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學博士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禮學研究可分為四類：以禮經以及其它儒家經典中記載的禮為對象的禮經學，主干是三禮學，涉及對其它儒家經典(“十三經”)中記載的禮的研究;以儀制的撰作和儀制的研究為對象的禮儀學;對禮的本質、價值、功能和歷史作用等問題進行理論性的論證和闡發的禮論;由禮在中國的泛化現象滋生的泛禮學。禮學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一直是顯學。孫詒讓《周禮正義》是中國傳統禮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宣告了傳統禮學時代的終結。經過三四十年的沉寂后，禮學研究在我國學界逐漸得到復蘇和重振，推出了一些相當分量的成果。特別是曹元弼、沈文倬、陳戍國師生三代，前后相續，成為20世紀以后禮學傳承中引人注目的一脈。復旦大學楊志剛教授認為，現代禮學研究有以下特點：一是從比較早的時候起，就注意到從文化的角度審視中國古禮。“文化”概念的導入，給禮學研究這門傳統學問注入了新的研究意識，二是形成了一種多學科、多方位的研究態勢，拓展了現代禮學的研究領域，三是注重古代文獻資料與新發現的考古資料、古文字資料以及民族學資料的互相印證，四是以沈文倬、楊寬等為代表，初步建立起新的研究范式。

二、選題背景及其意義

《說文解字》不單單是一部學術著作，該書對中國古代政治社會發展的影響也十分深遠。XX年11月在河南漯河召開了首屆許慎文化國際研討會，學者對《說文》給予了非常高的評價。近代以來，戴震提倡以訓詁明義理，學者多受其影響，致力于小學，但研究者多偏重于文字、音韻、訓詁之學，將其當作經學附庸。實際上，《說文》“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 蟲雜物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幾乎是許慎時代社會生活的實錄，有關當時社會生活的典章制度、名物、思想等都可以在這里找到反映。對于這樣一個寶貴的文獻資源，歷代研究者雖用力頗勤，但鮮有學者從社會學方面來研究，更沒有從禮學的眼光來研究《說文解字》的。利用文獻典籍及考古出土資料并參之于民族學資料來研究古禮已成共識，但利用《說文解字》以及相關古文字資料來從事禮學的研究還是一片空白。

社會生活一方面由語言文字所反映，另一方面也在語言文字的發展中發揮著能動的作用。在中國古代，禮幾乎是無所不包的社會生活的總規范，影響、浸至制度、器物、行為、觀念形態各個層面。以儒家經典“六經”言，皮錫瑞《經學通論·三禮》就說，“六經之文，皆有禮在其中。六經之義，亦以禮為尤重”，曹元弼先生說：“六經同歸，其指在禮。《易》之象，《書》之政，皆禮也”。許慎生活的時代，今古文爭論激烈，“五經無雙”的他不可能不在其著作《說文》時烙下禮的痕跡，反映自己的禮治思想。包括三禮在內的先秦典籍以及當時的禮既是許慎撰作《說文》的資料來源，也為其提供了編寫撰作的指導思想，還提供了一種據禮釋字的研究方法。研究《說文解字》，領悟作者的微言大義，可以更本真地認識中國古禮。

因此，把《說文》研究同中國古禮研究結合起來，運用禮學來研究語言學和運用語言學來研究禮學，準確地揭示其內在關聯，既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把握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又為我們準確地認識古禮開辟了另一條途徑，豐富擴充禮學研究的視野。

三、研究內容

《說文》引稱的禮書。許慎在《說文》敘目里說，“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其與所不知，蓋闕如也”，引用的禮書是《周禮》，此外許慎還引用《禮記》等先秦禮類典籍。對《說文》引用的禮書進行系統的整理，并對相應內容與今本進行比較，研究許慎引稱禮書的依據和規律。

《說文》記載的古禮。《說文》保存了有關上古禮方面大量的重要信息，反映出先民們用禮行禮的痕跡，成為今之學者探索古禮的淵藪。許多精蘊的解說，資料性甚強，有助于考史和印證古禮。如：《說文》卷一上玉部：“瑁，諸侯執桓圭朝天子，天子執玉以冒之似犁冠。《周禮》曰：‘天子執瑁四寸’”;十三下土部：“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于執蒲璧，男執谷璧，皆五寸，以封諸侯。從重土。楚爵有執圭。”這是由瑞信禮儀說明等級制度。這一部分的研究將依據古禮的五分法進行分類梳理。

《說文》表述的漢禮。《說文》一書，大量記載當時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禮教、禮制、禮論等，某種程度上是一部反映當時禮制禮俗的文獻，可以看作是研究漢禮的一個可靠的資料來源。如第三部示部釋祜和十二部釋莊皆曰“上諱”，反映當時的避諱之禮。

《說文》涉禮小篆的追源。許慎博綜篆籀古文之體，發明六書之指，因形見義，分別部居，可以上溯造字之原，下辨分隸行草遞變之跡。清代學者孫星衍說：“說文不作，幾于不識六義，六義不通，唐虞三代文字不可復識，五經不得其本解。”將結合古文字演變和當代語言學研究成果對涉禮小篆進行詞源學上的研究。

《說文》古禮名物制度銓釋。經禮為三代制作精意所存，有非可僅執義理以求之者，固必釋訓詁，銓名物，征制度，而后義理乃現。《說文》分類別目、以類相牽，具有百科全書式的廣博性，古禮許多名物賴《說文》而存之。本部分將按禮儀、禮器以及禮物等進行研究。

經禮與《說文》釋字體例。許慎在敘中說：“《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細考經禮，其中訓詁之語多為許慎所用，其行文體例、風格亦多受禮經影響。本部分將考證經禮對《說文》成書的影響。

文字演變與古禮變遷。 三代之時，禮樂大行，“郁郁乎文哉”，學出于官，文字受官方絕對控制，看起來比較統一。戰國之際，禮崩樂壞，私學昌盛，文字形體急劇變化。始皇隆法黜儒，有儀而無禮，雖欲“書同文”，但秦書實有八體。漢初，禮久不行，古今文字交接過渡，文字寫法紛呈不一，點畫出入隨便。至漢武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文字雖稍稍統一，但數百年之流毒，非竟日可除，《說文》成書前后的碑刻文字，也是別體繁出。這一部分研究禮之變遷與文字演變的內在關聯。

經禮今古文之爭。兩漢之際，禮經學特別是《周禮》之學，在東漢經學的發展過程中，處于樞紐的地位。極力推崇古文經學的許慎是古文經學大家，在撰寫《說文解字》時吸收了大量古文經學的成果，但也有極少部分吸收了今文經學的優秀成果。這一部分結合許氏所著的《五經異義》，參之以同時之賈馬何鄭，研究兩漢經禮今古文之爭。

《說文》禮治思想。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對同一社會文化現象的解釋是不同的。許慎雖沒有專門的禮學專著，但他的禮學思想在《說文》的注釋及編排、所用資料的引稱等方面得到體現。如在釋玉有“五德”，提出“仁、義、智、勇、潔”之說：“玉，石之美有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尃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橈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象三玉之連丨其貫也，凡玉之屬，皆從玉。”研究《說文》包含的禮治思想，可進而推衍出許慎的禮學思想。

四、研究工作的重點與難點，擬采取的解決方案

研究重點：許慎的禮學思想。許慎“五經無雙”，《說文》出后，同時代鄭玄注經，晉灼寫史已多加引用，許氏對我國古代文字的發展自然功不待言，其禮學思想也意義非淺，上升、提煉其禮學思想，可以發現當時的思想發展軌跡。研究許慎的禮學思想必須放在當時的社會大背景之中，通過與許慎同時代的經學家的活動考察中，發現與之相關的信息，確保其思想研究的真實、完整性。

難點之一：禮古文字知識。《說文》里集中整理保存了上古漢語的語音、詞匯資料。在研究禮類文字的詞源時，必須把握古代文字的演變規律和軌跡。古文字的研究涉及文字、音韻、訓詁三個方面，而三者往往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例如，從文字上考察， “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后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但同時，“聲在文之先，意在聲之先”，即聲音是用來表達意思的，而文字是用來記錄聲音的，“故凡發音部位相同的字，其義多相同或相近”，由此可見文字與讀音關系也非常密切，要求研究者必須有扎實的古文字研究功底，這種素質就是相當艱巨的挑戰。

難點之二：禮今古文之爭。根據許慎的《五經異義》，兩漢的群經各家學說，存在今文、古文兩派的基本界限;兩派的區分標準，又在禮制。晚清的廖平發揮許慎的觀點，進一步指出：“今學博士之禮制出于《王制》，古文專用《周禮》，故定為今學主《王制》、孔子，古學主《周禮》，然后二家所以異同之故燦若列眉，千谷百壑得所歸宿”。經學今、古文分派問題十分復雜，雖然研究者雖眾，但聚訟千載的學術問題還須探討。

對于上述難點和重點，擬在熟悉掌握典籍和綜合分析文獻訓詁材料的基礎上，充分發掘和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從中稽核出符合歷史面貌的結論來。

