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空氣污染治理措施，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1前言

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人們收入水平不斷增長，提高自身生活水準和生活質量和改善居住環境的欲求和期望越來越強，每個人都盼望擁有一個舒適、潔凈、時尚的工作、生活空間，導致現在房屋裝飾裝修的標準、檔次不斷提高，樣式層出不窮。但是建筑裝飾裝修和各種新型建筑裝修材料帶來的不僅是華麗、舒適的裝修風格，同樣帶來了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對人體帶來不同程度的危害。隨著大眾的環境意識、環保意識和健康意識的迅速提高[1]，身體健康與室內環境的關系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室內環境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2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及其危害

低劣的空氣會使人注意力分散，精神不集中，工作效率低下，更甚者會出現頭疼、惡心、疲勞、皮膚紅腫等癥狀，統稱為“病態建筑綜合征”在北京兒童醫院的調查顯示，該院接診的白血病患兒中有九成患兒家庭在半年內曾經裝修過，有專家據此推測，室內裝修材料中的有害物質可能是小兒白血病的一個重要誘因[2]。國內外環保專家做了大量研究，室內可測得的有毒有害物質達到數百種之多，最常見也是危害最大的主要的，也是我們經常監測最多的是甲醛、苯及苯系物、TVOC。

2.1甲醛

甲醛又稱蟻醛。無色氣體，有特殊的刺激氣味，對人眼、鼻等有刺激作用,易溶于水和乙醇。甲醛的主要危害表現為對皮膚粘膜的刺激作用,甲醛在室內達到一定濃度時，人就有不適感。大于0.08m³的甲醛濃度可引起眼紅、眼癢、咽喉不適或疼痛、聲音嘶啞、噴嚏、胸悶、氣喘、皮炎等。新裝修的房間甲醛含量較高，是眾多疾病的主要誘因。甲醛低濃度即可嗅到，人對甲醛的嗅覺閾通常是0.06-0.07mg/m3。但有較大的個體差異性，有人可達2.66mg/m3。長期、低濃度接觸甲醛會引起頭痛、頭暈、乏力、感覺障礙、免疫力降低，并可出現瞌睡、記憶力減退或神經衰弱、精神抑郁。

2.2苯及苯系物

苯系物，即芳香族有機化合物為苯及衍生物的總稱，是人類活動排放的常見污染物，完全意義上的苯系物絕對數量可高達千萬種以上，但一般意義上的苯系物主要包括苯、甲苯、乙苯、二甲苯、三甲苯、苯乙烯、苯酚、苯胺、氯苯、硝基苯等。許多苯系物對生物體具有毒性，對人類健康能夠產生直接危害。長期接觸可以導致人體患上貧血癥和白血病，會使人昏迷，甚至死亡。

2.3總揮發性有機物（TVOC）

VOC在室內空氣中是異類污染物，由于它們單獨的濃度低，但是種類多，一般不予逐個分別表示，以TVOC表示去總量[3]。TVOC可有嗅味，有刺激性，能引起機體免疫水平失調，影響中樞神經系統功能，出現頭暈、頭痛、嗜睡、無力、胸悶等自覺癥狀；還可能影響消化系統，出現食欲不振、惡心等，嚴重時可損傷肝臟和造血系統，出現變態反應等。

3室內空氣污染來源

室內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包括：建筑材料、室內裝修材料、家具辦公用品等三大塊。其中建筑材料自身釋放的有害物質是氡和氨，氨產生于建筑施工中使用的混凝土外加劑，氡產生于建筑石材、磚、泥沙等等。我們日常裝修過程中使用的主要材料包膠合板、復合板等人造材料，以及使用的油料、涂料、稀釋劑、膠粘劑、防水劑等等物質中都含有苯、二甲苯和甲醛[4]。室內家具釋放的游離甲醛，主要來源于人造板的膠黏劑。在家具制造過程中使用的膠、漆、涂料含有大量的苯、甲苯、二甲苯，會在室內緩慢釋放。

4室內空氣污染的預防治理措施

4.1正確認識室內空氣污染的危害，選擇環保材料

人們要正確認識到裝修所帶來室內空氣污染的原因和程度，不要過于緊張和掉以輕心，任何裝修都會造成室內污染，所以真正絕對的“綠色家裝”是不存在的，只有超出了國家標準的范圍，才會造成傷害，因此我們在裝修的選材上要盡量減少污染，選擇符合國家質量標準的環保材料，裝修適度，做到美觀、大方即可，現在都提倡簡約美。

4.2物理化學法

這種方法治理室內空氣不會帶來二次污染，而且效果尚佳。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開窗通風，有條件的新房裝修完畢后每天都開窗3-4個小時，最好經過一個夏天和一個采暖期后再入住。或者使用活性炭等進行吸附，需要注意的是活性炭在吸附一段時間后會出現一個吸附平衡狀態，需要我們拿到太陽底下晾曬后，才可繼續循環使用，也可以直接更換新的活性炭。化學法即使用化學試劑與有害氣體進行反應，這種方式成本較高，同時也容易產生二次污染。

4.3植物治理法

采用植物來吸收空氣中的有害氣體，根據中國室內環境監測工作委員會的推薦，一葉蘭、龜背竹可以清除空氣中的有害物質，虎吊蘭和吊蘭、蘆薈可以吸收室內大量的甲醛氣體；米蘭、臘梅等能有效地清除空氣中的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等有害物。另外，蘭花、桂花、臘梅等植物的纖毛能截留并吸滯空氣中的飄浮微粒及煙塵。同時植物也可以美化居住環境，形成一種天然和諧美。

5結語

室內空氣質量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人們要正確看待室內空氣污染這個問題，不要夸大也不要不在乎，加深對空氣污染的成因了解和認識，積極采取措施去預防和治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護我們的健康，才能創造一個良好的室內環境。

參考文獻：

[1]梁欣.淺談室內裝修污染及其防治[J].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2009,19(03):158~160.

[2]徐曉琴,劉文君.淺議室內環境空氣污染現狀及防治對策[J].甘肅科技,2014,30(07):48~49.

篇2

一、前言

膜濾技術在水處理工藝中應用得到飛速發展，它能有效地分離去除水中的微生物、細菌、無機顆粒和有機物質等，并且具有處理水質穩定高效、占地面積小、節省藥劑投加量、易于實現自動化操作等優點。但由于膜表面極易污染堵塞，造成膜通量減少，只有通過增加反沖洗頻繁，保證制水能力，導致膜的使用壽命大大縮短，從而增加了運行和經營成本。膜過濾工藝的最終目標是要實現最低能耗下的高膜通量，現以陜西陜焦化工有限公司（下稱陜焦）脫鹽水站程控超濾的運行狀況為基礎分析如何控制膜污染速度。

二、膜污染過程機理

掌握膜污染的機理是膜濾技術的關鍵，影響膜污染的最主要的因素是處理溶液中粒子與膜材料的互相作用，廣義的膜污染不僅包括由于堵塞引起的污染，不可逆的吸附污染，而且包括由于濃差極化形成的凝膠層的可逆污染。在水處理中比超濾膜孔徑大的溶解性有機物是構成膜污染的主要成分，產生的膜阻力超過總膜阻力的50%，整個膜污染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隨著生物聚合物濃度的不斷提高，可供使用的活性孔數量越來越少；第二階段是遷移性生物聚合物沉積在孔內吸附的生物聚合物上，從而形成膜污染。第三階段，越來越多的遷移性生物聚合物聚集在膜表面，形成凝膠層和泥餅層。隨著生物聚合物濃度的變化，膜污染階段可以合并變成兩個階段或階段之間可相互轉換。

三、膜污染的影響因素

影響膜污染的因素主要有：膜結構及特性、膜使用條件、原水水質。

1.膜結構及特性

膜結構及特性對控制膜污染十分重要。在超濾過程中，膜、溶質和溶劑之間的相互作用受到膜材質、膜孔結構、膜的憎水性、膜表面電荷、膜的表面粗糙度等因素的影響，同時膜表面特性對于細菌的生存也起著重要作用。當膜孔與粒子或溶質的尺寸相近時， 極易產生堵塞作用， 而當膜孔小于粒子或溶質的尺寸時， 由于橫切流作用， 它們在膜表面很難停留聚集，不易堵孔。膜孔徑分布或分割分子量敏銳性， 也對膜污染產生重大影響。對于微濾膜， 對稱結構較不對稱結構更易堵塞； 對于中空纖維膜， 單內皮層中空纖維比雙皮層膜抗污染能力強。膜表面粗糙度的增加會使膜表面吸附污染物的可能性增加，增加了膜表面孔的吸附，導致的膜孔堵塞，但同時也增加了膜表面的擾動程度，阻礙了污染物在膜表面的形成，減少了膜孔對污染物質的機械截留所導致的膜孔堵塞，因此膜表面粗糙度對膜孔堵塞的影響是兩方面效果的綜合體現。

2.使用條件的影響

運行條件如溫度、壓力、膜面速度、水中雜質含量等對控制膜污染非常重要。溫度越高產水能力越大，產生濃差極化污染的幾率下降，但是溫度過高將引起膜不可恢復性吸附污染。對于壓力而言，隨著壓力的增長膜的通量不增加，但存在最高值，當壓力再升高膜的通量開始下降，壓力增大的同時膜上濃差極化程度加劇，跨膜壓差隨著增長，逐漸形成致密的凝膠層，產水能力就開始快速下降，因此應該滿足生產的條件下盡量保證在較低壓力下運行。膜面流速是影響產水量和運行周期的一個主要因素，膜面流速越高，膜面淤積大分子膠體和細菌藻類形成濾餅層厚度越小，與此同時由于膜兩側濃差縮小，濃差極化形成凝膠層的阻力也會大幅下降，從而使膜的使用周期得以延長。超濾水中的懸浮物、菌藻類含量長期偏高，不但會增加濾餅層阻力，而且由于細菌藻類分泌物與雜質的協同作用使膜孔受到不可恢復性的堵塞和局部腐蝕。

3.原水水質

pH值和離子強度對膜污染的影響跟進水水質有很大關系，即使溶液中膠體等大分子物質的濃度較低（ 0.001～0.01g/ L） ， 膜面也可形成足夠的吸附， 使通量有明顯下降，是孔吸附和堵塞的主要原因，pH 值的改變不僅會改變膠體的帶電狀態，也改變膜的性質， 從而影響吸附， 故是膜污染的控制因素之一。溶液中離子強度的變化會改變膠體的構型和分散性， 影響吸附。膜面會強烈吸附鹽， 從而影響膜的通量。在低pH值下，膜表面電位為正值，這時膜表面和腐殖酸之間存在靜電引力，使得表面附著現象明顯，從而產生膜污染，降低膜通量。隨著值升高，引力減小，斥力增大，減輕膜污染。

