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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2風險共擔，利潤共享伊斯蘭銀行禁止利息，但可以賺取利潤。并且在伊斯蘭教法看來，利潤具有不確定性，代表了穆斯林的積極進取精神，是創造社會財富的結果。為了獲取利潤，伊斯蘭銀行作為資金提供者，需要與資金使用方（客戶）共同參與生產經營活動，共擔風險，共享利潤。這與商業銀行收取固定利息的經營模式截然不同。對存款業務，伊斯蘭銀行也不是支付固定利息，而是把自身的經營收益按照一定比例支付給存款人。

1．3以實物資產為基礎，禁止投機伊斯蘭銀行的所有交易必須以實物資產為基礎，且經營活動必須與伊斯蘭教法相符，嚴禁向軍火、煙酒、賭博等行業提供資金。如有不符合伊斯蘭教法的投資利潤，必須將其捐獻給慈善組織或伊斯蘭宗教組織。與此同時，除了與流動性管理、資產負債管理和風險管理相關的資金交易業務外，伊斯蘭銀行嚴禁從事純粹投機性的資金交易行為。

1．4設立伊斯蘭教法委員會為了讓經營活動符合教法，伊斯蘭銀行需要成立伊斯蘭教法委員會，又被稱為“沙里亞委員會“（Shariah）。該委員會由3名以上精通伊斯蘭教法，并有相關經濟金融知識和經驗的學者組成，獨立性很強，職責是對伊斯蘭銀行的經營活動是否符合伊斯蘭教法進行監督和規范。

2商業銀行宏觀金融風險

商業銀行作為一種金融機構，根本目的在于為國家實體經濟提供資金融通服務。商業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因為經營機制上的缺陷，存在著明顯的宏觀金融風險。體現在以下三點：

2．1商業銀行制度鼓勵過度消費信用是西方國家金融體系的基礎。在西方國家，個人信用的使用非常普遍，住房、汽車、家電甚至旅游消費都能進行消費貸款，個人信用無處不在。商業銀行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不斷進行信貸產品開發和更新換代，刺激人們進行消費信貸。甚至有些商業銀行還利用消費信貸合同中的隱晦條款，誤導人們的過度消費。由于人們消費行為的非理性，在經濟繁榮時期，往往會對未來的收入過度樂觀，從而進行大量的信用消費。當經濟緊縮，失業率上升且收入顯著下降時，商業銀行所面臨的信用風險就會大幅上升。

2．2普通商業銀行的順周期信貸加劇了經濟風險普通商業銀行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服務，但商業銀行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卻通過順周期信貸加劇了經濟風險，對銀行和國民經濟都造成了巨大沖擊。具體來說，當經濟景氣時，企業經營狀況較好，普通商業銀行往往會采取比較寬松的信貸政策，從而通過增加貨幣和信貸推動經濟的過度繁榮。但是當經濟衰退時，企業經營狀況面臨困難，普通商業銀行為了規避風險，往往會采取緊縮的信貸政策，貨幣和信貸的緊縮又進一步加劇了實體經濟的下行風險。對于普通商業銀行體系的順周期信貸，到目前為止，尚沒有有效的機制加以解決。普通商業銀行對經濟的順周期影響，意味著更多非理性繁榮和更深的蕭條，大大增加了銀行和國民經濟的運行風險。

2．3普通商業銀行過度的金融創新有效的金融創新可以分散經營風險，提高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從而提升商業銀行的競爭力，但過度的金融創新則會適得其反。自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政府執政以后，世界范圍內的新自由主義日益盛行，也日益注重市場機制對經濟的調節作用。在這種背景下，各種經濟管制，包括金融管制不斷放松。以美國為例，通過制定《加恩－圣杰曼儲蓄機構法》、《1987年公平競爭銀行法》、《1989年金融機構改革、復興和實施方案》和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商業銀行在經營商所受到的限制不斷被取消或放寬。特別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利率不斷走低，資產證券化和金融衍生產品創新在普通商業銀行經營中得到飛速發展。隨著金融競爭日益加劇，美國華爾街的投機氣氛也日益濃厚。過度的金融創新，以及金融創新復雜程度的日益加深，使得中央銀行都無法清晰把握其走向并進行有效監管，最終給銀行風險管理帶來了極大的沖擊。

3伊斯蘭銀行的宏觀金融風險

相對普通商業銀行而言，伊斯蘭銀行因為在經營理念和方式上存在很大不同，使得其金融風險也比較小。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3．1伊斯蘭銀行在風險方面持保守態度伊斯蘭銀行在經營理念和服務方式上遵守伊斯蘭金融法制。伊斯蘭經濟思想提倡節儉、反對鋪張浪費。伊斯蘭銀行在業務經營中也貫徹了這一原則，不鼓勵客戶通過大量借款過度消費。例如，伊斯蘭銀行不允許客戶對存款賬戶透支，只向購買房地產的客戶提供其承受能力內的貸款。如果客戶用不完授信額度，伊斯蘭銀行還將對其進行會費減免。同時，伊斯蘭銀行也禁止投機行為，要求所有的銀行產品和服務都以有形資產為基礎。即使是進行金融創新和衍生金融工具應用時，也必須在合理的范圍內進行，嚴禁單純以承擔風險來追求受益的行為。這樣，在普通商業銀行飽受游資投機之苦、面臨金融市場劇烈波動風險的時候，伊斯蘭銀行卻可以將游資與投機隔離出去。

3．2伊斯蘭銀行很好地解決了順周期信貸問題伊斯蘭銀行強調銀行與企業風險共擔，用長期眼光看待商業活動，采取長期投資策略。按照伊斯蘭教法，不管是工業、農業、服務業，還是在簡單貿易中，伊斯蘭銀行和客戶都必須平等地分擔風險，在共擔風險基礎上共享利潤。這要求銀行與客戶以合作伙伴的關系參與生產經營活動。由于實業投資期限一般較長，伊斯蘭銀行在資金投放時，往往不是只針對當前經濟金融狀況，而是從企業長遠經營角度去進行風險與收益評估。這種跨較長期限的決策方式很好地解決了普通商業銀行順周期信貸問題，保證了經濟和金融的正常平穩運行，也大大降低了經濟和金融非理性大幅波動的風險。

