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少兒保險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一、數據準備

結合保險公司個人壽險業務數據庫的信息，可以概括為客戶信息表、保單信息表及理賠信息。將三張表中和挖掘主題相關的字段信息抽取，整合為一張寬表。

研究樣本中，年齡和保費都是連續型數據，將其轉化為離散化數據，有利于提高數據挖掘的效率。利用SQLServer2005的IntegrationServer工具加載數據表，建立多維數據立方體。

基于數據挖掘的保險交叉銷售模型應用

（一）構建基于聚類的挖掘模型

選取412(金彩明天兩全保險)、413（瑞鑫兩全保障）等為主細分變量，地區、保費、渠道等為輔細分變量。并保證輸入變量與輸出變量之間有一定的相關性。建立聚類挖掘模型，得到聚類結構圖。

模型將數據分為10個群體，對每個群進行鉆取，結合剖面圖和數據傾向圖，判別其所具備的特征。10個分類的強弱勢特征如下表所示：

選擇保費10000和100000為臨界點，可見類1、類2、類3為低端客戶，繳納保費均在10000元以下，類4-8為中端用戶，繳納保費為10001到100000元之間，類9和類10屬于高端客戶，繳納保費均在100000元以上。

針對低中高端群組，結合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等特征對群組的業務特征進行描述，低端群組特征分析如下表1-4所示：

低端群組消費特征描述：該群體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在初中以下，年齡偏大，大多在50―65歲之間，繳納保費的能力較低，都在10000元以下。由于S42（康寧終身健康保險）繳費較高，所以需求很低，此外S66（少兒保險）需求很少。同樣的方法，統計分析中端和高端客戶的群體特征。

聚類只能解決已經發生過的客戶消費行為，并不能對將來的消費行為和規律進行預測。在聚類的基礎上，對所有險種類別進行關聯分析，得出最強的關聯規則，從而有針對性的對各客戶群組進行交叉銷售。

（二）構建關聯挖掘模型

針對每一群組，構建關聯挖掘模型，關聯規則的默認算法是Apriori算法。通過運行關聯挖掘結構，得出依賴網絡圖。

對于每一群組來說，最強的險種關聯只是兩個或三個而已。選擇關聯最強的兩個險種：S43701，險種出現的概率為88.9%，重要度為1.9，為正關聯。說明低端客戶類1，在購買S43（康寧定期保險）的同時購買701（全家福意外卡）的幾率為88.9%，結合低端客戶群組的消費特征，較順應常理。得出的關聯規則是形如AB，代表如果購買了產品A，則同時也會購買保險產品B。具體情況如表3所示。

根據各個類別最佳的險種關聯，像所對應的群組中還沒有消費這種保險組合的客戶進行推銷，已經購買了其中一種保險產品的客戶，向其推薦另一款產品；或者在未來向某一類客戶推薦產品時，根據其收入和教育程度等客觀因素，判斷大致所屬的群組，推銷產品組合，以達到實現交叉銷售的目的。

篇2

關鍵詞:可保風險保險同構保險承保保險理賠

加入WTO,意味著中國保險業要與國際保險市場全面接軌。而目前中國保險業的現狀卻不盡人意,還存在諸多問題。本文立足于中國保險行業的現狀,探討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對問題的原因進行分析,試圖為中國保險業的穩健發展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

一、中國保險業的現狀和存在的問題

自1980年中國恢復國內保險業務以來,保險行業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據保監會最新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全年保險業實現原保險保費收入9784.1億元,同比增長39.1%,是2002年以來增長最快的一年。其中,財產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2336.7億元,同比增長17%;壽險業務原保險保費收入6658.4億元,同比增長49.2%;截止2008年末,中國保險市場主體由2007年的120家增加到130家,保險專業中介機構2445家,兼業機構136634家;保險業總資產3.3萬億元,較年初增長15.2%。保險行業在優化資產配置,化解投資運作風險,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等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一)中國保險業的現狀。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中國50個城市和地區保險市場進行調研,調查內容包括:保險市場容量與潛力分析,保險產品購買動機,保險產品銷售渠道,客戶滿意度,市場競爭狀況等。結果顯示中國保險業的現狀有以下三個特點:

1.與世界同行相比,中國的保險市場起步較晚,開發程度較低。但發展迅速,保險市場尤其是城市保險市場的潛在需求巨大。

2.中國保險產業規模較小,有效供給不足。與風險種類繁多這一現實相比,所提供的險種單一,保險公司的業務主要集中在有限險種的經營上,保險產品同構現象十分嚴重。

3.中國加入WTO后,將有更多的國外保險公司以合資或獨資等多種形式進入中國保險市場,國內的保險企業將面臨外來競爭和自身發展的雙重壓力。

(二)中國保險業存在的問題

1.管理模式落后,經營機制陳舊。中國的保險業基本上還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傳統經營方式,重規模不重效益,貪大求全,專業性不強,缺乏客戶至上的服務意識,沒有高效的資金運營渠道和手段。

2.產品結構單一,缺乏產品開發體系。險種開發無論從速度、數量還是從質量上都不能滿足市場需求。

3.專業人才欠缺,而又不注重培訓儲備,勢必會給未來的競爭帶來被動。

4.保險法規有待完善,雖然《保險法》己于1997年頒布,但原則性的東西多,細則性的東西少,在操作上尚有許多盲點,不能滿足保險業穩定發展的需要。

二、中國保險業現狀的原因分析

(一)保險意識滯后。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消費者現有財富的增長和風險總量的提高,使消費者對保險的需求不斷增加。在從傳統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承擔風險的主體逐漸從政府轉移到企業和個人。實踐證明,保險是應對風險的一種有效手段,但由于中國自1959年停辦國內保險業務以后,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沒有商業保險的實踐,因此,中國人的風險意識滯后,保險觀念單薄,這是保險行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二)保險品種單一。伴隨著全新的、供人們精神享受和物質享受商品的出現,新的風險也應運而生。例如,飛機在帶給人們快捷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飛機失事所導致的巨災風險等。此外,隨著新體制、新規則的制定,新環境的出現,也將產生許多新的風險因素。如責任風險、信用風險等。面對風險種類的迅速增加,我國保險業所提供的險種卻十分有限。例如在壽險行業中,各大公司都在拼命爭奪、搶占少兒險市場;在財產險上,各公司的競爭也主要集中在財產、車輛、貨物運輸等少數幾個大險種上。

(三)專業人才缺乏。保險業的特殊經營方式產生了對展業、精算、承保、投資、理賠等特殊人才的需求。各種專業人才的培養是一個漸進、累積的過程。而我國停辦國內保險業務達20年之久所帶來的一個直接嚴重后果是保險人才培養的斷層。保險公司的培訓水平很有限,相應的院校師資力量薄弱、素質不高、教材陳舊、教學手段落后等問題,都使得保險業的人才不能很好的滿足快速發展的需要。據調查,由于一些保險營銷員缺乏職業道德,缺少相關知識,致使在推銷保險產品時出現誤導陳述、保費回扣、惡意招攬等違規、甚至違法現象,極大地損毀了中國保險業的聲譽。

(四)監管力度薄弱。保險是經營風險的行業,它遍及各行各業和千家萬戶,保險經營是以大數法則為其數理基礎的,保險定價需要非常專業的知識和技術,而這些技術是多數投保人不了解的。這種信息的不對稱性,需要政府對保險業加以監督管理,以保障投保人獲得合理的保障條件和費用支付條件。

篇3

關鍵詞：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儲蓄率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Policy and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WANG Qilinga, LAI Xiaoqionga，b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Wang Yanan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sample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for 1999―2009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and high saving rate.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main determinant of high saving rate in China is no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but the transitional features of the Chinese economy. (2) There is a distinct urbanrural difference in the effect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saving rate, in that child dependency ratio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oldage dependency rati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urban household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3) There is also a marked disparity in the effect of the share of fisc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n household saving rate. The scale of taxa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nega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while the scale of expenditure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urban saving rate and a positive one on rural saving rate. The above findings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China’s future reform.

Key words：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fiscal effect; saving rate

一、引 言

近些年來，中國保持著非常高的國民儲蓄率，2008年的數據已達到523%，較1992年增加1201%。從變化趨勢來看，國民儲蓄率自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有所下降，到2000年開始呈現較為明顯的遞增走勢，從2000年到2008年，國民儲蓄率年均增長392%。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金流量表可知，居民儲蓄率從2000年的165%增加到2008年的2249%，年均增長408%；企業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1565%增加到2008年的216%，年均增長476%；政府部門儲蓄率從2000年的636%增加到2008年的821%，年均增長587%。從部門的截面貢獻來看，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居民和企業兩個部門帶動起來，政府儲蓄雖然近幾年增長迅猛，但所占比例較小。持續高位運行的儲蓄率受到了西方國家的責難，在后危機時代中國強勁增長的背景下，一些西方學者拋出了“中國經濟責任論”和“儲蓄國責任論”，由此引發了又一輪討論中國高儲蓄率問題的熱潮。中國的儲蓄率為什么這么高？學術界就這個問題給予了不同視角的解釋，如人口結構因素［1］［2］［3］［4］［5］、經濟增長因素［6］［7］、預防性儲蓄［8］［9］［10］［11］［12］、男女比例失衡［13］、部門貢獻角度的分析［14］［15］等。

Kraay（2000）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未來收入增長率與食品占家庭消費支出之比均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人口撫養比和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卻未對其構成影響。［1］Modigliani和Cao（2004）運用時間序列數據研究表明，人口撫養比、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這些變量均對居民儲蓄率有明顯的正向影響。［2］由此看來，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對居民儲蓄率影響的結論是不一致的。Horioka和Wan（2007）在上兩篇文獻的基礎上重新對中國儲蓄率的影響因素做了深入分析，結果表明：（1）收入增長率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且系數較為顯著。（2）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并未產生明顯的影響。［3］

在較近的國內文獻中，楊繼軍（2009）和汪偉（2009）的研究較具代表性。楊繼軍（2009）研究表明，經濟增長率對儲蓄率有正向影響，且系數顯著；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且人口撫養比每下降1 個百分點，儲蓄率就增加0124 個百分點；由于人口撫養比的彈性遠大于經濟增長率的彈性，故人口撫養比是決定儲蓄率的主要因素。［4］汪偉（2009）通過實證檢驗發現，中國的高儲蓄率主要是由兩個急劇轉變的政策共同作用所致：（1）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實施的改革開放，以1978年為界，人均收入增長率的均值由1953―1977年的55%上升到1978―2006年的96%，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的變動基本一致。（2）是人口政策的轉變，20世紀70年代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對儲蓄率的積累產生了巨大影響，這一轉變使得中國迅速實現了人口轉型，并通過“人口紅利”的集中釋放帶來高儲蓄。經濟增長與勞動年齡人口的大幅增加互相影響，又進一步提高了儲蓄率。［5］

中國人口年齡結構與高儲蓄率的關系到底是怎樣的？

圖1描述了1995―2008年期間國民儲蓄率與總人口撫養比的變動關系，根據該圖可知，2000年是這一變化的轉折年份，Kraay（2000）與Modigliani & Cao（2004）在人口撫養比方面的矛盾性可能與他們的數據區間不同有關，同時根據該圖可知，楊繼軍（2009）對2002―2007年短期的分析是合理的，即人口撫養比與儲蓄率呈現了負向關系。另外，由圖2和圖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有著明顯的城鄉差異，特別是在城鎮地區，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在這里被分解為，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卻有著正向影響。為了更為全面的考察這二者的關系，本文借鑒Horioka和Wan（2007）的研究方法，同時考察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關系，特別關注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另外，我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財政手段的影響舉足輕重，例如稅收與財政支出會影響消費、投資與進出口，因此居民儲蓄就會因這種影響而發生波動，從這個角度講，財政政策特別是稅收規模或支出規模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儲蓄率。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引入財政政策這一變量，來進一步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與居民儲蓄率的關系，以及財政政策所帶來的影響。

