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中國工程科學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主管單位：海南省科學技術協會

主辦單位：海南省生物工程協會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海南省海口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672-416X

國內刊號：46-1068/S

郵發代號：84-23

發行范圍：

創刊時間：2003

期刊收錄：

CA 化學文摘(美)(2009)

SCI 科學引文索引(美)(2009)

中國科學引文數據庫(CSCD―2008)

核心期刊：

期刊榮譽：

篇2

SCI即《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是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簡稱ISI）創建的，收錄文獻的作者、題目、源期刊、摘要、關鍵詞，不僅可以從文獻引證的角度評估文章的學術價值，還可以迅速方便地組建研究課題的參考文獻網絡。SCI創刊于1961年。經過40年的發展完善，已從開始時單一的印刷型發展成為功能強大的電子化、集成化、網絡化的大型多學科、綜合性檢索系統。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1997-2001年)收錄全球自然科學、工程技術領域內5，800余種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刊物。

SCI從來源期刊數量劃分為SCI和SCI-E。SCI指來源刊為3500多種的SCI印刷版和SCI光盤版（SCICompactDiscEdition,簡稱SCICDE），SCI-E（SCIExpanded）是SCI的擴展庫，收錄了5600多種來源期刊，可通過國際聯機或因特網進行檢索。SCI涵蓋學科超過100個，主要涉及農業、生物及環境科學；工程技術及應用科學；醫學與生命科學；物理及化學；行為科學。

二、SSCI簡介

SSCI即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為SCI的姊妹篇，亦由美國科學信息研究所創建，是目前世界上可以用來對不同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科學論文的數量進行統計分析的大型檢索工具。1999年SSCI全文收錄1809種世界最重要的社會科學期刊，內容覆蓋包括人類學、法律、經濟、歷史、地理、心理學等55個領域。收錄文獻類型包括：研究論文，書評，專題討論，社論，人物自傳，書信等。選擇收錄(SelectivelyCovered)期刊為1300多種。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2001年）收錄社會科學領域內1，700余種最具影響力的學術刊物。

三、SCI、SSCI交叉關系

SSCI對其收錄期刊范圍的說明中明確告知該數據庫中有一部分內容與SCI重復，這是因為學科之間本身有交叉，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跨學科的研究在文獻中的自然反映。

另外，SSCI從3400余種自然科學期刊中，通過計算機檢索文章主題和引文后，生成一個與社會科學有關的文獻目錄，此目錄再經ISI編委會審核，選擇與社會科學密切相關的文獻加入SSCI。因此SSCI也收錄了相當數量的自然科學文獻，二者的交叉關系更為密切。

四、"四大檢索工具"（Ei、SCI、ISTP、ISR）

四大檢索工具"指的是《工程索引（Ei）》、《科學引文索引（SCI）》、《科技會議錄索引（ISTP）》、《科學評論索引（ISR）》。

五、從哪里可以檢索論文被引用的情況？

在國外期刊上的被引用情況可以通過美國ISI的三大引文（SCI、SSCI、A&HCI）檢索。在國內期刊上的被引情況可以通過《中國科學引文索引（CSCR）》、《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CSSCI）》或者《中國科技論文與引文數據庫（CSTPC）》檢索.

六、哪些期刊是中文核心期刊？

通常所說的中文核心期刊，指的是林被甸、張其蘇主編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或中國科技信息所每年出版一次的《中國科技期刊引證報告》中指定的核心期刊。

篇3

主管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出版周期：雙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漢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0-2456

國內刊號：42-1040/C

郵發代號：38-38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55

期刊收錄：

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引文數據庫(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期刊榮譽：

社科雙效期刊

篇4

物流專業畢業論文參考文獻：

[1]曾永長.多式聯運流程設計與路徑優化[D].重慶：重慶大學，2009.p6.

[2]楊雪.考慮換裝時間的集裝箱多式聯運路徑優化問題研究[D].大連：大連海事大學，2013.

[3]榮朝和，魏際剛，胡斌.集裝箱多式聯運與綜合物流：形成機理與組織協調[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01.

[4]魏際剛，榮朝和.我國集裝箱多式聯運系統的協調(上)[J].集裝箱化，2000，(2)：p21-24.

[5]趙穎.多式聯運流程設計與仿真研究[D].吉林：吉林大學，2006.

[6]佟璐，聶磊，付慧伶.多式聯運路徑優化模型與方法研究[J].技術與方法，2010，(212)：p57-60.

[7]賀國先.集裝箱公鐵聯運的費用加權最短路計算機算法[J].鐵道學報，2006，28(1)：pll7-120.

[8]魏航，李軍，劉贏子.一種求解時變網絡下多式聯運最短路的算法[J].中國管理科學，2004，14⑷：p56-63.

[9]鄒雪丁，趙寧.王轉.混合運輸方式問題的建模與仿真[J].系統仿真技術，2007，3(4)：p56-63.

[10]雷定猷，游偉，張英貴，皮志東.長人貨物多式聯運路徑優化模型與算法[J].交通工程運輸學報，2014，14(1)：p76-83.

[11]朱曉寧.集裝箱多式聯運通道規劃理論與方法[M].北京：中國鐵道出版社，2002.

[12]袁加林.集裝箱多式聯運標準化及其經濟動因分析[D].北京：北京交通大學，2010.

[13]張戎，閆攀宇.洋山深水港區集裝箱海鐵聯運現狀分析及對策建議[J].中國港口，2006，8：p25-27.

[14]王金華.基于運輸合理化的多式聯運路徑優化[D].上海：上海交通大學，2010.pl.

[15]李愈.趙軍.吳剛.陳佳琪.帶有固定運費的多式聯運方式選擇[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2012，47(5)：p881-887.

物流專業畢業論文參考文獻：

[1]克里斯托夫·H洛夫洛克。服務營銷(第3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2]詹姆斯·A菲茨西蒙斯等著。服務管理：運營、戰略和信息技術[M].機械工業出版社，2000.

[3]余平.繼往開來[J].中國物流與采購，2002，(01)[7]中國物流航母織就信息大網[J].互聯網周刊，2002，(35)

[4]何明珂.中國物流業面臨的機遇與挑戰[J].財貿經濟，2001，(05).