3．3契約執行中的宗教約束機制伊斯蘭銀行在風險管理上可以借助宗教約束機制，大大降低銀行資金投放的風險，這是普通商業銀行難以企及的，是穆斯林必須遵守的宗教義務，其鼓勵穆斯林從個人財富中拿出一部分，用來幫助別人。同時，伊斯蘭教法也鼓勵債權人對窮人或難以償還的債務予以減免。因此伊斯蘭國家的債權人對自身債權的維護一般都采取比較溫和的方式，糾紛和訴訟很少發生。與此同時，伊斯蘭教法也強調契約神圣，要求債務人必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盡最大努力來保證合同的執行。如若有穆斯林不積極履行自己的契約義務，伊斯蘭銀行可以通過有身份的伊斯蘭教人士，包括宗教咨詢委員會委員、阿訇或教主對其進行勸誡，甚至進行宗教懲罰。因此，除非萬不得已，在宗教約束機制下，穆斯林借款人一般都會盡力履行與伊斯蘭銀行的合約。這種溫和的、有外部宗教約束機制的契約糾紛解決方式，既符合社會道德，又能讓伊斯蘭銀行最大限度地收回資金。傳統商業銀行經常出現的借款人卷款潛逃等惡意逃債行為，在伊斯蘭銀行很少發生。

篇2

關鍵詞：金融積聚；政策傾斜

根據國家批準實施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北部灣經濟區努力建成中國－東盟開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貿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為帶動、支撐西部大開發的戰略高地和開放度高、輻射力強、經濟繁榮、社會和諧、生態良好的重要國際區域經濟合作區。

目前廣西提出打造北部灣經濟區區域金融中心的設想，但根據北部灣經濟區的經濟水平和金融業發展現狀，單純依靠自然漸進模式必定是漫長的過程，只有通過政策傾斜、制度創新，營造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才有可能促進金融積聚。

一、金融積聚動因分析

關于金融積聚的動因，金融聚集理論和規模經濟理論從微觀角度較好地解釋了金融積聚的現象。

金德爾伯格（Kindleberger，1974）認為金融中心的集聚效益主要體現在跨地區支付效率和金融資源跨地區配置效率的提高。Davis（1990）通過對金融服務業領域的調查發現，在大都市區域里，各種規模的金融服務產業都傾向形成集聚。Gehrig（1998）根據證券的流動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動，認為無論對信息是否敏感的金融交易，都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與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區，從而形成金融產業積聚。

規模經濟理論主要針對金融活動的外部經濟解釋金融聚集現象。韓國學者Pak（1989）認為跨國銀行為了降低成本會采取擴大經營規模的戰略，在不同的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分行，將銀行服務的成本分散到全球金融業務。當某一地區跨國銀行的數量增多、規模增大時，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銀行中心便形成。我國學者潘英麗（2002）、馮德連、葛文靜（2004）均認為金融中心的建立可以形成外部規模經濟，例如，行業內銀行之間的協作；金融機構之間共享基礎設施；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鄰近；信息溝通的快捷、市場流動性提高、投資成本和風險降低等等。

隨著經濟、金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國內的金融機構地域集中現象風起云涌。例如，北京云集了國內所有的宏觀調控部門和監管部門；上海已成為國內最大的證券、保險和外匯交易市場及最大的住房抵押市場；深圳通過引進外資金融機構，積極發展股份制銀行、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和保險公司，迅速發展成為珠三角洲地區金融企業的集聚地。金融積聚以良好的經濟基礎為后盾，同時，通過集聚效應、規模效應的發揮，對區域經濟的發展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二、區域金融政策傾斜的理論基礎

區域金融政策傾斜是政府采用宏觀干預的方法，對經濟欠發達地區制定的支持區域經濟發展的區域金融政策。國內外各類經濟增長理論、金融約束論及國內學者對國內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為金融政策傾斜提供了理論支持。

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區域金融的發展所帶來的資本的形成與產出能力給區域經濟發展形成了推動作用。近年來，許多國內學者將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理論研究框架應用到省區層面上，如陳瑩（2002）、黃湘雄（2004）、曹廷求（2006）分別對江蘇省、廣東省、山東省的區域金融發展狀況做了實證研究，都認為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有積極作用。

金融約束論認為，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在金融市場化過程中要通過一定程度的金融約束來達到金融深化的目標，政府通過制定存貸款利率限制、市場準入限制、資本市場運作機制和穩定的宏觀政策等一整套區域金融政策為金融部門和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使得它們采取有社會效益的行為，彌補地區內發展不平衡及市場本身的缺陷，實現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

國內區域金融創新的研究表明，時空性、層次性、吸引與輻射性和環境差異性共同表現為區域金融的屬性。唐旭博士在《貨幣資金流動與區域經濟發展》（1999）中指出經濟計劃體制的轉型直接導致了區域資金流動的加大，在了解國內資金分布和流動規律的基礎上，制定差別政策，顯得日益重要。殷得生和肖順喜在《體制轉軌中的區域金融研究》中運用實證的方法研究了我國東西部區域金融的差距，運用交換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國區域金融協調發展的一些措施。

三、促進金融積聚北部灣經濟區的政策建議

北部灣經濟區處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泛北部灣經濟合作區、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兩廊一圈等多層次發展區域的交匯處，區位優勢和未來巨大的市場容量是吸引金融積聚的根本因素，也是金融政策傾斜的經濟基礎。在經濟發展初期，如何通過金融政策傾斜加速金融機構聚集是當前研究的重點。

（一）金融機構設置傾斜

1、建立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蔣升湧（2007）主持的課題“建立北部灣銀行問題研究”中提出，參照徽商銀行模式對廣西現有城市商業銀行進行兼并重組，在其基礎上組建區域性股份制商業銀行——北部灣銀行。作為區域性股份制銀行，北部灣銀行的業務發展方向應以支持環北部灣經濟圈特別是北部灣三市社會發展與經濟開發為主要目標，其信貸資金的投向重點應是北部灣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和相關的基礎設施建設及其他有利于北部灣地區經濟發展的建設項目，此外，就是積極支持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的發展。北部灣銀行應重點吸收境外、東部資金，在成熟時，應將業務和分支機構延伸至國外特別是東盟國家，使之成為一家國際性銀行。北部灣銀行的資本金來源盡可能多元化，多元化體現在行業、地域（包括境內外）、所有制成分（包括自然人）等方面，多元化的好處是分散風險、保障資本金的長效穩定，并且可以發揮地緣優勢，為今后引資多元化奠定基礎。資本金可以采取階段性擴充辦法，在建設初期可以考慮只吸收境內資金，后期引入境外戰略投資者。針對北部灣經濟區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北部灣銀行應該承擔起為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提供融資或擔保的責任，通過爭取國家給予類似渤海銀行的新業務試辦權，例如開辦股權抵押貸款，一方面避免與其他銀行業務同質化，同時也為其他金融機構創造市場機會，彼此形成合作關系，以利于資本聚集，促進區域經濟發展。

