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酒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二）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化的培育需要正確的、科學的、先進的理念來統籌和引導。新時代背景下，群眾廣泛的參與性和互動性將給社會公民群體的教育帶來新的挑戰和壓力。在此背景下，社會公民群體將接受各種各樣現實生活中可能看不見、摸不著、感受不到的社會轉型期的不良影響和反映，容易迷失方向，失去正確的價值判斷。因此，通過正確的、科學的、先進的理念來引導社會公民是十分關鍵和必要的，這也是中國化實現轉變的核心和關鍵。因此，新時代背景下，對于中國化研究中的兩個問題，要運用正確的手段，樹立素質化、國際化、個性化的先進的中國化研究培養目標，積極應對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情況，保持中國化教育沿著健康可持續進步的方向發展。

二、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化研究中兩個問題的實現路徑

（一）要在科學、合理、健康的路徑下實現中國化健康發展。當前社會出現很多怪現象，如果這些不健康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繼續在社會公民群體中傳播，將十分不利于中國化的形成和發展。這種世俗化的價值體系一旦在社會公民中形成固定的關系觀念，在日后的工作學習生活中，社會公民群體的個體發展將寄托在一種錯誤的方向引導上，對國家、社會和個人都十分不利。同時，這個問題將會引起許多連鎖反應，導致社會公民群體向著錯誤方向邁進。在此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中國化的培育需要跟現實生活相銜接，需要更有駕馭性和實效性，使中國化研究中的兩個問題朝著正確的、健康的、科學的方向發展。

（二）要在具有時代感、特色感和自由平等的空間中提升對中國化研究中兩個問題的意識。新時代背景下，社會公民的各種中國化和潛在的意識容易被虛擬的環境所誤導，導致一些公民的道德意識和責任感明顯減弱，喪失對中國化的正確判斷。這不僅對社會公民群體的思想教育產生了影響，也對中國化發展的進一步確立帶來巨大影響。因此，要在客觀條件下對中國化進行改造和再認識，要通過不斷發展完善，使中國化建立在一個富有時代特色的、成熟的氛圍之中。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化的特點和內容應十分鮮明和豐富，建立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也應是多層次、多角度、多形式的。

篇2

本科階段，一些教師講授《中國文化概論》，往往受到學時、教材以及學生接受能力的限制，在教學過程中容易走馬觀花，難以深入。就教材而言，大多依據張岱年主編的《中國文化概論》、馮天瑜等所著的《中國文化史》以及陰法魯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化史》等教材。這些教材各有千秋，大多從中國文化發展的淵源、經濟基礎、發展歷程等入手，再分章節討論中國文化之分流如宗法制度、文學藝術、宗教文化、歷代官制、天文歷法、建筑風格等，內容涉及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有些教材側重于分章討論，但內容顯得駁雜浩瀚、難以精專；有些教材則注重對中國古代文化史發展歷程的揭示，分各個時段進行論述，脈絡雖清晰，但宏觀闡釋不足。這些教材有助于學生對中國文化基本知識點的學習，但也易流于表面，講授深度往往受到牽制。研究生階段，如果再將這些教材的知識點復述一遍，將有悖于研究性教學的總體特點，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也會大大降低。

有鑒于此，筆者結合研究生教學要求，設置若干專題，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深入細微，旨在提升學生的獨立思考及科研創新能力。筆者給碩士研究生講授《中國文化概論》課程共計36課時，大約每6個課時討論一個專題，分“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先秦文化典籍精讀”、“中國學術思想概論”、“中國史學概論”、“中國歷代制度史”、“中國美學通論”這六大專題對中國文化進行較為深入的討論。其中“中國文化發展歷程”在于宏觀把握中國文化發展脈絡，揭示其內在起承轉合規律，探討各階段文化之總體特點。“先秦文化典籍精讀”通過經典閱讀，引導學生掌握先秦文化原典的思想精髓。具體選擇《論語》、《老子》、《莊子》、《周易》、《禮記》、《詩經》等原典，采用現代比較規范的注本進行精讀，追尋經典之本意，思考其中的現實參照意義。學術是中國文化的命脈，“中國學術思想概論”側重于探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文化傳承、士人道德操守及其中國文化之影響，分先秦諸子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清代考據學等進行集中探討。“中國史學概論”在講述中國史學史的基礎上，通過精讀《史記》文本，初步了解中國史學思想及文化影響。中國歷代制度演變與文化發展緊密結合，因此“中國歷代制度史”主要探討某一時段政治、經濟及文化制度之興衰演變，以求通過制度反思而關照當下。“中國美學通論”則討論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宗教等審美特質，揭示中國美學的獨有內蘊。之所以如此劃分專題，既考慮到中國古代文化經史子集的四分法，又涉及古代文化的經濟、政治、學術、思想、藝術等諸多方面，將宏觀和微觀結合，力求深入淺出。在實際教學過程中，學生反響較好，大多覺得上課收獲頗多。通過學習這些文化史專題，他們既能宏觀把握中國文化發展進程，又能對一些文化史話題進行深入討論。

二、講論結合，互動交流

研究性教學重在引導學生的主觀能動性、轉變其固有思維方式并提升其科研能力。因此，在授課方式上，不能采取傳統填鴨式教學方法，更要將授課、研讀、討論、互動相結合。筆者采取的講授方式為：講論結合，精讀原典，分組討論，課程作業。所謂講論結合，是指每個專題先由教師講解兩個課時，或是總體論述該專題，或是論析某本典籍，或是對某個具體話題深入探討，內容不拘，形式自由，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精讀原典，主要讓學生課后對中國文化史上主要典籍及經典學術著作進行閱讀。具體六個專題各列出書目，如“中國文化發展歷程”閱讀柳詒徵《中國文化史》，“先秦文化典籍精讀”閱讀《論語》、《老子》、《莊子》、《周易》等書，“中國學術思想概論”閱讀錢穆《國學概論》、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書，“中國史學概論”閱讀王伯祥《史記選》，“中國歷代制度史”閱讀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美學通論”閱讀李澤厚《美的歷程》。每個專題大約要精讀一到兩本書，在精讀原典的基礎上，再讓學生討論則有話可談，言之有物。

“學而不思則罔”，閱讀經典之余，更要樂于思考、敏于答問。本課程在教師講授以及課后閱讀之后，也頗重視課堂討論，對中國文化史諸多專題進行較為深入地探討。先秦思想文化中儒家與道家思想存在異同，在課堂討論時，筆者將學生分為儒家、道家兩方，分別閱讀儒家和道家原典之后討論儒家及道家關于“道”的理論，有學生認為儒家思想不太關注個體而重視群體性道統，當時就有學生反駁說儒家也重視個體的尊嚴、道德修養等。在激烈討論之后，筆者對雙方論點進行評析，指出先秦思想的復雜性，不可僅以儒家或道家籠統論之，即使儒家內部不同學者之間也有差異性。通過大膽質疑、相互切磋，學生的視野得以開闊，研究視角日趨新穎，為日后科研及學習打下了扎實的理論基礎。

課堂討論之后，筆者要求學生將各個專題以課件的形式展現給在座同學，這不僅鍛煉了學生獨立收集材料、開展研究的能力，也活躍了課堂氣氛，使得學生自身講課水平得到提高。如在“中國文化發展歷程”這一練習過程中，有學生做出“情迷唐代”的精美課件，講述唐代歷史文化，并解讀其熱衷于唐代文化的原因，受到在座學生的好評。又如閱讀《史記》時，一些同學詳細分析《史記》中諸多不大出名的歷史人物，通過分析歷史人物的命運，解讀中國歷史的諸多特點，令人耳目一新。再如講到“中國美學通論”時，有同學對漢服極為感興趣，作出“儒雅的漢服”的學術報告，整個報告圖文并茂、內涵豐富，讓在座的同學皆感受到傳統服飾之美。通過以上諸多授課方式，使得原本單調的課堂豐富多彩，對于學生課后準備、課堂反應、積極思考等方面也作出了較高的要求，使學生得到極好的訓練。

三、實地考察，經世致用

古語有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典籍記載的傳統文化往往不夠形象可感，學習中國文化史也要重視實地考察，充分借助博物館、歷史遺跡等資源，通過實地探訪，去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借助課余時間，筆者組織學生參觀了揚州的寺廟、博物館等歷史遺跡。通過實地考察，學生了解到佛寺的基本布局、佛像的宗教內涵、民間的特點等，使得原本頗有距離的宗教文化變得切實可感。在博物館參觀時，筆者側重講解“廣陵潮”、“雕版印刷館”等幾個頗有特色的館藏。學生進一步了解到清代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成就，歷代揚州文化的發展等知識，對于中國古代典籍的刻板及印刷也有了深刻認識。這些不僅使得書本知識落實到實處，也增加了學生的興趣，為日后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中國文化強調經世致用，學習中國文化課程也當如此。在課堂上，筆者較為重視文化的傳承及人文情懷的培養，呼吁學生將傳統文化學以致用。張載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賢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在平時的課堂講授中，筆者有意識地讓學生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載道”等話題進行討論，試圖讓學生建立起文化自尊感和歷史責任感。通過閱讀經典，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文化反思能力。與此同時，筆者還提醒學生要熟悉民族文化精髓，從而在跨文化交流中充滿底氣。注重提升自身涵養及人生境界，不斷自我完善與心態調整。通過學習文化經典，形成健全的價值觀及家庭觀，實現社會價值及人生價值。諸如此類，皆是從傳統文化的現實關照出發，培養研究生獨立思考、反思社會、傳承文化、自我實現的能力，這些也是《中國文化概論》這門課程的最終目標。

總之，筆者通過對教學內容的設置、課堂形式的改革、課外教學的拓展等諸多方面的探索，對《中國文化概論》這門課程進行改革創新。通過諸多嘗試，使本課程既能符合研究性教學的要求，又能增進學生學養，樹立起良好的價值觀念，為日后的工作及生活打下堅實的文化基礎。

參考文獻：

[1]柳詒徵.中國文化史[M].湖南：岳麓書社，2003.

[2]錢穆.國史大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M].北京：三聯書店，2005.

篇3

“WTO”一個重要的原則是法制建設和增加法律的透明度。根據烏拉圭回合談判通過的一些協議，使得各成員國政府修改競爭規則變得非常困難，在幾乎每一個涉及貿易環境的領域，成員國尋求多變、歧視性和保護性的政策都將受到世貿組織規則的制約。雖然中國已加入“WTO”幾年了，但仍需盡快按照國際建筑業的行業規范來管理我國的建筑業市場和建筑企業。其一，要深入了解和準確把握雙邊和多邊貿易條約和協定的有關規則及作用，積極實施“走出去”的戰略，開創我國建筑業發展的新局面。要適應“WTO”規則和我國政府對外承諾的要求，做好有關法律、法規的清理、修改和新的立法方面的工作。其二，中國加入“WTO”后，一切必須按“WTO”的規則辦事，如國民待遇、透明度，使我國在立法和行政管理上不能完全自己做主，要與國際接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轉變，企業必須依法經營，增強依法經營觀念。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協定與協議和有關的國際慣例將成為約束和規范中國企業行為的依據和準則。同時，中國應加強建筑業法制建設。強化《建筑法》、《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等建筑行業法律法規的實施，認真規范國內建筑市場，通過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整體推進、逐步扭轉建筑市場無序的局面。建立公開、公正、平等競爭的市場機制，推動建筑市場進入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軌道。建立風險擔保制度，維護承發包雙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加快推進建筑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和醫療保險。初步建立中國建筑業法律體系框架，切實提高與世貿組織的通融性。

強化管理機制，構筑中國建企參與國際競爭新優勢

建立科學的管理體系，有利于建筑企業的發展。管理體系的有效性為建筑企業合理利用各種資源，參與市場競爭提供了有利的保證。中國建筑業應把提高競爭力的重心放在管理體系的建立方面，進一步轉換企業的內部機制，強化企業自我發展、自我約束機制，增強企業內部凝聚力，加強三項制度改革，建立適應“WTO”要求的管理體系。當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進了國際間的經濟聯系和合作，經濟競爭也出現了新態勢。經濟全球化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建筑企業的影響將十分明顯。經濟全球化是一柄雙刃刀，它既有利于國際范圍內建筑業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從而有利于建筑企業利潤的提高；又將使發展中國家和經濟弱勢國家的建筑業，在競爭中面臨更加嚴峻的挑戰。在國際上，體現建筑業水平的國際認證，主要包括：ISO9000質量體系認證，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OHSMS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目前，在國際市場上，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環保項目應運而生，如污水處理、危險品廢物處理。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項目要求承包商必須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文明施工，減少過去施工工地塵土飛揚的現象并盡量減少噪音污染，同時，在使用的建材方面要符合環保要求，不能對環境和人體健康產生不利影響。中國建筑業應抓緊三大國際標準認證，并建立有效的管理機制，從而提高與國內外同行競爭的能力。

建立信息網絡，及時了解國際建筑市場的發展動態

21世紀是信息時代，將會有更多的建筑工程信息，通過各種渠道廣為傳播。中國建筑業應當及時捕捉和掌握國際承包市場的信息，制定相應對策。建筑企業應及時有效的得到第一手信息。同時，信息要有覆蓋面，這就需要建立自身的信息網絡，要通過海外機制和以世界各地的承包商、商、供應商及駐外使館、經商處等為中心，建立國際信息網絡，同時不斷拓展信息渠道，以便及時準確反映世界建筑市場情況，增加進入國際建筑市場的機會，為中國建筑業開拓國際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創造條件。企業要高度重視國內外的信息，及時撲捉信息、獲取信息、分析信息、利用信息，進行快速科學的經營決策。切實加強建筑企業信息化建設，加快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的推廣應用，提高管理效率。

