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文學與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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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巧寫

閱讀是寫作的基礎，寫作水平的提高不僅僅和讀書密不可分，也需要掌握一定的寫作技能。日常生活中，認真觀察，積極動腦，勤于練筆，堅持寫日記或周記。不論長短，只要寫出自己的感受就行，一個片段，一個見解，一個創意，都是收獲。在平常的寫作指導與批改中，我不斷變換作文和批改的方式，不斷提高要求，讓學生步步提高，看到自己的進步，在成就感中不斷培養學生的信心。初次作文，我以規范為首，從立意、構思、語言、內容、書寫、段落層次、標點符號等方面做出具體的要求，將作文謄寫在作文本或稿紙上。作文批改以教師的面批為主，了解學生的真實水平，找出其優點，同時說出自己的建議，有利于以后的作文指導和學生水平的提高。中段作文以標新立異展示個性為主，用作文紙進行訓練。具體方法是：用一張八開附有格子的紙，第一面讓學生列提綱，從第二面開始作文，第三面的后面和第四面是教師的指導和學生的修改。此次形式的作文以師生課堂共評和優秀例文引導為主，在看到自己長處的同時，主要是學習別人的優點，取長補短，共同提高。魯迅先生說，作文是改出來的，而不是寫出來的。對于學生作文的修改，一方面可以借鑒別人的優點，例如好的作文題目，巧妙的構思，充實的內容，精彩的段落等；另一方面可以修改自己的不足，或是局部修改，改正錯別字，注意語句的精練與生動，也可以是整段，甚至是整篇文章，直到滿意為止。修改好的作文，教師給予指導，等雙方都滿意后，再進行打印，變成鉛體字，編輯成冊，收入個人文集或班級文集，讓學生有成就感。對于特別優秀的作品，教師或學生自己積極地往雜志或報紙推薦投稿，爭當文學小明星，在自己發表作品的同時，又增強了自己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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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表述中“范式”話語的充斥，使得我們在文學研究過程中面臨著一種范式語境的壓力，即只要所強調的語詞內涵類似于模式的話語都用“范式”來代替，無形中就形成了一種用“范式”話語表述的行文范式。這一范式的形成，體現并強化了這樣三個意義:一是“范式”話語是我們現在標舉研究文學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語詞表征，或者學術創新的語詞表征。童慶炳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指出了兩種現代文學批評模式:語言學批評模式和心理學批評模式。但隨著“范式”話語的流行，這兩種文學批評模式被稱作是語言學范式和心理學范式。誠如我們前面所說，范式與模式的內涵是有差異的，但在具體的使用過程中，兩者之間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學研究范式的相關論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論建樹意義，而僅僅停留在語詞的堆砌上，最終使得文學研究變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論文或著作:到處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轉換”成為當前文學研究理論、問題、對象以及方法自我調節機制的明顯表征。庫恩認為，“范式”是“指那些公認的科學成就，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實踐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這就強調“范式”本身的時效性，“范式”及“范式轉換”為文學研究提供了開放性的視野。范式轉換是針對舊的文學研究模式不能適應新的文學現象的一種能動調節機制，在這種機制下，文學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為文學研究繼續進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論基礎，同時也能讓人們從歷時性與共時性的層面對文學研究的現象、方法有動態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話語所形成的文學研究范式，在當前具有哲學意義和方法論的意義。文學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學性內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種整體的把握方式，可以從形而上的層面對文學研究有一個宏觀的認知;所謂方法論的意義是指文學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層面，即范式可以作為一種具體的研究手段或方法來解讀具體的文學作品。所以，文學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雙重意義，或者說文學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觀的也可以是宏觀的，可以既是理論的也是實踐的，這是文學范式現在可以暢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個意義，其實都具有當下性，正如不同時期的文學研究中會出現新的理論語詞一樣，“范式”只不過是當今學術話語的新寵。當“范式”的革命性內涵漸漸趨于程式化，喪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時候，有關“范式”的論文論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時的范式只是理論言說者的一種無意識表達，其所具有的理論增生功能也將趨于消亡，“范式”話語可能會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當有關范式話語的理論表述處于自動化狀態時，“范式”一詞是否會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學也被發掘出來，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來，替代一神教的不是無神論，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說死了以后，它留下來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爭我奪，不斷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類，每一個都在大喊大叫，要求獲得承認。”這應該也是當前文藝學學科的生存狀態:一種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顯時便會受到種種質疑，從而會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現，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會消失。因而“范式”一詞在文學研究中被新的語詞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會消亡。我們知道，一種話語的使用代表著一種價值。“范式”這一話語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樣的表征功能?張旭東指出:“文本總是會產生行話套話和新奇的流行說法來代替舊的說法。在我看來這些都是值得重視的癥候，借以窺探某一歷史時刻的集體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問題何在等問題———這些突然變得時髦的意識形態似乎總是會以某種方式對上述問題給出解答。”“范式”的行話套話性的意義表征了文學研究過程中所形成的“術語”壓迫性，即每個觀點的言說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話語框架中表達自身的想法，這當然與我們的學術體制有密切的關系。而學術體制又是我們這個時代整個社會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也反映著我們這個時代的意識形態。因此，一系列“范式”話語所形成的范式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的表征，借用范式話語而形成的文學研究范式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意識形態的表征，這就需要對由“范式”話語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進行審視。

二、有關“范式”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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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構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體現了一種學術創新

這種創新是研究者對中國和國際比較文學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新的理性分析和理性解答，提出新原理，或建構新的理論體系或新學派。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體現在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術語、概念、范疇和言說體系。如“比較文學”“世界文學”“變異學”“譯介學”“比較詩學”“可比性”“闡發研究”以及比較文學的認識論、本體論和方法論等核心術語、概念、范疇等都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的關注點，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理論表述。這里僅以“比較文學”、“世界文學”和“變異學”為例加以說明。比較文學自它誕生以來，不斷出現的“比較文學”的定義之爭也訴說了它的學科發展史。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各有自己的定義，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定義。季羨林、錢鐘書、孫景堯、樂黛云、陳惇、楊乃喬、曹順慶、王向遠和方漢文等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比較文學”的內涵加以界定。如目前在高校中使用較廣的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這一概念的界定為：“比較文學是以跨民族、跨語言、跨文化與跨學科為比較視域而展開的研究，在學科的成立上以研究主體的比較視域為安身立命的本體，因此強調研究主體的定位，同時比較文學把學科的研究客體定位于民族文學之間與文學及其他學科之間的三種關系：材料事實關系、美學價值關系與學科交叉關系，并在開放與多元的文學研究中追尋體系化的匯通。”這一概念明確了比較文學的“四個特性”“三種關系”“一個本體”和研究客體，受到了學界的認可。方漢文立足于全球化時代比較文學研究的對象特性給出了“比較文學的新定義”：“比較文學是跨越不同文化體系的，通過同一性與差異性的比較來研究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與聯系的學科。”這個界定充分肯定了“世界文學”作為比較文學這門學科的研究范圍與具體對象，重視作為一種思維方式的比較的意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化逐漸深化，“世界文學”的概念被再一次成為關注的焦點。本來，作為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世界文學應該有特定的涵義。但是自從歌德提出這個概念以來，關于它的內涵的爭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近年來，國外研究者如大衛•達姆羅什、克里斯托弗•普倫德加斯特、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弗蘭科•莫萊蒂等先后提出自己的理解。國內學者王寧、楊乃喬、方漢文、曹順慶等也對“世界文學”提出了新的闡釋。如王寧從世界主義的角度指出，世界文學可以被描述為：“