[5]沈玉良.我國物流產業發展中的幾個問題[J].國際商務研究，2001，(04).

[6]牟歌。隨機需求下存在單項替代的服務能力決策模型研究[D].電子科技大學，2008.

[7]馬簡。服務預訂下的定價與能力決策[D].西南財經大學，2011

[8]申文，馬士華，陳瀟。供應鏈環境下的物流能力[J].中國物流與釆購，2006(22)：72-73

物流專業畢業論文參考文獻：

[1]高志軍，劉偉，王岳峰。基于物流能力的物流服務供應鏈研究[J].物流與采購研究，2009，23(6)：17~20

[2]朱衛平，劉偉，高志軍。三級物流服務供應鏈能力協調[J].上海海事大學學報，2012(6)：27-32

篇5

二、EI

《工程索引》（TheEngineeringIndex，簡稱EI）創刊于1884年，是美國工程信息公司（EngineeringinformationInc.）出版的著名工程技術類綜合性檢索工具。EI每月出版1期，文摘1.3萬至1.4萬條；每期附有主題索引與作者索引；每年還另外出版年卷本和年度索引，年度索引還增加了作者單位索引。收錄文獻幾乎涉及工程技術各個領域。例如：動力、電工、電子、自動控制、礦冶、金屬工藝、機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綜合性強、資料來源廣、地理覆蓋面廣、報道量大、報道質量高、權威性強等特點。Ei公司在1992年開始收錄中國期刊。1998年Ei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了Ei中國鏡像站。為了讓中國用戶與全球用戶同步使用EV2數據庫，EI公司近期將實施EV2中國用戶的平臺轉換工作。轉換時間是2011年4月27日，平臺轉換后，現有成員將全部通過國際站點訪問EV2數據庫，清華鏡像站點將停止使用。屆時如用戶仍登錄原鏡像站點，將會有彈出信息提醒用戶使用國際站點。2009年以前，EI把它收錄的論文分為兩個檔次。1、EICompendex標引文摘（也稱核心數據）。它收錄論文的題錄、摘要，并以主題詞、分類號進行標引深加工。有沒有主題詞和分類號是判斷論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錄的唯一標志。2、EIPageOne題錄（也稱非核心數據）。主要以題錄形式報到。有的也帶有摘要，但未進行深加工，沒有主題詞和分類號。所以PageOne帶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進入EI。金屬工藝、機械制造、土建、水利等。它具有綜合性強、資料來源廣、地理覆蓋面廣、報道量大、報道質量高、權威性強等特點。Ei公司在1992年開始收錄中國期刊。1998年Ei在清華大學圖書館建立了Ei中國鏡像站。為了讓中國用戶與全球用戶同步使用EV2數據庫，EI公司近期將實施EV2中國用戶的平臺轉換工作。轉換時間是2011年4月27日，平臺轉換后，現有成員將全部通過國際站點訪問EV2數據庫，清華鏡像站點將停止使用。屆時如用戶仍登錄原鏡像站點，將會有彈出信息提醒用戶使用國際站點。2009年以前，EI把它收錄的論文分為兩個檔次。1、EICompendex標引文摘（也稱核心數據）。它收錄論文的題錄、摘要，并以主題詞、分類號進行標引深加工。有沒有主題詞和分類號是判斷論文章是否被EI正式收錄的唯一標志。2、EIPageOne題錄（也稱非核心數據）。主要以題錄形式報到。有的也帶有摘要，但未進行深加工，沒有主題詞和分類號。所以PageOne帶有文摘不一定算做正式進入EI。EiCompendex數據庫從2009年1月起，所收錄的中國期刊數據不再分核心數據和非核心數據。EI對稿件內容和學術水平的要求：

1、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的工程論文,包括的學科有:

——機械工程、機電工程、船舶工程、制造技術等；

——礦業、冶金、材料工程、金屬材料、有色金屬、陶瓷、塑料及聚合物工程等；

——土木工程、建筑工程、結構工程、海洋工程、水利工程等；

——電氣工程、電廠、電子工程、通訊、自動控制、計算機、計算技術、軟件、航空航天技術等；

——化學工程、石油化工、燃燒技術、生物技術、輕工紡織、食品工業；——工程管理。

2、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科技攻關項目、"八六三"高技術項目等。

3、論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成果有創新。EI不收錄純基礎理論方面的論文。

三、ISTP

《科技會議錄索引》（（IndextoScientific&TechnicalProceedings，簡稱ISTP）創刊于1978年，由美國科學情報研究所編輯出版。該索引收錄生命科學、物理與化學科學、農業、生物和環境科學、工程技術和應用科學等學科的會議文獻，包括一般性會議、座談會、研究會、討論會、發表會等。其中工程技術與應用科學類文獻約占35%，其他涉及學科基本與SCI相同。ISTP收錄論文的多少與科技人員參加的重要國際學術會議多少或提交、的多少有關。我國科技人員在國外舉辦的國際會議上發表的論文占被收錄論文總數的64.44%。在ISTP、EI、SCI這三大檢索系統中，SCI最能反映基礎學科研究水平和論文質量，該檢索系統收錄的科技期刊比較全面，可以說它是集中各個學科高質優秀論文的精粹，該檢索系統歷來成為世界科技界密切注視的中心和焦點。ISTP、EI這兩個檢索系統評定科技論文和科技期刊的質量標準方面相比之下較為寬松。

四、SSCI

篇6

國內有關大學效率評價定量分析的文獻很少見，僅有武書連等人用大學排行榜上大學得分除以大學教師數和科研員工數得到的效率值。由于大學排行榜的得分是一個綜合數據，含有投入、產出和大學基本條件或環境等信息，實質上沒有所謂效率的意義，只有人均排行榜之意。