五、論文工作量及進度

論文涉及《說文》學及古禮兩大艱深學術領域，工作量浩大，體現在：

艱深的文獻閱讀：研究者必須對《說文》及三禮有充分的閱讀和準確的理解，這些文獻內容艱深、專業性強。另外須對前輩禮學與《說文》學的研究成果很好利用，對許慎時代的歷史面貌有準確把握，需要古文字學方面的堅實基礎，這些都需要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也就是說要有大量堅實的文獻閱讀作為基礎。

繁重的文獻梳理。 作為交叉領域的開創性工作，只有在大量的資料占有、整理后并進行仔細認真和富有發散性的分析、歸納后，才能發現二者之間可能存在的內在聯系，材料梳理的過程也是一種創造的過程，哪些有用，哪些會產生誤導等，研究者應當正確處理。

嚴密的論證推理。許慎本身流傳下來的資料并不多，前人的研究成果也大都集中于文字學研究方面，這項研究提出的許多新觀點新結論必須有縝密的論證，運用嚴密的推理方法對觀點進行支撐。

論文進度：

XX年6月前 完成本項研究的資料收集與文獻閱讀

8月前 《說文》引稱禮書的整理

10月前 《說文》記載的古禮疏證

12月前 《說文》記載的漢禮考訂

XX年2月前 《說文》涉禮小篆的詞源學研究

4月前 《說文》記載的古禮名物制度考證

6月前 三禮與《說文》行文風格特點研究

8月前 經禮今古文之爭的歷史考察

10月前 《說文》禮學思想研究

12月前 文字演變與古禮變遷關系

XX年4月前 學位論文的潤飾

6月前 論文答辯

六、論文預期成果及創新點

論文預期成果：專著及系列論文。

創新點：

1、開辟《說文》學研究的新領域，從歷史文化的角度研究《說文解字》，特別是從禮學的角度系統地進行研究，本研究尚屬首創，并為今后與其他儒家經典的結合研究奠定基礎，形成《說文》說經系列。

2、研究許慎的禮學思想。研究說文者雖眾，但尚無對許氏學術思想尤其是禮學思想進行探討。研究許慎的學術思想可對經學的今古文之爭提供材料學上的支持。

3、開創古禮研究新思路，也就是說，對禮學的研究可以從古代文獻、地下出土、民族學資料“三重推理”法擴充包含古文字資料的“四重推理”法。

七、完成本課題擬閱讀的主要文獻

1、《殷墟甲骨刻辭摹釋總集》 姚孝遂主編 中華書局

2、《金文編》 容庚先生編著，張振林馬國權摹補 中華書局

3、《積微居小學述林》 楊遇夫先生著 中華書局

4、《說文解字注》 段玉裁撰 巴蜀書社

5、《說文通訓定聲》 朱駿聲撰

6、《說文句讀》義筠撰

7、《說文解字義證》 桂馥撰 中華書局

8、《古文字類編》 高明編 中華書局

9、《經典釋文》 陸德明著 中華書局

10、《史記》(附三家注)司馬遷著 中華書局

11、《漢書》 班固著 中華書局

12、《后漢書》 范曄撰 中華書局

13、《三禮漢志疏證》 劉善澤撰 岳麓書社

14、《十三經注疏》阮刻影印本，中華書局

15、《周禮正義》 孫詒讓撰 中華書局

16、《儀禮正義》胡培翚撰 清經解續編本

17、《禮記集解》孫希旦撰 商務印書館

18、《儀禮圖》張惠言著 清同治九年楚北崇文書局重雕本

篇2

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中”并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還是一個歷史概念和文化概念。中國古人對時空的把握和體認，源于對自然及其變化的觀察。我們的先人認為，大地是一個正方形的平面，中國處于大地的中心，中國之外有四夷，四夷之外有四海。而大地的絕對中心就在中原地區。在中國人獨特的宇宙觀念下，鄭州登封成為中國早期王朝建都之地和文化薈萃的中心，中國幾大主流文明———儒、佛、道都在這里建立了弘揚傳播本流派文化的核心基地，這里也成為人們測天量地的中心，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正是“中”文化的物質體現。“鎮服四海、夸示外國”的禮制文化，“傳道濟世、兼容并蓄”的書院文化，“慈航普度、仙真儀范”的宗教文化，“經世致用、求真求理”的科技文化……中國傳統文化之精華多輻輳在此，并成為中國文化生命力和創造力的源泉，輻射四方。

2010年8月1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這表明了國際視野對中原文化“中”之特性的普遍體認，也昭示了對內包容、對外開放的中原人文精神已經成為世界人民的寶貴財富。

中原人文精神之“中”，更體現在它對異質文化的巨大包容性和改造功能，以及它的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上。“中原文化通過經濟、戰爭、宗教、人口遷徙等眾多渠道，吸納了周邊多種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實現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觀念的全面融合與不斷升華。……如中原地區的大汶口文化就是東夷集團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結果；鄭州大河村遺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東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說明中原文化在那時就開始吸收周邊文化成果，熔鑄自己的文化。胡服、胡樂、胡舞、胡人食品在漢唐間傳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區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為外來宗教的佛教傳入中原，卻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納，成為中原文化和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農”文化傳統

“農業最早是在中原地區興起來的。中原農耕文化包含了眾多特色耕作技術、科學發明。裴李崗文化有關遺存中出土了不少農業生產工具，為早期農耕文化的發達提供了實物證據，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盤棒，成為我國所發現的最早的糧食加工工具。……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們‘作網’，開啟了漁獵經濟時代；炎帝號稱‘神農氏’，教人們播種收獲，開創了農業時代；大禹采用疏導的辦法治水，推進了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也促進了數學、測繪、交通等相關技術的進步”。

歷史悠久的農耕文化，豐富了中原人文精神的內涵。中原文化的基本價值觀可以歸納為八點，即：和諧共存的自然觀念，和諧共處的社會觀念，反分重合的國家觀念，以人為本的人學觀念，知行并重的求知觀念，有所作為的人生觀念，重德守信的倫理觀念，尚儉節用的經濟觀念。這八點今天已作為普遍價值被中國人接受，并成為中國文化秉持的基本原則，但在其根源處，這些價值觀卻是中原農業文明的孕育和滋生的結果。其中，像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它的前提就是因農業勞動而形成的人對土地的依附關系；人與他人的和諧共處，則是鄉居者圍繞土地形成固定社群后，協調利益關系必須持守的原則。同時，中原地區形成的國家形態，具有典型的家國同構、家國一體的特征。國家觀念上的反分重合，是農業民族重視家族血緣、社群和諧的自然延伸。而所謂的以人為本、有所作為，其前提也是因為土地首先為人的生存提供了一個不可更移的衡量，然后才有了人不斷擴張其實踐力的變量。

“商”文化傳統

中國商人、商業和商業文化的起源在中原，是考古學界、史學界的共識。鄭州商城遺址是中國商代都城的遺址，1955年發現并開始發掘，1961年被國務院列為中國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商朝人擅長貿易，“商人”稱呼即來源于此。由此可見，鄭州正是商業文明的起源地，也因此留下了商業文明的諸多佳話，如“新鄭人弦高，在經商途中遇到了秦師入侵，以自己的十五頭牛為代價智退秦軍。……第一個由政府頒布的保護商人利益的法規《質誓》就誕生于春秋時期的新鄭……最早的商家訴訟條例也發生在春秋時的鄭國即今鄭州……清代鞏義的康百萬家族，更是寫下了‘富過十二代、歷經四百年而不敗’的商業神話。由此可見，中原商業文化在中華文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原文化傳播工程的頂層設計

中原文化源遠流長、內容豐富，要對中原文化進行有效的傳播，必須把握好中原文化傳播的指導方針、基本內容和實現路徑，具體來講，主要應把握好以下幾點。

（一）提煉關聯文化元素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涵蓋面廣，因此需要對豐富的中原文化加以分析、梳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從中提煉出那些有助于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體現當地文化整體風貌的優秀文化。因此，應按照地緣相連、文化特質相同、歷史階段相近、外在形象相似等原則進行頂層設計，對中原文化資源進行梳理分類，通過提煉關聯的文化元素，聚焦品牌的核心元素，彰顯中原文化的整體魅力。

（二）確定中原文化傳播主題

根據上文對中原文化傳統的提煉，可歸納出四大中原文化傳播主題：第一，依托新鄭黃帝故里、始祖山、拜祖大典、炎黃文化節等核心元素，體現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和自強不息的指向，策劃“叩祖尋根”文化主題，弘揚源遠流長、團結統一的愛國精神；第二，依托“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嵩山自然人文景觀等核心元素，體現華夏歷史文明傳承創新指向，策劃“天地探中”文化主題，弘揚海納百川、兼容并蓄的包容和創新精神；第三，依托裴李崗遺址、大河村遺址等核心元素，體現自然和諧，內斂自足、低碳環保的指向，策劃“重農興邦”文化主題，弘揚順應自然、和諧共處的和諧精神；第四，依托商城遺址、康百萬莊園、現代城市商業等核心元素，策劃“商道在豫”文化主題，體現誠、信、義、恕、讓的指向，弘揚艱苦創業、開放進取的創業精神。

