進行理性選擇后在現有法律基礎上不斷完善相關法規并進一步建立建全倒按揭的配套機制，才能夠最終實現倒按揭在我省的開發與推行。

（二）養老產業基金模式該模式以中信信托云南“嘉麗澤國際健康島”運作模式為原型，首先選擇政府引導基金或大型投資機構作為項目的主導方，并且加入專業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提升養老產業整體運作效率和專業化服務水平。該模式資金來源主要為國開行等機構，由信托、私募等金融投資機構設立，隨著運營條件穩定后可以準入少量個人投資者，同時引入專業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作為戰略合作伙伴。選擇健康產業基金作為養老產業基地的運營主體，負責產業布局及基地總體規劃，醫療健康服務提供商輔助基地管理運營，并逐步引入其他優質的健康養老服務機構加入。項目運營后，運營主體整合相應資源，更可以吸引大量消費資金，此模式后續發展空間巨大。

（三）綜合融資平臺模式通過保險公司、信托業積極參與，建立多渠道融資平臺。對于房地產、醫療保健和其他需要長期大量投資的行業要發揮不同金融機構優勢，構建多種投資模式。例如股權投資、股權合作、全資投資、發行類REITs投資計劃等。商業銀行借此機會利用他們的渠道，基金賬戶托管、客戶資源，保險，產品創新等提供專業化的服務。不僅能擴大行業范圍，同時也有利于豐富產品種類，增加在行業內的競爭優勢。

（四）建立專業的金融扶持養老產業園隨著政府逐步降低社會資金參與養老產業設施建設的門檻，社會力量正逐漸成為養老服務供給的主體，社會資金通過整合社會資源，抓住京津冀協同發展機遇，發揮我省環京津區位優勢，建設一批功能突出、輻射面廣、帶動力強的集休閑養生、老年教育、老年體育、特色醫療于一體的養老服務基地和產業群，打造養老產業品牌。吸引養老服務企業入駐，培育養老服務產業鏈。形成一批競爭力強、有實力的養老服務企業集團，興辦連鎖化、品牌化、規模化養老服務機構。提供專業的金融支持和專項的產業扶持基金，為夕陽群體打造帶有創新金融特色的朝陽產業園區。

（五）開發老年旅游保險產品保險公司應抓住人口老齡化的機遇，充分重視老年保險消費市場，及老年人的特殊需求，為老年人量身打造更多的保險產品，彌補市場的空白。如開發老年旅游保險產品。老年旅游已成為旅游客源市場的一大熱點，正在呈現快速增長的勢頭。據國家旅游局統計，當前全國老年旅游者已經占到全部旅游者的30%左右，僅次于中青年旅游者的比例，老年旅游群體已初步形成規模。該類產品在為老年人提供保障的同時，也能促進新型保險產品的研發，豐富保險產品市場，優化保險產品結構，創造保險收益。

三、金融支持養老產業應注意的問題

養老產業作為新興產業，國內許多省市不斷加大對其的扶持力度，養老產業市場的發展趨于細分化，產業化。該產業以旺盛的生命力展現出朝陽產業的勢頭。但是對于河北省而言，供給市場存在較大缺失，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尚未形成規模。另外為防止不法商家利用法律漏洞牟利，給養老產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對金融支持養老產業發展的探索道路需持謹慎態度。河北省養老產業未來的發展，總體而言既有優勢也有劣勢，既存在挑戰也面臨機遇。在面臨廣闊市場前景的同時，河北省各市縣也存在著經濟狀況發展不平衡，資源分布不均衡等問題。在受到諸多因素干擾的情況下，綜合考慮河北省經濟狀況及人口結構，對于養老產業的發展可探索公司化，特色化，品牌化的研發方向，形成全面、獨特、專業的養老產業布局。各市因地制宜，發揮優勢，合作互補，在社會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大改革背景下探索出一條新興養老產業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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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說，金融市場和金融體制是實物經濟發展的結果和需要，是為實物經濟服務的，我國發展金融市場、設計金融體制也必須從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發。現代經濟增長的途徑有三個：一是通過要素積累，增加資本、勞動和自然資源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項或多項；二是經濟結構轉移、產業結構由低級向高級轉換；三是技術變遷.每個國家的要素、稟賦中自然資源是先天給定的，在生產中大規模增加自然資源比較困難。勞動力的增長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國、勞動力變動的差異不大，一般年增長率在：1％一3％之間。唯一對經濟增長率有大的影響的是資本積累的變化，各國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異就：是資本積累率的不同、經濟增長還可以通過經濟結構升級的方式實現。將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門向高效率的部門重新配置，同樣數量的投入要素的產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經濟增長的的三大源泉中技術變遷是最關鍵的。技術創新使得資本的邊際效率不會下降，從而維持經濟長期增長。單純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擴大再生產遲早會停滯下來的，而且市場競爭會使這種經濟增長方式在資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產業結構的升級會促進經濟增長，但是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則是技術進步。技術進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產出更多、更有競爭力的產品，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從而實現經濟增長。技術變遷與資本積累關系密切。現代技術創新從科學研究、控制實驗到新產品試制、投產，需要花費大量的資本投入，同時，許多先進的技術需要資本設備作為其載體，技術創新往往體現在資本設備性能改良上。技術的升級實質上是通過資本積累來實現的，技術進步和資本積累兩者相互促進。相互依賴。而一個社會資本的積累和配置效率決定于資本市場的效率；資本積累的速度和規模與資金的投資回報率正相關。資本積累的高回報取決于資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現代金融體系存在的基本價值就是積累資本，配置資本，資本的配置效率依賴于金融體系。的效率。我國目前的金融改革出發點必須定位于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使其能夠很好地動"員資本、配置資本，服務于經濟發展。