四膜污染的防制措施

控制濃差極化和膜污染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改良膜的性質、改變原水的特性、優化分離操作條件及對膜進行預處理、定期反沖洗等方面。現以陜焦脫鹽水兩年來的運行情況為主，對膜過濾工藝改進進行闡述。陜焦脫鹽水原水來自桃渠坡水庫，途經新區水廠處理出水濁度小于1NTU，經管道泵一路輸送入廠內2000m3×2的蓄水池，經新鮮水泵送至脫鹽水工序，在加入殺菌劑后進入疊片過濾器，然后經過蒸汽加熱器、程控超濾、超濾水箱、活性炭過濾器、保安過濾器、反滲透等設備。桃渠坡水屬地表水，在春夏換季時，水中菌藻突增，雖經水廠處理，但出水余氯很小，至陜焦水池管線漫長，菌藻類得到遏制，致使雜質穿透疊片，污堵超濾，影響生產系統，造成超濾化學清洗周期僅75天；在秋冬換季時，水庫受梅雨影響，水中溶解固形物和鈣鎂離子濃度大幅增長，水廠和水池的處理能力很有限，雜質負荷仍然集中疊盤過濾器和超濾上，導致疊片和超濾膜結垢嚴重，通量迅速下降，只能加大化學清洗頻次。

3.1預處理

預處理是降低膜污染的研究方法之一，其包括混凝、殺菌、機械過濾等方法。預處理影響膜的過濾性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改變污染物粒徑分布，改變污染物之間相互作用或它們在膜表面的沉積性，抑制微生物生長或是去除可生物降解的微生物。混凝是目前為止用得最為廣泛和有效的預處理方法，投加混凝劑后能大大降低膜污染程度，增加膜通量，而且比投加活性炭更為有效。采用強氧化劑如氯、過氧化氫、臭氧等[3]來氧化和改變有機物組成部分，從而改善出水水質減輕膜污染。針對陜焦預處理產水量低、疊片過濾器穿透嚴重、超濾不能進入正常負荷的情況，因新鮮水泵供全廠生產生活用水，工藝改造只要集中在進工序支管上。即在進入疊片過濾器前增加一套投加混凝劑的裝置；在秋雨季節可有效的控制水中的離子膠體含量，減輕極化層對超濾膜的影響。疊片后超濾前增加一套雙介質過濾器做粗處理；在春夏菌藻類繁殖請，可抑制超濾進水中的菌藻類、大分子、膠體在對超濾膜的直接影響，以控制超濾進水水質。

3.2膜沖洗

膜的清洗包括物理沖洗、化學沖洗、物化聯合沖洗。物理清洗是用機械方法從膜面上去除污染物，該法僅對污染初期的膜有效，清洗效果不能持久。從陜焦水處理運行的經驗來看，單獨進行水反沖洗不能夠有效去除膜面的阻垢層。化學清洗[7]是利用化學藥劑和沉積物、腐蝕產物及影響通量和產水水質的其他污染物的反應去除膜上的污染物。藥劑主要包括酸、堿、螯合劑和按配方制造的產品等，單獨的進行化學清洗只能減小污染物對膜的粘滯性，不能將污染物有效去除，而且進行化學清洗時，水溫、加藥量及清洗時間是決定清洗效果的重要因素。將物理和化學清洗方法結合使用可以有效提高清洗效果，如在清洗液中加入表面活性劑可使物理清洗的效果提高。清洗劑的選擇決定于污染物的類型和膜材料的性質。在清洗方案的選擇中，應考慮以下因素：清洗設備的要求，膜的類型和清洗劑的相容性，系統的結構材料，污染物的鑒定，使用過的清洗液的排放條件及由此造成的影響。

陜焦為應對超濾膜的污堵問題，除了調整清洗方案外，在工藝上也做了調整，首先將疊片過濾器進水中殺菌劑的濃度從1.0ppm提升至1.5ppm；其次調整產水與濃水比例，從設計的9：1降至7：1，增大膜面流速；最后在運行方面采用手動和自動交叉的方案，在白班超濾手動運行，人工反洗兩次，通過調節反洗殺菌劑的投加量和檢測反洗出水透明度，保證超濾反洗質量；中班和白班投自動，按程序自動運行，每兩小時自動反洗一次，克服由于進水水質波動對超濾膜的非連續性影響。始終保證超濾膜的高通量；經過5個月整改，以前超濾運行75天進水壓力上升至0.25～0.30Mpa，現在運行150天后壓力維持0.15～0.18Mpa，單臺平均產水量從65 m3/h提高到75m3/h，但是成功的克服了地表水的缺點，保證了生產系統供水正常。

五、結論

隨著對水質要求的日益提高，膜技術的應用將成為國內外重點發展的前沿課題，其中膜污染的控制研究是該技術能否大范圍推廣的關鍵問題。因此，了解膜污染的機理，開發和研究控制延緩膜污染、實現膜污染的實時檢測和控制、優化膜處理過程中的操作條件，以膜為核心的組合工藝將是未來一段時期內主要研究方向。因此，了解膜污染過程中的反應機理，開發和研究以膜為核心的組合工藝，例如控制延緩膜污染、實現膜污染的實時監測和控制、優化膜處理過程中的操作條件，將成為未來一段時期內的主要研究課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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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洪濤，文湘華，黃霞.臭氧對膜法水處理中膜污染的影響[J].環境科學，2009，30（1）：302-312.

[4] He S B， Xue G， Wang B Z. Activated sludge ozonation to reduce sludge production in membrane bioreactor （MBR） [J].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2006， B135 ：406-411.

[5] 吳金玲， 汪誠文 ，黃霞 .臭氧作用改善膜 -生物反應器混合液膜過濾性 [J]. 中國環境科學，2006，26（4）：427-431.

[6]Lim A L， Renbi Bai. Membrane fouling and cleaning in microfiltration of activated sludge wastewater[J].Journal of Membrane Science，2003， 21（6）：279-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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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康華，何文杰，王勝江等.PVDF膜污染及清洗試驗研究[J].中國給水排水，2008.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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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廢氣處理現狀

企業的廢氣主要來源于異辛烷生產車間、罐區、污水處理區等區域。針對每個區域廢氣特點，采用不同的廢氣治理方案及措施。

異辛烷生產車間主要廢氣為不凝氣，主要污染物為非甲烷總烴（包括丙烷、丙烯、異丁烷、正丁烷等）。針對不凝氣的性質及其資源利用價值，對廢氣污染物治理方案及措施見圖1：

企業罐區主要由各種原料罐、中間產物罐、廢水脫氣罐、中和酸罐、中和堿罐、酸霧堿洗分液罐等組成。針對正常工況下各類儲罐蒸發損耗造成的大氣環境污染，企業采取使用浮頂罐、安裝呼吸閥擋板、高溫時采取水噴淋以及加強管理等有效措施，使罐區內物料蒸發的損耗降至最低，減少對環境的污染。當儲罐發生故障，罐內的可燃氣體通過風管輸送至地面火炬焚燒處理。

污水處理區在廢水治理過程中，會有硫化氫等污染物產生，但企業目前對這部分無組織廢氣收集處理情況很差，存在沒有加蓋收集無組織廢氣、沒有廢氣處理設施等問題。

2 廢氣整治方案

通過對企業現有廢氣處理狀況進行分析發現，企業對工藝有組織廢氣處理工藝合理、處理設施完備，廢氣能得到有效處理。但對無組織廢氣，尤其是污水處理區產生的硫化氫等廢氣處理措施并不完善，需要加以改善。

結合企業污水處理區內無組織廢氣的現狀，采取的改造措施包括：（1）對污水處理區厭氧池池頂、氣浮裝置應該加蓋收集無組織廢氣，減少無組織排放量；（2）根據實際收集風量采用合適管徑風管輸送廢氣至處理裝置中；（3）采用切實可行的處理工藝對其進行處理。

由于污水處理區廢氣主要污染物為硫化氫等廢氣，采用其他處理工藝如生物過濾等易受到溫度、pH值、設備占地面積、調試時間等限制而不適合采用。因此，針對廢氣特點，結合企業實際，采用活性炭吸附工藝進行處理。具體措施為在污水處理站厭氧池頂、氣浮設備加蓋密閉，臭氣通過引風機使加蓋密封空間形成負壓，把密封空間內揮發出的臭氣（硫化氫等）通過主風管進入活性碳吸附塔后，進行處理，處理后的廢氣通過15米高排氣筒排放。

污水處理區廢氣改造項目所需的主體設備參數見表1。

通過對污水處理區廢氣處理設施的改善，污水處理區無組織硫化氫廢氣的排放濃度從初始的0.625mg/m3下降到0.27mg/m3，去除率達到56.8%，達到了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有效的改善了周邊環境的空氣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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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大氣污染十分嚴重，持續時間較長的霧霾天氣可謂是讓人處于“十面埋伏”的境地，人們的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大氣污染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內容，我國對于大氣污染的治理從未間斷過，但是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的效果并不理想，一些相關的治理策略還需要進一步完善，還人們一片藍天白云，共同建設美麗中國。

一、大氣污染治理策略研究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我國的空氣污染十分嚴重，經常會出現大霧天氣，一些地方竟然很少見到藍天白云，這不僅僅影響環境質量，甚至還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安全。針對日益嚴重的大氣污染，大氣污染治理工作也逐漸受到重視，但是由于大氣污染的原因十分復雜，環境治理部門的措施并不完善，大氣污染治理效果并不理想。當前大氣污染治理策略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大氣污染源控制不當

大氣污染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以及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氣污染源逐漸增加，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污染治理的難度，環境部門主要是對工業生產造成的污染進行治理，但是對于其他污染源的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由于近年來人們的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私家車的數量也日益增加，由此產生的空氣污染也逐漸增加，再加上人們對于空氣污染的意識不高，在日常生活中并沒有能夠進行有效地控制。環境部門對于大氣污染源的控制并不全面，影響了大氣污染治理效果，大氣污染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

2.大氣污染治理措施不完善

大氣污染由于原因復雜，治理起來也就相對復雜，目前環保部門的大氣污染治理措施并不十分完善，一些部門的治理力度也不大，大氣污染治理效果不明顯。一方面我國關于大氣污染治理的法律法規并不完善，在一些大氣污染治理措施實施過程中由于缺少法律法規，治理工作難以找到合理的理由，污染單位難以認真執行環保措施，治理效果并不理想。另一方面對于污染單位的懲治不嚴厲，大多數的大氣污染單位都是工業生產單位，這些單位對于城市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一些工業城市的經濟增長點主要是工廠，一些環保部門迫于政府部門和城市經濟發展的壓力，難以有效地落實環保措施，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大氣污染治理的難度。

