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作為寫作愛好者，不可錯過為您精心挑選的10篇閩臺文化論文，它們將為您的寫作提供全新的視角，我們衷心期待您的閱讀，并希望這些內容能為您提供靈感和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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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尋求民間文化及其藝術的發展

1.處理好文化發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間文化根植于廣大民眾的生活，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當人們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諸多因素發生改變時，人們更快、更方便地接觸到各種現代的、外來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鋪開，這使得傳統的民間文化受到沖擊。因此，處理好文化的發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體系，是尋求民間文化及其藝術形式發展的根本。民間文化應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中發展，這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煉，即重新審視民族傳統文化本身，將封建的、愚昧的、不適合現代生活方式的部分進行舍棄處理，將現代文化中的內容融合在傳統文化中，實現既有民族傳統文化根基，又具時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國民間文化的主體，形成現代的中華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來文化元素，正確吸收外來文化中的優秀成分，豐富文化形式和內容，壯大文化隊伍，實現多元文化的和諧共存，使多種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隊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適合時代需求的民間文化和民族文化，給民間藝術的發展提供充足的養料，使民間藝術這棵樹枝繁葉茂、碩果累累。

2.豐富和擴展民間藝術的形式與門類

在構建現代的、具有傳統文化根基的民間文化基礎上，豐富和擴展民間藝術的形式與門類，是對民間藝術的延伸與發展。張道一提出“民間藝術是一種‘母性’藝術，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間藝術的“母性”特點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為養料、具有繁衍發展的能力。這就我們需要抓住繁衍的內在動力，去發展更多的藝術形式。就傳統的民間藝術造型形式和內容來看，不管是剪紙、年畫、泥塑玩具，還是皮影戲，它們都具有共同之處：是以民間固有的美學理念為審美尺度進行的造物活動，具有藝術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審美相結合的產物，體現了人民大眾的理想、感情和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種真正‘為生活造福的藝術’”。也就是說，民間藝術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為其蘊涵著人們對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質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風格、內容、表現的手法、新的視覺形態就可以根據現時代的審美、時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擴展已有的民間藝術形式美感、豐富素材及主題，使其更符合現代生活內容，更貼近人們的現代生活。這樣的民間藝術就再不會是古董和文化遺產，而是民間藝術的再生和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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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原生態 民族藝術 民族文化 生態保護

在全球經濟交往日趨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斷的交往與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國的藝術長廊中，有一種藝術形式被稱為原生態民族藝術，這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帶來了別樣的生機。 

一、原生態民族藝術與民族文化 

原生態，顧名思義，代表著生命之態、自然之態，是一切生活及藝術的根源。原生態一詞最初見于聲樂比賽，隨后在表演藝術等領域迅速躥紅，成為文化領域的特殊符號。原生態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領域之后就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特征存在著。而所謂的原生態民族藝術，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創的、民間的、鄉土的藝術形式，其作為一種特殊的民間智慧存在于我們所生活的社會，可以說原生態民族藝術是在特定的原始環境中衍生出來的一種獨特的藝術形式。作為比較原始的民族藝術，原生態民族藝術的素材多源自于對自然的崇拜以及人類的本能，經過不斷的融合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原始為基本的奇特的藝術形式。原生態民族藝術所代表的，是民間藝術和民族風俗所組成的一個多元的文化空間，是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相融合的產物。 

原生態民族藝術和民族文化，在沒有被更多的人認識的時候，往往是以一種民間藝術的形式存在。不論何種民間藝術或民族藝術，都有其豐富的物質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別是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藝術，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個民族廣泛遵守的行為準則和價值標準。原生態民族藝術在未被發掘之初，是只在這個民族內部流傳的一種藝術形式，表現的是這個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帶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會有對自然現象的原始崇拜的現象。也正是因為這種原始的活動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動，這種不為人知的民族藝術才能被稱為原生態的民族藝術。當某種不為人知的民族藝術及民族文化被眾人所接受的時候，帶給人們的往往是來自原始文化的沖擊，這也許就是為什么這些民族文化為什么被稱為原生態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鄉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氣息。人們通過原生態的藝術形式，了解這個民族的物質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這個民族的起源，這就是原生態民族藝術呈現給世人的來自于非物質文化的整體價值。原生態民族藝術作為一種非物質文化遺產，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種原生態的生活態度，是這一民族的價值體系、心理認同在藝術文化上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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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倫理一般是指，人類在進行與自然有關的生態活動中產生的倫理關系以及調理原則，是人類處理本身與周圍的動植物、自然環境等生態環境關系的一系列德行標準。從它真正被人們定義至今不過幾十年時間，但它的起源幾乎可以追溯至人類文化產生之時。在人類文化發展相當長的時期里，文化都是以民族為載體的，因此對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進行分析，不僅有助于把握少數民族獨特的文化特性，還可以充分認識少數民族所擁有的生態倫理觀念。根據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特點及地域特性，有的放矢地制定文化建設決策，不僅有利于當地生態環境的改善，也有利于生態文明建設的順利開展。本文以黑龍江省少數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為視角展開研究，闡釋少數民族生態倫理與文化建設的關系，以期為正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時期的農業大省———黑龍江省，進一步改善野生動植物群落、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打開新的視角。

一、文化與生態倫理的二位一體關系

(一)文化是生態倫理的載體

文化是人類社會歷史的載體。在歷史上，諸多語言學家、人類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等始終致力于從各自學科的專業角度對其進行總結，但迄今仍無法給出一個精準而普適的定義。綜合來講，“一個群體(如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能被傳承的思維方式、生活模式、行為尺度、價值觀念、傳統風俗、風土人情、文學藝術、歷史地理等，即是人類個人與個人之間、群體與個人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進行交流的，游離于物質之外又在物質之中的凝結能夠被傳承和普遍認可的一種意識形態”［1］，這種意識形態就是文化。文化包羅萬象，貫穿于古往今來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體現了不斷思考探索而積蘊的思想內涵，支撐著各地區、各民族獨特的思想構架，記錄著其自身的發展內容、發展脈絡及意識走向。在不同的時間空間內，文化展現出的既是對先時內容的發展和延續，又創造著不同以往、獨具特色的新內容。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生態倫理概念的正式確立時間較短，但生態倫理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至“文化”產生的同時，它幾乎存在于文化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及各地區民族主體思想中。生態倫理的概念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及特殊的時代要求下，由人們在生產生活實踐中逐漸發現并總結出來的。中國少數民族群眾為在各自獨特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于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了約定俗成的禮法、習慣，這些為適應自然環境而生的生活方式同時承載著傳承各民族對“人與自然”關系理解與認識的歷史使命。各民族圍繞人與自然的關系摸索出相宜的生態文化類型和模式，表現出鮮明的特征。第一，宗教文化蘊含生態倫理要素。少數民族原始的信仰觀念與其早期形成的意識活動有關，并反作用于意識活動。在原始社會，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極低，時刻處于自然的威脅之中，為了維持生存，人類在主觀上渴望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但由于認知所限，人類將這種具有威脅性的自然現象歸結于某種神秘力量，并希望得其庇佑，在形式及思想上向其表達崇拜，確立了原始的信仰觀念，并以此驅動意識活動，逐漸形成了原始的宗教。所以，人與自然的密切關系突出表現于少數民族的宗教與禁忌文化中。少數民族的原始宗教思想不單囊括了對現實事物認識的理性思維，還融入了對萬物起源、人類由來、宇宙形成等的困惑，幫助人類在面臨殘酷生存環境時進行了最早的思考，并由此形成了最初的倫理觀。以薩滿教為例，作為起源最早、延續最久的原始宗教文化之一，我國北方地區16個民族中有12個信仰薩滿教或仍保留有薩滿教的傳統習俗，這其中包括我省的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斡爾族等。到20世紀50年代，鄂倫春族、鄂溫克族、赫哲族、達斡爾族生活仍相對閉塞，依然從事較為原始的狩獵生產，所以族內對原始的薩滿教文化保存得相對完好，深刻影響著本族的文化習俗、觀念信仰等方面。多神崇拜的薩滿教以“萬物有靈”為信仰核心，它認為世間萬物為天所生，一切運動規則皆由神來掌控，神具有比人更高的思維方法和意識，他們通過賜福或降禍的方式支配人類的生存環境。這種為維系人類生存，將自然界中的客觀事物進行神化并加以崇拜的行為，深刻地體現了自認為本的生態倫理觀念。在薩滿教的宗教觀念中存在著純粹的生態保護觀念，它包含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能持續生存的樸素生態哲學觀，它要求信眾平等地看待世間萬物，珍視大地、森林，珍視動植物，表現出對大自然的謙卑和敬畏。這不僅是對古老崇拜觀念的延續，同時也表達了對作為意識來源的大自然的重視和感恩。當人們失去理性、無法自覺地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時，薩滿教則會憑借禁忌習俗等形式強制進行調節，從而穩定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如在特定區域及時間內禁止漁獵、采集活動等，這種對本區域內生態環境進行保護的努力，都是少數民族先民在長期的自然生存實踐中得到的啟示。第二，傳統文化凸顯生態倫理要素。生態文化是人類在自然界的生存中形成的一套為了適應自身所處的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文化體系，其主要通過生活方式和語言文化來表達。以赫哲族為例，因其生活的地域氣候寒冷難以發展農業，但漁獵資源豐富，形成了以漁業為主、采集與狩獵為輔的生產結構。“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是赫哲族中廣泛流傳的一句諺語，形象地說明了赫哲族聚居區域自然資源的富饒程度，側面體現出漁獵民族與自然生態系統依賴與融合的平衡關系。赫哲族人在生產生活實踐中與自然環境進行長期的互動，逐漸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漁獵文化。據資料記載，赫哲族民居除少數依山而建，其余均分布于江河兩岸。在清末以前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赫哲族社會發展一直相對緩慢，生產方式基本凝滯在漁獵形式，基本社會形態仍停留在氏族部落階段。作為典型的漁獵民族，赫哲族對自然具有較強的依賴性，以全面直接地獲取自然界中的動植物資源為主要生存方式。這種特殊的生產方式決定了漁獵民族的物質生產力處于較低的水平，也使得漁獵民族為了長期的生存發展努力維護生態的平衡，不會竭澤而漁。在這種生產方式的作用下，逐步形成了一種人與自然簡單、樸素的平衡關系，使人類與自然得以和諧共處。

