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勞動經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2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

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中存在的問題有以下四方面：①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年齡大多在30～50歲之間，大部分只有小學文化，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很少。文化素質決定了他們轉移到城市后面臨的處境，只能完成一些簡單的重體力工作。隨著城市對就業人員素質要求的不斷提高，綜合素質偏低的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將是一個十分困難的過程。②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給城市帶來了的巨大的壓力。由于勞動力市場信息化的程度不高，沒有正規的求職務工信息渠道，大部分勞動力找工作仍靠親友介紹。在我國，很多地區都是從幾個人先轉移，然后帶動整個村的勞動力轉移，這種自發、無序的流動狀態無法滿足供求銜接，而且不利于管理。③由于我國的勞動合同、保險制度和一些相關法規還不健全，使勞動力在城市務工時得不到必要的保障，拖欠農民工工資的現象時有發生。同時，因工致傷、致殘的醫療保障中也存在有許多問題。④轉移需要一定的成本，農村勞動力在農村都有自己的住房，轉移到城市后沒有固定的住所，他們只能在工地或簡易住房里生活，或到市場購買、租賃住房，導致農村的房子被閑置，而在城里又沒有住房的矛盾不斷加劇。

3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

勞動力轉移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包括以下四方面：①對農民自身的影響。勞動力的轉移為農民增加了一定的經濟收入，給城市建設增添了新的力量，為城市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有些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通過不斷學習技術、知識，提高了自身的綜合素質，經過多年的打拼，他們逐步完成了知識和資本的積累，有的定居城市，有的回到家鄉創業，他們對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發揮了重要作用。②對農業方面的影響。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和流動就業，降低了農業生產的總成本，同時，勞動力的轉移也促進了農業土地的規模化經營。比如，常年穩定外出的務工人員或經商者將自己的土地轉讓給本村的農民，這加快了土地規模經營的進程，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促進了農業的產業結構和市場農業的發展，有利于今后土地的規模化經營。③對農村的影響。大量的農村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后，因受到城市環境的影響，他們開闊了眼界、增長了見識、豐富了思想、提高了素質，再次回到農村后，他們將這些先進的思想和良好的生活習慣帶到農村，改變了原有的生活狀態和習慣，提高了生活質量，使農民更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技術，并應用在農業生產上，從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④對社會的影響。勞動力的轉移加大了對農業監管的難度，農村大部分年輕的、有文化的、有一技之長的勞動力都轉移并留在了城市，導致新的農業科技無法在農村推廣，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向科技化的發展。

篇2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篇3

(一)關于勞動力的流向

首先分析全國范圍內省際之間勞動力的流動問題。根據現有的資料，從遷移和暫時居住兩個方面分析勞動力在省際之間流動.從勞動力遷移狀況看，近年來中國東、中、西三大地帶省際人口遷移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中部和西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大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負值；而東部地區多數省區市遷往省外的人數小于省外遷入的人數，省際之間凈遷入人數為正值。2000年，東部凈遷入人數比西部和中部分別高40.2倍和5.2倍，東部地區除福建、山東、廣西三省其余9省的凈遷入人數全部為正值，西部地區除、陜西、新疆外其余7省的凈遷入人數都是負值，中部9省有7省的凈遷入人數為負值。從勞動力暫時居住的情況看，全國各地外出務工經商人口遠大于省際遷移人口，而且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在經濟欠發達地區的人數要少得多。2000年全國外出務工、經商、服務、當保姆的暫住人口為3786.3萬人，其中72.9%集中在東部地區，僅廣東省就有1241.1萬人，占暫時居住人口總數的32.8%。西部占12.57%，中部占14.54%。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勞動力及人口由西向東流動是我國現階段勞動力及人口流動的一個基本特征。

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出現向東部流動的傾向，最主要是國內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發展差距逐步拉大，與此相適應，三大地帶的勞動者的報酬出現了較大差距。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省區市之間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差距不大，加上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和勞動力的有計劃配置，從而使勞動力的流動非常緩慢，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不明顯，即便在某個特定階段出現了勞動力流動的某種傾向性，譬如六十年代出現勞動力由沿海向內地流動，那也是政府行為的產物，而非勞動力流動自身表現出來的傾向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央提出了使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方針，東部地區依靠得天獨厚的自然、地理、社會等有利條件，迅速推動其經濟向前發展，從而使東部與其他地區在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勞動者收入上的差距隨之逐步擴大。與此同時，隨著勞動就業制度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化，勞動力的計劃配置制度被打破，嚴格的戶籍管理逐步松動。在這種背景下，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一部分勞動者開始由收入低的地方流向收入高的地方，這是一種利益驅動性流動。因為東部的城鎮從業人員平均勞動報酬和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有些地區的差距高達一倍以上。在計劃經濟時期全國各地也存在差距，但差距遠沒有現在這么大。正是這種較大的收入差距誘導勞動者由低收入地區向高收入地區流動。根據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和各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狀況，今后勞動力的流動仍將存在強化的趨勢。

其次，討論城鄉之間勞動力流動的問題。根據全國第四次人口普查10%的匯總數據推算，1985年7月1日到1990年6月30日，全國跨市、鎮、縣的遷移人口共有3384萬，比1987年調查的遷移數量上升約三分之一。其中，遷入城市2088.4萬人，占61.7%。由城市遷出628.9萬人，占18.6%。遷入遷出相抵，城市凈遷入1459.5萬人；遷入集鎮679.5萬人，占20.1%；由集鎮遷出637萬人，占18.8%。集鎮凈遷入42.5萬人；遷入農村616.1萬人，占18.2%。由農村遷出2118.1萬人，占62.6%。農村凈遷出1502萬人。城市和集鎮凈遷入1500萬人(《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93，第434頁)。這表明，我國勞動力流動呈加速的態勢，其主要流向是由農村遷入城鎮。從暫住人口的城鄉分布看，按照國家統計局1995年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推算，1990年10月1日在外縣市區的人口有3323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的2041萬人，占61.4%；居住在集鎮的333萬人，占10%；居住在縣的949萬人，占28.6%。全部在外縣市區的人口中，農村在外縣市區的人口1986萬人，其中，居住在城市和集鎮的1195萬人，占60.2%；居住在縣的791萬人，占39.8%(《中國人口統計年鑒》，2000，第213頁)。可見，農村流動人口的主要流向同樣是城鎮。

農村勞動力及人口之所以向城鎮流動，原因可以列出很多，諸如追求豐富多彩的城市生活，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了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等等。然而就大多數人而言，最基本的動因仍然是經濟利益。由于勞動者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收益，所以，只要城鎮的發展水平高于農村，只要城鎮居民的收入高于農民的收入，在國家對城鄉勞動力流動采取比較寬松的政策的情況下，農村勞動力向城鎮的流動就不可避免。城鄉發展的差距越大，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的愿望就越強烈。在計劃經濟時期，雖然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一定差距，但國家為了控制城鎮人口的增長速度，采取嚴格的城鎮戶籍管理制度，結果農村勞動力流向城鎮的數量較少。改革開放以來，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有時擴大有時縮小。20世紀80年代初期城鄉居民的收入比例曾下降到2以下，其他多數年份保持在2以上，最高達到2.86。城鄉居民的收入存在較大差距勢必強化農村人口進城愿望，與此同時傳統的戶籍管理制度逐步得到改革，農村人口進城比計劃經濟時期容易多了，于是越來越多的農村勞動力及其家庭進入城鎮。他們中有條件的將戶口遷入城鎮，另外一部分則舉家暫住在城鎮，還有相當一部分農村勞動力季節性地在城鄉之間流動。

