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農村城鎮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半城市化”。

早在2006年，社會學者王春光先生即嘗試用“半城市化”概念來分析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的社會融合問題。他認為，“半城市化”是一個介于回歸農村與徹底城市化之間的狀態，它表現為各系統之間的不銜接、社會生活與行動層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會認同上的“內卷化”。后來，他將這一觀點進一步補充發揮和完善，得到了學界的廣泛認可。人們一般認為，“半城市化”這個概念，最能夠準確描述和概括當下中國城鎮化的真實狀貌。大部分的歷史時間中，“不是經濟嵌入在社會關系中，就是社會關系嵌入在經濟系統中”。純市場的獨立存在，勢必會對社會系統乃至文化系統造成一定的破壞，損害社會整合和系統整合。以博蘭尼的理論反觀中國經濟改革與社會轉型過程，以及農村流動人口與城市社會的關系，就會發現，改革開放30多年間，我國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一直被視為純粹的就業者和勞動者，只能在城市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實現非正規就業，有限參與城市的勞動分工，而很難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也難以與城市的社會、制度和文化系統有效對接并融入其中。王春光先生具體解釋了“半城市化”概念的三層含義:一是城市各個系統之間的不整合不銜接，在中國主要表現為市場系統與社會、體制和文化之間的不整合;二是社會不整合，表現為不同城市人群在生活、行動等實踐層面之間的相互不融恰、隔絕與排斥等;三是心理上的排斥、歧視與不認同。這個見解，等于是對博蘭尼的理論做了注解。美國學者P•H•廖塔、詹姆斯•米斯克爾也曾討論過“半城市化”現象，含義大致包括三層:一是流入城市的是那些難民，他們根本沒有生活機會和希望;二是他們會在城市中長期生活下去;三是他們生活在城市貧民窟里，那里成了社會動蕩的沃土和類國家(即暴力濫用)。他們分析道:“半城市化的各種背井離鄉的人口，也有可能形成其他一些黑暗地帶。現在有數千萬的難民生活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蘇丹以及非洲大湖地區的永久性的營地里。這些人口密集的名副其實的貧民窟(那里的生活沒有機會，沒有希望)會自行演變成類國家，成為動蕩的沃土”。顯而易見，這兩位美國學者的“半城市化”概念，內涵所指有著特定對象，與王春光的“半城市化”概念大為不同。王春光先生主要是基于博蘭尼的社會整合理論、剖析中國城鎮化的不徹底性，主要針對的是農村人口流入城市后的分離、排斥和不融合狀況。在后來的研究中，他進一步把“半城市化”分析外延框定在市民權、日常交往和社會認同這三個層面。其緣由就是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缺乏完整的市民權(而不是“公民權”，因為，中國的公民權往往被市民權所取代);日常生活中存在著經常性互動和交往障礙，與城市社會處于事實上的隔離狀態;和城市人口之間存在相互之間的不認同。應該說，這樣的分析判斷是客觀的、實事求是的。“半城市化”狀態，是一種非正常的城鎮化狀態，它對中國社會的轉型和變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多方面的。由于入城農民工人戶分離，身份模糊，基本的公民權難有保障，市民權無從分享;農民工子女上學受到太多身份地域歧視及制度性阻障。僅此而言，這種不徹底的城鎮化，會從整體上拖滯我國城鎮化、現代化的進程，并大大降低它的質量。

2.“碎城市化”。

主要指的是要素轉移的零碎化。從人口的流動與遷轉角度看，30多年來，中國的城鎮化過程依次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姑且稱之為中國特色的城鎮化“三步曲”:首先是土地的城鎮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規模擴大，城市個數由1978年的193座增加到2012年的658座。全國各類建設用地數量持續增長，高峰期每年多達幾百萬畝，占用的都是優質耕地。比如北京市，本世紀以來，每年城市用地要消耗掉60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半澳門的面積。城市數量增加，規模擴大。“圈地運動”永無休止，大餅越攤越大。但全國各地存在一個十分普遍而又怪異的現象，就是把土地“攤”走，把人給留下，因此出現了相當普遍的人地分離情況。用低價“攤”走的土地修造的房子叫“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順地高價出售;農民用自有的集體土地上修造的房子叫“小產權房”，不能上市交易。規模龐大的“城中村”景觀，十分準確地反映出我國城鎮化特定階段“只要土地不要人”的事實。其次是勞動力城鎮化。數以億計由鄉入城的“農民工”，由這一獨特的稱呼即可判定，他們的構成十之八九是青壯年男女勞動力。農民工舉家遷移，或稱“復數遷移”所占比重較小。根據李強先生對重慶、四川地區外出農民工年齡狀況的調查，35歲以下的外出農民工占到總數的88%。他的結論是，“外出的幾乎都是高能量的勞動力”。而這種沒有家庭全體成員參與的完整意義上的人口遷移，恰恰是農村“留守兒童”大量存在的主因，也是農村教育城鎮化的一個動因。三是家庭城鎮化。由于“只要土地不要人”，“不要婦孺要壯丁”這兩個階段持續時間過長，累積的矛盾過多，以舉家全遷親情團聚為特點的“人口城鎮化”階段會加速到來。作為其伴隨物，農村教育城鎮化自然會相伴而來，“民工流”之后必將是“學生流”。當然，要素的零散轉移或許是基于“國情”，迫于無奈，未必一定是政府當局有意為之。但在客觀上卻造成了對農民利益的傷害。它與“半城鎮化”應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互為因果。因為要素轉移的不同步、不銜接、不連貫、不徹底，因而出現了不真實的城鎮化(亦即“偽城鎮化”)或“不完全的城鎮化”;因為“半城鎮化”，這個半化不化的過程即對農民的整體利益構成肢解，構成城鄉兩頭的雙重盤剝。“半城鎮化”的農民總為土地、就業、社會保障等等基本生計問題所困擾、所糾結，但最為傷神的恐怕還是子女的正常教育問題。因為，唯有孩子的教育最最耽誤不起。

3.“被城鎮化”。

前兩條反映的是城鎮化的不徹底、不連貫性;這一條體現的則是城鎮化的非自愿性、被動性。總體上說，城鎮化并未違逆農民的根本利益，迫使他們做出情非所愿的抉擇。事實上，大多數農民能夠看到城鎮化的趨勢及其潛在好處，因而對其持欣喜、合作、支持的態度。也有一部分人是在缺乏思想準備的前提下，稀里糊涂被卷入城鎮化浪潮中來的，他們一般持有半推半就、亦喜亦憂、謹慎參與、留條后路的懷疑觀望態度。順則外出打工賺錢，不順則回家種田養家。在沒有可靠經濟來源生活保障之前，不肯主動割斷與鄉下土地的牽連。再有一部分是城市近郊的農民，他們大概是最不情愿“被城鎮化”的農民。因為他們是農村的頭，城市的尾，城鄉好處兩頭沾，是農民階級中最滋潤、最悠閑、最有機會先富的一個階層。但恰恰是他們成為城市擴張過程中首當其沖“被城鎮化”的對象。“被城鎮化”所反映的是城鎮化進程中政府與農民、城市與鄉村一方主動、一方被動的矛盾關系。兩種力量博弈的結果，基本上是前者獲勝后者妥協。也有不妥協的時候，則會出現強征、強拆、強迫就范的糾紛案件，甚至引發。也許這是一個無解的悖論，一個無法使矛盾根本化解的二律背反。從“被城鎮化”的農民群體的角度看，失去土地，得到補償，卻并未轉變身份，并沒有獲得穩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失地無異于失業。便有身份賤賣和權益盤剝的感覺，心理很不情愿。從政府的角度看，“圈地”屬于不得不圈。城市人口在增加，城市規模在擴大。滿足新老市民日益增強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精神生活條件需求，是政府的職責所在。城市外延的擴展，是現實的需求，而非政府的主觀臆斷。問題似乎又還原到“半城市化”狀態上來。政策不配套，只取不予或多取少予，不能對失地農民長久的、可持續的生計作出安排，把他們懸在城市的半空，“被城鎮化”的農民就會生出“被欺騙”、“被拐賣”的感覺，抵觸情緒在所難免，對有效推進城鎮化的健康發展就會產生一系列不利影響。李強先生據此提出“主動城鎮化與被動城鎮化”的見解，頗具說服力。“被動城鎮化”往往非民所愿。政府有動力，農民沒動力，肯定是不行的。怎樣實現從被動城鎮化為主向主動城鎮化為主的轉變，乃是政府所面臨的一大難題。

二、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

城鎮化進程中的農村教育，大致包含三部分內容，針對的是不同的教育對象:一是老一代農民工，主要是轉崗就業再就業的職業技能培訓;二是新生代農民工，城市適應類勞動技能培訓和城市文明禮儀行為規范等教育;三是農村學生的基礎教育。先生曾講，農村和城市的區別不僅只體現在物質生活水平上，“從根本上說，城市和農村的差別，其實是一個社會最現代部分和最傳統部分的差別。”在進行現代化的社會里，社會發展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消除城鄉隔閡。所謂城市化，實際上就是一次從文化價值觀念上消除城鄉隔閡的革命”。“對中國來說，最大的難題在于如何將農村納入現代化進程中，而不是讓城市文明被農村文化所吞沒。”那么城鎮化對農村基礎教育到底帶來哪些影響?怎樣估價它的利弊得失呢?