(二)生態倫理是文化的具體體現

第一，生態倫理體現了文化的傳承。雖然科技的發展使人類活動不再局限于環境限定的框架之內，但相異的生態環境是產生相異文化形態的必要條件，本地區的生態環境深刻影響著本地區文化的起源、產生和發展。如果說影響相異文化形態形成的外部因素是自然環境，那么內部因素就是文化自身在逐漸適應、改造和利用生態環境的過程中形成了與其他文化相區別的特性。各區域內的人類群體為適應本地特有的氣候、地理、能源、動植物群落等生存條件，開發利用本地區資源，研發并使用獨特的工具與技術，最終形成其獨特的社會組織模式和文化經濟模式。如，對以采摘果實、打撈魚群、追捕野獸為生的鄂倫春族而言，為了適應生存環境、滿足生存需求，采取與自然界生物相似的游動遷徙的生存模式是必然選擇。由于其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所以鄂倫春族游動遷徙的生存模式并不會導致生物銳減或滅絕。鄂倫春族長期生活在限定的生存環境中，為滿足生活需求進行的狩獵活動幫助野生動物種群淘汰了老弱病殘的個體，優化了群落結構，這種適度的狩獵采集方式更符合自然規律，它維持了野生動物種群內死亡數量與繁殖數量的平衡，更具合理性。鄂倫春等與自然環境具有更為密切紐帶關系的少數民族文化，蘊含著人類的存續與發展必須以維持生態的平衡為基本前提的精神內涵。當今社會，人類的生存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對野生動植物的依賴，由漁獵文化發展到游牧文化乃至融合至農耕文化時，更多面對的是馴化了的牲畜和人工培養的作物，但世代傳承的漁獵文化的精神內涵依舊深植于鄂倫春族的生態倫理思想之中，族群依舊推崇以萬物為本的自然本體思想，人與自然之間依然呈現著不可割裂的依賴關系。第二，生態倫理是文化的重要組成。人區別于動物，具有嚴密自主的獨立思維及超越感性的理智等特性。人類來源于自然，也無法脫離自然獨立生存。人運用思維、理智、活動和技能等能力不斷地進行改造自然的活動，同時以自然為研究對象促進自身的進化與發展。幾乎從存在之初，人類就開始從倫理的高度思考和認識其與自然的關系，而這恰恰促進了生態倫理的萌芽。少數民族的文化蘊含著多樣性的生態倫理思想，它形成于特定自然環境中，“不僅可以一種感知的符號化的形式存在，還以人為載體，以思想化的形式存在，既包括少數民族在長期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對自然界的思考和認識，也包括少數民族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習慣法。”［2］從某些角度來看，更為貼近自然的少數民族，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大發展的時代背景下，更能感知體悟到人與自然和諧的深層內涵。無論是以自然萬物的本原為研究對象，或是摒棄了自然哲學的宇宙論道路，將哲學的研究對象轉向“存在”，研究的對象、內容及全過程等依然無法脫離自然而獨立存在，人類在對自然認識、探索及研究的過程中形成了各類生態倫理的觀點，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被表現出來，而生態倫理觀的重要性在少數民族文化中表現得尤為突出。

二、生態倫理多方位促進文化建設

(一)生態倫理指引文化建設的價值向度

第一，生態倫理糾正生態危機引發的價值危機。馬克斯•韋伯在演講稿《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中說過:“我們這個時代，因為它所獨有的理性化和理智化，最主要的是因為世界已被除魅，它的命運便是那些終極、最高貴的價值已從公共生活中銷聲匿跡，它們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超驗領域，或者走入個人之間直接的私人交往的友愛之中。”［3］他認為現代社會誕生于“祛魅”，當今社會多元化的價值觀相互碰撞、影響、交融，導致人們原本的價值觀逐漸消失甚至被取代，社會中的各種力量在各自的領域內以逐利為目的進行激烈的斗爭，崇高信仰和正確價值觀也日漸式微。“當科技的迅猛發展把上帝從第一推動力的信仰擱淺到一個普通的平凡的位置上時，人們就不再對任何存在懷有敬畏之心。”［4］從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軌跡來看，生態環境的演變是人與自然彼此作用的結果，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越接近現代，人為導致的生態環境變化越明顯，這種變化帶來的結果也越惡劣。工業社會以來，人類中心主義大行其道，人類被這種錯誤的觀念支配著，過于看重自身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將自身與自然對立起來，對自然索求無度，惡果也日益顯現，溫室效應、植被銳減、土地流失物種滅絕、水資源污染、礦產開采過度等。如20世紀80年代初，饒河地區掀起養貉、養狐的熱潮，魚類飼料的需求量大增，價錢低廉的小雜魚最受養殖戶歡迎。為攫取暴利，無良漁民狂捕亂撈，用各種違禁漁具毀害大批魚苗，各種魚類一度幾近絕跡，魚類群落難以維持正常繁殖，區域內物種平衡遭到了巨大破壞。1986年，政府啟動的萬畝灌區工程使林地密布、沼澤縱橫的四排赫哲族村草甸基本開墾殆盡，嚴重破壞了該地區生態環境。這些問題對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產生了深遠而惡劣的影響，甚至危及人類生存。第二，生態倫理體現文化重塑中人與自然的內在價值。人類一直生活在自然之中，而并非獨立于自然之外，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同時具有各自的內在價值，二者在這種價值層面上地位平等且價值內容相互交融。人類中心主義的盛行錯誤地指導了人與自然的互動，忽視自然的內在價值的后果有諸多慘痛的教訓可以借鑒。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轉變、瓦解甚至崩潰，充分說明要使人類過上和諧而幸福的生活僅從制度和技術上解決是不夠的。民族文化的重塑過程也是民族生態倫理的重塑過程，生態環境與生態倫理的發展變化具有統一性，需要從生態倫理的高度上重塑民族文化，引導人們將高尚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與客觀真理相結合。只有使人與自然間呈現和諧穩定的平衡關系，才能實現二者內在價值的最大化，忽視二者之中的任何一個，都會造成價值量的縮減乃至消亡。因此，人類不應把自然看作是可以任意處置的客體，自然與人類同樣具有主體地位。只有人類平等地看待自然，客觀地認識人與自然的內在價值，才能從實踐與文化層面重新塑造客觀科學的生態倫理觀，繼而使已然遭到破壞的文化得以重塑，使得人類以蘊含科學生態倫理觀的文化為依托，從正確的價值觀角度出發，發乎內心、主觀能動地守護家園、維護生態、保護地球。

(二)生態倫理決定文化建設的精神實質

第一，生態倫理語境下文化建設的精神實質。以黑龍江省來說，由于少數民族聚居地地廣人稀、漁獵資源豐富，千百年來少數民族群眾擇水而鄰、依山而居，創造出別具一格的漁獵文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倫理觀漸漸形成，這也成為少數民族文化的精神實質。這種淳樸的自然漁獵經濟活動貫穿于民族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直至清朝末期。清末的放墾政策使關內大量漢族群眾攜帶農耕文化進入東北地區，他們尋找生態環境優良的土地聚居生活、開荒種糧，其中就包括少數民族聚居地。漢族群眾帶來了先進的生產、生活方式，逐漸影響了本地區少數民族固有的生活方式及生存手段，逐漸學習掌握了農耕技術。文化建設不僅僅局限于生態倫理方面，但由于對生態環境依然擁有強依賴性，其依舊植根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精神實質之上。同時，由于獨特的歷史條件和滿漢文化與本地區少數民族特有文化融合的雙重影響，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文化無論是從物質層面，還是宗教、習俗、語言等精神層面都逐漸轉變。第二，混亂的生態倫理觀導致社會文化失衡。在農耕文化持久的沖擊及社會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影響下，少數民族傳統的生態倫理觀漸漸走向瓦解。在建國以來的60多年間，少數民族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在國家治理下，惠民政策深入而廣泛地提高了少數民族地區居民的生活水平，對自然的改造能力也大幅提高，但多數對自然的改造活動及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均未能將生態倫理作為指導，忽視了對生態平衡的維護。尤其在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發展迅速，由市場經濟孕育的所謂“主流文化”不斷滲入，人類中心主義與極端利己主義大行其道，人們片面地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漸漸無視傳統生態倫理的精神內涵與重要意義。謀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力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在商品經濟的沖擊下，漸漸落敗于不斷膨脹的所謂經濟理性，索求無度的經濟開發活動對生態造成了嚴重甚至不可逆的破壞，對民族生態倫理文化造成了沉重打擊，傳統的生態倫理觀被不斷質疑不斷破壞，社會中形成了新的但混亂的生態倫理觀念。錯位的生態倫理觀造成了社會文化的失衡，使得人們不能清醒地認識到生態倫理所賦予的文化建設的精神實質，即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第三，構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文化體系是文化建設的本質要求。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一直具有繼承性、延續性、創新性和時代性等特性。由于各自存在的差異性，傳統與現代文化相遇時往往會產生激烈的沖突。生態倫理語境下的文化建設要求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在相互碰撞時，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和諧發展，在人與自然相處過程中，形成面對因環境及時代變化產生的新問題時科學地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化觀念。其主要內容是，從生態學角度出發，引導人們摒棄舊的思想觀念和生存方式，欣賞和關愛自然，塑造人與自然的道德關系，衡量社會的發展進步，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全方位構建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標的新文化體系，使和諧發展融入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將人們置于新的科學的文化體系之中，幫助人類向內重塑缺失的生態倫理觀，是生態倫理確定文化建設的本質要求。這不僅是當今社會的發展趨勢，也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結果。

