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社會公共管理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篇1

內涵是關于事物的本質屬性。揭示事物的內涵是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基礎和前提。然而，我國關于公共管理問題的討論與爭鳴雖早已開鑼，但對其內涵卻未有很深入的研究，已有的看法意見不一。有鑒于此，筆者不揣淺陋，將管見和盤托出，就教于行家、學者。

一、公共管理的概念與類型辨析

（－）關于公共管理概念

公共管理研究與教育正在華夏大地興起，專家學者推出的教材、著作、論文頗為可觀。但是在什么是公共管理問題上，可謂見仁見智。不說中國，就是“先行者”的西方一些國家也有類似情形，以致于有些學者認為“公共管理”概念象“瞎子摸象”，難以確定。在此，本人擬作一次把復雜問題簡單化的嘗試，把公共管理的概念界定為：對公共事務進行管理的社會活動。具體說來，是公共管理主體為了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運用公共權力對公共事務施加管理的社會活動。

作為管理，公共管理和其他管理（如工商管理）的基本原理、方法和運作等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作為“公共”管理，它在研究對象及其特點上，又與其他管理有明顯區別。以公共管理與工商管理為例，公共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國家、政府與社會公共組織的公共事務及其管理過程，而工商管理的研究對象是工商企業及其經營過程。兩者的具體差異在于：一是管理目的不同，公共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社會公共利益，工商管理的目的是謀求組織利潤；二是管理性質不同，傳統的公共管理具有壟斷性，工商管理則具有競爭性；三是管理手段不同，傳統公共管理以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經濟手段；工商管理以經濟手段為主，輔之以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我們既要把握二者的聯結點，更要著力找出二者的差異處，以求對公共管理有全面的認識。

（二）關于公共管理類型

為了加深對公共管理概念的認識，我們須進一步對其作外延分析。概念的外延是指該概念囊括的所有事物。公共管理的外延即指它所管理的一切公共事務。為了對“一切”有概括性認識，我們又要對它們作“類型”求解。筆者認為，就宏觀而論，世上所有的公共事務可分為三類：一是國家公共事務二是政府公共事務，三是社會公共事務。

1．國家公共事務。據英國《大眾百科全書》對國家作出如下定義：“由政治單位在其管轄的范圍內制定規則和進行資源分配的機構。政府的功能：①立法；②司法；③執行、行政管理。”這是廣義的政府（國家）觀。應當指出，這里所指的國家是特指狹義的國家，即廣義國家中最重要的部分①立法以及②司法。這種國家公共事務主要包括維護國家統一和，制定法律、法規，維護社會秩序等，側重于與國體、政體方面有關的，關乎整體職能把握的宏觀控制和影響類型的公共事務。

2．政府公共事務。《美國百科全書》指出：“政府一詞適應于管理團體和國家的機構及其活動。通常它指的是諸如英國或日本這些民族國家或其分支如省、市地方政府的組織機構及法定程序，就這一方面而言，政府對已經確認為某一民族國家中成員的事務進行管理。由此可見，政府就是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治理機構。”應當指出，這是狹義的政府，它專指一個國家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機關。這種政府公共事務包括政治選舉、行政區劃與國家禮儀方面的政治性公共事務、國家安全公共事務、對外關系公共事務、人事行政公共事務、財務行政公共事務以及機關內部的公共事務。

3．社會公共事務。這里的“社會”并非“人類社會”的廣義“社會”涵義，而是專指“政府管理社會”中的中觀的“社會”，這里的“社會”，即將社會管理與政治、經濟管理職能并列的一個領域，它主要涉及與人們日常生活密切聯系的社會公共事務。這種社會公共事務主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藝術、醫藥衛生、體育等公共事業；社會服務、社會公用事業以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公共事務等。這種類型的公共事務與全體社會成員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聯系最緊密，同時這部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是直接以全體社會成員為實施對象，因此，它所顯示的社會公共性也最強。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是指公共組織對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由于紛繁復雜的公共事務可以歸納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三大類，因此，我們也應該把種種公共管理歸結為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和社會公共管理。正是這“三足鼎立”共同構成了一個有機統一的龐大的公共管理體系。我們既要從個性去分清它們的差異，又要從共性去歸納它們的統一，用共性與個性相聯結的辯證法去把握公共管理的真諦。

二、社會性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

如上所述，公共管理是由國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會公共管理構成的，因此，“國家”、“政府”、“社會”都分別是公共管理的內涵之一，然而，比較而言，只有“社會”才是公共管理的共同內涵。對此，可以從如下幾方面闡述：

（一）公共管理主體的社會性內涵

公共管理的主體是國家、政府和社會公共組織。下面分別闡釋它們的社會職能特征。

1．國家的社會職能。正如恩格斯所言，國家不是從來就有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只有到了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方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于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因此，國家來自社會，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是社會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

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理論從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出發，認為國家的產生是社會契約的結果。該學說認為，在國家產生之前，人類處于一種自然狀態之下。在這種狀態下，每個人都有運用上天賦予他自己的價值和趨利避害的權利。然而，每個人在運用上天給予的權利去實現自己的價值的時候，產生了人與人之間的沖突。為了不致于使人與人之間的沖突將自己和整個社會歸于毀滅，于是人們運用理性來解決沖突。即人們坐下來協商，將上天賦予他們實現自己價值的權利部分或全部地轉讓給“者”，權利讓渡的過程就是國家產生的過程，而這個“者”就是國家。這種以天賦人權的自然法理論為核。動的社會契約學說，把人們契約的原因歸結為人與人之間的沖突，把國家說成是人們契約的結果，從而否認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這固然不對，但是，它肯定了消除沖突，維護社會秩序的社會契約內容。因此，社會契約理論雖然否認了國家是社會矛盾運動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但表達了國家的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國家來自于“社會契約”的觀點。國家的產生和存在表明國家和社會是不可分的。國家不是從外部強加給社會的力量，是社會矛盾運動的結果，社會是國家產生、存在的基礎。這清楚地表明了國家的社會性特征。還有，國家不僅不是從來就有的，而且也不會永遠存在下去。當社會發展到具備消滅階級的條件時，國家就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這也是國家依賴社會的表現。此外，國家根據社會發展的不同，對社會也發生不同的作用。也就是說，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就整體發展趨勢和規律而言，社會越向前發展，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能力越強，國家對社會發生作用的領域就越小，作用的強度也越弱。由此，國家對社會的作用呈現出這樣一種發展趨勢：在政治統治職能不變的同時，國家的經濟職能、社會事務管理職能和科技文化職能不斷擴展；政治性。統治性職能越來越依賴于管理性、服務性職能作用的發揮。總之，國家存在于社會之中，以社會的存在為基礎，我們不能離開社會來談國家的存在和作用。

