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4-29 22: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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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種種考慮,英國國內各階層對是否加入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MonetaryUnion,簡稱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成為決定英國能否加入歐洲寫作碩士論文貨幣聯盟并最終投向歐元區懷抱的關鍵。英國作為歐洲的重要國家之一,對歐元保持著觀望的態度,不僅對英國國內經濟、歐盟經濟,甚至對世界經濟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2008年1月1日,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時加入歐元區,從而使歐元區成員國從13個增至15個,區內整體實力不斷壯大,歐元的國際地位也正在不斷提升。與歐元區良好的發展態勢相比,英國近年來經濟卻一改往年“運行良好”之態勢,漸呈疲軟跡象。
本文首先簡略的介紹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最佳貨幣區理論(OCAT)。然后回顧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發展歷程,并簡要的介紹了英國與EMU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布朗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入手,綜合分析英國拒絕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原因及對英國、歐元區及世界經濟的影響,最后探討了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前景。
關鍵詞:英國歐洲貨幣聯盟;最佳貨幣區
引言
一直以來,英國何時加入歐洲貨幣聯盟都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話題。英國對歐洲貨幣聯盟的政策問題,近年來嚴重困擾著英國的內政與外交。前梅杰保守黨政府,曾在談判制定《馬約》的過程中為英國爭得由英國議會最終決定是否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例外權”。布萊爾上臺后,對歐洲政策進行了重要的調整。在貨幣聯盟問題上,堅持以英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判斷的標準,重申英國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為第一批成員加入單一貨幣。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發起有關貨幣聯盟問題的討論,為英國最終加入單一貨幣進行輿論和組織準備。面對已成為世界主要貨幣的歐元,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寫作碩士論文雖然屢屢試圖推動本國加入歐元區,但每次總是無果而終。對歐元態度冷淡并以“五項經濟測試”標準使英國置身于單一貨幣之外的前財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萊爾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國短期內加入歐元區變得更為渺茫。英國政府至今對何時加入歐元區仍然沒有一個大致的時間表。英國對歐元消極觀望態度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簡要介紹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及其創建、發展歷程,之后介紹了英國與貨幣聯盟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英國不加入貨幣聯盟的原因及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總結,最后對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前景進行了分析和預測。
一、貨幣一體化相關理論概述
(一)最佳貨幣區理論
關于歐洲貨幣聯盟,經濟學家或贊成或反對。但有趣的是,他們贊成或反對的主要依據都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開創的最佳貨幣區理論(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為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本章將著重介紹最佳貨幣區理論并對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所謂最佳貨幣區(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種“最佳”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最佳”是根據維持內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定義的。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最佳權衡點,就算達到了內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區域內部的國際收支均衡,也包括與區域外的國際收支均衡。
蒙代爾在論文中將最佳貨幣區域定義為:受對稱性沖擊影響的地區所構成的一個經濟區域,這些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他指出,區域內部生產要素充分流動,而區域之間不能流動時,具有要素流動性的區域就構成一個貨幣區,這樣的區域可以采用單一貨幣或者將區域內各地區的貨幣匯率固定,從而組成最佳貨幣區。需求轉移是引起寫作碩士論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動匯率只能解決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貨幣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后者只能通3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浮動匯率是不同貨幣區之間的均衡機制,而生產要素流動則是貨幣區內的均衡機制。
蒙代爾之后,不少學者對最佳貨幣區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他們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貨幣區的判定標準,另一方面是貨幣區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最佳貨幣區理論越來越成為研究的熱點,該理論對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程起了重要的理論引導作用。
(二)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分析
最佳貨幣區理論除了說明有關國家應組成貨幣聯盟的一些特征外,還力圖闡明一個國家加入貨幣區域的代價與收益。歐洲貨幣聯盟是最佳貨幣區理論的重要實踐,本節將對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
1.歐元啟動的成本分析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指導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農業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歷史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市場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環境,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經濟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申請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11年的《歐盟憲法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 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民主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歐盟作為當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體化程度最高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其50多年的發展歷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為世界展示了一個具有歐洲特色的經濟合作模式,在區域經濟合作迅速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地區從歐洲模式中尋找經濟合作的經驗和靈感,通過分析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來分析歐洲模式,以期對現實有所 指導 意義。
