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馬克思經濟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英文摘要】Inhiseconomictheory，Marxdiscussesandanalyzescompetitionfromtheangleoftheunityandcontradictionbetweenproductiveforcesandproductiverelations.ThistheorycanbeveryinstructiveforChinainparticipatingi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undertheframeworkofeconomicglobalization.Forinstance，Chinashouldconcentrateresourcesonindustrieswithcomparativeadvantages，developscienceandtechnologyandeducation，maintainandnationaleconomicsecurityandsovereignty，enhancethedegreeofopening-up，andactivelyembraceinternationalcompetition.

【關鍵詞】/競爭理論/經濟全球化/國際競爭/世界市場

Marxism/competitiontheory/economic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competition/worldmarket

【正文】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世界經濟日益融為一體。任何國家和民族都不能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筆者試圖從經濟學視角出發，分析當代世界經濟的國際競爭問題，并提出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具體策略。

一、馬克思的競爭理論

競爭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學中并不構成一個獨立的理論部分，而是貫穿并服從于他的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和平均利潤理論之中。馬克思正是在其經濟理論中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內在統一和相互矛盾的角度討論與分析了競爭問題，從而形成了內容豐富的競爭理論。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競爭的本質是體現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馬克思最重要的貢獻就是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他超越了古典經濟學把競爭看作與人的本性相符合的永恒范疇的觀點，第一個把競爭當作歷史范疇加以考察，揭示了隱藏在競爭背后的經濟關系本質。馬克思認為，競爭作為一種經濟現象，是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在商品經濟下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交換雙方都具有自身的物質利益和要求，要實現這種利益就必然產生競爭。他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只承認他們互相利益的壓力加在他們身上的強制”（394）。他第一次揭示了在資本主義競爭現象背后所掩蓋的經濟關系本質，他指出：“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在競爭中是以顛倒的形式表現出來的”（251），“只有了解了資本的內在本性，才能對競爭進行科學的分析，正像只有認識了天體的實際的、但又直接感覺不到的運動的人，才能了解天體的表面運動一樣”（352）。因此，競爭是一個歷史范疇，體現了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經濟關系。資本主義競爭的本質是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基礎上商品生產者之間爭奪經濟利益的斗爭。

2.競爭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技術進步決定著勞動生產率的高低，從而決定競爭雙方的勝敗。馬克思考察了在競爭中由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價值形成和價值實現的影響，并且把這一變化過程看作是規律性的、長期的必然趨勢，從而在競爭理論發展史上第一次揭示了競爭的動態性質。他指出：“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201）。這個相同的市場價值是由在競爭的作用下形成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而且受勞動生產力高低的影響。“生產商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每一變動而變動”（53）。這里，馬克思是從社會經濟運行的角度，把競爭與其他相關因素放在一起，在其相互作用中，揭示競爭的性質和功能，從而為研究競爭提供了科學的動態分析方法。馬克思還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技術進步引起的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對生產超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的影響。他認為，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資本家為了在競爭中獲利，不斷地改變他們的行為參數。其中，總是有少數資本家率先進行技術進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其個別勞動時間低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從而獲得超額剩余價值。于是，其他資本家也不甘落后，競起摹仿，使這種創新的收益得到擴散，導致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趯π碌某~剩余價值的追求，又會導致新一輪的創新，而后又是創新的擴散，帶來社會勞動生產率的進一步提高，商品的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消失了，但相對剩余價值卻增加了。如此循環往復，就使競爭過程表現為一個周期性的動態過程。

恩格斯曾從一般意義上把競爭使供求變化導致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概括為競爭規律。他指出，“競爭的規律是：供和求始終力圖互相適應，但是正因為如此，就從來不會互相適應”（613）。在這里，恩格斯實際上揭示了競爭的作用是在一個動態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即通過競爭導致供求關系的變化，迫使商品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從而形成商品市場上供求平衡與不平衡的矛盾運動。這種運動促使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從一個生產領域轉移到另一個生產領域，使社會勞動重新趨向合乎比例地在不同生產部門進行分配。通過競爭調節供與求的平衡，但又由于競爭的作用，使供與求的平衡不斷被打破，從而推動商品經濟的發展。

3.資本主義的三種基本競爭形式。馬克思認為，競爭是價值規律的實現形式，而價值規律的要求包括三個層次，競爭的基本形式也包含三種：

（1）生產領域的競爭。在生產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價值量由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各個資本家的個別勞動時間量不一樣的，為了解決個別勞動時間與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矛盾，只能通過同一部門資本家之間的競爭，從而形成商品的價值，在這一層面上，單個資本家通過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競爭，其目的在于縮短個別勞動時間，降低社會價值，獲得更多的超額剩余價值。

（2）流通領域的競爭。在流通領域中，價值規律要求商品按其內在價值量進行交換。但在不同的供求狀況下，價格和價值在每個個別場合往往是不一致的，這就構成了價格與價值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只有通過商品生產者之間的競爭才能解決，商品價格才能以它的價值為基礎，商品價值才能轉換為生產價格，等價交換的原則才能實現。

（3）分配領域的競爭。占有和瓜分剩余價值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但資本家內部如何瓜分剩余價值是通過競爭規律的作用由平均利潤率規律決定的。就資本的性質和目的而言，任何單個資本在客觀上都要求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種內在客觀要求是通過內部之間的競爭使利潤趨向平均化來實現的。由于各部門資本有機構成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利潤率，通過不同部門的資本家以生產要素在部門之間的自由轉移為特征的激烈競爭，轉化為平均利潤率。這時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梢?，利潤平均化過程也就是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資本家激烈競爭的過程。

4.競爭的結果是優勝劣汰，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集中和資本積聚，為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加劇了市場供求矛盾，從而形成更大規模、更激烈的競爭?！案偁幍慕Y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687），這“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686），是“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831）。這一過程不斷進行，最后由于各種矛盾的尖銳化必然導致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向壟斷階段過渡，最后為資本主義制度的毀滅提供條件。對此，馬克思精辟地指出，“隨著這種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術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劃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只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網，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并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831-832）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而資本主義積累是在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5.世界市場的競爭推動了世界市場商品的供求變化并引起商品國際價格的波動，促使商品國際價值的形成。商品的價值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當商品超越國家的地域范圍進入世界市場時，其價值就不能再由任何一國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國際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決定。不同國家由于其經濟技術水平、勞動強度以及勞動生產率不同，商品的國別價值有高有低，“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種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價值”。（614）但是，決定商品國際價值量的，并不是某一個國家生產某種商品所耗費的勞動量，而是一定時期內，國際市場上絕大多數國家在大致相同的生產條件、技術水平和勞動強度的情況下，生產某種商品所需要的勞動量，這就是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時間。當然，在國際市場上這個平均單位是通過競爭來形成的，它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科學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不斷變化的。通過這個計量單位，可以將每個國家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還原為國際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正如馬克思所說：“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程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614）它構成商品的國際價值。商品國際價值在世界市場上的貨幣表現就是國際市場價格，國際市場價格的基礎是國際價值，價值規律要求商品交換根據商品的國際價值來進行，這是國際市場價格形成和變動的基本規律。但這并不是說，在每一次交換時，國際市場價格都是和國際價值相一致的。因為國際市場上的供給和需求都是變化不定的，這種價格上的不一致，通過競爭，反過來又會影響世界市場上供給和需求的變化，使它們逐漸趨于平衡，從而使國際價格接近國際價值。價值規律在國際市場上的作用也是通過競爭來強制實現的。

二、馬克思競爭理論的意義及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策略

馬克思的競爭理論以資本主義競爭作為研究對象，分析了競爭的本質、形式和結果；既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競爭特殊性的分析，也包含了對競爭一般性的深刻分析，是兩者的高度統一。因此，馬克思的競爭理論為我們研究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問題奠定了科學的方法論基礎，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下國際競爭的理論基礎。

1.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是國際經濟一體化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國際分工和國際交換又反過來推動了國際競爭的發展。早在16世紀，隨著歐洲一些發達國家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興起，并力圖把其產品向國外推銷，世界市場即開始萌芽。到了17世紀中葉，商業和航運的快速發展，使各殖民地開始成為廉價的原料來源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各國瓜分已開辟出來的世界市場的斗爭漸趨激烈。而17世紀后半期開始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則采用機器生產，實行最廣泛的分工，使大工業得以盡快發展。技術進步、機器的大規模使用、交通工具的更新極大地拓展了市場范圍。這種資本主義世界化的趨勢，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一直在不斷地強化之中，并形成了全球范圍的國際競爭?？梢哉f，正是生產力發展特別是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推動了國際市場競爭向廣度和深度發展。國際分工構成了國際競爭的基礎，反過來，國際競爭的發展又進一步推動了國際分工的深化和細化。從深度上講，正是國際競爭的激烈使國際分工日益細密，由過去單一的垂直型分工發展為垂直型、水平型和混合型等多種分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而從廣度上講，國際競爭使參與國際分工的國家和地區遍及全球，國際分工的細化和深化把每一個國家都納入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推動了世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潮流面前，中國絕不能將自己置身于國際競爭之外，而只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發展自我，依靠增強自身經濟實力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馬克思指出，只有積極參與世界經濟，“單個人才能擺脫種種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個世界的生產（也同精神的生產）發生實際聯系，才能獲得利用全球的這種全面的生產（人們的創造）的能力”（89）。為了提高整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首先，在企業層次上，要不斷提高企業的創新能力、適應能力和組織能力；通過科技進步和有效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績效，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產出；在不斷進行的技術創新活動中開發設計出具有創新性、高需求、高附加值、高價格的產品；并優化企業的組織結構以適應國際市場的變化。其次，在國家層次上，建設與競爭相關的基礎設施，培育企業生存、應變和發展的環境；積極促進市場開放和高新技術引入，使企業始終感到外在的競爭壓力而不得不提高生產率，最終縮短與世界最具創新和競爭能力企業的差距；精心制定增強國家新優勢的產業政策、科技政策、貿易政策和規劃政策；由政府出面對國內各個部門和組織的競爭力進行系統整合，即根據國家總體發展的戰略目標，用系統的觀點與方法，以網絡與數據庫為手段，把權力、資金和知識在產學研一體化的基礎上有機地結合起來組成國家創新體系，提高國家綜合競爭力。

2.從競爭理論的觀點來看，經濟全球化下的國際競爭本質上仍然是體現了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在國際市場上，國與國之間經濟關系的本質又是經濟利益關系，是世界各國為了追逐更大的自身利益向外進行擴張形成的一種國際利益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2），而“每一個社會的經濟關系首先是作為利益關系表現出來”。因此，各個國家為了追逐經濟利益，都不會囿于國家邊界的限制，而是按照比較優勢原則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實現他們在國內無法實現的經濟利益。比較優勢原則的本質是利用本國的比較優勢來建立產業和配置資源，在國際市場上用本國花費勞動較少的產品交換到本國需要勞動較多或即使花費較多勞動也一時生產不出來的產品，這樣就能夠獲得廉價的原料、燃料以及機器、設備等生產資料，使不變資本更加便宜，從而節約了用于不變資本的成本費用，提高了剩余利益。為了在國際市場上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壯大經濟實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福利水平，我國也必須根據本國國情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參與國際競爭。當前我國的要素稟賦狀況仍然是勞動資源豐富而資本和技術有一定積累但仍短缺，因此，中國必須集中資源繼續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或產品，并向具有較好基礎的高新技術產業傾斜。

篇2

一、再認識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擴大再生產理論

(一)勞動價值論的簡單再認識。

按照馬克思的解釋，商品中的價值量有兩部分組成:一部分是勞動者的抽象勞動創造的新價值;一部分是勞動者的具體勞動轉移原有生產資料的價值。商品價值決定于物化和體現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種觀點區別于生產要素價值論。雖然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剩余價值論的基礎，本文認為改革開放進行的30年來，勞動價值論對整個中國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

(二)擴大再生產理論的認識。

擴大再生產按擴大的方式又分為外延型擴大再生產和內涵型擴大再生產。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生產要素的數量增加與使用效率的提高往往是同時顯現的。本文試圖根據價值形成總公式C+V+M，對從勞動價值論出發區分的不變資本C和可變資本V分別考察，在對不同資本區分基礎上結合擴大再生產理論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對于不變資本C部分，中國經濟主要經歷了一個量上的增加;而對于可變資本V部分，中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都帶來了勞動力數量和質量的雙面提升。

二、基于可變資本V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

(一)勞動者數量的增加。

1,“人口紅利”。

所謂“人口紅利”，是指生育率迅速下降使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總人口中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比較豐富，少兒與老年撫養負擔均相對較輕，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20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堅持不懈地在全國范圍推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這些人口一方面為中國提供了充足的勞動者數量，而且還帶來了儲蓄的增加，相應的帶動了資本的增加。