2．政府的社會服務作用。作為國家伴生物的政府，與國家一樣，僅僅同社會發展的一定階段相聯系，既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要永遠存在下去。政府作為國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其產生是社會發展的需要，而且其對社會作用所形成的政府職能，也是以社會的發展需要為基礎的。當代政府與近代政府、古代政府的差異，都是因為社會的發展在政府的各個特性中，注入和融入了不同時代社會的具體發展要求和時代特征所使然。還有，歷史上政府行使權力的方式和對社會發生作用的范圍不同，并不取決于統治者個人的意志，而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體現了社會對統治者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不能有效地吸納、代表和反映社會對它的要求，如果一個政府對社會的要求沒有任何回應能力，那么，這個政府就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政府。因此，從某種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政府的生命力來自于它的社會服務作用。西方新公共管理運動強調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其行為導向，而不以政府自身規定的規則為行為導向，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政府適應社會、服務社會的能力，而不是要削弱它，是把政府從低效率和高成本中解放出來的有效舉措。

3．社會公共組織的社會性特征。至于社會事務的管理者——各種社會性組織，它們本身就是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組織。只不過在階級社會，各種社會組織是依附于國家和政府組織的，是作為國家和政府組織的附屬物而存在的，并且在不同程度上打上階級的烙印，有著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社會自我管理、自我調節、自我服務能力的增強，這些社會組織必然要逐漸擺脫這種依附的地位而成為獨立主體。在國家、政府消亡了的情況下，整個社會就將依靠這些社會性組織來進行自我管理，規劃和實現社會發展。只不過到那時它們已經完全喪失掉了階級性、政治性。因為，在對人的統治與管理由對物的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的時候，這些組織就變成了純粹的管理性的組織。當前和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各種社會組織還不能真正成為獨立的組織，社會仍然將處于國家組織、政府組織與這些社會組織同時管理、雙軌運行的局面。但我們并不能因此而抹煞它們的社會性。隨著我國政府公共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化與完善，隨著政府職能的進一步轉變，政府承擔的大量社會職能將更多地由社會組織去承擔。我們應當順應社會歷史潮流，不斷擴大社會組織的社會自主性，擴大這些組織的社會性成分，向著它們成為真正的社會組織遠大目標邁進。

（二）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公共管理的對象，即公共管理客體，就是社會（這是廣義的“社會”）公共事務。根據各自性質的不同，社會公共事務又可分為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和社會公共事務。在這里，可以說，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和社會性是同義語。因而，我們研究公共管理對象的社會性，也就轉換到研究以公共管理為對象的公共特性上來。

“公共”的對立面是“贏利的”、“私人的”和“企業的”。公共事務的公共性，可以大略從以下幾個側面去分析。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于公共事務的管理者是公共部門或公共服務機構，而不是私人或私人組織。這正如文章的前一部分所論述的，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即公共管理的主體，就是國家、政府以及社會各種公共組織。

2．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性質和目的，在于為社會公眾提供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務。

正如所揭示的，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是統治階級用來進行政治統治的工具。但即使這樣，在有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的社會之中，運用公共權力所進行的政治統治，也必須是以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為基礎，以執行社會性職能為基礎。因為這是國家、政府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政治權力起先總是以某種經濟的社會職能為基礎的”、“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他還指出，不管在波斯和印度興起和衰落的專制政府有多少，它們首先都是“河谷灌溉的總經營者。”這些論斷表明，理論作為有鮮明階級性的革命的理論，也從來沒有忽視政治統治的社會性基礎。相反，而是把社會性提到了政治統治得以維持的基礎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

馬克思、恩格斯在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進行了深刻批判的基礎上，揭示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這一著名論斷不僅揭示了資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而且說明了管理資產階級的共同事務是資產階級國家的主要特征。只不過，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個別資本家或工廠主管理工廠、企業的方式，它主要是通過立法形式進行管理并具有強制的性質。因此，國家、政府的公共性（社會性）特征，主要的表現在于，它是整個社會的正式代表，是社會在一個有形的組織中的集中表現。它體現的正是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因而它總是集中反映和代表一定社會的利益和意志。

此外，還要認識到，為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性質和目的，也在于為了維護和實現公共利益，有時甚至實現個人利益本身就是公共任務，如向貧窮者提供社會救濟等。當代西方國家的政府改革運動，主張以社會公眾的偏向和需要作為政府行為導向，強調顧客意識，樹立服務對象為上帝的觀念，正是在這種公共事務的社會性要求壓力下，采用新的統治手段與方法，從而也使西方國家政治統治進一步鞏固，實現其自身的利益。

應當指出，這里講的“公共”、“社會”是抽象的范疇，現實的“公共”、“社會”卻是十分具體的，是依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的，因此，資產階級要做到真正凌駕于社會、代表整個“社會”是不現實的，馬克思、恩格斯用“表面上”三字來表述，是很確切的。但其社會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不能因此而抹煞它的存在。

（三）公共管理活動和過程的社會性

1．公共事務的公共性體現了公共管理活動的社會責任和績效要求。在公共管理活動的績效方面，公共性要求對績效決不能簡單地用利潤或效率標準來進行衡量，而是必須用服務效果、質量和公眾滿意的程度等多種尺度作標準。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公共行政學理論，基于對傳統行政學以經濟和效率為基本目標，忽視了公共行政所應肩負的廣泛的社會責任，其結果是在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時代，長期存在著普遍失業、貧窮、疾病、無知和絕望，構成對現有政治制度的根本威脅的批判，從而提出了公共行政改革應將“效率至上”轉為“公平至上”，建立民主行政模型。為此，提出了公共行政組織設計方案應遵循的兩個基本目標：其一是顧客導向的行政組織形態，即以公眾——公共行政服務的顧客的需求作為行政組織存在和發展的前提；其二是應變靈活的組織形態，即加大組織結構的彈性，以便能夠對外界的刺激作出迅速的反應。將社會公平和廣泛的社會責任提高到作為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價值目標，倡導民主行政，是新公共行政學理論的主要貢獻。為此，這一理論也成為了西方國家政府改革運動所依據的一項重要理論。這種強調政府以社會公眾的需求為行為導向，納稅人以政府實際的工作結果而不是以其工作及過程為納稅尺度的理論，有效地推動了政府提高為社會公眾服務的質量和效果。

2．公共管理事務和活動的公共性。這種公共性體現了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和公共產品供給的廣泛參與，以及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社會公眾對公共管理活動的廣泛參與，主要表現在社會公眾對政府決策的影響，通過立法、司法機構對政府行為的約束，以及通過各種渠道對政府活動的輿論監督等，從自身利益的關。心和實現角度，影響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在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方面，由政府的壟斷供給轉變為通過合同出租和非國有化手段，把原先由政府包攬提供公共產品的單一化轉變為民營化，將其投放市場，由各個競爭主體和社會公眾自己來提供；對那些不便或不能推向社會的公共產品的提供，也改用合同的形式，以競爭招標手段，交給社會公眾承擔。在實現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方面，也由原來的“黑箱”操作，變為“金魚缸里生活”，讓社會公眾知曉，讓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新聞媒介和公眾了解活動內容，隨時可以進行檢查、調查和監督。電子政務的推行，使得公共管理活動的公開性進一步增強。上述種種公開性、參與性及其非國有化等關于公共管理過程的環節和變化，實際上都是公共管理社會性的體現。