(一)“鄉土化”與“城鎮化”之爭。

城鎮化為教育公平提供了契機。我國教育不公，突出表現為城鄉教育的非均衡發展。而城鄉教育的不均衡，則主要表現為硬件教學設施、教學環境和師資質量的差別上。專家學者對此已經有了相當充分地研判論證。但對如何消除教育不公，促進教育均衡發展，卻見仁見智，看法不一。歸納起來，主要有“鄉土化”和“城鎮化”兩種模式之爭。“鄉土化模式”主張，農村教育當以服務農村建設為本，課程設置以及所有教學過程，都應緊緊圍繞農村實際，基于當地生產、生活需求，培養學用一致的實用型人才。從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到，再到現今的教育理論界，這種教育理念一脈相承，一直占據主導地位。在這些革命家、政治家和教育理論家，農村學校首先培養農村建設人才，天經地義。因此，他們大多持有立足鄉村辦好農村教育的理想，不情愿、不希望城市風氣熏染鄉村生活，正如不希望農村孩子因為讀書而逃離鄉村以至厭惡和排斥鄉村一樣。早在1926年，大教育家陶行知即撰文指出:“中國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看不起務農。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成窮的，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成弱的，弱的變得格外弱。前面是萬丈懸崖，同志們務必把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就是建設適合鄉村實際生活的活教育!”。無獨有偶，與中國國情十分相似的近鄰印度，也有過類似的對鄉村教育可能被城市化的不滿和聲討。甘地總理曾經對現代學校教育有過言辭激烈地批判:現代教育不能使年輕人學會任何在生活中發揮作用的東西。……“當年輕人從學校回到生養自己的地方以后，對農業卻一無所知。不僅如此，他們還從心底蔑視自己父輩的職業。現代學校的一切事情，從教科書到畢業典禮，從來不會使一個學生對自己的生活環境感到自豪。他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就越遠離自己的故鄉。教育的整個目的就是使他和他的生活環境格格不入，就是使他不斷疏遠這種環境。對于故鄉的生活，他一點兒也不感到有詩意。村莊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的陌生。他自己祖祖輩輩所創造的文明在他的眼里被看成是愚蠢的、原始的和毫無用處的。他自己所受的教育就是要使他與他的傳統文化決裂。”近年關于振興農村教育的理論著述中，有一批成果的思想內涵目標設計與上述觀點相吻合。面對城鎮化浪潮的猛烈沖擊，他們主張要腳跟牢把，意志堅定，排除萬難，重振農村教育秩序。硬件上力爭達到“同城待遇”，但農村教育一定要姓“農”，教學內容上應與“農”字關聯，辦學場地上一定要在鄉不在城，近農而非離農。“城鎮化”模式主張，基于義務教育階段的公平性原則，農村教育應該讓農村學生接受與城市學生相同的教育，接受先進的城市文化，體現城鄉教育從內容到形式的無差別性。在城鎮化背景下，則要強調“離農教育”而主要不是本土教育，以幫助學生適應未來的城市生活。有人則認為，我國目前的農村教育模式本來就是單一的城市化模式，表現為城鄉學校課程、教材、高考試卷等等的完全相同，且都以應試教育為目的，并未反映教學內容及培養目標到底為城為鄉。但近年的研究則給予城鎮化新的內涵，認為，迅速推進的城鎮化進程，把農村教育既有的秩序打亂了，農村教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一大變化，就是生源大量流失，學校沒學生可教。突出的矛盾不是教什么、怎么教的問題;而是給誰教、有無學生可教的問題。“人走不中留”，學生大多是流向縣城及以上城市的學校，農村校變成了“空殼校”。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變局，他們主張，要實現農村教育城鎮化，使農村教育的主陣地由偏遠落后的鄉村，逐步轉移到中心鎮或縣城鎮。這種性質的“城鎮化”，首先就是指農村學生進城。因為它與城鎮化進程中農村人口向城流的總體路徑及流向相一致，對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發展及教育公平有好處。

(二)教育獲得的代際傳遞模式的偏移。

“文化再生產理論”的代表人物，法國的布迪厄和英國的伯恩斯坦、邁克爾.揚，通過對教育如何以語言、價值、知識、習俗、性情傾向等來確保文化的再生產，進而實現經濟的社會等級結構的再生產過程的研究得出結論，以學校為主要代表的教育文化傳遞結構并不是文化公平和中立的傳遞者，它們在傳遞、再生產文化的同時，也再生產了不平等的階級結構和社會關系，并因此維持和再生產了社會不平等。布迪厄曾提出了由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后來又補充了符號資本，作為對前三種資本的認同)構成的著名的三種形式的資本理論。他對文化資本作了如下定義:文化資本是指借助不同的教育行動傳遞的文化物品。在一定條件下，這些文化資本可以轉化為經濟資本，并可以通過教育證書的形式予以制度化。不同的階級或階級集團在文化資本的分配方面是不平等的，因而，這些不同階級出身的學生在學術市場上獲得的利潤(即學業成就)也是不平等的。“在剔除了經濟位置和社會出身的因素的影響后，那些來自更有文化教養的家庭的學生，不僅有更高的學術成就率，而且在幾乎所有領域中，都出現了與其他家庭出身的學生不同的文化消費和文化表現的類型。”文化資本對后代影響的基本路線，是從父母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存量開始，然后步入一個良性循環過程，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一樣凝聚著社會不平等，但比較而言，前者的傳遞作用更具隱蔽性。布迪厄不僅揭示了學校教育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的顯性的和隱含的關系，指明了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存在巨大差異，并認為這種不平等傳遞的被人們都視為理所當然、心甘情愿接受、卻大大“誤識”的隱蔽方式，乃是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典型特征之一。而且指出，由于“慣習”的存在，處于劣勢資本背景的學生會出現對全然外在的、陌生的符號的適應困難。詹姆斯•科爾曼關于教育不平等的論述，特別關注代際家庭背景因素對教育獲得的影響，他對人力資本理論的既有成果予以綜合與擴展，提出了一個多維度解釋代際背景對教育獲得的影響的理論框架。他把家庭環境或家庭資本區分為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三種形式。物質資本是由物質領域的變革所創造并促進了生產的發展;人力資本是由人的變革所創造并給人們帶來能夠以新的方式行動的技術和能力;而社會資本是由人際關系中的變動所帶來并為人們的行動提供便利。他特別強調社會資本對教育成就的影響。與人力資本所指涉的個人特征不同，社會資本所指涉的是人際間的交往和聯系的特征。科爾曼還把社會資本作了進一步的區分，以闡釋這種形式的資本對教育成就產生怎樣重要的影響。總體來看，“文化再生產理論”和代際資本傳遞理論，都是在探討導致教育獲得的不平等的關聯因素。如果把這些直接的或間接的、自身的或外在的、先賦的或后致的關聯因素統統稱之謂不同樣態的“資本”，那么，誰擁有的這些“資本”越多，誰獲得的教育機會及學業成就也就越多。這些“資本”又可以稱之謂學生的“教育背景”。《科爾曼報告》所得出的結論是令人詫異的:影響美國黑人學生和白人學生學業成績巨大差異的因素中，最不重要的是黑人學校和白人學校在設備和課程上的差異，其次是教師素質上的差異，最重要的乃是學生的教育背景(即家庭背景和社會背景等結構因素)上的差異。如果今天我們去做類似的城鄉學校對比調查，也許能夠得出近似的結論。對大多數農村學生來說，真正影響他們學業成就和發展機會的，往往是他們的“教育背景”。“教育背景”的優劣，決定了他們獲取“社會資本”的多寡。筆者以為，教育城鎮化的意義正在這里:它改變不了過去，可以改變未來;改變不了家庭背景，可以改變教育環境。學生由鄉向城的流動，意味著由邊緣地帶向城市主流文化、主流社會、主流教育陣地流動，其結果將是教育獲得的代際傳遞模式發生革命性偏移:由農民向市民、由鄉土文化向城市文化，總之，是由傳統向現代偏移。它的可能的消極面，是農民子弟的離鄉離土導致來自父輩的農業勞動技能、經驗、價值觀等涉農教育內容在代際傳遞中的流失;但它最大的好處是，在社會變遷中，在文化再生產中，農民子女未來的職業身份、社會層屬等不依“農”字號“家庭背景”而完全復制、世代復制。教育的區位流動，有望導致社會職業與階層的流動。這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解釋農民對于鄉校衰落城校興隆學生向城大量流動現象所持的默認、贊成態度的多，而持抱怨、抵制態度的少的原因。一種可能的邏輯假設是:社會流動可以增加農民子弟的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存量、進而改變他們的生存與發展境況。

篇2

長期實施的城鄉二元化經濟與社會政策導致了我國二元化的社會結構，而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在二元化的社會經濟政策強化下，城鄉差距日趨拉大。城鄉融合與一體化是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趨勢。城市化是城鄉融合與一體化的載體——農村小城鎮建設，在一定程度上承擔著我國城市化的重要角色。

農村小城鎮建設不僅是農業人口轉化為非農業人口，并向城市(鎮)集中的聚集過程，而且是城市(鎮)在空間數量上的增多、區域規模上的擴大、職能和設施上的完善和城市(鎮)的經濟關系、居民的生活方式以及人類的社會文明廣泛向農村滲透的過程。

我國農村城鎮化的發展及影響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邁向現代化不可逾越的進程和階段。我國城市化發展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950～1980年，全國城市化率從11.2%，提高為19.4%，30年間僅提高了8個百分點。此階段，國家以工業化發展戰略為核心。二是1981～1998年，雖然“城市化”并未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發展目標，但是制度的變遷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同時也提高了城市化進程的速度，1998年中國城市化率達到30.4%。1998年提出了“小城鎮、大戰略”，中國城市化進入了加速發展期。這一時期我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2000年我國城市化率為36.2%，2005年城市化率已經達到42.99%，提高了近7個百分點，我國城市化進入快速發展階段。農村城鎮建設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較快，但存在區域性差異。《2005年村鎮建設統計公報》的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末，全國共有建制鎮17726個，集鎮20686個。全國村鎮總人口9.86億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12億人，占村鎮總人口的11.3％。村鎮非農業人口比重逐年提高，2005年比2004年提高了0.25個百分點。同時，村鎮其他方面也發展較快，2005年，村鎮新建自來水廠821個，新增日供水能力268.4萬噸，新鋪設供水管道長度3.99萬公里，建制鎮、集鎮用水普及率分別達84.7％、67.2％。交通、綠化等公共設施建設也取得較快進展，農（居）民生產生活環境得到較大改善。

從農村城鎮建設與發展水平來看，經濟發達地區城鎮發展較快，這點從我國2005和2006年全國百強鎮的分布可以證實，2005年全國百強鎮中，廣東省有30個，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9、23、17個，其他省市區只有一個鎮進入全國百強；2006年中，廣東、上海、江蘇和浙江分別為28、21、23、20個。

農村城鎮化對農村發展的影響是全面的，包括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優化農民收入結構。從2005年我國東中西部地區農民純收入來源構成來看（見表1），農民純收入存在較大的地區差異，這種差異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說明東部農民從事非家庭經營，即在非農產業就業的比例較高。這主要得益于東部地區由于外資投入及當地民營和其他經濟發展，這部分經濟多集中于中小城鎮。另外，東部地區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分別是中、西部農民的4.3和3.2倍，其相對差異遠遠高于平均人均純收入，這更體現了農村城鎮化地區差異的影響，城鎮化導致關鍵性生產要素價格的市場化及價格提升，包括土地、房地產等。城鎮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民從這些要素所獲得的收入會比較高、要素進行市場化交易的機會也比較多。

