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人物形象分析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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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現狀與趨勢

近三十年來，學者們對于項羽這一人物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據不完全統計，在當代研究中，以1953一2016年3月中國學術期刊數據庫中檢索的論文為參考依據，采用文獻計量學的方法，粗略統計，以項羽為題名的論文共有500多篇，主題為項羽的論文共有2400多篇，學界關于項羽這一人物形象的研究比較集中，在內容上比較豐富，呈現由點到面的趨勢，縱觀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至今的相關論文，對項羽的整體研究情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史學方面的研究

第一類從特定事件研究項羽形象。這一類的研究主要將項羽放在特定的環境和事件中研究項羽形象，從而在矛盾沖突中彰顯出項羽的性格優劣。李張召的《從該下之圍談項羽》。從四面楚歌再到霸王別姬，最后潰圍、斬將、自刎鳥江，展示了項羽的勇猛英姿，呈現出一位真英雄形象。連波《論鴻門宴上的項羽一一說霸王并不沽名與其他》是將項羽置于鴻門宴的背景、過程和結局中，深刻分析了項羽在其中所暴露的性格缺陷和決策失誤，雖然項羽最終結局失敗了，但是他是實至名歸的一位不“沽名”的失意英雄。此外還有張華真、郝富安的《試論<鴻門宴>中項羽的形象特征》、徐李平的《試論<鴻門宴>人物形象的塑造》等論文。

第二類是人物對比研究。這一類研究把項羽和其他《史記》人物進行比較研究，在這些研究中，絕大部分的研究都是將“楚漢之爭”對峙兩方項羽和劉邦進行比較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胡一華、畢英春的《劉邦和項羽》、鄧翠萍的《<史記>中項羽、劉邦形象比較》、李營的《<史記>中項羽、劉邦形象比較談》、王聯斌的《劉邦項羽武德人格比較》。除此之外，還有項羽與其他《史記》人物的比較研究，如羅鑒晨的《悲劇英雄陳勝與項羽的比較分析》等論文。

第三類是《史記》中人物寫作的藝術手法研究。這一類的研究主要著眼于通過司馬遷在塑造項羽形象時所用的藝術手法和表現藝術，彰顯出項羽人物形象的鮮活性。主要研究成果有李林軍的《烘云托月法的完美運用一一試述<鴻門宴>中項羽形象的刻畫》、黃巖的((<史記·項羽本紀>中人物語言的特點》“、魏佳的《<史記>中項羽結局的描寫藝術》、張興彥的《<項羽本紀>的寫作特色》、楊丁友的《司馬遷的敘述特色與項羽形象》等論文。

(二)各類文學體裁中的項羽形象研究

這一類的作品主要考察某一體裁中項羽形象的發展演變情況，從而豐富了《史記》之外項羽形象的研究。任榮的《霸王戲演變考述》一文中將有關項羽的“霸王戲”的發生和演變共經歷五個階段，對其產生、發展、成熟、達到頂峰進行了細致的考證和敘述，并且指出明代《千金記》對于霸王戲具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為學界梳理了霸王戲演變的基本脈絡。馬寶記的《歷代項羽詩頌及其精神意蘊》。系統論述了兩千多年來文人墨客通過詩歌這種形式對項羽自刎鳥江表達的情感，使我們從歷代詩人的詩作中可以明顯感受到項羽之死給人們帶來的各種復雜情感，以及這種情感所透露出來的不同價值觀念。此外還有林怡的《論“霸王戲”的擅變》，將霸王戲發展的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階段的變化和特點進行了初步的探析。張雅潔、馬帥的《項羽題材在詩歌中的擅變》深刻剖析了進入唐代以后項羽這一文學題材的完整發展道路，論證了這一時期出現的項羽題材詩歌主要以“借古言志，渴望中興”為感情基調進行創作與發展，對后世詩人評述項羽得失爭論項羽是否該東渡鳥江的詩歌創作起到了開啟性的作用，并影響了后世的創作觀點。

 (三)多學科交叉研究

從傳播學、音樂、美學、社會歷史學等交叉學科角度研究項羽形象論文有很多。美學方面的文章有趙伯飛、閏嵐、郝府元、閏強的《由項羽這一典型人物形象淺析藝術美》、薛從軍的《論項羽的悲壯與崇高一<項羽本紀>的美學價值》、傳播學方面有岳慧的《影視作品中的項羽形象及其意蘊淺析》、社會歷史學方面有楊寧寧的《項羽文化的理論建構與內涵闡釋》、王艷麗的《從<史記>中項羽形象的建立論“文史結合”的完美》，音樂方面的有徐文正的《歌劇<楚霸王>的音樂及戲劇呈現》。

 (四)國外同類人物比較研究

這類的研究主要著眼于將項羽和外國文學作品中的相似人物進行比較，從而在性格和悲劇性上探究出他們的相同點和不同點。周文婷的《從項羽與阿喀琉斯的英雄性格比較看<史記>的悲劇藝術》。)將中外兩部著作從人物的性格上進行了深刻分析，使作品中人物的悲劇命運有了比較合理的解釋，最終得出他們的性格是造成悲劇命運的根本原因。李秀的《英雄末路的悲哀一一科里奧蘭納斯與項羽之比較》將《史記》中和莎士比亞筆下的兩個悲劇結局的人物進行了多方面的比較，認為項羽和科里奧蘭納斯他們的結局是無奈的，但是英雄的精神卻光輝動人。此外類似的中外人物比較還有田凡玉的《中西方英雄人物的悲劇人生一一霸王項羽與力士參孫的比較研究》、羅燕玲的《項羽與阿喀琉斯的異同分析》。這些研究都從內容和形式上極大豐富了中西方文學比較研究，突破了對于項羽形象的研究集中于國內作品的局限性。

綜上所述，近年來對項羽形象的研究者不斷增多，研究內容也不斷深化，研究的成果也越來越豐富，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項羽形象的研究仍然是一個關注的重點。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沒有將項羽形象從古代傳播演變和現代傳播串聯起來考察，對其形象演變進行全面的梳理、研究的論文和專著，王亞聽的碩士論文《中國古代文學中項羽形象尋繹》則是以古代文學中的書寫為主分析項羽形象。縱觀幾十年來項羽形象的研究現狀，在研究方法和角度上不斷有所創新，但是在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不足:

第一，對項羽形象研究大多停留在史學研究，對文學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學視野下的縱向研究不夠充分。

第二，缺乏系統梳理項羽形象的論文，研究成果系統性有待加強。

第三，對電影電視劇和網絡等現代傳播方式下的項羽形象演變缺乏關注，缺少專門性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思路與方法

本論文力圖從歷史和文學兩個方面探索項羽形象的演變規律，在研究思路上，試圖分三個章節展開:

 (一)歷史敘事中的項羽形象生成與傳播一以《史記》到《資治通鑒》項羽的原始形象為線索這一章節主要立足于史籍中的項羽形象，重點關注《史記》、《漢書》以及《資治通鑒》中所記載的項羽的歷史形象和特點，同時也梳理出不同朝代的史書對于項羽形象書寫存在的差異性。

 (二)項羽形象在古代文學視野下的縱向傳播

本章的研究重點是探究項羽形象在文學視野下的傳播和演變過程，分為“唐宋詩歌中的項羽形象”、“宋元戲曲舞臺上的項羽形象”和“元明小說中項羽形象的精心描繪”三個小節。在第一節中重點探討唐宋詩歌中項羽形象所蘊含的的文化意蘊，把握由歷史敘事進入到文學敘事領域中項羽形象變化的特征。宋元戲曲舞臺上的項羽形象則主要關注這一形象的負面化及其原因。最后一節中主要研究在平話及歷史演義小說中項羽形象的塑造。

 (三)現代傳播方式下項羽形象的傳播

探析在現代傳播方式中項羽形象傳播的新特點，包括以楚漢爭雄為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作品、網絡游戲中的項羽形象，通過與歷史演義小說《西漢演義》中項羽形象的對比，歸納出在新的傳播媒介下項羽形象傳播的新的內涵和趨勢，理解當下對項羽形象的改編和傳播對于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傳播帶來的積極意義。

縱觀以上的研究思路，本文擬采用以下方法來展開研究:

 (1)文本細讀法。精讀《史記》《漢書》《資治通鑒》《全唐詩》《全宋詩》《全元戲曲》《西漢演義》等文本，著重關注其中對項羽形象的描寫并探究分析每部著作中對項羽形象的塑造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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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光線作為一種物理現象存在于我們的生活中，我們對光的依賴是非常強烈的。客觀物質世界的一切物體能夠被人的視覺感受，靠的是光的作用。然而在電影中我們同樣依賴于光線。銀幕畫面上的影像的形狀、輪廓、結構、色彩、明暗、情調等，均受光的作用和影響。在電影中光線已經不是現實生活中提供照明服務了，而是最重要的攝影造型手段之一，一般電影的鏡頭數量為300—500，在每個鏡頭中，光線的表述與傳達，能夠使我們從生理上的視覺直觀轉入形象思維的心理感應。所以，光線是視覺元素的核心和視覺造型的基礎。光不僅給予畫面上的形象以物質生命，而且賦予了它們藝術生命。

光是影視藝術的生命——有了光，我們的攝像機就能進行正常的拍攝工作；有了光，我們所拍攝的被攝體就能呈現出多面的不同的畫面形象；有了光，我們想要表達和表現的主題、思想就能被賦予了生命力和感染力。可以說，影視藝術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用光在作畫，用光在寫意。

二、電影藝術與光線運用的發展

影視攝影光線造型觀念隨著科技工藝的發展、 現代生活審美需求的變化， 發生了巨大的演變——光和影的關系，成為影視藝術不可分割的元素。 要找到現實中光和影的關系， 當今已把這一層面看作是攝影創作往深層領域的、 攝影師表情達意的重要層面。 《日瓦戈醫生》 （38屆奧斯卡攝影獎） 以后， 奧斯卡得獎攝影師都在研究這一層面。 《克萊默夫婦》 中攝影師阿爾芒都也在考慮深層的東西， 但比起斯圖拉羅《現代啟示錄》 的玩命激情， 攝影的變化則少得多。 斯圖拉羅創造了一種幻覺，他對光線造型的把握令人震撼。 “把光作為表現對象”， 使好萊塢攝影觀念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電影創作發展過程中，用光的觀念經過了三個階段：電影發展初期，由于技術上的限制，用光處于一種自然狀態，多運用自然光源。這一階段為無光效階段。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受戲劇照明的影響，強調人工布光藝術美，形成了第二階段，以戲劇光效為主導階段。從意大利新現實主義電影開始發展到當代電影，以自然光效為主的探索方向。電影百年來的發展，電影用光經歷了從無光效到戲劇用光發展到自然光效的艱辛歷程。畢業論文，光。現今電影的表現形式的多元化，在用光的技法上也是在自然光效的基礎上多種照明風格相融合。