圖2城鎮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圖3農村居民儲蓄率與少兒、老年撫養比的關系二、變量、數據與方法

由于本文要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同時納入財政政策，故被解釋變量分別選擇城鎮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city）和農村居民儲蓄率（saving rate of rural），以區分城鄉差別的特點。在解釋變量里面，我們首先選擇人口撫養比作為人口年齡結構的衡量指標，依據Horioka和Wan（2007）具體選用少兒撫養比（young_foster）和老年撫養比（old_foster），以考察不同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差別，這里少兒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少年兒童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以反映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少年兒童。老年撫養比是指某一地區中老年人口數與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要負擔多少名老年人，老年人口撫養比是從經濟角度反映人口老化社會后果的指標之一。其次，我們選擇政府收入占GDP之比（rev_rate）和政府支出占GDP之比（sp_rate），以反映政府財政政策對儲蓄率的影響。以上解釋變量為核心變量，在此基礎上引入其他控制變量X，計量模型如下：

saving rate of city=a1×young_foster+b1×old_foster+c1×rev_rate+d1×sp_rate+M1×X+e1

saving rate of rural =a2×young_foster+b2×old_foster+c2×rev_rate+d2×sp_rate+M2×X+e2

在控制變量的選擇方面，首先，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一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應該有必要的儲蓄率保證，因此這里引入GDP增長率（gdp_growth_rate）；其次，由于我國是一個轉型國家，故應該納入表征轉型特點的指標，故引入第三產業比重（third_ratio）和二三產業比（trans_rate）以控制轉型國家數據模型的穩健性；再次，從微觀角度來看，居民儲蓄率同人口自然增長率有著一定的關系，故這里引入人口自然增長率（natural_rate）；此外，不同地區城市化水平有著明顯的差異，這里將納入城市化指標（urban_rate），具體使用地區城市人口占地區總人口比重來測度。

以上變量所需數據均來源于CEIC數據庫以及《中國統計年鑒》，數據區間為1999―2009年，原因是：（1）由于本文考察財政政策影響，受個別省份的財政收支數據的限制，省際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從1999年開始有完整的統計數據，從而保證了31個省市自治區的完整度。（2）Modigliani和Cao（2004）等文獻主要考察了2000年以前的情形，這里為了對比其結論的代表性以考察2000年以后的情形為主。（3）根據圖2和圖3可知，分析2000年以后的數據特點更能揭示出人口年齡結構與中國高儲蓄率的真實相關性。

本文使用31個省市自治區的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對儲蓄率的影響，在這個影響機制中，特別引入了財政收支比重，以分析當財政政策發生變化時，人口年齡結構的儲蓄效應是否受到明顯的影響。具體而言，根據楊繼軍（2009）的結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有負向影響，這個由圖1就可看出，但再觀察圖2和圖3就會發現，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儲蓄效應是截然相反的，并且這個特點在城鎮地區極為明顯，那么這個差異是否與財政政策的變化有關聯？不同地區的地方財政情況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本文再引入省際財政收支比重，以考察財政手段是否構成對“非勞動年齡撫養比的城鄉儲蓄效應”這一傳導機制的影響。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我們使用省際面板數據來考察人口年齡結構、財政影響與儲蓄率的關系，根據Hausman檢驗，本文只報告固定效應，結果如表1所示。

模型（1）和（2）為基本回歸方程，意在分別考察忽略財政政策時的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然后引入控制變量：GDP增長率、第三產業比重、二三產業比、人口自然增長率以及城市化水平五個指標，同時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形成模型（3）和模型（4），以考察兩種撫養比，以及財政政策調整對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進一步地，本文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針對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儲蓄率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并且計算財政收支規模的最優門限值，為后面的財政收支區間分析作準備。

根據模型（1）和（2）可知，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均非常顯著，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兩種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形成巨大反差，這與圖2所顯示的特點是一致的；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這個情況剛好與城鎮居民儲蓄率相反，這說明人口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存在明顯的城鄉差異。

為了穩健性起見，模型（3）和（4）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財政支出比重，同時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472增加至-0276，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602減小至0575；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373增加至051，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由原來的-0559減少至-0781。數據雖有少許變化，但總體上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且與原來的影響方向一致，說明人口撫養比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作用是穩健的，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分析結果相反。當引入控制變量后，在影響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幾個因素中，最為突出的是二三產業比，它對城鎮居民儲蓄率與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分別為881和685，前者在1%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后者在10%的顯著水平上通過檢驗，其次是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這說明影響城鄉儲蓄率的主要因素是二三產業比，它衡量了不同地區的轉型特點對儲蓄率的積累特性，其中的第三產業比重在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系數較為顯著，但在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中并不顯著，由此可知二三產業比更適合控制轉型特征。在模型中，GDP增長率在城鎮方面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農村方面卻未通過檢驗，為此我們對模型（3）和（4）做了GLS回歸，結果表明，該系數的t值概率分別為0509和0031，城鎮居民方面未通過檢驗，而農村居民方面卻較為顯著，這個城鄉差異不足以說明GDP增長率對儲蓄率的影響，這與Horioka和Wan（2007）的結論相反。城市化水平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較為顯著，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系數卻不顯著，這說明，城市化的儲蓄效應只在城鎮地區較為明顯，而在農村地區不明顯，這個結論也是顯而易見的。

考慮財政政策影響的情況，城鎮儲蓄率方面，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644，財政支出系數為-0706，兩個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易見收入規模的擴張有利于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增加，而支出規模的擴張卻會導致儲蓄率的下降，且幅度較大。農村儲蓄率方面，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的系數也較為顯著，系數正負與模型（2）和（4）一致，在引入的5個控制變量中，只有二三產業比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引入的財政收入系數為-0415，而財政支出系數為0748，容易發現這與城鎮儲蓄率的情形正好相反。根據模型（3）和（4）可知，引入財政收支比重后，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解釋力度仍較強，同時財政收支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

下面通過引入財政收入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收入比重與老年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少兒撫養比、財政支出比重與老年撫養比的交叉項來考察財政政策影響的強弱，由此分別形成模型（5）、（6）、（7）和（8），根據我們計算的財政收支規模門限值可得到表2和表3，通過分析不同的財政收支區間來反映撫養比對城鄉儲蓄率的影響。

根據表2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不斷增加，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稅收規模為465%，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713%，城鄉儲蓄率存在著相反的特點。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少兒撫養比只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減小后增大，最優支出規模為399%，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剔除數據后，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標準差為757，最小值為851，最大值為5576，平均來看，財政收入比重沒有超過465%，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負向影響。類似的，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最優稅收規模為399%，而省際財政收入比重的均值為1911%，也未超過這個門限值，故驗證了圖2中少兒撫養比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正向影響。省際財政支出比重的均值為1601，標準差為642，最小值63，最大值4502，平均來看，財政支出比重遠超過門限值86%，故驗證了表1中老年撫養比對農村儲蓄率的系數值-0559。

根據表3可知，隨著稅收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稅收規模為84%，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沒有影響。隨著支出規模的增加，老年撫養比也只對農村居民儲蓄率有影響，且影響是先增大后減小，最優支出規模為86%，而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無影響。

從表2和表3可知，人口年齡結構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不是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受到財政收支規模的制約，不同的稅收規模與支出規模可能對應著相反的儲蓄率效應。另外，人口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別。

一般來講，人口老齡化會影響居民儲蓄率，其原因如下：（1）在經濟領域，老齡化會對消費、儲蓄、投資、稅收等發生沖擊，在公共政策的視角下，僅僅依靠調節人口政策或某一部門的政策都不足以全面應對老齡化問題。［17］在這個宏觀系統的調整過程中，財政政策的作用直接或間接地平衡著儲蓄與消費的互動，比如財政支出尤其是消費性支出（如中國政府部門的三公消費）的增加通過擠出效應使得居民消費減少，從而改變了居民的儲蓄水平。（2）根據莫迪利安尼的研究，隨著年齡的增大，居民在年輕時會多儲蓄而到年老時就會拿出儲蓄部分來消費，因此人口老齡化的加劇應使得居民儲蓄率不斷下降。（3）人口老齡化過程導致了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勞動力年齡人口的中位數大幅增加，勞動力供給減少，收入就會隨之減少，因而儲蓄也相應減少。［18］

但是，根據中國數據的測算，結合表1可知，人口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趨勢使得城鎮居民儲蓄率不斷增大，而使農村居民儲蓄率不斷減小，可能的解釋如下：（1）我國養老保障制度的二元結構。我國現有的養老保障制度設計是以城鎮職工為主，對城鎮職工實行社會養老保障，即個人、企業和政府三方責任共擔的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近年來，我國各地積極探索農村養老保障制度改革，但由于沒有統一的指導性文件，各地區改革在制度和標準上都不統一，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碎片化”趨勢較為嚴重。目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農村養老保險共有1900多個縣級統籌單位，標準大多是“一地一策”，這樣導致的結果是，不僅正在試點的新農保制度互不相同，即使是一地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也同時存在多種制度。另外，沒有納入試點的農村居民仍然只能依靠個人養老方式。從這個角度看，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在各方面仍遠不如城鎮養老保障制度完善，這樣的城鄉二元結構保障制度使得城鎮老齡人口每月能得到一定數量的養老金，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老年人的收入不減，近年來政府又提高了養老金的支付額度，使得城鎮老年人的腰包越來越鼓，故其儲蓄份額有所增加，但農村地區的養老保障制度仍未完善，出現的問題也較多，故農村居民在收入保障上遠遠不如城鎮居民。（2）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人口老齡化促使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這在城鄉都是一致的，但城鄉就業崗位性質的差別在于，城鎮地區的崗位多以腦力勞動為主，而農村地區的崗位多以體力勞動為主（相對而言），這就使得城鎮老年人仍可以有機會或有時間繼續工作，以獲得薪金收入。而農村老年人就會因身體的原因而走下崗位，收入也隨之減少。這樣的結果導致城鎮老年人仍有一定量的收入儲蓄起來，而農村老年人就失去了儲蓄的重要來源，因而農村儲蓄率必然下降。（3）財政政策的影響。我國的財政政策主要體現為城市偏向性的財政政策，［19］因而較容易地導致城鄉收入差距，例如社會保障支出較多地使城鎮老年人受益，而使農村老年人得益甚少。表3卻明確說明了人口老齡化的儲蓄效應只在農村地區受到財政政策的影響，在城市地區卻無影響，可見財政壓力對農村老年人的影響更大，財政收支比重稍微增加一點，農村老年人的收入就可能減少，這就影響到其儲蓄水平。

關于少兒撫養比的儲蓄效應，可能的解釋是，少兒年齡人口不具備勞動能力，因而沒有收入來源，少兒撫養比的增加使得社會負儲蓄增加，以提供足夠的經濟能力撫養少兒年齡人口。然而，少兒撫養比對儲蓄率的影響在城鄉之間有著明顯的反差，其原因可能是：（1）撫養小孩成本的城鄉差異。一般認為，小孩需要撫養的階段是指從一個孩子的出生直到其具備獨立的生存能力。撫養一個小孩需要的成本包括產前費用、生產費用、衣食住行、醫療費用、教育費用，以及其他不可預期的費用，而我國城鄉地區在這些成本支出項目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距。據研究，城鎮居民基本生活線為594286元，而農村居民基本生活線為196801元，后者僅相當于前者的3312%。［20］這說明農村整體上的消費水平都遠低于城鎮，城鎮的高消費水平使得城鎮家庭撫養小孩的開銷大大增加，從而可儲蓄的部分就會相應地減少。而農村因其較低的消費水平而較小地影響其儲蓄能力，但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儲蓄效應系數為正數，也就是說，小孩數量的增加反而會提高農村家庭儲蓄水平。我們給出的解釋是，在農村一直都有養兒防老的傳統，所以農村家庭小孩多（尤其是男孩）的父母就會進行預防性儲蓄，以保證自己老了有人所養。（2）財政政策影響。一方面，財政收入的增加，如所得稅或消費稅的調整，很容易使城鎮勞動者的收入發生改變，而這卻較小地影響到農村勞動者，因而撫養小孩數量明顯會造成城鄉家庭儲蓄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財政支出所具有的擠出效應（主要是消費性支出的擠出效應）會影響到城鎮居民而不會影響農村居民，因而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受到財政支出擠出效應比較大，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則不會產生影響。