（三）選擇有效的傳播路徑

文化傳播要取得良好的傳播效果，就要發揮文化的滲透力，使文化具備更廣泛的大眾基礎和更強的影響力，使之具有持續性。縱觀文化發展和傳播的歷史，可以發現，文化傳播主要通過商貿活動、人口遷徙、教育等途徑進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大眾傳媒逐漸成為現代文化傳播的主要手段。中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正根”“正道”“正宗”“正統”，對其進行弘揚傳播就要切實使其成為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為經濟建設、社會發展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中原文化傳播要綜合運用多種手段，通過多種途徑，不斷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中原文化的弘揚與傳播

按照以上中原文化傳播工程的總體設計，中原文化傳播主要通過以下途徑進行。

（一）開展系列宣傳活動，加大宣傳推介力度

以文化宣傳部門為主體，統一部署，開展系列宣傳活動，宣傳中原文化的魅力和神韻。首先，通過舉辦全國乃至國際性的規模較大、層次較高的推介宣傳活動，利用全國各地的文化場所和國內主流媒體充分展示中原文化，提升中原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如繼續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舉辦“中原文化周”“中原文化行”等大型活動。其次，在河南省境內舉行全國或國際性質的展覽和演藝活動，如大型文藝晚會、戲劇戲曲演出、圖書節、書畫攝影展等，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為河南作為中原文化核心區域的形象造勢，形成一個關注中原文化、學習中原文化、研討中原文化的熱潮。

再次，各級文化宣傳部門要為中原文化的宣傳與推廣提供強有力的政策和組織保障，把中原文化宣傳工作“作為一項有組織、有系統、有計劃的長期工程，每年都應當確定一個面向國際、國內市場的推廣主題，有系統地推廣中原文化。要圍繞推介活動主題，以新的思路、新的國際視野、新的科技能力、新的文化傳播載體，以開放的姿態與心胸，充分發揮自己的歷史和資源優勢，設計豐富多彩的推廣活動，搭建交流的平臺和對外文化營銷的渠道，使民眾能夠系統地了解中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精髓內容”。

（二）充分利用媒體媒介，擴大宣傳范圍

動用一切可利用的各種媒體，實現跨媒體聯動宣傳。借助出版傳媒，出版中原文化系列叢書，以中原文化為主題參加各類書博會和圖書展。借助新聞傳媒進行中原文化同一主題的文字版、音頻版、視頻版同步報道。借助影視媒體，推出以中原文化為內容的影視作品和動漫作品。借助新興媒體，在門戶網站上開設“文化中原網上巡禮”大型專題，不斷更新有關欄目之下的音視頻、圖片、文字等。通過專業機構設計研發“中原文化”智能手機終端應用軟件，實現“中原文化盡在掌中”。拍攝中原文化系列電視紀錄片，在電視臺、電臺網站同步播出，同時通過網站提供下載，通過報紙刊登解說詞、編創人員創作體會和觀眾的觀后感，全方位宣傳中原文化。

（三）不斷推出精品力作

品牌經濟時代的品牌效應反映在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但在文化產品和文化產業中表現得最為突出。一個文藝巨星、一部精品佳作的市場號召力和現實影響力，是一般的數量疊加所難以企及的。所以，中原文化的有效傳播離不開名人名作的精品化。

首先，整合資源，有計劃地宣傳河南名人，可以利用系列叢書、電視系列片等打造河南名片，通過他們的成就擴大中原文化的影響。其次，加大人才培養，特別是培養大量民間文化藝人、非物質遺產文化傳承人、文化專業人士，抓緊培養、推介具有全國影響的名作家、藝術家、學者、教授、編輯、記者、主持人、出版家、創意家、文化經紀人等，通過他們的創造加工，不斷把各種優秀的文化資源加工整合成具有較高附加值、較高藝術含量的文化產品，在文化產品的推銷和推廣中傳播中原文化。

再次，借助優秀人才的聚合和綜合優勢的發揮，推出更多代表中原形象、風貌和精神的各類文化精品，創作出值得人們永久記憶的文化力作。加強對文化品牌精品力作的宣傳推廣，運用各種媒體、公共文化場所等傳播渠道，開辟專門頻道、版面、場地，展演、展映、展播、展覽中原文化的精品力作。組織文化學專家在電視臺推出系列講座，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全面、系統、生動地講解中原文化。重視把傳播中原文化和人民現代文化生活密切結合，用底蘊深厚的中原文化引領百姓的文化消費，如旅游、度假、健身等。

篇3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1]單波.反思新聞教育[J].新聞與傳播研究,1998(4).

篇4

博士生教育是當代國際上公認的正規高等教育的最高層次。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和數量是衡量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發達程度和文化科學發展水平及其潛力的一個重要標志;它不僅關涉一個國家人才培養的整體質量,而且影響到一個國家科學創新能力的儲備與民族文化的傳承,以及與之相關的學術聲譽與民族形象。

我國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該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開始招收第一批新聞學博士生。直到上個世紀末,我國先后有人民大學、復旦大學、中國傳媒大學、武漢大學等四所高校和中國社科院擁有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共設置了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5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3個。在這15年間,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穩步發展,培養了一批活躍在新聞傳播學術界的出色人才,產生了一批優秀的學術成果,同時也積累了一定的新聞傳播頂尖人才的培養經驗。進入新世紀后,在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快速發展、且重點建設研究型新聞傳播學教育體系的要求在許多高校日益高漲的形勢下,經過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新聞傳播學科評議組的兩次評審,又先后有清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范大學、暨南大學、浙江大學、上海大學、廈門大學和政治學院等十所高校獲得了新聞傳播學科的博士學位授予權,新增設新聞學博士學位授予點6個,傳播學博士學位授予點7個。應該說,經過這兩次評審,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體規模的推進,打造了一個更寬廣的高層次新聞傳播人才的培養平臺,形成了競爭與合作的整體態勢;對于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來說,這可謂是一次大的“躍進”。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大并不必然帶來新聞傳播博士生教育質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國高校新聞傳播教育整體規模迅速擴張的背景下,更應該冷靜地對其最高階段博士生教育進行審慎規劃、科學布局和系統建構,將其作為一個關系新聞傳播學長遠發展的大計,進行具有戰略性和基于科學發展觀的探討。

一、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20來年歷史與其他學科相比時間并不長,因此,一直是處于摸索和嘗試階段;加之近些年來,隨著教育環境的急劇變化以及教育目標及體系的不斷調整,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發展的同時,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

首先,對博士生教育的目標定位不夠明確。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規高校教育的最高層次。這一層次的教育是將一個學科的知識體系與學科方法進行綜合性地傳授和深入地積淀,并培養學生站在學科前沿和尖端,通過具有創新性和開拓性的研究以產生具有學術性和實踐性的成果的過程。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導原則,應用于不同學科,就需要針對本學科發展的要求和現狀,對自身的目標定位作出準確而清晰的界定。眾所周知,相對于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新聞傳播學科有著自身的“獨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類對新聞傳播業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學科的知識和理論,又與實踐有著十分緊密的聯系。也正因為這一“獨特性”,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在開創時,還曾一度被認為沒有必要,也被質疑到底要培養什么樣的人才。這正說明了中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面臨的定位問題。傳統上認為,博士學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學位,是為從事學術工作或一些領域的應用研究工作做準備的。然而多年來,有為數不少的新聞傳播學博士實際上主要從事一般的教學工作和新聞傳播實務工作,而在自己的專業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別是近些年來,隨著眾多業界人士紛紛攻讀博士學位,博士學位的傳統目的(為研究進行訓練)和實際用途日漸分離,已是不爭的事實。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究竟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專業化究竟如何體現?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社會美譽度怎樣?如何將博士生教育與新聞傳播界的整體發展相聯系?對這些問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理應作出系統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夠清晰和穩定。與博士生培養目標定位的不確定相應的是,新聞傳播學的博士生的培養模式還缺乏科學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聞傳播院校的博士生培養方案基本上沿襲其他學科的模式,缺少對新聞傳播學科特點,以及學科需要掌握的知識及方法的全面探討,因此難以制定出針對自己學科特點的人才培養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學門檻應該如何設定,是重在考察其學識和科研能力,還是重在考察其一般專業知識和外語水準?博士生學習期間應該掌握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和方法論,應該開設哪些必需的課程?博士生的課程學習與學位論文怎樣銜接?博士生教育應該采取歐洲式的教授與學生一對一式的傳授方式,還是采取像美國博士生培養中的集體培養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學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實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時,對這些問題必須作出科學的回應。但遺憾的是,由于經驗的不足,認識上的錯位,加之我國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著比較嚴重的隨意性和不規范的現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養和潛質的考生,僅僅因為“英語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選人門外。再如,有的院校對博士生教育規定課程的學習重視不夠,課程如何設置、教師如何教、學生如何學,都無“一定之規”,結果課程學習往往未能達到幫助學生獲得從事研究工作、準備學位論文所必需的寬廣深厚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效果。還有,博士學位論文開題之前的資格考試或綜合性考試應該如何“把好關”,有的院校也無明確的要求和規則,結果造成在培養過程中對博士生的學習效果和質量缺乏“剛性”的制約和監督機制,博士生只要進了“門”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學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風對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響。這一方面表現在近些年隨著招生規模急劇擴張,師生比例失調,師少生多,導師投入到每個學生身上的時間和精力減少,學術互動和交流受到影響,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呈現出下滑之趨。另一方面表現在培養目標上,不是注重鼓勵博士生具有扎實深厚的理論功底、寬廣的學術視野和熟練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數量等硬指標為指針,使得學生在學習期間將湊足文章的發表數當作主要學習內容。再一方面還表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把關上不嚴,由于每年畢業生數量增加,在開題、答辯等環節,對博士學位論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學風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虛作假,剽竊等現象在博士學位論文中也時有發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學術創新性和創造性。博士生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具有創造性的人才,產生具有創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檢驗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標準,應該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水平上。學位論文是博士生教育計劃的核心要素,必須是進行創造性的研究,以對學科的建設與發展有獨特的貢獻。然而,實事求是地說,目前有些高校對此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高度的重視。其具體表現是:一些博士論文的選題或過于陳舊,或過于空泛,或流于瑣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當前學術前沿,參與學術對話;一些博士論文的前期資料積累不夠扎實,因此不能針對最具價值的切入點進行廣泛而深入地探討,論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對所需了解的相關領域的知識涉獵不廣,基礎不牢,因此在論文撰寫過程中常常捉襟見肘,理論和方法運用不能做到嫻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創造性等方面的訓練不夠,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對相關問題的挖掘和解決不力。這些都造成了一些論文成為資料的簡單梳理,即使有的選題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無法創造出具有創新性和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幾點建議

