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商貿系統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引言

    功能翻譯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興起的一種較實用的翻譯理論。功能翻譯過程應該從語用的層面開始,先決定翻譯的目標功能(即是說紀實性翻譯還是工具性翻譯),然后將原文中需要保留重現的內容和那些必須根據接受者的背景知識、心理期待、交際需要、媒介條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進行調整的內容區分開來。分析問題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翻譯措施,但在整個過程中,翻譯功能是考慮的焦點。在翻譯教學中,對翻譯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有助于學員認識問題,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Nord,1997)本文從功能翻譯理論出發,探討了商貿翻譯教學的三個方面:商貿翻譯教材的建設、商貿翻譯的多元標準以及學生的商務文化意識的培養。

    2、功能翻譯理論概述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派主要包括:Katharin Reiss的功能主義翻譯批評(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nneer的目的論及其延伸理論(Skopos theorie and beyond ) ,Just Holz Manttari的翻譯行為理論(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Christiane Nord的忠誠原則(loyalty principle ),以及其他用于譯員培訓中有關功能方法論的著作。功能翻譯理論源于行為理論,他們認為,翻譯是一種在既定場合發生的有目的的行為,是一種語言的言語和非言語交際符號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翻譯的成功與否決定于欲達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講究翻譯目的的完備性,而不是對等。他們認為對等翻譯只是翻譯多種形式的一種。因而,他們提出了任何翻譯的最高原則是目的法則(skopos rule )。Vermeer認為目的法則是:每個文本為某個目的所生產,并應該服務于該目的。譯文的接收者是決定翻譯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譯、日譯、講話和寫作必須讓你的文本在使用場合能對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據不同情況有不同的從屬法則,這些法則來自翻譯要求,它是由發起人(initiator)(也可能是譯者本人)給定的。翻譯要求規定需要什么樣的翻譯。至于原文,他們認為只是一種信息源,因為任何翻譯都是面對意向受眾,功能策略便可以解決翻譯問題。

    該理論在3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創立了相對完整的理論框架,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論范式。該理論以目的為總則,把翻譯放在行為理論和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框架中,認為翻譯行為和翻譯的實質是一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它反映出了翻譯的三個性質:目的性、交際性、跨文化性。功能翻譯理論以修辭功能等值為基礎,在翻譯實踐上有較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將文本按功能主要分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達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 ) 。商貿文件主要屬于信息型文本,其主要功能是傳達商貿交際信息。因此,功能翻譯理論適合于商貿翻譯的實踐,避免翻譯的盲目性,對于商貿翻譯教學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3、功能翻譯理論與商貿翻譯教材建設

    論文關鍵詞:功能翻譯理論;商賈翻譯;商貿翻譯標準;商務文化意識

    論文摘要:功能翻譯理論源于行為理論,他們認為,翻譯是一種在既定場合發生的有目的的行為,是一種語言的言語和非言語交際符號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本文從功能翻譯理論出發,探討了商賈翻譯教學的三個方面:商貧翻譯教材的建設、商賈翻譯的多元標準以及學生的商務文化意識的培養。

    1、引言

    功能翻譯理論是20世紀70年代在德國興起的一種較實用的翻譯理論。功能翻譯過程應該從語用的層面開始,先決定翻譯的目標功能(即是說紀實性翻譯還是工具性翻譯),然后將原文中需要保留重現的內容和那些必須根據接受者的背景知識、心理期待、交際需要、媒介條件以及指示需求等因素進行調整的內容區分開來。分析問題的目的是根據不同的問題采取不同的翻譯措施,但在整個過程中,翻譯功能是考慮的焦點。在翻譯教學中,對翻譯問題進行系統的研究有助于學員認識問題,了解解決問題的方法。(Nord,1997)本文從功能翻譯理論出發,探討了商貿翻譯教學的三個方面:商貿翻譯教材的建設、商貿翻譯的多元標準以及學生的商務文化意識的培養。

    2、功能翻譯理論概述

    德國功能翻譯理論派主要包括:Katharin Reiss的功能主義翻譯批評(functional category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Hans-Venneer的目的論及其延伸理論(Skopos theorie and beyond ) ,Just Holz Manttari的翻譯行為理論(theory of translational ac-tion) ,Christiane Nord的忠誠原則(loyalty principle ),以及其他用于譯員培訓中有關功能方法論的著作。功能翻譯理論源于行為理論,他們認為,翻譯是一種在既定場合發生的有目的的行為,是一種語言的言語和非言語交際符號向另一種語言的轉換。翻譯的成功與否決定于欲達到的目的是否完成,講究翻譯目的的完備性,而不是對等。他們認為對等翻譯只是翻譯多種形式的一種。因而,他們提出了任何翻譯的最高原則是目的法則(skopos rule )。Vermeer認為目的法則是:每個文本為某個目的所生產,并應該服務于該目的。譯文的接收者是決定翻譯目的的重要因素之一。筆譯、日譯、講話和寫作必須讓你的文本在使用場合能對想使用的人起作用,并按照想使用的人所想起作用的方式起作用。根據不同情況有不同的從屬法則,這些法則來自翻譯要求,它是由發起人(initiator)(也可能是譯者本人)給定的。翻譯要求規定需要什么樣的翻譯。至于原文,他們認為只是一種信息源,因為任何翻譯都是面對意向受眾,功能策略便可以解決翻譯問題。

    該理論在30余年的發展歷程中創立了相對完整的理論框架,形成了獨樹一幟的理論范式。該理論以目的為總則,把翻譯放在行為理論和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框架中,認為翻譯行為和翻譯的實質是一種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際。它反映出了翻譯的三個性質:目的性、交際性、跨文化性。功能翻譯理論以修辭功能等值為基礎,在翻譯實踐上有較強的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將文本按功能主要分為信息型文本(Informative texts)、表達型文本(Expressive texts)和操作型文本(Operative texts ) 。商貿文件主要屬于信息型文本,其主要功能是傳達商貿交際信息。因此,功能翻譯理論適合于商貿翻譯的實踐,避免翻譯的盲目性,對于商貿翻譯教學有較強的指導意義。

篇2

流通業地位問題

流通業的地位在我國理論界基本上經歷了從“無流通論”到“一般流通論”到“流通基礎論”和“流通先導論”及“流通戰略論”的認識過程。近年來，流通基礎論和先導論占主導地位，但專家們論證的角度并不相同。如宋則（2008）從商貿流通服務業影響力的角度，得出“商貿流通服務業在宏觀經濟中穩居基礎產業地位”的結論。吳忠寶和王曉東（2008）認為隨著買方市場態勢的形成，流通主導權由上游生產向下游銷售的轉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此提出整個流通業由社會再生產的末端環節上升為引導生產和消費的先導產業也是一個必然趨勢的觀點。

洪濤（2011）則從我國流通產業產值占GDP的比例為13%左右的角度提出流通產業已經成為我國新興的基礎產業。黃國雄（2010）通過對生產與交換關系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不同而發生的動態變化分析，得出流通業在我國基礎地位和先導地位基本確立的結論。丁俊發（2011）從流通業是國民經濟的血脈系統的角度，提出流通業與工業、農業一樣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又是國民經濟運行的晴雨表，因而也是先導產業的觀點。劉國光（2011）從流通業是市場經濟運行的起點、我國經濟由供給約束向市場需求約束的轉變、國家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晴雨表及啟動市場、促進需求和消費的助推器等多個視角論述了流通業的基礎性和先導性地位的確立。

目前，流通產業的基礎論和先導論在理論界已經占據主導地位，并得到了官方的認可。但張洪平博士（2008）認為流通基礎論和流通先導論的本質都是“流通決定論”。他在對“生產決定論”和“流通決定論”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提出了“系統決定論”。本文認為“系統決定論”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對“生產決定論”和“流通決定論”的片面性，是對“生產決定論”和“流通決定論”的超越；但是，在強調系統決定論的同時，需要突出經濟社會系統在不同階段發展的主要矛盾的特殊性。

因此，對于流通業的地位問題，本文支持在“系統決定論”的基礎上，突出目前發展階段特點的“流通決定論”，這既符合整體系統論的要求，也具有矛盾論動態演化的階段特殊性的邏輯，因此，依據目前經濟系統發展階段的實際情況，依據“流通決定論”將流通基礎論和先導論作為目前政策制定的理論依據，應該是符合整體經濟系統要求并能體現出現階段特點的理論基礎。這樣，在當前階段，“流通決定論”可以作為制定經濟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將流通產業定位為基礎產業和先導產業，對于促進流通業的發展和整個經濟系統的協調發展應該具有積極的引導和推動作用。

流通業作用和功能問題

基于流通業發展與消費關系的視角，宋則（2009）認為發展流通產業可以直接實現即期消費、開發潛在消費、創造未來消費，同時還可以節能降耗、擴大就業、支撐國家相關政策的實施等。宋則和王雪峰（2010）認為“建立暢銷服務體系是推動結構調整、滿足居民消費意愿的核心思路”，而現實中我國“商貿流通渠道阻塞、效能低下、成本高昂，始終是我國商貿流通領域存在的根本性問題”。除此之外，宋則（2011）還認為商貿流通業具有穩定物價的功能和作用。張連剛和李興蓉（2010）則通過實證分析論證了流通業的發展可以促進居民消費的理論觀點。文啟湘和梁爽（2010）從流通業與消費增長之間的協調關系的角度進行實證分析，得出整體上我國流通業發展對消費增長的促進作用較弱，消費增長對流通業發展的支撐作用更低；但2000年以后二者都呈增加或上升趨勢的結論。這說明我國流通業的發展從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向逐漸適應轉變；同時，消費增長對流通業發展的作用也在增強。

從以上學者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可以證實，我國流通業的發展在實際經濟運行中的確具有促進消費的作用和功能，因而其政策含義是推動流通業的發展有助于消費市場的擴張、消費規模的擴大和消費水平的提高，這對于我國提升消費、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發展轉型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