（1）各民族優秀文學的經典之總匯；

（2）一種用于從總體上研究、評價和批評文學的全球的、跨文化的和比較的視角；

（3）不同語言中的文學生產、流通、翻譯和批評性選擇的發展演變過程。”楊乃喬則認為，“世界文學共含有五個層面的意義：總量上的世界文學，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文學，作為經典的世界文學，歌德理想中的世界文學以及借助翻譯在語際傳播、折射與閱讀的世界文學。”可以看出，這兩個界定中都避免了直接下定義的方式，從不同側面對“世界文學”給以了界定，也不難看出大衛•達姆羅什的影子，因為在他看來，“

1、世界文學是各種民族文學的橢圓形折射；

2、世界文學是在翻譯中有所獲益的文學；

3、世界文學是一種閱讀模式，而不是一系列標準恒定的經典作品；是讀者與超乎自己時空的世界發生的間距式距離。”而方漢文則從辯證理性的角度重新定義了“世界文學”：“世界文學就是各個民族和國家文學差異性的同一性的交合與融新。”這種界定凸顯了世界文學中的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同一性的辯證統一。“變異學研究”是曹順慶近年來致力建構的一個領域。在《比較文學學》（2005）中，他首先提出“變異性”的話題。2006年，他對“變異學”給出了明確的界定：“比較文學變異學將比較文學的跨越性和文學性作為自己的研究支點，它通過研究不同國家之間的文學現象交流的變異狀態，以及研究沒有事實關系的文學現象之間在同一個范疇上存在的文學表達上的異質性和變異性，從而探究文學現象差異與變異的內在規律性所在。”此后，他又發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系統闡釋變異學的理論背景、理論核心、研究范圍（跨國變異研究、跨語際變異研究、文學文本變異研究、文化變異學研究和跨文明研究）和價值意義等，在國內外學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三、中國比較文學話語體系的形成除了體現在核心概念、術語以外

在學科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也頗有創新。中國比較文學研究者結合本國的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全球化時代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例如樂黛云等著的《比較文學原理新編》（1998）立足于文化和文學多元差異性的觀念，率先將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引入比較文學研究中來，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與互補觀念，主張東西方文學要、互識互補、和諧相處來促進世界比較文學的共同發展。另外，方漢文的《比較文學高等原理》（2002）從“新辯證觀”的視角提出了比較文學認識論與方法論的統一、中國話語體系建構、比較文學的新定義等論題，引起了學界的關注。在該書2011年的修訂版中，作者提出了“創建比較文學的中國化新理論體系的初步構想：包括比較文學的本體論、文本論和批評實踐等構成部分。”楊乃喬主編的《比較文學概論》對比較思維和比較文學的本體論等構成的劃分顯示了新世紀以來比較文學研究的新模式。曹順慶等所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2002）探討了跨越東西異質文化（文明）間比較文學研究的問題。他主編的《比較文學教程》（2006）“打破了歐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體系，概括出一個新的學科理論范式，明確提出了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一個基本特征與四大研究領域，一個基本特征即‘跨越性’，這包括跨國、跨學科與跨文明；四大研究領域即‘實證性影響研究’、‘變異研究’、‘平行研究’與‘總體文學研究’。”

該書還深化了“跨文明研究”的表述。其中的“變異研究”是作者提出的頗有創新性的觀點，它關注文學交流與傳播的過程中由于文化過濾、文學誤讀、譯介、接受等作用而發生的變異情況，并由此探究文學變異的內在規律。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國比較文學在歷史實證（影響研究）和邏輯美學（平行研究）兩種方法論的基礎上，將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向前推進了一步，業已形成以跨文化研究為主的研究方法，為世界比較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血液，使得它能一次又一次地絕處逢生，走出“危機”，以致于國內不少學者一直在呼吁建立“比較文學中國學派”，并充分肯定其貢獻。我們認為，中國學派仍在建設中的表述更為妥當。對建設中的“中國學派”而言，獨特的方法論應是它得以形成和發展的學理依據。20世紀90年代末期，曹順慶曾經指出：“……中國學派則將以跨文化‘雙向闡發法’，中西互補‘異同比較法’，探求民族特色及文化根源‘模子尋根法’、促進中西溝通‘對話法’及旨在追求理論重構‘整合與重構法’等五種方法為支柱，正在和即將構筑起中國學派‘跨文化研究’的理論大廈。”五種研究方法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基于自身的理論思考和研究實踐提出的。新世紀以來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累累碩果證明了這些方法的可行性。在研究領域方面，中國比較文學涉及到學科理論建設、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中外文學關系、比較詩學、比較文化、流散文學、海外華人文學、中華民族文學關系、文學符號學、海外漢學等，并已經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優勢。不過，國內研究者的側重點各有不同。限于篇幅，這里難以細述，僅論及翻譯研究、文學人類學和中外文學關系研究。

