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研究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公民”概念在西方出現比較早。公民一詞最先用于西方的古希臘，古希臘究竟在何種意義上使用公民這個概念？在古代希臘，公民與當時的城邦政治制度有密切的關系。城邦是古希臘一種比較特殊的國家形式：國家主要以城市為基礎而建立起來，因而有城市國家之外稱，這是產生公民的環境條件；但是“希臘城邦的本質特征在于其獨特的社會政治結構，尤其在于其公民的身份、地位和作用。”[1]（p29）作為奴隸制國家，希臘城邦存在大量的奴隸，除了奴隸以外，就是自由人。自由人不同于奴隸，在人格上他們是獨立自由的，然而并非所有自由人都擁有政治權利。只有公民才獲有政治權利，其他如外邦人、婦女等自由人則沒有政治權利。可見，公民體現的是一種政治身份，表明公民是城邦的主人。在希臘文中，“公民”(polite)一詞由“城邦”(polis)一詞衍化而來，意為“屬于城邦的人”。[1]（p32）城邦因公民而存在，同樣，公民因城邦而存在。其中，城是地域概念，邦是公民團體概念。強調公民與城邦的緊密聯系，更能看出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公民既然是城邦的主人，那就決定了他在政治上的權利，并且所有公民在政治上是平等的，共同決策城邦的重大事務。城邦公民除了政治權利以外，還擁有土地的權利，當然與這些權利對等的是公民要承擔保衛城邦的義務。

但是，古代希臘盡管有公民，以及與此相聯系的城邦政治制度，但卻沒有公民社會。古希臘的城邦政治制度可以看作是政治文化，其中合理的因素如公民所具有的自由權、政治權，和公民內部的平等權成為后人所追求的普遍權利，被延續下來。西方近代資產階級則把它奉為革命的口號和資產階級建國的思想基礎，意為城邦的“polite”（公民）在英文的“burgher”、“citizen”里則包含著公民內在的自由、平等的涵義。古代希臘的公民政治之所以沒有形成普遍意義的社會現象，是因為古希臘的公民僅是一小部分人，整個社會的本質還是奴隸經濟基礎上的奴隸制社會，不具有公民社會形成的最基本的條件。因此，古希臘有關于公民政治乃至公民道德的論述，但沒有公民社會的理論。

在西方社會思想發展史上，關于公民社會的討論有兩次。這兩次討論也能折射出西方公民社會發展的兩大。一次是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早期。其理論形態表現的是資本主義原初狀態時的自由主義思潮，是西歐資產階級思想家為了反對封建主義國家觀念而提出的社會理論，目的是為了維護和推進資本主義經濟，進而維護和推進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公民社會討論的客觀依據是西歐公民社會產生的經濟條件已經具備且公民社會正悄然形成。追溯歷史，城市的崛起以及市民階層的形成無疑是公民社會產生的條件，“從各個城市的許多地方性居民團體中，逐漸地、非常緩慢地產生出市民階級。”[2]（p60）市民階級的出現是公民社會形成的主體條件，而市民隊伍的擴大與城市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然而，所有這一切卻都是大工業市場擴張的結果。沒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不可能有西歐近代意義的公民社會，當然也產生不了以英國洛克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思想，和以德國黑格爾為代表的國家學說。而他們的理論則不僅在于反映發展中的公民社會，更在于引導公民社會朝他們設想的理想方向發展。

另一次討論就是九十年代以來的公民社會的討論。前已述及，這一次討論與世界現代化過程中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迅猛發展而引發的政治社會的激烈變化直接相關。與前一次不同的是，參與公民社會討論的主體遠遠超出了歐洲地域而帶有世界性，討論所涉及的范圍之廣、內容之深刻、概念之新也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提出全球公民社會的概念。[3]（p124）然而，雖然這次討論帶有全球性（意味著世界大多數國家都面臨公民社會發展的問題），但各個國家公民社會的發展還是不平衡的，發展的內涵也有很大的差異，特別對現代化后發的東方國家，其公民社會的發展不僅受制于不夠現代化的經濟因素的制約，而且還受到公民文化資源欠缺的影響。尤其是后者，其制胕的副作用更大。

以西方國家為主的兩次公民社會的討論都證明了現代化與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是現代公民社會形成的物質條件，各個國家公民社會發展的程度差異根本上就是現代化程度的差異。任何國家公民社會發展的進度都將受制于其經濟現代化的水平。

二

如果說市場經濟與現代化是公民社會形成的必備條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最有力的證明），那么公民文化就是其不可缺少的要素。西方公民社會的形成過程中始終伴隨著公民文化的催化劑，盡管文化的催化劑是由經濟發展提供的。可以說，公民觀念的提出本身是文化的現象，而對公民社會的種種界定和設想更強化了公民社會的文化色彩。因此，公民社會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的自然過程，更是人類社會的建設過程，具有極強的主體意識。

公民、公民社會從其提出之日起，就是與權利相聯系的

概念。近代，從城市發展中成長起來的平民提出城市自決權開始，到全面提出自由、平等、民利的價值訴求，無不是圍繞權利而展開的。公民，既意為獨立的，又表明享有權利的。但是權利從何產生或者誰來確定是個關鍵的問題。十七、十八世紀英法思想家的“自然人權”奠定公民權利的應然之理，而更富實質意義的是“契約論”。因為天生的權利無法說明公民與國家的關系。涂爾干認為權利天生論是矛盾的，“假設個人權利是先天的，那么國家沒有必要介入進來構造這些權利，也就是說，個人用不著依賴于國家了。如果個人不依賴國家，如果這些權利外在于國家的能力，那么在國家越來越使事物遠離個人的情況下，具有這種能力的部門怎么能夠得到拓展呢？”他提出，應當“反駁認為個人權利是先天的前提，指出有關這些權利的制度的確明顯屬于國家的任務。”[4]（p62）“契約論”表明公民的權利來自國家。過去的國家統治者擁有無限的權力，民眾的權利很少，或者說沒有國家承認的權利。契約論的實質是削弱國家一部分權力，并承認和賦予民眾應有的權利，使民眾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去從事各種社會活動。可見，權利是理解公民和公民社會的核心概念，市民因權利而獲得公民資格，公民因權利而與國家建立關系，公民社會因公民權利活動而形成與國家相對應的社會共同體。當然強調權利的核心作用，并不是說無視義務對公民及其公民社會存在的重要性，托馬斯認為：“公民身份是個人在一民族國家中，在特定平等水平上，具有一定普遍性權利與義務的被動及主動的成員身份。”[5]（p11）但是權利與義務相比較，權利是首要的。現代的公民社會也因權利領域的擴大而使其本身獲得許多新的內涵。例如“第三部門”理論所提出的公民社會，不僅與國家公共部門相對應，甚至與私人經濟部門相對立，其獨立性、組織性更強，表現為民間性、非營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和集體性的特點。而全球公民社會理論則使公民社會擴展為跨國性的國際社會組織和活動。[3]）p124）

然而，如果權利在公民社會中的核心地位而無視義務確實是不合適的，也是行不通的。但是公民權利理論一邊倒的傾向是存在的，現實生活中只要權利不談義務的現象比比皆是。這種觀念和做法只會損害公民社會的發展。而“契約論”對公民權利的設定則是：公民的權利不是完全的，必須有一部分權利交給國家，同時也要承擔國家和社會的義務。其實，權利和義務的共生在古希臘的公民概念中已經存在。在古希臘，公民權被看為一種榮譽，同時也意味著責任。被授予公民權的人必須宣讀誓詞，表示捍衛一切圣物，不污辱神圣的武器，不在戰斗中拋棄伙伴；服從圣約，尊崇祖國、增強祖國的力量和榮譽；服從國家的法律，與破壞法律的行為作斗爭等等。顯然，義務與權利相伴相生。自然，當權利被剝奪太多，義務變成沉重的枷鎖，爭取權利的重要性就突出了，但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又必須尋求兩者的平衡。

以權利為核心、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公民社會理論不僅體現了人們政治法律觀念的現代性，同時也反映了人們道德上的要求，而且公民社會本身包含著道德的內涵，公民社會的發展始終離不開倫理的引導與支持。第一，公民社會必然包含價值觀的要素。公民社會由被賦予權利的公民組成，公民的權利就是一種價值指向，它是對公民的社會地位的一種肯定，是對不平等的專權制度的否定，表達了社會成員平等的理念。第二，公民社會反映了公民與國家富有理性的道德關系。公民社會只是相對于國家的社會共同體，毫無疑問這兩種共同體之間有著某些不同之處，如所具有的職能、所承擔的使命等等，但不應該把公民社會完全看作是國家的對立面。即使從公民社會發出的與國家不同的聲音包括對國家的批評，并不表明其對抗性的關系。或許，公民社會還承擔著對國家的責任。對此，筆者贊同涂爾干的觀點，認為公民與國家的關系是“道德個人主義的進程與國家的進步之間的關系。”[4]（p62）由道德維系的共同點更多。第三，公民道德貫通公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文化要素，同時公民道德也是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條件。公民社會的生成決不是自然而然的，必須要有道德文化的涵養，包括屬于第三部門的自治性組織合理的形成和合理的活動，包括公民主體素養的提高，都離不開道德文化和公民道德的滋養。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從現代國家對公民道德的重視可見一斑。

現代國家法律賦予國民以公民的資格，并不意味著每一個公民都已具有公民的意識，因此，如何強化公民意識，提高公民的素質水平？往往需要借助于道德手段，通過公民道德建設來培養公民意識。這些可以說是最早的公民道德。歐洲資產階級在革命過程中和奪得政權以后，都十分重視公民道德，很多思想家致力于公民道德研究，提出不少公民道德的德目、公民道德宣傳教育的途徑和方法。尤其是今天，在現代化的旗幟下，西方發達國家更加重視公民道德及其教育。公民道德的現代意義還在東南亞后起國家引起很大的反響，韓國、新加坡等國紛紛開設公民道德課，以及制定公民道德法，以在社會中倡導公民道德。

為什么公民道德會在今天引起如此大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現代化進展激揚起來的道德浪潮。關于現代化，人們有各種不同的理解和解釋，大多數學者是從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區別中來理解現代化。塞繆爾．p．亨廷頓認為，“現代社會和傳統社會的主要區別在于現代人對其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有更強的控制能力”，這當然是科技革命帶來的結果。在現代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經濟方面，“出現了經濟活動的多樣化”，出現了“全國范圍經濟活動的集中、全國性的市場、全國性的資本來源以及其他全國性的機構。”[6]（p42）也有的認為，現代化是從傳統向現代演變的過程，這個過程必然是革命的、系統的、全球的、和進步的。不管對現代化作何種解釋，現代化造成的結果必然是對傳統社會的超越，形成不同于傳統社會的新特點。現代化從源頭上看，發軔于市場化的現代經濟，而其產生的結果是全面的，最深刻的后果莫過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變革。現代化一度產生的輝煌是人的解放與個性張揚。從馬丁．路德開始的“解除個人心靈的枷鎖”到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從意大利中世紀最后一個詩人但丁發出“走自己的路”的吶喊到法國《人權宣言》的問世，人的解放、個性的意義被喧染到了極致。而人的解放所發揮的能量足以令人震撼：生產力以百倍的速度呈幾何級地發展，城市吞沒了鄉村、高樓取代了森林、家庭解體率不斷“創高”、“消費主義”消解了人的創造性、“自由”丟失了其本質——責任。這就是現代化所帶來的所謂現代性的特征。不難看出，現代性具有雙重后果。現代性的反思一度出現悲觀主義的態度，把個性自由推向難以忍受的極端，以致需要“逃避自由”，[7]進而對現代化提出質疑。問題是現代化運動一旦起動，其形成的勢潮就不是人所任意能阻止的，況且現代化又是人類發展之必需。于是，重新審視現代化的得失、積極地尋求調整現代生活、整合個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成為現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令人驚奇的是，無論是哲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政治學家、經濟學家都試圖從倫理學、道德學中尋求方案，而現代化過程中的公共道德或公民道德正是學界思想家們討論的主要問題。