三、光線在影視藝術中的作用

光是所有視覺藝術中最重要的元素，它是視覺藝術可以呈現的物質基礎。光作為一種物質具有兩大特性，一是，按比較性來分，在拍攝中易于掌握的，亮度、反差、色彩，這三種特質由于記錄載體的特性，在暴光后可以改變。二是，從形式上分為擴散、光譜、方向，在表現體積空間，造型，紋理等方面起重要作用。實際上，在影視藝術中，光線不僅僅只作為視覺呈現的物質基礎，而是一種畫面造型語言。通過光線的變化可以塑造角色性格特點、心理變化；表現物體的體積感，形式感，空間關系以及質感。因此光線的功能成為影視藝術中非常重要的表現手段。下面結合光的特性，論述光在電影中的作用和造型藝術功能。

（一）影視攝像中光線的運用

我們都知道攝影藝術是將某決定性瞬間形象凝固下來，可以說是一個相對靜態的過程。畢業論文，光。而電視攝像不同，無論是人物自身、環境氣氛、 故事情節等等都會因時空變化而變化， 是

一個動態的過程。那么影視攝像用光就是要在這個動態的過程中，要對光線進行合理的選擇、恰當的處理、巧妙的布置、嚴格的控制等等。電視攝像中用光應注意以下幾點。

1. 要清楚色溫的變化

我們知道攝像機內的攝像器件總是“敏感而客觀”地記錄光源成分，不以人眼的感覺為轉移。在光線色溫發生變化時，攝像人員要時刻謹記對攝像機的白平衡進行調整，以取得正確的彩色還原。那么光源的色溫是不是一成不變的呢？我們發現有些自然規律和人工或技術因素，會影響光源的色溫。也就是說無論是自然光，還是人工光，其色溫都會受到影響而變化。畢業論文，光。我們都知道自然光在一天的時間內色溫就是不斷地變化的。一般來說，中午的色溫是最高的，日出和日落時分的色溫就比較低。畢業論文，光。 而隨著氣候的變化，色溫也會發生變化。畢業論文，光。一般來說陰天的色溫比晴天要高些，多云的藍天時色溫也比日光高。另外在人工光的照明情況

下，所使用的不同電壓也會使光源的色溫變化。一般來說電壓偏高，光源的色溫也偏高。有時我們也會在人工光源前加上透明的色紙，改變原有的光譜成分，從而改變光色溫。如暖色的透明燈光紙，則光源的色溫偏低；相反，光源的色溫偏高。

2. 要注意光線的變化

如在拍攝人物內心特寫時， 前一個鏡頭是白天人物在辦公室開會的場景，下個鏡頭可能是人物在回家的公共汽車上，這一過程就使得光線的多個因素都在變化。即使在同一鏡頭

中，也會出現前幾秒鐘還是陰雨連天，后幾秒鐘就云開霧散、 萬里晴空的情況。 電視攝像記錄的就是在某段時間內的光色變化。 在這段時間內，光源種類、 光線性質、 光線強烈、

光線角度等都可能會出現不同變化。 而這些不同的變化又會對被攝體的外部特征的表現、畫面明暗的分布、對比和層次、畫面影調的形式及分布、形成的環境氣氛，以及畫面色彩的選擇、安排和正確還原等產生影響。 對于這些影響攝像人員要做到心中有數，以便及時地進行調整、彌補，也可以利用。

3. 要設計巧妙的光線

也就是說為了表現人物形象、 塑造場景造型、 營造環境氣氛等而制定的有計劃的照明方案。設計光線是電視攝像創作中的一部分，也是影響攝像造型、畫面影調和基調的重要因素。如通過對人物主光角度、人物主光和副光的亮度或照度之比的設計，可以塑造人物形象，表現人物的外部特征（如輪廓、大小體積、表面質感等）和性格特征及心理情緒的變化；通過對光線的性質和分布、被攝體亮度的設計，可以再現的時間和季節特點，形成畫面的影調明暗對比和反差層次，展現空間范圍和空間透視效果；通過對色光、畫面亮度反差的設計， 可以構成畫面的基調， 營造環境氣氛，表現藝術效果。對于這些設計攝像人員應源于生活，要根據生活中原有的光效，以故事情節內容為出發點，并結合被攝人物和場景的具體情況，設計出真實、理想的光線造型和光線氣氛。

（二）光線對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

人物形象是電影敘事的主體，電影人物形象不同于文學的人物形象，他是活動的視覺化的形象，除了演員的表演和服、化、道造型以外，攝影光線對人物形象的塑造起著關鍵作用。人物形象的創造離不開攝影光線對角色的塑造，攝影光線不僅應該可以刻畫出人物的氣質和性格，還應該呈現出人物的內心世界的矛盾與沖突，而這正是推動故事發展的內在依據和動力。

電影中的人物形象不是一成不變的，如何用光線塑造電影敘事中運動變化的人物形象是斯托拉羅感興趣的領域，具體來說就是人物造型光的整體設計，這里涉及敘事、情節、時空、環境、氣氛和角色心理等諸多因素，即需要統一，也需要變化。在影片中，用光對于攝影師刻畫人物，塑造人物性格特點來說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手段，會根據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狀態設計某種特定的光效。畢業論文，光。例如：《公民凱恩》中對角色凱恩的用光，導演根據不同的時間段，在人物用光上采用了不同的處理手法。青年凱恩用光比較溫和的高調光，臉部陰影較少；中年凱恩，人物造型光線變得越來越暗，臉部光線反差也較大；老年凱恩，采用了較壓抑的暗調，氣氛陰暗，隱喻著陰冷痛苦。

斯托拉羅在《末代皇帝》的拍攝中是如何用光的運動反映人物的成長的。基于中國皇帝總是生活在特定的世界——紫禁城城墻之內，總在屋頂、陽傘的陰影下。他將影片的基調確定為半陰影。而光，則體現了一種自由精神。光，對于總被包圍在陰影里的小皇帝賻儀，不僅僅是生理的需要，而且意味著自由、解放，也意味著知識的增長。隨著小皇帝的成長，對社會的不斷認識，不斷超越對他的控制，在這一過程中，光線處理中逐漸加入自然光的成分。在滿洲國時，陰影部分戰勝光的部分；在被改造時，光和陰影不再對立，趨于融合，意味著人物在自我心理分析和接受自我心理運動的過程中，對自我潛意識進行著知識性探索。整個影片光線發展的脈絡是：開始小皇帝完全處在陰影的包圍中，然后慢慢加入光線，最后產生自我的陰影。通過人物從陰影走向光，再從光與陰影的對立走向平衡，展示出賻儀的心理變化過程，表現了人物的變化。

四、總結

總之，光作為視覺元素之一，在影視影像中起到還原物質世界作用，而且是一種貫注了審美經驗和審美意識的藝術手段，它創造影片節奏、環境氛圍、藝術風格，它也被用來展示和刻畫人物，刻畫人物性格、甚至也可以被用來表達思想主題。光在其中的作用如此之大，但對于光的運用，還是應掌握它自身的屬性、特怔、變化規律及變化中的特定形態，捕捉光在影視構圖中蘊含的審美要素。

參考文獻：

【1】張浩嵐《視聽語言》[M]中國電影出版社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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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studies on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in South Korea are mainly about the ambiguity， structure， narration， symbolism， character image， language etc.， and have achieved prominent progress. More detailed studies are carried on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 images and language arts.

Key words: South Korea; [WTBX]A Dream of Red Mansion[WTBZ]; character images; language arts

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說到《紅樓夢》的價值，認為“自有《紅樓夢》出來以后，傳統的思想和寫法都打破了”［1］，其對《紅樓夢》的評價之高，是之前小說所沒有的。韓國紅學界在《紅樓夢》思想藝術方面的探索，主要是在多義性、小說結構、小說的敘事方式、語言藝術美、情感藝術美和人物塑造等方面。下面分別就這些方面加以簡要介紹和評論。

一、《紅樓夢》的多義性

韓惠京《〈紅樓夢〉中對多意研究狀況考察》中提到，因為曹雪芹運用了獨特的敘事方式和象征手法，所以猜想作家的真實意圖很難。當時文字獄盛行，創作文學作品正面對社會進行批判可能很難，因而作者才用含蓄的方式來表現。作家自己已經體驗過很大的煎熬，可以推測他在進行小說創作時小心翼翼，不是直接地觸動現實，而是運用有多樣解釋的象征手法，還經過了“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的工作。小說的名稱也有很多個，可知這部小說的創作過程十分艱難。《紅樓夢》中到處安排暗示和多樣的意味，比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擴張了情的意味還原到個人的情；用“真”和“假”的假托法讓讀者自然猜測背后可能有真實狀況的存在，是種關聯著作品意味體系的創作手法。這些原因造成小說剛出來就帶著脂硯齋的批語，之后又出現了很多評點本。在《紅樓夢》的考證、索隱等多種研究樣相（情況）上，堅持了文學的獨立性與文本的周邊化傾向。這樣的多義性的傾向使得文本具有多重闡釋的可能。以后研究家們要努力找到文學的本來的整體性。

韓惠京分析了曹雪芹在創作《紅樓夢》時的狀況，從理論方面分析表明了《紅樓夢》的多義性，闡明了小說具有多義性的原因。《紅樓夢》中安排眾多的暗示和多義，使得文本闡釋具有多義性的可能。韓惠京的研究使我們可以得出《紅樓夢》主題的多樣化，具有重要的科研價值。

二、《紅樓夢》的結構

韓國《紅樓夢》結構方面的研究，有秦英燮的碩士論文《〈紅樓夢〉的主線結構研究》、韓惠京論文《關于〈紅樓夢〉的敘事結構考察——抄點化中心》和高旻喜《〈紅樓夢〉構成狀況研究》等。

高旻喜《〈紅樓夢〉構成狀況研究》提出，無論是在思想深度上，還是在藝術技巧上，《紅樓夢》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小說史上的最高峰。他強調分析小說結構是首先應考慮的問題。寫出小說的構成原理與因果關系，是為了突出作品的主題和論旨，選擇和排列眾多的資料（以實際生活資料為主）有一定的必然性，這是小說的基本結構。小說的結構直接關系到作品的優劣和成敗。

高旻喜看到了《紅樓夢》在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方面的杰出成就，他強調了小說結構的重要性，小說構成對突出作品主題和論旨的意義，小說結構直接關系到作品的優劣成敗等，都是極為重要的觀點。

三、《紅樓夢》的敘事方式

關于這部分的研究有趙美媛的博士論文《〈紅樓夢〉中出現的情的敘事化狀況研究》、《〈紅樓夢〉前五回中的敘事含義分析》和李治翰的論文《〈紅樓夢〉對傳統敘事模式的變革考察》。

趙美媛對《紅樓夢》的敘事構成通過“情”的敘事化樣相上進行分析，分析《紅樓夢》中獨特的美的特質和敘事的革新。現有的研究是在史實性的美學基礎上進行詳細的現實描寫和反映，或者研究反封建性的側面；趙美媛的論文著眼于《紅樓夢》的主題與構成之間的密切關系的研究，相關地闡述明和明末以后中國的歷史、文化的脈絡，想突破現有研究的局限。分析了小說構成的三大空間：幻想的空間是預示情的世界；現實的空間是展開情的世界；回歸幻想的空間是崩潰情的世界。