在流通與生產的關系方面，趙嫻（2010）認為當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生產力水平、生產的商品化以及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流通對生產的決定作用日益凸顯，成為較之生產過程更為重要的經濟運行過程。王先慶（2012）認為在市場經濟初級階段，流通渠道的基本功能就是連接生產與消費，促成商品銷售，實現商品價值；而在市場經濟的完善和成熟階段，流通渠道將越來越多地引導生產和消費，通過商流、物流、信息流的傳導與組織，挖掘和創造商品的新價值，提升原有商品的價值，從而使“渠道價值”越來越大。王俊（2011）運用面板數據進行的實證研究表明，流通規模擴大顯著地促進了制造業TFP上升。這說明流通對生產的反作用是確實存在的，流通業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制造業生產效率的高低。趙志田等（2012）利用制造業和流通業相關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的結論是流通業對我國制造業發展具有非常顯著的促進作用。以上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說明或論證了流通業發展對生產的促進或引導功能的存在，顯示出流通在促進生產發展和生產技術升級等方面的積極效應。

從整個國民經濟運行系統的角度，宋則（2009，2012）在對商貿流通服務業的影響力進行界定的基礎上，將其區分為直接影響力和間接影響力，并指出長期以來流通業的間接影響力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他認為對流通業而言，“以往只是看到了商貿流通領域充分競爭的一面，片面強調其市場性，而忽視了其間接影響力公益性貢獻的另一面”。基于此，他提出以后在解決各種矛盾和問題、促進發展的過程中，應在政策上體現出流通公益性的部分職能；在調節措施上轉向以“存量解決法”替代“增量解決法”；實現從“靠加法、拼增量”向“靠減法、解存量”轉變的工作思路。白思然和陳向清等（2012）從工業化與流通業動態關系的角度提出了工業化中的流通效應，包括價值實現效應、價值增值效應和價值優化效應。他們認為在工業化的不同階段，流通效應的三個子效應所處的地位和增速不同，工業化初期，作為流通基本效應的價值實現效應位居首位，隨后其重要性不斷下降；價值增值效應在工業化中期居于首位；價值優化效應在工業化后期居于首位。

總之，流通領域業內專家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表明：我國流通業無論是在促進消費還是在引導生產方面的作用和功能都開始顯現，并且流通業也是經濟系統平穩運行和促進價值實現及價值增值的關鍵環節。因此，流通業的發展和壯大可能會是我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要動力源，以后在政策上需要加強對流通業發展的關注和支持，加大對流通業發展的政策支持力度。

流通產業安全問題

流通產業的安全問題也應該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但我國對流通產業的安全問題卻一直存在爭議。一些學者基于流通業的競爭性、外資商業市場比重很小等方面的理由，認為我國流通產業并不存在安全問題；但是，從外資商業企業進入我國的目的（獲得市場份額、追求利益最大化、獲得超額利潤等）看，他們的進入極有可能造成了我國各個產業結構和區域經濟結構的各種失衡與差距更加惡化以及政府控制力弱化等經濟安全問題。事實上，流通產業安全問題已經引起了業內部分學者的擔憂和關注，他們對競爭性領域是否會引致壟斷在理論和經驗上都進行了論證分析。

在競爭性的零售業是否會導致壟斷、引致產業風險方面，尚慧麗（2009）通過制造商和零售商之間縱向約束關系的論述分析，論證了在整個供銷產業鏈中，隨著零售商勢力的增強，強勢零售商會憑借其優勢地位對生產企業實施縱向約束，同時對其他零售商實施排他性的不公平競爭行為。她認為我國對外資“超國民待遇”的政策有造成外資壟斷的風險。馬環宇（2012）通過對外資流通業在我國超速擴張的經驗分析，發現跨國流通企業在我國的優勢地位已經凸顯，對我國經濟已經造成了一些負面影響（如搶占國內市場，兼并中小企業，控制市場地位，侵蝕制造業的發展，獲取超額利潤，以及與國有企業的“合謀”造成國資流失和超經濟壟斷等），這些問題都有可能威脅到國家經濟安全。在經驗上，外資流通企業的快速擴張已經改變了國內流通生態，造成本土流通企業經營困難，國內制造企業嚴重依賴外資流通企業，傳統制造企業邊緣化，政府應急控制能力弱化等問題。他認為應該對外資流通企業的超速擴張進行規制，不能任由其肆意擴張發展，應該為國內民族商業予以適當的保護，為其提供一定的發展空間，培育民族商業的競爭力和國有商業穩定市場的能力。

紀寶成和李陳華（2012）在我國已經擺脫資金瓶頸、外資商業的進入步伐卻持續加快的現實背景下，通過理論邏輯分析，得出流通業的競爭性并不意味著不需要政府規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政策值得反思；流通產業安全往往是指一種潛在威脅，而不是現實存在。通過經驗分析，得出流通產業安全的度量指標不能只局限于外資商業在華的總體市場份額，而要充分考慮各類指標的科學含義、外資商業在華分布的地域非均衡性以及外資商業的母國結構等其他微觀層面的因素。他們認為，“流通產業安全是指一國流通業在開放條件下保持有序競爭、健康發展，總體上和地域上均不受外國資本潛在控制威脅的狀態”。

流通領域的安全問題源自對外開放，在對外開放的大背景下我國流通產業的安全問題確實應該引起學者們的研究和關注；但學者們對這個問題的探討和重視并不是反對開放，也不是反對利用外資；而是從國家經濟安全和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角度提醒政府和地方政府對外資的引進和利用要做到適度，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不要把手段當成目的，形成本末倒置的尷尬局面。可見，流通產業安全問題也應該引起政府相關部門的關注和重視，需要從國家經濟安全和產業安全的角度對現有的外資政策進行反思和調整。

流通產業組織問題研究

對流通產業組織的研究近幾年也有一些新的進展和突破。吳忠寶和王曉東（2008）從集中度、企業數量和規模、產業壁壘、連鎖化程度、大型交易市場規模、流通效率、流通產業集群這七個方面進行考察和測量流通產業的組織化程度，得出我國的流通產業組織化程度呈上升趨勢，但是組織化程度絕對值仍然較低的結論。和劉歷兵（2011）利用產業組織理論，突破傳統的哈佛學派 SCP路徑，引入HHI指標對我國流通產業組織和結構績效間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得出行為變量和績效變量對結構變量的具有較強的解釋力的結論，也就是說，我國流通產業的市場結構受到流通企業績效和行為的嚴重影響的結論。其政策含義是我國的流通業要做大做強，提高集中度必須依賴于流通組織本身的演化規律，重點對流通企業定價行為、制度扶持以及防止地區壟斷方面著手，引導流通業資源整合；而不是簡單的促進并購。

徐從才和原小能（2008）從分工深化和生產者服務業的演進規律出發，指出分工、產品內貿易、流通組織創新與生產者服務業發展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進而結合經濟發展的實際，提出利用零售商終端控制、供應鏈動態聯盟和業務流程外包等流通組織創新來推動現代生產者服務業發展。

流通組織的演化和組織化水平的提升與組織行為和組織績效具有密切的關系，學者們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都表明我國流通組織化水平依然不高，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組織化水平的提升有其自身的規律，采取簡單的政策收購和兼并的形式人為地提升組織化程度，而對流通組織行為關注和支持的不到位很可能達不到預期的目標。應尊重組織演化的規律，在此基礎上推進組織化水平的提升應該是推動流通業發展和推進流通現代化、提高流通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效率提升的可行途徑。

流通體系分割及一體化問題

在流通體系建設方面，陳文玲（2010，2012）認為經過30多年的變革積累，我國的流通體系將發生革命性的變革，其本質就是要打破一切束縛流通、限制流通的障礙，實現順暢流通、便利流通。在新的世界經濟形勢下，需要用國際的視野和全球性的戰略思維考慮流通的戰略定位。隨著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和我國經濟政策的調整，以及現代流通發展的要求和流通競爭力的打造，都需要我國的流通體制向內外一體化、區域一體化、城鄉一體化、縱向一體化和現代流通立體化和混沌化轉變。

在市場分割的成因方面，王曉東和王昊（2011）通過實證分析表明流通企業規模的擴大有可能帶來市場分割的加劇，并且這種關系主要體現在批發環節。這說明批發市場的弱化不利于統一市場的形成。在批發體系缺失的危害和重構方面，王曉東（2011）認為當前的批發體系萎縮并非源自“批發無用”的有效論據，但專業批發職能的分散化使批發領域主導力量缺乏，也引發了批發職能創新性不足的問題，使工業品流通矛盾日益加劇和復雜化。對新型工業品批發體系建設的基本思路應是“重構”與“完善”并舉，基本的理論框架是：把握“一個核心”，區分“兩大系統”，融合“三種模式”，統籌“四種關系”。

在新時期的流通結構優化升級方面，王曉東和謝麗娟（2011）認為流通業繁榮市場的功能要適度、穩定市場的功能要重啟、新型技術的功能要加強、促進就業的功能要充分發揮。他們據此提出要加速流通總體規劃和立法、健全流通宏觀管理機制、完善大宗商品流通體制、重構工業品批發體系、轉變零售業盈利模式。此外，王曉東（2012）還在總括性地分析我國市場流通體系的既存格局和主要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完善我國市場流通體系的戰略方向，包括：重構與完善批發體系、適時轉變零售業發展方向、重拾流通業的穩定器功能、重視完善大宗商品流通體制。

流通體系分割是我國流通不暢、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從流通體系分割的成因看有行政體制問題、有區域分割問題，也有王曉東教授提出的流通企業規模擴大引致的問題以及批發業的弱化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是我國市場分割的重要原因，對這些成因進行進一步的理論分析，將有助于我國大市場建設的推進和形成。