2、勞動力轉移。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同樣就是一個逐漸工業化、城市化的過程。整個工業化過程和城市化過程起主要作用的是資本積累，但勞動者的積累和轉移更為重要，它仍然起著基礎性作用。在中國一系列改革的進程中，由農補工不再采取明顯的“剪刀差”，而是通過價格雙軌制、人口轉移等形式，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村剩余人口的過剩，繼而城市人口增加，平均工資不變但總量擴大，消費需求增加，帶動一系列的投資從而引發經濟增長?？梢钥闯?農村人口的轉移為城市化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的勞動力，保證了中國改革的進程和中國經濟的增長。

(二)勞動力質蚤的增加。

1,“人力資本’。

“人力資本”的概念，可以主要理解為對勞動者經過一系列的技能、知識培訓使得勞動者具有更大的市場回報價值的一種資本。國家一直推行的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以及在教育上政策的重視和實}’’都對我們普遍性人力資本的提高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2、技術引進。

技術進步一方面提升了資本和勞動力結合的效率，但更主要的是提升了勞動者普遍的素質。FDI能否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依賴于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在這方面，中國的人力資本優勢就體現的非常明顯了，不斷對外的政策出臺和對內教育措施的實施，都保證了中國人力資本積累的快速形成，繼而可以吸引更多的FDI技術引進。當技術引進不再是為了本國資源而是為了其他市場因素的時候，人力資本吸引更高層次的技術就更加有優勢。高人力資本帶來高技術，高技術又推動高人力資本形成，如此循環，加速推動中國勞動者質上的提高。

三、基于不變資本C部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

(一)不變資本C中的資金部分:量增加、質增加。

篇3

哲學的經濟學分析和經濟學的哲學概括，是馬克思理論研究中極其重要的內容，體現出豐富的方法論思想。認真清理和總結這些思想，無論對于我們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還是分析現實經濟問題，都具有重要的理論借鑒意義。

一、客觀性與主體性的統一

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既非單純經濟學也非純粹哲學，而是在融合兩者基礎上形成的一種新質科學。這種“新質”，就在于它打破了當時的一些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考察經濟問題的方法：或者從主觀概念、理性原則出發剪裁、套用客觀經濟現實，否認后者是前者的基礎；或者停留和止步于客觀經濟現象的表層，否認作為主體的人的認識、實踐的能動創造性。前者是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后者是機械唯物主義的經濟哲學方法。

馬克思對唯心主義經濟哲學思想的批判，在他最初的經濟哲學研究成果《哲學的貧困》中就有著充分的體現。他批評蒲魯東從普遍理性出發建構經濟學的哲學體系，把經濟范疇視作“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不過是一種先驗的唯心主義的經濟哲學。而他關于經濟學要能夠真正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就必須跳出哲學的圈子研究經濟現象的思想，則蘊含著從經濟現實、物質生產出發的唯物主義經濟哲學思想。同時，對庸俗經濟學思想的反思，使馬克思意識到，經濟哲學要走出“在表面的聯系內兜圈子”，對“最粗淺的現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釋”的誤區，就必須突破以往的理論，在面對現實的同時發揮主體能動性，沖破思想障礙，敢于進行理論創新。

集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之大成的《資本論》，既與馬克思立足于資本主義經濟生活的現實，從現象分析中揭開資本主義社會結構、關系、運行機制乃至整個人類社會歷史的“謎底”有關，又與馬克思在充分吸取以往和當時的經濟學、哲學思維成果基礎上，善于走出哲學和經濟學各自的理論藩籬，在綜合兩者的基礎上進行理論創新不無聯系。正因如此，馬克思才最終實現了其哲學與經濟學成果——唯物史觀與剩余價值論的有機統一。

縱觀馬克思一生的經濟哲學研究，他不是躲進書齋給自己設定純抽象思辨的命題，在主觀玄想中構造體系，而是立足經濟現實，捕捉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不囿于“現存”和既有的方法、結論，而是讓“思想的閃電”在劃破理論的迷霧中，揭示現實經濟生活的真諦。

今天，雖然時代的巨變使經濟哲學研究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與馬克思那個時代有了極大差異，但馬克思當年從客觀性與主體性相統一的角度研究經濟哲學的思路和方法，仍能為我們從事當代經濟哲學研究提供有益的啟迪。在此，不妨借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經濟哲學要想成為“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就必須“不僅從內部即就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外部即就其表現來說，都要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同時，要充分發揮主體特有的能動性，破除陳舊的傳統觀念，解放思想，敢于創新，與時俱進。

二、科學性與人文性的統一

科學性與人文性，分別從物與人的角度，體現了人類對世界的兩種基本態度和價值取向，前者強調客觀性和事實評價，后者強調主體性和人文關懷。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的對象，無疑是“現實的人”。馬克思認為，“現實的人”既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又是能動的、有價值、理想追求的主體。因此，經濟哲學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應是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辯證統一。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科學性與人文性的這種辯證統一，體現得尤為徹底。

馬克思既反對從所謂“純粹的客觀性”或單純的技術理性、經濟模式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撇開主體的人和缺乏對人的價值需要、利益要求、地位體現、發展愿望的人文關懷的理論，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和單純“經濟人”；同時，又反對從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義出發考察經濟現實的做法，認為這種拋棄客觀的物和缺乏對客體分析的“人文關懷”，只能使人成為虛假的主體和片面的“道德人”。與資產階級經濟學或哲學不同，馬克思經濟哲學的獨到之處，在于他在揭示資本主義經濟結構和人類社會歷史的本質時，把它們視為以人的生產實踐為基礎和中介的合規律的過程，強調無產階級解放之路的尋求，首先必須深入到客觀的經濟底層，同時，又關注現實的人尤其是無產階級的地位、處境、命運和出路，認為自己的理論就是為“倍受壓迫”的那個階級提供解放的精神武器。因此，在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中，對“人”的探討既以對客觀事實的科學研究為基礎，又以對人的價值追求和發展要求為目的；對“物”的探討既以人的價值取向為參照，又注重從物的基礎、本源角度探究人文關懷的合理性和可能性。

今天，借鑒馬克思科學性與人文性辯證統一的方法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有助于我們關注和研究全球化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經濟增長、轉型、變化、發展的現狀、歷史和未來趨勢，立足科學的實證經濟學，從人化了的客觀世界中認識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自然基質及其本質規律，為理解和滿足人的價值需求、人生的現實性、時代的變易性、社會生活的真偽性，以及準確定位與之相應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觀依據；同時，也關注和研究人在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體現自身價值、發展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善于運用科學的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研究人的價值要求的客觀范圍和內在層次，為使人在冷漠、自在的自然物質世界中看到自己的價值，體現生存的意義，感到人生的溫暖、美好和崇高提供激情泉源。具體言之，經濟哲學要研究宏觀的經濟增長與人的發展、社會進步三者間的關系，研究微觀的諸如經濟發展、轉型引發的利益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等矛盾，以及道德與經濟、政治與經濟、法律與經濟乃至社會心理與經濟等等之間的關系問題。三、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

決定性與選擇性則側重于從實踐角度表述主客關系。決定性即承認人類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是有自身規律可循的自然歷史過程；選擇性即承認社會歷史及其經濟運動又是歷史主體的人有目的的活動過程。前者肯定客觀世界和其規律的必然性及其對人的制約性，后者肯定主體的人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認為作為歷史主體的人一身兼任“劇中人物”和“劇作者”雙重身份。因此，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運動的規律，是通過現實的人的有選擇的能動性活動而得以實現的。人的實踐是聯接兩者的中介，正是在實踐基礎上，兩者達到了辯證的統一。經濟哲學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過對經濟現實的理性考察，為發揮人的自主能動性提供理論根據，因此它應當從決定與選擇的統一角度，研究作為客體的世界與作為主體的人之間相互作用的辯證關系。這種統一在馬克思經濟哲學思想中，同樣得到了體現。

在馬克思看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陷入純實證經濟論和蒲魯東陷入純思辨的經濟論，原因之一就是他們離開歷史的主客體關系來考察經濟問題，沒有看到客觀經濟規律既是人的能動實踐的結果，因而人在它面前并非束手無策；但經濟事實作為既定產物又具有客觀必然性和制約性，因而人在它面前不能隨心所欲。由于不能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決定性與選擇性的統一關系，導致他們或者陷于機械決定論，視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為“永恒之手”，完全制約著人的活動；或者陷于唯心能動論，視個體理性、“社會天才”的自由意志為解決經濟矛盾的靈丹妙藥。與他們不同，馬克思一方面認為社會的、歷史的物質活動是人類生產實踐、經濟生活的根本內容，生產力是在人類從事生產的經濟活動的歷史過程中積累、創造的物質力量，而不是自身無前提的先驗假設；同時又認為人類生產實踐是主體的人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生產力是人的實踐能力的物化，生產關系是人為適應生產力而創造的結果。這樣，馬克思通過物質生產實踐作為歷史的主體與客體的基礎和中介，科學地預示了人類社會歷史和經濟活動，是歷史決定論和歷史選擇論的統一。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考察當代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和制訂新世紀現代化戰略決策，有助于我們走出“超越論”和“循序論”的兩極，既立足于“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研究諸如中國與世界體系的聯系與交往中，經濟的調整、重組、改革、開放等關系；又充分發揮主體的能動創造性，在歷史的決定性與選擇性的交錯點上“抓住機遇”，切實把我們的事情做好。借鑒馬克思的上述方法研究生態和可持續發展等問題，有助于我們走出“人類中心論”或“生態決定論”的兩極，進而深入研究諸如經濟增長與自然成本和生產效率、人口生產與物質生產，社會發展中的物質生產、人口生產與精神生產，自然發展與社會發展，以及社會生產和再生產與自然可再生性發展等等之間的相互制約關系。

四、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

共時性與歷時性，是分別從靜態與動態、橫向與縱向的維度考察社會結構及其形態的視角。前者側重于以特定社會經濟運動的系統以及系統中要素間相互關系為基礎，把握社會結構；后者側重于以社會經濟運動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矛盾運動發展的規律為基礎，把握社會形態。運動通過靜止表現出來，相對靜止中有永恒的運動。因此，共時性與歷時性兩者有著辯證統一的關系。

上述理論在馬克思經濟哲學中，具體體現為他的“有中介的社會生產體系”觀：社會就其靜態存在看，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就其動態展開看，是生產力發展改變生產關系及其一切社會關系。生產方式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中介，既為生產力所決定又決定生產關系，既具生產力功能又具生產關系價值，是共時性與歷時性的統一。人類社會特定結構及其整個歷史運動，既是一個以生產方式內部各要素相互作用為基礎的系統，又是一個由生產方式運動推動的過程。因此，社會結構與社會形態統一的基礎，在于社會的生產方式。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上述觀點研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有助于我們既從歷史的、現實的國情出發，又把它置于“世界歷史”、“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中；既從我國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出發，又聯系人類社會發展的全過程和總趨勢，從而既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因其中介性，可以共存于兩種社會制度之間并互通互補，生產的技術層面構成生產方式的基礎，經濟體系以它為坐標系，經濟形態的依次演進從根本上決定所有制形態的一般發展，因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不可超越，中國必須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實行市場經濟；又看到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的中介性必然與一定的經濟關系、社會制度結合，生產關系的社會層面決定社會的基本制度，不同的所有制形態可以反映相同的經濟形態。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社會制度是可以超越的，中國實行的體制改革和市場經濟，應該而且必然是社會主義的。

五、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

實證歸納與理性概括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哲學研究中又一基本的方法論思想。它體現為馬克思的經濟哲學不僅從經濟現實出發，在研究經濟現實中進行哲理的分析推論，并從中引出世界觀、方法論的結論，而不是止步于實證歸納；而且在對經濟現象進行哲理的分析與揭示中，融入經濟的實證使之有根有據，而不致流于哲理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繹。

還在馬克思創立經濟哲學之初，他就批判地審視了當時的經濟理論，既反對蒲魯東用先驗原則、抽象哲學理念投射經濟現實，認為這只能導致“可笑的哲學”；[9]又批評一些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停留于純粹經濟事實的膚淺表述和實證歸納，認為其不從經濟關系的社會歷史性考察、深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導致了他們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固定永恒的規律的唯心史觀結論。而馬克思《資本論》中貫串始終的抽象與具體、邏輯與歷史、分析與綜合、演繹與歸納的方法，則是他融合經濟學實證性與哲學思辨性的結晶。雖然這部研究資本主義的巨著側重于分析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但這種分析卻既因哲學唯物史觀的運用而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超越了純粹的表象描述而具有強烈的理性思辨，又因經濟學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的實證而使哲學的邏輯推演，超越了純思辨的抽象論證而具有透徹的經驗說服力，從而使它的價值，遠遠超過了任何單純的經濟學著作或單純的哲學著作。縱觀馬克思的經濟哲學思想，其哲學與經濟學在相互交融基礎上達到了辯證統一。如同勞動、分工、生產力、生產關系既是經濟學又是哲學的基本范疇一樣，馬克思的經濟哲學理論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既是社會的、歷史的、哲學的經濟學，又是經濟的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

今天，借鑒馬克思的哲學理性思考和經濟學實證分析統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構當代中國經濟哲學，必須做到：一方面，在探討諸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全球化等具體問題時，必須運用世界歷史理論、社會形態論加以理性抽象而不能止于經濟范式、技術模式、操作手段等經濟學的表層。另一方面，在深化諸如的社會結構論、形態論、本質論、動力論等基本理論時，必須結合和依據世界、中國的社會經濟變化現狀和趨勢，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問題加以經驗證明，而不囿于抽象的概念框架和理論體系。更重要的是要在融合兩者特征的基礎上，創建出既不因滿足于繁榮表象而對自身功能產生幻化、又不因囿于空洞思辨而對自身功能產生懷疑的，既適合又能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實的經濟哲學理論。

【參考文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1，466-467.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3.