另一方面，農村城鎮化發展有利于提高農民生活水平與消費結構。從表2可以看出，東部地區農民生活各項消費均高于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交通通訊、文教及醫療保健方面則更體現出農民生活的現代化水平。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的制約因素

我國農村城鎮建設面臨著農產品生產的安全保障制約。我國農業生產存在較大幅度的波動，這對于國家經濟安全是一個威脅。圖1是我國1991—2005年糧食產量的波動示意圖，圖中顯示1996—1999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高位水平，2000年出現較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勢頭一直持續到2003年。主要農產品產量保持較高水平的穩定性是我國農業生產的根本目標。而影響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穩定性的因素主要包括耕地面積和農民的農業生產經營能力。

而農村城鎮建設對這兩方面都產生負面影響，一是城市化會導致耕地面積持續減少；二是城市化會導致非農就業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多的高素質農村勞動力進入非農產業就業，農業的整體生產經營能力下降。表3的數據能佐證這一趨勢，1990——2004年期間，農民從事農林牧漁業經營收入的比例從66.45%下降到47.61%，非農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主體。

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還是我國的實踐都證明了農村集體經營體制的效率低于家庭經營制。我國農業生產出現過幾次波動，但不能歸結于的制度問題，而在于農業生產經營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不同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況，國家政策變化是一方面，而更多的是農民面臨更多的非農業經營與就業選擇，相對于其他產業低下的比較利益，部分農民更愿意從事比較利益高的非農業產業進行經營與就業。目前我國農業生產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部分農民因非農經營與工資性收入導致種地積極性不高，同時農村土地流轉率過低，結果是大量農村耕地利用效率低。

大規模農村城鎮建設對農業生產安全的影響會更大，因此，在農村城鎮化發展過程中，如何消除負面影響是我們應該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政府責任

作為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發展的平臺，城市（鎮）在其發展過程中許多方面具有公共產品的特點，同時也受到市場化的影響。

首先，城鎮必須具有一定的經濟功能，包括提供就業、消費。這就要求城鎮具有一定的產業群體。在市場體系現代化程度較高的今天，消費不成為問題，因為我國目前的生產體系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市場購買力相對不足。因此，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中，通過培育優勢和特色產業，以其為基礎進行城鎮化建設是政府的一個責任。市場經濟是一個依靠自身內部各因素相互調節與作用的經濟形態，其中可能會包含非理性的成分，政府對經濟事務的間接參與能推進和糾正市場化發展的速度和方向。

其次，農村城鎮化過程中的公共投資需要政府政策與財政的支持，包括城鎮建設規劃、公共產品的投資、吸引資金投入的政策等等。最為重要的是，在我國特殊的國情條件下，結合主要農產品安全問題，我國政府在農村小城鎮建設中的責任還包括以農村小城鎮建設為契機，通過配套其他政策措施，在保障主要農產品安全的基礎上，促進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農村土地流轉制度配套；二是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我國農村目前的現狀是農村人口比重過大，人均耕地面積小，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和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后，會出現許多與發達國家相似的特征，如：三次產業的比例變動，農村人口比重的下降等。根據我國農村人口的變動趨勢分析，可以預見，未來可能且理想的農業經營方式是：農業生產經營者大規模、現代化經營。其前提是農村人口的大量下降和農村土地流轉機制的規范以確保農村土地的大規模集中。從全國情況來看，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戶自發的土地使用權流轉率在1%-3%之間，土地流轉只在親友之間，在小組之內的小范圍之內發生。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市場的不規范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欠缺，導致部分農民寧愿摞荒，也不愿意流轉農地，出現了一部分農地被精細化經營管理，而一部分農地被粗放式經營甚至摞荒。農村小城鎮建設會導致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城市化，建立合理的農村耕地流轉制度與市場有利于有限的農村耕地趨于集中，進行規模化經營，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農產品產量，從而有利于經濟安全。

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農民真正城市化和加快農村耕地的流轉與集中。沒有健全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居住在城鎮，但其行為、生活方式與以前無法有本質上的區別，其生活也可能會面臨著一些風險。出于對未來生活風險防范的考慮，對其所承包的農村耕地占而不耕是一種理性選擇，機會成本比較小，在國家取消農業稅費后更是如此。但這對整個國家來說，機會成本過大。

農村小城鎮建設是我國新農村建設的一個重要載體，也是一個重要趨勢，政府承擔相應的責任有利于我國農村小城鎮建設的規范化發展。

參考文獻：

篇3

一、問題的提出

從人文地理學的角度來看，農村城鎮化主要是指通過縣城及縣城以下的小城鎮（農村）實現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的過程，是從鄉村景觀向城鎮景觀轉化的過程。同時，人口城鎮化的發展也表現為人們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方面向現代化進行的轉變。在此進程中，農業非農化、工業化、現代化是經濟活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已有的經驗和實踐表明，鄉村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機制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形式：（1）工業促進型。這類小城鎮鄉鎮工業發達，基礎設施較好，以工業小區的發展帶動小城鎮的發展，農民通過“離土不離鄉”的途徑實現城鎮化，例如蘇南、浙北地區；（2）集市貿易促進型，這類小城鎮的發展特點是以市興城，屬于傳統商品的集散地、集市貿易區，有一定的基礎設施，通過對基礎設施的改善，拓展市貿范圍，增大城市密度，進而發展成為以市場交通為主的區域性小商城，如浙江義烏等；（3）旅游促進型，這類小城鎮一般都是名勝古跡，旅游資源豐富的地方，通過對旅游資源的開發及其配套設施的建設而形成小城鎮，如黃山的西遞、宏村等；（4）交通促進型，這類小城鎮一般處于交通樞紐等交通便利的地方，可利用流動人員較多，運輸成本低下等條件，大力發展二、三產業；（5）城郊型，這類小城鎮地處大中城市近郊，具有優越的地理優勢，借助大中城市，發展服務型行業或大中城市擴散的工業，進而發展成為衛星城。（6）工礦服務促進型，這類小城鎮或農村大多處在大中型工礦企業附近，通過建立為工礦企業服務的第三產業，完善自身的基礎設施，成為為工礦企業服務型的小城鎮，如淮南、淮北地區的礦區等。

安徽省具有非常豐富的自然、人文旅游資源，旅游業對部分地區的城鎮化促進產生了極強的推動作用，尤其是近年來實施的旅游黃金周更是一劑效果明顯的催化劑。本文依此剖析旅游促進型對農村城鎮化發展的促進作用。

二、旅游業促進旅游區城鎮化的主要途徑

旅游業發展至一定水平則需要城鎮化水平的再提高以使自身再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同時，旅游業的發展為小城鎮帶來了外部的文化價值觀念的沖擊，使得自身的傳統文化在外來的沖擊下被異化或成為強勢文化保存下來。旅游業不僅把外部的事物引了進來而且也讓自己的眼光看的更遠，時刻讓自己明確市場的需求變化不斷的完善自己，同時不斷地提高城鎮化水平，以適應可持續發展。從理論來看，旅游業對農村城鎮化發展的促進主要表現為：

1．旅游業改善了城鎮的基礎設施條件，使城鎮化整體的綜合水平得以提高。例如在皖南的古村落旅游開發中，為提高各古村落之間的可達性、各旅游景點的串聯性，解決隨旅游發展所帶來的交通問題，提升旅游層次，政府和相關組織（如開發商等）在旅游區修建了大量的基礎設施。旅游業的興起為古村落的居民帶來了便捷的交通和順暢的通訊等。旅游業通過大大改善古村落或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條件，為城鎮化向更高的水平發展打下了基礎。

2．旅游業的發展為村民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使村民的收入得到增加，提高了旅游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據相關統計顯示，通過大力發展旅游業，皖南西遞村民的人均收入由1978年120元已經增加到1999年的4600元。旅游業為村民帶來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也為村民提高了經濟收入。同時，旅游業的“出、住、行、游、購、娛”等的發展也帶來了其它行業的繁榮，促進了整個風景區的經濟發展。

3．旅游業的發展提高了村民的素質和價值觀念，促進了與現代社會的對接。在開發初期，村民在旅游這方面的專業技能和素質較低下，不能很好勝任這一工作，所以開發商和政府在開發前期將對村民進行培訓以提高村民的素質進而適應旅游的需要。在筆者對皖南宅坦村的調查中，有89.2%的村民表示自己愿意進行培訓以滿足旅游的需要。古村落被發展旅游業，這些村民認識到自己的“破房子”原來是塊寶，也認真對“破房子”進行了保護。從這可以看出，旅游業使得村民的素質得到了普遍提高并且也使村民的價值觀念朝著有利于旅游業可持續發展的方向發展。

4．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人們生活方式的轉變，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變。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古村落村民的從業結構由原來的傳統農業生產結構向農商結合的模式發生轉化。據相關調查資料顯示，皖南的“西遞、宏村和南屏村民務農比例由原來的41.8%、57.8%和57.1%分別變為36.3%、56.7%和54.1%，其中西遞變化最大”；“西遞、宏村和南屏村民經商的比例分別由原來的7.7%、14.4%和6.3%上升為23.1%、20%和10.4%，西遞的上升幅度最大。”因此，旅游業會使村民的生活方式得以改變，促進人口城鎮化的發展。

5．旅游業的發展帶來了多種文化的沖擊，使農民的視野得到開闊。旅游業的發展會使古村落的社會文化生活產生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在當地村民與游客的長期接觸中所產生的。村民為了獲得經濟利益則會不斷探索與適應游客的文化，使村民的視野得到開闊，同時村民們的認識水平也上升至新的水平，為城鎮化的發展在思想上打下基礎。