二、我國金融市場的現狀；落后與混亂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長期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金融體系是為實現這一戰略服務的，由于我國是個落后的農業國，資本極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場機制配置資本，資本價格就會非常高昂。而重工業一般是資本密集型的，投資周期長，風險大，需要從國外進口機器設備。這樣，在市場機制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會落空。為了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國家只好人為壓低利率和匯率，以便降低資本價格。在這種情況下，金融市場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資本。這種計劃體制可以保證處于優先發展地位的重工業獲得足夠的資本支持；但是卻犧牲了資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資本沒有配制到生產率最高的部門。

改革開放以后，國家為了調動各方面發展經濟的積極性對經濟的控制逐漸放松。即遵循所謂"放權讓利式"改革。隨著資源配置、的計劃控制減弱，鄉鎮企業等非國有企業發展起來，由非政府部門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來，加上國有企業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擴大，因此客觀上產生了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國家為了重建金融體系，開始改變資本分配體制，對國有企業的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先后重建了四家專業銀行，90年代初又恢復了證券市場，外匯管理也逐漸放寬。人民幣大幅貶值。但是，在國有企業完全市場化以前，金融市場化會導致國有企業的資本成本大幅大升。國有企業因為有政策性負擔，沒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場化必然使大部分國有企業無力負擔資本成本而無法生存。為了保護國有企業，國家并沒有讓金融體系市場化，而是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四大專業銀行80%以上的貸款給了國有企業，非國有企業很難得到銀行貸款。其它融資渠道如有企業無緣。改革開放以來，非國有經濟發展很快，是中國量。但是，非國有經濟缺乏正常的融資渠道，進入正式的金融體系楊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極大地限制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除了銀行以外，國家也陸續開始恢復或新建成保險、信托、證券等金融市場，這些非銀行金融部門發展很快，對國民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是，由于國有企業改革滯后，國有企業仍然承擔著政策性負擔，國家也仍然要對國有企業的經營負一定責任，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不能在產品市場上開展公平的競爭。這在金融市場上則表現為金融市場缺乏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場十分混亂，非市場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動作，沒有起到為技術創新呼經濟增長積累、配置資歷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術變遷對維持長期經濟增長起著關鍵作用，而技術變遷又與資本積累關系密切，正是經濟發展對資本積累和配置的需要才產生了金融市場，因此，金融市場的發展目標只能是為經濟發展高效率地籌集和分配資本。為了實現這個大目標，金融市場發展出兩大類，一類是直接融資，另一類是間接融資，兩者各有優勢，互相補充。直接融資方式主要有發行股票、債券等，資金供需雙方直接進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機構幫助下實現直接交易。間接融資主要是銀行貸款，資金供給著將錢存到銀行，銀行再把集中起來的資金貸放給資金需求者，實現社會剩余的動員和資本化。在直接融資中，由于資金需求者和資金供給者之間往往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和監督技術問題，相對來說，資金供給者，特別是小額資金供給者，很難控制資金需求者的資金運用，面對的投資風險很大。作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資金供給者的監督，直接融資的資金需求著可以較為自由地使用籌集到的資金，一旦經營失敗，也不必負償還責任，因此籌資風險小而且還可以利用信息不對稱，在發行股票或債券時進行炒作，以獲得溢價發行的好處。但是，間接融資的情況恰恰相反，資金供給者只要將錢存到銀行即可，由于商業銀行受到中央銀行的監管，有存款的再保險機制，投資風險完全由銀行承擔，因此資金供給者面臨的風險微不足道。從銀行獲得貸款的企業或其他資"金需求者卻必須面對銀行的嚴格監督，從貸款申請到使用、還款，都受到專業水準很高的銀行監督，在相當大的長度上保證了貸放資金的安全。在間接融資中，投資者的資金回報比較穩定可靠，銀行承擔了投資風險，并負責資金經營，所以要分離一部分投資收益，資金所有者得到的回報比較直接投資少。但是直接投資者面臨很大的投資風險，一旦投資失敗，連本帶利一概虧蝕。對于資金需求者來說，由于信息不對稱，為了說服資金供給著購買本企業的股票或債券人需要做許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給投資者的報酬也較高，因此直接融資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過間接融資，因為資金的直接供給者只是一家或數家銀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資成本就會大大下降。