一、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進程
歐洲經濟一體化以“舒曼計劃”為起點,啟動了從煤、鋼、原子能領域到共同 農業 政策領域,乃至貨幣聯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經理了從歐洲煤鋼共同體到歐洲共同體,乃至歐洲聯盟的一個過程。站在 歷史 的角度,這一發展進程明顯的分為四個階段。
1.共同體建立到1968年關稅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農業政策的實施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個階段。1958年,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六國在意大利的羅馬簽訂《羅馬條約》,決定將他們之間的合作擴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經濟領域,決定成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和歐洲經濟共同體,這樣歐洲經濟一體化就由一個領域擴展到多個領域,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機構也出現三個共同體共存的現象。特別是《羅馬條約》規定了下一步一體化的新目標:建立關稅同盟和實施共同農業政策,從而經濟一體化進程有約可依,按照條約規定的日程進行。到1968年,關稅同盟提前一年半實現,共同農業政策也開始進入實施階段。
2.自上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到歐洲貨幣體系的建立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二個階段。進入70年代,由于國際形勢的惡化,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受到極大的限制,共同農業政策執行難以為繼。第四次中東戰爭、阿拉伯石油國石油禁運帶來的能源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以及 資本主義 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歐共體國家紛紛采取自保的政策,貿易保護主義盛行,歐洲 市場 分割嚴重。在七十年代,歐共體國家提出的穩定貨幣匯率的經濟貨幣聯盟計劃也最終流產。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相對緩和時,歐共體才建立起穩定貨幣匯率的歐洲貨幣體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建立和歐洲經濟貨幣聯盟的發動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三個階段。進入八十年代后,歐共體國家迎來了一個良好的外部發展 環境 ,加上世界經濟區域化浪潮的推動,歐洲在次走在了區域經濟合作的前列。1987年簽署生效的《單一歐洲法令》規劃了歐共體到1993年實現成員國之間在商品、勞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特征的歐洲統一大市場。與此同時,為統一大市場的正常運作做準備,在歐共體執行委員會主席德洛爾的主導下,開始了實現歐洲單一貨幣的準備工作。可以說,在這個階段歐共體變成了一個具有經濟聯盟性質的共同市場。
4.以90年代初期《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簽訂和統一的歐洲貨幣—歐元的啟動為標志,歐洲 經濟 一體化走進其發展的第四階段。冷戰的驟然結束,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等,歐洲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特別是劇變后的中東歐開始了一個 申請 加入歐盟的“回歸歐洲”的過程和統一后德國在歐洲地位的變化。最終歐共體國家選擇了更深層次的一體化。1991年12月的《馬約》是一體化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它確立了歐洲一體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經濟與貨幣聯盟作為其發展的重心。此后經過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條約》、2001年的《尼斯條約》和2004年的《歐盟 憲法 條約》,歐洲經濟合作向一個完全經濟體化的經濟聯盟更加接近。
二、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特點
盡管在歐洲經濟一體化發展的不同階段,一體化或者迅速發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碩果累累、或者成就難覓,但是最終歐洲一體化還是得以順利的進行,體現了歐洲經濟一體化獨特的進程特點。
1.一體化過程的漸進性。無論是合作的范圍、領域,還是組織協調機構的建立、運行機制的完善以及一體化程度的發展本身,都體現了一個漸進性的發展歷程。而且從20世紀50年代初期6國煤鋼領域的一體化發展到現在27國開始走向經濟和貨幣聯盟,每前進一步都是歐盟成員國反復協商、謹慎考慮后的結果。在發展的每一個階段,對給成員國一定的準備和過渡時間。
2.一體化過程的協調性和妥協性。歐盟是各國聯合起來組成一體化集團,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在一體化的過程中難免會產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爭執乃至對抗,但歐盟各國最終都能認識到一體化集團是他們獲得發展的最快、最好的經濟組織形式。成員國為了實現共同利益通過互相協商和互相配合,通過實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則來消除矛盾。這些原則包括: 民主 平等原則、共同受益原則、核心歐洲原則以及靈活性原則。
3.組織運作機制的超國家性和均衡性。為保證一體化順利進行,歐盟設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國家性質的組織協調機制。這些機構的設置和權力的分配上不但強調每個成員國參與,而且強調各機構在其管轄范圍內超越各成員國政府的權力,以及各機構既相互獨立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從而凸現出歐盟獨特的組織運作機制。
4.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外部敏感性。這主要是指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深受世界外部 環境 的影響。一定時期的國際形勢對經濟一體化的發展步伐影響較大,歐洲經濟一體化體現出明顯的對外部環境的敏感性依賴。如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和世界性經濟危機不僅使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緩慢,也導致一體化步伐受到嚴重影響,更為嚴重的是使歐共體在20 世紀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內分階段實現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計劃也因此受阻。
從一體化的進程和特點看,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這一發展模式的出現,既有二戰后獨特的 歷史 條件——冷戰的大環境,更有歐洲各國在應對來自外部環境時所進行的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
現今作為區域貨幣合作典范的歐元已經成功啟動,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強勢發力業已引起普遍關注,這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東亞毫無疑問是個刺激。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鄭重的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貨幣一體化是指各國在貨幣方面的融合、結合、整合的行為、現象和趨勢。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以將貨幣一體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二是區域貨幣聯盟;三是單一貨幣區,又稱最優貨幣區,是區域貨幣合作的最高層次。”“最優貨幣區,具體說來是指由一些彼此間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靈活,經濟開放程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相近,經濟政策較為容易協調的國家與地區所組成的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人,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貨幣交易的取消,“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匯率波動對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及由匯率波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特別是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將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貨幣一體化,可以通過集中各國的外匯儲備和協調成員國彼此間抵消貿易差額來實現區域內外匯儲備的節約。