強化科技創新，大力提高中國建企的國際競爭能力

科技創新在企業的競爭中處于十分重要的位置。2004年中國建筑業的從業人員約3600萬人，是美國建筑從業人員的4.5倍，而中國建筑業總產值卻只相當于美國正常年份建筑業總產值20%，中國建筑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日本建筑業的1.25%.我國2004年勞動生產率約28200元/人。由此可以看出，中國建筑業雖已具備一定的國際競爭能力，但與國外一流建筑企業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尚不具備與之抗衡的能力。中國建筑業應加大建筑科技資金投入的力度，提高建筑管理的科技含量，提高勞動生產率。中國建筑企業要適應國際工程項目功能新、體量大、施工難度大的新趨勢，大力加快新技術、新工藝、新材料、新設備的推廣應用，及建設部推廣十項新技術的應用，提高建筑施工技術科學含量。加大建筑企業科技投入，加快設備更新步伐，采用國內外新機械、新設備，淘汰落后的建筑機械設備，減低勞動強度，提高生產率，不斷提高建筑隊伍的技術裝備水平和施工能力。要有計劃地推進建筑工業化，制定標準，合理布局，使構件、配件生產標準化、通用化，建筑制品生產專業化、商業化。有條件的建筑企業應建立自己的科研開發中心。建筑企業應大力推廣運用現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手段，特別是計算機技術和網絡技術，在收集市場信息，投標報價、施工設計、企業管理、經營決策等方面應普及應用計算機，提高經營決策質量，降低管理成本，國內少數特大集團已開始嘗試建立（博士后流動站），以期更好地實施科技創新戰略，增強企業的國內國際競爭力。

構筑人才優勢，建立以人為本的國際化人資體制

隨著建筑市場的日趨國際化，國外科學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將沖擊國內的人才管理模式。許多國際跨國建筑集團將進入中國建筑市場，而這些建筑集團推行的是“本地化”策略，即建筑原料采購供應本地化和人才本地化。特別是后者，不僅使外方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本地人的優勢，也為中國建筑人才提供了充分發揮個人才智的契機和舞臺。而外企豐厚的薪金、良好的福利，較好的發展前途深深吸引了大批國內優秀的建筑人才。因此，對中國建筑業來說，加強用人機制改革已迫在眉睫。中國建筑企業應舍得投入，一方面在學校和社會上招聘一些人才，另一方面對一些有發展潛力的員工進行在職培訓，包括送到國內外高等院校和國際著名建筑企業培訓。有的企業可能認為企業培養人才，一旦成材，就會出現流失的現象，得不償失。不可否認這種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企業不能因噎廢食，放棄對人才的培養。中國建筑企業應當創造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機制和環境，通過人才隊伍建設，提高企業競爭力。尊重人才，關心人才，用好人才，這應成為中國建筑業“以人為本”管理理念的根本出發點和最終歸宿。

實施靈活策略，不斷加速中國建筑企業國際化進程

中國建筑企業要想在國際建筑市場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準確定位，合理制定和實施發展戰略、技術創新戰略和市場開發戰略，并根據建筑市場的不斷變化適時進行調整。中國建筑業應加強與國外著名建筑企業的合作。目前，運用“優勢聯合”，這是近幾年大型國際工程中常用的方式。舉世聞名的英吉利海峽第一條海底隧道工程，參加競爭的承包商，有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建筑公司之間聯合，也有西方國家建筑企業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筑公司的聯合，以及第三世界國家的建筑公司的聯合。其目的是發揮資金、技術、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以期在競爭中獲勝。中國建筑業應根據本身特點，適應潮流，加強聯合，在聯合中壯大自己，發展自己。中國建筑業為了國內和國際建筑市場競爭的需要，在抓好對外承包勞務這個主業的同時，應走經貿結合，承包勞務與境內興辦實體相結合，對外承包勞務與海外投資相結合的道路，不斷拓寬業務范圍，增強綜合實力，提高效益。中國建筑企業應立足發展大局，接受世貿組織的基本原則和有關協定與協議，改變被動狀態，主動出擊，積極參與世貿組織活動，在參與多邊貿易基礎上，積極與世貿組織成員國的建筑企業進行合作，提高企業競爭力，加速國際化進程。

加大結構調整，加快實施國際集約化發展戰略

目前，國際建筑業宏觀環境呈現出新特點，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世界范圍內的結構調整和產業重組規模空前。中國建筑企業應加大結構調整的力度，既要面向國內外市場需求，又要充分發揮本地優勢，堅持市場導向和發揮區域優勢緊密結合的原則。以市場為中心，充分發揮市場的引導作用，不斷調整結構模式，不斷優化資源配置。認真研究國內外建筑市場發展規律，挖掘建筑市場發展潛力，找準建筑業結構調整的切入點。區域優勢的發揮，必須以建筑市場為向導，把區域優勢充分發揮起來，提高中國建筑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這樣通過加快中國建筑企業結構調整，推進跨行業、跨地區、跨企業的資產重組和強強結合，形成一批具有綜合總承包能力、融資能力強的大型、特大型建筑企業集團，提高國內外建筑市場的競爭力，加快建設部出臺的建筑企業綜合總包、專業分包、勞務分包三個層次的結構體系的實施步伐。中國建筑業應加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積極發展多元化產權結構的混合經濟，提高體制創新和機制創新能力，增強建筑企業的發展后勁。當然，中小型建筑企業要在“小而精”、“小而強”的道路上，在專業分包和勞務分包上下功夫，這不僅是市場的需要，而且也是今后很多中小型建筑企業在激烈競爭的市場上得以生存的良好選擇。中國建筑業應抓住當前的良好時機，通過“激勵機制”規范經營成果的利益分配；通過“監督機制”監控中國建筑企業管理者行為；通過“制約機制”實施有效的控制。通過“三大機制”的運用，不斷優化結構布局，不斷提高管理水平，加快集約化進程。

加強經營開拓，努力提高國際建筑市場的占有率

篇4

緒論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國的競爭愈發激烈，競爭的范圍也越來越廣。世界各國的競爭已從“硬實力”逐漸轉化成“軟實力”，“軟實力”在國家力量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軟實力，不僅是一種競爭力的需要，也是一種向心力。

電影誕生百年，一直是一個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電影也是一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要載體。電影承載者著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觀念，通過電影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傳達著這個國家的世界觀人生觀，對其他國家族民族的文化安全乃至核心價值構成了威脅。進入21世紀，電影在全世界的傳播處于不平衡的競爭狀態，特別是以美國好萊塢為代表的西方電影在世界占據著主導地位，這是一種很可怕的文化統治。文化輸出可以影響到其他國家、地區和民族的歷史意識、宗教儀式以及文化意識，甚至語言，淡化甚至重寫這些地區的傳統和文化，從而創造新的民族文化記憶，促使其與輸出國的信念和價值融合。

全球化背景下，好萊塢電影世界行銷的產業戰略，已經成為多是國家民族電影生存的最大威脅。在這樣的背景下，包括中國和韓國在內的其他電影若是國家及地區都有民族電影生存的危機意識，開始進行本土化大戰戰略探討。

隨著中國國家經濟的發展和國際形象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的國際影響也在日益擴大。中國文化是否能夠作為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一起，在全球范圍內獲得肯定是未來面臨的挑戰。

中國是一個文化底蘊深厚、文化資源豐富的大國，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中國特有的東方美學風格等文化差異形成了較強的國際市場期待。雖然具備以上優勢，但中國電影作為國家“軟實力”還是處于弱勢的，文化產品文化產品的對外輸出特別是在電影的對外傳播與競爭中，中國與那些發達國家還存在著巨大差距。除了有外在生存環境惡劣的原因外，中國電影本身的問題也是導致市場畸形發展的重要原因。

盡管中韓兩國電影的產業發展進程存在很大差異，但同處東方文化語境下的兩國電影也存在很多相似之處，因此對兩國電影的比較研究，既具有重要的參照價值，也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具有哪些先天優勢，中國電影走向世界會經歷哪些困難，中國電影該如何走向世界，本文將通過與韓國模式的對比探索一條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道路。

第一章電影跨文化營銷概述

第一節世界市場電影跨文化營銷

一、何為電影產業

在進行電影跨文化營銷策略的分析之前，首先要知道我們研究的主體——電影產業。那么什么是電影產業呢？

所謂電影產業，它是文化產業的一個產業分支，是利用生產和組織模式來生產和傳播、流通，為會社提供舞臺化的電影產品和相關服務的一種社會產業。電影本身的商品和服務屬性，注定了必須要采用市場營銷手段來將它推向市場，吸引觀眾走進電影院，提升票房價值，并在這全程的營銷活動中形成以應聘為中心的品牌，再用這個品牌來帶動電影相關產品的開發和銷售。另外，在電影制片、發型、放映及后期等一系列的營銷運作中，吸引目標客戶的目光，提升自己的銷售業績和知名度，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

由此可見電影產業營銷是電影產業發展中的企業重中之重，涵蓋到電影產業運作流程中的各個階段，尤其是對于面臨著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內憂外患”的中國電影產業而言，電影產業的跨文化營銷更是決定著一個國家文化的競爭力，以及國家軟實力未來的走向。

二、何為電影營銷

電影營銷可分為三個層次：電影產品的營銷，電影品牌的營銷和電影行業企業文化的營銷。電影的產品營銷包括電影產品質量，宣傳策略，定價，院線等方面，主要通過電影的拍攝制作，上映當期設定，票價策略制定，終端院線管理，廣告宣傳，促銷推廣等方面來實現的，這是最低層次的營銷。

電影品牌營銷本質上是電影媒介所提供的精神產品在受眾心目中的品質評價以及這種品質所具有的商業價值，，它具有文化獨特性，效益綜合性，品牌延伸性和消費忠誠性等特征。如何塑造以及經營電影品牌，這是一個在中國電影營銷發展中非常有現實意義的課題。電影品牌營銷也需要受眾為中心，借助一品牌為核心的市場營銷手段，通過對電影品牌定位、推廣、維護以及品牌延伸這個完整的過程來實現。②

電影企業文化營銷，就是通過塑造獨特的企業文化特色來強化企業形象以及企業的營銷特色，通過電影營銷行為來傳導企業的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企業的精神文化來完成對企業形象的塑造。③

三、好萊塢電影跨文化營銷

好萊塢電影在美國的全球化戰略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早在30年代，美國正度就意識到，電影和其他大眾文化都不僅具有產業意義，而且對于宣傳美國政治、文化和礦大經濟影響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產業中，電影作為做國際化的媒介產業，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好萊塢從一開始就在向全世界推銷著美國。美國電影很早就具有國際視野。20世紀第一個十年，好萊塢制片人就開始在主要的國外市場設立辦事處。二戰以后，美國政府每年都會拿出部分資金來對好萊塢影片出口海外進行支持。

好萊塢電影的成功不僅與政府的大力支持分不開，還因為它實現了世界范圍內的跨文化營銷。跨文化營銷比國內市場營銷更具差異性、復雜性和風險性。美國每年發行影片數量在450到500部左右，約有12部影片國內票房超過1億美元，36部左右票房超過5000萬美元。除去高額的制片和營銷成本以及放映商的留存份額，大多數影片都無法在國內發行中收回成本，而高額的回報大多都是通過國際市場獲得的。

當一部電影有內容涉及到其他國家或地區時，電影公司首先會對此國家或地區的語言、宗教、風俗習慣、身份認知以及飲食習慣等一系列文化特質進行充分的調研與分析，從選擇哪部大片（導演、演員、劇本等）、上映時間（節假日）、宣傳方式（網絡、海報、首映式等）、放映組合（影片、DVD等）等方面，根據該國際實際情況選擇性，一切都以充分占有該國市場為目標。

第二節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概述

按照1999年11月15日中美簽署的雙邊協議，中國政府承諾：“不對電影的進口保持配額。此外，中國政府將允許中國公司在商業考慮的基礎上，以利潤分成的方式，進口數量不限的外國電影。”

美國政府也提出要求：美國進入中國市場的影片，經中國政府批準后，不受數量配額限制，不受中國原有發行公司制約，可自主進入中國電影市場，中美雙邊協議簽署后，好萊塢各大電影公司軍立即展開了對中國市場的研究，紛紛設立“中國部”，招聘了解中國電影的業內人士及中國內地赴美電影人在期間擔任中層職務，并且對中國電影市場進行調查，一邊對所生產的影片進行更適合中國市場的調整。

2004年11月10日，國家廣電總局頒布《電影企業經營資格準入暫行規定》，外資可以通過參股的方式進入中國的電影制作和發行市場。2005年4月，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公布后，國家廣電總局進一步明確了鼓勵和支持非公有資本進入電影電視劇制作發行、電影院和電影院線領域。在這些政策的激勵下，電影產業開發程度不斷增加。種種跡象表明，當今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電影產業面臨著來自全球范圍內更為嚴峻的競爭挑戰。

另一方面，從1999年到2003年的五年間，中國電影的票房收入一直在10億元左右徘徊，但2004年電影票房收入忽然增加到了15.2億，2005年達到20億元。而2006年則達到26.2億元，比上年增長28%，連續四年超過進口影片。從這些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中國電影市場似乎正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然而，另一組數字卻又足以令人深感擔憂：2004年度中國電影產量達到212部，而最終進入市場的國產影片數量只有40多部；2005年度中國電影產量繼續增加，達到260部，而最終進入市場的國產影片數量不及65部。雖然中國電影的產量雖逐年增加，但真正進入市場的卻為數不多，并且70%的國產片仍處于虧損狀態。這些數據也證明中國電影產業目前的“繁榮”只是虛假的繁榮，其產業發展遇到的困境正制約著其發展的步伐。

綜合中國文化產業目前的發展狀況和發展環境，基于以下幾個原因，中國電影產業跨文化營銷應作為提升中國文化產品國際競爭力的重要部分。

一、經濟環境

中國經濟經濟年來持續發展，使得人們的購買能力增強的同時對精神生活需求日益高漲。而且隨著全球化的浪潮，中國經濟發展多元化的進程加快，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的同時又出現了許多新的經濟浪潮，如“娛樂經濟”、“休閑經濟”等，這無疑給身在其中的電影產業創造了很多發展的空間。同時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各大產業內部競爭加劇、優勝劣汰，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中國電影也不例外，電影企業開始不間斷的通過兼并和收購，進行強強聯合來調整自身產業結構，一些大的電影企業已具備豐富資源及成熟的市場運作體系。

二、政治法律環境

WTO的加入，給中國電影產業向海外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中國政府正在努力完善電影產業的法律法規，使中國電影的運作更為高效和專業。政府還積極扶持一些電影相關產業，如電影產業營銷服務機構，雖然現在還不十分成熟，但相信隨著政策的推進，中國電影產業能夠在政府的幫助下更有效更科學的開展市場營銷活動。

三、文化環境

電影作為一種藝術的載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某種意識形態。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明古國，其神秘的東方文化在全世界有著獨特的迷人魅力。中國電影產業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在電影內容上多下功夫，多加入一些中國元素，吸引世界觀眾的注意力。