國外對大學效率的評價，近10年來頗有進展。由于國外大學的教育規模發展迅速，招生規模不斷擴大，資源配置已從強調公平向義務和效率轉化。12Clelli131>Avkiran14、Abbott和Doucouliagos151等人對澳大利亞大學，Ahn、Charnes和Coppeij6、Robst171、Salemo181等人對美國大學，Athanassopouios和Shale19、Stevens110、Izadi、Johns、Oskro-chi和Crouchley1111等人對英國大學，McMillan和Data1121對加拿大大學，JongbloedEtAl1131>Jongb-loed和Koelman1141、Vink115等對荷蘭等大學的效率問題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分別以學校單元、學術單元和非學術單元進行，有的研究整體效率，有的研究學術產出效率，有的研究管理效率。他們使用的方法是數據包絡分析（DataEnvelopmentAnalysis，DEA)和隨機前沿面（StochasticFrontier,SF)，其中2/3的研究采用的是DEA方法。

研究高等教育的效率和生產力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其產出和投入。國外學者將學校或其研究單元作為一個黑箱，而由黑箱的投入與產出計算效率。對于高等教育機構的多種產出，一般引用EstelleJames'16所說的“學術產品”。學術產品可以簡單地劃分為研究與教育兩項產出。

研究教育產出的問題是如何用“最好”的方法來量化(quantify)。比如，同樣數目的學生數，有人會說誰的學生更杰出一些或更差一些，因而不能認為是同等的。如果不論誰更杰出，那么，學生人數越多越好，這顯然也是不妥的。為此，通常的思路是給他們加權',但是，要取得令人滿意的權重，談何容易。

對于研究產出，有學者用的數量來計算，也有學者以研究支出(受資助金額)作為產出（實際上也是研究收入，至少與研究支出高度相關)。當然，關于研究支出，有學者認為其可以被認為是投入或產出。比如，MelvilleL.Mcmillan和DebasishDatta'18就指出美國州政府資助的研究基金是投入，而企業和聯邦政府資助的科研基金是產出。與此同時，支出沒有質量信息。相反，有人說并非所有研究成果都是以文章形式發表的，比如，專利、許可等。為此，Cohn'19也提出用加權的方法。當然，這同樣要用先驗的判斷，并且要求足夠客觀以讓人們接受，但是，這是不易做到的。

投入的測量也是如此困難。比如，學術人員數或全體教職員工數同樣也不存在質量信息。比如，北大、清華的教師通常被認為是更有水平的，所以，有文章提出可以用員工工薪水平來測度員工水平。然而，這又會增加有關地區差別的考慮，從而使研究更加復雜。

事實上，一個學校，其教育產出多、研究產出少或相反，只能表明它的價值取向如此。從綜合效率來看，只能說明其效率是否相對有效，而不能說誰更勝一籌。使用加權(這些權對所有學校是平等的）的方法是將不同決策單元的產出或投入“扯平”，從而又歸為單一投入與單一產出的問題，它并沒有突破單一投入與單一產出的評價方法。

事實上，在多產出、多投入的情形下，沒有一種統一的權重可以讓所有被評估者信服，因為它無法反映各自的價值取向。而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是適合于綜合效率評估的方法，其權重取法是最有利于被評估者的。

二、模型DEA

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的優點是不要求有先驗的生產函數，對投入和產出也不要求有統一的量綱，困此，該方法具有相當的靈活性。所以，在國外的大學效率計算中，約有2/3的研究采用的是DEA方法，而另一些研究使用的是隨機前沿面(SF)方法，且主要適用于成本效率等只有一個產出的情形，而且要有關于產出或成本的函數形式假設，同時還要有關于其回歸殘差分布形態的假設。所以，本文認為還是選擇DEA方法為佳。

其含義是當新的投入組合不大于原投入時，新的產出組合能比原產出多$倍。此問題一定存在解，而且Vd>1。當Vd=1且S+,S-均為0時，稱DEA有效。DEA有效的經濟含義是除非增加一種或多種投入，或減少其他種類的產出，無法再增加任何產出;除非增加一種或多種投入，或減少其他種類產品的產出，無法再減少任何投入。在大學效率研究中，視大學為決策單元。

線性規劃模型(D)是面向輸出的DEA模型，它也可以轉化為面向輸入的模型。模型(D)的約束條件中，如果加上條件：E1則稱此模型為假設j-1是規模收益可變（variablereturntoscale,VRS)下的VRS模型，它得到的效率值可作為純技術效率。而當沒有此條件時稱為CRS模型(constantreturntoscale),此時得到的技術效率被認為是規模效率與純技術效率相乘作用下的結果，所以據此可以確定規模效率。還有非遞增(NIR)與非遞減(NDR)規模收益等1211，在此，不再多述。

三、研究生教育的效率分析框架

在傳統的學校效率分析框架中，將學校或其研究單元作為一個黑箱，并根據黑箱的投入與產出計算效率。其中，兩個問題必須明確:第一是作為黑箱的分析單元，可以是整個學校，也可以是學校的部門機構。第二是黑箱的投入和產出包括哪些內容。

分析單元是容易確定的，而投入與產出是較難確定的。Coelli122在以澳大利亞的大學為單元的模型分析中，認為產出是學生在冊數(折算為全日制學生數)、發表指標，投入是總員工數和非員工費用;在以學院為單元的模型分析中，認為產出是學生數和發表指標，投入是學術員工數和其他費用；在以管理部門為單元的模型分析中，產出是學生數、總員工數，投入是管理員工（金額計）、其他管理費用。Avkiran1231研究了總體績效、教育服務績效、付費生教育的績效。他在三個模型中用的投入全是學術員工數和非學術員工數，產出則按不同模型分為：（1)本科生數、研究生數、研究成果等；(2)學生保持率、學生進階率、畢業生就業率等;（3)海外付費生數、非海外付費研究生數。Abbot和doucouliagos124對Coelli的數據重新建模計算，對分析單元集合則按研究與教育的不同比重區別對待。他采用的投入仍是學術員工數、非學術員工數、非人工支出、非現金資產的價值等，而其產出是以學生數代表教育，以研究工作量代表研究產出。Ahn、Charnes和Cooper125首次對美國大學的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進行了研究。他們的投入是課程支出、材料投入和管理支出，而產出是大學生數、研究生數和聯邦研究項目支出。Athanassopoulos和Shale1261對英國的45所“老”大學進行研究。他們研究了成本(cost)效率和成果(outcome)效率。二個模型都用三個產出：成功畢業數、獲得學位數、加權研究比率。而成本模型的投入則分別為一般學術支出、研究收入(income);成果模型的投入是大學生數、研究生數、學術員工數、平均A級入學分數、研究收入、圖書館與計算機支出等。McMillan和Data1271用DEA分析了加拿大45所大學。他用了九個DEA模型并比較它們的結果。他采用的投入與產出更為復雜，針對不同的模型，采取不同的選擇:產出為在校本科生數或理科在校本科生數、其他學科本科生數、研究生數、碩士研究生數、博士研究生數、受資助的研究生支出總額、國家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委員會資助人占員工比例（％)、國家自然基金和工程研究委員會資助的員工比例（％)等指標的部分組合，而投入是有三級職稱的教師數、理科教師數、其他教師數、其他費用、總費用支出等指標的部分組合。