(三)生態倫理引領文化建設的教育導向

“文化建設的基本任務就是用當代最新科學技術成就提高人民群眾的知識水平，通過合理和進步的教育制度培養社會主義一代新人，并用最能反映時代精神的健康的文學藝術和生動活潑的群眾文化活動來陶冶人們的情操，豐富人們的精神生活。”［5］因此，生態倫理以教育為主要手段指引文化建設是必然要求。第一，教育手段是生態倫理建設的必然選擇。對人類生存危機的反思越深刻，人類越能清楚地認識到現代化的二重屬性，現代化的發展把人從原始的自然意識中解救出來，帶來了豐富的物質資料，但也因利益驅動使人類痛失往昔的生存環境和精神家園，徹底顛覆了人類生存的基礎。“人類意識到如果想使自然正常的存續下去的話，自身也要在必需的自然環境中生存下去的話，歸根結底必須和自然共存。”［6］現代生態倫理觀念絕不只是意識的覺醒，而應成為全人類生存智慧的指針。實現生態倫理建設離不開法律、行政法規、經濟、科技等一系列外在手段，但只有從教育層面入手，引導人們形成尊重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倫理觀，才會使和諧發展形成內生的源動力，從精神層面助力生態倫理語境下的文化建設，真正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通過教育的手段培養和造就現代生態倫理建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使之成為理性的生態人，為新時代科學生態倫理觀的形成及生態倫理視閾下的文化建設提供不竭動力。第二，教育手段幫助文化建設實現最終目標。在道德教育的范圍內，生態倫理的教育旨在使人們正確地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從全局角度提高人類的道德素養，形成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生態倫理文化，并以此指導人們的思想及實踐活動。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其中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思想道德素質的培養與提高。從生態倫理出發，文化建設確立了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根本目標，而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手段之一。“生態倫理教育是一種施加影響的過程，目的是為了培養人類的道德素養，這一道德素養要求在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作為活動主體的人類依據生態倫理的標準而行為。”［7］生態倫理教育的根本目標是摒棄與生態倫理相悖的人類中心主義，將自然的利益與人類自身的利益統一起來，使人們真正意識到生態道德是精神層面的內在需要，是實踐層面的方向指引。

三、少數民族地區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舉措

運用生態倫理文化建設中的道德規范對我們的生產、生活方式進行理性的判斷和選擇，發揮生態倫理在文化建設新時期的理論引導作用。生態倫理文化建設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具有重要引導作用，促使我們發現現存生產、生活方式中對生態環境造成破壞的癥結，引導我們認識到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過程中的欠缺和不足，實現我們在思想上和價值觀上的高度統一，為生態文明的建設目標共同努力奮斗。少數民族地區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要以和諧發展為準則，實現對傳統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的揚棄，結合少數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及現論精髓，構建和諧生態倫理觀。

(一)傳承和揚棄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思想

雖然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中蘊藏了很多科學思辨的方法，但其仍是一種樸素、感性的生態倫理觀，局限于解決人與自然直接接觸時，低水平生產力條件下產生的簡單矛盾。由于社會進步、科技發展和人類思想觀念轉變等原因，面對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物質生產活動給現代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新的生態倫理問題時，傳統生態倫理思想難以全面、完整、系統、有效地解決，所以現代生態倫理觀的構建顯得尤為迫切。少數民族傳統生態倫理思想的傳承與揚棄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去偽存真，去粕取精，構建與時代背景及現實情況相適應的精神內核。鑒于少數民族對其特有文化所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有著天然內在的情感依賴，缺乏全局的理性認識，所以在進行生態倫理思想的揚棄時，要注意在不損害少數民族情感的前提下進行理性引導與情感培養。

(二)建立并完善和諧共生的生態經濟模式

生態倫理意識是人類最基本的行為意識之一，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要以全社會的生態意識覺醒為目標，加強科普教育和大眾宣傳，提高群眾的生態倫理意識，制定生態倫理相關政策，建立新生態經濟模式，使公眾對生態倫理語境下的責任與義務擁有清晰認知，并能夠積極主動參與生態倫理文化建設，為生態保護提供內在保障。現今少數民族深陷生態危機和生活貧困的雙重困境，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因為文化的發展滯后于經濟的發展，逐利至上的經濟發展理念使人們忽視了建設與之相適應的文化體系，傳統生態倫理在新時期難以發揮引導作用，而現代生態倫理仍處于缺位狀態，使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缺乏內在動力。缺乏科學生態倫理思想引導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活動，如過度的礦產資源開采、不加節制的漁獵活動、不計后果的植被破壞等，最終會導致人類生存難以為繼。為了保持人類的可持續發展，維護人與自然的平衡關系，對以生態倫理為指導的新經濟模式的建立與完善早已迫在眉睫。引導人們樹立科學的生態經濟觀念，實現生產方式由粗放型向生態化集約型的轉變，把經濟發展與生態倫理文化建設聯結起來，從思想上理論上為經濟發展提供指導，以生態經濟模式為藍本走出一條和諧可持續的發展道路。

(三)發展及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技術應用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教育的普及，環保理念漸漸深入人心，人們開始自發地從歷史教訓中總結經驗，有意識地發展符合現代生態倫理觀的生態化技術，這種生態化的技術不同于以往以犧牲自然環境為代價的一般技術，而是將環保理念貫穿于技術的研發及應用之中。“并不是把科學技術與生態學劃等號，也不是把科學技術單純地生態化，而是在發展和創新科學技術的過程中結合生態化的意識和思維，使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帶有鮮明的生態和環境保護理念。”［8］生態技術由其他技術的“人———社會”二維意識轉向“人———社會———自然”的三維意識，真正地將人的利益與自然的利益結合起來，它的運用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維護大多數人的共同利益為準則，促使人們有意識地尋找人與自然之間的利益契合點。生態技術為生態倫理提供技術支撐，促進生態倫理觀與實踐的結合，為生態倫理語境下的文化建設提供現實的參考，同時成為文化建設重要的實踐成果。

作者:武卉昕 劉勝美 單位:東北農業大學

參考文獻:

［1］李二和．中國水運史－舟船的起源［M］．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4．

［2］畢曼．生態文明建設語境下少數民族生態文化的稟賦及其資源價值［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5，(6)．

［3］［德］馬克斯•韋伯．學術與政治［M］．馮克利，譯．北京:外文出版社，1998:37－38．

［4］劉煥明．中國夢實踐的生態倫理向度［J］．理論學刊，2015，(5)．

［5］佘正榮．中國生態倫理傳統的詮釋與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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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旅游發展時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面臨的挑戰及原因分析

20世紀80年代初期，黔東南就開始在雷山郎德等民族村寨開發民俗旅游，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對民族文化的保護傳承帶來了嚴峻挑戰，民族文化正面臨淡化消亡的險境。如在民族服飾方面，愿意穿著民族服飾的人越來越少，自覺學習、懂得制作民族服飾的人更少，現在的年青人幾乎不想再制作民族服飾，民族服飾文化傳承漸顯后繼無人之勢。在民族歌舞方面，許多地方酒歌不再廣泛傳唱，情歌不再時興游方活動，失去生活載體而逐步消失。如在水族村寨，結親當天男方派一男兩女未婚青年到女方唱一夜歌，是全寨最熱鬧的事，當天全寨人都會來欣賞對歌，可現在年青人不會唱、不愿唱也不愿聽了，原來走進新娘家的門、走出新娘家的門以及整夜唱歌的習俗已不再。在民族語言方面也呈逐漸萎縮之勢。外出務工是當前鄉村民眾收入的主要來源，他們紛紛外出甚至舉家外出務工、經商，一些既會講民族語言又會講漢語的父母，已不再教自己的孩子講本民族的語言，而是更愿意讓孩子說漢語甚至標準的普通話等等。民族文化保護的保護傳承已成為一道世界性難題。這是因全球化、工業化浪潮所帶來的標準化、有序化，對人們傳統的生產生活方式帶來巨大變化，對自由化、無序化的農耕文化帶來巨大沖涮，民族文化的脆弱性和不適應性日漸凸顯。此外，文化旅游的開發不當也帶來一定的破壞性，原因表現如下。