第二章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現狀和問題

第一節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現狀

中國電影在對外輸出上還面臨著許多困難，東西方的文化差異，語言障礙，電影產業發展相對落后，創作和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等原因都制約著中國電影對外輸出。

隨著中國國家形象和國際地位的上升，包括奧運會和世博會在中國的召開，中國正吸引著世界越來越多的關注，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美學風格等特有的東方魅力也提高了國際市場的期待值，的廣泛合作也帶來了中國電影的資源互補，中國內地、香港、臺灣、澳門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日本韓國等其他亞洲泛華文化地區，以及世界各地的華人構成了一個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國電影文化的交流空間，也就是說，中國電影具有十分廣泛的國際市場和觀眾基礎。

比利時電影評論家路易•丹維爾曾在第62屆威尼斯電影節上說過，“世界越來越小，中國越來越大”，“全球化縮短了世界之間的距離，人們突然發現中國的迅速崛起，而電影則提供了一個了解中國的窗口。與其說，中國電影走俏歐洲，不如說整個中國讓歐洲著迷。”中國文化正在世界上掀起一陣熱潮。近年來，中國也在努力促進文化與電影在國際市場上的貿易。2007年，文化部、商務部、廣電總局聯合出臺了《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指導目錄》鼓勵包括電影在內的文化產品出口。

但是，我們要清醒的認識到，盡管中國電影在國際市場上備受期待，但目前為止，包含中國元素的中國電影在競爭激烈的世界電影市場中還只是一種點綴，并不是主流。長期以來，中國電影在對外輸出是過于強調“對外宣傳”，長期依賴“文化交流”資助，這樣的過程與其說是商業行為還不如說是公益事業，市場化程度太低。中國電影長期停留在小眾“交流”或者電影圈“評獎”的精英傳播階段。這樣的情況到了2000年才有所改善。

由此可見，中國電影雖然具有先天的優勢和良好的大環境，但是中國電影的產業化發展與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

第二節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問題

本文將從市場營銷“4P”角度，即影片、價格、發行渠道、促銷四個方面來探討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的問題。

一、國產影片票房與口碑的落差

近幾年，中國電影市場呈現出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中國電影制作大、宣傳多、票房高，口碑卻不好，中國電影在國外電影節頻頻獲獎，回到國內票房卻大多差強人意。中國電影產業目前正在向產業化邁進，口碑和票房的落差的確值得深思。

表2-1截至2010年5月2日的中國內地影史票房排行榜（人民幣）（前10名）

名次電影內地票房觀影人次發行年份拷貝數

1阿凡達13.5億2594.36萬2010上映中600+數字/3D

220124.6537億1480.41萬2009600+950

3變形金剛2：卷土重來4.28億1378.74萬2009700+900

4建國大業4.1504億1300.99萬2009750+950

5泰坦尼克號3.595億約1800萬1998280

6非誠勿擾3.248881億948.97萬2008700+數字

7赤壁（上）3.212031億957.67萬2008690+數字

8滿城盡帶黃金甲2.91億771萬2006660+數字

9十月圍城2.903209億860.81萬2009650+數字

10變形金剛2.8232億931萬2007540

由表2-1看到，占中國電影票房前五的電影，有四部是美國好萊塢大片，而唯一進前5名的中國主旋律影片《建國大業》憑借建國60周年獻禮大片以及近百位明星出演這兩個噱頭，首周四天半合計票房達到了12436萬，刷新了國產片首映周票房的紀錄。上映一月突破4億，一再刷新國產片上映紀錄，成為內地影史第二部突破4億票房的電影。

近幾年的幾部大制作影片《英雄》、《十面埋伏》、《無極》、《三槍拍案驚奇》等票房一路走高，但是觀眾口碑卻一路走低。不僅如此，某些影片在海外市場銷售也是舉步維艱，《無極》更是遭到了國外發行商退片的尷尬局面。現在的中國電影太過商業，甚至于商業情節完全擠占了文化情結，所有人都將利益放在了首位，從而忽視了影片本身的質感，電影情結漸漸西化、采用國外的故事藍本甚至根本稱不上有情節，而在演員選擇上，采用了更多的人氣明星吸引眼球，忽略了其本身的演技帶給電影的影響。這樣的電影別說輸出海外市場，即便是在中國國內市場也是不會受歡迎的。中國電影漸漸喪失了民族文化獨立性。并且，大部分中國影片的海外市場定位不明確，幾百部影片如同一部影片，目標市場不清晰，敘述方式、題材、類型等都不夠國際化。

二、票價過高

票價過高的現象主要是在國內市場，過高的票價抑制觀眾需求。即使是在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一張電影票的價格也只占月收入的1/200，在韓國一張周末電影票的價格占平均月收入的1/125，而在中國這一比例卻達到了1/25，過高的價格從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國電影的發展，進電影院看電影在中國其實成了一件比較奢侈的消費。如果電影在國內也無法做到“普及”，那么電影的出口也會面臨著一定的困難。

三、發行渠道單一

好萊塢電影遍布全球，幾乎占據了世界電影市場的就成份額，加上很多國家處于保護本國影片的考慮，引進非美國影片的數量極少，所以中國影片插足海外市場份額非常有限，目前中國電影走出去的最主要渠道是合拍。中國電影實現的海外票房主要來自合拍大片。從當年的《英雄》、《十面埋伏》、《無極》等主流商業大片，到最近的《赤壁》、《梅蘭芳》等都采取了合拍形式，這些影片在投拍時已經按其投資結構分割了全球版權，提前進入海外市場。

中國現在每年生產四百多部電影，投資高昂的商業大片畢竟是少數，大部分還是中低成本影片，由于資金受限和營銷意識薄弱，攝制完成后，很少有營銷推廣的預算，有的電影連印刷海報的錢都沒有，這些影片在國內市場能見度都很低，更遑論國際市場的能見度。

四、后電影產品開發落后

“后產品”開發是中國電影產業格局調整之后的一個重要鏈接以及終端環節，其開發的力度和盈利率直接影響中國電影產業鏈的完善和協調運作。一個成熟的后電影市場不僅僅能以豐富的“后產品”供給滿足消費者的文化需求，更重要的是它能促進電影投資背景的多樣性、電影市場機制的完備性、電影運作系統的規范性，使中國電影產業形成一個良性循環的價值鏈條。

五、政府政策不完善

中國政府的政策扶持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電影在尋求出路的同時，沒有政府強有力的支持，缺少發展的動力。中國還沒有一部完整的政策支持中國電影的發展，中國電影的管理還缺乏完整充分的法律基礎。另外中國的電影審查制度也是一大難題。因為沒有一個文本的規則可依，一部戲能不能通過審查都是靠審查委員的經驗和當前的政策方向來把握。同樣的情節，也許上個月可以通過審查，但是這個月就不行了，同樣的題材，也許上個月還能拍，這個月就不能拍了。甚至，同樣的情節，在引進的國外大片里就可以，國產電影里就不能通過審查了。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改革，不光是國家廣電總局的課題，因為電影涉及到相關部委的內容，都要先由相關部委審查通過。而久久不見出臺的分級制度，也另中國電影銀幕上一片武俠世界的刀光劍影，畢竟這類題材相對穩妥，比較容易通過審查。毫無疑問，不適當合理的審查制度不但會影響我國電影的創作質量和數量，還會使我國電影的題材無法創新，當“武俠時代”過去，也許中國電影又將陷入危機。

第三章韓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的經驗及啟示

第一節韓國電影產業現狀

韓國電影與中國電影一樣，面臨著一個美國文化霸權的共同課題。在韓美自由貿易談判中，韓國就屢次遭遇美國提出的市場開放要求，要韓國政府將本土電影市場的保障措施“電影放映配額制”從原來的146天大幅降低或完全取消，由此引發的抗爭也決定了兩國談判的多次磨合。直到2006年，韓國終于做出讓步，同意將電影配額制驟減為73天。

20世紀90年代末，面對市場的開放，韓國政府實施了政策扶持和相應的資金支持，所有業界從業人員全力以赴，終于使韓國電影日漸呈現出興盛的態勢，韓國電影產量大幅增加、本土電影市場占有率提升、影院建設穩步發展、海外出口收益增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電影產量大幅增加，投資體系改革

好萊塢電影的入侵，給韓國電影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但同時，好萊塢電影的企劃、產業垂直整合、全球營銷等特點，也帶給了韓國電影很多的啟示。1998年以來韓國電影每保持了強勁的生產力，每年產量都節節攀升，到了2007年韓國電影從1998年的43部發展到124部（見表3-1），上映119部，上映率高達95.9%。

表3-1韓國電影制作數和發行數(1998—2007)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制作數4349596578808287110124

發行數4342625282657483108119

二、本土電影市場占有率提升，電影收益大幅增加

1998年韓國電影本土市場占有率僅為25.1%，到了2006年本土市場占有率高達64.2%，到了2007年韓國電影因為種種原因市場占有率下滑了13.4%，市場占有率止步于50.8%，基本保持主導地位（見表3-2）。

表3-2韓國影片市場占有率(1998—2007)②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國片市場占有率（%）

25.139.735.150.148.353.59.359.064.250.8

三、影院建設穩步發展，觀眾人數呈增加趨勢

韓國政府和電影企業界加大對現在多廳影院和銀幕配置的建設，這促使了更多觀眾走進影院。從1998年開始，韓國電影逐漸減少單銀幕的傳統影院，擴建多銀幕的現代性影院。到2007年，韓國電影院數已經增加至348家，電影銀幕擴增至2058塊（見表3-3）

表3-3韓國電影影院數和銀幕數(1998—2007)③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影院數507373373344309280302301306348

銀幕數50758872081897711321451164818472058

韓國電影觀眾對電影熱情高漲，觀眾人數成倍增長。1998年，韓國電影總觀眾人數僅有0.5億，發展到2007米歐按已高達1.58億，相對于韓國總人口4900萬德技術，人均觀影已經達到每年3次以上，比較美國人均每年觀影4-6次、澳大利亞人均每年觀影4-5次的標準，可以說韓國人均觀影次數已經基本達到世界電影發達國家水平。

四、電影海外出躍，收益增長明顯

2000年以后，韓國越來越多的電影公司借鑒并實踐好萊塢電影全球營銷的經驗，開始是韓國電影海外的預售和推廣，再加上金大中和盧武鉉兩人政府推動的電影海外支援政策，為韓國電影的海外出口提供制度保證、設備支持、資金援助等措施。因此韓國電影的海外出口日趨活躍，而且價格提升和收益增長明顯（見表3-4）

表3-4韓國電影出口情況(1998—2007)(單位：萬美元)

年份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出口額3075967051124149530975828759924511228

增減率18%59%33%107%88%30%-68%-50%

由表格可以看出，從1998年到2005年七年間，韓國電影海外出口額由307萬美元增加至7599萬美元，急速增長了24倍，但這樣的海外出口優勢在2006后出現了明顯的拐點，連續兩年跌幅都高達50%以上。2006年，韓國電影海外收益在2005年的基礎上減少了三分之二，2007年韓國電影出口部數達到了321部，但收益額卻僅有1228萬美元，僅為2005年的16.16%，導致韓國電影海外收益額如此李樓的主要原因在于極不合理的海外出口分布格局：韓國電影海外出口過分依賴于亞洲國家，尤其過于依賴日本，這樣的出口分布必然給韓國電影產業帶來致命的負面影響。

第二節韓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經驗及啟示

韓國電影的跨文化營銷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尤其是日本，韓國每年對日本出口的電影數占了出口總數的大多數。韓國電影最早的市場化運作可以追溯到1913年，那時韓國制作了自己的第一部電影，但是，韓國電影市場開發和營銷方式應該從80年代忠厚期算起。

一部電影的生產可以分為制作、投資、發行、放映四大環節，電影的跨文化營銷策略應該說是貫穿了電影生產過程的始終。在韓國政府的倡導下，韓國電影的發行基本上是照辦了好萊塢的發行模式，大搞營銷攻勢。豪華的電影院，紅地毯，盛大的首映式，眾多明星捧場，武術瘋狂的粉絲。

在韓國電影的跨文化營銷過程中，投資其實是非常值得關注的。投資是電影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20世紀80到90年代末，韓國電影的資金來源一般都來自于電影公司自身的資金投入，這樣的情況到了市場開放以后就有所改變，很多電影人組成了獨立電影公司，這樣的獨立電影公司由于自身實力薄弱又開始依賴大企業的資金支持，很多大財團都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涉足電影投資的。在金融危機之后，電影成了一個投資回報率相對高的項目，于是，很多大企業開始專門涉足于電影投資這一領域，甚至還設立了專門的子公司。到了2000年前后，這些大財團不再甘于投資拍攝電影，他們還和美國、香港等地的著名電影公司合作獲得進口電影的亞洲版權；從2001年起這些公司開始開發自己的電影院線，甚至下設很完整的電影公司。投資環境的改變，也為韓國電影輸出創造了條件。

相比于韓國電影的資金來源，韓國電影投資公司的強大背景，中國電影的拍攝資金就顯得微不足道，目前，中國還是處于由電影公司提供資金的尷尬階段，只有少數知名導演拍攝的大片才能獲得高額的投資，而即使是這些投資也大多是采用廣告贊助的形式，不僅金額不大，而且作為回報電影中必須出現相應的產品，這樣不僅限制了贊助廠商的選擇范圍，也會給電影本身的完成度帶來影響。由于中國的特殊國情，電影20%的投資回報率在中國并不算誘人，很多現代產業的資金回報率非常高，汽車制造業在韓國的回報率不過15%—20%，最高也不會超過35%，而在中國，汽車的平均的回報率都在35%—55%，所以問題就在于現在很多企業都對電影產業缺乏興趣和認識，如果能拿出培育電影產業的態度來看待中國電影產業，投資電影實現雙贏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關鍵是要認識到電影已經成為一種可以賺錢的產業。

另外電影制作的好壞在跨文化營銷中也是十分重要的。韓國文化本身沒有特色，但是為什么韓國電影能在海外市場獲得成功，最關鍵的在于包裝。對于文化產品的開發，應注重特色化的創造。韓國電影通過再創造或創新，變成了有個性的“韓國制造”，而韓國電影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將中國和西方文化結合，再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形成了鮮明的韓國特色。這樣的電影比同類產品更具識別力，提升了產品競爭力。例如韓國曾經有一部風靡亞洲的電影《我的野蠻女友》其實沒有很深的文化內涵，但是這部電影取材新穎，所有的情節、畫面都具有韓國特色，將韓國人擅長的愛情戲發揮的淋漓盡致。還有一部韓國歷史上票房最高的電影《太極旗飄揚》很明顯的將韓國的歷史和好萊塢的大制作融為一體，大氣中不失精致，是很典型的一部好萊塢式的韓國電影。由此，中國完全可以在以“功夫”為題材的電影中加入更多中國元素，如絲綢、陶瓷等，形成一套具有鮮明中國特點的“中國制造”。同時為了打入西方市場，導演在電影的的意識形態上進行了西化的包裝，以適應海外觀眾的口味。