在國內，類似的研究，僅有邱均平等人A在評價大學科技競爭力時指出投入指標為人力、RD基地、項目、經費，產出指標是成果應用（專利，技術轉讓)、論文數、論文質量、獲獎等。

雖然DEA模型分析大學效率時，其投入與產出的選擇各有不同，但學生數或畢業生數通常用來作為產出，而學術員工數或非學術員工數也常作為投入，發表文章數常作為研究產出，但研究收入或研究支出，則有時可作為投入，有時作為產出，等等。事實上，這些選擇大體是根據研究角度或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及數據可得性的考慮來決定的。

本文的研究單元是大學，其內容是研究生教育的效率。因此，筆者采用國外的研究方案，專門針對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與產出給出界定，研究框架如圖1所示：

研究生教育投入的是人力和科研經費。在大學，與研究生教育最相關的因素是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和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以及科研經費，因此，將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設定為導師數、具有高級職稱教師數和科研經費數。研究生教育的產出則包含研究生數和科研成果兩部分。科研成果很可能含有非研究生教育的成果，但是，本科生的研究成果畢竟是少數，而研究型大學中低職稱者的工作與本單位研究生教育緊密相關，所以，將科研成果作為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產出。

由于研究生教育的投入與產出具有數量與質量兩方面的信息，雖然在前面的論述中認為只是價值取向不同而不必拘泥于質量，但在效率分析框架上區分數量與質量的信息是有必要。比如，對于教育產出，既要考慮學生數量產出的效率，也要考慮學生質量產出的效率；同樣的，大學科研項目的獲取是大學的收入(產出)，它表明的是學校研究數量上的信息，并無質量的信息，而質量的信息，應當是這些研究項目所得資助的使用效率，即所謂的研究成果。為此，本文提出二階段框架進行分析，如圖2所示：

第一階段可認為是研究生教育的數量效率，諸如導師得到課題數、博士碩士生人數和科研經費數，它們沒有或很少具有質量信息，更多的則是數量信息，而第二階段是將第一階段獲得的資源合理利用，最終產出論文和科技成果等。顯然，在資源相同的情況下，如果得到更多的論文和科研成果，那么，就表明這些學校的研究生教育是高質量的。

四、數據來源和處理

模型不應根據數據的可得性而設計，但在實證時必須適當地遷就可得性。本研究根據《教育部直屬高校二oo三年基本情況統計資料匯編》整理。教育部部屬高校有72所，加上中科院和國防科工委所屬8所大學，共80所。由于北京中醫藥大學的數據有若干缺失，故排除在外，余下79所大學。在進一步研究時，發現有一些純文科大學沒有自然科學的數據，所以將不具有自然科學方面數據的學校排除在外，共有66所大學。雖然本研究也曾對79所大學進行過研究，但以下只給出66所大學的研究結果，而對于79所大學的研究結果和沒有列出的其他結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研究生教育的人力投入指標用具有高級職稱教師數、博士生導師數和碩士生導師數表示。其中，博士生導師數是由碩博連導的導師和只指導博士的導師數合并，碩士生導師是由碩博連導的導師和只指導碩士的導師數合并。由于筆者沒有按人文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分類的有關博士生導師、碩士生導師的數據，所以，只能將導師以大學為單位匯總。科研經費由人文社科經費、自然科學經費等兩項指標表示(單位:萬元)。

研究生教育的教育產出以博士生在校生數、碩士生在校生數等兩項指標表示。同樣，研究生數不能按學科區別對待。科研產出以人文社會科學專著數、人文社會科學論文數、自然科學專著數、自然科學論文數等四項指標表示，不區分論文的級別，是因為沒有相關數據（曾只用國外論文的研究，結果表明影響不大)。科技專利等在此不予體現的原因，是由于難以量化，而且對于研究生教育來講，幾乎所有大學都以和專著作為畢業答辯的前提。

五、計算結果

1.傳統分析框架下的計算結果

在傳統分析框架下，投入是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數、博士生導師數、碩士生導師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經費、自然科學研究經費，而產出是人文社會科學論文數、人文社會科學專著數、自然科學論文數、自然科學專著數。

表1顯示，66所大學中，有46.97%即31所大學是CRS有效的，有71.21%即47所是VRS有效的。純技術效率的平均數是105.75%,規模平均效率是111.10%。這表明，大多數學校處于相對接近的狀態，即所謂“有效”。但是，我們不能說這些相對有效的學校是很有生產力的，因為相對效率只是表明相對有效性。從規模效率來看，35所非CRS有效的學校(其中16所大學是VRS有效的）中，32所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只有3所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增階段。可見，47所大學的純技術效率是有效的，但有超過一半的學校是非規模有效的，而非規模有效主要是規模遞增收益非有效。所以，經過高等教育規模擴張之后的研究生教育的主要工作應是提高規模效率，盡快消化規模擴張形成的無效率，比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等。同時，如果認為近一半“相對有效”的學校是具有很高生產力的，那么，適當地增加規模，籌集新的資源，對于提高研究生教育的產出，仍然是大有可為的。但是，這需要更進一步的分析（比如研究成本效率，或與國外同行相比較等)才能得出是否有足夠生產力的結論。