(三)貨幣一體化還可以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川。(四)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彼此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及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分析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則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他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他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的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可是,時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注:朱芳,東亞次區域貨幣區建立的條件分析,當代亞太,2003.12),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十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人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度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棄。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己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川,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二個:東盟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漢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
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因為“只有單一貨幣區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和明確的制度約束,這是匯率聯動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心三,而且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枚關度越來越高,所以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分析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一、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資本可自由流動;三、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一)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其實,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資本項目,其他很多的資本項目往往通過采取各種非法的手段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四)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竟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五)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六)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七)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建設。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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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紀60年代,麥金榮等經濟學家就提出了金融抑制對經濟增長的抑制作用,并提出了金融創新促進經濟增長的建議,它對金融業及其經濟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為金融業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雖然金融創新也有它的負面作用,但是從整體來看,它的積極的正面的對金融業影響遠遠大于負面影響。本文主要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以及金融制度三方面探討了金融創新對金融業的正面影響,供大家參考。
一、金融創新對金融機構的影響
1.金融創新提升了金融業發展能力。金融創新不僅僅是在業務發展、機構放大、就業增長和素質提高方面對金融業的發展能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還由于金融機構盈利能力增強,把金融機構的資本擴張能力和現代化的設備水平的提高帶動起來。也許更值得一提的是,金融創新還推動了金融產值的快速增長,促使一個國家的第三產業和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迅速上升,為第三產業和GDP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
2.金融創新能力提高了金融機構的競爭力。金融組織創新促使金融機構紛紛有新的成員加入,促成了多種金融機構并存的模式;金融工具創新、金融業務創新使傳統的金融措施對顧客的吸引力降低,造成利潤逐漸下降。所有這些,都強化了金融機構的競爭。
3.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機構對經營風險的抵御能力。金融創新的這種影響,主要通過金融機構對具有風險轉移功能金融工具的使用體現出來。例如,浮動利率債券或浮動利率的票據,這種建立在傳統金融工具的特點的基礎上的金融創新工具,能促使金融機構降低籌資利率風險。
二、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的影響
1.金融創新提高了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金融工具的創新豐富了金融市場的交易品種,導致金融市場接納的金融資產的品種不斷增加。各種類型的債券陸續出現,特別是金融衍生產品的序列已經延長,種類繁多、各具特色,技術也越來越強。從衍生產品的組合設計來看,也可以看作是花樣翻新,不但有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品的嫁接,如外匯期貨,債券期貨、股票期貨等;還有衍生工具之間的搭配,例如期貨期權,換期權等兩種金融衍生品組合而成的“再衍生工具”。此外, 還有對基礎衍生工具的參數和性質進行重新設計后產生的創新衍生產品。
2.金融創新促使國際金融市場融資證券化。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證券發行融資方式的重要程度大大超過了銀行貸款,具體表現為銀行貸款的數量急劇下降、循環國際證券急劇上升。二是商業銀行作為重要的微觀金融主體,資產和負債越來越證券化。商業銀行的總資產中有相當多證券資產的形式存在,商業銀行成為重要的國際證券市場的投資者。此外,商業銀行貸款資產也實現了證券化。至于負債債務證券化,是指銀行更注重通過發行浮動利率債券和長期債券基金,而傳統的依靠吸收存款的融資方式的比例下降。三是商業銀行不僅作為國際證券市場的發行者,還參與國際證券業務的經營,成為新發證券承銷機構。
3.金融創新促進金融市場一體化。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加快金融創新國際資本的流動,促進國際資本市場規模迅速擴大、促使一體化程度加深。一些創新的金融工具在國內金融市場或國際金融市場問世以后,交易規模迅速擴大并且快速向全球金融市場發展,而這又在客觀上要求這些金融工具的交易慣例、市場交易價格和投資回報在不同的金融市場上基本一致,從而促進了不同的金融市場之間的關聯度改善。二是金融衍生工具不僅為金融主體規避風險和套期保值提供了有效手段,因為相同的貨幣的浮動利率和固定利率之間、不同貨幣的利率之間存在差異,并對金融主體套利投機收益和套匯收益提供了可能。三是一些創新金融工具或衍生工具的交易, 本身就要以多個金融市場做依托,是一種跨市場的國際性金融交易。
三、金融創新對金融制度的影響
1.金融創新模糊了融資邊界。金融創新使得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從而導致融資體制發生了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按照一般的金融學原理,間接融資是指以銀行作為信貸中介的資金融通資行為,而直接融資則是籌資人和投資人沒有必要借助金融中介機構直接融資。至于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融資期限的分類則作為主要的客觀標準。融資期限不超過十二個月期限的市場為貨幣市場,反之為資本市場。這樣來解釋這種融資制度相關的四個基本概念,在不同類型的金融文件和金融教科書中似乎已經成為規則得到了一致的認可。然而,金融創新將使這些劃分標準遇到了很大的挑戰。