第四章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策略

第一節電影產業策劃階段

電影作為商品，必須面對市場，把握消費者的心理。在影片成形之前，就應該一句市場的需求來創作劇本，選擇有足夠市場吸引力的制作團隊和演員，并準確的對電影市場進行細分，結合自己的實力選擇目標市場，最后對市場進行準確定位，突出自己電影的優勢。

舉例來說，在一部電影制作之前，必須先對電影的目標市場進行定位。如果面向歐美市場，電影中必須首先了解西方人的需求，他們對東方文化的想法和他們對東方文化的好奇，這些都要體現在電影中，一方面滿足他們的好奇，另一方面又不至于讓他們覺得太陌生。如果選擇亞洲市場，在電影元素的選擇上則強調能讓觀眾產生一種文化的共感，另外，一部電影的投資方也是很關鍵的。以合拍片為主完全按照國際商業運作模式進入海外國家主流院線是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最值得推廣的方式，中外合資從表面上來看只是一個制作方式的組合，但其中包含很多優勢。通過雙方主創人員的參與很容易在創作內容方面加入新鮮元素，在工藝技術方面也會有較高的體現，加上是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地區大范圍合作模式，所以前景更為廣闊。如《集結號》、《長江七號》都是合拍片，通過合拍的形式不同程度的進入了國際主流電影市場。借助合拍片的優勢，中國電影借助國外的資金、技術和發行渠道，這樣彌補了自身條件的不足，擴大華語電影在世界的影響。

第二節電影產品生產階段

一電影產品生產階段的營銷策略

在電影策劃階段，根據市場需求就已經確定出最具市場吸引力的劇本、制作團隊、導演和演員，這些就是的影片在策劃階段就具有了吸引觀眾的品牌創新意識。在好萊塢電影中，單是大明星這一品牌效應就已經是一部電影的最大賣點了。中國電影如果想走向世界，就必須具備所謂的品牌，比如，張藝謀導演的《英雄》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不僅是因為《英雄》具備了中國武術這一中國電影最原始的賣點，張藝謀導演本身就是一個品牌，有很多在國際上非常出名的作品，更有演員章子怡、梁朝偉、李連杰這些在國際上非常有人氣的電影明星為電影加分不少。當然也可以邀請本地的演員出演電影，增加親切感和票房號召力。再拿韓劇來說，曾經在中國非常有名的韓劇都集合了幾個特定：畫面唯美、風景優美；演員外貌出色；情節緩慢，內容符合亞洲人收視習慣。靠著這些元素的不斷組合，韓國在東南亞風靡一時。

二電影后產品生產階段的營銷策劃

電影后產品生產階段包括電影產品和電影衍生產品的生產，電影后產品所涉及的范圍很廣，由電影這一核心資源可以引申出一條長長地產業鏈，包括書籍、電影的錄像帶、VCD、DVD、電影原聲大碟等后電影產品，還包括同名電視連續劇、網絡游戲、手機游戲、動漫出版、郵票、彩信、玩具、服裝、主題公園等電影衍生產品，這些可能遠比電影本身帶來的利益和影響力要大許多。例如，韓劇在亞洲大受歡迎的同時，韓國的文化觀光局就聯合各大韓國旅行社推出韓劇景點觀光項目，為韓國掙進不少外匯，同時韓劇中所反映的韓國的飲食文化，韓國的時尚，也成為了韓國財政的經濟增長點，這就是文化產品的魔力。

在電影跨文化營銷的同時，好好發展這些產業鏈，能夠更好的融入當地文化，將屬于中國的文化產品用不同的語言、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文化方式傳遞給每一個人。

第三節電影宣傳與發行階段

電影的宣傳與發行也是電影跨文化營銷的重要環節之一。這需要盡可能多的與多方媒體整合以力求得到廣度和深度的宣傳，并統一傳達電影品牌和形象信息，電影與商業品牌的整合營銷也是一種方式。與當地一些大商家合作宣傳，既可以減少宣傳成本，又可以通過商家在該國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使宣傳事半功倍，能起到相互促進的作用。

舉例來說，可以通過國際電影節和國際影展將中國影片推廣出去。國際電影節是展示世界各國優秀電影作品和技術成就的盛會，在全球化的今天，要想迅速提高中國電影的知名度，提高中國電影的影響，通過海外的電影節電影展來推廣中國電影是一條捷徑。目前世界上著名的電影節有威尼斯電影節、戛納電影節、柏林電影節等，每個電影節都有自己的主題和定位，掌握好各國觀眾的喜好非常重要。例如，威尼斯電影節的定位是電影實驗者和藝術家的搖籃，其宗旨是“電影為嚴肅的藝術服務”，鼓勵那些拍攝手法新穎，有法獨特的影片，而德國柏林電影節以注重意識形態、強調主題為自身定位，其口號是“和平、友愛”。從1994年《霸王別姬》獲金棕櫚獎至今，中國電影在國際電影節已多次獲獎，這事國際電影界對中國電影的肯定，一部部的中國電影在國際上獲得好評，為中國電影進一步進軍海外市場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還有，中國可以自己創造條件，推廣中國電影。“北京放映”是中國電影集團公司經國家廣電總局批準于1996年發起創辦，并由中國電影集團公司負責承辦的大型國際性中國電影對外推廣活動。作為國內唯一一個邀請并接待境外電影采購和國際電影節選片人來華集中選購和選看中國影片的大型國際活動。弘揚中國電影文化，推動民族電影事業的發展，促進中外電影交流，是“北京放映”一貫的宗旨。“北京放映”已成為中國電影跨文化銷售的重要渠道。

我們不僅要帶著中國電影“走出去”參與國際電影盛會，畢竟世界上的電影盛會數不勝數，電影展的名目也十分繁多，不如自己創造條件，將外商“請進來”，最大限度的推銷中國電影，將這些優秀作品帶向世界。

結語

中國電影跨文化營銷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傳播，通過電影將中國的文化推廣到全世界，這個過程需要多方面的協調運作。首先中國電影想要走向全世界必須建立自己的電影品牌。這是因為電影品牌是一種無形資產，它能夠產生巨大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能吸引廣大觀眾，給所在集團帶來巨額利潤。電影品牌在電影藝術與電影市場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能夠帶動電影業的發展。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目前的中國電影市場上只有張藝謀、馮小剛、周星馳寥寥幾個電影品牌，而放眼整個世界具有影響力的華語電影導演也只有寥寥幾位華裔導演，長此以往將不利于電影市場的繁榮和發展。

在文化產品的跨文化營銷方面，韓國在這一方面較中國成熟，不僅在地域上、文化上有著很強的參考能力，其商業化跨文化運作的經驗值得我國電影行業學習，把以電影為代表的文化產業做大做強。我們學習不應當僅僅是商業化運作技巧，更應當學習其電影產業化的意識。相信不出十年，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電影市場和電影輸出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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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中國不僅是世界上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也是老年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1998年底，中國的總人口已經達到12.48億，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占總人口的9.7％左右。與其他已經成為老年型國家的人口老化歷程相比，中國的人口老化具有兩個突出的特點：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絕對數增長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經濟發展水平而提前出現。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為基礎按中位方案所進行的中國人口預測的結果表明，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齡結構正在由成年型轉變為老年型，但各個時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異。中國的人口老化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1990～2000年，中國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轉變；第二階段為2000～2020年，這時中國將變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國家；第三階段為2020～2050年，這一階段將是中國人口老化的嚴重階段。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人口總體老化的同時，老年人口內部也在不斷老化。據人口學家預測，下世紀上半葉高齡老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是51‰，而65歲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9‰，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可能只有7‰。毫無疑問，高齡老人是增長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齡工作的重點和難點在高齡老人，因為大多數60～70歲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歲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帶病生存甚至臥床不起的概率最高。龐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無疑會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如果分地區考察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這一問題則更為迫切。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總的格局是農村地區快于城市地區，漢族地區快于少數民族地區，東部地區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區。到1998年底，已經有近一半的省區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區總人口的比例已經超過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為中國首批老年型省區。從中國人口老化的地區差異上看，中國人口目前已經自東向西開始老化，而且速度將越來越快，在不久的將來，這一“灰色浪潮”就將席卷全國。從這一點上看，中國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問題也并非到下個世紀的某一天才突然嚴重起來。人口老化本身是個動態的過程，它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也是動態的。就中國的整體情況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會經濟影響還沒有顯性化，但就局部地區的情況而言，形勢已經相當嚴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開始負增長，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問題并非生育水平問題，人們更關心的是人口結構問題，尤其是人口的老化問題。

正如人們關心人口數量一樣，人們之所以關心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出自對人口與發展之間關系的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人們考慮的主要是人口總量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而對人口結構特別是年齡結構的變動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沒有予以充分的重視。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現，人們逐漸認識到人口年齡結構變動比人口總量變動對發展的影響更大，因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同人口數量的增長一樣，會給整個社會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而且這種變化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遠比人口數量的增長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影響要復雜得多。如果我們只考察人口總量和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將所有不同年齡的人都視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質”的人，這樣的考察方法會抹煞不同年齡的人不同的社會經濟含義。事實上，不同年齡的人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特征，是“異質”的人。中國目前約有1.2億老年人口和3.2億未成年人口，從數量上看，同作為?訝絲詰睦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冢??叩母旱J肭崾脛兀?荒苛巳弧5?綣?頤強悸塹秸飭礁霾煌?炅渥櫚牟煌?納緇峋?錳卣鰨?頤薔突岱⑾鄭?夏耆絲諍臀闖贍耆絲誆⒉皇羌虻サ?:3的關系，中國贍養其目前的1億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撫養其?騁諼闖贍耆絲詡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溝謀浠?肷緇峋?梅⒄怪?淶墓叵凳且恢指?畈憒蔚難芯浚??崾刮頤悄芨?既返匕鹽杖絲詒潿?蛻緇峋?梅⒄怪?淶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國人口年齡結構正在老化的事實，要求人口學界、經濟學界和社會學界對人口老化的原因、過程、特征、社會經濟后果進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實的理論研究的基礎上，尋求解決人口老化所帶來的后果問題的對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關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同國外關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人口學研究的復興是從70年代末期才開始，當時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才剛剛進入成年型，人們關注的重點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問題不是人口學領域優先考慮的課題。只是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觀事實才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

近幾年來，中國很多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然而，當我們仔細回顧這些數據和文獻后，我們會發現，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學效應和社會學效應，也就是說對中國人口老化的現狀、特征、原因、過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學和社會學的后果的論述較多。但弱點是，對現實情況的描述多，而理論上的創新少。

隨著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老化這一不可避免的客觀現實的到來，對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的研究已經迫在眉睫，搞清這種關系對于制定中國下一世紀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正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階段的中國來說，正確認識中國人口老化發生的原因、運動的過程、發展的趨勢以及將會產生的社會經濟后果至關重要。中國在制定下一世紀的產業政策、分配政策、交換政策、消費政策和社會保障政策時，必須考慮到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客觀事實。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全面、穩定、協調、健康地發展。

二、幾個基本概念的界定

（一）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

“老年人”是指達到或超過老年年齡界線的人，這里的關鍵在于老年年齡界線，因為確定這一界線是統計老年人口的前提條件。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老年年齡界線的定義是不同的。1900年桑巴德在其《人口年齡分類和死亡率研究》一書中將人口按年齡劃分成不同的類型，實際上，他是將50歲作為老年年齡的下線；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的下線；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又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國際上之所以將老年年齡界線從1956年的65歲增改為60歲，這是因為1956年聯合國發表的報告主要是針對發達國家出現的人口老化問題，而當時發展中國家還談不上人口老化問題，將65歲定義為老年年齡界線是根據當時發達國家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而設定的。而到了80年代初，人口老化已經不僅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人口老化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低得多。因此，考慮到全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的情況，將老年年齡的界線定義為60歲。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老年年齡的標準應是不斷變化的。一般說來，發達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應高于發展中國家老年年齡的起點。中國屬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人均預期壽命高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還是比發達國家的人均預期壽命水平低很多，因此，將60歲作為中國老年年齡的界線是合理的選擇。

不同的時期和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對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也是不同的，界線范圍在15～20歲不等。一般說來，發達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高于發展中國家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國際上一般將15歲定義為未成年人界線，即0～14歲的人口均為未成年人口。

在給出老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年齡界線后，我們就很容易確定成年人的年齡界線了，即成年人的年齡界線是15～59歲。（二）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

同老年人、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年齡界線的定義一樣，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因時期和地區而有所不同的。1956年，在聯合國發表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中，將人口年齡結構的類型劃分如下：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65歲及以上

老年人口的比例4％以下4%～7％7％以上

而后，隨著世界人口特別是發達國家人口的進一步老化，國外又提出一些新的劃分方法。例如，1975年美國人口咨詢局的劃分方法如下：

年齡結構類型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0～14歲人口40％以上30%～40％30％以下

65歲及以上人口5％以下5%～10％10％以上

老少比15％以下15%～30％30％以上

年齡中位數20歲以下20～30歲30歲以上

而1982年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老齡問題大會”將老年年齡界線定義為60歲后，各國又采用了如下的劃分方法：

年輕型成年型老年型

60歲及60歲以

上老年人口的比例5％以下5-10％10％以上

對人口年齡結構的年輕型、成年型和老年型的劃分是主觀的，而不是客觀的。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發展和人們預期壽命的不斷延長，特別是隨著老年年齡標準的不斷變化，對人口年齡結構類型的劃分也是要相應改變的。一般說來，對老年型人口的定義通常以60及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在7%以上的人口稱為老年型人口。（三）人口老化和人口老化問題