翻譯研究的繁榮，尤其是翻譯作為一門獨立學科的出現是比較文學和翻譯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事件。這是因為翻譯研究一直是比較文學研究的傳統領域，也是翻譯文學、翻譯文學史和譯介學的研究對象。文學翻譯不僅要轉換文字符號，而且要傳遞和重塑文化觀念。翻譯文學離不開譯者的文學再創造。翻譯家不僅要創造性地再現文學作品的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之處創造出交流的可能。謝天振的《譯介學》（1999）、《譯介學導論》（2007）等著作為比較文學的翻譯研究奠定理論基礎，也提供了豐富的實踐案例。“譯介學”已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論體系，是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亮點之一。文學人類學新學科的建立。文學人類學是文學與人類學兩種不同學科的交叉與結合，是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中的最具個性的分支學科。到目前為止，該學科已經出版了兩套大型圖書：一套是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包括《〈楚辭〉的文化破譯》《〈詩經〉的文化闡釋》《〈老子〉的文化解讀》等。另一套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人類學論叢”，包括《性別詩學》《文學與治療》等。另外，“神話學文庫”叢書也正陸續由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推出。中外文學關系研究。嚴格說來，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是國際文學關系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近年來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研究的最大進展，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全面研究20世紀中國作家所體現的中國傳統文化繼承與西方文化影響的互動。這開辟了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新研究領域，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實證研究的得天獨厚。主要成果如15卷“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2005)的出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中國文學在國外的研究，也有了長足的進展，8卷本的“跨文化叢書：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2002)無疑是20世紀一部重大的學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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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在外語教學中，由于對傳統語法翻譯法的全盤否定和受直接法、聽說法等流派的片面影響，外語教學界在研究母語及母語文化的作用時，過分夸大母語和母語文化的負遷移作用，忽視了它的正遷移作用的存在。很多研究者認為，外語教學的主要目標是提高目的語的熟練程度，增加對目的語文化的了解，母語和母語文化在教學中可有可無，在外語教學中盲目排斥母語和母語文化的積極作用。這種觀念的推行直接導致了外語學習者的母語文化素養的降低，而且每況愈下。史國強、王宇通過對沈陽師范學院的130余名考生的翻譯試卷的分析指出，“英語專業學生身上文化素養的欠缺已經到了令人擔心的程度……中國學生竟然不知道抗戰是和誰打仗”[1]。他們還分析了學生中國文化素養欠缺的原因，主張學生應加強中國文化知識的學習。陸魁秋也對汕頭大學英語專業三年級學生的母語文化知識進行了調查，結果也發現學生的中國文化常識非常匱乏。他指出，主體文化(即母語文化)同目的語文化一樣也是交際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張在課程設置尤其是在低年級的課程設置中增加中國文化課，減少專業主修課[2]。另外，任海棠、從叢、韓紅都提到了這種中國文化知識欠缺的現象——中國文化失語癥。學習者中國文化知識匱乏會直接影響外語語言知識和文化的學習，影響綜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正確理解和對待母語文化在外語學習中的作用是我們搞好外語教學工作的一個關鍵性環節。我們認為，母語和母語文化在外語學習中的積極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母語和母語文化的正遷移作用

對外語學習的研究表明，在外語學習中存在遷移現象。所謂遷移(transfer)是指在學習新知識時，學習者將以前所掌握的知識和經驗遷移、運用于新知識的學習、掌握的一種過程。遷移又可分為正遷移和負遷移兩種。如果舊知識的遷移對新知識的學習起幫助、促進作用，它就是正遷移；如果舊的知識、經驗的遷移妨礙了新知識的獲得，它就是負遷移，即干擾。以往研究者在探究母語的影響時，往往側重于研究母語和母語文化的負遷移作用。其實，對語言文化的大量研究還表明，母語文化在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中會發生正遷移作用，即深厚的母語文化功底會對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起幫助和促進作用。束定芳、莊智象曾指出：“具有良好的母語交際能力的外語學習者，其外語交際能力的獲得相對容易些。同樣，如果學生的母語與目的語語言結構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際能力的正遷移發生的概率和規模就越大。”[3]92高一虹根據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弗洛姆(BrichFromm)的“生產性人格”理論，通過對52名中國外語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實驗提出了“生產性外語學習”的概念，即“在目的語學習的過程中，目的語與母語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語文化與母語文化的鑒賞能力相互促進；學習者自身的潛能得以充分發揮。在生產性外語學習中，母語和母語文化起著積極的作用”[4]。許多英語界泰斗如傅雷、錢鐘書、季羨林、許淵沖、王佐良、許國璋、王宗炎等也都是學通古今、在母語和母語文化方面有極高的造詣的。因此，在外語語言與文化學習中，我們要正確利用母語和母語文化，使其發揮更大的正遷移作用。

二、進行文化對比需要以母語文化為參照

由于成人外語學習者的大腦不可能是一無所有的白板，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無意識地在頭腦中把所學外語與母語進行對比。我們的教學應充分利用這一自然現象，而不應阻止其產生。因為文化對比可以促進外國語言文化的學習。恩格斯曾說過，“只有將母語同其他語言對比時，你才能真正懂得所學的語言”。關于在第二語言(L2)學習中第一語言(L1)的參照作用，Stern也進行了很好的描述：“讓我們從早已熟知的關于L1的知識出發，從不可避免的遷移和干擾現象出發，把這些遷移和干擾的存在看做是外語學習的一種前提。毋庸否認，學習者(在學習外語時)是把L1作為參照物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向學習者指出兩種語言的相似及不同之處，幫助他們逐漸形成一個新的L2系統。在跨語言的學習策略上，我們因為首先承認了遷移／干擾作用，所以要有意識地在L1和L2之間移動，比較兩種語言之間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的異同，逐漸而又有意識地完成從L1向L2系統的轉換，幫助學習者建立新的L2語言體系。”[5]看來第二語言與文化的學習是在兩種語言與文化的對比中進行的。而要進行文化對比首先需要學習者深刻理解母語文化。學生從出生到大學一直處于母語文化的氛圍之中，對中國的歷史、文學、風土人情、政治制度、教育體系都有所了解，但和英美文化比較起來，中國文化有什么總的特點，他們還不甚了解，他們還沒有把所積累的零散的、感性的文化現象上升到一個系統的、理論性的認識高度，這就需要老師在語言材料明顯涉及英美文化特征時適時地和中國文化加以對比，以幫助學生形成對兩種文化的總體印象，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異。比如在涉及美國的個人主義價值取向時，就應該對中國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加以介紹，對比兩者的差異。這樣才可以幫助學生理解一些具體的交際規則，比如英美人為什么有那么多隱私、他們為什么不能理解中國人的謙虛等，從而指導學習者的具體交際，起到以點帶面的作用。有時一種英語文化現象，費了好大勁也解釋不明白，如果用一個相似的漢語文化現象作參照，問題就很容易說清楚。因此，劉潤清先生在其專著《論大學英語教學》中認為，“學習外語時，完全脫離母語是不可能的，語言之間有些普遍現象，不參考母語，不與母語對比會造成莫大損失”。由此可見，外語學習者具有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也是必需的。

三、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是進行跨文化交際的需要

一般情況下，我們對跨文化交際的理解是，掌握足夠的目的語文化知識，在跨文化交際中遵從目的語人士的交際規約，從而避免產生交際沖突和誤解。但是，在跨文化交際中是應當承認差異并容許差異存在的，如果一味拿一方的(一般是強勢文化)文化做標準去消除差異，這有可能會降低交際的難度，但這是以犧牲世界文化的多樣性為代價的。世界文化是需要多樣性的。湯一介認為，當今人類社會各民族、各國家大都能從其文化傳統中找到某些貢獻于人類社會的資源，不過都只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貢獻，而不可能解決人類社會存在的一切問題。人類文化在哲學、宗教、醫學等方面都是具有互補性的[6]。“有眾多學者認為，今天人類文化所表現的特色，強烈呈顯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缺少目的性的關懷，而東方文化在目的性關懷方面，自有其獨特的價值”[7]。因此，在交際中應使雙方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既拿來又送去，互相學習，共同享受各民族創造的精神財富，保護各民族的優秀文化，“使交際雙方能夠充分發出屬于自己的文化的聲音，又能夠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8]。我們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繼承和發揚本民族的優秀文化，具備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四、具有較高的母語和母語文化素養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要求