從資金擁有者和資金使用者的角度來說，直接金融和間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現實經濟中，金融市場是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的結合，最有效的金融結構取決于企業、生產的性質。如果一個經濟中的企業以資金密集型的企業和產業為主，其融資渠道以從大銀行貸款和發行股票、債務為主。如果一個經濟中的企業是以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為主，則有效的融資方式應以中小銀行貸款和企業自有資金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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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業是金融的重要支柱產業之一。1979年，隨著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的成立，我國的信托業獲得重生。但是，直到如今，已有20多年歷史的我國信托業仍沒有取得大的進展。本文認為，信托業沒有獲得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制方面的不健全是一種根本缺陷。有鑒于此，本文擬通過對信托業發展特點的分析，探討我國金融信托業的法制建設問題。

信托業的靈活性特點及其影響

信托業與法律的關系既互相排斥又密不可分，這種關系反映了信托業的靈活特性。并且，這種復雜的關系在信托業起源時即已注定了。

信托起源于西歐的“尤斯”制，它與西歐的土地制度密切相關。尤斯制的含義是由土地占有人（委托人）將土地交給受托人代為掌管，受托人將土地上的收益交給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享有對土地收益的權利。這種制度，實際上是對所有權的暫時分割，委托人對土地享有使用權和受益權。通過尤斯制，土地占有人實現了土地的自由轉移，受托人將土地收益交給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如教會。這樣既規避了法律的轉讓限制，又達到了自己的目的。

從以上對于信托起源的考察，可以發現，信托起源于對法律的規避。這是信托業與其他行業在與法律的關系方面最大的不同點，這種不同點也一直保持到現代—信托設計具有很大的靈活性，信托業務紛繁復雜，無法整齊劃一。但另一方面，信托業的發展又必須依賴于法律的保護。由于信托行為涉及委托人、信托人和受益人三方面的權利義務，關系較為復雜。且這種信托關系往往持續時間較長，并伴隨著財產權的轉移。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信托一般由商業性的機構如信托公司和銀行信托部經營，如何對它們的行為進行規范。這一切，都決定了現代信托業必須要有嚴格而有明確的法律來保障，只有這樣，信托機制才能夠順利運行。

總之，一方面，信托業因為靈活性而常被用來規避法律；另一方面，信托業又極需要法律的保護。這就對信托法律的制定帶來極大地挑戰。

在英美國家，這種靈活性還是可以較容易解決的，因為英美國家以判例作為法理依據，在必要時可以根據具體情形做出變通，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適應信托業的發展和需要。但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規定以條律為特點，在靈活性方面遠不如英美法系國家。所以，對于信托業的靈活性往往難于適應，信托成為法律監管的一個難點。如果法律對信托業規定過嚴，因為市場本身存在著不確定性，往往造成信托業不能適應現實需要，而限制信托業的發展。如果法律規定松弛，又會因為法律上給信托業留下的口子太大，容易造成市場的不規范，從而產生投機行為，這也不利于信托業的發展。

不過，在法律以條文規定為特點的國家，也可以制定出具有較好操作性的信托業法律。這需要在充分理解上述靈活性特點基礎上，還要對現代信托業的復雜性特點有深刻的理解。

信托業的復雜性特點及其影響

在對于信托業的內涵，人們對它的認識還是遠遠不夠的。這從信托業的定義中就可以看出。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令人完全滿意的定義。有人認為，“簡單地說，信托就是一種轉移財產并加以管理的設計。”即信托公司受客戶委托，管理其財產，并在信托契約到期后，將財產及管理期間的收益，交給客戶指定的人。但它至少沒有把保證信托包含進來。

信托業如此復雜，包含的范圍如此之廣，以至于要給它下一個確切的定義確實很困難。因為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與信托掛上關系，如公司信托、個人信托和公益信托等等，正是由于信托業務普遍很復雜，信托公司常常被稱為“金融百貨公司”。