流通發展方式轉變和體制問題

流通發展方式的轉變既是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流通體制結構調整的前提條件。一些專家學者對此進行了研究和探討，如任保平（2012）認為現階段我國商貿流通業發展方式基本還處于投入推動型的粗放式發展階段，要實現商貿流通業從粗放式向集約式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在增加物質資本投入的同時，增加人力資本的投入。通過加快流通企業的技術進步，來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在加大技術投入的基礎上，進一步促進流通業的信息化。李駿陽（2010）認為流通業的發展方式轉變關系到流通業實現協調發展與可持續發展，而流通業的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容包括在發展道路方面從外延式發展向內涵式發展轉變。他提出在發展手段方面從主要依靠物質資本向注重人力資本轉變，在發展目標方面從規模擴張向效益提高轉變，在發展策略方面從零和博弈向合作共贏轉變，在資源利用方面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共同促進我國流通業規范和迅速發展。

黃國雄（2010，2011，2012）提出實現流通發展方式的轉變應主要從以下方面入手：從重視產值向重視價值實現；整體提高流通產業的社會效益；充分發揮連鎖經濟規模效應；重視提高潛在市場的有效供給；不斷提高企業的信譽度；走中國化的連鎖商業道路；構建城鄉一體化的商品流通體系等。他們認為在流通體制改革中，流通領域要以民營資本為主體，對外開放要以內資為主體，農村市場要以農民為主題，擴大內需增加供應要以零售為主體，商品管理要以商務部門為主體，批發體系的建立要以各類商品交易市場為主體，價格應以市場化形成為主體。并提出了我國商品流通體制的改革必須把握商品流通發展的基本趨向，概括起來包括八個方面的內容：即人本化、現代化、多元化、一體化、層次化、立體化、連鎖化和市場化。以上專家學者對流通發展方式轉變的研究和對流通體制問題研究的探討，為我國的流通體制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論上的參考，對我國今后流通業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和理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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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實施城鎮化戰略，是我國實現現代化歷史任務的目標和手段之一。玉溪是云南省地級市，具有優越的地理區位和經濟發展環境。現階段隨著改革深入逐漸暴露出許多問題：農業基礎薄弱；大量剩余勞動力滯留于農村，農民增收困難；經濟增速減慢等。當前云南省提出要建設以昆明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促進城鎮化發展。能否抓住機遇，加速城鎮化進程，促進玉溪市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至關重要，且其研究思路也可供其他西部中小城市借鑒。

1 玉溪市城鎮化發展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玉溪市人口城鎮化發展也促進國民經濟水平顯著提高。2009年全市八縣一區人口共206.85萬人，設鄉鎮（街道辦事處）75個，其中45個建制鎮、27個鄉、中心城區3個街道辦事處，城鎮化水平為37.4%，成為云南省綜合經濟實力相對較強的地州市之一。但研究中城鎮化發展仍然存有突出問題。

1.1 城鎮化發展水平低，尚處于初級向中級階段過渡時

2009年，全市城鎮化水平雖比云南省高出10.8個百分點，但比全國平均水平低3.1個百分點，差距明顯，僅完成城鎮化發展的初級階段。

1.2 市域各縣城鎮化發展不平衡，城鎮分布東密西疏，差距明顯

受經濟、社會、歷史等綜合因素影響，玉溪市域現有城鎮體系主要沿交通帶和“三湖”地區分布，形成兩種格局：以紅塔區為中心的五縣一區東部城鎮群區占全市總面積的30.49%，建制鎮占全市城鎮總數的60%，城鎮分布密度約6個/千平方公里。西部四縣城鎮群區占全市總面積的69.51%，城鎮分布密度約1.69個/千平方公里。

1.3 城鎮化發展速度滯后于經濟增長

2009年全市人均GDP按官方匯率計算為1674美元，根據城鎮化水平與人均GDP對應關系，城鎮化水平應達到40%以上，實際僅達到37.4%。另外，1990～2009年，全市GDP從41.31億元增長到286.47億元，平均增長速度為16%，而非農業人口由20.17萬人增長到36.08萬人，增長速度僅為4.6%，城鎮化發展滯后于經濟增長速度。

1.4 城鎮規模小，總體實力不強，聚集效應不明顯，城鎮發育不充分，功能雷同，缺乏特色

玉溪市是由中心城市——縣城城鎮——縣域建制鎮所組成的三級城鎮體系，城鎮總體規模小，單中心特征，無法產生明顯的聚集效應。單靠紅塔區來帶動經濟發展，能力有限。目前縣城鎮和縣域建制鎮以集市貿易為主要，工業基礎和基礎設施服務功能薄弱，重復建設，缺乏明確的分工協作，傾向于“小而全”的方向發展。

1.5 規模結構不盡合理，使城鎮體系難以形成較強的整體功能

按系統論的觀點，城鎮整體功能應形成由小到大、層次分明、相互支持的網絡結構，實現各種經濟作用的正常傳遞。玉溪市城鎮體系就缺少這種層次上的連續性。2009年紅塔區非農業人口13萬人，與第二位的通海縣秀山鎮（非農人口2.54萬）相比，城鎮人口規模相差較大，中間缺少接傳輻射的能力。

2 玉溪市城鎮化滯后的負面效應

造成玉溪市經濟發展相對緩慢的諸多原因中，城鎮化滯后是重要的一條。它給當地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帶來負面效應，客觀上加劇了城鄉、產業、地區發展的矛盾。

2.1 阻礙了工業化進程，造成人口結構與資源占用結構不合理

城鎮化與工業化是相互推動相互促進的關系，工業化帶動城鎮化，城鎮通過“聚集效應”、“循環累積效應”反過來促進工業化。2009年，玉溪市工業化率為61%，城鎮化滯后于經濟增長和工業化水平，導致城鄉二元結構不斷擴大。當年全市城鎮和農村人口比約為28，城鄉居民年末儲蓄存款余額占總量比接近82，一定程度上表明社會財富分配的差別程度，說明在這種結構下，農民不可能具有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發展地位。

2.2 制約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民收入的提高，城鄉差距拉大

由于城鎮化水平滯后，大量農業人口留在農村，人地矛盾突出，制約農業規模化經營，也阻礙了機械化的推廣，無法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城鎮化滯后也導致市內農民收入增長緩慢，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呈明顯擴大趨勢。

2.3 阻礙第三產業發展，加劇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困難

城鎮化水平滯后阻礙第三產業發展，削弱了產業在其結構推移過程中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從而使產業結構調整可能增加農民收入以及促進整個經濟發展的潛力不能充分釋放出來，加劇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困難。

可見，加快城鎮化發展，是優化城鄉結構、促進全市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社會協調發展的重大舉措。

3 玉溪市城鎮發展的思路

根據全市城鎮化總體水平較低，東、西部地區城鎮化差距明顯，應采取適度非均衡發展戰略。即：優先發展中心城市，積極發展縣城城鎮、合理發展縣域建制鎮，加快工業化進程，樹立經營城市（鎮）的理念。形成以紅塔區為中心，213國道為主軸，公路交通網絡為樞紐，環市域內一定數量、規模、等級、功能不同的城鎮群。即：通過“交通興鎮”和“產業建鎮”，帶動全市國民經濟發展。根據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和資源稟賦狀況選擇適合的城鎮化發展模式。如：行

政、商貿為主的綜合型、工礦型、交通樞紐型、旅游型、農副產品集散型等城鎮。

4 推進玉溪市城鎮化發展的對策研究

4.1 強化紅塔區作為中心城市的建設的戰略地位，推進縣城城鎮建設和有重點的發展縣域建制鎮

隨著云南省提出“建設綠色經濟強省、民族文化大省、國際大通道”三大發展目標，抓住機遇與挑戰，提升紅塔區在以昆明市為中心的滇中城市群次中心城市地位。優化現有城鎮結構，提高二級城鎮功能，增強聚集效應，發展具有前途的城鎮承擔中心城市接傳輻射能力。同時重點發展具有資源優勢、交通發達的三級建制鎮。

4.2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完善市（鎮）功能

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包括：道路交通建設；園林綠化設施建設；改造城鎮供水、供電設施；完善排污系統、建立無害垃圾處理廠；大力發展文教衛生事業；加快信息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信息傳輸寬帶化、數字化和智能化。

4.3 逐步調整產業結構，實施“產業興鎮”

根據城鎮實際，實現產業互動協調發展。首先，在鞏固糧食、甘蔗、煙草三大產業基礎上，加快畜禽、林果、蔬菜、花卉、生物藥業五大優勢產業實現集約化經營。其次，鞏固發展“兩煙”及配套產業；突出發展生物制藥業、名貴花卉種球及種子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積極改造農產品加工業、建筑建材業、冶金業和機電工業等傳統優勢產業。第三，積極發展新型商貿業；實施旅游業精品戰略；加快房地產業、現代服務業和社區服務業發展。

4.4 樹立經營市（鎮）理念，提高城市（鎮）運營效率

作為西部中小城市財政收入有限，應樹立經營城市（鎮）的理念。利用公共設施建設、經濟調控政策和社會保障職能，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對城市資源和功能載體進行集聚、重組和營運，把城市建設由簡單的生產過程變成資本營運的過程。