為了更明確有關學校的產出潛力，可以應用DEA的加性模型。即如果要使那些非有效的學校變得有效(VRS),可以增加產出。如表2(沒有產出潛力的有效率學校不列出）所示。

表2中的產出潛力是根據部分大學現有產出的組合計算得到的。如果所有大學的研究生教育都有效，則人文社會科學專著可增加至1041部、人文社會科學論文增加至3439篇、自然科學專著增加至437部、自然科學論文增加至7456篇、博士生增加到7025人、碩士生增加到17699人。如果只限定部分產出是可能改變的，其他的不予變動（比如只增加博士生人數而其他產出不增加)，那么，北京交通大學博士生數應當增加到2150人，即增加1268人左右，在此不一一計算。

2.二階段分析框架下的計算結果

本研究提出的二階段分析框架，認為在研究生教育的第一階段，以具有高級職稱教師數和導師數為投入、以研究生數和課題數(其中自助資金不予考慮，因為很難從全校資金中分離出來)為產出，第二階段則以研究生數和課題數為投入，以論文和專著篇數、專利數等為產出。

第一階段的分析，僅用大學具有高級職稱的教師數和博士生導師數、碩士生導師數作為投入，而其產出是博士生數、碩士生數、課題數和科研經費數，因為科研經費撥入和支出有時有出入，有時基本相近，所以，以撥入與支出的平均數作為科研經費數。第一階段的結果是研究生教育的數量效率，如表3所示。由表3可看出，有33所大學（占50%)是純技術有效的，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有18所（占27%)是總體技術有效的，處于規模收益不變階段；15所(占23%)處于規模收益增加階段。這表明，在數量效率方面，處于規模收益遞增階段的15所大學在研究生教育的數量規模上還有擴大的可能性。

第二階段的分析，以第一階段的產出為第二階段的投入，而產出的是專著數、論文數等。其效率可以作為研究生教育的質量效率。其計算結果如表4所示。表4顯示，有24所大學（占36%)總體技術有效，37所（占56%)純技術有效；有39所（占59%)大學處于規模遞減收益階段，24所處于規模收益不變階段，3所處于規模收益增加階段。因此，從質量角度來講，一半以上的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是高質量的，同時接近六成的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需要提高管理效率。

從研究生教育的數量效率與質量效率來看，同時達到純技術有效的大學有18所（占27%),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化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等。而有些學校則是數量上有效而質量上無效，或質量上有效而數量上無效。

六、結論

根據上述計算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31所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是相對有效的，47所大學是純技術有效的。即便不論是否有效，平均效率也是相當高的。與Avkiran發現的澳大利亞大學一樣，中國大學的研究生教育在以“令人尊敬的”(respectable)效率水平上運行。但是，這并不是說這些學校可以“引為自豪”了，這只能說大多數大學的研究生教育的效率是相對有效的。另一方面，既然大多數大學的研究生教育是有效的，那么如果不繼續籌集資源，擴大規模，就無法為社會提供更多的教育與研究成果。

(2)用傳統模型計算有32所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用數量效率模型計算有33所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用質量效率模型計算有39所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減階段。這表明，我國大學研究生教育的當務之急是提高規模效率，而規模效率往往與管理水平相關，所以提高管理水平是其首要的任務。同時，有若干大學處于規模收益不變階段，如果進一步籌集資源，是有所作為的。根據數量效率模型的計算結果，有15所大學處于規模收益遞增階段，表明這些大學在研究生教育的數量規模上是應當有所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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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發費用的來源結構

近年來，政府和企業都加大了研發費用的投入，從經費的構成比例來看（見表1），無論是北京市還是全國，經費的主要來源是政府和企業，金融機構貸款、事業單位資金、國外資金和其他渠道的資金來源只占很小部分。其中，在北京市高新技術企業中，來自政府的資金占的比例較大；但就全國來說，企業自身的投入占的比例較大。這表明北京市作為首都，政府對企業的科技經費支持力度較全國平均水平高，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對科技投入的力度更強。

二、研發費用的支出結構

本課題引用的是國家統計局在統計時界定的術語“研究與試驗發展”。研究與試驗發展指在科學技術領域，為增加知識總量、以及運用這些知識去創造新的應用進行的系統的創造性的活動，包括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3類活動。

基礎研究是指為了獲得關于現象和可觀察事實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識(揭示客觀事物的本質、運動規律，獲得新發現、新學說)而進行的實驗性或理論性研究，它不以任何專門或特定的應用或使用為目的。其成果以科學論文和科學著作為主要形式。用來反映知識的原始創新能力。

應用研究是指為獲得新知識而進行的創造性研究，主要針對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標。應用研究是為了確定基礎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為達到預定的目標探索應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徑。其成果形式以科學論文、專著、原理性模型或發明專利為主。用來反映對基礎研究成果應用途徑的探索。

試驗發展是指利用從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實際經驗所獲得的現有知識，為產生新的產品、材料和裝置，建立新的工藝、系統和服務，以及對已產生和建立的上述各項作實質性的改進而進行的系統性工作。其成果形式主要是專利、專有技術、具有新產品基本特征的產品原型或具有新裝置基本特征的原始樣機等。在社會科學領域，試驗發展是指把通過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獲得的知識轉變成可以實施的計劃(包括為進行檢驗和評估實施示范項目)的過程。人文科學領域沒有對應的試驗發展活動。主要反映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技術和產品的能力。

從研發費用支出的絕對水平來看，近年來，北京市和全國研發費用呈逐年上升的趨勢（見表2），且各組成部分均有較大增幅。從研發費用支出的相對水平來看，該項經費的支出構成一個金字塔的形狀，基礎研究占極小一部分比例，應用研究居中，試驗發展支出占到一半以上。這反映出我們有一定的將科研成果轉化為技術和產品的能力，國家和企業更愿意把錢投在科研成果轉化成經濟效益的環節，而不是基礎研究的行業，這種情況在全國更為明顯。但應該說，基礎研究是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的奠基石，輕視知識的原始創新能力，不利于走出一條持久的、成功的自主創新之路。

三、內部經費支出結構

從表3中可以看出，北京高新企業及全國高新企業的內部經費支出呈上升趨勢，而且增長幅度越來越大。另外，北京高新企業的勞務費用的比例比全國企業的勞務費用所占的比例高，說明北京高新企業更注重高新人才的引進。