不難發現，現代化提出的社會難題恰恰是公民社會發展中的問題，它們都需要從公民道德中獲得解題的力量。公民道德，就其概念而言，是關于公民責任和公民發展的道德體系。雖然，公民是一個個體的概念，但公民道德與私人領域的道德不同，它所涉及的是公民與國家、與公眾事務、與社會發展關系中的道德責任。如，日見增多的社團組織依憑什么信念凝聚？日益嚴重的全球生態危機如何號召全球人來克服？全球化帶來的民族危機（國家民族性被淡化）靠什么來點燃新愛國主義的火焰？當然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方案，但是公民道德始終不可缺離，而且是獲得最大效果的途徑。托馬斯說：“公民道德代表著開放的或彼此重疊的群體之間的總體交換。在這種交換中，群體彼此信任合作，結果是正數和。”[5]（p146）而就公民社會本身發展中所提出的種種問題，如，增強“公民社團”對國家的抗衡力而成為民主國家和權威主義國家的負擔。又如，以道德寬松的傳統理念被漠視，代之而起的是主張實現激進的奇異的社會目標，但是這種主張可能會威脅到公共秩序的安全。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公民社會也存在危機。解決公民社會自身的危機，除了法律的改善和政體的改革，必須要有新的道德理念的導向。哈貝馬斯主張建立一種話語倫理學來解決公共領域里的矛盾，“話語倫理學不僅要求從辯論必要的實際前提所包含的規范成分中，獲取一種普遍的道德準則，而且，這一準則本身就與實現規范的有效性要求的話語方式緊密相連。”[8]（p24）羅伯特．w．赫夫納認為，公民社會民主性的發展取決于我們時代的文化條件，那就是“把公民理想看成是不斷加劇的變遷中的道德指針”。[9]（p238）羅爾斯在堅持政治自由主義立場的基礎上，也認可某種道德品格的優越性，認為，“公平正義包括對某些政治美德的解釋——諸如公民美德與寬容的美德、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10]（p206）必須承認，西方國家由于其公民道德資源的深厚，加上學術界人士始終認識到公民倫理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對學者責任的深深理解，不斷探索新的道德實踐途徑，從而使公民社會發展進入到又一個新階段，盡管在其發展中充滿著種種新的矛盾。

三

東方國家應著現代化與經濟全球化的激發開始了公民社會的律動，雖然處于后發之勢，但發展的趨勢不可阻擋。然而，與歐美國家相比，東方國家的公民社會還處在一個發育的過程中，而且其發展還面臨著重重的困難。究其原因，主要有兩大方面：經濟條件和文化條件。以中國為例。在經濟基礎方面，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令世界刮目相看，大多數城市尤其是沿海大城市現代化程度比較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特別是經濟體制的改革尚未完全到位，國家城市化的水平還不高，至今農村人口仍占國民人口的大多數，村落經濟仍是大多數農村的主要經濟。不過，國家在推動經濟發展的力度很大，相信快速持續的經濟發展將對公民社會的培育創造較好的物質條件。

東方國家公民社會發育缺失的主要是文化的條件。遙觀西方歷史，市民法制古已有之，公民意識更是源遠流長，公民文化特別是公民道德文化持續不斷、豐厚出新。東方國家主要指中國雖然有上千年的道德文化，但與公民無緣，因為沒有市民法制，因而也產生不了公民道德。文化的缺失既有制度方面的，也有非制度亦即觀念方面的。[11]（p173）這些年，由于現代化的推動，東方國家在制度文化方面有長足的發展，對公民社會的推動也是無可置疑的。這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現代化推進國家民主進程，建立起以憲法為旗幟的法治國家和公民社會。公民，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是法律賦予社會個體擁有權利義務的主體資格，但資格與資格的運用及其結果是有區別的。公民法律上的主體資格類似于人的身份證，而身份證的運用則取決于身份證的持有者，而不是身份證的發放者。因此公民資格能否實現還取決于公民個人的努力，包括公民能夠意識到公民資格的存在、了解公民權利義務的內容、通過行為去體現公民資格。要達到這一切，一個重要的前提是公民必須具備公民意識。而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公民的公民意識十分淡薄，急需培養。問題是公民意識的培養僅靠法制是不夠的，更要借助于公民道德的宣傳教育來培育。第二，現代化使社會生活出現公共化趨勢：現代化推動了城市化進程和現代都市發展，打破以農村自足性經濟為基礎的社會生活結構，創制以公共交往為特點的公共世界和豐富多彩的公共生活；現代化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形成開放流動的、全國性的公共市場；現代化使科技因特網進入千家萬戶，開辟虛擬的公共交往空間。社會生活公共化是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一大區別，這種社會變化必然要求相應公共觀念予以呼應，以求得更合理的公共生活，而公民道德能夠提升人們的公共觀念、為公共化社會生活和公共交往提供秩序與和諧的公共環境。但是，對于社會生活公共化趨勢，以什么樣的態度來接受現代公共生活，其產生的社會效果則大不一樣。照理說，社會生活本身就能作用人的觀念態度，培育某種社會意識，然而問題并不是那么簡單。因為現代社會并非從零開始的歷史端點，恰恰相反，是一個從傳統社會中產生、并與傳統社會抗衡進退的過程，它不可能齊刷刷地斬斷歷史，也不可能一下子擺脫傳統的糾纏。這種情況對于有著幾千年農業文化傳統的中國更為明顯。以小農經濟為基礎、血緣宗法制為政治結構的傳統社會，人們活動的范圍非常有限，人們的關系不外乎“家人”、“親戚”、“知己”之間，即所謂的“熟人”社會，由此產生的道德關系是一種私德關系，“三綱五常”就是最典型的私德原則。這種源遠流長的私德文化對于維護傳統社會的秩序自然是非常有效的，但正因為私德力量的強大，抑制了古代公德的發展，導致國人公德觀念的淡薄。當現代化飛速到來之時，當人們已經被賦予公民資格之后，人們的觀念一下子難以跟上時代的要求，而現代化的健康發展又需要人們普遍建立公民意識和公共觀念，這給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建設帶來了困難。

東方國家公民社會文化條件的缺失是一個歷史的事實，但不是無所作為的理由，相反補公民文化之缺是當前公民社會建設的重點。目前，不少學者關注公民社會的治理，對民間社團組織、自治組織、公益事業的形成、規模、制度資源、活動情況、社會作用進行研究和總結，[12]這對公民社會的發展是極為重要的，其實踐性也比較強。但是公民觀念文化的建設還沒有引起同樣的重視，公民道德的研究尚未形成氣候，成果寥寥無幾。從國家層面看，公民道德建設的綱要尚未法制化，往往表現為陣發性的運動形式，不能形成持久的文化行為，內化公民的道德意識。問題在于，沒有道德文化養料的注入，公民社會的治理則缺少其應有的內涵，名為非政府的民間團體，實際上還是政府調控下的組織和活動，缺乏公民社會真正的獨立性。另外，公民社會也有好壞之分。例如，過分強調公民社會對國家的對抗力，主張絕對不受制約的公民自由等等，這樣的公民社會有可能成為社會動蕩的肇事源。當然，衡量公民社會好壞的標準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但既然有好壞的區別，說明公民社會發展存在著道德導向的問題。西方國家就是通過對公民社會（通常是法律與道德上的）討論與爭辯，來校正公民社會發展的方向。由此可見，公民道德文化對公民社會來說，決不是無足輕重的。另一方面，加強公民道德的研究、推動公民道德的建設，應是當代政治倫理學的一項任務，是責無旁貸的。

東方國家公民道德文化的建設還有一個方法和技術上需要討論的問題。目前公民社會研究中存在著一種傾向，那就是以西方的公民社會文化為藍本，缺乏本我國家的特色。不可否認，公民社會及其道德文化肯定有世界一般的文化共性，西方國家因其公民社會的先發性和悠長的公民文化傳統，有許多方面值得東方國家學習。但是各個國家的民族性不同，歷史文化各異，那就不能簡單地搬用他國的文化，公民社會也同然，因為不顧及本國的文化特點和實際情況移植他國模式，失敗的可能性大于成功，于公民社會發展無益。因此，在公民社會及其道德文化建設中，在共性上接軌世界，在個性上保持自我，應是一條原則。以中國為例。公民道德在倡導獨立性的同時也應推崇和合的精神（公共領域的而非限于家庭的），前者涵蓋著所謂的普世性，而后者則是中國特色，兩者雖有所不同，但完全可融為一體。另外，公民社會發展時序上的差異也會形成文化上的差異，一味地消滅這類鴻溝，也可能欲速則不達，適得其反。因此，可將公民道德建設分成若干個階段，不同階段應提不同的道德要求，逐級遞進。在最低階段（東方國家大都處在最低階段），以他律道德為主，基本性的底線道德為主，以不損害公共利益為限，如中國上海的“七不”公德，但是要持續不斷地堅持下去，以此為基礎進入到上一階段。民主教育同樣如此。首先是維護自身的基本權利開始，鼓勵人們街談巷議管閑事，報刊雜志互聯網上發感想，僅此而已。超越階段可能性的民主舉動，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總之，公民道德的建設必須與公民社會發展呈同步性，既要積極，又要務實慎重，始終堅持公民倫理的責任目標，那就是引導公民社會健康發展。

注釋：

①也有學者提出政治上的條件（參見《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第11頁，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筆者以為，公民社會本身是一個社會政治學的課題，本文是將政治的公民社會作為討論的主題，討論形成這一政治現象的其他條件，因此，政治因素不作為獨立的條件要素來思考，而作為討論的對象。

摘要：西方國家發起的兩次公民社會的討論證明了倫理文化對公民社會發展的導向作用。公民社會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的自然過程，更是人類社會的建設過程，具有極強的主體意識。以權利為核心、權利與義務相平衡的公民社會理論不僅揭示了公民政治法律觀念的現代性，同時也反映了人們道德上的要求。東方國家雖然有上千年的道德文化，但缺失公民文化，因為沒有市民法制，產生不了公民道德。東方國家在公民社會及其道德建設的原則是：在共性上接軌世界，在個性上保持自我，引導公民社會健康發展。

關鍵詞：公民社會公民道德倫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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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應試”的危害有目共睹，但卻“屢禁不止”，說明有其深層原因，就是高等教育“供求”關系長期嚴重“失衡”，“求”一直遠遠大于“供”。