(二)關于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

按照勞動力遷移成本收益分析理論，可以推論，在整個社會群體中，對于那些具有遷移愿望的勞動者來說，收益較高的群體應當是最有可能遷移的群體。那么，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根據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2000年的專題調查，1992年以來，由于地區收入差距的擴大，人才外流的數量明顯增加。1980—1985年六年間，寧夏共遷出2600人，其中相當一部分是早年來自國內東中部地區支援邊疆和民族地區的人員；1992—1999年八年間，則遷出7000多人。在這7000多人中，具有大學專科以上學歷者占80%，45歲以下的中青年專業技術骨干占67%。

關于不同學歷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據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2001年的工資抽樣調查統計資料分析。這次工資抽樣調查的范圍是全國35個大中型城市各種類型的職工，調查人數共80萬人。從調查中可以看出，我國城鎮職工的學歷層次高低與其收入水平高低成正相關關系：學歷層次低，其工資就低；學歷層次高，其工資就高。收益的高低制約勞動力的遷移，勞動者的素質則直接影響其收益。由于高學歷的勞動者可獲得較高的工資收入，所以在遷移成本一定的條件下，具有高學歷的勞動者進行遷移將比低學歷勞動者更有利。高學歷的勞動者可以通過遷移獲得更高的收入，而低學歷的勞動者遷移很可能得不償失。這就是高學歷勞動者更具有流動性的主要原因。

(三)不同地區對勞動力流動的態度

經濟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和欠發達地區相比，雖然發達地區的高素質勞動者在全部勞動力中所占的比重要高得多，然而，山不厭高，水不厭深。高素質勞動者所擁有的較大的人力資本存量和較高的潛在生產力，對發達地區仍具有很大吸引力。只要我們瀏覽一下發達地區21世紀的人才發展規劃，基本上都有積極吸引人才這項內容。為了把這一人才戰略落到實處，各地都采取了相應的對策，如在戶口、住房、工資待遇諸方面給予優惠等等，不一而足。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才比較集中的大城市，為了限制城市的規模，以往一直采取十分嚴格的戶籍管理辦法，即便是高素質勞動者也不易遷入。近年來一反常規，為了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對原來的戶籍管理辦法作了重大調整。如有的地方規定，對于外地大學本科畢業生，只要本地有單位同意接收，就可以在該地落戶；有的地方規定，大學本科畢業生愿意在當地工作，可以先落戶再找單位。(2)對普通勞動者的態度。由于發達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較快，資本積累及投資能力較強，所以這些地區對普通勞動力的需求量也較大。發達地區所需要的普通勞動力除了，由本地勞動力市場供給一部分以外，還有相當部分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來補充。原因可能有兩個方面：一是有些工作本地勞動力不愿意干，必須招聘外地勞動力；一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要求的報酬較低，用人單位愿意聘用來自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因此，一般情況下，發達地區對來自欠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持歡迎態度。這就是為什么發達地區在勞動力供給大于需求的情況下，仍然需要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的主要原因。當然，由于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的普通勞動力多數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人員，文化水平不高，缺乏專業技術，可替代性大，加上收入較低，所以遷居發達地區的可能性比高素質勞動者要低得多，他們中的多數人很難象高素質勞動者那樣直接遷移到發達地區就業，而只能季節性地到發達地區勞動一段時間，然后再返回老家。

欠發達地區：(1)對高素質勞動者流動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的自然、經濟等方面條件較差，對人才吸引力較小，所以相對發達地區而言，對人才的需求更顯得迫切。為了穩定和吸引人才，一方面許多欠發達地區在財政較緊張的條件下，制定了不少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高素質勞動者到欠發達地區工作，穩定原有的高素質勞動者；另一方面，為避免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許多欠發達地區在努力提高這些勞動者待遇的同時，也采取了一些限制高素質勞動者流失的政策措施，以抬高這些勞動者流出的門檻，阻止高素質勞動者外流。(2)對一般勞動者流動的態度。與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失不同，欠發達地區對一般勞動者的流動持積極的態度。由于欠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因此這些地區普遍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困難：一是資本積累能力低，投資不足，勞動力就業困難，社會就業壓力大；二是生產效率較低，勞動者收入不高。基于上述原因，欠發達地區一般都希望通過勞動生產輸出來緩減其就業壓力，增加勞動者的收入。由于發達地區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欠發達地區，因此欠發達地區的勞動力在發達地區就業，雖然這些勞動者的平均收入可能低于當地勞動者的平均收入，但仍會高于欠發達地區，這是欠發達地區的勞動者愿意到發達地區尋找就業崗位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般勞動者的流出是有利的，所以近年來中國西部及其他欠發達地區都十分重視勞動力輸出，各級政府都設置了專門機構，有的省市在發達地區派駐了辦事機構，由這些機構組織勞動力輸出，收集勞動力需求信息，幫助勞動者解決外出中遇到的困難。

二、相關結論與建議

1.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市場機制對中國勞動力流動的影響越來越大，最終將成為影響勞動力流動的決定性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市場機制作用下的勞動力流動趨勢具有不可逆性。除非相關的條件發生變化，勞動力流動的這種趨勢不會發生逆轉。

2.從勞動力的流向看，不論是遷移還是暫時居住，現階段中國勞動力流動的趨勢都表現得十分明顯：西部和中部地區的勞動力向東部流動，農村勞動力向城鎮流動，經濟和自然條件差的地區的勞動力向經濟和自然條件好的地區流動。勞動力的流動必然伴隨著人口的流動，雖然人口流動率可能低于勞動力流動率。利益驅動是導致中國現階段勞動力流動的主要原因。

3.勞動力流動的群體特征主要表現為：高素質勞動力由條件差的地區遷居條件好地區的機率高于低素質勞動力。由于高素質勞動者擁有的人力資本存量高于低素質勞動者，所以前者和后者比不僅更容易找到工作崗位，而且其勞動報酬要高于后者，于是高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往往表現為遷移，低素質勞動者的流動則表現為暫時居住。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小及其收益的多少是決定勞動力流動形式的主要因素。

4.在對待勞動力流動的問題上，政府和勞動者已基本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要求，能夠按照經濟規律的要求理性地認識和處理這類問題。這對實現勞動力的優化配置是有利的。

為了促進全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實現勞動力的充分就業和優化配置，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因勢利導，積極創造條件，促進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加快全國城鎮化的進程。城鎮化是世界性的經濟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它對于加速經濟社會發展，實現農業勞動力的轉移，縮小城鄉差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具有重要意義。勞動力流動特別是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流動，是實現城市化的重要途徑。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勞動力市場的逐步完善，勞動力流動的速度必然加快。在此過程中，將有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特別是那些發展速度快的城市流動。全國各地應以此為契機，采取有效措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創造條件。首先要徹底改革現行的戶籍管理制度，打破城鄉分隔的制度壁壘，實行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其次，城市要對所有居民實行統一待遇。不論原有居民還是外來居民，在購房、就業、社會保障、子女讀書等方面都應實行統一政策，平等對待。再次，遵循城市發展規律，根據我國城市化的需要制定科學的城市長遠發展規劃，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努力提高城市的承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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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勞動爭議案件處理的缺陷顯露無遺。由于我國的勞動爭議仲裁制度具有繁瑣的程序、環節比較多、時間比較長的缺點，同時從事勞動爭議的人員不僅短缺而且大多專業化程度低，導致我國很難去處理勞動爭議案件。