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人才，英語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而構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為知識、能力和素質，三者相輔相成，互為唇齒。汪榕培先生認為，素質教育應強調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學會做人，使學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確定正確的價值標準；二是學會學習，能夠終生積極、主動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識，并努力創造新知識；三是學會生存，既能掌握一般生存技能，又能掌握特殊專業技能，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應付自如；四是具有較強的國際理解力[9]。外語教學作為外語專業學生接受教育的一條主要渠道，應成為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一個主要途徑，即通過外語教學，不但要傳授給學生語言知識，還要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和人文素養。我國1998年頒發的《關于外語專業面向21世紀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見》對我國新世紀外語人才的培養規格、本科教育存在的問題等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在“問題”中提出了5個不適應，在“知識結構”、“能力”和“素質”的不適應中指出：“學生往往缺乏相關學科的知識。在語言技能訓練中往往強調模仿記憶卻忽略了學生思維能力、創新能力、分析問題和獨立提出見解能力的培養。”《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2000)對我國高等學校英語專業人才的培養目標和規格的要求是：高等學校英語專業的人才“應具有扎實的基本功、寬廣的知識面、一定的相關專業知識、較強的能力和較高的素質”。在教學原則中也明確規定：“專業課程教學是實施全面素質教育的主要途徑。專業課程教學不但要提高學生的業務素質，而且要培養他們的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素質和心理素質。”“應注重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培養學生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寬容性以及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在文化素養方面應“注重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教育……訓練學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能力”。這些都說明大綱把對學生素質的要求提到了相當高的位置。而要提高外語專業學生的綜合素質，母語尤其是母語文化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它是素質提高的基礎。有了深厚的母語和母語文化功底，學生才會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質和正確的價值標準；才能夠主動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識，并努力創造新知識；才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應付自如并且具有處理文化差異的靈活性；才會具有較強的國際理解力，并且能夠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揚中國優秀文化傳統，形成對兩種文化的正確態度，既不會成為盲目崇洋、鄙視母語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者，也不會成為盲目自大、拒絕一切外來的豐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民族中心主義者。總之，學習者母語和母語文化水平提高了，才會有綜合素質的提高，才能促進其外國語言知識和文化的學習，進而促進其跨文化的交際能力的形成。

母語文化在外語教學中的作用不可忽視。如果把兩者的關系處理好了，目的語的學習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隨著對外語人才要求的不斷變化，未來社會所需要的外語人才不僅要具有豐富的外語知識、較高的外語技能和外語交際能力，而且還必須有較高的個人素質和強烈的民族自尊心，這是僅靠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的學習難以達到的目標。

參考文獻：

[1]史國強，王宇．新《大綱》與英語教學中的文化因素[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1(7)．

[2]陸魁秋．主體文化與交際能力[J]．外語與外語教學，1999(5)．

[3]束定芳，莊智象．現代外語教學——理論、實踐與方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6．

[4]高一虹．生產性雙語現象考察[J]．外語教學與研究，1994(1)．

[5]Stern．IssuesandOptionsin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284．

[6]湯一介．新軸心時代與中華文化定位[C]／／樂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對話(6).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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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英語是一個需要付出艱苦努力的歷程，當然也是一個可以不斷開闊視野充實知識的過程，學習者不僅要打好語言基礎，而且應該培養優良的文化素質，做到學以致用，用得恰當。因此，目的語的文化背景學習以及跨文化意識的培養是英語教學與學習中不可忽視的側重點。

一、確認語言與文化的關系

《辭海》云：“語言是人類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它具有地區差異，因此具有傳播文化和道德觀念，傳承文化與跨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語言是文化的載體，也是一種社會標記，體現語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特性，而文化也影響語言和語言的使用。不同語言從表面看是形式的不同，即語言規律性、穩定性和脫離語境而單獨進行分析和解釋的不同；就其本質來說，還是語言功能的不同，即其表現的交際意義的不同，而不同的文化背景決定了這種差異。因而學習一種語言，必須掌握這種語言背后所體現的文化內涵，單純學習語言，是不能保證有效、無誤的溝通和理解的。所以大學英語教學應該融語言與文化及人文精神為一體，應該對英語語言所代表和負載的文化進行分析、比較，從而引導學生文化概念的形成，引導學生形成鑒別不同文化的能力。“這種對不同文化的敏感性，就是跨文化意識(Cross—CulturalAwarenessorInterculturalAwareness)，也稱文化敏感性，是指在跨文化交際中參與者對不同文化背景和因素的了解和敏感程度，是跨文化交際形成的一種認知標準”。

二、大學英語教學中培養學生跨文化意識’

1．注重英美民族文化的導入

眾所周知，英語承載了英美民族文化，英語學習理應強調英美文化的導入。在大學里，不少學校已經為英語專業的學生開設有《英美國家概況》、《美國社會與文化》和《英美文學選讀》等課程，對學生理解英美文化有積極促進作用，同時能幫助學生更有效的使用語言。而學習者在自學過程中，也應主動發現，逐步積累，慢慢去熟悉了解一種不同的文化，用所學語言傳承文化和表達文化，讓文化融解于語言之中。教師在英語課教學中積極的引導也是必不可少的。

比如說，教師在講解“weather''''’這個詞時，英語論文可有意識的舉這樣的例子：“weatherthestorm”(戰勝暴風雨)，“whileitisfineweather，mendyoursail”(修帆趁天晴)，這些都是英語中的習語，學生會覺得比較有興趣去學習和記憶，這時教師可以進一步引導學生注意到這些習語都是和海洋及航海有關的，而且英語中存在著大量的與海洋及航海有關的習語，這樣就會啟發學生聯想已有的地理知識，頓悟原來英國是個島國，所以英語才有這個特點。如此一來，學生無論對英國、英語還是“weather”這個詞，都會留下深刻印象，既學到了語言知識，又加深了對英國國家概況的了解，為跨文化交際打下良好的基礎。

在講解翻譯時，遇到“像頭蠢豬”這樣的話語，老師可以首先讓學生自己試著去做，相信很多同學會翻譯成“asstupidasadonkey”，事實證明也正是如此。從字面看，并沒有什么不對，因為pig在中國人心中是好吃懶做、愚笨的代表，所以有“笨的跟豬一樣”、“豬腦子”等等說法表示對豬的蔑視，然而，事實上很多美國人對pig偏愛有加，甚至以pig做寵物，認為它們聰明、溫順、通人性，所以英語中往往用“asstupidasadonkey”來表達同樣的意思。學生經歷了把donkey和pig搞混的笑話，就避免了在以后的實踐中可能出現的這類尷尬。還有“Heworkslikeadog"這樣的英語句子，如果學生不知道英美人士對狗鐘愛有加，就會把這句話譯成“他像狗一樣工作”，在我們中國人聽起來非常不雅，也不知是褒義還是貶義，其實這句話是對一個人工作的極大肯定。由此可見，正確的運用一門語言必須要有良好的跨文化意識。

