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學思想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思想政治教育發展揭示了諸多教育問題。傳統教育模式單一缺乏應用資源。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思想政治教育也變得復雜起來。有效開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文學教育作為輔助。通過文學蘊藏的巨大能力獲得思想政治教育資源。同樣，傳統文化教育不能滿足當代受教者的需求，需要強大的思想理論支撐文學教育，因此，思想教育與文學教育融合并實現資源共享，能有效促進文學教育發展。第一，將文學教育積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視野，會增添教育內容的親和力及感染力，使得口頭道德逐漸變成生動的文學形象[1]。第二，通過鑒賞文學作品，能豐富思想政治教育目標，對受教者實行人格、思想、政治以及心理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講，擴大思想政治教育在文學教育中的縱深和拓展，能有利于道德教育的滲透和覆蓋。第三，文學作品對現實生活而言是虛擬社會，對受教者有一定的參照作用，能提供獨特的社會體驗。優秀的文學作品中，人物和性格塑造始終圍繞著一種教育氛圍和學習氛圍，激發受教者的感性認知，能通過感悟和思考體會文學教育的思想內涵。文學教育的氛圍要建立在優化育人環境的基礎之上。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意旨在于培養受教者的人文素養和人文精神。通過文學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在一定程度上獲得更多的熏陶和感悟。利用文學教育積極開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適應文學教育的新發展方向。總之，文學教育與思想政治教育融合性發展能使得文學教育環境和途徑更加順暢，實現了教育效益最大化[2]。

（二）提升思想政治感染力重視文學閱讀

經典是通過積淀和時空轉換誕生的。凝聚著一代又一代的智者的明哲和智慧，具有一定的藝術魅力和思想價值。如，文化語境和歷史語境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權威性。文學教育的根本就是以文學經典為核心，通過對經典作品的鑒賞和品讀，使得受教者獲得心靈上的震撼和感悟，在心靈的對碰中提升智慧增強情感體會[3]。由于文學作文在人文素養教育中具有一定的優勢，能夠探知人性的光輝和魅力，也能促進受教者道德情操和高尚品格的形成，促使受教者綜合全面發展。重視文學經典就是在注重自我超越，受教者能從豐富的內涵中獲得一定程度的感悟，潛移默化的實現自我修養和文學素養的提升。同時，文學經典中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能使得受教者心靈與作者心靈實踐激情的對碰和交流，喚醒受教者的追求和渴望。逐步向大智慧、大知識氛圍邁進，獲得真正意義上的人格陶冶和創造啟迪。同時，在文學教育過程中，加強思想教育力度，使得文學經典逐步向追求自然追求真善美過渡。讓文學教育成為一種知識、一種經驗、一部人生[4]。

（三）提升教育時效性避免形式化

以往思想政治教育和文學教育缺乏層次，直接從教育者角度出發，填鴨式的教育很難讓受教者接受。教育者往往以遙不可及的高大形象拉開與受教者之間的距離，不容易被受教者所接受，逐漸失去了應有的教育意義。從而導致受教者忽視了人生態度的感知和人文精神形成需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最終得不到應有的體現，人文素質和文化修養也失去了應有的價值和空間。因此，要以思想政治教育促進文學教育發展。將人文內容以及審美內容傳授給受教者，使之擁有一定的判斷能力和欣賞水平及認知水平。同時，利用思想政治教育不斷完善受教者的文學素養，激發人生觀的養成，提升人格素養。為了避免文學教育流于形式化，可以對教學內容進行整合。通過豐富的思想政治教育給課堂增添活力。使得文學教育不再僵化，在重視主體個性發展的同時，促進教育內容的吸收，擺脫傳統填鴨式傳授模式[5]。

二、重構文學教育

（一）重塑文學教育理念

通過分析文學教育內涵發現，改變文學教育現狀走出困境，首先要從轉變教育理念入手。通過文學即人學的卓識來豐富文學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背景下，強化文學教育就是在強調立人和育人教育。要體現出人文教育也要倡導情感教育和審美教育。通過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來陶冶受教者情操，豐富受教者的理解能力、想象能力、感悟能力以及協作能力。文學教育作為終身教育，必須要圍繞文學教育特性，注重文學教育審美回歸，關注“人”的思想情感以及現實理想。只有在以人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才能使得受教者做到自我超越、自我反思以及自我磨練，使得人格構建成為文學教育的最終目標。同時，文學教育的定位是以前瞻性和先導性為主，強調審美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文學性為核心的教育原則，明確思想政治教育視域下，文學教育目標和方向。因此，堅持以人文本的教育理念，是文學教育的關鍵。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否推進文學教育的重要因素[6]。

（二）回歸文學教育人文性

新課改以后，強調文學教育的文學性和人文性。追求文學價值就是在追求人文精神，這也是重構文學教育的重要原則。藝術源于生活，文學作為一種藝術同樣源于生活，是人對環境的體驗也是人對環境的向往和追求。文學教育也是精神文化的重構要素。當有高學歷的人不懂得感悟生命就如同野蠻人聚集的荒野。這句話說得就是文學需要人文性回歸，作為一種精神來陶冶情操慰藉心靈，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精神聯系。讓受教者在接受文學教育過程中充滿靈性與激情、感悟，積極體會生命價值并對未知世界形成一定的向往。文學教育回歸人文性，不是短時間內能形成的，需要不斷的熏陶和滲透。因此，文學教育回歸人文性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支持，在提成人的品格修養以及心靈修養后，完善文學教育人文性。文學教育的真是面目是超越功利主義誤區的，是承載著培養人類素養的重任，這也是文學教育的最終目標，在此過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對文學教育有一定的推動型，因為精神教育是通過思想政治教育潛移默化渲染出來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學教育也會形成有機結合，并最終成為教學亮點[7]。

（三）改善文學教育模式

傳統文學教育模式過度肢解化，因此要實現文學教育目標必須重構文化教育模式，達到育人的最終目的。文學教育的任務就是通過閱讀和鑒賞文學作品并從中感知生命體會生命，了解文學中包藏的愉悅體驗，培養人的情操和品德，并逐步完善人的興趣愛好和文學導向。由于人文性決定了文學教育屬性。因此，改善文學教育模式首先要從理性感悟和感性追求入手，充分發揮文學魅力避免失去文學韻味。構建充滿活力且開放的文學教育體系。使得學生能通過不同的方法和內容拓展視野[8]。第一，文學素養的豐富與多元化的知識結構息息相關。因此，要積極組織豐富多彩的文學教育活動，充分尊重教育課題并創造平等的對話環境，使得受教者能在心靈上獲得美的熏陶和感悟。第二，尊重文學教育形式，堅持個體理解感悟原則，遵循個體體會和意會規律，從動態教育刺激受教者的學習情緒和學習興趣，使得受教者能在文學賞析過程中感受到文學的情韻和風格魅力，做到拋其形而得其神。第三，教無定法卻選擇又發。文學教育過程是體驗和感悟的過程，因此要堅持以人為本的教育理念，以“人”為角度出發，在受教者一定的學習空間和思考空間，發揮受教者的潛能張揚其個性，提升受教者的思想品位和人生境界，最終增強生命的感悟能力。

篇2

    生態倫理學興起于20世紀初，是針對生態環境惡化產生的一門新興理論。生態文學中的生態倫理思想主張，人類不僅對社會有責任，人類對自然也具有責任和義務。倫理學由于受到綠色浪潮的沖擊，把道德問題納人到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于是就產生了生態倫理學。生態倫理學的提出者法國的史懷澤倡導尊重生命，他認為生態倫理學的核心是崇拜生命、敬畏生命。生態倫理學認為自然也需要人的道德關懷，人和自然的關系可以用道德的手段來協調。生態倫理學的最終目標就是改善人類的環境。這種生態倫理學觀念在遼寧生態文學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生態文學中的倫理道德思想是文學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和飛躍。從原始社會到生態文學產生以前，人和自然的關系一直是對立的、異己的，其文化觀是人文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的文化觀。人類的文明發展是以自然的被破壞和逐漸退隱為代價的。原始社會的文學是以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為理想的，這一點在原始神話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封建社會的文學是以宗法血緣關系為基礎的，自然仍然是人類征服戰勝的對象。中世紀的宗教神學的自然觀否定了人的主體性，也否定了自然的獨立性，上帝具有了至高無上的權利。新文藝復興時期，人凌駕于自然萬物之上，人自居為天地的精華，萬物的靈長，自然仍是被征服的對象。尤其是到了工業社會，天地萬物都成為工業技術加工的原料和資源。長期以來，人類歷史往往就是人和自然斗爭的歷史。人們一直忽略了人與自然的同質同源，相容共生，相互依存的關系。直到生態文學的出現，從觀念上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把倫理關系延伸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當中，這是以往歷史上沒有的倫理思想，因此，生態文學中的生態倫理思想是文學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1.生物的道德倫理

    生態倫理學認為人類應該確定新的倫理道德尺度，人類應該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其他生命不僅包括有意識的生命，還包括無意識的生命，如一棵小草等。生態倫理學拓寬了道德研究范圍，把傳統倫理學只研究人與人的關系拓寬到人與自然的關系。生態倫理學認為自然物同樣具有道德地位，倫理尊嚴。梭羅在《瓦爾登湖》中寫道:“太陽、風雨、夏天、冬天—大自然的不可描寫的純潔和恩惠，他們永遠提供這么多的健康，這么多的快樂!對我們人類這樣地同情，如果有人為了正當的原因悲痛，那大自然也會受到感動，太陽黯淡了，像人一樣悲嘆，云端里落下淚雨，樹木到仲夏脫下葉子，披上喪服。難道我們不該與土地息息相通嗎?我自己不也是一部分綠葉與青菜的泥土嗎?”梭羅為我們描述了一個充滿道德情懷的自然界。在遼寧生態文學中，道德倫理研究涉及到了自然界，人對自然物具有了人文關懷。鮑爾吉·原野在《人看動物》中主張人文主義的關懷應該加人自然和動物的內容。他在《風吹哪頁讀哪頁》重申人的愛應該擴大到環境、植物、動物:“一個人把愛兼及他人與環境，包括植物、動物。佛法稱此為‘慈’。如果目睹苦寒之中的貧兒老婦，心里生出一點點同情心，則是另一種大善。這種情懷，即所謂‘悲’。慈悲二字，聽起來有些蒼老。有人甚至會覺得它陳腐，實際它穿越時代，是凝注蒼生的大境界。”在《蟲鳥侶》中，當“我”看到有人捉毛毛蟲時:“心說，毛蟲你快爬吧，這么顯眼。那人近了，我趕緊找草棍把它挑到樹叢里……這回我救了你一命，下輩子若你為人我為蟲，你也想法救我，拜托。后來想，啥呀，就這么一挑，沒準閃斷人家腰呢，真是。”作者關愛毛毛蟲，自覺地擔當了毛毛蟲的保護神。