4.5 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和技能

篇4

中圖分類號： U448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Analyzes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roads and later fo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road traffic. Optim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roads from the road plane, profiles, sections, subgrade, pavement, road intersections, etc.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late urban road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Urban roads; Road re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涪陵區江南片區作為城市老城區，是城市傳統的政治、經濟、交通、商貿中心。根據總體規劃的定位，未來江南片區重點發展商務辦公、旅游服務和商貿居住功能，是城市未來雙核之一，保持商貿中心的地位，并繼續承擔主要居住生活功能。交通問題是制約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隨著涪陵地區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涪陵區江南片區的基礎設施已逐漸不能滿通需求。據交通預測，2015 年到2025 年由于交通量的增加，現狀路網的服務水平將大幅度下降，制約地方經濟發展。江南片區，雖然近年來實施改造了一大批城市交通設施，但受現狀和地形的限制，城市交通容量依然有限，在應對城市交通需求的快速增長時，供需矛盾尤為突出，對江南片區的發展造成直接不利影響。為了保證“十二五”期間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涪陵區通過一系列道路改造項目的實施將逐步完善城市交通網絡，提高城市道路安全性、舒適性和通過性，提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改善城市道路條件，提升城市整體形象，實現“暢通涪陵” 和“宜居涪陵”。

本次研究以涪陵區興華中路道路改造工程為例，從滿通運輸、道路網走向、居住環境、景觀、地面排水、工程管線等方面進行研究分析。

1道路交通現狀

涪陵區江南片區作為城市老城區，城市道路受地形、現狀的限制存在以下特點：

（1）坡陡彎急，路面狹窄 道路技術指標偏低

江南片區各臺地間的高差在30―50米左右，各臺地間聯系通道坡度偏大，局部路段的坡度達到14%；受現狀影響，大量道路路面狹窄，部分干道如烏江路、望州路承擔干道功能，卻只有兩車道。

（2）密度過低，級差不合理

現狀建成區路網密度約為4.71公里/平方公里，低于規范最低值5.4公里/平方公里，且干道所占比例遠大于支路，與規范要求的路網級差正好相反，級差構成極為不合理。

（3）系統性差

城市路網整體系統性較差，現狀東西向僅太極大道―迎賓大道和濱江大道兩條貫通性通道。南北向缺乏高等級通道，現狀縱向道路等級低，間距大，導致體育南路、武泰路等低等級道路被迫承擔干道功能。干道系統存在一定的交織，興華中路高筍塘至工行段即為橫向、縱向通道重疊路段，導致此路段易出現交通擁堵。

（4）建設滯后 ，可挖潛力有限

2008年至今僅建成翔正路和中山路局部路段，年道路建設量不足1公里，相對城市開發進度和車輛保有量增長嚴重滯后。

興華中路道路改造工程位于涪陵區江南片區內，為城市主干路（興華路）的一段，道路現為雙向4車道，設計車速40km/h，車行道寬14～16m，人行道寬5～10m。興華中路道路改造工程西起實驗路轉盤，東至高筍塘轉盤，全長約2.2公里，現有道路路面為瀝青混凝土路面，是由原來的混凝土路面加鋪瀝青路面，路面完好無損。

涪陵區為重慶市的區域性中心城市，為山地重丘陵地區，導致興華中路的平面線形較差，最小平曲線半徑為70m，道路的縱坡較大。沿線主要交通節點：興華中路與實驗路交叉口（實驗轉盤）、興華中路與黎明路交叉口（黎明轉盤）、興華中路與高筍塘路交叉口（高筍塘轉盤）均采用環形平交，是興華中路交通運行的主要堵點。

圖 1a江南片區現狀路網結構圖

2區域發展及道路功能定位

區域規劃定位方面：根據《重慶市涪陵區江南片區控制性詳細規劃》，確定涪陵老城區（江南片區）為商貿、商務、旅游服務、食品加工、化學醫藥和居住為主的城市綜合片區。規劃功能概括為：二心三軸七大片區。二心指商業中心、商務中心；三軸指濱江發展軸、生活功能軸和新城市中軸線；七大片區指五個城市居住片區和兩個現代工業片區。二心和七大片區為成片狀的城市用地；三軸為帶狀的城市用地。

路網結構定位方面：根據涪陵交通改善規劃，優化后江南片區主干路系統由“四橫四縱”變為“五橫五縱”如圖1b所示，五橫分別是濱江大道、橋南路―中山路東西段、人民路、興華路、太極大道；五縱分別是興涪路、百花路、實驗路―黎明路―通江路、高筍塘路―廣場路、中山南路―巨柳路―順江大道。

興華中路為規劃路網中“五橫五縱”中的“一橫”，位于江南片區中“二心三軸七片區”中的一軸，該軸為涪陵區生活功能軸，是城市沿興華路、橋南路布局的功能帶，沿該軸帶的土地使用性質（沿道路地塊）以商業金融為主。興華中路是涪陵區江南片區內東西向聯系的重要通道，是涪陵區江南片區東西向的主動脈。因此該道路是涪陵區江南片區服務功能為主、交通功能為輔的城市主干路。

3設計理念及原則

3.1 總體設計理念

以“安全、環保、舒適、和諧”為設計總體目標[1]，貫徹“六個堅持、六個樹立”的新理念，力爭把工程建設成“安全暢通、貼近自然、資源節約、兼顧發展”的綠色之路。

（1）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安全至上的理念

建設“以人為本”的道路系統[2]，處理好機動車、行人的關系，適應涪陵區城市環境建設的需求，重視道路景觀設計，使道路布局、綠化與今后規劃建筑總體和諧、布置美觀。

（2）堅持質量第一，樹立公眾滿意的理念；

（3）堅持人與自然相和諧，樹立尊重自然、保護環境的理念；

（4）堅持系統論的思想，樹立全壽命周期成本的理念；

（5）堅持合理選用技術指標，樹立設計創作的理念；

（6）堅持可持續發展，樹立節約資源的理念。

3.1 總體設計原則

（1）充分結合道路現狀，保證改造方案可實施性的原則

根據現有道路車行道及人行道的寬度，道路改造成雙向6車道。人行道根據現場實際情況，保證2m～7m。對于局部路段由于地形地貌的限制一側無法拓寬一個車道，而另一側的人行道較寬，本次設計將道路中心線作調整，保證道路拓寬為雙向6車道。

（2）保證交通功能，改造方案近期遠期結合的原則。

結合現有交通流量對幾個重要交叉口改造，減少對地下商場等構筑物的影響，設計中兼顧遠期改造成立交的可能性、可行性，做相應預留空間。

（3）堅持技術先進、經濟合理的原則.

由于道路現有管網較大，搬遷量較大，且部分路段人行道較窄，不能滿足所有管網均布置在人行道下，本次在路面結構設計，采用鋼筋混凝土基層，既保證了路面的質量，又可保護敷設在車行道下的現有或新建管網，從而節約工程投資。

4設計要點

4.1道路平面設計

道路起于實驗轉盤，終點位于高筍塘轉盤。本次道路改造設計由于受地形地貌的限制，平面基本遵循現有道路平面。道路全長2168.94m，全線共設7個平曲線半徑，最小半徑為70m。本次設計在半徑小于500m的平曲線設置35m長的緩和曲線。

對于涪陵區體育館至高筍塘轉盤段，考慮北斗隧道實施后，下行車輛通過北斗隧道，而不通過興華中路，興華中路該段車行道不考慮其拓寬。

4.2道路縱斷面設計

興華中路改造段，現狀道路縱斷面在最大縱坡、坡道長度限制、最小豎曲線半徑等道路縱斷面設計涉及到的參數上均滿足相關規范要求，本次道路改造設計將保持原有的縱斷面設計不變。

4.3道路橫斷面設計

興華中路為城市主干路Ⅱ級，設計車速為40km/h 。在規范允許前提下，本次設計小汽車車道寬度取3.25m，外側大型車車道寬度取3.5m，考慮路緣帶及雙黃線，雙向6車道的車行道寬度取21.5m。其路幅分配為：B=B1m（人行道）+0.25m（路緣帶）+3.5m×2(車行道)+3.25（車行道）+0.5m（雙黃線）+3.25（車行道）+3.5m×2(車行道)+ B2m（人行道）

對重要交叉口處，在交叉口進口道一側拓寬一個寬3m的車道。其路幅分配為：B=B1m（人行道）+0.25m（路緣帶）+3.5m×2(車行道)+3.25（車行道）+0.5m（雙黃線）+3.25×3（車行道）+3.5m (車行道)+ B2m（人行道）。道路橫坡采用單向1.5%，人行道橫坡為2%[3]。

圖 2a標準橫斷面圖圖 2b拓寬段橫斷面圖

4.4道路路基設計

本次設計車行道拓寬的位置均為現有人行道，管網較多，在路基施工時必須注意到現有管網的保護。本次路基設計在秉承經濟、耐用原則，注意環境保護兼顧工程景觀效果的設計理念下，做到密實、均勻、穩定；填筑材料因地制宜，就地采用當地材料。

4.5路面設計

興華中路作為城市主干路，且道路改造加寬寬度較窄，因此整體性較差，且加寬段地下現有管線較多，部分管網需敷設在加寬段下，為了保證道路的整體性及地下管網免受影響，基層采用鋼筋混凝土，使其依靠鋼筋及集料的嵌鎖作用，增強混凝土強度，防止開裂，從而達到整體結構不被破壞及保護地下管網的目的。

本次設計車行道采用瀝青混凝土路面。具體設計為：4cm厚改性瀝青瑪蹄脂碎石SMA13上面層；6cm厚中粒式密級配瀝青混凝土AC-20下面層；0.7cm厚改性瀝青稀漿封層；22cm厚C30鋼筋混凝土基層；25cm厚6.0%水泥穩定級配碎石基層。

本次人行道改造按照“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建設、統一風格”的原則，使人行道更加安全、整潔、暢通，完善人行道市政設施。人行道建構設計采用透水磚250×150×60mm，2cm1：2水泥砂漿找平層，10cm厚C20混凝土基層。本次改造設計人行道鋪裝采用淺灰色透水磚打格子，中間鋪砌深灰色透水磚。

4.6道路交叉口設計

興華中路全線與7條現狀道路相交，均為平面交叉口。本次改造設計主要解決興華中路與實驗路交叉口（實驗轉盤）、興華中路與黎明路交叉口（黎明轉盤）、興華中路與高筍塘路交叉口（高筍塘轉盤）等主要堵點優化設計。本文在此以實驗轉盤優化為例：