篇4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資本論》應該屬于馬克思所深處的歷史的“必然”產物（至少馬克思這樣認為，否則他就不會堅信自己的研究工作是科學的和真理的），這并不是說《資本論》中所討論的問題不適用于當下的歷史，而是一種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正如恩格斯所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9，本文就試圖采用歷史唯物主義和結構主義的方法，來論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和話語結構，并通過考察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來檢驗這一系列話語結構及其辯證運動是否能承載歷史唯物主義這一敘述任務，這或許也是處理的“遺產”以及償還其留下的歷史“債務”10的一種方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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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史與自然

施密特大膽提出“人的歷史的實踐是怎樣在總體上構成邏輯的統一的,這種邏輯的統一不只是主觀的、人的認識能力的邏輯的統一,而是相應的被稱為經驗世界的邏輯的統一?！盵1]也就是說,在馬克思的哲學認識論中,世界也是被構成的。一方面,由于社會歷史是“自然史的一個現實部分”[2],另一方面,“自然歷史過程和社會歷史過程之間存在著差異”。當然,這里,施密特必須為該命題加上限定說明,即當認為社會步入工業社會之后,世界才是人類物質生產活動的結果。反之,則必將是個唯心主義的命題。首先,由于實踐的工業生產的規定,人的知識已經直接參與感性事實的構成。[4]施密特說,“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了對自然的規律性認識,它同資產階級世界的建立擰在一起,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只有在工業文明中,生產才成為自然科學的應用。也就是說,歷史發展已經步入了知識與物質生產相協調的階段,“歷史使得人的生活過程愈益不可避免地置于‘一般知識’有效的‘控制’之下”[1]?？茖W知識已經成為存在的先導性構成要素。第二,施密特認為,在馬克思那里,感性世界都是工業實踐的產物,我們構成了客體世界。感性世界都是人類主體在工業進程中,“從主體與客體的勞動關系中,形成一個獨立于各個個人的堅實的客觀的世界”,這些特殊的“客體本來在嚴格的意義上,只是經過人對它們進行生產加工,剝去了它們‘自然發生的’獨立性之后,才開始成為慣性對象的”,當然,“人的干涉領域是歷史地擴展的”。換言之,一旦外部對象進入到人的工業實踐中時,它就是被構成的了。在施密特看來,馬克思的世界構成理念的基礎是康德,“在馬克思與康德之間,存在著人們歷來尚未充分考慮到的關系”,即“康德的辨證法的構成問題”對馬克思的辨證法有著“根本的意義”,表現在于康德發現了感性世界中先驗形式與經驗質料的相互作用關系,而馬克思則是將康德的先驗形式轉換成有生產創造出來的“自然之社會形態性”[1]。再次,施密特認為,馬克思在經濟認識論的意義上批評費爾巴哈將自然視為“始終如一地給定,把認識看成是反映自然的鏡子”,因為馬克思認為“在農業經濟方式的條件下,自然作為生活資料的富源展現在人們的面前,人們對它采取被動的受容態度而行動”。在經濟學的尺度上,費爾巴哈一類的“唯物主義并不考慮從農業生產向工業生產的歷史轉變”,而仍然是立足于土地是不依賴人的自然存在這樣的自然經濟立場。施密特正確地指認道:“費爾巴哈當時就呆板地看不到自然界‘不過是人的對象’,自然界早已‘不再被承認是自為的力量’。隨著現代的開始,愈益降低了自然在社會活動要素上的地位,其客觀性的規定逐漸進入主觀之中。”[1]

篇6

關鍵詞：馬克思經濟學市場營銷交換競爭

馬克思的思想體系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座令人仰止的高峰。1999年,馬克思被英國BBC評為“千年偉人”。作為一代偉人,馬克思為人類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馬克思經濟學是的基礎,對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認識、理解和掌握。是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整體。馬克思經濟學有別于政治經濟學、經濟學。馬克思經濟學更加明確地是指馬克思本人在其有生之年確立的經濟學基本范疇、方法和結構的總和。通過對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可以發現,馬克思不僅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領域為我們留下珍貴遺產,而且還形成了馬克思市場營銷思想,這對市場營銷理論的產生與發展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一、馬克思關于交換的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對交換做了較多的闡述。馬克思指出:“分工和交換是人的活動和本質力量———作為人的活動和本質力量———的明顯外化的表現?！边@表明馬克思對分工有足夠的認識,因為分工的不同產生了交換。在存在社會分工的條件下,交換是可能產品向現實產品轉化的基本途徑。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產品是作為價值,作為交換價值,作為等價物來生產的,不再是為了它同生產者直接個人關系而生產的?！边@個觀點是馬克思對交換的重視,因為交換是經濟社會中最普遍的現象,這種物與物或通過貨幣為媒介的物與物的交換,都是勞動交換。而交換是市場營銷的核心內容。馬克思還指出:“一切商品對它們的所有者是非使用價值,對它們的非所有者是使用價值。因此,商品必須全面轉手。這種轉手就形成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使商品彼此作為價值發生關系并作為價值來實現?！痹谏唐飞a和商品經濟條件下,任何商品生產商和經銷商,都是為他人需要而生產和經銷商品的,都要通過交換實現價值增值和經營目的,以保證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順利實現。

二、馬克思關于產品實現的理論

馬克思經濟學,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是產品必須滿足市場的需要。馬克思指出:“產品不同于單純的自然對象,它在消費中才證實自己是產品,才成為產品。”這表明,只有消費才能使產品最后完成,才能使潛在產品或可能產品變成現實產品,這個過程是一個由商品變貨幣的過程。馬克思的論述指出了企業市場營銷活動必須對消費者的需求進行調研,根據消費者需求來設計產品,組織產品生產,這樣才能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同時也為社會資源的最佳配置指明了方向,使人類社會做到可持續發展。馬克思還指出:“要生產商品,它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要為別人生產使用價值,即生產社會的使用價值?！瘪R克思所闡述的使用價值,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它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商品是否有用,商品質量好壞,而是產品的整體概念———消費者購買產品所追求的利益(核心產品)、產品的物質形態(形式產品)、消費者得到的銷售服務與保障(附加產品)、消費者在購買該產品時期望得到的與產品密切相關的一整套屬性和條件(期望產品)以及消費者購買產品包括所有附加產品在內的可發展成為未來最終產品的潛在狀態的產品(潛在產品)。也就是說,生產者不僅要生產使用價值,而且還要生產滿足市場需要的使用價值。馬克思的這個觀點,實際就是市場營銷觀念的問題。即生產者要從滿足市場需要出發,根據消費者的需求安排產品的生產,合理配置企業的資源。只有生產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才有可能使生產的產品具有一定的價值,進而實現其價值。

三、馬克思關于商品經濟條件下競爭的理論

馬克思指出:“社會分工則使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互相對立,他們不承認任何別的權威,只承認競爭的權威。”馬克思的論述表明,競爭是商品經濟規律的要求,不是人們的主觀想象。因此,要發展市場經濟,必須要有適當的競爭。馬克思還指出:“自由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薄案偁幍慕Y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勝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痹谶@里,馬克思著重強調了市場經濟是在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的,一個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遲早會被淘汰。在市場經濟中,沒有競爭也就無法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市場調控經濟運行過程只有在競爭前提下才是有效的,市場經濟歸根結底是競爭經濟,競爭是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的基本制度原則。競爭本質上體現的是競爭者相互之間的社會經濟關系,即經濟利益關系。馬克思還進一步指出“某種產品今天滿足一種社會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種類似的產品排擠掉?！边@表明,一種產品能夠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是相對于競爭者的同類產品而言的。今天你生產的產品能比競爭者的產品更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明天可能競爭者生產出了更滿足消費者需要的產品,這樣,你生產的產品就被排擠掉了;再有,企業本身的資源也在發生變化,今天的資源生產的產品,明天可能就被新材料、新技術生產的產品所淘汰。值得指出的是,經濟環境的變化也會引起消費者消費傾向的變化,從而引起消費者需求的變化。由此,給我們這樣一個啟示:要使產品符合日益變化的消費者需求,就必須研究市場,研究消費者的需要,不斷進行市場創新,產品創新。綜上所述,馬克思經濟學的重要論述,對準確理解市場營銷理論,喚起企業、政府對市場營銷理論的研究與重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營銷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馬克思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市場營銷”這個術語,但他對市場營銷理論的認識,對其重要性的闡述,要比現代西方市場營銷學者的論述更深刻、更全面。因此可以說,馬克思是創立市場營銷理論的先驅者之一。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95

2.楊春峰.《資本論》選編[M].人民出版社,1997

篇7

一、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主要內容

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政治經濟學經典巨著《資本論》的核心理論之一，這一理論深入地闡釋了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實現條件。社會總資本是單個資本的總和?！案鱾€單個資本的循環是互相交錯的，是互為前提、互為條件的，而且正是在這種交錯中形成社會總資本的運動?！鄙鐣傎Y本的運動不僅包含著保障生產消費的資本的流通，還包含著保障個人消費的一般商品流通。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以考察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問題為核心，即如何實現價值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商品形式轉化為貨幣形式）和實物補償（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由貨幣形式轉化為物質產品和服務）的問題。

社會總資本在一定時期內執行的結果即為社會總產品。馬克思將社會總產品按用途分為生產資料部類Ⅰ和生活資料部類Ⅱ兩大部類，按價值構成分為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剩余價值m三大部分。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Ic

II（c+v+m）=I（v+m）+II（v+m）

實現條件I（v+m）=IIc

簡單再生產是積累的一個現實因素，是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其中蘊含著擴大再生產的巨大潛力。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c+v+m）+II（c+v+m）=Ic+IIc+I（v+m）+II（v+m），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馬克思認為，同樣的在擴大再生產條件下，要想實現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就要保證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均衡發展，可用公式表述為：

I（c+v+m）=Ic+I（Δc）+IIc+II（Δc）

II（c+v+m）=I（v+Δv+m/x）+II（v+Δv+m/x）

實現條件I（v+m）>IIc

擴大再生產是對簡單再生產的發展與擴充，I（v+m）>IIc表明不能完全實現對生產資料部類和生活資料部類的等價交換，即擴大再生產過程中要存在多余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通過上述公式可以顯而易見的推導出I（v+Δv+m/x）=II（c+Δc），由此可見，全社會生產的生產資料、消費資料之間的總供給、總需求只有保持數值和比例上的平衡，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開展。

二、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是宏觀調控的理論基礎

馬克思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說明總需求與總供給平衡是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條件。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揭示的客觀經濟規律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也同樣適用，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不難發現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手段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由于市場調節的自發性和盲目性，難以保障社會總資本再生產過程的順利進行，需要國家進行干預和調控。

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也存在著發揮政府宏觀調控職能從而確保以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的宏觀經濟正常運行的問題。面對我國當前產能過剩、經濟結構不合理、區域發展不協調以及有效需求不足等一系列的經濟問題。為保障總供給和總需求二者之間的平衡，國家進行了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但需求管理存在著較大的局限性：難以解決長期經濟結構失衡的問題；缺乏強制性難以產生有力的調控效果；錯誤地認為市場機制可以自動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故而要正確地處理好供給管理和需求管理二者之間的關系，從我國當下的經濟實際來看，從供給端發力迫在眉睫。

以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為基礎來分析我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狀況，相應地，宏觀調控方式的選擇也要依據馬克思的相關經濟理論和所處的經濟大背景以及實際進行。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就需要把計劃和市場結合起來，在尊重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好政府宏觀調控的職能。實施宏觀調控要以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厘清市場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政府應該以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為基點，調整優化經濟結構。并且宏觀調控手段實現的全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平衡不僅僅是指價值量上的機械相等，而是一種動態的平衡，一種集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為一體的整體平衡，才能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最終實現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充分就業以及國際收支平衡的宏觀調控目標。