2、有差別地構建多層次、多種類的非銀行金融機構。區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托完整的金融產業鏈，種類齊全的金融機構可以創造市場機會和分散市場風險。因此，必須發展包括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擔保公司、金融租賃公司等在內的多元化的金融市場主體結構。非銀行金融機構貸款約束較少，可以通過專業投資方式改變社會資金結構，將社會閑置資金引向資金需求最為迫切的企業或項目。當前，可以考慮大力發展小額貸款公司，組建多種類型的擔保公司，以適應小企業抵押貸款的靈活性需要，改造某些準金融機構為信貸機構，加快步伐構筑中小企業融資平臺。通過財政補助等手段補充非銀行金融機構資本金，對這些企業實行有區別的稅收政策，促進其較快發展，更好地實現高效的資金配置。

（二）金融業務管理傾斜

1、根據區域產業優先發展目錄，制定區域金融支持政策。根據規劃，廣西將集中力量優先發展壯大食品、有色金屬、汽車、石油化工、冶金、機械、電力等七大產業，同時積極發展農產品加工、高新技術、林漿紙、水泥建材、現代中藥、海洋等產業。對資金投向廣西上述產業的廣西境內的金融機構在稅收、財政補貼等予以優惠，同時，允許貸款利率適當浮動。

2、實行差異化的信貸管理政策。根據金融服務與產業的原則，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比例、放寬利率浮動等措施促進資金及金融機構向北部灣經濟區聚集。對于廣西境內的金融機構允許其以低于全國規定的存款準備金比例開展業務，這樣有助于該區域的金融機構以較低的成本吸納來自全國的資金，促進資金向廣西及北部灣經濟區的重點產業流動。同時，可以將北部灣經濟區列為利率市場化的改革試點區域，允許本地區的金融機構根據市場需求適當調整存貸利率，或者對本地區以外的金融機構向北部灣經濟區的貸款提供利差補貼及地方政府擔保，以保障重點產業的資金來源。

3、增加政策性銀行對北部灣經濟區的資金投入。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已經上升為國家規劃層次，在金融政策及資金層面應盡早落實。因此在資金額度分配方面，跳出西部大開發的限制，從北部灣經濟區處于多層次發展戰略交匯點考慮，設立專項發展基金或者增加原來的額度，根據北部灣經濟區的產業發展規劃，為重點產業提供長期資金支持。同時，對政策性銀行貸放的專項資金所需的配套資金實行差異化待遇，例如，對來自北部灣經濟區及廣西本土金融機構的部分實行國家財政補貼利差及地方政府擔保的雙重優惠政策，帶動商業金融機構資金流向北部灣經濟區。

四、金融政策傾斜應注意的問題

金融政策傾斜帶有明顯的政府干預色彩，對于金融產業基礎薄弱的地區經濟起步有著刺激作用。但是，政策傾斜往往以犧牲國家或地方財政為代價，并有可能導致該地區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進展緩慢，因此，金融政策傾斜應該考慮時效性，防止微觀企業對國家財政的過分依賴。并且，金融機構積聚、資本流動最終取決于市場因素。因此，金融傾斜政策應著眼于完善市場經濟基礎設施、為微觀企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創造有利于金融產業積聚的金融生態環境，使北部灣經濟區成為金融機構云集、資金流動活躍的熱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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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顧名思義，“金”是黃金、資金，“融”是融通，即“資金融通”。金銀的易攜帶、易分割及價值大等特性使之成為充當貨幣的一般等價物――價值的代表，因此，金融是價值的流通。而隨著經濟社會的日益發展，金融的內涵也進一步拓展，不再局限于價值的流通，更多的傾向于經營的資本化、信用化以及杠桿化，更符合現代金融的發展要求。

2.什么是宏觀金融

根據金融主體行為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微觀金融和宏觀金融兩大類。一般地，企事業單位及個人的金融行為被歸類為微觀金融的范疇，主要包括資本的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而政府和貨幣當局的金融行為被歸類為宏觀金融的范疇，主要包括貨幣和金融制度的安排。宏觀金融是以宏觀平衡人類整體經濟利益關系為目的的社會金融行為，是人類的社會性金融活動。

3.什么是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方法論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的方法論是指關于研究宏觀金融領域的一般方法的總稱，它為我們準確、有效地研究宏觀金融理論提供了組織、計劃、設計和實施研究的基本原則。

二、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方法論的重要性

聯系的普遍性――世界萬事萬物都是普遍聯系的，金融理論的發展過程也不是獨立存在于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當中，而是與人類社會發展的諸多領域密切相關。在二十一世紀之前，金融理論的發展是雜亂無章的，學者們僅從自身出發進行研究，各方向的金融理論研究層出不窮，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缺乏系統的理論體系和方法論，從而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宏觀金融理論的發展。

宏觀金融理論的發展從始至終都是建立在實踐基礎上的研究，并未形成完備、系統、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研究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的觀點明顯違背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在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中，若要持續有效地發展就必須使之上升到理性高度，并形成一套系統、科學的行為準則，在不斷發展過程中進而形成科學的“方法論”，以此來指導我們有效地進行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因此，在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領域中，形成一套系統的、科學的方法論十分重要，它關系到研究結果是否有效的問題。

三、 當代宏觀金融理論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1.形式主義傾向嚴重

宏觀金融理論研究在其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一系列理論方法和工具，如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數量模型分析、計量經濟學模型分析等，促使著宏觀金融理論的研究向科學化、嚴謹化發展。20世紀20年代之前，學者們較為關注運用金融理論的知識去科學有效地解釋社會生活中的一些經濟現象，通過案例分析來實現金融理論知識的合理運用。20世紀90年代之后，隨著計量經濟學學科的出現，論文就更傾向于應用數學模型來解釋經濟現象，以此來彰顯其理論研究的準確性和嚴謹性。然而研究者們對于這些數學模型并未深刻認知，有時過于追求模型論證而忽略其現實經濟意義。目前論文撰寫過程中，研究者大多未能正確認識金融工具與金融理論的關系，忽略金融工具的服務性作用，過于追求數學模型等工具而忽略金融理論。

2.研究成果普遍缺乏創新性

研究的創新性是為了通過研究者分析問題，提出觀點來推動金融理論的發展。而目前多數研究者忽略理論的探究，在廣泛閱讀大量現有成果的基礎上，自身的思考和研究略有欠缺，從而難以實現理論的創新。

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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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此為作者2016年6月隨團訪問歐盟總部機構時對方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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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 F83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6-5024(2008)01-0152-05

[基金項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宏觀經濟中期發展建模：預測方法與應用研究”(批準號：70531010)；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創新研究群體科學基金基于行為的若干社會經濟復雜系統建模與管理”(批準號：70521001)

[作者簡介] 曹漢平，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中國銀行總行高級經理，研究方向為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任若恩，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國際競爭力比較、金融工程與風險管理。(北京 100053)