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問題,有的是由于新聞傳播學科發展歷史較短,對學科規律和博士生教育規律相結合的一些根本性問題缺乏系統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設計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會和教育所面臨的大環境的沖擊所導致。因此,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要使得我國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為社會輸送真正優秀的高層次人才,新聞傳播學教育自身應積極借鑒國內外博士生教育的經驗,針對新聞傳播學的學科特點和中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的特殊規律,結合人才需求與社會實際,整合教育資源,走出一條真正合乎科學的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學界定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內涵。大學的“教育理念是人們對大學精神、性質、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認識,是對大學與外部世界諸元素之間關系的規定;它是大學內容管理及運轉的理性認識基礎”。[2]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作為一項專業性的教育,理應如臺灣著名新聞傳播教育家鄭貞銘所言,“在技術學習之外,更要探討理論、從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嚴謹的理論體系,才能在高等學術殿堂中樹立起應有的地位”。[3]為此,對于新聞傳播學科高層次人才的培養,既要注重對其學術視野寬廣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專業性;既要使其具有較深厚的學養造詣,又要讓其關注學科前沿和現實的新聞傳播實踐,注意研究解決理論與實踐問題,具有很強的科學研究能力。這種人才應是其他學科培養不出來的,在學術素養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專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目標與方向,理應瑣定在培養這樣的專業人才上,即著力為高校和科研機構造就優秀學者。

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必須科學規劃博士生的課程學習,并加強對其在閱讀、讀書筆記、專題討論、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訓練和提高。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專業基礎課程的學習。該院的博士生課程一般分為兩類,即知識類課程與研究類課程。前者以專業知識的系統掌握和融會貫通為目的,既有廣度,又有深度,并有相關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課上還提供詳細的閱讀書目,要求博士生寫讀書報告,培養其欣賞和批判專業學術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過邊學邊做(研究),以培養和訓練博士生從事研究和寫作的綜合能力;在課上,博士生們圍繞一個專題進行思考、討論、做研究。這樣,不僅訓練、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寫作能力,更重要的是營造了一個現實的專業研究者的工作環境,教會博士生如何進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學術規范,如何使用各種研究資源,如何設計研究題目,如何解讀原始資料,如何回應他人的批評和建議。這種訓練實際上是一個鑄造學術文化或學術習性的過程。

此外,為了提高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學術素養與科研能力,還應制定相應的培養模式,對思想道德教育、課程設置、綜合考試內容和方式、論文開題時間和形式、博士論文的學術規范等,制定出切實可行的、符合自身特點的方案,并嚴格實施。

第二,控制規模,嚴進嚴出,打造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應。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平臺隨著多家高校新聞傳播院系的加入而變得更加寬廣了,這同時也意味著博士生的數量和規模必將比以前有較大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注重維護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的質量,共同為提高教育成效、培養頂尖人才而努力。針對目前社會上對新聞傳播學博士生還缺乏廣泛的認可和美譽,新聞傳播學博士生的整體效應發揮尚未達到理想的程度,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養、資格考核、學位論文答辯以及學位授予上,比較注意通過制度建設,嚴把質量關。一是控制招生規模。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有博士生導師15人,每年報考博士生人數達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數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導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選人門檻。這主要是借助資格考核(綜合考試)和學位論文的開題報告兩個環節,實施篩選、淘汰,以保證德才兼備的合格人才進入到博士候選人行列。三是嚴格規范學位論文的答辯和學位授予。

這主要通過學位論文雙盲評審、校內外專家的集體評審以及學位公示等舉措,保證每個博士學位獲得者都是符合標準的優秀人才。近些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獲得博士學位,占當年招生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視博士生導師及指導團隊的綜合素質要求和能力考核,確保博士生教育師資隊伍的素質及其指導教育真正發揮應有的作用。博士生導師及其指導團隊在招生、培養學生及博士論文答辯等方面較其他層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權限,因此要重視博士生導師人選的遴選,重視其“人格”塑造和“師德垂范”;同時要引導、促進博士生導師在博士生課程教學、科學研究、論文把關等方面加大指導力度,鼓勵導師與學生經常交流、溝通。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對博士生導師所進行的遴選和考核,就包括著學術水平、道德素養、敬業態度、組織能力以及待人處事等方面的內容。與此同時,還十分注重將學生的成才與導師的責任感、信譽、綜合素養聯系起來,注重維護導師職責的神圣性和榮譽感。

第四,實行差異化競爭與合作,實現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備批判精神、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整體素質要求下,各院校新聞傳播學博士學位授權點應彰顯自己的特色,根據自己的學科優勢和特色側重培養博士生,使其成為該領域和方向的頂尖人才,從而促進人才與學科前沿接軌。這不僅要體現在博士學位論文的選題和創新性上,而且應系統地體現在博士生培養的各個環節上。目前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相比,新聞傳播學的整體發展水平并不高,高質量學術研究成果、學養深厚的優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應成為促進新聞傳播學科發展和高層次專業化人才輩出的舞臺。

第五,確保博士生教育的經費投入,開拓多元化經費籌措渠道。要發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經費投入,尤其是在學術研究上以及優秀人才與成果的獎勵上,更應有足夠的經費支撐。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實現,高等教育的資助渠道必將越來越多樣化,對此,我們要注意積極爭取,大力開拓、吸納。近年來,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除了通過課題申報,爭取政府和學校撥款外,還十分注意與相關傳媒、產業合作,拓展經費來源。目前,全院博導的科研經費年均人平在8萬元以上。

總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會科學革命和大眾化高等教育的時代,為了使新聞傳播學博士生教育發展成為一種培養有創造力的優秀學者的有效途徑,應著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結構,擴展其必需的學科知識,力求教學質量優秀和研究設施、成果先進,從而便于其在規模增加的基礎上盡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樣化、高質量的學術體系。

參考文獻:

篇5

中圖分類號：G642.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4）23-0076-02

一、新聞傳播理論教學目標

新聞是一種媒介，這個媒介是黨和國家的輿論陣地，是政府與人民溝通的橋梁。因此，新聞不僅要有必要的親民心態，還要有其遠見的卓識和寬大的氣度胸懷。在大學新聞理論教學中，教師肩負著重大的責任和使命，不僅要全面提升學生的理論素養，還要培養學生的個性思維，讓學生成為深度理論知識和創新見解的新聞人才，這也是新聞理論教學的人才培養目標。怎樣才能培養學生的創意思維，讓學生成為有思想的人，這是我們教師應該重點關注的。筆者以為，新聞傳播理論教學可以從以下三方面入手：

1.學會發現：問題意識培養。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首先就要具備豐富的生活實際經驗，要廣見聞，善思考。在觀察生活中，擅于發現問題，并且解決問題。新聞工作者的基本功就是發現，培養學生的問題意識，就是培養學生對生活的渴望和對新聞工作的追求。在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中，教師不再只是一個知識的“灌輸者”，而是一個引導者，幫助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主動發現問題，并且逐漸地形成一種自主分析能力。基于此，我們可以將新聞傳播理論課程教學內容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實習前的教學，主要講解基本原理，教導學生在實習的過程中注重觀察和分析，發現問題，然后在實習過程中自我解決，如果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實習結束后將問題帶回到課堂上，由全體師生共同討論探究，通過歸納和提煉，總結出這一學期的主要教學內容。