二、分析經濟危機下企業勞動關系問題凸顯的原因

現在我國處于社會轉型期，經濟體制在進行轉變（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我國合同法法律不健全；我國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比較低；當經濟發展迅速時，勞動關系問題并不會凸顯出來，一旦經濟發展衰退，勞動關系矛盾就會立刻凸顯出來，從根本上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是導致企業勞動關系問題凸顯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企業忽視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通過觀察我國的人力資源狀況調查，能夠發現在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建設方面，制定企業發展戰略并進行了人力資源規劃的企業僅占全部企業的10.3%，在建立人力資源規劃的企業中能夠做到實行的企業只占其中的六分之一，而且大多企業不按照企業制定的考核制度和培訓制度執行，曾經有個關于人力資源管理的調查，發現占8成的企業對工作分析、評價含義模糊不清。因為市場永遠是不斷的在進行變化，企業之間的競爭也變得日益激烈，競爭的優勢逐漸從降低產品的成品、提高產品的質量轉變為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的人才開發。人力資源管理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和優勢的源泉，離開了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便會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能否對企業進行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漸漸成為評價一個企業成功的一個重要方面。經濟危機后，勞動關系問題開始凸顯出來，企業最大的問題就是解決人力資源管理問題，企業領導者開始重新對人力資源管理進行思考，漸漸感受到了人力資源管理的重要性。

2.以往企業的人力資源理理念大于實踐。通過觀察，能夠發現我國雖然掌握著先進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但是缺乏實踐操作，如“中國人先進的概念能夠和美國人相比，只要美國人登出了新東西，在一星期后一定能在中國的報紙上看到”、“多年來理念是滿天飛，行動是地上爬”，由于我國人力資源管理方面存在以下缺點：我國對人力資源管理的分析不到位、我國沒有人力資源管理說明書，導致我國無法對員工給予該應得的報酬。我國企業大多實踐操作方面比較薄弱，受經濟危機沖擊以后大多陷入困境，不知道通過什么手段來應對危機，只能采取最簡單的裁員手段，因為我國沒有對人力資源管理評價的規定，導致企業中員工的質量良莠不齊，一味裁員，有可能會裁掉具備理念和實踐經驗的員工，降低企業的競爭力。現如今，經濟開始復蘇，企業出現了招人難這一現象就很好的證明了這一點，企業應該通過加強人力資源管理來解決人力資源管理存在的問題。

3.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國企業人力資源管理的法律制度還不是太完善，勞動爭議案件沒有得到很好只能累計下來，導致我國勞動爭議案件出現“井噴”現象，大部分企業仍存在拖欠員工工資、超時加班、不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就業合同等行為，當員工與企業領導者產生矛盾時，勞動者通常會選擇集體罷工等不規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了加劇了人力資源管理的困難。還有，隨著《勞動合同法》法律的頒布和類似法律知識的宣傳，勞動者的維權意識開始增強，也在一定程度了導致了勞動爭議案件的增加。在此情況下，對企業造成了很多壓力，一是來自勞動者自身維權意識的增強；二是企業受政府的監管；三是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企業不得不根據《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制服來執行，加快了人力資源管理法制化的進程。

三、提高人力資源管理水平,促進企業和諧勞動關系的構建

曾經有個學者說過，經濟危機對于企業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壞的一面指的是，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使大多企業陷入絕境，經濟呈現一片蕭條的景象；好的一面指的是經濟危機在一定程度是一次機遇，經濟的調整必然會使國內的資金、資源、人才進行重新配置，甚至是國際性的重新配置，其中最重要的配置就是人才的重新配置，人才的重新配置，給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帶來的新的契機，所以我們應該以此為契機，抓住機遇，積極的迎接挑戰，通過創新提高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從而促進和諧的勞動關系的構建。

1.堅持以人為本，創新人力資源管理。現代企業管理關注的是以人為本，要提升企業對員工的人文關懷。人力資源管理的精髓是以人為本，只有提高了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改善了員工的工作壞境，關注員工的切身利益，才能真正實現以人為本。為了提高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水平，必須要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實踐，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應從企業崗位的實際出發，對其工作進行分析，編訂可以為企業人力資源管理提供依據的說明書；

b.企業應對員工的工作績效進行評價，對員工進行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工作評價體系必須體現公平公正的原則；

c.加強對員工的培訓，讓員工通過培訓提高自身的素質，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d.提出福利措施，調動員工的積極性。

2.企業應抓住機遇，為發展做好人才儲備。人力資源作為企業的第一資源，對企業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經濟危機雖然導致大部分企業采取裁員的手段，但是也為我國企業帶來了機遇，企業能夠在此狀況下，吸收高素質人才和緊缺人才，從而促進企業實現良好發展。企業抓住機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經濟危機導致大量企業裁員，因而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同時失業人員和大學畢業生都迫切的希望能夠找到工作，企業在此時吸收優質人才所花費的成本會降低，為此，企業應該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積極吸收優質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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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驗與成效

近年來，遼寧省各級政府為改善投資環境特別是在外商投資的軟環境建設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參見遼寧省對外貿易經濟合作廳《我省外商投資軟環境建設成就及存在問題》，2003年7月）。

1.提高辦事效率，加強涉外窗口部門服務的規范化和科學化。首先是實行了辦事公開制度，公開和簡化了外商投資的辦事程序和效率，規范了利用外資的立項審批、合同、工商、土地、勞動、稅務、外匯、海關、商品檢驗等主要涉外部門的公開辦事程序，大力推行了“一站式服務、一部門執法、一窗口收費”的作法；其次是推行了社會服務承諾制度，要求公用、城建、供熱、商業、郵電、交通、電力、衛生、金融、口岸、旅游等重點社會服務部門公布社會服務承諾的內容、標準、責任和服務時限等，接受社會監督；第三是實施延伸服務，要求海關、商檢、衛檢、動植物檢、港監、邊檢等部門實行海港口岸國際航行船舶24小時值班制、機場留守待命制、貨物申報放行周六加班制、節假日加班預約等一系列方便企業的辦法；第四是建立了與外商對話例會制度，省政府每年召開一至二次有外資企業董事長和總經理參加的投資環境座談會，直接聽取外商對投資環境的意見和建議，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和問題。

2.加強依法行政，規范政府職能部門的管理行為。其主要作法：一是出臺了《遼寧省外商投資企業條例》，對外資企業的設立、變更、解散、組織機構、權利與義務、權益保護與服務、監督管理等都做了詳盡的規定。二是出臺了遼寧省進一步改善投資軟環境若干意見，對政府部門的管理職能和行為實行辦事“三公開”，提高涉外執法人員素質，對企業進行檢查、培訓、處罰、參觀考察等作出了規范。

3.治理了對外投資企業稅外收費。一是清理了外商投資企業反映比較大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制定了遼寧省外商投資企業行政事業收費手冊和收費監督卡制度，對不合理收費，外商投資企業有權拒絕。對于收費人員到企業收費行為，收費人員必須在收費監督卡上寫明收費項目、標準、依據、時間、金額并填寫收費單位和收費人員姓名。不填寫收費監督卡的單位不得收費。

4.加強了外商及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訴工作。各級領導非常重視外資企業投訴工作，2002年直接批示的投訴案件占投訴中心受理案件的69%。自上而下地組建了外商投訴協調中心，加大對重大投訴案件及積案的處理。建立外商投訴工作負責制和責任制，實施“領導包案制”，將外商投資企業投訴結案率作為省政府考核各市工作的一項指標。建立了政府投訴部門與司法部門的聯席協調制度，以解決司法方面的外商投訴問題。

（二）總體評價

與東南沿海發達地區相比，東北老工業基地在區位、資源稟賦、交通、城市基礎設施、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等“硬件”方面具有一定的競爭力，而差距主要體現在“軟件”方面。從利用外資的總量上看，在東三省利用外資處于領先水平的遼寧省2002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也僅約40億美元（主要集中在大連和沈陽），在東部沿海地區處于落后位置，甚至低于同年蘇州一市的利用外資水平（48億美元）。不可否認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投資環境的建設方面存在差距。