    在遼寧的生態文學中，動植物也具有了自身的道德倫理。在王秀杰的筆下，松鶴、蘆葦也有道德倫理，人文關懷。在《盤錦松鶴，我對你說》中，松鶴是有道德倫理的靈物。松鶴愛盤錦這片蘆蕩，眷戀盤錦，松鶴充滿了愛心，從不計較人類對它的冒犯，松鶴每年都要結伴飛回日夜思念的故鄉—盤錦。在《野鶴歸來》中，松鶴媽媽教小鶴唱歌跳舞，松鶴爸爸教小鶴起飛降落，小鶴還穿著小鴨子一樣的黃褐色花衣裳，這分明是充滿倫理關懷的三口之家。在《<松鶴圖>遐思》中，王秀杰認為蘆葦充滿了悲情，是蘆葦隱蔽保護了、滋養哺育了丹頂鶴。作者為蘆葦打抱不平，哀嘆蘆葦命運之不幸，作者熾熱地熱愛蘆葦。在《蘆葦》詩情中，蘆葦蕩是鶴的家園，蘆葦是鶴的衛護者。在《鶴鄉秋蘆花秋》中，蘆葦充滿了對鹽堿貧痔的土地不嫌不棄的崇高道德品格。在《蘆花秋韻》中，“蘆花叢是鳥兒們最好的庇護地。當鳥兒們南飛后，蘆花把孤獨留給了自己。那時，蘆花像一只只舉起的手，搖擺著、搖擺著，像是在歡送，又像是在企盼。蘆花是在陸地上最艱苦條件下綻放的花。沼澤濕地，鹽堿海灘，大漠沙荒，它都能扎根、展葉、開花。無論腳下的土地怎樣的貧痔，也無論生存的條件如何惡劣，蘆花都挺直了腰桿，昂著頭去接受”。可見蘆花具有它自己獨特的處事方式，而且它的處事方式已經蘊含了人的道德倫理。鮑爾吉·原野筆下的草和人相處的原則是草懂得尊敬人。草“全家都要穿上綠綢子衣裳，不穿就不許出門，然后，謙卑地伸出雙臂，像獻哈達一樣，表達對太陽和人群的敬意……草沒有存款，它們原本想買一些貴重的禮物送給太陽、春天和土地上的人們’’。在李松濤的《貧血敗血并發癥》中，水養育天地萬物，是“多義之物”。在李松濤《凋零的蔥籠》中，樹是仁者的化身，樹奮力掩護人類的后代，保護生命的種子，對人有救命之恩。

    2.自然物的權利

    生態倫理學認為自然物有自己的權利，自然物不是專門為人類而生存。當人類被生態危機逼到了生存的險境的時候，人類不得不重新思考大自然，審視大自然。羅爾斯頓認為:“舊倫理學僅強調一個物種即人的福利;新倫理學必須關注構成地球進化著的生命的幾百萬物種的福利。”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不是唯一的價值主體，自然物都有自己的價值和權利。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痛斥了毒殺仙鶴的野蠻行徑。在鮑爾吉·原野的散文《羊的樣子》中，眾生平等，羊也有生的權利，但羊似乎天生就是“別人的大衣”，人類的蛋白質資源。羊的一生都小心、溫馴、哀傷、悲戚。羊為自己生的權利祈求過掙扎過:“我見過的一次是在太原街北面的一家餐館前。幾只羊被人從卡車上卸下來，其中一只，碎步走到健壯的廚工面前，前腿一彎跪了下來。羊給人下跪，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一幕。另兩只羊也隨之跪下。廚工飛腳踢在羊肋上，罵了一句。羊哀哀叫喚，聲音拖得很長，極其凄槍。”人如此粗暴而丑陋地剝奪羊的生的權利，人都比不上其他自然物，因為泉水會捧著羊的嘴唇，泉水尚且知道呵護羊的生命，給羊以溫情。在鮑爾吉·原野散文看來，眾生是平等的，眾生不僅指鳥獸魚蟲與人類，也指草木稼蔬，還包括無法用肉眼看見的小生靈。“墻角的草每一株都挺拔翠綠，青蛙鼓腹而鳴，小膩蟲背剪淡綠的雙翅，滿心歡喜地向樹枝高處攀登，這是因為‘眾生皆有佛性’。即知，‘佛性’是一種共生的權利，而‘不化’乃是不懂得與眾生平等。”

    崇拜生命、敬畏生命成為遼寧生態文學的重要創作思想。人有責任和義務去保護自然，善待自然，而不是僅僅保護人類自身。生態倫理學認為大自然和任何生命形式都有價值和尊嚴，人類應敬畏自然，關愛生命，讓人類的良知覺醒。生態文學的倫理觀對自然物的敬畏和關愛，使得作家和自然有了一種血緣感，.作家對待自然物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保持和諧的生態環境的前提是敬畏生命，愛護自然物。鮑爾吉·原野在《門大爺》中寫道:“我景仰昆蟲如蜜蜂，如旦旦勾，如蝗螂。我尤心儀蝗螂王者的氣度，希望它率天下眾蟲演藝。"鮑爾吉·原野在《一粒米重如山》中認為:“事實上，每一種宗教包括民間禁忌產生的原始動因，都包括了這樣的考慮:人的生存與使其生存的環境之間的共生關系。如果一個人不敬畏糧食，那么天地間還有什么其它可以敬畏的東西嗎?如果一個人不愛護環境，那么他到底要愛什么呢?”

   王秀杰在她的作品中體現了一種新的倫理道德價值觀，即尊重、敬畏、善待其他物種的生命。在王秀杰的作品中，人和自然具有了倫理關系。從傳統的倫理學來看，本來自然和人是沒有倫理關系的，但在她的筆下，自然物和她具有了一種倫理關系，她把對人的關懷擴大到所有生命，她把自然物看成是她的朋友、她的親人、她的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她放棄了人類的中心主義，對所有的生命形式進行了一種倫理關懷。她曾經明確地告訴別人仙鶴比她重要。正如她所寫的那樣:“對野鳥們的那份情感，則已經溶進了我的血液中。”鮑爾吉·原野寫到:“我走近時，蝴蝶把雙翼小心合攏，仿佛是為了讓我捉。我把手縮回，更不好意思把它們用大頭針釘到墻上，盡管它是一條蛆，但它有更多的神性。”在鮑爾吉·原野的散文筆下，一切自然物都具有了靈性和生命:樹枝下懸藏的密密麻麻的雨滴成了上帝的伏兵。雨后地面上的小小的玻璃碎片成了開探照燈的水手。雨滴落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泡成了金氈房。屋檐下的簇簇青草成了一個家族。最高的草是草媽媽，草芽是草媽媽的孩子圍著母親探頭探腦。如果不是把大自然看成是有靈性的生命，是不可能這樣寫作的。

    3.大自然的家庭

    自然界是個平等的大家庭，中國自古就有萬物平等的生態倫理思想。從道家的法天貴真，道法自然，萬物平等自化，如老子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當狗”，莊子的“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到儒家的天人合一，仁民愛物，到佛家的眾生平等，都有著生態倫理學的觀點。

    在自然這個大家庭中，人類毀滅了自然，也就等于毀滅了人類自己。按照的觀點，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人類在毀滅自然物的同時，就是在毀滅自己。人不是自然的局外人，人與自然休戚與共。“自然異化即自然被壓迫后生出一種反對人類，同時也反對自然的力量。所以生態危機不僅是自然問題，也是政治、經濟問題，也是人的本能的危機的集中表現。”

    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其他自然物是平等的關系。自然不是可供人們選擇的對象，“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

    鮑爾吉·原野散文在《吃猴就是吃人》中，嚴厲地批判了人把野生動物變成了自己的盤中餐。“我覺得沒有比這個更惡心的事了。晰蝎、青蛙、蛇、穿山甲、羊羔、乳豬，全體傾人人的嘴里腹中，天下沒什么不能吃的東西了。”他勇敢地宣稱:吃猴就是吃人。作者把人視為處于一種和動物平等的地位，他清醒地認識到，傷害了動物，就等于傷害了人類自己。王秀杰在她的作品揭示出，人類在肆意地破壞大自然的同時，就是在毀滅人類自己。人只有善待自然，揚棄異化，與自然和諧相處，人才能拯救自己。

    生態倫理思想打破了人文與自然分裂的二元文化觀。強調人與自然的整體性、共生共榮性，不可分離性。在大自然的家庭中，人和自然萬物應該和諧地相處。人既不是自然的主人也不是自然的奴隸，人和自然是平等的伙伴關系。生態倫理思想建立了人文與自然的一元文化觀。李松濤在《sos—緊急呼救》中明確指出:“耍慣了派頭的人類，/不知明目張膽地栽害大自然，/恰是在暗算自己。”王秀杰在《葦海日出》中指出:“蘆蕩日出竟是這樣美妙而短暫。但這一瞬間卻啟示我們要尊重自然界，無論是靜止的植物，還是可移動的動物，都是生命力的顯示，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自然連接。在每時每刻，自然物們都有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親和方式。”在王秀杰的筆下，大自然是一個和諧的大家庭。

篇3

對明代唐宋派的文學思想，21世紀前的研究重點大抵是放在對其成員主要是唐順之和茅坤的文學主張進行論點抽繹和定性評價上，進入新世紀，則似有了兩個研究路向：一，以前一時期提出的相關命題為話域，以更細致的材料梳理為基礎，以更準確的流派關系認識為理據，進行新的哲學思想、文化藝術精神的辨析、闡釋和理解；二，對前一時期習以為常、幾乎不加討論的成員構成及稱名緣由，進行新的梳理、厘定和闡說。對第二點，筆者以為，唐宋派是一個活動于前后七子派之間，且大部分文學主張與之針鋒相對，在客觀事實上存在的文學流派，只是其成員當以王慎中、唐順之、茅坤等人為代表，歸有光則不能算。對第一點，筆者以為尚須闡明這樣兩條認識：一，三人的文學思想各有相當復雜之發展歷程，由于交往出現了共同性，這解釋了他們共為一個文派的事實；二，三人的古文主張是在應對前七子派的余脈和后七子派的批判以及本派成員的不斷爭論中得以發展完善。正是批判與爭論的存在，唐宋派才完善了其文學思想(主要是古文理論)的建設。

以上述思考為出發點，本文以茅坤的書信為中心，探討唐宋派在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派內派外之爭，以及由此引發的文學思想建設和現實的文派要求。派內主要是與唐順之、蔡汝楠的爭論，派外主要是與后七子派徐中行的通信；前者關乎文學思想的建設，后者關乎作為文派的文壇現實要求。

一、唐宋派的文學思想建設

以王、唐、茅為代表的唐宋派，其文學(主要是古文)思想建設大致都經歷了兩個階段：一、按王、唐、茅的順序，三人先后從前七子派的摒棄唐宋、高揚秦漢的古文宗法，轉移到包容秦漢而分外重視唐宋(主要是以歐陽修、曾鞏為代表的宋)的古文宗法；二，再由以唐宋文為宗進到泯滅秦漢、唐宋文界限的超越階段，建立獨立的主體精神，闡述嚴密的文章格法。之后，三人的古文思想各有不同呈現：王氏基本沒再發展，，茅坤則繼續建立其古文正統論，唐順之則轉向了性命和事功之學。