2.學會思考：邏輯能力培養。作為一名未來的“新聞人”，還必須具備一定的邏輯思維能力，我們的學生不一定非要成為專業的社會學家，但是一定得具備豐富的社會經驗，成為一名真正的社會工作者。目前的大學教育中，教師仍然將教學重點放在理論知識傳授上，嚴重忽視了培養學生嚴謹科學的思想力，使得學生缺乏一定的邏輯思考能力，缺乏對社會現實問題的關注。眾所周知，一名合格的新聞工作者，必須要有對生活的渴望，對社會時事思考的熱情，因此，在我們的實際教學中，要針對這方面教學的缺失，予以重視和彌補，在課堂教學中，注重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充分利用近期發生的社會新聞事件，讓學生參與到思考中來，提高學生的分析和研究能力。

3.學會創造：行動能力培養。在新聞傳播理論教學中，教師要留給學生一定的創造空間和時間，讓學生去創作，去思考，去研究。學生創造力的培養和發揮，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學習氛圍，在這種自由、輕松、和諧的環境下，學生才能夠做到大膽創新、暢所欲言。我們要鼓勵學生提出自己獨特的見解，充分發揮創新精神。教師不能再堅持“灌輸式”的教學模式了，要以學生為主體，積極地引導學生去學習、去探索，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提高她們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讓她們在探索的過程中充分地開動腦筋、發散思維。在實際教學中，教師還要注重理論聯系實際的教學原則，做到理論才非空談，行動才有靈魂。

二、新聞傳播理論教學模式探索

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模式的探索，可以圍繞如何創新教學手段和教學方式來進行，可以利用多種有效的教學手段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教學效果。比如，研究型教學、討論式教學、案例教學等等，非常適合大學生的學習需求和教學需要。

1.研究型教學模式。提高大學新聞傳播理論教學質量的首要前提就是要營造出一個有濃郁學術研究的學習氛圍，如果理論沒有生機，沒有生命力了，那么其學術發展也就終止了，所以我們要挖掘出理論的靈魂，采用研究型教學模式。這一教學模式的具體步驟是問題―研究―交流―互動―結論，在教學中，我們一定要做到與時俱進，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研究內容要與時俱進，我們要引入國內外最新的新聞動態和教學課題，以供學生進行創新性研究；第二，教學理念要與時俱進，增加新媒體和新聞傳播業界的新理念、新技術、新機制等相關內容；第三，教材改變要與時俱進，教材編寫要充分地結合新媒體產業的發展和要求。

互動研究是一種高效的教學和學習模式，學生與學生之間通過互動，可以幫助他們互相整合信息與資源，增進他們之間的相互了解，加深他們的友誼。而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又能夠幫助學生解決學習上的難題，讓學生和學生共同交流，做到教學相長。多年的教學實踐證明，大學生并不是像人們所想象的那樣膚淺和懈怠，他們對很多事情都有獨到的看法，也有自己的思維，他們渴望自己的想法得到他人的肯定，他們急切地希望和教師之間進行精神層面的交流，而教師若只把他們當成還沒長大的孩子，沒有為他們提供想象和研究的空間，這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學生研究能力的提高。

2.案例教學模式。新聞傳播理論課程是一門比較枯燥生澀的課程，就其課程本身而言，難以調動學生的積極性，所以我們需要運用案例教學模式，以此來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案例教學模式的步驟是典型案例―課堂研究―互相交流―歸納總結，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和講解，引發學生展開豐富的聯想，并且將所學知識運用于現實問題的解釋中。在實際教學中，我們可以以教材為藍本，節選出每章節中的重點和難點，利用案例教學法針對這些重難點進行重點講解，比如說在本體理論中，教師就可以選取一些重大的新聞事件的相關視頻，利用多媒體向學生播放，學生在觀看視頻的過程中，會了解到其中的理論知識。又如，在傳播主體理論―新聞記者研究中，可以找出那些涉及到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的相關案例，再比如，在教學真實是新聞的生命一章中，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虛假新聞”作為案例。學生通過案例聯想學習內容，大致可以總結出新聞工作的基本特點和傳播規律。

在進行案例教學時，我們應注意幾點，案例的選擇必須是和教學內容緊密相連的，而且還要貼近于生活實際，這樣的案例才能夠引起學生的共鳴，發揮其強大的教學效果。怎樣才能使理論教學課堂走進生活化呢？一方面我們要讓學生去媒介鍛煉，在實習的過程中，注意發現新聞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帶回課堂進行研討，這也為后面的新聞學原理和新聞法規等課程打下基礎，充分發揮本課程對其他課程的延伸影響力；另一方面專業教師也定期到新聞單位一線學習、調研，這樣教師的教學也實現了理論聯系實際，教師的教授不再是空談理論，而是結合真實的案例，進行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教學。此外，我們還邀請新聞單位記者、編輯定期為學生授課，講解新聞活動中存在的問題，啟發學生分析與討論。

新聞傳播理論教學與哲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學科息息相關，在教學中，我們還要注重實現多學科的融合和滲透，讓新聞傳播理論教學走向多元化，進一步推動新聞傳播理論教學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劉天際.從新聞學教學談高校實踐教學方法[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學科版），2010，（09）.

[2]金石.新聞理論教材解析與規范的思考――以新聞學概論與新聞理論為例[J].東南傳播，2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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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傳播劣勢

微信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并不是毫無缺點的，依然在傳播內容、傳播制度、傳播倫理上存在一些劣勢的。首先，微信的傳播內容具有“不可控性”。同樣都是用戶生產內容的微博在辟謠上可以很輕松，但是微信則不然，筆者在傳播者的分析中已經提到為什么會難以公開辟謠。再者就是微信逐步開放第三方平臺接口，用戶隱私存在著極大地威脅。其次，傳播制度的不合理。這主要體現在公號頻發推送內容，朋友圈營銷泛濫。淘寶、代購信息陳雜，而用戶不主動上傳內容，這對微信來說將是致命性的打擊。微信運營者也意識到這一點，比如現在公號不能私自給24小時內沒有互動過得用戶擅自推送消息，嚴禁朋友圈的惡意營銷，等等的措施。另外，微信傳播倫理約束力量不夠。隨著微信的發展給廣大的用戶提供了極大的通訊、消遣娛樂的便利，但是由于缺乏監管、用戶使用微信心態等媒介素養缺乏培養的問題用戶帶來了極大的不便。例如：近幾年的利用微信的犯罪的案件也呈現逐步上升的趨勢，犯罪主體是年輕人，他們利用微信的匿名性來從事犯罪行為。最后，微信傳播受眾覆蓋問題。當前，微信營銷客戶端主要是針對行貨手機，對于山寨機是不支持的。而我國的山寨的使用率是最高的。而且，對于互聯網以外的PC機也不支持。同微博這類傳播方式相比，微信傳播的覆蓋率是較低的，而且在獲取受眾上也難于微博，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微信實現的是一對一的互動，是私密去中心化的，在微信上是找不到入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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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2）30-0062-01

納博科夫是二十世紀杰出的小說家、詩人、科學家亦是卓越的文學批評家。他的文學批評著力于發現純粹的藝術世界，似乎文學作品的語言、結構、文體等創作要素比具體的思想更為重要，文學在他眼中都是是童話，最優秀的小說家是魔法師而魔法師的主要特點就是“欺騙”或者說虛構，有的學者據此認為他的文學批評是一種純藝術批評或者是一種形式批評，事實上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并不止于此，他的文學批評是他觀看宇宙人生的眼睛也是通向生命活動的詩意存在的表現形式。

納博科夫認為日常生活中的“現實”對人們披上了欺騙的面具，不僅偉大的作家是大騙子，而且大自然也是大騙子。作家在藝術創作中應當將整個世界視作潛在的小說來觀察。大自然本身就是善于偽裝的大騙子，講故事的高手更是將“真實”改頭換面的好手，因此作家們虛構出來的獨創性藝術世界跟讀者的世界相一致是不可能的。日常生活中的真理以普遍性特征為基礎，放之四海而皆準，而杰出的藝術作品以作家的獨有天才取勝，就作品本身而言，不同作家的天才之作各有各的個性所在，就讀者對同一部杰作的審美感受而言，可以人言言殊，況且藝術虛構想象的運用越是逼真、新鮮、細膩也就離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性認知越遠，可見批評家在藝術的世界中不可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現實生活。

在納博科夫看來，文學作品中的現實是想象中的的現實，藝術家的獨創性足以通過藝術作品開創出一個“新天地”，而藝術家所創作出來的嶄新世界只是一個帶有藝術家自身印記的幻影。藝術作品的夢幻品質決定了它不可以跟人類真實的生活比較，因為想象世界具有非理性的特征。文本中的現實跟我們所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一般現實”不同，它是想象的創造力在文本中的注入，所以在納博科夫看來那些被稱為“現實主義”作家的人，比如：巴爾扎克、薩默賽特·毛姆、D·H·勞倫斯等作家都是些“平庸的表演者”。

