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政治意識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興趣是成功的先導，創造的動力。這就要求在活動教學設計中，教師應對學生需要有所了解，通過問題情景的巧妙設計、靈活語言的采用、新型教學手段的運用，來給學生營造出一個積極主動的教學氣氛。

1.2鼓勵學生質疑

學源于思，思起于疑。這就要求教師在學習活動中應鼓勵學生勇于探索，善于發現，敢于質疑，對學生所提出的可笑的、幼稚的、甚至錯誤的、荒唐的問題，應積極的加以肯定的鼓勵。

1.3刺激學生需要

學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任何一個學生都希望自身的創造需求得以滿足。這就要求教師通過活動課問題、新情境的創設，來促進學生強烈學習動機的形成，從而滿足學生參與的成就感和創造感。

2初中政治教學中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策略分析

2.1通過情景課題的創設，強化學生興趣，促進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

近些年來，情景教學已經逐漸應用到素質教育當中，其主要思維便是以教學內容為依據。政治教師應下意識地通過名人故事、笑話、寓言等來創造積極引人的氣氛，生動活動的課堂氛圍，來激發學生對于政治的學習興趣。

2.2現代設備,輔助教學

科學技術不斷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眾多先進的教學設備與技術在教學過程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因此,在初中政治教學的過程中,教師也應當借助現代設備,發揮其對于政治教學的輔助作用。在教學過程中,由于初中政治課本內容多為文字,缺少圖表,因此,很多教師不注重多媒體設備與技術的應用,而是一味的講授知識。將現代設備運用到教學中,有助于提升學生的創新意識。

2.3運用三步教學法，促進學生創新意識的提高

所謂三步教學法，顧名思義，就是三步進行的教學法，即提出問題、展開討論及概況分析。運用三步教學法，來實現初中學生創新意識的提高，就需要以培養學生創新意識為著手點。第一，提出問題，政治教師應首先對教學內容加以熟悉，以此為基礎來提出相關問題。對學生進行預見相關的提升，學生以提示為依據，通過自主資料的查閱，來提升學生的積極性。第二，展開討論，活躍思維和開拓思路的養成是通過師生與生生間的相互討論來實現的。

3初中政治創新教學開展應注意的幾點問題

由上述可知，在初中政治教學中，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并非一件易事，涉及的方面很多，同時在實際的應用中也是比較困難的。所以，在實際的教學中加強對某些方面的注意，有利于提升創新意識培養的水平。筆者在此對初中政治創新教學中培養學生創新意識方面，提出了幾點注意事項，希望能夠對政治教師有一定的幫助。

3.1應有針對性和計劃性

在政治教學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方面，就筆者來看，首先應該注意的一點問題就是其課堂教學要有針對性和計劃性。在新的教育制度下，事實上，教師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轉變了自身的教學角色，不再是以往一味的孜孜不倦的講述，而是應該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導作用，教師應該打破以往的傳統，從以往的主導作用變為現在的指引作用。所以，教師在進行教學時，應該重點考慮學生的自身各個方面的特點，進而向著學生個性化需求的方向發展,以此來更好、更有效的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

3.2評價應公允客觀

在教學中，除了要注意針對性和計劃性外，還應該注意在對學生進行評價時，要注意公平性。教師應該充分的考慮學生的自尊心。對于學習努力、成績好的同學要不斷的給予鼓勵，同時也要提出不足和改進的地方；而對于那些學習不努力的同學，在評價時更應該有所注意，在適當的批評下，還應該給予鼓勵，以此來提高這些學生的自信心，從而向著積極向上的方向進行努力。初中政治教學中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策略的研究涉及的方面很多，而以上僅僅只是筆者對于初中政治教學中學生創新意識的培養策略的幾個方面的研究，并且由于筆者在該方面言研究的能力有限，所以，就以上研究來說，還比較淺顯，因而僅僅憑借這些研究來促進初中政治教學中學生創新意識培養水平的提高是遠遠不夠的。所以，對于政治教學中該課題的研究還需要更多的專業人士來加強研究和探索。

篇2

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人們都非常重視引導有意識教育的重要性，而常常忽略無意識對思想政治工作運作系統的影響，以致唯理性的分析方法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據著主導地位，自覺或不自覺的抗拒著來自人的心理機制的非理性因素的分析觀念的介入，甚至片面的認為真正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必理會那些與理性無關的問題。在這種思想觀念的指導下，思想政治工作就流于只單一地研究思想政治工作行為的結果，卻不去研究行為者本身；只注重研究邏輯化了思想注重工作的形式化行為模式，而忽略了行為者的現實活動與其自身的存在。在思想政治工作實踐中，純粹的理論教育很難對政治思想工作有著絕對的發言權。事實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任何一個都受多種精神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既包括意識也包括無意識。一般而論，相對于無意識，意識對思想政治工作的影響是根本性的，但無意識在思想政治工作決策機制和對象互動交往中也起著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對無意識進行正確的控制和利用，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從思維模式到行動實踐更深層地理解思想政治工作主客體活動的實質。

一

分析心理學派的代表人物，瑞士的心理分析學家榮格，在佛洛伊德心理學個體無意識研究的基礎之上，深入到人的心靈的更深領域，全面深入的探討了人的意識領域的深層秘密。榮格認為，人的心靈或曰精神是由三個彼此不同而又相互作用的系統或層次構成，即意識、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榮格說認為意識是人的精神世界中唯一能被個人直接知道的部分，意識的中心是自我。“有關意識的重要事實是，沒有一個與意識相關的自我，就不會有什么被意識到”。不過在榮格看來，意識雖然是能夠自覺到的，但它在人的整個精神世界中還只是一小部分，與無意識相比意識甚至是次要的。榮格強調，對人類心靈的考察，如果僅僅研究了意識及其功能的話，那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不包括無意識過程，對人類心靈的探討將是不完全的”。[1](P8)

榮格在意識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將無意識分為個體無意識和集體無意識兩個層次，“無意識過程是直接觀察不到的，但是我們可把那些跨入意識門檻的無意識的產品分為兩類。一類包括那些顯然來源于個人的可被認識的材料，這是些個人獲得的東西，或者是那些構成整體人格的本能過程的產物。此外，還包括被遺忘、被壓抑的內容，這些內容可能是有意識的。一些人能夠意識的另一些人所意識不到的東西，我把這類內容稱為下意識或個人無意識，因此就我們所能判斷的，這些內容完全由個人因素即由那些構成整體人格的因素所組成的”。[2](P37)榮格指出，在無意識的兩個層次中，“或多或少屬于表層的無意識無疑含有個人特性，稱之為‘個人無意識’，但這種個人無意識有賴于更深一層，它并非來源于個人經驗，并非從后天中獲得，而是先天存在的。我把這更深一層定名為‘集體無意識’”。[3](P52)集體無意識是我們探討無意識心靈所能達到的最深層次，在這個層次中，人不再有個體的區分，個人的心靈在這里擴展開來并融入人類的心靈。在這里所有人都是一樣的，正如眼睛、耳朵、心臟等器官除了細微的個人差異外都具有解剖學上的一致性一樣，心靈也同樣有其基本的共性。按照榮格的解釋，所謂集體無意識就是反映了人類在以往的歷史進化過程中的集體經驗，是千百萬年來人類祖先經驗的沉積物。由于集體無意識在所有人身上是相同的，因此它組成了一種超個性的心理基礎，并普遍地存在于我們每個人身上。

由于集體無意識是人類祖先共同積累的經驗不斷重復的積淀、濃縮，所以它是人類心理中最深層的、最主要的因素，雖然有時它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但它的存在卻對我們的意識起著一個制約作用，我們意識的出現、發展、形成的模式都按照集體無意識的存在和原理來進行，并以一種先天反映的傾向和模式出現。同時，由于集體無意識是經過人類及其祖先千百年的積淀而成，所以它是人類心理中最豐富、最繁雜意識，我們的心理都構筑于集體無意識的基礎之上，意識和個人無意識都依賴于它的存在而存在，依賴于它的發展而發展。一言以蔽之就是“像海島一樣，那高出水平面的，是我們的意識，由于潮的運動而出現的，是我們的個體意識。所有海島的共同基礎--海床，則是我們的集體無意識。”[4](P130)由此可見無意識在主體認識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二

洛克在他的哲學著作《人類理智論》中主張人的心靈原是一塊白板，“只是通過經驗，心靈中才有了觀念和知識。”[5](P276)雖然“白板說”從誕生之日起就不斷遭受到了各種批評，但“白板說”對于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來說，無疑具有不可質疑的重要意義。“地球上最廣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廣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廣闊的是人的心靈”，法國大作家雨果從空間上直覺到了心靈的廣闊；“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為宙；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中國宋代的陸九淵則以東方哲人的智慧從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感悟著人類心靈的浩渺。人的心靈是一個復雜又令人神往的世界，如何對人的心靈進行思想政治教育，怎樣發掘意識和無意識在心靈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是每一個政治思想工作者面對的現實問題。所謂無意識教育，是相對于有意識教育而言的。從心理學角度看，無意識屬于人的非理性方面，指的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沒有自覺意識到的心理過程，是人對外部世界的一種特殊反映形式。無意識隱藏在人心理的深處暗中起作用，并不為人所意識。它或者暗中直接支配人的行為，使人產生無意識或下意識舉動；或者暗中參與人的意識心理活動，干擾和調節人的意識行為。與此相關的無意識教育，指的是不為受教育者自身所意識到的一種教育方式。具體地說，這種教育方式是指教育者按照預定的教育內容和方案，自覺地在受教育者周圍設置一定的生活環境和文化氛圍，引導受教育者去感受和體味，使他們在滿足美的需求和興趣愛好的同時，潛移默化地受到教育。榮格無意識活動的本質特點，決定無意識教育能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地位。個人無意識、集體無意識時刻參與意識活動，無意識和意識一樣，是主體活動中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無意識教育可以在廣闊的范圍發揮其作用，作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種不可忽視的形式，完全可以成為有意識教育的有益補充。