李治翰在《〈紅樓夢〉對傳統敘事模式的變革考察》中，認為《紅樓夢》打破了傳統古典小說的敘事模式，產生了質的飛躍和創新。白話人情小說《紅樓夢》試圖擺脫說話體的敘事模式，經過新的形態敘事模式的變化，形成了個人化、個性化的感憤自敘的作品。觀賞的對象不是聽眾，而是讀者，或者是潛在讀者。《紅樓夢》不是依靠已有素材創作的小說，而是具有自敘傳記特色的文人獨創的作品。

趙美媛通過研究《紅樓夢》的敘事，看到了其中的美的特質和敘事的革新，并分析了小說構成的三大空間。通過這些方面的闡述，可以看到趙美媛獨特的見解，以及取得的重要成就。李治翰通過《〈紅樓夢〉對傳統敘事模式的改革考察》一文，看到了《紅樓夢》在敘事模式方面的質的飛躍，是為讀者或潛在讀者而創作的文人獨創作品，而不同于傳統說話體小說，更不是世代累積型作品。這些都是具有相當價值的闡述，成就突出。

四、《紅樓夢》的象征性

相關論文有高旻喜的《〈紅樓夢〉中出現的暗示研究》，《〈紅樓夢〉的浪漫性小考》，《〈紅樓夢〉第五回設定的太虛幻境的意味》，《〈紅樓夢〉中紅樓與夢的意味》；李星的《〈紅樓夢〉中出現的紅的含義考》；韓惠京的《〈紅樓夢〉的夢與象征性》，趙美媛的《〈紅樓夢〉初5回的敘事含義分析》等。

《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很高，這已為讀者和批評家所公認，但到現在為止，《紅樓夢》的主題和包括枝葉問題等眾多問題尚無定論，相互間的爭論也是事實。高旻喜在《〈紅樓夢〉中出現的暗示研究》中認為，研究作家通過暗示的方法如何傳達小說的構成，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作家常常把小說里面設置了障礙和霧氣，所以讀者經常不理解作家的真實目的，但通過作家的暗示才能明白。當時時代背景是高度的中央集權統治時期，文字獄很嚴重。由于《紅樓夢》是在對當時封建社會有批判見解和人道主義基礎上寫出來的小說，如果作家把批判和追求寫得明白的話，是肯定不容于世的。所以曹雪芹不但要回避文字獄，而且要使作品容易傳播，才使用了隱蔽的手法來創作。作家把《紅樓夢》的大綱安排在前五回中暗示著敘述很適當，以后的事情是前五回的次第展開，引起讀者的興趣并誘導其深思，才創造了生動的藝術效果。前五回中可見：第一，暗示分布很均衡；第二，暗示內埋伏的每回的內容各個獨立；第三，在第一回的暗示作用特別重要，是前五回中的序文；第四，起到復合的作用；第五，通過前五回的暗示能知道小說的主體和中心內容，主題是以現實批判的視角來暗示人生無常，中心內容是以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悲劇的暗示和賈府沒落的暗示來分類，主要登場人物的命運的暗示從第六回以后展開。暗示的表現形態是：第一，從相異敘事主體來看，通過作家介入、啟示者的設定和局外者的視角等寫下來，變化多端；第二，表現手法上，適當插入以小示大、諧音字、真話假說、詩詞曲賦等手法，不但有多視角的暗示內容，而且有良好的觀感體驗。高旻喜認為作家在小說里預設了眾多的暗示，是預示紅樓夢的悲劇結局。這種悲劇性是封建社會的情況下必然的歸結。

韓惠京寫的《〈紅樓夢〉的夢與象征性》，認為《紅樓夢》是以夢幻構圖為中心軸展開內容的作品，是把一塊石頭在人世之間經歷的事情寫成一部小說。作家用石頭的經歷來表現一場夢幻的過程，才在小說總體的構成中布滿了大大小小的夢，且相互間緊密聯系，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

高旻喜通過分析《紅樓夢》產生的時代背景是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并有文字獄的頻繁發生，所以曹雪芹在《紅樓夢》中運用了象征手法。高氏看到了前五回在小說中的重要作用，前五回中第一回又起到重要的象征作用，并且分析了《紅樓夢》象征的具體表現手法。韓惠京則分析了夢幻在《紅樓夢》中的重要作用。

五、《紅樓夢》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崔溶澈的《〈紅樓夢〉人物的命名藝術與意味分析》，提出曹雪芹是個語言的魔術師，他運用象征、比喻、對比等魔術藝術的手法，讓人嘆服。真正進入曹雪芹的藝術世界有幾種方法，尤其是登場人物的名字和名字蘊涵的意味到了令人吃驚的程度。在《紅樓夢》里登場的人物大概700多名［2］，其中有姓名的人約300多名。曹雪芹一是用傳統的命名方式給他們命名，再就是用他自己獨特的方式來命名，從而使作品人物相當生動。主要人物的名字在作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并隱含著人物間的關系，作者安排他們的名字跟主體和內容結合起來了。

蔡禹錫在其博士論文《〈紅樓夢〉中王熙鳳的形象研究》中認為，在《紅樓夢》中，賈寶玉是為愛情悲劇而設，王熙鳳的命運與賈府浮沉相關。他分析了王熙鳳的聰明幽默的性格，將其專制管理型管家跟民主管理型的賈探春相對照，以其對賈府上下的態度，對嫡庶的想法，重視人治跟聰明賢德的平兒對照等。小說中王熙鳳主要為補天意識的形象，但描寫是否定的，表示對補天的幻滅的感覺。《紅樓夢》最偉大的藝術成就，是作家創造了鮮明的人物形象，通過形象塑造把傳統的平面人物發展到立體的人物加以描寫了，深度地描寫了人物的內心世界。這是繼承發展了古代小說人物塑造的成就，使人物形象描摹的藝術水平達到了最高的境界。

蔡禹錫的博士論文另有《〈紅樓夢〉中尤三姐形象研究》、《〈紅樓夢〉中林黛玉的形象研究》、《〈紅樓夢〉中賈探春的形象研究》、《〈紅樓夢〉中關于人物描法試論》。其他相關研究有崔炳奎的《〈紅樓夢〉人物理解》，《〈紅樓夢〉感賞論》，《通過〈紅樓夢〉人物看到人生的藝術》等。

六、《紅樓夢》的語言藝術

崔炳奎在《〈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美探究》中認為，因為語言是文學的表現道具，所以說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和第一要素。文學使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通過想象跟事物的形態反映現實的事件、自然景觀和思維的過程，才創造了藝術的形象，給讀者以深刻的影響。為了能產生這樣的影響必須使小說語言具有形象性、準確性和生動性，才能使文學作品的藝術表現力加強。他認為文學表現的道具——語言，要使用日常生活中活的語言，因為只有用提煉過的口語才會有生活感、生動感和較強的表現力。中國文學的語言藝術比他種語言美的要素要豐富得多。在《紅樓夢》中文學語言藝術格外突出，表現的生動性、準確性、趣味性方面，《紅樓夢》中都具備了。

關于《紅樓夢》的語言藝術研究方面，李治翰有博士論文《〈紅樓夢〉之文學言語研究》。他以在120回本《紅樓夢》中的文學語言為研究對象，力圖以體系化的方式，綜合分析人物語言與敘述者語言的形式及功能。李治翰把他的論文分為三章：

第一章，《紅樓夢》人物語言之一——人物對話研究。立足于“對話開始時的對話參與人數”和“對話結束時的對話參與人數”兩個基本點，以及“對話斷續”的重要因素，來區分《紅樓夢》文本里的七種對話類型，分析、說明《紅樓夢》文本里對話的發音形式及其功能。

第二章，《紅樓夢》人物語言之二——獨白與內心獨白研究。獨白時的情境首先將自言自聽的獨白分成“有人聽”、“沒人聽”兩種類型，并以逼真行為標準分為獨白的“生活化”和“舞臺化”兩種表現方式。而沒有說出來的，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的內心獨白，按照敘述者的公開與否，分成“第一人稱”、“第三人稱”兩種類型；二是使用方法按照是否連續使用分成“單獨使用”、“連接使用”兩種類型。論文通過準確的數據分析，說明《紅樓夢》文本里獨白與內心獨白的使用情況，表現獨白與內心獨白在兩個部分的不同特點。

第三章，《紅樓夢》的敘述者與敘述者語言研究。敘述者語言在小說中是相對于人物語言來說的，由敘述者發出的語言。他注目《紅樓夢》在敘述者與敘述方式上的轉化，即“敘述者與作家分離”以及“敘述者多角度復合敘述”來分析具有復合功能的《紅樓夢》的敘述者語言，以此證明它確實突破了中國小說的傳統敘事模式。他還分析了《紅樓夢》敘述者語言中的套語問題。

李治翰另有關于《紅樓夢》語言研究的論文《〈紅樓夢〉與北京試論》、《〈紅樓夢〉中對話類型與發話形式》、《〈紅樓夢〉中心理言語考察》等。在《〈紅樓夢〉與北京試論》中，提到作家在第一回中：“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3］5是闡明了在小說創作上，不想蹈襲現有的因習。李治翰提出，雖然作家沒有使用北京的地名，從第53回中賈府家人的舉動來看，讀者也能知道［3］724。《紅樓夢》中，賈府在北京生活，小說是用北京方言寫的，其中俗語使用多，起到很大的藝術作用。

李載勝寫的《試論〈紅樓夢〉中的俗語運用》中，認為使用多量的俗語提高了作品的藝術效果。他研究關于在《紅樓夢》中作家使用俗語的狀況。中國現有的俗語是經過很長時間才形成的，這里反映了一般大眾的生活經驗，是有教訓、有智慧的語言結晶體。曹雪芹寫小說的時候費了許多的心血，花了很長時間，這特殊形式的俗語收集、整理、加工和整煉，產生了語言藝術的升華。李載勝將俗語使用的效果加以分類：第一是塑造人物，描寫他們的性格很生動；第二用來在作品中人物的心理描寫；第三是起著內容的媒介作用；第四突出呈現作品的主題，還暗示內容開展。

韓國關于《紅樓夢》的思想藝術成就，在結構、敘事、象征性、人物塑造和語言等方面廣有研究，在各自的方面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時，也存在不足之處。作為世界紅學的一部分，韓國將來的紅學研究將會更加多樣和更為光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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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歸納概括內容要點

（1）概括原因

典型例題一：（2014江蘇卷）請簡要概括作者拒絕做嚴生老師的原因。

學生問題答案： ①內心脆弱膽怯，怕被浮薄的世人笑話。②拒絕擔當老師的名稱。③實際才能不足以做老師。 分析：問題在于①②兩點之間有重復，①就是②的具體體現，從問題答案中可以總結出方法是“要合并答案中的同義項”。