茅坤古文思想體系的建構主要是在派內與唐順之、蔡汝楠等人的交流爭論中得以孕育成型的。同王、唐一樣，其古文主張最初也蟄伏在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里，學習秦漢詞句，模仿秦漢風格。其《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云：“仆少喜為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茍一字一句不中其累黍之度，即慘側悲傻也。唐以后若薄不足為者。”到嘉靖二十二年(1543)與唐順之相交后，受其影響，脫離了前此的字句模擬方式，轉而習尚唐宋古文，但對唐順之當時古文思想中的以唐宋文包容秦漢文的策略并不滿意。其《復唐荊川司諫書》云：嘗聞先生謂唐之韓愈，即漢之馬遷；宋之歐、曾，即唐之韓愈……古來文章家，氣軸所結，各自不同。譬如堪輿家所指“龍法”，均之縈折起伏，左回右顧，前拱后繞，不致沖射尖斜，斯合“龍法”。然其來龍之祖，及其小大力量，當自有別。竊謂馬遷譬之秦中也，韓愈譬之劍閣也，而歐、曾譬之金陵、吳會也。中間神授，迥自不同，有如古人所稱百二十二之異。而至于六經，則昆侖也，所謂祖龍是已。故愚竊謂今之有志于為文者，當本之六經，以求其祖龍。而至于馬遷，則龍之出游，所謂太行、華陰而之秦中者也。故其為氣尚雄厚，氣規制尚自宏遠。若遽因歐、曾以為眼界，是猶入金陵而覽吳會，得其江山逶迤之麗、淺風樂土之便，不復思履毅、函以窺秦中者已。大抵先生諸作，其旨不悖于六經；而其風調，則或不免限于江南之形勝者。故某不肖，妄自引斷：為文不必馬遷，不必韓愈，亦不必歐、曾；得其神理而隨吾所之，譬提兵亦搗中原，惟在乎形聲相應，緩急相接，得古人操符致用之略耳。而至于伏險出奇，各自為用，何必其盡同哉!

他以為唐順之的策略矯枉過正，說明：第一，唐順之尚未超越秦漢、唐宋文界限，是一種以唐之韓愈、宋之歐陽修、曾鞏代替包容秦漢之司馬遷的方式，可說只是為鈍根人開的方便法門，帶有臨時的應付性質。因為它未能闡明秦漢文和唐宋文在古文學習中的復雜關系，畢竟秦漢文不能簡單地就被替代或包容，其間仍存在價值和風格的界劃。當然，這也是唐順之(包括王慎中)必然要經歷的一個思想階段，他們首先得讓大眾從前七子派秦漢宗法的沉疴里掙脫出來，就針鋒相對地提出與前七子派不同的古文寫作宗尚主張：前七子派“唐以后若薄不足為”，他們則要提倡“唐以后”文。宗法問題的現實針對性和迫切性使得他們的古文策略露出了設計的破綻，而這些破綻還得靠他們思想的繼續前行來完善超越。在唐、茅相爭時，唐也還未找到更好的解決辦法，于是給剛掙脫前七子派古文宗法的茅坤以辯駁的口實。

第二，茅坤抓住了唐順之策略中的模糊之處，而代以明確的觀“龍法”。他把古文按時序劃為四大塊，并賦予相應的堪輿分配和價值層級在其設計中，六經、秦漢、唐宋文的價值層級和堪輿分配是固定的，決不能隨便挪動。用簡單的算術表示，就是：六經>秦漢>唐>宋，司馬遷>韓愈>歐曾，昆侖>秦中>劍閣>金陵、吳會。因此，在茅坤看來，唐的“包容”策略，至少犯了兩個錯誤：隨便挪動位置；以小包大。以此為基點，他倡導的學習順序是由宋至唐至秦漢至六經的上溯，決不能如唐順之目前的止于小之唐宋。此設計堪稱精巧，但亦不免呆滯，于是又補充提出“神理”說，算是從前七子派脫出的成果。有此認識，他就既不滿前七子派的文必馬遷說，也不滿王、唐的文必唐宋說，如此也算超越了秦漢唐宋之限。

大體說來，茅坤的觀“龍法”流于死板，近似于七子派的格調，而其“神理”說趨向虛靈，近似于王、唐的獨立精神，然兩者的混雜，也說明茅坤未能真正超越秦漢、唐宋之限，于是遭到了唐《答茅鹿門知縣一》的反駁：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吳會之論，仆猶有疑于吾兄之尚以眉發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發相，則謂劍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劍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問靈秀清淑瑰杰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劍閣，劍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于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日：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于秦中、劍閣、金陵、吳會，茍未嘗探奇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于肉眼也，而況于法眼、

轉貼于 道眼者乎?愿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此處唐氏即攻擊茅坤觀“龍法”說的拘泥。事實也如此，茅坤尚未完全擺脫前七子的思維模式，仍要在秦漢文和唐宋文問強作價值的高下區分，就不免受到唐的善意嘲弄：只是“以眉發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仍是以“肉眼”而不是以“法眼”、“道眼”觀物；如以“精神”、“法眼”、“道言”觀文，則秦漢、唐宋各有其至，不得強分高下，更不得以“風調”來論定。斯言雖輕，卻攻擊了茅坤的喻證漏洞，戳穿了其觀“龍法”與“神理”說的脆弱聯系。不過，茅坤以地理言文的觀“龍法”，卻為其后來的古文正統論打下了思維基石，其“神理”說也發展成了《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的“文必求萬物之情而務得其至”理論。

該書內容龐雜，歸納有如下數端：第一，從自己宦場遭貶黜的經歷出發，提出要學習司馬遷“發憤著書”的精神，一意以著書作文為業，以求名傳后世，稍寄其悲憤之情；第二，在“圣學”和“達巷”之間，他選擇了近于文學創作的“達巷”，提出“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至，而后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的觀點；第三，回顧為文歷程，說自己走出了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擺脫了字比句擬的模仿習慣，在和唐順之的交流中，加深了對上述觀點的認識，并以其讀司馬遷傳記的心得，明白司馬遷的偉大乃在于其能“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并稱這個心得乃是“此庖犧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

蔡氏《答茅鹿門》駁議的中心就是茅坤的立言不朽，要他歸宿于圣學的“考德”。第一，批評茅氏樹為典型的司馬遷、韓愈等人，認為他們“遂多太過不安之詞，非有德雍容之象”，以“通于論道”的名義攻擊茅氏藉以發揚的不平則鳴說；第二，集中批評司馬遷的“不自知”和不懂立言的“直婉”原則，闡明“故立言者，夫子之末節，而夫子汲汲于修德為先，忠信為業，為吾人安身立命之學。”第三，強調修德省心為本，立言作文為末，希望茅氏進于圣賢“至德”的心性之學。由此可見轉而趨道的文章之士在選擇安身立命的歸宿時，卻往往斷絕了立言不朽的途徑。

但茅坤并未放棄為文的念頭，而是吸收了蔡氏的六經為準之論和“道”，走進了文章正統論的建設。觀《復陳五岳廷尉書》《復陳五岳方伯書》可知其仍津津于這次“天地萬物之情、各有其至”的議論，以為循此，“學者惟本之吾心，以求之六藉之深，則固有釋氏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頗以為得千古文章之秘。這個議論引來了唐順之《答茅鹿門知縣二》的好評，以為與己見大同小異。

由上可見：第一，《與蔡書》是茅坤的古文理論超越秦漢唐宋之界的標志；第二，唐宋派的文論決非如人們所言的一直就只提倡唐宋文，而是在不斷發展，有一個由包容秦漢到超越秦漢的過程；第三，論爭對文學思想的建設有重要作用，正是在通信交流中，一些主張才得以明確，理論才得以完善。

拋棄了《復唐荊川司諫書》中觀“龍法”的呆滯，留下其以地理喻文的合理因素，再滲入由“神理”說發展而來的“萬物之情、各得其至”理論，茅坤的古文正統論已經呼之欲出了。有多條材料表明，這個理論在嘉靖三十三年就已經成形，并由萬歷七年的《唐宋家文鈔》及其《論例》公諸于眾，流傳四海。有關的書信文獻還有《文旨贈許海岳沈虹臺二內翰先生》、《與沈虹臺太史書》、《與徐天目憲使論文書》、《與王敬所少司寇書》、《復陳五岳方伯書》等。可見其正統論也仍然是在與他人的交流中完成的。

二、唐宋派的文派要求

所謂文派要求，即是一種文學思想、主張，也即話語權在古文寫作層面的要求、展開和實現。對唐宋派來說，其文派要求主要集中在古文領域，對詩歌領域他們要么歸宿在七子派的詩歌宗法里如王慎中，要么先有所展拓而后歸宿于已形成傳統的性氣詩最后又放棄了文學興趣如唐順之(包括晚年的王慎中)，要么自行遜讓如茅坤，總之要求不多，現實效果也不顯著，這也是我們將唐宋派定性為文派的根本依據。

如所周知，茅坤不僅是唐宋派的后勁，也是唐宋派的定名者。在唐順之《文編》的基礎上，他編輯了《唐宋家文鈔》。他的兩種做法向世人告白了他對七子派李、何和唐宋派王、唐的不同態度：一，在該書《總敘》，他闡述了推尊唐宋八家的理由，而顯攻李、何為不知“道”、“互相剽裂”，只是“詞林之雄”；二，在該書的名家批評，除自己的意見外，主要采錄王、唐評語，使該書成為名副其實的唐宋派之書。隨著該書的廣泛傳播，唐宋派的文學主張廣為人知，七子派也因該書而大受批評。茅坤作為七子派的反對者形象就深人人心。確實早在此前，茅坤就已是七子派的堅決反對者，在很多場合，與很多人，講了他對七子派的不滿，與其時盛行的追捧阿諛大異其趣，特別醒目。后七子在嘉靖后期迅速占領文壇，成員眾多，聲勢浩大，唐宋派一脈幾乎全靠茅坤一人苦苦支撐，顯得較為孤立。他與七子派的關系早已是勢如水火，不可開交，你攻我訐，累見彼此筆端。茅坤斯時之顯攻，不過是情緒的總爆發而已。

仔細察核茅坤一生之理論用心，主要在于古文辭正統論的建設和正統譜系的排列，此志可謂歷久彌堅。其古文正統論有兩個基本要素，如《答沈虹臺太史》：第一，國統。國統有正有閏，傳帝王之統者方稱正統，其他最多只能稱草莽、邊陲。它由地理喻文發展而來，凝定為政治學上的正閏意義。第二，文統。文統也有正有閏，“得其道而折衷于六藝者”方能稱文章之正統，在他看來，三代六經以下，只有漢、唐、宋條件皆符合。其正統譜系延伸至明代，能與于文章正統者，明初是劉基、宋濂，當代不是李、何，他們只能人“草莽”、“邊陲”，當然更不是與之同時的王世貞、李攀龍，而是其素所欽敬的王慎中和唐順之。這就與奉李、何不僅為詩歌正統也是古文正統的七子派大相徑庭，口舌之爭，在所難免。