高等教育與社會經濟本應同步發展，應隨社會經濟的發展逐步從精英教育變為大眾教育，在學人數占適齡人數的比例在15％以內為精英教育階段，以上為大眾教育階段。據統計，我國目前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僅為4％左右，遠低于1994年的世界平均水平（15.3％），而我國愿意上大學的生源數量遠遠超過大學的招生數量。很明顯，高等教育在中國目前尚屬稀缺資源，這必然要形成“過度競爭”，無論人們多不情愿，只要這種狀況不改變，過度競爭自然要向中、小學蔓延擴展。由于大學容量太小，高中的發展也受到嚴重制約，致使多數初中生無法升入普通高中；為了上大學，人們只有千方百計考上高中，盡可能考上重點高中；要上高中尤其是重點高中，又要千方百計上重點初中；要上重點初中，就必須“從小抓起”，結果本應天真浪漫、嬉戲玩耍的兒童不得不背起沉重的學習負擔。這種過度競爭持久不退說明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高度膨脹，但反過來看，這種“需求高度膨脹”又恰恰是高等教育大發展強大、積極的動力，如果沒有這種動力，高教反而難以發展。這說明，近20年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使中國教育此時面臨高等教育大眾化的重要轉變，也只有高等教育大眾化才能從根本上改變應試教育。

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一個重要途徑是大力發展民辦/私立大學，世界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過半是私立大學，從哈佛、耶魯到慶應、早稻田……私立大學可說是高等教育的頂梁柱。中國一直有私立辦學傳統，所謂“私塾”曾是教育的主流，近代雖引入現代化學校、建立現代化學制，國家對教育取得主控地位，但私立學校仍有不小的空間，不僅有大量的私立中、小學，而且有相當數量的私立大學，如南開、燕京、輔仁、金陵、圣約翰、光華、中法、之江、復旦、齊魯、協和、湘雅、華西……后，對教育實行“全包下”的方針，從1950年起開始接收私立大學，到1952年私立高等院校的接收、改造全部完畢，高等教育完全由國家壟斷。這種高等教育體制，與逐步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相適應的。

但最近20年，中國進行了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導向的經濟、社會變革，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社會的變化和經濟的發展使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迅速膨脹，而高等教育制度實際卻仍以計劃經濟為基礎，一直沒有根本性變化，與社會發展極不協調。雖然從80年代中期起國家重新允許創辦“民辦大學”，但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中，民辦/私立大學的大發展毫無可能。除去政治的、觀念的原因（如所有制、計劃體制、教育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等）外，發展民辦/私立大學一個難以突破的瓶頸是中國社會結構的嚴重限制。城鄉“二元化”，是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個主要特點。從1953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到1958年通過“戶口登記條例”，這種二元結構被固定下來，公民因此被分為“農業人口”與“非農業人口”兩種壁壘森嚴的不同身份，而占人口少數的“非農業人口”一直享受著由國家提供的比“農業人口”多得多的各種“優惠”。幾十年來，要想“農轉非”幾乎“難于上青天”，而考入中專以上的學校，則是廣大農村青年可以憑自己努力“農轉非”甚至“當干部”、改變“身份”的少數渠道之一。然而民辦大學則無此功能（權力），不能轉戶口、沒有干部指標……農村學生考上民辦大學雖然能獲得國家承認的學歷（但目前國家批準具有頒發學歷文憑資格的民辦高校也只有24所），但仍然無法改變其“農民”身份，更難成為干部/公務員/官員，而私立大學的學歷目前仍未得到國家承認，其他更不必論。所以，這些學校根本招不到較好的生源，也無法大發展，這樣怎能產生與北大、清華比肩而立的民辦/私立大學呢？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民辦/私立大學才能獲得質、量的大發展：或是它們獲得與國立大學同等的權利/權力，或是中國社會的重大變革，從根本上廢除農業人口/非農業人口的“身份制”（如果說這種體制在建國初期為了加速工業化還有一定合理性，現在則很難說“合理”，甚至已成社會發展的障礙，對教育發展的影響亦證明了這一點）。否則，民辦/私立大學的發展空間極其有限，高教大眾化也難以實現，應試教育也不可能根本改變。

應該認識到，民辦/私立高校與公立高校的區別只在于投資渠道的不同，二者在其他方面應享有平等的社會地位，國家應公平對待民辦/私立高校的師生，其學歷證書具有與公立高校同級同類學歷證書同等效力。當然，國家要對民辦/私立大學進行嚴格的審批、監督，嚴格、科學地對其辦學水平進行監測。但這種監管（不是具體管理、干涉學校內部事務）的目地是為了促進民辦/私立高校的健康發展，而不能將其視為“另類”加以歧視。在嚴格監管的同時，國家更應對民辦/私立高校采取積極支持的態度，對其用地、用人給予適當優惠。總之，要用政策導向使社會和私人資本流向教育領域。

進一步說，民辦或曰私立大學是否發達，也是“社會”是否成熟、發達的重要標志。衡以中國之現狀，我們只能說，中國尚處為時不短的社會轉型期，“公民社會”才剛開始產生。

二、考試的是與非

中國社會“二元制”結構短期內不會有根本性變革，教育的格局也難有根本性變化。在這種現實條件下，高等教育和中小學的優質教育長期將均屬“稀缺資源”。如何分配這種稀缺資源，是任何教育體制的“制度設計”都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這更是我國教育“制度設計”的一個基本背景。離開這一基本背景來談論“教改”，如果不使情況更糟，起碼是難中肯綮。

從原則上說，所有適齡青少年都有分享這種稀缺資源的權利，但實際上只有極少數人才有分享的機會，因此不得不設計出種種方法、制度選拔少數、淘汰多數。可以“舉薦”，如憑血統、家庭出身、家長的政治權力、本人的表現（古時是“舉孝廉”，現在是“三好生保送”）等作為推薦的標準；可以考試，以考分作為選取的標準；可以用金錢購買，把教育作為一種產業；可以抽簽，如現在某些地方小學升初中實行的“電腦派位”；可以按地域分配，如“就近入學”。雖然種種方法各有利弊，但每種方法的利弊并不完全相等，歷史表明，相對而言只有考試制是利大于弊。

當然，考試必然會有種種弊病，對此確不能忽視。但在恢復高考制度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一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試制的各種弊病，因而患了“歷史健忘癥”，忘記當年廢除考試制必然帶來的更大的弊病，甚至荒誕不經、費盡心機地要為當年的“推薦制”尋找某種“合理性”，并想以此來補考試之弊，這的確是“吃錯了藥”。“推薦制”的一個基本假設是有一個完全公正無私，能了解、洞察學生一切，并不受各方干擾、壓力，將最優者推薦上去的“推薦者”。但實際根本不存在這樣一個“推薦者”，因此，“推薦”實際成為“走后門”的同義語，“”廢除考試、實行“推薦”的“教改”已經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一點。現在還有少數“推薦”名額，原本是為補考試之弊，但在許多地方實際成為權勢者子女享受的特權，亦再次證明了這一點。有人提出擴大高校招生自、擴大校長的招生權來補考試之弊，但這種觀點忘記了中國的大學并不“獨立”，而同時還是一個行政單位，校領導都是有行政級別的，在這種權力架構中，如果擴大校方的招生權力，校方實際很難頂住來自各方的壓力。即便在現在，每到招生時有關人員已為來自各方的電話、“條子”所苦，感到難以招架，如果再擴大校方的招生權限，其后果可想而知。“電腦派位”、“就近入學”原本是一些地方為減輕中、小學學生的學習負擔而進行的入學改革，但在實際中，凡有權力有關系者，子女統統成為“擇校生”，廣大沒有關系、權勢的家長也想盡一切辦法“拉關系”交錢，讓自己的孩子“擇校”。之所以要拉關系是因為“擇校”嚴格說并不合法，所以如果沒有“關系”有錢也交不上，用廣大家長的話說就是“拎著豬頭也找不著廟門”，“想交這幾萬塊錢還要求爺爺告奶奶”。由于擇校費并不是公開的明碼標價，而是“看人下菜碟”，根據“關系”的親疏、權力的大小決定“擇校費”的多少，少則幾千元，多則好幾萬元。在這種“運作”過程中，充滿了驚人的黑幕。所以廣大家長不禁發出“還是考試好”的感嘆。更嚴重的是，這種政策實際上剝奪了貧寒人家子女原本憑考試的“高分”就能享受優質教育的權利。即便在美國，收費昂貴的私立中學也十分注重考試，貧寒人家子女只要考分高，就能免費（免學費甚至免食宿費）被“擇優”錄取。教育產業化無疑是教改的一個重要內容和正確方向，但這就更要有考試制使貧家子女能憑高分享受優質教育，而不是一切都由金錢決定，因為教育畢竟是種特殊商品，這不僅是國家培養人才、發展文化的需要，更是一種基本權利；同時，要防止現在已很嚴重的一些學校濫賣文憑和某些權勢者拿公款買文憑的現象在“教育產業化”的名目下合法化。

也就是說，如果真想以“推薦”、“擴大校長招生權限”、“電腦派位”、“就近分配”等方法來補考試之弊，如果要使教育產業化改革健康發展，那實際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要對現在的教育權力結構、行政體制作相當大的改變。在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之前，在教育權力結構、行政體制沒有較大改變之前，這些措施不僅不能補考試之弊，而只會使腐敗更加嚴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徑依賴”，當所依賴的路徑并不存在時，改革實際無從下手；若不考慮“路徑”問題而執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達，甚至與原來的目標南轅北轍，所付成本之巨將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

考試制度確有十分嚴重的弊病，但它的最大優點就是相對公平，即以考生的分數而不是考生的家庭出身、血統、背景、關系、金錢以及彈性極大的所謂“表現”作為錄取標準。其實，我們的祖先早就知道“推薦”弊端叢叢，遠不如考試，所以在幾千年前選拔官員時就以考試的“科舉”取代了推薦的“舉孝廉”。不問家庭出身、背景的考試制，把個人的能力、才學放在首位，無疑是對把家庭出身、背景放在首位的“身份社會”的否定。而推薦制的實行，恰恰是使一個階層可以相對流動的社會向階層壁累森嚴的“身份社會”的倒退。當然，考試的成敗對某些個人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總體而言卻是公平、正常的。對少數因偶然性而落榜的考生來說，的確不公，但若因此而否定考試，則會對絕大多數考生更為不公。當然不能說每一個考分低的學生就一定不如每一個考高分的學生，但如果作群體性比較，高分群體對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能力確高于低分群體。現在有種頗為流行觀點，將“高分”等于“低能”；還有人認為：“那些在歷次考試中獲勝的學生，他們的證書文憑是以犧牲創新能力為代價而取得的。”照此邏輯，本科生的創新能力要低于專科生，專科生的創新能力要低于落榜生，而創新能力最低的應是北大、清華的學生。這與事實明顯不符，事實說明，從總體上說，考分就是考生水平、能力的體現。