3.大氣污染缺少監測

大氣污染治理中需要對大氣污染中的污染物進行實時監控，這樣才能更好地掌握大氣污染源的信息，對環境治理策略的制定提供相應的信息，對污染嚴重的地區進行重點防治，提高大氣污染治理水平。當前大氣污染治理策略中對于空氣污染源的監控工作并不十分及時和完善，由于監測不及時或者監測不合理導致的判斷失誤，大氣污染治理難度逐漸增加。近年來我國逐漸重視空氣質量測評工作，對空氣污染源的監測是環境質量標準的重要信息來源，如果監測不準確將會影響環境空氣質量的測評工作，這對于城市環境治理工作會造成一定的誤導，甚至還會引起居民的恐慌情緒，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

二、大氣污染治理的策略研究改進建議

由于近年來我國的大氣污染十分嚴重，對于人們的生命健康以及城市化的建設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響，我國當前的大氣污染治理策略并不十分完善，今后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大氣污染治理策略，改善當前的空氣質量，為建設美麗城市作出重要貢獻。

1.完善大氣污染源的控制

目前大氣污染治理策略中對于污染源的認識和控制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大氣污染治理的效果。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大氣污染源逐漸增加，但是大氣污染治理中仍然對工業污染進行了嚴格的治理，對其他污染源缺少控制。今后需要進一步完善大氣污染源的控制范圍，工業污染源固然是整個污染的重要污染源，但是像汽車尾氣或者是居民生活造成的污染也是不容忽視的，在大氣污染治理中不僅僅要對工業生產單位進行嚴厲的處理和管理，同時還需要對城市中新出現的污染源采取有效的措施進行控制，采取相對完善的污染控制措施，減少污染源的數量和危害。

2.加強大氣污染治理措施

由于環保部門在大氣污染治理過程中存在眾多的壓力，環保部門的治理工作效果并不理想，今后需要進一步加強和落實空氣污染的治理措施，加大懲治力度。一方面對工業污染單位進行嚴厲的懲治，工業污染是大氣污染的罪魁禍首，只有加強工業污染治理才能更好地控制大氣污染。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科學技術的發展，工業生產方式也逐漸改善，工業生產單位應該進一步增加技術投入，通過改善傳統的生產技術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減少空氣污染等環境污染。另一方面控制汽車尾氣造成的大氣污染。近年來城市的私家車數量逐漸增加，交通擁擠更為嚴重，由汽車尾氣造成的城市大氣污染日益嚴重。針對汽車尾氣等造成的大氣污染一些城市已經采用單雙號限行的措施，通過宣傳教育工作使市民能夠認識到汽車尾氣污染的嚴重性，鼓勵市民盡量采用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3.加強空氣污染物的監測

空氣污染物的監測是環境治理的重要基礎，環境質量監測也需要空氣污染物的數據。但是空氣污染的監測工作并不十分完善，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環境策略的制定。今后需要進一步加強重點污染物的監測工作，完善環境監測系統，通過城市污染源的監測實現信息的共享。污染物監測信息能夠對城市一定階段，一定地區的污染物進行分析，并根據這些信息制定出相對完善的治理措施。城市污染物的監測過程中尤其需要對一些重點企業進行監測，如果出現不符合環境標準的企業進行嚴懲，對于一些符合標準的企業發放許可證。環保部門需要不斷提高監測技術，提高監測和分析人員的素質，更好地提高監測工作的水平，為環境治理措施的制定以及環境質量標準提供一定的信息。

4.尋求城市經濟發展的新方式

工業生產在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大氣污染，隨著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運用，國家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漸受到重視，工業生產在當前城市經濟發展中對于城市經濟增長的貢獻比重有所下降，服務行業等第三產業發展十分迅速，對于城市經濟發展的貢獻日益增加。一些原有的工業城市應該逐漸尋求經濟發展的新方式，逐漸轉變城市經濟發展的增長方式。像德國的工業城市魯爾區以往主要是依靠煤炭等資源進行工業生產，尤其導致的大氣污染十分嚴重。但是隨著煤炭資源的逐漸減少，魯爾區積極尋求經濟發展的新方式，魯爾區利用原有的工業廠區等資源發展城市旅游業，魯爾新區還不斷完善經濟結構，發展一些文教科研企業，通過這些產業革新，有效地整治了環境，減緩了城市的環境污染，新的發展戰略為魯爾區的發展增加了新的生機和動力。

三、結語

大氣污染作為比較嚴重的城市病之一，對于整個城市的環境和人們的健康造成了嚴重的威脅，由于環保部門的大氣污染治理工作并不十分完善，大氣污染治理效果并不顯著。今后需要進一步完善大氣污染的治理策略，加強大氣污染物的監測工作，通過對污染企業的嚴重治理，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城市污染較重的企業需要積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積極尋求城市發展的新的增長點，發展第三產業為建設美麗城市發展做出重要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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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06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4）07-0023-03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Characteristics

Zhu Jingjing

（Research Center for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4300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ir pollu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In order to improve air quality, putting emphasis on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essential. There are a lot of factors affecting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s, but the spatial factor has not been given due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the provincial spatial correlation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is discussed. First, focuses on the provinci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alysis through Moran I index, and then builds 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It is concluded that China'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has spatial correlation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effects, and central government's investment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 inadequate. Local governments raise the degree of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could benefit air pollution control and so on. In the end, it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such as forming th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etween areas, improving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freedom, effectively increasing the intensity of local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Key Words: air pollution control investment; spatial correlation; Moran I index;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一、 引言

經過快速的工業化過程，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制造業大國，但這種壓縮性發展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當前，各種環境污染問題成為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2012―2013年，我國大部分地區特別是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其他快速發展城市群區域出現了大規模、長時間的霧霾天氣。造成大面積霧霾天氣的主要原因是大氣污染排放的增加和自然界自凈能力的減弱。為了解決這種大氣污染問題，2013年9月22日，國務院了《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該計劃以嚴厲的措辭明確了行動的方式、目標等。

解決大氣污染問題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于增加污染防治投資，事實上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加強了環保投資力度，我國環保投資的總量和相對量一直呈上升趨勢。本該有所改善的大氣環境卻出現了更加嚴重的污染狀況，這一方面是由于經濟增長速度超出了生態系統的凈化速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環保投資力度不足、環境投資資金使用效率低下等問題。關于后者，從理論上來說，環境政策具有外溢性，這可能使地方政府之間形成“標桿競爭”和決策上的空間相關性。[1]從已有的研究結果來看，地方政府在制定環境投資政策時，不但會參考鄰近轄區的環境政策，還會為了取得有利經濟競爭優勢來進行博弈。在中國，環境保護投資是一種政策引導下的行為，因此在研究我國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特征的時候，考慮空間相關性顯得尤為重要。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的干預程度、地方政府的財政自由度、區域環境污染程度、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等因素也都影響著地方空氣污染治理投資行為。為了揭示其中的規律，筆者利用空間計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

二、中國省級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的Moran I指數分析

空間相關性，即空間自相關指的是一個地區的樣本觀測值與其他地區的觀測值相關。觀測值在空間上缺乏獨立性，空間相關的程度及模式由絕對位置和相對位置（布局、距離）決定。檢驗區域經濟活動的空間相關性存在與否，空間統計學較常使用兩個統計量：一者是由Moran（1950）提出的空間相關指數Moran I；另一為Geary(1954)所定義的Geary c。在實際的空間相關分析應用研究中，由于Moran I和Geary c的作用基本相同，而Moran I更為常用，[2]因此筆者使用Moran I指數來檢驗我國省級空氣污染治理投資是否具有空間相關性。Moran I指數包括全局指標和局部指標兩種形式，全局指標反映的是空間鄰接或空間鄰近的區域單元屬性值的相似程度，局部指標是衡量地區單元與其周邊省份相關性程度的指標。所以，在此選用全局Moran I指數來測量省級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的集聚效應。[3]

Moran I指數的計算公式如下：

（1）

其中，，Yi表示地方政府i的變量觀測值，n為地方政府總數，Wij為二進制的鄰接空間權重矩陣，通常采用是否有共同邊界為鄰接標準，其目的是定義空間對象的相互鄰接關系，便于把地理信息系統數據庫中的有關屬性放到所研究的地理空間上來對比。一般相鄰接的Wij的表達式為：

（2）

因為Moran I可理解為各地區觀測值的乘積，所以-1Moran I1。當Moran I大于0時說明所觀測的變量空間正相關，小于0時空間負相關，等于0時空間不相關。[4]具體到省級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問題，就是當Moran I不為0時，表示我國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具有空間相關性。

為了剔除地區經濟規模差異對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的影響，選用投資強度即單位GDP的空氣污染投資額來描述省級空氣污染投資的力度。基于數據可得性，筆者使用的是除港澳臺、青海和29個省份的工業廢氣治理投資數據，這些數據來自2002-2012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利用GeoDa軟件，畫出2011年度全局Moran I指數散點圖并算出Moran I指數值。如下圖所示：

圖中橫軸為2011年各省的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縱軸為經空間權重矩陣加權后的鄰接省份的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從上圖可以看出，Moran I值為0.261176，且大多數省份位于第一、第三象限，這說明省級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存在著顯著的、正向的空間自相關，并出現了高―高、低―低投資強度的相鄰省份集聚的空間特征。

三、我國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特征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納入了空間效應（空間相關和空間差異）的計量模型，包括空間滯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與空間誤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兩種，其中空間滯后模型也稱為空間自相關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SAR）。空間滯后模型主要是探討各變量在一地區是否有擴散現象（溢出效應），而空間誤差模型度量了鄰近地區關于因變量的誤差沖擊對本地區觀察值的影響程度（Anselin,1988）。鑒于研究目的，筆者選用空間自相關模型。另外，關于面板數據的計量經濟模型有三種形式：混合回歸模型，變系數回歸模型和變截距回歸模型。根據樣本數據性質的不同，變系數模型和變截距模型又有確定效應模型和隨機效應模型之分，并對應不同的參數回歸方法。如果僅以樣本自身效應為條件進行推論，應采用確定效應模型；如果需用樣本對總體效應進行推論，則應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筆者在面板數據模型背景下，建立的僅僅是中國各省市的計量模型，數據資料也并不全面，而且研究中也考慮到未觀測到的其他特有變量對模型的影響，故應該選擇固定效應模型。[5]由前文的空間分析可知，中國各省級工業廢氣治理投資確實存在著空間集聚現象，因此需要強調地區效應，所以筆者直接選用變截距模型。