正是由無意識活動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無意識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承擔著重要的角色。所謂無意識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教育計劃和要求，為受教育者安排設定一定的社會環境、活動場所和文化氛圍，使受教育者在自己沒有意識到自己在受教育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接受教育從而達到教育目的的過程。與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有意識教育相比，無意識教育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時間上具有隨意性；（2）空間上具有廣泛性；（3）形式上具有多樣性；（4）內容上具有豐富性；（5）過程上具有隱蔽性；（6）環節上具有滲透性。因而無意識教育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能起到有意識教育起不到的作用。眾所周知，由于當前處于社會大變革的過程中，新舊觀念的沖突，法律、法規、制度的不完善以及道德調節的不得力，使思想政治教育在現實與理論上出現種種的脫節與不符，因而更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難度，即使在工作中“磨破嘴皮、硬著頭皮、餓著肚皮、厚著臉皮、磨破腳皮”，還往往是費力不討好，收效甚微，甚或造成一種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作用。特別是在市場經濟的影響沖擊下，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抬頭，很多人重實惠、輕理論，對知識、對擇業等都以能否給我帶來實惠為標準，對事物價值的評價純粹以功利為尺度。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不感興趣，這就與我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宗旨背道而馳。思想政治教育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培養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如果沒有思想堅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就難以牢固的建設起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削弱的，而且必須加強。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努力尋求一種更有效的方式、方法來做好這項工作。無意識教育的提出無疑開拓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新領域，在思想政治教育實踐中必將會拓出一片新的天地。

三

在強調無意識不可忽視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同時，還尤其需要警惕無意識思想教育的反面形式。在這方面，榮格早就注意到集體無意識的非理性狀態所產生的副作用：“通常，當集體無意識在更大的社會團體內積聚起來，結果便是大眾的瘋狂，這是一種可能導向革命、戰爭或類似事物的精神瘟疫。這樣一些運動極富感染力——差不多是壓倒一切的，因為當集體無意識被激活時，你就不是原來的那個你了。你不僅僅出在這樣的運動中——你就是運動本身”。[6](P46)在集體無意識激活的這種非理性支配下，人們的思維、判斷、選擇、取向、行為等也成為不自覺的、無意識的活動了。聯想到六、七十年代我國的“”，當初滿腔熱情地投入這場“大革命”的人們事后回想起來，真像做了一場惡夢，原來人們有意識的活動卻處于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之中，十年給整個民族帶來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巨大災難。畢竟，發展中的社會總會存在一些缺憾。今天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也頻頻出現眾多令人瞠目的集體“無意識”：從八十年代末開始出現的出國熱，到九十年代的股票風潮，乃至現在盛行不衰的林林總總的考試、考研熱，都讓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時刻惦念起榮格，惦念起“無意識”這個概念。

總之，無意識和意識一樣，在人的社會活動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無意識教育在我國雖然已受到醫學、心理學、藝術、審美等領域的重視，但就整體說來仍處在起步階段。所以，榮格所提出的無意識理論及其作用，對于我們今天探討民族文化心里結構，對于我們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對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都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榮格.分析心理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三聯書店,1991.

[2]榮格.分析心理學理論與實踐[M].北京:三聯書店,1991.

[3]榮格.心理與文學.三聯書店[M],1987.

篇3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語言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但又眾說紛紜、歧見迭出的維度。雖然人類在語言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并非僅限于文學領域，但在文學當中，語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與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由此出發，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觀念在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語言觀念的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變上。“言意之辨”凸顯了中國古人的語言觀，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內在地影響和制約著文學觀念；“言文之爭”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對于漢語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發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變革。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從言意矛盾到啟蒙國民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活動所面臨的困境，認為語言在言說、表達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難以傳達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則指出“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儒家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易·系辭上》提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時代潮流，但與先秦相比在基本觀念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于佛教特別是禪宗，更是視語言文字為大敵，所謂“才落言詮，盡是死門”，對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腳踢、當頭棒喝，把對語言的不滿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人對語言并不滿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儒、釋都基本上是從語用著眼，一旦發現語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達意的作用，“言”與“意”之間存在著距離、矛盾，他們就必然對語言進行指責。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認識，反映在文學領域，就是強調以達“意”為目標。儒家雖發現有言不盡意的現象，卻認為言最終可達意且只需要達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辭達而已矣”；道家則進一步追尋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禪宗則強調不落文字，直指本心。這些提法，對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雖然在具體觀點上還存在著分歧，但各家(名家是個例外)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始終是比較穩定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人在文學問題上，也是強調要解決言意矛盾，這一點在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可以說，言意之辨始終是漢語文化內部的問題，是為了解決語言活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在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與“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時代的言文之爭，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與意義。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思想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們展開了艱辛的探索，以“啟蒙”為使命，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此展開，耐人尋味的是，漢語變革成為這次轉型的先導，被納入到啟蒙的宏大敘事中，并迅速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從歷史進程來看，黃遵憲是較早意識到語言變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漢字恰恰是與漢語相脫節且相當繁難，“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者，則識字也又難”。黃遵憲的論述可以說涉及到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言文關系，這已經涉及到了語言體系中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問題，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進了一步；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黃遵憲是從漢語與日語、西方語言的比較中探討漢語，具有了世界眼光，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達到的；再次，黃遵憲的分析不是專門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而是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為立足點，因而他是從啟蒙的根本立場出發提出漢語變革問題，進而開啟了文學革新之路，這也是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言文之爭”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語言觀真正具備了現代特質。

黃遵憲的論述，揭示出“言”與“文”的矛盾，開啟了后來的“言文一致”主張。在晚清及“五四”時代，“言文一致”發展出兩條思路：書面語與口語的合一、漢字與漢語的合一。落實到具體方案，前者是以白話代文言，后者是漢字拼音化。晚清時代，梁啟超、裘廷梁號召白話文運動，多種注音方案的出臺，都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時代要求。

梁啟超最初是以其變法主張而備受關注，他注意到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源于變法需要，最早的相關論述見于1896年所作之《變法通議》。他把當時的語言文字與古代作了比較，發現“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從啟蒙的需要出發，就必然要求廢文言興白話。

這一命題的基本內蘊也延續到了“五四”時代。文章應該傳達出個體的獨立意識并以此達到啟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探討言文關系時的基本出發點，體現出更為徹底的現代意識。提倡白話文運動，正是要以白話文傳遞現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錢玄同支持，但態度更加激進，明確主張廢除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

可見，發生在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著眼于言意矛盾，從達意的需要看待語言；“言文之爭”發生于晚清及“五四”時代，已深入到語言體系內部，卻是從啟蒙的根本需要出發，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因而已經具備現代質素。

二、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

問題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決的方案。言意之辨針對的是言意矛盾，對此道家與佛家有感于語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隨說隨掃、不立文字的策略，這一策略是從語言內部進行顛覆，通過破除語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領會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國古代占據支配地位的觀念，卻是立象以盡意。早在《周易·系辭上》中這一觀念即得到正式認可：“圣人立象以盡意。”不僅如此，《周易》還對“象”作了具體的解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周易》透露出的信息意味深長：一方面，“象”不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韻的相通，能夠以具體喻抽象，以有限表無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創造出來的，而“立象以盡意”又是孔子所講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盡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發點而言，《周易》并不是為了論證“言不盡意”這一觀點，而是為了闡述“立象以盡意”的策略。雖然意識到言不盡意，但是最終卻肯定“意”是可盡的。在言意關系問題上，《周易》體現出鮮明的儒家色彩，這與它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晉時代，何晏、王弼等玄學家以道家觀念解說儒家文本，從而使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周易》轉變為玄學的“三玄”之一，這是一個耐人深思的文化現象，即“儒家詩學和道家詩學在沖突與悖立中開始走向滲透和互補的現象，也即經學的玄學化現象”。對“立象以盡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確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王弼并沒有明確指出言盡意或言不盡意，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論述明確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間的關聯。在王弼看來，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產生，又指示著意，它們結合成一個緊密的整體。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須探求言外之義；要得意，就不能膠著于個別之象，而是要透過有限、具體的象去體味無限與抽象的蘊意。王弼的觀念對于中國古代詩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到晚清與“五四”時代，“言文之爭”則日益凸顯出來。人們關注的不再是言如何達意，而是進一步發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識界看來，言文分離才是造成語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務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這一方面，黃遵憲有首倡之功，他認為要改變中國語言、文字脫離的現狀，當務之急是“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啟超則注意到白話小說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力，故強調“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癮，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動手以白話翻譯《十五小豪杰》等歐洲政治小說。

“五四”時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識分子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與晚清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識分子強調個性自由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錢玄同指出，言文分離是和文妖造成的，“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并沒有什么一定的格式。”

拼音化運動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則不能與白話文運動相比。晚清時就已經出現多種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說，康有為則在日本文獻資料的影響下萌生了設計“幼學捷字”的念頭。在這一時期甚至出現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張，在此之后則有萬國新語、國語羅馬字等主張。但是這些主張或是停留于紙面討論，或是雖付諸實踐卻終歸失敗，個中緣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來，語言固然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字也同樣如此。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對漢字加以改造。但是這樣一種改造與白話文運動是不一樣的：后者雖然融合了外來語，卻是以古漢語為根基的，是漢語現代蛻變的產物。文字拼音化則不同，從漢字本身特性來講，拼音化難度極大，如郭紹虞所言，“語詞為了遷就文字，即使復音語詞也往往兩音相綴三音相綴至多四音相綴，除翻譯外來語外，絕沒有多音相綴的復音語詞，因此同音語詞又比較多”，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難”。而且漢字作為漢語的書寫形態，兩千多年一直形態穩定，為維系中華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堅信國語隨國民性而演化，漢語漢字自有其獨特文化品性，這種內在的精神不會消亡。

三、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

中國古人的言意之辨，對于言意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種學術流派與見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卻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對語言所作的批評，更多地關注語用。在先秦諸子中，名家注重語言分析，把思考的重點真正放在語言自身，卻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擊而無立足之地，以至于長期背上了“詭辯”的罵名。實用立場與語言工具論相輔相成，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意識的顯著特色，即“文以載道”、“道”“器”二分的觀念等，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把文學不看作獨立藝術，而看作有用的東西，就是把文學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屬品”，“古代論文的話，總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說到本身構造的技術，所以雖然是論文，實在是重義而不重文”。雖然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形式對于文學的重要性，魏晉六朝更是以語言作為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依據，但是語言始終只被視為工具，處于從屬的地位，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文學自身特性的認識。

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時代依然在發揮其影響力。但饒有意味的是，關注語言問題引發了晚清和“五四”時代的文學變革，這與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密切相關：中國文學批評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其語言意識也在發生著變革——從單純的工具論到開始從本體的層面考察語言，意識到語言的意識形態屬性，從而以語言變革作為文學變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導。當然，此時的變革多少還是不成熟的，還是在“工具”與“本體”之間徘徊、游移。

黃遵憲在《雜感》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眾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可見他已經認識到語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隨意運用的工具，而是承載了厚重的文化，這種觀念與視語言為本體的現代語言觀有相通之處，已經透出了現代的氣息。而這樣一種在體用之間徘徊的矛盾，在梁啟超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梁啟超早年在論語言文字時，主要著眼于言文分離不利于開發民智；在中西對比時也是從功用人手，語言工具觀表現得十分突出。不過，梁啟超與“五四”學人的觀念已經透露出變革的氣息，因為他們已經是在動態的框架中思索。梁啟超指出：“蓋言語凡以表示意識，意識之范圍日擴，則所以表示之者，自能與之相應，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觀念，觀念新則其字自新也。”以梁啟超為代表的晚清知識分子抨擊言文分離，號召三界革命，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格局。但是“五四”時代的變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層面觸動了古代漢語的根基，由現代漢語建立起現代思想文化。等人發起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學，明確提出“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三十多年后，談到自己的這一主張時，仍堅持認為“文學作家放膽的用國語做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