四、結論性評述

本文以1999―2009年的省際面板數據為樣本，對人口年齡結構、財政政策與高儲蓄率的關系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1）影響我國高儲蓄率的主要因素不是人口的年齡結構，而是經濟體的轉型特征，產業結構的調整從宏觀角度改變了拉動經濟的投資消費比例，從而傳遞到居民部門，影響其儲蓄行為。（2）人口年齡結構對我國儲蓄率的影響存在著明顯的城鄉差異，其中少兒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老年撫養比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3）財政收支比重對城鄉居民儲蓄率的影響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稅收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支出規模對城鎮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負，而對農村居民儲蓄率的影響為正。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現在，經濟體的運行具有明顯的轉型特征，這個特征不僅體現在產業結構調整上，而且也體現在微觀層面上，加之20世紀70年代實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又改變了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這在很大程度上配合了轉型調整所帶來的儲蓄效應。在這個過程中，財政政策通過宏觀層面對經濟進行干預，使得城鄉居民的收入與消費行為發生改變，進一步影響到儲蓄能力。從以上原因來講，我國高儲蓄率的發生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根據發展經濟學的觀點，經濟的發展將伴隨著儲蓄的減少，但就現狀而言，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能單憑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總量快速的增長而忽視中國發展階段的實質。隨著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不斷加深，人口紅利的優勢將逐漸釋放直至消失，在此過程中國家調控的方向應是以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人力資本積累等途徑為主，這些措施雖然看似較為傳統，但考慮到中國高儲蓄這個發展特點，它們的實施對促進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仍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 Kraay, Aart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September, 2000, 14 (3): 545-570.

［2］ Modigliani, Franco and Shi Larry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 ［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4, Vol. 42, No. 1 (Mar):145-170.

［3］ Horioka, Charles Y. and Junmin Wan. 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 ［Z］.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Working Paper 2007.

［4］ 楊繼軍. 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儲蓄效應［J］.財經科學,2009(7):26-32.

［5］ 汪偉.經濟增長、人口結構變化與中國高儲蓄［J］.經濟學季刊,2009(7) :29-52.

［6］ Qian, Y..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 IMF Staff Papers, 1988, 35 (4): 592-627.

［7］ 陳利平. 高增長導致高儲蓄：一個基于消費攀比的解釋［J］.世界經濟,2005(11):3-9.

［8］ 宋錚. 中國居民儲蓄行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0.

［9］ 萬廣華,張茵,牛建高. 流動性約束、不確定性與中國居民消費［J］.經濟研究,2001(11):35-44.

［10］ 羅楚亮. 經濟轉軌、不確定性與城鎮居民消費行為［J］.經濟研究,2004(4):100-106.

［11］ Blanchard, Olivier J. and Francesco Giavazzi. Rebalancing Growth in China: A Three-Handed Approach ［Z］. MIT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2005, No.5.

［12］ Chamon and Prasad, why are saving rates of urban households in China rising? ［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0, 2: 93-130.

［13］ Wei and Zhang.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Z］, NBER Working Paper, 2009, No. 15093.

［14］ Kuijs, L.. How Would China’s Saving and Investment Evolve? ［Z］.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58, 2005.

［15］ 李揚,殷劍峰. 勞動力轉移過程中的高儲蓄、高投資和中國經濟增長［J］.經濟研究,2005(2):4-15.

[16]余長林.發展中國家知識產權保護與經濟增長[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329.

［17］ 彭希哲,胡湛. 公共政策視角下的中國人口老齡化［J］.中國社會科學,2011(3):121-138.

［18］ 齊傳鈞. 人口老齡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J］.中國人口科學,2011年增刊:54-65.

［19］ 陸銘,陳釗. 城市化、城市傾向的經濟政策與城鄉收入差距［J］.經濟研究,2004(6):50-58.

［20］ 周發明,楊靖. 基于ELES模型的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實證研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0(3):84-89.

篇4

學生往往剛學了兩句日常用語，就急著想干別的事情了。此時，創設問題情景，引導學生在原有需要得到滿足的同時不斷產生新的需要顯得至關重要。如果只簡單重復“What’s this?”學生怕是不愿聽了。于是，我拿出一個包：“I have some thing in my bag-guess. What’s this?”這一問，學生們紛紛舉手，把他們剛學的單詞都猜了個遍。終于，我打開包，又拿出一個包。“Bag!”全班哄堂大笑，他們怎么也沒想到“a bag in a bag”。就這樣，我們愉快地鞏固了所學知識，孩子們的好奇心也得以保持下來。給學生一個問題，再給他一個意想不到的答案，“Guessing Game”成了孩子們的最愛。 

二、建立學習的加油站----自信心。 

首先，讓孩子敢于出錯。 

沉默期總是有的，但要盡力把它縮短，最簡單的方法創設密切配合和諧的教學氛圍，讓孩子明確初學英語時出錯是很正常的并不可笑，只要多說就能說好，孩子們學說英語的熱情被激發起來，也不用擔心“走調”。實在不得不說“NO”時，我總不忘配上一個寬容的微笑，并耐心地幫他糾正過來。當孩子有進步時，一句“How clever!”就能讓他鼓起自信的風帆。因此，教師在課堂上組織學生操練的時候，不必擔心學生的表達錯誤。實際上，學生并不是僅僅能模仿所接觸的語言。人們在掌握語言的過程中，都有創造、發揮的能力。只是人們在學習語言的過程中必然要經歷一個不斷犯錯誤的階段，我們對于學生的語言錯誤，要采取寬容的態度，不一定有錯必糾，而應該采取鼓勵的辦法，讓他們盡可能多的實踐。所以作為小學英語教師的我們，千萬不要因為糾正語言的錯誤而挫傷了學生學習英語的積極性。對勇于實踐的任何嘗試，教師都應該采取鼓勵的態度，同時也要明確地告訴學生，錯誤是不可避免的。要在課堂上創造一種輕松的、幽默、寬容的氣氛，讓學生對任何語言錯誤都一笑了之。如果心理壓力很大，感到緊張、焦慮的時候，即使他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在做練習，但是所學的語言卻不會進入頭腦中，而是被緊張得“蒸發”悼了。因此，我們英語老師在上完課以后，不妨多問問自己，“今天，我的表揚夠狠嗎？” 

其次，發揮孩子的特長。 

也許個別孩子學習英語確實吃力，心理上自信不足，害怕有余，好在每個孩子都有各自的特長愛好。老師不妨把他們的優勢帶進英語教學中來，歌唱得好的，請他領唱英語歌曲；畫畫得好的，請他幫忙繪制教學圖片，喜歡表演的，請他指導同學“play the story”……讓他們覺得“原來我也是很不錯的”。實踐證明，找準教學切入點，充分發掘孩子的特長，也能建立起他們學習的自信心。如：我所帶班上有位同學，上課時很少開口讀英語，更不用說與其他同學組織表演活動了。在課堂上無論我怎么引導，他就是怕張口說。但我發現他的英語單詞寫的很規范、句子也很符合標準。于是我就在他的作業上寫了幾句：“You’re great! 如果上課能開口讀，你會把英語學得非常好！”等批語，同時，把他的作業也作為樣本模范，讓全班同學學習。這樣，在他的成績得到肯定的同時，他克服了羞怯感和自卑感，上課能慢慢地開口說了，最后竟成了一名口語很棒的學生。 

三、供給學習的太陽有----求知心。 

如果說給孩子一次鼓勵就是加一回油，那么激起孩子的求知之心就是太陽能，能為孩子提供源源不斷的學習動力。 

新奇有趣的東西能很好地引起孩子無意注意。教學上要不斷變換教學內容的呈現方式。讓學生感受到英語學習的多姿多彩，能激起孩子對英語本身的興趣。在學習“Boby”時，我讓孩子們“make a puppet”，當孩子們喜愛的卡通化合物“Zoom”最終出現的時候，他們高興得不禁拍手叫好，這讓孩子們體會到了英語學習的趣味性；在學“Happy birthday”時，我們可以開一個“birthday party”，這能使孩子感受到英語的實用性；我還請孩子們看英語動畫片，讀英文版的童話故事。 

精當的表情和動作引起孩子的注意，讓復雜的東西變得簡單起來；英語教英語更需要豐富的面部表情和肢體動作的配合。如在學“swim”時，我做出一個游泳的姿勢，孩子們也一邊“游泳”一邊讀單詞，很快就學會了，又如在學“fly”時，我做出一個小鳥飛的動作，孩子們也一邊“飛”一邊讀單詞。腦、口、手齊上陣，孩子們的學習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我常看少兒節目，動畫化合物和主持人時尚而充滿童趣的表情動作是我借鑒的主要對象，它讓英語教學變得更加活躍、有趣了。 

篇5

關鍵詞：養老保險現收現付制基金積累制

一、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儲蓄和經濟增長

在索羅（Solow）提出的經濟增長“黃金定律”模型中得知，當人口增長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之和超過穩態的資本邊際產出時，這一經濟就處于動態無效的狀態。在一個動態無效的經濟中，引入現收現付制度將提高人均消費水平；而在動態有效的經濟中，資本邊際產出大于經濟增長率，基金積累制則是最優的選擇。艾倫（Aron,1966）嚴格證明了在人口增長率和工資增長率之和大于利率時，引入現收現付制對個人的福利將會是一種改善。根據國外學者的基本理論，國內學者針對中國的國情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方式對儲蓄和經濟增長的影響。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2000）通過交疊世代和Ramsey增長模式，比較了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兩種籌資模式的長期區別。他們認為從經濟增長的角度看，基金積累制具有更高的平均消費增長率、平均消費水平以及更低的稅率扭曲。所以基金積累制更利于經濟增長。

袁志剛、宋錚（2000）運用了兩期疊代模型考察了在一定的養老保險制度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動對個人最優儲蓄率的影響。同時針對我國的情況進行了數值模擬，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人口老齡化會造成中國城鎮居民的儲蓄傾向上升。而且中國目前的個人最優儲蓄率高于黃金律要求的儲蓄率，所以降低儲蓄率就可能帶來帕累托的改進。

朱清（2001）從判斷中國是否滿足“艾倫條件”的角度分析了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方式選擇的問題。他指出由于我國儲蓄率一直居高不下，這會造成中國的實際利率較低從而長期抑制國內資本市場的收益率。根據以上情況，中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間內還將滿足“艾倫條件”，所以我國現在仍然采用現收現付支付制度比較合理。

袁志剛、封進（2004）利用1986-2002年的歷史數據說明了中國的實際總工資增長率大于以一年期存款的實際利率或5年期政府債券的利率衡量的投資收益率。因此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現收現收現付比基金積累制更有效率。他們指出從效率角度看，如果中國未來中國依然能保證現收現付制度有較高的收益率，那么，就應該發揮現收現付制的代際再分配功能。同時他們提出中國經濟是動態無效的，如果經濟按此趨勢運行將會出現一個動態無效的均衡。在這一狀況下，采取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會更合適當前中國的實際情況。