一、問題的提出

近20年來，信用風險的研究如雨后春筍，取得了長足發展。但這些早期的信用風險模型大多集中對違約可能性(信用評分)的預測，主要強調對樣本截面數據，而不是從時間序列角度來分析辨別“好”或“壞”的公司，并且這些模型大部分僅僅考慮了公司本身的狀況與能力，而未將外在的環境因素納入其中。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經營環境的快速變遷，公司必須面對許多不確定性，增加了公司經營的風險。信用風險的時間序列或動態行為分析已經廣受學術界、業界以及監管機構的重視。

首先，信用風險市場的流動性越來越大。抵押證券(ABS)，如債券抵押證券(CBO)與貸款抵押證券(CLO)，與信用衍生產品(Credit Derivatives)相似，都允許金融機構在不用破壞客戶關系的情況下降低信用風險敞口。這些新信用工具的定價需要利率、違約率、回收率、以及信用利差等的動態行為的足夠數據。一般而言，可利用直接觀測這些變量的歷史數據，或者利用流動性信用敏感工具定價模型來計量這些相關經濟變量的動態行為即為信用違約互換(credit default swaps)。其中信用衍生工具或證券有效性彌補了早期信用評分方法在管理信用風險時的適應能力，同時它也使違約分析的重點從截面分析、時間點分析轉換到動態的信用風險管理。

其次，信用風險組合管理需要動態信用風險分析。雖然這些模型基本上都能作為分析信用風險組合的工具，但是對于不同風險種類的分析卻存在很大的差異。在可辨別的獨特性風險與系統風險情況下，絕大多數獨特性風險都能被分散，系統性風險對信用組合最重要。而目前的信用組合模型，如CreditMetrics、CreditRisk+都較少關注系統風險因素的行為。通常而言，系統信用風險因素經常與宏觀經濟環境有關。因此，如果能將宏觀經濟環境與系統信用風險因素建立聯系，那么有關宏觀經濟變量的趨勢與狀態的知識就可以幫助商業銀行評價組合信用風險。

第三，監管的發展也需要對信用風險進行動態分析。新巴塞爾協議(Basel Committee on Bank Supervision (2003))建議銀行的資本需求(capital requirements)必須直接與交易雙方的履約能力(creditworthiness of the counterparties)相聯系。同時，新監管架構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銀行資本需求的親周期性(pro-cyclical capital requirements)，并且按照這樣的方法來增加經濟周期的沖擊，這可能會惡化經濟周期波動。經濟增長期間，銀行可能會降低經濟資本水平，而經濟資本水平的降低可能是受到基于近期違約概率估計的風險敏感性資本需求(risk sensitive capital requirements)的刺激。因此，在經濟周期的波峰時，經濟資本水平可能非常低以致于無法應付后續的經濟下降趨勢。而在經濟下降期間，經濟資本的積累同樣可能很低。此外，經濟資本的增加可能會導致銀行信用緊縮(credit crunch)并且因此惡化已經不利的經濟環境。親周期(pro-cyclicality)的問題進一步凸現了對信用評級、違約概率、信用利差以及其它信用風險驅動因子進行動態分析的需要。

本論文主要嘗試將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納入信用風險模型，來辨別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程度。希望利用辨別出的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為投資者在評估投資時提供多一層的考量，并建立一個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以供后續研究與實務界應用。

二、信用風險模型的發展歷程

信用風險分析最早起源于Beaver (1967) 和Altman (1968)的工作，并且在過去近四十年來取得了廣泛的研究與探討，發展出許多類型的信用風險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同的特性及相關的理論基礎，大致而言可以劃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基于會計信息與市場價值所發展出來的模型，如Altman，Haldeman and Narayanan(1977)的ZETA模型，第二類則是以股票價格為基礎的模型，如KMV、Moody’s等機構用期權理論發展出來計算違約概率的模型。但到目前為止，并未有具體將宏觀經濟因素納入信用風險模型的研究。不過，經由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與Jongwoo Kim(1999)兩篇對信用轉移矩陣(credit transition matrix)的研究，替信用風險模型納入宏觀經濟變量的方式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研究方向。Belkin，Suchower and Forest(1998)首先將公司價值變動的因素分成兩部分，個別公司單獨面對的風險與所有公司共同面對的風險，前者可稱為個別風險，后者則為系統風險。Jongwoo Kim(1999)運用前述研究的概念，進一步建立較為具體的信用循環指標。

近年來，一些學者對違約概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的相關性展開了研究，較具有代表性的是Pesaran等(2005)建立的全球自回歸宏觀經濟矩陣模型GVAR。該模型以Merton(1974)的期權理論為基礎架構，以經濟的全球化為背景，用橫跨25個國家、時間段為1979―1999的季度相關數據，通過建立模型，分析國內宏觀經濟變量，包括GDP、CPI、短期利率、匯率、以及全球變量(如石油價格等)的沖擊對資產信用組合風險的影響，證明銀行沖銷壞帳損失與國內外宏觀經濟變量的變化具有重要關系。另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是Koopman等(2005)直接應用時間序列模型研究違約概率的周期性變化。

綜合以上文獻，我們可以發現信用風險作為商業銀行業所面臨的主要風險，一直是銀行風險管理的核心內容，同時也是監管機構及學術界研究的主要話題。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分析和評估技術仍處于傳統的比率分析階段。隨著全球經濟越來越相互依賴，商業銀行與中央銀行都必須面對并分析宏觀經濟波動對信用風險(或損失分布)的影響。因此，在此領域，尤其是宏觀經濟環境與信用風險相關性研究方面，將有大量的工作去做、值得深入研究。

三、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考慮到本論文旨在嘗試將其忽略的外在因素(可分成宏觀經濟環境和行業競爭環境兩部分)納入信用風險模型，來辨別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程度，因此主要參照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建立宏觀經濟模型，并利用宏觀經濟變量(GDP增長率，CPI通膨率、貨幣供應量、失業率等)建立信用循環指標(Z)值，來表示宏觀經濟情況，然后以此信用循環指標的結果搭配Belkin-Forest-Suchower(1998)的方法，去調整不同經濟情況下企業信用質量改變的概率，并修正研究期間銀行放款組合價值之信用風險的變動型態。希望利用辨別出的外在因素對信用風險的影響，為投資者在評估投資時提供多一層的考量，并建立一個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以供后續研究與實務界應用。

(一)模型的建立

本論文假設影響公司價值的因素有三個方面，分別為宏觀經濟風險(Z)、公司經營績效(M)與個別公司風險(ε)。現將此三種變量定義如下：

1.宏觀經濟風險

宏觀經濟風險以Z表示，為所有公司都必須面臨的風險，可視為系統性的。這種整體且全面性的風險可能導因于國內GDP的變動、貨幣供應的變化、進出口成長或衰退、產值提升或下降等。為識別宏觀經濟風險，首先需要辨別哪些宏觀經濟變量可以合理仿真未來宏觀經濟狀態。不同的國家，其經濟狀態各有其特定的全局變量組合代表，Wilson(1997)建議至少應有3個以上的宏觀經濟變量。此外，隨著行業、評級的差異，其辨別的解釋變量亦隨之不同。再者，在模型估計方法上，隨著模型設定而有所差異，其共同處則在于利用過去的變量資料來預測未來變量的可能。