典型例題二：（2009上海卷）聯系全文，簡析沈周隱逸的原因（2分）。

學生問題答案：

①伯父、父親都隱居。②用《易》占卦，得《遁》之九五。

分析：問題在于學生忽略了內因，外因顯然不是主要的，另外根據分值2分應該先答主要原因即內因。從問題答案中可以總結出方法是根據分值，抓主要原因（內因起決定作用）

典型例題三：（2011上海卷）聯系文本，簡析孫叔敖施政的具體策略。

學生問題答案：

①順應天時。②愛民。③遵循客觀規律。

分析：問題在于學生沒有仔細審題，題目是“聯系文本簡析”而學生的答案是概括。從問題答案中可以總結出方法是“仔細審題”

（2）分析作者的觀點態度

典型例題：本文談論人才問題，作者在文末發出“可以嘆也”的感嘆，請簡要概括“嘆”的原因。（2015.2.5南通市第一次調研《寄答京友》）參考答案：①愛惜人才之難，真正愛惜人才的人之少；②選拔人才的標準不當。

（3）帶有一定開放性的推斷或想象題

典型例題：據此回信，推測畢仲舉來信的內容，請用自己的話概括。（淮安市第二次市統測） 參考答案： ①就蘇軾被貶一事表示慰問；②告知蘇軾自己的生活近況；③對蘇軾的生活情況表示關心；④勸蘇軾多讀佛經并研究配藥之方救濟百姓；⑤開導蘇軾樂觀豁達對待世事。

（4）對文章事理的關系分析

典型例題：本文從哪三個方面對王孟端的《江山秋霽圖》進行了述評？強調了一個什么道理？（四校聯考） 參考答案： 本文通過對王孟端《江山秋霽圖》的畫面、藝術構思及其內涵的述評，強調“作字作畫，在人品高下”的道理。

綜上所述，根據歸納與概括內容要點的四種題型分類，總結出的步驟與方法是：

①仔細審題（概括、簡析、聯系全文，第幾段中，措施、理念、請用自己的話……）②尋找答題區間，理清層次；③刪選信息，合并同義；④組織語言作答（摘錄法、提取法）。

二、鑒賞文學作品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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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中學生因何怕寫議論文

初中學生從小學到初中接觸最多、練習最多的是記敘文。對于寫簡單的記敘文，他們已經駕輕就熟。而議論文與記敘文雖然都是客觀事物的反映，但它們在反映客觀事物的方式和方法上有各自的特點，所以對于學生來說，議論文是陌生的、生澀的，甚至是乏味的。那么，議論文與記敘文有哪些不同呢?

首先。在寫法上，記敘文主要是通過對客觀事物的敘述、描寫，或是通過塑造人物形象來反映現實生活；而議論文則是通過運用概念、判斷、推理的形式來論證和闡明客觀事物的道理。其次，記敘文所描寫的客觀事物和刻畫的人物形象總是個別的、具體的、生動的，這種個別形象和具體事物中往往體現著客觀世界的普遍規律和本質：而議論文雖然也必須用豐富的、個別的材料作為基礎，但它在論證客觀事物的真理時，卻總是作概括性、抽象性、一般性的論述，從大量的具體的事實中直接引申出普遍性的結論來。最后。記敘文要求以情感人，它不僅影響人們的理智，而且影響人們的情感，激發人們強烈的愛憎之情；而議論文則主要是以理服人，雖然有不少議論文也蘊藏著充沛的情感，但它更重要的仍然是作用于人們的理智，以無可爭辯的道理說服人。正因如此，對于習慣了寫記敘文的學生來說，議論文寫作是個陌生領域。加之許多學生平時閱讀面窄，缺少材料積累。缺少自己的個人體驗和認知．所以要從原來記敘文的“有事說事”到議論文的“因事而議”大都會感到茫然和無所適從，自然會產生懼怕和畏難的心理。

篇6

一、把握小說的文體特征

語文教學要根據各種文體的不同特點采取以之相適應的教學方法，小說教學也是如此。要想正確地運用小說教學法，首先就要讓學生了解小說的概念和特點。小說主要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中心，通過故事描寫和具體的環境來反映社會生活。小說教學的任務是讓學生更充分地熟悉故事情節，通過小說設定的線索引導他們去做人物分析，從而了解小說的主題思想，并結合小說寫作特點試圖理解小說的語言運用和具體環境分析。小說的三要素分別包括人物、情節和環境。人物形象是貫穿小說整個文章的核心，故事情節是加強讀者對人物形象的理解，而環境更多是起到渲染作用。根據小說自身的的特點，筆者認為把握小說的文體特征應采取三個步驟：即先從分析故事情節入手，接著進入人物分析，最后在兩者分析基礎上學習小說的環境描寫。因此，在閱讀小說時，不能急于進入小說主要情節，要先通過與學生講解課文體裁，讓學生先了解小說概念特點，最后解決課文后的主要問題。

二、重視分析，把握故事情節

一般情況下，小說的故事情節分為開端、發展、三部分，主要是為展示人物性格，表現人物相互關系的事件發展過[( dylw. NEt) 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的服務,歡迎光臨]程。從某種意義上說，情節是人物性格成長的歷史，是小說的看點。在小說創作過程中，作者要塑造典型人物，因為這是小說的靈魂，也是反應生活的手段。典型人物性格的形成，主要是通過人物間復雜關系，以及矛盾產生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簡而言之就是通過情節表現出來。在小說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注重分析故事情節，培養學生分析情節能力，因為分析好故事情節，就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物形象。了解了故事情節便可以讓讀者產生興趣。在教師的指導下，學生對故事情節有了頭緒，了解了事件發展脈絡，這樣便對這篇文章產生了濃厚興趣，以便學生對文章更好理解。情節的本質就是人物性格，所以分析矛盾沖突也是分析人物性格，通過對故事情節的了解，從中獲得喜悅感。因此，在閱讀小說時，首先要考慮整個小說的故事情節，細細品味小說，熟悉的故事情節，從而更好地把握人物性格，分析人物形象。

三、通過描法來分析人物

語文教學中有很多部小說為我們提供了經久不衰具有廣泛意義的典型人物，有些人物已經成為了人們某些品行的代名詞，比如林黛玉的多愁善感；阿Q的落后愚昧；豬八戒的好吃懶做等等。這些人物都具有鮮明的性格，讓讀者在閱讀中感受到人物的魅力，得到美的愉悅。教學中，教師要緊扣作品的語言，分析人物的外貌、心理、行為，同時結合情節、環境分析，引導學生在閱讀中體驗和認識到人物形象蘊含的社會意義，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學生鑒別美丑的能力。使學生能夠根據作者的描繪來分析人物，強化學生的分析能力，并且使學生能夠在探析人物特點的過程中感受到分析樂趣，在對反面人物和中間人物的分析中享受到美的感受。人物實質上是小說的精髓和核心所在，所有的故事情節和主題思想都是圍繞著人物展開的，因此，在小說教學法中要使學生們走近小說人物。

四、根據學生的喜好開展實踐活動

一味的理論知識講解并不能加深學生的印象，使學生真正掌握相關的理論知識，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利用實踐活動的輔助。職業高中的語文教學也同樣如此，鑒于職業高中學生的自律性普遍不強，而能動性卻普遍較高的現象，可以適當增加實踐活動的課時。在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的基礎之上，來提升語文教學的效率和質量，最大程度上發揮出小說語文教學法的作用。通常情況下，教師在對教材中的某一關鍵語句進行講解時，可能會引發學生們的不同觀點。在這樣的情況下，教師就可以要求學生們在仔細了解課本原文的條件下，開展辯論活動，使學生們根據自身的理解來進行辯論。這樣既激發了學生們對于課本的學習樂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對于知識的印象，使學生們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理論知識能夠運用到具體的實踐之中。另外，教師[( dylw. NEt) 專業提供論文寫作和的服務,歡迎光臨]還可以征求學生們的意見，對于一些學生們喜歡的課文或相關情節進行情景演繹，引導學生將這類情節改編成劇本，組織學生們去排練表演。在表演學習之后，寫出個人的感想，這樣既能鍛煉學生們的鑒賞能力和閱讀能力，還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學生們的寫作水平。

小說教學法的運用最重要的是要尊重學生們的主體地位，并輔之以有效的指引，要求充分發揮出學生們的能動性和創造力。在進行職業高中語文的教學過程中，教師對于學生們的新奇想法和觀點不應隨意抹殺，而是根據其性質或是進行適當的鼓勵指引，或是進行合理的指導改正。相關的教師要肩負起自身的責任，努力去掌握小說教學法的精髓，強化職業高中語文教學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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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西廂記》 研究 綜述

關于《西廂記》的研究，早在明代《西廂記》評點本中就有所涉及，21世紀以來學術界對《西廂記》的研究日漸豐富，探析的角度也是不斷更新。據不完全統計，21世紀以來關于《西廂記》的研究文章有1300多篇，其中對《西廂記》主題思想的研究占多數，對建國以來《西廂記》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一定的突破。下面對近十多年《西廂記》的研究狀況進行一下簡要梳理。

一、關于主旨思想的研究

學術界基本認為《西廂記》的主旨思想是追求婚姻自由、反對封建禮教。鄒尤《發乎情，止乎禮儀——論王實甫<西廂記>的主題思想》（《貴州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認為《西廂記》是“情、禮、義”的沖突，通過崔鶯鶯和張珙的戀愛過程，展示了“發乎情、止乎禮儀”的主題思想。陳興從歷史入手，來分析《西廂記》的情節，進而突出作品豐富的思想內容和深刻的主題，此觀點繼承了戲劇正統思想觀的發展。劉健《男權視角下的女性話語——<西廂記>主題思想的深層探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5年第S1期）和黃一璜《<西廂記>意蘊新解》（華中師范大學2000年碩士學位論文）都是從內容和文化意蘊角度進行分析。

從對封建的妥協性來揭示《西廂記》主題思想的雙重性，是近些年來研究的另一角度。如白忠睿《<西廂記>主題思想的二重性及其成因》（《文學教育》2013年第6期）圍繞崔張婚姻問題的解決方案和結局的處理，來剖析人物的軟弱性和作者對封建禮教的妥協，進而引出《西廂記》主旨思想的矛盾二重性。

肖志群《<西廂記>主題思想復雜性研究》（《劍南文學》2012年09期）從人物和辭藻，對反叛、矛盾、進步的主題思想進行詳細的梳理，最后突出的是這一主題思想的復雜性。

二、關于人物形象的研究

關于人物形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個領域，第一個領域是人物對比研究；第二個領域是人物形象的單論分析；第三個領域是人物心理研究。人物比較研究，大多是和人物氣質、背景相仿的形象，例如李陽的《論崔鶯鶯與杜麗娘形象的差異》（《齊齊哈爾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3年第5期）分別從她們的生活環境、性格特征、對愛情進行地不懈追求這幾方面來論析其形象的差異。王穎卓《紫鵑和紅娘比較談》（《紅樓夢學刊》2003年第1期）分析得也很透徹，認為婢女用智慧促進了主人的婚姻。