2.金融創新促進國際貨幣制度的變遷。金融創新促進國際貨幣一體化的進程。歐元的開始使用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歐元貨幣制度創新推出的意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歐元制度是一種不與國家權力相聯系的創新的貨幣制度。在人類的歷史上的貨幣統一,基本都是以統一主權作為前提和條件。而歐元作為一個超國家組織的產物,是在國家主權分立的情況下實現的貨幣整合,也就是歐元體現的貨幣的統一,是超越國家主權的限制,與國家主權統一相分離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歐元的開始使用不僅推動了貨幣制度創新,還對傳統的金融學的貨幣制度理論提出了挑戰。其次,歐元是符合經濟和金融全球化和貨幣形式出現的一種創新。貨幣制度創新,不僅包括深化金融體制演化和貨幣形式的發展演變,也包括總體貨幣制度不變下的貨幣一體化。
四、結論
總之,金融創新對金融市場和金融制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作為金融業的工作人員,只有認真研究、趨利避害,才能極大限度地發揮它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柯健.金融創新的風險及其控制策略分析[J].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06) .
一、引言
區域貨幣一體化是一定地區的國家為建立相對穩定的貨幣區域而進行的貨幣協調與合作,其最終目標是組建一個由統一的貨幣管理機構發行單一貨幣、執行單一貨幣政策的緊密的區域性貨幣聯盟。
迄今為止最成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就是歐洲貨幣聯盟。因而,借鑒歐洲貨幣一體化的成功經驗,促進西非貨幣聯盟的發展,探索非洲區域貨幣協調與合作前景就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這將對西非區域政治經濟合作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西非共同體正在研究起草一個關于統一流通貨幣區域的草案。基于對貨幣一體化基本理論及西非貨幣一體化研究的綜述,本文介紹了西非貨幣一體化歷程及其架構,接著對貨幣一體化進程中所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最后提出了對西非貨幣一體化的政策建議。
二、文獻綜述
1.貨幣一體化基礎理論綜述
最優貨幣區理論。RobertMundell最早明確提出最佳貨幣區理論,主張用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佳貨幣的標準。按照他的提法,所謂“貨幣區”是指由不同國家或區域組成,實行單一貨幣或雖有幾種貨幣但相互之間匯率永久固定、對外統一浮動的貨幣聯盟區。
最佳貨幣標準理論。1963年,RonaldMeKinnon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佳貨幣的標準。麥金農將社會總產品區分為可貿易商品和不可貿易商品,經濟開放性與可貿易商品在社會總產品中的比重成正相關關系,該比重越高,經濟越開放。PeterKenen于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的產品多樣性作為形成一個最佳貨幣的標準。與蒙代爾一樣,凱南的建議是建立在國際收支失衡是宏觀經濟需求波動的主因這一假設之上的。他認為,一個產品相當多樣化的國家,出口也是多樣化的。因此,高程度產品多樣化性的國家可以承受固定匯率的后果,而低程度產品多樣性的國家則不能,它們適宜采用匯率靈活安排的獨立(最佳)貨幣區。針對以上實物標準分析無法圓滿解說最佳貨幣區理論的情況,JamesIngram于1969年指出,在決定貨幣區的最優規模時,有必要考察一國的金融特點(而不是真實的特征)。伊格拉姆的金融高度一體化標準只強調了資本要素的流動,但資本要素的流動不一定能成為國際收支的一種有效調節機制,而且,他還忽視了對經常賬戶考慮。
2.西非貨幣一體化研究綜述
從一定程度上說,貨幣區的概念建立于發達國家的經驗之上。Devarajan和Demello(1957,1990)以及Guillaumont(et.al.1985)是眾多對發展中國家研究最優貨幣區理論的典型代表,這些有關于法郎區的西非法郎的研究,如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其的在于比較法郎區國家與一組非法郎區國家在GDP增長比率上的區別。結果表明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強有力的貨幣聯盟,法郎區國家的GNP增長明顯比非法郎國家快得多。但是,研究結果同時表明CFA貨幣聯盟的職能并不是盡善盡美。Devarajan和Demello的研究認為法郎區國家的發展,尤其是匯率貶值引發的。另外一個與之相關的調查來自Guillaumont,他運用了比較分析和動向分析方法,評價了現存的貨幣聯盟。然而Jenkins和Thomas將注意力放在南非國家對貨幣聯盟的準備工作上,他們測出由于該地區國家集中,宏觀經濟易變,所以推斷該地區尚未為貨幣聯盟做好準備。西非國家有許多對建立貨幣聯盟潛在影響的測試,其中大部分是以歐盟的經驗為基礎。
三、西非貨幣一體化進程中存在的問題
1.各國經濟結構普遍單一,國民經濟有增長無發展
盡管法郎區與非法郎區經濟近幾年來持續增長并且中長期前景被看好,但是并不能以此斷定西非經濟己處在不再下滑的拐點,其基礎依然非常脆弱。克服和擺脫不發達、消除貧困,仍是非洲各國面臨的長期任務。影響非洲經濟發展的幾大不利因素仍將長期存在。勞動力素質低,基礎設施滯后,從而嚴重抑制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難以提高。另外,巨額外債、艾滋病蔓延、內戰等隱患也嚴重抑制了經濟持續發展的能力。最為重要的是,盡管西非經濟從1996年開始持續了9年的增長勢頭,但是這種低速增長的態勢仍不足以提供西非人民擺脫極度貧困所需要的動力,嚴峻的貧困現象成為中西部非洲經濟的持續增長的障礙。
2.次區域內貿易和投資發展緩慢,統一要素市場有待完善
西非地區與歐洲地區在國家間組織模式、經濟相互依賴程度方面有所不同。西非地區成員國經濟落后,結構相對單一,工業化程度低,國內和地區內部各生產部門之間缺乏相互依賴關系,各國經濟互補性差,制約著地區貿易的進一步發展。非洲內部貿易的不算太大的規模及其固有的內部支持的缺乏,就顯出對外貿易對聯盟的重要性。非洲的貿易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外部依賴性。盡管在非洲簽署了許多地區性貿易協議,在次區域范圍內可能建立了自由貿易區,但還并沒有像歐洲那樣在全洲范圍內建成一個統一的商品與要素大市場,這使得西非貨幣聯盟匯率制度的基礎還不夠完善。
3.金融市場不發達,銀行體系不完善
由于西非金融系統僅包括個別的金融中介及那些缺乏資本、急需銀行監管的金融機構,這使得銀行很難達到規模經濟所要求的規模。這些不完善的金融體系不僅造成金融部門效率低下,并且使政府消除金融波動的能力非常有限。西非金融市場發展滯后,這不僅與非洲的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落后有關也與西非國家獨立30多年來所實行的金融政策有關。
4.國家間缺乏一個超國家機構進行政策協調
西非法郎區和非法郎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因此若建立一個超國家的貨幣機構,使成員國商討得出的共同貨幣政策滿足所有成員國的利益,那么這個貨幣政策就必須向基礎設施最差的成員國傾斜。至今西非還沒有建立具有國際主義精神、能犧牲各個國家局部利益從而確保全局利益的超國家機構,制定、執行統一的貨幣政策和區域結構政策,協調、監督各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所以西非至今仍缺少強勁的動力去促使各國形成政策協調、融合。
5.財政紀律的嚴格執行存在困難
在西非的法郎區與非法郎區國家,其財政政策協調的模式基本上與歐盟相似,均規定一定的經濟指標或是設立合作基金。但是由于其經濟發展水平的低下以及成員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其真正意義上的政策合作也沒有正式展開。總的來說,西非的財政合作尚處于初級階段,稅收大權依然主要掌握在各國政府手中,各國財政與聯盟共同財政同時存在。
四、政策建議
西非貨幣金融合作目前處于第一個階段向第二個階段過渡一匯率合作階段,屬于較高形態的貨幣合作。鑒于西非經濟發展程度和經歷的貨幣危機,西非貨幣金融合作只能走循序漸進的道路,具體應該把握以下幾點:
1.促進兩個次區域的密切關系
進一步密切兩大區域間的經濟聯系,并以此推動地區經濟一體化的展,在適當的時候將東南非經濟共同體和北非一些國家包括進來。非洲法郎能否取代南非蘭特作為非洲貨幣聯盟中的單一貨幣,這是和西部非洲貿易和投資一體化密切相關的,通常貨幣區成員國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則加入貨幣區的收益越大,損失越小。從收益來講,西非經濟兩個區域間的貿易交往和投資聯系進一步深化,法郎化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為各自經濟體帶來較大收益。從成本來講,兩大區域內的國家經濟狀況越為相近,所受沖擊的相似程度越高。這樣,兩大區域各自的貨幣政策同樣有助于緩解對方國家受到的沖擊,各國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成本有所下降。轉貼于中國論文下載中心
2.積極推進財政體制和勞動力市場的改革
要實現兩大區域的進一步融合,各國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就會進一步削弱,財政政策將擔負起調節國家經濟的重任。因此,政府需要積極推行財政體系改革,嚴格財政紀律,完善財政體系。首先,為了彌補鑄幣稅和通貨膨脹稅的損失,政府必須進一步健全稅收機制,合理利用稅收收入;其次,為了有效的防范債務危機。政府應當嚴格控制外債規模,同時健全國內債券市場,弱化債務風險。從勞動力市場來看,政府必須努力消除國家間勞動力市場的制度障礙,提高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性和彈性。