模型表達式為：

，i，j=1，2，3…，29，i≠j （3）

其中：ln invit表示i省在t時期的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即地區工業廢氣投資完成額/地區生產總值，單位為元/萬元；C為常數項；Wij為二進制的鄰接空間權重矩陣，如上文所述，其采用鄰近標準，即不同省份轄區有共同邊界，Wij取值為1，否則為0。同時對空間權重矩陣進行了行標準化處理；ln invjt表示第j省在t時期的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Xit為其他影響環保投資的外生控制變量矩陣；β和εit分別為回歸系數和隨機誤差項；α為空間回歸系數，反映了樣本觀測值的空間相關性，即相鄰轄區Wij ln invjt對本轄區觀測值ln invit的影響方向與程度，[6]也是研究的重點。

除了上文所述的數據來源，也有部分數據2002-2012年的《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和《中國環境年鑒》。（3）式中控制變量的選取具體如下：第一，中央政府對環境污染治理的重視程度，用相應年份中央財政環境保護支出占中央財政總支出的比例來表示。[7]第二，地方政府的財政支配權，即財政分權度，為了剔除人口和轉移支付的影響，用人均省級預算內財政支出與人均總財政支出的比值來表示。財政分權度也就是地方政府的財政自由度，包括財政收入和支出的自由度，由于地方政府的政治目標可能與中央政府、民眾產生偏離，所以財政分權度的大小可能對地方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產生影響。[8]第三，各省環境管制力度，借鑒劉建民和陳果的方法，使用工業二氧化硫去除量與排放量的比值來衡量。環境管制力度的引入主要是為了得出環境保護投資中企業的作用，而選用這種方法來計算可以避免用排污費衡量出現的誤區，包括監管不到位和排污成本過低。第四，各省大氣污染程度，使用的是大氣污染嚴重行業產值與地區生產總值的比值。根據2012年《中國環境統計年鑒》，找出工業廢氣排放量前七大行業，它們總共排放了當年工業廢氣的90.13%，而且從歷年年鑒中發現這七個行業對污染的影響隨時間變化不大，因此用這七大行業的產值之和代表大氣污染嚴重行業產值；在此，為了便于比較變化率，也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非平穩性、異方差等問題，將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和各省大氣污染程度取自然對數，即inv和pol。

（二）模型的估計與分析

對面板數據如果仍采用最小二乘法進行估計，可能就不是無偏、有效的結果，所以這里使用的是廣義最小二乘法。利用Eviews6.0進行回歸分析，得到的結果如下圖所示

由R2和調整后的R2可以看出模型的擬合程度較好，各項指標均通過了1%或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所選取的各個影響因素對于地區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具有明顯的作用。從F值可以看出，所有選擇的變量對省級工業廢氣治理投資強度的綜合作用是明顯的。

四、結論

筆者利用我國29個省市2001-2011年的數據，建立空間計量經濟模型，分析我國省級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的特征，得出了以下結論。

（一）我國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存在著明顯的空間相關性和空間聚集效應，即一地區的環境投資和環境政策受相鄰地區的影響

回歸結果顯示，鄰接地區空氣污染治理投入越高，本地區空氣污染治理投入也隨之增高。而且由Moran I指數散點圖可見，高水平和低水平的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地區出現聚集現象，這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之間在空氣污染治理投資方面達成了“共識”，為了改善區域空氣質量而共同合作，都增加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為了吸引外資來加速經濟增長，紛紛降低對環境保護的要求，降低了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強度。

（二）中央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越高反而引起了地方政府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強度的下降

這說明了中央政府對環境保護投入的不足，特別是空氣污染治理方面。我國所統計的環境保護投資分為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和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其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在歷年都占了絕對優勢的地位。[9]中央財政用于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增長，不僅會加重空氣污染的現狀，而且導致地方政府空氣污染治理強度的下降。另一方面，中央財政環境保護支出的增加，可能出現地方“搭便車”的現象，這與空間相關性也緊密相連。

（三）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度越高，空氣污染治理投資額就越高，二者呈現正相關關系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決定了進行空氣污染治理的能力，而財政支出則對于空氣污染治理投資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當地方政府的財政分權度升高，支出自由度變大時，地方政府才有動力和能力去加強環境保護，增加對工業廢氣治理的投資。

（四）地方政府對環境實施管制的力度越大，空氣污染治理投資強度也應該增大

而這與文中回歸的結果相反，這其中可能有兩點原因，首先這個指標的選取是為了說明企業在空氣污染治理投資中的作用，系數為負可能是因為大部分企業處于消極應對的局面，也就是寧愿由于監管被處罰也不愿主動進行污染防治的投資。其次，地方政府雖然加大了對環境管制的力度，但是經濟增長的速度仍然是地方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標，導致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的增速仍然滯后于經濟增速。

（五）若省市地方大氣污染行業占比重越高，則大氣污染防治的投資額也就越高

這點與現實相符，我國近年大氣污染嚴重的京津冀地區已經率先實行了比其他地區更加嚴格的大氣污染防治措施。例如河北省2013年明確提出“到2017年，全省煤炭消費量在2012年基礎上凈削減4000萬噸和鋼鐵產能凈壓減6000萬噸”的目標。伴隨著產業結構調整的就是環保資金的投入，政府支持政策的實施以及環保行業的發展。這些都將促進空氣污染治理投資的增加。

五、政策含義

為了改善嚴重的空氣污染現狀，地區經濟發展的外部性應該得到充分重視，并打破地區間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惡性競爭，才能實現地區間的聯防聯控。中央政府在空氣污染治理中的主要作用是完善法律法規，制定可行的政策，建立監督、獎勵和懲罰機制。在此，保證政策的連貫性，讓地方政府看到治理空氣污染的決心，才能打贏治理空氣污染這場持久戰。給予地方政府更高的財政自由度，會有利于空氣污染的治理，同時需要就財政資金的使用進行科學合理的規劃，確保有限的資金達到優化的配置。我國環境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是收取排污費，但排污費標準過低，沒有起到防治空氣污染的作用。為了督促企業投資空氣污染治理，需要提高標準，加緊監督，加重懲罰，避免無效的環境管制行為。對于重工業發達的地區，空氣污染嚴重行業占比較高的地區，只有轉變產業結構，提高現有技術，加大對空氣污染治理投入，才有可能實現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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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吳玉鳴，徐建華.中國區域經濟增長集聚的空間統計分析[J].地理科學，2004(6).

[6] 崔亞飛，劉小川.基于空間計量的我國省級環保投資特征分析[J].學海，2010(3).

篇6

空氣污染對人類生存和生活環境有著重要的影響。近年來，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逐漸形成了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環勸海城市群等為代表性的區域城市群。但是，現在這些城市群的空氣污染卻日益嚴重。城市環境保護在國家環境保護中的地位日趨重要，而城市空氣污染治理是城市環境保護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作為兩大公共組織系統，都應追求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由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存在著不同的利益訴求，以及地方政府獨立利益主體地位的不斷強化和鞏固，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博棄是不可避免的。

作為公共物品的生態環境，由于消費的非競爭性（指一個人的消費并不減少它對其他使用者的供應）往往導致“公地悲劇”——過度使用，由于消費中的非排他性（指使用者不可能或者很難被排斥對該物品的消費之外）往往導致“搭便車”心理——供給不足。我國空氣污染治理始于20世紀70年代，經過30多年的發展，已經建立了一整套適合我國國情的空氣污染控制體系。實踐證明，政府管制和政府買單往往是有效解決空氣污染問題的有效機制之一。但是，在對待空氣污染問題上，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存在著明顯的行為差異。這使得我國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出現了以下幾個主要問題：地方政府環保意識薄弱，對可持續發展戰略認識不足；環境監督管理力度不夠。中央與地方之間管理職責不清；環境政策執行力度不強。

所有這些情況都給大氣防治政策的執行造成了嚴重的阻礙，導致政策執行力度不強。

中央政府頒布城市空氣污染治理相關政策時，地方政府會從自身的利益角度出發，如果地方政府認為該政策對本地區有利，且執行該政策能夠獲得晉升時，就會積極實施執行；而當執行某些政策時，地方政府盡管能夠獲得晉升，但自身利益卻受到損失時，地方政府會采取消極的態度予以執行，使得這些政策走形甚至失效。這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就會產生。

中央政府放權讓利措施和“分灶吃飯”財政體制的實施，大大提高了地方政府對資源支配權與經濟決策權的掌握力度，地方政府獨立的利益主體意識和地位日漸凸現。地方政府不但是中央政府與地方微觀經濟主體（企業、個人和其他團體）信息互通的中介和橋梁，同時也是他們的雙重利益代表，也就是說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和地方微觀經濟主體之間扮演著雙重角色：地方政府是中央政府的代表者，實行對本地區經濟的宏觀調控和管理，中央政府通過定期考核地方政府政績來評定其是否盡職；地方政府是地方微觀經濟主體的者，是地方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代表，追求本區域利益最大化。

地方政府的雙重角色決定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目標間既存在一致性，又存在差異性。一方面，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發展本區域范圍內的經濟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促進社會進步。但隨著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擴大地方政府已成為獨立的利益主體。地方政府不僅僅是中央政府指令的執行者，更重要的是，它還是地方微觀主體的利益代表，是地方行政事務、經濟事務和社會事務的領導機構和管理機構。它必須對地方選民負責，發展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福利和公共設施等事業，以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地方政府的這種雙重角色將地方政府推入了兩難境地：地方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中間層次，它要完成中央政府下達的指標任務，幫助中央政府實現國民經濟發展戰略；而作為地方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代表，它是從本地區的利益出發，所追求的是本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棄關系。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政策實施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往往簡單地將本區域GDP的增長視為其政績和利益的體現，這就可能導致地方政府片面追求本區域的經濟發展，而忽略了對本區域的空氣污染治理。

利益是處在生產力和人類需要一定發展階段上的人們生存與社會活動的客觀條件；需要是利益的自然基礎，而社會資源則是利益的載體和具體內容【3】。利益博弈的產生是由于不同的行為主體之間存在著利益差別及他們對利益差別的追求。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正是由于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利益差別的客觀存在，才導致了他們的利益博棄行為，形成政策博棄。因此，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是博弈形成的根源。

在本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博弈分析中，有如下幾點假設：

a.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是人格化的理性的個體。

b.中央政府追求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追求地區利益的最大化。

c.假定中央政府制定的環保政策都是正確的，只要地方政府按規定認真貫徹執行，就能夠達到預期的治理效果。

d.地方政府在信息方面具有優勢。

e.企業是理性的，總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果有可能，不會對環境進行保護。

下面我們對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中的靜態博棄模型進行分析.地方政府在城市空氣污染治理中的行為決定了中央政府的戰略選擇。