總之，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都是公共事務的有機組成部分；無論是國家公共事務、政府公共事務，還是社會公共事務，社會性都是它們的共同性內涵、基礎性內涵。我們應從最普遍、最基本的意義上去準確把握這種社會性特征的內涵，并以其為一個重要依據，搞好公共管理的理論與實踐建設，包括構建嚴謹的公共管理學學科體系。

三、應當注意的兩個問題上面集中闡述了公共管理的社會性特征，但是不能由此掩蓋公共管理的政治性內涵。國家是階級壓迫的工具，一定階級的國家機器（包括政府）是實現該階級政治統治的政治組織。因此，歷來國家、政府都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政治性，這已是常識性的問題了。一般而言，就是前述意義上的社會公共管理組織，也或多或少具有階級性、政治性的特征，其中不少本身就是社會政治團體，不可能沒有政治性。一言以蔽之，講公共管理是不能不“講政治”的。因此，這里就有一個正確把握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問題。

（一）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1．公共管理的社會性是政治性的基礎，政治性寓于社會性之中，沒有社會性就沒有政治性。我們研究公共管理政治性時，一定要明確社會性的這種基礎地位與作用，堅持以是否推動社會進步，是否符合社會發展方向作為先進的與落后的政治的最后標準。

2．政治性是社會性的保證，社會性以政治性為指導。在階級社會和存在著階級與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沒有政治性也就很難或者無法體現社會性，實際上，沒有全面地體現社會性，在階級社會里，不靠國家、政府把社會控制在一定的秩序之內，社會難以存在，更不用說進步與發展了。因此，需要把一定的政治灌注于公共管理之中，堅持用先進的、科學的政治去保護和發展社會。

（二）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向最高（終）目標邁進

公共管理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的關系是相互依存、對立統一的關系，從徹底的唯物辯證的宇宙觀來看，從時間論，社會性比政治性更長久。因為國家、政府產生之前就有人類社會了，國家、政府還將隨著階級的消滅而自行消亡，而社會將長期（不是永遠）存在著。再者，從空間論，廣義的“社會”是指人類社會，包括國家、政府以及社會上的一切存在，而國家、政府則是人類社會系統中的一個或兩個重要組成部分，簡言之，社會性要比政治性寬泛的多。從時間論，政治性存在于社會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漫長的階段，社會性的存在比政治性的存在長久得多。作為一個徹底的辯證唯物論者，“路就在腳下”，應該著眼長遠，著手當前，正確地做好當前所承擔的每一項公共管理工作，為實現無階級、無國家、無政府的，我們的先賢所謂的“世界大同”的目標而奉獻有限人生的一份又一份熱和光。公共管理的社會化改革也稱得上是朝著這個遠大方向努力的一個工程！

四、根據公共管理的客觀屬性構建公共管理的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是學科建設的基礎和重點。公共管理研究在這方面雖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不能說已經完全解決問題了。事實上，尚有不少問題需要深入地研討。其中，一個帶有根本意義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學科體系的構建問題。

篇2

長期以來我國進行了具有社會管理性質的工作，但并未形成與之相應的理論。解放初期，為穩定全國社會生活秩序，我國政府結合社會的發展曾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計劃經濟時期我國政府調動一切資源完成了工業化體系的建設。1979年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入發展，促使整個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為形成有序的社會管理局面，適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從教育、醫療、就業、收入分配、住房、城鄉關系等領域，先后進行了一系列涉及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初步建立了社會管理體系。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管理在我國具體而言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優點：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了的政府“全能”的一種社會管理體制，改變了以前舊中國社會分散的狀況；在從業人員管理方面是以國體為單位的經濟基礎體制；城市人員社會管理是以街道為主體的管理體制；四基礎管理體制是以單位制度、戶籍制度、職業身份制度和檔案制度為基礎的社會流動管理。社會管理體制的建立為我國在非常薄弱的經濟基礎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極大地增強了國家對社會的組織動員能力和控制能力。但是，這種社會管理體制也存在固有的缺點，一是所有就業社會人員都由一個個相對封閉的單位所管理與控制，不利于社會的正常流動，使社會缺乏活力和創造力。改革開放以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國社會制度的不斷變遷。二是政府直接管理經濟和社會，成為包辦一切社會事務的全能型政府，不但行政管理成本很高，而且在把一切權力集中到政府的同時，也把一切責任都集中到政府，社會自身缺乏自我組織、自我管理、自我調節的機制；這種巨大社會變遷的規模之大、速度之快、波及之廣、影響之深、勢頭之猛，在世界現代化歷史上是罕見的。在新的形勢下，我國的社會管理體制，在許多方面面臨著一系列重大社會變化的挑戰，為此對于社會管理的研究受到了全社會的廣泛重視，社會管理的概念和理論正在逐步的發展和完善。

二、社會管理的定義

如對于什么是“社會管理”，學界尚未形成統一的看法。從不同的角度學者對社會管理提出了不同的定義，學界對上述四個問題進行了不同解答，對社會管理概念形成了不同的定義，總體而言，國內學者主要從三個層面對社會管理做出了界定，第一種界定從國家管理角度看，有學者將社會管理定義為：國家通過自己的權力機關或授權部門依據一定的規則，對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干預、協調、調節、控制等行為，它是政府以調整社會關系、規范社會行為、維護社會秩序為目的管理行為。第二種界定從政府進行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界定社會管理的內涵，認為它實際上是指政府通過制定專門的、系統的、規范的社會政策和法規，管理和規范社會組織，培育合理的現代社會結構，調整社會利益關系，回應社會訴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公正、社會秩序和杜會穩定，孕育理性、寬容、和諧、文明的社會氛圍，建設經濟、社會和自然協調發展的社會環境的過程。以上兩種對社會管理的定義突出了國家、政府作為社會管理的主體地位，但從社會實踐角度看，其定義有十分明顯的局限性，首先社會管理涉及社會運行的方方面面，實施社會管理的主體也不應局限于國家和政府層面，其次在這種概念定義下國家作為唯一主體凸顯的是國家、政府行政管理式的“硬”管理模式，而忽視了國家及各社會管理主體的引導作用。第三類社會管理的定義區分了廣義的社會管理和狹義的社會管理，廣義上，是由社會成員組成專門機構對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事務進行的統籌管理；在狹義上僅指在特定條件下，由權力部門授權對不能劃歸已有經濟、政治和文化部門管理的公共事務進行的專門管理，較前兩種定義，第三種定義中社會管理的主體包括了社會成員組成的專門機構，但與前兩類定義相同的是，該類定義依然強調社會管理的管理監督方面，而忽視了社會管理中的引導、調節等“軟”管理，而且廣義和狹義之分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實際上，二者是不能截然分開的，第三種定義突出價值訴求和管理目標但沒有指出社會管理的內容。基于以上對社會管理概念的分析和目前我國社會發展現狀考量，我們可以把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分為以下幾個方面，即規范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控制社會行為、化解社會矛盾、平衡社會公正、對應社會風險、促進社會穩定。這七條既是我們所理解的社會管理的基本任務，也是現階段社會管理所應包括的主要內容。社會管理的核心是保護、維護群眾的權益，促進社會公正，這是一個價值尺度，沒有社會公正，協調利益關系、規范社會行為就談不上。沒有社會公正，社會問題、社會矛盾就難以化解。只有在規范行為、協調關系、化解矛盾、處理問題的前提下才能實現保持和促進社會的和諧穩定的目的。基于以上考量,我們可以把社會管理界定為：在一定的共同價值和規章制度下，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內,政府、社會、企業和公眾規范社會行為,協調社會關系,解決社會問題,防范社會風險，維護公共利益，實現社會和諧發展的管理活動。通過這個界定試圖回答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社會管理的概念和范圍，二是社會管理的主體，三是社會管理的目標。