三、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指導宏觀調控的現實意義

（一）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依據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所指出的要想使社會生產順利進行，就必須保證全社會的總供給和總需求實現動態平衡。參照這一政治經濟學原理，有助于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進一步提高生產資料的有效供給，便于實現社會生產的協調發展。社會宏觀經濟的合理運行，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這一原理蘊含著豐富的理性邏輯演繹體系。通過這一系列的邏輯演繹體系得出要以“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共同協調社會經濟運行狀況，這種理性邏輯演繹體系有助于把復雜多變的社會經濟現象簡化為易于分析推理的公式，這對于我國宏觀調控的安排與布局都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為我國的宏觀調控提供了方法論層面的指導。形成了新時代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智慧的社會主義宏觀調控體制，強化了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科學價值。

（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政治經濟學和當代中國經濟實際相結合的成果，同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需要對我國宏觀調控的理論體系進行研究。通過對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研究，結合中國特色宏觀調控的實踐經驗，構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體系。與西方國家的宏觀調控相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觀調控機制能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而西方卻以私有制為基礎，尋求資產階級利益的最大化，片面的追求GDP的增長?？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觀調控理論作為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延伸和發展，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提供了強有力的理論支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是無源之水，只有把馬克思的經典經濟理論貫徹落實到我國的經濟社會實踐中來，才能實現馬克思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的創新性發展，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

（三）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平穩快速增長

新常態下，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逐步轉為中高速；經濟發展方式由規模速度型逐步轉為質量高效型；經濟發展動力由依靠資源、勞動力逐步轉為創新驅動。必須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概念是對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全新認知，也進一步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著力點以及落腳點。供給側改革盡管意味著宏觀著力點發生調整，但并不代表全盤顛覆所有經濟改革的舉措，而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更明晰、更具體的表達方式，從而有助于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出來。這些舉措既體現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普遍原則，同時也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使得市場經濟的長處以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都得到了充分發揮。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了我國的國民經濟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發展，消除了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相結合的障礙，形成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的良性循環。

政治經濟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政治經濟學探究論文

摘要：本文從供給側改革和供給學派的理論差異入手，從社會商品部類的平衡角度和社會主義經濟本質的角度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行了探究，從而得到了立足于實際，發展中高端生產力、提振科技創新的結論。以期能夠由遠及近的保證我國市場能夠繁榮穩定。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3-9082（2020）03-0-01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點依舊放在解放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深化改革以推進結構調整與產業轉型，減少低端生產或無效供給，發展振興有效的中高端產業供給能力，在維持供給結構的穩定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盡全力提高商品的生產能力。經由政策手段、科技創新、實業經濟等措施，以解決我國供給側現存問題。

一、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不同

1.西方供給學派的現有觀點

西方供給學派片面性的強調供給可以創造需求，意圖從單純的供給方面推動經濟政治的發展[1]。增加供給和生產動力，最終使用的手段就是減稅政策，通過振興人民儲蓄理財的積極性。西方供給學派的思路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過分突出稅率在經濟中的錯誤，特別是注重供給側而對需求側市場的忽視，只能說是一種完全放任的資本主義經濟理論。例如在今天如果生產大量的機械打字機，是很少有收藏家和獵奇者之外的市場存在的[2]。

2.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國現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立足于政府干預的基礎上，在考量社會需求的前提下，保證供給方面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完整性，從而發揮政府經濟部門在市場調控和生產資料配置上的領導作用，從而以其在周期性微調的情況下發揮長效的經濟振興作用。

二、社會總商品部類平衡角度的改革研究

社會總產品能夠分為兩類：其一為能夠進入或必須進入生產消費之中的生產資料商品，其二為進入個人消費領域的生活資料商品[3]。在商品部類的平衡性上，生產資料商品需要向生活自理商品提供生產資料，生活商品則必須向生產商品提供消費資料，其中的平衡關系是社會生產消費的基礎。舉例來說，工人需要買菜做飯來維持工作，生產出的商品換得工資來進行買菜做飯。這之間的比例是維持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生產率不變的前提下，擴大生產需要雇傭更多的工人，從而使得工廠能夠消化更多的生產資料；但是更多的工人需要企業維持更高的人力成本，讓工人能夠消費更多的消費商品。如果生產緊縮，或是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率大幅度躍進，就會出現供給擁塞的情況，這時的工廠倘若進行人力優化，工人失業或薪水降低，同樣也會降低消費商品的需求，造成更大規模的供給擁塞現象。為了避免這種鏈式經濟反應，需要保持平衡穩定的供給側和市場需求之間的比例關系。馬克思在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理論的宗旨思想就是部類比例平衡。為了維持市場處于出清狀態，控制再生產和部類商品之間的交換關系，才能夠使經濟進入穩定發展階段[4]。

大的消費生產部類進入平衡階段，也就意味著各個細分部類也進入了合理的平衡比例，保證在各個小類之中的生產和需求達到了平衡，這樣才能夠維持整個社會簡單再生產與擴大再生產之間的正常運轉。如果某些小類出現了產品過剩，另一些小類出現了產品不足的現象，對整個社會都是一種嚴重的生產資料浪費，甚至會影響經濟的平穩運轉。

部類供需不平衡是我國當前經濟所面臨的問題，產能失衡是過去經濟飛速發展所遺留下來的合理問題。但是如鋼鐵、煤炭、石化方面產能嚴重擁塞，重工業領域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因為技術問題，生產效率也較為低下。但是一些輕工業、新興產業的產能仍然不足，民生經濟無法得到足夠的生產資料，發展部分受限。早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前蘇聯就面臨著國防與民生經濟的嚴重失衡，并且最終導致了社會的巨大混亂。這種最深層次的產品部類供需失衡，仍然需要我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大化的警惕。

三、社會主義經濟本質角度的改革

社會主義經濟是存在計劃特征的市場經濟，是在政府部分干預下的自主經濟。當前世界，除朝鮮、香港與美國外，全部國家或地區都使用帶有政府管控調節的市場經濟進行發展。從社會主義的本質出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和調整，以最大限度的解放生產力為目標，提高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和產出結構，提升全要素的生產率，適應當前社會不斷發展的人民需求和國家福利。

篇8

中圖分類號：F12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0751（2016）12-0021-07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逐步下滑，對于中國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不絕于耳，可謂“樹欲靜而風不止”。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2010年的人均收入就已經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①。而一種流行的說法是，當一個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階段后，就有可能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難以再繼續上升到高收入水平。那么，中國經過了多年的高速增長后，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成為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一、緣起：陷阱和高墻

經常用來描述“中等收入陷阱”現象的是拉美等國家的情景，這些國家大都有過快速增長、又長期處于停滯的經歷。例如阿根廷的人均收入從20世紀50年代初的5000元左右一路上升到70年代初的8000元左右，然而從1974年到1996年，其人均收入起起落落、跌跌撞撞，在長達20多年時間內一直處于6000―8000元左右的區間之中。類似的情況有巴西的1980―1995年（5195元）、墨西哥的1981―1998年（6717元）和智利的1971―1988年（5597元）②。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相關報告明確區分了兩種不同經濟增長速度回落情景，前者是一國的工業化沒有正常持續進行的狀態，人均收入在4000―7000國際元（報告稱之為“陷阱”）；后者是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的狀態，人均收入為11000國際元左右（報告稱之為“高墻”）（劉世錦等，2011）。報告指出，拉美等國家之所以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原因是其工業化基本架構存在重大缺陷，導致后發優勢未能充分發揮、工業化和高速增長過程難以持續進行。該報告認為中國不會落入拉美國家類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構成“真實挑戰”的是其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基本結束、后發優勢基本釋放后，能否成功地實現轉型升級，像德國、日本、韓國等一樣跨越“高收入之墻”③。該報告還根據德國、日本、韓國等發達經濟體的經驗，預測在2015年前后，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會下一個臺階，實際GDP增速將從“十二五”

（2011―2015年）時期的年均9.7%下降到“十三五”（2016―2020年）時期的6.5%。考慮2010年中國經濟增速高達10.6%，而且在2001年至2010年這十年間也基本上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增速。研究報告在當時就提出中國未來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并預判了下降的時點和幅度。在事后看來，這些預判有著驚人的準確性。有鑒于此，此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孫冶方經濟學獎”和“中國發展研究獎特等獎”等殊榮。

當然，任何研究既有獨到成功之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對于此項研究而言，較多的質疑集中在：一是依據的國際經驗僅限日本、德國、韓國等幾個經濟體，樣本數量太少，使得總結出的“擠壓式增長”和“經濟增速下臺階”等“典型化事實”其實并沒有那樣“典型”，有限的樣本也難以支撐起嚴格的計量檢驗。二是預測只根據國際經驗作簡單的類比外推，考慮到不同國家在各自經濟增速下滑時所處時代不同，國際環境、資源稟賦和技術條件等都存在很大的差異，簡單類比的方法不免有“刻舟求劍”的嫌疑，存在不小的主觀性和偶然性。因此，相對于較為粗疏的理論框架和預測方法而言，此項研究的問題不在于預測結果的準確度太低，而是太高，如此高的準確度可能更多地要歸因于運氣和巧合，而不僅是理論的合理性和方法的有效性。

盡管如此，此研究敏銳地觀察到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在高速增長階段結束時的一致性，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別在德國10440元（1969年）、日本11145元（1974年）和韓國10974元（1994年）（劉世錦等，2011），且均處于工業比重達到峰值后逐漸下降、城市化步伐放緩的局面。如上所述，不同國家的發展情況千差萬別，其工業化和城市化發生階段轉換、經濟增速明顯下降的時間也存在不小的跨度，為什么會有如此一致的人均收入水平呢？這也許不完全是巧合所能解釋的。更為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確實遵循的是德國、日本、韓國等經濟體類似的發展路徑，那么目前中國的戰略、體制和政策與當年的德日韓等經濟體又存在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中國是否也能像這些經濟體一樣順利地完成經濟增速下臺階的過程、實現轉型升級而跨越高收入之墻呢？報告并未給出明確的回答。無論是冠以“陷阱”還是“高墻”的名稱，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否可持續，仍然是亟待進一步探索的重大問題。

二、增長、分工與交易費用

對“中國能否順利邁向高收入國家”的疑問，一些主流的看法認為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發展方式的轉變。從增長理論的角度來看，則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應該更多由要素數量投入的增加轉向要素使用效率（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內生增長理論中技術進步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因此如何推動創新、提升技術水平被認為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或增長方式）轉變的重中之重，這也是當前社會的普遍觀點。

然而通過仔細對比可以發現，中國過去30多年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低。有研究指出，日韓等亞洲經濟體高速增長時期的年均經濟增速大約在7%―8%，其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一半左右（即年均增速3.5%左右），其他則來源于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速度之所以能達到兩位數，不是在要素生產率提高上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國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也在3.5%左右），而是要素投入和人均資本的積累比其他經濟體增加得更多、更快④。

與此同時，“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產率提高”之間也并不完全是非此即彼、互相替代的關系，它們在很多情況下是密不可分的。例如一個新機器設備的引入，既帶來了投資的增加，也導致技術水平的提升。盡管在理論上可以明確區分“要素投入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在現實中兩者往往一起產生作用，甚至只是同一過程的不同側面。如上所述，中國在過去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遜色，將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完全解釋為只是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粗放式增長，并不符合事實。

更關鍵的是，雖然將中國能否進入高收入歸結為能否實現發展方式（增長方式）的轉變，或更為準確地解釋為能否實現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從而提出推動創新和轉型的戰略和措施，這樣的政策思路并沒有錯。但是，又是哪些因素影響著一個國家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妨礙其創新和轉型而不能進入高收入行列？那些順利邁進高收入的國家又做對了什么，能夠保證其全要素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呢？這些仍然是有待繼續探究的問題。

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的增長理論，更多地是站在分工水平和產品結構既定的前提下，用各種要素投入和要素生產率的變化來解釋經濟增長。換言之，新古典經濟的增長理論既不考慮分工深化提高專業化水平而帶來的規模報酬遞增，也很難引入由分工而致的新產品和新行業對經濟增長的收益（楊小凱，1998）。

但在古典經濟學家那里，分工的不斷深化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原因。斯密早在《國富論》中就指出：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改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由于市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助于分工程度的持續深化，而分工深化帶來的生產方式迂回和生產效率提高，使得產品成本下降和產品數量增加，反過來又會促進市場規模的擴大，由此形成了一個“分工深化―市場擴張”的循環累積過程，有力地推動著經濟的持續增長（Young，1928）。在上述過程中，無論是物質資本（機器）的引進、人力資本的積累，還是技術的進步乃至相應的制度變遷，都既是分工不斷得以深化的原因，更是分工深化所帶來的結果。例如許多應用于具體生產過程的專門技術和設備，如果沒有相當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很難產生出來的，或者即使產生了也沒有用武之地⑤。因此，分工深化是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最為核心的因素，伴隨著市場擴張，它與資本、技術和制度等發生著密切的雙向互動，從而決定著經濟增長的表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分工持續深化”被看作是“經濟持續增長”的同義反復，“分工水平”也成了“生產力水平”的代名詞。因此站在分工理論的視角，中國經濟能否保持繼續增長而邁入高收入社會，就成為一個分工水平能否持續深化的問題。