二、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社會總福利

鄭偉、孫祁祥（2002）從總體福利和分代福利兩個角度對養老保險制度選擇進行了研究。他們得出兩個基本結論：第一，不同的養老制度的優劣取決于具體的參數條件，并不是絕對的；第二，即使在一定參數條件下得出基金積累制是最優選擇的結論時，總體福利和分代福利最優選擇的沖突可會使基金積累制的制度選擇在現實中無法實現。

與以往的分別設定現收現付制模型和基金積累制模型不同，封進（2004）利用福利經濟學模型推導出了在社會福利最大化目標下現收現付和基金制混合的養老保險體系的最優混合比率。她的研究表明，當一國的工資增長率和人口增長率之和大于投資報酬率，或者當收入差距較大時，采用現收現付制有益于社會福利的改善。所以她得出結論是我國仍然應該選擇現收現收現付制度為主體的籌資方式，這種制度最終的可持續性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和產出水平。

何樟勇、袁志剛（2004）從中國經濟的動態效率角度來考察兩種籌資模式的影響。他們指出當前中國經濟處于實際利率小于經濟增長率的動態無效區域，在這種情況下現收現付制可以有效的改善資本積累過度的問題。如果在動態無效的區域實行基金積累制，那么這一制度不會有利于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所以當前中國養老保險籌資模式的轉軌時機并不成熟。

封進、宋錚（2006）應用一個一般均衡的代際交疊模型對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進行了福利分析。文章采用中國的數據，對中國城鎮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和養老保險制度安排對宏觀經濟變量的影響做了數值模擬，評價了養老保險制度的福利效應，并給出了最優的養老規模。文章得出結論是引入一個合適的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對社會總福利而言是一種改進。

三、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人口老齡化

中國正邁入老齡化社會，生育率低、人口結構老化給養老保險帶來了很大的資金壓力。西方很多學者認為現收現付制具有代際轉移支付的性質,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社會養老保險支付的負擔會日益沉重,從而導致政府財政赤字膨脹,引發養老金支付危機。面對人口老齡化可能造成的現收現付制度的支付危機，國內學者針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相應的研究。

劉貴平（1999）研究了未來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我國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代際再分配功能產生的影響。他的研究結論表明，人口老齡化會使中國未來的年輕人的福利受到損害同時他們成為養老保險金的凈貢獻者。

朱青（2001）從總負擔角度分析了人口老齡化對養老基金籌資模式選擇的影響。作者認為伴隨著人口老齡化，我國的少兒負擔率將趨于下降，未來人口總負擔系數不會大幅度增加的，所以未來人口老齡化不會給社會造成過重的經濟負擔，因而我國公共養老金制度籌資模式并不一定要轉向基金積累制。同時作者還指出無論哪種籌資模式，從實物經濟角度看，養老金計劃仍然是一種靠后代養老的計劃，所以應付人口老齡化趨勢，關鍵是要選擇一種有利于提高未來勞動生產率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

王海東（2003）從我國養老金計劃的歷史沿革和養老金計劃的隱性債務角度分析，認為完全放棄現收現付制度在我國而言是不合適的，因為第一人口老齡化在可預期的將來會得到緩解，但是籌資方式的制度性劇變會付出較大的轉軌成本。第二，現收現付制度內部也可以通過采用例如上調養老金繳納比例、降低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和提高退休年齡等手段以來應對由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支付危機。所以，作者認為如果改革的養老保險計劃中沒有現收現付制度因素的話，那個這個制度是不會成功的。

封進（2004）運用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揭示了中國養老保險制度選擇的內涵和再分配功能實現的條件。她的研究說明了年青一代的人口增長速度下降會導致平均福利的下降和代際收入差距的擴大。同時，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可以緩解人口結構變動對福利的不利影響；政府的再分配政策則有助于縮小代際收入差距，但是在人口增長率下降而勞動生產率未能提高時，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適用的空間十分有限。

程永宏（2005）構造了一個養老負擔理論模型，從在職者養老負擔率定義出發，分析了我國人口老齡化與現收現付制度之間的關系。他的理論模型分析表明人口老齡化并不是放棄現收現付制度的合理依據，人口老齡化并不一定會造成養老保險的支付危機。支付危機的產生關鍵在于經濟增長速度與人口老齡化速度之間的差距。如果經濟增長速度持續高于人口老齡化的速度，那么即使是現收現付制也可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沖擊。

曾毅（2005）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主要特征與養老金缺口問題進行了分析，并論述了建立農村儲備積累式養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緊迫性和可行性。作者認為我國必須利用今后20年左右的“人口紅利”機遇，努力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以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期帶來的嚴峻挑戰。

四、養老保險籌資方式與轉軌時機和成本

趙耀輝，徐建國（2001）認為中國的養老保險籌資方式的漸進改革始終忽視了激勵機制的問題，才會使體系內資金缺口不斷擴大。他們認為目前養老保險體系的社會支柱部分過于龐大，導致制度中的再分配功能削減了社會繳費的積極性。所以他們主張以建立完全的基金積累制來形成養老保險制度的激勵機制。

孫祁祥（2001）研究了中國養老保險改革中出現的個人賬戶空賬與轉軌成本問題。他認為做實個人賬戶才是中國養老籌資方式真正轉變為社會統籌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混合型體制的關鍵。同時文章的研究認為,政府應當負擔轉軌成本。政府可以通過使用政府經常性收入、出售國有資產、發行特種國債、發行福利彩票等方式來支付轉軌成本。但僅僅依靠政府經常性收入來彌補轉軌成本是不可持續的。

王燕等（2001）運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模擬了不同的養老保險改革方式對養老保險的隱性債務和轉軌成本的不同影響。他們認為中國的養老保險的籌資方式應該向可以持續的和有利于經濟增長的基金積累方法轉變。他們的模擬結果表明：第一目前的現收現付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長期看如果保持這種方式不變會導致財務狀況的惡化。第二在利用各種稅收在支付轉軌成本的情況下，使用個人所得稅支付轉軌成本能最好地促進經濟增長和減輕收入的不平等。第三如果采用一種新的社會保障稅替代當前對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繳費,養老金體制將在全國范圍內是同一的而且財務上可以持續的。

袁志剛、葛勁峰（ 2003 ）對由現收現付制向基金積累制轉軌進行了經濟學分析，他們運用疊代模型和索羅模型分析現收現付制和基金積累制的動態運行方式。他們分析指出采用現收現付制還是基金積累制關鍵在于一個經濟的最優儲蓄率是否得到滿足。他們認為現階段中國的儲蓄率高于黃金率水平而且中國的儲蓄還不能有效地轉化為投資，所以目前從現收現付制度轉向基金積累制是不合時宜的。

王紅梅（2005）針對養老保險轉軌中的隱性債務問題提出了“中國式空賬”的概念。她認為對于統籌部分中繳費與給付不相連接的問題，可以在現收現付制不變的情況下，通過建立個人賬戶、實行名義繳費確定型的方式解決。

五、簡單述評

首先，從儲蓄和經濟增長角度看，在外生增長理論和OLG模型的分析框架下，國內學者大多認為由于中國的儲蓄率偏高，在將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現收現付制度是更符合中國國情的籌資方式。從社會福利角度看，國內學者通過引入福利經濟學分析框架，通過對不同人群、利益群體的分析認為一個合理的現收現付制度更有利于社會福利的改善。這些研究從定性和定量的角度較好的分析養老保險籌資方式對經濟的潛在影響。但同時應該看到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籌資模式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缺少對中國地區差異影響的實證分析。中國存在較大的區域不平衡的現象，各地區的人口結構和財政壓力不同，所以地區間差異的研究應該是將來的研究重點。

其次，關于人口老齡化的問題，國內的學者大多認為中國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不能完全轉向基金積累制度，應該在籌資模式中保留一定的現收現付的比例。在關于養老保險改革的轉軌成本問題分析上，國內還缺乏精確的定量分析，也沒有明確的指出轉軌的成本到底由誰來承擔和以何種方式承擔的問題。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現有文獻研究中缺乏養老保險籌資方式對我國勞動力供給的影響的研究，以及一些政策變量例如養老保險稅率，退休年齡，特征群體等對于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定量分析。

參考文獻：

［1］孫祁祥：《空帳和轉型成本――中國養老保險改革的效應分析》，《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

［2］袁志剛：《中國養老保險體系選擇的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

［3］袁志剛，宋錚：《人口年齡結構、養老保險制度與最優儲蓄率》，《經濟研究》2000年第11期

［4］趙耀輝，徐建國：《我國城鎮養老保險體制改革中的激勵機制問題》，《經濟學（季刊）》2001年第1期

［5］封進：《中國養老保險體系改革的福利經濟學分析》，《經濟研究》2004年第2期

［6］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宏觀組:《中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選擇:激勵與增長》,《金融研究》2000年第5期

［7］王燕、徐滇慶、王直、翟凡：2001:《中國養老金隱性債務、轉軌成本、改革方式及其影響―可計算一般均衡分析》,《經濟研究》2001年第5期

［8］程永宏：《現收現付制與人口老齡化關系定量分析》，《經濟研究》2005年第3期

［9］朱青：《當前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不宜轉向基金模式》，《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1年第12期

［10］袁志剛、封進：《中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再認識》，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工作論文，2004

［11］王海東：《我國城鎮養老金制度改革方案的對比研究》，《市場與人口分析》2003年第1期

篇6

【關鍵詞】劉易斯拐點；勞動力有限供給；老齡化

一、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勞動力無限供給理論——劉易斯拐點的內容

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于1954年發表了論文《勞動無限供給條件下經濟發展》，他在論文中提出了關于劉易斯經典模型的主要觀點：在廣大的二元經濟發展中國家，存在大量的農業和工業部門；在農業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為零或負數，使得“勞動力無限供給是存在的” [1]；由于兩個部門在生產率和工資方面的差距巨大，現代工業部門只要支付一個略高于傳統部門的勞動工資，就可以吸引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入；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生產率逐漸提高，農業勞動力生產將會出現拐點，即農業部門的工資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而上升；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完全被轉移出去，就會使勞動力工資大幅度上升，無論是傳統部門還是現代部門都將以市場工資雇傭工人，至此，農村勞動力不再向工業轉移，二元經濟結構就轉變為一元經濟結構。

在1972年，劉易斯發表了《對無限勞動力的反思》，對劉易斯拐點做了進一步補充。他將劉易斯拐點修成為兩個轉折點即劉易斯第一拐點和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第一拐點指勞動力由無限供給到勞動力短缺；然后隨著農業的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進一步釋放，現代工業進一步發展，為吸引勞動力提高工資，直到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的工資相當，這就是劉易斯第二拐點。劉易斯闡述了二元經濟模型中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模型。

二、對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評價

有人劉易斯理論模型存在一些不足。王春雷認為劉易斯模型的一個最大缺陷是假定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不變的，忽視了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影響。[2]周平認為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沒有必要創建復雜的數學函數模型，即使用類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這樣的分析工具也會有效地說明問題。[3]

但是也有人認為二元經濟模型有比較大的理論價值。張志強認為它確立了二元結構的分析模式并且解答了發展經濟學中資本形成的源泉問題。[4]陳躍認為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闡述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過程為研究發展中國家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5]

后來的經濟學家不斷地對劉易斯模型進行發展。Ranis和Fei在劉易斯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拉尼斯—費模型，更加旗幟鮮明的強調了農業地位與作用的重要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托達羅在批評“劉易斯一費景漢一拉尼斯人口流動模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托達羅模型，提出單純依靠工業擴張不能解決當今發展中國家城市嚴重失業問題，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是解決城市失業和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出路。“橋根森模型”則突出農業剩余及技術進步的意義。