其實，從法律規范的角度而言，也沒有必要非得有一個精確的定義。制定法律并非僅需要概念，它更需要確定要為之實施法律的范圍。確定一個較為合適的信托法律實施的范圍，可以有針對性地制定相關法律，不僅能夠極大地適應信托業的復雜性，而且也能最大程度地解決信托的靈活性問題，從而提高了信托法律的可操作性。對于信托立法而言，要確定信托業的法制范圍，最好的辦法是先對信托業需要監管的方面進行分類，分別制定相關法律。通過對信托業進行劃分，分別確定范圍以實現對信托業的管理，是信托法制建設的最好辦法。但是，由于有各種不同的標準，確定信托業的范圍，也是極不統一、極為復雜的。例如，按照信托關系發生的基礎分類，可分為自由信托和法定信托；按照信托服務對象劃分，可以分為個人信托和法人信托；按照信托目的劃分，又可以分為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等等。

因此，要對信托業分類以便實施法制建設，必須要有一個合理的標準。這一標準的建立，首先要能夠適應時代的發展，不致于很快落伍；分類不能過于繁瑣，為每一個小業務項目制定一部法律也不現實；法律也要對信托業的各個領域基本涵蓋。

不同層次的信托法制建設

按照上述標準對信托業劃分監管范圍，形成有關的法律，以適應信托業靈活性和復雜性的特點，可以更好的發展信托業。具體而言，根據不同調整對象的要求，信托法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

信托基本法，即信托法。制定信托法的目的主要是解決各種信托關系的共通性規范，如信托的設立、變更和終止；信托財產的法律地位；信托關系人的權利、義務和責任，等等。這是整個信托業都必須遵守的法律，是信托業的根本大法。

信托業法。這是適應現代社會信托由非營業組織向營業組織轉化的趨勢而制定的。由該法律規定市場準入規則、業務范圍界定和業務經營規則等等。對此的規定是在信托法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監管的結果，其專業性和針對性更強。

信托業專門法。針對一些較為成熟且很重要的信托業務，可以制定相關的專門法律予以規范。這一層次的法規調整的領域針對性最強，但每一部法規調整的信托業務范圍也更專門化了。根據信托標的物的劃分，這一層次的立法可以分為兩個大的方面。

首先是金錢信托。金錢信托是投資管理類信托產品，由客戶即委托人將金錢委托給信托機構，由信托機構按委托人所設定的投資意愿框架內投資。按照收益的不同，它有兩種基本形式。一種是信托投資，由信托機構代為運營信托金，所產生的收益和損失統由委托人負責，與信托機構無關；一種是信托存款，由信托機構運用信托金，到期后信托機構保證本金安全，并付給委托人一定的利息，如果信托金更有額外的收益，則還要付給委托人一定的紅利，即保本保息又分紅。無論是上述的兩種金錢信托產品或其它形式的信托產品，在當前國內外都非常流行，例如我國現在開放式基金和封閉式基金，或西方國家的年金信托，都為人們所熟悉。金錢信托現在已經成為信托業發展的一個基本方向，其操作方法已經基本成熟，通過專門信托立法對其加以規范是極為必要和可行的。

其次是普通財產管理信托。所謂普通財產，即除金錢之外的動產和不動產，種類非常多，如地產、證券和發行公司債等等。各種信托業務性質也有極大的差別，如發行公司債有資金融通的功能，遺囑信托則往往包含有財產轉移和管理的功能。因為各種信托財物標的不同，且信托行為性質不同，對于一些常見的可以分別專門制定立法，如遺囑信托。而對于一些并非經常的信托業務，如壽險信托等等，則可以通過加強第一個層次的信托法和第二個層次的信托業法，采取兼管的方式，以彌補第三個層次專門立法的不足。

綜上所述，信托的首要特點是靈活性，它起源于對于法律的違背，但它的發展又需要法律的保障。信托的第二個特點是復雜性，它涵蓋著眾多紛繁復雜的業務范圍。正是由于這兩個特點，對信托業進行法制建設，就需要對信托業分別劃分監管范圍，分而治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監督和保障信托業的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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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金融進行在選擇客戶時他們熱衷于國有大型企業，結果造成中小企業的融資需求得不到滿足，即使中小企業有良好的盈利項目時也很難在金融機構中獲得融資，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不平等競爭極大地限制了中小企業的發展；我國政府部門在制定經濟政策時也會偏向于國有企業的發展，為國有企業發展開“綠燈”，而中小企業的審批環節也非常多。比如銀行機構在進行貸款審批時會將企業的性質作為重要的考核評價標準，這樣的制度不利于中小企業向金融機構獲得貸款。