1）現狀問題分析

興華中路、興華西路、實驗路、黎明南路相交節點由于現狀采用轉盤的交通組織方式，轉盤的通行能力有限造成現狀堵塞現象較為嚴重，產生擁堵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興華中路、興華西路、實驗路、黎明南路流量增長較快，高峰小時流率已超過4000pcu/h；各個進口道直行方向為主要流向，同時實驗路和興華中路進口道左轉流量較大；（2）興華中路、興華西路、實驗路、黎明南路入口道未展寬，導致通行能力不足；（3）無信號燈控制，造成人行隨意過街，造成車輛擁堵；（4）消防隊和人民銀行附近存在占道停車導致進口道產生擁堵。

2）改造方案

秉承“節約用地，空間上寸土必爭”優化理念[4]，對交叉口進行合理展寬和渠化，明確車道功能，提高通行能力；合理組織行人交通，保證行人安全，縮短行人過街時間[5~7]。具體實施措施有：（1）將現有轉盤取消，通過交叉口渠化和紅綠燈控制來實現該交叉口的交通組織；（2）將興華中路和興華西路進口道由現狀兩車道拓寬至四車道，四條車道分別為左轉、直行、直行、右轉車道；出口道拓寬至三車道。實驗路和黎明南路進口道由現狀兩車道改為三車道，三條車道分別為左轉、直行、右轉車道；出口道為一車道；（3）人行過街橫道根據交叉口渠化位置確定，過街信號結合路口燈控優化方案予以調整。

圖 3a實驗轉盤現狀流量流向分析圖 圖 3b實驗轉盤改造后效果圖

5結語

論文通過深入地剖析涪陵區江南片區的路網結構，在梳理西南片區路網層次建構的基礎上，確定改造工程涉及的興華中路的道路功能定位。對興華中路改造段在道路平面、縱斷面、橫斷面、路基、路面、道路交叉口等方面進行了詳細優化改造。統籌思考確定興華中路為一條服務功能為主、交通功能為輔的城市主干路。通過優化改造，江南片區主要交通干道形成“五橫五縱”的路網構架形式，興華中路改造完成，疏通了整個主干路網，避免主干路網上因局部瓶頸路段的存在，降低整體通行效率的現象，提升交通出行環境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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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翟忠民，景東升，陸化普.道路交通實戰案例[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7.

篇5

中圖分類號：K87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621X（2017）01-0095-06

從人類文化多樣性形成發展的過程中，各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正是人類所期待的。沒有民族文化的差異性也就沒有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人類文化競爭的動態性就難以為繼，這會直接影響到人類文明的進程。文化要得到發展，就必須要求自身具有多樣性，單一的、沒有內部差異的文化是不能指望它會向前發展的。從人類發展的歷史來看，任何一個時代“先進發達”的文化事實體系的形成與發展，無一不是在異種文化的互動與沖突中實現的，無一不是在兼容了異民族文化事實之后生產出來的新型文化事實體系。正如尤爾夫?漢納爾斯（Uif Hannerz）所指出：“世界的體制與其說是創造全球范圍的大規模的同質文化，不如說是一種多樣性代替另一種多樣性；新的多樣性更多地建筑在相互關系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主性之上的。”[1]35天生優秀的文化從來就沒有過。就這個意義上說，沒有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就不可能有文化的發展，沒有民族文化多樣性的互動與沖突，就不可能造就新型的發達文化，更不可能推動社會的發展。

各民族文化都是人類的創造，都有其可取之處和存在的價值。因此，民族文化的多樣化，不僅不是累贅，反而是人類的珍寶，是人類智慧的總庫存，是社會發展的資本。若是拋棄或無視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無異于毀掉和丟棄了人類的智能庫存，使人類失去了創造發明的憑借。沒有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人類必將失去其寶貴的創造力和能動性。過去單純引進社會資本、依靠旅游開發的保護模式已使傳統村落的保護面臨危機。這樣的保護機制不僅帶來了諸多潛在的隱患，還損害了傳統村落的文化價值[2]56。為此，傳統村落保護則需另辟蹊徑，就是要立足于當地的文化生態特征，從保護行動的啟動就立足于此前已有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去規劃和實施保護行動，這樣文化的適應功能、環境的自我修復功能以及社會經濟的自我調節功能都可以各得其所、各盡其能。經過多年的田野調查，筆者認為文化生態可以歸結為7個字，即人、文、地、產、景、史、神，而傳統村落保護就是要對上述7個維度實施保護和傳承。

一、文化生態概述

“文化生態”這一專用術語從提出至今已經過去了整整70個年頭。其中，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接納、闡釋到付諸應用卻經歷了一個十分曲折，而且充滿偏見的過程[3]100。時下，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認識大致包含著如下三大范疇：其一是將文化生態理解為“文化的生態”。換句話說，就是一種民族文化所面對的自然生態系統，相關的人們需要利用它，有的承認它的客觀存在，還得想方設法對它加于適應[4]2。做出這樣的理解顯然是立足于文化本體而做出的認識，文化是當之無愧的主體。其二是將文化生態理解為“生態的文化”，甚至將這個術語改成“生態文化”。其主體顯然是生態，而非文化[5]8。也就是說，特定的自然必然模塑出特定的民族文化來。這樣的理解與20世紀初流行的“地理決定論”存在著學理上的傳承P系。其認知取向是要致力于探討文化多元并存的自然原因。但這種思潮的危險性在于它會在無意中淡化甚至抹殺人在社會的主觀能動作用，從而曲解人類社會得以延續和發展的思想基礎。其三是將文化生態理解為“文化加生態”。也就是在處理具體的問題時，既要關注文化，又要兼顧到生態背景。人類需要在這兩者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盡可能地避免過猶不及現象的發生[3]100。做出這樣的認識，只會導致具體的措施在實踐中變得無所適從，從而在文化與生態之間搖擺，結果會導致對兩者都失控。

上述三種理解在當下我國的傳統村落保護行動中總是以表面上互有區別的方式反復出現。在思路無法統一的情況下，只能是斷斷續續反反復復地進行，結果上述三種理解在傳統村落保護工作中幾乎沒有一次是真正執行到底的。一旦碰到實際困難，保護者就會輕率地半途而廢，不管其后會出現什么樣的結果。責任一過，都難于問責，也沒有人敢正視導致曲折和失誤的認識根源，從而不了了之。為此，正本清源，反思“文化生態”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就顯得至關重要了。

20世紀50年代人類學面臨兩大來自學理層面上的挑戰。其一是人類社會的存在與發展是否需要對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環境做出適應，甚至是有沒有可能做出這樣的適應？其二是如果能夠做出這樣的適應，而且能夠取得理想的成效，那么人類社會下一步發展的空間和可能又在哪兒？前一項挑戰是針對此前的人類學研究慣例而來。在此前的人類學研究中，學者們一致認同，所謂“文化”僅指人類行為的綜合體系[6]。其功能表現為保持人類社會的協調與繁榮。至于人類所面對的無機背景和生態背景，那僅是客觀的自然存在。人類的職責和稟賦僅止于如何去消費和改造它們，無需對它們的存在擔負任何意義上的維護責任。反正，無機背景和生態背景肯定會存在。人類的維護既沒有必要，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在不同的研究者中，有人習慣于認定人類是為了自己而生存，環境則是均衡地服務于每一個人[7]6。通俗一點來說，要么就是“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不信上帝的人則可以改為“人人為自己，自然為大家”。正是受到這種思維慣例的左右，人類學此前先后興起的各種學派，都致力于探討文化是如何節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至于他們之間要共同面對的生態環境則被有意無意地排除在研究的范疇之外，并且認為那是地質學和自然史研究的范疇，與人類學毫無關聯。進入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學術視野的展拓，原先極為自信的學者們開始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恐慌[8]45。因為他們開始接觸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和文化。這些陌生的文化和環境不僅可以證明它們確實客觀存在，而且還在不斷地滲入自然的實際生活之中，明顯地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發展[9]。為此，文化和環境不得不作為一個相互關聯的實體去加以認真對待。

從學理上講，人類學從發端之日起，就引進了生物進化理論，而且用這樣的理論指導了該學科的發展，以致于基本研究思路必然體現為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切事物都在不斷的進步，人在進化，文化也在進化，社會中的一切事物都在進化。而進化的指向總是從簡單到復雜，從低效到高效，從愚昧到文明[10]70。按照這樣的思路，確實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甚至左右了一個多世紀的主流思維方式。但在引進“進化論”的同時，由于研究的對象與生物學截然不同，以致于在無意中擱置了生物進化理論的某些關鍵內容，其中就包括“適應”這一不可或缺的范疇。事實上，在斯圖爾德之前，人類學家在討論“文化進化”時，在討論文化的結構功能以及文化的社會效應時，都在有意和無意中淡化甚至是擱置了文化也需要適應于所處的環境這一基本內涵[10]70。在20世紀50年代，當時的主流社會確實碰上了與此相關的大麻煩，對新接觸的環境和文化，都表現得束手無策[11]46。這一客觀現實在人類學領域的反饋就表現為必須正確對待生物進化論中的“適應”概念，承認這一概念也適用于對文化的分析和探討。斯圖爾德在這一問題上則邁出了可喜的一步。從學理的層面正面肯定了文化也必須適應于它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文化的進化論才得以健全和完備[12]。而這正是后世將他開創的學派稱為“新進化論”的理由所在。文化需要適應于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一經確認，卻必然派生出另一個始料不及的大問題[13]10。既然人類面對的自然生態系統千姿百態，文化適應于它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后，由此而建構起來的文化就必然具有特異性，必然要與其他文化拉開很大的差距，甚至是整體性的差異。那么文化的進化就不可能走一條完全相同的路徑，而肯定會分道揚鑣。文化的多元并存，就不再僅僅是一個事實，而且是無法回避的人類社會慣例[14]56。要知道，這樣的認識從某種意義上講，幾乎是顛覆了此前的眾多學派的理論依據。這樣的學術思想遭到了各式各樣的反擊和質疑，也是情理中的事情了。