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給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思維方式。中國在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發展后，勞動力市場形成了中國特色，研究中國經濟的勞動力市場實際情況可以發現中國經濟基本符合劉易斯的二元經濟模型。二元經濟模型固然有它的不足，對于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其理論還是具有重大指導意義。

三、中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

1、我國沒有迎來劉易斯拐點

孫自鐸指出，我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至少在 1.5億～2億之間，認為中國的農村勞動力還是很富足的。[6]簡新華、張建偉認為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現狀在短期內都不會改變。[7]任燕飛認為我國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到來，我國農村富裕勞動力并沒有被完全吸收而是還有約2億的剩余勞動力等待轉移。[8] 劉元春、孫立認為人口機會窗口關閉不等于勞動力短缺，人口機會窗口的關閉反映的只是人口結構轉變的數量關系，與勞動力短缺沒有必然關系。[9]劉偉認為勞動力不僅來源于出生人口還來自資本主義部門的存量，如果大部分勞動力還沒有完全被現代部門吸收，就不能斷言劉易斯拐點已經或即將到來。[10]上述觀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是并未形成最主流觀點。

2、也有少部分學者認為我國還沒到達劉易斯第二拐點，而只是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真正的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

王德文指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從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即越過 “劉易斯第一轉折點”但尚未到達 “劉易斯第二轉折點”。[11]李月基于我國經濟發展不平衡角度出發，與臺灣的研究對比得出我國東部地區正在向 “劉易斯轉折點”趨近而中西部等經濟發展落后地區離劉易斯拐點尚遠。[12]持這部分觀點的人是以我國全面到達劉易斯拐點作為判斷我國迎來劉易斯拐點的依據，這里的全面包括時間和空間的完整跨度。

3、我國確實迎來了劉易斯拐點

從勞動力市場供給與需求角度看我國“民工荒”初顯“劉易斯拐點”端倪。2004年開始我國出現了農民工短缺。根據社會保障部對珠三角洲、長江三角洲、閩東南、浙東南等主要勞動力輸入地區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幾個勞動力輸出大省進行了重點調查，得出的數據顯示，我國局部出現嚴重的“民工荒”現象。[13]2008年后我國農村勞動力使城鎮轉移活動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中國經濟在經歷了一個中國特色的二元經濟增長階段之后，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正在消失，劉易斯轉折點已經初顯端倪。[14]

從農村勞動力剩余角度看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減少，預示著我國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到來。蔡昉連續撰文，在研討會上發表演說，認為農村勞動力大量剩余已經不符合事實。他要打破“中國農村尚有大量剩余勞動力，‘民工荒’只是暫時現象的神話”，要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拋棄過去“假設估計，采取直接觀察做出判斷”的做法。他認為2004年農村勞動力總數為49695萬人，從中要剔除三個部分：一是農業上1.8億必要勞動力；二是鄉鎮企業和外出打工者即已經轉移出去的2億勞動力；三是40歲以上難以轉移出去的勞動力6000萬，那么農村充其量就只有5800萬農村勞動力。[15]以上數據顯示，我國“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儲備幾近枯竭”，[16]我國的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的逼近。

工資上漲和勞動力市場的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預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根據發展經濟學理論，劉易斯拐點來臨將使得一個國家勞動力供需市場發生新的變化，促使宏觀經濟出現兩個基本特征：勞動力市場上普通勞動力傭工工資將普遍上漲和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趨勢明顯。農民工在城鎮的務工收入雖然長期以來低位徘徊、增幅極小，但2004年以來農民工的工資漲幅明顯。[17]根據張曉波等人基于對甘肅省農忙和農閑時期的工資的發展演化模式的長期調研發現，“無論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實際工資水平總是不斷地攀升。貧困地區實際工資在加速上漲，甚至農閑時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勞動力的時代已經結束”。[18]隨著城鄉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阻礙城鄉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進程的制度正逐步消除，各種有利于農村勞動力城鎮轉移的體制機制正逐步健全與完善，城鄉一體化勞動就業市場己基本形成。” [19]從這也可以看到劉易斯拐點到來的跡象尤為明顯。

人口老齡化加劇與人口紅利正逐漸消失，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征兆。蔡昉認為人口年齡轉變的最富生產性的階段會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相反，如果人口紅利消失，經濟增長將進入緩慢階段。[20]根據相關資料表明，中國“正在變老”，“未富先老”，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根據我國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公布的主要數據顯示我國0—14歲人口占16.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下降6.29個百分點，60歲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全國人口普查上升2.95個百分點，其中65歲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表示，我國人口增長已經由“高、低、高”過渡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長率的“三低”模式。在這樣的模式下，我國人口總數的增長速度放緩，老齡人口比重增加，少兒人口比重縮小。中國將在未來10—20年內步入嚴重老齡化國家行列。另外中國的人口機會窗口從1990年開始，預計到2030年結束。”[21]這表明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提前發生了轉變，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而“劉易斯轉折點”與“人口紅利”間有著某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后者消逝的前兆，這使得勞動力有限供給成為現實。

我國是否迎來劉易斯拐點之爭（見上表）

四、結論

第一，我國已經迎來劉易斯第一拐點并且正在接近第二拐點，這就能說明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劉易斯轉折區間，勞動力無限供給向有限供給轉變。伴隨而來的我國的人口紅利轉型提前完成使每年的出生人口會逐漸出現負增長，老齡化日益嚴重，給經濟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第二，對于劉易斯拐點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的分析缺乏研究。很多學者能證明劉易斯拐點對中國制造業等經濟因素的影響，但是鮮有人從制度方面考察了劉易斯拐點對中國的非經濟影響。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凸顯了我國人老齡化趨勢嚴峻，如何做好防范老齡化危機的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建設與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是化解老齡化危機的關鍵所在，這也正是劉易斯拐點給我們的非經濟方面的警示。

第三，部分學者研究采取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并通過查閱大量文獻資料，分析與得出結論；也有側重于通過國內外的劉易斯轉折過程的對比與借鑒，結合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提出自己的觀點和預測。

第四，很多學者主要是通過文獻法、比較分析法、個案分析與案例分析來研究與分析，多數學者更加側重文獻法與案例分析法，而對比較分析法采用的相對較少，而個案分析法在部分文獻中有出現。

第五，通過大量的文獻收集、整理和辨析，得出的結論是：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中國進入到勞動力有限供給時代，正面臨著一個轉型環境，探討完善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政策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更好的保障。

【參考文獻】

[1](美)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王春雷，產業低端化對“民工荒”的影響[D].湖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3]周平，二元經濟理論與人口流動問題分析[J].經濟問題，2008（10）.

[4]張志強，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的修正[J].發展研究，2008（6）.

[5]陳躍，對農村勞動力流動規模與城鄉收入差距同時擴大悖論的解釋[D].復旦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

[6]孫自鐸，.中國進入“劉易斯拐點”了嗎? ——兼論經濟增長人口紅利說［J］.經濟學家，2008,(1).

[7]簡新華，張建偉．從“民工潮”到“民工荒”——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的制度分析［J］.人口研究，2005(2).

[8]陳華，劉易斯拐點“遠未到來”——訪中國勞動關系學院經濟管理系副主任燕曉飛［J］.中國制衣，2009（2）.

[9]劉元春、孫立，“人口紅利說”: 四大誤區［J］.當代社科視野，2009(3).

[10]劉偉，劉易斯拐點的再認識[J].理論月刊，2008（2）.

[11]王德文，中國劉易斯轉折點標志與含義［J］.人口研究，2009(2)．

[12]李月．劉易斯轉折點的跨越與挑戰——對臺灣20世紀60、70年代經濟政策的分析及借鑒［J］．財經問題研究，2008年9月第9期（總第298期） ．

[13]勞動保障部課題組，關于農民工短缺的調查報告［J］.中國勞動保障,2004(11).

[14]蔡昉，中國經濟面臨的轉折及其對發展和改革的挑戰[J] .中國社會科學,2007(3).

[15]蔡昉，破解農村剩余勞動力之謎[J].中國人口科學,2007（2）.

[16]蒯鵬州，中國人力資源強國建設應關注人口變化因素[J].經濟研究參考, 2010年（62）.

[17]姚上海.“劉易斯拐點”突現：我國勞動力資源面臨重大轉型[J].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12月第8卷第6期.

[18]張曉波，楊進，王生林.中國經濟到了劉易斯轉折點了嗎？——來自貧困地區的證據[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9）.

篇7

論文關鍵詞：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困境

在現代社會中，養老保障制度是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人權的重要問題，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主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基本支柱，因此，在我國當前的社會生活中，建立完善的、包括城市和農村在內的覆蓋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不僅是為體現每一公民的生存權和其他人權，也是為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和社會穩定所必需的。

社會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一個國家內部，這種基本權利對于每一個公民應是相同的，不應該因為公民的戶籍身份或居住地域而區別對待。長期以來，農村社會保障始終處于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邊緣，農民一直游離于社會的保障網之外。因此，及時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和體現社會公平。已日益成為關注農村問題的人們的共識。但是．就現階段我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而言。實現這一目標的難度仍然不可低估。下面就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現狀及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和挑戰進行分析。

一、農村社會養老的現狀及原因

(一)農村養老保障的現狀

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養老保障制度主要還只是面向城鎮人口，占總人口近80％的農村人口尚未被覆蓋．目前我國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農村總人口的7．36％以上，而城鎮的比重為6．29％，到2030年，農村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將達到17．39％，而城鎮的比例則為13．1％．負擔明顯低于農村。由于80年代以來長期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慣性效應，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村老年人口的比重還將會繼續上升。市場化改革以來，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農村居民的相對地位進一步弱化．反映了農村居民生活風險的累積。

經歷了將近20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已初步確立。但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重心卻一直傾向于城鎮弱勢群體。對農村社會保障問題的忽視，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一大失誤。在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安排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的養老保障仍然只能憑借傳統的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

民政部于1991年開始試行

(二)形成農村養老現狀的成因

1．歷史原因

由于中國歷史傳統中儒家“孝道”思想的影響，農村老年保障在中國歷史和傳統上是以“家庭”為主。“家庭養老”是我國贍養老人的優良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我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養老孝親是我國人民的傳統美德。早在兩千多年前，我國人民就把‘老有所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等作為道德理想和現實的道德要求提了出來，使得當時及其以后的家庭具有了贍養老人的職能。直到現在，這種職能仍然存在。”囿于歷史和傳統思想的影響，使得社會對于農村養老保障問題的探索和改革的迫切性及必要性的認識受到了一定的消極影響．自覺不自覺的導致了中國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工作嚴重滯后。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的進步和時代的發展．以及現實社會中競爭的加劇、工作壓力增大等原因，“核心家庭”、“空巢家庭”大量涌現。家庭結構小型化，家庭內部重幼輕老和子女忙于工作，使家庭中子女全身心照料老人的狀況難以維系等．且維系家庭養老傳統文化中的孝道作用在不斷弱化；事實上家庭養老的作用在大大削弱。1991年中國老齡科研中心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資料表明我國農村60歲及以上老年人完全依靠家庭養老的比例為63％：2001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農村家庭變化課題組”調查資料表明，這一比例已經下降為50％左右。從而使得農村傳統養老的方式“家庭供養加土地保障”的模式受到了強烈的挑戰。