當然也有與一些外國的人物形象的比較，例如崔鶯鶯和朱麗葉、沙恭達羅的對比。在中外人物對比中，他們研究的領域大多是通過時代特點和民族特色的不同，剖析人物，落腳點是人物共同的主觀態度和情感傾向，贊美了人物的品格美和愛情美。例如張敏的《朱麗葉和崔鶯鶯形象之比較研究》（《零陵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和成良臣的《東方劇苑兩佳麗——沙恭達羅與崔鶯鶯形象比較》（《西南民族學院學報》2000年第8期）都是按照這個模式進行研究的。

在第二個領域，研究的對象是一個具體的人，通過不同角度的剖析來揭示作品的意義和價值。孫鴻鈞的《論<西廂記>張生形象特征之“志誠”》（《華章》2012年07期）通過對張生“志誠”的分析，來討論這一人物形象的價值所在。羅冠華《紅娘的形象何以變化多端》（《四川戲劇》2009年第1期）是立足于戲曲的審美，宋劍華《論“紅娘”現象的現代演繹》（《晉陽學刊》2012年第6期）是立足于歷史文化來展示紅娘的新形象。

在第三個領域，對于人物心理的研究是近些年的一大熱點和趨勢。王兆才《<西廂記>：寫出人物靈魂的深——崔鶯鶯心靈世界解讀》（《中文自學指導》2002年第6期）和牛曉霞《<西廂記>中崔鶯鶯叛逆心理剖析》（《中國古代小說戲劇叢刊》2005年第9期）都寫到了崔鶯鶯的心理是想愛而不敢愛、不敢愛卻不由得不愛，正是長期的封建禁錮迫使她沖破封建儒家文化的藩籬。江奎等人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了人物心理行為的論證。而作為性心理，一般很少被人提起，但是崔鶯鶯的研究者近些年來打開了這一渠道，把她的這種心理和歷史和作品聯系起來，丁峰山的《崔鶯鶯性心理探賾》（《寧夏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從性心理角度考察《鶯鶯傳》中鶯鶯“先拒后奔”行為的研究成果。李雙軍《“忍情”與“志誠”——從張生形象看唐元文士心理》（《青春歲月》2013年第6期）是把張生和唐元文士心理聯合在一起。

三、關于《西廂記》故事流變的研究

《鶯鶯傳》《西廂記諸宮調》《西廂記》是一脈相承的，其中個別故事和情節又有所變化。在《西廂記》的演變史中，學者們研究的角度也是各不相同的。首先，蔣佳青《淺析從元稹<鶯鶯傳>到王實甫<西廂記>的發展變化》（《安徽文學》2010年第8期）著眼于故事情節、人物形象、遣詞造句和結局的改變。其次，楊文榜《從<鶯鶯傳>到<西廂記>：人性化的必由之路》（《瓊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3期）從劇本的改編突出人性化的發展。最后，在故事流變的歷程中人物家世的考證也是一個新方向，例如崔鶯鶯身世的研究主要圍繞是不是胡女和家世的考證。王悅《談崔鶯鶯的“胡女”身份》（《語文建設》2012年第9期）從作者的胡人血統、唐代的文化融合及故事發生地——蒲州的胡人文化三個方面，認為崔鶯鶯的原型應是胡女。葛承雍《談崔鶯鶯身世角色的探索》（《光明日報》2003年10月8日）也是對其進行論證。許總《崔鶯鶯家世及行蹤辯正》（《中國典籍與文化》2003年第3期）主要通過關于崔鶯鶯的所有作品中留下的史料和信息考證崔鶯鶯確系崔鵬之女，與元稹為姨表兄妹。其與元稹相遇之事，是隨母扶夫柩歸葬博陵并服喪三年后再返長安途經蒲州之時發生的。

四、關于《西廂記》唱詞的研究

《西廂記》的曲詞優美，歷來贊譽的人都很多。關于曲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詞匯、修辭、典故、風格上。高吉利《<西廂記>詞匯研究》（廣州大學2013年碩士論文），統計了劇本中詞匯，并分為13類，重點分析了方言詞和語氣詞等突出的詞匯。李號《<西廂記>修辭格研究》（新疆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從對《西廂記》修辭格的分析得出其種類齊全、具有“生活味”“文人氣”。王日紅《淡妝濃抹總相宜——西廂記語言美探析》（東北師范大學2005年碩士論文）是通過《西廂記》的語言美來反映其本身的雅俗共賞。而王曉寧、鮑麗雯和徐榮生等人是從典故入手，來揭示劇作曲詞的優美，進一步說出用典是“天下奪魁”的重要因素。對于唱詞方面的探析主要是圍繞詞性、詞義和詞采三個方面進行，是對建國以來《西廂記》唱詞研究的一種深化。

五、關于《西廂記》作者的研究

史料中對于王實甫的記載很少，關于其生平研究的文章也是少之又少。謝美生和王華之在《王實甫居家定州考析（六則）》（《河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2期）中根據孫楷第先生的《元曲家考略》考訂出王實甫居家定州，并進一步確定兩個王德信是同一人，即王實甫。而后，劉純斌在《王實甫之不入“元曲四大家”原因解析》（《文教資料》2006年第7期）提出王實甫由于作品形式“出格”、“依傍”改寫、思想與時代不符這三個原因，沒能進入元曲四大家的行列。關于王實甫的已知情況和《西廂記》的創作時間問題，鄧紹基在《王實甫的活動年代和<西廂記>的創作時間》（《文學遺產》2012年第4期）中做了詳細的介紹和總結。

參考文獻：

[1]鄒尤.發乎情，止乎禮儀——論王實甫《西廂記》的主題思想[J].貴州大學學報，2007，（06）.

[2]王穎卓.紫鵑和紅娘比較談[J].紅樓夢學刊，2003，（01）.

[3]丁峰山.崔鶯鶯性心理探賾[J].寧夏大學學報，2008，（01）.

[4]蔣佳青.淺析從元稹《鶯鶯傳》到王實甫《西廂記》的發展變化[J].安徽文學，2010，（08）.

[5]鄧紹基.王實甫的活動年代和《西廂記》的創作時間[J].文學遺產，2012，（04）.

[6]高吉利.《西廂記》詞匯研究[D].廣州大學，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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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古至今，中西方的文學大師都在強調形象思維對于文學創造的作用。從別林斯基到高爾基、法捷耶夫再到中國的李澤厚，都把形象思維當作文藝的基本特征和文藝創作的基本方法。

一文學創作中的形象思維

1形象思維的概念

所謂形象思維,是指作家、藝術家在整個創作過程中,在遵循著人類思維的一般規律的基礎之上,始終依賴于具體的形象和聯想、想象來進行思維的方式。眾所周知，形象思維是由俄國民主主義理論家別林斯基首次明確提出的一個文藝創作的特殊概念。他在《藝術的觀念》中對此定義展開論述，將“詩”改為“藝術”，即“藝術是寓于形象的思維”。許多西方美學家曾經從不同的角度闡述過這個概念。我國古代的許多文論典藉中也有著大量的同這一概念意思相近的論述。

文藝不僅在描寫對象上有其特殊性，文藝反映現實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因而文藝認識現實的思維方式與科學認識現實的邏輯思維就有所不同。一般把文藝這種特殊的認識現實的思維方式叫做形象思維，以別于科學用于認識現實的邏輯思維。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中也是以同樣的方法定義形象思維的，“通常稱文學、藝術家的思維為形象思維，是為了區別于哲學、科學家的抽象思維-邏輯思維而說的”，“形象思維的特點與精義在于創作過程中，思維不能脫離具體事物的形象和通過具體事物的形象進行思維。”不管是哪個定義都強調形象思維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它是文學工作者進行創作時必須調動的思維模式。

2形象思維與文學創作

中國古代的文論中雖未出現“形象思維”的字眼，但是有關它的論述卻自成體系中國文學創作者很早就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并對其進行深入研究。這與中國漢字是象形文字有關，單個漢字（早期的甲骨文最具代表性）便是腦海中的一個形象，甚至十幾個形象組成的畫面。其中以早期甲骨文最為典型，因為那是漢字的最初原始形式，經過千年的發展演變，尤其是上實際的漢字改革-變繁為簡。很多漢字已經失去象形特征。但也有不少保留，比如休息的“休”字讓人聯想到一人靠在樹上歇息的畫面。這種造字的思維模式運用于文學創作上便是形象思維。

中國古代有關形象思維的研究比較代表性的是“言（象）意”論，象即為形象。子曰：‘立象以盡意’，正始時期，王弼以莊解易，融二家之說而進一步發揮。其《周易略例-明象》云：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于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一象盡，象以言著。這一段可簡化為“言”“象”“意”的認識鏈條，即通過言象以達意。在這個認識鏈條中，“意”是認識的最終目的，然而，“象”確是一個十分關鍵的中間環節。“言”，只是“明象”；而“象”，才能“出意”；無“象”，即不能達“意”。可見形象思維是文學，尤其是詩歌創作的固有特征。

文學創作離不開形象思維，文學創作是意-象-言的過程，那么文學翻譯便是言（源語）—象—意—象—言（譯入語）的過程。即譯者運用形象思維，調動一切感官活動，透過語言符號文本，通過想象和聯想把物化的形象轉化為譯者心中的審美形象，再用另一種語言符號將其物化，其物化過程也必然用到形象思維。用形象思維去理解原作，解析源語文本，再運用形象思維去表達原作，建構目的語文本，形象思維貫穿于理解與表達兩個階段。

二形象思維與文學翻譯

1形象思維對文學翻譯大有裨益

運用形象思維進行翻譯一定程度上可杜絕誤譯、死譯、硬譯。茲舉例說明

原文：Arudenoisebrokeonthesefineripplingsandwhisperings,atoncesofarawayanssoclear:apositivetramp,tramp;ametallicclatter,whicheffacedthesoftwave-vanderings;as,inapicture,thesoildmassofacrag,ortheroughbolesofagreatoak,drawnindarkandstrongontheforeground,effacetheaeiraldistanceofazurehill,sunnyhorizonand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

譯文1：一陣如然而來的猛烈聲音，那樣遼遠而又那樣清楚，打破了這些微妙的波浪的低吟；這確是陣陣踏地聲，是金屬的得得聲，它將輕微的浪聲抹煞了，就如同在一張圖畫之中，那大堆的峻巖，那大橡樹的粗干,又黑又粗畫在前面，把那有著碧藍色的山，晴朗的地平線，色彩互相混合的有云的遠方，給抹煞了一樣。

譯文2：一種粗重的聲音，遙遠而清晰，打破了這委婉的汩汩聲和低語般的喃喃聲，一種確確實實的腳步聲，一種刺耳的得得聲，把輕柔的水波流動聲蓋住了，猶如在一張畫中，大塊的巖石，或者大橡樹的粗硬樹干，用暗色畫出來，在前景顯得十分強烈，把青翠的山巒、明麗的天際和色彩互相滲透、混合而成的云朵組成的茫茫遠景壓倒了一樣。