“大作家總歸是大魔法師。從這點出發，我們才能努力領悟他的天才之作的神妙魅力，研究他詩文、小說的風格、意象、體裁，也就能深入接觸到作品最有興味的部分了。”這些對文學的總體性描述是他經常掛在嘴邊的口頭禪，因而最能代表他對文學的穩固看法。毫無疑問上述文學批評的諸元素中意象和體裁都停留在文本的內部世界，而“風格”指的是什么呢？

納博科夫所認為的文學作品的形式具有兩個組成部分：一面是結構，結構包括了故事情節的發展線索、作者筆下人物的選擇、不同主題線索交織演變產生的效果和印象；另一面是風格，風格指的是作者使用的各種文學技巧，比如一旦讀者覺得作者的風格是吸引我們閱讀興趣的原因，可以試著分析作者使用了哪些比喻手法，當有人試著感受作者如何將明喻、暗喻這些修辭手法運用到寫作中使文學的畫面蒙上一層生動的色彩時，聰明的讀者就找到了文學的風格。納博科夫對文學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持有的是“一元論”，他反對將內容和形式的生硬割裂，“形式（結構+風格）=題材：為什么寫+怎樣寫=寫了什么。”“風格的功效是通向文學的關鍵，是叩開狄更斯、果戈理、福樓拜、托爾斯泰和一切大師的作品之門的萬能鑰匙。”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就是在了解一部作品的結構的基礎上打開其藝術風格的大門。

由此可見，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遵循著自己內心的法則。第一，文學批評不關注文學跟社會現實的聯系，文學批評不需要成為社會生活的附庸，真實生活在作家的想象中已經找不到和“現實”一一對應的軌跡，文學批評將讀者的目光帶離具體的生活而回到藝術本身。韋勒克說：“除非有人認定文學基本上是對生活的如實‘模仿’，特別是對社會生活的如實‘模仿’。但是，文學并不能代替社會學或政治學。文學有他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納博科夫的文學批評恰恰是想要去尋找文學自己的存在理由和目的。第二，文學批評需要排除盲目的在文學文本中查找偉大思想的路徑，文學既非言志亦非明道，藝術的美學效果中加入空乏的觀念毫無意義，批評之劍對道德說教、信仰問題、心理學起源或者其他諸多古今思想史上的爭論做出裁決都有可能導致“庸俗”。第三，文學批評的重要命題是找到文學文本的精華也即結構和風格，批評的重中之重是觀察文學風格的韻味，風格雖然不能代表文學的全部，但我們通過風格與結構之間復雜而纏綿的關系網絡便感受到了文學的美，批評的眼睛看清了風格的精妙也就把握到了藝術的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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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知識溝”(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稱為“信息溝”)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系統中,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不同的群體或個人之間所形成的知識差距。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傳統大眾媒介的發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長成為可能,但這并未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如預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長往往產生負效果,即在某些群體知識的增長遠遠超過其他群體;‘信息溝’將會出現并擴大一個社會群體與另一個社會群體之間在某一特定問題上的知識距離。”①最早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對這個問題進行系統分析的是美國傳播學者蒂奇納(Tichenor)、多諾霍(Donohue)和奧利恩(Olien),他們指出,“當一個社會體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長時,那些受過較好教育,具有較高社會經濟地位的人們比教育較少、地位較低的人們更好地吸收信息。這樣,信息增長導致了‘知識溝’的擴大而不是縮斜。②

網絡的出現曾使傳統大眾傳播時代長期處于信息匱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嚴重知識差距的人們充滿了憧憬:傳播技術的改進將會縮減傳播成本與費用,節省資源,實現信息與知識的均化;傳播速度的加快與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眾面臨著一個更易接受與豐富的界面,從而提高個人的知識與信息總量;國外一些學者甚至勾畫出“網絡大學”、“虛擬教育”、“知識超文檔”、“模擬系統”、“自動學徒系統”等設想,并稱之為“沒有圍墻的學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現實并未如人們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許在某些特定知識方面,網絡確實縮小了人們的知識差距;但從知識總量來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認網絡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優勢進一步加劇了傳統大眾媒介下業已形成的知識分布的不均衡。

進入網絡的經濟和文化壁壘

當一種新的傳播技術產生并試圖普及時,面臨最嚴峻也是最現實的問題就是經濟水平的制約。報業如此,廣播如此,電視如此,網絡更不會例外。信息與知識傳播的民主與自由常常只是針對那些能掙脫經濟束縛的進入者而言。這樣,在媒介可進入者與不可進入者之間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觸程度及幾率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可避免地導致“知識溝”的形成。顯然,與傳統大眾媒介相比,網絡所面臨的經濟壁壘要堅固厚實得多,這在一定程度上使網絡成為有經濟能力者享有的特權。據了解,目前網絡的普及率僅約為1%,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成為網絡普及的瓶頸:70%以上的農村人口造成了中國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們甚至不知電腦為何物;東西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地區性網絡接觸程度的差異;即使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由于上網費用仍較高,用戶也不得不考慮其有限的經濟支付能力。正如美國舊金山一位咨詢專家所言:“我們很難想象不花很高代價就能普遍訪問計算機服務。對于計算機行業的人來說,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務費不算一回事,但對于收入較低的人來說,可能成為負擔。”據2002年1月《第九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統計報告》顯示,在中國,網絡用戶主要集中在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10.4%、9.8%、9.2%,而在經濟落后的、青海、寧夏等地分布極少,分別為0.1%、0.2%、0.3%。③特別是在某些貧困山區,教育經費的投入量與實際需要還有相當一段差距,計算機普及難以提上教學日程。因而,這種媒介分布率與接觸度的強烈反差,引起知識、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別,從而形成地區間的“知識溝”擴散。

除去上網費用,地區性經濟差別因素之外,額外服務費用的支付對于一般用戶而言也是一個難以攻破的經濟壁壘。隨著技術革新的日益發展,新的網絡技術和基礎設施的價值將逐漸為受眾所接受。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建立在這些基礎設施上的軟件內容、服務成本使人望而卻步,某些網站在接納新用戶時以高昂的進入費用作為條件,從而設置了又一道經濟關卡。為此,美國傳播學者馬克·利維如此悲嘆:“我常常為傳播與技術正日益冷酷無情地把世界隔離成兩個營壘而深感憂慮。一座營壘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極具經濟實力的信息貴族把持據守,他們是計算機系統的經營者,控制著傳播工具與條件。另一座營壘則屬于傳播圈的‘下層階級’,這里成員文化水平有限,他們在巨大的傳播機器的擺布下過著物質與精神雙重貧困的生活。”④

從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來看,網絡傳播中“知識溝”擴散的趨勢也在所難免。前文已述,中國農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當低,而網絡作為一種新技術,較之于傳統大眾媒介,在使用與操作方面,對用戶的要求更高,主要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1)閱讀能力。網絡雖然具備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如文字、聲音、畫面、圖像、音樂等,但總的說來,文字是基礎,其他手段是輔助,很難想象一個大字不識的人僅從畫面中能領悟出某些東西,更何況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網站、資料的必然途徑。2)語言能力。網絡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語,雖然在中國,英語被作為一個重點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學方式的不到位和學習目的偏差等多種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暢流利、毫不費力地閱讀英文網站并獲取信息還得打上一個巨大的問號;即使一部分大學生在進入英文網站時也會顯得手足無措,更何況尚未接觸過英語的人不計其數。3)專業技術操作能力。簡單地打開機器,閱讀新聞,收發郵件,這是每一個接觸過網絡的人都能輕而易舉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準確地從網上獲取特定資料就不會顯得那么輕松,勢必要求使用者具備熟練的操作技能和對網絡的充分認識。同時,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術也較快,且他們有一種主動獲取知識的欲望和積極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無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網絡來獲取資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與網絡使用有效與否并不是一個全然正比的關系,實證經驗告訴我們,由于年齡、學習狀況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網絡的是高中、大專與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學歷的用戶僅為0.4%。⑤在這里,知識的專業化成為知識總量增長的阻礙。 進入者的錯識與迷途

正如一位傳播學者所說:網絡可以提供平等機會和民主傳播,但僅限于那些可進入者。那是否意味著所有的進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設備、社會條件下獲取同質同量的信息與知識呢?當然不是。這里的平等、民主僅是指可能性意義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說,即使在進入者中,由于對網絡不同的態度、觀念及使用方式同樣會形成知識與信息攝取的不均衡,這時,“知識溝”就會產生或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擴散。