2．經濟原因

從我國宏觀經濟情況看，雖然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有相當大的提高，但是由于我國人口多、底子薄、東西部地區差距大、各地經濟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當前要做的大事又非常多、攤子非常大(如基礎設施建設、西部大開發、三峽大壩、國防軍工等都需要大量的投資)。所以，現有國家經濟實力與實際需求還不能很好地適應。因此，國家目前只能將社會保障的重點放在城市．這也是導致農村社會保障工作嚴重滯后的原因。從農村貧困人口的情況看。不僅存在著大量需要社會救濟的“三無”(無收入、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對象，而且仍有9000～15000萬左右的貧困人口。農村貧困人口“糊口”問題仍然是目前非常突出的社會問題．解決數量龐大的農村貧困人口的脫貧和溫飽問題，無疑需要一個極大的財力支持。而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經濟財力非常有限，這就造成對農村養老保障工作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從而制約著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發展。從市場運作的角度來看。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由于運作成本較高．商業保險的利率不穩定，養老金的保值、增值困難，一般的農民難以承受其經濟壓力和風險，農民所能享受的養老金數額有限，顯然對農民的養老難以起到真正的保障作用，故吸引力也不大。

3．社會原因

由于人口結構的特殊性。我國社會養老負擔特別重．在農村尤為突出。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達到1．3億左右，其中，農村老年人口大約有1億左右。其總量遠遠大于城市老齡人口，是世界上農村老年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國醫療衛生水平的提高和計劃生育基本國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0歲以上．加上少兒人口的相對減少．導致了我國社會人口結構的老齡化速度加快。據“五普”資料表明，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在總人口當中所占比重已經達到6．96％，現已跨入了老齡化社會。與世界上人口老齡化國家相比較，我國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而且，人口老齡化的水平是農村明顯高于城鎮．隨著流動人VI的增加，這種趨勢將會更進一步地增加。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現在的養老保障僅局限在城鎮人口中開展。從而導致了農村養老保障工作的滯后。

4．政治原因

從中央政策層面上看，對這個問題還處于研討和試點階段。“確實在理論界和政界關于農村是否需要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是不統一的。不主張開展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主要理由認為，農民尚沒有多大能力或沒有條件參加養老保險，農村家庭仍可以發揮養老的作用，開展社會養老保險沒有必要或者作用不大，加上農民家庭擁有一份土地，土地可以成為農民最后的保障”。可見，這些反對意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前文所述歷史原因的影響。對于“家庭、土地”養老。在新形勢下，特別是人世以后，將受到的巨大沖擊估計不足。盡管政治方面的決策，很大程度上與前面所分析的四個原因息息相關，但由于這些意見來自決策層面，這無疑對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體系中具體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造成一定的阻力。

二、我國農村養老所面臨的現實困境及挑戰

(一)面臨農村人口老齡化高峰的困境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農村人口出生率大幅降低度：同時，隨著經濟的發展和醫療、健康水平的不斷改善，我國人口平均壽命已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目前的70歲。生育率的下降與平均壽命的提高，使中國人口老齡化的程度迅速上升。據人口學家估計，到本世紀中葉，中國老年人口的比例將接近1／4，達到我國人口老齡化的高峰時期。雖然農村的生育率明顯高于城市，但由于農村人口基數大和城市化道路吸弓l大批青年向城鎮轉移，本世紀我國農村老年人口比例將高于城鎮，使養老的絕對需求量擴大。屆時農村經濟仍然落后于城鎮，而老年的生活主要還是依靠家庭，必將使家庭養老壓力更加沉重。計劃生育政策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家庭小型化的趨勢。據統計，農村平均家庭規模已從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2年的4．13人。農村的獨生子女在大幅增加。“4—2—1”家庭結構在逐漸形成。以家庭養老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將使未來的子女在養老的問題上不堪重負。

(二)面臨WTO帶來的挑戰

加入WTO后，農業競爭越來越大。首先是我國農產品面對國際農產品壓力倍增，以糧食生產為例，我國糧食生產的商品率只有30％左右，而發達國家幾乎為l00％。國外價廉物美的農產品的進入必將擠占我國農產品相當一部分市場．這無疑會導致一部分農民收入的減少。而且中國加入WTO后．國外農產品的進口量將會增加，從而必然對我國農產品的商業化、農村的產業結構產生強大沖擊與影響。根據世界貿易組織農業協議我國農產品總體平均關稅在2004年前要降至l7％，重要農產品關稅則要降至14．5％，這就意味著受國家政策長期保護的農產品將面對國外農產品進入的競爭，使農村保障水平降低。其次是農業的現代化挑戰土地的家庭粗放式經營．在土地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必須以國際化和市場化為導向推進土地經營權的流轉和集中．發展農業規模經營，提高農業的經濟效益和市場競爭力。而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有兩個基本前提：一是農業勞動力能夠穩定地進入非農產業，農民家庭收人來源主要依靠非農產業。二是要有可靠的社會保障能夠幫助他們抵御未來一系列事故風險，免除他們的后顧之憂。所以必須在社會保障體系中。應建設能替代土地保障的保障體系。

(三)“新三農”問題的緊迫性

篇8

社區是社會組織的一個層面，社會是由大大小小的社區組成的。社區是人生的驛站，社區是生活的港灣，社區是城市的細胞，社區是城市發展的標志。社區作為地域型社會生活共同體，作為人美群聚生活的棲息地和群體心靈的歸屬地，其包含的各個系統和單位都分別擔負著與當地社會生活相關聯的各種社會功能。因此，有學者認為社區應該具有社會的一切功能。社區只有具備政治、經濟、文化、教育、衛生、服務和環境等各項功能，才能成為社區成員社會生活的空間、參與的舞臺、繼續社會化的場所。只有功能齊全的社區，才能改善社區居民的生活質量，才能成為原有“單位體制”和“街區體制”的替代組織。

1　對現代城市社區功能定位的幾種觀點

目前關于城市社區功能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一些觀點：華中師范大學社會學系萬仁德副教授認為，在社會轉型期社區發揮的主要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功能；武漢大學社會學系李小明、王培剛認為，我國目前的城市：社l功能應包括固有功能和附加功能兩個基本的框架。固有功能主要包括五個方面：經濟生活功能、社會化功能、社會控制功能、社會參與功能、社會互助功能。附加功能則包括七個方面：學習功能、生態功能、社會交往功能、休閑娛樂功能、心理撫慰功能、文化延續功能、生命保障功能；浙江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玉能認為，城市社區的功能應該定位于為城市提供公共領域，這才是社區的獨特功能。

2　現代城市社區功能探析

在討論社區的功能之前，有必要先對社區的概念進行界定，本文中昕說的社區是按照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郭虹研究員所給出的關于社區的概念，即社是以居住地為紐帶，遵從一定的制度和規范，在皮此保持互動的居民生活共同體。

筆者主要按照社區發展的歷史脈絡，對城市社區的功能進行的探柑行。下面將要介紹的社區若干功能中，有些是社區本身所具有的功能，阿些是政府部門賦予社區的功能，有些是社區正在發揮的功能，而有些轟社區應當具有，但實際上卻并沒有彰顯出來的功能。

2．1社區服務的功能

中國的城市社區建設是從社區服務開始的，社區是居民生活的共同付，以人為本，滿足居民的各種生活需求總是第一位的任務，因此在社區的各項社會功能中，社區服務是現代社區最基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種利上會功能。

社區服務是一個綜合性的概食，是指在政府的資助、政策的扶持下，根據居民的不同需求，由社區內的或介入社區的各種法人社團和機糯自以及志愿者所提供的具有公益性質的社會服務。它通常情況下提供的延目一種公益性的無償服務，這種服務既可以面向社區的弱勢群體也可以面向整個社區居民。

我們可以從兩大的方面來分析社區的服務功能

2．1．1為了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而提供的服務

社區服務的覆蓋面很廣，如社區就業服務，通過提供就業再就業咨詢、再就業培訓、就業崗位信息服務和社區公益性崗位開發等，對就業困難人員提供針對性的服務和援助。結合居民物質文化生活需要開發就業崗位，挖掘社區就業潛力，提高就業穩定性。為下崗失業人員自謀職業和自主創業創造條件。建立就業與失業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聯動機制，促進和幫助享受失業保險、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相關人員盡快實現就業。此外還有衛生和計劃生育服務、文化、教育、體育服務、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安全服務等。

2．1．2發揮社會保障方面的服務功能

    建立社區救助體系，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建立獨立于企業之外的社會保障制度。

   （1）社區的養老服務功能。社區養老是輔助家庭養老的最佳載體。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和生育率的下降，獨生子女家庭增強，核心家崖已經成為主要家庭類型，家庭規模縮小，身邊無子女的老年人空巢家崖增多，家庭蟾養功能削弱。同時隨市場經濟的發展，生活和工作節奏邵加快，家庭中成年子女精力、時間有限，已越來越難照料和護理老年沐的生活與疾病，因些必須提供一種與居家養老相適應的環境氛圍，走家庭養老與社區養老相結合的道路，通過社區建立和完善社區養老服務，社區養老是家庭養老的重要補充，是社會養老與家庭養老的最佳結合。社區是老年人居住地所在，也是老年人活動的主要場所和空間。為老年人提供養老服務也是社區發展的重要內容之一。盡管家庭養老有著深厚的經濟社會基礎，現代精神文明和倫理道德以及目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都決定了現階段家庭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場所。盡管家庭結構迅速變革，提供養老困難很多，卻改變不了老年人對家庭生活、家庭成員的依賴心理。調查顯示，老年人只有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選擇去老年公寓和護理院。只要條件允許，首先選擇親屬照料或上門服務。鑒于此，只能以居家養老為基礎，家庭養老與社區服務相結合，這是實現養老社會化的第一步。社區的優勢在于為老人服務就近方便，使老年人感到親切、方便、放心。社區養老理所當然是承接家庭養老向養老社會化的重要載體。

    (2)社區的醫療服務功能。社區醫療服務的功能是以著名的荷蘭醫療體系為參考，提出的一個設想。國內的一些學者通過對荷蘭社區醫療體系的研究，提出應該借鑒荷蘭在醫療服務體系建構方面的成功經驗，建議在我國的城市，社區內也能建構一個完善的社區醫療服務網絡，使醫院醫生走進社區，就地解決社區居民的求醫問藥問題，以擺脫我國居民求醫難這一困境。

發揮社區的醫療服務功能這原本只是一個理論上的構想，但目前在我國的一些城市如成都市、北京市已經將這一構想變成了現實，成都市的一些社區已經在實施這一方案，在社區內建立醫療服務網點，為居民就近求醫提供便利。北京也正在籌劃這一項目。以此為契機必將大大推動我國城市社區醫療服務功能的建設。

 

2.2社會管理功能

 　作為地方政府派出機構的街道辦事處下設的一個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一社區，它具有自治性和管理性這兩重特性。社區在承載服務功能的同時，也必然要承載起管理的功能，可以說服務功能和管理功能是社區最主要的兩大功能。

 這里所說的社會管理功能包括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和對城市基層社會的管理兩個方面。

 2.2.1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

 

社區應當承載起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職能，但由于我國的特殊情況，政府部門并沒有將這一職能授權給社區，目前仍然是由公安部門承擔這一職能。但是筆者認為，隨著社區建設的不斷完善，社區必將擔當起管理外來流動人口職能。

 

外來流動人口社區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統一領導和宏觀調控以及有關職能部門的積極配合和指導下，基層社區以社區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為基礎，運用社區管理的機制和手段，促進社區整合與穩定，以達到管理好外來流動人口之目的的一種管理模式。與以往的管理模式相比，社區化管理具有以下三個特征:一是屬地化管理，即實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負責”的原則;二是服務型管理，即為外來流動人口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務和保障，創造一個安定和良好的生活與工作環境，并培養相對一致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三是參與式的管理即社區化的管理特別強調讓外來人口參與社區服務和社區管理，增強社區意識，促進社區整合。

 