原因一：資源特征相似與開發中的“重建”問題黔東南的原生態民族文化資源灑落在全州境內的廣大民族村寨，苗族文化主要集中在環雷公山的苗族同胞村寨，以及部分存留于月亮山上的苗族同胞村寨。侗族文化又分南侗文化和北侗文化，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南侗的黎平、從江、榕江三縣的廣大侗族村寨，北侗文化主要集中在錦屏、天柱、劍河、三穗等縣的侗族村寨，水族文化主要集中于榕江以及從江、雷山、丹寨、劍河等縣的水族村寨，不管是苗族文化、南侗文化、北侗文化，亦或水族和其他民族同胞文化，在同一文化區域內同一民族的文化資源特征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相同性，這對打造極具個性特色的景區景點帶來巨大難題。與此同時，在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進程中，有時以“重建”方式打造旅游景區景點，不僅導致旅游產品的高度同質化，還造成旅游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破壞。

原因二：重資源開發與創新不足的問題當前，黔東南的民俗文化旅游開發還處于初級階段，很大部分還處于把旅游資源直接當作旅游產品來打包和兜售。在開發中以追求經濟利益為主要目的，甚至把文化當做發展旅游的唯一“資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出現旅游至上、唯利是圖的傾向。為迎合和滿足游客的欲望，任意復制、篡改、偽造文化。側重于餐飲、住宿、娛樂等基礎設施“硬建設”，側重打造“農家樂”，千方百計地向游客提供具有農村風味的吃喝玩樂的設施招徠游客，以盡快賺取利潤，而在“文化”兩字上下工夫還不足，對于文化資源的深度開發和充分利用還不夠，對文化旅游產品、旅游開發模式的創新有待加強。

三、推進文化旅游發展與原生態民族文化保護良性互動的建議

建議一：明確發展定位，創新發展理念一是結合地區實際，明確發展定位。結合黔東南、立足貴州、放眼全國、面向世界，秉承原生態民族文化優勢，將黔東南文化旅游放在全省、全國、全球價值璉的布局中來謀劃，優先發展文化旅游產業，將文化旅游作為全州最具核心競爭力的特色優勢產業加以培育、打造。二是堅持生產性活態保護。敢于在市場化進程中保護文化，既要藏藝于民，更要載藝于旅、顯藝于市，讓文化與市場對接，激發文化主體的動力，讓反映民族根與魂的文化能夠傳承后世，讓原生態文化環境得到滋養，在發展中保護、在保護中求發展。三是突出苗、侗族特色文化。大力發展以苗、侗民族文化旅游為核心的文化旅游，讓外界更多了解、更多深入、更多享受原生態文化魅力、體驗濃郁民俗風情，不斷把文化旅游業做特、做新、做精、做大、做強。四是以當地民眾為根本。充分考慮到當地群眾的根本利益和訴求，以傳承人和當地群眾為根本，關注傳承人命運，呵護傳承人，關注守望者，保留文化主體人，激發眾人參與，由個人傳承變為群體傳承，實現“要我保護”到“我要保護”的文化自覺。

建議二：突出個性特色，打造“三個”集群一是打造環雷公山原生態苗族文化旅游集群。以雷山、雷公山和苗嶺為中心，包括雷山、榕江、臺江、劍河、丹寨等縣的典型苗族村寨，積極推進蝴蝶園、亞熱帶鳥園、紅豆杉植物園、苗藥植物園和中國苗族文化體驗中心等產品項目的建設，打造世界級的原生態苗族文化旅游區。二是打造黎從榕原生態侗族文化旅游集群。重點打造肇興侗寨旅游區、七星侗寨文化旅游區、小黃等侗文化產業園、岜沙苗寨景區建設、三寶侗寨侗文化旅游區、五榕山城市主題公園及旅游休閑度假區、八舟河國際旅游休閑度假區等，打造世界級的原生態侗族文化旅游區。三是打造舞陽河流域原生態自然文化旅游集群。以舞陽河和鎮遠古城為核心，包括報京侗寨、杉木河、云臺山、黃平革家寨、飛云崖、舊州、劍河溫泉、谷隴苗寨等，打造在國內、國際有影響力的，集歷史文化、自然風光、原生態民族文化于一體的綜合旅游景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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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證分析

(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靜態分析通過運用同一年份數據資料，對我國30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之間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進行比較分析。以下根據2012年的數據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方法，采用SPSS軟件和Arcgis軟件進行分析。1.因子分析:對各變量的適度性進行檢驗，通過計算得到的KMO值為P0.77＞0．5，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3701.008，P＜0.001，高度顯著，說明所選變量間的相關性強，因子分析的效度較高，滿足因子分析的前提條件。根據因子分析原理，建立相關系數矩陣并計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4個因子的累積方差貢獻率為75.564%，已能夠代表原始數據的大部分信息，故提取這4個因子進行分析并對其進行命名，具體如下:第一公因子在每萬人廢氣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每萬人廢水排放量、地區生產總值能耗、每萬人固體廢物產生量等4個指標上有較大的載荷，主要反映了污染物排放水平和能耗水平，體現了社會生產過程中有害物質對于生態環境的破壞程度以及各省在減少污染排放方面的力度。可將其命名為“節能減排因子”;第二公因子在單位產值電耗、單位產值用水量、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等3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能源的利用、資源的再循環的水平，可將其命名為“資源循環利用因子”;第三公因子在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提高比率、總資產貢獻率增長比率等2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創新對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效益，可將其命名為“持續性創新因子”;第四公因子在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垃圾無害化處理率等2個指標上載荷較大，主要反映了生態化持續發展的一些基礎條件，可將其命名為“生態化潛力因子”。因子命名與之前構建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評價指標體系中的二級指標名稱基本吻合，可驗證構建的評價指標體系的合理性以及因子分析結果的可信度。從表1中的各公共因子上看，對于節能減排水平，民營經濟結構較高級地區和資源能源較缺乏的地區排名靠前，而民營經濟結構較低級、資源能源較豐富的地區排名靠后，東部地區遠遠優于中西部地區。對于資源循環利用水平，循環經濟較發達地區排名靠前，循環經濟較落后的地區排名靠后，東部地區整體優于中西部，中西部地區差距不大;對于持續性創新水平，處于民營經濟快速發展階段的地區排名靠前，民營經濟扶持力度較弱的地區排名靠后，東中部地區差別不大，西部整體上落后于中東部。對于生態化潛力水平，生態環境較好的地區排名靠前，生態環境較差的地區排名靠后，東中西部地區之前的差別不大。從綜合因子得分可知，位列第1的北京市領先優勢十分明顯，其綜合得分比位列第2位的上海市和第3位的天津市高出了兩倍多，而處于發達水平的8位省市的均是東部省市。處于中等水平的13位省市幾乎為中部省市，而處于落后水平的省市除了山西均是西部省份。因此，可以看出，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發展不平衡，其生態化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具有較強的正相關性。2.聚類分析:以因子分析得到的因子綜合得分作為變量，對各省市(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采用系統聚類法中的組間平均連接法，以平方歐式距離為度量標準的聚類方法，對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進行聚類分析。結果顯示:可將各省(直轄市、自治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可以劃分為四大類型:第一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領先區，僅包括北京1個地區，北京市在節能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和生態化潛力方面都有較大的優勢，其因子綜合得分排名第一，具有絕對優勢。第二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發達區，在節能減排、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和生態化潛力上均存在一定的優勢，包括上海、江蘇、海南、浙江、廣東、天津、山東、江西8個省市。第三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中等區，包括遼寧、湖北、湖南、吉林、重慶、福建、四川、安徽、河南、河北、廣西、陜西、內蒙古13個省市(自治區)，這些省市在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節能減排和生態化潛力方面都處于中等水平。第四類為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落后區，包括貴州、黑龍江、山西、云南、寧夏、甘肅、新疆、青海8個省(自治區)，因子綜合得分排序也處于落后地位，在資源循環利用、持續性創新、生態化潛力和節能減排方面均存在較大的劣勢。

(二)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動態分析根據上述劃分的四大類型，對進入新世紀以來這四大類型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變動趨勢進行分析。選取了2005年—2012年共8年的數據，對不同年份四大地區民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發展的趨勢進行分析。以15個指標為分析變量，以所屬地區的指標值平均值作為每類地區每年的各指標值，運用主成分分析法，由相關系數矩陣計算其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前四個主成分的累積方差貢獻率達到了88.399%，故提取了這四個主成分加以分析，計算出主成分綜合得分。動態水平分析結果顯示:自2005年以來每類地區的主成分得分呈遞增趨勢，這與現實也是相符合的，我國從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來，各地區已開始注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向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生態文明方向努力，從而使得各地區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生態化水平有所提升。從整體來看，領先區、發達區、中等區、落后區的總體格局未發生變化，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本文聚類結果的合理性。同時可以看出，在2005年—2008年間，四類地區的差距保持不變，但2008年—2012年期間，中等區的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在逐步提高，領先區和發達區在波動中上升，落后區在曲折中略有上升，且與其他地區差距越來越大。通過上述實證研究，靜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各省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差異較大但是具有聚類性，可根據各省(直轄市、自治區)的差異特點劃分為四大類型:領先區、發達區、中等區和落后區;動態分析結果表明，我國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在波動中逐步上升，但四大類地區之間差異在逐步擴大。四大類地區之間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生態化水平的差距是有多方面原因造成，從上述實證分析可得各類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基礎不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思路存在差距、區域要素投入和國家相關政策等為主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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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貴州民族地區概況