在平時上課時，教師可逐步向學生介紹一些日常交際中的習慣，比如在英美國家，每日與熟人見面為了減少不必要的寒暄，通常點頭打招呼，做告別等，這被認為是最簡便、禮貌的致意動作。在聽報告時，中國人喜歡低頭傾聽，而英美人士會注視對方鼻子以上的部分，這是在表示禮貌和傾聽。人們常說“出國問禁，入鄉隨俗”，這都是跨文化意識的體現，了解了這些有助于人們在跨文化交際中輕松應對，做到禮貌得體。2．重視英語變體

雖然英語承載了英美民族文化，但隨著英語全球化發展，它都帶有了本土文化特點，出現眾多英語變體，發展成_門體現多民族文化的語言。例如黑人英語(BlackEnglish)墨西哥英語(ChicagoEnglish)和亞洲美國英語(Asian-Americandialects)。還有社會結構引起的語言的層次變體，不同社會階層和集團在語言使用上是有差異的，比如ain’t是居住在美國南部的黑人的方言，如果在紐約等大都市里聽到這種語言，我們就會知道說這種語言的人大都處于社會底層，遭受歧視。

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在英語教學中應該向學生灌輸這樣一種觀念，留學生論文英語學習是國際通用語的學習，學習者應該具備在漢語文化和漢文化之外的文化現象間進行交際的能力。大學英語教材中所選文章和題材涉獵廣泛，其中不乏有英語變體的出現，尤其是黑人英語(BlackEnglish)，這就要求教師在講課過程中遇到這些變體時要特別提及指出，并向學生簡單介紹英語中存在的各種變體，鼓勵學生去接觸不同變體的英語，開闊眼界，拓寬知識面。比如推薦給學生難度適宜的不同民族的英語原著，建議學生去聽不同英語國家的音樂，看他們的影視作品等等，這樣在以英語為媒介的真實的跨文化交際中，才能使學生從容面對文化差異，順利進行交際。

3．合理處理本土文化與異域文化的關系

語言學家弗里斯提出，交際化外語教學的各門課程都應該建立在本族語和外族語比較的基礎上，只有強調異域文化才能對本民族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只有懂得本民族文化才能更好掌握異域文化，也只有將本土文化和目的語文化進行深入的對比和探討，才能幫助學生提高文化認知的能力。

所以我們在被滲透異域文化的同時，不能忘了對漢語文化的強調，在教學過程中，工作總結不僅要結合自己所用教材內容及學生興趣特點進行適時適量的異域文化知識擴充，還應進行文化間對比與分析，與漢語文化知識及表述方式進行比較，留給學生辨證思考的空間，不至于盲目全盤接受或否定。通過比較，讓學生意識到“跨文化交際并不是一方完全遵守另一方的文化習俗，相反，不管是在群體間還是個體間，跨文化交際總是兩種文化接觸，沖突，協調的動態過程”。我們沒有必要放棄自身文化去附和另一方文化習俗，而是在相互理解協調的情況下，達成諒解，尊重彼此的文化。在跨文化交際中我們有效吸收外來文明，并努力把中國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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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塊化教學”的特點與優勢

對新知識的渴望、對思想境界的提升、對自我人生的思索是人的本能，每個人都有內在的需求以完成此方面的升華，思想開始成熟的大學生尤其如此。要滿足大學生的這種需求，“模塊化教學”不失為一種有益的嘗試。這種教學方法具有明顯的特點和優勢，具體來說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內容的包容性大學語文的基本內容應該是古今中外經典的詩、詞、文、賦、小說、戲劇作品，這一點在各種大學語文教材中都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但如果僅限于此，大學語文就基本等同于高中語文。我們所說的“模塊化教學”包含更豐富的內容，也就是在一個模塊主題下不僅包含文學作品，還包括歷史、哲學、藝術、政治等各方面內容，因為在古代文史哲等學科本來就屬于一體，不同學科可以同時體現相同的思想。對不同學科、不同國家相同主題文章的學習，可以讓學生產生更多的聯想和啟發，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如，丁帆、朱曉進、徐興無主編的《新編大學語文》“我的信仰”模塊，包含宋代哲學家張載的《西銘》、佛家經典《六祖壇經》，選了穆旦、北島等現代詩人的詩作，還選了愛因斯坦的《我的信仰》、法國史懷澤的《敬畏生命》，通過不同文化、不同文體作品的學習，使學生從各個角度理解“我的信仰”的含義;“美的歷程”模塊，既選擇了劉義慶《世說新語》中的篇章，又選了林語堂的《中國書法》、杜甫的《丹青引》等經典作品。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主題模塊的包容性，這樣的教學內容必定會引起學生學習的興趣。

(二)主題的明確性“模塊化教學”不僅內容豐富，而且目標明確、主題突出，能使學生圍繞同一主題展開學習和思考。教師選擇什么樣的主題絕非信手拈來，而是經過精心挑選。在眾多有關審美、社會、人生、思想的主題中如何挑選最富代表性、最能引起學生共鳴、最具有現實意義的主題，直接關系到課堂教學的成敗。筆者在指定教材的基礎上，根據學生的實際需求，結合自己的閱讀和心得，選擇了“我的信仰”“品格修養”“愛情婚姻”“《易》與中國古代神秘文化”等主題。在單元學習前，筆者結合教材導言和自己的人生體驗對學生予以引導，在作品講解過程中盡量多地運用比較的方法，啟發學生思考作品內在的關聯;在每一主題講解后，筆者讓學生撰寫學習心得，以便將學習的知識內化為學生自身的修養和素質。在學習前就有明確的主題，所以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目標明確，充滿學習的動力和熱情。不同作品之間都存在內在的關聯，避免了以往單篇串講方式帶來的邊學邊忘等問題，收到了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思想的深刻性與高中生相比，大學生的自主意識更強，對知識的學習和接受更具主動性，厭倦老生常談的枯燥說教，他們具有更強的參與意識，希望教師的講解具有深刻性，這一點正是“模塊化教學”的最大優勢。大學人文素質教育是基于我國豐富的文化資源和幾千年積淀的經典思想資源，大學生人文素質提高的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他們對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表現出很強的認同和學習欲望。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教思想無疑是三大核心思想，這些思想至今還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的思維和行為。對此，一般的大學語文教學方式是選擇某些經典篇章(如《論語》《孟子》《老子》《莊子》《周易》中的名篇)逐字逐句講解，這種方式和中學教學很相似，大學生們基本可以靠自學完成，因此容易產生倦怠情緒。如果采取“模塊化”的教學方式，組織有意義、有趣味的文化單元，在一個較為輕松愉悅的氛圍中使學生對傳統思想有一個全方位、較為深入的了解，使每一個主題教學對學生來說都是一次想象的旅行和思想的沖浪，那么這樣的學習對他們就具有吸引力，也勢必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教學效果。