篇4

二、證券市場理論與研究假設

(一)關聯交易

大多學者認為關聯交易一定程度上是一種控制股東追尋私人利益和剝削中小利益群體的工具。關聯交易可能降低會計信息（廣泛地用于市場定價的工具）的可用性。假設一：關聯交易對于超額收益率有正向關聯。

(二)政治關聯

EricFriedman，SimonJohnson等學者于2003年建立了一個利益輸送動態模型，研究表明，利益輸送常常發生在投資者無法得到強有力保護的國家。利益輸送行為也常常出現在控制權更為集中的公司中，損害中小投資者利益。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市場投資者將與其有強政治關聯的企業更容易進行利益輸送。假設二:相對于較弱政治關聯的公司，強政治關聯的公司進行關聯交易時市場反應更劇烈。

三、證券市場研究方法

(一)數據

本文收集了上交所與深交所2012年各公司高管以及CEO的簡歷數據。簡歷包含了年齡、性別、教育、學術背景、職業歷史等信息。本文通過篩選出CEO或高管是否現任或曾任軍隊、政協、人大、黨員來定位追蹤衡量CEO和高管的政治關聯度。文章中股票收益率以及其他的金融數據來自于國泰安CSMAR數據庫。本文篩選出2012年度進行過關聯交易的上市公司作為樣本，剔除B版和H版上市公司、金融企業和ST企業、未公開披露的上市公司、在事件窗口[-100,20][-90,20]中存在年度、季度財務數據披露的上市公司、沒有足夠關聯交易規模數據的公司。最終我們得到366家上市公司作為2012年研究樣本（176家來自于上交所，201家來自于深交所，89家來自中小板）。

(二)變量

用超額收益率CAR衡量公司關聯交易前后的市場表現。事件窗口分別為[-10,20],[-10,10],[-5,5]。同時，本文選取四個標量以衡量政治關聯，對于企業CEO或高管曾任或現任政府官員、軍隊成員、人大、政協、黨員賦予3,2,2,1,1的權重，否則賦0。本文選取一年中企業最大規模的關聯交易值來衡量關聯交易規模，預期CAR與關聯交易規模正相關。本文選取了如下控制變量，關聯交易種類、獨董規模、最大股東持股比例、凈值市價比、資產負債杠桿率。

(三)模型設立

市場總體反映通過累計超額收益率CAR來表示。CAR作為因變量，自變量選取關聯交易規模（用金額表示）以及公司治理變量構成模型1，模型2中將關聯交易金額規模替換為關聯交易種類，模型3的回歸函數中中加入政治關聯。

(四)實證結果

在[-10,20]的事件窗口內，在關聯交易公告后，回歸函數回歸率顯著下降。這意味著在公告后，市場通常會對公告表現出正向反應，且通常該反應滯后約3天左右。通過相關系數檢驗，在百分之十的顯著性水平下，超額收益率與各因素之間相關系數值均較小。

(五)模型結果

模型一：在深交所數據中，關聯交易每增加一單位，累計超額收益率平均增加0.01447單位，與假設一相符。但中小企業版中，關聯交易與累計超額收益負相關，可能是由于中小企業面臨更大的風險造成的。三市場中深圳主板市場最大股東持股比（百分之十顯著性水平下）變量顯著，股權集中度與CAR負相關。因此，投資者對于主板市場最大股東持股比的關注度更高，中小企業被認為大股東可能會通過關聯交易奪取私利。模型二：與模型一類似，在百分之五的顯著性水平下，深圳主板與中小板回歸方程顯著。在深圳主板中，賬面市值比與累計超額收益率在百分之十的顯著性水平下負相關。因此，高賬面市值比的公司，在公告前后累計超額收益率更低。模型三：加入政治關聯后，深圳主板回歸模型的R方與F值顯著提高，回歸模型更優。并且，政治關聯與累計超額收益率的正相關符合本文假設二，CEO與高管的政治關聯將提升市場對于關聯交易公告的反應。中小板市場加入政治關聯后模型三并未得到改善。這可能是由于中小板與主板的差異以及小樣本造成的。

(六)結論

政治關聯、關聯交易金額與累計超額收益率的正相關。較強政治關聯的上市公司能夠從關聯交易證券市場中獲利，這意味著股東預期政治關聯的公司能夠在關聯交易中進行利益輸送。由此，我們得出以下結論：大公司的內部控制人有更強的激勵從關聯交易中獲利；主板市場關聯交易的公布會引發更大的市場反應；實證結果證實了邏輯假設，企業政治關聯、關聯交易規模與超額收益率正相關。

篇5

一、檢驗檢疫行政執法

1998年3月，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國家進出口商品檢驗局、原農業部動植物檢疫局和原衛生部檢疫局合并組建）。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全面推行“一次報驗、一次取樣、一次檢驗檢疫、一次衛生除害處理、一次收費、一次簽證放行”六個一的管理模式，對外簡化辦事手續，避免政出多門、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外貿進出口、降低收費、減輕企業負擔、強化依法把關力度、促進外貿經濟健康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檢驗檢疫行政執法是出入境檢驗檢疫機構依照法律、行政法規和國際慣例等要求，對出入境的貨物、交通運輸工具、人員等進行檢驗、檢疫、認證及簽署官方檢驗檢疫證明等監督管理工作以及對違法情況進行查處。這項職責的完成，必須通過開展各項檢驗檢疫業務執法工作而實現，這也是檢驗檢疫工作的主體。

二、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的現狀及問題分析

“三檢”合并12年來，《商檢法》及其實施條例、《衛生檢疫法》實施細則的成功修訂并實施，法制質檢、科技質檢、和諧質檢得到了發展。但是在實際檢驗檢疫過程中，對“三檢”均涉及的比如說對進口動物產品，原動植檢依法檢動物傳染病為主，衛生檢疫依法檢人的傳染病為主，再如進口糧食“三檢”分別為動植物檢依法檢病蟲害、商品檢驗依法檢質量指標、衛檢依法檢衛生指標等。這三項業務由不同學科專業人員負責，不是簡單的交叉，是跨學科的技術執法行為。本文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主要是從檢驗檢疫行政執法角度去查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

（一）“三檢”合并后執法依據適用不當

導致執法主體、內容和程序簡單合并，導致執法目的不明、作用和效力不能實現。

（二）檢驗檢疫行政執法主體依法行政難落實上存在的問題

執法內容多，法律法規又不能完全掌握；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的依法行政能力弱，與建設法治政府、建設法治質檢還有較大差距。

1．有些人員對推進依法行政工作的重視不夠，還不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律手段解決執法工作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

2．依法決策的意識還不夠強，依法科學民主決策的制度和程序不完善，落實不到位；

3.行政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機制還不夠健全；行政權力特別是行政執法與利益掛鉤、與責任脫鉤的問題沒有完全解決。

4.少數執法人員的執法行為不規范，行政執法中不作為、亂作為和粗暴執法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5.檢驗檢疫行政執法技術水平低和裝備落后，在機構設置、人員配備、經費支持、裝備配置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實現檢驗檢疫的目的的根本取決于一線執法人員的素質和水平。

（三）檢驗檢疫技術執法缺乏全方位的科技支撐，執法環節的銜接不到位、我國的技術法規體系仍然不健全

1．技術法規體系不完整，標準化管理體制不能適應當今的社會需求，標準化法律、法規不完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注等的覆蓋面不全，標準內容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我國現有的標準數量以及覆蓋面，不足以面對龐大的法檢目錄中的產品種類，很多產品沒有檢驗管理辦法/規程。標準的可行性較差，很多產品所執行的類似的標準，更是無法明確列出對應產品的具體檢驗標準。造成一線執法人員不能掌握有效的檢驗標準或檢驗規程，從而無法正確執行檢驗檢疫工作。特別是國內外的標準不能有效的結合，更不能與國外的先進標準相適應。

2．過度關注實驗室檢測設施設備和人員素質建設，對檢驗檢疫人員采集的樣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的科學性不太關注，僅對檢驗樣品和結果負責，這是檢驗檢疫脫了節的技術性行政執法。檢驗檢疫的樣品檢測在當前還是檢驗檢疫的技術執法的最重要的保障。樣品的采集、送樣的程序、樣品的管理還是實驗室檢測的相對關鍵的環節。

（四）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理念的陳舊

1.重出口輕進口。世界各國在檢驗檢疫中，關注焦點的都是進口而非出口，技術壁壘措施也是為了限制各國對進口商品的管制行為。多數國家更重視進口檢疫，出口檢疫主要以符合進口國要求為主。落實嚴把進口關不但是從國家利益出發也是落實法律規定的需要。由于我國的檢驗檢疫是按進口批次施檢，因此我國的檢驗檢疫工作，有三分之二的精力是用于出口檢驗檢疫上，變成為國外把關。致使為我國把關的精力不足。

2.重檢驗輕監管。檢驗與監管是檢驗檢疫機構的兩大行政執法的職能。從檢驗檢疫風險分析上講，監管工作對產品的控制效果遠大于檢驗。在實際工作中，經常出現片面地強調以檢驗為主，忽視日常監管的作用，這使得檢驗檢疫部門技術水平和人力資源的更新難以適應新產品、新技術的種類和數量的迅猛增加；且廣大企業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常導致他們不顧社會責任，他們不擇手段以次充好、以假亂真，“蒙混過關”。這些給檢驗檢疫行政執法工作帶來很大的難度。

3.重服務輕把關導致職能缺失。我們的執法人員在對企業的監督、管理上側重于“包辦型”，替企業“一包到底”，甚至在國外官方對中國食品加工企業進行注冊登記檢查驗收時，臨時幫企業突擊準備的手段度過“難關”。忽略了企業的安全衛生質量管理體系是企業根據自身的管理水平、技術水平、產品類型、生產工藝等因素而制定的可行的操作體系，應該是企業一貫的自主行為，是企業自身的生存、發展的保障。

上述問題產生的原因有主觀和客觀兩方面因素。主觀上是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理念不能與外貿檢驗檢疫事業發展有機結合，務實的新思路、新舉措缺憾，大多流于形式和面子工程；客觀上是檢驗檢疫行政執法工作所涉及的學科、專業、內容、法律規章是現有執法機關中最多最全面，涵蓋了進出口業務的方方面面，檢驗檢疫機構設置和人力資源結構的科學性不高。