1.2中小企業缺乏有效的擔保

雖然近些年我國加強了對信用擔保體系的構建，但是相比我國中小企業強大的融資需求量，我國的擔保體系還是存在不少的問題，比如中小企業進行融資需要提供相應的擔保資產，但是由于中小企業的發展規模小，經營方式靈活，其缺乏具有一定價值的固定資產，這樣導致擔保機構向其提供貸款的動力不足。

2我國中小企業融資支持力度不夠的原因分析

2.1中小企業自身的因素

首先中小企業由于發展規模小，缺乏具有市場競爭力的核心技術，這樣導致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比較大，根據市場調查：能夠存活10年以上的中小企業數量非常少，而且因為倒閉而發生信貸違約率也不斷上升，為此金融機構不愿意為其提供信貸支持；其次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不規范，信用等級比較差，金融機構很難掌握其內部財務信息；最后中小企業缺乏向金融機構融資的主動性。由于向金融機構融資需要繁瑣的手續而且他們每次融資的資金相對比較少，因此他們更加傾向于手續相對簡單的民間借貸等非正規形式。

2.2缺乏一個有利于中小企業融資的宏觀環境

一是我國的相應法律規范還不完善。雖然我國《中小企業促進法》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了法律支持，但是由于該法律缺乏具體的條文規定導致政府的許多扶持政策沒有落實到實處；二是我國資本市場發展還不完善。目前中小企業融資支持主要以政府政策支持為主，缺少資本市場的參與；三是我國信用擔保體系還不完善。我國針對中小企業的誠信信用數據庫還不完善，導致無法根據中小企業的信用情況為其提供給擔保。

3發展我國中小企業金融支持的思路

3.1完善中小企業融資的內部環境

由于中小企業的經營模式等因素導致其很難獲得金融支持，因此中小企業要從內部著手：一是轉變經營機制，規范自身的經營行為。中小企業要通過體制改革、管理制度創新等提高中小企業的經營管理行為，增強企業的信譽度；二是建立中小企業財務制度；三是樹立良好的信用觀念。中小企業要想獲得金融支持就必須要獲得金融機構的信任，這就要求中小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樹立信用至上的觀念，一方面要誠信經營，規范自己的行為。另一方面要學習金融知識，對于自己的債務要主動承擔，不逃避。

3.2完善中小企業的金融服務體系

一是要加快銀行機構的改革。銀行機構是為企業提供金融服務的重要機構，針對當前銀行部門向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不夠的原因分析，需要加強銀行機構結構的調整，改變單獨的所有制模式，積極引入民營資本參與銀行競爭，實現銀行產權的多元化。同時銀行部門也要擯棄傳統的信貸觀念，擴大對中小企業的信貸支持；二是規范民間金融機構的發展。民間金融機構是中小企業融資的主要渠道，據不完全統計：中小企業的80%的融資需求是通過民間機構實現的，因此規范民間金融機構對提高中小企業金融支持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我國要從法律上明確民間金融機構的法律地位、以及操作流程等，同時還要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制裁與打擊利用民間金融機構從事高利貸的違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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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金融立法的必要性

1．實施綠色金融是金融業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金融行業應將對經濟、社會、環境和諧統一的追求自覺納入自身的發展目標之中。金融業要發揮好配置和調控資源的作用，利用金融服務和金融工具為增加企業盈利和納稅的同時，更要利用提供審慎的金融專業服務的時機促進企業降低能耗、節能減排、革新技術以此增加社會福利。

2．實施綠色金融有利于促進環境保護

盲目追求行業發展和地方政府政績，全國各地的高污染高排放行業仍然遍地開花，增速偏快。馬克思曾說過：“貨幣是最大的推動力。”這些行業迅速擴張的背后，金融業的商業貸款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各類金融機構能采取相關措施對此類貸款進行嚴格控制，將迫使污染企業重視環保問題，如在審批程序中加入環評制度，對違規違超限企業從融資根源上進行控制。使企業的發展及經營加大環保投入，實現企業盈利和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3．實施綠色金融有助于強化金融業環境風險控制

營利是金融行業的主要目的，因此金融風險控制在其日常運營過程中占有重要地位。金融活動之安全性與企業環境狀況之穩定性間的相互關系也逐漸喚起各方的關注。面對我國的依舊嚴重環境問題，不論是從中央還是地方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實行企業的環境責任也迫在眉睫。企業濫用金融行業的貸款融資，給金融業自身造成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4．實施綠色金融有利于順應接軌國際潮流之“赤道原則”