遼寧省企業調查隊曾就外商投資環境問題在省范圍內進行了抽樣調查。在抽查的227戶樣本企業中，49.34%的樣本企業認為地理位置優越、區位優勢明顯是外商對遼寧省投資環境最具吸引力的首選因素，對遼寧省的交通、通信、航空運輸和港口裝卸便捷度的滿意度較高。同時，樣本企業普遍認為，遼寧省在投資“軟環境”建設上還有待改進，如投資手續、涉外投資管理、市場秩序、法律環境、社會保障體系、融資服務體系等方面還需要盡快改善（詳見表1）。

表1外商建議遼寧投資環境需要改善的主要方面

資料來源：“遼寧投資環境調查”，國家統計局2003年6月9日，參見中華網。

二、投資環境存在的主要問題

通過一系列調研座談，我們了解到，目前遼寧省的投資環境還亟待改善。下面列舉各界反映比較集中的幾個方面問題：

（一）以行政性審批為核心的投融資管理體制是影響社會性投資的一大障礙

近年來，遼寧省招商引資工作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勢，一方面是在全球制造業加速向中國轉移的背景下，遼寧省的區位優勢、人才優勢、基礎設施優勢，以及裝備制造業和原材料工業的產業基礎優勢正逐漸顯現，另一方面是省內外一批民營企業快速成長，具備了在遼寧省投資大項目的資金和技術實力。然而，現行的投融資體制已不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據遼寧省有關人士反映，一是按投資額劃定的分級審批制過于嚴格，限制了一批大型外商投資項目的投資建設；二是審批環節手續復雜，周期過長，無形中也加大了競爭性項目的投資風險。

（二）沉重的“歷史包袱”和較高的金融風險極大地限制了本地和域外資本的進入

東北地區國有經濟比重大，“歷史包袱”沉重，表現為“幾多”：老企業和大企業多，中央企業多，離退休職工和富余人員多，國企內部嵌套的“大集體”職工多，銀行負債多，企業社會職能多，社會保障欠費多。此外，省內商業銀行長期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比率影響了戰略投資者的投資信心和正常的金融活動。而徹底解決居高不下的不良貸款比率，降低金融風險，單憑一省之力是不夠的。

（三）不同所有制企業面對不平等的政策環境

遼寧省企業界特別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都希望國家有關政策更加公平和透明。國有企業代表認為，除了歷史負擔重外，國有企業在行政干預、國有資產處置、經營者激勵機制（如年薪制）、稅收負擔、軍品生產等方面，與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沒有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民營企業代表反映的政策不平等問題則主要集中在國債項目、債轉股、下崗分流補貼、企業破產政策、進出口權、稅收政策和稅務稽查活動、技術改造項目融資和財政貼息、國家工程研究中心認定等方面，相對于國有企業而言，民營企業總處于“被政策遺忘的角落”。關于“內外有別”的政策問題，內資企業普遍呼吁國家應對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如省政府要求省內內資企業（含國有和民營企業）按銷售額2‰征收河道維護費，而外資企業可以免交，此外，國家應調整外資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相比之下，由于目前我國對外資優惠政策較多，外資企業代表反映政策不平等問題不多，問題主要集中在貿易政策、通關效率、政策的及時性與透明度等方面。

（四）貿易政策與通關環境

在調研過程中，遼寧省企業界代表普遍反映國家有關貿易政策需要進一步完善和調整，如東軟集團反映在數字醫療設備和核磁共振設備等高端產品領域，目前進口政策呈現出零部件和產成品“關稅倒掛”的現象，不利于國內企業零部件生產的本地化和進口替代。出口退稅難也是出口企業反映比較集中的問題。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兩家日資企業代表特別談到了國家關于二手進口設備控制過于嚴格，不利于日本企業向中國內地的產業轉移。

（五）工業用地和人才引進問題

據遼寧省政府有關部門和企業代表反映，與東南沿海其它地區相比，遼寧省的工業用地指標控制偏嚴，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遼寧省新增投資和改造項目。目前，遼寧省農田比例居全國首位，達到87%，而全國平均水平為80%。全省采煤沉陷地區的用地指標問題已經基本解決，但老企業的搬遷改造用地卻很難解決。省內企業還普遍反映，目前企業急需的高技術人才引進還需要政府在一系列配套政策上予以傾斜，如個人收入所得稅政策、家屬就業、子女就學、搬家安置、購買住房、汽車等大件消費品的消費稅政策等需要進行調整。（六）經濟技術開發區與老工業基地的投資環境不配套問題

調研組在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調研過程中了解到，該區是目前國內投資環境較好的國家級開發區之一。良好的投資環境和軟硬件建設使得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近年來保持了GDP年均增長20%以上的發展速度（據零點調查、前進策略與《智囊》雜志聯合進行的《全國十大開發區投資環境進展》評價中，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綜合指標得分位居第6位。前五位分別是：昆山、北京、天津、浦東、深圳開發區。參見“投資者評各地投資環境蘇州昆山、北京綜合居前”，2002年5月29日《中國經營報》）。但是從投資環境特別是產業環境上看，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與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區的開發區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這集中體現在產業集群發展水平、產業配套體系、技術環境、物流體系等方面。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主要產品與老工業基地很難配套，特別是對于開發區內的高新技術產品，難以形成“以整機帶動配套，以配套促進整機生產”的“產業生態環境”，以至于開發區內生產的零部件產品也主要是為南方企業來配套。

（七）行政效率和規范性、政策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問題

遼寧省企業代表普遍反映，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改善投資環境方面，除了要放松投資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外，還應該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特別是對于中央直屬企業，受條塊分割體制的影響，“婆婆”太多，職能交叉，程序繁雜，辦事效率不高。有的企業反映，因曾向當地稅務部門提出規范和改進稅務稽查工作的建議，就受到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的刁難。此外，政府還應該增強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預見性。如政府在調整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時，應該為企業留有一定的調整時間，同時，應該通過多種形式和渠道，如通過行業協會等中介組織及時向有關企業傳達和講解。

三、改善投資環境的若干建議

（一）盡快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工作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

鑒于目前東北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和振興所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輿論形勢，我們認為，中央政府應下決心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調整、改造和振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上來推進，使之成為繼浦東開發開放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之后的我國又一個重要的區域發展戰略。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是一項艱巨、復雜和長期的系統工程，零敲碎打式的改革和援助政策被以往經驗證明存在很大局限性，需要整體規劃和全方位推進，以發揮政策的整體效能和協同作用；第二，老工業基地改造和振興是全方位的制度創新，涉及到各級政府及職能部門、各類企業、社會組織和城鄉居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不從國家戰略高度上推進有可能會導致改革目標和政策初衷被既得利益所阻斷的困境；第三，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上升到國家戰略高度在某種程度上將形成“政策感召力”，增強境內外投資者的信心，有利于本地區吸引和利用各種形式的戰略性投資；第四，浦東開發開放和西部大開發戰略的模式和經驗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提供了現成的體制模式和政策參考；第五，東北老工業基地改造和振興國家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為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轉變政府職能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二）加強法制建設，依法治政，依法行政，提高政府行政行為的合法性、規范性和科學性

改善投資環境，轉變政府職能，說到底是一個如何規范、約束政府行為，使政府決策更加規范化、科學化和民主化的過程。在成熟市場經濟社會，法律是規范和約束政府行為的最可靠的制度安排。在現實生活中，之所以出現屢禁不止的亂收費、亂罰款和亂攤派的“三亂現象”，繁文縟節的行政程序，拖拉低下的行政效率，一個根本原因是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完善、規范和透明的、規范政府行為的法律環境。在東北老工業基地，由于計劃體制的長期作用，經濟與社會管理體制明顯地帶有“大政府、小社會”的傳統特征，政府對經濟與社會生活的干預范圍和程度都要高于東部發達地區。可以預期，實施東北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造和振興的國家戰略，必將給當地政府及職能部門以更多的事權和財權，如果沒有健全的規范政府行為的法律環境，政府行為“錯位”、“失位”和“越位”的負面效應將更加突顯，的腐敗行為將愈演愈烈。因此，建議：（1）國家立法機構應盡快出臺《行政程序法》等規范政府行政行為的基本法律；（2）盡快出臺《國家公務員法》，實施以政務類和業務類分類管理為重點的公務員分類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行政首長的職務任期制、辭職制和用人失察失誤責任追究制；（3）加大地方性法規、規章以及各級政府及其職能部門的規范性文件的備案審查力度，重點解決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設定行政許可、行政收費、行政處罰和行政強制措施，違反上位法規定或者自行設定實行地區封鎖的內容，違反上位法規定，或者自行設定增加管理相對人義務的內容，或者自行設定降低或者減少管理相對人合法利益的內容，以及超越本地區、本部門的權限規定行政管理的有關事項和內容等問題（“國務院法制辦:行政立法五大問題法規審查當立行”，2003年8月13日《中國青年報》）。