三、旅游業與城鎮化發展的互動機制

旅游業的發展會為城鎮化的發展帶來動力，但同時在發展過程中也會為旅游區帶來許多問題。因此，在二者的關系處理上要明確一些問題。

開發商、政府與社區居民三方的關系。例如皖南的故村落較多，黃山市徽州區的部分鄉鎮是在外開發商的投資下進行的古村落開發以發展旅游業的，這在村民中引起了不滿的情緒。村民們大多抱怨“自己的油水干嘛分給別人”等等。政府在這方面的解釋則是“為了便于管理和解決資金問題，實現‘別人發財，我們發展’的目標才采取了這種模式”。在對古村落進行旅游開發過程中，古村落的社區居民和當地政府是影響旅游的兩個至關重要的因素。作為古村落其自身，對社區居民而言是他們賴以生活的場所，同時也是他們提高經濟收入的聚寶盆，對當地政府而言則不僅是他們行政的下屬單元也是他們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寶貴資源。古村落未進行開發之前，當地處于長期的經濟發展滯后情勢中，因此古村落的開發對社區居民和當地政府來說無疑是他們致富脫貧的希望，兩者在追求古村落旅游開發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這一點是一致的。社區居民想通過旅游開發為其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提高經濟收入，而政府則想通過旅游開發帶動當地經濟的增長。但是在古村落開發過程中，開發商、政府和社區居民之間經常產生矛盾，行動很難一致：一方面地方政府將古村落租賃給開發商進行開發或組成鄉鎮企業進行旅游開發，開發商一般很少考慮居民的利益，加之鄉鎮企業管理體制的落后，使得古村落居民產生很大的不滿；另一方面，社區居民自身從事旅游這一行業的素質和技能低下，很難參與古村落的開發規劃設計，因此古村落的開發規劃一般很難反映出社區居民的需要，從而減少了居民的從業機會，并且造成居民對古村落保護和規劃的淡泊。這樣，一些居民在經濟利益的驅動下不惜破壞原有的古建筑物私建旅舍和酒店或自己制造旅游紀念品以欺騙旅客。此時，若政府單方面采取強制措施，則會造成居民與政府的緊張對立，進而使得開發商很難與居民達成良好的合作關系，抑或甚至造成古村落旅游環境被污染直至惡化，以致經濟秩序混亂失控。

若要處理好三方關系，在古村落

旅游開發中此三方應建立起一個良性的互動機制。首先，不管政府采取何種方式進行旅游開發，都應在前期對村民進行旅游技能的培訓和再教育以提高個人素質，為將來居民從事旅游行業打下基礎；其次，政府和開發商應廣泛收取居民的意見并把其納入旅游規劃中去，這樣才能激發村民的參與；最后，政府和開發商要就確實提供多少崗位給居民達成協議，以真正解決村民的就業問題，使村民以更積極的態度對待旅游，支持旅游和愛護古村落的環境，從而提高人口城鎮化水平，確保旅游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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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城鎮化建設與土地使用之間存在矛盾一方面，由于農村城鎮化建設的需要，必然會造成耕地面積的減少，從而對我國的農業可持續發展以及農業產業化經營造成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根據我國相關法律法規規定，農民只擁有對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及轉讓權，使土地只能用于農業用途，大大限制了土地的資產功能。尤其在城鎮化的過程中，農民只能處在被動的地位，很難在土地價值上受益。再加上征地現象的出現，使得農民的利益更加難以保證。根據國土部的相關資料顯示，我國2012年全國耕地面積13515.85萬公頃，而到2013年全國耕地總面積減少至13507.83萬公頃，相較于2012年凈減少8.02萬公頃。由此可見，保護耕地，刻不容緩。

3、城鎮化建設的資金投入不足農村城鎮化建設離不開大量資金的投入。但由于缺少合理的投融資機制等原因，使得各地的城鎮化建設多是依靠政府主導和包辦。尤其是在資金的投入方面，往往是由財政墊支，再尋找開發商進行開發，最后通過建筑、設備的轉賣和租賃回收資金。這不僅給地方財政增加了困難，也使得資金難以盡快回籠。進而造成投入資金不足，限制了城鎮化建設的發展速度。

4、認識不足，片面追求城鎮規模的擴大由于我國農村城鎮化建設起步相對較晚，所以部分地區在進行農村城鎮化建設中存在一些認識上的誤區。例如部分地區片面的將城鎮化建設理解為擴大城鎮規模，只是通過調整行政區域等措施擴大城鎮區域面積，對地區內的二、三產業的發展不夠重視。這不僅會造成城鎮的融合力和吸引力的下降，還會在一定程度上消減就業能力。

二、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的建議和對策

1、建立完善的配套政策，提高對失地農民的保障對于失地農民，政府應通過建立完善的配套措施，從多個方面保障他們的生活水平。一方面，由于大部分農民的技能缺失，在失去土地后難以保證經濟收入，政府應有針對性的給予一定的技能培訓，使失地農民能夠憑借一技之長尋找工作。對于不愿意離開本地的失地農民，政府應鼓勵他們從事二、三產業或尋求創業，并給予一定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政策。尤其是對于年事已高的農民，很難再從事其他產業，醫療保障及生活保障對他們而言極為重要。

2、提高土地使用率，協調建設用地和耕地的關系耕地面積的急劇減少已經嚴重威脅到我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所以，在進行農村城鎮化建設過程中，一定要避免出現大肆征用耕地、耕地分散的情況。政府應發揮其主導作用，對土地進行統一規劃。不僅要根據土質的優劣將土地分為耕地使用和建設使用，還要避免出現大面積的耕地分散的情況。并做到嚴格保護耕地，對于非法強占耕地的行為進行嚴懲。另外，還要號召農民節約用地，盡量使零散土地形成規模，提高土地利用率。

3、建立多元化融資機制，加大城鎮化建設資金投入資金短缺是限制我國農村城鎮化發展的重要因素，想要加大城鎮化建設資金的投入，不僅要依靠地方財政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建立完善的多元化融資機制。政府投入應起到導向作用，爭取引入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鎮內涵，增加城鎮對企業、個人、外資等社會資金的吸引力。并通過不斷強化財政來提高城鎮化建設中的聚財、生財能力，以吸引更多的資金投入農村城鎮化建設當中來。

4、提高對二、三產業的重視，增強城鎮化的綜合功能農村城鎮化并不單純的意味著城鎮規模的擴大，還必須增強城鎮的綜合功能。只有城鎮的綜合功能增強，才能對社會資金有更大的吸引力，才能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所以，為提高城鎮的綜合功能，必須提高對二、三產業及龍頭企業的重視。不同的地區應因地制宜，根據自身的資源或地理位置的優勢，結合自身發展規模選擇適合自身的產業類型。并根據選擇產業類型的不同有針對性的制訂相應的招商引資策略，先建立一批要求高、規模大、綜合能力強的龍頭企業進行重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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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讀書無用論”思想在農村抬頭國家對農村教育的財政投入嚴重不足，導致農村教育無論是在硬件還是軟件上都面臨著困境。隨著物價不斷上漲，辦學成本也水漲船高，許多農村學校將不斷提高的辦學成本轉嫁給了農村家庭。在國家現行的招考制度下，農村學生由于學習條件的限制很難在高考中脫穎而出，大多數農村學生無法通過在農村學校的學習與城鎮學生一較高低，其接受優質高等教育的比例較城鎮學生低，再加上近年來大學生就業形勢嚴峻，許多農村家庭就開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盤———算起了讓孩子上學的成本，致使新的“讀書無用論”思想在農村抬頭。

二、農村教育城鎮化的探索

針對農村教育的現狀和問題，許多專家學者做了調研和論證，得出了大量成果，但是農村教育問題始終似頑疾困擾著教育政策層和教育學術界。筆者認為，以往對于農村教育的關注和問題解決思路過于僵化和單一，都是就農村談教育而不是將農村教育與城鎮教育合二為一，從教育總體入手解決作為局部的農村教育問題。這不僅定式化地將農村教育圈定在農村范圍內，而且人為地將農村教育與城鎮教育二元對立，不利于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和我國教育的大發展。農村教育發展的正確途徑是城鎮化，農村教育的未來不在農村，而在城鎮。

(一)農村教育城鎮化的趨勢2000年10月11日，黨的十五屆五中全會首先提出我國要走一條符合國情的城鎮化道路。所謂城鎮化就是隨著社會經濟發展，農村要素不斷轉化為城鎮要素的“量化”過程及城鎮要素不斷向農村擴散的“同化”過程的有機統一。作為城鎮化的要素之一，教育在城鎮化戰略的過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是使廣大農村居民精神層面城鎮化的重要推動力。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的“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當然也包括教育資源的平等交換和均衡配置，但是從現在所取得的成效來看，以往對農村教育的修修補補式扶持和支援，對教育資源的均衡配置和全面發展收效甚微，當務之急是要積極反思并對農村教育模式進行徹底的變革，使農村教育向城鎮化邁進。城鎮化是農村居民進城，農村教育城鎮化也就是農村居民進城接受教育。伴隨著城市的外擴和農村城鎮化的發展，許多農村居民已經脫離了耕地而涌進城鎮，實現了個人身份的城鎮化，可見城鎮化的過程就是一個“離農”的過程，這種生活狀態的“離農”可以被人所接受，為何教育的“離農”就被視為“雷區”?農村居民進城并不難，這在空間上進行位移就可以實現，而要使他們真正融入城鎮生活，并被城鎮居民所接納卻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其捷徑就是教育。要真正使農村融入城鎮、城鎮接納農村，就應該盡量拉近教育起跑時的距離、減少農村教育的負擔，如相關政策設置和研究仍然就農村談農村教育，農村與城市只能是漸行漸遠，難以平衡發展。“離土不離鄉”的城鎮化和農村教育政策已經走入了死胡同，擺脫教育發展的思想桎梏，進行農村教育的城鎮化應該成為解決農村教育問題、擺脫農村教育困境的趨勢。

(二)農村教育城鎮化的動因我國的城鎮化進程正以較高速度推進并取得階段性的成果。2013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五年來我國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五年轉移農村人口8463萬人，城鎮化率由45.9%提高到52.6%，城鄉結構發生了歷史性變化。”這主要是由于城鎮優越條件和機遇使大量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農村居民對于優質生活水平的渴望和對農村生活水平現狀的不滿之間的矛盾成為其遷移的源動力。農村學生向城鎮流動也正是基于對城鎮優質教育資源的渴望及對農村教育現狀和前景的不滿之間的結果。一方面，農村學生希望借助優質的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只有進入城鎮就學才能在事實上拉近與城鎮學生的差距，才能在一個相對一致的高度來跨過中考、高考這兩道門檻，才可能實現命運軌跡的改變。據調查，30年來，進入大學深造的農村學生同比下降50%，且現在多就讀于非重點的地方院校。基于這一現狀，我們不難發現，城鄉教育的二元分化不僅體現在教育過程中而且直接影響了教育的結果，城鄉教育差距大，尤其是農村初中、高中教育落后導致農村學生在通過教育改變命運的路上越來越艱難，農村學生為上大學改變未來的人生軌跡來到城鎮讀書的愿望也越來越強烈。另一方面，對于大多數農村家長來說，只要條件允許，寧可讓孩子到城里的二、三流學校就讀，也不愿在村里的學校就讀。事實上，在我國大多數農村的一流學校不管是硬件還是師資都無法和城鎮學校相提并論。離農進城、盡早讓孩子分享到城鎮教育資源是當今大多數農村家長的目標，而通過子女進城接受教育來改變“世世為農”的身份命運的愿望更加強烈。