三、“模塊化教學”的實施策略

任何好的教學理論都需要借助有效的方法實施。在大學語文教學中成功開展“模塊化教學”并非易事，需要精心設計、合理安排，具體來說需要在以下幾方面特別注意。

(一)模塊的選擇以上面所列四種大學語文教材的單元設置為例，徐中玉、齊森華版本，丁帆、朱曉進、徐興無版本為12個單元，夏中義版本為16個單元，溫儒敏版本為25個單元，每個單元一般有4－10篇不等的選文，少數單元選文在10篇以上。筆者在教學過程中深深感到，以目前大學語文的課時量來說，根本無法完成所有單元的教學。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取舍成為重要問題，選擇哪些單元和篇目，放棄哪些單元和篇目，需要大學教師慎重抉擇。為了更有效地進行教學，教師在選擇單元時必須考慮兩方面因素:一是教師的專業特長。高校的大學語文教師主要來自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古典文獻學、外國文學、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等不同專業，不同專業出身的教師會有不同的選擇偏好。在單元選擇和教學過程中，我們應該鼓勵而不是抑制這種選擇偏好，因為教師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往往能夠游刃有余，獲得好的教學效果。二是學生的實際需求。教師在選擇單元和篇目時，也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實際需求，有時教師覺得很重要的單元和篇目學生卻不喜歡，這時不妨發揚民主精神，讓學生投票決定選擇哪些單元，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能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對于一些理工院校的學生，教師還應該針對他們的專業特色，適當增加相應內容，強化大學語文在科學素養和科學精神方面的教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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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論研究與古代文論教學不同，古代文論研究只要有問學之才，把自己的學術創見用學術話語撰寫成學術出來即可，而古代文論教學要面向大學生，如何在大學講臺上言說古代文論，把晦澀艱深的古代文論觀點有效地傳達出來，讓大學生愉快地接受，則除了要有問學之才，還要有授業之才，武漢大學李建中教授既有獨特的學術創見，在古代文論研究領域成果豐碩，又有高超的授課技巧，把自己獨特的學術創見深入淺出地融入古代文論教學當中，他的古代文論課堂教學實錄――《中國文化與文論經典講演錄》（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9月出版）精彩地展示了如何在大學講臺上講授古代文論，為大學古代文論教學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中西對話

中西對話，按照李建中教授的說法就是“借石攻玉”，就是在教學中引入西方文論的觀念和方法來分析中國本土的文學和文學理論問題，進行中西文論的對話。

在講授司馬遷和《史記》的文學思想時，李建中教授借用了現代西方心理學理論，如自卑與超越的理論，替代滿足的理論，心理需求層次的理論等等，來分析司馬遷的自卑與超越，以及他的“發憤著書”的重要文論思想。首先，結合司馬遷的人生經歷來分析司馬遷自卑心理的形成與超越。司馬遷家族的后世中衰，家庭的窮困窘迫，仕途的茍合取與，個人的孤獨寂寞，尤其是身遭腐刑的奇恥大辱。這一切，在司馬遷的心靈深處組成了一個自卑情結。當他沉湎其間時，自卑不僅默化為濃郁的悲劇意識，而且發酵成強烈的創作欲望，嘔心瀝血寫作了《史記》，是司馬遷超越自卑的非常重要的文化行為。

李建中教授認為，從心理學層面來看，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是一種替代滿足，提出了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非常著名的命題，是司馬遷對中國文論的卓越貢獻。司馬遷自卑的形成和對自卑的超越，就是司馬遷對他自己所提出來的“發憤著書”這一理論命題的實踐。

在講司馬遷替代滿足這一創作心理時，舉了大學生都很熟悉的臺灣作家瓊瑤的例子，分析其愛情經歷與愛情小說創作的關系。瓊瑤在出名之前有一段很坎坷的愛情經歷，她讀中學時就愛上了她的國文老師，這是一場沒有結果的戀愛，后來結婚，這個丈夫又酗酒，又賭博，回家后還經常打她，讓瓊瑤非常痛苦，瓊瑤早期的作品如《窗外》、《在水一方》等，男主人公都是一個模式：長的很帥，很心細，很體貼女性，對自己的戀人照顧的無微不至，是女人心中完美的男人，這就是瓊瑤的替代滿足。還舉了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就是歌德失戀后的創作，是歌德的替代滿足。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有，很生動形象的講述了文學創作中的帶普遍性的心理學問題，同時和分析司馬遷的替代滿足創作心理互相印證，

運用西方心理學的觀念和方法來分析司馬遷的“發憤著書”說，從而實現了中西文論的對話，讓學生更深刻地認識了司馬遷的創作心理和創作動機。

二.古今對話

古今對話，就是運用古代文學理論解說當代文藝現象，實現古今對話。如果說學習西方，是為了解決我們本土的問題，那么研究古代，是為了解決我們當下的問題。古代文論教學，不僅僅要學生了解古代文論的有關知識，而還要訓練學生能夠舉一反三，運用古人的文論觀點來觀察思考當前的文藝問題，這樣學生才能感受到古代文論的現代價值，才能深深體會到學習古代文論的必要性。

比如李建中教授在講授李漁的文論思想時，就運用他的“立主腦”的理論來分析當前的文藝現象。首先理清李漁“立主腦”的含義，就是文藝創作要有主題，有事件，有人物，要通過主要人物和事件來表達主題思想。在講明白“立主腦“含義的基礎上，李建中教授運用“立主腦”理論來分析當前一些文藝現象。比如用“立主腦”的理論來分析評價張藝謀的電影，認為張藝謀早期的電影如《秋菊打官司》、《紅高粱》等成功在兩點，第一點，它有很好的一個文學本子，全部都是很好的小說，有一個很好很成熟的情節框架、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題思想，第二點，張藝謀出生底層，始終有底層的目光，關注底層，關注最貧困的人的生活。可是當張藝謀轉向拍攝商業大片后，以前成功的因素被丟棄了，如《滿城盡帶黃金甲》的人物和事件完全照搬《雷雨》，但《雷雨》的非常深刻主題沒有了，只剩下對權力的崇拜，它只能靠大制作、大色彩、大明星和暴露來吸引觀眾。從而認為張藝謀過去的成功就在于“立主腦”，現在的失敗就在于沒有主腦，丟掉了主腦。由于張藝謀電影是大學生關注的熱點，因此引起大學生強烈反響，紛紛議論當前中國大片存在的問題，舉出還有哪些大片沒有做到“立主腦”，從而加深了對李漁“立主腦”理論的理解，實現了知識的遷移。

依經立論，古今對話，用今人的作品去印證古人的相關理論，從而證明古代文論中那些具有生命力的因素仍然具有現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時拉近了過去與現在的距離，使教學不脫離實際，從而調動學生學習古代文論的積極性。

三.史論結合

古代文論教學中只進行文論觀點解讀，脫離古代文化背景和批評主體精神的現象非常普遍，也就是史、論割裂，學生只能孤立地接受抽象的文論觀點，造成學生感覺古代文論晦澀難懂，李建中教授的古代文論教學則在充分展示文論觀點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和批評主體精神的基礎上解讀文論觀點，史、論融合，學生接受的文論觀點就是具體的鮮活的。