（三）簡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率，增強政策統一性和透明度，加強監督，完善政績考核制度，塑造“親商、親民”的“服務型誠信政府”

行政效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一個地區的政府形象和制度環境，是商業投資環境的“窗口”。遼寧省被調研企業的代表普遍認為提高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簡化行政程序是改善投資環境和轉變政府職能的頭等要務。大連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在簡化行政程序和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成功經驗是值得借鑒和推廣的。通過完善行政程序制度和行政許可制度，從根本上解決目前在行政性放權過程中存在的“放小不放大”、“放輕不放重”和“放虛不放實”的問題。政府應通過多種渠道及時向行政相對人公布有關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提高政策透明度，并適時召開社會各界參加的溝通座談會，傾聽行政相對人的意見，接受社會監督和問責。在政績考核制度上，要改變只重經濟業績不重經濟、社會、環境、教育等經濟與社會事業協調發展的考核體系，結合公務人員的行政效率建立完善的綜合考核體系。要改變“重管理、輕服務”的政府形象，塑造一個“親商、親民和誠信”的“服務型政府”形象，為社會投資者營造寬松良好的投資環境。

（四）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試點，放松市場進入限制，為老工業基地充分發揮裝備制造業和原材料制造業的基礎優勢創造寬松的條件

目前我國正著手進行投融資體制改革的試點，為此，我們建議可以將東北地區確定為投融資體制改革的試點地區。（1）在投資額度審批上，放松中央政府掌握的內外資項目審批的投資額度限制，如投資總額2億美元以下的外資項目可以由省政府自行審批，但要到中央政府備案，以吸引一批大型外商投資項目的進入，培育起新的增長點，并以此帶動東北地區產業結構的改造和升級。（2）在投資領域方面，不僅要充分放開競爭性領域的投資準入限制，而且在一些重要的城市基礎設施（道路、橋梁、城市軌道交通等）和公用事業（如供水、供電、供氣等）領域，也應逐步向社會性投資放開。但對于具有一定自然壟斷特征的投資領域，政府應加強價格和市場行為的監管，以維護正常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秩序。（3）政府投資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強的領域，嚴格限制財政性投資進入競爭性領域。政府的公共投資要實行嚴格的招投標制度，充分利用社會中介組織（如國際知名的會計、咨詢、法律等機構）對項目的可行性進行公開和充分論證和審查，接受社會監督。（4）完善多渠道的、開放的融資體系，允許民營和外資企業利用股票、債券、基金等多種金融工具進行項目融資，對于一些重要基礎設施項目，允許地方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債券進行項目融資。（5）政府審批內容主要集中在公益性和外部性強的領域。

（五）盡快解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沉重“歷史包袱”問題，開展“降低金融風險改革試點”工作

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離不開原有裝備工業和原材料工業基礎，而這又涉及到存量資本的“歷史包袱”問題。長期積累下來的不良債務、富余人員安置和社會保障體系的資金缺口、解除“企業辦社會”的資金缺口、資源型城市發展持續產業的資金缺口和環境保護的資金缺口等“歷史包袱”，特別是高負債率造成的金融風險必須盡快加以解決。建議在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職責前提下，制定并實施一個整體規劃的、資金來源多渠道的、分階段實施的解決方案。可以先確定一個試點地區（如大型重工業企業相對集中的沈陽市鐵西區），授予地方政府處置國有資產的必要權力，與財政部、國有商業銀行和國有資產管理公司協調與合作，通過增加核撥“核呆指標”、債轉股、破產、拍賣變現、債權交易、出讓土地使用權、發行專項債券等多種形式，集中解決多年遺留的不良債務問題。

（六）為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民營經濟發展遲緩是東北地區與其它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的一個重要原因。從長期來看，無論是培育新增長點還是利用民間資本來改造國有企業，都需要在政策上為民營資本營造寬松的環境，這樣的政策環境包括競爭性領域的市場準入、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政策性和商業性融資、國債項目、下崗分流補貼、發行企業債券和股票并上市交易、兼并破產政策等等領域。對于科技型中小企業，政府應該積極予以政策引導和財政扶持。特別是在先進適用型技術的研發、高新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技術領域，政府應該在研發投入、人才待遇、土地使用、企業孵化、風險投資、產業化融資和所得稅等方面予以扶持，并充分利用園區經濟的作用，積極引導中小型科技企業形成集聚式發展格局。允許合格的民營科技型企業被認定為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并享受相應的扶持政策。放寬中小型科技企業的無形資產入股和對外投資的限制性條件。

（七）實行傾斜性的區域產業政策，為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營造“政策高地”

篇6

1問題的提出

隨著科學技術在生產中的應用，特別是信息技術和智能自動技術在幾乎所有領域對人類勞動的不斷替代，人類勞動正面臨著一場革命，即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勞動開始被排除在經濟過程之外的現象。美國經濟學家杰里米·里夫金認為建立在新技術基礎之上的勞動革命實質上是人類勞動結束的進程。并預言，一個多世紀后，在多數工業化國家，很可能不需要勞動了。…美國的約瀚·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說：“在信息社會里，價值的增長不是通過勞動，而是通過知識實現的，勞動價值論誕生于工業經濟初期，必將被新的知識價值論所取代。”因此，正確認識新科技革命下知識對勞動價值的作用，進而正確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2知識性勞動與價值創造

社會生產發展的歷史過程，就是認識知識、積累知識并將知識應用于社會生產的歷史過程，知識經濟及其物化的科學技術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起著重大的作用。馬克思認為“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的發展而不斷發展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于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來源于社會的分工，來源于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

知識是屬于人的一種對象性的具有客觀內容(信息)的意識形式。它不是人腦天生固有的，而是人通過人腦的意識思維活動對相關對象的觀念掌握。知識作為人類認識客觀事物一種能量的產物，是人類勞動的結晶或勞動成果，而不是人類勞動本身。這種結晶作為“一般人類勞動”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實體”。

知識經濟最基本的特征表現為：勞動是創造、創新性的智力勞動，或稱為知識性勞動，這種勞動是創造價值的主要源泉。知識性勞動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知識的形成和掌握需要更多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往往表現為對人力資本的投資。例如，教育是對勞動者提高自身能力素質的投資，而生產知識勞動者包括管理人員、工程師、高熟練程度的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勞動都是這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

第二，知識性勞動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在知識經濟社會和信息社會，知識經濟的社會效用和它創造價值功能的時間是一致的，社會需要的瞬息萬變和知識更新周期的不斷縮短，使知識性勞動并不是一次性投入，而需要勞動者不斷的學習，不斷獲取已有的更新知識成果。

第三，技術、信息日益成為生產中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在知識產品的生產中最關鍵的要素已經不再是被稱為生產資料的的設備和工具，而是人的知識能量，它們成為勞動者的資本。正如馬克思所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現實財富的創造較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已消耗的勞動量，較多地取決于一般的科學水平和技術進步，或者說取決于科學在生產上的應用。”“直接勞動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同一般科學勞動相比，同自然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相比，……卻變成一種從屬的要素。”