(三)農村教育城鎮化的嘗試2008年，山東省平原縣讓全縣農村初中學生全部進城讀書，這在全國范圍內是一個創舉。平原縣一步到位地實現農村教育的城鎮化，主要考慮到從1999年到2004年，平原縣鄉鎮中學教師外流人數高達123人。優秀教師外流導致農村中學教學質量下滑，課程的多樣性難以保障，接近一半學校無法開設英語、美術、音樂、計算機等課程。每年都有一兩千初中學生通過各種渠道離農入城讀中學。部分地區向鄉鎮派遣支教教師，但效果不盡如人意。如果通過增加對農村教育的投入使之得以改善，則無法一步到位，而且戰線拉得過長。鑒于以上情況，平原縣毅然采取“初中進城”的措施，擴大城區初中辦學規模，在原有的三所初中基礎上，又新建一所初中、擴建一所初中，以容納全縣全部轉入城區就讀的1.8萬名農村初中生，徹底實現了農村初中生“離農進城”。山東平原縣在教育城鎮化的探索上可謂是大膽創新，并被推廣為“平原模式”。此外，關于農村教育城鎮化的探索在我國絕非僅此一例，江蘇、浙江、山東、四川、重慶的許多地方近年都已著手開始實驗性的探索。

三、農村教育城鎮化的思路與對策

(一)打破政策壁壘《教育法》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適齡兒童、少年在戶籍所在地學校就近入學。”這一政策本意是保障每個適齡兒童接受教育的權益，而許多地方主管部門卻將其誤讀，把這一保障性政策理解為限制性政策，將關注點落在“就近”上，這就使農村學生在農村上學成為順理成章的事，進而被限定在農村接受教育，農村教育只能農村辦，農村學生只能在農村就學，最后形成了“出身為農，世世為農”的農村教育思維定式。改善農村教育現狀的步驟應該是“先變觀念，再改思路”，而“變觀念”的基礎就是打破政策壁壘、拆除城鄉分教的樊籬，不僅要完全跨過政策門檻，讓農村學生進城讀書，而且在有條件、有資源時可以鼓勵借鑒“平原模式”推行農村教育城鎮化。在政策層面上，相關部門應出臺相應的法規文件，政策先行，打破因戶籍而造成的農村學生“就近入學”的限制，努力給農村學生創造進城讀書條件，給農村學生進城上學以正當的合法權益。進而轉變觀念，逐漸在社會中形成農村學生進城上學天經地義、農村學生不僅擁有接受教育的權益而且有選擇到哪里接受教育的權益，保障農村學生進城上學和農村教育城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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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是我國社會變革的重要環節也是學術界研究熱點問題之一，研究角度多樣化，對于如何定義城鎮化，目前尚未統一，從相關文獻研究發現有四點解釋是共同的。第一，城鎮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過程。科技進步和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工業化發展勞動力需求擴大，現代化農業釋放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另一方面，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資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擴大等社會問題亟需解決，國內外的理論界普遍認為城鎮化發展是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統籌發展的主要途徑和方式。第二，城鎮化的對象是農村人口。城鎮化的核心問題是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并轉化為城鎮居民，具體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生產方式的轉變，二是生活方式的轉變。第三，城鎮化建設必須借助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來完成，二者相輔相成。第四，城鎮化的本質是人的城鎮化。總理指出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

（二）旅游城鎮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現代消費理論為基礎首先對旅游城鎮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體系并對澳大利亞黃金海岸和陽光海岸兩個旅游城市進行了實證分析。目前我國城市發展動力多元化，第三產業尤其是旅游業發揮著日趨重要的作用，逐漸成為一種新的驅動力，特別是以旅游業為主導或支柱產業所引發和促進城鎮化的現象在少數民族地區尤為突出，國內關于旅游城鎮化的相關實證研究大部分也針對于此。現有文獻關于旅游城鎮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觀點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將城鎮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鎮大力發展旅游業，通過旅游業的關聯效應促進其規模擴大，旅游業的作用可以視為一種通過消費拉動經濟發展，旅游業是實現城鎮化動力之一；另一類是因為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從而引發旅游目的地城鎮化，旅游業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或者說因旅游而城鎮化，是城鎮化的一種類型。上述兩類定義具有共同內涵：（1）旅游業是城鎮化發展的動力；（2）旅游城鎮化是旅游業發揮聚集、擴散和產業聯動效應，逐步實現城鎮的產業體系和規模擴大的動態過程；（3）旅游城鎮化是城鎮化的一種類型。旅游城鎮化的個案研究更多關注于西部民族地區，主要圍繞旅游業對城鎮化的推動作用和理論基礎及模式展開。研究者認為西部民族地區工商業大規模發展條件不足，經濟社會落后，但旅游資源豐富，推行以旅游業為主導推動城鎮化發展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是切合實際的有效途徑。劉曉鷹，楊建翠分別對九寨溝進行實證分析說明旅游業對城鎮化發展的強大推進作用，同時提出候鳥型“飛地”性旅游推進型城鎮化模式是增長極理論和城鎮化理論交叉融合與應用的結果，是欠發達民族地區城鎮化推進理論及主要模式。羅良偉針對涼山彝區探討城鎮化發展模式，提出工業推動城鎮化與涼山彝區，乃至藏彝走廊地區和整個民族地區的城鎮化建設已經不相適應，旅游業的發展是區域城鎮化建設的一股重要力量。張英，陳俊等以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為例提出“城鎮帶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業和城鎮建設的耦合度，強調地區發展必須加強二者的協調。針對旅游城鎮化研究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景觀城鎮化、人口城鎮化、地域城鎮化以及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城鎮化。從總體來講，國內關于旅游城鎮化的研究處于發展階段，以實踐案例研究為主，較多的是從旅游地理學角度出發分析其動力機制及其影響，理論體系處于構建過程中。

二、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城鎮化發展面臨的問題及對策

（一）旅游資源開發條件不充足

旅游資源的開發利用必須要考慮其游覽價值，市場距離，通達性和地區接待能力及環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資源豐富獨特，具有原始性、壟斷性和地區分布差異性大的特點，如山川草原等多樣、獨特的地形和奇絕秀麗的自然景觀，眾多少數民族積淀的人文歷史和風土民情，堪稱“旅游資源寶庫”，游覽價值高。但現代旅游業是一項綜合性的經濟事業，涉及到食、宿、行、游、購等許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資源，只是解決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場所。至于游客能不能來，來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則取決于食、宿、行等基本條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在利用旅游業促進城鎮化發展方面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可進入性，經濟距離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該地區大部分地理位置偏遠，交通相對閉塞，可進入性差，如云貴川的綿綿大山，內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條件的制約是阻礙旅游業發展的“瓶頸”之一。其二，資源開發的客源市場一般針對經濟發達地區，游客從出發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發地所用的時間和費用稱經濟距離，目前該地區整體交通發展狀況相對落后，航空和鐵路運輸能力相對薄弱，尤其鄉村地區，公路等級低，有些甚至沒有，距離大中城市遠，因此造成旅游資源開發價值因經濟距離過長而降低，嚴重制約其發展。其三，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大部分是經濟貧困地區，公共設施欠缺，住宿和餐飲等生活服務條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資源開發條件的評價，既不能就資源論資源，也不能就進入性和接待能力簡單進行衡量和判讀，而是應該取長補短綜合考慮。針對該地區在旅游資源開發利用方面的具體情況，結合開發的條件和現狀基礎，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資源的集群度，點、線、面相結合，逐級推進，以核心的優質資源為點，重點開發，打造交通線作為線鏈接不同景區，圍繞核心景區開發次優資源作為面，逐級推進，也就是先集中全部優勢開發最優資源并形成一定的影響力，然后逐步開發周邊各類旅游資源，設計輔旅游產品；其次是考慮景觀的地域組合狀況，借力于周邊大中城市或風景名勝區的客源市場，形成旅游產品間的特色互補效應，發展完善區域旅游，最終借助于游覽價值的提高，緩沖市場距離和通達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鎮解決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業發展資金短缺

資金短缺極大限制了旅游資源的開發進程、力度與質量。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整體發展遲緩，現代設施落后，可進入性差以及資源轉化能力弱等主客觀原因，外來投資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資者資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農村居民自有資金積累不足。解決旅游業發展資金問題需要各方面和廣大社會公眾的參與、支持。首先，政府發揮主導作用，一方面繼續加大農村地區資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礎設施投資渠道，重點解決旅游進入條件的基礎設施建設，另一方面加強制度創新，提高旅游業市場化率，簡化行政審批流程，制定稅收優惠或適當減免等政策降低投資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來資本注入，對于本土的投資者構建一套有利于旅游業發展的金融體系，幫助企業化解風險降低進入門檻，解決旅游企業面臨的資本投入和發展風險等問題。其次，旅游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產品生產銷售是以消費者為導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傳優勢，通過多種渠道樹立內涵豐富、具有時代特點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領其發展，為旅游企業創造更好的外部環境和更大的市場空間，充分調動其積極性和主動性，實現政府和旅游企業間的良性互動。最后，必須考慮農村居民參與旅游發展，依靠國家政策的幫助和推動，調動當地農村人口積極參與，形成符合西部少數民族地區要求的社區參與旅游發展路徑。農村社區獲得參與當地旅游發展的機會和途徑，一方面使農牧民從旅游發展中獲得經濟利益，改變資源利用方式，減少發展的環境成本和代價，降低生態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發展旅游，傳統文化和民族習俗作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傳承和保護，從而促進社區經濟、社會、文化全面發展。

三、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城鎮化模式

旅游業對于地區的經濟意義必須要考慮旅游吸引力，可達性，旅游設施供應條件，旅游業組織和相關政策等因素。根據目前西部少數民族農村地區旅游資源特點、區位條件、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前景以及國家西部開發和新型城鎮化發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與城鎮的距離，借助于旅游業促進其城鎮化發展可以參考以下幾種模式。