赤道原則，是全球主要金融機構參照國際金融公司的《環境、健康與安全指南》建立的一套自愿性金融行業基準，旨在判斷、評估和管理項目融資中的環境與社會風險。該原則倡導金融機構對于項目融資中的環境和社會問題應盡到審慎性核查義務，只有在融資申請方能夠證明項目執行對社會和環境負責的前提下，金融機構才提供融資，該原則已成為各國銀行可持續金融運作的行動指南。赤道原則作為國際實施綠色信貸的通行準則，已經在各大金融機構中得到充分實踐。為便于國際社會交往、順利地參與國際融資項目，我國金融行業有必要根據赤道原則的要求，建立有關的綠色信貸機制。

三、我國綠色金融立法實踐

1．我國綠色金融實踐概況

我國在綠色金融領域的時間比發達國家起步晚。興業銀行作為國內首家“赤道銀行”、綠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導者，2005年與國際金融公司（IFC）設計能效融資項目產品，也成為國際金融公司首期中國能效融資項目唯一一家合作銀行2006年，國內首家推出能效項目融資產品；2007年，在國內首家推出碳金融綜合服務；2008年，公開承諾采納赤道原則，成為中國首家“赤道銀行”；2009年，國內首家成立可持續金融專營機構———可持續金融中心；2010年，將綠色金融從企業項目領域延伸到個人消費領域，在全國首發低碳信用卡；2011年，發放國內首筆碳資產質押貸款，排污權抵押授信等創新性的綠色信貸產品也陸續落地；2012年，升格可持續金融中心為總行一級部門，成立可持續金融部，全方位統籌發展綠色金融業務。而后中國農業銀行、招商銀行等商業銀行也相繼提出綠色金融的發展理念，并在操作層面上制定具體措施，推出了綠色金融產品。發展到現在，我國形成了以銀行綠色信貸為主，綠色信貸、綠色保險、綠色證券三種發展方式為支撐的綠色金融。

2．我國綠色金融立法實踐

伴隨著可持續發展觀念的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展，20世紀90年代成為我國綠色金融立法發展比較迅速的階段。1995年，中國人民銀行《關于貫徹信貸政策與加強環境保護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要求國內金融機構要將支持國民經濟發展同保護環境資源、改善生態環境相結合，并把環境保護和污染防治作為銀行向企業貸款考慮的因素。2001年6月，原國家經貿委、中國人民銀行等八部委聯合《關于加快發展環保產業的意見》。該意見強調加快發展環保產業是我國國家產業政策，要求中國人民銀行和各商業銀行應該對有關政策制定出相應法律法規，要發揮金融手段的杠桿優勢大力扶持和優先發展科技含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產業，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的三者的有機統一。2007年7月，原國家環保總局、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監會聯合制定并頒布了《關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業貸款風險的通知》，標志著我國正式實施綠色信貸的開始，同年七月三部門再次聯合頒布了《關于落實環保政策法規防范信貸風險的意見》。2008年1月，環境保護部與國際金融公司簽署協議，來合作研究制定符合中國國情的綠色信貸指南，為深化我國綠色信貸發展提供技術與智力支持。2009年1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以督促國內銀行業承擔企業社會責任，促進社會、經濟、環境和諧可持續發展。

四、我國綠色金融法律制度的不足與完善

1．我國綠色金融法律體系的不足

一是立法層次低。近些年我國的綠色金融立法雖有很大的進步，但可以看出，現有的關于綠色金融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制定主體主要是國務院及有關部委，沒有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制定的專門綠色金融法律。位階較低的法律文件，多具有政策指導性、宣示性，缺乏法律本應具有的強制力和權威性；二是內容不全面。起步較晚導致我國綠色金融立法內容欠缺、滯后，目前我國的綠色金融立法還僅局限于商業銀行綠色信貸方面，其他制度缺乏；三是可操作性不強。縱觀我國現有的綠色金融立法，多是宏觀性、原則性規定為主的部委意見和指引，因而實踐中難于執行和落實，操作性不強；四是缺少相關法律責任規定。從法的強制性角度，責任制度作為經濟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奠定了經濟法律關系保護的實體法基礎。現階段，我國綠色金融立法的條例條款規定都以建議和宣示性的聲明要求各金融機構認真貫徹執行，沒有相應的責任追究制度和懲罰手段，以致于規定無法落到實處。綜上，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綠色金融法律制度，應對政策調整和現實問題而出臺的意見和指導性文件難以形成縝密邏輯的法律體系，更難以肩負在“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為綠色金融良好向上發展提供金融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撐的重任。存在缺陷和不足，使得我國綠色金融立法有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在13億中華兒女都為建設美麗中國奮斗之時，我們應大力加強綠色金融立法，落實現有規定措施，用科學完善的法律制度積極推動引導綠色金融在全社會的實施。