1.貴州民族地區民族人口和行政區劃

貴州民族地區擁有土地面積10.02萬平方公里，占全省總面積17.61萬平方公里的56.90%；總人口1381.19萬人，占全省總人口3798萬人的36.37%。①全區世居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回、白、瑤、壯、畬、毛南、蒙古、仫佬、滿和羌17個少數民族。包括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個民族自治州，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務川仡佬族苗族自治縣、鎮寧布依族苗族自治縣、關嶺布依族苗族自治縣、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玉屏侗族自治縣、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沿河土家族自治縣、松桃苗族自治縣和三都水族自治縣11個民族自治縣。

2.貴州民族地區的生態環境

貴州地處云貴高原，是世界上最大的喀斯特地形分布區，是東亞喀斯特地形發育的中心，是我國喀斯特碳酸巖連片出露最集中的地區，喀斯特地形面積10.91萬平方公里，占全省土地面積的61.95%，地形情況復雜，喀斯特地貌具有土層薄、植被差以及水土流失嚴重的自然特征，喀斯特地區的生態環境十分脆弱，生態環境一旦遭到破壞就很難再恢復。民族地區石漠化區不斷擴大，其中較嚴重的區域集中在黔東南州13.14萬公頃，黔南州49.70萬公頃，黔西南州35.92萬公頃。畢節市石漠化面積最大，占全省的19.79%，其次是黔南州，占全省的16.43%，黔東南州石漠化面積最小，占全省的4.35%。截止2011年底，潛在石漠化②面積黔東南州21.66萬公頃，黔南州66.21萬公頃，黔西南州22.35萬公頃。

（二）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

貴州民族地區所轄三州、十一縣，城鎮人口占比20.17%，比貴州城鎮化率33.81%低13.64個百分點，比全國城鎮化率49.7%低29.53個百分點。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增長之間存在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二者相關程度比較高，而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的關系合理與否，不僅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同時，也會對社會、人口與環境的協調發展產生積極或消極的作用。在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生產總值與常住人口的關系尚不協調，人口數量對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仍是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的主要問題。

二、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表現、原因及影響分析

（一）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表現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環境的破壞

貴州民族地區進行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對森林植被的過度砍伐的直接后果是水土的迅速流失。植被不再涵養水源、不再固沙固土、不再調節氣候，原本覆蓋不足的土層沒有了植被的保護，在雨水的沖刷下，迅速的流失，而被沖刷走的恰恰是土壤中比較肥沃的部分。民族地區毀林開荒、建設城鎮，砍伐大量的林業資源，破壞灌木、草地，森林面積和覆蓋率逐年減少。

2.資源的浪費

在推動民族地區城鎮化進程的過程中，片面的追求經濟的增長、樓層的建設，忽視了民族地區人們的實際需求，以至于出現樓空人去的境況。新建設的社區內只有幾家住戶，出租、出售房屋的廣告頻現于住戶的窗戶上。耗費了大量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犧牲了環境而新建的樓房卻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原因

1.缺乏保護生態環境的基本觀念

城鎮化過程中生態環境的保護需要生態學觀念，民族地區在支配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時，盲目的向大自然索取，導致生態失衡，人們沒有樹立正確的生態學觀念。

2.環境法制建設存在諸多缺陷

民族地區環境法制建設一方面存在規定條款不完善的缺陷，另一方面廣大民眾對自身的權利和義務沒有清醒的認識，產生了破壞生態的行為也不覺得是觸犯了法律。

3.不能正確處理城鎮化與保護環境的關系

生態環境是民族地區城鎮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前提，由于不能正確處理城鎮化與保護環境的關系，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對生態環境造成了較大的破壞。因破壞植被、濫開濫挖以及工農業污染等活動對環境造成了難以彌補的損失。

（三）城鎮化建設中產生的環境問題的影響

1.對個人身體健康的影響

推進城鎮化建設的工礦企業排放的“三廢”和人口聚集區的生活污水大量隨意排入江河，不僅污染了水源、破壞了水質、影響了動植物的生長，也直接危及了人們的生存和健康。

2.對民族地區環境的影響

一類是森林、土壤資源等原生環境的破壞。另一類是由于工農業生產和人類聚居等生存條件的改變，即次生環境的變遷，自然景觀遭到破壞直接導致豐富的民族旅游資源的喪失。

三、貴州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及對策

（一）立法法律保障

第一，中央政府。國家在宏觀調控推進城鎮化順利、高效建設的過程中，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進行資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充分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引導貴州民族地區城鎮化建設到正常、有序的軌道上來。積極落實“環境保護”、“水土保持”、“節約資源”和“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實保護耕地”的基本國策，支持和促進民族地區民族地區生態保護的法制建設。第二，地方政府。環境立法時地方政府要注重與貴州民族地區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有針對性的制定適合本民族地區的法律法規。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對破壞環境和生態平衡的個人、企業加以警告和懲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以保護環境、顧及子孫后代的利益為著眼點，來推動城鎮化建設進程，促進城鎮與生態協調發展。

（二）文化建設宣傳

在社會治理中要注重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同樣在貴州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過程中，不僅要依靠法律的制定，來制止不法行為，而且要加強文化宣傳，從道德和思想方面來提倡人們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第一，從社區角度出發，可以在民族自治州、自治縣組織進行以“生態保護”為主題的社區文藝演出，不僅可以豐富人們的娛樂生活，使社區居民業余生活更加精彩。而且可以加強居民之間的溝通和交流，使居民的聯系更加緊密。更為重要的是能夠使生態保護理念深入社區、深入人心。社區服務人員還可以在社區的宣傳欄上張貼、展示與環保相關的居民自己的作品，尤其是社區中的老人和孩子，充分調動社區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環保獻言獻策。第二，從組織角度出發，可以成立相關環保組織，組織建設進行相關公益環保活動。可以由政府、社區工作人員組織倡導，也可由個體自發成立環保組織，吸引、培養志愿者加入并帶動群眾參與到環保行動中。并聯系企業，獲取一定的贊助，幫助公益活動順利進行。對于企業來說，既樹立了積極、負責的公眾形象、提高了企業的美譽度和知名度，又在無形中為開拓市場、推廣品牌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公益環保活動可以喚起社會公民的環保意識，呼吁人們用實際行動保護我們的生態環境、關愛我們的綠色家園。第三，從個體角度出發，個人要逐漸樹立生態文明意識，形成健康綠色的生活方式。為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少開一天車，多走一站地，上班綠色騎行。短距離的步行、騎自行車不僅鍛煉了身體也減少了汽車尾氣、噪音對民族地區環境的污染。通過攜帶購物袋減少塑料帶的使用，節能減塑促環保。從我做起，從身邊小事做起，抵制環境污染，抵制一次性筷子及塑料產品；隨手關燈，節約能源；垃圾分類，生活用水循環利用。通過點滴行動，匯聚保護生態環境的浪潮。第四，從大眾傳媒角度出發，媒體可以制作與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相關的節目，倡導樹立生態經濟、綠色發展的觀念。大眾傳媒要加強民族地區環保知識的傳播，引導少數民族受眾保護環境、熱愛環境、建設環境。增強人們的環境意識，倡導樹立綠色觀念，弘揚綠色文明出行方式。例如傳媒可以介紹民族地區的環境問題：水土流失、土地石漠化、耕地面積銳減以及植被破壞等，宣傳發展生態農業，指導農民耕種時保護水土、涵養水源，合理使用農藥、化肥。發展綠色工業，污水處理再排放，減少對耕地、河流的污染。通過大眾傳媒的傳播，向民族地區介紹環保法律知識，一方面保護人們自己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可以舉報阻止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

（三）處理好城鎮化與生態間的關系

城鎮化是企業最大的機會，民族地區城鎮化推進的過程中，企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不僅吸收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解決了人們在城市中的就業問題。而且通過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機制，企業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實現了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就要求企業在發展自身的同時，處理好城鎮化與生態間的關系。

1.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工農業

貴州民族地區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能有效的促進山區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發展循環經濟和生態工農業有利于改善生態環境，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發展。發展循環經濟就是要以清潔生產、可持續發展為基礎，建立循環經濟型企業，綠色生態農業，例如政府采取在石漠化地區種植金銀花等經濟效應較好的植物，發展生態農業；積極發展無污染的工業，嚴格執行污染物排放標準。

2.將綠色指標納入企業效益范疇

城鎮化過程中政府在評價企業經濟效益的指標中，將綠色指標納入企業效益范疇，衡量企業為民族地區社會貢獻不僅在于應交賦稅還要考慮其為環境、生態帶來的價值和利潤。通過環境效益的評價來制約和引導企業的發展，促進污染的治理和生態的保護，積極培育污染治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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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J8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115（2014）11/12-335-1