3.發展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金融業,支持區內貿易的發展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很小,但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比例有了新的趨勢。最近幾年,貿易份額比例小幅度上升。在這一時期,非洲的工業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礦物質和其他農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其工業化和外向型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資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給不斷上升和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似乎能消除與經濟增長、非工業化以及國際價格波動有關的缺陷。因此,這些新的變化對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對兩個區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新的貿易機會和增加進出口貿易的來源。
實際上,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高度依賴于發達國家的需求,或者20世紀80年代時所遭遇的債務危機。隨著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作為非洲的重要貿易伙伴,SSA的貿易一體化降低了非洲國家(SSA)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之間,非洲與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份額從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論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聯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本論文的目標是要用OLS+穩健法比較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之間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為: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這兩個經濟地區的一些特點(共同點和差異點)。第三節將要回顧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獻。第四節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第五節將總結并給出本論文的結論。
二、中非和西非經濟貨幣聯盟的歷史和經濟狀況
(一)歷史
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縮寫CEMAC)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是兩個不同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組織。兩個聯盟(MAC和WAEMU)是該法郎區域的成員,法郎區域有15個國家成員。②
作為以前的貨幣地區和貨幣合作機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羅法郎貨幣未受影響。CEMAC包括6個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縮寫CAR)、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該地區擁有4780萬人口,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合作,促進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如資本流動性和人力的流動性。
此外,該條約的其他目標為:協調成員國家的經濟政策,監測成員國(包括金融與貨幣政策)的經濟收斂(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部門政策,逐步創建同一市場。CEMAC成員國家在區域內使用同一貨幣,但是,CFAF又與CEMAC和WAEMU的區域不同,它們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縮寫CFAF)也成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碼,該區域貨幣的代碼是(XAF)。CEMAC的條約國家于1994年被批準,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時期非洲赤道法語聯盟(AEF)。③
(二)經濟貨幣聯盟經濟狀況
正如克魯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對傳統策略出口貿易導向的國家,一般都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傳統出口產品,但非傳統出口產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長。為了確認KRUEGER的結論,可以看出兩個地區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對GDP的份額,其經濟的一級部門的份額都遠遠高于第二級部門。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國家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0~1979年間到2000~2008年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南亞成員國家(ASEAN)還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從6%增加到12%,在同一時期,非洲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量從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資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例如,從1990~1999年間與2000~2011年間,在整個非洲的投資率(包括資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從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員國家的投資總額增加了。
關于通貨膨脹,這兩個地區在整個非洲(SSA)的通脹平均水平相當低。2008年CEMAC的通貨膨脹率到5%,而WAEMU的通貨膨脹利率達到7%。雖然這個水平比其他非洲國家(SSA)的平均水平還低,但是兩個水平已超過兩個聯盟通貨膨脹的最高水平。④雖然在平均水平的情況下,CEMAC與WAEMU的通脹與其他SSA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來相當低,但是兩個聯盟的有些成員國家里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平均水平。
三、實證分析
(一)分析法
本論文將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將使用數據做出實踐研究。本論文使用兩個地區(CEMAC和WAEMU)做出一個比較的實踐研究。上面我們討論了理論上,投資、經濟開放度(作為全球化的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隨之我們也給出幾個實踐研究的結果。本論文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和OLS+穩健法,研究從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員國。
(二)數據的來源
本論文的變量包括匯率(ER)USD/CFAF美元對非洲法郎GFCF(固定資本形成總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貨膨脹(為國內生產總值緊縮指數),凈官方發展援助(NODA),農業產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著重研究SSA的兩個地區:中非和西非經貨聯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考慮到兩個地區的一些相似性和差異,本論文想補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貨幣之外兩個地區的宏觀政策,其是貨幣政策的收斂水平似乎一樣(法國銀行報告)。所以本論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進入了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的變量。