對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來說，由于人口的出生、死亡和遷移等多種因素的作用，人口的年齡結構是在不斷變化的，即未成年人口、成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構成是不斷變化的。在總人口中，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老化；反之，如果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上升，我們就稱這一動態過程為人口年輕化。對一個國家或地區來說，人口可能出現老化，也可能出現年輕化，人口的老化與年輕化是可逆的；而對個人來說，從他或她一出生就開始進入了老化的過程，這是不可逆的。人口老化問題是指在總人口中，老年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而其他年齡組人口的比例不斷下降的動態過程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由于在人口老化的過程中，各個年齡組的人口都在發生變動，所以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有老年人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且有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給社會經濟帶來的調整問題，而老年人口問題是指老年人口這一特殊的群體給社會經濟帶來的問題。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不論是老齡化還是年輕化，都會存在老年人口問題，即存在老年人口問題不一定存在人口老化問題，而存在人口老化問題則一定存在老年人口問題。 三、關于人口老化研究的主要觀點綜述

國外早期對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多數是對老年人口特征的探討，主要是回答老年人口面臨的實際問題。然而，對實際問題的研究離不開一些基本的理論假設。不同的學者在特定的條件下提出不同的理論假設，而這些理論假設又為后人所演變發展，進而形成了一些人口老化理論。國外對人口老化問題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1956年，聯合國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會經濟后果》總結了以往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的成果，標志著對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此后，由于西方國家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加之人口理論的發展和研究方法的進步，使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人口老化問題的文獻也在不斷地豐富。1969年，在二十四屆聯大上，馬耳他率先提出了老齡問題，呼吁國際社會和各國政府關注老年人口迅速增長的趨勢及隨之出現的一些問題。

國外關于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和老年事業的經驗為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提供了借鑒的成果。但中國的人口有其自己的特殊性，中國人口老化問題的背景既有別于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更與發達國家的情況不同。因此，國外的經驗雖然可以借鑒，但終究難以適應中國的國情。我們的問題要靠我們自己去解決，中國人口老化的科學研究要靠我們自己去探索。

1982年，在奧地利維也納召開的老齡問題世界大會揭開了中國的老年事業的序幕。隨著中國人口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起快的客觀事實使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心人口老化問題。近些年來，中國相關部門和機構對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一些研究，積累了一批文獻和數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北京大學人口所張純元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田雪原等主編的《中國老年人口》、《中國老年人口經濟》、《中國老年人口社會》、吉林大學人口研究所曲海波的《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研究》、武漢大學人口所徐云鵬等主編的《人口老化和老年人口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熊必俊主編的《老年學與老齡問題》、中國人民大學杜鵬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于學軍的《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復旦大學王愛珠的《老年經濟學》，天津學者的《1988年中國九大城市老年人狀況抽樣調查》和上海學者的《上海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等。這些著作從不同的角度對中國人口老化問題進行了全面的研究。此外，大量的有關調查數據為人口老化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準確的依據，如中國社會科學人口所組織的“中國1987年60歲以上老年人口抽樣調查資料”、1992年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組織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數據”等。所有這些文獻和數據都為進一步研究中國人口老化問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一）關于下世紀上半葉中國人口老化趨勢的預測

人口老化的理論和實際證明，人口老化的速度和程度主要取決于人口的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但在人口老化的不同階段，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對人口老化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人口老化的前期，生育水平占主導作用；而在人口老化的后期，死亡水平占主導作用。無論如何，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是人口預測的兩個最重要的參數。基于中國70年代和8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的趨勢，當初人們在進行人口預測時，普遍傾向于中國人口生育水平會急速下降的樂觀估計，估計到200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會下降到1.8，甚至于1.5的低水平。很普遍的一種預測方案的參數假定是：總和生育率從1981年的2.63到2000年的1.8，隨后不變直到2050年；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從1981年的67.88歲上升到2050年的80.20歲。事實上，近年來，中國的生育率并未沿70年代末的趨勢繼續大幅度地下降，而是在80年代出現了波動徘徊的局面。1980年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曾下降到2.24的較低水平，而后回升到1982年的2.86的較高水平；1985年再度下降到2.20，1987年又回升到2.59；1987年以后至今，總和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較快。對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進行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國內外爭議較大，大多數人認為此結果偏低，極少數人則認為實際的結果可能會??汀H嗣嵌閱殼白芎蛻??實乃?街謁搗詛。?偷牡偷?.3左右，高的高到2.3左右。因此，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實際工作部門對此莫衷一是，無所適從，給人口規劃和社會經濟發展計劃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也造成了學術界的混亂。

綜合考察國家計生委規統司1992年10月作的“38萬人口抽樣調查”的結果和1993年國家計生委對河北、湖北等地的抽查結果（見“當前計劃生育工作中的喜與憂：由幾則信息引發的思考”，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辦公廳，《計劃生育情況》增刊（9）期）以及國家統計局1990～1998年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數據的結果，我們認為，目前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在1.9左右是合理的估計。就中國的全國平均水平而言，中國的生育率水平不大可能降低并長期保持在西班牙、西德，甚至日本現在這樣低的生育率水平。因為即使像美國這樣發達的國家，其育齡婦女的總和生育率仍然為2.1，而且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長期處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同樣會帶來許多問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發達國家的經驗教訓中得到一定的啟示。比如，人口老化程度過高，勞動力短缺，社會保障負擔過重等問題。因此，2020年倘若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果真能低到1.5的低水平，政府則應采取干預政策，抑制總和生育率的進一步下降。

1973～1975年“全國人口三年腫瘤死亡回顧調查”資料表明：當時中國的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3.6歲，女性為66.3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時，中國男性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4歲，女性為69.4歲，男女合計為67.9歲（姚新武，尹華1994）。1985年，國家統計局人口抽樣調查資料則表明，當時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為68.9歲，其中男性為67.0歲，女性為71．0歲（中國計劃生育年鑒1993）。1998年，中國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上升到71歲，其中男性為69歲，女性為73歲。目前，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已經遠遠超過了世界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但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尚有一定的差距。1998年，世界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6歲，其中男性為64歲，女性為68歲。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61歲，其中男性為59歲，女性為62歲；而發達國家人口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為75歲，其中男性為71歲，女性為79歲（PRB1994）。

從1973～1975年到1982年，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近3歲，平均每年提高近0.5歲。從1982年到1985年的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1歲，平均每年提高0.33歲左右。而從1985年到1998年的13年間，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提高了2歲多，平均每年提高近0.16歲。毫無疑問，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特別是衛生和營養保健狀況的不斷改善，中國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還會有所提高。但是，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速度是“邊際遞減”的，即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低時，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的改善會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較大幅度的提高。而當平均出生預期壽命較高時，相似的社會經濟條件只能使平均出生預期壽命有相對較小幅度的提高，在達到一定階段后，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甚至可能出現停滯不前的狀態。中國人口的平均出生預期壽命的提高的歷程證明了這一點：從每年提高0.5歲下降到每年提高0.33歲，進而又下降到每年提高0.16歲。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中國人口的人均出生預期壽命會逐漸提高，但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粗死亡率會逐漸提高，每年老年人口死亡的絕對數會逐漸增多。目前，中國每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死亡人數為550萬左右，而到2030年，這一數字將上升為1130萬左右（世界銀行1993）。

我們可以看到：中外單位或學者對中國未來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預測是非常接近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下世紀前半期老年人口數量的規模的發展取決于現存人口的死亡率和預期壽命，而與今后出生的人口數量沒有關系。在上述的各種預測中，聯合國的預測略低一些，而在宋健等人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中，對下世紀老年人的預測又相對較高，但無論如何，從以上的各種預測結果中，我們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即到2000年，中國60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左右，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0.9億左右。

需要說明的是，預測畢竟是預測，任何自認為是以合情合理的假設條件為依據的預測都難以斷言其所預測的內容會成為現實。對發展中的中國來說尤其如此，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變動受政府政策的影響較大，我們不能肯定中國政府在某個時刻不會改變其經濟政策和人口政策。倘若如此，結果會迥然不同。更重要的是，中國目前尚缺乏權威、精確的人口和經濟方面的統計數據，這為我們的預測在一開始就造成了障礙。因此，我們的預測大致只能說明一般的趨勢，而不能將其視為對未來的客觀描述。（二）對人口老化問題研究主要觀點

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認為，從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看，中國人口老齡化是在經濟不發達的背景下發生的，中國未來人口老齡化的發展并非名列世界前茅。中國老年人口有40年的高速增長期，人口老齡化速度將超過一些發達國家。中國人口轉變快，但人口增長尚未得到完全控制，中國人口老齡化進程受人口政策的影響甚大。經過多年的潛心研究，鄔滄萍提出的最新觀點是：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主要是老年人口的數量問題，而非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的比例高低，因為無論比例多高或多低都是相對的，而數量是絕對的。據此，他指出，人們要從新的視角審視計劃生育在老齡化過程中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田雪原認為老年人口學研究的重點在于老年人口變動，而老年人口變動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緊緊連在一起。在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原因和過程進行分析之后，他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特點表現在：一是人口老齡化的速度比較快，達到的水平比較高；二是老齡化發展在時間上具有階段和累進的性質；三是老齡化在空間分布上不平衡。北京大學袁方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進行了深入研究。認為人口老齡化將對社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解決中國老齡問題要依靠國家、社會、集體和家庭相結合的方式。

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徐勤認為人口轉變速度將決定人口老齡化強度。人口轉變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任何人口隨著社會的發展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只是由于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變化速度不同，導致人口轉變的速度不同，從而人口老齡化的強度也不同。一些發展中國家比發達國家人口轉變速度快得多，因而在人口轉變的后期將出現老年人口比重急劇增長的時期。中國人民大學喬曉春通過對人口老化模型研究認為，在分析人口老化影響因素時不能只看到出生率、死亡率，而看不到現實人口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巨大作用。從現實看，年齡結構對人口老化的作用可能比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作用還要大（雖然歷史上年齡結構最終也是由出生率和死亡率決定的）。過去往往只重視出生率、死亡率對人口老化的影響，而忽視了現實存在著的年齡結構的作用。

史菁的研究認為，運用穩定人口模型研究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是不恰當的，因為中國人口處于急劇轉變之中。以往根據穩定人口理論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死亡率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對老年人口比例的增長的作用是不重要的，可以忽略，在人口老化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生育率的下降。然而通過對9個方案人口動態模似的結果分析，史菁卻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死亡率下降的影響是不可忽略的，它的作用與生育率下降的作用同樣重要。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不是促使人口老化的唯一因素，中國的人口老化不能簡單地歸因于計劃生育政策。

曲海波以中國1964年人口年齡結構為基礎，運用人口預測方法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結論是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原因，死亡率下降并沒有使中國人口老齡化，反而使其年輕化。他還認為人口年齡結構發展的慣性也是年齡結構變化的一個原因。

杜鵬在《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一書中認為，對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進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表現在：（1）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發展過程重新加以認識，這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趨勢和特點以及制定今后的人口政策、社會福利制度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數據資料為這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它除了能使我們分析過去40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之外，以1990年人口數據為基礎所作的人口預測也使我們得以對未來的人口老齡化趨勢重新進行估計。（2）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的主要影響因素是生育率、死亡率和年齡結構，但是這些因素在過去40年的人口發展中各起了多大作用還沒有從數量上加以全面分析；這些因素在不同時期的作用是否一樣？差異有多大？這些問題都有待進行量化分析才能回答。我們可以利用第四次人口普查數據用比較預測方法對過去40年和未來4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影響因素進行比較分析來回答上述問題。（3）在人口老齡化過程中，老年人口本身也在不斷地更替，新進入老年人口的隊伍逐漸取代了原有的老年人口。因此，即使在兩個不同時期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并未改變，甚至老年人口數也一樣的情況下，都不能避免老年人口自身的更替。由于這種更替的存在人口老齡化過程并不只是總人口的老齡化過程，在這一過程中，老年人口自身也在不斷老齡化。對這一特點的了解是隨著老年人口的迅速增加和人口老齡化程度的加劇而出現的，但還未被廣泛認識（杜鵬1994）。

于學軍認為，無論采取那種方案對中國未來的人口發展趨勢進行預測，都會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中國在下個世紀將面臨人口老化的巨大挑戰。面對下一世紀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我們既不能采取不承認的態度，視而不見或有意回避，也不能一提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就“談虎色變”，盲目悲觀，凡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態度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以科學的態度對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以積極的態度迎接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挑戰，積極采取對策，充分利用人口老化前期總撫養比較低的有利形勢，大力發展社會經濟，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同時，我們又要認真研究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消極后果，盡量避免或減緩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對中國社會經濟的消極影響。因此，從戰略的高度認識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問題，從宏觀上看清人口年齡結構老化的趨勢，及早地制定人口發展和經濟發展相協調的總體戰略規劃，統籌兼顧，綜合治理十分必要。特別要注意的是，各個年齡組的人口群體是撫養和被撫養的關系，所以，在考察人口老化的過程和解決老年人口問題時，要全面系統地考察整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趨勢。老年人口是整個人口的一部分，老年人口的比例變化必然引起其他年齡組人口的變化。因此，老年人口不是孤立的群體，必須與未成年人口和勞動力人口聯系起來進行綜合考察。在制定政策時，要考慮到不同年齡組人口群體的不同需求和作用（于學軍，1995年）。

以上列舉了部分對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進行研究分析的代表性文獻，這些研究對認識中國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和在分析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都有重要的發現和建議，為以后的中國人口老齡化過程研究奠定了基礎。但是由于中國人口老齡化還處于起步階段，對其過程及影響的認識需要有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此外，人口發展往往并不能按已有的人口預測的方式變化，隨著新的人口數據的取得和人口老齡化分析技術的發展，使我們有可能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過程和特點重新進行認識，對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因素進行量化分析，從而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入研究。（三）人口老化對社會經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始于60年代中后期的中國人口老化過程，是人口轉變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上所述，人們之所以關心中國人口老化的過程，是因為會產生所謂的人口老化問題，而人口老化是會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及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可能是人們最為關心的。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的學者從不同角度對人口老化可能產生的影響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一些學術上的爭鳴，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中國人口信息研究中心的馬贏通和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的喬曉春之間的交流。

馬贏通（1987）指出，多年來，人口老化被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消極因素來論述，研究的重點是探求人口老化的對策。這無論對認識未來人口與社會經濟發展的前景，還是對深入開展計劃生育，控制人口增長都是不利的。他認為，從各方面的相關分析看，人口老化是好事而決不是壞事。人口老化是人口發展的必經階段，主觀上抗拒是無濟于事的，人們在其面前的選擇，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超脫。只有按規律辦事，促進其發展，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馬贏通指出，如果不實行計劃生育，必然形成少兒人口遠大于現時少兒人口和老年人口同時上升的“兩頭沉”的現象，而人口老化過程起到了減輕一頭負擔的作用。因此，只有通過計劃生育降低生育水平，加速人口老化，才能促進社會經濟發展，這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將有利于中國四化建設的全局。