由于考試的優點明顯，所以這一方法被已被廣泛應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面對的考試會越來越多，幾乎各行各業都要經過考試才能獲得上崗的資格。如開車的要考駕照，想開出租車更要考“五證”，當廚師的要考級，燒鍋爐要考上崗證，工人學完徒要有出師考，更不用說會計、出納、護士……種種數不勝數的專業考試和職稱考試，乃至最近才有的選用官員的公務員考試。雖說這些考試不勝煩瑣，但考試卻有自愿性，能使“人盡其才”，使應試者從事自己喜愛的職業。同時，考試又有篩選性，把不合格、不適宜者淘汰。正是這種自愿性和篩選性，避免了“分配工作”的強迫性和任意性。只要不健忘，總該記得當年“招工”是如何分配工作的，不管你是否愿意，分配你干什么你就必須干什么。同時，如果有關系，不論是否合適，想做什么工作就可以做什么，端看你的“關系”有多硬，“路子”有多野，“后門”有多寬。所以，當時知青從招工返城到分配工作，幾乎每個人都想方設法拉關系、趟路子、走后門，因為這是早日回城、找到自己滿意的工作的唯一辦法。可以說，社會風氣的敗壞，道德的失范，實際是從那時開始的，是從廢除考試制度開始的。人類社會的實踐表明，盡管十分無奈，但我們今天還不得不面對的考試卻越來越多、越來越細，這本身就說明考試制度位居社會結構的核心之內，因此對考試制度的廢與立就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變動，而不僅僅是一種教育體制的變化。所以，三十年前“”開始時第一個被廢除的制度就是考試制度。同樣，近二十年前“撥亂反正”時首先恢復的制度還是考試制度。一個正常的社會，必定是一個“考試社會”；一個廢除了考試制度的社會，必然會使社會價值體系嚴重紊亂，必然會由失范、失序而漸漸演變成一個“有槍便是草頭王”的混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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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控制醫療成本，提高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的保障水平。當前，農民就醫的費用和成本較高。有效控制醫療費用過快上漲是保證農村合作醫療可持續性發展的關鍵。農村基層衛生網絡的建設是保障成本控制的方面。要健全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改善基層衛生服務設施，提高基層衛生服務水平，充分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功能，合理引導農民就醫選擇，減輕不必要的醫療負擔；探索有效的醫療費用支付方式，有效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形成的醫療機構誘導需求和過度供給問題；引進競爭機制，建立定點醫療服務機構的進入和退出機制，消除定點醫療機構的壟斷地位；加強定點醫療機構的監督、考核、管理體系建設，采取綜合措施有效約束定點醫療機構服務行為，規范新農合藥品目錄、制定診療規范，限制就診價格、加強處方監管，促進合理用藥、合理診療；推行信息化建設，實施網絡監控、動態跟蹤和預警控制，提高管理能力和內部運行效率，有效降低籌資、運營和管理成本。

四要提高統籌層次，增強互濟功能，推進農村大病醫療保險，降低農民因大病致貧風險。現在農民最怕的就是大病，大病對農民的醫療壓力最大。《2008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住院病人平均醫療費用為4，973.8元，而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為4，140.4元。大病的風險最大，據專家研究，農民醫療費用如到個人年收入的70％，就可能因病致貧。推進大病統籌體現了農村合作醫療的互助共濟特性，增強了農村居民應對巨大疾病風險的能力，有效化解因病致貧風險。推進大病統籌，提高保障水平，大病的省級統籌最關鍵。提高統籌層次，可以分散風險、增強互濟功能，提高保障水平；有利于加大基金調劑，減少區域差異，促進社會公平；可以減少管理環節，降低管理風險。在推行省級統籌的過程中，要注意調動市縣的積極性，建立有效的責任分擔機制。

五要按照分類指導的原則對不同的農民工群體區別對待，讓完全市民化了的農民工進入城鎮居民社保體系，率先實現農民工社保的城鄉一體化。農民工是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一個特殊群體，他們長期被排斥在城市經濟的體制之外，城市“取而不予”，企業“用而不養”。為此，我們需要高度重視與這一群體相關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當前農民工群體內部已經發生了分化，建立適合農民工特點的社保制度，必須堅持分類指導。第一，對完全市民化或城市歸屬意愿強烈或有正規和穩定就業的農民工，可直接納入城市社保體系。比如那些已經成為城鎮私營業主的農民工，他們早已熟悉城市生活，融入城鎮已經相當容易，市民化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問題，成本較小；新生代農民工淡化了對鄉土的認同，并嘗試去認同城市社會，并且他們大多沒有務農經歷，也不再適應農村生活，具有十分強烈的城市歸屬感。第二，對回流性強的農民工，要保障其在城市的基本生存，在以較低標準和流動賬戶來實現回鄉后的保險轉換。例如，對老一代農民工，其進城務工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且他們的觀念仍然是典型的傳統農民思維方式：鄉土觀念十分濃厚，土地是最根本的保障，因而回流性很強。第三，對一般流動性較大的農民工，可設計“便攜式”個人賬戶，降低參保門檻，建立社會統籌部分隨個人賬戶轉移的制度，提高參保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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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檔案是社會宣傳教育的生動資料。檔案不僅記錄了人們生產活動的全過程，而且還凝結了人們在各種社會活動中積累的經驗智慧，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素材。在社會發生深刻變革、信息傳播途徑日益多樣化的新形勢下，我們要通過各種宣傳渠道傳播文化，統一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充分發揮檔案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重要作用，切實把檔案館（室）辦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通過舉辦檔案圖片展覽、編輯出版圖書、發表紀念文章等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內容豐富的教育活動，加深人們對歷史文化的認識，增強民族意識、團結意識和發展意識，增強中華民族的身心力和凝聚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二、檔案社會作用的拓展

1、檔案是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的重要參考。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就是把為社會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構建和諧社會服務擺在檔案工作的突出位置，做好經濟領域的檔案工作，規范企業檔案管理，積極建立有利于民營企業發展的檔案工作管理制度，使檔案工作更好地為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服務，為和諧社會建設服務。同時，我們還要緊扣人民群眾目前最關心的“三農”、社會治安、社會保障體制、協調城鄉發展、人口資源環境等問題，做好檔案服務工作。

2、檔案是實行對外開放、擴大對外交往的重要工具。檔案是國家信息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改革開放和對外交往的過程中，通過對各種檔案資料的綜合分析、加工，發揮檔案資源的信息交流、社會共享作用，客觀、公正、真實地展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對擴大與世界各國交流和合作，增強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團結和友誼，將起到積極的作用。首先，要建立檔案信息網，將有關檔案信息，如經濟類、社會管理類、公共服務類、科普類方面的信息網上公布，使用戶方便、快捷地查詢到所需的檔案信息。其次，要加大檔案資源開放力度，滿足對外文化交往需求。近幾年，為擴大雙邊關系，多數國家以舉辦文化年的形式，加強兩國之間的文化交往。如中澳兩國共同挖掘檔案史料，編輯出版的《莫理循在中國》等書籍，對追尋歷史足跡、擴大兩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失去世界和平起到了重要作用。三、提升檔案社會作用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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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關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的決定中，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任務，這為和諧美學的發展提供了很大機遇，也給和諧美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

和諧美學認為“美是和諧”，而和諧是歷史的、動態的，它由古典素樸的和諧美，經近代對立的崇高美，向現代更高、更新的辯證和諧美發展。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一方面為現代和諧美學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它本身就是這種新型和諧美的現實展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主體與對象高度和諧統一的社會，從和諧美學看，和諧社會就是更新、更美的社會。黑格爾曾說古希臘是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美的時代”，但那是古代人未充分發展的一種和諧，是一種不完滿的完滿，是無法與今天全面發展的現代人與現代和諧美相比擬的。現代社會主義新型的和諧社會，既超越了古代農業社會田園牧歌式的和諧，超越了歷代儒家期盼的太平盛世和大同世界，也超越了畢達哥拉斯數的和諧宇宙、柏拉圖的“愛情”世界和“理想國”。這個新的和諧社會，是在現代科技基礎上，在知識經濟和信息的時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過程中構建的，它的形成將意味著從近代開始一直在主體基礎上對立、分裂中演進，不斷向現代、后現代極端化發展的動蕩不安的時代將逐漸成為過去，而新的和諧社會將開辟出一個新的美的時代，它將總結和超越過去一切的和諧社會，它將是一個自覺的充分發展的和諧時代。

如生產勞動過去被狹隘地理解為只是改造世界的客觀活動，而從和諧美學看來，它應是一個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相互和諧的關系性的概念，勞動實踐的涵義非常豐富，它不只是人類創造工具、使用工具，作用于客觀世界的物質性活動，而且是創造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關系不斷發展的活動。但迄今為止生產勞動的和諧卻是有限的，原始勞動的和諧是素樸的，是在強大自然威力壓抑下喚醒的神話式的和諧。農業社會的勞動是依附于自然、依附于土地、田園牧歌式的和諧。工業社會的勞動，一方面是異化的勞動，是物對于人的奴役和控制；另一方面是主體的膨脹，借助工具理性粗暴地征服，摧殘自然，導致生態失衡與自然的分裂對立。只有到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生產勞動，人與物、人與工具才逐步走向新的和諧，才真正開始全面實現馬克思所說的人們的勞動也是“按照美的規律來創造的”，人們才在勞動對象、勞動產品、勞動過程中，創造并感受到和諧，體驗到快樂，勞動才超越了生存的需要，升華為一種人生的享受。同樣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不但生產活動是和諧的，產品的流通、交換、消費的活動也不只是一種商業行為，而同時是一種審美活動。人們購物不但是為了滿足使用的需要，同時越來越重視產品的審美含量，購物的過程變成一種觀照體驗快樂的過程。買方與賣方也不單是交易的關系，而且是一種互助合作的關系，交易的過程也變成在互動中不斷提高彼此審美素養的過程。

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藝術生產的關系也發生了重大變化。1959年我在《馬克思關于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是否適用于社會主義文學》一文中曾說：“馬克思關于藝術生產和物質生產發展不平衡規律”，“已逐漸失去作用，正在被藝術生產和物質生產發展相適應的新規律所代替”①。當然，適應不是沒有矛盾，不是沒有不平衡，而是社會主義社會能自動調控物質生產與藝術生產的關系，使之在動態中不斷達到新的適應，新的協調，更高的平衡。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和實踐，必將進一步把物質生產和藝術生產，以及一切精神文化生產，在動態中平衡、有序、全面地協調起來。我們更應該在新形勢下，進一步深入地研究藝術生產、精神生產與和物質生產相互適應和諧發展的新規律，以有力地促進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

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是為了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與文化需要，而當前人們的一切日常生活也正在朝和諧適宜、協調有序的方向發展著。食不只是胃腸的需要，而且是一種精神的享受，我國古代晏子早就有“和如羹”、和五味的思想，并且認為和羹有“君子食之，以平其心”的作用，中國的飲食文化始終體現著一種中和意識和趣味。現在各種食品更講究造型的獨特、色彩的搭配、口味的調和，使人們吃出一個和諧來，吃出一個美來；衣著不單是遮體御寒，已越來越注重個性化、人格化和親和力，注意新穎而得體，時尚而靚麗，讓人們穿出一個和諧來，穿出一個美來；房屋不單是為了居住，追求實用而美觀、溫馨而舒適的美化裝飾，已漸成為家居的普遍風氣，它為人與環境、物理空間與心理空間的和諧創造了更多的物質條件。一位美學家曾形容審美的愉悅像坐在家里那樣自由自在，這種自由自在的家居正在中國大地興起，讓人們住出一個和諧來，住出一個美來；行也在醞釀著巨大的變化，不但自行車王國正逐步為轎車所擠占，而且逐步追求快捷、便利、舒適和愜意的出行，逐步讓人們行出一個和諧來，行出一個美來。總之日常生活正在審美化、和諧化、人文化。但我這里所說的生活審美化，與有些同志所說的“審美生活化”不同。“日常生活的審美化”是把生活升華到精神的審美的高度，而所謂“審美日常生活化”是讓審美與生活看齊，把理性的精神的審美降至感性的物質的日常生活的水平，實是把審美感性化、化、生理化，越來越淡化了其人文精神和理性內涵，這是后現代消解和否定審美與日常生活差別的一種反映。審美自然包括感性的，但它又必須超越感性，使感性與理性、生理感受和心理體驗和諧地統一起來，才能達到真正的審美境界。