中央政府監督與否，取決于地方政府對城市空氣污染進行治理時支付的成本與不治理時支付成本之差（C2-C3），還取決于中央政府的獎懲力度（F1+F2）。在（C2-C3）—定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監督概率與中央政府的獎懲力度負相關。也就是說，中央政府的獎懲力度越大，其監督的積極性就越低。因為高獎勵會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而高罰金對地方政府是一種威懾。在獎懲力度一定的情況下，中央政府的監督概率與（C2-C3）正相關。地方政府對城市空氣污染進行治理時支付的成本與不治理時支付成本之差越大，地方政府越不愿意治理，這時中央政府就更應該加大監督力度。地方政府對城市空氣污染治理的積極性的高低，是由中央政府的監督成本和獎懲力度決定的。當中央政府獎懲力度一定時，中央政府監督成本越高，中央政府越傾向于“不監督”，這時，地方政府治理的積極性就越低。當中央政府監督成本一定時，增大獎懲力度都會提高地方政府治理的積極性，這與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氣污染的現實是一致的。對于城市空氣污染的治理問題，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自然希望出現地方政府主動對空氣污染進行治理，而中央政府無需監督的理想局面，即均衡點為（治理，不監督）。為此，可重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雙方的支付函數，如中央政府可給予地方政府治理城市空氣污染補貼，加大對城市空氣污染治理的獎懲力度等，則地方政府從城市空氣污染治理中獲益，從而自覺主動地對城市空氣污染進行治理。這可以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對于那些不進行城市空氣污染治理，放任排污企業的地方政府來說，要加大懲罰的力度。另一方面，可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中央政府加大環保宣傳教育的力度，引導全社會形成一種重視環境保護、地方政府積極對城市空氣污染進行治理的良好氛圍。

通過對模型的改進和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如果加大對不治理城市空氣污染、放任排污企業的某些地方政府的懲罰力度，并能建立有效的激勵機制，使得地方政府自主地對城市空氣污染進行治理，那對整個社會效益而言，都將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因此中央政府應當設計合理的激勵機制，并且加大對違規地方政府的懲罰力度，促使社會總效益最大化。

參考文獻

篇7

（一）發展型地方政府與空氣污染治理的困境一般認為，中國現今環境問題的一個重要體制性根源在于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特性。由于地方政府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環境問題的產生和環境治理兩者在空間尺度上具有較大不一致性。正如白雪梅分析城市地方政府環境治理的困境一樣（BaiXuemei，2007：15－29），把類似空氣污染的環境問題整合進地方政治面臨著兩個基本困境：首先，在緊迫度方面，發展中的地方面臨著更加緊迫的地方經濟發展問題；其次，在尺度方面，環境議題超出了地方政府的關注范圍，地方政府處理環境問題在空間、時間和制度三個維度都是困難的。空間維度的困難是指，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環境問題超出了其管轄范圍，應該交由全國性政府去完成；時間維度的困難是，地方政府一般會認為處理環境問題超出了其任期范圍。環境問題的出現不是一朝一夕的，其治理更是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段，因此，政府官員并沒有強烈的動機去在自己有限的任期內應對環境問題；制度維度的困難是，由于地方政府在縱向上要受到更高層級政府的約束，在橫向上要面對地方經濟社會組織的壓力，因此環境治理對于它們而言已經超出了自身的職責范圍。地方政府的發展主義和其在治理污染問題上的激勵缺乏當然也反應在空氣污染上。如果瀏覽中國近30年空氣污染治理的歷程，就會發現，空氣污染的防控和治理總是在“疲憊地追趕”高速發展和變遷的經濟狀況。20世紀70年代，空氣污染治理的主要對象是煙塵；到了80年代，中國大氣污染防治進入以酸雨治理為核心的第二階段，重點轉移為對硫等污染物進行集中控制。從20世紀初開始，中國溫室氣體排放成為全世界聚焦的一個中心，溫室氣體的減排使得中國如何在能源消費方面采取節能措施、提高能源效率、調整工業結構成為新的問題。最近10年左右，中國大氣污染的復合型特征日益增強，高濃度的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存在，城市灰霾天氣不斷增多。這種新的空氣污染引發了公眾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從近兩三年起，二次污染、復合污染、區域污染等這些名詞開始進入公眾的視野，對政府和環保部門的環境績效構成了較大的社會壓力。但二次污染物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未被列入空氣污染物指標體系，因為一旦列入則意味著中國七成城市的空氣質量不達標，環保部門近30年來的空氣污染治理又將面臨一份“滿紙黯然的成績單”。總體而言，不同階段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空氣污染使得污染的控制策略不得不相應地發生變化，但是這種“倒逼”機制始終太過滯后和低效。因此，要從目前的總量控制真正轉向質量改善，真正從環境和資源的可持續發展以及公眾的健康出發進行污染治理，把空氣污染的議題維持在公共議程中，就需要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的議題變成國家性的議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需要發揮首要作用。

（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形態和治理體制的困境中國近30年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種空氣污染問題在30年內集中出現。這些污染問題并不是國外上百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出現的污染問題的簡單疊加，而是一種更加復雜的污染狀況。因此，中國目前的空氣污染呈現出“復合型”和“區域性”①兩種特征。首先在“復合型”特征方面，中國現今的空氣污染是發達國家各個污染階段的濃縮體，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使得一次污染和二次污染同時集中出現。其次在“區域性”特征方面，關于空氣污染這個議題到底更具有地方性特征還是更具區域型特征，其實在國外就早有爭論（Switzer，1998：191－192）。空氣污染在其源頭上可能更多地來自固定點源污染，具有很強的地方性，但是空氣污染物會隨著氣象條件而長距離傳輸，因而經常呈現出跨行政轄區界限的區域性特征。然而，相較于復合型和區域型的污染形勢，中國現行的大氣污染控制策略和管理體制卻暴露出嚴重的弊端。首先，現行的空氣污染控制是一種量化控制。在現行官員考核制度和激勵機制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考核一般采用、同時也被認為最便捷高效的辦法就是量化考核，抽象的、難以測度的指標往往無法被采用②。在這種指揮棒下，地方官員的目標是對上負責，完成指標、做足數字。就空氣污染而言，政府關注的始終是“排放量”而不是“空氣質量”。這也就是說，目前的空氣污染控制和管理只是需要各級政府對現下有明確規定的某種污染物進行排放量的控制，完成其減排量。而這些污染物的選取并未見得反映空氣污染的真實狀況，真正的空氣質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無人負責的。這種單一總量的考核機制很難用以應對復雜的污染現狀，因此空氣污染治理的實際效果非常有限；其次，中國的空氣污染管理模式是行政轄區區隔的管理模式，以行政區劃為基本單位進行考核和管理，各地之間難以進行真正的協調治理。空氣污染監測數據表明，高速發展的城市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使得中國地區空氣污染一體化現象日趨明顯，各城市的大氣污染正逐漸從局地污染向區域污染演變。盡管大氣污染越來越呈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征，但是現行的環境管理還是沒有太多突破行政轄區區隔化管理的窠臼。近幾年，雖然中國也出現了一些區域性大氣污染的試驗，比如中國的四大城市在近幾年的大型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聯防聯控”，通過聯合相鄰城市采取共同措施控制城市的空氣質量。但是，這種區域性空氣污染治理目前還遠遠沒能形成一種長效的機制。目前，面對空氣污染的區域性特征，中國現有的制度架構和政府體制中還沒有一種相對常態和成熟的制度安排以解決這一問題。復合型、區域型空氣污染時代的來臨意味著治理尺度怎樣的變化？它們對于現行空氣污染治理體制，乃至整個治理體制會產生什么樣的沖擊呢？首先，復合性的空氣污染形態意味著以“指標”為核心的考核和激勵機制將面臨“失敗”的局面。諸如PM2．5這種二次污染指標無法用單一污染物排放量限定的方法來控制，如果說原來的污染治理尚可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現在的情況則是連這一點都難以為繼了。也就是說，傳統的通過指標、配額方式進行治理的方式已經越來越低效；其次，區域性的空氣污染也意味著以行政轄區為區隔的治理體系在很大程度上將不得不被打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看到中央政府仍然試圖在現有的考核體制下去解決轄區間的交互影響問題③，但是這種努力可以期待的績效和適用性是值得懷疑的。在遭遇更復雜議題的情況下，這種區隔化的管理方式不可避免地走到盡頭。空氣污染就是這樣一個議題：一個轄區的污染源可能對諸多其他地方帶來污染，同時，任何地方也不可能視其他地區的污染為于己無關。各地之間互相污染、交叉污染，并且這種交互影響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要強過水污染等其他跨域環境問題。

（三）風險社會及其民主意涵空氣污染是一種典型的生態風險。風險不僅是一種客觀存在，更是一個社會和集體建構的過程。雖然風險必定部分地來自于事實，但其更重要的部分在于大眾通過社會的公共交流對風險進行闡釋、界定和認知的過程（Strydom，2002：84）。也正因為如此，空氣污染對思考當今中國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態也提供了很好的一個切入點。現階段的中國，在空氣污染控制和防治方面，出現了一種“民意已過河，政策摸石頭”的現象，民眾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走在了政府的前列。以PM2．5為例，民眾是促使政府將這項污染物納入污染評估指標體系的直接推動力。早在政府作出反應之前，民間就已經開始了各種形式的空氣質量調查，公眾、環保NGO和媒體持續關注PM2．5數值變動，甚至走上街頭自主去監測PM2．5數據；一些活躍的民間環保人士通過社會媒體引導公民參與空氣污染的測量，推動政府的污染數據公開以及空氣污染立法進程。環保人士潘石屹等人在微博上發起關于空氣質量立法的動議，倡議應該對清潔空氣立法。社會的壓力最終促使環保部拿出了空氣污染治理的時間表，擬定在2016年前分階段地將PM2．5納入空氣質量體系。為什么空氣污染這個議題突出地展現了這一點？傳統上，政府可以利用其對科學技術的掌握及其對話語的壟斷，來阻止污染等風險事實進入公眾的視野。對于政府而言，總是希望很好地去“管理風險”，對民眾的風險意識進行引導，通過專家壟斷技術知識的定義和解釋，進行“安全敘述”（郭巍青、陳曉運，2011：95－122）。但是，在面對空氣污染這樣的新型治理問題時，民眾卻并不會一味受制于國家對風險的管理，民眾作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感受者，能夠用自身的日常性知識，也就是“社會文化理性”（Fischer，2000：40－44），來對抗國家對于科學和技術理性的壟斷。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這種新的力量格局，再加上長期以來國家對于公民表達的行政壓制、體制運作中的協商不足等等，都更進一步地導致了公民對政府不信任的累積和發酵。從這個角度講，我們看到了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下移，更重要的是，類似空氣污染這樣環境風險議題的出現賦予了人們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機會，推動人們去更加積極地進行政治參與、公開討論和民主協商，理性面對危及公民切身利益和社會安全的風險，增強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對于自然問題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發言權，爭取公共決策者、技術專家以及普通公民之間更加平衡的權力－責任的關系。