四、專利的申請情況

表4反映了近年來北京市專利的申請數是逐年上升的，并且從發明、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每一項來看也是逐年上升的。雖然專利的數量在上升，但從全國專利申請情況可以看出，發明所占比例也就大約維持在1/3左右，大部分是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

五、專利的授予情況

衡量創新能力和潛在能力的關鍵指標是研發費用的支出和專利數。從北京市專利授權情況看，授權的專利數一直呈較為穩定的上升趨勢（見表5）。但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專利的數量在上升，但專利的質量卻不容樂觀。因此我們不要盲目地以我們數量上有多少專利而沾沾自喜，更不要以此來混淆視聽，要敢于面對現實，切實認清并承認中國專利申請和授權的現狀，并以實際行動來改善。

六、從事科技工作人數

此項指標表現出一個國家對科技工作的崇尚和重視程度、總體的國民素質及其科技工作的社會氛圍。由于課題組未找到直接的每100萬人中從事科技工作人數這一相對指針數據，所以用從事科技工作人數這一絕對指針數據替代，并不影響趨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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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治療糖尿病的中藥制劑及其生產方法，專利號ZL2004100131682，商品名“舒糖寶”，具有降血糖功能，用于糖尿病的治療。本品用果類提取制成，具有安全、有效的特點。

3　一種補血中藥制劑及其生產方法，專利號ZL200410013167.8，具有補血鎮靜、安神的功效，用于血虛引起的失眠、多夢、貧血等癥。利用廣西特產桂圓、何首烏提取制成。目前，尚有3個新專利在審批過程中。

曾多次出席省級、全國和國際學術會議，研究成果獲與會專家的高度評價，如2002年7月出席在美國圣迭戈市第五屆國際砷中毒學術會議上，科研產品獲美國聯邦政府和各高等院校高度關注，要求聯合開發，之后有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周國荃博士前來合作開發。產品多次在《廣西科技活動周》展覽會上展出，獲參觀者高度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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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重大戰略思想，出臺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黨的十報告進一步明確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以創新驅動中國經濟發展轉型成為共識。建國以來，經過六十余年的科技創新、科技體制改革和科技文化發展，中國科技資源投入發生了巨大變化，加快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民生改善和國家安全提供了重要支撐。

一、科技資源投入變化

科技資源投入規模與強度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活動規模、評價國家科技實力和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指標。

（一）科技人力資源投入

1952年，全國科技人員達到42.5萬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6.4萬人，農業科技人員1.5萬人，衛生技術人員12.6萬人，科學研究人員8000人。到1978年，全國全民所有制科技人員達到434.5萬人，相當于1952年的10.2倍，其中工程技術人員達到157.1萬人，衛生技術人員達到127.6萬人，農業技術人員29.4萬人，科學研究人員31.0萬人。改革開放后，中國全時從事研發工作研究人員數穩步增加。1980年僅為32萬人，2000年達到69萬人，比1980年翻了一番。2005年，中國全時研發的科學家和工程師數達到111.9萬人，占世界總量比重達到13.5%，超過日本。2007年增至19.7%，接近美國和歐盟。2013年中國R&D人員總數為353.3萬人，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2010～2014年，中國研究開發人員全時當量投入從255.4萬人年快速增至393.7萬人年，增長了54.2%，基本上形成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科學研究以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為主，實驗開發以企業為主的研究開發人員投入格局。

（二）科技物力資源投入

建國初期，國內僅有30多個專門研究機構，公共圖書館只有55個。1957年全國科研機構共有580多個，達到建國初期的19倍多。1965年底達到1714個，比1957年翻了兩番。1991年全國科研機構數量已達到5463家，相比1965年再次翻了兩番。但隨著科研機構轉制，1991～2010年，中國科研機構數量不斷遞減，2010年已降至3696家。但高等學校作為培育科研人才和從事基礎研究的重要機構，從1991年的806所增至2006年的1867所，2010年發展到3321所，比1991年翻了三番。2014年，我國基本上形成了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以及科學研究以開發機構和高等學校為主，實驗開發以企業為主的格局。全國科技企業孵化器數量超過1600家，在孵企業8萬余家，國家高新區115家，成為“中國創造”的主力軍。

（三）科技財力資源投入

我國科技研發投入一直在持續不斷增長。1978年，中國全社會R&D經費支出不足40億元，1990年超過100億元，1997年達到509.16億元。2001年突破1000億元，達到1042.5億元，比1997年翻了一番。2006年超過3000億元。2012年首次突破萬億，達到10298.4億元，名列世界第二。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科技研發投入強度（即R&D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開始穩步提高。2000年突破1%，2007年達到1.49%，遠高于俄羅斯的1.12%、巴西的1.11%、南非的0.92%、阿根廷的0.51%等發展中大國，穩居發展中國家首位。2012年達到1.98%，與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韓國20世紀90年代的水平基本相當。2013年首次超過2%，達到2.01%，高于歐盟28國平均1.92%的投入強度。2014年，科技研發投入強度上升至2.05%，接近“十二五”規劃目標（2.2%）。OECD公布的《經合組織2014年科學技術與工業展望》顯示，中國的研發支出預計將在2019年前后超過美國和歐盟，躍居世界首位。

二、科技創新能力提升

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推動下，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融合度越來越高，科技創新能力成為國家競爭的制高點，加快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

（一）科學創新能力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科技論文產出的數量和質量都出現了爆炸性增長。根據SCI數據庫統計，1994～2004年十年段，中國科技在世界的排位在第18位。從2006年起，中國的論文數量先后超過了日本、英國、和德國，僅次于美國位列世界第二。2001～2011年（截至2011年11月1日）十年間中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83.6萬篇，論文共被引用519.1萬次，排在世界第7位，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6.21次。中國12個學科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在世界前10位以內，其中化學、材料科學、工程技術、數學等4個領域論文的被引用次數排名世界第2位。2013年，中國已進入世界前5位，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6.92次，提前7年實現《國家中長期科學技術規劃發展綱要（2006-2020）》提出的“國際科學論文被引用數進入世界前5位”的目標。2004～2014年（截至2014年9月）十年間我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136.98萬篇，論文共被引用1037.1萬次，中國居世界第4位，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7.57次，其中高被引論文占全球10.4%，有16個學科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在世界前10位。