2．完善我國綠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設想

①出臺《綠色金融促進法》。

要在立法目的部分明確體現中央提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精神為指導思想，以保障金融行業穩健運行為直接目的，把促進國家經濟、社會、環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最終目的。除了明確綠色金融等定義，還要明確監督機關主體和各主體的監督管理職責。在激勵措施方面，可全面運用利率政策，稅收政策，授信額度等措施建立相關獎勵機制，扶持工藝、設備、技術高的企業。法律責任方面，規定金融企業因違法本法應承擔的行政責任和民事責任，對主管人員或者其他責任人員不履行監督職責的，依法給予相應處分。構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②完善綠色信貸制度。

金融機構要深刻認識實施綠色信貸，及時處境經濟與社會環境和可持續協調發展、建設美麗中國的要求，也是銀行優化信貸結構、降低信貸風險的內在要求。要建立貸款項目環境風險審查評估制度，從源頭防范環境風險以保障信貸安全。嚴格規定貸款人的注意義務，要將環保標準與信貸風險管理要求落實到客戶調查、授信、項目評估、信貸審查、貸后管理的環節。若未盡到有關注意義務，相關責任人要承擔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法律責任。

③完善政策性銀行法律制度。

日本的經驗很值得借鑒，日本投資銀行是注冊超過100億美元的大型國有銀行，2004年其提出以環境評級的手法確定投資對象，并加強與商業銀行的合作，更好的發揮政策銀行的協調作用，為綠色信貸的發展搭建平臺。我國亦應當建立類似“綠色生態銀行”作為政策性銀行，宏觀指導綠色投資方向，同時做好大型環保項目資金的管理。

④完善綠色證券的法律制度。

黨的十報告已經明確把“生態文明”寫進了中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里。向綠色和可持續轉型已成為我國經濟未來的發展趨勢，從戰略高度出發，通過證券監管將環境保護的要求融入投資活動和企業管理之中。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環境報告制度，使企業在日常活動和重大決策中都必須考慮到環境成本和環境效果。

⑤完善綠色保險法律制度。

順應國際上加強強制責任保險的趨勢，對環境產生環境污染物多、易發生重大環境事故的石油、化工、煤電、有毒廢棄物處理的行業實施強制責任保險。科學設計險種、保險費率和除外責任，既不增加投保人的負擔，同時保證事故發生時受損人員及時得到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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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發展家庭農場的國家扶持政策缺位。部分干部對家庭農場即將成為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主體認識不清，更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盡管中國人民銀行出臺了《關于做好家庭農場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金融服務的指導意見》，但沒有看到涉農金融機構出臺系統的專門扶持家庭農場發展的具體實施細則，造成一批發展初期的家庭農場及種養大戶希望渺茫，得不到政策的有效支持，影響了組建家庭農場的積極性。

二是家庭農場的融資渠道不暢。第一，缺乏有效抵押。家庭農場的經營初期，一次性投入比較集中，資金需求較大，而且在生產經營中形成的資產無權利證書，自有的固定資產不多且大部分不被金融機構認可，無法通過金融機構所要求的抵質押方式獲得貸款，制約了其擴大生產規模和發展。如典型調查中的付某，承包了3000多畝農田，渴望得到金融機構的支持，但沒有可作為取得貸款的抵押品。第二，土地流轉的法律地位缺失導致抵押融資難。土地流轉與家庭農場發展休戚相關，家庭農場所擁有土地主要通過轉包、入股等多種形式流轉而來。在我國現有法律框架下，雖然《物權法》明確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地位，但確權工作沒有實質性進展，也沒有看到轄內哪家金融機構發放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貸款，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可以抵押貸款的說法仍停在口頭上。第三，金融支持力度不夠。農業是弱勢產業，抵御自然災害和市場風險能力的較弱,特別是對于欠發達地區,家庭農場還剛剛起步，需要金融的大力支持。當前金融機構對這一領域的金融服務還處于空白，如果沒有地方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政策支持，家庭農場很難發展。

三是家庭農場的抗風險能力不強。家庭農場主在融資管理、科學耕作、農田管理、市場行情掌握等方面有一定差距，對新技術、新品種了解較少，農業技術指導不到位，競爭能力和創新意識相對缺乏，應對市場、自然災害等風險能力較弱。