如果一個國家的分工狀況決定著其經濟增長的表現，那么哪些因素會影響分工的不斷深化？既然分工會帶來專業化水平提高所導致的生產效率改進，那么為什么在許多國家這樣的改進不能持續不斷地進行呢？斯密認為，分工源于人們交換的愿望（即交易能帶來雙方利益的改善），但分工的深化程度會受到市場規模的限制。在交易費用的視角下，市場規模的大小其實就是交易費用高低的表現之一，如果交易費用（交通、運輸費用）減小，市場規模就會增大。在交易費用的分析框架下，分工既會帶來收益（生產效率提高），也會產生成本（交易費用增加）。在張五?？磥?，交易費用包括魯賓遜經濟（即單人經濟）中不存在的成本，在經濟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的任何成本都應計算在內。經濟產生分工，就會需要制度的協調，即使是不存在交易的情況下也會產生成本（制度成本）⑥。因此，分工能否深化取決于其所帶來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對比，若分工所導致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收益能夠超過相應增加的交易費用，那么分工深化就能不斷進行，反之則分工水平難以持續提高，經濟增長就會趨于停滯。一旦把交易費用的概念引入分工理論后，經濟學家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探討與分工相關交易費用的相對大?。ㄅc分工帶來的收益相比）。為此，他們開始對各種交易費用進行分類和仔細考察，例如區分事前交易費用和事后交易費用（即合同簽訂之前和之后的交易成本），或者是外生交易費用和內生交易費用。交易費用的引入和對各種交易費用的詳細研究無疑大大深化了人們對于分工的理解，然而如果只是把分工能否深化歸因于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似乎也并未真正解決問題。人們會繼續追問：又是什么影響著交易費用的高低呢？如果將交易費用看作是“經濟系統的運行成本”，甚至是無所不在的“制度成本”，那么僅僅基于“生產效率改進、交易費用降低”的經濟視角來解釋整體制度的演進，顯然是不夠的。因為影響人類社會制度變遷的，并非只有經濟力量?；蛘哒f，盡管交易費用的相對高低決定著分工的深化程度，但影響交易費用高低的，并不只局限在經濟領域，探究決定交易費用和分工水平高低的其他重要因素，需要一個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野。

三、從分工到分化

當把分工問題放到更寬泛的領域加以探討，有兩個人的著作對筆者的思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個是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盧曼（Niklas Luhmann）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另一個是金觀濤教授的《探索現代社會的起源》。雖然分工看起來只是一個在經濟領域下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但它卻與社會系統的其他領域發生著密切的關系，一個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對其“分工狀態”有著重要影響。與此同時，不同形態社會系統的變遷，意味著其分化模式發生著根本性的變化，也帶來分工狀態的本質不同。傳統社會向著現代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是理解分化模式演變、分工水平變化和經濟增長變遷的關鍵。因此，結合“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可以對一個國家的分工和增長現象做出更有穿透力的解釋。

盧曼的分化理論根據系統分化的形式區分了不同的社會類型。系統分化（system differentiation）是指在系統之內重復建立系統的過程，即一個系統如何生成不同的子系統⑦。盧曼認為社會系統的分化模式主要有三種理想類型：即“分支式分化（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ed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分支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相同的次系統，層級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不同的上下階層，而功能式分化是全社會分化為功能不同的次系統（如經濟、政治、法律、宗教、教育等）⑧。

原始社會是分支式分化形成的社會系統，其分支（家庭、部落等）均為自給自足、功能相同的小型社會單位。分支式分化導致的是量的擴張，而沒有質的變化，它不具有復雜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也無法承擔更為精巧的社會功能，更不可能有較高程度的分工和經濟發展水平。

傳統社會以層級式分化為主，雖然也存在著各種功能不同的領域，但本質上是一個在統一價值觀念（例如宗教意識形態）籠罩下按照單一分層規則所形成的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層級式分化按照統一的意識形態賦予不同職業以各自的等級，在金字塔塔尖的統治階層（國王、主教等）可以憑借自身的等級支配著政治、經濟、法律、文化、宗教等不同領域。換言之，整個社會雖然分化為不同功能的領域，但這些領域之間并沒有明確的界限，社會等級高的群體可以同時身兼多種功能而實行統治，表現為一種功能泛化（functionally diffused）的治理模式，典型的特征便是政教合一或政教融合的統治形態。

現代社會以功能式分化為主，其突出特征是個人從傳統社會的有機體中獨立出來，統一的意識形態讓位于更為多元的價值信仰，承擔不同功能的各個領域日益成為界限分明、相對獨立的自治系統?，F代社會中的每個領域之內雖然也存在著層級秩序（例如政治領域存在權力大小的級別、學術領域存在職稱高低的層級等），但各個領域的層級劃分只能遵循自身的規則，不同領域之間的規則不能混淆（例如政治領域的規則不能引入到學術領域，導致權力越大則職稱越高的結局）。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是一個多個領域、多個分層規則并存的網絡型結構社會，整個社會并不存在一個單一的層級劃分規則，而是遵循各個領域相對獨立的功能分化（functionally differentiated）式治理。

如果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分工僅意味著一個人把越來越多的工作時間用于越來越少的工作領域，即一種專業化的過程。然而，分工的展開不僅涉及個體的意愿和努力，也取決于相應的激勵環境，而這個環境的塑造則深受整個社會分化模式的影響。在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中，盡管存在各種各樣的職業，也產生出相當規模和深度的社會分工。然而，首先人們選擇職業的范圍受到層級的不同程度限制，一個人的出身等級極大地制約其職業的選擇（極端的例子如傳統印度社會的種姓制度，種姓級別與職業種類一一對應）；其次，社會分工水平也會受到層級結構的限制，社會分工深化到一定程度，就會觸碰到統一意識形態和層級規則的天花板而不得不停滯下來；再次，在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下，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無法得到保障，在各自領域中的人們難以僅憑借自身的專業化水平提升獲得合理的回報，阻礙了分工的持續深化⑨。

所以在現代化轉型理論看來，只有在功能式分化的現代社會中，社會統一意識形態和單一分層規則被打破后，個人擁有了自主選擇職業的權利，人們可以在不同的領域憑借自身的專業化努力而躋身更高的階層。雖然社會仍然會有籠統的精英/普通民眾、上層/下層之分，但不同領域的精英階層遵循的是各自的規則，某一個領域的上層人士不能任意僭越到其他的領域，由此保證了不同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性，也使得各自領域的分工深化可以不斷持續。

表面來看，分工深化只是一個經濟領域的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的問題，然而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及由此相伴的社會結構和治理模式，會深深影響著這個社會的分工水平。層級式分化的傳統社會，雖然也有相當程度的社會分工和一定的經濟增長水平，但其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深化的持續展開，也難以帶動經濟增長速度的有效提升。只有在功能分化式的現代社會，才真正破除了限制分工深化的樊籬，營造出專業化水平提高可以帶來相應回報的激勵環境，從而推動分工的無限深化，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

四、中國的分工、分化與現代化轉型

運用上述的“社會系統分化理論”和“現代化轉型理論”來審視中國的問題，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是世襲因素相對少、社會流動性比較高。自秦始皇廢分封、置郡縣以來，國家派出的政府官員而非世襲貴族逐漸成為地方的實際治理者。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單只皇室一家是世襲的，“政府里便沒有第二個職位，第二個家庭，可以照樣承襲”⑩。更為重要的是，科舉制度的推行在理論上實行了“將政權開放給任何人”的目標。絕大多數人無論出身，只要有才學和一定的運氣就可能通過考試進入到社會的上層?！俺癁樘锷崂?，暮登天子堂”，即使貴為宰相，許多也是“貧寒出身，平地拔起”。有研究發現明清社會上層的垂直流動性甚至是現代西方國家也難以企及的B11。因此，中國傳統社會雖然也是層級式分化為主而形成的金字塔結構，但不同階層中的人員卻非完全固定，上一輩處于社會的下層，下一輩可能轉變到上層，反之亦然。較少的身份世襲因素和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使得人們擁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和更大的階層變動可能，這也使得層級式的社會結構更為靈活和寬松，可以產生和容許更高的社會分工規模和深度。與其他傳統社會相比，中國傳統社會能夠取得比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此也是密切相關的。

然而，傳統中國社會也具有層級式分化的鮮明特征，即單一分層規則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在以儒家為主的統一意識形態的支撐下，整個社會按照單一的政治權力規則被區分為不同的等級，由此形成了“官本位”體制，貫穿傳統社會幾千年，一直延續至今。所謂官本位，即人們以追求政治領域的行政權力（即“做官”）為指向。在官本位的層級式分化下，權力級別的劃分原則彌漫到不同的社會領域，其他領域的發展或多或少均要受到行政權力的直接影響甚至支配。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明顯體現在傳統中國社會的“士大夫政治”之中，士大夫作為集讀書人、官僚、地主、鄉紳等各種身份為一體的階層，承擔著維護道統、服務朝廷、教化百姓等多種功能，是整個社會治理的主體和社會運行的黏合劑，但由此帶來的負面結果是官僚階層的非專業化和治理的功能泛化。所以，盡管傳統中國社會有著更為寬松的社會結構和較高的社會分工水平，但仍然突破不了層級式分化所設下的限制。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的治理模式，從根本上制約著分工和專業化水平的持續提升，同樣也難以產生出現代的經濟增長。

雖然與過去相比，中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狀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官本位體制和功能泛化治理的特征仍然明顯，總體上中國社會目前仍然處在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由金字塔結構向著網絡型結構的現代化轉型過程之中。社會不同領域之間的界限仍然不夠清晰，權錢交易、權學交易、權法交易等不當現象仍屢見不鮮，各個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和專業化水平亟待提高，功能泛化的現象仍然普遍，政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等的定位和關系都有待進一步厘清。

因此，回到最開始的中國能否成功邁入高收入國家的問題，從分工、分化和現代化轉型的理論視角來看，中國要進一步推動技術進步、生產效率提高和經濟持續增長，實現創新和轉型升級，就需要分工的繼續深化和專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這也意味著社會應該由層級式分化向著功能式分化轉變，由此伴隨著社會結構從金字塔型逐漸過渡到網絡型、治理模式從功能泛化轉向功能分化的現代化轉型過程。所以打破官本位體制，推進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社分開和政資分開，將會是國家治理現代化任務的重中之重。

五、未盡的討論

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日益發現，無論是運用“社會系統分化理論”還是“現代化轉型理論”，上述研究的方法和結論其實隱含著一個前提，即均意味著“中國會逐步走向一條由西方經驗所導致的發展道路”。這其實是一個韋伯式的命題，那就是“為什么西方獨特的發展經驗和道路，會具有普世性的價值和意義？”韋伯在《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的“引言”中曾經問到：“究竟哪些情勢一起作用，導致了那些在西方，并且僅僅在西方這里，才出現的文化現象――而這些現象，至少我們通常都以為，它們的發展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效力？”B12

如果不假思索地認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會遵循其他國家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經驗所總結出來的社會演進模式，并由此來推斷中國未來的進程和應該做出的轉變，這是不是又成為了另一種類型的“刻舟求劍”呢？

西方國家功能式分化的社會，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傳統之上的，整個社會的制度安排和運行都基于個人權利。在這種文化傳統和相應的制度安排下，每個個體都是社會的完整縮影，都有其內在的權利和責任，僅憑個人串聯著互相分立的經濟領域、社會領域、宗教領域和政治領域。就像先生所采用的經典比喻，西方社會就像捆柴，單個個體就是一根根的柴火，再由若干根柴火組成一捆一捆的捆柴（即一個個社會團體）。每個社會團體同樣具有個人權利衍生出來的權利和責任，不同的社會團體之間形成相對分明的界限，因此社會的結構是一個團體格局。這種基于個人權利而形成的團體格局，對于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產生具有重要的影響。而西方之所以會逐步演變成這種基于個人權利和團體格局而導致的功能分化式現代社會，與其所秉持的救贖和求知兩大終極價值、獨特的歷史進程等一系列因素是密不可分的B13。

而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下，個人是社會關系網的中心點、而非孤立的個體。中國的社會關系就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其關系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人會與所處圈子中心的人發生聯系（即所謂關系），聯系的緊密程度和所遵循的規則取決于處于不同圈層的人與中心的人遠近程度，即血緣和親緣等關系的密切程度，這種關系的遠近程度是儒家通常所稱的人倫。中國社會結構就是這樣一個個人的社會關系共同交織所組成的差序格局B14。

很顯然，不同的文化傳統產生出不同的觀念和制度，一個社會的分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也會受到其文化傳統的影響。在中國這種“關系主義”和“差序格局”的特征下，中國一定會向著那種“功能分化”式的社會演變方式前進嗎？這是一個需要我們認真探討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從增長、分工和分化的理論視角來看，如果“要維持經濟持續增長需要分工持續深化，而要推動分工持續深化則需要社會由層級式分化轉向功能分化式”的邏輯命題成立，從而推出“中國要實現經濟增長和分工的持續深化，也需要轉向功能式分化的社會”的結論，那么在“差序格局”和“關系主義”的文化傳統下，中國的功能式分化又該如何具體實現呢？換言之，中國式的功能分化社會又表現出哪些與西方不同的特征呢？這同樣是懸而未決的重要問題。