（二）技術創新能力

1985年中國申請國際發明專利（PCT）數占世界的比重只有0.01%，1995年提高到0.3%， 2011年已經達到9.0%。2012年3月6日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公布《2011年國際專利申請情況報告》顯示，2011年中國《專利合作條約》（PCT）國際專利達到了16406件，居世界第四位。2006～2013年期間，中國PCT申請量年平均增長率為27.5%，為世界最高。2014年，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受理《專利合作條約》（PCT）國際專利申請26169件，從世界第四位上升為第三位。排在美國和日本之后，美國和日本相當于中國的2.41倍和1.66倍。2014年，中國每萬人發明專利擁有量達到4.9件，超過“十二五”規劃目標（3.3件）。

（三）科技市場創新能力

1980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占世界總量比重為0.03%。1990年上升至0.6%。2000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370.43億美元，占世界總量的比重為3.7%。2006年超過了美國和歐盟（27國），成為世界第一。2010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達到5488.3億美元，是2000年的14.8倍，占世界總量的比重達到20.4%，相當于歐盟的1.30倍、美國的1.42倍、日本的3.40倍。2000～2010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年均增長率高達31%。2012年，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額超過6000億美元，達到6011.73億美元。中國高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成為推動中國經濟走向“新常態”的新增長點。

（四）信息獲取能力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開始從國外引進和應用互聯網。1997年中國上網用戶數只有62萬，其中通過撥號方式上網的用戶數占75%， 2007年，中國互聯網用戶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網民數第一大國。2011年12月達到5.13億，其中手機網民規模為3.56億，均居世界第一位。2012年中國的網民總數達到5.6億人，為美國的2倍多。2010～2014年，中國互聯網上網人數從4.57億人上升至6.59億人，其中手機上網人數達到5.57億人，寬帶用戶超過7.8億戶，成為世界最大的通信技術和互聯網市場。

三、結論與展望

中國已經進入科技創新增長期，具備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投入基礎。中國科技發展水平已開始由“追趕式發展”向“自主創新跨越式發展”轉變。但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仍面臨諸多挑戰。首先，創新型科技人才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人才支撐，相對于我國人口和經濟規模而言，我國的創新型科技人才總量還不夠多，無法滿足創新驅動發展的巨大需求，必須依托科研院所、大學、企業研發機構，建設一批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學家、創新型研究團隊，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其次，我國在創新型國際前沿領域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必須在能源開發、節能技術和清潔能源技術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依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部署戰略性新興產業創新鏈條，推動涉及人口健康、食品藥品安全、防災減災、安全生產、生態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等重大領域的科技創新，為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科技支撐。再者，我國科技創新體制仍不完善，必須進一步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改革，完善科技創新的轉化機制，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推動科技和經濟的緊密結合，搶占科技發展戰略制高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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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劉國光.中國十個五年計劃研究報告[R].人民出版社，2006.

[3]訪楊衛：中國基礎科學研究要積極面對復雜形勢[N].光明日報，2015-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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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兩文的數據分別來自位于歐洲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美國的“國家科學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該組織同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密切相關）這樣的權威機構，因此引起國際上有關專家的關注，認為這是“重要的里程碑”。

我們時刻感受到最近十多年來我國科技發展對國家繁榮和強盛所帶來的影響并備受鼓舞，同時也思考著怎樣才能促進我國科技事業更快、更健康地發展和進步。

提高科研質量水平

2012年我國研發強度達1.98%，從而高于歐盟各國平均研發強度1.96%，引起《自然》雜志關注。但歐盟中瑞典、德、法、荷、瑞士的研發強度介于2.04%～3.37%之間，僅英國為1.77%，這些是歐盟中的科技強國。2011年美國是2.85%，日本為3.39%。

研發強度代表國家推動科技的優先程度。上世紀后半期起，各發達國家強調科技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而紛紛加大研發投入。美國1953年為1.4%，1964年就接近2.9%，近年2.7%～2.9%。我國1991～2001年研發強度由0.6%逐步增至0.95%，2002年突破1%，一路上升到2012年的1.98%。

我國1991年研發經費是150.8億元，2011年研發經費總量達到美國的一半，是歐洲的2/3，應該說已具有相當的實力推動科學技術的進步，但要同這些科技強國在科研水平上平起平坐還有待 時日。

另一個指標是我國發表的國際論文數已在歐盟、美國之后居世界第三，如把歐盟各國分別計算，SCI數據庫2012年收錄的我國論文為19.01萬篇，居世界第2位，是美國論文數的43.6%。比較2000年SCI論文30499篇，我國這十多年的提高理所當然地為國際矚目。

但論文僅是研發產出的指標之一，且論文創作不是數數量（包括SCI論文數量），主要看論文的質量。論文的科學價值及其對科學發展的影響是質量評價的根本要素。

據《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2013）》，我國論文平均每篇被引用6.92次，而世界平均值為10.69次/篇。這反映了我國科學論文同國際相比還有相當的差距，總體影響力還有待大大提高。又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13年的研究資料，我國各學科內高于被引次數世界均值的論文占我國際論文的1/4左右。每篇均被引次數17.21～11.35間的有瑞士、荷、美、英、加、德、法、澳、意等國，西、日在國際平均值附近 波動。

按近年來的發展趨勢估計，還得用8～10年時間才能使我國論文篇均被引次數達到世界均值強國的水準，走得更前還要更長時間。我們希望前進步伐更快，面臨的挑戰是提高論文的質量和水平，而歸根結底是提高研究工作的質量與水平。

繼續加強基礎研究

一百多年來先輩們為在我國發展科學開始了堅苦卓絕的努力，1949年和改革開放后的大力發展奠定了當前我國科學技術事業的空前規模。早年我國對基礎研究給予的重視不夠，擔心理論脫離實際，強調“以任務帶學科”。