接下來的學術發展，不但超出了傳統學者的預料，而且也超越了斯圖爾德本人的預料。因為越來越多的事實和例證可以不斷地提供生動的例證，足以表明文化確實需要而且可以適應于它所處的自然與生態系統。但這樣的理解還遠遠不夠，因為文化還得適應于它所處的社會環境，包括異民族的并存，民族群體的合力，民族之間的利益分享，短暫的社會，等等，都會向多文化的有效性提出挑戰。這將意味著有關文化適應的認識和理解在內涵上都還需要擴充。文化適應的對象應當是性質各不相同的兩類環境，即生態的和社會的[15]323-394。但事實上，無機環境也得加以適應。于是，文化的適應理論自身得到了豐富和完善。但與此同時，將文化與生態對立起來的傳統思維方式也不得不做出相應的再認識，而這正是“文化生態”概念提出的學理依據。

人類對生態系統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在20世紀中期以前，學界所探討的生態其實僅是人為劃定的具體單元[16]296-297。一個動物的種群或者一個植物群落，甚至小到一杯水所包容的微生物，都會很自然地成為學者們的研究對象。生物與環境之間的磨合與互動，很自然地成了研究的主題。其研究結論又都表現為它們全是純自然的客觀存在，遵循的是一般性的自然規律。至于一個范圍更廣的動植物和微生物的綜合體，又將如何呢？當時并未引起學界的關注，當然也不可能注意到，一個生態系統一旦形成，它至少在一定程度內憑借其總體的運行和延續，可以改變客觀的無機背景。20世紀中期，隨著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的相繼問世，生態學家對生態認識的水平得到了極大的提升[17]。他們開始注意到所謂生態系統，其實是一龐大的體系。它能夠自立成活，自主運行。靠其合力完善了生存的環境，可以求得更大的發展，于是生態學幾乎是水到渠成。這樣的學術思潮變動，對人類學研究同樣構成了一個嚴峻的挑戰。與人類打交道的生態系統顯然不是毫無知覺，不能對人類的存在做出反作用的無機物，而是能夠對人類的活動做出它特有反饋的生命存在。只要生命不終結，生態系統對人類的影響就永遠具有“活性”，而不會聽任于人類的擺布。生態學做出這樣的認識，必然會引發文化適應理論的復雜化。人類適應于生態環境，生態環境也會對人類做出它自己的反饋[18]45。這樣的反饋對人類社會而言，既可能是福音，也可能是災難。人類對這樣的反饋又得做出新一輪的趨吉避兇。這將意味著文化適應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而不是一勞永逸的創舉。斯圖爾德明確指出，研究文化的變遷絕對不能排除生態系統在其間所發揮的作用[12]。正是得益生態學的這一新發展，這也是“文化生態”概念必須提出的另一個學理挑戰。

“文化生態”雖說是斯圖爾德憑借“理性”的邏輯推理而提出的新概念，但這一新概念，卻不是無法實證的抽象理念，而是一個經得起驗證的實體。就生態而言，它可以經過資料收集和綜合對比，證明其性質已經滲入了文化的成分。它的結構內容和運行方式都打上了相關文化的“烙印”[19]4。就文化而言，對生態系統的認識和理解已經不再是純自然的存在，而是按照文化的需要對生態系統的構成做出了價值不等的評估，并能對這些評估的對象和結果施加人類的影響和作用，致使其相互關系和運行方式與純自然狀況不同，而是按文化的需要去保持其存在和運行。或者說，在文化生態中的生態，可以證實其已經滲入了文化的內容，就其文化而言，也滲入了生態的內涵。文化與生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個可以穩定和諧共榮并能保持穩定延續狀態的實體。這才是斯圖爾德所理解的“文化生態”的實質。將它稱為“文化生態共同體”，則更適用于漢語表達的慣例。斯圖爾德將“文化生態”確認為文化變遷研究的基本單元，其意圖正在于確認這樣的基本單元能夠貫穿進人類社會的始終，是一切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事實[12]。因而，“文化生態”使用于一切文化的分析需要，其中也自然包括本文所關注的傳統村落保護問題。

二、傳統村落的保護維度

傳統村落是人類文明的根脈，是農耕文化的精萃，也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然而，隨著現代化、城鎮化、工業化的發展及受到經濟發展、旅游業沖擊、現代生活方式的誘惑和自然力的破壞等因素影響，大批優秀的傳統村落連同其所承載的文化正逐漸消失[20]156。為此，實施傳統村落保護理應是系統性的社會工程。傳承與保護的原則必須確立為活態保護和傳承，必須給被保護的傳統村落賦予現代化的活力，使其文化經濟處于可持續的活態運行狀態，這樣傳統村落保護才能落到實處。因此，需要從文化生態視野下的人、文、地、產、景、史、神等7個維度去推動傳統村落的現代化創新。只有這樣，傳統與保護才能被現代社會所接納，村落居民也才有信心和決心。

1.傳統村落的“人”。毋容置疑，“人”是村落中的“主體”，傳統村落的所有活動都是靠村落的居民一一完成。但在活動中不同群體的角色不同，儀式活動從主持者到組織活動的寨老、族長，甚至村落公職人員，從活動的當事者到活動的參與者，從本村人到外村人，從血親關系成員到姻親關系成員，從藝人到民眾，從歌手到舞者，從男人到婦女，從老人到兒童，等等，他們在村落活動中的權利、責任與義務各不相同，但又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村落的具體活動。因此，在村落保護行動中，對這些人物角色的分類與權責進行調查研究，可以精準把握傳統村落的社會結構與社會運行機制。因此，傳統村落保護必須立足于“人”的基礎之上，以村落里的“人”為主線，立足于當地文化生態特征，了解他們需要什么，擅長什么，進而實事求是地制訂保護計劃和實施村落保護。只有這樣，傳統村落保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總之，“人”不僅是傳統村落保護的主體，而且他們的智慧與能力在傳統村落保護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以往的傳統村落保護之所以成效不大，主要問題在于忽視了“人”作為村落主體的智慧與能力。

2.傳統村落的“文”。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不論其大小，都有自己的生存空間，這片特有的自然生存空間的自然特性就構成了這個民族的自然生存環境。任何一個民族在自己歷史的創造中，都在有效地利用其所處的生存環境，并模塑出自己特有的文化事實體系。一個民族在其特有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綜合培植與作用下，這個民族及其文化慢慢地得以形成和發展，而作為利用和協調該民族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文化事實也得以形成并不斷地完善。為此，在傳統村落保護行動中，對“文”的保護研究，不僅可以系統完整地理解村落社會的文學藝術，而且可以通過對這些文學藝術所展示的時空場域，更深切地理解當地村落文學藝術的“鄉土性”與“生命力”，找回鄉土美學的本真，為傳統村落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找到生命路徑。

3.傳統村落的“地”。“地”在村落社會活動中可以系統地展現當地人對所處自然環境的認知與改造歷程，在此基礎上使特定地區的自然環境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如對生態環境的認識中就分類出了“食物”“藥用”“競技”“工具”“禁忌”，等等。對傳統村落的“地”的保護在于揭示自然環境不僅可以模塑民族文化，還可以在穩定民族文化延續的同時，揭示在村落社會中的地理環境是文化取法與加工的對象。同時，還在于揭示地理村落是文化取法與加工的對象，是文化構造的本底構成，是村落社區保護的基礎所在，更是村落社區營造的自然源泉。

4.傳統村落的“產”。“產”是對所保護村落生計模式的理解。生計模式是一個經濟生活演進的結果。以揭示村落社區如何與自然環境、社會人文環境達到耦合，實現文化的誘致性變遷。比如在少數民族的農耕文化展示中，既有漢族農耕文化的共同特點，又有稻作文化的若干相異之處，如它有自己獨特的耕作制度、作物品種、生產方式，與之匹配的文化具體內容，如太陽神崇拜、雨神崇拜、土地神崇拜、牛崇拜、農耕風俗與農耕歌謠，等等。對傳統村落“產”的保護，目標在于通過對特定村落的經濟生活方式的保護，揭示經濟生活方式的變遷與自然環境、社會人文環境的耦合歷程。

5.傳統村落的“景”。村落文化是在村落社區特定的空間環境開展的，特定的空間環境都由不同的“景”（自然之景與人文之景）所構成。這樣的文化空間涉及到從村落的公共空間到家族的公共空間，從村落神圣空間到家族的神圣空間，從村落的世俗空間到家族的世俗空間，從家庭的私人空間到個人的私人空間，從性別的神圣空間到性別的世俗空間，從年齡層次的活動空間到性別群體的活動空間，等等。村落民間活動在這樣復雜的空間進行有序的切換，這樣的空間布局成為民族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可以說，傳統村落的“景”展現出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是現代社會中不可多得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家園。為此，通過對“景”的保護研究，可以把握傳統村落保護的實質。

篇6

中圖分類號：F57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49944（2013）04027705

1引言

低碳旅游是近年旅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繼2003年英國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經濟”概念后，特別是在2009年世界經濟論壇首次提出“低碳旅游”概念以后，低碳旅游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另外，隨著氣候變暖問題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關注，學術界對低碳旅游的研究也不斷深入。