(四)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論文的目標是研究CEMAC和WAEMU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利用下面兩個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異在于農產品的變量。因為有些CEMAC國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數據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所以在模型當中沒有加上其變量。
四、模型的介紹
考慮CEMAC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時,模型沒有加入農業產品占GDP份額,因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礦泉資源。有些CEMAC國家的石油出口是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的,如赤道幾內亞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國(CAR 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縮寫)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沒有區分石油出口產品的種類所占GDP的比例。為了研究WAEMU影響GDP的決定因素,在第I個模型中再加上一個變量,也就是說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數據,所以在第II個模型當中我們忽略了這個變量。
一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對數,Y=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國家,?t=誤差項,Xi=為解釋變量。
關于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這樣考慮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資本形成總和占GDP比例的對數,L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例的對數,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對數,LOPEN是貿易開放度(貿易總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對數),LER是匯率的對數,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對數,LINF是通貨膨脹的對數(國內生產總值緊縮),LNODA是凈官方發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對數,LAGRIVAL是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對數,所有的變量都是用自然對數的。
我們使用OLS回歸+穩健法,因為它會處理自相關和異方差的相關問題。陳強(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關于中非經濟與共同體(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變量與第一個模型的變量一樣,但是不包括LAGRIVAL這個變量。
(五)結果分析與和討論
第二個模型(CEMAC)的擬合優度R2等于86.99%,第一個模型(WAEMU)的擬合優度R2等于66.1%,兩個模型都沒有問題。因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50%,這意味著兩個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都超過了50%。兩個模型的F檢驗也是一致的,F檢驗在1%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這表明兩個模型的線性關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變量都不是顯著的。模型I和II當中有幾個變量t檢驗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其結果表明兩個模型之間沒有個體效應的問題,證明了模型的齊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結論
本論文的實踐研究結果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且其變量對于兩個經濟與貨幣聯盟來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是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經濟活動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于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兩個區域內固定資本形成雖然對經濟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兩區域應該努力通過環境與政策優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而且為了提高和優化固定資本的作用,也要努力優化經濟政策。
凈官方發展援助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而且在兩個區域內結論是一致的。這個情況讓我們考慮到經濟結構和政府結構的績效。該援助的目標應該是結束世界的極端貧困,增加儲蓄和投資,以及提高發展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援助對高級績效的經濟機構和政府更為有效,所以無論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CEMAC 和WAEMU),都應該提高其機構的績效,這樣的話會優化援助的作用。
注釋:①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
②法郎區域包括15個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赤道幾內亞,赤道比紹,多哥,剛果(布),加蓬,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乍得,中非共和國。
③想多了解該組織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與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兩個聯盟有共同的通脹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斂水平。這個水平是3%。
(作者單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作者簡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歐瑞),剛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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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一體化已成為當今世界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1999年歐元的啟動標志著歐盟已成功進入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高級階段——區域貨幣一體化。這一成功案例反映了全球貨幣體系的變化,同時也引發東亞國家更多的思考。只有通過區域內部的經濟與金融合作,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機的侵襲已成為遭受1997年金融危機重創的亞洲國家的共識。在這種背景下,有關東亞貨幣合作的問題也成為學者們研究的重點。
國內外學者普遍認為東亞貨幣合作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提出了具體的措施。王子先著重強調了加強亞洲金融合作與協調的必要性。[1]李曉、丁一兵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一個動態的進程,應當采取漸進性的安排以構建區域貨幣體系。[2]張蘊嶺指出建立自由貿易區是進行區域合作的主要方式。[3]
在已有的研究中,大部分都集中于對東亞貨幣合作必要性的探討,而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能性缺乏深入分析,且定性研究多,定量研究少。本文通過計算最優貨幣區(oca)指數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行性進行定量討論。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新進展:oca指數
20世紀60年代,在關于浮動匯率制度與固定匯率制度的爭論中,蒙代爾(robert.a.mundell)開創性地提出了“最適度貨幣區理論”,用以說明一個最優貨幣區或貨幣一體化應具備的條件。[4]此后麥金農(r.i.mckinnon)、凱南(p.b.kenen)、英格拉姆(james ingram)等學者分別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了修補和完善,并提出了不同的構建最優貨幣區的標準(見表1)。[5]、[6]、[7]
上述判斷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為貨幣聯盟的實現提供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其缺陷在于單一標準的判斷過于片面,而且本身包含了參加貨幣區利必然大于弊的價值判斷,而對于那些符合標準的國家是否愿意加入貨幣區,則需要進行成本收益對比。此方面研究的代表性學者包括克魯格曼、奧伯斯費爾德及羅布森等,其研究成果可用表2總結。