三、社會管理與公共管理、經濟管理的概念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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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美國誕生了新公共管理理論，其代表人物是David•Osborne和Ted•Gaebler，宗旨是為針對傳統公共行政難以解決政府實力的問題而提出的新的公共行政理論及管理的模式，其概念非常的松散，涵蓋著對傳統管理的取代行為，又是當前西方公共行政領域改革的延續。在各個國家對其定名也不盡相同。但在各國的實踐中總結出的該理論的主要觀點是較為集中的，闡述如下：

1.1重新定位政府和社會間的關系。政府轉為“企業”，納稅人轉為“顧客”，二者的服務是相互的。政府要將公眾的所需和利益納入措施的制定中。

1.2政府在履行管理職能上，要做引領者，而不是執行者。政府要以政策方針對管理的行為進行治理，而不是去直接管理。

1.3政府要將不同的服務內容和性質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廣泛學習各領域的管理手段。

1.4將競爭機制納入制度層面上。用多元化的方式對政府的服務質量及效率進行提升。

1.5在組織方面政府要以效績的明確代替嚴格的規制。

2.將新公共管理理論融入公安社會管理是可行的。

新公共管理理論一經問世便引起廣泛的關注，多年實踐證明其時效性和指導性極強。與我國公安社會管理創新相結合是可行的。可行性概括為：

2.1科學理論指引的必要性。

2.2公安的社會管理具有與公共管理相同的屬性。

2.3西方國家的改革中，新公共管理理論的成功實踐是將其引入我國的實踐基礎。

二、新公共管理為公安社會管理創新指引新方向

1.管理的理念，摒棄控制，實行服務。

理念創新是任何創新的最初環節。理念帶動實踐是公安社會管理創新取得實際進展的關鍵。傳統中公安在社會管理上主要是控制性的，非常僵化。新理念下，管理要回歸到公眾的利益和需求之上。形成治理與服務的良性循環。

2.管理的主體，摒棄單一，實現多元化合作。

公安社會管理主體的創新，需要多元化的發展。傳統上公安獨攬社會管理的工作，手段法律性高、強制性大，以強力的手段維護穩定，使自身陷入與社會對立的境遇。對自身形象和警民關系都有害無益。新公共管理強調的是公安機關與企業、社會組織等共同協作對社會進行多元化的管理，實現多方參與社會管理，引入競爭機制，提升管理效績。

3.管理的模式，宏觀與微觀相統一進行管理。

傳統上公安的社會管理模式過于直接、微觀細化細節繁雜，管理困難非常大，范圍廣。而事實上過于細致的管理使得大眾的自由空間極大的減少，阻礙著我國構建和諧社會、提升民眾素質。對公安機關而言，重壓在身，勞苦卻力不從心。新公共管理所提倡的是政府應該指引，而不是執行。公安的社會治安管理應該在自身領域的管理上直接管理、微觀細化，其它領域可以由適當的社會組織進行管理承擔，公安機構只在宏觀上對其管理方式進行策劃和調整。

4.控制的機制，弱化執行，重視過程和結果。

傳統公安機關的社會管理只注重執行政策，卻忽略了反饋機制的建立，無法監督和評價自身的工作成績、發現不足，難以創新。新公共管理對目標的實效性非常重視，將目標的責任確定下來并監督其完成的狀況。公安機關對此應該加以借鑒，注重管理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完善科學的反饋機制，獲得有效的評估。

三、以新公共管理為指導，公安社會管理創新的措施

公安的誰會管理創新工作是一個長期的、持續性的、不斷改進的過程，需要黨和政府的協同合作以及相關社會組織的大力推動，同時與時俱進，適時調整以更好的適應社會和經濟的發展。

1.對公安民警服務的理念教育和執法活動的監督有待加強。

教育立國是一個國家強盛的保障。在轉變公安民警的管理理念的過程中，對其進行服務理念的教育也是非常必要的。民警的教育不實行變更，公安社會管理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對民進服務和法制理念的樹立勢在必行。首先，對民警的服務理念教育進行強化。以各種激勵的方式對民警進行引導，從培訓、晉升再到講座，無一例外進行教育。其次，強化監督公安社會管理工作的力度，完善監督和制衡機制。對警務的公開化進行推進，在陽光下運行管理活動，自覺接受各方監督。規范警務，以規章制度輔助公安社會管理的活動不走偏路。強化監督公安社會管理的力度，建立專門化的部門和機構以及機制，嚴格懲處違規民警和行為。

2.不斷推動公安社會管理社會化的改革。

社會化改革，即使更多方群體參與到其中，使得更層面參與到公安的社會管理工作中，實現警務的多元化合作。結合我國實際國情以及各地警務的情況，不斷探索，積極創新，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公安社會管理工作的社會化路程。其方式如下：

2.1轉移相關業務。在安保方面，諸多大型的活動耗費極大的警力進行安保活動，這樣的狀況需要改進。公安機關可以在政府的協助下對安保相關的單位進行法規的規范，以競爭的方式進行承包，公安機關本身則進行監督指導。

2.2權力下放基層。在基層的治安委員會方面，公安機關可以通過法律法規進行授權，擴大基層的權利和職能，減輕公安機關負擔，增加基層的參與度。公安機關仍對其進行監督和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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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從防范式管理到綜合管理就能夠看出，各地政府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已經做出了不少的努力。與此同時，不少區域正在對流動人口管理中不斷探索改革的方式。雖然政府在此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是從實際現象中就可以看出，政府管理部門在流動人口問題方面并沒有承擔良好的管理職責，在管理中存在不少的不規范現象。在此過程中，加強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將有助于政府對流動人口的管理。