三、解決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的對策（思路）

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目的的實現和作用效力的發揮，必須解決影響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的問題，研究打造行政執法的新模式，實現法治質檢、科技質檢、和諧質檢。解決上述問題要以抓法律的角度強化依法行政、提高對檢驗檢疫宗旨目的的認識、創新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理念從以下三方面來討論。

（一）建立統一的檢驗檢疫法律體系

1．完善檢驗檢疫法律體系，堅持依法行政。首先依照法律對現有的規章、工作制度以及規范性文件進行梳理，建立健全文件審核機制，形成一套完整的檢驗檢疫法律體系文件。建立一支由法制人員、信息技術人員、檢驗檢疫人員參加的對檢驗檢疫法律體系進行研究的團隊，對檢驗檢疫法律體系進行有機整合，建立以方便執行、適用合理、科學規范、效果顯著為目的的法制隊伍。

2.依靠信息科技技術，打造檢驗檢疫智能化行政執法系統。依托中國電子檢驗檢疫體系(E-CIQ)的進一步開發將檢驗檢疫行政執法智能化。在開發研制中，要以科學化、人性化為出發點。目的是用信息技術解決行政法的隨意性、提高執法的嚴謹性和程序合理性。是抓質量、保安全、促發展、強質檢的具體體現。是國家質檢總局順應檢驗檢疫發展的新形勢，運用先進的信息技術，構建高效、便捷的口岸運作環境，提高應對能力，開拓檢驗檢疫工作新領域的重要措施。

依托中國電子檢驗檢疫體系(E-CIQ)的進一步開發將檢驗檢疫行政執法智能化。重視檢驗檢疫智能化執法系統的建設，做到對進出口檢驗檢疫業務實施智能化操作的行政執法，既有實體執法、又有嚴格的執法程序，更好的指導檢驗檢疫人員執法，如顯示執法依據、執法內容、合格評定等內容步驟等。

3．完善法檢目錄。成立專門的法檢目錄制修訂專業委員會，不但要求由檢驗檢疫系統內部專家組成，還應當吸收系統外的相關業務專家乃至進出口企業參加。建立法檢目錄調整建議渠道，使基層對法檢目錄的意見及時反饋和解決。

（二）提高對檢驗檢疫宗旨目的的認識

1．重視對涉及公共安全領域的控制。確保國門安全是檢驗檢疫機構的神圣職責。把動植物檢疫、衛生檢疫安全控制、進出口食品和關系國民經濟安全的大宗資源產品安全控制放在第一位。鼓勵社會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參與普通商品的品質檢驗，檢驗檢疫機構通過強化對進出口商品抽查檢驗權和對第三方檢驗鑒定機構監管權，以便掌握進出口商品質量情況。

2．調整進出口工作重心，重視對進口貨物的檢驗檢疫。遵行國際法則“嚴進口、寬出口”的做法。加強口岸重大疫病疫情以及進口農產品的有毒有害物質監測，更好的保障我國各種產業健康發展和生態安全。

3．完善大通關機制。建立大通關機制，以便更好的適應對外貿易發展的需要。加強與海關的協作，繼續加大執行大通關的力度，由產地局直接簽發通關單，逐步取消口岸換證的做法,。建立口岸局和內地局分工協作的合作機制，明確口岸局和內地局的職責，實現內地局和口岸局對進出口貨物的嚴密監管。

（三）更新檢驗檢疫行政執法理念

1．實施說明理由制度。說明理由制度不僅是政治文明的要求，而且還可以更好地讓被執法人理解相應的行政行為，從而減少行政機關檢驗人員執行公務的困難和阻力，更好的提高行政執法效率，保證法律和政策的順利實施，更好的落實依法行政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

2．健全行政執法程序。實體不能取代程序。檢驗檢疫的大量的實體法，要使之得到落實，就必須健全程序尤其是行政程序。一切實體上的弊端都必須最終在程序上得到解決。由此可說，行政程序法是一部行政操作法，程序的完成過程就是法治的實現過程，也是依法行政的具體過程

3.完善執法機制。為了促進檢驗檢疫事業健康發展，檢驗檢疫部門要實現科學的監管方式，建立適合的監管機制：首先建立舉報受理機制；二是建立明察暗訪機制；在是建立跟調查機制；最后建立檢驗檢疫業務督導機制。

篇6

本文選取了2010年1月～2011年到我科室進行膽石癥手術的35例患者，患者在術前右上腹均出現腹疼痛，并且反復發作。其中有11例患者伴有發熱、黃疸癥狀。在35例患者中，有20例男性患者，15例女性患者；患者的年齡為35～72歲，平均年齡為53.5歲。有29例患者在之前并沒有手術史，4例患者有過一次膽道手術史，2例患者有過二次膽道手術史。有手術史的患者之前的多為膽總管切口取石“T”管引流及膽囊切開取石蕈狀管造瘺。與上次進行手術的時間間隔：最短的時間是2年，最長的時間為17年，平均時間為9.5年。在術前對所有患者都進行B超或CT監測，由此來證明出結石的分布位置。其中，有7例患者是屬于單純膽囊結石，2例患者屬于單發結石，其結石直徑為2.4cm，5例患者屬于多發性結石，其結石直徑為0.5～2.0cm；5例患者屬于單純肝內外膽管結石；16例患者屬于膽囊結石合并肝內外膽管結石。

1.2手術方法

在進行手術時，根據結石的分布位置，選擇保膽手術、膽總管切口探查取石術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1.2.1保膽手術

行人工氣腹，并且按照腹腔鏡常規方法進行攝像系統及冷光源的置入，置入方式為：劍突下及右鎖骨中線肋緣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將膽囊底縫吊。用電凝將膽囊底切口約0.8cm，待到將血止住以后再進行輸尿管鏡以及經皮腎鏡、1.5mm中空超聲探針的置入，使用負壓將擊碎后的結石殘渣吸出以后對膽囊進行沖洗，并立即給予止血處理，同時對于未吸干凈的殘石要帶保護套進行全面清除，膽囊管開口處有膽汁流入后，再使用3-0可吸收腸線對膽囊切口進行間斷全層縫合，經測試未見膽囊切口有滲漏，方進行術野清洗，將腹腔積液吸盡，排氣，切口縫合。

1.2.2膽總管切口探查取石術及腹腔鏡膽囊切除術

術前需保留導尿管和胃管，對患者進行全身麻醉，后于劍突下及右鎖骨中線肋緣放入5mm和10mm穿刺套管，將膽囊先切除，然后將膽總管切開約2～2.5cm，最后在取結石時使用取石鉗將能取的取出，不能夠取出的結石，將輸尿管鏡以及經皮腎鏡由切口置入，并且使用1.5mm或3.3mm的超聲探針進行邊碎石邊吸引，術后要留置“T”型引流管。

2結果

使用保膽手術取石的患者均1次成功。使用腹腔鏡膽總管探查手術取石的患者中，有18例患者1次成功，6例患者在術中轉開放手術1次成功，只有3例患者沒有1次成功。造成其無法1次成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患者體質較差，對于長時間手術無法忍受，肝內外膽管存在結石量過大，并且大部分的分別部位是二級膽管以上。在患者術中及術后均經過B超或造影證實有結石殘留，1個月后使用同樣的手術再次取石，全部取盡。本組患者使用超聲碎石取石成功率達到100%，手術使用時間90～240min，平均時間為158min。患者住院5～10天，平均天使7.5天，術中的出血量為50～100ml。術后均沒有感染、膽漏或出血等并發癥的發生。35例患者來院復查均在術后2～12個月，經B超檢查膽囊收縮功能良好，膽囊壁沒有出現水腫，肝內外膽管沒有結石復發。

篇7

無紙化證券是電子科技在證券市場不斷發展的產物，它是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者證券公司計算機系統處理的電子簿記系統內反映證券持有狀態的電子數據信息。投資者通過其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或證券公司開立的證券賬戶持有證券，并通過該賬戶進行證券交易和轉讓。相比傳統的有紙化證券，證券持有人原先對紙面證券的支配，演變為通過證券賬戶對其中的電子記錄或者電子數據的支配。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的市值已在30萬億元左右，證券賬戶總數超過1.4億。2007年，滬深證券交易所日均證券過戶總金額達2000多億元。也就是說，我國單在證券市場就有30萬億元左右的財產權益都是以無紙化的形式存在，而且每天的流轉總量超過2000億元。可見，以無紙化方式存在的證券財產已經成為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的十七大也提出的“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的重要途徑。

從本質上說，因無紙化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發生的法律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的范疇，但是，由于權益載體“無紙化”的特殊物理環境，“權利表現為數字或電子符號；而這些符號又記載于特定的密碼賬戶下面。”[1]上述變化客觀上使得以有體物和以紙面憑證為載體的權利為考量對象的傳統民事法律適應不了實踐的客觀需要，有關證券權利的歸屬、變動、流轉和實現等的相關制度和規則要不存在一些難以適用的情形，要不就是缺少相應的明確規定。無紙化條件下，“電子證券法律規則的缺失對于所有證券市場的參與者而言都是一種不確定性，所有證券市場的參與者將無法按照法律規則明確相互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2]由此可見，以促進證券交易效率提高和交易成本降低為目的的證券無紙化給證券的發行、持有和交易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這種變化對傳統民事法律制度的挑戰是全方位的，亟需從無紙化條件下證券民事法律關系的特殊性出發，抽象出專門的規則和制度，完善《物權法》、《擔保法》、《合同法》、《破產法》、《證券法》等相關民商事法律，明確界定和規范無紙化證券民事權利和義務關系。

一、各類證券賬戶的性質和功能需要法律明確規定

證券賬戶是用于記錄投資者持有證券的余額及其變動情況的載體，證券賬戶記載的內容既是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的基礎和前提，又是證券權益確認和流轉的結果和目標。無紙化證券與證券賬戶不可分離，投資者對證券的持有只能通過控制證券賬戶來實現，不同的證券賬戶所代表和反映的證券權益也不相同。證券賬戶相當于投資者的“證券存折”，用于記錄投資者所持有的證券種類、余額及變動情況。證券賬戶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以投資者本人名義為投資者開立，實踐中多由證券公司等開戶機構開戶。證券以紙質憑證存在的條件下是不存在證券賬戶的，投資者只要持有合法取得的證券，就可以對證券進行處分，并擁有證券權利（質押、接受分紅派息及投票權等）；但無紙化條件下這一切權利的行使都需通過證券賬戶來進行。證券賬戶在無紙化證券的市場中扮演著首要角色，可以說，離開了證券賬戶，無紙化證券交易便無法實現。