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對大多數人來說都不陌生，特別是蘇南一帶，走鄉串鎮的“戲班子”是老百姓的歡樂源泉，場館里說書、唱曲的民間藝人，也曾為群眾帶去喜悅。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文化生活的需求不斷增多，各種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也開始“火”起來。經過多年的發展，蘇州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已是全市重要的演出力量。目前全市已有民營文藝表演團體48家，演職人員一千余名，演出門類涉及聲樂、舞蹈、戲劇等。這些表演團體常年扎根基層、服務人民，為繁榮演出市場、豐富基層群眾文化生活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010年，蘇州在全國率先出臺《支持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發展獎勵辦法》，設立了專項資助扶持資金，每年組織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參加各類演出活動。數據顯示，僅2013年一年，蘇州全市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次超過8500場，接待觀眾超過600萬人次。為進一步發揮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在繁榮蘇州文化事業、壯大蘇州文化產業中的作用，蘇州市文廣新局已連續多年主辦“家在蘇州?成就夢想”―――民星舞臺活動。為期一周的活動中，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組織形式多樣的節目進行集中展示，既給群眾提供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糧、傳送積極向上的正能量，同時也為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搭建匯報的展臺、交流的平臺和表演的舞臺，以此來推動蘇州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不斷做強做大。

一、舞臺監督首先要擔任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參謀員”

眾所周知，一臺成功的演出從構思和設計開始，就需要舞臺監督能全面地把握各個環節。以2014年蘇州市文廣新局主辦的“家在蘇州?成就夢想”民營文藝表演周為例，參演的19家民營文藝表演團體各具特色，也存在參差不齊的狀況。其中專業的院團如蘇州芭蕾舞團，他們常年在蘇州大型劇院演出，節目質量有保證。同時能夠了解、理解并配合舞臺監督的各項工作。與蘇州芭蕾舞團同臺演出的還有相聲社嘻哈一笑堂、蘇州小天使芭蕾舞團等等。確定好節目單后，舞臺監督就要開始給這些團體出謀劃策，讓他們在最大限度地運用舞美的基礎上展示最佳的節目狀態。舞臺監督只有為團體當好了參謀，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舞美數據，才能讓表演團體在編排節目時把握準確，好在聯合展示專場上展現各自的亮點。

二、舞臺監督要甘為給民營文藝團體“跑龍套”

民營并不意味著水平業余，蘇州的許多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水平不比公辦團體遜色。為了保證演出質量，他們也都選送了優質的節目。但是部分民營表演團體仍存在人手不充裕等狀況。為了使演員能夠順利走臺、演出，在現場，舞臺監督往往要幫助民營團體打下手、跑龍套。這些龍套活不僅有幫助舞美人員上下道具，也有在導演的安排下為演員做好“地腳線”等雜活，同時還有可能要臨時客串演出中不起眼的、演出時間極為短暫的小角色。舞臺監督只有甘于為民營團體“跑龍套”，才能有效、快速激發演員的表演能量。

三、舞臺監督需當好導演和“老板”的“中介”

這其實是舞臺監督的本職工作之一。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負責人往往身兼數職，既是老板又是演員。在民營劇團演出時，當導演負責場內的事宜時，場外的幾乎所有事情都要由舞臺監督來負責、支配各個民營文藝表演團體來完成。給導演和老板當“中介”意味著要按照導演的部署，來督促不同的民營文藝團體“老板”按照舞美設計圖、依照排演日程的規定，為舞臺的布景、服裝、燈光等等做好周全的工作計劃，完成任務等。

四、舞臺監督要勇擔演出各環節中“老娘舅”的角色

有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演出經驗豐富，眾多江浙滬地區的院團都很認可。比如蘇州壯麗戲劇工作室、太倉雅鹿滬劇團等。他們擁有大批的穩定的“粉絲”。這些“粉絲”可以說是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的衣食父母，所以只要觀眾有需求，演員都會滿足。演出前要求與“民星偶像”帶妝合影，演出中要到后臺來拍照，節目結束后，想要登臺與演員一同慶祝演出成功。這些要求往往會影響演出，甚至影響其他同臺表演的民營文藝團體。這個時候就要看舞臺監督怎么扮好“老娘舅”的角色了。

盡管無論從數量上還是所占的市場份額上，民營文藝表演團體都不容忽視。但是由于部分團體“發育不良”、累積的節目粗放、人才匱乏等問題仍普遍困擾著他們。有的民營文藝表演團體，為了生存和盈利，演出的節目并不高雅，這就可能導致節目不能盡如導演的意。舞臺監督在收到導演指令時，就要做好“老娘舅”，讓這些團體的演員盡可能脫離平時的相對俗氣的表演習慣，給觀眾美和雅的感受。當然，“老娘舅”還將責無旁貸地負責在演出過程中解決各個民營文藝團體的演員與舞臺工作人員相互間的糾紛和問題。負責起演出的保衛工作，倘使舞臺上臨時發生了事故，也要及時采取緊急措施的權利。這個老娘舅除了會“講”，還得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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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舞，是一個流布廣泛、種類繁多、風格各異的文化集體，自娛自樂是它的原生精神，世代延襲、結構松散是它的基本特質。然而另一方面，中國舞蹈文化特定的歷史狀況，決定了主體民族“根性”文化精神的多元載體特性，呈現出來的就是：民間舞蹈，雖呈散沙之態，但卻強有力的保存了民族文化的典型心態和樣式，地域不分南北，品種不分優劣，層次不分高低，都有一種巨大的包容性和內在自足的宇宙意識，這是東方文明特有的氣質。

在無理論先導的情形下，回歸民間去感受自然平衡，就成為唯一的落點；但“原生”的東西在形態上又很難滿足我們的審美欲求。我們又開始向歷史、向民俗、向民族精神要答案：當我們站在黃土高原，親眼目睹了那從土中“走”出的威嚴而不屈的兵馬俑方陣，感悟到傲立風云的身姿帶給人的強烈震懾時，我們似乎從中找到了一個民族的文化著眼點。

民間舞蹈是一個情感、觀念、信仰、文化交織的精神集合體，多種形態卻具有整合而一的民族性和價值取向，高層建瓴的人性主題只民間舞蹈的深層底蘊之所在。這暗示我們，民間舞不是簡單的外形差異，它共性的審美內涵是可以宏觀把握的，是可以提煉的、有導向作用的，是一個“活體”物質。是“活體”，就意味著它是經得起分析、綜合、變化、發展的。這種“宏觀民間舞”可以跨越傳統與現代、繼承與發展的鴻溝，打破雅、俗界限，直接關照人心，創造一種貼近時代精神、吻合思維狀況、體現生命意蘊的民間舞蹈文化。

一、文化人類學視野中的民間舞蹈文化結構

1、民間舞蹈是人體動態文化

民間舞蹈是一種文化現象，它用人類自身的形體動作和思想情感表現社會生活，體現民族歷史，傳情達意，抒懷。民間舞蹈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緊密相連，早在史前時期，我們的祖先就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來表達他們最激動的感情，舞蹈活動幾乎滲透到勞動、狩獵、爭戰、祭祀和愛情等一切領域。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后原始舞蹈也隨之發展變化，一部分成為奴隸主表演的舞蹈，以后發展為宮廷舞蹈；另一部分是奴隸們的舞蹈，從祭祀性或其他功能的舞蹈逐漸發展成為民間舞蹈。由于各民族歷史發展不平衡，許多少數民族沒有自己的文字，因此很少留下它們的記錄。然而極為寶貴的是根植于人民生活沃土中的民間舞蹈，經過數百上千年的傳承演變，至今仍流傳于各民族群眾生活中，尤其是地處邊疆的交通不便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仍很多地方保留著原形態的舞蹈特征，具有舞蹈史前史的性質。它們的表演形式、風格特色及其內容所折射出的文化內涵涉及到民族歷史、宗教信仰、生產方式、風土民情、道德倫理、審美情趣等各個方面，可以說民間舞蹈是社會文化交織融合的總匯演。

2、民間舞蹈的文化結構

歷史悠久的民間舞蹈，在長期的創造、傳承和演變過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結構。從文化人類學和民俗學的角度看，通過文化層次分析法來研究，使我們更為準確地揭示其全貌和特質。任何文化的產生、發展、演化都離不開一定的時間和空間。民間舞蹈的時間性，即民舞文化的縱向面，展現民舞產生、發展、變遷的過程，即“時間文化層”，就是歷史層面。從時間文化層來分析民間舞蹈的形態，可分為“原生形態”和“變異形態”，兩種形態的生成都具有一定的條件和背景，主要是自然生態環境、社會歷史背景，民族心理和審美心理等方面的綜合互動作用。原生和變異兩種形態的演變，不是簡單的更替，而是積累和融合，它表現為原生形態舞蹈的基本節奏、步伐、動律和體態的基因和功能、文化內涵，有選擇的保存和新形態的重新整合。民間舞蹈的空間性，即民舞文化的橫斷面，展示民間舞蹈的結構，表演環境，表演形式，即“空間文化層”。從空間文化層來分析民舞結構，可分解為“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兩種。表層結構指民舞表演中可見的物質性、動態性等符號，符號象征物具有指稱、意味和記憶等等功能。深層結構指民舞主體即特定民族群體的宗教信仰、民族心理、審美情趣等無形的意識形態，它是在民族群體頭腦中的宗教觀念、價值觀念、生死觀念等。