3知識經濟下“總體工人”內涵的擴展

馬克思明確提出：“我們把勞動力或勞動能力，理解為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這表明，勞動既是體力也是智力的支出。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分工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化而實現的。歷史證明，也正是這種分工促使了科技文化的迅速發展和勞動生產力的顯著提高。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也是作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而發揮作用的。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創造價值的勞動不僅僅局限于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和物質產品的生產現場，勞動創造價值的方式也進一步社會化和復雜化，大量的知識勞動、科技創新勞動發生在與物質生產間接有關的社會化過程中，承認這些勞動創造價值并沒有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而是對勞動價值論的深化認識。

4服務業與商品價值的創造

第三產業包括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以外的其他產業，主要是指流通部門和服務部門。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各國的第三產業得到了迅速的發展，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均呈現經濟服務化的勢頭。服務業勞動力所占的比重也迅速提高，到20世紀90年代，高收入國家的服務業從業人數已上升到總就業人數的60％～70％，其中美國已超過70％。馬克思創立的勞動價值論是針對物質形態的商品生產而言，他在分析社會資本再生產的比例關系時，把流通部門和服務部門全免掉了。我們認為這是與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有關的。在研究物質生產問題時，把非物質生產問題舍棄掉，著重對物質生產領域的問題進行研究，正是《資本論》中運用的抽象法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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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以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為研究對象，運用勞動價值論以及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石的政治經濟學，揭示了當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生產方式與馬克思當時所面對的情況有本質不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不能直接解釋和回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全部經濟問題。因此，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發展勞動價值論的思考具有很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應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加以發展

勞動價值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生產勞動”，生產勞動是生產新增價值的勞動，界定好了“生產勞動”，也就界定好了新增價值的源泉。所以從理論上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勞動是研究社會主義勞動價值理論的首要任務。

馬克思在研究生產勞動時，從兩個角度界定了兩對概念。一是從是否生產出物質產品的角度將勞動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一類是不生產物質產品的勞動。前一種勞動稱為物質生產勞動，后一種勞動稱為非物質生產勞動。二是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角度界定了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認為只有與資本相聯系、能夠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才是生產勞動，否則是非生產勞動。馬克思從生產關系的角度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界定無疑是科學的。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當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相對于馬克思時生了很

大變化，而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關系與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有本質上的差別，加上對生產關系具有決定作用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帶來了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與換代，尤其是計算機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及其在各行各業的廣泛運用，改變了生產勞動方式。在這些情況下，馬克思對生產勞動的界定已不能反映現階段生產關系的新特征。因而有必要對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加以發展。

首先，必須把“生產勞動”和“物質生產勞動”區分開來。我國理論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把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等同于物質生產勞動，這種界定既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又撇開了特定社會生產關系的性質，這樣的所謂“生產勞動”可以套用于所有的社會形態，從而失去了界定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的意義。馬克思在界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勞動時，不是從勞動成果的物質規定性來界定，而是從勞動過程能否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來界定。只要勞動過程能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不管該勞動是物質生產勞動還是非物質生產勞動，它們都是生產勞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說過:“如果可以在物質生產領域以外舉一個例子，那么，一個教員只有當他不僅訓練孩子的頭腦，而且還為校董的發財致富勞碌時，他才是生產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資本投人香腸工廠，而投入教育工廠，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變。”馬克思還說:“例如一個演員，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資本家(劇院老板)雇傭，他償還給資本家的勞動，多于他以工資形式從資本家那里取得的勞動，那么他就是生產勞動者。”可見，馬克思把不是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教員和演員的勞動也算作是生產勞動，這說明，馬克思已將資本主義生產勞動與物質生產勞動明確區分開來了。我們在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勞動時，雖然不能完全照搬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勞動范疇的具體界定，但可以運用馬克思的界定方法。對應馬克思在界定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勞動時是從勞動過程能否體現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來界定，我們在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勞動時，就應當使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勞動也能體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性質，從而也將社會主義“生產勞動”與“物質生產勞動”區分開來，將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的范疇在“物質生產勞動”的基礎上加以擴大。

其次，必須使“生產勞動”與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相吻合。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指出:“資本主義生產不僅是商品的生產。它實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工人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資本生產。因此。工人單是進行生產已經不夠了。他必須生產剩余價值。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產工人。”馬克思還說:”一個自行賣唱的歌女，是非生產勞動者。但同一個歌女，如果她是由一個企業家雇傭，在企業家的指揮下賣唱，而以賺錢為目的的她便是一個生產勞動者。因為她生產資本。”這兩段話給我們的啟示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是榨取剩余價值，馬克思把只有為資本家生產剩余價值的勞動者才算作生產勞動者，這就使資本主義的“生產勞動”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相吻合了。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的“生產勞動”也必須與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相吻合，這樣才能使前后兩個“生產”一致起來。就是說，進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勞動”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只能通過社會主義“生產勞動”來達到。我們知道，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這里有兩種需要，一種是物質生活需要，一種是文化生活需要，物質生活需要只能由物質生產勞動來滿足，文化生活需要只能由精神生產勞動來滿足。所以，從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來考察可以發現，社會主義生產勞動必須包括物質生產勞動和精神生產勞動兩個部分，如果把生產勞動僅僅說成是物質生產勞動，那么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就只能說成是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了，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能算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反過來說，如果你要把不斷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的需要算作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一個方面，那么你就必須把精神生產勞動也算作是社會主義生產勞動的范疇，因為僅僅只有物質生產勞動是不能滿足文化生活需要的。雖然電視機、收音機、計算機等行業的勞動是物質生產勞動，其勞動成果也能滿足人們一部分文化生活需要，但這并不是電視機、收音機、計算機等產品本身直接滿足的，而是由文學藝術工作者、各種理論工作者生產的精神產品滿足的，電視機、收音機、計算機等產品不過是人們消費精神產品的工具或媒介。總之，如果僅把社會主義生產勞動說成是物資生產勞動，就無法回答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文化生活需要由什么勞動來滿足。

根據前面的論述，我們將社會主義“生產勞動”定義如下:社會主義生產勞動就是能直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勞動，包括工業、農業、建筑業中工人、農民及管理者的勞動;商業部門中的包裝、保管勞動;運輸部門的貨運勞動;教育部門教員的勞動;科學家、文學家、各種理論工作者、各種藝術工作者的勞動;旅游、醫療衛生、美容美發、與生活或生產有關的修理服務等部門勞動。

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需要對商品范疇的外延加以擴大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考察的商品屬于物質產品，考察的價值是凝結在物質產品中的價值，考察的價值創造也就是物質產品生產部門(馬克思區分為第一部類和第二部類，包含三次產業中的第一、二產業)的價值創造，而將非物質生產部門(第三產業)獲得的價值歸結為價值讓渡和再分配。這在馬克思生活時代，第三產業不發達且所占比重不大的情況下做這樣的處理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當今第三產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我國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已越過40%，一些發達國家第三產業所占比重已超過第一、二產業總和的情況下，再不承認第三產業的價值創造，已無法解釋現代社會價值的來源，也會使我國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的政策失去理論依據。

承認了第三產業的價值創造，就需要從理論上將第三產業的成果納人商品的范疇，這樣，我們就可以將商品區分為有形商品和無形商品，也可以在將創造價值的生產勞動區分物質生產勞動和精神生產勞動的基礎上，將商品區分為物質商品和精神商品。