本文摘自《簡愛》，簡愛第一次見羅切斯特的經歷，選自第十二章，這里有許多動作描寫和對人物外貌了解。“rudenoise”分別被譯成“突如而來的猛烈聲音”和“粗重的聲音”，這兩種譯法均未能很好的表達出rude一詞的意思。這里的rude仍有“粗暴”之意，是簡當時的心理感受：好端端的風景和悅耳的流水聲被這聲音破壞了，所以這個詞仍宜譯為“一陣粗暴的聲音”。此段最后，blendedclouds,wheretintmeltsintotint,兩種譯文也均有不自然指出，不如譯為：“色彩交融的云朵”。

從這里我們不難看出，文學翻譯過程中丟棄形象思維，那么譯者下筆就枯索呆滯，語言流于公式刻板，缺乏生動活潑，如同枯木一般毫無聲息，與讀者便覺譯文艱澀生硬，慘不忍睹，原文風味盡失，意境全無。這樣的譯本應該是錢鐘書先生所指的“消滅原作”的了。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運用形象思維，才能使譯文生動，符合譯入語的文章習慣。

“倒是壞翻譯會發生一種消滅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澀的譯文無形中替作者拒絕讀者；他對譯本看不下去，就連原作也不想看了。這類翻譯不是居間，而是離間，摧毀了讀者進一步和原作直接聯系的可能性，掃盡讀者的興趣，同時也破壞了原作的名譽。”（《七綴集》第69頁）

文學翻譯中運用形象思維追溯原作者運用形象思維的過程，然后運用形象思維用地道流利

文學翻譯形象思維論文的藝術語言再現原作的意旨，情趣，典型的人物形象，意境等等，那么譯者便如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靈感如泉涌，達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境界了。自然此種境界的實現還依賴于其他很多方面，包括作者自身的藝術修養與品位（taste），但是形象思維是必備條件之一，這樣譯文才會枯木逢春一般生機勃勃，生命力持久。

2運用形象思維生動再現小說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小說的人物形象是以現實生活為依據,經過藝術加工創造出來的。他比生活中的真事更集中,更完整,更具有代表性，因此作者往往花大力氣力通過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情感。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個性鮮明，言談舉止間盡顯自身特點，作品讀來覺得人物栩栩如生，躍然紙上。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除了需要作者自身對生活的敏感體味，人物性格的把握之外，還需要作者具有深厚的語言功底，作者要握有馬良神筆來塑造人物，下筆如有神，使人物在筆下活起來。因此，運用形象思維能夠生動再現小說中典型的人物形象。

中國古代小說中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比比皆是，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四大名著之一《紅樓夢》。有人曾這樣評價其中的人物:《紅樓夢》有許多個性鮮明的文學人物他們儀態萬千，無異于人物的藝術畫廊。他們有血有肉，有聲有色，各具特色，大多數人在性格上不能簡單地律條繩墨。因此小說翻譯中運用形象思維再現原作中典型的人物形象便成為小說譯者的中心任務，狀物敘事，抒情議論，描寫均應為其服務，文章的遣詞造句更需慎之又慎，力求人物如在目前，其語如在耳邊。譯者要把握人物形象的典型特征，需先透過語言文字本身捕捉并把握人物形象的性格甚至靈魂，借助原作者的藝術手法，用地道流利的語言再現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茲比較《紅樓夢》的兩個譯本來說明形象思維的運用對小說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作用：

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著一位鬢發如銀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摟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

（《紅樓夢》）

（1）楊憲益譯：AsTai-yuentered,asilver-hairedoldladysupportedbytwomaidsadvancedtomeether.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butbeforeshecouldkowtowtheoldladythrewbotharmsaroundher.

“Dearheart!Fleshofmychild!”shecried,andburstoutsobbing.

（2）霍克斯譯：AsDai-yuenteredtheroomshesawasilver-hairedoldladyadvancingtomeether,supportedoneithersidebyaservant.SheknewthatthismustbeherGrandmotherJiaandwouldhavefallenonherkneesandmadeherkoutow,butbeforeshecoulddosohergrandmotherhadcaughtherinherarmsandpressinghertoherbosomwithcriesof“Mypet!”and“Mypoorlamb!”burstintoloudsobs.這是黛玉初見賈母時的場景，通過描寫，賈母在賈家的地位和形象立即躍然紙上。楊憲益先生的翻譯向來以“直譯”著稱，透過此例便可管窺一斑。霍克斯的翻譯譯語言則更加生動活潑，充分展現了賈母的形象，塑造成功。總體而言，通過短短一句話里賈母的一系列的動作描寫：catch,pressandburst體現出賈母所處的強勢地位。所利用的動詞都具有很強的形象性，包含譯者對人物的深刻理解，使人物活靈活現，能調動讀者的形象思維，引發讀者的審美想象。3運用形象思維再現詩詞意境與神韻

在詩歌翻譯上，翻譯家和翻譯理論家大多認為譯詩必須也是詩。譯詩關鍵在追求神似，聞一多強調要“抓住了他的精神”，茅盾說的“神韻”還有郭沫若提出的“風韻譯”都說明了這一點。中國詩歌講究形神共濟，意象融合，在對“象”的描寫中追求意的深邃，神的遠邈，形象思維不僅成為詩歌創作的手法，而且詩歌中的形象-意象往往是整首詩的眼睛，詩歌的意境和神韻皆源于此。詩歌翻譯者應該作為讀者感悟詩歌中的意象，進而追溯并把握詩人形象思維的過程，然后用另一種語言再現詩歌意象，從而再現詩歌的意境與神韻。然而形象思維因中西方思維方式差異以及用以表現思維的語言的巨大差異而不同，因此光是言—象—意這一理解過程便是一件難事，要跨越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鴻溝運用形象思維再現原詩的意境與神韻便是難上加難。茲例說明：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關雎》

短短十六字讀來卻美不勝收，讓人稱嘆，究其原因在于形象思維的妙用。其一、運用隱而不顯之暗比，即《詩經》常用的“賦、比、興”中“比”這一詩歌創作的藝術手法。宋代朱熹曾在《詩集傳》中這樣概括“比”的藝術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報》以一個整版的篇幅刊登1965年7月21日給談詩的信的手跡。在信中，用比、興兩法詮釋形象思維。詩中，用雌雄雎鳩來比淑女與君子，前兩句看似寫景起興，實則與下句作比。其二、雙字“關關”及雙聲詞“雎鳩”，疊韻詞“窈窕”。雙字與雙聲疊韻兩種表現手法都具有濃郁的民族文化特色，是我國古代詩歌運用形象思維的典型代表，看一下西方譯者是如何再現原詩的藝術形象的：

(1)Theysentmetogatherthecresses,whichlie

Andswayonthestream,asitglancesby,

Thatafittingwelcomewemightprovide

Forourprince’smodestandvirtuousbride.

(CFRAllen)

(2)Ontheriver-island-

Theospreysareechoingus

Whereisthepure-heartedgirl

Tobeourprincess?

(WitterBynner）

(3)“Fair,Fair,”crytheospreys

Ontheislandintheriver

Lovelyisthisnoblelady

Fitbrideforourlord.

(ArthurWaley)

(4)Kwan-kwang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較而言，譯文3和4優于譯文1和2，譯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運用形象思維的。首先兩個譯文了解到原作隱而不顯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譯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譯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譯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寫，不僅未能領會原詩的意義，更未能領會原作“比”的藝術創作手法，譯文2雖了解到這一點，可以譯者將原本隱而不顯的暗比在譯文中將其展現出來，于是意境喪失，美變為不美。而在對疊字“關關”和雙聲詞“雎鳩”及疊韻詞“窈窕”的翻譯則差強人意，“關關”：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兩個譯文完全忽視“關關”是疊字且摹聲的語言特征，后兩個譯文雖認識到這一點，但是聲義相兼之美已難再體味得到。至于“雎鳩”，譯文1完全理解錯誤，其余皆譯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釋性的翻譯：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說意譯的意思是否與原詩“窈窕”等值，即便達意，但原詩的意境與神韻也已完全丟失。運用形象思維進行詩歌翻譯必須對中國古詩詞的形象思維的創作手法和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總結

形象思維對于好的文學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詩歌，譯者都需要透過源語文本，充分感知其藝術形象，深諳原作者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的過程，再運用形象思維將藝術形象再現于目的語文本。即文學翻譯的譯者要經過言—象—意—象—言這一過程方能忠實地再現原作，讀者也方能通過譯作獲得與原作讀者相同的藝術形象和審美體驗。有人曾說過：翻譯實踐是活躍譯者思維、啟動譯者母語的途徑。因此，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文學作品翻譯者，需要不斷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維，才能仰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斷繁榮本土化文化，從而使中國文化走向全球化。

參考文獻:

［1］黎千駒論文學作品的模糊性［J］郴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5

［2］李智漫談文學翻譯中的形象思維［J］山東外語教學，2000（3)

［3］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詩稿修訂版［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4］奚永吉文學翻譯比較美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許淵沖翻譯的藝術［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

［6］傅雷著，傅敏編傅雷談翻譯［C］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7］錢鐘書七綴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楊憲益譯紅樓夢［Z］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9］霍克斯譯石頭的故事［Z］英國：企鵝出版社，1973

［10］許淵沖譯唐宋詞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11］龔景浩譯英譯中國古詞詩選［Z］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12］楊戴等譯宋詞［Z］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

［13］徐莉娜翻譯的形象思維過程探析［J］上海科技翻譯,2004,(1)

otheospreys,

Ontheisletintheriver.

Th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lady:—

Forourprinceagoodmateshe.