二、保障型國家———國家角色再認識

治理的尺度是一個描述性概念，但它同時也存在著一定的價值意涵。通過尺度的討論，這一概念將治理的跨域化、在地化以及協力治理等多種治理的趨勢整合起來。同時，這一概念也促使人們去思考：在面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新的議題時，怎樣在新的治理實踐中對尺度和空間進行新的定義，治理的邊界怎樣被實體地和社會性地重構？而這些又為我們改進公共政策提供了怎樣的啟示？更重要的是，面對現代國家治理尺度的變遷，國家需要在治理的實踐中怎樣做出回應和應變？這一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但是，本文認為，事實上吉登斯所提出的“保障型國家（EnsuringState）”（吉登斯，2009：9）概念已經為我們思考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定的框架。“保障型國家”囊括了空氣污染治理過程中我們所需要面臨的最重要的三個維度的思考，即：國家獨立于利益集團來倡導環境政策的自主性、中央政府對于環境政策的貫徹力以及在環境議題上國家與社會的有序互動問題。“保障型國家”是吉登斯在《氣候變化的政治》一書中提出的概念，“氣候變暖的問題很多人都在談，但很少有人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的行為與氣候變暖的問題聯系起來”———吉登斯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吉登斯悖論（GiddensParadox）”（吉登斯，2009：2）。為了解決這一困境，吉登斯提出了“氣候變化的政治”的概念框架。這個概念框架主要由兩個概念構成：“政治斂合（politicalconvergence）”和“經濟斂合（economicconvergence）”。吉登斯認為，如果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兩者之間形成一種良好的互動，就會系統性地推動氣候問題的解決。為此，吉登斯提出了一種更為積極的國家的概念———“保障型國家”。他認為，國家應該在應對環境問題時扮演“催化劑”、“協調員”的角色，鼓勵和支持多元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好的政策，同時確保環境治理的切實成效。為此，國家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一是，要全力去提高政治和經濟斂合度，比如氣候變化和能源安全就是兩個具有高度關聯性的公共議題，是尋求政治經濟斂合的一個典型例子；二是要讓氣候變化的關切深入到民眾的日常生活當中；三是要避免讓政治資本流出這個政策領域。因為對抗氣候變化需要長期的政策，那么就需要把這些政策一直置于政治關切的最前端，把它牢固地鎖定在政治議程中。

保障型國家對于我們討論中國的空氣污染治理有著很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中國環境治理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矛盾問題，這個問題在本質上是吉登斯悖論的一種表現。保障型國家應該在這種矛盾中擔當起環境議題倡導者的角色，致力于克服經濟發展的盲目性。事實上，空氣污染從一個地方性議題變成國家性議題也的確經歷了一個過程。吉登斯在其語境下思考保障型國家的出發點是希望國家改變“去監管化”的態度，加強實質性的國家調節。對于中國而言，保障型國家首先是確保國家公共政策相對于地方保護主義利益、產業部門以及能源行業的自主性。其次，正如吉登斯特別提到的，中國治理氣候變化的政策遇到的最大障礙就是中央政府試圖加強“政治斂合”和“經濟斂合”的各項政策在上令下達的過程中，往往經過層層官僚制的過濾，再次被簡化為GDP崇拜。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環境政策的貫徹執行問題，是中國環境治理中關鍵的一環。在中國，量化考核和目標責任制是國家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路徑，國家希望藉此控制地方官員的晉升機會，從而確保國家的重大政策在地方的執行以及地方官員對上級政府的忠誠。但事實上，現有方式并不能適應環境治理中的諸多問題。一方面，環境指標很多時候是復雜的、不可量化的；另一方面，地方官員為了達到考核目標往往操縱和扭曲真實的環境信息，在缺乏公民參與以矯正這些信息扭曲的情況下，重大的治理問題往往得不到有效的處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量化管理和目標責任制等管理方式事實上是削弱了而不是加強了國家的能力（Gao，2009：21－31）。這也正是“保障型國家”的第二個意義向度。以空氣污染為代表的環境議題為我們重新檢視國家治理能力，加強國家能力建設提供了一個場域。環境治理需要政府努力尋求環境政策的政治和經濟斂合，使得環境意識和環境政策能很好地與國家其他政治經濟政策結合起來，保障環境政策的實現。

最后，保障型國家區別于早期環境主義以及環保運動中“對抗國家”的思想，認為應該從現有的體制中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這對在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思考空氣污染等環境治理問題有著很重要的啟示意義。雖然社會運動、抗爭政治似乎是一個古老的政治話題，現有學術研究也有很多集中于關注環境抗爭，但是這并不一定能反映問題的全貌，尤其在諸如空氣污染這類的環境問題上，公民的相關行動很多時候并不是高度政治指向的。公民所訴求的并不是挑戰現有政治制度的權威和合法性，而是希望幫助國家、也從國家那里尋求幫助，以改善自身基本的生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講，公民社會和國家在這類議題上的關系更接近于合作主義或者協同治理。因此，在保障型國家的框架下，國家尋求與公民社會的互動和互強，通過理性的協商和審議以共同推動高效的環境政策的產出和執行是解決環境治理問題的應然路徑。這也是現有政治體制之下中國環境治理的應然方向。

篇8

近些年來，我國大部分城市被霧霾席卷，有的城市甚至遭遇6級以上的嚴重霧霾。隨著城市大氣污染的加劇，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城市空氣質量，嚴重威脅著城市居民的身體健康，也給當前我國經濟發展觀念敲響了警鐘。因此，要分析導致城市大氣污染的原因，然后采取相應的治理措施，為人們創造宜居城市。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大氣污染的概念和成因，接著就如何做好大氣污染治理展開論述。

一、大氣污染的概念以及成因

大氣污染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關注，要解決大氣污染問題，就要分析成因，制定完善的大氣治理措施，改善空氣質量，為人們創造良好的空氣環境。

1.大氣污染的概念

所謂大氣污染是指人類生產、生活活動或自然界向大氣排出各種污染物，其含量超過環境承 載能力，使大氣質量發生惡化，使人們的工作、生活、健康、設備財產以及生態環境等遭受惡劣影響和破壞。污染源可分為天然污染源和人為污染源。天然污染源是指自然界向大氣排放污染物的地點或地區，如排放灰塵、二氧化硫、硫化氫等污染物的活火山、自然逸出的瓦斯氣，以及發生森林火災、地震等自然災害的地方。人為污染源則又可按不同的方法分類：按污染源空間分布方式可分為點污染源、面污染源、區域性污染源；按人們的社會活動功能可分為生活污染源、工業污染源、交通污染源等；按污染源存在的形式可分為固定污染源和移動污染源。

2.大氣污染的成因

隨著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在創造大量的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污染了大氣環境，導致城市霧霾現象不斷加劇。下面就針對大氣污染的成因展開論述。

（一）燃料燃燒。隨著工業行業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的能源和燃料，尤其是在工礦地區和工廠比較集中的崎嶇，污染濃度很高。在實際生產過程中，有的企業沒有采用新的節能技術，仍然采用高硫煤作為燃料，尤其二氧化硫，對環境造成了極大的污染。還有一些化工企業，產生了大量有毒氣體，造成了嚴重空氣污染，危害著人們的身體健康。

（二）交通運輸，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我國交通行業的迅速發展，人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私家車數量出現成倍的增長，不僅造成了交通的阻塞，而且車輛排放的尾氣，同時夾雜著大量的可吸入顆粒，對大氣產生極為嚴重的污染。

（三）生態環境破壞。隨著人口不斷增加，需要更多的生存空間，就會無休止的破壞自然環境，出現很多濫砍濫伐的情況，植被遭到破壞，增加了水土流失，導致有的地區出現揚沙和揚塵，對人的身體也會造成損害。

（四）工業布局不合理。在有的城市，是依托資源建立起來的，但是整體布局不合理，導致市區空氣污染嚴重；還有的新型的城市，沒有制定長遠的發展規劃，環保綠化沒有跟得上城市發展的步伐，綠化標準遠遠達不到城市實際發展的需要。

（五）環境意識薄弱，經濟發展沒有做好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在很長一段時期里，一些地區的政府部門只顧盲目的追求區域的經濟發展，在進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或者在進行城市或者產業規劃的時候，往往會忽視對大氣環境保護的內容，造成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快速發展。這造成的環境危害和損失是難以挽回的。

二、防治大氣污染的措施

為了做好大氣污染防治工作，環保部門要協同其他部門，認真分析大氣污染出現的原因，不斷總結經驗教訓，結合城市發展，制定出長遠的控制防治規劃，為人們創造良好的生活環境。下面就如何做好大氣污染防治工作展開論述。

1.做好大氣防治的措施

就目前而言，治理大氣污染的途徑和方法很多，具體包括調整能源戰略、采用清潔能源、推行清潔生產工藝、合理使用煤炭資源、強化大氣環境管理、進行污染物總量控制，應用綠色植物凈化大氣等。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要使用清潔能源，比如風能、太陽能以及水能。在工業生產過程中，要不斷采用高新的節能技術，提高煤炭資源的利用效率，提升煤炭燃燒方式；還要健全城市大氣污染管理法律，對大氣污染進行監控。

隨著城市空氣污染不斷加劇，大氣含有很多有害物質。因此，為了更好的控制空氣污染，要根據大氣污染的程度，采用不同的方法對大氣環境進行監測。大氣常見的污染物主要包括懸浮顆粒、浮沉、可吸入式顆粒、一氧化碳、二氧化硫、鉛、氟化物等。

2.綜合整治方法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要制定完善的大氣污染整治計劃，控制好最大排放量和削減量，從而根據實際情況，確定科學合理的大氣污染治理方案。同時要根據城市發展結構和交通情況，確定污染城市大氣的污染物，做到有的放矢和對癥下藥。因此在實際治理過程中，要改進落后的燃料方式，廣泛普及氣體燃料、太陽能以及地能等能源，通過綜合治理的方法，建立無煙控制區；另外，要做好城市發展規劃，調整工業布局，加強城市空氣污染源的質量，降低尾氣和廢氣的排放量；還要做好城市綠化工作，提高城市綠化水平，凈化城市空氣。