2研究過程

以中國知網收錄的文獻為例，數據檢索截止日期為2012年3月15日。從研究成果的整體看，關于能源、溫室效應、碳匯、氣候的參考文獻總量大，但學術研究成果總量不足2/5，與旅游相關的研究成果少之甚少，不足1%。選取6個與主關鍵詞“低碳旅游”密切相關或相似的關鍵詞——“氣候變化”、“氣候變暖”、“能源消費”、“溫室氣體”、“碳匯”、“碳排放”，檢索發現：中國知網總庫含有6個關鍵詞中一個或兩個以上的文獻數量累計94638篇，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文獻數量則累計達37633篇，占總庫數量的39.77%；6個關鍵詞分別與“旅游”組合檢索時，含有其中一個或兩個以上關鍵詞的文獻數量累計僅有368篇，僅占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的0.98%，占總庫數量的0.98%。

自改革開放后，我國學者一直關注旅游與氣候變化的研究；與低碳旅游相關的成果在2005年開始出現并逐年遞增，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增勢更加明顯，文獻總量截至2011年12月31日累計有360篇，2010年和2011年最多合計229篇，占總量的63.6%（圖1），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金融危機以后人們探尋經濟復蘇的途徑，而2009年5月世界經濟論壇“邁向低碳的旅游業”報告指出，低碳旅游是低碳經濟在旅游業的應用，則起到了明確的指向作用。

3 研究內容

3.1低碳旅游倡導及其概念剖析

低碳旅游出現的背景是低碳經濟的發展。“低碳旅游”概念，最早見于2009年5月世界經濟論壇“邁向低碳的旅游業”報告，雖然關于低碳旅游的各類研究論文、報告不斷涌現，但學界對低碳旅游還沒有明確的定義。低碳旅游在能源有限的經濟發展時代得以提倡，基于可持續發展理念和低碳發展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目標，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降低旅游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將其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從而實現社會、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最大化。

蔡萌、汪宇明認為低碳旅游是一種新的旅游發展方式[1]，汪宇明倡導低碳旅游，推進旅游發展方式轉型[2]；明慶忠等認為低碳旅游是旅游產業生態化的戰略選擇[3]；侯文亮、梁留科等認為低碳旅游是在保證旅游者旅游經歷滿意的前提下，以更少的溫室氣體排放為主要目的，通過多樣化的方式和人性化的制度，實現低碳經濟發展的新型旅游方式和管理理念[4]。朱青青認為，低碳旅游是一種降低碳排放量的旅游，在旅游活動中盡量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實踐當中用行動彌補所釋放的“碳”，采取有效的措施將排碳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使旅游業真正成為一個環境友好型的綠色產業，是基于生態文明理念、對發展低碳經濟的響應，核心理念是以較少的碳排放量來獲得更大的旅游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5]。唐承財等從低碳旅游產生的背景與低碳經濟的內涵分析認為，低碳旅游是指以可持續發展與低碳發展理念為指導，采用低碳技術，合理利用資源，實現旅游業的節能減排與社會、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最大化的可持續旅游發展形式[6]。

在發展低碳旅游的過程中，節能減排不只是對某個行為主體的要求，它需要政府、旅游企業及相關企業、旅游者、社區居民的共同參與。秦奕瑩認為，低碳旅游是指旅游的主體、客體和載體在實現旅游的過程中，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為準則所進行的旅游。該文章認為主體是指旅游者，客體指景區、景點等旅游目的地，載體指酒店、旅游交通等旅游基礎設施；并且分別從旅游者、旅游企業、政府的角度對低碳旅游的概念進行闡述[7]。

從旅游產業看，低碳旅游涉及到低碳飲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覽、低碳娛樂、低碳購物六大塊，貫穿于旅游業的各個環節，最關鍵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識和低碳行為。劉嘯認為，所謂低碳旅游，就是借用低碳經濟的理念，以低能耗、低污染為基礎的綠色旅游，不僅對旅游資源的規劃開發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對旅游者和旅游全過程提出了明確要求--通過食、住、行、游、購、娛的每一個環節來體現節約能源、降低污染，以行動來詮釋和諧社會、節約社會和文明社會的建設[8]。文彥認為，所謂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動過程中，樹立低碳意識，將各種旅游消費行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水平，盡量減少碳排放量的一種新型旅游消費模式。換句話講，低碳旅游是一種倡導低碳飲食、低碳住宿、低碳旅行、低碳游覽、低碳娛樂、低碳購物的旅游消費活動，而貫穿其中并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識[9]。

李曉琴、銀元參照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UNCSD） 提出的驅動力-狀態-響應（ Driving-Status-Response，DSR） 模型，構建低碳旅游景區概念模型，并從景區發展階段、資源環境、減排技術、消費經營和政策理念5 個層面，選取“低碳經濟指標、低碳環境指標、低碳運營指標、低碳技術指標、低碳管理指標”構建經濟-環境-運營-技術-管理五維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構建低碳旅游景區的理論框架[10]。

3.2低碳旅游的發展機制模式研究

3.2.1動力機制方面

在動力機制方面，從政府、旅游企業、旅游者、旅游目的地角度看，“低碳旅游”模式主要有四輪驅動模型、三輪驅動模式、“三位一體”發展模式以及的市場主導型、政府主導型及社區主導型三種低碳旅游發展模式。鄭琳琳，林喜慶、沈中印、鄭巖分別構建了關于政府旅游管理部門、旅游者、旅游目的地、旅游企業的“低碳旅游”的四輪驅動模型、三輪驅動模式和“三位一體”的發展模式[11～13]。周連斌應用系統論的原理和方法，構建了低碳旅游發展的動力機制系統，并對其發展的需求動力、吸引動力、支持動力以及管理動力的特點和內容進行分析和歸納，提出對優化低碳旅游發展的引導機制、推拉機制、激勵機制和控制機制的建議[14]。

3.2.2旅游系統與體系方面

從系統與體系的角度看發展機制模式研究，浦云從營造低碳旅游景區、低碳餐飲酒店、綠色低碳的城鄉一體化城市、綠色環保旅游企業和矯正游客和居民非低碳行為的視角構建低碳旅游體系，建議在建設連接主要旅游城市和國家級景區的低碳通道體系、田野秸稈由地方政府統一高價收購等方面進行創新[15]。唐婧、陳國生在研究湖南低碳旅游生態系統循環構成因子中，提出湖南要從低碳旅游資源的配置、低碳旅游產業鏈的完善、低碳旅游生態系統的閉路循環3個層次入手，構建由生產因子、消費因子、還原因子組成的低碳旅游生態循環經濟系統[16]。

3.2.3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方面

從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角度看，馬勇、劉軍通過研究國內外低碳旅游發展模式，得出低碳旅游發展模式受多種因素影響的結論，其中主觀因素包括政府、旅游者和投資者的意愿，客觀因素則與社會發展和科學技術水平相關，低碳旅游的發展模式主要有市場主導型、政府主導型及社區主導型3種發展模式的結論，推進我國低碳旅游的發展，促進旅游產業轉型，應重點關注低碳城鎮建設、低碳技術發展、低碳意識普及和政府角色準確定位4個方面[17]。楊效忠，王榮榮等，在分析低碳旅游和世界遺產保護目標的關系以及中國世界遺產保護和利用現狀的基礎上，將中國世界遺產地低碳旅游發展分為早期、成熟期兩個不同階段，并相應提出此兩個階段遺產開發與保護模式[18]。陳浩，鄭嬗婷等在梳理了旅游循環經濟的相關研究成果，分析了發展循環經濟的鄉村旅游效應后，提出鄉村低碳旅游的發展模式[19]。鄭琦從低碳旅游的市場拓展模式、產業開發模式、業態創新模式、技術推廣模式等方面，探索了低碳城市轉型的路徑[20]。馬勇、王宏坤等從低碳旅游的特點和發展趨勢入手，總結出了經營增長、價值提升、政策支撐、概念體驗、“碳交易”五大盈利模式，以幫助旅游企業在發展低碳旅游的過程中獲得切實利益，促進我國低碳旅游的健康持久發展[21]。孔玉玲在研究武威市低碳旅游的發展路徑中，提出旅游業走“低排放、高能效、高收益”的低碳發展之路[22]。

3.3低碳旅游的發展對策研究

3.3.1旅游利益相關者角度

利益相關者在發展低碳旅游過程中，彼此之間相互博弈、相互依賴，因而如何做出均衡各方的發展對策，顯得尤為重要。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為基礎，以及旅游業的綜合性，學者們普遍從政府及監管部門、旅游企業（旅游景區、旅行社、旅游飯店）、行業組織、旅游者、旅游目的地、社會等多個主客體的利益角度，提出了關于低碳旅游的發展對策策略。鄭巖，黃素華[23]、沈中印[12]、徐喆，湯蓓蓓[24]等，基于碳旅游核心利益相關主體的利益，從政府管理部門、旅游企業、旅游者、旅游目的地和社區居民等角度，提出了發展低碳旅游的對策，具體表現在旅游行政管理部門應該加大宣傳力度，鼓勵引導、監督指導；旅游企業應該科學規劃、合理開發、節能減排；旅游者應該樹立健康、綠色、環保、理性的消費方式。肖瑜，張祖明提出大連市發展低碳旅游的對策：政府制定低碳旅游方面的相關政策，通過建設示范型低碳旅游景區逐步推進低碳旅游景區；旅行社推出低碳旅游線路產品，飯店企業加強低碳制度建設，控制碳排放；交通部門要構建綠色交通體系；通過多種途徑提高旅游業從業人員和旅游者的低碳旅游意識[25]。蘇興國，胡玥借鑒列昂惕夫模型建立旅游管理部門與景區投資及經營者之間的不完全信息動態博弈模型，景區投資與經營者之間的不完全信息的靜態博弈模型，景區投資與經營者及旅游者之間的完全信息動態重復博弈模型，全面地分析在低碳旅游推廣過程中各相關方的利益取向，并據此提出推廣低碳旅游的一些合理化建議[26]。