至此，為了回答“中國能否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邁向高收入國家”這個問題，從“增長”“分工”一路追蹤到“分化”“現代化轉型”，再繼續討論到“社會格局”和“文化傳統”，似乎已經離開最初的問題太遠了。根據推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已達到11772國際元，已經超過了前述“高收入之墻”的11000國際元標準。即使根據當年價美元計算，2015年中國人均GDP也達到了8000美元左右，也有學者認為中國最早在2020年、最晚也會在2022年能夠躋身世界銀行設下的高收入國家行列，看起來“中國能否邁入高收入國家”，已經是一個即將由事實所驗證、無須再多加討論的問題了。

然而我們卻不能這樣盲目樂觀，無論是中等收入陷阱還是高收入之墻，其標準僅僅只是幾個數值，更為重要的是數字背后所反映的觀念和制度的變化。中國邁向高收入，本質上是其現代化轉型的一個環節，而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目前依然是一個“未完成的方案”。中國現代化轉型的目標，即“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的建構”，仍然任重而道遠。即使從經濟領域來看，隨著經濟增速的下降和增長模式的變化，過去30多年高歌猛進的發展階段已經結束，中國這艘大船逐漸離開了原有的航道，來到了一片真正未知的水域，未來的征程必然存在著各種各樣的不確定性和風險，需要繼續展開探索。同樣如上所述，從“增長”“分工”“分化”到“現代化轉型”的探討依然沒有結束，中國在自身傳統下是否應該、以及如何能夠走向功能式分化現代社會的道路仍然有待研究。從更深層次來看，中國如何在千年未有之變局的大背景下，在不同觀念、制度和器物碰撞的過程中實現“以古引今、以中化西”B15，真正解決“孔子+馬克思”的難題，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轉型之路，也許還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注釋

①201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GNI per capita）達到4270美元（當年價美元），邁入了世行所設定的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世界銀行從1987年開始，按收入高低把各國分為低收入、下中等收入、上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四類。2010年世行的上中等收入國家標準為人均國民收入在3976―12275美元區間內。參見http：///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②數據參見Maddison（2010）.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單位“元”為1990年國際元（1990 Int. GK$），文后未加其他說明，“元”均指1990年國際元。根據數據推算，中國2010年的人均GDP為8127國際元。

③Fatás和Mihov（2009）提出了“高收入之墻”的概念，指人均GDP8000―13000美元（2007年匯率法）的收入門檻。他們指出，凡是人均GDP超過13000美元的國家，其制度質量指數（世界銀行2005年）的得分都比較高（沙特除外），而絕大部分人均GDP低于8000美元的國家，制度質量指數的水平都較低。因此，一國要跨越高收入之墻，必須在政治穩定、政府效率、法制建設、反腐敗狀況與管制質量等制度建設上有良好的表現。

④參見喬納森?安德森：《走出神話：中國不會改變世界的七個理由》，中信出版社，2006年，第152―165頁；劉世錦等：《我國未來生產率提升潛力與經濟增長前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報告，2014年，第173號（總第4670號）。

⑤楊小凱曾用一個“私人建房”的生動例子來比較中國和美國分工水平的明顯差距。在美國，私人修建別墅中“復雜靈活的推土機”“現場水泥澆灌機”等專業化設備的使用，與其擁有較高程度的分工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參見楊小凱：《經濟學原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2―3頁。

⑥例如在計劃體制下，各種原材料和產品雖然由計劃調配而不存在市場交易，但同樣也會產生政府部門、企業等主體之間因互相協調產生的制度成本，而且這個成本往往會高于市場調節下的交易成本。參見張五常（1998）“交易成本范式”，Economic Inquiry，Vol.36，轉引自《經濟解釋：張五常經濟論文選》，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517―518頁。

⑦⑧參見G. Kneer， A. 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理論導引》，魯貴顯譯，巨流圖書公司，1998年，第148頁，第181頁。

⑨例如在行政化的教育科研機構，教師或科研人員需要更多借助于行政級別而非研究水平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回報，由此導致科研的專業化水平難以有效提高。

⑩參見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B11參見何炳棣：《的成功階梯：社會流動的方面1368―1911》，轉引自何懷宏：《選舉社會：秦漢至晚清社會形態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0頁。

B12參見韋伯：《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B13例如權力高度分散化的封建社會、大一統的天主教會制度、科學革命、宗教改革、文藝復興等等。

B14參見：《鄉土中國》，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24―27頁。

B15唐文明教授認為當代儒學面對現代性的立場應該是“以古持今、以中化西”。參見唐文明：《迎接儒學復興的新階段》，《天涯》2016年第1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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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世錦，等.陷阱還是高墻：中國經濟面臨的真實挑戰和戰略選擇[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篇9

一、對資本與成本范疇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義資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義好“資本”與“成本”。

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基于經濟學中“資本”與“資產”不分，我認為，會計學中“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就是資本的定義。一個佐證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對資本的定義。他認為：資產是可用的經濟資源；資產必須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產權，從來也不意味著“自己的資產只能自己用”；資產須經交易而轉手（資產轉讓），才能提高有主資產的利用效率；資產的自用權利一旦可以有償放棄和讓渡，資產所有者就擁有一個未來的收入來源；這時，資產就轉變為資本；所以，資本是構成獨立的未來收入流的資產，即可以獨立提供與本人勞動無關的權利租金的資產（1）。

會計學中的“資本”一般是指“資產（資金）的來源”，按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來解釋，“資本”即指“負債+所有者權益”。我認為，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中的“資本”應作會計學上的解釋。

張五常（2000）認為，“成本是所放棄的價值最高的選擇”。可見，經濟學家是把成本定義為“機會成本”的。汪丁丁（1996）進一步認為，機會成本的兩個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選擇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對于某一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們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作出選擇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選擇，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獨立于人們行為選擇的“客觀價值”基礎上的成本。據此，在經濟學家看來，沉沒成本、歷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財務理論中，經濟學的成本概念應是可取的。還要注意的是，選擇是面向未來的，所以成本也是未來成本，而且必須弄清楚誰將承擔成本。公司財務中的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正是面向未來的，作為財務決策標準的“資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來，所以用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來理解“資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資本成本的定義與計量

（一）資本成本的定義及相關問題

在公司財務中，資本成本的一般定義為：公司籌集和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根據上面的分析，這個“代價”應以“機會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擔資本成本的主體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資本成本是特定企業籌集和使用資本應承擔的機會成本。

根據上述定義，資本成本由兩部分構成：（1）籌資費用，指在籌資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屬于市場交易成本；（2）用資費用，指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后所發生的費用。具體表現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②以發紅或股利（股息）（投資報酬率）形式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進一步，資本成本的靜態（不考慮時間價值）表現形式有：（1）絕對數，即“資本成本額=籌資費用+用資費用”；（2）相對數，即“資本成本率（k）=年平均資本成本額/籌資總額”。實務中則常用“資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資費用/（籌資總額-籌資費用）”。通常，用到“資本成本”時，即指“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有四層含義：（1）個別資本成本，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下的資本成本。（2）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綜合資本成本或總資本成本），即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3）個別邊際資本成本（MCC），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它有三種定義方法：①數學上的定義。若y=f（x）[y：個別資本成本；x：籌資量]，則MCC=dy/dx.②經濟學上的定義。x=1時的y（因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而增加的資本成本），即為MCC.③財務管理實務上的定義。企業新籌資本的個別資本成本，即為MCC.這個定義的誤差大，但實用。（4）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它是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

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或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而且并不嚴格區分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與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籠統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二）資本成本概念在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資本成本是比較籌資方式、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依據。個別資本成本是比較各種籌資方式優劣的一個尺度（但不是選擇籌資方式的唯一依據）；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企業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基本依據；個別、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是比較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重要依據。

2、資本成本是評價投資項目、比較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經濟（財務）標準。人們通常將資本成本視為投資項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rate），即視為投資項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還作為比較選擇投資方案的主要標準。

3、資本成本作為資本化率，是運用貼現的現金流量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財務估價）的關鍵因素（變量）。

4、資本成本還可作為衡量整個企業的經營業績的基準。近年來，在對公司的績效進行財務衡量時，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剩余利潤（剩余收益）、經濟增加值（EVA）或調整的經濟增加值等指標。這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上述指標中不可或缺的解釋變量之一。

（三）資本成本的計量

要發揮好“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對公司的財務決策與績效解釋的功能，如何準確計量（也許用“預測”更恰當，因為要計量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徒勞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所羅門的“現代公式”（2）。所羅門于1963年出版的《財務管理理論》認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促使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與企業當前價值相等的折現率”。據此，所羅門建立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現代公式”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K）”計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為企業預期未來凈營業收入；k為債務資本成本D為債務的市場價值，S為（所有者）權益價值；V為企業價值（V=S+）；t為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率。

阿迪提（1973）認為，“現代公式”所隱含的下列假設以成立：①預計企業將有永續固定的盈利（為了運用永續年金值公式）；②企業盈利等于預期未來凈營業入。

我認為，“現代公式”還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推導的問題。所羅門的推導起點是“K=x（1-t）/V”，然后將“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現公式”。問題是，x≠（x-kD）（S/V）+kD（D/V）。理由如下：x=xkD+kD=[（x-kD）+kD]（V/V）=[（x-kD）+kD][（S+D）/V]（x-k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財務估價中，人們本來是要利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估計（預測）適當的折現率，以便評估企業價值。而“代公式”不過是這一過程的逆運算（有“循環論證”之嫌），試問：“企業價值”又如何確定？用折現現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確定的“企業價值”代人“現代公式”，反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能保證與折現現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恐怕是“現代公式”無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資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種計量“行業平均資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為企業權益資本成本；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dA為企業負債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歸而得：

（V-TD）/A=■+■/A+■+■（A/A）+U/A

式中，V為企業當前市場總價值；D為企業負債的市場價值；A為企業總資產的賬面價值；A為資產的變動量；X為企業預期息稅前收益；U為隨機干擾項；■為常數項；■為規模系數；■為預期收益系；■為增長系數。

筆者發，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問題：①MM方法不是對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雖然它對個別企業的財務決策有參考作用，畢竟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難以從MM方法發展出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公式；③C=f（K，dD/dA），而與負債資本成本本無關，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棄了“加權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與實踐（稅法）不符，改“（X-I）（I-T）”才對（I表示因負債而發生的利息費用），與因變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業資產收益率，用來作為K替代，顯得很牽強；⑦尋找V的替代變量（計量方法）成為成功運MM方法的關鍵，而對V的計量本來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確，也只能求得歷史（過去）的資本成本，但這與資本成本的定義相。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線性的延伸，因此經驗估計的結果對來的指導作用要大打折扣。

國內，沈藝峰（1999）、王寧（2002）運用MM方法檢驗了“股權成本高債務成本”理論的正確性。裴平（2001）用自己構建的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進行了計量，但與前兩位的結論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結果支持裴平的結論。他們的相互矛盾的結果難以解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財教科書方法。幾乎在所有財務管理教科書中，多是先求出個別本成本，再以財務結構（各種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作為權數，用統計學上的加權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筆者把這種方法叫做“財務教科書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論文《資本成本會計》，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既然大量財務管理教科書財務學者采用上述方法，筆者認為必有一定道理。

縱觀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無不是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求的。這說明資本成本是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柏攧战炭茣椒ā边€有一大優勢是，它能求出個別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而可直接用于財務決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種簡單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觀判斷就準確的計量出普通股資本成本的方法，那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這種方法（作者注：也永遠也找不到）。這就要求公司必須根據其自身所面臨的各種經環境，對各種計量方法的實用價值進行判斷，從而，選擇出在現有的情況下相對合理的計量方法?！保?997）筆者以為這種概括深“機會成本”概念的真諦。據此，可以預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構建與選擇不能偏離“機會成本”概念，否則，都將難免犯錯誤。

三、對“資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創新

將“資成本”理解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時，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分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是“還原”，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還為債務成本和（所有者）權益成本。進一步，將債務成本分拆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債券成本、長期借款成本、長期債券成本等，將權益成本分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筆者看來，這種分拆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因為財務決策需要的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在此，我們試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知識，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分拆為“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開拓現代財務理論的創新空間。

1、債務成本。公司因債務而導致的未來現金流出一般是預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預測難題，所以債務成本的計量相對容易做到。不過，因公司一般有多種債務，所以債務成本也應是一個加權平均概念。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債務可以增加稅盾（TaxShield）效應，降低成本（信號傳遞效應），但債務成本本身卻會因此增加（債權人將要求更多的風險報酬，破產成本也會增加），那么債務成本與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關系對資本結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影響？此外，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債務成本的？在公司重組（如債務重組）時，降低財務杠桿，隨之降低債務成本，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效率），資本市場又作什么反應？