本論文主要是依據Jongwoo Kim(1999)的研究方法，運用宏觀經濟變量建立信用循環指標(Z)，來表示整體經濟情況，再依據信用循環指標的結果，去調整企業信用質量改變的概率。以下是分析方法的介紹。

(1)建立復回歸模型

首先，分析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與宏觀經濟變量的線性回歸關系，再以變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系數估計(Parameter Estimates)、變量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三個方法作整體模型分析解釋。其中：變量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有無直線線性關系；而變量膨脹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s，VIF)則作為該模型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判斷標準。

本研究先利用Probit函數對被解釋變量(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作轉換，得出的轉換值再與選定的宏觀經濟變量做復回歸分析，并利用最小平方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推算宏觀經濟變量的估計系數。

其中，Yt：表示第t期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機率，Xi，t-1：表示第i個宏觀經濟變量在t-1期的值，β：為未知的參數，εt：為隨機誤差項，h：為選定的宏觀經濟變量個數。

(2)建立信用循環指標表示宏觀經濟狀況

由公式(1)估計下一期的投機級公司違約機率的轉換值后，即可建立信用循環指標表示經濟狀況。其公式可表示為：

其中，Zt表示第t期的信用循環指標，Φ-1為標準正態之累積分配的反函數，Yt表示第t期投機級公司的違約概率，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2.公司經營績效

公司經營績效以M表示，本論文以稅前息前資產報酬率作為經營績效變量。Mt值的轉換主要應用統計上標準差距離的計算公式：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資產報酬率，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為了符合Mt~N(0，1)的假設，本研究假定同行業內各公司資產報酬率成標準正態分布。換句話說，即公司經營績效的好壞概率呈標準正態分布。式(3)分子中的μRAt即為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也可用ITAt表示，用數字式表示為：

其中，RAt表示t期公司資產報酬率，IRAt表示t期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N為同行業內公司數量。

從式(3)可知，本研究將資產報酬率作為衡量公司經營績效的指標。為了將宏觀經濟環境對資產報酬率的影響剔除，并消除行業特性差異，將其減去行業平均資產報酬率后再除以行業資產報酬率標準差，得到的經營績效指標Mt就等于該公司經營表現與行業平均間的標準差距離。若公司資產報酬率小于行業平均報酬率，則Mt0，表示有正面的經營績效。若兩者相等，則Mt=0。

3.個別風險

個別風險以ε表示，此風險僅與個別公司相關，如新產品開發等。

根據以上分析，那么可以以下列回歸式來估計宏觀經濟風險對公司價值變動的影響，并據此建立基于宏觀經濟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型。

Rt=w1Mt+w2Zt+w3εt(5)

其中，Rt為t期公司價值變動，Mt為t期公司的經營績效指標，Zt為t期宏觀經濟指標，εt為t期個別價值變動風險，w1、w2、w3分別為Zt、Mt、εt的權重。為了保證正態分布的假設，即Rt～N(0，1)，不失一般性，假設①Mt、Zt與εt也為N(0，1)的標準正態分布，即Mt、Zt、εt～N(0，1)；②Mt、Zt與εt間相互獨立；③w12+w22+w33=1。

除了以數學式表示本研究模型外，也可以圖形表示(如圖1)。從圖1中可以發現，公司價值變動可以區分為三部分，如同前文定義，分別為宏觀經濟風險、公司經營績效與誤差限。圖中V0代表0期公司資產價值，Nt則為t期公司可能價值概率函數，Vt則代表其期望值。V0至Vt的變動中，V0至V′為受公司經營績效影響的部分，影響幅度為w1Mt；V′至Vt則是受宏觀經濟影響的部分，影響幅度為w2Zt。

此圖的例子是當Mt為負，而Zt為正，且w2Zt大于w1Mt的情況。若Mt與Zt兩者均為正，Vt、V′皆會位于V0右邊；反之，則Vt、V′皆會位于V0左邊。換句話說，公司價值可能會因為Mt與Zt而變動，變動的幅度分別為wtMt與w2Zt，總變動幅度則為w1Mt+w2Zt。

(二)模型的求解

在期權模式的信用風險模型中，違約率的估計是以低于臨界值的累計概率加以表示。該概率為：

其中，t為期間，V0為0期公司資產價值，Dt為t期負債帳面價值，μ為平均數，σ為標準差。

違約概率也能夠在圖形上看出。圖2為期權模式下t期的公司可能價值分布圖，公司可能價值為標準正態分布，所以此公司價值線Nt代表的一樣是標準正態分布的概率函數。圖中的橫軸并非公司絕對價值表示，而是期望值的距離，以一個標準差為單位。此時只要求出臨界值b的數值，即能得到臨界值以下的累計概率，以τ表示。

此臨界值也可稱為違約點(default point)，根據公式(6)，可得臨界值b為：

公式(7)所計算的臨界值隱含的假設為公司價值低于負債面值就發生違約，但在現實生活中，違約不會在低過負債時即刻發生，而是已經低過負債一定程度之后。其中KMV的EDF模型也不根據上式，而是以公司長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流動負債來作臨界點。

本研究為求出更精確的信用組合風險及違約概率，將依KMV的方式以公司長期負債加上二分之一流動負債來作臨界點。因此，每家公司的臨界點均不同。

bt=IDt+ SDt(8)

為了不失一般性，假設t期年底公司普通股市價為P(ST)t；CSt為t期期末流通在外普通股數，則公司t期末的價值與公司價值變動可分別表示為

Vt=P(ST)t×CSt(9)

根據Merton(1974)違約模型，在時間t-1的信息條件下，如果下式成立違約將在時間t發生：

假設：

那么λt將是正的違約門檻，它將隨著時間與企業的特定屬性(如行業區分)而變化。

因此，在末期t時的違約概率為：

τ=p(default)=p(Rt

綜合以上的敘述，本研究的信用風險模型將外在環境因素納入；外在環境因素又可以分成兩部分，一為宏觀經濟因素，另一則為行業競爭因素。前者指的是宏觀經濟狀況的影響，如資金是否寬松、進出口貿易興衰、GDP增減等因素對公司信用風險的沖擊。后者為行業特性因素，如行業競爭情況、行業特性等。

四、實證分析

本文選取的宏觀經濟變量包括年度實際GDP、實際全社會總投資、信貸余額、匯率、全國實際零售總額、全國進出口總額等。各變量均以各個指標各年名義值除以各年相對于1985年的物價指數，折算為以1985年基準的可比值，并以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由于論文篇幅的限制，本論文在行業與公司的選擇上只選擇了IT行業作相關分析研究。根據前文分析，我們可以利用最小平方法(OLS)來計算出方程(1)中的相關參數(如表1)