（一）以大城市為中心的城郊環城游憩帶發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農村腹地之間的過渡地帶，處于城市輻射前沿，具有較好的地理、經濟區位。隨著休閑經濟的興起，居民閑暇時間的增多和城郊之間的交通狀況不斷改善，周末短途游成為城市居民熱衷的出游方式，郊區作為城市休閑的后花園，客源市場規模巨大，為郊區發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礎。這部分地區旅游資源以鄉村自然風光、獨特的農耕景觀和傳統的民風民俗為主，圍繞在城市周邊的農村根據自身資源特色，以所鄰近的城市為中心，開展不同類型各具特色的鄉村旅游活動，充分挖據各民族獨具特色的建筑、服飾、民族餐飲和民族手工業等傳統產業，通過旅游吸引力建設，發展以鄉村旅游為核心的休閑產業，打造環城游憩帶，以旅游業帶動、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依靠自發演進機制逐步形成特色產業驅動型的城鎮化模式。農牧民參與到旅游服務行業中，既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提供了就業崗位，提高經濟收入逐漸形成資金積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實現人的城鎮化，同時，農業示范園區等觀光農業也推動現代農業體系建設，利于產業結構調整。

（二）以城鎮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鎮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鎮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務，解決接待問題，依托周邊氣候、景色、地質地貌、民俗文化等資源進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觀地域組合狀況，突出特色，主題鮮明，又要通過發展多數量和多樣化的非同質的旅游產品和服務形成旅游群發揮集群效應，增強引力，降低經濟距離過長產生的副影響，城鎮通過泛旅游產業的整合，借助于其關聯帶動作用，推動當地現代商貿、通訊、金融、服務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和繁榮，最終實現推動地區城鎮化發展目標，建構具有持續發展潛力的特色城鎮。西部民族地區城鎮數量少，規模小，工業化發展水平低，傳統農牧業比重大，發展相對滯后，具有非經濟性，同時小城鎮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鎮，四川藏區沒有建制市。小城鎮輻射作用和帶動性相對大中城市較弱，以旅游促進城鎮化發展必須發揮集群作用。旅游群的發展模式根據旅游資源狀況分為品牌帶動和開發帶動兩種類型。品牌帶動型一般擁有4A、5A等知名景區或旅游資源開發價值大能夠在社會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為龍頭發揮核心資源價值，重點打造和維護好其品牌，輻射和影響其他旅游資源開發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產業鏈。開發帶動型：旅游資源擁有高價值同時能夠較好地實現商業化發展的，明確重點，突出主題開發構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觀，同時發展能夠帶來良好收益的如體育和以休閑、養生、教育、人文體驗為主的現代旅游項目，實現百花齊放加速促進當地第三產業發育發展進而帶動城鎮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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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鎮化進程中產業發展狀況

1產業集聚現狀及成效新鄉市在走人口轉移型與結構轉換型相結合的新型城鎮化道路方面進行了積極實踐，加強了產業基地建設、培育壯大了各類產業基地，在適應鄉鎮企業擴張、承接東部產業轉移、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引導農民創業就業等方面取得明顯成效。目前，新鄉市規劃有37個產業集聚區，建成27個，其中13個獲得省級確認。產業集聚可以促使農村勞動力向城鎮轉移。產業基地的發展也引起了新一輪的農民工返鄉潮，返鄉創業農民工6600人，創辦企業5800余個，帶動10萬農村勞動力實現就近轉移就業。產業基地的發展促進了有效就業、有力地推動了民營經濟的發展壯大，成為新鄉市新的經濟增長點，也為城鎮化的建設提供了經濟方面的支持。產業集聚基地是優化經濟結構布局、提升區域綜合競爭力的有效發展載體和平臺，構筑新型工業化體系、承接東部產業轉移、推動農民創業、促進中小城鎮建設方面發揮著巨大的作用。2產業集聚顯現出的現實困境調查顯示，新鄉市產業集聚基地促進了產業集約、集群、集聚發展，為承接產業轉移、發展農村二三產業和促進農民創業就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問題。（1）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較大。據了解，產業集聚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呈現出規模大、建設周期長等特點，且主要靠政府投資，由于地方政府財力有限，籌資困難，導致基礎設施建設相對落后，生活服務設施和中介機構等公共服務平臺建設跟不上。目前，還未找到解決資金問題的辦法，這嚴重地影響了產業集聚區的進一步擴大，進而對統籌城鄉造成一定的影響。（2）金融系統的相關扶持政策不夠完善。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部分中小企業為了降低生產費用，紛紛由東部沿海地區向中西部進行轉移，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區產業集聚區中小企業市場競爭的激烈化，中小企業規模較小，為了進一步擴大市場占有率，只有進行規模的再擴大，然而，規模的擴大除了進行資金的自我積累外，還必須得到金融機構或資本市場的響應支持。但是，在產業集聚區內金融系統的相關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還不夠完善，大多數企業縮減投資，導致部分企業運轉困難。（3）土地制約瓶頸明顯。新鄉市處于中部地區，土地面積較廣，但是，由于人口眾多，人均土地面積占有量較少。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新鄉市堅持糧食生產不放松、堅持保護耕地的方針政策，給產業集聚區的建設帶來了一定的下行壓力。產業集聚區的建設需要大面積的土地作為載體，面對有限的土地資源，保護耕地與不斷擴大的產業集聚區的矛盾逐漸顯現。（4）產業規模小、層次低。新鄉市共計規劃了37個產業集聚區，其中有13個被列入省級規劃產業區。這13個產業積聚區，工業總產值超50億元的僅3個，最高的新鄉市高新技術產業集聚區總產值僅80．50億元，其他24個集聚區更是規模較小。影響產業規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統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說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缺口大、金融系統相關扶持政策不夠完善、土地制約瓶頸明顯這三個方面，才造成產業區產值不容樂觀的必然局面。因此，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先解決上述三個問題，用運系統的觀點協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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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江蘇城鎮化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改革開放至上世紀90年代初期，以蘇南鄉鎮企業驅動小城鎮快速發展，從1979年到1990年，江蘇城鎮化率由14.8%提升至21.6%，平均每年提高0.6個百分點；第二階段，上世紀90年代至新世紀前10年，以開發區建設和外向型經濟驅動的大中城市加快了城鎮化步伐，2010年末江蘇城鎮化率達60.6%，年均提高2.0個百分點；第三階段，自“十二五”規劃至今，江蘇城鎮化走上了以大中城市為依托，以縣域經濟為陣地，走上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新型城鎮化之路，至2013末，江蘇城鎮化率達64.1%，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

（二）農村居民收入演變歷程

農村居民純收入分為四大項，即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這一統計口徑從1993年沿用至今。1993-2003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276元增長到13598元，年均增長12.6%。其中，工資性收入年均增長14.5%；家庭經營性收入年均增長9.5%；財產性收入年均增長20.7%；轉移性收入年均增長17.9%。在各項收入快速增長的同時，農村居民收入結構也在悄然演變。1993年，農村居民純收入的四項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分別占38.2%、57.2%、1.2%和3.4%，家庭經營性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最主要的來源。隨著城鎮化、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大批農村居民涌向城市務工，工資性收入在農村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不斷上升，而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地位日益下降，農村居民收入渠道不斷向多元化發展。2013年，農村居民收入四項構成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分別為53.5%、33.2%、4.8%和8.5%。

（三）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變動趨勢比較

1990年以來江蘇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純收入變動情況，隨著城鎮化率的提高，農村居民收入也呈現出相應的增長趨勢，二者之間的關系較為穩定。但是從短期來看，尤其是2000年以后，農村居民收入與城鎮化率的正相關關系有所減弱，城鎮化對農村居民的增收的拉動作用也有所削弱。

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構成相關性的實證分析

為了研究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結構的關系，本文通過協整分析，研究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各項構成的影響。

（一）變量選取和數據來源

農村居民純收入主要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包括來自一二三產業的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四大項來源構成。在1999年以后，農村居民一二三產業純收入口徑進行調整，為了全面、客觀地反映城鎮化進程對農村居民收入中各項來源的影響力，本文選取了2000-2013年間農民收入分項數據進行測算，數據來源為歷年《江蘇統計年鑒》、《江蘇農村統計年鑒》。涉及的變量主要有：城鎮化率（UR）、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Y）、農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GZ）、農村居民人均家庭經營性收入（JY）、農村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CC）、農村居民人均轉移性收入（ZZ）、農村居民人均第一產業純收入（YC）、農村居民人均第二產業純收入（EC）、農村居民人均第三產業純收入（SC）。

（二）城鎮化與農村居民收入的皮爾森相關分析

本文采用皮爾森相關系數r來計算江蘇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等八個主要指標的相關程度。通過相關性分析，可得到城鎮化率與各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從皮爾森相關分析的結果來看，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純收入及其各項構成之間均有較高的相關系數，城鎮化率對四大項收入來源的影響力大小依次為財產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其中在家庭性收入中，與城鎮化關系最密切的依次是第三產業純收入、第一產業純收入和第二產業純收入。

（三）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各項收入的單位根檢驗

由于數據自然對數的變換不改變原來的協整關系，并能使趨勢線性化，消除時間序列中存在的異方差，所以對城鎮化率及農村居民收入各分項數據進行自然對數變換。在涉及時間序列的分析中，如果兩個變量均為非平穩時間序列，則有可能造成偽回歸，因此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經過ADF檢驗，得出城鎮化率的對數與農村居民純收入、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收入（包括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間的對數序列均為一階單整序列，因此城鎮化率與這些分項收入之間可能存在一階協整關系。農村居民轉移性收入和第三產業家庭經營性收入的對數都是二階單整序列，因此城鎮化率與這兩項收入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

（四）變量的協整關系分析與模型建立

協整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通過對序列差分將其轉化為平穩序列，得出其中的線性均衡關系，這種協整關系可稱為線性協整，線性協整的建模理論是從實際的數據生成過程出發，在非平穩序列中尋找可能存在的長期線性均衡關系，以建立序列的結構模型，從而反映序列的運行機制。

（五）協整方程殘差的ADF檢驗

對城鎮化率與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第一產業收入、第二產業收入、第三產業收入的方程殘差進行ADF檢驗。結果顯示，各方程殘差檢驗的結果均是平穩序列。因此，江蘇城鎮化率與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農村居民家庭經營性收入（包括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經營性收入）、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具有較強的相關性。江蘇城鎮化率水平每提高1個百分點，農村居民工資性收入將平均提高3.592個百分點，家庭經營性收入將平均提高2.732個百分點，第一產業經營性收入將平均提高2.123個百分點，第二產業經營性收入將平均提高3.609個百分點，財產性收入將平均提高5.896個百分點。城鎮化對農村居民收入來源影響最明顯的是財產性收入，其次是工資性收入。