理所當然，當國家經濟、國防和社會發展有某種需求時，科技人員義不容辭要首先滿足這些方面的需要，以國家需求為己任。但說到底，為了發展科學技術，基礎研究也是國家的需求，是科技創新的源泉，對科技人才的培養和開發具有關鍵作用，必須給予應有的重視。有的科學家說，一定規模的基礎研究在我國是在改革開放以后發展起來的，我對此深表贊同。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最近10多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推動了科技事業的發展，科技經費快速增長，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我國研發總投入1991年為150.8億元，到2012年已達10298.4億元，這確是很了不起的快速增長。研發強度上世紀90年代在0.6%～0.7%左右波動，1997～1999年基礎研究投入在研發總投入中占5%～5.7%；研發強度在2000年達1%，這是一個重要轉折，從此一路增長至2012年的1.98%超過歐盟，而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總投入卻在2004年一度達到6%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7%～4.8%間徘徊成為歷史的新低。

研發的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三類比例的安排是科技工作同經濟增長、社會發展相互關系的綜合平衡，并考慮本國國情以及國際間的借鑒。研發投入中的基礎研究占比，美國1979～1999年期間14.1%～15.9%，2009～2011年19%；2011年法國25.3%，英國10.8%，日本12.3%。

據維基百科資料，日本上世紀70年代和上世紀80年代經濟發展成熟，逐漸擺脫對外國研究的依賴，1986年開始研發強度高于美國，1989年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總投入13%。

我國基礎研究在研發中的比例顯然遠遠低于科技強國，數十年來長期如此，不能不考慮這種狀況對我國科技創新的長遠發展、對我國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我們必須強調加強基礎研究。

加強應用研究 注重企業研發

我國研發經費來源主要是兩大塊，一塊是政府財政，另一塊是企業。從歷史上看，1997年我國企業的研發開支占全國研發總支出的42.9%，由此估計當時企業投入占全國總投入的比例大致同此數值接近，而政府財政的投入約占60%。2007年起企業投入占全國投入70%以上直至2011年的73.9%，而同時期政府財政占比降至25%以下直至2011年的21.7%。

企業是技術創新的主體，近年來在研發投入和研發規模上均稱得上表現不俗，這在總趨勢上是好的，說明我國研發工作主體已具有市場導向特色。

但我國的研發工作結構卻出現了兩個新問題。據《2012年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我國研發活動中試驗發展占83.9%，應用研究占11.3%，基礎研究占4.8%。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占比顯著偏低，總和只占16%，大大低于2000～2005年期間的22%～23%。因此，需要提出加強應用研究，這是第一個問題。

根據政府有關部門的統計資料，我國企業研發活動中的試驗發展部分，自2005年以來超過90%，近年來基本保持97%～98%，基礎研究只占0.1%，應用研究占2.2%～2.9%。企業應用研究占比低到如此地步是否有利于技術創新，這是第二個問題。

列舉這一系列數字是一件很乏味的事。前面已經提到，我國企業近年來對研發的投入大增顯然同政府確立企業是技術創新主體的政策有關，這是很好的現象，是科技發展的正能量，而正是這一部分活動同經濟的結合最為緊密。但令人困惑的是，一些講話或文件不時指出“科技與經濟脫節”，“科技與經濟兩張皮”，語焉不詳，不知道問題究竟出在哪里。

我國企業研發活動中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僅占2%～3%，我國全國研發活動中的應用研究和基礎研究總和已低達16%～17%，這對我國科技發展，特別是創新，是一種最好的研發結構嗎？全國研發人員（2011年）中，試驗發展人員占81.1%，應用研究人員占12.2%，基礎研究人員占6.7%。全國科技人員80%以上從事試驗發展工作，因此要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不僅是增加經費，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組織和培育人才 隊伍。

對研發活動分類指導、管理和評價

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是三類性質不同的研發工作，是國際普遍采用的分類。我國有時強調分出應用基礎研究一類，并逐漸歸入基礎研究而合稱基礎性研究；歐洲也有過類似的意見，將其稱為“戰略研究（strategic research）”并歸入應用研究，這種“戰略”一詞的用法常常受到質疑。

不同性質的研發工作，在管理方針和評價方法上應有所不同，有時由于混淆了其中的差別而引發了一些矛盾和爭論，產生了不理想的導向。

對科技成果或研發成果的評價，在早年國內多是請幾位專家開個成果鑒定會，并給出國內或國際某種水平的結論，這就是專家評議。大致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了被稱為同行評議的成果鑒定會，這是從基金項目的同行評議發展過來的，強調同行是保證評議人對項目或成果有更專門的學問從而確保評議的客觀性和可靠性。

在這里我順便提一下，早年美國科學基金會項目申請書的同行評議曾因外界的質疑（至少有過兩回）而組織專門委員會進行了系統的調查、分析和評估，結論認為同行評議有其不足，例如有時會忽視某些萌芽的創新思想，但同時指出沒有比同行評議更好的方法。當今各國普遍采用同行評議，學術刊物審稿也許是最早采取這種評審方式的。

上世紀80年代后期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在評價成果中開始關注SCI收錄狀況，隨后又重視SCI引用狀況甚至在SCI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某些其他定量評價指標。在使用SCI這一指標過程中，逐漸引發了不少爭論。SCI這個外國指標有沒有意義？SCI既可正面引用也可負面引用，SCI引用能說明什么？某某諾貝爾獎得主說他的文章就不投《自然》《科學》，更不知道什么SCI等等。據我所知，國外學者愿意把論文投向本專業的優秀刊物，對SCI并非一無所知。小同行洞察本領域的發展水平，評價某文章、某項目可以不用查問SCI；對于非同行來說，SCI以及期刊影響因子的使用是有適度幫助的。

對不同性質研發活動成果的評價，應該說評價標準的基本核心是一樣的，就是看成果的“價值”，評價過程是“價值評議”或“同行價值評議”。要同行評議是因為非同行無法評判，甚至大同行都難勝任某一具體領域成果的評判。國內同行不夠時就得借助國際同行，近年來一些重大問題的評估已邀請國際專家來進行。“價值評議”就是看成果的價值、意義，而價值的大小取決于創新度及其意義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