3.利用氣象條件防治大氣污染

在污染源變化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大氣污染狀主要取決于氣象條件。在實際過程中，污染物在大氣中的稀釋和擴散受氣象條件的支配非常明顯，因此，利用氣象條件來制約污染源是防治大氣污染現實而又有效的途徑，而污染氣象條件預報則是其中的關鍵。氣象部門不僅要提供大氣污染預報，還可以為政府規劃部門搞好城市建設的合理布局和城市環境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所以氣象部門可以通過人工增雨、增雪、消霧等技術來凈化大氣、消除污染。

參考文獻：

篇9

墨西哥城之所以發生嚴重的空氣污染，主要是由三個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地理因素，墨西哥城是墨西哥合眾國的首都，它坐落于墨西哥河谷中央、海拔2240米的高原上，除了北面，三面被呈馬蹄鐵形狀的3000～5000米的高山包圍，空氣稀薄，氧氣含量僅為海平面地區的77%，而且盆地地形阻擋了空氣流通。二是氣候因素，墨西哥城處于北緯20度（與我國臺灣緯度接近），屬亞熱帶氣候，紫外線照射強烈，每年的12月至次年的3月，受高氣壓控制，處于靜風狀態，高空大氣溫度高于地面溫度，阻礙了空氣的上下對流，導致地面頻繁出現嚴重的臭氧等空氣污染。三是排污因素，墨西哥城人口多達2120萬，集中了全國約1/2的工業、商業、服務業和銀行金融機構，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中心。擁有420萬輛機動車和5萬家工廠，以及1萬多家從事服務業的企業（公共浴室、醫院、旅館），產生成千上萬噸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碳氫化合物等空氣污染物。這些污染物經光化作用，產生對身體危害更大的PM2.5、臭氧等污染物。相比傳統型城市空氣污染，即由汽車尾氣引起的氮氧化物和光化煙霧污染（洛杉磯）、由工業生產引起的高濃度二氧化硫、可吸入性顆粒物污染（倫敦），墨西哥城的空氣污染屬于兩者的混合。

二、墨西哥城空氣污染的治理過程

從20世紀50年代起，墨西哥城工業開始快速發展，城市規模迅速膨脹，城市化地區從1940年的120平方公里擴展到1995年的1500平方公里，人口則以每年5%的增長速度，從300萬猛增至1800萬，達到墨西哥國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地區GDP占到國家GDP的36%、能源消耗占國內總量的近20%。從20世紀60年代起，墨西哥城開始出現空氣污染問題，但當時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墨西哥出現可怕的煙霧天氣，導致遷徙到墨西哥城的大量候鳥死亡。據墨西哥衛生部統計，1984年至1988年，因大氣污染導致的哮喘、支氣管炎等上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人數從100萬激增到220萬。墨西哥政府和民眾開始認識到空氣污染的危害性，于1985年組建國家環保部，開始著手治理大氣污染。出臺《環境污染防治21條對策》（1986年）和《環境保護100項措施》（1987年），提出將公交車的發動機更換成低污染型、加強地鐵和有軌電車建設、限制郊區機車進入城中心、實行機動車尾氣檢測、提高汽油和柴油質量、安裝機動車尾氣凈化裝置等21條措施。1988年，墨西哥政府全面修訂了《環境保護基本法》，該年年末，薩利納斯總統上臺，提出將解決環境問題、提高國民生活質量作為《1989—1994年國家開發計劃》的目標之一，1989年，啟動了《墨西哥城地區空氣清潔計劃（1990—1995）》，從提高油品、引入替代能源、優化交通系統、限制工業排放、加強生態修復等多個方面，開始對空氣污染進行綜合整治。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困擾墨西哥城的二氧化硫和一氧化碳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但是總懸浮顆粒物（SPM）和臭氧濃度依然居高不下。為此，墨西哥城又陸續出臺了三個空氣清潔計劃，更廣泛深入地推動大氣污染治理工作。經過20多年的努力，墨西哥城的空氣質量已經得到根本性改善。

三、墨西哥城大氣污染防治的具體對策

（一）出臺大氣污染相關法律制度和標準體系

墨西哥在1982年就頒布了《環境保護法》，提出大氣污染的控制措施。1988年，頒布了《生態環境保護法》，提出了機動車尾氣排放標準、強制報廢制度、完善工廠廢氣排放標準等100項對策，明確聯邦政府、地方自治體、墨西哥石油公司等國有企業的權責。在此基礎上，又出臺了《大氣污染控制法》和《墨西哥城以及周邊城鄉車輛污染控制法》。此外制定了排放標準等45個控制大氣污染的管制方案，煙囪限高范圍、污染物監測方法和監測儀器等相關標準，固定源和移動源的種類和污染物排放標準、總量控制標準以及廢氣檢測裝置的性能和測定方法標準。還針對每種廢氣產生源，出臺了具體的監測標準。

（二）大力開展大氣污染監測和預警

1966年墨西哥政府在墨西哥城建立了4個監測站，開始監測二氧化硫和總懸浮顆粒物等空氣污染物；1977年，引進自動監測設備；1995年，進一步完善大氣自動監測網，將首都圈監測站點增加至33個；1997年設立了自動監測中心，接管原屬漁業資源環境部的監測站。由于氮氧化物、硫化物、總懸浮顆粒物（PST）主要來自電力、水泥等產業，墨西哥政府強制要求工廠等固定污染源安裝污染物自動跟蹤監測器，將監測信息實時傳送給監測局。

為了便于市民了解，墨西哥政府選取了五種污染物（懸浮顆粒物、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每天在新聞媒體上公布，每一項污染物都有一個污染指數基準值（IMECA），以二氧化硫為例，將其24小時平均濃度0.13ppm定為IMECA基準值100，當其濃度達到0.35、0.56、0.78、1ppm時，對應的IMECA污染指數為200、300、400、500。如果污染指數超過250，墨西哥城就會啟動首都圈內的工廠限產和機動車限行的緊急措施，超過300，所有的學校停課。

（三）以治理機動車為重要抓手，采取綜合治理

墨西哥城空氣污染的主要來源是機動車。從20世紀80年代以后，墨西哥城機動車數量迅速增長，到1994年機動車數量達到270萬輛，并且車輛平均使用年限達到八年半，由于高原地區氧氣不足，燃燒不充分，導致汽車尾氣污染物濃度非常高。據墨西哥城1998年統計，汽車尾氣貢獻空氣污染幾乎全部的一氧化碳、40%的氮氧化物、20%的二氧化硫和35%的PM10等。所以墨西哥城將大氣污染防治的重點放在機動車上。

首先，強制實行汽車尾氣檢測和維修。墨西哥城要求所有機動車輛每半年進行尾氣排放檢測，排污超標的車輛嚴禁上街行駛。

其次，采用車輛限行制度。墨西哥城自1989年開始實行“一周限行一天”的車輛限行制度。根據汽車尾號，貼上不同顏色的標識，根據顏色標識限行，違反者將受到高達一個月工資（最低月工資標準）的罰款。在重污染天氣，還實行雙限行。1997年至1999年，墨西哥進一步完善限行制度，按照尾氣檢測排放情況在車輛上貼上“0”（新車，符合嚴格的排放標準）、“1”（符合一般排放標準）和“2”（符合最低排放標準）標志。貼有“0”標志的車輛行駛不受限制；貼有“1”和 “2”號標志的車輛，平時每周限行一天。在重污染天氣，對“2”標志的車輛進行管制。1999年以后，墨西哥又提出在大氣污染緊急狀態下，第一階段（頭3天）先對“2”標志的車輛實行雙限行，第二階段（3天以后）“2”標志車全部停駛，“1”號標志車每天早上5：00至晚上22：00期間限行，停駛50%的公車，該政策延續至今。

第三，采用低硫、無鉛和清潔的燃料。要求墨西哥城300個重污染工廠將燃料由重油替換為天然氣、低硫柴油，并向首都圈內的企業提供工業用低硫汽油。同時，還積極引進使用天然氣和液化氣的公共交通工具。

第四，加強對污染工廠的管控。針對嚴重的空氣污染問題，墨西哥城要求所有工廠生產時間縮短30%。1992年至1994年，墨西哥環境監察局針對首都圈的固定污染源，采取月均500次的現場檢查，關閉了其中37家（占0.5%），限制617家（占4.6%）生產，并對9057家（占68.3%）提出技術改造建議。1994年以后，又實行新一輪的工廠和機構的廢氣排放管控，提出在重污染天，工廠要減少30%—40%的生產量。

第五，利用綠植凈化空氣。墨西哥政府在1989年至1991年的全國發展計劃中提出在全國開展綠化運動，尤其是大力加強農村地帶和生態保護區的綠化，建設人工公園，并設立專人看守森林。1991年墨西哥城周邊植樹達到10萬棵。至今，墨西哥城森林面積已達1600多平方公里。

（四）連續有力的空氣污染行動計劃確保治理工作落實有力

1989年，墨西哥出臺了《墨西哥城地區空氣清潔計劃（1990-1995）》，提出石油生產要符合國際標準，重油和柴油生產要脫硫，安裝硫和碳氫化合物的捕捉裝置和廢氣排放監測設備，增加軌道交通里程，使用天然氣等清潔能源等41條行動方案。1996年，出臺第二個《墨西哥城地區空氣清潔計劃（1995-2000）》，該計劃提出到2000年減排碳氫化合物50%，氮氧化物40%，懸浮顆粒物45%，具體措施包括：推動第二、第三產業的產業升級和清潔能源替代，大力發展新能源汽車，建立安全有效的公共交通系統、統籌考慮首都圈的城市發展、交通和環境、加強環境相關的科研教育。2001年，推出第三個《墨西哥城地區空氣清潔計劃（2002-2010）》，與前兩次規劃不同，該規劃在制定過程中不僅廣泛吸收聯邦和地方政府機構參與，還面向全社會征求意見，鼓勵民眾參與規劃，并首次運用前瞻性規劃方法，在評估未來10年內人口增長和城市擴張帶來污染總量增長的基礎上制訂治理措施。規劃目標包括：消除臭氧污染指數超過200的極端重度污染天；將PM2.524小時平均濃度控制在65ug/m3以下，年平均濃度控制在15ug/m3以下；消除一氧化碳8小時平均濃度超過9ppm的污染天等。至2010年，除PM2.5年均濃度未達標外，規劃目標基本實現。