二、民間舞蹈與當代社會轉型

1、“社會轉型”說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現象總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其變異性是永恒的，穩定性是相對的，在社會轉型期尤其如此。1978年以來，我國社會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化，進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生產力為首要任務的社會主義新時期，我國社會進入了從傳統型向現代型轉型的加速期。何為社會轉型呢？社會學家認為：“社會轉型意指社會從傳統型向現代型的轉變，或者說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當我們說社會型時，著重強調的是社會結構的轉型。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轉型和社會現代化是重合的。

2、民舞生存空間的變化

歷史上由于我國各民族地區社會結構、經濟類型、生產方式等方面的制約，千百年來民間舞蹈是在特定時空、特定群體中傳承的。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生產的快速發展，通訊、交通的大力改善，各民族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了空前的提高。特別是在一些交通便利、自然和文化資源豐富的少數民族聚居地，他們接觸了外界，開闊了視野，他們還通過電影、電視、電腦等現代化傳媒方式認識世界、了解經濟文化的最新信息。當代色彩紛呈的科學文化知識豐富了少數民族群眾的精神文化生活，并正在改變著他們的思維方式，生產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西方的迪斯科、現代舞、卡拉OK等娛樂方式迅速傳播，尤為青年人喜愛，傳統的民間舞蹈不再是群眾唯一的娛樂形式。

三、民間舞蹈的時空移位與新包裝

1、民舞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90年代，我國加快了改革開放的步伐，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民族地區經濟和文化的對外聯系，為該地區的社會進步和文化變遷創造了條件。

2、民舞文化時空的移位

民間舞蹈多與民俗信仰、民俗節日、人生禮儀等緊密相連，其表演的時間性和空間性無不受到民俗活動時空的制約。長期以來各民族各地區都形成了獨特的節日、祭日，并從日常中突出出來，且以年為周期循環往返，周而復始，形成了風習。然而旅游景點的民族節日和歌舞表演，打破了原時節性和空間性的局限，反復再現節日民俗事象和民間歌舞等場景，使民間舞蹈賴以生存的民俗文化時空發生了變化，其內容逐漸脫離了原有含義，成為旅游觀賞文化的組成部分。

3、民舞形態的新包裝

民間舞蹈在新時空環境內，展示給游人的舞蹈形態大多是經過加工后的新包裝，在“原汁原味”的基礎上，經改編更加光彩奪目，顯示出民間舞蹈的無窮魅力，具有“新民舞”的意義。旅游景點的民間舞面對的是廣大游客，經過加工改編后的民間舞突出了表演性和觀賞性，強化了原民舞的風格韻律，動作變化更為豐富優美，既保持了民間舞的“土風”味，又適應旅游文化的藝術欣賞品味。

四、多元、多樣、復雜性，90年代民間舞蹈的發展態勢

我國社會轉型的加速，促進了傳統民間舞蹈文化的變遷。90年代這一發展呈多元、多樣、復雜的發展態勢，即民舞文化內涵和功能的多元性，民舞生存時空的多樣性，群體觀念的復雜性，以便適應社會需求。

1、民舞文化內涵和功能的多元性

民間舞蹈文化的變遷，首先表現在其內涵和功能的大容量，在當代社會多元文化的相互滲透浸染下，使其古今交錯，新老混雜。

民間舞蹈的內涵和功能是通過民俗事象的主旨予以體現的，多元多層文化內涵和功能的特點在當代民間舞蹈中具有共性。

2、民間舞生存空間的多樣性

民間舞蹈生存傳衍的空間包括自然生態環境和社會文化環境，隨著當代經濟文化的快速發展，這一空間呈現出多樣、交叉的立體式形態，絕大部分的民間舞蹈仍然在原產地傳承發展，它們較多地保留著民舞的原生形態，或原生和變異并存的狀態，民間舞蹈將與人民永存。

3、舞蹈觀念的復雜性

民間舞蹈文化的深層結構，是指民舞的載體——舞群的思想觀念，即其宗教信仰、價值觀念、婚姻觀念、生死觀念、審美取向等。舞群的思想觀念受到社會主體文化和傳統文化的影響和制約，舞群的年齡、職業、接受教育的程度等對其思想觀念也起到重要的制約作用。當然，中國民眾也在努力使民間信仰適應新生活方式的需要。

參考文獻：

[1]鄭杭生，中國文化模式轉型中的幾個問題，人類學與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

[2]楊正文，黔東南苗族社區的變遷態勢，人類學與西南民族，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1998；

[3]楊 國，苗族舞蹈與巫文化，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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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村生態文化；農民；生態意識

一、前言

面對現今日漸嚴峻的生態系統退化、環境污染和資源約束，黨的十提出了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農民是農村人口的主力軍，其生態意識和文明理念的提高與農村的生態文化發展有著必然的聯系，農村人口需樹立起保護自然、順應自然和尊重自然的生態意識，與政府的社會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相結合，為建設美麗的中國做出努力和貢獻。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可持續發展，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迫在眉睫，農民的自我生態意識也應有所提高。相關政府機關需將農村的文化建設和生態建設相結合，以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為基礎，切實加快農村的生態文化建設。

二、農村生態文化建設及提高農民生態意識的重要性

（一）農村生態文化建設

農民在特定的本土生存環境下，逐漸發展并形成的生態價值觀被稱為農村生態文化，廣義的農村生態文化集中反映了農村人口的生存方式，也體現出自然與人和諧共處的發展趨向，主要分為物質層面及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的各種農村生態文化內容。狹義上的農村生態文化是指精神層面上的生態文化，主要是指以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為基礎，將維護生態平衡和創建美好生活作為目標，逐漸建立起的一種生態價值觀和文化系統。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是自然與人和諧共處關系形成的關鍵，同時也是人與社會及人與人之間共贏友好的合作狀態。

建立完善的管理體制和完善的法規體系是農村生態文化建設的關鍵，也是其主要任務。相關部門需大力普及生態及科學知識的教育工作，引導和培育以生態為主體的消費形式及生產方式，致力于環境保護和資源節約等社會價值觀念的構建。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能夠積極推動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農村生態文化的建設既與自然環境生態文化相關，也于生態中人文和交往文化離不開關系。

（二）提高農民生態意識的重要性

生態意識是人們對于自然和人類關系的一種全新認識，并由此衍生出來的一種價值觀念。良好的生態意識能夠科學的幫助人們處理自然與人類之間的關系，讓人們正確的認識到自身對生存環境的依賴性，進而減少對大自然的掠奪，保證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實現自然和人的和諧統一。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能夠讓其認識到人類發展中自然環境的重要性，隨著他們自身生態意識的提高，會逐漸參與到農村生態環境的建設和保護中來，而農民公眾的參與程度也決定著農村生態環境的建設程度。

農村人口的素質高低決定著農村生態文化建設的進程，因此，建設農村生態文化的重點為對農民進行相應的的生態文化教育。相關部門需從終生教育、全程教育和全民教育等方面進行生態文化的教育工作，其中包括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及成年人的社會化教育。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有近一半的人口為農民，因此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培養是農村生態文化建設中具有重要意義。

三、提高農民生態意識的策略

（一）開展相應的生態教育活動

現階段的農村缺乏對生態文化的教育，相關部門應做好培養農民生態意識的工作，通過開展相應的生態教育活動加強農民的生態保護意識。可定期利用網絡媒體，組織農民觀看有關生態環境等方面的紀錄片，加深農民對生態環境的認識。可通過宣傳教育工作讓農民認識到惡劣的農村生態環境現狀，進而提高農民的責任心和危機感，讓農民逐漸形成良好的生態意識。此外，定期開展的科普活動也有利于提高農業生產生態化和科學性的提高。

（二）發展良好的農村生態經濟

積極發展農村的生態經濟，能夠有效促進該地區內的人類生態、自然生態、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和環境保護和諧統一的發展，激發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農村地區需充分認識到自身地理優勢，注重現代化農業和生態經濟的發展。若擁有良好的自然條件，則可在現代化農業的基礎上發展生態旅游行業，以因地制宜和保護環境為前途尋求農村經濟多元化發展模式，激發農民自我生態意識的提高。

（三）建立健全的環境法律法規

現行的環境法律體系在農村污染防治方面并無完善的規章制度，對農村中農藥、化肥、畜禽等易產生污染的事物缺乏相應的規定，農民在無法律約束的情況下大量使用此類產品，導致生態環境的破壞。相關部門應建立和完善關于農村生態環境的法律法規，并加強執行力度，確保農民生態意識的提高，并加以約束，以保證農村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四）投入完善的環境基礎設施

現階段農村的環境基礎設施相對落后，垃圾處理設施的缺乏導致農民不合理的處理生產生活垃圾，進而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政府部門應高度重視農民生態意識的提高和農村環境的保護，投入相應的環境基礎設施，完善該地區的環境管理體系，加強對生態環境的監督，做到責任到人，切實提高農民的自我生態意識。

四、結語

農村生態文化和建設與農民自我生態意識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建設農村生態文化是保證整個生態文化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是實現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核心環節，同時也是構建環境友好型和資源節約型社會的重要基礎。建立起良好的農村生態文化需經歷較為復雜的過程，相關部門必須把握好生態文化的意義、任務和內涵，致力于生態文化環境的建設和宣傳，才能在農村領域形成良好的環境保護輿論，提高農民的自我生態意識，進而推動農村生態文化快速穩定的發展。（作者單位：石家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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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倫理