二、金融支持家庭農場發展的對策與建議

加快農村金融創新步伐，構建財政補貼、金融支持、保險保障“三位一體”的金融服務體系，促進家庭農場健康發展。

（一）強化政府指導。一是呼吁盡快確立家庭農場主體的法律地位，構建扶持家庭農場發展的政策體系，為金融機構的服務支持提供政策保障。二是落實對家庭農場的幫扶政策。地方政府應盡快制定并有效落實《支持家庭農場發展意見》，完善家庭農場注冊登記、稅收優惠、財政補貼等辦法。

（二）推進政策落實。一是完善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為土地流轉構建交易平臺，促進土地流轉的正常運行。二是落實相關法規，盡快啟動家庭農場的承包經營權抵押融資。三是健全農業評估行業標準，對家庭農場經營資產開展評估，為其融資服好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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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人民銀行法》為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銀行宏觀調控體來提供了法律保降。《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了中國人民銀行作為中央銀行，在金融宏觀調控中的職責和權力，從法津上保證了中國人民銀行制定和執行貨幣政策的權威性;對貨幣政策體系作了規定，明確了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的工具為法定存款準備金、再貸款、再貼現、基準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等手段.為人民銀行的宏觀調控提供了組織上和技術上的保證，也為專業銀行向國有商業銀行的轉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其次，《中國人民銀行法》為抑制通貨腳脹，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法律保降.《中國人民銀行法》明確規定貨幣政策的目標是“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發展”。這一提法較之!986年l月7日國務院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銀行管理暫行條例》中的發展經濟、穩定幣值的雙重目標提法是一大進步.雙重目標的矛盾性在很大程度上給通貨膨脹的發生提供了可能。近年來貨幣政策上出現的一緊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就脹的教訓是深刻的.《中國人民銀行法》對于貨幣政簧目標的新提法表明，嗯定幣滇是發展經濟的雋礎，只有在穩定貨幣幣值的前提下去買現經濟增長，才不至于發生通貨膨脹以及給經濟社會造成強烈震蕩，從而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的發展。

三是《中國人民銀行法》為中央銀行強化對全融機構的監管提供了法律保降。金融監管是《中國人民銀行法》斌予中央銀行的重要職能之一。近十余年來，盡管世界上不少國家提倡金融自由化，但他們決不是沒有監管或不要監管。相反一般都有一套嚴密的監管制度。最近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巴林銀行破產案.更使他們認識到中央銀行監管的重要性.在我國，過去的金融監管制度雖也很嚴，但因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據，故“儲蓄大戰”、“利率大戰”、亂集資、亂拆借、亂辦金融、亂辦保險等現象屢禁不止.睡禁屢犯.《中國人民銀行法戶明確了中央銀行對各大專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領導權和管理權;明確了中央銀行對金融機構稽核、檢查、監督、管理和處罰的權力.這就為建立以中央銀行為主體的宏觀金融監管體系，實現國家的宏觀調控目標，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證。

四是《中國人民銀行法》為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安全德健運行提供了法律依據。眾所周知，金融機構不同于一般的工商企業，它是以從事經營貨幣這種特殊商品的特殊企業.無論從國際金融發展的歷史，還是從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發展的實際，都可以看出.以貨幣信用制度和銀行制度為主體的金融結構，具有極其廣泛的滲透性和擴散性，其業務經營涉及千家萬戶，經營結果對社會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有時這砷影響甚至可以涉及社會經濟政治等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方面。前兩年.我國一些地一方出現的金融佚序混亂以及通貨膨脹.不僅損害了存款人的利益，而且形響了正常的經濟秩序，導致誤導資源配置，出現了不應有的“房地產熱“、“開發區熱”等.實踐證明要保護存款人的利益，維護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健運行，就必須要對金融機構有一種嚴格的、統一的管理.這種管理一是要建立各種比較完普的金融法律法規體系墓礎，二是要有一個統一的管理者。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后，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并且在國家宏觀經濟控制中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事實上已經成為統一管理全國金融行業的主管機關，而這次《中國人民銀行法》從法律的高度加以明確，更具有切實可行的操作性及法律保證。

總之，《中國人民銀行法》是我國的第一部金融大法，它為金融事業的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法律保障和法律責任。現在最關鍵的是要依法辦事。從我們人民銀行的分支行來說，就是要按照總行的部署及授權.依法獨立行使對本轄區金融機構的監管，維護一個良好金融秩序和投資環境。當然，對于金融機構及其業務活動實施具體的監管，還需要逐步建立其他有關金融監管的法規與之配套，同時也必須輔之以必要的政策、行政、經濟等手段綜合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