工業、農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部門生產的商品是傳統意義上的商品，屬于有形商品，商業部門中的包裝、保管和運輸部門的貨運勞動生產的商品是一部分有可能被損壞而因為商業部門的包裝、保管和運輸部門的及時運輸而沒有被損壞的產品，這部分產品如果失去了包裝、保管和運輸勞動，其使用價值就會消失，從而其價值也就不能實現，所以這部分產品應當算作包裝、保管和運輸勞動生產的商品。教師、科學家、文學家、各種理論工作者、各種藝術工作者生產的商品屬于無形商品或精神商品。旅游、醫療衛生、美容美發、與生活或生產有關的修理服務等部門生產的商品屬于無形商品。

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勞動價值論，應對價值的源泉做出新的說明

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認為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這就意味著進人交換領域的商品都是勞動產品。然而在現實生活中，有各種各樣的非勞動產品進人交換領域成了商品，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這里遇到了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如農貿市場的野生動植物、旅游市場的自然風光、礦產開發市場的各類礦產資源等等，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這些自然資源都不是勞動產品(將這些自然資源變成商品需要付出的開采、運輸等勞動相對于其實際應有的價值小得可以忽略不計)，都沒有價值，沒有價值就不能成為商品，因為商品必須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兩個因素。可見，大量非勞動產品成為商品的事實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必須對“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和“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兩個判斷的一個做出修改，要么改變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斷，要么認為商品可以只具有使用價值一個因素。比較可行的辦法是改變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的判斷，承認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具有價值，否則，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中“交換價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的判斷又會遇到矛盾:如果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不具有價值，那么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在交換中事實上獲得的巨大的交換價值又是什么的表現形式呢?

不承認自然資源等非勞動產品具有價值，除了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在理論上產生上述矛盾，還會在實踐上促使人們不加約束地掠奪自然資源，破壞水生態環境，阻礙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超級秘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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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的關系

勞動經濟學是人力資源管理的主要學科，勞動經濟學對人力資源管理研究起關鍵作用，勞動經濟學主要研究經濟學理論，人力資源管理主要研究管理理論，因此，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相互影響、相互作用。在勞動經濟學領域，通常情況下，個人與企業的關系被稱為勞資關系，然而在人力資源管理中，個人與企業的關系被成為雇傭關系，勞資關系與雇傭關系本質相似，但是，研究的對象卻有所差別。在勞動經濟學中，研究的對象是指勞動力市場，然而，在人力資源管理中，研究的對象是指企業內部勞動關系。勞資關系是以市場進行調節的，并且不存在交易成本，主要是一種競爭關系，市場的競爭力越大，其資源分配效率越來越高，進而為企業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對于雇傭關系，協調的對象是企業相關管理層，并且存在交易成本，主要是一種合作關系。在企業內部發展的過程中，合作程度發揮重要作用，合作的程度越高，企業就會獲得較好的業績，進而不斷提高企業的生產效率。因此，我們可以看出，勞資關系與雇傭關系研究的內容與目的是不可分離的，兩者都是為了提高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并且調整和優化人力與市場之間的關系。

三、勞動經濟學下的人力資源管理

20世紀50年代開始，各個國家的生產力和經濟實力都在不斷發展，生產條件也在不斷完善，社會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人力資源發揮重要作用。之后，美國經濟學家提出了人力資源基本理論，標志人力資源體系正式形成，并且在不斷改進與完善，使企業能夠更好的優化配置人力資源。到了20世紀末期，以往人事管理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管是管理理念的模式、方法、內容，都逐漸傾向于人力資源管理。現階段，人力資源管理，以傳統人事管理為基礎，不斷完善自身的職能，并且建立健全管理體系，使企業員工的工作效率不斷提高。現階段，在人力資源管理的理念中，“人”是企業運行的核心，同時也是一項重要的資源，通過“人”企業為自身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且充分利用“人”具有的價值，科學、合理地分配人力資源。例如，員工職業教育培訓和員工職業生涯規劃，都是優化配置人力資源的主要體現，以不斷激發員工工作的積極性，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為企業發展獲得更多的收益。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力資源管理起步比較晚，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管理水平落后，與西方發達國家仍舊存在很大的差距。伴隨我國實施改革開放，并且企業也在不斷進行摸索與發展，因此，人力資源管理也在不斷發展與完善，使其能夠逐漸適應我國的基本國情以及我國市場經濟和企業發展的基本模式等。然而，現階段，部分企業尚未充分理解人力資源的基本內涵，因此，不能科學、合理地運用人力資源管理方法，進而不能充分發揮人力資源的優勢，導致了浪費人力資源的現象，使企業的生產效率與經濟收益較低。在人力資源管理方式中，管理方式的不當主要體現在招聘與選拔人員方面，部分企業為降低生產成本，最大限度的獲取經濟收益，卻不重視人員的招聘與選拔，進而造成工作量與工作人員不一致，不利于企業的平穩運行。在勞動經濟學中，勞動邊際費用是指：在投入勞動力過程中所使用的工資，在一段時期內，企業投入的資本是不變的，然而，投入的勞動力數量是可以發生變化的，企業會通過減少勞動力的方式，為企業獲得更多的經濟收益。以上的勞動經濟學理論，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然而，大部分中小企業卻沒有充分利用好這種勞動經濟學理論，并且在企業建立的初期，只是依據管理者自身的經驗招聘和選拔員工，而這則使得企業招聘的員工的數量不能與企業發展實際相適應。而且，伴隨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企業仍舊沒有充分認識到勞動經濟學與人力資源管理的密切聯系，不能對人力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優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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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深刻闡釋了商品經濟的本質和運行規律，賦予了活勞動在價值創造中的決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價值論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在人類經濟學說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地位，尤其是在當代中國飛速發展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現了許多不同于馬克思時代的新情況和新特點，因此，有必要結合現實問題，加強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重要價值與當代意義的理解和認識。

一、在現代經濟條件下深化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認識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創立一百多年后，當代世界經濟結構和中國社會現實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如今，人類已經進人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時代，科學技術的提升特別是計算機的普及創造出新型的生產工具，使人類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變革，生產工具的發展使現代經濟呈現出全新的生產模式。

在這種新變化中，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超過了物質資本，人的勞動形態由此而發生了三個方面的改變:一是隨著現代高新技術的發展，人類生產由以體力勞動為主轉變為以腦力勞動為主;二是管理勞動在規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這種對生產進行科學組織與管理的勞動同樣是一種高級的腦力勞動;三是伴隨著現代科學技術和社會分工的發展，以第三產業為主的服務勞動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社會產品中，活勞動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物化勞動的比重卻逐漸增加。知識、信息、科技等日益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發揮著重要作用。總之，與馬克思創立勞動價值論的時代相比，現代勞動的內涵與形態所出現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勞動價值論的種種疑問，為此，只有對現代勞動形態下勞動創造價值的機理以及資本、管理、技術等生產要素與勞動創造價值的關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從根本上消除人們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核心思想是活勞動創造價值。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活勞動是指在生產過程中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支出，而物化勞動則是指包含在過去勞動中的各種各樣的生產資料。馬克思認為，在價值形成的過程中，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產要素不創造價值，作為生產要素的物化勞動只能依靠活的具體勞動轉移價值，其本身并不增加價值量。而且，這些物化勞動在轉移自身價值時，也需要通過具體勞動來實現。盡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優化了資本的有機構成，促使不變資本在產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學技術并不創造價值，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是人類活勞動的結果，而不是人類活勞動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創造價值。在商品生產中，新技術和新知識進入勞動過程，但不進人價值形成和價值增值過程。也就是說，不是新技術、新知識本身在創造價值，而是掌握和運用了新技術、新知識的勞動者把人類的簡單勞動變成了復雜勞動，而復雜勞動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簡單勞動，在相同的時間內可以創造更多的價值。總之，勞動創造價值的形態發生變化并不意味著勞動創造價值的本質發生變化，因為勞動價值形態變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勞動創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勞動生產要素也開始創造價值。