那么，我們可以得到投機級公司(SG)的違約概率與信用循環指標的預測值(表2與圖3表示其預測值與實際的值非常接近)。

各風險因子的權重系數如表3所示。

因此，IT行業的條件信用風險模型(5)可以寫成：

Rt=0.277Mt-0.202Zt+0.939εt (14)

下面我們可選擇一家IT行業的上市公司進行具體分析。假設該公司在1999年度與2000年度的基本信息如表4所示。

因此，在考慮宏觀經濟與行業風險因素后，該公司2000年的條件違約概率(PD)可表示為：

τ=p(default)=p(Rt

實證表明，利用本論文建立的信用風險模型，可以計算出公司的信用風險，即可能的違約概率，而且根據違約概率，也能看出信用風險的大小與其變動。

五、結束語

本研究通過信用循環指標表示宏觀經濟景氣狀況，將宏觀經濟周期因素納入到現有信用風險模型之中，分析了宏觀經濟變量與行業競爭環境因素等對信用風險的影響，建立了能夠納入外在因素的信用風險評估模式。本論文的分析結果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在考慮宏觀經濟與行業風險因素后信用風險的度量問題。在我國當前經濟環境下，從信用風險管理的角度入手，將能夠測量到的不穩定因素納入到信用風險計量模型中去，使商業銀行能夠按照新巴塞爾協議的資本要求，建立具有長遠性、穩定性、前瞻性的更為有效的信用風險管理體系，對增強金融體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性將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需要指出的是：為了簡化分析，本論文以上市流通的普通股股票價格計算公司價值，除必須假設國內股票市場為完全市場外，又忽略了其他影響因素；另外，本研究雖然盡力依文獻或實務界的經驗去選擇合適的變量，并希望能找出最能解釋宏觀經濟的經濟變量，但由于宏觀經濟變量的選取存在一定主觀性，容易遺漏重要的經濟金融變量，使得選取變量與應變量的關聯性不夠顯著，或多或少會影響模型的預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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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龔樸，何旭彪.信用風險評估模型與方法最新研究進展[J].管理評論，2005，(5).

篇6

【Abstract】 This article from an euro started at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vicissitude and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utilization to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policy-making formulation， through detailed thoroughly analyzes the Taylor rule (to contain at the beginning ofEuropean Union in the Euro sector application -unification monetarypolicy decision-making the monetary policy background， the utilization"the Taylor principle" analyzes 1970-2006 beginning of the year EuropeCentral Bank the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making tendency， pointed outmoves towards the negotiable securities along with the financialsystem，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 formulation and the currentpolitical situation adapt the monetary policy is inevitable. Then apply theory to reality， conducts the key research in macroscopic and the microscopic two stratification planes， and uses the newestmeasurement economical technology， applied the new Keynes model torevise after to the process the Taylor rule to carry on based on the Euro sector data real diagnosis research， thought the Euro sector finance system the unification and the constitutive property transformed with the Euro sector Taylor rule implementation has created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and from on microscopic carried on the proof to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Studies the inspiration which the Taylor rule and the most superior monetarypolicy brings is， the Europe monetary policy change has its rule， and receives the macroscopic financial condition the restriction also needs the microscopic financial strategy the support. Finally， wooden Wen take zui the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real diagnosis as afoundation unifies our country socialism characteristic market economy under the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background in the actualsituation to discuss our country monetary policy the development andthe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Euro；Taylor rule；most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new Keynes model； development and countermeasure

第一章 緒論

1.1 論文研究背景

2002年1月1日零時，隨著布魯塞爾皇宮設置的歐元倒計時鐘鐘聲的敲響，歐元正式進入流通，歐元區12國比利時、意大利、荷蘭、芬蘭、德國、奧地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盧森堡和希臘締結的空前的貨幣聯盟正式開始運作，標志著歐洲甚至全世界己不可逆轉地跨入歐元時代。在資本主義發源地、發達國家聚集的歐洲，各主權國家讓渡貨幣發行權而發行統一的區域貨幣，并建立區域性貨幣的超國家統一管理機構—歐洲中央銀行，這是人類貨幣金融史上的首次勇敢嘗試，必將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格局產生一系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其中作為歐洲經濟和貨幣一體化進程的必然產物，歐元從誕生幾年來的運行來看基本上是成功的：歐洲中央銀行調控歐元的能力大大增強；歐元的影響力在逐漸擴大；歐元區經濟整體運行良好，雖然歐元誕生后對美元的匯率走勢并不穩定，但歐元所以表現出的強大的生命力和對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影響不應為人們所忽視。

1.2 論文研究內容

歐元的誕生，使歐盟國家貨幣單一化取代原來歐洲復雜多樣的貨幣制度，這是自布雷頓森林貨幣體系解體以來國際金融領域最為重要的大事。在國際金融日益一體化的今天，歐元極大的改變了國際金融市場的格局，成為能與美元分庭抗爭的世界第二大貨幣體系，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在歐元誕生的最初，歐元對美元的匯率先是一路走低，又持續升高，使得人們對歐元的穩定性不禁又產生了疑問，歐元日益成為大家關注和研究的焦點。

總體而言，前人對于歐元的研究方向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對于貨幣同盟理論的探討：另一方面是對于歐元的穩定性的分析。而本文則是本著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深入思考，探討泰勒規則對歐元區貨幣政策的制定的影響，以及對據此分析得出的最有貨幣理論進行實證。

1.3論文的主要工作

本文研究了歐元啟動后歐元區金融體系的變遷及歐元區泰勒規則的運用對歐洲央行的決策制定，通過詳細深入的剖析泰勒規則在歐元區的應用，提出“隨著金融體系走向證券化，國際化，制定與時局相適應的貨幣政策是必然的”這一觀點。主要工作內容包括：

a 闡述了最優貨幣政策，以及在通貨膨脹中的前瞻性。

b 運用歐元區泰勒規則對歐洲央行的決策制定進行了分析，使用平滑實證分析的方式進行理論與實例的分析，建立具體模型。

c 論述了泰勒規則對提高利率的作用及實現過程。

d 給出了本實驗的部分關鍵性技術：

（1）建模方法

（2）實證分析法

e本論文主要研究工作：

(1) 建立了泰勒規則具體模型，歸納國內外對泰勒規則的研究及經驗。

(2) 使用實例分析法對最優貨幣政策開展實例采集與分析，對泰勒規則在利率波動方面 進行討論；

(3) 介紹前瞻性泰勒規則的理論原理和通貨膨脹分析；

(4) 對利用實例分析結果進行圖文說明，進行展示；

(5) 對利率平滑進行實證分析。

（6）加入貨幣政策改良方面的新理念，描述泰勒規則的溶入和引用，展示貨幣政策中的創新思路

本文對歐洲及我國貨幣政策改革具有借鑒和指導作用。

1.4論文的組織結構

本文共分四章。其組織結構如下：

第一章緒論闡述本實驗研究的背景，包括泰勒規則運用的發展。說明本文研究內容的技術支持和時代背景，以及本文的理論基礎和論文結構。

第二章對歐元區泰勒規則進行國內外理論研究與應用分析，進行圖文展示并具體說明在提高利率方面的作用。

篇7

 