但我們要說，茅坤對七子派的古文宗法及實踐效果確實不滿，頗多指責攻擊，但：第一，在其古文正統格局里，漢文與唐宋文一樣得到足夠尊重，并未因漢文為七子派所提倡而強行拆除其典范地位，至于為七子派稱道追摹的先秦文，如《左傳》、《國語》等，他因其道理的龐雜不純而確實排出了正統，這是兩派在典范選擇中最有爭議的地方；第二，茅坤的指責攻擊七子派只局限在古文領域，局限在與七子派搶古文的正統，對詩歌他是遜讓不疊，愿意成就七子派在詩界的正統。能將這兩方面意思綜合表達出來的，是《復陳五岳方伯書》。陳五岳即陳文燭，與茅坤和王世貞都有很深交情。茅坤說：仆嘗謬論文章之旨。如韓、歐、蘇、曾、王輩，固有正統；而獻吉，則弘治、正德間所嘗擅盟而雄矣，或不免猶屬草莽邊陲，項藉以下是也。公又別論近年唐武進、王晉江以下六七公輩，亦足以與韓、歐輩并軌而馳者。……李獻吉樂府歌賦與五七言古詩及近體諸什，上摹魏晉，下追大歷，一洗轉貼于 宋、元之陋，百世之雄也。獨于記序碑志以下，大略其氣昂，其聲鏗金而戛石，特割裂句字之間者；然于古之所謂“文以栽道”處，或屬有間。文之氣與聲，固當與時高下；而其道，則六籍以來所不能間者。……故蘇長公嘗稱韓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其所指者，固在此。公謂然邪?否邪?倘公然蘇長公所云昌黎特從唐中葉起八代之衰，則崔、蔡、左、陸以下，并草莽邊陲可知之矣，又何疑于獻吉乎?獻吉云云，如屬非妄，則唐武進以下，又可差其或上或下，或旗鼓相當，或鴻雁相次，當較然矣。任少海所意，不可于世而自負其奇，且謂世無柳宗元，或然或否，公又且一笑而謝之矣。

他稱贊李夢陽詩歌各體均善，許為“百世之雄”，但就是不許給他文章正統的地位。可見茅坤在對以李夢陽為代表的前七子的評價上，確實將詩歌與古文分開了。

篇4

在文學批評的領域里。法國批評家希波里特·泰納(nipplm AdolpheTable，1828—1893)以其大名鼎鼎的文學演變受制于種族、環境、時代三要素的理論而聞名于世。他的理論對后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且不說l9世紀后期的許多批評家都不同程度地運用了這一理論，就是在當今我國的很多文學讀物和教科書里，依然可見泰納那種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影子。雖然泰納的這種從外部進行文學研究的理論的弊端早已為西方的學者所批判，但是它畢竟是社會學文學理論的先聲，因此時至今日仍不乏其追隨者。作為一位博學多識的學者，泰納在文學藝術、歷史、哲學等方面均有造詣，僅就文學批評的領域而言，除了“種族、時代、環境三要素”理論。泰納關于文學問題的討論還有很多，其中很多不常被人論及。這些論述散見于他的《拉封丹及其寓言》(E．，m／SUAr腳deLaFonm／ne1854)、《英國文學史》(H／sto／rede／af婦盤鵬ang／a／se，l一4vol1864一l869)、《藝術哲學》(P^del’art1865—1869)等有關文學批評的著作里。其中，《藝術哲學》一書雖不是專論文學的理論著作，但是它將文學置于“藝術”的總體范圍之下，并從這個角度對文學進行了分析和研究。這樣的一些討論，對于說明泰納的文學思想仍然是十分重要的。本文從文學批評的角度，僅就《藝術哲學》一書，談談較為顯著的幾個問題。

一、文學藝術耍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

泰納抓住了藝術要表現事物的普遍性這個問題，對藝術的本質進行了討論。既然是一部“藝術哲學”，必然要從藝術的總體概念出發，去探討藝術的特點和規律，進而去說明各個藝術形式。泰納從對藝術作品的定義這一角度去考察藝術的本質，并對藝術形式做了分類。他認為，一切“藝術品的目的都在于表現某個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完全；為了做到這一點，藝術品必須是由許多相互聯系的部分組成的一個總體，而部分之間的關系是經過有計劃的改變的。在詩歌、雕塑、繪畫、建筑、音樂這五大藝術形式中，泰納將前三者界定為“模仿的”藝術，因為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總體”與實物相符；后兩者界定為非模仿的藝術，他們表現的是“各個部分”間的數學關系。泰納強調“模仿的”藝術，并非照搬現實，而是要抓住最能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的因素，對這些因素進行模仿。他認為一切上乘的藝術品都不拘囿于現實，因為現實不能充分表現特征，必須由藝術家來補足。相反，藝術家如果缺少這種善于抓住事物主要特征的天賦，也就與臨摹的工匠毫無二致了。因此對現實進行一定的夸張和歪曲，以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在藝術作品，特別是優秀的藝術作品中是十分必要的。泰納這里所談的“詩歌”即文學，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雖然關于文學究竟是“模仿的藝術”還是“表現的藝術”是一個復雜的話題，不能簡單而論，但是泰納提出模仿并非照搬現實，至少肯定了文學作品中那些不同于現實生活的因素。當然，泰納所舉的文學方面的例子都緊緊圍繞他的“藝術表現事物的主要特征”這一論點，并沒有深入到文學的虛構性問題，可是這種討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為說明“文學真實”與“生活真實”的不同奠定了基礎。而反對藝術創作單純地摹仿自然，要求藝術抓住事物的普遍性，這也正是黑格爾美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從歷史角度看待文學問題

在《藝術哲學》中，關于藝術以及文學諸問題的討論始終是放在歷史的具體角度進行分析和考察的。泰納深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而其中“最重要的影響(認識論問題另當別論)體現于……泰納的歷史觀念，這樣一種歷史的眼光和角度與他的“時代”這一術語相類似，也正是其歷史觀念的體現。簡單地講，這種歷史眼光就是：認為文學作品產生于具體的歷史條件下，文學批評也由于經歷了歷史的積淀才得以確定和趨于合理，因此只有將具體的文學作品及其相關批評，放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才能對文學問題得出比較科學、公允的結論。正是對泰納關于藝術作品的產生、評判以及作用等方面的論述，我們可以發現他文學觀上所反映的歷史意識。

藝術品的產生受到當時社會歷史因素的影響，這是泰納在《藝術哲學》中著重論述的一個問題。而文學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自然也是如此。泰納花費了大量的精力、筆力去說明意大利畫派和尼德蘭畫派，古希臘雕塑等藝術形式是如何在他們那獨特的“氣候”下產生的。這“氣候”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歷史環境。

從分析繪畫藝術的產生人手，泰納總結了藝術的產生規律，繼而將這一規律推廣到各個藝術形式中去。因此對藝術的產生問題的討論，同時就包括了對文學作品如何產生的認識。泰納認為，藝術品的產生及其作用都與歷史的具體形勢密切相關。泰納說：“藝術品的產生取決于時代精神和周圍的風俗。”uJ他認為，首先有一個“總體形勢”，其次是總體形勢產生的特殊傾向于特殊才能；然后這些才能與傾向造就一個中心人物；最后，聲音、形式、色彩或語言這些藝術材料，把中心人物變成形象，或對中心人物的傾向與才能進行肯定。

關于“總體形勢”，泰納描述為：在古希臘是好戰與畜養奴隸的自由城邦；在中世紀是蠻族的入侵，政治上的壓迫，封建主的劫掠，狂熱的基督教信仰；在l7世紀是宮廷生活；在l9世紀是工業發達，學術昌明的民主制度……而“特殊傾向”和“特殊才能”則表現為愛好體育或耽予夢想，粗暴或溫和，戰爭的本能，說話的口才，追求享受等錯綜復雜的傾向，具體來說：在希臘是肉體的完美與機能的平衡，不曾受到太多的腦力活動或太多的體力活動擾亂；在中世紀是幻想過于活躍，漫無節制，感覺像女性一般敏銳；在17世紀是專講上流人士的禮法和貴族社會的尊嚴；到近代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野心和欲望不得滿足的苦悶。

所謂的中心人物，就是表現了“特殊才能”或“特殊傾向”的典型人物：這個人物在希臘是血統優良、擅長各種運動的青年；在中世紀是出神人定的僧侶和多情的騎士；在l7世紀是修養完美的侍臣；在我們的時代是不知厭足和憂郁成性的浮士德和維特。按照泰納給藝術的分類，藝術作品或是表現中心人物或是訴之于中心人物。而文學和雕塑藝術一樣，被他劃分為模仿的藝術，它們表現中心人物。他認為，古代雕像中的《梅萊阿格爾》和《尼奧勃及其子女》和拉辛悲劇中的阿伽門農和阿喀琉斯一樣，都是表現中心人物的。同樣，文學和繪畫、雕塑等藝術形式一樣，其產生受特定歷史條件影響。因為從泰納對予“總體形勢”、“特殊傾向”和“才能”，以及“中心人物”這些術語的描述我們可以看出，所謂的“時代精神”和“周圍風俗”無非都是特定的歷史環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它們所代表的含義也不同。而按照他的推論，正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之下，才產生了表現不同的典型形象的文學作品。

從藝術品的產生來看，文學作品的出現受到了歷史環境、特定社會風貌的影響，同樣，從藝術批評的角度來看，關于文學作品的合理評價也是一個歷史積淀的過程，而文學批評也應回到歷史中去，參考特定的歷史背景，從而對文學作品作出一個合理的理解和評判。泰納在談到如何形成對藝術品的公允判斷時談到：先是與藝術家同時的人聯合起來予以評價，這個意見就很有分量，因為有多少不同的氣質、不同的教育、不同的思想感情共同參與；每個人在趣味方面的缺陷由別人的不同趣味加以補足；許多成見在互相沖突之下獲得平衡；這種連續而相互的補充逐漸使最后的意見更接近事實。然后，開始另一個時代，帶來新的思想感情；之后再來一個時代；每個時代都把懸案重新審查；每個時代都根據各自的觀點審查；倘若有所修正，便是徹底的修正，倘若加以證實，便是有力的證實。等到作品經過一個又一個的法庭麗得到同樣的評語，等到散處在幾百年中的裁判都下了同樣的判決，那么這個判決大概是可靠的了；因為不高明的作品不可能使許多大相懸殊的意見歸于一致。也就是說，在歷史積累中形成的價值判斷是一個趨于真理的結論，正如我們“今日每個人都承認，有些詩人如但丁與莎士比亞，有些作曲家如莫扎爾德與貝多芬，在他們的藝術中占著最高的位置。”這樣的一個結論正是在數百年來眾多意見和判斷的不斷修正、不斷積累中所產生的。因而也是一個比較公正的結論。那么當代的批評家又如何去考察判斷一件藝術品呢，泰納認為，藝術品產生于歷史環境之下，因此批評家對待歷史的第一件工作是為受他判斷的人設身處地，深入到他們的本能與習慣中去，使自己和他們有同樣的感情，同樣的思想，體會他們的心境，又細致又具體地設想他們的環境；凡是加在他們天生的性格之上，決定他們的行動，指導他們生活的形勢與印象，都應當加以考察。這樣一件工作使我們和藝術家觀點相同之后能更好地了解他們；又因為這工作是用許多分析做成的，所以和一切科學活動一樣可以復按，可以進行改進。根據這個方法，我們才能贊成或不贊成某個藝術家，才能在同一件作品中指責某一部分和稱贊另一部分，規定各種價值，指出進步或偏向，認出哪是昌盛、哪是衰落。