眾所周知,傳統大眾媒介具有信息供應、娛樂休閑、文化教育、輿論監督等多項功能,但網絡的出現將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樣性發揮到極致,并擴展出許多新內容。這種功能選擇空間的擴大為用戶接觸媒介的興趣、動機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用戶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識的學習或信息的獲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諸如時尚流行、娛樂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據了解,在中國相當一部分擁有電腦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來幫助學習,獲取信息或處理文件,而是用來玩電腦游戲和看影碟。臺灣學者在網絡個案研究中發現大學生有相當一部分人是“網蟲”,他們連續20個小時在線而樂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閱讀或查詢資料,而是晝夜不分地玩游戲或網上聊天。與此對照,那些非“網蟲”的學生則主要通過信息檢索系統和萬維網來獲得有價值的信息和資料。不僅如此,研究還發現這種在線時間的過度和網絡使用方式的后果是嚴重影響了正常的學習。⑥于是一條橫亙在“網蟲”與“非網蟲”,“非理性者”與“理性者”之間的“知識溝”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獲取有效的知識或信息,而且放棄了通過其他途徑或媒介獲得信息以縮邪知識溝”的機會。而能正確使用網絡并充分發揮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節制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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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詩三百”誕生起，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它都被作為教材使用。儒家鼻祖孔子的眾多言說也很好地印證了這一點。基于這種文化背景，春秋戰國時期就出現了一個以詩為主體的階段。詩的形成和發展不僅對當時的社會有影射作用，對后世文學的形成和創新也有很大的啟發作用。還有后來出現的《文選》、《樂府詩集》等作品也逐漸變為基本的教材。他們在教育方面發揮的作用非常巨大。與此同時，文學在教育人的同時，也在發揮著教化的作用。孔子在以詩教人的同時，也逐漸提出全新的教化觀念，主要表現為“宏教化、厚風俗、正人倫”，以至于后來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都在不知不覺中得以發揚，同時也在約束著人們。

（二）抒懷和抱負

作為抒懷和抱負的文學載體主要有詩歌、賦和小說等。很久以前，古人的文學作品中就表現出一種不平、渴望作為和個人情懷等。漢代的司馬遷就層做出類似的見解。后來作為唐宋家之一的韓愈之處，當人們在遭遇不公時，往往會引起憤懣和不滿，但是人作為情緒的主體不會無動于衷。作為主體，人總是會通過特有的方式將產生的情緒發泄出來，以達到內心的平衡和穩定。追溯到明清時期，小說就逐漸變為文人表達情感的載體。形成了“風情麗逸”的獨特性格，加上特殊的命運遭遇激發出他們獨有的激蕩情懷。而這份情懷在當時理學氛圍充斥的時代也只能借助小說的形式來表達。

（三）政治目的

統治階級派專人或者特殊機構將民間是個加以整理并演奏，可以達到考察社會情況的目的。以詩為證，在周朝眾多的民歌中，就有很多描述國家盛衰和人民生活情況的作品。漢代以后，這份職責由“樂府”這一特殊機構承擔。不僅如此，從周朝開始很多統治者就開始鼓勵公卿、士人、大夫等“賦詩言志”，借由這種方式對時政進行贊揚或批評或獻策。

二、中國古代文學的傳播方式

（一）語言傳播

口頭傳播的方式最為普遍、便捷。上古時期應文字還沒有文字，所以早期文學都是通過集體口頭創作產生的，并經過口耳相傳得以傳播。后來，伴隨著文字的誕生，文學的傳播方式逐漸多樣化。在口耳相傳的同時，唱和也漸漸興起。這種傳播方式因為韻律的加入，創作了一種特殊的語境，因此唱和的傳播方式有時比口頭傳播更有效果。當唱和的形式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以唱和作為職業的樂妓就應運而生。而樂妓參與文學活動室從魏晉開始的，到唐宋時期，樂妓的數量日益壯大，活動范圍也逐漸擴展，歌妓向詞人索要詞賦的情況也日益普遍。樂妓可以通過詞賦大家的名望提升自己的身價，而此人則通過樂妓的彈唱將自己的作品傳播開來。

（二）抄寫方式傳播

抄寫傳播可能在殷商之前就已產生，到了秦漢時期，已經得到長足的進步。漢代自惠文帝廢除挾書令后，整理文學名著大興，大規模的抄錄得以實現，文學才真正進入到抄寫傳播的時代。但是，由于秦漢時期的傳抄介質多為簡牘和絹帛，受到便利性和經濟性的限制，文學無法實現大范圍傳播。知道后來紙張的出現，給傳抄傳播帶來了翻天覆地變化，紙張憑借攜帶便利、方便書寫和成本低廉等有點，迅速取代其他書寫介質，大大加快了文學作品的流通速度。后來出現的專職抄書的“傭書”，更是使得文學作品得到了迅速發展。由于傳播介質的進步，文學傳播活動對于文學產生了更加深刻的影響。紙張的出現，在打破了貴族文化壟斷的同時，大大他讀懂而來中國文學的自覺性，也極大程度提高了文人的文化水平。

（三）雕版印刷傳播

在紙張經歷了規模和質量的大幅提高之后，國家對于書籍也進行了系統整理，并出現了定本的經典之作，再加上科舉制度的普及使得書籍的傳抄規模更加龐大。種種原因刺激了雕版印刷的產生，雕版印刷對于古代文學的傳播具有革命性的意義。大量書籍的產生帶動了社會上的藏書風氣，繼而是傭書業的興旺，這也為文學文本的大規模復制奠定而來堅實的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唐朝出現的中外交流現象。由于唐朝文化的極度興旺、昌明，唐朝與周邊國家如朝鮮、印度等多的交流逐漸頻繁起來，同時，唐文化的巨大輻射作用也深刻影響著周邊國家的文學發展。經過唐朝之前長期的發展，雕版印刷和發達的文化形態是唐朝的文學傳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廣度。根據史料記載，唐朝中后期在民間已經形成了一定規模和數量的印書作坊。可見，雕版印刷在唐朝以后得到更深度的發展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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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新一輪人才培養方案的修訂2010年11月啟動，經歷了相關文件精神的學習討論、媒體單位實地調研、校內外專家反復分析論證等過程，于2014年6月完成。與該專業2006版的教學計劃相比，2014版的教學計劃在課程體系設置方面突出了應用型專業的特點，適當壓縮了理論課學時。專業必修課中新增了電視專題片創作、視聽語言訓練2門實驗課，專業必修課中實驗課程合計25學分，占專業必修課程總學分（57學分）的43.8%。任意選修課中新增燈光技術與藝術、錄音技術與藝術、影視片頭制作、網頁設計與制作、廣告設計與制作5門應用性較強的實驗課程。其他實踐類課程含專業實習8周8學分，畢業論文（設計）8學分（學生可以自主選擇進行畢業論文的寫作或畢業設計的創作），社會實踐2學分，軍訓2學分，新增課外創作2學分，合計18學分。實驗課程與其他實踐類課程合計4分，占該專業總學分（168學分）的29.1%。不僅實踐教學環節在教學計劃中的比重有明顯增加，而且實踐類課程的手段，如實驗教學、實習實訓、課外創作、畢業設計等也日漸豐富。

（二）實驗室及實習基地建設

1.實驗室建設實驗室建設對應用型專業人才培養的質量有著直接的影響。為保證該專業實驗課程的正常開設，2003年10月，人文學院籌建了器材室，為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學生購置了少量攝像機、功放、組合音響等急需的設備。2006年6月，學院正式成立了廣播電視實驗室。當年人文學院和學院各出資11萬元，購買聯想開天計算機31臺，籌建了非線性編輯實驗室。2007年5月，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學水平評估前夕，學院采取應急措施，購買專業攝像機10臺，約30萬元設備。2008年11月，日元貸款項目索貝編輯機等價值66萬元的專業設備到位。至此，前期投入該專業實踐教學的專業設備總值已經超過120萬元。2011年8月，由該專業申報的采編技術實驗室成功獲批2011年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實驗室建設項目，獲得中央財政支持下撥的專項資金300萬元。2013年12月，項目完成，共新建專業實驗室5間。其中，新聞編輯與播控實驗室購置了索貝節目編輯工作站、節目上下載及播出控制工作站、節目播出服務器、數據庫服務器等設備，能夠完成新聞采集、素材下載、剪輯制作、節目審核、節目上載、節目播出等一整套的新聞節目制作流程；影視后期制作實驗室擁有蘋果影視后期工作站、數據采集工作站、服務器等設備，既可以對虛擬演播室后期生成的視音頻信號進行錄制和編輯，也能夠完成電視節目及廣告作品的剪輯、特效處理、包裝、渲染等；虛擬演播室主要由主控室和演播大廳構成，主要設備由圖形渲染工作站、主控工作站、摳像合成色鍵器、演播室攝像機、藍箱、存儲設備、監視監聽設備和燈光系統構成，并有虛擬演播和實景演播兩個功能區，能夠滿足新聞、文藝、專題等各種電視欄目錄制實驗和電視節目主持實驗的需要；配音實驗室有兩間，主要設備有錄音工作站、配音工作站、調音臺、高保真錄音話筒等設備，它能夠滿足所有實驗室在節目制作過程中的錄音與配音需要，能夠提供兼容性高和數字化的高保真聲音文件，也可以用于廣播節目的錄制實驗。可以說，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實驗室建設項目的順利實施使學院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實驗平臺的建設在硬件和軟件上有了質的飛躍，不僅極大地改善了我院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新聞采編制作專業的辦學條件，而且為相關專業進行媒體仿真訓練、學生綜合素質訓練，以及課外創作活動提供了極為便利的條件。2.實習基地建設為拓展實踐教學的空間，學院加大了實習基地建設的力度。2006年11月至2011年7月，學院分別與伊犁州、伊寧市、兵團四師、塔城、阿勒泰、克拉瑪依、兵團七師、奎屯、博樂等地的媒體合作，建立了22家專業實習基地。目前，該專業是學院擁有專業實習基地最多的非師范類專業。通過專業實習基地建設，不僅為該專業學生見習、實習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也為進一步加強該專業與地方媒體的溝通與合作搭建了平臺。