證券市場目前存在多種賬戶類型，如普通證券賬戶、名義持有人（nominee）賬戶、融資融券賬戶、證券交收賬戶、專用清償賬戶、基金賬戶、定向資產委托管理賬戶等，由于法律對于各類證券賬戶的性質、功能、各種證券持有關系中當事人的權利義務關系等沒有明確規定，實踐中暴露出來的矛盾和問題典型地反映出直接持有和間接持有體系的不同法律效果背后所依托的基礎法律制度的差異：直接持有依托“一物一權”的傳統大陸法系物權制度，是投資者同時作為名義上的所有者直接持有證券的體制；間接持有是指投資者將持有證券交付一個或多個中間機構（證券公司），后者再將投資者交付的證券交存到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SD），發行人股東賬戶登記的證券所有者是最后的中間機構，CSD在登記機構取得股東或債權人的法律地位。

在大陸法系“一物一權”的法律語境下，賬戶登記記載的權利人在法律上被推定為真正的權利人，投資者直接對發行人擁有請求權，被直接登記為其持有證券的所有權，相應地取得股東或債權人的地位。而名義持有人（nominee）賬戶的真正投資者的名稱是不顯示在賬戶名稱中的，也不顯示在股東名冊上，因此這類賬戶的實際受益人的證券權益如何確認在法律層面也缺乏明確規定。有觀點認為，間接持有依托“雙重所有權”的信托制度，“間接模式實際上是信托方式，證券被登記在經紀-交易人、銀行或專門存管人賬戶上，該中介機構作為證券的注冊持有人或在冊所有人(recordowner)擁有法定所有權（legalowner）；而投資者作為最終持有人或受益人(beneficialowner)擁有收益權(beneficialownership)。”[3]一旦名義持有人和實際受益人對證券權屬發生爭議時，這一問題便凸顯出來，實踐中發生過投資者根據證券價值的漲或跌來選擇主張所有權或是主張債權的案例，也成為間接持有制度的難點之一，對于如此重要的民事法律關系問題，我國僅有中國證監會的部門規章《證券登記結算辦法》第18條有相關的原則規定“證券應當記錄在證券持有人本人的證券賬戶內，但依據法律、行政法規和中國證監會的規定，證券記錄在名義持有人證券賬戶內的，從其規定。”而名義持有人制度下，投資者和發行人之間，以及投資者和中介機構之間到底是一種什么性質的法律關系？投資者對于無紙化證券的權利是“純粹的契約性權利”、“共有權”、“信托所有權”還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權利狀態的“證券權益”？都沒有做出具體明確的規定，這種法律規定的空白狀態，必然會影響到證券市場的穩定運行和創新發展。“投資者的權利性質、權利的行使方式以及保護投資者權益的具體措施必須明確。否則，因為立法不明確所造成的法律風險將會極大地阻礙證券市場的發展。”[4]

二、物權法律制度需要明確證券權益保護的特殊規則

證券無紙化后，投資者對證券的所有權不再依據持有實物證券或者證券上的記名，而是以證券登記機構的電子簿記記錄為依據，體現出非流動性的特點，類似于不動產物權登記；同時，以電子數據形式記載的證券權利，又具有高流動性的特點，類似于動產物權。證券交易的實際情況是，證券的交收不再需要交付證券或者變更證券上的記名，而是由證券登記機構對電子簿記系統中的證券賬戶記加或者記減記錄而做出變更。顯然，由于無紙化證券的特殊存在形式，其權利的歸屬依賴動產權利規則或不動產權利規則存在難以適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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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紙化證券的權屬確認和變動是通過證券登記來完成的。而無紙化證券的登記不同于物權登記，它是與證券賬戶結合在一起的，登記可以產生證券權利，如證券發行采用無紙化方式，登記即表明取得證券權利，而無紙化證券的登記又沒有發放權利證書，這都與物權登記有所不同。不動產物權登記著眼于登記機構對于不動產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確認，是不動產物權變動的公示形式。而證券登記由于簿記記錄的特殊性，往往在過戶行為的同時發生，不存在權利變動和登記行為的分別實現。此外，從法律效力來看,證券登記的法律效力,不僅是對證券權利狀態的記載和確認,即通過證券登記,可以確認證券合法持有人和處分權人的資格,也可以標明該證券上的權利限制狀況，而且還體現為對證券行為狀態的記載和確認，如要約收購登記，以判斷證券行為結果是否確定和符合規則要求。但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進行的證券登記行為，是否可以作為產生無紙化證券權益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的法律后果的行為，法律上并沒有明確規定。證券登記的登記事項、登記程序、登記職責等也缺乏法律的明確依據。《證券法》第160條第二款的規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應當根據證券登記結算的結果，確認證券持有人持有證券的事實，提供證券持有人登記資料……”。該條規定并未明確證券賬戶的登記記錄具有確認證券權益歸屬的效力。而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證券登記規則》作為商事特別規則規定了登記是確權依據，但由于其層級較低，司法實踐中往往不予認可其效力，一些法官從傳統物權法的概念原則出發，認為股票所有權的判斷并非以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登記為準，證券登記是持有登記而非所有權登記，不能作為股票所有權的唯一判斷依據，由此對無紙化證券交易制度造成了相當的影響。三、合同法律制度應當完善集中交易機制的規范內容

在無紙化證券交易環境下，上市證券在集中交易場所以匿名的，由中介人（證券商）介入、“多對多”的電子化方式集中撮合成交。賣出證券將經由賣出客戶證券賬戶，賣出方證券公司證券交收賬戶、證券登記結算機構集中交收賬戶、買入方證券公司證券交收賬戶和買入客戶證券賬戶等五類證券賬戶實現證券權益的流轉。在這過程中，共同對手方（CentralCounterParty,CCP）制度是實現證券交易結算的重要制度基礎。我國證券市場實踐中，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事實上擔當著絕大部分交易品種和交易方式下的中央對手方，包括以集中撮合方式進行的A股、國債、企業債、回購交易、封閉式基金、ETF、LOF等。共同對手方制度的要義在于，登記結算機構介入證券交易買賣雙方之間，成為“買方的賣方”和“賣方的買方”，這種交易模式完全不同于一對一的傳統交易方式。這一制度要求結算機構作為共同對手方，介入賣買雙方的合同關系，成為所有結算參與人唯一的交收對手。“中央結算機構與參與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是一個不同于原參與人之間的新的債權債務關系，這兩個債權債務是獨立的，這不僅是因為當事人不一樣，更主要的是因為債權債務關系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參與人之間債權債務基于分別代表其客戶的證券買賣協議；而中央結算機構與參與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基于中央結算規則，如果發生糾紛，依據的不是證券買賣協議，而是按照中央結算規則產生的清算表。”[5]

共同對手方制度的核心內容是責任更替和擔保交收。責任更替的要義在于原來買賣雙方達成的合同被雙方分別以結算機構為共同對手方的兩個新的合同所取代，買賣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為共同對手方所承接，當事人只與結算機構一個對手方發生權利義務關系，進行資金和證券的交收。關于中央對手方的形成方式，英美法系國一般采取“約務更替”（novation）制度，也稱為“合同更新”。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合同法中沒有類似制度，相似的制度是《合同法》第88條關于“當事人一方經對方同意，可以將自己在合同中的權利和義務一并轉讓給第三人”的規定，但考慮到證券交易數量極大，且在瞬間完成，證券公司間達成的合同，無法依據《合同法》第88條，經過雙方同意，將合同權利義務一并轉讓給結算公司。同時，根據共同對手方制度中的擔保交收制度，共同對手方承擔的履約義務并不以任何一個對手方正常履約為前提，即使買賣中的一方不能正常地向共同對手方履約，作為共同對手方的登記結算機構也應該首先對守約一方履行交收義務，然后再根據規則處置違約一方的資產和擔保物，或者向違約方追索等辦法彌補對手方違約造成的損失。由此可見，共同對手方（CCP）結算制度要求有一套完全不同于《合同法》等法律規定的合同履行規則和制度，現行法律難以為登記結算機構成為共同對手方制度提供合理解釋。同時，《證券法》也沒有明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共同對手方”地位，需要將現有部門規章《證券登記結算管理辦法》中規定的共同對手方制度提升為法律層面的規定。

四、擔保法律制度需要體現證券交收擔保機制的特殊性

金融之本在于資金的融通和流動，而要保障資金融通和流動的順利實現，則離不開有效的擔保法律制度。在無紙化證券交易過程中，交易一方或各方不能按照約定條件足額、及時履行交收義務，其負面效果不只及于傳統交易中的對方，由于實行中央對手方（CCP）交易制度，個別當時人的違約風險往往會演化成系統性的證券交收延遲或交收失敗，在這里，違約風險呈明顯的“敞開性”特點。防范和管理結算風險決定了證券登記結算系統的穩定連續運行，決定了證券交易能否得以最終完成，也決定了整個證券交易系統的安全。在證券交易結算中引入全面的擔保機制，將最大限度的防范結算風險。無紙化證券交易條件下的“擔保體系并不限于一般擔保法意義上的擔保，指為確保證券交易結算的順利完成、確保證券與資金的交割交付而制定的有關機制，特別是在交收違約發生之后為確保交收完成的保障機制，這種機制的核心要素在于在義務人的財產之上設置了某種他人權利，特別是中央登記結算機構的權利。……所以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擔保機制并非為了中央結算機構自身利益，甚至可以說在結算關系上中央結算機構沒有自身利益。”[6]事實上，建立在一對一的傳統交易模式基礎之上的擔保法律制度，無法滿足無紙化證券集中交易結算對于建立一攬子擔保機制的需要，現行擔保法律制度并沒有表現出對于無紙化環境的完全適應性。

一是關于擔保的成立強調訂立書面的合同。而在集中交易的證券領域，書面合同的雙方合意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無紙化證券的交易結算關于擔保的設立大多以業務規則先行的方式解決。當事人一旦進入交易，即被視為接受交易結算規則，而無需另行簽訂單個的書面合同。因此有必要以專門的法律規定來確認以規則方式解決一攬子擔保成立的效力。

二是擔保的具體實現形式偏于單一。《物權法》僅規定質押以登記方式生效，而在當前的證券交易結算實踐中，不同的交易品種的擔保實現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有過戶、有登記、有控制、有提交。如舊國債回購交易中，以回購登記為擔保設立要件；而新回購交易中則為擔保國債轉入質押庫為擔保設立要件；交收擔保品則以擔保品提交入庫作為擔保成立要件；對于存在自營及經紀業務的結算參與人，客戶資金交收賬戶不足時，登記結算機構可以直接動用自營賬戶內證券完成交收。因此在當前的實際證券交易結算中，擔保物權具體實現形式需要有相應法律的專門解釋規定。