（二）為流動人口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

流動人口遠離家鄉，在就業、住房、社會保障以及教育等方面需求非常迫切。但是在實際管理中，由于流動人口處于弱勢的地位，使得其連最基本的權益都無法獲得保障，還經常受到侵害。現如今社會表現最典型的就是拖欠工資。不少用人單位在與農民工形成勞動關系的過程中不能按照相應的規定簽訂規范的勞動合同，正是基于此，導致不少的勞動者基本的權益無法獲得保障。如果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與服務進行一體化，不僅有助于管理的有效實施，還能夠更好地為流動人口服務。在保障流動人口各項基本權益的過程中，保證其獲得良好的公共服務。

（三）促使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有效的銜接。

在流動人口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中，流動人口管理中的各項問題逐漸的體現出來。過去防范式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能適應現如今龐大的群體。在此過程中，管理模式轉變為綜合性的管理，也就是將勞動和社會保障、公安以及人口計生委等相關部門聯合起來進行管理。但是由于不少部門對管理對象了解的缺少，導致其在實施綜合管理的過程中無法起到良好的效果。在面對此種情況下，推進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對其具有重要影響。促使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有效的銜接。

二、制約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的因素

在現代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流動人口是其一項重要的特征。對流動人口進行有效的管理能夠有效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在為勞動力區域和行業提供充裕勞動力的過程中，促使社會勞動力市場形成，優化了人才的配置，同時對二元經濟向醫院現代化經濟的轉變具有重要影響。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影響因素，導致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存在較多的問題。

（一）“以人為本”理念尚未形成。

從上個世紀開始，流動人口規模迅速擴大。雖然該群體也為城市經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流動人口向城市涌進同樣滋生出了較多的問題。在城市化建設不斷實施的過程中，這些問題也逐漸呈現多元化、全面化以及復雜化。防范的管理模式就是加強對流動人口的登記和社會治安的管理。但是在對流動人口施行管理的過程中，由于定期或不定期的對流動相關行為進行管理，導致流動人口在一定程度上是引發社會問題的主要因素。在流動人口數量持續增加以及管理難度增加的過程中，政府逐漸加大力度對流動人口的管理。隨著城鎮化建設的推進，使得服務與管理逐漸趨于一體化。流動人口的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中的以人為本具有重要的影響。但是在實際管理與服務中并未體現這樣一種理念。

（二）跨區域服務管理機制存在脫節現象。

在現有的社會管理架構中，流動人口實行的是屬地管理原則。也就是以流入地為管理主，但是流出地并未對其進行相應的管理和服務。也就是在現今流動人口管理中，流入地與流出地服務存在明顯的脫節現象。例如表現較為顯著的地方有，計劃生育工作流入低不愿對管，流出地對流動人口的計劃生育情況管不住。現如今的超生現象較為顯著的一個原因就是管理體制缺乏協調。針對流入低和流出地缺乏有效的銜接主要表現在管理機制設置的不統一。由于區域的差別，導致流入地與流出地的常設機構不盡相同。其次就是管理系統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和協作。正是基于這兩點，導致跨區域服務管理體制出現脫節的現象。

（三）流動人口跨部門管理體制存在不足。

政府在對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過程中，通常都會由幾個部門共同協作完成。這種現象就是典型的多頭管理。在對流動人口管理的過程中需要明確各個部門之間的職責，加強溝通與協作，才能夠對流動人口群體進行有效的管理和服務。但是現如今的流動人口管理體制存在多方面的缺陷。機構設置存在的問題較為顯著。在對流動人口實際管理的過程中，存在不少的管理領導小組，并且管理領導小組普遍以臨時機構的形式而存在，不能對流動人口進行常態化的管理。同時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出現了各自為政的現象。不同的部門和機構依據實際情況對其進行管理，而并沒有與其他的組織機構進行協調合作。由此可見，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中流動人口跨部門管理體制存在的不足嚴重影響了其構建。

三、促進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的措施

為更快推進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建設，就應當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好的促進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的一體化。筆者認為針對此方面可以采取以下幾種措施：

（一）完善政策與相關法規。

為更好地促進流動人口社會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就應當加強政策保障，完善相關法規，將流動人口服務管理法制化、規范化。在此過程中因大綱從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與維護社會公平公正的角度出發，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流動人口管理辦法，同時逐步完善相應的法律機制。在政策方面推進戶籍制度，漸漸剝離依附戶籍制度的各項公共服務。在此環節中一旦獲得政策的保障，也就為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方向，對保障流動人口權益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明確管理職責。

流動人口的管理還需要相應的體制保障。通過體制保障能夠明確相互之間的職責。首先，在機構設置方面，在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區域建立相應的綜合管理和服務辦法，有專門的人負責流動人口事務。在明確區域職責的情況下，將其工作分散到不同的服務管理工作與職能中。其次，建立與之相應的工作協作機制。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涉及多個部門。因而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的過程中應當加強各個部門之間的協調和合作。針對流動人口相關事務進行詳細討論，將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提到日常的行為工作中。

（三）加強信息保障。

在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提供服務的過程中就應當建立動態監測和管理信息系統。相應的管理部門應當及時掌握流動人口的相關信息，這是做好流動人口管理，提供有效服務的基礎性條件。因而，就目前而言，流動人口管理與公共服務一體化就應當加快流動信息的建設，建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體系的建設，掌握流動人口的來源地、流向區域以及人口的分布情況，這樣對提供可靠的數據支持具有重要的意義，引導流動人口的合理分布。在此過程中，還應當加快信息管理系統的建設。也就是對流動人口信息管理應當加強網絡系統的建設，同時各個部門在管理的過程中加強信息交流，這樣對流動人口信息資源化，提高流動人口管理效率具有重要的意義。信息化管理模式不僅僅體現在對流動人口管理方面，其還存在社會管理的各個方面。在現代信息社會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信息保障具有重要的意義，能夠為社會管理提供有效的信息數據，促使其更好地管理。同時為服務對象提供完善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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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接受社會工作行政教育的人懂得更多的人際交往的技巧

只是可能缺乏管理學的知識和社會工作的理念。所以，如果專業的社會工作行政人員如果多一些實踐經驗，基層社區管理人員多一些專業知識，則相得益彰。而且，我國更需要專業的社會工作行政者，這也是我國的傳統文化和管理體制所決定的。傳統上，我國社區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政府對社區有自上而下的監控能力，雖然198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但居委會的自治性一直沒能得到落實。目前，居委會實際上仍然是街道辦事處的一個執行機構。從居民看來，他們缺乏民主意識，很少積極主動參與到社區管理和建設中來。儒家文化圈內的新加坡和日本的社區管理都具有類似的特征。所以說，我們現在迫切的任務是需要有更多的既有專業知識又有實踐經驗的人才。一方面，我國很多的大中專院校（有近兩百所）開設了（尤其是近幾年）社會工作專業，其中都會有社會工作行政課程。另一方面，我們很多城市社區的管理人員接受了長短期社工培訓。