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分析為判定一個國家是否加入貨幣區提供了更為全面的理論依據,但其所確定的標準都是定性的,定量方面的研究很少。巴約爾(bayoumi)和易臣格瑞(e-ichengreen)則通過計算oca指數判斷一組國家是否適宜于組成最優貨幣區,后文也稱之為be模型。[8]他們采用結構var方法,對影響穩定匯率和促成貨幣聯盟有重要影響經濟變量(主要包括貿易關聯度、交易貨幣的有效性和非對稱沖擊對產出的影響三個因素)通過下式進行經濟計量分析:
sd(ei)j=a+β1sd(δyi-δy)j+β2dissimij+β3tradeij+β4sizeij
其中,sd(ei)j表示i、j兩國間雙邊匯率(取對數)的標準差,也是oca指數(通過上式對sd的未來值進行預測)。sd(δyi-δy)j表示兩國實質產出(取對數)差距的標準差,用以估算產出干擾,并加入兩個國家出口商品組成的差異性作為不對稱沖擊的第二個指標dissimij。tradeij是指兩國雙邊出口占gdp比例的平均值,表示貿易關聯程度,sizeij表示兩國實質gdp美元價值(取對數)的平均值,用以衡量國家實力的大小。
巴約爾和易臣格瑞對21個工業國家在1973~1982年、1975~1984年、1977~1986年、1979~1988年、1981~1990年、1983~1992年6個不同時期的樣本進行了回歸,觀察其穩定性,并根據最近期的回歸結果求出歐洲各國間的oca指數。其中,計算oca指數的雙邊匯率都以德國為中心,并據此指標分析歐洲國家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這種運用計量模型分析一組國家是否可以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方法,為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開辟了新的思路,并且得到了較好結果。
二、最優貨幣區指數及對東亞貨幣合作的實證研究
be模型中的oca指數僅考慮了三個主要因素,而實際上影響雙邊匯率的因素很多,還包括國際收支狀況、相對通貨膨脹率、相對利率、心理預期、財政赤字和國際儲備等等。本文在be模型基礎上對上式進行修正。由于搜集dissimij數據存在困難,所以在模型構建中將dissimij舍棄,引入兩國的相對開放度open(對外貿易額/gdp),再加入通貨膨脹率和利率兩個因變量來進行回歸,得出下面的回歸方程式:
sd(ei)j=a+β1sd(δyi-δy)j+β2sd(openi)j+β3tradeij+β4sd(inflationi)j+β5sd(interesti)j+β6sizeij
其中,openij表示兩國開放度的差,inflationij表示兩國通貨膨脹率的差,interestij表示兩國利率的差異。模型中主要選取了經濟一體化水平較高且發展較快東亞國家和地區(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而沒有考慮東亞其他相對落后的經濟體(如越南、老撾、柬埔寨、緬甸、朝鮮等)。
本文選取了1981~2000年期間的數據資料,并劃分為1981~1990年、1983~1992年、1985~1994年、1987~1996年、1989~1998年、1991~2000年6個子期間分別進行回歸,發現通脹率和利率兩個解釋變量的系數并不顯著,無法通過檢驗,所以將其舍棄,而另外三個變量sd(δyi-δy)j、sd(openi)j和tradeij的系數比較顯著且穩定。sd(δyi-δy)j的系數隨著時間增加而有所減小,表明國家之間的經濟差距對匯率的影響逐漸漸弱,東亞各國的經濟差異呈現逐漸縮小的趨勢;sd(openi)j的系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增加,說明東亞國家的匯率變動越來越依賴于貿易,即開放程度的變化。tradeij的系數為負,表明兩國雙邊貿易關系的日益密切將會部分程度的熨平匯率的波動。1991~2000年的回歸結果見下式:
sd(ei)j=0.7976sd(δyi-δy)j+0.2071sd(openi)j-0.1267tradeij(3.283932)(3.48078)(-4.011075)n=45 r2=0.474817 f=3.712294
從上式回歸結果可以看到,小括號內t統計量比較顯著,說明此回歸方程式具有較強的可信度。為了對oca隨時間變化的趨勢進行分析,就需要首先對自變量進行預測。對sd(δyi-δy)j的預測是根據某年前后5年的數值計算出該年的sd,然后將1986(1981~1991年)至1997(1992~2002年)年的sd對時間趨勢和常數項作回歸,利用回歸結果對未來進行預測。同理也可以得到sd(openi)j和tradeij的預測值,將自變量的預測值代入回歸方程式,就可以得到預測的sd(ei)j,即oca指數。
本文選擇以中國的匯率為中心來計算雙邊匯率的oca指數,這是因為日本無論是從整體經濟實力還是貿易結構以及雙邊合作方面,都與東亞其他國家之間存在著較大的差距。而中國近年來經濟發展較快,與東亞地區的合作日益加強,而且經濟結構方面也逐漸趨同,所以在oca指數計算時選取了中國作為貨幣合作的軸心。按照上面的描述進行計算,得到了1998~2006年間東亞各國與中國間的oca指數(見表3)。
通過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首先,東亞各國oca指數呈現逐漸縮小的趨勢,說明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日益密切,經濟合作和貨幣合作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自1991年中國與東盟國家全面建立和恢復外交關系以來,雙方關系發展十分迅速。1994年,中國成為東盟的磋商伙伴和“東盟地區論壇”創始成員。1996年,中國升格為東盟的對話伙伴國。1997年,雙方確定了“面向21世紀睦鄰友好互信伙伴關系”。2000年,雙方貿易額達到395億美元,東盟成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伙伴。2001年,《清邁協議》的簽訂進一步加強了各國貨幣當局的合作。同年,中國提出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并于2002年簽署《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2003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將雙方關系提升到“戰略伙伴”的高度,標志著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進一步向縱深擴展。2003年召開的“10+3”會議簽署了《巴厘第二協約》,確定了在2020年成立類似歐盟的“東盟共同體”的發展框架。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和東亞國家(地區)的經濟水平日益趨同,國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日益加強。東亞地區出口的產品和結構也較為相似,如果進行貨幣合作,必會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在經濟趨同的基礎上進行貨幣合作存在較大的實現可能,東亞地區的貨幣合作是未來發展的必然趨勢。
其次,另據計算,在同一個時間截面上,中國臺灣和香港地區以及日本、韓國的oca指數與其他國家比起來,相對較小。這說明中國大陸和香港、臺灣地區以及韓國和日本的經濟關系日益緊密,相互之間的依賴程度比較高,在這些次區域內先進行貨幣合作是較為可行的現實選擇。
再次,與巴約爾和易臣格瑞1997年計算的歐洲各國與德國間的oca指數相比,東亞地區的oca指數較大。這表明與歐盟相比,東亞各國之間的經濟差異仍然較大,要進行深入的貨幣合作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準備,東亞的貨幣合作將是一個長期漸進的過程。
三、結語
金融危機的教訓使得加強貨幣合作,建立更可信的貨幣制度,成為東亞地區的迫切渴望,加強經濟合作是東亞各國經濟恢復和發展的內在要求。運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東亞地區oca指數進行計算,其隨時間推移而遞減的趨勢表明東亞貨幣合作存在通過實證檢驗的可行性,但是東亞國家在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意識形式方面都存在較大的差異,經濟體制和政策方面也有所不同,這些都成為區域間貨幣合作的現實障礙。因此,區域貨幣合作在東亞的展開將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可考慮先在貿易關系密切、經濟依賴程度較高的次區域內加強貨幣合作,然后在自愿和協商的基礎上,逐步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以加強東亞的凝聚力,最終實現經濟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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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曉,丁一兵.論東亞貨幣合作的具體措施[j].世界經濟,2002(11):3-10.
[3]張蘊嶺.為什么要推動東亞區域合作[j].國際經濟評論,2002(9、10):48-50.
[4]r.a.mundell.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j].th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4):657-665.
[5]mckinnon r.i.optimum currency areas[j].the americaneconomic review,1963(4):717-725.