喬曉春（1988）不同意馬贏通的上述觀點。他指出，人口老化并不是指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老年人口數量的增加與近年來的計劃生育沒有關系，但人口老化系數的變化與計劃生育確實有關系。這一點是任何人也回避不了的。他認為，人口老化、計劃生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出生人口數量減少及老年人口數量增加會導致人口老化；由于作為人口老化系數分子的老年人口數量是相對確定值，而出生人口為未定值，控制人口增長只能使出生人口減少，從而加速人口老化；計劃生育有利于社會經濟發展，雖然人口老化也是由于計劃生育引起的，但從邏輯關系上看，不能直接推出加速人口老化會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喬曉春進一步指出，出生人口的減少直接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同時也導致了人口老化，但由此并不能引出人口老化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直接關系，人口老化與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之間沒有直接的和必然的聯系。

馬贏通和喬曉春之間的學術交流是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下的討論，既交流了學術思想，也深化了學術研究。筆者認為，馬贏通和喬曉春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兩個問題：老年人口問題和人口老化問題。他們之間的辯論沒有使用同一個概念和標準，討論的結果自然不會達成共識。

在隨后的十多年間，中國的學者沒有間斷對這一問題的探討。田雪原（1987）認為，中國人口從屬年齡比的大幅度降低，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了人口方面的有利條件，未來二、三十年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動的“黃金時代”，總的來說利大于弊。曲海波（1988）指出，人口老化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人口老化又對社會經濟的運行產生相應的影響。人口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人口作為生產者是有條件的，而作為消費者是無條件的。人口老化是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的一種表現形式，必然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從而使社會經濟的各個領域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變化。于學軍在《中國人口老化的經濟學研究》（1995）一書中認為，伴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老化是必然的，但是人口老化是否構成人口老化問題，以至于整個國家的人口問題要看它的發展程度和速度是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造成影響而定。因此，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影響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要區分不同的階段來看。從長期的趨勢上看，中國的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的消極影響多于積極的影響。但如果分階段看這一問題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的人口老化問題大致以下世紀20年代為過渡期，在此之前，由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會給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提供許多有利的條件，這一階段是利大于弊；而在此之后，由于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程度加深，許多“利”將逐漸轉化為“弊”，這一階段是弊大于利。需要說明的是，利與弊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條件下，利與弊是可以互相轉化的。只要我們能利用這二、三十年的有利時機，在大力發展國民經濟的同時，注意人口老化的動向，采取相應的對策，及時調整社會經濟結構，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就可能將人口老化給社會經濟發展的消極影響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內。:

三、未來中國人口老化的研究

我們對中國人口老化原因和過程的研究已經比較充分了。過去，我們的研究主要以宏觀為主，視野主要局限于人口學和社會學領域；今后，我們應進行一些微觀的理論研究和實證研究，并將我們的視野放遠于更多的交叉學科之中。我們應將人口老化問題提高到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從多角度審視人口老化問題。我們都預感到人口老化會對中國的社會關系、經濟發展、文化傳統、價值觀念、道德規范等各方面產生影響，人們想知道這些影響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這些影響？在這些影響中，哪些是積極的，哪些是消極的？如何引導積極的影響而減緩消極的影響？只有把這些問題說清楚，讓人們意識到人口老化問題不僅是老年人口問題，而是與每一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問題時，人們才會關注和重視人口老化問題。

在進行人口老化問題研究時，我們應該借鑒發達國家或地區的研究成果，因為他們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為解決老齡化問題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索，有嚴格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理解和掌握這些理論和經驗會使我們少走彎路，節省很多時間。但遺憾的是，對他們成熟的理論和經驗，我們知道的還很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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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衛.1994.城市化、國內遷移和人口老化.中國生育率下降過程中的新人口問題及其對策學術討論會論文

杜亞軍.1988.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與就業問題.人口研究，(3)

.1985.社會學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

韓良誠.1992.中國人口老齡化與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國行政管理，(8)

篇6

前言

茶文化是人們在對茶的認識、應用過程中有關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它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面融匯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豐富知識，人們進一步認識了茶性，了解了自然；另一方面又融匯了儒、佛、道諸家深刻的哲理，人們通過飲茶，明心凈性，增強修養，提高審美情趣，完善人生價值取向，形成了高雅的精神文化。飲茶作為人的生理需要和生活方式轉化為生活情趣與精神追求，不僅體現出人與人、人與茶及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也完美地展現了人的人生價值觀。

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包括人生的目的，怎樣做人以及怎樣實現個人價值等方面的看法。這種價值觀，是人們通過茶事活動，在認識自然、了解社會的生產與生活中所形成的觀點和態度。它既反映出了人的本質，又揭示出了人與自然、與社會諸方面的關系。具體地說，包括了人與自我的關系，與他人的關系，與民族和國家的關系，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的思想，與生產生活實踐相依托，與自然環境相結合，與人文和歷史相伴隨，貫穿于茶文化發展的歷程，形成中國茶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內涵，分析和研究中國茶文化關于人的人生價值的思想，對我們進一步了解茶文化的歷史，理解茶文化的精髓，發揚光大中國茶道精神，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國茶文化的人生價值觀與茶文化精神是一致的。就其要義來講，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重德——擺正人與自我關系的準則

重德，是中國茶文化人生價值觀中最基本的內容。講究茶德，塑造高尚人格，完善自我，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是歷代茶人崇尚和追求的目標，也是茶文化的核心內涵。而茶德的樹立，既是茶的自然特性的顯現，又是茶人精神的流露，同時又是茶人所確立的道德標準和行為規范。

首先，茶性蘊含著茶德。茶品即人品。茶品是指人們在對茶的認識中提煉出來的象征性品貌，陸羽在《茶經》一之源開宗明義地指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被稱為嘉木，是因為茶的生長、體型、特色和內質等具有剛強、質樸、清純和幽靜的本性。茶樹生長在山野的爛石、礫壤或黃土中，仍不失堅強、幽深；茶葉凝聚陽光雨露的精華，其“性潔不可污”；茶湯晶瑩清澈，清香怡人，給人以智慧和幽雅的韻致。茶性與茶品相聯系，無喧囂之形，也無激揚之態，茶性與茶品這些自然的本質特征滲透到人們生活領域，表現在人對生活的一種理解，一種靜觀，一種品鑒，一種回味；延伸到人們的精神世界里，則是一種境界，一種理念，一種智慧，一種品格。因此，重德觀念的形成，源于茶的自然本性。

其次，茶德是茶道的靈魂。在茶文化發展的歷史上，人們對茶德早已確認，并崇尚備至。陸羽在《茶經》提出的“精行儉德”，說明茶的美好品質應與品德美好之人相配，這是最早確立的茶德標準，也是中國茶道的精神所在。到了后來，唐代劉貞亮對茶德的闡述則更為具體：以茶散悶氣，以茶驅睡氣，以茶養生氣，以茶除癘氣，以茶利禮仁，以茶表敬意，以茶養身體，以茶可雅行，以茶可行道。在當代，王澤農，莊晚芳等茶學專家，對茶德都作了深刻的注解。王澤農先生認為，茶道的本質精髓應該是“德”，德是天地的屬性，天性、人性、茶性乃共性所在也。莊晚芳先生提出了“廉美和敬”為核心內容的茶德，他認為“廉儉”可以“育德”，以一杯清茶來推行清廉與勤儉，培養良好的道德品質。由此可見，茶德的樹立和推崇，不僅為中國茶道形成奠定了基礎、豐富了內容，而且也為茶人實現自我人生價值明確了方向。

第三，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如前所述，中國茶道，很大程度上是在樹立茶德的基礎上創立的。盡管目前人們對茶道的論述，各執己見。但是，有一點是相同的：茶道講求的是精神內涵。中國茶文化繼承了儒、佛、道的精義，把飲茶等茶事活動融入哲理、倫理、道德，通過茶的品飲來修身養性，陶冶情操，品味人生，參禪悟道，達到精神上的洗禮和人格上的澡雪，這就是飲茶的最高境界——茶道。中國茶道孕育了茶人精神，茶人精神推動了茶道的發展。被人們尊為茶圣的陸羽，幼為棄兒，長于佛門，一生不仕，致力于茶事研究，他常腳著芒鞋，獨行野中，采茶覓泉，品茶鑒水，以自己的親身實踐和對理想的追求，寫下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學專著——《茶經》，為推動人類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而陸羽的一生，不羨官爵，不慕名利，甘愿荒餐野宿，櫛風沐雨，始終生活在人民大眾之中，他這種犧牲自我，造福人類的奉獻精神，以及勇于吃苦、善于創新的探索精神，既是茶人精神的充分體現，也是中國茶道關于人的人生價值思想的完美表達。

二、尚和——協調人與他人關系的宗旨

茶道中“和”的基本涵義包括和諧、和敬、和美、平和等等，其中主要是和諧。通過以“和”為本質的茶事活動，創造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茶文化關于“和”的內涵既包含儒、佛、道的哲學思想，又包括人們認識事物的態度和方法，同時也是評價人倫關系和人際行為的價值尺度。

第一，“和”是中國茶文化哲學思想的核心。茶道是在吸收儒、釋、道三教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形成的。雖然三教對“和”的闡釋各不相同，但“和”則是三教共通的哲學思想理念。儒家推崇的是中庸之道，《中庸》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和者也，天下之大道也。”指出了“和”與“中”的關系，“和”包含中，“持中”就能“和”。因而儒家提倡在人與自我的關系上必須節制而不放縱；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表現為親和自然，保護自然；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倡導“禮之用、和為貴”。佛教中的“和”提倡“父子兄弟夫婦、家室內外親屬，當相敬愛，無相憎嫉”，并強調“言色相和”，這是一種舍棄根本的“和”。特別是在茶道中的“茶禪一味”強調，人如果要脫離苦海，就須六根清凈，明心見性。禪茶是僧侶們通過品茶品味人生，這是“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道家追求“天人合一”，“致清導和”“物我兩忘”的境界，這種“和”表達了人們崇尚自然、熱愛生命、追求真善美的理念。總之，儒、釋、道三家關于“和”的哲學思想貫穿于茶道之中，既是自然規律與人文精神的契合，也是茶的本性的體現，同時也是特定時代的文人雅士人生價值追求的目標，如儒家基于治世的機緣，佛家則是緣于淡泊出世的操節，道家又賴于尊人貴生的精神等。

第二，“和”是人們認識茶性、了解自然的態度和方法。茶，得天地之精華，鐘山川之靈秀，具有“清和”的本性，這一點，已被人們在長期的社會生產生活實踐中所認識。陸羽在《茶經》中關于煮茶風爐的制作所提出的“坎上巽下離于中”與“體均五行去百疾”，是依據“天人合一”、“陰陽調和”的哲學思想提出來的。陸羽把茶性與自然規律結合起來，表達了“和”的思想與方法。煮茶時，風爐置在地上，為土；爐內燃燒木炭，為木、為火；爐上安鍋，為金；鍋內有煮茶之水，為水。煮茶實際上是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達到平衡的過程，煮出的茶湯有利于人的身體健康。另外陸羽還對采茶的時間、煮茶的火候、茶湯的濃淡、水質的優劣、茶具的精簡以及品茶環境的自然等論述，無一不體現出“和美”的自然法則。

第三，“和”是規范人倫關系和人際關系的價值尺度。中國茶文化對于“和”精神，主要表現在客來敬茶，以禮待人，和誠處世，互敬互重，互助互勉等。通過飲茶、敬茶，形成了茶禮、茶藝、茶會、茶宴、茶俗以及茶文學等多種茶的表現形式，而實質內容則是以茶示禮、以茶聯誼、以茶傳情，而達到的目的則是以茶健身，以茶養性，以茶表德。

客來敬茶，以茶示禮，既是一種風俗，也是一種禮節。人們通過敬茶、飲茶、溝通思想，交流感情，創造和諧氣氛，增進彼此之間的友情。這種習俗和禮節在人們生活中積淀，凝煉和闡發，成為中華民族獨特的處世觀念和行為規范。體現在人倫關系與人際行為上，就是以和諧、和睦、和平為基本原則，來達到社會秩序的穩定與平衡。如在人際關系的處理上，誠信、寬厚、仁愛待人是為了“和”；遇到矛盾時，求大同、存小異，這是一種“和”；在激烈的競爭中，堅持平等、公開、公正的原則，也是一種“和”；對待紛繁、浮躁的世俗生活，要求平心靜氣，則是另一種“和”。

總之，茶文化崇尚以“和”為目標的價值取向，對于建立團結和睦、和誠相處、和諧一致的人倫和人際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崇儉——處理個人與民族及國家關系的基礎

崇儉，就是倡導勤儉、樸實、清廉的個人思想品德與社會道德風尚。以茶崇儉、以儉育德，既是中國茶道精神的精義，也是茶文化關于人的人生價值的重要思想內容。

茶在守操、養廉、雅志、勵節等方面的作用被歷代茶人所崇尚。陸羽在《茶經》中追述了自神農至唐代諸多有關飲茶的名人軼事，其中不乏以茶崇儉的例子。如齊國的宰相晏嬰以茶為廉，他吃的是糙米飯，除少量葷菜，只有茶而已。晉代的陸納以茶待客，反對鋪張，不讓他人沾污了自己儉樸的清名。桓溫以茶示儉，宴客只用七盤茶和果來招待。齊武帝在遺詔中說他死后，只要供上茶與餅果，而不用犧牲，并要求天下人無論貴賤，都按照這種方式去做。如果說這些以茶崇儉的例子只是對廉儉之風的追求，那么陸羽崇儉的思想，則更多地表達了自己匡時濟世的政治向往和憂國憂民的赤誠之心。

陸羽對煮茶的鍋，要求用生鐵制成，如果用瓷、石則不耐用，如果用銀制，則“涉于侈麗”，這種觀念仍然是崇儉。而他在風爐上鑄上“伊公羹、陸氏茶”和“圣唐滅胡明年鑄”的字樣，是陸羽用自己的茶比伊尹治理國家所調之羹，來說明修身、養性、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至于風爐的鑄造時間，標明是在唐代平息安史之亂第二年鑄造的，表明了陸羽對國家興亡的關注，同時也寄托了茶人積極入世，以身許國的高尚情懷。