（三）實踐教學體系的建構

作為一所邊遠的地方高校，盡管該專業的辦學歷史只有短短的十余年，對于該專業實踐教學改革的探索也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但宏觀上主要的實踐教學環節設置已經相對穩定，并能結合本校實際形成自己的特點。就筆者觀察，我院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實踐教學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六個方面：1.專業課教學中的實踐環節即在專業課教學中，將理論講授與實踐操作環節結合起來。對于廣播電視概論、新聞采訪與寫作、節目策劃等課程，該專業教學計劃中明確規定了一定比例的實踐課學時，要求教師將課堂上的理論講授與課上、課下的實踐實訓操作環節緊密結合起來。理論課堂融入了實踐課的內容，一方面有助于加深學生對基礎理論的理解和認識，另一方面學生的動手能力、獨立思考能力得到了培養和鍛煉。2.實驗課程中的實踐教學即圍繞該專業核心技能的培養，以強化學生某項實踐操作技能為目標，開設獨立的實驗課程。如攝影技術與藝術、攝像技術與藝術、播音、主持藝術、非線性編輯、電視節目制作技術、視聽語言訓練、紀錄片創作等。3.專業見習即低年級階段的短期認知實習，分為校內和校外專業見習。校內專業見習通常是指學生在任課教師的指導下，學生通過自主參與校園廣播站、校報、校園新聞網等校內傳播媒介的實踐活動，對記者、編輯、播音員等工作進行初步的見習。校外專業見習主要指學生利用寒暑假就近在家庭所在地的電臺、電視臺或其他新聞媒體對媒體工作流程進行觀摩、體驗和學習。專業見習是專業實習的熱身和準備階段，由學生根據自身情況自行決定，學院不作統一安排和硬性要求。4.專業實習即高年級階段的媒體綜合實習。專業實習既是對學生四年所學的理論知識和所獲得的實踐能力的全面檢驗，也是對學生即將“上崗”就業的一次實戰演練。專業實習列入該專業教學計劃，安排在第四學年的第二學期，時間為8周。在專業實習的準備階段，一般由院系作實習動員，明確該專業實習的具體內容和要求。實習單位原則上由學生自己聯系，找不到實習單位的學生由院系負責聯系安排實習單位。院系按實習生地域分布情況把學生編成若干個實習小組，分別選派教師或委托媒體單位進行具體指導。5.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旨在提高本科生的科學研究能力和學術素養，是實現人才培養目標的重要教學環節。近年來，針對一些學生單純以畢業和完成學位為功利目的，拼湊、粘貼內容空泛的論文現象，該專業要求集體開題，嚴把論文選題關。引導學生盡可能結合媒體尤其是新疆傳媒業的實際進行調查分析與研究，以培養學生獨立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對畢業論文環節進行改革，學生可以自主選擇進行畢業論文的寫作或畢業設計的創作，將畢業設計作為改革的主要內容進行大膽地嘗試。盡管畢業設計的相關要求、評價標準還存在一些缺陷，尚不成熟，但此項舉措無疑將對強化學生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產生積極的影響。6.課外創作即以興趣為導向組織學生進行課外實踐和創作活動。該專業曾經組織學生成立過攝影、攝像興趣小組，參與學院校慶、運動會、文藝晚會等大型活動的拍攝；也曾經依托學生社團，成立主持藝術協會，舉辦過多屆校園主持人大賽；2008年以來，更是連續6年承辦了學院大學生校園DV展；這些活動極大地激發了學生專業學習的興趣和獨立創作的欲望。近年來，先后有6名學生在自治區主辦的各類主持人大賽中嶄露頭角；2011年10月，該專業2007級學生劉毅龍拍攝的紀錄片《錫伯文化的傳承》榮獲第二屆全國校園攝影作品展示活動DV賽項大學組二等獎；2014年5月，該專業2011級學生迪力亞爾創作的反映新疆塔城地區哈薩克族游牧民原生態生活的人文紀錄片《游牧人家》一舉奪得第九屆“科訊杯”國際大學生影視作品大賽國際分組賽西部組紀錄片類金獎及“科訊杯”第九屆國際大學生影視作品大賽總決賽“最佳音效大獎”，為學院爭得了榮譽。整體觀之，以上六個方面的內容既相互區別，各有側重，又互為聯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共同構成了該專業實踐教學體系的主要內容。

二、存在的主要問題

如前文所述，該專業自辦學以來，在教學計劃及實踐教學方案的調整與修訂、實驗室和實習基地建設、實踐教學體系構建等方面進行了多方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是，由于受相關因素的影響和制約，進一步深化該專業實踐教學改革也面臨著復雜的矛盾和問題。

（一）缺乏真正能夠勝任實踐教學的專職教師

從2001年開辦之初沒有1名專任教師，發展到今天擁有8名專職教師，該專業師資緊缺的情況有所好轉，且80%的專職教師擁有碩士研究生學歷和講師以上職稱，專職教師的學歷、職稱水平也有較大提升。但8名專任教師中，有實際操作能力，能夠承擔實驗課程教學任務的教師僅有3名。可以說絕大多數專職教師都是從學校到學校，從學生到老師，雖然掌握了一定的理論知識，但實踐經驗嚴重缺乏。為避免照本宣科，純理論背景的教師在課堂教學過程中往往會采用案例分析、課堂討論等方法加以彌補，但因為其自身缺乏新聞從業經歷和實踐經驗，所以他們對案例的解讀與分析往往加上自己想當然的理解，也因此往往與媒體實際并不相符。這樣一來，課堂教學內容與媒體實踐的脫節也就不可避免。即便是有一定操作能力，能夠承擔實驗課程教學任務的教師，他們所開設的實驗課程，也往往是依托實驗課教程，一般是由教師先講，學生按照教師的布置或實驗教材指導書上的步驟，按部就班地完成實驗操作。在這種模式下，雖然也有實驗能力的培養，但這種實驗能力是被當作技能并以“知識”的形式加以傳授的，教師自身缺乏對知識的遷移能力和創造能力，必然導致學生“創造性”應用能力培養的缺失。由此觀之，缺乏真正能夠勝任實踐教學的專職教師，是目前直接影響該專業實踐教學質量和效果最為關鍵和最為突出的問題。近年來，該專業也曾經倡導專職教師去媒體觀摩、見習或進行專題調研，但因為目前學院教師工作量考核體系只承認學時，即課堂教學工作量或其他能折算成教學工作量的工作（畢業論文指導、專業實習指導等），教師因而缺乏主動參與媒體實踐的積極性。

（二）實踐教學的主體單一，缺乏與媒體行業的深層次合作

盡管經過十余年的摸索，我院廣播電視新聞學專業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實踐教學體系，但受傳統教育理念的影響，實踐教學的主體比較單一。高校與媒體行業的交流還停留在依托專業實習基地，為學生提供實習機會的層面，缺乏較深層次的合作。與媒體對接、合作辦學等人才培養模式的探索與創新尚未展開，人才培養脫離媒體實際的矛盾比較突出。

三、相關對策

（一）培養“雙師型”教師

國際新聞傳播教育界的通則和共識是新聞傳播教育一定要學用結合。在國外，新聞學專業教師通常要有較長時間的媒體從業經歷，很多人甚至認為，新聞從業經驗而非博士學位，才是聘任一位新聞學專業教師的先決條件。但在我國，大部分高校新聞院系的教師普遍缺乏新聞從業經歷和實踐經驗，高校專業教師學歷要求越來越高，一般都是碩士、博士。實際上，教師的學歷層次越高，實踐經驗往往也越少。目前，內地高校新聞院系為解決此問題一般要求從事新聞業務課程教學的教師到新聞單位實習或在新聞單位兼職。我院也可以借鑒此類做法，有計劃地選派部分專職教師到媒體見習或在本地媒體做一些兼職工作。當然，為調動教師主動參與媒體實踐的積極性，學院教學管理部門應考慮將教師去企業（含媒體）觀摩、見習、兼職工作等與畢業論文指導、專業實習指導一樣，折算成一定的教學工作量。總之，采取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氣培養既熟悉媒體工作，具備一定的實踐經驗，又有較扎實的理論功底的“雙師型”教師，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該專業教師理論與媒體實踐嚴重脫節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