在當今社會，知識經濟越發展，人在價值創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為具有更高創造性的科技勞動必然能夠創造更高的價值。目前，世界各國及地區均日益加大了對各種高素質人才引進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由此也印證了馬克思關于活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理論的科學性。

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當代意義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誕生一百多年來，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代的經濟生活并未超出勞動價值論涵蓋的范疇，反而為勞動價值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應用空間。勞動價值論在中國建設現代化國家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著其當代意義:

(一)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的基礎上，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闡述了價值來源于勞動的科學理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且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勞動價值論所闡述的商品經濟規律與規則為商品生產與經營制定了行為準則。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是社會分工和產品的私人勞動性，商品生產者要想獲得生存與發展，必須使生產商品的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就要求生產者努力去改進技術，逐漸縮短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在增加產品數量的同時提高產品質量。此外，勞動價值論還揭示了商品經濟的根源，只要人類社會還存在著社會分工，存在著各個企業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這使社會經濟自然地發展成為一種商品經濟。如果按照價值轉化為價格的理論，商品的價值要轉化為價格就必須依靠市場，即價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才能實現。因此，在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努力建設有序的市場環境，對于企業的正常生產和運營以及商品經濟的健康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要求各種商品生產和交換以價值量為基礎，遵循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一個有序的市場環境至少應當具備兩個必要條件:一是在商品交換中充分體現價值規律，嚴格實行等價交換的原則;二是要擁有比較完善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并建立比較完備的市場體系。因此，為了又好又快地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必須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嚴格依據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實踐中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二)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的理論依據

馬克思指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的，與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量成正比，與這一勞動的生產力成反比，而超額價值則與勞動生產力成正比。由于“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樣社會平均勞動要多，因此，企業為了獲得更大的生產利潤，必然要不斷地改進生產技術，加強勞動管理，提高生產效率，從而獲得超額的價值。所以，生產者在經濟活動中會十分重視科學技術的巨大效用。

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盡管是以簡單勞動作為其研究商品價值的基本勞動形態，但馬克思對含有科學技術因素的復雜勞動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馬克思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過程中的獨立要素，與生產力中的各個要素密切相關。同時，他在闡述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因素時指出:“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可以說，在決定勞動生產力的諸多因素中，許多都直接或間接地與科學技術相關。由于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是一種具有激烈市場競爭的經營活動，面對各種各樣的生存與發展壓力，商品生產者必須在生產中積極追求科技進步，提升產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武裝勞動者，以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同時努力改進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勞動生產率。總之，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復雜勞動在社會總勞動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大。如果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指導下，大多數商品生產者在生產和社會活動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識，就會帶動整個國家的科技進步，并促進全社會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產力的發展。

(三)合理調整收人分配關系的指導思想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而勞動價值論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據。一些研究者以勞動價值論為理論支撐來探討收人分配問題，實際上是混淆了價值創造與價值分配的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價值分配與價值生產沒有任何關系。按照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盡管物化勞動是創造價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但它們在勞動過程中只能轉移自身的價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價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時，應當充分尊重和維護創造價值的勞動者的權益，勞動者不僅應當通過勞動的付出來獲得必要的產品，而且還應當名正言順地參與其他產品利潤的分配。

當前，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勞動形態與價值的形成均發生了深刻變化，科技勞動、管理勞動、服務勞動早已超出了傳統意義上的體力勞動的范疇，在社會生產中占據了越來越大的比重，并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按勞分配依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分配原則，但是，按生產要素分配也成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所公認的分配原則，因此，在中國目前所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必須把兩種分配制度有機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制定與調整分配政策的重心應當始終放在尊重和維護勞動者的整體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為了調動生產要素所有者的投資積極性，過分傾向于按生產要素進行分配，造成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嚴重失調，擴大了不同社會階層之間收人的差距，加劇了貧富分化。為此，必須堅持以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為指導，深人分析和解決這些問題，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勞動在生產中的主導作用，親身體會到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在實際分配中理順勞動收人與非勞動收人的關系，既貫徹以按勞分配為主的分配原則，又允許生產要素按貢獻大小來參與分配，適當調整高薪階層的收人，積極擴大中等階層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階層的收入。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廣大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化解社會矛盾，協調各社會階層之間的關系，從而真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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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對外貿易的作用也顯而易見，它在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起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外貿易不僅通過引進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生產工藝提升了我國的產業結構，使我國的產業向縱深層次發展，而且為我國的經濟增長提供了一條重要的途徑，同國內消費和投資一起支撐了我國經濟的長期快速發展。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由于具有得天獨厚的對外貿易優勢經濟論文，其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更加深刻的烙下了對外貿易的烙印，對外貿易對這些區域經濟發展起到了巨大促進作用，同時也對其區域內的產業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研究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對于認清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問題具有積極的意義，可以為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制定以及發展重心的選擇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二、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

關于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關系，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相關實證研究，其中劉方等在對東北老工業基地數據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分析了對外貿易結構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張燦亭、江凌基于江蘇省1885-2004年的相關數據證實了，從長期來看，對外貿易尤其進出口與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相關關系，即進出口與經濟增長具有同向性；梁碧波等人對通過對廣東省1987-2001年的相關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出對外貿易對廣東經濟的增長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另外，李偉等對浙江省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論文開題報告。

根據新古典增長理論，貿易對區域經濟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其促進區域經濟增長的路徑主要體現為對外貿易帶來區域規模經濟效應、產業集聚資本的形成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從理論的層面上來看經濟論文，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正相關關系，為了深刻的分析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是否存在這樣一種關系，本文以浙江沿海地區臺州1994年—2010年的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出口貿易數據為依據，通過一定的統計分析揭示對外貿易對臺州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從總體上來看，臺州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進出口總額從1994年的2.45億美元增長到2010年的170億美元（表1），遠遠高于GDP的年均增長速度，而且進出口與GDP的變化趨勢具有很強的相關性。

另外，從反映區域經濟增長與對外貿易關系的重要指標——外貿依存度來分析，對外貿易在臺州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呈現總體上升趨勢，這一情況在臺州外貿依存度中得到了充分體現（表2）。

臺州外貿依存度的不斷提高，說明了臺州經濟增長中對外貿易的貢獻和份額不斷提升，同時也說明臺州經濟增長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也不斷加深。從世界經濟和國際貿易歷史來看，外貿依存度提高的過程也往往是一國或地區經濟起飛和快速發展的過程經濟論文，隨著經濟發展逐漸趨于成熟，則其外貿依存度也將趨于一個相對穩定的水平。

從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對外貿易與區域經濟增長呈現一定正相關關系，為了佐證這種相關關系，以及探討對外貿易指標對區域經濟或者GDP的增長有著怎樣一種關系，本文通過計量方法做進一步的回歸分析與相關性檢驗，來論證對外貿易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以及區域經濟的增長是否與對外貿易存在著長期穩定的相關關系。

表1 臺州市1994—2010年國內生產總值與進出口情況（單位：億元）

 

年份

國內生產總值

進出口總額

出口額

進口額

1994

270.08

2.4496

2.0314

0.4182

1995

380.04

3.2591

2.7778

0.4813

1996

445.79

4.0111

3.2857

0.7254

1997

466.97

4.6636

3.5757

1.0879

1998

505.42

4.7337

3.7969

0.9368

1999

550.62

6.5932

4.9001

1.6931

2000

613.31

11.4436

8.6877

2.7559

2001

680.8

15.4277

11.7860

3.6417

2002

782.85

21.9125

18.0240

3.8885

2003

908.87

32.8806

26.5072

6.3734

2004

1076.48

47.8862

37.9895

9.8967

2005

1251.77

63.5301

51.9553

11.5748

2006

1463.31

84.3174

70.3475

13.9699

2007

1721.84

110.9292

93.6472

17.2820

2008

1965.27

138.1114

117.6443

20.4671

2009

2025.47

120.3152

100.6683

19.6469

2010

241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