陸羽一生勤奮好學，儉樸處世，他不求仕進，不成家，卻成就了《茶經》。他雖身為閑云野鶴的隱士，但卻處江湖之遠亦憂其民。在安史之亂時，他寫的《四悲詩》，就是對人民的痛苦有所感觸，用悲憤的淚水寫成的。

以茶崇儉，以儉育德，茶是人們寄托感情的媒介，也是歷代茶人愛國憂民的情結的載體。“啜苦勵志，咽甘報國”代表了茶人以愛國主義為人生價值的崇高品格。

四、貴真——溝通人與自然關系的要求

貴真，就是講求人與自然的親和，追求真善美的統一。這既是中國茶道的核心內容，也是傳統茶文化的魅力所在，同時也是茶人對人生價值的最終追求。

真，是道家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莊子曾經說：“真者所以受于天，自然不可易，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解釋了真的本質，即“真”與“天”、“自然”是一致的，是不可改變的。所謂“天道自然”，“天人合一”，是古代先哲們解釋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基本觀念。中國傳統茶文化講究的真，包括了茶的自然本性之真、品茶的環境之真和人的性情之真。

第一，茶的自然本性之真。茶葉是天涵地載人育的靈芽，其天然性質為清純、淡雅、質樸。陸羽《茶經》指出，“茶之性儉”，“茶之為用，味至寒”。唐代裴汶在《茶述》中說：“其性精清，其味淡潔，其用滌煩，其功致和。”唐代詩人韋應物在《喜園中茶生》的詩中寫下：“潔性不可污，為飲滌煩塵”的名句。由此可見，人們對茶的發現、利用和享受，既有感觀上的真香、真味，也有精神上的真性、真趣。茶，由最初的藥用到生活中的享用，由提神醒腦的天然功用到致清導和的精神作用，由自然的茶品到社會的人品，這種漸進的認識、升化過程，不僅表現出了人對自然的認識歷程，而且也反映出了人與自然高度契合、和諧統一的過程，同時也彰顯出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過程。

篇7

一、大眾文化內涵

當代中國社會文化主要包括主導文化（Dominant Culture）（執政黨和政府倡導的以保持本國、本民族特色為根本目標的主旋律文化）、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代表知識分子理性思維、自覺意識和審美情趣的經典文化），和大眾文化（Mass Culture）（工業化背景下由消費意識引導的、以普通大眾為指向的通俗文化）。以普通社會大眾為受眾的大眾文化在工業化背景下異軍突起，在今天全球化跨文化交際增強的大環境下，關于大眾文化理論尤其是跨越東方和西方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更加成為焦點。

大眾文化建立在工業技術和商品經濟體系的基礎之上，反映大眾對日常生活的實踐、思想、體驗和感悟，具有生活化、多樣化、商品化和娛樂性等特征。它是一種借助大批量生產、面向大眾傳播，使大多數人形成一致的生存方式和趨同的需要并凝聚為一個共同整體，最終在趣味、意義、信仰和價值上共享的后現代文化現象。

二、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發展現狀

西方發達國家對大眾文化理論的研究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與技術的進步使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研究產生了不同的流派。一是興起于20世紀30～40年代法蘭克福學派 （Frankfurt school） 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為西方大眾文化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以霍克海默（Horkheimer ）、阿多爾諾（Adorno）、馬爾庫塞（Marcuse ）等為代表的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研究形成了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史上的所謂法蘭克福模式，提出了分析大眾文化概念比較完整的理論框架。

東方特別是中國的大眾文化理論研究源于20世紀80年代，90年代形成，在跨文化交流日益加強的當代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知識分子密切關注著西方國家的文化研究，并從不同層面或視角對大眾文發表見解。但總體趨勢是我國學者更多地對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持“拿來主義”，以啟蒙者身份自居，將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簡單橫移，用以批判中國本土的大眾文化理念，必然由于東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諸多差異產生西方理論的語境脫離，帶來內容和思想上的雙重錯位。對法蘭克福學派發出補充或反對聲音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葛蘭西（Gramsci）費斯克（Fiske）、旅美華人徐賁等為我們提供了比較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新思路。

三、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的意義

首先，研究大眾文化的意義重大。任何一種體制下、任何一種文化下對于大眾文化的研究都必不可少。大眾文化對民眾的影響巨大，對于大眾文化的正確界定、預測、和建構、改造對于我國增強民族凝聚力、加強對大眾利益與幸福的人文關懷等意義重大。既然大眾文化的創造者實際是屬于非大眾的文化精英，那么具有國際視野的文化精英們完全可以在引領大眾文化向正確健康方向發展的事業上起到精英作用。其次，全球化（globalization）語境下對于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具有重大意義。將當代文化研究與西方的文化批評理論進行對比研究可以他人為鏡，知己知彼。經濟、文化、信息的全球化帶給我們發展契機的同時也出現某些弱勢文化趨同于強勢文化的現象，尤其是西方生活方式、意識形態、思想觀念等大眾文化向東方的輻射，對于應該在大眾文化中起到引領作用的精英文化的代表者尤其應該保持清醒的自覺意識，探究本土大眾文化的發展格局，并對西方大眾文化發展走向及內部規律進行破解，將本土大眾文化現象放到全球化大語境下進行觀照、解讀，抗爭西方大眾文化的霸權話語，引領本土大眾文化的方向，并最終服務于保持本國、本民族文化特色的根本目標。

現今，我國對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進行對比研究的過程中主要存在幾個問題：第一，在中國本土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判中，有忽視社會、歷史與文化差別，搬用西方文化理論的話語的現象。不少批評者不是把西方文化研究的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繼承過來，用以批判本土語境中的支配性壓迫力量，簡單地把西方文化研究的批判對象當作自己的批判對象；第二，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理論的深入、系統的研究與梳理，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基本特征和獨特功能的系統分析，更缺乏對中國大眾文化本質內涵的深層次發掘，無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大眾文化理論；第三，主要是采用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來分析中國大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理論上的不足。因為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并不是一種普適性的觀點，它所針對的時代和大眾文化狀況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有一定的區別。

西班牙文學理論家烏納穆諾在其《生命的悲劇意識》中說：“向一個人建議他應當成為其他的某些人，就好像是向他建議說他應該停止成為他自己。每一個人都必須守護他個人的人格，而如果他愿意改變他的事項與感覺的模式，這也只是當這一項改變能夠進入他精神世界，這一項變動必須發生在他個人的連續體之內。”其核心在于為大眾文化推波助瀾的每一個個體都有堅持本我文化、思維模式的固守性，如果想要對之進行滲透、引導，只能以進入其精神內核的形式和強度促使其自我潛意識的革命，通過對比研究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并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則可以改變大眾文化個體精神世界。

基金項目

橫向課題：當代東西方大眾文化理論比較研究

主持人：遼寧醫學院外語部 馬麗娣

資助單位：錦州日報社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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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眾文化比較研究——法蘭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學派及中國大眾文化的異同分析，[J].王慧博， 《理論界》2006年第三期.

[3] 大眾文化教程，陶東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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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國農業信息化中的倫理問題分析

1.1 信息資源壟斷與共享的問題

現在信息不對稱是很常見的現象，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兩種：一是由于信息資源的開發、收集需要成本，信息的開發收集成本的高低決定了獲取信息的難易程度，當信息的開發收集成本大于從中獲取的收益時，信息獲取困難，反之，則容易獲取信息，信息不對稱現象也就由此產生。二是由于信息傳遞需要時空的原因，信息具有時滯性的特點，受各種因素的影響人們獲取信息的時間也許是不一樣的，也就是說，先得到信息的一方會比后獲取信息的一個更有優勢，這也是不對稱的一種形式。

政府相關部門通常容易獲取宏觀層面的信息，而農業從業者尤其是普通農民只能獲得局部信息。相關部門要從農業者處獲得局部信息（如產品檢測、財務等信息）往往容易，而且為了便于管理和監控，有時這種信息采集行為是帶有強制性的，所以能及時獲得最新的信息。但是農業從業者要從相關部門或得其需要的信息往往是困難的，有些信息不被允許獲得，有些信息不能被免費提供，有些信息公布時已經沒有參考價值了。

所以在對農業信息資源的控制中，政府相關部門是處于壟斷地位的。如果農業信息化的目標是造福農業從業者，相關部門的首要任務就應該是促進信息的共享。而現狀更多的是重采集（農業從業者采集新數據）、輕利用（共享已有的部門數據）。

1.2 政策扶持的效率與公平問題

在《全國農村經營管理信息化發展規劃（2013-2020年）》中，有如下關于加強農經信息化基礎條件建設的指示“按照‘因地制宜、需求導向、填平補齊’的原則，推進農經信息網絡建設。中西部地區的鄉鎮農經機構要滿足基本的上網條件，東部基礎較好的地區，要以寬帶網絡提升為重點，滿足農經業務的升級需求。加強農經信息服務終端建設，推進農經信息進村入戶，在有條件的地區推廣觸摸屏等電子公示設備。農經信息網絡與服務終端建設項目適當向中西部地區傾斜。”

以上只是眾多農業信息化政策中的一個縮影，里面對基礎不同的地區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東、中、西地區本來在農業經濟基礎上已經有了較大差距，如果為了效率在信息化上繼續重點支持基礎好的地區（集體）同時犧牲基礎不好的地區（集體），豈不是會將其間的差距拉得更大，公平問題也會更加突出。

1.3 “模式復制”對多樣性的損害

出于成本控制的考慮和經驗不足等原因，農業信息化很難做到“因地制宜”。推進者和執行者往往直接照搬外國農業信息化或者我國工業信息化的成功模式。這種模式復制表面上看是信息層面的，而深層里，模式包含著前使用者的生產管理方式乃至文化和價值觀。對先進生產方式的使用，意味著對舊有生產方式的更替，也意味著對舊有農業文化的放棄。

在談到浙田傳統稻魚共生系統被選為聯合國糧農組織首批全球重要的農業文化遺產試點之一時，中國工程院院士李文華說：“在我看來，一種生產方式的消失就好像一個物種的滅亡，對于人類來講都是難以估量的損失。然而，我們要保護的不僅僅是‘稻魚共生’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保護和發展人類與環境和諧相處的思想。”

比起經濟上的成效，文化多樣性的損害往往不被重視，因為可能短期之內，看不到這種后果的嚴重性。

1.4 “信息依賴”對人能動性的限制

理想的農業信息化試圖將現代信息技術廣泛應用于農村和農業經濟各個領域中，包括：農業生產管理信息化、農村科技活動信息化、農業生產資料市場信息化、農業資源環境信息化、農產品流通信息化、農產品交易信息化等。全面的信息，使得精準農業成為可能，使得農業整體效率得以提高。

在互聯網框架下，物可以通過信息反射與人對話，人的主體和支配地位被弱化或者消亡。其后果是在生產中，人們只看到信息的力量，只看到技術和機器的作用，忽視了人的作用。沒有技術物，沒有機器，沒有信息，人就不能生產，就不能利用自然資源，就不能滿足生存需要。在全方位的農業信息化技術面前，人只是個旁觀者，只是個被動者。在整個生產過程中信息決定人的工作，人要去適應信息化，人沒有主動性，人沒有自主性。

1.5 信息犯罪與農業安全

在信息系統設計的過程中漏洞在所難免，再加上黑客的入侵，信息的安全性難以得到保障，或多或少一定會出現安全失范。而現在的信息安全技術措施根本就是治標不治本，美國的相關專家認為： “我們甚至有理由懷疑，絕對可靠的防范措施可能永遠找不到”。并且信息犯罪的威脅很大，因其不受時間、空間的限制及其犯罪手段的智能性，造成其不僅成功率高還很難破案。

農業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產業，既是人類生存與發展最根本的基礎，也是其它產業存在和發展的根本保證和原料源泉。一旦整個農業領域都受到信息化的控制，而信息犯罪發生又難以防范的話，后果不堪設想。

2 我國農業信息化中倫理問題的應對措施

2.1 重視倫理體系建設在農業信息化的作用

在現代技術發展的很長一個階段，占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是技術中性論和樂觀主義的技術決定論。因此，技術設計和創新主體或者只關注技術的正面效應，或者僅將技術視為工具。當技術的負面效應迫使人們對其加以倫理制約時，結果常常近乎徒勞。為了使技術服務于造福人類及其生存環境，這一最高的善，必須從技術的設計和創新階段開始，將倫理因素作為一種直接的重要影響因子加以考量，進而使道德倫理制約成為技術的內在維度之一。

農業信息化的負面效應相對其他新技術來說是較容易預見的。因為在工業生產、醫療、商業、社交等信息化較為成熟的行業，負面效應已經有所體現。另外，農業在其他新技術如生物、化學技術的應用中，也已經產生了非常嚴峻的問題。相關技術、倫理專家可參考這些事實及其倫理成果，建設我國農業信息化的倫理體系。上文提到的問題1.3和1.4也可以在農業信息化的過程中提前預防了。

2.2 通過政策體現農業信息化的倫理價值目標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本質上是社會資源和社會利益的分配過程，是國家政策價值目標相互協調、相互平衡的過程。它不僅涉及到公民的政治利益，而且涉及到公民的經濟利益和倫理道德利益。在公共政策中如何平衡、協調好政策的價值目標，確保公民“正當權益”不受損害，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而且是公共行政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

上文提到的問題1.1和1.2就與政策的倫理價值目標遭到輕視有很大的關系。希望相關的政策制定者，可以正視農業信息化中的倫理問題，讓政治和經濟價值目標適當犧牲，主動引導社會各界對倫理問題進行思考并加以解決。

2.3 將倫理道德加入農業信息化的教育體系

第一，需要對農業信息化相關的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進行倫理教育。最好能從學校教育起就開設相應的技術倫理課程，工作中也需要接受相應的培訓。使得這類人員在農業信息化技術的設計、創新、實施過程中，都能有倫理思維的指導。

第二，需要對農業信息化的接受者（農業從業人員）進行倫理教育。使得農業從業人員可在農業信息化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在覺得自己（及其環境、文化等）的利益受到技術威脅時，可以依據倫理價值進行反抗。而不是現在只能被動地接受農業信息化的實施。

第三，需要對社會公眾進行農業信息化的倫理教育。農業的變化發展與每個人息息相關。公眾有權力對農業信息化技術的倫理問題提出相關質疑和意見，也有責任制止任何形式的對農業有害的信息犯罪。