雖然這種歷史主義的口吻有滑向相對主義的危險，但是畢竟道出了批評工作的_丌一分真意。正如韋勒克和沃倫在《文學理論》一書中所說的：“實際上，我們是從自己認識中的一個部分建立一個更高標準出發去批評自己認識的另一部分”。從當代的批評視角出發，回到歷史中去體察作品的原生態，繼而在一個動態的價值尺度中綜合考察和重新認識作品本身，這正是泰納在19世紀對批評工作所作的概括，也是與韋勒克等人所倡導的“透視主義”(pempcctMsm)相類似的地方。

不僅文學的產生和文學批評受制于歷史環境，泰納認為，文學的作用也體現在對于時代精神與風俗的反映上。而對于歷史時期的主要特征表現得越充分、越生動、越深刻，作品所占的地位就越高，泰納將這樣的作品稱為“歷史的摘要”。他認為，文學作品，特別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可以補足歷史研究的文獻缺漏，可以提供各個時代的思想感情、重大事件和民族特性。，雖然我們不能同意將文學作品當成歷史研究中的文獻資料，但是，承認偉大的文學作品是世紀的掠影，它更具代表性地體現了歷史進程中的民族性和時代性，認為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感受歷史環境，則是不無道理的見解。既然越是偉大的文學越是表現事物的本質特征，而這種本質特征無疑是歷史性地存在的，因此藝術所表現的真理也必然是歷史的真理。

綜上我們可以看出，泰納的歷史主義眼光的確滲透在文學研究的每個基本層面，無論是文學的產生、評價，還是對于其作用概括和價值的判斷，雖然其中有些觀點未免極端，但從總體上看還是有很多合理成分的，這些觀點也的確道出了文學的特點，為我們更好地研究文學本身提供了借鑒和參考。

三、價值強調對歷史相對主義的克服

正如我們上文所說的，泰納的歷史主義貫穿于《藝術哲學》，也滲透在他的文學觀念之中。然而歷史主義很容易導致徹底的相對主義，但是在《藝術哲學》中，泰納卻避免了相對主義的錯誤。他并沒有過分注重作品的歷史價值而忽視其藝術價值，相反，他致力于對文學價值判斷標準進行界定，強調即便是同一時期的相同題材的作品，由于藝術家運用了不同的手法，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從而使藝術品分出高低等級。他將衡量藝術價值的標準規定為，對于“顯著特征”的表現，以及對特征的效果集中程度的表達。“顯著特征”分為“重要的特征”和“有益的特征”。“重要特征”主要指更接近事物本質的特征，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精神生活的等級，別的方面都相等的話，作品的精彩程度則取決于它所表現的特征的重要程度。而人類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一個民族、種族的主要特征。“有益的特征”則與人的道德等級相關，泰納認為，文學價值的每一等級都相當于道德價值的等級。因此，作品所表現的道德等級越高則其藝術成就越大。但是泰納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往往將作品中人物的道德等級等同于作品的道德等級，這種邏輯上的謬誤不僅在例證上損害了他理論的合理性，更成為其理論的一大硬傷。當然，作品具有顯著特征也并不一定就會成為偉大的作品，還要看如何去表現這些特征，這就涉及到效果的集中程度的問題。要達到作品效果的集中，泰納認為要做到三個方面：在塑造人物性格時要表現他的“精神地層”，也就是人物性格的典型與集中；構思情節要與人物的性格相符，要能夠表現人物；最后，作品的風格要與人物性格以及情節相配合，做到人物、情節、風格的統一。雖然泰納的論述并不算深入，所持觀點也并不新穎，但是卻體現了他對藝術的自身規律及其價值的認識，這在一定程度_IzEJI~Y他理論上單一的歷史標準，避免了相對主義的弊端。

篇5

從上述定義上看，“生活作文”的目標在于將學生培養為語言活動的主體的同時，培養學生的人格主體。

本文闡述“生活作文”的各個時期的創導者的主要思想、主張，并在此基礎上就我國作文教學改造的問題作一思考。

一、蘆田惠之助的“隨意選題”說

處于大正自由教育時期的蘆田惠之助對明治維新以來浮于表面的近代化十分不滿，他認為明治維新以來一味模仿，而無內省之余。初等教育亦是如此，全無深思教育之結果之暇。教育之目的、方針只重舶來之論說，而不考慮眼前的兒童如何。蘆田是以回歸東洋的傳統思想（佛教）來尋求克服這種自我喪失之危機的方法的。以傳統的思想方法，從內部精神來尋求人的形成的邏輯。蘆田從坐禪中悟得自身以往只讀他人之書、聽他人之言，而未及從自身體驗中把握確實之物的境界，悟得人之個性的發揮是人之生命的根本。蘆田的此種以傳統的方法獲得近代的意識（自我確立）的形態是日本特有的東洋化的方式。

蘆田將上述的人的形成，自我確立的思想貫徹于教育，他認為教學“如果在確立主動的學習態度上無效，那么任何教授都是無意義的，”“閱讀之方法即是讀自己，寫作之方法即是寫自己，聽話之方法即是聽自己，講話之方法即是講自己。”教師指導之第一意義是培養要寫之愿望，其它的指導皆是此后之事。針對學生所學的內容在短期內就遺忘、“磨滅”之議論，蘆田認為這是一種“剝落”，而并非“磨滅”，即學習者以往就沒有用心學習，他所得到的只是表面之物。將所見、所聞、所行之事，真實地寫下來，自然而然會產生某種思想，這樣的寫就不會是件苦事。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蘆田針對課題方式，提出了“隨意選題”的作文教學思想。“隨意選題”之目的是要將作文從形式訓練中解放出來，作文的過程就是塑造自我的過程。蘆田認為作文的題材應在兒童日常生活中尋找，應是確有實際感受之體驗。太陽東升西落、四季春夏秋冬、萬物春發秋實、人的起臥衣食，皆為文章。而其評價標準是以自我滿足為唯一標準。

對“隨意選題”的一些論說，人們很自然地批判蘆田之說是否定教學的系統性，是自然主義。但蘆田則明言“沒有指導的作文如放置不管的植物，會生長，但不會結碩果。”并未與自然主義同調。

蘆田分兩個觀點具體化了作文指導過程。第一，即前述的培養要寫之愿望。蘆田在這里提出了學生的主體性之課題，并加以充分的強調。第二，“給予兒童的生活作文以意義”。這其中包含著閱讀作為范文的文章，概括寫作之法，給學生淡寫文章之體驗、推敲文章之經驗，回顧寫文章以來的變化，批改、評價作文等。但蘆田認為這只是些細節。

蘆田以“隨意選題寫作課上我之方法”為題，將其方法整理為(1)讓學生說10個自己的題目、(2)記述、(3)處理的三段法。

(1)是讓10名學生說一下想寫的題目，蘆田特別指出不要在教學上有任何預備、提示、反應。如果需要什么，就是老師的微笑。蘆田在此排斥了以往的出題。課桌間巡視指導、以及所謂“為表達的生活指導”、“寫之前之生活指導”等種種方法。

在(3)的“處理”中，教師指導（前述的第2點）將走上前臺。這里蘆田將其細分為以下幾點。

①總評。教師在通讀完學生作文后談感想。包括作文的優劣、成績情況、特別優秀的地方，既有表揚、又有告誡。

②朗讀。朗讀數篇優秀的、有新意的、有個別特點的作文。提示其它學生修改的方向。

③抄寫。

④細評。指出文章的優缺點，訂正、欣賞，以此提高學生欣賞、評價、推敲文章之能力。

⑤訂正。

蘆田在教學中發現了學生作文過程中的幾個發展階段。在小學1～3年級階段只是將所見所聞所行記下來，而無任何修飾手法；到小學4年級，在記述見聞、行為中開始帶上自己的感想，開始有把握事物中心點的意識。同時開始運用超越具體事物的概念。至小學5、6年級，開始將自己的信念、看法記于事實之中，在記述時，開始選擇符合自己理想的事、物、行為來寫了。有了這樣的理想的天地，就會對社會的事物進行批評、議論。在小學教育結束時，對各種類型的文章都有了一定認識。在這里2、3年級同5、6年級同是寫見聞事物，粗看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以事為主，而后者是以人為主的。

在處理題材上也有一個變化過程。開始只是平鋪直述地記述事實，逐漸地在記述中發現中心點，感想也鮮明起來。為了使敘述完整，開始思考文章的結構。最后形成了定題、構思、適當地進行材料的取舍選擇而記述的一般作文方法。在這當中，教師應發現學生思維的變化，處理內容上的進步，給學生作提示，以使學生能體會到自身的變化，內省今后作文的方法。

在表達方法上會有各種變化。同樣的題材或是用單純的敘述方式、或是對話的形式、或是在敘述中插入對話、或是用擬人化的方式。這種表達上的變化多半是受到課文以及雜志文章的暗示而產生的。教師也應根據學生的作文，提示他們自身的變化，以使他們開始在描寫、修飾上下功夫。

蘆田的這些關于指導方法、發展階段的論說基本上接受了以往國語教學中的方法論，但他的出發點始終是學生的自身變化，而不是通過外加的傳授使學生接受。即這里貫穿著蘆田的“隨意選題”的基本思想。

二、小砂丘忠義的“生活作文”思想

作為本世紀30年代出版發行的雜志《作文生活》的主要編者的小砂丘忠義在“生活作文”的理論化上作出了貢獻。

小砂丘把“生活作文”的思想推廣至各個學科，以生活作文的思想來構筑他的有關人的形成的整個教育的思想。

小砂丘在他的《我之作文生活》中說：“作文之法不應僅是在學校里，僅是在作文課上進行。我認為作文之法首先是作為生活的個人對個體的自覺，這樣修身、地理、歷史、理科等所有學科都是通往作文之法之路程。”