2.2.2時城市基層社會的管理

 　社區是城市不可缺少的基層管理組織，因此，它必須承擔對于城市基層社會的管理職能。社區是城市管理鏈條中不可缺少的一個環節。由于城市規模和功能的迅速擴張，人口居住密集度的增加，各級政府管理幅度的增大，特別是對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街道辦來說，其有限的職權難以承載規模日益龐大的管理對象。而按照群眾居住的自然地緣關系、資源配置、適度的管轄人口和人們的心理認同組建起來的社區則成為城市管理的一個必要的層次。城市管理的大量事務需要由社區承擔。政府機構改革、國有企事業單位管理體制的改革進一步弱化了“單位”的復合功能，單位剝離出來的政治功能、服務功能、福利功能、保障功能等大量事務需要社區來承接。另外，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社會階層分化，社會組織結構的多樣化，流動人口的增多，老齡人口問題的凸顯，使得城市社會公共事務劇增。這些新增的問題大量沉淀在基層社會，尤其在社區。與居民面對面接觸的特性使社區的管理更加直接有效。社區是城市的最基層細胞，是城市管理的微觀重心，可以隨時了解居民的需求、意見和問題，及時有效地把社會矛盾和沖突化解在第一線，充當社會的“減壓閥，，起到維護城市社會穩定的作用。

 

2.3整合功能

 2.3.1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求的功能

 　社區通過各種類別專業化分工的社區服務和服務設施，滿足社區成員日常物質和文化生活的多種需求。自前，我國城市社區服務已經形成面向老年人、殘疾人、優撫對象、幼少兒以及治安、救濟、保健、教育、文化、就業、家務、環保等多個系列的服務內容。通過這些豐富的社區服務活動，可以為人們創造安全、優美、方便、舒適的生活環境，提升人的生活質量，使居民對社區產生出較強的社區依存意識和認同意識，發揮社區“生活共同體.，的整合功能。

 　 2.3.2滿足人們廣泛的社會參與的功能

 

社區內存在著大量的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等自治性組織和老年書畫社、拳操隊、讀書會等興趣性團體，還可以開辦市民學校、舉辦文藝晚會、組織聯誼會、座談會等等，這一切都有利于動員社區居民廣泛參與、開展頻繁的交往和溝通，有利于社區居民形成對公共領域、公共事務的自覺認同，形成社區的主體意識和責任意識，使社區發揮“社會共同體”的整合功能。

    　2.3.3滿足人們開展社會互助的功能

    社區中大量存在著鄰里互助、相互照顧的傳統習俗，同時也不斷發育出以社區公益性、福利性事業為目標的組織。如鄰里之間安裝的求助電話，居民雙向結對服務，專業志愿者隊伍等等，使居民生活在社區中難有所幫、困有所求、貧有所濟。這不僅解決了許多日常生活中的困難和問題，而且營造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高尚和諧的人際關系，使社區在“道德共同體”與“精意共同體”的深層意義上發揮著社會整合功能。

    2.4文化建設功能

    我國的基層社區擔負著發展教育事業、組織開展文化娛樂和體育活動、組織開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等功能。此外，社區還擔負著對社區居民進行社會化的功能。

    2.4.1文化功能

    社區文化是基層社會對群眾寓管理和教育于服務之中的最好形式，是凝聚人心的工程，因此，文化功能也就是凝聚力功能。

    開展社區的文化建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通過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建立標志性學習景觀，可以提高居民的文化修養，培養其學習精神，增強其對社區的認識和理解，有利于形成居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宿感。

    (2)通過學思想、學文化、學科學，可以有效提高居民現代素質，培養公民意識，有利于調動廣大居民自覺參與社區建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養成以集體主義為核心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精神。

    (3)通過創造人與人、戶與戶、單位與單位之間的互動式學習交流模式，培養參與精神，建設良好的社區關系，不斷增強社區凝聚力。

    (4)通過組織居民學專業、學技能，培養居民就業與創業能力，培養和吸引特色人才，可以促進居民安居樂業和開創社區生活發展新局面。  

  (5)通過不斷推進都市素質教育，培養以活力、效率、秩序為基本內容的都市精神，建設良好的社區生活秩序，促進社區安定和社會穩定，建設文明美好新家園。

    2.4.2人的社會化的功能

    社區是個體進行社會化的重要場所，盡管大眾傳媒對人的社會化的影響越來越大，但是它們并不能取代社區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的基礎地位和作用。

    個體社會化的整個過程，都與社區緊密聯系。兒童和青少年期的早期社會化(學習社會生活、接受社會規范、健全個性和人格，以融入社會關系體系)是在社區中進行的。成年后的繼續社會化仍離不開社區，繼續社會化的核心是學習和接受寫社會進步相適應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價值觀念，學習扮演新角色所需要的社會生活知識和技能。社會的進步，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價值觀念、新的社會生活知識和技能，必然不同程度地反映到人們社區生活中來，影響和改變著社區的組織、家庭、社群和文化，并通過社區的這些要素及其變化影響著人的繼續社會化過程。

    社區在個體的再社會化過程中發揮的是矯正功能。社區矯正是現代城市社區的一項重要功能。社區矯正最早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歐美等國，在美國，法院對違法情節較輕徽的犯罪嫌疑人大多判以緩刑，通過社區矯正的方法進行矯正，而并不是投入到監獄服刑。從2003年7月份起，社區矯正也開始成為我國一種新的行刑方式。社區矯正是利用各種社會資源，對罪行較輕、主觀惡性較小二社會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經過監管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罪犯，在社區中進行有針對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社區矯正的主要任務是按照有關法律法規，加強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的監督。確保刑罰的有效實施;通過多種形式，對社區服刑人員進行思想、法制和社會公德教育，矯正其不良心理的行為;幫助社區服刑人員解決在就業、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困難。北京、上海社區矯正工作已經進入實施階段，其他省市的這項工作也在加緊啟動。

  　2.5經濟生活功能

    經濟生活功能也就是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功能。這是社區的首要功能，這一功能表現為社區通過生產或出口，為其成員提供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必器品和服務。社區的經濟功能在農村社區表現尤為明顯。

篇9

 一、當前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結構特點

自2005年甘肅省進入老齡化階段以來，老齡化呈現出了以下特點：

（一）人口老齡化速度逐步加快

2006年我省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7.35%，2007年為7.49%，2008年為7.58%，2009年為7.59%，2010年達到了8.23%，逐年增長的數據表明了我省人口老齡化的速度穩中有升，人口老齡化趨勢進一步加劇。近年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如表1

根據上述統計資料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以來，0—14歲人口比重除2005年外，呈逐年下降趨勢；65歲以上人口比重逐年上升，老少比越來越大，并呈現出加速狀態。另外，由于人口增長慣性和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綜合影響，未來幾十年甘肅省人口將出現總量持續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老化迅速的基本態勢，將迎來人口總量、勞動年齡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人口發展趨勢充分表明，今后甘肅省的人口不僅是數量過多問題，還交織著素質、結構、分布等問題。

（二）老齡化程度城鄉差異較大

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不平衡性具有兩頭突出的特點，一方面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落實以及醫療衛生技術、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口壽命得到大幅延長而表現出的城市人口超前老齡化。另一方面，在農村表現為青壯年勞動人口大量外流而使農村地區人口老齡化程度迅速提高。由于經濟條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別，城鄉間老齡化進程呈現出不同步現象。

（三）甘肅省目前尚處于“人口紅利期”

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亦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結構。這一時期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儲蓄和投資增長，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發展，被人口經濟學家稱之為“人口紅利”。

根據甘肅省人口年齡結構發展數據統計，近10年全省0-14歲人口總量和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趨勢；15-64歲人口總量和比重基本呈上升趨勢； 65歲及以上人口總量和比重呈逐年上升勢頭。國際上一般認可的“人口紅利期”人口撫養比例小于50%，根據國際通用標準，現階段甘肅省總撫養比不超過40%，尚處于“人口紅利期”。本時期省內勞動年齡段人口的增加，一方面可以促進經濟的發展，人口負擔系數最小；另一方面，充足的勞動力供給也使全省面臨著較大的就業壓力。

（四）老齡化現象超前于社會經濟的發展

一般情況下，經濟發展、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三者大致同步，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我國人口的生育意愿并非是主動選擇性的降低。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人口老齡化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人民生活水平還較低的情況下就到來了。發達國家在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上，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約1000美元。在國家老齡化的大背景下，甘肅省也呈現出人口老齡化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象，即“未富先老”。

從表2中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5年以來GDP總量與人均GDP兩項指標雖然在不斷上升，增幅也較快，但GDP在全國比重中不足1%，排列位次在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中位列第27。甘肅省在全國屬于較為貧困的省份，在2005年進入老齡化社會時，人均GDP僅為913美元，“未富先老”表現極為突出。

 二、甘肅省人口老齡化形成原因

針對甘肅省人口老齡化的現象，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生活水平、醫療衛生保健事業水平提高。隨著全省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以及醫療衛生保健事業的改善，使全省人口人均壽命得到不斷提高。改革開放30年來，全省人口人均壽命已由原來的65歲提高到了71歲，老年人口逐漸增多，從而人口老齡化進程逐漸加快。

其次，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使甘肅省乃至全國生育率大幅下降，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孩子作為增加家庭勞動力，提高家庭收入水平的作用越來越小；相反，由于生育、養育及教育孩子的成本不斷上升，使育齡人口生育意愿下降，出生率的不斷下降加速了人口老齡化進程。

再次，甘肅省人力資源的全社會范圍內的流動。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差距不斷拉大，甘肅省內勞動力資源向全國經濟發達地區流出，雖然也有從其他地區流入甘肅的勞動力人口，但綜合雙向流動來看，凈流出人口為正數。從流出人口年齡結構分析，勞動年齡人口占絕大多數。針對城市、農村人口老齡化不同步的現象，鄉村人口老齡化的加快與外出流動人口也有一定的關系。20世紀90年代，甘肅省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青壯年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流動，青壯年勞動力的流出加速引發農村常住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老年人長期在家留守，造成農村空巢老人增多，使得鄉村人口老齡化程度加快。

 三、人口結構老齡化對甘肅省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人口老齡化給甘肅省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帶來了深刻影響，無論是從勞動力供給能力、儲蓄水平、消費結構、產業結構、社會保障哪個角度考慮，越發龐大的老齡群體都向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具體而言：

（一）人口老齡化對勞動力供給的影響

鑒于甘肅省目前的經濟和就業形勢，人口老齡化在未來若干年會導致退休年齡人口的增加并相對緩解勞動力供給壓力，但如果老齡化速度過快，則會導致勞動力供給不足，從而影響全省經濟的發展。另外，人口老齡化使勞動力結構老化，由于老齡人口對于新興高科技行業知識的掌握程度較低，學習掌握應用新知識的能力相對較弱，難以適應現當代經濟發展的要求，致使新興高科技行業的勞動力有效供給減少， 阻礙此類行業的健康發展，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甚至與國際經濟發展趨勢發生脫軌，降低全省綜合競爭力。

（二）人口老齡化儲蓄水平的影響

美國經濟學家弗朗科·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費理論認為，人們在青年時期會更加注重儲蓄，以備年老收入降低后的不時之需；進入老年后，則會減少儲蓄，增加消費。從整個社會來看，人口老齡化對儲蓄意愿會產生減退效果，老齡人口的增加會帶來總儲蓄水平的降低。由于儲蓄恒等于投資，對地區經濟發展而言，儲蓄減少相當于投資減少，從而對地區經濟發展產生不利影響。甘肅省雖然還尚處于人口紅利期，但是人口老齡化的步伐在不斷加快，在未來若干年，隨著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省內儲蓄率會呈下降趨勢，影響全省投資水平。