三、存在的一個問題是

很多大中專院校畢業的社會工作的學生不愿意去社區工作，在我國，這種工作的社會地位，經濟收入還不夠理想。再者，根據筆者帶學生去社區實習的經驗，學生并不認為社區的很多工作是“值得”他們做的。學生在社區的工作大多是瑣碎的雜活，比如錄入、整理資料、寫黑板報，甚至是打掃衛生。所以，針對這種情況，首先，有可能的話，提高社區中高層管理人員的薪金水平；其次，鼓勵學生從基層干起；第三，讓學生盡快地上手其本職工作。從國外經驗來看，很多學校的社會工作專業的畢業生就業看好，薪酬較高。密歇根大學社會工作學院在1968-1972年進行了一次跟蹤調查，專攻社會行政領域的畢業生未就業率低于3.3%，薪水較高，40%以上的人每年的工資超過14000美元。全美社會工作協會的調查表明，全職的社會工作行政者的年薪超過其他種類的社會工作者，1958年，超過50%的社會工作碩士已經或要申請社會工作行政管理的職位。問題是，社工行政專業教育這種培養目標是長期的，不能在短期內解決我國目前社區管理專業人才短缺的局面。所以，現在最有效的辦法是：一是對現在的社區管理人員進行培訓。位于北京大學的中國社會工作教育協會在培訓社區管理的干部上面做了很多探索，也取得了一些經驗。這些社區管理者有了理論并進行反思之后，可以成為非常有能力的人。二是推廣社會工作職業認證資格考試，使之發動和吸引社會的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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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會保險中養老制度的完善

首先，應當實現對電力企業之內養老社會保險的完善，加強相關養老制度的建設，以更好地實現對相關職工結構的有效調整。在實踐的工作之中需要很好地擴大制度的覆蓋范圍，并且提升工作的績效和標準。在工作之中應當實施全款的收繳政策制度，不能夠出現拖欠等情況。需要注意的是養老金是廣大職工退休之后的基本生活保障之一，同時也是很好地體現出電力企業社會保險改革和制度創新的一個重要的層面。所以對于當前電力企業來講還應當不斷加強對養老體制的建設，重點為相關職工提供有效的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等。電力企業在長時間的發展過程之中為了更好地實現企業的深化改革并且促進整個員工隊伍的穩定性，在實踐的電力企業改革過程之中還應當對制度的相對應層面進行有效的整改，在工作之中應當全面地遵循以人為本的思想觀念，面對一些較為落后的職工還應當加強對工作的重視，重點改進保障制度隊伍的建設，使得電力企業的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更上一步臺階。

2.社會保險中醫療制度的健全

此外還應當加強電力企業內部醫療制度的建設，這一點同樣是當前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關鍵性環節，電力企業的醫療制度改革可謂是意義重大，是當前企業發展以及職工切實利益的重大體現。同時也是更好地展現出電力企業改革成效的一個重要環節。所以還應當本著以人為本的工作觀念，各級領導需要加強對工作的重視程度，在醫療保險實施的過程之中需要不斷地發現問題并且不斷地改進問題。加強惠民政策的實施，保證工作的開展可以覆蓋至不同的范圍，并且實現對整個企業醫療保障體系的建設和健全，使得廣大職工可以有效地享受到便宜、安全并且有效的保障，使得醫療建設的水準可以得到同步性的增強，使得相關工作的建設可以呈現出嶄新的姿態。最后還需要注意的是在當前電力企業社會保險改革過程之中還應當注重公共服務建設，注重對基本醫療服務信息的健全與完善，以更好地增強整個醫療工作的水準。在今后的工作開展過程之中還應當以切實的思想和成熟的理念，以職工的滿意為最高的工作標準。

3.社會保險中工作思路的創新以及體系的建設

在當前電力企業的社會保險改革過程之中還應當實現對管理思路的創新，加強政策性的引導，不斷實現對電力企業保障體系的健全。首先，在實踐的社會保險管理工作開展之中應當注重對保障制度的健全，這一點也是保證企業內部穩定和諧的關鍵點。在工作之中應當建立起多層次的、分明的、清晰的工作標準，及時地創新工作思路，加強對領導項目的重視程度，真正意義上落實責任到人的制度和觀點。在工作的進程之中需要很好地明確自身的觀點，不斷地實現對社會保險管理項目的發展與創新改革，以增強政策開展的完善性。此外還應當注重工作效益的增強，注重對領導體系的建設和完善，針對傳統工作之中的遺留問題以及工作的重難點等等，應當注重突出性的改進，并且著重增強資源的利用效益，增強工作開展的水準性和技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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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圍繞團的根本任務，創新青少年思想引導

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建設者和可靠接班人是團的根本任務。共青團必須緊緊圍繞這一根本任務，創新青少年思想引導，在推進基層社會管理創新中站穩思想主陣地。一是豐富活動載體，創新活動內容，深入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和“我的中國夢”主題教育實踐活動，幫助青少年樹立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的遠大理想，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生信念。二是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于共青團工作全過程，以道德實踐為著力點，認真開展精神文明創建、學雷鋒、青年志愿服務等活動。三是切實增強青少年思想引導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認真做好新時期青少年思想狀況的分析研究，以青少年喜聞樂見的引導方式，積極開展“五愛”“三觀”“三熱愛”和青少年法制教育活動，不斷增強思想教育引導的吸引力、感染力。

三、圍繞黨政中心，服務青年創新創業創優

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是共青團的工作主線。當前，共青團必須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的中心任務，組織動員團員青年在推進改革發展和基層社會管理創新實踐中干事創業、貢獻力量。一是發揮共青團組織優勢，扎實做好青年創業小額貸款、創業就業培訓、青年見習基地建設等工作，服務青年創業就業。二是深化青年文明號、保護母親河行動、希望工程、志愿服務等共青團品牌工作，動員團員青年積極參與城市文明創建、社會誠信建設、生態環保實踐等活動，激勵青年立足崗位、創造一流，組織青年奉獻社會、服務人民。三是大力加強青年文化建設。在校園、農村、社區、企業中廣泛開展青年文化藝術節、才藝大賽、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等文化活動，積極推動形成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鼓勵和扶持民間青年文化人才創作優秀文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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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農民工的就業模式

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的時代，正值中國城市的經濟體制重大變革時期，城市中的就業問題已十分嚴峻。城市企業的職工也開始面對競爭，下崗、失業也已成為經濟社會中的現實問題，這一背景決定了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就業環境。

圖中縱軸表示工資水平，橫軸表示勞動供給量，AB線表示城市勞動者的供給曲線，A點表示城市勞動者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資。CD線表示進城農民工的勞動供給曲線，C點表示在農村務農的工資水平。如圖所示，進城農民工的工資報酬明顯低于城市勞動者，由于我國傳統體制下長期的城鄉隔絕和農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城鄉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十分懸殊，因此，盡管農民工的報酬明顯低于城市勞動者，但仍高于農民工在家務農的收入，對那些來自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民仍然具有較大的吸引力。這也可以解釋，盡管如我們所見，農民工在城市中的處境非常糟糕，但仍有大量的農民不斷涌人城市成為新的城市農民工。這一背景決定了農民工就業模式的基本特點：