3.3.2旅游六要素角度

當前，旅游由食、住、行、游、購、娛六要素組成，因而，很多專家學者，紛紛從該角度研究發展低碳旅游的對策，普遍認為，實現低碳旅游，需要從旅游交通、餐飲、住宿、購物、游覽等旅游生態足跡角度，創建低碳旅游吸引物、完善低碳旅游設施、營造旅游體驗環境和引導低碳旅游行為，調整旅游產業內部結構，開發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購物消費，實現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王輝，宋麗等將國內外近年低碳旅游的相關理論和案例做了總結和剖析，在此基礎上，以大連市大長山島為例，提出海島地區實現低碳旅游的途徑，即創建海島低碳旅游吸引物、完善低碳旅游設施、營造旅游體驗環境和引導低碳旅游行為，實現海島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27]。王敏，梁留科等通過對轎頂山原生態休閑度假區內部的交通現狀進行分析，從交通工具的選擇、線路的規劃、運營方式的選擇及車輛的調度管理等方面做出合理規劃來解決問題，在交通層面實現低碳旅游；從根源上解決度假區的交通問題，實現度假區的持續發展[28]。張利華認為，當今世界各國把發展低碳旅游看作是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途徑和實現方式。他提出，鄉村生態旅游開發是在低碳旅游和循環經濟理論的指導下，提高鄉村旅游資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減少廢棄物排放，保護鄉村旅游環境，實現游客回歸自然、親近自然的愿望，最終實現環境、經濟和社會的共贏和鄉村旅游的可持續發展[29]。陳玲玲，嚴偉等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結合旅游者的生態消費及結構特征，將旅游生態足跡引入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評估，根據旅游交通、餐飲、住宿、購物、游覽等旅游生態足跡子模型，詳細計算與分析了南京市2010年的旅游生態足跡后，提出南京必須立即著手調整旅游產業內部結構，大力推動低碳旅游發展，開發有特色的旅游商品，提高旅游購物消費，在保證生態資源可持續利用的同時保持旅游經濟快速發展[30]。

3.3.3管理、技術、教育和產業發展角度

管理、技術、教育和產業發展方面，李勝男，段理慧對三亞旅游業的發展現狀及發展低碳旅游面臨的障礙進行了問卷調查，分析數據得出三亞旅游對環境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發展低碳旅游現階段所暴露出的關鍵問題，從管理、技術、教育和產業發展4個方面提出相應的可行性建議[31]。許虹分析了旅游行業的碳消費、資源能源浪費、對碳匯地的破壞、人們低碳旅游意識欠缺等問題，參考了國內外相關實踐經驗后，提出制度規范、宣傳引導、優勢展示、做好規劃、更新技術等解決對策[32]。柳敏，張文政在分析了長島發展低碳旅游的必要性后，提出營造低碳氛圍、配套低碳旅游設施、推行低碳生活方式、開發低碳旅游產品和項目以及適當進行碳補償，以其將長島建設成為低碳旅游示范區[33]。朱媛媛，王士君認為，作為對低碳經濟模式的積極響應，發展低碳旅游既有必要性也是可行的。他們提出，利用縣域所具有豐厚的自然資源和區位優勢，通過倡導踐行低碳旅游模式、開發高品質的低碳旅游資源、配置齊全的低碳旅游設施和培養高素質的管理者，大力發展低碳旅游，必將為縣域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新的支撐[34]。付景保認為，旅游業作為全球經濟中發展勢頭最強勁和規模最大的產業之一，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應以低碳經濟理念為指導，發展低碳旅游。旅游業的低碳發展不僅僅使其行業的發展趨向于綠色和可持續，也對其上下游產業的低碳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他總結我國現有公民意識對低碳旅游發展的利弊影響后，指出低碳旅游發展的關鍵是公民低碳意識的提高[35]。周娟，范星宏等基于旅游系統論的視角，認為安徽低碳旅游發展應選擇走低碳旅游系統化管理的戰略思路，著重圍繞旅游六要素，在加強政府政策引導的基礎上，提出培育低碳理念、倡導綠色交通、實施低碳管理、加強低碳科技支撐等具體實施策略[36]。

4研究方法

從時間上看，關于低碳旅游的研究方法，開始只是用案例分析法、問卷調查法、比較分析法等，對一些低碳旅游的問題進行研究，這些研究方法得出的結論只是一般性的定性分析結論，主要回答概念性和特征問題，以及對已有理論在低碳旅游研究方面的進一步應用發展。唐婧以湖南為例，通過對旅湘游客的問卷調查、游客碳足跡及旅行社旅游線路安排的分析，提出構架湖南低碳旅游生態循環經濟系統，以期實現湖南旅游產業的創新和旅游循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37]。史云運用比較分析法對綠色旅游和低碳旅游的概念、特征進行剖析，有助于辨明兩者關系和深入了解低碳旅游的內涵；同時對目前低碳旅游的發展狀況進行了探索性研究，充實并完善可持續發展理論，實現旅游、經濟和環境的協調發展[38]。

進入2011年后，低碳旅游的研究，廣泛使用調查分析法、“三分法”、測量法、案例分析法、旅游生態足跡模型、綜合評價法、層次模型、層次分析法與灰色關聯法相結合的方法等多種方法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張明，劉曦等基于低碳經濟的“三分法”， 重新界定低碳旅游的概念，分析了低碳旅游、生態旅游和可持續旅游的內在聯系[39]。董婷婷，張建平對寧德世界地質公園太姥山園區的旅游環境容量測算以及游客量預測比較，研究園區低碳旅游發展前景，并提出可持續發展建議[40]。周常春，袁茜等在分析低碳旅游內涵的基礎上找出研究的切入點，導出旅游碳足跡的概念及其在旅游的食、住、行、游、購、娛六要素中的測算方法；通過案例分析，測算出旅游者行為活動過程中的具體碳消耗量，強調降碳的重要性；并最終提出了實現低碳旅游的具體建議[41]。汪清蓉，李飛采用問卷調查和現場訪談方法，對公眾的低碳旅游認知度、旅游后是否計算“碳排放”并補償“碳排放”的態度及其原因、低碳行為進行研究，并提出促進低碳旅游的推廣與實踐的對策[42]。戴衛東，馬帥對低碳旅游項目投資風險的綜合評價進行探討，建立評價低碳旅游項目投資風險的層次模型，并運用層次分析法與灰色關聯法相結合的方法，對低碳旅游項目投資風險進行綜合評價，確定各種投資方案風險的大小，降低投資商的盲目性，提高投資決策的科學性[43]。陳玲玲，嚴偉等基于生態足跡模型，結合旅游者的生態消費及結構特征，將旅游生態足跡引入區域旅游可持續發展評估，根據旅游交通、餐飲、住宿、購物、游覽等旅游生態足跡子模型，詳細計算與分析了南京市2010年的旅游生態足跡[44]。韋飛對上思縣森林生態旅游資源單體進行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詳細分析了上思縣地文景觀資源和森林生態資源類型的特點，總結出上思縣森林生態旅游資源特色，認為其森林生態資源區位絕佳，發展潛力較好，具有較高開發價值[45]。這些方法在低碳旅游研究中出現，主要歸因于低碳旅游研究前，學者們對旅游研究方法的嫻熟應用，才得以在短時間內，使低碳旅游的研究方法不斷增多，并走向高級化和定量化。

5問題與展望

5.1存在的問題

我國低碳旅游的研究，對概念性、理論性的研究偏多，具體表現在：低碳旅游的概念界定、發展模式、發展對策。低碳旅游概念研究主要從可持續發展理論、（社會、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最大化、“三低”（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目標、主要利益相關者、旅游產業鏈和旅游六要素、旅游者的消費模式和消費意識等方面進行。低碳旅游的機制模式研究，主要從動力機制模式、旅游資源的開發與保護模式、低碳旅游生態循環系統、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的角度進行。低碳旅游對策的研究，主要從旅游利益相關者、旅游六要素、管理、理念、技術、教育和產業發展等方面進行。

在對低碳旅游的界定上，學者對概念的提出角度眾多，沒有統一的定義。在研究方法上，多采用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缺乏定量研究成果，實證研究法、“自上而下”研究法與“自下而上”研究法與國外有一定的差距。總體來說，我國關于低碳旅游的研究偏重定性化描述，概念、發展模式、對策研究偏多，缺乏定量化研究成果，現有文獻研究成果有待進一步拓展研究思路。

5.2展望與建議

在全球氣候變暖以及能源緊缺的時代背景下，發展低碳旅游也將會成為旅游業發展的一種趨勢。謝園方，趙媛在總結國內外低碳旅游的基礎上提出我國低碳旅游應重視旅游碳排放測度的研究、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研究方法并注重研究深度、拓展研究思路以及加強低碳旅游的實踐研究[46]。

5.2.1界定低碳旅游的基本內涵

在低碳旅游的定義方面，筆者認為，低碳旅游的前提條件是保障旅游者的旅游體驗和滿意度，確定發展低碳旅游的參與者--政府、旅游企業及相關企業、旅游者、社區居民等利益相關者，應界定于旅游產業內部，包括住宿、餐飲、交通、游覽、娛樂、購物等方面，具體條件是低碳技術措施，目標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碳排放量，以實現社會、生態、經濟綜合效益最大化。定義最核心的是旅游者的低碳意識和低碳行為的選擇。

5.2.2注重個案研究與定量研究

低碳旅游是近幾年旅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筆者認為，低碳旅游的研究，有一定的旅游理論基礎，但是，作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應從個案研究開始，并結合定量研究，以某個景區或者旅游地作為案例重點研究，而不是地區性的定性模糊研究。

5.2.3注重能源消耗與碳排放的研究

能源緊缺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一大難題，全球氣候變暖更是人類面臨的難題。筆者認為，關于低碳旅游的研究，應該以旅游行業為整體，研究整個行業的能源消耗及其二氧化碳的排放狀況，進而可以針對旅游業各個環節進行重點的研究，從而達到研究整個行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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