生產勞動、日常生活的背后是人與對象、人與人的關系，和諧社會的理想歸根結底就是要實現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的現代和諧，推動“社會的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原始時代也曾產生過一種團結互助的關系，但那是未分裂的、素樸的和諧。我國古代儒家也曾設計過人與社會和諧的方案，如在家庭講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舉案齊眉；在國家講君明臣忠，將相諧和，君民同樂，長治久安；在社會上講睦鄰友好，交友誠信，“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諧關系。但這種和諧的社會關系，一方面是為適應宗族關系和封建等級秩序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表現為主體依賴于客體、個人依附于社會、心理意識服從于道德律條的不自由。古代夢想的和諧社會是片面的、虛幻的，甚至沖淡和掩飾了階級對立的現實。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突破和揚棄了古代的和諧，把一切社會關系置于厲害對立的基礎上，二元對立也成為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的根本特征，西方現代、后現代文化一直是在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的二元對立中嬗變的。荒誕是二元對立極端化的產物，它一方面把對立推向兩極，另一方面又與“無差別”相關聯，消解和抹殺一切矛盾、差別，是一個矛盾的悖論。在這個悖論中，前期的荒誕側重于向兩極對立的極端發展，后期的荒誕，特別是其近來的動向，更側重于走向消解和抹殺矛盾，甚至走向另一極端，否認和消解一切差別。誕生于后現代語境中的生態主義和生態美學(西方稱環境美學)，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和諧”，同樣表現了這種消解矛盾否認差別的思潮。因為在這種“整體和諧”中，側重強調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是自然界生態發展的一個環節，人與動物是平等的。在反人類中心主義的旗幟下，人與自然的差別，人的社會性、主體性、能動創造性消失了，以人為本不見了，而突現出來的實是以自然為本，實是人統一于自然的整體和諧，人與自然無差別的整體和諧。新的和諧社會關系，將結束近、現代的絕對對立，吸收、融合后現代趨向和諧的有益觀念，重新創造一種和諧自由的社會關系。這種和諧的社會關系，是現實的規律性的真實存在，遠遠超越了古代虛幻、片面、素樸的和諧。它以新的互助互愛、團結合作、互利共贏的新關系代替利益對立和相互爭奪的舊關系，開創了人類和諧處理自身關系的新時代。社會美是人與社會的和諧，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新型的人與社會的和諧關系，將創造一種更新、更高的社會美。

人與社會的和諧離不開人與自然的和諧。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又是人的無機軀體，自然與人的和諧在實踐中產生與發展。沒有人與自然的和諧，沒有人口、資源、環境的協調，人與社會的和諧就沒有物質基礎，人與社會的和諧就難以實現。當然人與自然的和諧又依賴于人與社會的和諧才能完成，正像馬克思所指出的：只有“社會是人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②。沒有人與社會的和諧，也就難于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環境學家諾曼·萬爾頓曾說，“只有與地球和諧相處，才能使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而只有人們之間和諧相處，才能做到與地球和平相處”③。人與自然的和諧是自然美和生態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推動人與自然向更高的和諧發展，也將不斷促使自然生態日益變得更新、更美。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的落腳點是人，人與自身的和諧是人與社會、人與自然和諧的關鍵與核心，只有人與自身的和諧，只有人自身全面和諧發展，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才能落到實處，才能真正實現。試想社會上每一個人都身心畸形、靈魂與肉體分裂、理性與感性失衡，哪里能談到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和諧呢？

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是人，是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出發點，是為了人；構建和諧社會實踐要落實到人，而構建和諧社會的歸宿也是人，都是為了要實現“社會全面進步和人的全面發展”。這種全面發展的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實踐中造就，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不斷發展和成熟，和諧社會是現代和諧人的搖籃。現代和諧人既富有突出的個性，又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等一切社會關系和諧自由的內涵內化為自己的真正的人的本質。他是感性與理性都充分發展，而又和諧統一的人。現代全面和諧的人遠超越了古代人，古代人的和諧是原始的未充分發展的，是單純的、不豐富的、有限的。他也超越了西方近代、現代、后現代人，從近代開始人們就在理性與感性、靈魂與肉體二重性格的裂變和斗爭中備受煎熬，而隨著現代、后現代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技術理性和價值理性對立的極端發展，一方面現代科技的高度發展，使理性虛構了自我迷信，理性主體的妄自尊大，無度的粗暴的征服和摧殘自然，陷于自然的無情報復之中；另一方面人文精神的喪失，感性主體的膨脹和淪落，人或異化為“甲蟲”、非人，或裂變為“單面人”、碎片人，或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和諧社會為后現代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構建了美好的精神家園，無家可歸的流浪兒有家可歸了，人類漂泊無依的時代也將成為過去。和諧社會的構建，將是非人時代的終結，將是理性妄自尊大時代的終結，將是真正現代自由人的新生。他把必然升華為自由，把受動轉化為主動，具有充分的創造活力，成為最有主體主動性、歷史創造性的現代人，成為既有主觀目的又合“客觀目的”的真正的歷史的主人。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就是人類歷史的“目的本身”④，從根本上說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目的本身”。現代社會主義的自由人，將是和諧全面發展的人，將是社會美的核心和主體自身，將是自然美的創造者，藝術美的立法者。藝術美源于現實美又高于現實美，藝術和諧美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藝術概括和審美創造，是新型的現代和諧自由人，以及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新型和諧關系的典型反映和理想的表現，它也將隨著和諧社會、和諧人格的不斷完善，不斷發展，日益走向至真至善至美的境地。

總之，和諧社會的精神是把社會和諧化、審美化，從美的本質上說和諧社會就是美的社會，和諧的關系就是美的關系，和諧的人就是美的人。和諧的精神照亮了我們社會整體的美，也點亮了我們社會一切個體的美。當然這是我們的理想和目標，我們現在和這個理想還有不小的距離，但可貴的是和諧社會的提出和構建，已朝這個目標邁出了堅實的步伐。只要我們堅持不懈地努力，這個光輝理想一定會逐步變成明天燦爛的現實。

注釋：

①周來祥：《馬克思關于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發展的不平衡規律，是否適用于社會主義文學》，原載《文藝報》1959年第2期。后收入《周來祥美學文選》(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3—1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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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國社會保險基金欺詐行為的現狀

社會保險基金欺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在參加社會保險、繳納社會保險費、享受社會保險待遇過程中，實施弄虛作假、隱瞞真實情況等的行為。我們可以從社會保險基金欺詐現象所涉及的各方責任主體來理解。

到2006年底，全國共有30個省成立了省級社會保障監督委員會，逐步加強基金監督工作，基金管理進一步規范。但是，當前擠占挪用社保基金，冒領、騙取社會保險金的問題仍非常突出。

1999年以前發生的23.47億元違規資金，大多是涉及基金安全和完整的問題；2000年以后發生的47.88億元違規資金，多數屬于管理不規范問題，甚至包括違法犯罪。凡是涉及社保基金大案的基本上都是與社會保險基金管理機構有關。2006年8月，上海查出了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社保基金挪用案件，該案中違規挪用的社保基金連本帶息共計37億元。同年11月27日，浙江金華又爆發數億社保資金被挪用的大案。據新華社報道，在1986年至1997年間，全國有上百億元社會保險基金被違規動用。至2005年底，還有10億元沒有回收入賬。國家審計署對2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5個計劃單列市三項社保基金（養老、醫療、失業）的審計結果中，發現違規問題的金額達71億元。

一邊是數以億計的資金被違規挪用、流失，一邊是我國社會保險中所出現的養老保險“空帳”、醫療保險費用支出龐大等問題，這些都將嚴重影響社會保險基金的使命——保證勞動者基本生活水平。所以我們現在不得不對社會保險基金中的欺詐現象進行深入研究，造成社保基金欺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體制不暢、經費短缺、管理不善、打擊不力等，在這里就僅從其最根本的理論源頭來進行分析。

2關于社會保險基金欺詐行為的理論分析

社會保險基金欺詐現象出現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監管不力，社會保險基金監管的理論基礎——信息不對稱理論可以用來解釋此現象。

信息不對稱理論是指市場交易的各方所擁有的信息不對等，買賣雙方所掌握的商品或服務的價格、質量等信息不相同，即一方比另一方占有較多的相關信息，處于信息優勢地位；而另一方則處于信息劣勢地位。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社會保險基金的欺詐才有產生的可能性。首先是對于參保企業來說，擁有本企業用工的數量、工資水平、工人被辭退和平均時間長短和比例等完全信息。企業為了減少生產成本，會發生不如實交納社會保險費的情況。而社會保險經辦結構由于人力、物力、財力的限制，無法完全準確獲取參保企業的內部信息，只能根據企業提供的信息進行保險，致使參保企業有隱瞞用工人數、工資水平等信息的動機。

社會保險的購買者（社會保險的參保人）和社會保險基金的營運委托人（社會保險機構）之間由于信息不對稱，可能存在道德風險。如果沒有有效的監管，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的管理人員會有動機進行、欺詐、挪用、侵吞社會保險基金以中飽私囊，或者用虛假的財務狀況隱瞞營運中社會保險基金的貶值、損失與風險。

在社會保險基金發放過程中，由于社會保險經辦機構不可能去完全調查清楚每個投保人的真實情況，以及條件變動下個人的現況；個人在利益的驅使下，也可能對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隱瞞真實情況、騙領保險金。

3建立我國社會保險基金反欺詐機制

3.1建立多方共同監督制度

通過對理論的分析，看到欺詐現象的產生除了個人道德上的主觀因素之外，信息溝通的不完全是其產生的客觀原因，這就需要建立一個全方位的監督制度。

行政部門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規范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導致的基金風險，但是要把經管權和監督權分離開來，否則這樣的制約將會是失效的。社會保險基金管理事務要由具有獨立的法人地位的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負責，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只對社會保險基金的運行行使行政管理和監督的職能。除了行政監督之外還要成立專門的監督機構。建立一個包括政府專家、企業界代表、財政部門、參保職工代表、工會代表、社區代表等參加的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理事會。

社會保險基金經辦機構內部也要實行嚴格的管理制度，對違反規定的行為要進行嚴懲；內部工作人員之間也要互相加強監督和管理，及時發現和糾正違規行為。

3.2利用現代科技協助反欺詐管理

全國的社會保險信息網絡系統存在著相互協調性差、數據不能共享，各地分散管理的缺點，參保人員在流動時信息不能及時傳遞，讓騙保存在了可能性。要運用現代科技去優化社會保險基金的管理，把社會保險基金監管部門與勞動部門、地方稅務部門、服務部門等用網絡聯合起來，實現全國社會保險基金數據的統一和共享。比如說為了杜絕騙取養老保險的行為，可以利用現有的高科技指紋識別設備，建立定期指紋比對制度。將所轄離退休人員的指紋全部采集，每年向退休職工發放指紋采集卡，然后進行比對，確認無誤后繼續為其發放社會養老保險金。這項科技在一些市區中已經被采納了，并被證明反欺詐的效果顯著。