（三）人口老齡化對消費結構的影響

隨著人口老齡化的發展，老年人口消費在消費市場中所占的份額越來越大，引起消費結構及消費水平的變化。人們在進入老年后，對住宅建筑、自身教育學習、高端電器等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量減少；對保健品、醫療衛生、休閑娛樂等方面的需求增加，人口老齡化帶來了社會總需求結構的改變。近年來甘肅省城市居民的消費結構悄然發生變化，老年人在老年專用物品、保健費、醫療費及交際費等支出的比例顯著提高，總量也增加了不少。

（四）人口老齡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趨勢對勞動者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老齡人口的增多使得高素質勞動力有效供給降低，由于甘肅省的地緣劣勢，新興的高科技產業在甘肅省很難從兄弟省份吸納產業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而本土大量較低素質勞動力卻得不到合適的工作，勞動力素質與產業結構發展趨勢的不一致成為甘肅經濟長遠發展的制約因素。另一方面，滿足老齡人口精神和物質需求的產業在甘肅省卻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比如家政服務、保健服務、醫療衛生服務、旅游、陪護、老年人專屬用品等，面對突出的產業矛盾，甘肅省還未作出及時的調整。

（五）人口老齡化對社會保障的影響

由于為數眾多的老齡人口的出現，社會撫養的負擔增大。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撫養系數上升使得現行的養老保險發生困難，對養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戰。從下圖可以看出，甘肅省自2001年以來，老年人口撫養比逐年增大，即青壯年勞動力的撫養壓力不斷增大，進入老齡化社會以來，老年人口撫養比會加速增加，這對甘肅省這個并不富裕的省份在社會保障事業上提出更加嚴峻的挑戰。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數據庫

 四、應對甘肅省老齡化社會問題的幾點建議

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重要標志，只要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老齡化總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遲早要面對的現實、是不可避免的人口過程。如何應對人口老齡化對甘肅省經濟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一）認真對待人口老齡化問題。人口老齡化是人口轉變的重要標志，也是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經濟社會不斷向前發展，人口老齡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這個階段既然來了，我們應該做好周密的安排部署，將可能遇到的問題充分考慮清楚，并做好應對準備，從思想上戰勝這個人口問題。

（二）加快甘肅省地區經濟全面發展，調整產業結構，發展第三產業。加快經濟發展是解決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本手段。從目前甘肅省地區經濟發展來看，傳統工業化為主導的經濟發展過程，會逐步被社會發展進程淘汰，產品競爭力的減弱會帶來經濟效益的遞減，勞動者收入的相對下降，長久看來，社會保障資金的集資能力也會相對減弱。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加大高附加值產業的投資力度，全面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是甘肅省區域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決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根本途徑。

（三）建立健全社會服務保障體系。在建立健全社會服務保障體系過程中，要努力建立起全覆蓋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完善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加快建立全省農村新型養老保險制度，最終達到保障體系的全覆蓋，轉變過去養兒防老的觀念，走上社保養老的新路。總之，應將城鄉人口全面納入養老保險體系，突破過去只有城市在職職工才能夠參加養老保險的高門檻。

（四）積極推進老齡產業的發展。老齡人口特殊的物質和精神需求會形成一個市場廣闊、潛力無窮的新興產業——老齡產業。甘肅省在進入人口老齡化階段后，相對滯后的老齡產業無法滿足老年人日益增長的設施、產品、服務、娛樂、文化、生活等綜合需求。如果甘肅省能夠通過政策引導老齡產業的發展，研究和制定相關扶持政策，完全可以把老齡產業作為老齡社會到來發展經濟的一個新的增長點。

環顧世界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發展現狀我們會發現，人口老齡化并不可怕，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特別是達到相對富裕、文明、安定之后的必然產物。甘肅省作為我國一個經濟并不發達的省份，人口老齡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面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我們應該給予高度重視，積極應對，加快經濟發展步伐，調整產業結構，提高人民收入，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社會帶來的壓力，真正創造出一個“老有所養、老有所醫、老有所為、老有所樂”的老齡化社會。

參考文獻：

篇10

Exploring of teachers' encourgement mechanism

LIU Rong-chao

Abstract: By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ree kinds of school with different running conditions, the article makes positive exploring in the lay of encouraging teachers ,starting with analyzing different schools and teachers' acuality and combining with age spirits practically. Its purpose is to make managers of schools can establish reasonable and effetive teachers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ituation of schools. There are 925 teachers coming from 12 schools as investigation objects, and design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 paper including 15 itemes related to five factors, salary,treatment, work condition ,leading mode and leaders' diathesis. And it analyzes outer basic condition of schools and teachers , and inner demand trend of teachers according to results of investigaion and statistic, and puts forward the fancy of teachers' encouragement mechanism. The fancy is to have the important schools of provinces,cantons and cities as A type of schools; have schools of counties and towns as B type of schools; junior schools of distant country schools as C type of schools, and take the methods of object encouragement ,abilty development, and firm and soft encouragement to active teachers.

Key words: Object Ability Firm and soft

一、目標激勵型的激勵方式

1.確立切實可行的發展性目標 學校為教師確定挑戰性目標項目，可依據教師的能力情況分層進行設計，做到：有高層次挑戰性目標，也有一般挑戰性目標；有理論性挑戰目標，也有應用性挑戰目標；有內容性挑戰目標，也有方法性挑戰目標；有科研挑戰性目標，也有育人挑戰性目標。使研究性學習的實驗，校本課程的開發，教學方法的改革與探索（如實現資源共享的網絡教學、揚長避短的分流教育、防止教學“過于理性”的情景教學、學會關心理解他人，認識到競爭與合作密不可分的合作教學、“偏愛差生”讓差生在成功中體驗快樂的成功教育等），教學課件CAI的制作與研究，德育、智育、體育等教育工作的導師制探索，申報學科帶頭人等等內容都在校園里開展起來，既使學校的教育教學工作富有成效，又使學校的教研科研工作搞得別開生面。

2.實行發展性目標考評 檢測目標完成與否，其主要手段是考評。對教師的考評，內容上應以學生成績、教師態度表現、教研科研成績等為主要對象，打破以往只看學生成績不看其他的做法；在對學生成績、教師表現的考核上考評人員應由同事、學生、被考評人、主管領導等共同參與，而不是領導者說了算，但在挑戰性的目標考核中，考評人員必須是專家和主管領導，并且應有階段性的檢測和期末的考核。新目標的確立，應以科學的考評為依據，注重達成更高的新目標，體現獎金發放的公平合理性。

發展性目標考評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獎勵，而更重要的是要因人而異地確立更高更新的發展性目標，考評要發揮出它原本就應有的雙重功能：一方面能使教師發揮自己的自覺性與創造力，主動確立自身的發展性新目標，杜絕傳統中的被動下達；另一方面可根據教師對目標完成的成果、努力程度、難度系數，使教師們獲得有級差之分的目標獎。這樣，在獎金發放中才能打破“大鍋飯”的現象，使獎金拉開檔次，使先進者有動力，后進者有壓力。

二、能力發展型的激勵方式

1.落實教師能力發展規劃 培養教師應從提高教師素質入手，學校應以教師在職、業余、自學為主，脫產為輔的原則，把能夠促進教師能力發展的學歷、教學量、科研量、校本課程等的達標計劃，分別納入長期、中期、近期規劃之中。

⑴長期規劃 學校應在增強校內自身“造血”功能上下功夫。①借鑒外地經驗，以在校培訓為主陣地，根據教師水平，分類培訓。對文化水平低、教學困難大的教師，鼓勵他們“過基本關，創希望杯”；對基本勝任教學的教師，鼓勵他們“過專業關，爭創新杯”；對業務熟悉、經驗豐富的骨干教師，鼓勵他們“過科研關，創特色杯”。②以教學研究促教師能力發展。教師的研究與教學 “共生互補”，而非截然分離的兩種活動。領導要清除 “科研會耽誤教學”的錯誤思想，鼓勵教師打破傳統思維習慣，大膽探索，以學校最大的能力支持教師的教育科學研究。

⑵中期規劃 學歷培訓是當前B類學校提高教師整體水平的重要途徑。學校領導不可將教學質量看成是硬指標，而教師培訓視為軟指標，或者指望上級把水平高的教師都分到自己的學校來。學校應分期、分批，積極組織教師參加師范院校的在職進修或脫產學習；鼓勵教師參加多種渠道的學習，滿足教師提高學歷的需要。

⑶近期規劃 學校應使教師都參與繼續教育。在參加繼續教育過程中，學校應有專人負責考勤，考勤與培訓成績應與教師的履職考核、晉升職稱掛鉤，以確保培訓的質量，使教師通過培訓真正提高其能力與水平。

最終，讓學校發展規劃與教師的能力發展規劃相結合起來，使學校工作有專家開方子，為優秀教師搭臺子，老教師愿帶弟子，年輕教師敢挑重擔子；讓能者有為、有位、有酬。

2. 發揮人力資源優勢，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采取需要自救措施。

學校領導要認真落實國家有關的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住房等福利保障政策。依靠組織力量幫助職工解決生活上的問題，安排好教職工的節假日活動，建立老人、嬰幼兒托管、家政顧問等“計劃”。

學校要充分利用地理優勢以及教師精深的知識技能，積極開辦形式多樣的培訓班，如電腦培訓班、少兒英語培訓班、成人考前輔導班等。這不僅有助于繁榮城鎮文化，為教師充分展示才能提供舞臺，使學校內的人力資源發揮出來。

3. 讓期望與信任長存 “皮格馬利翁效應”給我們啟示，作為教師，領導期望自己能干，有才華，取得成就，那么，哪怕自己水平很低，也會變壓力為動力，信心十足地去拼搏一番，不愿使領導因失望而小看自己。領導應相信教師的能力，特別是對青年教師應寄于深切的厚望，讓他們有機會承擔艱巨的工作而感到自豪，以滿足他們強烈的成長需要，同時，讓老教師看到學校為他們減輕過重的教學負擔而感到學校的溫暖，使新老教師在融洽的氣氛中形成“雙激”。

三、剛柔融合型的激勵方式

1.嚴格實行制度化管理 針對C類學校一些教師責任心不強，工作積極性不高，競爭意識淡薄，職稱要求強烈等特點，學校應實施行之有效的制度化管理。

⑴嚴格實行聘任制，并按聘約的要求采用ADP評價模式對教師考評。

⑵把教師的薪酬與待遇納入制度化管理中。①通過考核，效益工資的發放要拉開檔次，不搞平均制。②嚴格實行縣鄉政府抓“硬件”，學校領導抓“軟件”的制度。③職稱是對教師工作成績的認可、教學能力的肯定，同時也是教師增收的重要渠道。因而C類學校的教師應從職稱指標、評聘條件均給予照顧。

2.營造令人奮發向上的工作環境

學校應加大與外界的交流力度，積極委派優秀教師到發展快、質量高的學校學習先進的教育教學理念，讓全校師生看清當前的教育形勢，樹立憂患意識，在全校形成你追我趕抓質量促發展的生動局面。

良好的校園文化有利于教師才能的發揮，熏陶教師高尚的情操，學校應發揮工會的作用，創建文明的文化氛圍，積極建立“體育愛好者協會”、“環境規劃美化小組”、“音樂美術興趣小組”等，使校園形成文明、健康、精神生活豐富的“職工之家”。

3.建立良好的干群關系

學校在評先進推優秀時，領導應客觀公正，防止“馬太效應”。領導要敢于與腐敗思想作堅決斗爭，樹立無私奉獻、淡薄名利的思想觀念，在盡可能滿足教師基本需要的同時，引導教師樹立科學發展觀，讓教師自覺自愿為學校目標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