目前，墨西哥城正在執行第四個《墨西哥城地區空氣清潔計劃（2011-2020）》，該計劃提出在此前治理工作基礎上將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再減少50%，換言之，在今后9年的時間里，墨西哥城的減排總量將達到過去20年的總和。主要措施包括加強居民健康防護、降低能耗、提高能效、降低機動車排放、推行環保技術改造、倡導環保意識和公眾參與、園林綠化、強化科研等八個領域，提出81條舉措和116條行動，并對每條行動列出了責任單位、實施時間表、所需經費等。由于該計劃可操作性很強，被墨西哥州州長譽為“30年來最好的空氣治理綜合計劃”。

（五）建立多部門聯防聯控的組織體系

墨西哥城大氣污染防治工作能產生顯著成效，離不開它科學的分工協作組織管理體系。這個組織體系包括三大機構：一是國家漁業資源環境部，該部內設環境局和環境監察局。環境局負責環境保護的政策制定、科技研究等。環境監察局負責巡視工廠排污情況、發現并糾正違法行為，處理民眾的投訴舉報等，它在各個州都有派出機構，負責與當地政府協作，共同開展環境保護工作。二是墨西哥城環境署，負責開展大氣監測調查以及相關科研監測機構的管理。三是首都圈環境保護委員會（AMCM），該機構由漁業資源環境部、衛生部、教育部、交通運輸部、能源礦山工業部、墨西哥州政府（毗鄰墨西哥城，從東、西、北三面環繞首都）、墨西哥聯邦區（即墨西哥城）、墨西哥石油公司、聯邦電力委員會、墨西哥城環境署、墨西哥石油研究所等多個部門組成，負責墨西哥城大氣污染警報、制定優化城市交通網絡規劃、加強機動車尾氣檢測、推廣無鉛汽油等工作。

（六）將維護民眾健康作為大氣污染治理的首要策略

墨西哥城政府高度重視大氣污染對民眾健康的影響，在《墨西哥城地區空氣清潔計劃2011-2020》中提出一系列保護民眾健康的措施。一是分析研究細顆粒物、臭氧、氮氧化物等污染物對各類人群的健康影響，確定高危人群，依照研究結果制定危害分級標準體系，確定大氣污染治理的重點區域和重點目標。二是不斷升級自動環境質量監測體系，確立各類污染物濃度預警機制，信息警示公眾或特定高危人群在特定時段避免進入重度污染區域。三是研究制定簡便可行的防護措施，并加大宣傳力度，保證公眾能夠采取一定的自主防護措施。四是針對大氣重度污染制定應急預案，實行各級單位責任制，確定各主體屆時采取相應的行動，并著力加強幼兒園、學校等易感人群聚集區的防護。五是建立長期評估體系，定期評估污染對健康損害造成的醫療費用支出等經濟損失，達到“算大帳”、“看整體”的目的，為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提供科學依據。

（七）為治理大氣污染多渠道籌資，建立長期資金保障機制

大氣污染治理時間長、耗資大，為確保治理工作獲得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墨西哥城建立了以政府為主體的多渠道籌融資體系。該體系由四部分組成。一是政府財政預算支持。墨西哥聯邦政府、墨西哥州政府和墨西哥城政府均將環境治理費用列入年度預算，專款專用。二是墨西哥谷地環境信托基金。該信托基金由墨西哥聯邦政府、墨西哥州政府和墨西哥聯邦區政府共同創立，資金來自對機動車和企業征繳的排污費，主要用于資助環保教育、環境自動監測網絡建設、機動車油改氣等28個長期治理項目。三是發展銀行優惠貸款。墨西哥發展銀行每年撥出一定的優惠信貸額度，并與世界銀行、泛美開發銀行、日本國際合作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合作，重點支持中小企業的環境改造項目。四是國際援助。對于難以收回投資的環保項目，墨西哥城積極爭取國際援助，每年均與美國環保署、日本國際合作署、德國技術合作公司（GTZ）等機構進行項目合作，獲得資金援助。

篇10

一般說來，行為受思想支配，每個人創業，都離不開某種內在動力，魏一良投身于室內空氣污染治理就緣于侄女受害萌生的沖動。他原來從事的行業是糧食貿易，2006年1月的一天，他正在鄉間忙著收購，突然接到哥哥的電話：“一良呀，你侄女胎兒異常，痛得在家中受不了，你認識的人多，在城里給我聯系個技術過硬的醫生瞧瞧，我們隨后就到。”

侄女的病痛牽掛著叔叔的心，魏一良趕緊停下手上的活計，趕回城區，將侄女安排住院治療。

經過醫生診治，侄女兒腹中的胎兒已死亡。經過鑒定，這是由空氣污染造成的，而且侄女本人的白血球含量也大幅下降，身體虛弱。

醫生的鑒定，引起了魏一良的回憶。他想起侄女是去年11月剛搬進新房，而她是在裝修完不到一個月搬進去的，會不會是因為室內的有害氣體沒有散發完，造成的影響呢?

魏一良根據醫生的建議，請環保部門對侄女家里的空氣進行了檢測，檢測的結果查出了傷害侄女身體的禍首：新房甲醛嚴重超標!

瞧著侄女憂傷的眼神，魏一良心里不是個滋味，他在想：想不到家庭裝修中空氣污染這么厲害，要是有什么東西能治理就好了!

魏一良萌發了內心的沖動，他要闖進這陌生的領域一試身手。

魏一良首先到一些裝修公司進行走訪了解，據他們介紹，目前室內裝修污染治理主要還是靠推遲人住時間，打開窗戶換氣來解決。

在現代社會，科技如此發達，難道這問題都解決不了，他就不信這個邪!魏一良的倔犟勁上來了，他一次次地打開電腦，想從浩如煙海的互聯網中尋找密笈。從網上他得知目前室內裝修所用的板材大多用含甲醛的粘合劑粘合而成，而且油漆中也含有苯等有害成份。一些有害物質還藏身于板材的夾層中，短時間內很難充分揮發，容易引發血癌、腦神經紊亂、肺水腫，對人體的損害相當大。他還一次次地到書店、郵局翻閱書、報、刊，搜集有關室內空氣污染治理的良方。

2006年3月的一天，他終于在互聯網上發現清華大學已組織專家進行攻關，成功研發了室內空氣污染治理的技術和治理產品，內心一陣欣喜。而且，清華大學研制的空氣清新劑價格比較適中，又環保，是不會出現二次污染的。

說干就干，在妻子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5月3日，魏一良踏上了開往首都北京的列車，來到清華大學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在公司進行了為期10天的操作培訓，隨后又采購了一些必要的設備、空氣清新劑帶回宣城。

為提高知名度，免費檢測闖市場

經過積極的籌備，2006年6月28日，魏一良的宣城市室內裝修污染檢測治理有限公司開張迎賓。然而事情并不像魏一良原先設想的那樣順利，開張前幾天，雖然陸陸續續有顧客上門，但大多是進來瞧個稀奇。魏一良備感焦急，他與愛人商量，決定一方面廣泛宣傳，擴大影響，另一方面開展免費檢測活動，讓利于消費者，以便讓顧客認識室內裝修污染的危害程度，啟動市場。

為了搶占前端市場，魏一良與一些裝飾公司建立了聯運機制，共享客戶資源。他還聘請了一些業務員，到一些住宅小區上門推銷業務。經過多方努力，終于使業務有了轉機，2006年7月15日，他們接到了寧國一家鞋店要求進行免費檢測的業務。原來這家鞋店剛裝修不久就投入運營，夏天關起窗戶，打開空調，室內氣味刺鼻。

這是開業以來接的第一筆業務，而且是免費的，寧國距離宣城有50多公里，一旦客戶不要求進行治理，公司就要賠進去近兩百元的交通費、人工費。但魏一良決定背水一戰，他帶著3名施工員來到寧國，先用檢測儀器對鞋店內的空氣質量狀況進行了檢測，并向客戶出具了檢測報告，征求他的意見看是否進行治理。

鞋店老板一看，室內的甲醛含量已超出標準的11倍，忙與魏一良商議對店內空氣污染進行治理。雙方經過洽談，簽訂了治理協議。魏一良帶員工將店內的鞋子搬出后，先對室內衛生進行了清掃，然后用甲醛清除劑和納米光觸媒劑分別對墻面、鞋柜進行了噴涂，還打開熏蒸機，對整個室內空氣進行熏蒸，以加快甲醛的揮發。

治理過后，魏一良打開檢測儀器再對室內空氣質量進行檢測，這時顯示的甲醛含量已明顯降低，達到了0.1％以下的安全標準。店老板進去后，感到里面的空氣已煥然一新，十分感激，讓會計及時支付了治理費用。

這件事成功以后，魏一良進一步堅定了從事室內污。染治理的信心。為打消顧客的疑慮，他還主動與宣城市技術監督局、環保局聯系，請他們對自己所使用的儀器沒備和治污試劑進行檢測，取得他們的認同。對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客戶，他還自行墊資，請環保部門派人上門檢測，并向用戶出具檢測報告，供用戶對比參考。有政府部門出具的權威檢測報告作保證，魏一良的公司信譽度得到提高，業務量逐步上升。

誠信經營，拓展領域賺萬金

誠信經營，為魏一良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客戶資源，但他沒有就此滿足，他想把握時機，將室內空氣污染治理向不同的領域拓展。

在進行市場調查中他發現由于目前家具和辦公用品生產廠家大量采用甲醛和苯含量較高的復合板材，造成一些家庭和辦公室空氣污染。經過慎重考慮，魏一良決定在廣告宣傳中增加治理家具和辦公用品污染這一項目。為了尋找客源，他派出業務員貓在進出家具銷售公司的路口，看到有采購大宗家具的客戶出來后，上前向他們推銷業務。這么做，還起了點效果，2006年8月上旬，宣城市開發區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的辦公室主任電話聯系了魏一良，請他派人對公司新購置的辦公桌椅、書柜進行污染治理，清除異味。

魏一良帶著4名員工首先對他們的辦公環境進行了檢測，發現室內甲醛已超標5倍，苯超標3倍。根據客戶要求，魏一良組織員工先用空氣清除劑和裝修清除劑對室內的辦公用具進行了噴灑，隨后又用熏蒸機進行了加熱熏蒸。污染治理結束后，魏一良又安排員工用柔軟的干布對辦公用具進行擦拭，并用家具上光護理劑對這些桌椅、書柜進行了上光保護。望著清除異味后閃亮的辦公桌椅和汗水浸濕衣衫的治污員工，這位辦公室主任握著魏一良的手，一個勁地道謝。

做生活的有心人，就能發現商機，2007年1月中旬，魏一良乘車外出談業務時，感到空調中巴內異味比較重，刺得人要流淚。他用隨身帶的檢測儀器進行檢測，發現車內空氣中甲醛含量超標4倍。他覺得這樣有損乘客身心健康，需要治理。待乘客全部下車后，他向司機遞上名片，并提出進行污染治理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