3.3加大對社會保險基金稽查的力度

針對一些企業隱瞞職工的真實情況，少繳漏繳保險費的，可以發揮各級勞動保障監察大隊的作用，深入到企業內部對職工的工資、人數等基本情況進行拉網式大檢查。社保經辦機構也可以委托會計事務所對用人單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情況進行審計，對人為瞞報職工繳費基數的要重新補繳養老保險費，規范參保單位申報基數和繳納養老保險基金的行為。

3.4加強反欺詐立法

我們要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保基金管理與運營辦法，制定社會保險基金監管法，加強對社保基金的監管，逐步實現對社保基金的保值與增值，有效遏制社保基金被非法挪用的現象。依法進行社會保險執法監察，強制用人單位為勞動者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維護勞動者合法權益，真正做到應保盡保，從根本上防止企業不參保，杜絕用人單位漏報參保人數，少報繳費基數，遏制惡意拖欠社會保險費。各地要按照國家的法律，積極制定地方性法規和政策，增強《勞動法》可操作性。并對欺詐社會保險基金的現象進行嚴懲，實行舉報獎勵等措施。對有欺詐行為但未造成社會保險基金損失的單位和個人，可視其情節輕重處以一定的罰款；對拒不繳納罰款的，可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構成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機關處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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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芝加哥學派對于空間的闡述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是帕克，他創立了人文生態學的研究方法，將生態學的分析視角引入城市空間研究。首先，在城市的空間結構和空間布局的形成過程中，存在生態學上的競爭和共生的關系，共生是群體之間的分工協作和互相依存，在城市的空間內部表現為功能互補的機構分布在臨近的位置。而競爭機制是由于空間的資源的有限以及個人或人群為了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產生的彼此爭奪的關系。競爭和共生構成了城市結構的基本機制，芝加哥學派用了濃縮、離散、隔離、侵入、接替五個過程來描述城市空間布局的形成。

3.新城市社會學的觀點新城市社會學對芝加哥學派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認為芝加哥學派忽視了政府和經濟的原因。他們將的理論引入城市空間分析，重點關注資本的積累，權利的集中以及政府角色。新城市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有卡斯特爾、哈維和雷克斯。卡斯特爾認為，城市的空間是社會結構的體現，社會結構是包含了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系統，城市空間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要素和消費要素集中的場所，是資本產生和消費的場所，因此城市空間內部存在資本積累和階級斗爭，政府管理者對城市資本生產的介入將導致城市空間形態的變動。哈維贊同卡斯特爾對于城市的分析，認為城市的空間布局是階級斗爭的結果，這些斗爭常常在租金、補貼政策和土地開發表現出來，富有階級可以通過自身的經濟政治地位使得政府管理制定出更有利于自己的政策。雷克斯認為城市中空間內部住宅的集中和隔離現象的形成，是由自由市場機制和科層制綜合運作過程的產物。他通過國家具體制度的制定和運作過程來分析空間布局的形成，并且分析得出在爭取住宅過程中產生的階級斗爭需要政府的調節。

二、空間研究的方法和現實意義

1.空間研究的分析方法在具體的空間研究層面，可以將空間研究本身區分為兩種，將空間作為研究對象的空間研究和以空間作為分析視野的研究。將空間作為研究對象，既包括空間內部的自然物和資源，也包括空間布局本身，這兩者都具有研究和探討的價值。把空間內部的自然物及資源納入社會學的考察范圍內，即是研究內容物如道路，橋梁，以及公共場所對人們生活行為的影響，對人們生活態度的型塑，目前社會學領域對這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見，更多的是建筑設計方向對于建筑本身的考察。將空間作為對象的研究更多可以采取對比的思路，可以在時間上進行縱向對比，在地域內進行橫向對比。如城郊間的道路修建，在時間的向度上可以通過對比修建前后郊區對人們通勤上班的影響來得出結論，在地域的向度上，可以考察不同地域有城郊道路和無城郊道路的情況來進行分析。對于空間布局的分析和研究比較多見，芝加哥學派對于城市空間的分析，城市地理學對于城市居住區隔的研究，在國內，這樣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編著的《中國城市化—格局·過程·機理》中，對于中國城市化過程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在宏觀層面，建立了中國城市化體系的空間格局，通過對中國城市發展的統計分析，得出了城市化過程中，城市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在《社會空間重組與生活方式變遷》中，以大連市為例，深入研究了我國城市社會空間的重組，針對傳統“單位”社會職住結合的居住空間在現生的轉變進行探討，認為現代的社會空間重組一方面減少了職住結合的居住區，另一方面帶來了城市居民多樣的通勤移動和消費移動的空間模式。

篇8

環境權是環境法理論的基礎與核心，因此對環境權的定位的不同，必然導致環境法理論探討的發展方向的完全不同。從《中國社會科學》1982年第3期發表蔡守秋先生的《環境權初探》時起，環境權的專題理論研究開始受到關注，法學和環境類學術雜志上發表的相關論文至今已達數百篇。各位學者專家從不同的環境權定位出發，得出了眾多絕然不同甚至大相徑庭的理論。這也許是百家爭鳴的一種好現象，但對于全球特別是我國生態環境的實際情況，我們急需要的是一種能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方法。所以目前理論界的這種眾說紛紜的狀態，實際上是一種混亂的、有害的無序狀態。歸根究底是由于對環境權的定位問題導致的這種局面。其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

一、“環境的權利”與“人類的環境權利”之爭

“環境權”依然是一個十分模糊的理論術語。這種模糊性首先表現在對“環境”概念的理解上。目前學界關于環境權理論爭論得最為激烈的是環境權究竟是一種“環境的權利”還是“人類的環境權利”問題。對“環境”概念的理解的不同，由此問題轉化而來的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之爭。

所謂人類中心主義，是指這樣一種思想：認為只有人類才具有內在價值，只有人才有資格獲得倫理關懷，人作為理性存在物，是唯一的道德，其道德地位優越于其他物種，其他存在物都無內在價值，只具有工具價值，它們存在于人類道德共同體范圍之外。人類中心主義可分為強式人類中心主義和弱式人類中心主義。前者主張人是一種具有自在的目的的最高級的存在物，其一切需要都是合理的，都應得到滿足；后者則試圖對人的需要作某些限制，承認自然的精神價值，認可人對自然的責任。

與人類中心主義相反，生態中心主義認為并非只有人類才具有內在價值，動物、植物、物種，甚至河流、巖石、生態系統及自然本身都具有內在價值，它們也是道德共同體的組成部分和成員，是否具有理性和具有某些生物學特征并不能成為“有資格獲得道德關懷”的必要條件。生物、物種在道德地位上是平等的，人類中心主義表現出人類這一物種的偏見，是物種歧視主義和人類沙文主義。生態中心主義主，張把人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也納入倫理調整的范圍，人類的倫理規范應擴展到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即把人與自然的關系視為一種由倫理原則來調節和制約的關系，把道德關懷的對象擴展至所有存在物，人類由自然的主人變為自然的普通成員和普通公民。

我國著名環境法學家蔡守秋先生近來主張，環境法既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這種主張科學地拓寬了環境法的調整對象的范圍，符合環境法的內在邏輯和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也顯示了環境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與別的法律部門不同的特征。但筆者認為，“生態中心主義”的環境權觀在法律中是行不通的。因為，傳統法律調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始終是以人類為中心，而未將權利賦予“非人類生物”。我們無法通過某一個具體的部門法去改變整個社會的權利結構；相反，任何一種權利正好是某一種社會權利結構的具體反映。我個人也贊同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系。但我不認為，這種主張改換了法律所一貫堅持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而將“非人類生物”當作法律關系的主體看待，更不認為一個部門法的調整對象的發展和理論突破，將導致一些學者所主張的整個法律制度的革命性變革，或者實現“法律的生態化”。相反，這種主張將視角擴展到人與自然和諧的物質關系，正是為了更好地維護人類中心主義立場。這種立場與傳統法律的立場有所不同：除了維護人類眼前的現實利益，還要維護未來世代人類的利益；除了調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包括人與人通過環境這個物質媒介發生的社會關系)，還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關系(通過這種調整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法律所一貫堅持的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并沒有錯，錯的是人類日益膨脹的自私自利和逐利動機，以及由此發生的對自然界的貪婪索取和瘋狂掠奪，和對人類全體、對未來世代人類的不負責任。國外某些環境法律賦予“非人類生物”“權利”的做法，并非真的是要改變人類中心主義立場；實質上，這種做法是為了維護人類整體的利益而將“非人類生物”當作“形式主體”對待，“非人類生物”的“權利”仍然由人類來行使。將“非人類生物”作為客體或“形式主體”的做法并無本質差異。只是立法技術的不同。筆者認為，不能從這些立法中得出自然體享有權利的結論；更不能把這種主觀上的結論等同于法律的真實。其實，如果我們仔細探究一下主張自然的權利的學者的初衷，我們不難發現，他們也正是為了矯枉過正才故做驚人之論。由于生態中心主義在環境保護的根本目的、人和自然、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以及正確闡釋可持續發展全球戰略等重大問題上，不斷發出與國際環境保護運動主流不同的聲音，乃至造成公眾認識的?昆亂，也導致了目前關于環境權理論的混亂局面。

二、“權利本位”、“義務本位”與“社會本位”之爭

權利是法律的核心性命題。法理學通常認為權利是規定或隱含于法律規范中、實現于法律關系中，主體以相對自由的作為或不作為的方式獲得利益的一種手段，義務則與此相對。在權利學說的發展歷程中，曾先后出現過“義務本位說”、“權利本位說”和“社會本位說”。

以義務作為法律制度設計的中心，立法皆為禁止性和義務性規定，其以身份關系為基礎，強調等級身份秩序，早已為現代立法潮流所淘汰。

權利本位建立在由“身份到契約”的轉變過程中。權利成為法律的中心觀念，個人權利之保護成為法律的最高使命。但是這種極端的個性張揚產生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使社會共同生活之增進，法律即強使人負擔特定義務，限制或剝奪其某些權利，“契約到身份”的轉化趨勢加強，“私法公法化”及“所有權社會化”即是其集中體現。

關于環境權的重要爭論還有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爭論的焦點在于權利與義務是否具有對應性與一致性。法理學的經典命題是“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也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但是也一直受到有些學者的批評，他們認為權利、義務并非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應當由“權利——義務”的線性思維進入權利、義務、權力的幾何思維空間。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必須在區分權利與權力的前提下考量，即義務是為保障權利實現和權力的有效運行而受到的約束。體現在環境權中，即是根據環境權內容的不同，有時環境權主體身兼權利義務，而有時環境權主體只享有權利，義務的履行則由其他的義務主體實現。