由于沒有城市戶口，農民工不能夠進入城市的正式就業體系，他們所從事的往往是臟、累、險、重的粗活，大多為技術含量較低的勞動密集型工種，如泥工、力工、搬運工、街頭巷尾和農貿市場的小攤販、收廢品者等等。這些工作往往為一般的城市勞動者所不屑，從而成為城市農民工最為集中的工種。

在能夠比較的情況下，可以發現農民工的工資收入一般要比城市工人低。還有很多農民工的工資報酬與城市勞動者之間不具有可比性，因為在許多城市中，一些工作條件惡劣的工作幾乎已完全由農民工承擔。另外，在實行計件工資的情況下，有些農民工收入似乎不算低，但這種情況往往與農民工的超時工作有關。

農民工與雇主之間的勞動契約十分松散，許多企業將農民工當作“臨時雇用工”看待，不與其簽訂正式勞動合同。即使簽了合同，也往往只是簡單地強調用工單位的權利和農民工的義務，許多農民工甚至不清楚合同的內容。因此，常常因為事先沒有明確的要約而發生雇傭糾紛，而一旦發生糾紛，農民工的弱勢地位決定了其在多數情況下成為受損者，最為典型的就是雇主借故拖欠、拒付工資的現象。

農民工的勞動強度高且工作條件惡劣。我們在調查中發現，農民工的工作時間遠遠大于國家法定的勞動時間。大多農民工沒有固定的休息日，每周工作時間長達60小時甚至更長。許多農民工在勞動保護措施很差的環境中工作，導致工傷或重大傷亡事故時有發生。

（二）城市農民工的生活狀況

我們日常所見的城市農民工，大多數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與他們所在謀生城市的居民有著很大不同。衣著方面，因為與他們所從事的各種粗、重且臟的活計有關，農民工的衣著一般都極為簡樸甚至粗陋。居住方面，農民工一般都合伙租住于城鄉結合部的農居點，在建筑工地打工者則大多就地住在工棚內，也有不少住在自己用各種建筑廢料搭建的棚屋內，農民工居住條件的共同特點是：居住擁擠、采光和通風條件較差，潮濕、蚊蠅滋生，往往成為城市中的衛生死角。為了盡可能地節約在城市中的開支，農民工的飲食一般比較簡單，他們是農貿市場的低檔蔬菜和街頭路邊飲食攤檔的主要顧客。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車，他們是舊自行車的主要銷售對象，在所有城市中都極為普遍且令人頭疼不已的自行車失竊現象也往往與他們有關。由于農民工勞動強度普遍較大，勞動時間較長，閑暇時間少，基本上處于一種工作、吃飯、睡眠這種原始、簡單的生活狀態，日復一日地重復著從住處到工作地點再回到住處的循環過程，與一般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相差甚遠。

二、城市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問題

對于城市中農民工的種種惡劣環境，已經日益引起社會關注。號召社會關心和幫助農民工的呼吁也越來越多，政府也經常有旨在解決農民工的各種實際問題的制度出臺。應該說，與改革之初農民工剛剛進入城市之時相比，政府和社會對待進緘農民的態度還是有了不小的轉變。但也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政府還是社會，在對農民工的關心和幫助中更多地是將農民工視為是需要幫助的弱勢群體，自身則是以強者的身份向農民工施以“同情”和“關懷”，而較少去檢討導致城鄉人口形成為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制度安排。

城市農民工現象產生于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過程中，這一過程必然要受到以下兩方面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即現代部門的工業化程度和經濟社會運行的制度安排。工業化對城市化的影響表現于：城市所具有的規模經濟效應和集聚效應能夠產生較高的比較收益。使城鄉勞動力的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由此產生了現代工業部門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拉力”和傳統農業部門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推力”。因此，對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制度安排，應該通過制度變革予以摒棄。對能夠促進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的制度缺失，則應該通過制度創新予以彌合。從而達到加快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的目的。在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過程中，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土地制度等等，無不對農民的城市化過程產生重要的影響。但是上述每一項制度的作用機制和影響程度是不同的。許多研究都認為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的關鍵是戶籍制度，認為進城的農民之所以成為“邊緣人”是因為其農村戶籍。但筆者以為，戶籍制度本身只是一種身份標識，傳統體制下戶籍制度之所以成為限制勞動力在城鄉之間流動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是因為它與消費品分配和權益保障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凡是擁有城鎮戶籍的人口，從其出生開始，就享受著與農村人口不同的待遇，擁有城鎮戶籍就意味著擁有了從糧食和副食品供應、教育、就業、醫療、一直到退休養老的全面保障。而市場化改革以來，戶籍制度與財富分配之間的聯系已經被逐漸剝離。糧食和其他副食品供應已經與戶籍制度脫鉤，戶籍制度本身也已經開始松動，除了大城市以外，許多中小城鎮已經允許農村人口遷入。另外，城市就業制度雖仍對非農化人口有一定限制，但已不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因為城鄉之間的長期隔絕使城鄉之間勞動比較收益呈現較大差距，這一背景對進城農民的就業模式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雖然農民工不能進入一些報酬較高的部門，但那些由于工作條件惡劣且報酬不高而被城鎮勞動力所不屑的工作，其報酬仍然高于農民工在家種地時可能獲得的收入，這些工作對進城農民尤其對來自于經濟較為落后地區的農民仍有相當的吸引力。這也是為什么農民工一旦進城以后就不太愿意再回農村的原因，即使他們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人。除此之外，政府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問題逐漸重視，國務院要求各級政府和有關部門取消對農民進城務工就業的不合理限制、改善農民工的生產生活條件、多渠道安排農民工子女人學等。

以上分析表明，傳統體制下與戶籍身份緊密相聯的就業、居住、教育等方面的制度安排正在逐漸發生變化，由于這些制度安排所導致的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阻礙作用正在減弱并逐漸消除。而唯有社會保障制度依然維持了城鄉居民之間的利益差別，迄今為止，我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制度，依然保持了城鄉分割的格局，即便是那些已經在事實上實現了非農化的人口，也依然被排斥于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之外。因此，真正阻礙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的最大障礙并不是戶籍制度，而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如果不存在制度性的障礙，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和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將呈現為同一個過程，但是在我國，正是由于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二元性，在城市化進程中缺乏化解市場風險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使處于非農化過程中的農民被置于“城市農民工”這樣的“邊緣人”地位，其結果造成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非農化與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呈現為兩個分裂的過程。城鄉二元性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使進城農民工無法進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無以化解城市化過程中的市場風險，造成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預期成本大大增加，結果導致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雙重阻力，一方面農民因缺乏社會保障而降低非農化動機；另一方面進了城的農民無法放棄土地，難以形成土地的集約化經營。這一現實背景意味著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的預期成本大大增加，農村人口的城市化動機也必定因此而大大降低，從而延緩了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進程。因此，必須建立起城鄉社會保障制度的有效銜接，將城市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化解農村人口在城市化過程中所面臨的各種市場風險，降低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預期成本，為農村人口的城市化提供制度保證。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實現公民的生存權利以及其他人權的保證，是全體社會成員共同享受社會發展成果的重要途徑，也是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三、針對進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創新