2.4 做好農業信息化的立法準備

篇9

始于1994年的普通話水平測試工作(以下簡稱PSC)已在全國范圍內展開，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PSC是“推廣普通話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使推廣普通話工作逐步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的重要舉措”。PSC與高校的漢語言教學關系密切，也是檢驗學校規范用語、用字教學水準的全新尺度與手段，標志著我國應用語言學科重大的實踐與突破。

推廣普通話工作以測試形式出現，雖已有十四年了，但仍處于實踐探索階段，如何有效地貫徹執行《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綱要》，也還沒有現成的模式和經驗作為參考。筆者作為一名從事普通話教學和測試工作十多年的測試員，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方法和積累經驗，形成了一個相對成熟的工作思路，要在高校推進PSC工作，關鍵是要在長期的理論研究、教學實踐和測試工作中，逐步構建起一個集普通話教學、培訓、測試為一體的科學體系，即：準確定位PSC的性質是前提；加強普通話口語教學是基礎；強化測前培訓是保障；確保測試質量是關鍵，同時要在工作中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積累豐富的經驗，逐步使PSC工作走向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

一、準確定位測試性質是前提

目前，PSC處于實踐探索階段，準確定位PSC的地位和性質，便成為首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要確認PSC的地位和特點。PSC具有法定地位，我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都明文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這一基本語言政策為PSC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與保障，確保了測試的政府行為，具有國家法規的尊嚴性、強制性與嚴肅性。PSC是在綜合吸取測試學與語言學理論的基礎上，著重“測查應試人的普通話規范程度、熟練程度，認定其普通話水平等級”。PSC具有教育測量特性，“屬于目前比較通行的標準參照性或者說達標性測試范圍”。PSC本質上是一門學科，學術性強，知識體系完整，能力訓練要求高，這項工作來自語言統一的必然要求。PSC以推廣普通話為目的，并服務于推廣普通話工作，是國家新的推廣普通話方針“積極普及，逐步提高”的應用與體現，并已成為全國性推廣普通話工作中一個關鍵性和不可缺少的環節。PSC將推廣普通話工作提高了一個層次，改變了過去“標準模糊、界定困難”的評價狀態，使得推廣普通話工作具有科學、規范、易于操作的新特點。

其次，要正確定位PSC與高校普通話口語課程教學之間的關系。高校普通話口語教學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學生準確應用口頭語言表達的能力以及規范的口語交際能力。目前，口語教學的重要性日趨顯現。但傳統的不重視口語能力的教學方法與昔日模糊的“開口就好”的評價理論，對于參與言語活動的一系列心理過程無法定量、定性辨析的弊端，也隨著社會進步而日漸與現代口語教學要求發生矛盾與沖突。PSC正是出于解決這一突出矛盾的目的，正確引導、評價、推動口語課的教學與科研，以適應推廣普通話工作發展的新時期、新階段的要求，順應信息高速公路建設及現代高科技發展的潮流。PSC的口語特性、教育測量特征及語言學科的屬性都恰如其分地解決了當前口語教學的種種弊端。PSC寓測于教，寓測于學。基于這種特性，對PSC工作地位的確認必須高屋建瓴，統攝全局。

二、加強普通話口語教學是基礎

高校要把普通話口語課程納人教學計劃，作為全校學生的一門必修課程。要清楚地認識到PSC和教學的正確關系，PSC只是一種監督和檢驗普通話口語教學的手段。在普通話課程建設上始終強調增加投入力度，提高教學水平，力求讓學生自如、自覺地運用普通話，而不是簡單地設置成應試性的測前培訓課。只有扎實搞好普通話課程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才能在確保PSC質量的基礎上進一步提高學生的普通話口語表達能力。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普通話口語教學：

1．多學科相融的原則

普通話口語教學是一門多科性的邊緣學科，與許多學科都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諸如：語言學、口才學、交際學、教育學、美學、倫理學、邏輯學等，這些學科的研究成果豐富了普通話口語的理論建設，而口語課的大量實踐經驗，又促進了這些學科的發展。在教學中加強這些學科與口語課的聯系，走多學科融合之路，能更好地共同擔負培養大學生口語表達能力的重任。

2．循序漸進的原則

口語訓練不可急于求成，要采取由易到難由低到高、由簡單到復雜、由分析到綜合的“階梯式”訓練方法，按照聽說能力的培養、形成以及提高的不同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科學化、層次化、序列化的訓練。

第一階段：聽說能力的培養階段。這是口語訓練的初級階段，訓練的內容是：(1)以方言辨正為重點的普通話語音訓練；(2)發聲技能訓練；(3)朗讀技巧訓練；(4)態勢語訓練。

第二階段：聽說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階段。這一階段的訓練內容是：(1)演講；(2)辯論(3)情景會話等一般交際口語訓練；(4)職業口語訓練。

3．精講多練的原則

提高口語水平關鍵在于多說多練，口語教學要做到“精講多練”：

合理分配講與練的時間。在口語教學中可采用“三三制”的時間分配方法：理論指導+教師示范+多媒體教學占三分之一時間；學生訓練+師生評議占三分之二時間。

課上導練與課下自練相結合。僅靠有限的課堂訓練是不夠的，要將課上導練與課下自練相結合。

積極參加口語實踐。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口語表達能力比賽，諸如：故事會、朗誦比賽、演講比賽、辯論賽、主持人大賽等，比賽成績在課程考核中占一定的分值。

4．因材施教的原則

化整為零，實行分組、分層式教學。針對課時少、班級大、學生多、普通話水平參差不齊的教學現狀，可采用分組、分層式教學。

分門別類，確定不同的訓練重點。對不同層次的學生提出不同的要求，根據每組同學的情況確定不同的訓練重點和難點。

個性化訓練。在訓練中要注意照顧學生的個性差異，避免一個模子、一種風格、一味求同。

根據不同的方言特點確定訓練重點。根據不同方言的語音錯誤與缺陷，來確定訓練的難點和重點。在進行方言辨正時，把同一方言區的學生劃分為一組，指出存在的相同問題。

三、強化測前培訓是保障

I．高度重視測前培訓工作

PSC要遵守“以訓保測、以測促訓”的原則，對考生進行測前培訓。一方面，由經驗豐富的測試員對考生進行針對性的強化訓練，介紹普通話水平測試的程序、等級、評分標準、正誤界定、測試內容及應試技巧等。另一方面，可以安排推廣普通話的輔導員到各班去督促、輔導訓練。同時，還可以充分利用學校現有的資源進行測前訓練，如利用校園廣播臺、調頻電臺、網絡電視等在考前滾動播放訓練內容，創造一個普通話聽、說、讀、練的良好環境。

2．探索行之有效的培訓方法

測前培訓幫助考生熟悉測試程序，強化針對性訓練，掌握應試技巧，有利于正常發揮，取得較好的測試成績。筆者在實踐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培訓方法。

(1)確定努力方向和訓練重點

教師可幫助考生根據自己現有的實際水平確定不同的努力方向和訓練重點。如果考生平時就能夠自然流暢地使用普通話進行朗讀和自由交談，聲、韻、調、詞匯和語法基本準確，確定的目標可以是努力進入一級乙等。首先要明確可能出現的錯誤類型，把訓練重點放在糾正語音錯誤上，在朗讀練習中要找準重音，正確使用停連不錯讀漏讀。在說話練習中語言自如流暢，不出現或少出現語音、詞匯、語法的失誤。

如果考生平時能說比較標準的普通話，但聲、韻、調不夠準確，在朗讀和自由交談時，有方言語調和使用方言詞匯、方言語法的情況，確定的目標可以是進入二級。考生要針對自己出現的問題，從詞表人手，重點練習聲、韻、調，準確掌握語流音變規律，認真辨正方言詞匯和語法，糾正交談中的方言語調，提高認讀的準確率和自由表達的流暢度。

如果考生平時基本不講普通話或講普通話時基本不準，聲、韻、調的錯誤和缺陷較多，詞匯和語法也存在不少問題。這部分考生必須先系統學習普通話語音的基礎知識，然后再閱讀詞表通過練讀朗讀材料，以讀帶說，盡量在有文字憑借材料的測試部分少丟分。

(2)把普通話語音作為訓練的重點

因為語音“是評定應試人員普通話水平的主要依據，因此在測試內容中，語音的比重明顯大于詞匯和語法”。從《普通話水平測試大綱》可以看出，在四項測試內容里，第一、二項讀單音節字和多音節詞部分是純粹考察語音標準程度的，占總分的3O；在第三項朗讀中，語音考察也是重點，占總分的25；第四項說話中語音面貌占了總分的2O。在全部考察內容里，語音總共占了759／6。因此，要把訓練重點放在語音辨正上。

(3)糾正方言語調，改善語音面貌

多數考生在有文字憑借的測試項中能夠做到語音準確，語調自然，失分比較少，但在說話測試項中卻暴露出濃郁的方言語調。測前培訓要側重有效地糾正方言語調，首先，要善于運用普通話進行思維，在日常生活中多說多練，養成良好的語言習慣。其次，要強化聲調訓練，讀準四類調值，避免由于語調變化而使聲調發生變化的現象。另外，聲韻調的發音部位、發音方法要正確，糾正語音錯誤，克服語音缺陷，把朗讀中的一些良好的語音習慣，如停連恰當、重音準確、語言運用妥當等技能轉移到說話項中，確保語音標準，自然流暢。

(4)恰當控制語速，準確把握時間

在PSC的評分標準中，都有限時這一項。如果語速過快(超過270個音節／分鐘)，字詞發音不到位，就可能造成語音缺陷；如果語速過慢(低于150個音節／分鐘)，影響正常表達，也不能全面真實地反映考生的普通話水平。準確把握好時間，一是要控制好語速。在備考時，先測出自己的語速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要及時糾正。可以跟讀新聞播音，調節詞語之間的疏密度，控制好段落之間的空歇。還可以加強唇舌鍛煉，多讀些短詩或繞口令，使自己口齒清晰，唇舌靈活，語速適當。二是要做到臨場不急不慌，從容應戰。測出自己的語速后，就可以做到心中有數了。一般講，3分鐘的說話時間大約能講500個音節，至少應準備800～i000字左右的說話材料。

(5)克服心理障礙，增強臨場發揮能力

PSC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心理素質的檢測。怯場現象的發生，一方面是由于考生的心理素質缺少鍛煉；另一方面是精神壓力太大所導致。克服怯場現象，一是要對PSC有正確的認識，如果此次測試成績不夠理想，還可以在3個月后申請復測，爭取進入更高的等級。二是要在平時加強鍛煉，增強自己面對眾人說話的勇氣和膽量，逐步培養良好的心理素質和應試能力。三是要坦然自信、舒緩松弛地參加測試，沉著冷靜從容不迫，才有可能發揮出最佳水平。

四、確保測試質量是關鍵

篇10

建國至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先后進行了、建立合作社、成立等一系列變革，理論研究也主要側重于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與變革來展開，對農業企業化的研究尚屬空白。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不斷深化，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也時斷時續地貫穿在改革與發展過程中。雖然研究大多是初步的，數量也不多，而且也沒有引起理論界和政府部門的足夠重視，但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

總體來看，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在不同階段，研究背景、出發點、重點等也有所不同。

一、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國開始推行，逐步確立農戶生產經營的主體地位，但在推行過程中也伴隨著理論上的探討和爭論。

有人認為，應積極發展農工商聯合企業。這種觀點認為，農工商聯合企業有利于促進生產，可以滿足人民對農產品的需求，同時還可以大量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以及為農業現代化積累資金，也有利于農業專業化、社會化以及發展商品經濟等。發展的形式和渠道主要是以國營農場和為依托組建聯合企業(肖毅為，1981)。這種研究大多立足于發展和社隊企業的基礎上，所以具有一定的時代烙印和局限性；也有人認為，在一些有條件的地區應發展家庭農場和新經濟聯合體。這種觀點認為，家庭農場和新經濟聯合體具有自主性、靈活性、專業性、經濟性等特點，對于發展商品生產、活躍農村經濟、滿足社會對農產品需要等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應作為農村發展的主要方向(許岢，1983；周德星，1983)；還有人認為，實行是對體制的巨大改革，但這還不夠，還必須引導農戶走專業化的道路，發展專業化農業大戶，以提高農業專業化、社會化水平。這種觀點認為，農業大戶經營和家庭承包經營在性質上完全一樣，但可以避免小規模農戶經營的缺陷，有利于農業專業化、社會化、規模化、集約化等，是生產力發展的必然趨勢，所以應大力發展(孫仁，1983)。

二、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農業經濟增長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跡，但小規模家庭經營的局限性也日益凸現出來。

在這種背景下，農業微觀經營主體的改造問題又成為理論界研究的重要議題。這一階段對農業企業化問題的研究，不僅拓寬了研究范圍，而且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集中在：(1)對小規模家庭經營的局限性進行了討論。研究認為，家庭經營制度通過兩權分離，調動了農民積極性，但形成的小規模農戶經營格局，屬于小生產的范疇，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不足以塑造出一代商品生產者，不足以形成農業生產的優化規模，還需要以提高農業專業化、社會化、企業化為方向進一步探索完善的途徑(羅偉雄，1986；王文彥，1988；宋伍生，1988；張銳，1989)；(2)主張積極發展家庭農業企業。這種觀點認為，家庭農業企業具有投資少、費用低、經營活、見效快、費用低等特點，是專業農戶進一步發展的必然趨勢。發展形式包括純農戶辦型、農戶和農戶或農戶和企業聯合經營型等(楊雍哲，1986；苗九如，1985；張德山，1985)；(3)提出了農業企業化發展思路。一些理論工作者研究認為，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確立是我國的第一步改革，但形成的小規模農戶經營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不利于農業專業化、商品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因此還必須進行第二步改革，改革的根本途徑就是在農村培育農業企業，實行農業企業化(張其才，1985；宋伍生，1988；張銳，1989)；(4)主張發展合作經濟與專業合作社。一些理論工作者研究認為，應發展不同于公社化時期形成并遺留下來的并非真正合作經濟的真正合作經濟，發展重點應是各種專業合作社(喬長勛，1987)。除此以外，一些理論工作者還對農業企業化的條件進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規模經營和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研究者認為農業企業化必然是規模化生產經營，而這又以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出農業為前提，所以，必須采取各種措施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黃河清，1986；王代，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