“將人生看作為作文之法是我作為教師的出發點。各人的作文之法就是他的修身、他的歷史。換言之就是自己的‘個’之發現。”

小砂丘將“寫”看作為自我發現之手段、自我存在之確認、自我教育之方法。小砂丘通過自己整個生涯來實踐他的以寫的方法來貫穿的整個教育思想。

小砂丘將“生活作文”同人性的基本特征聯系起來，思考“生活作文”的意義。這樣的特征是通過教育而發展起來的普遍的人的性格：真實性、積極性。

生活作文的指導中的提示有：“寫真實的事”、“用自己的話寫”“原原本本地寫”、“主動地寫”等。這里的真實一方面是寫作者內在的真實，即其看法、想法、感情、行動的真實；一方面是外在的真實，即自然、人、社會、文化中所含的意義、價值、美、規律性等。生活作文要求這兩個側面的真實的統一。

小砂丘說道：“城市有城市的真實、女人有女人的真實、孩子有孩子的真實、小偷也有三分真實。我期望的就是這種真實的表達，而表達的形式則是第二位的。”“討厭就寫討厭、憤怒就寫憤怒、喜歡就寫喜歡，把所想的裸地表現出來，這樣作者對所寫的就抱有充分的理由和責任。”“寫的題材、表達應是完全自由的。不是要等到要你寫才寫，不是為了寫給別人看才寫。學生不是被逼著寫，而是（自由地）自己想寫，就能寫出很好的作文來。”

小砂丘通過真實性的思想，將生活作文不僅僅停留在修辭學、文學情操這些具體教育領域，而推廣至人的形成的整個教育。通過自己的眼、耳、手、心來反映的客觀事物過程也是發現自我的過程。小砂丘的兩種真實的統一過程的思想將人的形成中的辯證法帶到了作文教學中。

所謂“積極性”就是人對對象物的作用，并且執著地追求一貫性。“既使跌到了也不停止的積極性是我們唯一的生活武器。這種積極性同執著相結合才能產生威力。”（小砂丘語）

小砂丘認為評價作文的標準有各種各樣。“純情與否、有無科學性、有無社會性、有無詩意；或是現實的文章、浪漫的文章、都市的文章、農村的文章；或是有內容而缺乏表達，有表達而缺乏內容等等。”但其最重要的標準是有無積極性。這一看法是針對明治以來實行的學校教育的現狀提出的。小砂丘認定生活作文的基本標準是積極、能動地寫，還是被動地寫。要在兒童身上培養這種積極性，執著，培養不屈不撓的堅強的兒童。積極性和執著是人的生活的原動力。而這種培養的起點就是有意識的語言活動——生活作文。

小砂丘本人是在嚴峻的自然和社會現實中成長起來的，他的教師生涯也是在偏離城市的，被資本主義發展冷落的農、山村地區度過的，這使得他的思想充滿著克服困難、追求生活的內在動力感。在這種切實的生活感受中，他把握了兒童成長的真諦、教育的真諦——人的主體性、能動性的培養。

站在民間，在野的立場上，小砂丘以他的教育思想對當時的明治以來的學校教育進行了批判，他看到明治以來的學校教育中，越到高年級、越是優秀學生就越是模仿成人。成績好就是模仿得好，就是記憶得好。這是因為成人的“感化”太多了。他指出這是“邪道”。他認為應建立這樣評價：喜歡自己的人就是優等生。

他的這些批判對于現代學校教育來說也是切中時弊的。現代學校教育中存在著在每一個學科中具體地落實培養學生的主體性、能動性的教育。這其中“生活作文”的思想和方法是一筆很好的遺產。

三、生活調查作文的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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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文育人，把握思想教育尺度

2.1把握好小學生認識發展的階段性尺度

小學生的思想還不成熟，對于事物的認知處于懵懂階段，加之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時間跨度較大，導致他們對事物的理解范圍和接受能力不盡相同。因此，要想在語文教學中滲透思想教育，首先就要把握好小學生認識發展的階段性尺度。一到三年級的學生對知識的學習處于模仿階段，教師講什么，他們就學什么，獨立思考的能力較弱，不會靈活運用所學知識，對他們只是灌輸正確的思想觀念，形成一個雛形足矣。四到六年級的學生對事物已經有了自己的看法，教師需要進行正面引導，以免學生誤入歧途，造成人格偏差。

2.2把握好教材本身蘊含的思想教育意義的尺度

在語文課堂進行思想教育時，最忌諱的就是脫離課本，脫離實際，講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走形式主義路線。對于活潑好動的小學生而言，這種枯燥僵化的教育形式無疑是一種折磨，不僅最終達不到思想教育的目的，反而可能使學生產生厭煩心理，不利于思想教育工作的開展。為了避免這一局面，教師要把握好教材本身蘊含的思想教育意義，以課本為標準，聯系實際生活，使學生得到的感悟更加鮮活可信，從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

2.3把握好滲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

通過語文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只是語文教學的功能之一，小學語文教學最終的目標是對學生聽、說、讀、寫能力的培養。因此，在語文教學中，教師要明確語文教學與思想品德教學的區別，確定語文教學的本質，把握好滲透思想教育量的尺度，圍繞這一主題對學生開展有效的思想教育。只有將語文教學與思想教育有機結合，并且以語言文字的培養為主體，才能打破本末倒置的特殊局面，從而全面提升語文課堂教學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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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委員洪秀柱首先指出：過去，國人對于“老師”這個角色一直非常看重，例如有“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天地君親師”的說法。這兩句話中，將老師看作是父親或是僅次于雙親的角色，地位崇高而重要。

隨著社會的變遷，師生關系有相當大的轉變。過去把老師奉為威權化身的觀念逐漸解體，在“自由”、“民主”意識普遍抬頭之下，學生對老師行為不滿，敢公然提出抗爭，這無疑是對老師的一記當頭棒喝。解決校園問題的根本之道，是從現代師生關系的定位談起。

洪委員認為，重新定位師生關系時，一方面打破了老師威權的偶像，另方面對老師角色的期許，也得隨之而調整。過去，一直把教人讀書及做人的老師看做是“神”。既是神，便不會犯錯。可是老師畢竟也是人，人非圣賢，孰能無過？

如果老師做法失當，只要愿意承認錯誤，仍然可齲今天的學生不再像過去只愿做個聽眾，不敢表達。因此，尊重學生自由意志，成為現代老師必須接受的新觀念。當然，尊重學生并不表示老師得一味順從學生意見而放棄管教責任。今天學生的特質已是：活潑有余，自我控制能力不足；抱負水準提高，受挫能力、忍耐力、包容力、勤奮精神均降低。根據一項統計，臺灣9--13歲學生的科技、數學能力名列世界前13名，而道德判斷力卻瞠乎其后，面對此種輔導學生性質的轉變，老師的管教更顯重要。

管教學生是老師的責任。老師與學生應建立亦師亦友的觀念，不妨多關心他們，多用他們的語言與之交談，盡量使學生愿意與老師親近。去除他們對老師威權的防線后，學生便很愿意向老師傾吐心底的話。

老師除了改變觀念之外，還應接受再教育，做老師的不要以為教書就可以不必讀書了，現在孩子接受四面八方資訊管道多，老師亦非唯一的資訊來源，唯有老師不斷學習，跟著知識的發展腳步而自我成長，老師在學生心目中的地位才能立于不墜之地。

另外，強化老師的輔導觀念與技巧亦屬迫切。如果教學方式、教材內容能隨時更新，適合學生的需求，則教育效果當會更好。

在增進師生互動方面，校方應主動設立一個具公信力、公正、客觀的申訴管道，使學生得以表達意見，宣泄不滿情緒，或許可以降低師生關系緊張的程度。

歸究起來，校園問題的發生，家庭、學校與社會三方面皆有責任。根據青輔會出版的青少年白皮書所作的統計，近6年青少年問題的產生，以家庭因素居首，約占40％，社會因素居次，占20％--24％，包括交友不慎或社會環境不良等情形。

再其次是心理因素只占5％--9％，可見家庭教育責任之重大。

社會方面造成的青少年問題頗值得深究的是大眾媒體所塑造的暴力現象，常使是非不明、價值觀念混淆的青少年不自覺地受到潛移默化。

家庭教育不健全，社會環境不良，光靠學校如何能教育出健康的下一代。教育下一代不只是學校的責任，出現有問題的學生，也不僅僅是學校的錯、家庭、社會都難辭其咎，當然學生本人也該檢討。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老師是個經師，更是個人師。任憑社會變遷，應該還是不能搖撼傳統老師的角色。如果未來的校園像一個超級市場，老師是售貨員，資料與課本是產品，學生是顧客，買方視需要而定，向賣方買取國文、英文、數學等產品，學成后，銀貨兩訖，互不虧欠。如果校園這樣的商品化，非但不具人性，而且悲哀。

師大附中校長蘇清守表示：師生沖突一事，古今中外皆然，并不能因為特殊案例，而使老師找到放棄職責的借口。一般而言，老師具有訓導、教育、輔導的義務。師生發生沖突，應找到原因，尋求解決之道，決不能放棄自己應盡的職責與義務。

之所以發生校園案例，大半是不明事理的學生、家長碰上不稱職的老師造成的。如果有好學生、好象長、好老師，豈能有不正常的校園文化。不要一有問題發生，就拼命揭人隱私。只看到校園的陰暗面，對于那些發揮人性光明面的感人事跡，既不聞問，也不鼓勵。要知道老師也需要家長及社會的肯定與鼓勵，這樣老師才會愈教愈起勁。

就文化觀點來看，東西方文化有所不同。東方文化是仁道的思想，強調人情、倫理；西方文化較為理性，強調科學、民主。近來歐風東漸，許多人想放棄自己的倫理、道德、卻又無法盡取西方文化理智之精髓，社會的價值觀將隨之而混淆。

太過強調西式“速食文化”的結果是：學校、家長都渴求教育的成果，特別是以升學率作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指標。須知輔導、教學、訓導無法速成，要靠長期耕耘，才能見效。

就倫理方面來看，現在的社會是“父不父，子不子”，倫理已趨破產。雖不敢說有家庭問題的孩子，必然產生不良行為，但卻可歸納出：有不良行為的孩子，必然源于有問題的家庭。例如夫妻感情失和、分居、意識不同、管教不一致的家庭，孩子缺乏父母之愛，行為必然乖戾，問題便顯現于學校。

人口政策也與學生行為有關系。現在“兩個正好，一個不少”的時代政策下的寵兒，家長教育孩子的方式由早期的“重量”轉變成“重質”；由于子女數少，家長格外寵愛。過分寵愛、溺愛的結果，就寵壞了小孩。其實，小孩犯錯，就應該管教、糾正，不應該因為生得少，就把他當寶貝而寵壞了他。

家庭是孩子最早社會化的機構，孩子的行為，最早是向父母學習而來。如果父母親的管教強調自我管理、自治，孩子也會懂得潔身自愛，自我約束；而如果父母放任小孩的行為，小孩便會目中無人，無法無天。在家里如此，在校亦然。