三、新型城鎮化背景下促進農村居民增收的政策建議

（一）注重新型城鎮化發展內涵，由“地的城鎮化”走向“人的城鎮化”“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不僅是要讓農村居民進城實現地域轉移和職業轉換，還要使他們在思想觀念、生活習慣、行為方式等方方面面與城市接軌。一方面要深化戶籍制度改革，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另一方面要全面提升農村居民素質，完善推進農村工職業技能培訓的各項政策，增強農村居民的就業能力，促進農村居民在城市中獲得平等就業機會和廣闊發展空間。

（二）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以農業產業化推動城鎮化

農業產業化是城鎮化的內生驅動力，推進新型城鎮化既要加強城市發展,更要加強農村發展。要把加強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農業結構調整，提高農業效率，在推進現代農業的同時，圍繞農產品精深加工做文章，培育壯大龍頭企業，把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推向農業產業化鏈條中的加工、儲藏、運輸、銷售等環節，用新的形式推動小城鎮的發展。

（三）保障農村居民的土地權益，讓農村居民進城的腳步更輕松

守住農村居民土地權益的底線，是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關鍵。一是改革完善農村宅基地制度，穩妥推進農村居民宅基地入市流通，激活農村閑置宅基地資源，增加農村居民融入城市的資本；二是推進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健康發展，在農村居民自愿的前提下，以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到合作社或參股龍頭企業，將農村居民的土地所有權轉換成長久的財產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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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指出，新型城鎮化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公平共享。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考察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現狀，一方面，城鎮化有力地推動了農村青壯年人口向城市轉移，促使農村人口以逐年2000萬的速度遞減；另一方面，絕大部分農村中老年人口由于缺乏職業技能和體力優勢，只能留在農村繼續從事農業勞動。上述兩方面情形的疊加，導致農村人口中老年人比例陡增，加速了農村人口的老齡化。因此，強調“以人為本”，從某種意義上講，更多的是指應以老年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核心是要關注老年人的發展權。這是因為，伴隨著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土地流轉加速，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各類加工企業和服務業等隨之涌現，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各類社會基本保障、生活觀念與生活方式等也日趨城鎮化，所有這些，對老年人來說都屬新生事物，他們在渴望適應新變化的同時不免心生畏懼。怎樣才能在新形勢下生存發展，并且老有所為、老有所樂，是廣大老年朋友最揪心的一個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應該是“老有所學”，加強和發展農村老年教育。因此，開發和開展適合老年人學習基礎、學習能力和身心發展需求的教育內容和形式，不僅能提高老年人繼續就業的能力，也能惠及他們晚年的幸福生活方式，更是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的一條有效途徑。

（二）“統籌城鄉”：尊重農村老年人的教育權

首先，農村社區教育經費、軟硬件基礎設施等公共資源的缺乏，尤其是文化建設和文化資源方面的不足，致使農村老年人的各種教育需求得不到滿足，嚴重地制約了老年人接受繼續教育的權利。官方數據表明，近幾年，中國年出版圖書17萬到19萬種，其中有關“三農”的圖書還不到4000種；城市發行網點在過去十幾年間增逾3倍，而農村卻減少了40％。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浙江省，占人口60％以上的農民享有的文化資源還不足30％。其次，由于我國農村尚未建立和完善基本養老制度和醫療保障制度，老年人的學習時間和教育投入受到了極大制約，他們不能像城里老年人那樣有足夠的自由支配時間和充裕的教育經費投入到自己喜歡的學習活動之中。其三，由于大多數老年朋友的青少年時期沒有受過系統的教育，再加上后來從事的傳統農業又是一種經驗型的生產模式，不需要更多的理論知識和實踐創新。這一方面制約了他們對接受再教育的期望，另一方面也難免產生不愿學、不能學的思想。相反，近年來城市老年教育卻如火如荼，發展迅速。若長此以往，城鄉老年教育的“馬太效應”只會越來越明顯。正是由于上述反差，促使《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適時提出“統籌城鄉”，“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等相關規定和原則。這不僅政策上解決了青壯年和留守兒童戶籍、住房、用工、教育等問題，而且從法規的高度尊重和保障了農村老年人接受繼續教育的權利。

（三）“綠色生態”：關注農村老年人的生存權

新型城鎮化突出強調了“綠色生態”，“把生態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鎮化進程，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節約集約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資源……推動形成綠色低碳的生產生活方式。”追求空間規模擴張型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近年來，其弊端不斷暴露。新型城鎮化為規避重蹈覆轍，因此特別強調了“綠色生態”，倡導科學生產、文明生活。從生產上看，現在的農業生產經營者主要是老年農民，他們繼承了傳統農業中的諸多陳舊觀念和做法，如過度開墾、盲目跟風、環境污染等；而傳統農業中的優長卻無意間被拋棄，如精耕細作，因為需要付出較大的勞動強度而被摒棄，綠色生態的種植方法多被過度使用化肥、農藥取而代之。因而，在發展現代農業時，需要進行科學生產知識的教育和職業技術教育，使他們轉變觀念，更新種養殖方法。從生活上看“，綠色生態”內涵下包括了飲食衛生、環境衛生等，這都需要在飲食安全、養生健體、垃圾科學處理等方面進行相應的宣傳和教育。無論是“綠色”生產，還是“綠色”生活，說到底是一個關乎老年人有沒有一個健康、安全的生存環境，關聯著他們最基本的生存權能不能得到保障。要消除這些潛在或顯存的隱患，行之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對老年人開展必要的教育。然而，農村老年人學習能力不足，接受信息的渠道又相對較窄，改變現實生產和生活方式又需要一個陣痛的過程，這就要求我們根據他們的實際，制定出與他們相適應的教育內容，將“生態文明、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理念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提高他們的生活品質。

（四）“文化傳承”：凸顯農村老年人的社會責任

新型城鎮化不僅講究加強城鄉硬件建設，也特別重視所在區域的“文化傳承”，提出了“根據不同地區的自然歷史文化稟賦，體現區域差異性，提倡形態多樣性……形成符合實際、各具特色的城鎮化發展模式”。我國浩瀚的文化不僅僅集中于城市，而是大多散落在廣大農村和民間，特別是非物質文化。對它們的保護與傳承既需要政府硬實力的推動，也需要有人做好相應的保護和傳承。青壯年多因忙于生計而離開農村，他們無心也無力去做文化的傳承者，農村老年人成了“文化傳承”的主體。雖然他們對農村有感情，對傳統保護有意識，但是，文化傳承是一項專業性很強的工作，沒有經過相應和系統的教育，即使有強烈的文化保護傳承思想，也不能有效地完成此項任務，何況近年來隨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觀念的浸，文化傳承意識日趨淡薄。無論是增強保護意識，還是提升傳承能力，都離不開對農村老年人相應的教育。同時，大多數老年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社會貢獻的下降，會普遍產生生存價值危機，因“老無所為”而消極對待人生。為再度激發老年人的工作熱情和社會責任，幫助他們掌握想做又能做的“文化事業”，也不能離開老年教育的普及和深化。從文化程度上看，目前農村老年人的情況令人堪憂。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資料，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60歲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達到47.54％。其中，城市老年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為31.08％；鎮其次，為41.63％；而農村老年人口，為54.24％。由此可見，農村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質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也就很難實現新型城鎮化中“文化傳承”的目標要求。

二、新型城鎮化中發展農村老年教育的困境

加強農村老年教育的迫切性已逐漸成為社會共識，但就目前農村老年教育的現狀來看，要做到老年教育“城鄉一體化”發展，還存在著許多困境。

（一）基于城鄉不同文化浸潤的學習意識差異

城鄉不同的文化差異是城鄉分野的重要原因。滕尼斯就把社會生活的組織形式分為兩種類型，即以小鄉村為特征的禮俗社會和以大城市為特征的法理社會。不同的文化浸潤下，城鄉居民的生活習慣、思想觀念、價值意識、文明素養、生態環保意識、行為準則等方面都存在差異，尤其體現在學習意識方面。城市老年人之前多從事必須經常學習才能勝任的職業，如教師、醫生、機關人員等，而農村老年人多從事傳統農業，實體經商等，終身學習意識相對較為薄弱，相當普遍地存在“一次性教育”思想，對老年教育的認識還比較狹隘或存在偏差。在農村家庭中，老年人多被認為應該在家頤養天年，忽視其自身的發展，也沒有建立起老年資源價值觀。此外，基層舊的城鎮化發展思想沒有轉變，新型城鎮化思想沒有完全形成，仍存在只抓經濟發展的現象，不注重人的全面發展，尤其是老年人。基層干部缺乏終身教育思想的指導，對老年教育在促進老齡化和農村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的作用認識不足，重視不夠，老年教育的宣傳工作也就不夠到位，進一步導致城鄉學習意識差異。

（二）基于城鄉二元體制制約的教育資源差距

我國多年來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使城鄉發展呈現雙軌制。雖然近年來二元體制逐漸解構，但是，由此業已形成的城鄉老年教育辦學經費投入機制及其他教育資源的差距問題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學校設施、教育場地、網絡平臺等基礎硬件，管理隊伍、師資力量、課程資源等必要軟件，都存在著較大差距。多數城市老年教育的經費投入已納入財政預算，而多數鄉鎮一級在老年教育辦學中存在沒有預算或預算不足的困境。軟硬件方面都因缺乏資金支持而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影響農村老年教育的順利開展。此外，農村老年教育資源整合力度遠不及城市，周邊的教育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盤活。教育資源共享問題亟待解決。課程資源問題上的表現尤為突出。對農村老年教育缺乏關注，相關調查研究也不夠，課程資源在質與量上偏低，相比城市缺乏系統的課程資源，尤其缺乏網絡教育資源。有限的課程內容仍更偏向于農村實用技術培訓，不能與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老年人的新教育需求有效對接。

（三）基于城鄉地域環境影響的教育組織網絡差別

農村和城市在地域環境上的差別也是城鄉老年教育出現發展差距的一大原因。一方面，與城市相比，農村地域廣、居住散、路況差，公共交通又相對落后。因此，現有的農村老年教育主要依托當地的成人學校、老人協會或老年活動中心開展，組織網絡較為分散；另一方面，受制于通信條件，農村的信息服務平臺建設又大多滯后于城市，致使大多數老年教育機構沒有構建起相應的網絡教育渠道，老年教育無法從“在堂式”向“在線式”過渡，教學形式落后。相反，城市老年教育依托社區教育平臺，已基本構建起市級老年大學、區級老年大學、街道老年學校、社區老年學習點四級網絡，并普遍建立了“終身學習網”。可見，不同的地域環境，造成了不同的教育組織網絡，進而帶來了不同的教育差距。隨著新型城鎮化的進一步推進，小城鎮居民的來源廣泛，既有本地居民，又有部分市區居民遷入，還有外來經商、務工人員，人口構成異質化。因此，未來農村老年教育面對的教育環境將更加復雜，構建與之相適應的教育組織網絡已迫在眉睫。