環境權的設計必須以“社會本位說”為根基。以義務為重心來設計環境權制度，初衷雖好，但完全不符合現代社會權利勃興的事實，也容易遭受國民感情上的抵制。而社會本位在強調權利的同時，也強調權利主體為實現權利而對社會的義務，其實質上仍是以權利為中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贊同采用“環境權”這一概念而不是有學者提出的“公眾環境保護權”。“公眾環境保護”在普通國民的直覺中應是一項義務，而人們內心中對義務的履行有一種不自覺的逃避與敬畏，但任何一種制度如果不能內化為公民內心的價值信仰，其實施與實效無疑是一句空話。

三、“公權利”與“私權利”之爭

學界按照權利主體將之劃分為“公權利”與“私權利”，認為私權利是滿足個人需要的權利，而公權利則是以維護公益為目的的公團體及其責任人在職務上的權利，也稱做“權力”。這種劃分是否科學，有待商榷。將權力視為權利中的一種(“公權利”)，權利本位將有異化為“權力本位”的危險。權力本質上是一種職責、職權，具有不平等與不可放棄性的典型特征，與人們通常所稱的權利差異極大。筆者以為，現行環境權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便是一些學者混淆“權利”與“權力”的區分，或是試圖建立一個無所不包的環境權體系。雖然同一種權利對于不同權利主體來說具有相當的差別性，但保持每一權利主體屬性、特征的同一卻是必要的，否則便不能歸為一類。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的國家環境權實際上是一種行政法上的職責，更確切地應稱為“國家環境管理權”，實難劃入環境權的范疇而與公民環境權等歸入一類。

環境權的產生源自傳統私權利與公權利對環境保護的不完善，它源于市場機制對環境保護的功能。是典型的為彌補外部不經濟性而發展起來的新興法權，是國家運用各種手段和措施限制、禁止個人有害環境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的法律依據，具有濃厚的公法色彩。

但承認環境權具有濃厚的公法色彩并不能抹煞其本質上的私權屬性。公法介入只是因為環境是一種公共資源，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但社會不同于國家或個人，它無法表現為法律上的主體，所以一種保護社會利益的規范只能以規范國家與私人或私人與私人之間的關系的形式表現出來。因而，保護社會利益的法律規范，在法律形式上只能表現為公法關系或私法關系。而不可能是其他。

篇9

據筆者所知目前大多數檔案館的年利用人次、卷次是不盡如人意的與國外檔案館的利用率無法相提并論從檔案的利用范圍來看更多的是為領導機關服務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服務的比例很小。

二、社會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差

人們對檔案館的性質、地位及其工作職能幾乎一無所知。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影響了人們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阻礙了檔案館社會功能的實現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

一、檔案館宣傳工作沒有到位

近幾年檔案部門在社會上開展了多層次的宣傳活動。但這些宣傳活動一般是針對檔案法規及檔案工作自身而展開的對檔案館的宣傳卻未能做到同步進行。另外我國的檔案工作者歷來崇尚“默默無聞”檔案館工作人員更是如此只滿足于踏踏實實地做好本職工作頭腦中缺乏對自己所從事的工作及取得的勞動成果加以宣傳的意識從而影響到社會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

二、館藏匱乏

面向公眾為社會提供檔案服務必須有豐富的館藏作為后盾。從目前來看檔案館尤其是區縣級檔案館館藏匱乏是影響其社會功能發揮的重要因素。從館藏結構上看雖稱得上“門類齊全”但通常只被領導機關利用的文書檔案占大多數科技檔案、聲像檔案等卻很少。從檔案內容上看真正具有查考價值的檔案實在不多可為社會公眾所用的檔案就更少了。

三、服務水平不高

檔案館功能的實現主要體現在檔案服務上。服務質量的高低必然會影響到檔案館社會功能的發揮。目前大多數檔案館的服務水平尚有待提高。主要表現在

一利用方式單一

對于許多檔案館來說坐等利用者上門采取被動服務是主要的服務方式。而結合本區域內的中心工作提供主動服務針對館藏檔案內容開展方便、快捷的檔案咨詢等行之有效的利用方式仍然是“寫在紙上掛在嘴上”沒有真正付諸實施。

二利用效率不高

這里所說的利用效率不是針對檔案館工作人員而言的查全率、查準率而是指利用者進出檔案館大門的麻煩、手工檢索的繁瑣、服務設施的不完善、閱覽環境雜亂等一系列問題導致了檔案利用效率的降低令有些利用者望而卻步。

三編研工作缺乏成效

檔案館編研工作起步較晚。截止目前雖有一定數量的編研產品但大部分為應付升級達標匆匆而就質量不高實用性不強利用范圍狹窄利用效果不顯著。因此編研工作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上述問題都在不同程度上妨礙了檔案館社會功能的實現。要改變現有狀況充分發揮檔案館社會功能筆者認為應在以下幾方面下功夫

一、采取靈活多樣的方式開展檔案館宣傳工作

一組織宣傳活動

近幾年檔案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面向公眾而進行的形式不一的宣傳活動此起彼伏。各級檔案館應抓住每一個機會向社會展示自己。可通過懸掛條幅、印發圖片、回答公眾咨詢、贈送紀念品以至舉辦宣傳周、宣傳月等方式強化公眾對檔案館的認識。二借助新聞媒體的力量進行宣傳

電臺、電視臺、報紙等新聞媒體是宣傳檔案館的最佳場所是溝通檔案館與社會公眾的一座橋梁。檔案館與新聞工作者團結協作采取“廣而告之”的方式向公眾宣傳檔案館及檔案館工作成果介紹館藏檔案內容勢必會收到良好的效果。

三創辦刊物加強宣傳

檔案館可創辦刊物在自己的宣傳媒介上設立園地公布館藏檔案目錄及館藏檔案史料登載檔案內容簡介、介紹檔案館知識并在一定范圍內發行以達到宣傳檔案館的目的。

四設立宣傳欄

檔案館在自家門前或選擇適宜場地長期設立宣傳欄將檔案館工作、館藏檔案內容定期介紹給公眾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辦法可大大加深社會公眾對檔案館的認知程度。

除上述幾種方法外檔案館還可根據中國的傳統習俗在各類節日期間印制明信片、賀年片、日歷卡等免費向社會公眾散發盡可能地宣傳檔案館工作。

筆者認為開展多種多樣的宣傳應遵循長期性的原則那種“轟轟烈烈一天默默無聞一年”的做法是收不到多少成效的。

二、做好檔案館各項業務工作充分發揮檔案館社會功能

檔案館為社會提供服務使檔案價值得以實現從而發揮其社會功能要通過各項業務工作的良好運轉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做好館內各項業務工作是使檔案館社會功能得以發揮的前提。

一豐富館藏、創造條件

沒有豐富的館藏“實現檔案館社會功能”就成為一句空談。豐富館藏任重而道遠因而也一直是檔案館工作者乃至專家、學者關注的焦點。筆者認為目前在豐富館藏工作中應著重注意以下二點

1豐富館藏應注重質量

多少年來由于國情的限制、認識的不足以及有關法規的不完善“豐富館藏”被片面地理解為只是館藏數量的增加。量的多少成為檔案館是否壯大的標志，甚至被作為檔案館增編進人的條件從而導致了館藏量的大幅度增加大部分無價值的檔案被冠以“永久”、“長期”之美名多年藏于庫內留之無用棄之可惜既無助于檔案價值的發揮也給檔案鑒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難。因此豐富館藏必須克服重量不重質的缺陷在修改、完善有關規定的基礎上將確實具有保存價值的檔案收集進館。

2做好檔案征集工作

征集是檔案收集工作的主要方式也是豐富館藏的重要途徑。從實踐上看征集工作不像接收工作那樣受進館年限的限制在時間的掌握上具有靈活性。另外征集工作范圍較廣不只是面對領導機關還要面向社會。所以通過征集方式進館的檔案從價值上來說更具有社會性這就為檔案館發揮社會功能奠定了基礎。

開展征集工作是很艱難的它要求征集人員必須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極大的工作熱情要有正確判定被征集檔案價值的能力要及時收集有關信息確定征集目標要掌握一定的心理學知識正確處理與被征集者的關系還要將征集工作作為一項經常性、長期性、連續性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征集工作的有效開展。

二做好檔案開放工作

檔案開放就是在無損國家和個人利益的前

題下將檔案向社會公眾開放以最大限度地發揮檔案的價值。所以做好開放工作是保證檔案館社會功能得以實現的一個主要方面。開放檔案時應嚴格依照檔案法及有關法規認真篩選、審慎鑒定符合開放條件的檔案必須向社會開放另外應做好開放檔案的宣傳工作通過公告等方式向社會公眾公布開放檔案目錄介紹開放檔案內容以便社會公眾知曉為開放檔案之利用創造條件。

三提高編研工作水平

編研工作是檔案利用工作的較高形式是開發館藏檔案信息資源的重要手段其水平的高低直接影響到檔案館社會功能的發揮。從目前實際工作來看檔案館（尤其是區縣級檔案館編研工作水平有待提高。筆者認為應做到以下兩點

1加強編研力量

編研工作開展起來周期長見效慢因此在一些檔案館未得到領導的高度重視。無論在機構的設置上、人員的配備上還是職能的安排上都存在著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給編研工作的開發增加了難度。只有加強編研力量增加人、財、物的投入為編研工作開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才能保證編研工作的正常開展不斷提高編研工作的水平。

2提高編研產品質量

撰寫出具有較高使用價值實用性較強易于傳播的編研成品才能說明編研工作在檔案館社會功能的實現中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提高編研產品的質量要求編研人員必須堅持實用性的原則。這一原則應貫穿編研工作的整個過程。

四運用電子計算機參與檔案館的管理與利用工作

電子計算機的高效、準確有助于實現檔案館的社會功能。從目前來看應努力做到以下兩點

1實現電子計算機檢索提高工作效率

現在一部分檔案館雖然配備了電子計算機錄入了不少檔案信息并編制了各種專題目錄但并沒有真正實現電子計算機檢索。一方面是由于適用的管理軟件尚未出臺另一方面有些檔案館把電子計算機的應用看作是實現現代化管理的“花架子”尚未認識到實現計算機檢索的迫切性。因而檔案館工作效率不高影響了其社會功能的實現。檔案館工作人員要提高認識并與科研部門積極合作盡快實現電子計算機檢索。

2建立信息聯網實現檔案信息資源共享

檔案作為一種信息若要充分發揮其作用必須進入信息高速公路進入社會的大信息網絡這是實現檔案館社會功能的最佳手段。筆者認為目前應做到兩點第一檔案系統內盡快實現三級聯網。即市館、區縣館、檔案室三級聯網使檔案信息在較為廣泛的范圍內得以交流為檔案價值的實現創造條件。第二盡快加入公共信息網使檔案信息的利用具有更加廣泛的社會性最大限度地發揮檔案館的社會功能。

五舉辦展覽建立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近幾年檔案館社會教育功能越來越受到重視舉辦展覽建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是發揮這一功能的主要方式。筆者認為舉辦展覽應抓住時機配合國家大事或本區域的中心工作而開展同時應因地制宜不必拘泥于形式那種非要辦出規模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

三、進一步提高檔案館工作人員的素質

檔案館工作人員是否具備較高的素質在發揮檔案館社會功能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提高素質應做到以下兩點

一鉆研業務提高工作水平

篇10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就是將多層次體系下的各險種，通過創造、傳遞和傳播優質的顧客(參保者)價值，獲得、保持和發展參保人群。當“使推銷成為多余”，營銷目的便得以實現，醫療保險擴面工作也變得簡單有效，“廣覆蓋”、“大數法則”等迎刃而解。