(JamesLegge)

相比較而言，譯文3和4優于譯文1和2，譯者更好的理解了原作是如何運用形象思維的。首先兩個譯文了解到原作隱而不顯之暗比，保留了原作的形式，譯文3用ospreys作比ladyandlord,譯文4用ospreys作比ladyandprince.譯文1完全是原作的改寫，不僅未能領會原詩的意義，更未能領會原作“比”的藝術創作手法，譯文2雖了解到這一點，可以譯者將原本隱而不顯的暗比在譯文中將其展現出來，于是意境喪失，美變為不美。而在對疊字“關關”和雙聲詞“雎鳩”及疊韻詞“窈窕”的翻譯則差強人意，“關關”：afittingwelcome,echoing,“fair,fair”,Kwan-kwan,前兩個譯文完全忽視“關關”是疊字且摹聲的語言特征，后兩個譯文雖認識到這一點，但是聲義相兼之美已難再體味得到。至于“雎鳩”，譯文1完全理解錯誤，其余皆譯為ospreys,“窈窕”均采用解釋性的翻譯：modestandvirtuous，pure-hearted，noble，modest,retiring,virtuous,young。且不說意譯的意思是否與原詩“窈窕”等值，即便達意，但原詩的意境與神韻也已完全丟失。運用形象思維進行詩歌翻譯必須對中國古詩詞的形象思維的創作手法和獨具中國文化特色的意象有充分的了解才行。

三總結

形象思維對于好的文學作品所起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不論是小說還是散文詩歌，譯者都需要透過源語文本，充分感知其藝術形象，深諳原作者運用形象思維進行創作的過程，再運用形象思維將藝術形象再現于目的語文本。即文學翻譯的譯者要經過言—象—意—象—言這一過程方能忠實地再現原作，讀者也方能通過譯作獲得與原作讀者相同的藝術形象和審美體驗。有人曾說過：翻譯實踐是活躍譯者思維、啟動譯者母語的途徑。因此，要想成為一個合格的文學作品翻譯者，需要不斷的整合和超越，把握形象思維，才能仰仗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不斷繁榮本土化文化，從而使中國文化走向全球化。

參考文獻:

［1］黎千駒論文學作品的模糊性［J］郴州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5

［2］李智漫談文學翻譯中的形象思維［J］山東外語教學，2000（3)

［3］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詩稿修訂版［C］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

［4］奚永吉文學翻譯比較美學［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5］許淵沖翻譯的藝術［M］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

［6］傅雷著，傅敏編傅雷談翻譯［C］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

［7］錢鐘書七綴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楊憲益譯紅樓夢［Z］北京：北京外文出版社，1978

［9］霍克斯譯石頭的故事［Z］英國：企鵝出版社，1973

［10］許淵沖譯唐宋詞一百五十首［Z］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篇9

影視人物形象設計是影視藝術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構成劇中人物鮮明性格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也是鏡頭語言表達所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成功的影視人物造型不僅能使演員改變形象，貼近劇中人物，激發演員表演欲望盡快進入角色，拉近演員同劇中人物的距離，使劇中人物形象更加真實、藝術和飽滿地展現在觀眾面前。

一、研究背景

隨著人們物質文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其對藝術的鑒賞、對美的追求有了更高的要求，他們所需求的是藝術和技術含量極高的視覺作品。作為人們視覺盛宴的影視藝術已不能僅靠故事情節來吸引觀眾,這給我們電視人提出了更新更高的難題。

大多數影視作品中的人物造型是由化妝師、服裝師和演員共同塑造，他們對營造形象美、畫面美負有直接責任，是構成整部影視作品審美價值的重要條件之一。每一個藝術形象的創造,都包含著形象造型師對劇中人物幾近苛刻的審美要求。不僅要分析劇中人物諸如年齡、職業等的形象特點，更要結合演員本身的形象要素（如膚色、體型分析），更要將兩者進行結合、分析與再設計，才能塑造出既有劇情感，又有時代感，既有藝術要求的形式美，又有大眾需求的現實美的成功的影視人物形象，而忽略了其中任何一項因素，都會造成影視人物的虛浮與不真實。因此，影視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不僅建立在分析演員的社會角色上，更要結合其在劇中人物形象的表演角色，才能塑造出有“血”有“肉”的影視人物形象。

《穿Prada的女王》風靡一時，不僅為人們帶來了時尚背后的故事，更掀起了世界范圍內的“超短裙風尚”，幾乎一夜之間所有的女孩都穿上了超短裙，也喚起了人們對發明超短裙的服裝設計師瑪麗?昆特的美好回憶。Black Swan的熱播引發了2011年時尚舞臺的“黑天鵝”流行旋風。Jean Paul Gaultier 2011秋季高級定制系列里融入了Black Swan中芭蕾舞元素：模特化著主演娜塔麗?波特曼鬼魅“煙熏”芭蕾舞妝，踩著交叉絲緞綁帶的高跟鞋、妝飾羽毛的服飾及黑、白、灰為主調的色彩，就連背景音樂都是采用的影片原聲帶音樂，為人們帶來了時尚版的“Black Swan”視覺饕餮盛宴。可見，影視劇的社會影響是全方位的，它不僅為人們帶來了精神的愉悅、享受，引發了人們對現實社會現象的深思、探討，更成為時尚舞臺炙手可熱的流行元素。

二、形象設計對影視人物塑造的意義

形象設計又稱形象塑造（Image-building），從廣泛或宏觀意義上說這是一門二維平面設計與三維及多維立體空間設計結合的設計藝術，是研究人的外觀與造型的視覺傳達設計，又可稱為人物整體造型設計。通過分析人物整體的形象要素，如形象主體的職業、年齡、體型、膚色、身體線條、量感及言談舉止等，才能塑造出更適合形象主體個性特點，同時被社會公眾都認可的人物形象。

影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是現實生活中人物形象的視覺藝術化，影視人物形象的塑造與現實生活中人物形象塑造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展現形象主體最適合的個人形象，而不同的是影視人物形象設計為了符合特定的劇情，在設計過程中遵循的原則是以影視人物性格特征為“主”,演員自身形象為“基”進行的整體形象設計。這就要求影視形象設計師除了要有基本的形象塑造的相關知識、了解導演和演員的要求外，還要有對劇本的分析力、對日常生活的細心觀察力，對不同文化的審美力和對一切新事物新潮流的鑒賞力，進而更宏觀全面地理解影片，設計出符合影片的人物形象。

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的影視作品在國際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隨之被關注程度也開始提高，演員和導演對影片的要求也向著多視角多方位轉變。中國的影視作品也開始由原有的單純注重故事情節，發展為情節與視覺效果并舉的局面。影片《花樣年華》使得具有中國傳統服裝特色的旗袍成為國際時尚舞臺的主角。張曼玉在片中二十多套旗袍的亮相形色各異，妝容雅致，舉手投足之間盡顯女主角的搖曳風姿。

影視是以視覺形象為主的藝術，塑造影視形象的鮮明性和藝術性是影視人物形象設計真正魅力之所在。在影視藝術中，形象設計的著眼點主要體現在表現劇中人物性格特征、所處環境及時代背景的因素中，故人物形象的塑造要符合影視作品中的時代氛圍、遵循和諧美的原則。例如：形象造型中的服飾設計與搭配作為一種文化與藝術，有其特定的文化意義與藝術表達。人物的形象設計上即要能反映出人類的時代特征、民族風貌、社會氛圍乃至人類個體的心理因素等，又要結合社會公眾的大眾審美情趣及對服飾流行文化的認知。可見，好的人物形象設計對影視人物形象塑造的成功乃至整部影視作品的成功都有著及其重要的意義。

三、形象設計在影視造型中的目的及作用

（一）形象設計對人物性格特征的詮釋

不同的影視作品中會出現多個不同的有著各自鮮明性格特征的人物，而這些不同的特征決定了不同的角色定位，就需要形象設計師在進行影視形象設計時，能把握角色特點，把握劇中人物的角色特征，并通過形象塑造的基本構成元素如服裝等的藝術化處理，使人物性格的特征更加飽滿。

影視形象設計還需要形象設計師能夠對不同時期的服飾進行深入的研究，使劇中的人物在著裝、言談舉止上符合劇情特定的時期，更應在尊重劇情的基礎上，對服裝加以時尚創新設計，以符合大眾對時代審美的需求。曾經獲得奧斯卡最佳藝術指導獎的著名影視美術指導葉錦添在張紀中版電視劇《射雕英雄傳》中，為周迅設計的造型明顯有別于當年翁美玲扮演的颯爽英姿的黃蓉。他以金庸對黃蓉描寫為準則來設計造型的同時發覺了演員本身的特點來創造形象。葉錦添力求在造型上突出周迅精靈機巧的氣質，結合清純淡雅的妝容、合適的服飾搭配及服裝色彩使得周迅版黃蓉的古靈精怪躍然紙上，人物造型也更趨于青春化、時尚化，更符合年輕觀眾的審美取向。

（二）形象色彩設計對人物塑造的表現

大約在15~20萬年以前的冰河時期，人類就有了對色彩的認知與使用。色彩不僅是視覺效應，還是最富情感的表達要素，能使人加深記憶，所以在設計中色彩恰到好處地處理能豐富所表達事物的表現力和感染力。正如《影片的美學》一書中說：“彩色在銀幕上如同在畫布上一樣，不僅僅是一種表現形象和事物外貌的手，它對解釋所描寫的角色的內心面貌上都起著重要作用，彩色是一種對形象進行理解和刻畫的重要手段。”

影視形象設計中的色彩與所有設計中的色彩一樣，是功能和情感的融合表達，不同的色彩會對人產生不同的色彩心理聯想，可以喚起與人們生活經驗相關的各種聯想。在色彩的感受中，人們對色的冷暖感受最為鮮明，紅、橙、黃等色可使人聯想到陽光、火焰、灼熱是暖色，易引起興奮，使人產生活躍；青、藍、紫等色可使人聯想到水、冰、寒冷的夜空,稱為冷色，使人感受到寧靜。對影視觀眾而言，由于其對于時尚的關注度越來越高，使得影視服飾色彩藝術的影響力與感染力越來越廣。成功的影視服飾藝術表現，使觀眾在享受藝術美的同時被影視服飾款式、色彩的魅力所深深吸引。電影《英雄》正因為服裝色彩的設計純粹而又濃烈才讓人記憶深刻。從張曼玉和梁朝偉的初次相遇時清新飄逸的淺綠色長衫，到影片最后，兩人歷經感情糾葛在沙漠之中自殺時的白色棉布長衣，無不詮釋著兩人至真至純的愛情，而色彩的拿捏更為其平添一份憂傷的浪漫。影片Black Swan以黑、白、灰、粉為主基調，詮釋著女主角尼娜不同時期不同的生活及精神狀態。粉色的尼娜是有著單純美好心態的芭蕾女孩；灰色的尼娜頻頻出現幻象，練舞時的服裝從白色變成灰色；首演前夜,妮娜的壓力達到峰值，近乎崩潰，黑色伴隨黑天鵝妖冶的氣息逐步顯現；公演時，妮娜化身黑天鵝，純粹的黑應和急促的音樂將尼娜惶然、恐懼、無助、堅韌的形象烘托欲出；遍體雪白的妮娜終于帶著黑天鵝的殤，回歸純白世界，這便是一種涅再生的奇幻妖異的“天鵝之死”。導演僅通過人物服飾色彩及音樂的變化，就將人物內心由單純羞澀到恍然悲凄、絕望痛苦直至回歸平靜的細微變化傳達得淋漓盡致。

影視形象色彩設計是以色彩學為基礎的創作過程，就人體色的角度來看，在不同膚色、不同燈光下把握色彩的運用,是影視形象色彩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個人色彩理論是20世紀初，美術設計學府包豪斯學校的約翰內斯?伊頓教授開始進行色彩分析，個人色彩的概念由此而生。個人色彩主要是指能讓膚色呈現健康狀態的顏色。根據形象主體的皮膚、頭發、眼睛的顏色，可以判斷出適合他的服飾、妝面顏色，從而塑造更適合形象主體的形象。如：不知什么時候起，伴隨韓劇的流行韓國人儼然成為愛打扮的時髦一族。一部韓劇的熱播，勢必有一股“韓流”熱風刮起并且風靡世界。浪漫唯美的色彩畫面、時尚得體的服飾、精心巧妙的服飾色彩搭配及精致的妝容無不深深地吸引著觀眾。綸伯倫說，一個人的實質，不在于他向你顯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顯露的那一面。影視形象色彩設計的實質也是這樣的，不能為了視覺而一味的最求絢爛的色彩，我們應該追求的，是在充分理解劇本劇情后打造出的一種唯劇情獨有的風格――“個性”色彩。

四、結 語

作為影視形象造型師，不僅要理解影視形象對電影表現的重要性，能夠熟悉服裝設計的理論，而且能夠依據不同演員的形象構成要素，通過對其臉型與發型、身體線條與服飾線條、人體色與服色的分析，為影視人物進行多維的形象塑造，從而設計出符合影視作品個性特點的，有鮮明時代烙印的，藝術與技術相結合的影視人物形象，為觀眾呈現更加完美的視覺饕餮。

［參考文獻］

［1］ 程曉英.時裝與電影的互動和發展研究［D］.天津:天津工業大學,2005.