文化功能

人與自然

自然生態環境是各民族生存發展的物質基礎，它影響和制約著各民族生產、生活方式的選擇。

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將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整體，創造出適合當地生態環境的獨特的生存方式，構建出內容豐富的生態文化。這些包含著豐富生態倫理智慧的思想，對于保護民族地區生態環境，維持生態平衡，保護物種多樣性和文化多樣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文化本質上是種工具裝置，通過它，人可以把自身置于一個較好的處境中去應付周圍環境以及在各種需要的滿足中所面臨的各種具體而特殊的問題。”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是在整個人類文化發展變化進程的實踐中體現出來的，發揮了其特有的社會作用，并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文化現象，承載了多方面的功能。

一、對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功能

一個民族的生活環境與生活方式造就特殊的生態文化，人類的歷史就是人類與自然環境協調相處的歷史。“萬物有靈”是這時一個非常重要的哲學概念，蘊含其中的樸素的自然觀，為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哲學基礎。生態倫理文化是少數民族先民與大自然“互動”的升華，當人們由于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制，對很多自然現象無法解釋時，他們就會通過神話和史詩等形式對宇宙的生成、萬物的起源、演化和人類的起源進行極為生動的猜測和描述，認為可以通過求助或控制超自然力量實現人們的愿望，以此表達人類對自然養育之恩的感激。

北方民族先民對太陽的崇拜在喪葬習俗中也表現得非常明顯。鄂溫克人非常愛惜和重視馴鹿；滿族視鷹為神，捕鷹時不說“捕”要說“請”或“拉”，捕鷹之前要拜祭鷹神，鷹神同時還是滿族的生育神、氏族守護神、薩滿巫祖神；鄂倫春族也對熊、虎、狼等曾是崇拜的圖騰或保護神的名字充滿敬意，不許直呼其名，在狩獵前通過繪畫或泥塑等形式進行祈求收獲的儀式；柯爾克孜族在居室飾物上繡有刀劍的圖案。這些信仰和儀式形成了敬畏、崇拜、關懷、感恩等各種心理，對團結部族成員、增強安全感，維護民族心理的整合凝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二、對人際行為的協調和規范功能

“適度”、“知足”的倫理思想是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中的重要一環。“凡事不可超越界限，超過了限度會適得其反。凡事均有相應的尺度，只有適度，百事才會圓滿。”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通過對人際行為的協調和規范，號召人們各安本分、各盡其責、容忍、謙讓，強調人對社會的責任；要求人積極投入社會生活，為自己、也為別人造福；倡導人們從宿命論和超自然力量中去尋找人間災難的根源，用自己的善惡觀、道德觀和戒律來約束人們的行為，有效地減少了部族間的摩擦，使已有的沖突得到緩和；要求只要每一個成員都做部族認為正確的事，他就會贏得一切神靈和部族成員的贊賞，反之，就會受到神靈的報應、懲罰和部族成員的譴責；主張部族對神靈承擔特定的道德義務。赫哲人族對烏蘇里江、黑龍江、松花江，蒙古族對鄂嫩河、克魯倫河、嫩江、遼河，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達斡爾族對伊敏河、諾敏河、海拉爾河和多布庫爾河等都十分崇拜。他們視神山是神靈的化身，從不亂打神山上的動物，也不砍神山上的樹木。維吾爾族很重視打獵的季節，盡力避免打到正在懷孕或哺乳的野生動物、不許虐待自己的牲畜、宰牲畜吃肉時不許宰殺未滿周歲的牲畜。鄂溫克族以鳥作為氏族的圖騰物，每個部族都十分尊敬自己的圖騰物，不打、不恐嚇它，更不許外氏族的人傷害。他們認為污染大自然是極大的罪孽，會給自己和部族帶來災禍。

這種規范將宗教和道德融為一體，集精神和文化于一身，具體的行為標準在很大程度上約束了部族成員的日常行為。使人們自覺地將自己置于某種超自然力量的控制和保護下，只有克制、知足、行善、奉獻才能獲得幸福報償。在人與人的相互交往中，促進了人與人關系的和諧發展。強調個人的道德責任和奉獻精神，設計出符合部族文化利益的行為標準和價值體系，逐漸成為民族或區域文化傳統的部分，具備了自己獨特的文化功能。

三、對信仰、禁忌的解釋功能

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盡管沒有形成一套完備的、系統的理論體系，但是，它通過各民族長期傳承的神話傳說、宗教信仰、習慣法及日常生產、生活習俗流傳下來，影響至今。

藏族、蒙古族和維吾爾族分別創造和流傳下來了《格薩爾王傳》、《江格爾傳》和《十二木卡姆》等大量的傳說故事。《魏書·高車傳》記載：“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

(單于)筑高臺，置二女其上，將以與天之(天不至)而狼來，女下為狼妻而生子，后遂滋繁成國。”在突厥的起源上也有“其先國于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忍殺，刖足斷臂，棄于大澤中。有一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與狼交，狼有孕焉”的傳說，反映了突厥的狼祖崇拜；蒙古族崇奉蒼狼和白鹿，《蒙古源流》就記載了不許傷害蒼狼、白鹿的故事，實際上這些圖騰崇拜都源于生存的需要。突厥人崇拜狼是因為狼對游牧經濟影響很大；通古斯人崇拜熊，熊是狩獵中遭遇的最兇猛的動物之一；蒙古人崇拜馬，馬在蒙古人的游牧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鹿則是鄂溫克人得力的運輸工具，他們的生活用品和打到的野獸完全依靠馴鹿馱運，鹿成為鄂溫克人的“森林之舟”，這些流傳至今的創世史詩和神話傳說包含著少數民族樸素的生態自然觀和生態道德觀。這種對自然的敬畏、崇拜反映出人在面對自然關系時的倫理選擇以禁忌、崇拜的形式表現了出來。

春天是許多動物產崽的季節，對于那些產崽的動物少數民族先民不僅不準打，還要加以保護。

東北鄂倫春族不準打正在孵卵或哺乳的雌『生禽獸，他們相信打了以后再也不會打到獵物；要求在特定時間，對特定區域的森林實行封山育林，禁止濫砍濫伐樹木、隨意捕殺動物，避免驚動動物、植物的神靈；認為對一只動物的善行等同于對人的善行，對一只動物的惡行等同于對人的惡行，違犯禁忌會給本人和部族帶來災難。因而禁止人們對野生動物亂捕濫殺。維吾爾族也很重視打獵的季節，無論是在信仰佛教、摩尼教或是伊斯蘭教的環境下，維吾爾族都要求不能為滿足自己的私利隨意獵殺、捕捉飛禽走獸。保護、關愛動植物成為少數民族共同的傳統美德和生活習慣。這種出于對自然的敬畏之情、把大自然看成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觀念體系、反對對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濫墾、濫伐和污染，是少數民族生態倫理道德和生活方式的出發點。“敬畏天物”、注重與自然環境的融合，在客觀上減少了對自然的破壞，保持了生態資源的多樣性。

四、對生活習俗的保存和傳遞功能

我國的許多少數民族，歷史上都曾經歷過一段自然崇拜、圖騰崇拜、祖先崇拜的時期，同各種鬼神思想也通過祭祀節日、風俗習慣的形式保存下來。狩獵民族的舞蹈內容多是以象征性的方式捕捉動物。“逐水草而居”的少數民族形成了住氈包、帳篷，吃牛、羊肉，以奶茶、奶酒為飲料的習慣，從事畜牧業的少數民族有著穿皮毛衣褲、扎皮腰帶、紅白喜事、節日吉慶都離不開牲畜的生活習俗；而生活在綠洲農業區的維吾爾族、烏孜別克族則以米、面、肉食為主，穿棉、綢、布衣，腰間扎布巾，“逐漸形成了新疆民族充滿生氣與活力、豪邁剛直、慷慨激昂的民族精神和深層文化結構”。鄂倫春族崇拜樺樹，樺樹木材堅硬，能用來蓋屋、造船，制作食具、飲具、盒箱。《龍沙紀略·物產》中記載：“鄂倫春地宜樺，冠覆器具廬帳舟渡，皆以樺皮為之。”諾魯孜節是現在新疆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少數民族的隆重節日，也稱為“春分節”，每年諾魯孜節要舉行拜水、拜樹、敬土地、敬自然等一系列活動；將一盆象征春天的青苗放歸河流，讓它順流而下，希望將綠色播撒大地，給人們帶來吉祥、豐收。塔塔爾族在6月過“撒班節”、蒙古族在“夏初節”舉行預祝畜牧業豐收的慶祝活動、塔吉克族有“祖吾爾節”和“鐵合木祖瓦斯提節”，這些節日都是為了期盼風調雨順，獲得大自然的佑護而舉行的農事節日。它保持了各民族豐富的傳統文化中最有價值的各種技巧和方法，象征性地強化了文化意義上的各種活動。

五、對人類與生態環境關系的調控功能

人類作為社會存在物同自然界發生關系，生存是必須滿足的基本需求，生產方式從來都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自然地理環境對人類的支配作用極大。少數民族生態倫理思想為人們提供了一套有組織、有系統的宇宙觀念，為人和環境建立起相互榮辱與共的聯系。