三是沒有規定讓與擔保制度。讓與擔保是適應商事實踐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制度。在證券交易領域，讓與擔保以證券轉入擔保權人證券賬戶作為證券擔保權益生效要件，轉入擔保權人證券賬戶的證券歸屬擔保權人，若擔保人到期履行債務，擔保權人保證返還同質同量的證券財產。這種新型的非典型擔保物權在金融創新實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期貨交易管理條例》確立了有價證券充抵保證金制度，但由于缺少讓與擔保制度，影響到該項制度功能的發揮。中國證監會的《證券公司融資融券試點管理辦法》基于實踐的需要規定了相似性質的融資融券擔保制度，但由于缺乏上位法的支持使其合法性受到質疑。我國著名民法學者王利明教授認為，雖然《物權法》未規定讓與擔保制度，但是，目前開展的融資融券業務并不會受到影響。當事人可以根據《信托法》確立法律關系。但從為證券業金融創新提供制度基礎的角度，他也指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也可以制定特別法來確立讓與擔保制度。”[7]與此相關聯的是關于禁止流質的規定如何與應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創新的需求相協調，使之更加有利于市場交易手段的完善和業務模式的拓展。事實上，已經有部門規章層級的《證券公司股票質押貸款管理辦法》突破了原《擔保法》和《物權法》的限制，質權人（銀行）可以在股票市值降至平倉線時，出售質押股票。但直接轉移擔保品以償債規定與我國現行物權法規定的禁止流質原則有所不符。

五、破產法律制度需要考慮證券清算交收的實際需要

《破產法》作為處理破產清算條件下特殊債權債務關系的專門法律，基于債權人公平受償的基本法律價值取向，規定在破產程序啟動后，不能有缺乏法律依據的個別清償行動。破產程序一旦開始，即使是擔保債權人也不能獨自行使其擔保債權。具體到強調安全與效率并重的證券市場，按照無紙化證券特殊交易規則要求履行職責的中央登記結算機構，會因為破產法缺乏特別的規定而面臨相當大的法律風險。

一是清算交收系統的優先性應當予以明確。清算交收系統履約優先原則是國際上對清算交收系統保護的基本原則之一。如我國香港地區及歐盟均規定，清算交收系統相關規則優先于破產法律適用。“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盡管具有債權人的法律地位，但并沒有獨立的利益，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債權的實現維護的是整個證券市場的結算安全和全體結算參與人的利益。因此，證券登記結算機構的債權應優先于其他債權實現。”[8]企業破產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后，債務人對個別債權人的債務清償無效”。這可能成為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在結算參與人進入破產程序后享有優先地位的障礙，不利于清算交收系統的安全和穩定。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共同對手方，破產結算參與人在結算系統透支時，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墊付資金完成已達成交易的交收，而該部分墊付的資金來自全市場結算參與人的資金。因此，如果不允許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對擔保物行使優先受償權，侵害的將是全市場結算參與人的利益，違反公平原則。因此，清算交收系統的優先性是否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得到體現：一方面，結算參與人破產時，證券登記結算機構有權依據業務規則強制要求結算參與人完成進入破產程序前后已達成交易的交收，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不應受到《破產法》自動中止原則的影響，而且即使結算參與人未提供擔保，結算參與人的破產財產也必須優先用于履行交收義務，另一方面，結算參與人進入破產程序后，在債務人財產的分配順序中，應當賦予證券登記結算機構作為債權人的優先地位或者法定的優先清償順序，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對依據業務規則強行留置的違約交收證券和結算參與人提交的擔保物有優先受償權，且有權直接依據業務規則對擔保物進行處分。這種優先權應當得到法律的確認，證券登記結算機構可直接依據業務規則行使這種權利，而無需征得法院事先同意。

二是破產管理人的撤銷權應受限制。《企業破產法》第31條賦予了破產管理人有權申請人民法院決定是否解除破產申請受理前成立而債務人和對方當事人均未履行完畢的合同的權利。然而，此項規定與國際通行的無紙化證券交易最終性原則存在一定的沖突。特別是，當作為結算參與人的證券公司破產時，執行《破產法》的有關規定，就可能影響集中交易和多邊凈額結算秩序，引發系統性風險。因此，對于證券交易所市場已達成的集中交易和已進入清算交收程序的合同，法律似應規定破產管理人不得行使撤銷權，以維護清算交收系統的交收最終性。

注釋:

[1]高富平主持．證券登記結算數據電子化的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97,105．

[2]王靜．電子證券的基本法律問題[A]．2008《物權法》與證券市場投資者權益保護高層論壇論文集[C]．115．

[3]高富平主持．證券登記結算數據電子化的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97,105．

[4]董安生主持．證券持有模式及不同持有模式下持有人權利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56．

[5]毛國權主持．證券交易結算擔保體系法律問題研究[R]．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證券登記結算重大法律課題研究報告[C]．311,297．

篇8

1引言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創意產業在全球范圍內得到了快速發展。創意產業已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發達國家將其納入戰略和支柱產業的地位,其發展規模和程度也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標志。

鑒于創意產業是知識經濟背景下發展起來的新興產業,其發展、運作始終伴隨著知識創新的活動。因此探討創意產業發展的知識整合問題,對于推進創意產業的發展,豐富知識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具有重要意義職稱論文。

1.1創意產業的概念

目前學界對創意產業的概念并無統一的說法。根據國內外有關創意產業的研究成果,有關創意產業較有影響的定義主要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蒙特利爾會議上對創意產業定義:“按照工業標準生產、再生產、儲存及分配文化產品和服務的一系列活動。”根據這一概念,創意產業是指從事文化產品的生產經營活動以及為這種生產和經營提供相關服務的行業。

另一個被多次提及且引用較多的是英國1998年出臺的《英國創意產業路徑文件》中明確提出的概念——創意產業是指起源于個體創意、技巧及才能,透過知識產權的開發與利用,而有潛力創造財富和就業機會的產業。在這一概念中,創意產業的核心內容是文化和創意,它推崇創新與個人創造力,強調文化藝術對經濟的支持及推動,蘊含了一種新興文化理念和經濟實踐。

有“創意產業之父”之稱的英國經濟學家霍金斯在其《創意經濟》一書中將創意產業界定為其產品都在知識產權法的保護范圍內的經濟部門,認為版權、專利、商標和設計產業4個部門共同構建了創意產業和創意經濟。他的定義強調知識產權在創意產業中的作用,擴展了創意產業的內涵,把屬于自然科學中各個部門的專利研發活動也納入創意產業,有效地解決了創意活動中科學與文化藝術相分離的問題。

以上有關創意產業的概念,重點突現的是個人的創造力和企業的創新能力,強調的資源主要是“知識型”的“創意和無形資產知識產權”,其產品和服務的消費體現出巨大的社會財富效應。對創意產業的理解不僅僅局限于文化創意產業領域,也應涉及具有高科技含量、高文化附加值及創新度很高的任何產業。從上述概念的內涵可以看出“創意產業”和“知識及知識創新”的密切聯系。

1.2創意產業價值鏈的構成

創意產業的價值鏈是由創意產業的各個增值環節所構成的有機聯系的整體。創意產業發展之初就呈現出明顯的產業集群現象。物理空間的集聚造成某一地區創意產業中企業主體的多元化和組織結構復雜化,較之傳統產業“線型”產業鏈形式,創意產業的產業鏈結構明顯呈現出“網狀”的特征,加之現代信息技術不斷發展以及人們對多樣性文化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文化創意產業所包含的相關行業逐漸突破了傳統的發展領域,形成了創意產業的融合趨勢,這為創意產業的價值鏈整合創造了條件。

根據美國競爭戰略權威專家、哈佛大學終身教授邁克爾·波特的價值鏈理論以及延伸的產業價值鏈的模型來分析,創意產業中的企業圍繞某種特定市場需求或進行特定創意產品生產(或服務),其間涉及到的一系列價值增值活動和起輔助作用的生產活動構成了創意產業價值鏈,如圖1所示:

例如小說《哈利·波特》的成功暢銷,使得眾多企業參與開發和分享哈利·波特的創意成果,它們在圖書、電影、游戲以及衍生產品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其中《哈利·波特》的小說被翻譯成64種語言,前6部小說的全球總銷量超過了3.25億冊。而由時代華納投拍的《哈利·波特》,前5部電影的票房累計43億美元。游戲方面,SONY公司的PS2自2001年就已開始與影片同步發行游戲軟件,2007年與《哈利·波特與鳳凰社》同名的游戲首度在SONY的PS2、PS3、任天堂的wii(任天堂的新一代游戲機)上同步發行。在美國,Mattel和Hasbro公司(兩大著名玩具生產商)共同負責對衍生產品的開發。此外,羅琳的官方網站也成為魔法幻想的奇趣樂園。所有這些都構成了哈利·波特價值增值的組成部分,它們相互支撐,共同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

可見,創意產業價值鏈的發展是以文化創意和知識創新為核心,其本質上是以知識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功能網鏈,通過知識的生產、創新和共享,產生遞增報酬,為顧客創造價值。由此,從事相關價值創造活動的企業之間形成了互為基礎、互為依存的“網鏈”關系。

2創意產業價值鏈的知識整合分析

2.1創意產業價值鏈與知識整合的關系

所謂知識整合是指知識的重構與綜合,企業在學習過程中,通過知識在組織中的流動和擴散,對所學知識進行評價、選擇和重構,使不同主體、多種來源和功用的知識相互結合并綜合成為組織的知識,即組織共享并能加以有效利用的知識,最終使其成為企業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的基礎。

知識整合過程滲透存在于創意產業的許多行業和領域。它推動著文化創意產業融合的過程,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鏈整合創造了條件。國內外創意產業發展的實踐表明,正是文化資源與信息技術的整合,使得傳統的文化產業與現代信息技術產業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催生出具有傳統文化底蘊和現代表現形式的文化創意產品與服務。在影視產品等傳統文化產業領域,基于影視特技、三維動畫和視覺仿真技術等現代技術手段對產業的滲透,使得電影、電視等產業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推動了技術和內容的有機融合。“3C”網絡融合的發展趨勢,催生了大量具有現代產業特征的新興業態,推動了文化創意內容的有機融合。例如,人們現在不僅可以利用互聯網進行即時聊天、在線游戲以及下載音樂和觀看影視節目等娛樂活動,還可以通過手機等通訊工具實現網上聊天、下載圖片音樂以及互動游戲等功能。而《云南印象》、《印象·西湖》等大型實景演出項目,則巧妙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將源遠流長的民俗傳說、名聞遐邇的旅游資源進行立體式、體驗式和互動式開發,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從知識管理角度看,整個創意產業價值鏈運作形同于知識創新活動的螺旋上升過程,知識整合與轉化活動貫穿始終。根據日本知識管理專家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識轉化模型揭示。知識轉化有4種基本模式——社會化(socialization)、外在化(externalization)、組合化(combination)和內在化(internalization)如圖2所示:

據此分析產業價值鏈的知識轉化過程。

創意設計階段:表現為個體間隱性知識共享到創造新的隱性知識過程(社會化)。新的創意設計,通常產生于個人長期經驗積累到某一時期的靈感進發,這依賴于個人間的交流、討論(頭腦風暴)情境模擬、反復實驗等。對創意企業而言,由于交互間的個體大都具有共同的心智模式、行業經驗及相似的觀點,彼此的碰撞交流有可能催生一項新的創意或設計方案。

產品開發制造:是把創意理念(設計)開發、制造、轉化為一項創新(產品),以獲得相關的資源和支持。因此需將創意設計(隱性知識)明晰化,一種明確的概念性知識,如通過隱喻、類推、形象化語言、可視化工具等創作新成果,或項目組合作開發制作新產品(合作學習),進行模擬試驗等。此形同于把隱性知識表述為顯性知識的過程(外在化),其間蘊含大量艱苦的知識創造活動。

市場運作推廣:為實現產品的商品化,需要一種整體的方案(平臺)將企業已有知識資源有效整合,以保證整個組織(或產業價值鏈企業)、人員能及時得到必要知識(信息),此過程借助某一機制(組織機構、信息平臺、實施方案等)將企業組織(伙伴)已有知識資源有效整合(組合化),圍繞新產品市場化目標,實現供應商、分銷商、廣告商等之間的知識交流與共享。同時,通過版權買賣、授權許可等方式,使創意成果(作品、動漫游戲、新型設計等)在社會傳播,實現商品價值的市場最大化。

商品消費階段:新作品、新成果通過商品交易會、展示會、媒體傳播、零售商等渠道進入流通領域,消費者由此獲得新商品的知識產權消費體驗,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新的需求同行同業者也從新產品中有所啟示或領悟,開始新一輪的知識創新。這如同顯性知識轉化為其他成員的隱性知識(內部化)過程。

所以,從創意產業價值鏈中可以看出創意產業的基礎是創意,其形成依賴于個體和企業組織固有的知識創新,其間,個體間的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經過社會化、外在化、組合化、內部化的互相作用和轉化,這實際上就是創意生成、產品開發制造和知識共享與轉移的過程。學者們把這一過程稱為組織知識產生螺旋,在這個螺旋中,知識逐漸由個人層次上升到團隊層次,進而上升到企業層次。

創意產業價值鏈在本質上是以知識資源為基礎,通過知識的創造和利用,進行知識創新與轉化,實現財富創造的整合過程。其生產運作和由此產生的物質流動只是產業價值鏈的外在表現形式。其本質是一個知識鏈,一個創造遞增價值從而使產業不斷發展的價值鏈。

2.2創意產業價值鏈知識整合的障礙分析

知識的創新離不開個體的創造,但是促進個體進行創新并將其轉化為組織的知識,形成競爭力,則需要一個環境和過程。而知識的特性及知識轉化機制的不健全、個體和組織認識理念的偏狹,加之企業間個體和組織知識吸收能力的差別,都會給現實創意產業價值鏈的知識整合帶來制約。

2.2.1知識轉化機制的不健全會妨礙創意產業價值鏈知識整合的實施在創意設計階段,企業的創新能力很大程度依賴于隱性知識的創新,尤其是個體員工心甘情愿地貢獻自己的隱性知識(才華、經驗、技巧等)為集體共享。而缺乏完善的激勵制度,“維上必從的一言堂”體制,“一招出錯、萬策遭貶”的狹隘偏見,僵化保守的用人機制,個人間的自私嫉妒等都會防礙個體主動奉獻、大膽創新。

在產品創作開發階段,既需要把個體獨特高妙的設計理念和創意(難以表達的隱性知識)表達出來,還需要多家創意企業齊心協力的精誠合作。從創意產業特征和發展需求來看,更需要將藝術、科技、經營、管理等各種知識很好地融合創新。然而創意產業領域,行業間利益之爭造成的隔膜疏離普遍存在,缺乏靈活應變的扁平化組織機制,缺乏先進科學的知識系統工具支撐,無法建立知識轉化所必須的信任機制和高效的創新團隊。這些都極大地影響了創意產業價值鏈知識整合的進程。

在知識產權交易時,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或個人,會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所形成的絕對優勢,達到控制市場規則和相關行為的目的,以換取應得的回報。企業在知識壟斷和知識共享之間抉擇的矛盾心理形成對知識共享的認知障礙。這在一定時空內可能阻礙知識的交流和共享。例如相關企業利用專利聯盟操控產品價格,限制了其他競爭對手的發展空間,遏制了創新性企業的成長等。

2.2.2知識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知識共享的實施

·知識低成本共享與知識創新高風險性并存、知識創新長期性與知識使用時效性之間的矛盾,使創意產業中的企業缺乏動力,甚至不愿投入成本進行知識創新,加上知識共享中各方所得利益的失衡,知識作用的難以準確度量和評價,都使得創意企業在面對“成效不確定性”時很可能仍沿用“有把握的舊慣例”,而拒絕吸納新知識、新模式。

·知識公共產品的屬性,可以零邊際成本傳導,這導致了創造知識的企業面臨著能否得到他人使用知識時的合理回報。一方面,預期的知識接收方者難以準確評估所買知識的價值效用;另一方面,知識出讓者在知識交易時面臨著外泄的風險:買者在合約終止時可能出售知識,或買者可能或多或少地把知識泄露給未授權的使用者。知識共享導致的成本收益不對稱會直接阻礙知識共享的良性循環。

·知識本身的隱含性也阻礙了其共享實現。研究證明,經過說明的知識和編碼性知識,失真程度較低,便于傳播;而具有特殊價值效用的隱性知識傳播,則需要特定組織的共享機制來推進。

可見,知識共享效果取決于供需雙方的真誠合作與彼此開放程度,取決于知識產權的合理壟斷與推進社會知識創新平衡機制的構建。

2.2.3企業知識吸收能力的制約產業價值鏈的知識整合

企業的知識吸收能力是企業知識整合能力的重要基礎。有學者把“吸收能力”定義為“企業識別新的外部知識的價值,吸收它們,并將其用于商業目的的能力”。他們認為企業的吸收能力建立在個人吸收能力的基礎上,但并非個人吸收能力的簡單疊加。它一方面依賴于組織與外部環境以及部門之間的交流,同時與企業專業知識的性質和分布密切相關。另有一些研究者也從組織學習、技術革新、戰略聯盟等角度考察吸收能力。盡管分析的角度不同,總體上存在以下觀點:吸收能力既與知識本身的屬性有關,也與企業內外部的狀態和環境有關,知識吸收的情況不僅取決于吸收方的吸收能力,還受到受讓方諸多因素的制約。

3創意產業價值鏈知識整合的保障機制

3.1鼓勵企業間的知識交流與共享

創造交互式溝通的良性環境。企業可以通過一系列活動來推動相關人員相互之間的交流,改進組織內、外知識、信息的交流通路,提高企業識別核心領域的知識需求的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減少知識特性帶來的共享困難。

創意產業的發展聚合了大量知識型人才,成功的組織間交流使人們可以以價值增值的方式應用他們的知識。創意產業的集聚特征也為知識的共享提供了有利的環境,集聚在一起的同類企業可以營造建立信任、促進合作和相互支持的氛圍,創造把知識轉化為新產品和服務的契機與途徑。

3.2完善知識產權制度下的知識共享機制

創意產業的核心價值在于創造和創新,其產品多是創作者個人或組織創意的一種智力成果,而知識產權正是主體對其創造性勞動成果依照相關法律法規所享有的合理壟斷權力。創意產業所依賴的資源——“創意和智力成果”具有無形性、易逝性、難控制性、易復制性等特點,其產權問題必須由知識產權制度來予以規范和調整。對創意產業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不僅是創意企業、個人合法權益的有力保障,而且是激發創意產生,推動創意成果轉換,促進創意經濟和社會價值實現的前提。

但知識產權保護的制度建設要統籌兼顧,制度沒計應兼顧各方利益平衡。一方面,既要完善知識產權管理和執法體系、國家文化產業發展規劃的知識產權管理、建立與知識產權制度有關的市場秩序等制度建設;另一方面,也要關注創意產業園區、創意企業和個人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問題,構建科學合理的共享機制。知識產權主管部門還可以在創意產業園區或企業里設立知識產權保護服務機構,對企業和產業項目提供知識產權保護與利用的“一條龍”綜合服務。如,在創意研發階段,注意完善有關知識產權保護和激勵制度;在知識產權交易階段,加大政府對保護和利用知識產權的公共平臺建設與投入,完善公共網絡建設及服務,重視對新興的創意產業中小企業的知識產權服務,建立知識產權交易平臺,完善產權交易體系,為企業投資、融資和產權交易提供高效、便捷和規范的服務。

3.3建立科學有效的知識共享評估體系

沒有科學公正的評價和估值,缺乏合理的知識轉化有償機制,就不可能形成長期穩定的知識產權交易活動,這不但妨礙了創意產業領域知識整合的順利實施,還極大阻礙創意企業生產力的轉換和創意經濟價值的實現。因此,要從推動產業發展、鼓勵企業創新、激發個人創作、促進社會進步的多維角度,探討研究與創意企業知識產權性質相適應的知識產權交易評估體系,例如,對有關創意企業的原創產品、專利成果、服務(項目)品牌等知識創新成果,結合社會影響和市場效應、技術創新程度、是否有利于弘揚主流社會價值觀等方面,給出多重權重的量化估值,為企業質押融資、知識產權交易、社會信譽評價等提供科學合理的參照。有了較為科學完善的評估,將促使企業主動改善知識整合的內外環境,有的放矢、科學有序的推進個人和企業間的知識整合活動,從根本上消除知識整合的障礙,推動知識共享局面的形成。

3.4強化創意企業的知識吸收能力

企業的知識吸收能力是企業知識整合的重要基礎。創意產業的知識整合依賴于企業整體知識整合能力的提升。因此,強化創意企業的知識吸收能力,對推進創意產業知識整合的順利實施至關重要。在劇烈變化的企業環境下,只有能快速進行產品創新,并且擁有整合和配置企業內、外部資源管理能力的企業,才能在全面競爭的環境下獲得成功。而企業吸收能力更強調整合、構建和重組企業內部和外部知識資源來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這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組織能夠及時地根據環境變化更新知識的能力,使能力與環境保持一致;二是強調整合和重組組織內、外部的知識、技巧、資源和功能性能力來配合環境的改變。總之,企業的知識整合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對于創意企業來說,必須隨時淘汰舊知識,將與企業戰略密切相關的新知識融合到企業的知識系統中來,這個任務伴隨著企業的整個生命周期。對于知識整合任務本身來說,它也永遠不會停止于某一點,因為任何時候都會有新知識的產生,都需要摒棄舊知識,進行知識更新。