一、引言

2007年底，一場源于次級抵押貸款的金融風暴席卷全球，致使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嚴重的流動性不足。縱觀我國的金融市場，信用體制尚不健全，仍處于起步階段。作為我國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商業銀行的穩定性經營對金融市場以至實體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宏觀經濟總是呈現上升和下降的周期性波動，繁榮與蕭條交替出現，毋庸置疑，這將導致信貸規模的相應變化。2009年保增長、刺激內需的政府導向，使國內信貸規模出現超高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為次貸埋下了禍根。金融鏈條“牽一發而動全身”，當經濟形勢逆轉，市場泡沫爆破，次貸必然爆發出其潛在的信用風險，危及整個金融體系。

現階段國內關于經濟波動與次級貸款的研究尚少，我國學者主要著力于經濟與不良貸款的關系。鑒于次貸是不良貸款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不良貸款與宏觀經濟的分析對次貸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表明，不良貸款與宏觀經濟主要存在以下兩種關系：一是以張淼(2002)[1]、李雙(2005)[2]等為代表的學者通過回歸分析發現銀行不良貸款率與經濟增長率存在負相關，銀行外部經濟環境惡化是產生不良貸款的主要原因。謝冰[3]、李麟索、彥峰(2009)[4]等運用相關分析、共線性診斷、主成分分析、時間序列、脈沖響應等方法表明經濟波動與不良貸款呈現一種較強的反向動態變動關系。而銀行信貸行為的親周期性更強化了這種關系，從而導致銀行業面臨嚴重的系統性風險。二是李宏瑾，徐爽(2009)[5]從夏普比率出發，構建了一個用于分析不良貸款與經濟波動的理論模型，通過澳大利亞的數據驗證了經濟增長與不良貸款比例的正相關關系。高鶴(2009)[6]在財政自給率與地方政府行為與不良貸款率的研究中，亦指出當地方政府行為是“強化市場型”導向時，該地區的經濟波動與銀行不良貸款率表現出明顯的正相關。

基于以上學者的研究，為了分析經濟波動與次貸規模之間可能存在的某種相關關系，本文采用銀監會公布的次貸數據和國家統計局公布的GDP數據進行單位根(ADF)的平穩性檢驗和Johansen協整檢驗，在保證VAR模型穩定的基礎上，對兩變量進行Granger檢驗以確定其因果關系，最后進行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分析，并由此進行理論分析，對商業銀行的經營與發展提出合理的建議。

二、經濟波動影響次貸規模變動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取及說明

余芳東、楊映霜(2002)[7]認為GDP季度同比增長率是本季度經濟運行的內在因素和季節性因素等外在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能客觀反映經濟運行的實際進展。因而，本文選取GDP季度增長率(RGDP)作為經濟增長的變量。同時為了使次級貸款在時間上與經濟增長率相匹配金融論文，本文選取次貸增長率(RCD)作為次級貸款的變量。我國銀監會自2003年以來開始對各級貸款的季度數據進行統計并定期公布，為了排除金融危機的突發性因素對研究結果的干擾，以保證數據的平穩性和研究的可參考性，本文采用2004年3季度至2008年3季度的數據進行實證研究。

圖1次貸增長率與經濟增長率

注：主坐標軸為次貸增長率；次坐標軸GDP同比增長率

(二)實證分析過程

1、單位根(ADF)檢驗

對時間序列數據進行估計必須要求其具備平穩性，否則，根據2003年諾貝爾獎得主Granger和Newbold(1974)的理論，對非平穩時間序列的估計很可能出現偽回歸的結果。因此，首先對RCD與PGDP時間序列進行單位根(ADF)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表1 單位根(ADF)檢驗

 

變量

ADF檢驗

檢驗類型(c,t,p)

臨界值

結論

RGDP

-1.270896

(c,t,0)

-2.673459

不平穩

RCD

-2.528635

(c,t,1)

-2.681330

不平穩

DRGDP

-3.944872

(c,0,0)

-3.081002**

平穩

DRCD

-4.331050

篇8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5-00-01

宏觀經濟學是一門復雜的學科，其中充斥著許多人為因素的不確定性，因此必須遵循某種方法論來減少這種不確定性。本文通過實證主義和人文主義范式分別來闡述，指出研究宏觀經濟學問題必須注重與方法論的結合。

一、宏觀經濟學的特殊性

宏觀經濟學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這種特性使宏觀經濟研究變得復雜多變。一是，整體性。宏觀經濟的整體性是指宏觀經濟雖然針對不同的主體可能有不同的經濟行為，而且經濟行為的范疇會存在差異，但是從宏觀層面的經濟來講，其整體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說，社會也好，各級政府也罷，它們在宏觀經濟方面都必須以整體利益為出發點，在制定政策措施時，必須相互配合以達到共同的目標。二是，社會性。宏觀經濟的社會性是指宏觀經濟從整個社會的角度出發，要從宏觀的層面上把控整個國家乃至社會的經濟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會及各級政府作為宏觀經濟的主體，使得它們的經濟行為具有了一定的社會責任。三是，協調性。宏觀經濟的協調性是指通過宏觀經濟活動，要促進社會各個領域的共同而協調的發展。從歷史的發展長河來看，任何一個階段的發展與進步在不同利益群體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樣的速度進行，也就是存在著不同步性，在這種情況下，協調顯得尤為重要。

二、宏觀經濟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由于宏觀經濟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準確研究宏觀經濟具有一定的難度。宏觀經濟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學性和創造性。科學性是要求學術成果所表述的內容具有可靠性，體現在論據要準確翔實，文字表述精煉不可含糊其辭，許多經濟學研究達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創新性要展現研究的解決和分析問題的能力，但實際上大多數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過多借鑒別人的理論缺乏自己的創見。像多數論文的文獻綜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時間為序最多，卻沒有時間地點提出理論的緣由等，這樣的綜述意義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鑒”，幾乎都是直接照搬國外的東西，再直接用中國的數據進行檢驗，而數據的質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結論就可以，不管其正確與否。