（四）基于城鄉社保雙軌制帶來的老年人可學習時間的差量

聯合國人口基金與全國老齡辦的調研顯示，截至2010年，我國城鄉之間的老年人收入來源差異巨大。城市老年人中，有66.3％的老年人主要依靠離退休養老金生活，但在農村，僅為4.6％。這主要由于我國社保體制仍存城鄉雙軌制，農村社保待遇較城市低。因而城市老年人中僅有6.6％的老年人需要靠勞動獲得收入，農村老年人卻占到了41.2％。這使得傳統農村老年人參加老年教育缺乏經濟保障，以及隨之帶來的時間保障的缺乏，對農村老年教育的順利開展形成巨大阻力。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農地或被適當流轉，以發展現代農業和多種經營，進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經營制”，農民不再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大大解放了農業勞動力；或被征用，通過一次性買斷或以土地入股等形式，在國家明文杜絕“新式圈地運動”的政策背景下，使失地農民在制度上得到現在和未來一定的經濟保障。經濟壓力減小后，為老年人增加學習時間提供了可能。可見，新型城鎮化中農村的發展狀況是既帶有禮俗社會的烙印，又與城市文明慢慢融合，在此背景下的老年教育發展既不是傳統農村型延伸，也不是現代城市型的復制，而應該有其特有的發展路徑和相應的策略。

三、新型城鎮化中農村老年教育發展策略

（一）摒棄“一次性教育”的思維定勢

考量當下農村老年教育困境“，一次性教育”思維仍然是束縛農村老年教育發展的精神桎梏。首先，農村老年人由于長期從事的是經驗型的傳統農業，這給他們烙下了“學習一次夠用一生”教育觀念的深深印記。隨著農民市民化時機的突然來到，他們顯得應對無措，束手無策。其次，老年人家庭成員對老年教育的認識也沒秉持終身教育理念，家庭有限的可支配教育資源偏向“厚此薄彼”，對下一代教育的投入有余，對老一輩教育的反哺不足，致使青少年過度社會化，老年人過早家庭化。再次，村社組織、基層干部還沒真正意識到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他們或許對老年人的物質生活照顧得多，但對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考慮得少。究其原因，說到底也是“一次性教育”觀念作祟。因此，加強新型城鎮化中的老年教育，首要的對策無疑是解放思想，觀念先行。為此，我們應該發揮各方合力，通過出社區小報、發宣傳讀物、辦終身學習周等活動，大力宣傳終身教育思想。此外，還可通過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報道老年教育學習信息，塑造老年學習者的典型形象，起到示范引領的作用；總之，加強“終身教育”思想的宣傳，目的是為了摒棄“一次性教育”觀念，把學習內化為自覺行為。

（二）終止“城鄉二元體制”的行為慣性

與城市相比，農村教育資源向來短缺。要解決這一歷史欠賬，必須改革城鄉發展的二元體制。首先，教育設施建設應實現城鄉一體、資源共享。除了憑借新型城鎮化契機優先增加農村教育資源外，還須通過整合轄區內，尤其是城市的現有基礎設施和公共教育資源，如圖書館、公園、科技館、電影院等，為農村老年教育服務。這樣既能解決當下老年教育開展過程中的資源短缺問題，也能充分盤活和利用城市閑置的教育資源，讓農村老年教育在城鄉統籌中真正獲益。其次，教育經費投入應城鄉均衡、農村適度優先。農村老年教育經費普遍不足的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地方政府在預算社區教育人頭經費時執行“不同民不同價”的二元規制。隨著農村老年教育受眾增加，若不能改變既有政策，經費缺口將會越來越大。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應適度向農村傾斜，縮小城鄉差距，充分發揮政府在農村老年教育中的主導作用。再次，課程開發與師資力量應城鄉兼顧、合作共建。針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老年教育的現實需求，課程開發和師資共享方面應該做到城鄉兼顧、合作融通。一方面，應積極開發適合“自己的”課程，同時借鑒城市成熟的課程資源和培訓菜單；另一方面，通過城鄉合作共建，互聘互通，聘請地方鄉賢、文化傳人、能工巧匠、時代楷模、專業人士等為主體，建立師資庫，組建“講師團”，以確保老年教育有穩定和多樣的師資力量。

（三）增強教育組織的網絡依賴

健康有序的老年教育離不開完善健全的教學組織網絡。一是加強架構管理組織。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老年教育可以在縣鄉舉辦老年學校，村組成立老年教育輔導站，各村組配置老年教育專門單位，逐步形成農村老年教育三級網絡，實現農村老年教育有序發展。各地也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充分利用鄉鎮黨校、老年協會、成人學校、中小學校的現有組織管理力量，實現共同發展。此外，依靠“社區教育”三級網絡發展“農村老年教育”也是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農村老年教育的發展新趨勢。二是搭建學習網絡平臺。在不斷改進傳統教育模式的基礎上，應充分依托電大遠程教育網、現代通信網絡“、農村黨員干部現代遠程教育網”等網絡平臺，開展老年教育的在線學習、移動學習，豐富教學形式，形成城鄉遠程教育資源共享、互利、互惠、雙贏的聯動機制。

（四）加強城鎮化環境下的適應性教育

1.加強與市民化要求相對接的現代文明教育。

新型城鎮化中的農民市民化，這一“化人”的工程，涉及的不僅僅是居住空間、職業、戶籍的轉換，老年農民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價值體系都面臨著調整和改變。文明新市民教育是農村老年人在新環境中的重要一課。文明理念、文明禮儀、交通安全意識、法律法規、環保教育、形勢教育、人際溝通能力、社會參與能力等都是文明新市民教育的重要內容。面對老年人老年階段的身體和心理變化，有必要進行設立突發狀況應急技能培訓、養老保健養生和心理健康知識、生命教育等相關課程。此外，第三代的培養是農村老年人平日生活中的重要任務，接受隔代親子教育可以讓老年人在家庭中扮演好教育者的角色，進而從“業余”家庭教育者轉變為“專業”的家庭教育者，以較好改善和處理隔代關系。

2.加強與多樣化崗位需求相銜接的職業技能教育。

隨著農村土地的流轉和征用，農民不再機械地從事繁重的農事，逐漸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民的就業呈現多樣化。尤其是低年齡段老年農民，就業需求強烈。他們從事的職業主要可分為以下三類。第一類是未完全脫離土地的非傳統老年農民的適應性教育。他們將土地流轉給其他農戶和經濟組織，集中開發成農場，并仍參與農場的工作，但是需要學習新的耕作知識和技能，也需要服從農場主的管理，學習新的制度要求。第二類是完全脫離土地的老年農民的適應性教育。這類老年人在土地流轉或征用后不再從事農業工作，逐漸轉向二三產業。為及時對接新的崗位要求，他們需要進行新的技能培訓，進而較好地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第三類農村老年人根據自身的能力和社會需求，自主“創業”，或自主經營小商品，或從事家政服務行業，但是他們的“專業技能”卻并不全面，多數只停留在經驗層面，需要適時地發展其職業能力，實現再就業。

篇10

我國農村教師大多為20世紀90年代“民轉公”的代課教師，學歷較低，200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小學專任教師中，學歷為本科及以上的僅為8.8%，并且在教師隊伍中仍存在19萬的代課教師和近萬的兼任教師，[5]這些教師沒有接觸過系統的師范專業教育，也很少有機會接受專業培訓，知識基礎差，教學能力偏低，并且幾乎不具有創新和科研能力，與新課標對教師所提出的，教師應具有德高為范的政治素質、學高為師的業務素質、開發課程資源的能力等的要求相距甚遠。農村地區教師待遇低的問題存在已久，國家陸續制定了一些提高教師待遇的政策，如加大財政投入，制定特殊崗位的津貼補貼，改革新的收入分配制度等，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教師的工資，但教師待遇低的現狀并沒有得到根本改善，2008年教育部的一份以“關注義務教育為主題”的《國家教育督導報告(摘要)》指出，“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應當不低于當地公務員的平均工資水平”的法律規定尚未真正得到落實。教師工資收入水平城鄉差距依然較大。全國農村小學、初中教職工人均年工資收入分別僅相當于城市教職工的68.8％和69.2％。

城鎮化是農村發展的要求和必然趨勢，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高質量物質和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使得政府的宏觀調控指向加速農村城鎮化進程的目的，反映在教育問題上，就是對于農村教育城鎮化進程的操之過急，短期內大量學校的撤并的現象屢見不鮮，據教育統計資料顯示，2005年，全國有小學36.62萬所，到2009年，全國小學僅剩28萬余所，2010年進一步減少到25萬余所，5年間小學減少了10萬余所，平均每年撤并2萬所。全國初中平均每年撤并400余所，而這些學校絕大多數是位于農村地區。這就必然導致短期內教師結構失衡問題的加重。優質師資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城鄉之間，教師待遇的巨大差別。盡管近年來，教育公平一直是國家政策和社會輿論的焦點，但大家的注意力大多是圍繞學生需求，從教學設施，硬件配置，教師質量等方面提出質疑和舉措，卻忽視了對教師待遇公正性的關注，農村地區教師工資普遍偏低，信息閉塞，進修學習和提升的機會缺乏，相比之下，城市具有優質的教學設施，教學資源，教師工資福利等方面的待遇均優于農村地區，而且社會對人才需求的層次越來越高,各個城市學校都在創造積極條件吸引高層次的教師。同時，我們還得關注城鄉之間的機會差異和隱性差異。機會差異體現為城市學校的教師學習機會較多，接觸面廣，可選擇的發展空間較大，教師作為個體的生存可能性比農村要高。隱性差異體現為教育行政部門在對城鄉之間學校教師評職稱的額度的不同規定上，職稱水平影響工資待遇，也影響教師的自我成就感和自我效能感，這所造成的隱性差異導致農村優秀實質的城市流向。在大力提倡社會公平、城鄉教育均衡發展的當下，我們必須警惕并發現、糾正城鄉之間所存在的機會差異和隱性差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