現代家長得從自身做起，身教更重于言教。

社會化的每一個過程，的確影響到學生的行為表現，因此，有怎樣的社會，也就有怎樣的學校；有怎樣的文化，也就有怎樣的次級文化。我們的社會，尤其媒體及商業活動，處處充滿了不良示范，對于一個涉世未深、缺乏是非判斷力的學生而言，容易受到蠱惑；而新來文化與原來學得的文化未必相容，導致角色混淆，價值觀益加模糊。對于這樣的次文化，老師更不能放棄輔導的責任。

學校教育講求五育并重，各校落實此一理念的情況不一，為使學生五育均衡發展，校方應重視個別差異，因材施教，鼓勵每位學生視性向而定，發展自我才能。不論德育、體育、群育、美育都與智育一樣重要。只要在任何一項領域里，有杰出的表現，都值得鼓勵、如此一來，學生各有其才，各展所長，便能減少校園問題之發生。

增進師生互動，固然是減少師生沖突之道，但是師生間的關系仍是一種上對下的關系，并非平行關系。教育本來就是一種具有價值判斷的活動，老師有責任，也有義務去引導學生改過遷善。不過師生之道，仍有其分際，不能全然打破。

欲解決校園問題，學校應建立一套由資深老師、輔導人員、訓導人員所組成的網絡，適時共商合宜的解決辦法，以求化問題于無形；此外，校外的資源及家長會的功能，也應多加發揮，可使校園沖突降至最低點。

全華國中寇師林孟華的教學心得是：媒體的報道，經常有失公允、客觀。只要老師對學生的管教稍加嚴格，即大加撻伐。相反，對于受學生惡言惡行相待的老師，媒體卻不討論學生的做法有無可議之處，反以雙重標準只追究是否老師管理過當，否則怎會招致學生如此對待？她期待具社會責任觀的媒體，能夠多站在老師的立場也為他們說說話。

林孟華說：“老師兼導師的苦，沒人知！老師每天7點半進教室，陪學生早讀、整理教室，8點鐘開始上第一堂課。到了中午得陪學生午修，自12點40分起至1點10分，下午4點30分放學，又得陪學生搞衛生，一天要忙上9個鐘頭，已逾越了勞基法每日工時的規定了！”

以1：40的師生比例而言，老師的工作責任真是太重了。國中生是人格最具有可塑性的時期，也最容易情緒激動。每位學生都是一個“風暴”。40位學生輪流來個周期性風暴，那做老師的簡直要疲于奔命。

在社會價值觀的轉變下，出現了一群有別干傳統思維、行為的“新新人類”。

他們特異的穿著打扮與崇拜明星偶像的心態，轉移了他們對課業的注意力。最讓人不能接受的是，新新人類對物不珍惜，對人不關懷的冷漠感，使老師教起書來不但難上加難，而且毫無成就感。

為走向教學正常化，學校以常態分配方式編班，不重視學生的個別差異，完全以同樣的方式、同樣的教材教學生。為使資質平庸的學生都能聽懂，老師教得淺顯，又使得資優的學生感到不滿足。若要滿足他們的需求，課講得太深，則又使資質平庸的學生跟不上進度。常態編班的結果是顧此失彼。

我們當老師的絕對愿意付出愛心、耐心，把學生當成自己的小孩一樣來教。

可是面對社會對老師常有些不平的怨言，實在令人心灰意冷；究竟什么時候大眾才能以平常心來看待老師這個角色？我們也是人，同樣需要關愛！

臺北師范學院初等教育系楊龍立教授指出：以前和現在一樣都有校園問題，只不過過去未加報道，局外人不清楚。其實，古今校園問題不同之處還在于問題的嚴重程度。目前師生關系的緊張程度的確令人心憂。

校園師生關系的轉變，可從師范教育的方式說起。五六十年代，培植師范生的方式為軍事化管理。他們逆來順受，責任心強。當這群師范生畢業踏入校園執教后，對于校長的要求也是唯命是從。即使負擔過重，還是二話不說，一肩扛了下來。不過，現在的師范生，要求自主、自律的聲浪大為提高，所受教育環境及方式有別于從前。當老師后，對于校長的要求他不照單全收，而是衡外情量己力，老師對上級的關系已有所轉變。

盡管老師之于校長的自主性提高，但在對下的權威上也逐漸喪失。從前自校長老師學生順向發展，現在則是校長、老師都喪失了對學生的權威性。因此，校園不再像過去由上而下那么單純，每一角色多少都對上有些反作用力，使得沖突時有發生，愈演愈烈。老師逐漸喪失權威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學生自主性的提升，另方面也是資訊多元化的結果。現在學生的資訊來源可多了。從小家長就把孩子送進才藝教室、科學教室。長期下來，某些學生在某單項學科的能力可能已超過老師，老師的權威性自然喪失。還有在外補習功課的學生，受補習班老師的影響甚深。傳統的教學方法及內容已無法引起學生的興趣，學生對老師的依賴度、信賴度已大大降低。

再者，學生對知識不看重，也導致師生關系疏離。從前的學生執著于課業，認為以后的發展與所學密切相關；現在的學生則輕視課業。認為書念得好不一定有成就，而且在他們所崇拜的偶像之中，有很多不見得書讀得好，因此更增加了他們不必靠讀書求成功的信念。

在如何減少沖突方面，楊龍立指出：老師的觀念得改變。必須認清“學生不像從前一樣會言聽計從”的事實。在向學生傳達命令之前，請先以他的立場想想：“真的是對他好嗎？”其次，以前直來直往的教學方式亦得調整。現在的教學，不要以為有傳播，必會有效應。在教學過程中，必須運用說服技巧，巧妙地使學生經由認知而改變其態度，進一步改變其行為。這些說服的技巧與理論，可以經由老師再教育而得，所以老師也不能停止學習。

在學生方面，如果對老師某些做法感到不滿時，可以先向老師反映，如果確有其事，他卻不虛心接受，反而有些失態，學生不要立即與老師正面沖突，退讓一步后，再適時向訓導人員報告，在理字上站得住腳，在事件上學生已擁有較多的優勢。有一位體育老師處罰女學生事件，曾被公諸報端。固然老師處置過當，但追究事件發生的原因，女學生也難辭其咎，因為在事發之際，她并未退讓，也惡言惡行以待。所以在整個事件上，她雖是受害者，卻不全然是個贏家。

要重建校園倫理，師生雙方必須定出合情合理的規范，雙方在游戲規則的制約下互動，只要彼此不逾矩，師生沖突的事件，即能化弭于無形。

重建校園倫理，不單是學校的責任，追本溯源得從家庭做起。在家庭中，家長對于小孩不能大放松，也不能大嚴苛。要讓他們養成自津的習慣，看似自由，其實又有規范，這樣的管教技巧，父母有必要學會。

學校則要主動教導學生如何判斷是非，并循正常管道反映自己的意見。至于那些不配當老師的人，主管機關及學校應該把他清除出去，以保持校園的安定與健康。

天真可愛，在他們的眼中老師是個神；師生之間除了“亦師亦友”的關系外，國小學童與老師更有“亦親”的關系。平常，老師像是孩童們的家長一般，無微不至地守護著他們。

對于近來時有所聞的校園事件，毛穎芝的看法是，個案不足以推斷所有的校園皆如此，就像父母虐待孩子的事情也頻頻發生，但是否就可推斷天下父母都會虐待孩子呢？事實上，大部分老師仍是敬業樂群，認真負責的。只是新聞報道多持“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的原則，致使外界對優良教師的事跡一無所知！

隨著都市化的發展，校園的班級數目增多，學生人數增長快速。因此，學生呈現一種“匿名性”的傾向。心想除了班主任、授課老師外，大部分老師及訓練人員都喊不出他的名字。任何不適當的行為，反正也不容易引起老師的注意。于是校規形同虛設，管教學生益加困難。

教小孩并不困難，得降低自己的心理年齡與小孩談話。大人們不能用自己經驗內的事物和他們談，這樣便無法交流，另一方面，愛心、耐心仍是教育孩童的不二法門。該童的智慧是逐漸增長的，并非一蹴可就。大人千萬不可過于急躁。

事緩則圓，等他的年齡到了，開了竅了，自然能達到我們的要求。

教導小孩時，遇事如何能疏通自己的情緒也頗為重要。在學得這些方法后，便能在不傷害人的情況下宣泄情緒，也能減少與人發生沖突的機會。

專業作家溫小平指出：父母親的價值觀有別子小孩，對于一些牽涉孩童事物的問題，常會以主觀想法做價值判斷。就拿交友這件事來說，父母親多半會要求小孩與好孩子一起，不要與壞孩子做朋友。但什么是好孩子，什么又是壞孩子？

一般而言，父母親都希望自己的小孩子成績好，最好還是模范生。基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他們便希望小孩與這類自己認為是“好孩子”的人做朋友。不過換個角度來說，小孩則不認為成績好、有錢有地位家庭的孩子就是好孩子，因此做父母親的也得設身處地用小孩的想法來看事情，不要只重成績，不重操守。

如何增進師生互動，家長也有責任。例如聯絡簿扮演師生溝通橋梁的重要角色，許多家長往往只是簽名了事，從不利用它與老師作進一步溝通；甚至有的讓小孩自己拿了圖章蓋，從不過問小孩學校的事。而家長會，顧名思義應該是由父母親共同參與的盛會。教育不單是婦女的責任，男女共同參與，可以幫助老師與學生的互動。

另外，家長應該安排固定時間與小孩聊天，主動談他的學校、他的老師、同學，不要以為把他放到才藝班就是對小孩好，父母親若能經常和小孩談心，可以掌握到小孩成長的脈動及分享他成長的喜悅，不會和他成長的經驗脫節。等到小孩長大，才赫然發現他怎么改變那么多，甚至變得有點陌生了。

小孩也有雙重性格的特征，如果為人父母不主動了解小孩在家與在校的行為，將只能了解在家里的表現。有些小孩在家懶散，可是在學校卻熱心公益。做父母的如果不主動向老師了解孩子在校的表現，也不與他談心，便以為小孩不乖，經常給予苛責，小孩的心里將難以平衡。原來父母對他的行為只有批評，得不到贊美，因此在家不愿做家事，說不定連帶影響他在學校服務的意愿。

小孩非常希望他人的認同及肯定，父母親或老師如果經常只給他批評，而不給他贊美，小孩的情緒便大受影響。根據許多學生的反映，畢業后還會懷念的老師，通常都是能夠以他們的心態和學生相處的老師，可見了解小孩的需求非常重要。

小孩最天真無邪，內心世界有許多豐富多彩的幻想，可以通過演講、作文、繪畫、周記等多種渠道表達出來。學校愿主動為學生設計一些比賽活動、觀摩活動，讓他們的創造力、想象力得以盡情發揮，借以培養出孩童的自信心。