2、市場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學者們的注釋與發揮，更使人墜入云里霧里。為此，我們嘗試作一粗淺的梳理。

張五常（2000）認為：“必須把‘交易成本’定義為所有在魯賓遜?？唆斔鹘洕胁淮嬖诘某杀??！蓖舳《。?996）提出了批評：“這個定義顯然不是構建性的。因為它只能說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說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新制度學派把交易成本按照發生的時間分成兩類：（1）事前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前，包括生產信息、交換信息，討價還價等等的費用；（2）事后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后的執行契約的成本，包括監督、懲罰、獎勵、怠工等等行為造成的費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約成本（尤金。法馬，1990）。

在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監督支出；（2）人的保證支出；（3）剩余損失。

張五常曾經提出，“交易成本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蓖舳《⊥膺@個觀點，并給出了如下定義：制度成本是選擇制度的機會成本，這個機會成本是那些沒有得到實現但經由參與博弈者的影響可能實現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均衡價值。他還分析了這樣的定義無法回避的四個困難：（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們中間組織分工所花費的機會成本。然而這群人可以通過許多種方式來組織分工并協調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自我約束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等等，其“成本”是無法定義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從生產的“技術成本”（Transformationcost）分離出來。（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不確定性。于是，當事人不可能確定他的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兩個以上人的行動，所以必定是博弈行為。改變交易成本就意味著博弈的人“選擇”從一個均衡跳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種跳躍到底是怎樣實現的，就連博弈學家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計量交易成本是困難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認為影響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個因素（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而亨利。漢斯曼（HenryHansmann）在《企業所有權論》中則認為下列因素對交易成本產生影響：單純的市場支配力、置后的市場支配力（鎖定，Lockin）、長期合作的交易風險、信息不對稱、策略性的討價還價、客戶偏好的信息傳遞、客戶的不同偏好的妥協和協調、異化（Alienation）。誰來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業所有人、企業客戶、其他生產要素的供應方將分擔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誰的頭上是由企業涉足的其他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無論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總是存在著一種動力或利益驅動推動企業以重組的方式采用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權形式，以盡可能降低這些交易成本。可見，要對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將“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財務理論中，筆者以為至少還要解決如下問題：（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義及其構成；（2）交易成本與成本、契約成本之間的關系；（3）不應將交易成本等價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種交易成本的承擔者；（5）哪些具體的交易成本才可以進入公司財務理論視野，即將宏觀意義上的“交易成本”微觀化（深入公司層次）；（6）公司資本成本中，哪些屬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問題難度很大，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選擇是進行簡化處理：將公司資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為顯性的交易成本和隱性的交易成本。顯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籌資費用”，即企業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至于隱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計量的困難，我們暫時不作考慮，有待經濟學和會計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但在決策時，我們必須定性地考慮諸如隱性的成本、破產成本、尋租成本等的影響。

經過簡化處理后，還必須明確一點：計算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成本時，就不要重復計算顯性的交易成本——“籌資費用”了，必須將交易成本從原來的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權益成本中分離出來，以便單獨考慮。單獨考慮市場交易成本的意義在于，將促使公司財務管理關注其外部市場環境，從而更加重視對理財環境的研究，以便在籌資時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3、所有權成本。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所有權”概念在法律上比較明確。按照錢穎一（1989）的理解，經濟學中的“所有權”有三種常見的含義：（1）對財產資本回收的權利，這是“產權學派”的定義；（2）對實物財產的控制權利，這是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義；（3）資本回收和控制權利。現在，一般取第三種含義，并表述為：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和收益的索取權，而且收益權（而非控制權）是所有權的本質（李笠農，2001；殷召良，2001）。這時，企業所有權事實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著。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企業所有權被嚴格定義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謝德仁，2001）。亨利。漢斯曼在《企業所有權論》（中譯本）中寫道，企業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兩項名義權利的人：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權。由此可見，企業所有權不是企業的所有權，而是指企業所有者對企業的所有權。

亨利。漢斯曼進一步提出了“所有權成本”概念：企業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這些成本可大致分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前兩種是與所有權的剩余控制權這一權能相關的，第三種則是直接與剩余收益的索取相關。具體而言：（1）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其實就是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者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的成本（企業所有者為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付出的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間交換意見和作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和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2）集體決策成本是指當多個人共同分享一個企業的所有權時，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可能會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他們要作出決策就必須采用某種形式的集體選擇機制（如表決）。當所有者之間出現利益上的分歧時，這種機制本身也會制造成本，即“集體決策的成本”，包括因決策無效率產生的成本和決策過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權的第二種權能——剩余收益索取權也涉及很多成本問題，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與企業經營的重大風險相關的風險承擔成本。因為這些風險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剩余收益中。

筆者認為，所有權成本是企業所有者獲取和維護所有權而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同樣用“機會成本”計量，而且由企業所有者承擔。不過，這種所有權成本最終將在企業得到補償——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除非企業失?。Ｒ虼?，轉換一下，可以認為，所有權成本即財務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從而使所有權成本回歸“資本成本”的邏輯體系?！埃ㄋ姓撸嘁尜Y本成本”可定義為企業支付給權益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報酬，投資報酬又可分解為無風險報酬和風險報酬。這里，大致可以這樣理解：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對應“無風險報酬”，風險承擔的成本則正好對應“風險報酬”。在財務理論中，“風險報酬”、“無風險報酬”均可以單獨計量，只是要將“無風險報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并進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的具體成本項目，這個計量就困難了。

將“（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是一種理論上的創新分類，將有助于改進財務決策理論，使決策分析深入“分子”層次，考慮問題將更周全，并提高決策效率。為了區別傳統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的分類（如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將“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總稱為“所有權成本”不失為一個不錯的定義。

“所有權成本”概念還將企業與其所有者聯結在一起，必將拓寬公司財務理論的研究視野。公司財務管理應該為降低所有權成本作出貢獻。同時“所有權成本”概念為論證“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提供了支持，或者說，公司價值最大化也是為了“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為了改善公司績效，我們必須重視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公司財務治理結構、公司控制權市場對所有權成本的影響，理論上值得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認真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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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孫錚、吳茜：《經濟增加值：盛譽下的思考》，《會計研究》2003年第3期。

21、魏明海：《公司財務理論研究的新視角》，《會計研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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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資本與成本范疇的厘定

要理解和定義資本成本，先要理解和定義好“資本”與“成本”。

按照馬克思的定義，資本是能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诮洕鷮W中“資本”與“資產”不分，我認為，會計學中“資產”的定義——資產是指過去的交易、事項形成并由企業擁有或者控制的資源，該資源預期會給企業帶來經濟利益，就是資本的定義。一個佐證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教授對資本的定義。他認為：資產是可用的經濟資源；資產必須有主，才可能被善用，但清楚界定產權，從來也不意味著“自己的資產只能自己用”；資產須經交易而轉手（資產轉讓），才能提高有主資產的利用效率；資產的自用權利一旦可以有償放棄和讓渡，資產所有者就擁有一個未來的收入來源；這時，資產就轉變為資本；所以，資本是構成獨立的未來收入流的資產，即可以獨立提供與本人勞動無關的權利租金的資產（1）。

會計學中的“資本”一般是指“資產（資金）的來源”，按會計恒等式“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來解釋，“資本”即指“負債+所有者權益”。我認為，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中的“資本”應作會計學上的解釋。

張五常（2000）認為，“成本是所放棄的價值最高的選擇”?？梢姡洕鷮W家是把成本定義為“機會成本”的。汪丁?。?996）進一步認為，機會成本的兩個要素是：（1）任何成本都是選擇的成本；（2）任何成本都是對于某一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而言的成本。因此，成本概念是建立在人們依據主觀價值標準作出選擇的基礎之上的。不存在選擇，便不存在成本；也不存在獨立于人們行為選擇的“客觀價值”基礎上的成本。據此，在經濟學家看來，沉沒成本、歷史成本不是成本。在公司財務理論中，經濟學的成本概念應是可取的。還要注意的是，選擇是面向未來的，所以成本也是未來成本，而且必須弄清楚誰將承擔成本。公司財務中的籌資、投資等財務決策正是面向未來的，作為財務決策標準的“資本成本”自然要能面向未來，所以用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來理解“資本成本”是合理可行的。

二、資本成本的定義與計量

（一）資本成本的定義及相關問題

在公司財務中，資本成本的一般定義為：公司籌集和使用資本所付出的代價。根據上面的分析，這個“代價”應以“機會成本”作衡量，而且承擔資本成本的主體是特定的公司。因此，資本成本是特定企業籌集和使用資本應承擔的機會成本。

根據上述定義，資本成本由兩部分構成：（1）籌資費用，指在籌資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屬于市場交易成本；（2）用資費用，指在使用資本過程中所發生的費用，即獲取資本之后所發生的費用。具體表現為：①以利息（利率）形式支付給債權人的報酬；②以發紅或股利（股息）（投資報酬率）形式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進一步，資本成本的靜態（不考慮時間價值）表現形式有：（1）絕對數，即“資本成本額=籌資費用+用資費用”；（2）相對數，即“資本成本率（k）=年平均資本成本額/籌資總額”。實務中則常用“資本成本率=年平均用資費用/（籌資總額-籌資費用）”。通常，用到“資本成本”時，即指“資本成本率”。

資本成本有四層含義：（1）個別資本成本，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下的資本成本。（2）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綜合資本成本或總資本成本），即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3）個別邊際資本成本（mcc），指單獨使用一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它有三種定義方法：①數學上的定義。若y=f（x）[y：個別資本成本；x：籌資量]，則mcc=dy/dx.②經濟學上的定義。x=1時的y（因增加一個單位的資本而增加的資本成本），即為mcc.③財務管理實務上的定義。企業新籌資本的個別資本成本，即為mcc.這個定義的誤差大，但實用。（4）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它是對同時使用多種籌資方式去新籌資本的資本成本以加權平均方法的綜合計量。

在公司財務理論中，資本成本一般是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或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而且并不嚴格區分加權平均資本成本與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籠統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

（二）資本成本概念在財務管理中的重要地位

1、資本成本是比較籌資方式、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依據。個別資本成本是比較各種籌資方式優劣的一個尺度（但不是選擇籌資方式的唯一依據）；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企業進行資本結構決策的基本依據；個別、加權平均邊際資本成本是比較選擇追加籌資方案的重要依據。

2、資本成本是評價投資項目、比較投資方案和追加投資決策的主要經濟（財務）標準。人們通常將資本成本視為投資項目的“最低收益率”（aminimumreturn rate），即視為投資項目的“取舍率”（acut-offrate），還作為比較選擇投資方案的主要標準。

3、資本成本作為資本化率，是運用貼現的現金流量方法進行價值評估（財務估價）的關鍵因素（變量）。

4、資本成本還可作為衡量整個企業的經營業績的基準。近年來，在對公司的績效進行財務衡量時，人們越來越喜歡用剩余利潤（剩余收益）、經濟增加值（eva）或調整的經濟增加值等指標。這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上述指標中不可或缺的解釋變量之一。

（三）資本成本的計量

要發揮好“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對公司的財務決策與績效解釋的功能，如何準確計量（也許用“預測”更恰當，因為要計量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可能是徒勞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便成為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

1、所羅門的“現代公式”（2）。所羅門于1963年出版的《財務管理理論》認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就是“促使企業預期未來現金流量的資本化價值與企業當前價值相等的折現率”。據此，所羅門建立了一個被學術界稱為“現代公式”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k）”計量模型：k=[（x-kd）（1-t）/v]（s/v）+[k（l-t）d/v]/（dv）

式中，x為企業預期未來凈營業收入；k為債務資本成本d為債務的市場價值，s為（所有者）權益價值；v為企業價值（v=s+）；t為企業所得稅的邊際率。

阿迪提（1973）認為，“現代公式”所隱含的下列假設以成立：①預計企業將有永續固定的盈利（為了運用永續年金值公式）；②企業盈利等于預期未來凈營業入。

我認為，“現代公式”還有兩個致命缺陷：一是推導的問題。所羅門的推導起點是“k=x（1-t）/v”，然后將“x=（-kd）（s/v）+kd（d/v）”代人“k=x（l-t）/v”，即得“現公式”。問題是，x≠（x-kd）（s/v）+k d（d/v）。理由如下：x=xkd+kd=[（x-k d）+kd]（v/v）=[（x-k d）+kd][（s+d）/v]（x-k d）（s/v）+kd（d/v）+（x-kd）（d/v）+kd（s/v），而（x-k）（d/v）+kd（s/v）≠0，所以x≠（x-kd）（s/v）+kd（d/v）二是本末倒置。在財務估價中，人們本來是要利用“加權平均資本成本”來估計（預測）適當的折現率，以便評估企業價值。而“代公式”不過是這一過程的逆運算（有“循環論證”之嫌），試問：“企業價值”又如何確定？用折現現金流量之外的方法確定的“企業價值”代人“現代公式”，反求“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是能保證與折現現金流量方法匹配（即能否保持邏輯上的一致性）？這恐怕是“現代公式”無法回答的。