4結語

實現創意產業價值鏈系統的知識整合,是實現創意產業全面發展的根本所在。在創意產業價值鏈運作實施過程中,始終伴隨著知識創新和知識轉化的知識整合過程。一方面,創意產業自身的發展離不開外部市場的支持和產業環境的保障;另一方面,“企業為了擁有持久的競爭優勢,必須持續吸收和創造新知識,因而需不斷地對知識進行整合”。只有適時構建基于產業價值鏈的順利實施的環境和保障機制,取得多方社會資源的相互配合,才可能實現創意產業價值鏈效益最大化,創造產業鏈企業互動雙贏、共同獲利局面,從而促進產業系統整體升級和全面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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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第一，市場經濟。現代經濟的基礎是市場經濟。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就須進一步簡政放權：向市場、企業、社會放權。三中全會決定通篇是放權，是可以、能夠、允許，而不是禁止、不能、限制，充分調動企業、公民創新、創業、創造的積極性。今年3月開始的注冊資本登記制度改革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全面展開的，成效顯著。截至9月底，新登記注冊企業223.29萬戶，同比增長57.9%。

第二，創新經濟。現代經濟的核心是創新經濟。結構調整、轉型升級、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關鍵靠創新，需要激發市場、社會創新活力。第三，法治經濟。現代經濟的本質是法治經濟。自然經濟是人治經濟，計劃經濟是權力經濟，市場經濟說到底是法治經濟。應把市場主體放出管制的“籠子”，放進法治的“池子”。

改革的動力、紅利實質上就是制度的動力、紅利。

10月1日開始實施的《企業信息公示暫行條例》看似條文不多（共25條），但是第一次通過建立企業信息公示制度來創新監管方式，加強事中事后監管，強化對企業的信用約束，保障交易安全。這樣既鼓勵創新創業，激發市場活力，又加強了自律和監管，以一項具體制度撬動了整體市場活力，釋放了改革紅利，十分重要，作用也將很大。

二、重視“三項監管”

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流、不要監管，放松審批后更須加強監管。

篇10

證券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及其重要的推動作用。證券市場特有的籌集資金、資產重組、公司價值發現及風險提示等功能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健康、穩定運行的必要條件。由于證券市場運作機制復雜、資本虛擬性等原因，產生風險的可能性極大。實踐表明對證券市場進行監管可以提高運行效率，防范和化解風險，使證券市場更好地為國民經濟服務。

一、公共利益論簡述

公共利益論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世界性經濟金融危機之后提出的。這種理論認為，監管的基本出發點就是要維護社會公眾的利益，而公眾利益涉及千家萬戶、各行各業，維護公眾利益只能由國家法律授權的機構來行使。市場難免存在缺陷，純粹的自由市場必然會導致自然壟斷與社會福利的損失，并且還存在外部效應和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公平問題。在現實經濟中通常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市場失靈：自然壟斷。假設在社會理想的產出水平下，只有一個廠商從事生產，該產業的生產成本最小化，那么此時的市場就是自然壟斷市場。處于該行業中的每個公司都會在利益驅動下爭相兼并擴張，之后形成壟斷市場而不是自由競爭的市場。壟斷者通過限制產量、抬高價格，使商品價格超過邊際成本而獲取超額利潤，必然帶來導致市場效率的喪失。"外部效應。外部效應是指未被交易雙方包括在內的額外成本或額外收益。在提供商品及服務時，如果社會利益或成本與私人利益或成本之間存在差異，那么自由競爭就無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盡管私人之間可能通過協議來解決外部效應問題，但達成協議的交易費用往往過高，而市場監管卻能有效地消除外部效應。信息不對稱。在商品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信息分布往往不對稱，一般而言生產者比消費者擁有更多的信息。生產者從自身的利益出發，而不是按優質優價的原則來出售商品。這樣在相同的價格水平下，銷售質量更好的生產者被迫退出市場以逃避損失，而質量較差的生產者則乘機占領市場，出現“劣貨驅逐良貨”的現象。信息不對稱要求更多的信息披露，使消費者能夠據此區分產品質量的高下，監管正是消除信息不對稱的有效方法。由于市場存在上述缺陷，公共利益論認為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對其實施監管能提高公共利益。

二、我國證券市場監管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以前，證券市場監管主要由中國人民銀行主管，體改委、國家工商局等其他政府機構及上海、深圳兩地地方政府參與管理的形式。成立國務院證券委和中國證監會以后，證券監管由國務院證券委負責，中國證監會作為證券委的執行機構，承擔起對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任務。國務院撤銷了證券委，同年確認中國證監會為證券監管的主管機關。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我國證券法律制度也逐步建立起來，如《公司法》、《國庫券條例》、《股票發行與交易管理暫行條例》、《禁止證券欺詐行為暫行辦法》、《證券交易所管理辦法》、《公開發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證券市場禁入制度》等一系列證券法律法規均已頒布執行。作為根本大法的《證券法》的出臺，進一步確立了中國證券市場法律規范的框架。以滬深交易所設立為標志，中國證券市場短短十幾年走過了國外證券市場上百年的自然演進的發展過程，應當說政府的積極推進功不可沒，然而毋庸諱言，年輕的中國證券市場在快速成長的過程中還存在不少問題：!監管制度缺乏長遠規劃。中國證券市場從無到有，發展到現在的規模，成績斐然。然而，由于市場發展迅猛，政府監管部門疲于應付大量繁雜的日常事務性工作，不經意忽略了對市場發展急待解決的根本的監管制度建設。為了盡快解決一些短期凸#顯的問題，往往采取急救辦法，甚至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行調控市場，雖然暫時緩和了事態，但是很可能為日后的市場發展和監管工作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隱患。監管存在滯后性和弱效性。盡管我國證券監管機構近年來加大了對欺詐與操縱的打擊力度，但行政監管往往是事后監管，監管存在顯著的滯后性和弱效性。

滯后性。從違規行為的發生到監管機構做出處罰，往往歷時彌久，監管行為存在明顯的滯后性。如“中科創業”、“億安科技”操縱股價行為在發生數年以后才被發現，而“瓊民源”事件的查處過程竟長達兩年。另一方面，監管力量相對有限，調查費用不菲，一些市場欺詐行為未被處理，成為漏網之魚，使違法者產生僥幸心理，鋌而走險。(’弱效性。對違規行為處罰顯得過輕。如民源海南公司動用銀行貸款和透支操縱“瓊民源”股價非法獲利))萬元，查處后除了沒收非法所得以外，僅處以警告和罰款了事。實際上，對上市公司違規行為的處罰卻轉嫁到公司股東身上，并無過錯的中小股東往往受害最深。對應承擔直接責任的違規公司的高管人員處罰過輕，弱化了監管效果。"證券監管決策缺乏科學性。目前我國的證券監管體制決定了中國證監會是證券市場的唯一監管機構，一方面提高了證券監管決策實施的權威性，但另一方面卻可能有損決策的科學性。我國的證券監管機構作為政府代表，除了承擔監管職責以外，還擔負著培育和完善證券市場的職能，而當前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焦點問題———金融體系的創新與改革———是一項牽涉到方方面面的系統工程，這些背景決定了不同領域的金融法規政策之間存在高度的相關性和制約性。比如，證監會的某項措施可能符合單一證券監管目標的最優化，但由于與其他金融管理機構處于分割狀態，其監管決策未必能達到國家整體金融及經濟發展的最佳效果，因此證券監管決策缺乏科學性在所難免。對投資者的保護機制不夠完善。海外成熟的證券市場對投資者的保護主要有以下幾個途徑：投資者教育機制。對投資者在證券市場基礎知識、證券法律法規等方面加強教育，尤其是加強市場風險教育，有利于投資者熟悉市場、認識市場運作的客觀規律，就像對適齡兒童進行系統的免疫接種一樣，打預防針對增強自我保護能力大有好處。投資者訴訟機制。投資者可以通過集團訴訟等方式，對作出虛假信息披露的公司提訟，并且比較容易獲得相應的賠償。投資者賠償機制。國外的證券市場通常設有賠償基金：一方面，可以提高投資者入市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可以構建防范系統風險的緩沖機制，由市場風險引起的損失可以得到有效的賠償。目前，我國的投資者教育機制剛剛起步，投資者訴訟機制和賠償機制還未真正建立并發揮作用。

三、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監管的對策建議

證券市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可以預見隨著證券市場的發展證券監管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與中國證券市場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的高效率的證券監管是保障我國證券市場健康發展的重要前提。以下從監管法律制度建設、上市公司監管、獨立董事制度、證券市場監管體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完善我國證券市場監管的對策和建議：對證券市場監管法律制度建設問題，應從以下方面入手：

確立證券市場監管機構的法律地位，進一步明確證券監管機構法律地位的條款和細則；加強立法建設，增強證券監管法律制度體系的完備性和配套性，提高法律體系的統一性和整體性；增強證券監管法律法規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強化法制內容的實效性；-’建立健全證券監管法律法規的實施機制，杜絕有法不依的現象，加大執法力度；適應證券網絡化和市場開放的發展趨勢，盡快制訂適宜的相關監管規章制度。!從規范和發展兩方面抓好上市公司的監管工作。在加強上市公司監管的同時，努力為上市公司的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以監管激勵上市公司持續發展。加強證監會派出機構監管職能，建立健全派出機構監管績效考評機制。重點加強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監管，增強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加強上市公司監管的制度建設，切實搞好上市公司監管工作。"獨立董事制度。首先，確立獨立董事應有的社會地位，提高獨立董事參與上市公司最大決策的程度，培育并建立獨立董事人才庫；其次，明確區分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不同職責，充分發揮獨立董事在上市公司規范運作中的作用；最后，加強關于獨立董事的法規和各項規章制度落實的監督，完善獨立董事制度運行的外部環境。#建立一個主體多元化，結構多層次，相互協調又相互制衡的高效的證券市場監管體制，逐步改變目前僅由證監會單方面壟斷監管規則制訂的局面，縮小行政監管直接作用于市場的范圍。讓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等自律監管主體來填補行政監管收縮后留下的空白，強化自律監管對行政監管的制衡，多方面約束并盡可能減少政府機構執法中腐敗現象的發生。除了上述幾個方面的問題以外，值得一提的是，對監管者的監督在我國幾乎還是一片空白，因此要努力推動監管的法制化和市場化，建立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包括內部制衡機制和外部制衡機制，保障公眾及媒體的監督權力，強化社會輿論監督。

參考文獻：

曹鳳岐等，證券投資學（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