在文化的背景下考察文論，是李建中教授古代文論研究和教學的自覺追求和鮮明特色，這是建立在對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化的緊密關系的清晰認識上的。“中國古代文論是中國古代文化的組成部分，古代文論的發生、發展及演變既以儒道釋文化為思想背景和精神資源，而古代文論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靚麗的風景。中國古代文論從思想觀念到范疇術語，從思維方式到理論形態，無一不受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針對古代文論研究和教學中忽略古代文論和古代文化緊密聯系這一現象，李建中教授在古代文論研究和教學中，“緊緊扣住古代文論與儒釋道文化的關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闡釋古代文論的演進脈絡和理論精髓”①，《中國文化與文論經典講演錄》就是這一認識的體現。

在導論部分，對儒、道、佛、文、文化、文學等中國文化、文學的基本概念進行細致分析，廓清認識，中國古代大文學觀念對古代文論的影響，得出文論與文化不可分割的關系，一是“文學”從它的濫觴期開始，就深深第扎根與“文化”之中，二是中國最早的文學批評的文體是一種文化的文體，三是中國文論從一開始就與儒家經典發生了密切的關系。在每一專題的講解中，緊扣文化背景，如在第一講里就詳細分析禮樂制度與儒家文藝思想的關系，第七講里詳細分析三教合一的時代文化與劉勰《文心雕龍》中儒釋道融合的文藝觀點。

“一個民族的文學批評史，就其精神實質而言，是這個民族心靈的詩性展示，是‘文心’的歷史”②。李建中教授把古代文論史看成是批評主體的心靈史，因此在古代文論教學中，注重揭示批評主體的內在精神。如在第一講中“告訴你一個真實的孔子”一節，把孔子作為一位充滿理想的憂道者、溫文爾雅的教育者、充滿藝術情趣和詩意生活追求的真實形象生動描述出來，改變了一般人心目中孔子刻板形象，了解了孔子豐富而真實的心靈，也就理解了孔子的文藝思想。

在一個個故事中展示批評主體的精神氣質，是李建中教授講課常用方法。講課中批評主體的經歷故事隨手拈來，李建中教授“知人論世”的知識之豐贍令人贊嘆，當然講故事不是為講故事而講故事，而是注重敘說一般人容易忽略而又緊扣講課主題的細節，讓聽課人聽的津津有味，在興趣盎然的聽課中，理解和體會了理論的背景和內容。

如在第六講“文氣清濁：《典論?論文》的創作主體論”介紹“才性二元論”這一觀點時，舉了阮籍蔑視禮法名教公開拉嫂子手送行的故事、親人去世喝酒吃肉的故事，阮咸不拘禮法娶姑母婢女的故事，阮咸曝的故事，李白丟妻的故事，潘岳與《閑居賦》判若兩人的故事，元稹妻子去世一月娶妾的故事，李煜文才與治國之才不符的例子，宋徽宗藝術才能與治國之才不符的例子，當代作家三毛、鐘阿城的故事，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故事。這些故事，既有古代，又有當代，既有中國，又有外國，舉這些生動的事例就把什么是才，什么是德，什么是才德分離，講的形象而又清楚。

除了上述幾方面，李建中教授的《中國文化與文論經典講演錄》還有敘事言說、詩性語言、冷幽默式的調侃等教學策略，把一門大學生望而生畏、晦澀難懂的古代文論課程講授的生動而引人入勝。《中國文化與文論經典講演錄》既是一本精彩的中國文論課堂教學實錄，也是一本可讀性很強的文論專著，其有效的古代文論教學策略，值得古代文論教學者學習。

注 釋

①李建中，《中國古代文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年9月，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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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學翻譯是創造翻譯文學的手段和過程。”由于文學作品在其創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學翻譯在很多層面受到文化語境的影響和制約，譯者必須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標讀者群的文化語境，合理采用翻譯策略，譯出高質量、受歡迎的譯文。

一、語境、文化語境和文學翻譯

翻譯是一種“帶著鐐銬跳舞”的活動。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點明了語境對翻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和制約作用。所有譯文的產生都離不開對語境的分析和理解。

語境即語言環境，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最早提出將語境分為文化語境與情景語境。他認為文化語境是指“某一言語社團特定的社會規范和習俗”。隨著語用學研究的發展，文化語境含義的范疇進一步擴大，鄧炎昌和劉潤清先生認為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文學翻譯“從內容上講，是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藝術手法、情節內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現；從語言特征上講，文學翻譯作品的語言也應具有想象性、審美性、創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學作品往往包含并體現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現象，文學翻譯離不開對相關文化語境的深刻了解與認識，文化語境也從多個方面影響并制約著文學作品的翻譯。

二、英語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早期的英語國家地處西歐沿海地區，因其地理環境及氣候的獨特性，歷來有著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陸國家的生活習性和歷史傳統。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些因素在漫長的語言演化的過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語國家獨特的文化語境。眾所周知，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有偏愛使用被動式的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譯成中文就是“我打不開這扇門”，前者讀來客觀，而后者更顯主觀。其實，英語中被動式的廣泛使用與英語國家崇尚科學和理性的歷史文化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宗教也是英美國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也頻繁出現在許多英語文學創作中，甚至還形成了一些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窮是說“aspoorasachurchmouse”（窮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個意思中文卻用“他窮得像叫花子”來形容。譯者在碰到這類情況時需要仔細斟酌，如果按照歸化譯法，雖然利于讀者理解和接受，但卻丟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經》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國家文學創作的兩大源頭之一（另一源頭《希臘神話》）。西方學者也意識到“如果在后現代的今天還想讓西方經典文學被讀者們接受、讀懂并欣賞的話，交接和熟悉《圣經》已是當務之急”[2]。在英語文學作品中引用《圣經》典故的現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經故事為創作原型的作品也屢見不鮮。如哈代《苔絲》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苔絲、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別對應《舊約?創世紀》里的夏娃、亞當和蛇。由此可見，《圣經》對英語文化語境有著不容忽視的深刻影響――它既是作者創作的源泉，也是英語國家人們的血肉，是與他們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必須對其中的經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數，務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圖和深層含義后再開始翻譯工作，以使譯文準確，易于讀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譯者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創作即叛逆”這句話無論是用在原作者還是譯者身上都十分貼切。對于作者而言，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制造一個還未出現過的藝術品的過程。由于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和經歷不同，這就導致不同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所使用的創作手法、選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語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國著名農民詩人羅伯特？彭斯長于英國蘇格蘭西南部的農民家庭，他創作的詩歌大都以歌頌自然的壯美、勞動人民的淳樸以及愛情為主，詩風淳樸自然、極富鄉土氣息，這與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譯文學作品之前需要對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譯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創作風格的基礎上才能理解其創作意圖和行文方式，從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將原作的內容和形式準確、流暢地再現出來。