（一）建立針對進城務工農民的工傷保險制度農民工所從事的多為臟、累、重、險的工作，工作條件相對比較惡劣，涉及農民工的工傷及其他職業傷害事故不斷見諸報端，在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一旦發生事故，有關的賠償問題引發無盡的糾紛，而農民工由于其所處的相對弱勢地位，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盡快建立針對農民工的工傷保險制度。對農民工來說，這一制度不僅保證其一旦出現職業傷害事故可以得到相應的賠償，而且，由于建立起了針對城市農民工的工傷賠償機制，用工單位將會更加注意用工過程中的安全保護措施，其結果將有可能大大減少農民工的職業傷害事故。而政府要做的則主要在于設計特定的制度，并將之作為一種優效品強制推行。

（二）建立針對進城農民的醫療和大病保障制度患病是農民工最為懼怕而又是難以避免的問題。盡管從年齡結構看，進城務工的農民以年輕力壯者為多，但患病仍然是難以避免的。在缺乏保障機制的情況下，患病尤其是大病不僅為農民工造成身體痛苦，而且會導致失去工作，從而失去經濟來源而陷于貧困。為在更大范圍內分散農民工的風險，應該建立針對農民工的大病醫療費用部分社會統籌的保障機制。其籌資機制由個人繳費和地方財政的一定支持構成。個人繳費和財政支持的比例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而定。所形成的基金由有關的社會保險機構專項管理。凡參加大病醫療費用統籌的農民工均可持大病治療卡到指定醫院接受治療。繳費額可以根據大病發生率和治療費用及其變化來確定，為使該制度能夠順利推行，初期可確定相對較低的繳費水平和保險水平，將來視情況逐漸提高。最終實現與城鎮醫療保障制度的并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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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供應鏈聲譽風險管理中核心企業的識別

社會網絡分析中一個重要概念是社會網絡結構位置，一般用網絡中心性（NetworkCentrality）來測量。網絡中心性常被用來檢測行動者取得資源、控制資源可能性的結構屬性。網絡中心性有三種表現形式：一是程度中心性；二是中介中心性；三是接近中心性（Freeman，1984）。其中，程度中心性（De-greeCentrality）是用來測量群體中核心人物、權力大小的一個重要指標，擁有程度中心性高的人，在一個群體中就是核心人物，也擁有很大的權力，其他人對其依賴性就大(孫立新，2012)。供應鏈網絡中的核心企業應該是能夠承上啟下的、處于鏈上中心位置的企業，并且具有一定的能力保證這種地位的持續性。Fred，HenryL（.2012）在對供應鏈進行聲譽風險研究時表明，供應鏈中的生產商在聲譽的各個維度表現中都是聲譽擁有者的角色，見表1。由此看出，在供應鏈聲譽風險管理中，生產商主導了整個供應鏈的核心聲譽資源，并具有影響其他供應鏈成員的能力，作為供應鏈聲譽風險管理中的核心企業，其必須承擔起協調和控制整個供應鏈風險管理的任務。

3核心企業為主導的供應鏈聲譽風險管理

根據以上分析可知，供應鏈網絡是個復雜的社會網絡系統，供應鏈成員在網絡中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因此，供應鏈的聲譽風險管理必須以核心企業即生產商為主導，協調和評估供應鏈所有成員的承諾、行動和政策環境，才能更好地減少和降低聲譽風險的發生。供應鏈聲譽風險管理的過程如圖2所示。第一階段：成員定位。首先以核心企業為主導建立一個知識共享的學習平臺，在這個平臺上收集供應鏈成員的信息，包括他們的企業責任表現、政策措施的執行、相關的績效、與其他成員的關系等。此外，還要對成員的產品進行生命周期分析，以便幫助企業識別環境、人權、供應中斷等問題，確保成員利益，避免對其他成員的影響，越早識別風險才能更好地幫助成員避免潛在的風險。這個過程使得整個供應鏈更加透明，各個企業的綜合情況更加清晰。第二階段：風險分析。要根據正確和相關的信息識別并描述風險的特征，包括風險的可能性、影響、對組織的社會成本。由于核心企業在供應鏈網絡中的特殊地位，所以核心企業不僅要分析本企業內部的風險，還要分析企業外部的風險，以引導供應鏈其他成員對聲譽風險進行全面識別，并優先決定什么風險應該立即關注。第三階段：風險分析的選擇。對上階段識別出的風險應該區分優先次序，才能明確地確定組織應該如何管理它們。這也可以幫助管理者決定是否應該減少導致風險發生的活動，進而減少風險及風險的影響，同時選擇更好的管理實踐。風險控制的優先級別，可根據實時的市場環境和風險對整個供應鏈影響的程度進行排序。第四階段：決策。在這個階段，核心企業要聯合供應鏈其他成員共同制定選擇最優決策的標準和要求，以減少或降低風險。同時，最優決策的選擇必須要確保決策要求和成員執行強度協調一致。只有不斷提高供應鏈成員在分析、識別和決策制定方面的管理能力，供應鏈才會變得更有競爭力。第五階段：實施和評估。供應鏈成員要根據最優決策制定適當的政策、建立目標和指標、明確角色和責任、獲取實施計劃需要的資源，并評估其績效，這樣才能確保管理實踐的可測量性和發展的持續性。在這個階段中，核心企業必須要協調各個成員的利益，發揮協同作用，實現整體目標和個體目標的統一。第六階段：反饋。數據收集和績效評估完畢后，這個回路必須是關閉的。績效評估的數據要反饋到回路的前端，風險分析的過程重新開始。如果所有的供應鏈成員都執行了同樣的風險防控政策，聲譽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就會減小。因此，這個過程激勵供應鏈成員共同合作，而那些不積極的成員將會被替代。最終，只有那些有責任的供應鏈才能真正地滿足現代消費者的需求，贏得積極的聲譽。

篇10

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應用和社會民主化程度的不斷提高，電子政務逐漸興起社會化的發展程度不斷的提高，我國傳統的公共管理方式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這就要求我國的公共管理要改進新的方式，向著新的發展趨勢發展以更好地服務我國的公共管理的實踐。我國公共管理理論發展的趨勢是什么呢?

1. 公共管理理論的信息化研究

電子政務等信息技術的發展，對公共管理的運作方式以及社會的民主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信息技術的發展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務的運作效率，電子政務的開啟也增進了公用組織以及公眾與政府之間的交流。面對信息化的發展，公共管理理論要研究如何利用信息化來提高公共服務的效率，并且提高公民參政議政的水平，這就是新時代背景下公用管理的發展方向。

2. 公共管理理論的社會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