［2］ 顧筱君.形象設計教程［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8.

［3］ 張麗.影視傳播影響服飾流行的分析［OL］.中國科技論文在線:paper.省略.

［4］ 黃海娟.服飾是影視藝術無聲的語言［J］.大眾文藝:理論,2008(06).

篇10

一、從作品改編看文學在影視中的存在

文學(主要是小說)和電影可以說都是敘事藝術的典型。文學就是以語言為物質媒介，以文字為基本載體，反映和表達人們審美感知的語言藝術。電影是以影像為基本敘事單位，通過聲畫的不同組合來表達主題，闡發思想的。較之干文學的敘事載體的單純，“電影在表面上要豐富許多，比如它可以借助景別，景深、時空轉換、鏡頭組接，切換、音樂、燈光以及各種蒙太奇手法和以感覺形式呈現的節奏、韻律、影調、色彩等手段組成不同的敘事結構，并且隨著高科技的加盟，電影在敘事手法上更加變幻莫測。”兩種藝術形式最本質的相似性在于敘事，從美學形態上的相似性來看，電影和文學主要的敘事因素都包含著敘事主體、敘事客體、敘事手段三個關鍵元素。它們都是借助與敘事的感性特質虛構或者再造了一個有別于現實真實世界的虛擬空間，而這個空間是對于現實世界一種美學意義上的重現或者補償。正是二者存在著這種共同性才可能通過“改編”這一橋梁獲得一個共通性。

改編也是創作，但它是在原著的基礎上進行的創作，因此也有人稱之為再創作。電影對文學作品的改編又不同于電影對于原先存在的另一部電影的改編(翻拍)，后者相對來說其創造性更多在于技術上的選擇與處理，其內容上的創新相對來說偏弱。而前者需要導演、編劇、演員及整個團隊的集體智慧創造，這創造首先會基于對原著的理解、接受、認識上。同一部小說或戲劇，在不同的編者的筆下，可以成為風格迥異，甚至連內容都有很大差別的電影作品。正是由于文學和電影都是要求具有豐滿情節的敘事藝術，這為文學作品的影視改編提供了基本的物質基礎，但文學和電影在敘事手法上的截然不同，注定了從一部為文學名著到改編成一部經典影片是一條貌似有章可循實際上卻是“改編共性”與“編導個性”互動相生的藝術創造過程。

中外許多影評理論家曾經就文學改編談到自己的心得與見解，美國電影理論家杰佛里?瓦格納在他的論文《改編的三種方式》中曾經提出影視改編的三種方法，即移植法、近似法和注釋法。移植法是幾乎不改變小說原著的故事時間和敘事時間順序，編導者幾乎完全忠實于原著的人、情、事的發展流程，這種方法被他戲稱為“把古典小說簡化成古典連環畫冊”，近似法是把原著作為一個宏觀的故事框架，而在改編過程中更多地體現導演的創意，而使改編后電影的風貌與原著的真實性保持了一定的距離，也是對于原著的藝術再現，例如布努艾爾的《白晝美人》，羅貝爾?布萊松對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夜》的改編，注釋法是電影編導者比較鐘愛的一種改編方式，它不像第一種方式那樣呆板拘謹，也不像第二種方式那樣天馬行空，而是運用編導者的個人化風格和文學素養，對于原著中的情節和人物重新進行“電影式”的取舍再現，這包括敘事線索的重排，敘事人物的增刪，敘事情節沖突的轉換與重構等。在我國第五代導演中張藝謀是成功運用此法的導演之一，對于張藝謀而言。所有的小說只是他電影創作起步的基石，小說于他只是提供了一個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故事框架，作品的真正靈魂是導演所賦予的。所以面對每一部小說，張藝謀幾乎都做到了“不忠實”于原著，這不但包括不照搬原著的人物構成和人物發展命運、故事情節和敘事線索，而且更多地體現為不忠實于原著的風格和靈魂。因此他的改編制作總是體現著一個導演個人化的藝術風格，他的“傷筋動骨”的改編使人很少想到被他所用的原著，人們更多地覺得這是一部具有原創意義的藝術作品。張藝謀對莫言小說《紅高粱》的改編便是成功運用注釋法改編文學作品的案例。1987年張藝謀借用這部小說的故事框架重新構成了一部影片，將原著的故事精神改而化之，原著本來是以抗日為基本主線，“爺爺和奶奶”之間的愛情故事為輔線，在改編時，張藝謀中意于小說中所表現的那種生命的騷動不安，熱烈狂放，而提煉出另一個電影故事主題，將故事的講述偏移到對于爺爺奶奶在愛情過程中表現出的生命力的張揚上，因此一部以表現戰爭和民族精神為重點的小說在張藝謀的鏡頭下變成了“一支生命的贊歌”。

當然，也并非說電影的制造都得靠對文學文本的改編得來，早期無聲電影《摩登時代》便是在沒有劇本的情況下產生的經典影片，直到現在還深為觀眾們所喜愛。但電影作為一類敘事造型藝術它本身就已經在運用文學的表達思維與技巧了。即使沒有劇本我們也仍然可以在電影中見到文學的影子。而當下越來越多作者的“觸電”更是將文學直接引入到電影中，這既是電影思想與靈魂得到升華的機會，也是文學借助于另一種全新的藝術得以更為普及大眾的機會。一部好的文學作品最后成為一部好的影視作品這當然是在視聽時代文學與電影的雙贏。

二、文學形象在屏幕上的異化

小說中人物的形象、性格是靠讀者的想象來完成的，這一點與電影中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一樣，直觀性是電影的第一要求，通過人物的活動、語言來展示人物形象、性格。電影表演又叫“演戲”，戲劇的“戲”只在舞臺上完成，而電影則是在真實或虛擬的拍攝場地完成。戲的決定因素則是人物個性形象的塑造。文學強調“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電影同樣需要塑造屏幕上的“典型人物”。中外各類經典電影，都為我們留下了一系列電影典型人物畫廊。所謂典型，就是具有高度概括能力并現實了某類本質性特征的人物形象。從名著改編后依然保持了原著特色，并繼續獲得成功的電影典型形象很多，我國現代文學著作的典型阿Q、駱駝祥子、繁漪、覺新等在電影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現。即使非名著改編的電影，一些典型形象也永遠根植數代觀眾的心目中。潘冬子、胡漢三、董永、七仙女等在人們心目中成了永久的藝術典型。電影典型形象的塑造，依然需要在“戲”的典型沖突與典型環境中去展示，去通過一個個獨特構思的鏡頭，從外在與人物內心推動沖突，完成人物個性的典型化。張藝謀的電影典型“我奶奶”、“我爺爺”、“秋菊”都具有獨特的個性和生活情感體驗，是典型環境中真實人物的再現，人物形象與個性非常獨特豐滿。

“如果說由于媒介的差異，文學作品尚可以用心理描寫、外貌描寫來刻畫人物性格的話，那么影視作品就必須用人物的行動、語言來完成形象的塑造。要想使人的行動，語言符合其性格特征就必須用一個又一個細節來構建起人物形象的血肉，人物形象由細節累積而成。”因此電影對文學作品改編中，首先要注意原著中有關人物描寫的細節，在深入理解每一個細節所起的獨特作用的基礎上 進行屏幕轉化，同時也依據人物性格展開豐富的想象，進一步拓展、豐富細節表現，使原著中的人物形象完整地展現在屏幕之上。但是從實踐情況來看，屏幕上的人物形象與原著中的人物形象也不可能是完全地吻合，常常會出現比原著更精彩或者更遜色的情況。這種從文學形象到屏幕形象的轉化是否成功也許并不能以是否對原著形象的忠實而作標尺。畢竟電影是具有其本身特質的獨立藝術形式，它遵循著電影本身的創作規律與法則，在蒙太奇的世界里對人物形象塑造的要求與效果必然也有別于單純的文字編排。也許通過兩個案例的分析我們更能理解這一點。在此筆者特意選擇兩個人們耳熟能詳的文學形象被改編成屏幕形象的案例：《三國演義》中的曹操和《水滸傳》中的林沖。這兩個人物的屏幕形象都有別于小說中的形象，而觀眾對他們的評價則是曹操的形象較之小說有更精彩之處，而林沖的屏幕形象則遜色于小說中的形象。

在小說《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歷來被認為是最成功的藝術形象之一，但也是爭議最多的一個形象。羅貫中遵循“擁劉反曹”的歷史傾向，按照“七實三虛”的原則，將曹操塑造成為一個“亂世奸雄”的形象。雖然這一形象也不乏英雄的一面，但奸詐成為其性格的主要特點，使這一人物成為奸臣的象征。而電視劇《三國演義》在對小說中曹操形象進行塑造時，一方面遵循了原著對曹操形象的描寫，用大量的情節演繹了曹操“奸邪詐偽陰險兇殘”的性格特點，如渲染他殺呂伯奢一家、借糧官王厘之頭以穩定軍心、殺謀士楊修、夢中殺人等，使曹操的形象符合觀眾心目中“亂世奸雄”的性格特點；另一方面編者又在曹操形象中注入了新質，這些新質融合了我們對歷史人物曹操的新評價，展示了曹操慧眼識英才、統一北方的雄才大略，使這一形象具有封建政治家的品質。這種新的定位使曹操的形象具有更為豐富的內涵。比如在小說中“祭袁紹”這一節，作者僅用不到二百字進行簡單描寫，主要回顧了曹操與袁紹的友情，曹操的表現也不過“哭甚哀”而已。編劇對這一段的改編則除了表現曹操對袁紹墓跪拜，又加了兩個情節，一是曹操命令：　“將沮授、審配、辛評及河北義士的靈牌擺上”，二是命陳琳在袁紹墓前重讀當年袁紹所寫的討曹操檄文。此時眾將一起跪下勸阻，曹操卻執意要念，陳琳只得在戰戰兢兢中把檄文讀完。在這個細節中，曹操敢于將辱及自己祖、父的檄文重新當眾宣讀，表現了曹操悼念河北義士的寬廣胸襟，體現出他作為一個政治家、戰略家安撫人心的高超技巧。體現了其性格復雜性的一面，也改變了原著中曹操形象單一的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