1.1從市場角度看，醫療保險和其他保險一樣，是非渴求商品

醫保經辦機構必須主動推銷和積極促銷，善于使用各種推銷技巧尋找潛在顧客，甚至采用高壓式的方法說服他們接受其產品，從而使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中來。

1.2從醫療保險的需求特性看，疾病發生的隨機性造成對醫療保險需求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

我國醫療保險起步遲，保險制度不完善，醫療保險市場處于短期非均衡狀態。受收入、保險意識、效用偏好等因素的影響，相當一部分人群還沒有被納入醫保體系。由于潛在的醫療需求沒有得到釋放，醫院的市場化取向得不到有效滿足，其利益、運營效率甚至是社會福利都受到了損害。營銷就是善于為醫療保險刺激出需求，促進市場的均衡運動。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應該通過營銷試圖去影響需求的水平、時機和構成。

1.3從社會屬性看，“城鎮”向“全民”跨越后，社會醫療保險的參保擴面工作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

原來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參保群體是城鎮各類組織以及這些組織中的勞動者，通過政府的強制性力量使醫療保險得以覆蓋問題不大。但是，向“全民醫保”跨越的過程中，靈活就業人員、外來務工人員、自謀職業者、新成長勞動力、其他城鄉居民等，其數量比原來意義上的“職工”要多得多，醫療保險覆蓋這些人群，政府的強制難以奏效；而借鑒商業保險的辦法，運用營銷手段擴大人群覆蓋，促進“全民”目標的實現，這也是新形勢下加強醫保經辦機構能力建設的重要方面。

1.4從其本身特性看，社會醫療保險應具有社會營銷觀念

社會醫療保險組織的任務就是在多層次的醫保體系下，確定各類人群所對應的諸目標市場的需要、欲望和利益，并以保護或者提高參保人員和社會福利的方式，在滿足基本醫療保險方面比商業公司更有效、更有利地向目標市場提供所期待的滿足。因此，社會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要通過營銷活動，維護和改善客戶(參保人員)關系，考慮社會與道德問題，平衡醫、保、患利益關系。社會醫療保險理所當然地就要在效率、效果和社會責任方面，于某種哲學思想的指導下進行營銷活動。

綜上所述，社會醫療保險作為公共服務產品，需要用市場化思維，借鑒產品(服務)營銷的原理，使市場主體更多地選擇醫療保險，讓更多的人群加入到社會醫療保險的“安全網”。

2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設計和實施

和其他產品、服務的營銷一樣，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要以4Ps理論(產品PRODUCT、渠道PLACE、價格PRICE和促銷PROMOTION)作為行動的指導。同時，作為公共服務產品，除了傳統的4Ps外部營銷外，還要加上內部營銷和交互作用營銷兩大因素②。內部營銷，就是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要加強對經辦人員的培養和激勵，全機構都要有“營銷”觀；交互營銷，是指經辦機構經辦能力、服務參保單位、參保人員的技能。

2.1營銷定位：“全民醫保”下的適應營銷

覆蓋全民的社會醫療保障體系，將打破城鎮職工的界限，面向社會各類人群，以統賬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為基礎，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獨立與企業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保障方法多形式、保障水平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也就是說，在國家規定的基本醫療保險制度以外，需要根據人群特點、收入水平和醫療消費等，建立多個高低不等的醫療保障層次，至少是一些過渡性、補缺性的保障形式。這樣，“多種模式”、“多種辦法”就賦予了社會醫療保險產品的概念。以產品觀念為導向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的覆蓋，要求經辦機構根據社會人群分布狀況和收入水平的實際，調整完善政策體系和制度安排，甚至開發設計新的險種產品，以滿足社會各類人群的醫療保險需求。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需要適應新的形勢，突出目標市場、參保人群需要、整合營銷和醫療保障水平四個支柱，確立營銷觀念，避免營銷近視癥③——參保人群并非在購買保險，而是在購買健康保障。這樣，不管是響應營銷(尋找某些人群業已存在的需要)、預知營銷(預測某些人群的需要)，還是創造營銷(設計新的險種或者參保繳費辦法)，社會醫療保險體系可以在不斷的調整完善中符合參保人群的認知價值，吸引和維系參保人群，從而在總資源一定的限度內，保證醫、保、患三個利益關系方處于能接受的滿意水平。

2.2營銷機會：“全民醫保”下的營銷環境

黨的十六大以來，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一系列理論、思想和觀點，有力地推動了社會醫療保障事業的改革發展。全民醫療保障體系的構建，使醫保經辦機構的工作內涵發生了重大變化，相當一部分“自由人”要歸攏到醫保體系中來，這意味著經辦業務需要采用由外向內的觀念，營銷環境恰恰在不斷創造著新的機會。從宏觀環境看，我國實行醫療保險制度改革以來，城鎮職工多層次的醫療保障體系基本建立，社會成員醫療保險的意識越來越強，各級政府把覆蓋全民醫保體系的建設擺上議事日程，并在小康進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等工作部署進展上明確了新的目標。從微觀環境看，由于政府的規制和法制的健全，使組織為員工參保有了“保障”；同時，個人由于經濟環境、生活方式等因素的影響，選擇性注意逐漸強化，通過有效地營銷來影響購買行為，是社會醫療保險擴展參保人群的重要手段。營銷環境的變化，要求社會醫療保險必須一改過去大眾化方式，不能僅僅停留在政策體系設計的基礎上，讓各類人群來“對號入座”。相反，要據此進行微觀營銷，對潛在的各類參保人群進行行為細分，并有針對性設計保險產品或調整完善繳費機制。比如，江蘇鎮江市針對外來務工人員、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等在醫保體系中設計的住院醫療保險，是相對于基本醫療保險的一種較低層次的過渡性保障形式，參保人員以上年度社平工資為繳費基數，以首次參保的不同年齡，按3％—8％的比例繳納住院保險費。在向飲服行業、建筑業外來務工人員“營銷”該險種的過程中，針對這類群體年齡輕、流動性大的特征，調整為以社平工資60％為基數、按行業平均年齡(最低限)3％比例繳費，這種微觀營銷取得了較好效果。

2.3營銷戰略：“全民醫保”下的營銷差異化

有別于商業保險的利益定位，參保的各類人群在這個體系中是具有特定利益的。在向目標市場傳播特定利益這一核心觀念的同時，社會醫療保險還要通過進一步編織差異網來體現實體。其中非常重要的是形象差異化，就是造就人群對社會醫療保險較商業保險的不同認知方法。首先，在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中，要建立一個不同制度安排的特點和參保建議；第二，更多地應該通過事件和公益活動傳遞這一特點，從而使之與商業險相區分；第三，它要利用各種營銷組合產生某種感染力，更好地發揮制度地牽引作用。

2.4傳播營銷：“全民醫保”下的營銷方案

整合營銷傳播是一種從顧客角度考慮營銷過程的方法。在多層次的社會醫療保險體系下，經辦機構要通過有效的傳播手段與現行和潛在的關系方和各類人群溝通。因此，除了依靠強制力和傳統的動員參保手段，還必須針對不同的傳播目標，選擇不同的傳播渠道。

2.4.1具事實勞動關系的人員：公共關系與宣傳。主要是在政府強制力以外彌補剛性所帶來的缺陷。對具有事實勞動關系的人群，要更多地采用社會營銷觀念，采取事業——關聯營銷的方法，即積極地使用保障全民健康的形象，構建與參保人員的利益關系，借以改善經辦機構的名聲，提升知曉度，增加參保者忠誠。通過公共關系、宣傳，使社會醫療保險：具有高度可信性，通過新聞故事和特寫等使之更可靠、更可信；能夠消除防衛，可以接觸一些回避、拒絕參保的單位、人員；戲劇化，通過公益、政府財政杠桿等使醫保制度和產品惹人注目。

2.4.2斷保人員：客戶關系型營銷。即經辦機構通過有效利用參保人員信息，在對參保人員了解的基礎上，將營銷針對特殊人群個性化。比如，對具有固定勞動關系的人員，一旦其下崗失業無力參保，對這些斷保或是封存人員，可以由統賬結合的基本醫療保險轉向單建統籌的住院保險，一旦此類人群經濟狀況好轉，再回到基本層次；再有方法就是給這些群體以繳費照顧，調整繳費基數或比例。這種營銷手段的關鍵是建立客戶數據庫和進行數據挖掘，進而進行數據庫營銷。

2.4.3新成長勞動力：網絡營銷。新成長的勞動力是網絡一代，其特點是：選擇權是他們深信的價值觀；他們需自己改變自己的主意；他們更喜歡自己作出決定。對此，醫保經辦機構要善于利用網絡和先進的數字化傳媒技術進行醫療保險的營銷。

2.4.4城鎮其他居民：直接營銷。直接營銷的渠道很多，如面對面推銷、目錄營銷、電話營銷等。關鍵問題是營銷渠道的構建。針對城鎮居民的分布特點，社會醫療保險的經辦機構需要向社區延伸，不斷完善和構建社區平臺。社區平臺包括街道(社區)的勞動保障平臺和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站)。只有這些平臺建設到位并卓有成效地開展營銷活動，才能提高成功率。

3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的營銷行為討論

社會醫療保險的營銷主要是由經辦機構來完成的。經辦機構作為營銷組織，必須重新界定它的角色。

3.1牢固樹立營銷觀念，建立全機構營銷導向

參保擴面是經辦機構的一項突出任務，也是經辦能力高低的“試金石”。社會醫療保險經辦機構內部職能劃分是多樣的，但它必須是一個強有力的面向所有參保人群的組織，這種導向使得參保擴面工作應成為全機構的事，營銷導向也應是全機構的。“全民醫保”目標的確立，要求體現在工作和部門定義、責任、刺激和關系的變化上。特別是醫保信息系統的建立和完善，使經辦機構的一切任務都面對著參保人群。內部各職能部門都要接受“思考顧客”的觀念，即強調為參保單位、參保人員的服務。同時，只有當所有的部門執行一個有競爭力的參保人群價值讓渡系統時，營銷才能有效展開。只有確立全員的營銷觀念、改變內部的薪酬結構、開發強有力的內部營銷訓練計劃、建立現代營銷計劃體制、提高員工營銷能力，“經辦”的目標和水平才能提升到新層次。

3.2經辦機構要苦練內外功，實現新突破

內功是就是在多層次醫保體系構架下，強化保險產品力、提升組織力、管理力、營銷力，進入精耕細作、精細化管理的科學狀態；外功是由關注政策體系、制度安排，轉向關注參保人群，由坐門等客轉向目標營銷。依靠壟斷做“老大”或依靠政府強制力推動參保的空間越來越小。因此，必須真正學會關心參保人群利益，從目標人群的需要和利益出發，規劃市場營銷渠道，設計策劃促銷途徑。要學習和借鑒商業保險公司的經驗，掌握現代保險營銷的有效方法。比如：重視客戶關系管理，提升服務價值，重視多種營銷組合，加強營銷隊伍建設、營銷社會保障理念、強化經辦機構文化建設、改善營銷環境的關系主體——醫院、同業、媒體等。

注釋：

①DictionaryofMarketingTerms,2nded.,ed.PeterD.Bennett(Chicago:AmericanmarketingAssociation,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