三、方法論的必要性

方法論的定義為多種多樣，《韋伯斯特大學詞典》將方法論定義為“做某件事，或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術或過程”。但在《應用經濟學方法論》這邊書中，方法論一詞實證指：給定領域中進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經濟學研究方法論就是對經濟學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書中方法一詞指的是：用于完成一個既定目標的具體技術或工具，這種用法和國家科學院科學指導委員會的用法一致。在社會科學方面，社會研究方法是通過科學的方法，系統地收集和分析關于社會現象的資料，并在此基礎上對相關的社會現象及其本質和規律做出科學認識的活動，是設計方法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宏觀經濟學是建立在實踐基礎的研究，并沒有一個成熟的科學的理論研究方法，如果認為宏觀經濟學科的理論不需要經過科學的檢驗和檢測就能成功，這顯然是不對的。現代宏觀經濟理論如果想要發展就必須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從而形成科學的行為準則，同時這種“行為準則”在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中形成科學的“方法論”。在宏觀經濟學科研究領域，“方法論”十分重要，它是現代科學和經濟理論研究領域的核心問題。因此，對我們科學地學習和研究宏觀經濟學科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從社會科學方法論角度研究宏觀經濟理論

（一）實證主義

從研究特征來看，實證主義社會學對“科學建構”的強調依賴于把自然科學作為社會理論構造的模式，強調科學就在于說明現象的成因，對現象的未來進行分析和預測。并對自然科學這種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張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實證主義主張以事實說話，從宏觀經驗事實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定量研究是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化，它側重于對宏觀經濟數據的數量分析和統計計算。實際上，實證主義研究早已滲透到不管是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研究中。實證主義研究有著其他方法所無法比擬的優點，如自行檢驗。實證主義在研究宏觀經濟中有很多的內在的檢驗，這些檢驗可以驗證和控制經濟學家在自己能力范圍外的研究結論。

但是實證主義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導假定下，而特定引導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觀性，而這兩者又是無法隔離的，因此實證主義不是撇開價值觀純粹的科學研究，不同的經濟經濟學家對于同一現象的實證研究會得出不同的結論。

（二）人文主義

經濟學是關于人的學問，不僅要研究資源配置問題還要研究理想人行為的問題，經濟學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還要關注人的倫理道德。經濟學的核心和基礎上價值論，經濟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人和社會的全面發展。人文主義強調收集信息，從整體上進行理解和詮釋。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敘事表達，它們認為人力的行為是多樣化的，個人根據自己的實踐情況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人文主義的社會價值是傾向于對人的個性的關懷。因此人文主義從定性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宏觀經濟問題，并讓宏觀經濟理論向對人們有價值的方向發展。注重強調反對暴力，主張自由平等和自我價值體現的一種哲學思潮與世界觀。自由公平可以促進經濟發展，而宏觀經濟發展又必須以自由公平為基礎和前提。

參考文獻：

[1]沈軍，白欽先.論金融研究方法論的范式轉換[J].經濟論壇，2006（5）：123-128.

篇9

二、研究領域

孫華妤教授長期從事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國際貿易學、國際金融學教學和科研工作，近年來特別聚焦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中國貨幣政策和資本市場關系等領域。強調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必須從中國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特點出發，參考和借鑒西方理論和經驗時務必對其前提條件和現實環境有細致和深刻的理解，不能簡單奉行“拿來主義”。

三、研究成果

孫華妤教授經過多年研究，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諸多論文，在2008年教育部的“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活動中成為入選者。2013年發表的《操縱人民幣匯率的可能與現實》榮獲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優秀論文三等獎。2013年發表的《人民幣升值并非解決中美貿易失衡問題的有效途徑》榮獲全國商務發展研究成果獎（優秀報告）。2008年的《貿易差額的衡量：基于所有權還是所在地》榮獲第十五屆“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優秀論文獎一等獎。2004年《資本賬戶和經常賬戶負面沖擊與釘住匯率制度危機的理論分析》榮獲第十二屆“安子介國際貿易研究獎”優秀論文獎二等獎。近年孫華妤教授的研究重點在人民幣匯率和匯率制度改革上，主持研究的科研項目有：1、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我國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協調研究：目標與手段（項目號11AZD039）。2、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后危機時代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戰略研究（項目號10AZD017）。3、教育部社科研究規劃基金項目，利率管制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外自主性的衡量（項目號09YJA790037）。4、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外部沖擊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和應對策略（資助編號NCET-08-0762）。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匯率制度與貨幣政策和經濟穩定增長的協調關系（批準號05BJL056）。6、國家外匯管理局研究項目《外匯儲備規模和損益的再審視一從政策角度》。

四、主要論著

1、匯率制度貨幣政策和宏觀經濟運行，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9年。

2、升值壓力的緩解：利率機制和政府對策，金融研究，2004年第6期。

3、“不可能三角”不能作為中國匯率制度選擇的依據，國際金融研究，2004年第8期。

4、利率市場化：目標、障礙和對策探討，金融論壇，2004年第9期。

5、通脹和通縮時期中國貨幣數量與價格的動態關系，國際貿易問題，2004年第10期。

6、化解熱錢流入形成的升值壓力――市場自動調節機制和政策措施，世界經濟，2005年第4期。

7、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下經濟的自動穩定性，國際貿易問題，2005年第8期。

8、貿易差額的衡量：基于所有權還是所在地，國際貿易問題，2006年第5期。

9、匯率的四個事實――伯格斯坦《匯率的四個神話》背后的事實，武漢金融，2006年第6期。

10、中國貨幣政策獨立和有效性檢驗：1994―2004，當代財經，2006年第7期。

11、傳統釘住匯率制度下中國貨幣政策自主性和有效性：1998到2005，世界經濟，2007年第1期。

12、堅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以改革促進內外均衡，國際貿易，2010年第4期。

篇10

從信息經濟學的角度來分析，銀行的信貸風險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作為受信主體的銀行借款客戶對碩士論文自己的經營狀況及其信貸資金的配置風險等真實情況更了解，處于信息優勢地位，而作為授信主體的貸款方銀行則對客戶的相關財務信息和風險了解不夠，處于信息劣勢地位。這種信息的不對稱很容易引發受信主體信貸前的逆向選擇和信貸后的道德風險行為，進而引發銀行的信貸風險，影響金融體系的安全。

而銀行的信貸征信恰恰是解決信貸信息不對稱問題的最好方法。通過銀行信貸征信，能夠增加借貸雙方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建立信用的記錄、監督和約束機制，降低銀行的信貸風險。本文正是基于解決銀行信貸信息不對稱問題和降低銀行信貸風險的目的，期望通過碩士論文對國內外的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情況的比較，得出對于我國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的有益啟示。

1.2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過比較我國和征信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情況，結合本國銀行業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現狀及存在的問題，提出完善我國銀行信貸征信體系建設的建議，以便能夠對解決我國銀行信貸風險問題和提高我國銀行業競爭能力有所借鑒。

中文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