對譯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國文學大師郭沫若曾說“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譯者受信仰、社會傳統、教育背景等文化語境因素的影響，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喜好、翻譯經驗和原則有所偏好地選擇原作和譯文。一位喜愛外國小說的譯者會很少涉及英語經典詩歌的翻譯。同樣譯培根的《論讀書》，王佐良的譯文半文半白，古雅莊重，而廖運范的譯文則平白如話，曉暢易懂。譯者的個性化翻譯就是文學翻譯“創造性叛逆”的最好體現。一個好的譯文不僅能表達出原作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傳達出原作的神韻，有時譯作甚至會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響，這都歸功于譯者深厚的雙語和雙文化功底，以及對源語言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得體把握。

此外，在英漢文學翻譯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譯，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個民族智慧與歷史文化的結晶，且表現形式多樣，但只要一提起，就會讓具有相同文化語境的人產生心領神會的感覺，完成思想的溝通。但問題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可能有著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用語言學家的話來說“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卻給它刷上了不同的顏色。”譬如“西風”在西方代表著溫暖和雨水，為人們所青睞，詩人雪萊在《西風頌》中歌頌西風的巨大力量，表達自己對西風的敬畏和喜愛；但對中國人來說，“西風”往往意味著“嚴冬”和“寒冷”，其在詩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這種文化意象的錯位反映在文學翻譯的諸多方面，對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處理時刻考驗著譯者的雙文化功底和對兩種語言文化語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讀者群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制約

“文學翻譯的目的就是提供讀者閱讀的譯本……考慮讀者因素是譯本成敗的關鍵之一。”[1]所以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之前必須考慮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讀者群。不同年齡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譯文有著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譯者需對目標讀者群的需求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并據此選擇恰當的文學原作進行“因材施譯”的翻譯工作。而且哪怕是對同一個作品的翻譯，譯作也應根據不同的讀者群相應地調整翻譯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譯一部文字優美、意境深遠的文學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較高的讀者，那么譯者在求“信”和“達”的同時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達到“雅”的標準，反之，則如當下流行的外國名著的兒童譯本，譯者在翻譯《茶花女》、《雙城記》等文學價值頗高的作品時沒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風格翻譯，而是盡量選擇淺顯易懂的詞句，必要的時候還對原作進行刪減以防對兒童讀者產生不必要的閱讀障礙。

隨著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語教育的普及，不少讀者已經具有了閱讀原版小說的能力，面對此類讀者的譯作就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來風靡全球的奇幻小說《魔戒》，其中譯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譯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讀者的批評，原因就在于部分讀者在閱讀原著和譯作后，發現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漏譯、錯譯、望文生義、憑空增譯等問題。“有些批評之鞭辟入里讓記者都驚嘆普通讀者對西方現代奇幻文學的熟悉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文學家與文學翻譯者……傳統譯者出現了滯后于讀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翻譯現當代流行文學作品的譯者就很有必要審慎地處理原著文本并且謙遜地接受讀者的批評意見，讓譯者與讀者合作打造出一個更加貼近原著的譯文。

五、.結語

“文學翻譯是譯入語文學吸收、借鑒外來文學，從而促進自身文學革新和發展的重要途徑。”英漢文學翻譯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幫助我國讀者了解西方風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翻譯活動離不開對語境的準確把握，在文學翻譯中，文化語境的作用和影響力則顯得尤為突出，譯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這些文化語境，勢必將對譯文的質量和水平產生負面影響，使譯文詞不達意，令人費解，更有甚者會張冠李戴，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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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關孜惠.文化語境與翻譯[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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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學,它是這個國家國民生存、生活、思維方式的抽象與概括,是該國家國民智慧的結晶。作為華夏子孫,研究國學、提倡國學,是責無旁貸的事。而要普及國學,就必須振興發展國學教育。今天,“國學熱”漸起,讓人們開始關注國學的同時,卻也暴露了許多巫待解決的問題。為有效解決這些問題,以保證我國國學教育的持續發展,我認為,應當讓今天的國學教育系統化,尤其要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得到落實加強[1]。

    1、在中小學語文教學中落實加強國學教育的必要性

    中小學階段歷時長,包括小學、初中和高中三個階段,學生從6、7歲娃娃長成一個個健壯的青少年。所以說,中小學階段是學生身體發育、接受知識教育、性格養成、人格塑造的重要階段。“性格決定命運”,說明這個階段的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學生個體一生的發展,是他人生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階段。而國學教育可以很好地引導他們了解并熱愛祖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學習古代圣賢的先進思想,并受之熏陶,懂得為人處世的道理,培養良好品格,以幫助他們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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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語文學學習的重要性

首先，賞析英語文學文化賞析有助于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興趣。學生只有對所要學習的內容感興趣，才能在輕松的學習中獲得好成績。因此，在當前的教育形式下，教育者一定要打破傳統英語教學記單詞學語法的方法，盡最大可能的不要讓學生產生厭倦的情緒。文學是人類文化的高級體現，其語言工具能夠形象的反映生活，抒感與表達思想。讀者可以在閱讀文學作品的過程中體會到作者的思想元素與思維方式，這樣學生內心深處的美感才能被有效的引發，并產生強烈的共鳴。具體到大學英語課堂上也是一樣，學生會在文學作品的熏陶中體會到英語學習的樂趣。其次，賞析英語文學能夠有助于提高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能力。賞析英語文學作品，不光能夠讓學生了解到作者創作的時代背景與文化常識，且文本中的詞義、意象、情感、意境、主題、思想與社會意義也都能夠在賞析的過程中實現重新建構。教師在引導學生賞析英語文學文化賞析的過程中，應該為學生創造一個能夠運用英語文學技巧的機會，這樣既能夠讓學生理解作品中的具體事實，也能夠進一步理解作品中抽象的概念。學生的理解，包含對字面意思的理解也包含對英語文學文化賞析作品更深層次的理解，教師引導學生賞析英國文學，能夠讓學生更加深刻的領會作者的態度，意圖與某段某句中的邏輯關系，最終根據所分析出的結論對所要學習的內容進行必要的判斷。這樣不光能夠擴大學生的詞匯量與鍛煉學生的語言綜合運用能力，最終也能讓學生在不知不覺中實踐到所學到的語言知識。此外，賞析英語文學文化賞析有利于提高學生的人文素養。大學是培養一個人人文素質的搖籃，在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轉型的過程中，很多大學的英語教育還在過分強調學生的英語學習成績，很多教師引導學生考取這樣那樣的證書，結果讓學生疏于思考。要想解決這個問題，教師首先要從乏味的說教中走出來。將人文教育有效的引入大學英語課堂。學生一定要閱讀，賞析與評論一定量優秀的英語文學作品，才能掌握正確的語言使用方法，最終成章成為有情懷與全面發展的新型人才。與此同時，在學生不斷閱讀英語文學的過程中，還能感悟歷史與感悟人生，在潛移默化中完善整體人格，形成正確的人生觀與價值觀，進一步提升自身的人文素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