目前各校的輔導人員極為缺乏，每15班才配備一位輔導人員。如果能在現有導師制度之外，每班再加一位輔導老師專門管理學生的生活，由于沒有分數壓力，師生關系或許更為融洽。

大眾傳播媒體具有議題設定的效果，熒屏或語言所塑造出來的形象經常構成青少年的價值觀。在媒體一片崇尚金錢主義、崇拜偶像聲浪的影響下，青少年的次文化也以此為核心。倘若媒體能因擁有如此巨大影響力而激濁揚清，隱惡揚善，則功利主義的青少年次文化便可改變，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必須雙管齊下，教育才能產生效用。

教育部訓育委員會第三組主任鄭崇趁表示：校園出現問題，事實上必須由家庭、學校、社會三者共同負責。因為學校無法獨立于社會之外自成一個體系，家庭則是構成社會的最基礎單元，與學校具有密切的聯結關系。

據研究，青少年犯罪率與成長率均較成人為低，顯示青少年問題不如成人問題嚴重，更何況青少年的犯罪傾向，也多半是向成人學習而來，因此把青少年問題一味歸給學校頗不公平。

為改善校園問題，教育部已制定輔導工作7年計劃，自1991年7月開始實施，至1997年6月截止，活動重點分短期、長期兩大項。就短期而言，系針對中小學老師開辦輔導進修課程。課程分三種：（一）基礎輔導知能的研習，提供輔導課程的訓練，使具有初步輔導觀念、輔導態度；（二）在師范學院開設輔導學分班，鼓勵更多老師修輔導學分；（三）舉辦主題輔導工作坊研習會，把一些老師們耳熟能詳的輔導理論，借由工作坊研習，實地應用出來。

就長期而言，有三項努力重點：

一、建立輔導網絡。解決青少年問題，光靠老師力量并不夠，若能結合學校輔導人員、社區服務社會工作人員、綜合醫院心理治療人員、心理衛生單位心理衛生人員、熱心輔導的社會義工組成一個網絡，利用電話語音系統或服務手冊分發的方式，提供各級學校、學生利用。

篇8

二、圖形教學中的滲透

“圖形與幾何”是小學階段重要的學習內容。無論從認識各種圖形的特征到探究面積、體積的計算，無處不體現化歸的思想方法。尤其在探索面積的計算公式時，滲透化歸思想方法是極好的機會。在圖形面積計算方法的學習上，北師大教材是分三次安排的：第一次安排在三下學習長方形、正方形的面積計算；第二次安排在五上學習平行四邊形、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積計算；第三次安排在六上學習圓的面積計算。我們知道長方形面積的計算是平面圖形面積計算的起始課，是以后學習平行四邊形、三角形、梯形及圓等平面圖形面積的基礎，而平行四邊形面積計算又是學生探究圖形面積計算方法的節點，在這個節點上，化歸思想方法得到很大體現。所以在探究平行四邊形面積計算方法的教學中，引導學生從已有的知識和經驗出發，通過數、剪、拼等一系列操作活動把平行四邊形轉化為我們已知的長方形或正方形，從而很容易的得出平行四邊形面積的計算方法。教學中，要通過追問：你是怎樣把一個平行四邊形拼成了一個長方形？怎么剪的？為什么要拼成一個長方形？什么變了、什么沒變？從而使學生明白：沿著平行四邊形的任意一條高剪開都可以拼成一個長方形，拼成的長方形和原來的平行四邊形相比，形狀雖然變了，但面積沒變。這樣就可以化新為舊、化未知為已知。有了這部分化歸方法的滲透，后面的三角形、梯形、圓面積計算方法的探究過程就會水到渠成。從而讓學生真正體會到數學學習的成就感，享受數學探究的樂趣。

篇9

事實上，只要是研究就會有立場。研究者總是從既定的起點出發，從特定的視角切入，以獨特的思考開始。心理學的研究立場有時候也被稱為研究取向，在心理學的發展進程中，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研究取向，這是不爭的事實。在西方心理學的發展歷程中，就出現過實證取向的和人本取向的研究。當然，實證論的研究方式是心理學研究中的主導。與心理學研究中的物理主義世界觀相吻合的就是實證論的研究方式。所謂實證論的研究方式有兩個隱含的理論前提或理論假設。首先是設定了研究客體與研究主體的分離，研究主體也即研究者只能是旁觀者。旁觀者不能把自己的主觀意向或者主張觀點帶入到對客觀對象的研究中去。其次是設定了研究主體或者研究者必須通過其感官來把握研究客體或者研究對象，只有感官的印證才是可靠和可信的。這種理論假設為心理學的研究帶來的是方法中心、實驗主義和操作主義。所謂的方法中心是指把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方法放在了決定性的位置。也就是說，是心理學的實證研究方法決定了心理學的科學性質，決定了心理學的實際發展，決定了心理學的未來道路。所謂的實驗主義是指把實驗方法的運用，實驗程序的確定看作是心理學研究的根本或者唯一的方式。所謂的操作主義是指把理論的合理性建立在實證研究的具體操作程序的合理性上。現象學的研究方式是非主流心理學的研究主導。與心理學研究中的人本主義世界觀相吻合的就是現象學的研究方式。所謂現象學的研究方式也有兩個隱含的基本理論前提或基礎理論假設。首先是設定了研究客體與研究主體的統一，研究主體同時也可以就是研究對象。其次是設定了研究主體或者研究者必須通過體驗來把握研究對象，只有內省的體驗才是真實的。這種理論假設為心理學的研究帶來的是問題中心、心靈主義和整體主義。首先是問題中心。所謂的問題中心是指心理學的研究不應該從方法出發，而應該從問題出發。不是方法決定問題，而是相反，是問題決定方法。其次是心靈主義。所謂的心靈主義是指心靈不同于其他事物，心靈具有獨特的性質。正是心靈的獨特性質決定了心理學的研究具有的獨特性質。再次是整體主義。所謂的整體主義是指對人的心靈的研究不能采取肢解的方式，不能去割裂人的心理，而必須完整地把握人的心理。思想是需要理論前提的，同樣科學也是需要思想前提的。科學本身的發展，非常重要的是屬于科學的思想前提或理論前提的合理化和明確化。這就決定了心理學演進的出發點和到達點。心理學是屬于科學的門類，這同時也是依賴于一系列基礎的理論預設或前提假設。那么，只有建基于合理和明確的理論預設或前提假設，心理學才能更好地發展，才能更快地進步。哲學家的心靈探索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理論意義。盡管哲學家的研究立場、理論預設、思想基礎、學術主張等等，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和區別，但這并不影響哲學家的心靈探索所具有的思想價值和學術價值。哲學家的心靈探索對于心理學研究者來說，并不是無足輕重的。哲學家的心靈探索不僅對于人類理解自身的心理行為具有思想引導的意義，而且對于各個不同學科的學者研究人類的心理行為也具有理論預設的價值。

二、心理學的科學思想根系

在心理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前后，它總是與其他學科發生某種特定的關聯，這種關聯同時也決定了心理學的學科發展。然而遺憾的是，學界目前對心理學與其他相關學科之間關聯的探索與研究尚不夠深入與系統。心理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涉及到心理學自身的演變和發展的重大問題。經過了歷史中長時期的演變，心理學才有了當代的重新定位，以及與其他相關學科的明確關系。這種學科自身的成熟發展，會在極大程度上推動心理學的發展，也會使心理學開始為其他學科的發展提供相應的學術資源。心理學與相關學科之間的關系本就應該是一種彼此合作的關系。特別是橫斷科學的研究，常常是跨越多個學科的探索。因此，這種相互之間的合作所帶來的是相互的促進和彼此的支撐。那么，對于心理學的研究來說，能夠推動這種合作關系的就是一個理論的平臺。

三、心理學的文化思想根

由關于界定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問題，從根本上說，涉及到的是心理學的單一文化背景和心理學的多元文化發展的問題。具體言之，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涉及到心理學自身的新視野、新領域、新理論、新技術、新方法以及新發展等。這包括了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也包括了文化、科學和本土心理學的關系，還包括了關于心理學與文化關系的歷史探討與理論分析。顯然，心理學自身的發展擁有豐富的社會與文化資源。就其根本而言，之所以有心理學本土化運動，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內在地建立心理學與社會和文化之間的關聯。換句話說，心理學本土化的根本目的就是使心理學植根于本土的社會發展脈絡及本土文化的土壤里。心理學的研究中，經常會遭遇資源短缺的狀態。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心理學沒有或者缺少相應的社會文化資源，而更多的是因為，心理學并沒有意識到或自覺地去把握自身的社會文化資源，或者是由于沒有去探尋、挖掘和萃取自身的社會文化資源。反觀西方心理學的發展不難發現，西方心理學就是植根于西方文化傳統之中，它汲取本土的文化資源，獲取了自身不斷發展的動力和不斷更新的研究方式。由此可見，中國心理學的發展與創新也同樣應該根植于中國的文化傳統。心理學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心理學的研究都有自身的文化歷史資源。西方科學心理學有其自身的西方文化的歷史資源，而中國的心理學也同樣具有自身的東方文化的歷史資源。這種文化歷史資源從根本上決定了心理學存在與發展的土壤，決定了心理學演變的根基，也決定了心理學研究的方式、應用的途徑和心理學未來的發展路徑。心理學的發展和心理學的研究都與文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對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進行反思、探討、揭示、闡釋，從而對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能夠有更全面和深入的理解，對于心理學的發展和拓展，以及它的應用的推動來說，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心理學的研究或者發展如果脫離或排除關于文化的理解和思考，那就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和束縛。因此，探討心理學與文化的關系，既可以給心理學本身的實際發展，也可以給本土心理學的發展帶來一系列重要的改觀。

四、心理學的學術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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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對學生進行教育

在數學中到處充滿著辯證的方法和思維，中學數學的教學大綱指出:“要用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闡明教學的內容，這樣學生既有利于學習基礎知識，學生又有利于形成唯物主義世界觀。”在數學的教學中可用以下幾點來滲透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

1．科學是在不斷發展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人們的認識水平也是在不斷提高的。數的擴充、代數與幾何的結合，某些定理、推論的推廣，發展的觀點由此得到體現。

2．物質的根本屬性是運動。在數學當中，面可以看成點線運動的軌跡，旋轉體也是平面圖形運動的結果，直線是向兩邊無限延伸的，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強調這些，使同學們在潛移默化中，接受到辯證法中運動的觀點。

3．在數學教學過程中，正數與負數、有理數與無理數、實數與虛數等，這些不同的概念是對立的，同時又是統一的。加與減的轉化，乘與除的統一，乘方與開方的互逆，在教學中強調這些數學規律，讓學生從中接受到矛盾與對立統一及相互轉化觀點。

4．將辯證唯物主義觀點滲透于教學中，數學來源于實踐又反過來作用與實踐，同時在數學教學中，也要加強對學生數學精神的培養，加強德育的滲透，讓學生領悟到數學中的辯證關系，從而初步形成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