國別風險是指由于某一國家或地區經濟、政治、社會變化及事件,導致該國家或地區借款人或債務人沒有能力或者拒絕償付銀行業金融機構債務,或使銀行業金融機構在該國家或地區的商業存在遭受損失,或使銀行業金融機構遭受其他損失的風險。[①]國別風險存在于授信、國際資本市場業務、設立境外機構、行往來和由境外服務提供商提供的外包服務等經營活動。國別風險包括:主權風險,轉移風險和一般國別風險。其中,轉移風險是國別風險的主要類型之一,是指借款人或債務人由于本國外匯儲備不足或外匯管制等原因,無法獲得所需外匯償還其境外債務的風險;主權風險主要發生在在銀行向政府當局貸款或由政府擔保的商業貸款之上,風險發生的原因通常是由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變化或政治世界的發生;一般國別風險主要是由于大幅度的貨幣貶值,對外國資產的沒收或凍結,法律上的限制、強制性性的剝奪或者經濟的嚴重不景氣,以及國內政局的騷亂所引起。然而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對國別風險事件往往難以施加影響或控制,很容易發生國別風險危機,因此,加強國別風險危機管理顯得尤為重要。
我國發生國別風險危機的可能性銀行危機[②]是指銀行過度涉足(或貸款給企業)從事高風險行業(如房地產、股票)畢業論文格式,導致資產負債嚴重失衡,呆賬負擔過重而使資本運營呆滯而破產倒閉的危機。我國商業銀行國別風險是由當是其他國家發生國家金融危機之類,從而引發我國商業銀行也發生風險最終形成商業銀行國別風險危機。
(一)國際上商業銀行危機、金融危機越來越多
近十年來,由于受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許多國際上的商業銀行危機事件也是越來越多,從上述三次國際金融危機我們可以找到一些不同點:危機影響的大小、持續時間長短、產生原因、表現特點、影響程度等都有所差異。當然也有一些相同之處,一是全球經濟一體化,二是國際金融市場的內在不穩定性,三是流動性過剩且資本流動水平很高,具體比較可參見下表格:
三次國際金融危機對比表(截止2010年10月)
區別項目
1997-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2009-2010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影響范圍
東南亞國家
全世界
全世界
基本特征
金融市場開放;金融自由化
金融產品創新紊亂;房地產次貸過度
經濟復蘇緩慢復雜;各種不確定風險正在擴大;國際貨幣體系動蕩;貿易結構調整、流動性泛濫;政府信用受到質疑
主要誘發原因
金融自由化;現代貨幣信用機制不健全;國際炒家干擾;泰銖貶值
金融全球化;過度超前消費;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
希臘債務危機;歐元區財政貨幣政策二元性、歐盟內外部的結構性矛盾和各國經濟失衡,國際投機炒
后果
經濟倒退;生活水平下降;部門國家政府解體
經濟倒退;部門企業倒閉;部分國家政府解體;
歐洲部分經濟體財政支出擴大,稅收減少,財務狀況持續惡化,全球股市、匯市、債市急大宗商品市場出現大幅波動,給全球經濟復蘇蒙上陰影;部分國家破產
對我國的影響
愛因斯坦說:“科學是部劇本”。經濟學的劇本,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神秘的浪漫,而劇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從沒有真正提及過“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將均衡思想引入了經濟分析,而這也成為古典主義經濟學區別于原始經濟理論,進入“科學時代”的一個標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見于他的名著《國富論》、《道德情操論》和其他論文之中,這位現代經濟學的開山鼻祖用詳盡又略顯干澀的語言表達了均衡的內涵:“經濟系統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經濟過程都自然趨近的一種終極狀態,經濟系統任何時間都被吸引朝向經濟運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場之后,經濟學的故事總是圍繞著均衡展開,當代經濟學的輝煌、精美、誘人和極其博雜繁復的理論大廈,幾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無情的災難所摧殘。盡管在很長時間里,人們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經濟學家讓人們相信,“看不見的手”會自發引致市場“均衡”,直到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全球,經濟學家們才開始懷疑,所謂均衡,也許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為的努力。
這種懷疑直接引致了幾十年的爭論,政府是否需要運用宏觀政策來幫助“看不見的手”實現經濟世界的美麗均衡?盡管不同學派的經濟學家各執一詞,但毫無疑問的是,力主政策干預的凱恩斯占據了上風,就像曼昆總結的那樣:“我們不能因為人體具有‘自我恢復’功能,就否認醫療必要性的存在,并對醫療技術的發展漠不關心”。從此之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變成了改變甚至重塑經濟世界的利器,現代宏觀經濟學也在大蕭條的現實廢墟和凱恩斯的思想創新中建立并成長起來。
事實上,自大蕭條以來,現實經濟世界里政策調控的使用日趨頻繁,熟稔于此之后,費爾普斯等經濟學家開始注意到“凱恩斯在《通論》中雖然主張進行干預,卻沒有充分考慮改變經濟政策的影響”。和浪漫一樣,均衡實際上十分復雜而難以兩全。如果將政策目標定位于代表內部均衡的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國際收支平衡,那么單一政策往往難以促成內外均衡的同時實現。這種尷尬的“米德沖突”讓人們意識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豐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緊密一些。
于是乎,經濟學家的注意力開始集中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搭配之上。歐元之父蒙代爾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則,即“將財政政策指派給內部均衡,將貨幣政策指派給外部均衡”,理論上看,這種隔離式的指派似乎能夠有效解決政策影響力的沖突,但實際上,這種理想化的指派卻埋下了極大的隱患。
人們一直忽略了一點,力主政策調控的凱恩斯主義誕生于經濟危機之中,也就是說,人們之所以接受“看得見的手”干預經濟,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深度衰退中對重回經濟繁榮的迫切渴望。某種程度上看,作為經濟學歷史上最負盛名的理論創新,凱恩斯主義中夾雜著貪婪的種子,而伴隨著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斷壯大,貪婪的種子悄然生根、發芽,并不斷成長。這種理論骨子里的貪婪在政策風格上有兩種體現:一是對財政政策的偏愛,二是對增長偏好的傾斜。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實現對這種貪婪的抑制,但經濟學家們卻并未將注意力集中于此,人們談論政策搭配,本質上是為了實現“更加協調、內外均衡的增長”,而不是為了“約束過強的欲望和制衡過強的力量”。前美聯儲主席威廉?麥克切尼?馬丁曾經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會正進行時拿走盛滿酒的酒杯”,然而,實際上政府對此總是意興闌珊,即便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對通脹嫉惡如仇,偶爾大彈緊縮反調,但在絕大多數時候、絕大多數地方,財政政策的“GDP崇拜”和“沖動本能”總是難以遏制、顯露無遺。更重要的是,隔離式的政策指派進一步切斷了政策間的相互約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組合讓“看得見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邊緣。
經濟學對均衡的浪漫情懷和對增長的潛在貪婪,直接導致了全球經濟“赤字化”增長的歷史潮流,這一模式的難以為繼則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債務危機的爆發。而歐洲之所以成為債務危機的重災區,過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結構和僵化的稅收政策僅僅是淺因。深層原因則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財政非一體化和貨幣一體化的對立,既給了歐洲各國更大程度透支財政潛力的搭便車激勵,又使得貨幣政策的約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政策組合上的參差不齊給貪婪以更大空間,進而誘使歐洲債務風險從隱性走向顯性,并最終行至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