2、mm的“平均資本成本方法”。mm在1966年出了另一種計量“行業平均資本成本（c）”的公式：

c=f（k，dd/da）=k[1-t（d/da）]

式中，k為企業權益資本成本；t為企業所得稅稅率；d/da為企業負債比率。其中，k=1/■，■由下列模型回歸而得：

（v-td）/a=■+■/a+■+■（a/a）+u/a

式中，v為企業當前市場總價值；d為企業負債的市場價值；a為企業總資產的賬面價值；a為資產的變動量；x為企業預期息稅前收益；u為隨機干擾項；■為常數項；■為規模系數；■為預期收益系；■為增長系數。

筆者發，這一方法可能存在如下問題：①mm方法不是對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雖然它對個別企業的財務決策有參考作用，畢竟應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②難以從mm方法發展出個別企業資本成本的計量公式；③c=f（k，dd/da），而與負債資本成本本無關，在理論上難以令人信服；④mm方法放棄了“加權平均”思想，未必可行；⑤“x（1-t）”的做法與實踐（稅法）不符，改“（x-i）（i-t）”才對（i表示因負債而發生的利息費用），與因變量“（v-td）”相匹配；⑥1/■是企業資產收益率，用來作為k替代，顯得很牽強；⑦尋找v的替代變量（計量方法）成為成功運mm方法的關鍵，而對v的計量本來不易；⑧就算mm方法正確，也只能求得歷史（過去）的資本成本，但這與資本成本的定義相。未來不是過去的簡單的、線性的延伸，因此經驗估計的結果對來的指導作用要大打折扣。

國內，沈藝峰（1999）、王寧（2002）運用mm方法檢驗了“股權成本高債務成本”理論的正確性。裴平（2001）用自己構建的模型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資本成本進行了計量，但與前兩位的結論相反，少安（2001）的研究結果支持裴平的結論。他們的相互矛盾的結果難以解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mm方法存在缺陷。

3、財教科書方法。幾乎在所有財務管理教科書中，多是先求出個別本成本，再以財務結構（各種資本占總資本的比重）作為權數，用統計學上的加權平均方法，最后算出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筆者把這種方法叫做“財務教科書方法”。胡玉明的博士論文《資本成本會計》，就是用的這種方法。既然大量財務管理教科書財務學者采用上述方法，筆者認為必有一定道理。

縱觀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無不是利用未來現金流量折現而求的。這說明資本成本是面向未來的機會成本，在理論上是站得住的。“財務教科書方法”還有一大優勢是，它能求出個別公司的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從而可直接用于財務決策。正如胡玉明博士所：“如果世界上存在一種簡單易行且不必涉及任何主觀判斷就準確的計量出普通股資本成本的方法，那將是一件非常美好的情。不幸的是，至今，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這種方法（作者注：也永遠也找不到）。這就要求公司必須根據其自身所面臨的各種經環境，對各種計量方法的實用價值進行判斷，從而，選擇出在現有的情況下相對合理的計量方法?！保?997）筆者以為這種概括深“機會成本”概念的真諦。據此，可以預見，資本成本的計量方法構建與選擇不能偏離“機會成本”概念，否則，都將難免犯錯誤。

三、對“資本成本”的分拆及可能的創新

將“資成本”理解為“加權平均資本成本”時，才有可能對其進行分拆。一種最簡單的辦法是“還原”，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還為債務成本和（所有者）權益成本。進一步，將債務成本分拆為短期借款成本、短期債券成本、長期借款成本、長期債券成本等，將權益成本分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在筆者看來，這種分拆沒有什么理論價值，因為財務決策需要的是“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在此，我們試圖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知識，將“加權平均資本成本”分拆為“債務成本”、“市場交易成本”、“所有權成本”等成本概念（魏明海，2003），以開拓現代財務理論的創新空間。

1、債務成本。公司因債務而導致的未來現金流出一般是預定的，不存在太大的預測難題，所以債務成本的計量相對容易做到。不過，因公司一般有多種債務，所以債務成本也應是一個加權平均概念。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是，增加債務可以增加稅盾（taxshield）效應，降低成本（信號傳遞效應），但債務成本本身卻會因此增加（債權人將要求更多的風險報酬，破產成本也會增加），那么債務成本與成本之間究竟存在一種什么樣的此消彼長關系？這種關系對資本結構、公司治理結構有何影響？此外，金融市場是如何影響債務成本的？在公司重組（如債務重組）時，降低財務杠桿，隨之降低債務成本，是如何影響企業績效（效率），資本市場又作什么反應？

2、市場交易成本。在新制度經濟學那里，“交易成本”并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再加之學者們的注釋與發揮，更使人墜入云里霧里。為此，我們嘗試作一粗淺的梳理。

張五常（2000）認為：“必須把‘交易成本’定義為所有在魯賓遜?？唆斔鹘洕胁淮嬖诘某杀??！蓖舳《。?996）提出了批評：“這個定義顯然不是構建性的。因為它只能說明哪些成本不是交易成本，而不能說明哪些成本是交易成本?！?/p>

新制度學派把交易成本按照發生的時間分成兩類：（1）事前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前，包括生產信息、交換信息，討價還價等等的費用；（2）事后費用，發生于契約簽訂之后的執行契約的成本，包括監督、懲罰、獎勵、怠工等等行為造成的費用（汪丁丁，1996）。于是，交易成本即指人的契約成本（尤金。法馬，1990）。

在邁克爾。詹森和威廉。梅克林（1976）那里，交易成本即指成本，它包括：（1）委托人的監督支出；（2）人的保證支出；（3）剩余損失。

張五常曾經提出，“交易成本應該稱為‘制度成本’，這一點科斯也完全同意?！蓖舳《⊥膺@個觀點，并給出了如下定義：制度成本是選擇制度的機會成本，這個機會成本是那些沒有得到實現但經由參與博弈者的影響可能實現的博弈均衡中具有最高價值的均衡價值。他還分析了這樣的定義無法回避的四個困難：（1）交易成本是在一群利益不一致的人們中間組織分工所花費的機會成本。然而這群人可以通過許多種方式來組織分工并協調利益。有些方式如宗教的、權威和意識形態的、自我約束和社會道德規范的，等等，其“成本”是無法定義的。（2）交易成本往往不能從生產的“技術成本”（transformation cost）分離出來。（3）交易成本存在的前提，是存在著不確定性。于是，當事人不可能確定他的每一個選擇的機會成本是多少。（4）任何交易成本必定涉及兩個以上人的行動，所以必定是博弈行為。改變交易成本就意味著博弈的人“選擇”從一個均衡跳到另一個均衡。但是，這種跳躍到底是怎樣實現的，就連博弈學家也還沒有找到答案。他的分析表明，計量交易成本是困難的。

至于交易成本的影響因素，威廉姆森（williamson）認為影響交易成本水平和特征的三個因素（交易維度）是：資產專用性、不確定性和交易頻率，而亨利。漢斯曼（henry hansmann）在《企業所有權論》中則認為下列因素對交易成本產生影響：單純的市場支配力、置后的市場支配力（鎖定，lock in）、長期合作的交易風險、信息不對稱、策略性的討價還價、客戶偏好的信息傳遞、客戶的不同偏好的妥協和協調、異化（alienation）。誰來承擔由此產生的交易成本？他回答道，企業所有人、企業客戶、其他生產要素的供應方將分擔這些成本，最后究竟落在誰的頭上是由企業涉足的其他市場的性質來決定。無論這些成本由誰來承擔，總是存在著一種動力或利益驅動推動企業以重組的方式采用一種更有效率的所有權形式，以盡可能降低這些交易成本?？梢?，要對象化交易成本并不容易。

將“交易成本”概念引入公司財務理論中，筆者以為至少還要解決如下問題：（1）可操作的交易成本定義及其構成；（2）交易成本與成本、契約成本之間的關系；（3）不應將交易成本等價于制度成本；（4）如何分清楚各種交易成本的承擔者；（5）哪些具體的交易成本才可以進入公司財務理論視野，即將宏觀意義上的“交易成本”微觀化（深入公司層次）；（6）公司資本成本中，哪些屬于交易成本。

想搞清楚上述問題難度很大，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目前，可行的選擇是進行簡化處理：將公司資本成本中的交易成本分為顯性的交易成本和隱性的交易成本。顯性的交易成本即前述“籌資費用”，即企業獲取資本之前所發生的費用，如手續費、談判費、發行費等。至于隱性的交易成本，由于計量的困難，我們暫時不作考慮，有待經濟學和會計學研究的新成果來解決。但在決策時，我們必須定性地考慮諸如隱性的成本、破產成本、尋租成本等的影響。

經過簡化處理后，還必須明確一點：計算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成本時，就不要重復計算顯性的交易成本——“籌資費用”了，必須將交易成本從原來的債務成本和所有權權益成本中分離出來，以便單獨考慮。單獨考慮市場交易成本的意義在于，將促使公司財務管理關注其外部市場環境，從而更加重視對理財環境的研究，以便在籌資時大大降低市場交易成本。

3、所有權成本。相對于經濟學而言，“所有權”概念在法律上比較明確。按照錢穎一（1989）的理解，經濟學中的“所有權”有三種常見的含義：（1）對財產資本回收的權利，這是“產權學派”的定義；（2）對實物財產的控制權利，這是格羅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定義；（3）資本回收和控制權利。現在，一般取第三種含義，并表述為：對企業決策的控制權和收益的索取權，而且收益權（而非控制權）是所有權的本質（李笠農，2001；殷召良，2001）。這時，企業所有權事實上被不同的要素所有者分享著。由于一些要素所有者只享有固定的控制權和收益權，企業所有權被嚴格定義為：剩余控制權與剩余索取權（謝德仁，2001）。亨利。漢斯曼在《企業所有權論》（中譯本）中寫道，企業的“所有人”指分享以下兩項名義權利的人：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對企業利潤或剩余收益的索取權。由此可見，企業所有權不是企業的所有權，而是指企業所有者對企業的所有權。

亨利。漢斯曼進一步提出了“所有權成本”概念：企業所有權的兩項核心權能——控制權和剩余收益索取權本身都有其固有的成本，這些成本可大致分為三種：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前兩種是與所有權的剩余控制權這一權能相關的，第三種則是直接與剩余收益的索取相關。具體而言：（1）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其實就是成本。它包括企業所有者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監督的成本（企業所有者為對管理層進行有效的監督而付出的獲取有關企業運營信息的成本、所有者之間交換意見和作出決策而溝通信息的成本、敦促管理層執行決策的成本）和監督不力而導致的管理人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2）集體決策成本是指當多個人共同分享一個企業的所有權時，企業所有者的利益可能會不一致甚至會發生沖突，他們要作出決策就必須采用某種形式的集體選擇機制（如表決）。當所有者之間出現利益上的分歧時，這種機制本身也會制造成本，即“集體決策的成本”，包括因決策無效率產生的成本和決策過程本身制造的成本。（3）所有權的第二種權能——剩余收益索取權也涉及很多成本問題，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與企業經營的重大風險相關的風險承擔成本。因為這些風險通常都直接反映在企業的剩余收益中。

筆者認為，所有權成本是企業所有者獲取和維護所有權而付出的代價，這種“代價”同樣用“機會成本”計量，而且由企業所有者承擔。不過，這種所有權成本最終將在企業得到補償——企業支付給所有者的報酬（除非企業失敗）。因此，轉換一下，可以認為，所有權成本即財務管理中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從而使所有權成本回歸“資本成本”的邏輯體系?！埃ㄋ姓撸嘁尜Y本成本”可定義為企業支付給權益資本所有者的投資報酬，投資報酬又可分解為無風險報酬和風險報酬。這里，大致可以這樣理解：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對應“無風險報酬”，風險承擔的成本則正好對應“風險報酬”。在財務理論中，“風險報酬”、“無風險報酬”均可以單獨計量，只是要將“無風險報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并進一步分解成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和集體決策成本的具體成本項目，這個計量就困難了。

將“（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分解為“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是一種理論上的創新分類，將有助于改進財務決策理論，使決策分析深入“分子”層次，考慮問題將更周全，并提高決策效率。為了區別傳統的（所有者）權益資本成本的分類（如分為普通股成本、優先股成本、留存收益成本等），將“管理人員的監督成本、集體決策成本和風險承擔的成本”總稱為“所有權成本”不失為一個不錯的定義。

“所有權成本”概念還將企業與其所有者聯結在一起，必將拓寬公司財務理論的研究視野。公司財務管理應該為降低所有權成本作出貢獻。同時“所有權成本”概念為論證“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的目標提供了支持，或者說，公司價值最大化也是為了“所有者（股東）財富最大化”。為了改善公司績效，我們必須重視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公司財務治理結構、公司控制權市場對所有權成本的影響，理論上值得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認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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